杰亮

杨振宁，1922年9月22日出生于中国安徽省合肥市。1938－1944年在中国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读书，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1945年赴美求学，1948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6年与李政道共同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原理，因而共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一原理彻底改变了人类对对称性的认识，促成了此后几十年物理学界对对称性的关注。1954年，同米尔斯博士创立了“杨－米尔斯规范场”论（Yang-Mills gauge theory），是研究凝聚原子核的力的精深理论。1967年杨振宁提出了一个方程，后来巴克斯特也讨论了此方程之其他意义，世称“杨－巴克斯特方程”。1949－1955年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研究员。1955－1966年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1966年起任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艾伯特•爱因斯坦讲座教授兼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1970－1976年任洛克菲勒大学董事。1986年获美国“国家科学奖章”。1994年获美国费城富兰克林研究所的1994－1995年度鲍威尔科学成就奖。1994年6月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2001年获费萨尔国王国际奖的科学奖。复旦大学名誉博士。

读书教学四十年

作者:杨振宁

今天，我在复旦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对我来讲，这是-个很大的荣誉，也使我深有感受。记得，一九七一年我第一次访问新中国，我所到的第一个城市，就是上海；我所访问的第一所大学，就是复旦大学。那以后到今天，我访问新中国共十九次。在这当中，我曾多次来到复旦大学。从一九七四年起，我就同复旦大学物理系、数学系的好几位教师有了很密切的合作研究关系，这对我了解物理学和数学有很大的帮助。胡和生教授就是跟我合作的几位教师之一。那以后，我又通过复旦大学的教师、研究生去我们学校访问、念书的机会，与复旦大学有了更多的接触和联系。正因为这样，今天我接受复旦大学授予我的名誉博士学位，感到特别高兴。

大家都知道，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全世界对新中国这样一个新的发展方向感到非常兴奋。我讲这句话，并不仅是代表在海外的中国血统的人，而是包括了西方各个阶层的人。因为，新中国现在采取的一个新的政策，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了不起的新的变化。能看到上海市正在生气蓬勃地采取许多新措施，我感到非常高兴。

今天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在这儿，我想，这就意味着新中国能在以后二十年、四十年、五十年之内，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中国。这是一个极好的开端。

今天，我和大家谈谈自己读书、教学的经验。

我是一九二二年在安徽省合肥市出生的。我的名字杨振宁的“宁”字，许多人解释说我是在南京出生的，这是不正确的。这个“宁”字来源于怀宁。因为在我出生时，我父亲是安徽省安庆县〈那时叫怀宁，是安徽的省会〉一个中学的教员，所以我的名字叫杨振宁。

我在安徽合肥生活了六年，合肥那时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城市。城里的马路窄得连一辆汽车都通不过。记得，一九三七年我在读中学的时候，曾回到合肥住过几个月。我家那时离合肥城里最大的一条街相距很近，可是就在那里也没有电灯，只有在那条大街上才有灯。所以，那几个月里，我晚上念书只能用煤油灯，

二十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的时候。那时，孙传芳的军队曾多次打到合肥。每次军队打到城里，人们都逃到农村、教会或医院去躲避，我一生中第一次记忆最深的，就是在一次出逃回城后，一到“四古巷”家里，就看到房子的犄角里有一个子弹孔。

在我四岁半时，开始由母亲教我认字。五岁时，家里请了一位老先生教我和其他堂兄弟姊妹念书。那时所谓念书，是念一本叫做《龙文鞭影》的启蒙书。这本书我念得很熟。一九二八年我六岁时，我父亲从美国回来（他是在我一岁时去美国念书的），我和母亲一起去上海接他。然后我们三人一起坐船去厦门，因为我父亲接受了厦门大学的聘书，任厦门大学数学系教授。也许在座的很多同志认识我父亲，他曾经多年在复旦大学任数学系教授。那时我虽然看见过我父亲，但事实上却等于看到一个陌生人。当时他问我念过书没有，我说念过。他说念过什么书，我说念过《龙文鞭影》。他问我是否会背，我便从头至尾背了一遍。他问我是什么意思，我却完全不懂。不过，他还是送了我一支自来水笔，这是我一生中所看到的第一支自来水笔。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7-16 07:32 编辑 ]

杰亮

小学与中学

一九二九年，我随父母从合肥搬到北平清华园。大家也许知道，清华园有一个美丽的校舍。我在清华园前后共住了八年，读了四年小学和四年中学。那时中国处于一个动荡的时代。当我的同龄人正遭受困难时，我能在这样一个被保护起来的环境下度过美满的童年，是非常幸运的。

我在清华子弟小学――承志小学念了四年。一九三三年进崇德中学。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我们全家先搬回合肥，后又迁至昆明。我在昆明念了半年中学。由于许多学生都是逃亡者，没有固定的地方，所以当时教育局规定，学生可以不在一所学校念完中学，并可以用同等学历考大学。我就参加了当时的大学考试。一九三八年我刚进西联大，那里就遭轰炸。我在昆明的七年里，几乎无时没有被轰炸的危险。记得有一天，日本飞机来轰炸，我家园子里正中一弹。幸而我们一家人都躲到了乡下，或进了防空洞，所以全没受伤。每当我从城外往城里走，我都担心着我家是不是遭到轰炸了。那以后几天，我拿着铲子到废墟里去挖。当我挖出几本书时，我兴奋极了。今天就很难想象，在当时的情况下，几本书对一个大学生的意义。

坚实的基础：在西南联大

在西南联大，我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西南联大的物质条件实在是非常差的。那时的教室是铁皮的房子，下雨时“叮叮当当”地响；地板是泥铺的，下雨后踩成一个个高低不平的坑；图书馆的窗是没有玻璃的，每当刮风时，我们必须拿一样东西把书本压住。尽管物质条件很困难，但教师们教得很认真，学生们学得很用功，所以我在那里还是学到了许多东西。

那时的大一国文课采用的是轮流教授法，即每个教授轮换着讲授一至两个礼拜。一般来说，这种办法极易产生紊乱。但那时西南联大教师阵容很强，这种轮流教授法使我们学到了多方面的文史知识。记得那时教我们的教授有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王力先生、罗荣先生等很多人。我的大一物理是跟赵忠尧先生念的。赵先生现在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已经八十多岁了。我的大二电学是跟吴有训先生念的。他曾经很多年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后来是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校长，解放后任过多年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于一九七七年去世。我的大二力学是跟周培源先生念的。周先生曾任北大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现在也已经八十出头了。

那时，所有的教师对学生的要求都很严，而我们学生学习的态度也确实很认真。

一九四二年，我在西南联大毕业后，就进了西南联大的研究院。在研究院的两年，对我以后的研究工作有着关键性的影响。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28 08:38 编辑 ]

杰亮

前后六年我在西南联大所受的教育，为我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很深的基础。

在联大给我影响最大的两位教授是王竹溪先生和吴大猷先生。王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三十年代曾去英国学统计力学，一九三八年取得博士学位回国，任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四二年我进研究院后，就请王先生做了我的硕士论文导师。他

把我引到了统计力学的道路。这对我一生的研究工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直到今天，统计力学还是我最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之一。王先生后来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不幸在一九八三年去世。

吴大献先生现在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在三十年代就取得了美国密西根（Michigan）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当教授。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自己设了一个试验所，一边从事理论研究，一边搞试验。他的研究方向是分子光谱学，工作量非常大。一九四二年在我快要大学毕业时，由于教育部规定每个得学士学位的学生，必须写二篇学士论文。于是我就去找了吴先生，请他指导我做学士论文。他指导我的方向，是群论与分子光谱的关系。群论是数学里的一个学科。这次论文的写作，把我引导到了群论与物理学关系的方向上，对于我以后的研究工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一九四四年我从联大研究院毕业取得硕士学位后，参加了清华大学的留美考试。一九四五年夏天，我动身去美国读博士学位。这期间，我在联大附中教了一年书。

科学研究与风格

由于在西南联大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打下了扎实的根基，使我得以对物理传统的价值观念有了一个自己的评价。任何一个学科，如果你要想有所创新，就必须有自己的见解；如果只是跟着别人走，就不可能有新的革命性的建树。换句话说，在你学习的时候，必须对自己的老师的风格有所认识。我在西南联大时，就渐渐地使自己达到了能够欣赏老师的风格的程度。当时有三位物理学家是我最佩服的。他们是：爱因斯坦（Enstain）、费米（Fermi）和狄拉克（Dirac）。

我到美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哥伦比亚大学找费米，因为战前他曾在那里当教授。可是在战时他去洛斯阿拉漠斯（Los Alamos）主持造原子弹的工作。因为他的行踪是保密的，所以一般人都认为他失踪了。使我非常惊讶的是，我去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问费米教授什么时候上课时，那里的秘书竟没听说过有一位叫费米的人。

后来我去了普林斯顿大学。在那里我遇到了张文裕教授。他现在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名誉所长。我曾在西南联大听过张先生的课。他告诉我说，费米打仗期间在洛斯阿拉漠斯，那时他已听说费米要去芝加哥大学当教授。所以我就请求去芝加哥大学学习。

有血有肉的物理学：芝加哥大学

在芝加哥大学，我接触较多的除了费米教授，还有一位是泰勒（Te11er）教授。泰勒先生被称为“氢气弹之父”。他那时是芝加哥大学的一位相当年轻的教授。当时在芝加哥大学有三位教授对我影响较大，他们是：费米、泰勒和另一位实验物理学教授艾里逊（A1lison）。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28 08:37 编辑 ]

杰亮

主持人的话:亚洲研习会、拉丁美洲研习会和石溪国际艺术会联合举办一系列关于亚洲、拉丁美洲及非洲的演讲和电影项目。今天晚上，我们很荣幸地请到杨振宁教授替我们主持第一个演讲。杨教授是诺贝尔奖金得奖者，是石溪大学阿尔拔.爱恩斯坦讲座教授。关于杨教授，这里不必详细介绍了。他刚从中国大陆旅行回来。他在中国逗留了四个星期，游历过很多地方，与很多政治界及学术界人士见过面，而且受到中国总理周恩来邀请，参加了一个长达五小时的宴会，在会上还有十五名中国科学家。在与中国各界人上会谈和游历很多农村和城市后，杨教授今晚同意让我们一起分享他所得的一些印象。杨教授的敏锐观察力是学术界中所熟悉的，除自然科学以外，他的学识及兴趣还伸展至考古、历史、文学和人文科学等各方面。他亦很关心在美国的政治及社会的变化。很幸运，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他一个参观机会，让他看看这一个多年来与美国断绝正常关系的国家。现在正当联合国在辩论中国代表权问题时，也是美国的亚洲政策——尤其是美中关系——有所改变的时候，我深信杨教授的演讲肯定是富有资料性及会起推动作用的。诸位，现在让我们郑重地请杨教授开始演讲，题目是：“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热烈鼓掌）本文译自日本《读卖新闻》(1973年7月26日》。原载《留美华裔学者重访中国观感集》(香港七十年代出版社出版)

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

1971年9月21日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演讲

　　

杨振宁

　　谢谢各位。

　　有人提醒我今晚会有很多听众。但我还是料不到这么挤迫。几分钟前，我提议应付挤迫的最好办法就是宣布把我的演讲改为物理学演讲。（笑声）好了，笑话说完了。让我说一句。这次美国人民方面，对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所表示的强烈兴趣，正显示出了两国人民之间有一种真诚的希望和需要彼此互相了解。

　　在我开始谈到中国的现况之前，我首先要报道一下我这次旅行的目的和程序。在四月中，我知道父亲因病重入院留医的消息，（其实他在三月时已曾一度失去了知觉，现在仍在上海医院里，）同时间，美国国务院又宣布解除那二十年来对中美来往的封锁，于是我就想：为什么我不借此机会回去探亲呢？而且还可以了解我曾在那里度过了二十三年的、久别了的中国的今天的真实状况。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8-21 11:49 编辑 ]

杰亮

旅行中国的四个星期中，我在上海与北京分别逗留了约两个星期。有一天，我还到过离上海三至四百哩的合肥，我在那里诞生并且曾经度过六年的童年时光。此外有一天我还到过一个叫“大寨”的著名模范人民公社，我很想了解今日中国如何解决农业问题。在北京和上海，我分别参观了三间大学，就是上海复旦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我还有机会参观了中国科学院的三间研究机构，那是生物化学研究所、生理学研究所及核物理研究院，前两者在上海，后者则在北京。有一天我问及我在北京的接待人，我在三十年代就读的母校，崇德中学是否仍在。他们回去查问了一下，第二天便告诉我：这学校仍然存在，不过现在改称北京第三十一中学，于是安排了给我去参观一天。

　　我发觉今天的中国是完全地改变了，和二十六年前我所认识的中国已完全不同。而这也就是我今天晚上想报道的事。在我还没有分别指出这些大变动之前，我想归纳一下我所见到的变化，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值得中国人自豪的一点，就是：“精神”。

　　用四个星期的时间来访问阔别了二十六年的中国，经验是多方面的。在这里我希望尽量报道在中国各方面的体验，好让你们也分享我经历过和看到过的每一件事物。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线性的”演讲中，是很难办到的。

　　对于在座的大学生来说，先从教育和研究方面谈起似乎是最适合的。我在前面谈到的第三十一中学，位于北京市中心，以前是一所男生寄宿学校，现在学生增加到一千六百人，等于原来数目的四倍了。我最感兴趣的，并且也是跟这里的大学有戏剧性的不同的，就是文化大革命后的教育观念。文化大革命是在六六年中期开始的，到一九七〇年已大致上成功结束。一种新的革命观念正在和教育制度结合起来。文化大革命不但改变了政治，甚至改变了国家其他各方面的行政。

　　文革期间的混乱

    我感到惊奇的是我看见人们谈到文化大革命时都似乎毫不紧张，而且表现得很轻松。事实上，他们还乐意以此为话题。因此，我也觉得文革已成过去了。文革对于清华大学本身也有很大影响，事实上，大家熟悉的红卫兵就是在这所大学里诞生的。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一群清华大学附中的学生在会议后决定自称为红卫兵。他们那时的主要目标是为了要消除没有依照毛主席路线办事的高层政治官僚。这种思想和行动很快传遍了整个中国。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到处都出现了红卫兵。在清华大学，红卫兵占据了学校的行政部门，跟着其中产生两个派系，引起了很多混乱，彼此发生争执。而且一些青年继续地占据校中楼宇，甚至产生械斗，因此学校里的物件曾遭毁坏。他们指给我看一处屋顶，在红卫兵用自制武器互相打架时遭捣毁，至今仍未重建。在一九六八年初，他们都感到有些混乱，有些学生离开学校，剩下数百名最热心的学生还逗留在占据的校舍中，他们每天都打架。（笑声）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当外边已解决于党领导问题后，三万个工人开始开进清华园，他们不携带武器，只带来两句口号，用中国话来说，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译注：杨氏讲时先用中文，后用英文译意。）这庞大的人群包围了校舍。学生开火，有五个工人牺牲，七百人受伤。但工人还是不采用武力还击。结果这些学生见到工人的人数实在太多，在第二天就投降了。这两派的学生领导人现在仍在校内，其中两个微笑的小伙子，我还给他们拍了照，只可惜照片给这里附近的一间照相店丢失了。我很生气，不过我还没有要求他们赔偿。（笑声）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8-21 11:51 编辑 ]

杰亮

我要举一个在大学里关于理论联系实践的例子，就是我在四十年代初期的一位同学。黄昆教授，他在理论固体物理学方面有专门的研究，在英国曾与密士.邦（Max Born）在一起，他现在是北京大学的一位物理学教授。他告诉我，他大部分的时间在离校园不远的半导体工厂里工作，他说在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因为在以前，对他来说，一件半导体元件只是纸上作业，现在能观察这些东西的制造过程，这对于指导工厂里的学生和工余的工人们认识这些元件的原理，都是很有用处的。

　　教育上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学校的招生制度。要是认为这里的美国学校的招生制度，算是革命性的话，那么他们就更应去中国学习。中国的教育制度是十年制的，前五年是小学，后五年是中学，孩子们在七岁左右入学，比美国的孩子迟了一年，在十七岁左右中学毕业，毕业后就被分派到各个工厂或农村工作。他们也可以自愿参加解放军。使我起先感到奇怪的是，这也是极大部分人的第一选择。但解放军只能容纳很少人，而且服役只有三年，三年后就要让位给新人，因此很少人能参加解放军。那些不能投入解放军的青年，便会在农村或工厂中工作，经过两、三年工作后，若被认为适合，就会被同一公社的社员和行政人员选派到大学去读书。这样的竞争也很激烈，因为中国现在有七万个公社，假如每个派出一个学生，那么，大学里就会有七万个学生。我问大学里的教授，关于这方面的实行情况，他告诉我现在其中还有很大的困难，因为过去他们从未处理过这一类的学生。

　　经过讨论后，我深切地感觉到用这种形式选择出来的学生中绝大多数具有非常良好的求学动机，而我也相信他们一般智力程度和以前任何旧制度下的学生一样的好。由于这些学生的学识背景很不同，因此带来许多教学上的困难。教授们要不断地重新编写课本和学习新方法来适应学生的需要，并绝常注意理论和实际的紧密配合。
　科研工作曾停顿两年

　　正如我前时提过，我访问了三间研究机构，在核物理研究所里，他们给我看过一些朴实的仪器，有一座范德格拉夫静电加速器（Van de Graaff generator），一座回旋加速器，和一座核子反应堆。这些都是五十年代时在苏联帮助下建造的，显然这些仪器都并不怎么先进。他们告诉我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科学研究工作曾停顿了至少两年，近来才重新开始。在好几次同他们的谈话中，我得到两项结论。一、中国科学家一直都很有信心地工作，无论他们决定造些什么加速器，他们都有能力制造？二、中国科学家正热烈地讨论着应该造些什么加速器。从他们问及我关于制造一座重离子加速器的事情看来，我猜他们正在建造这一种。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8-21 11:55 编辑 ]

杰亮

　有人问我想不想看看用针刺麻醉来动手术的情形，我说好的。于是有一天早上我就被带到北京北部的第三医学院去参观了四个手术。最复杂的是替一个年约二十五至三十岁的年青妇人从腹部除去肿瘤。手术长达九十分钟。针灸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一种医学，但在十五年前才有医生发现用针灸来麻醉可产生最大的效果。起先一些医生认为：针灸可以镇痛，为什么不能用来作手术麻醉呢？他们开始尝试将针灸用于简单的手术上，例如扁桃腺的割除等，结果非常成功。此后他们就以针灸来代替以往的麻醉方法。现在针刺麻醉正普遍地施行在一切手术上，甚至长达六至八个小时的脑手术，也可用针麻而顺利成功。所谓 “针刺麻醉”，是这样的。先让病人躺在手术床上，用针刺在身体的特别位置，针头深入约为两公分，针尾与一电极相接，另一电极则放在病人背部，然后接上一副用电池发动的电力脉冲波产生器。这副机器产生锯齿形脉冲电流，电力在十二至十五伏特间，频率约为每分钟一百至一百五十周波。我同时又见到病人的脚趾也正以同样的频率颤动。（笑声）通电后大约二十分钟，假如顺利的话，手术可以开始进行了。我曾问他们，针刺位置要求的准确性如何，他们的答复是大约在几个毫米左右。当时，我看见针插在那妇人的小腿上，医生问她：有没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她说有。有没有从小腿蔓延到脚趾？她说有。有没有向上蔓延到大腿去？她说有。我问医生：一旦她说没有，你们怎办？（笑声）他们的答复是：在传统针灸学上，这样便是“得不到气”（Connected），为了要达到得气，我们会将电力的频率改变一下，或在更多的情形下转移针灸的位置约数毫米。二十分钟后，医生们认为病人已准备好了，我问他们怎么知道二十分钟就已经足够，他们说：“因为我们已替四十万个病人施过手术了。”（掌声及笑声）在割开她的肚皮时，我正在跟病人谈话，病人的脸上连一点异样的神色也没有，所以我知道她是没有感到痛苦的。我问她有些什么感觉，她说她只觉得有些东西似乎在触动她的胃部，但并不觉得痛。后来我在上海生理研究院问好几位医生有关针刺麻醉的理论如何，他们告诉我，痛苦是由于神经细胞上传进电波的结果，因此想到了两种电波互相干扰的理论，一种是来自电极，另一种是来自割切的伤口。在猫的身上试验的结果，说明这理论可能是正确的。但他们仍未有打算公开这理论。四十万病人是一个庞大数目，因此医生们很有信心和容易知道针刺麻醉对哪些手术最成功，对哪些手术没有那么成功。他告诉我，一般来说，施头部的手术效率最高，而对胃部手术效率最低，总的效率大概是百分之九十。假如遇到针刺麻醉无效时，他们当然会替病人注射麻醉针。关于中国采用针刺麻醉的方法。在医学上有三大原因：

　　（一）对医生或护士们而言，针灸比平常的麻醉方法易学，因为一旦学懂了几种针灸的施用位置后，其余的就很简单了。

杰亮

　（二）病人在手术后，把针拔去，对病人方面没有任何不良的反应。

　　（三）因此据统计，病人能迅速复原。

　　堕胎方法比外国进步

　　有人告诉我，卫生部认为针刺麻醉的理论研究将是明年的一个大课题。除了针灸外，第二个大课题便是节育问题。由于中国人口多，节育的研究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节育用品广泛地为中国人民采用着。中国的医生教导人民采用药丸，除了二十二天生效的一种外，还有一种是每月只服一次的。当生物化学研究所的人问我，国外是否有更新的避孕方法时。很可惜，我未能提供更好的方法。（笑声）在医学的某些领域上，今天的中国明显地是比其他国家更进步的，其中之一便是堕胎的方法。例如外国所普遍使用的真空吮吸法，原是首先在上海使用的。我在上海的一间妇科医院里问一位女护士，他们有些什么困难。她告诉我，他们所处理的大多数是堕胎手术。不过，他们还在继续研究新方法，在这方面他们都充满信心。在必要时。怀了六个月身孕的妇女也可以安全堕胎。当我问及成功率时，她想了一会儿，然后说，直到现在，还未有一个母亲在施手术时遇到严重困难的。

　　上海约有三成妇女穿裙子

　　中国传统仍然存在

　有一种流行想法，以为生活在强调“为人民服务” 的气氛下，一定使人成为奴隶，不能笑，心情一定不会是轻松愉快的。我自己也是存着这种想法进入中国的。后来，我发觉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有一次我去参观我故乡合肥的一间纺纱厂，厂内有一万二千工人，当时引导我参观的是厂的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应当算是全厂最高第一负责人了。但当我提出问题时，十多个围着我们的工人都一齐争着开口回答，这时候，一种既轻松又愉快的心情使我感到奇怪。后来在晚上我分析一下自己：为什么会感到奇怪？我发觉自己以前的想法是：中国的制度强调人民的工作和自我牺牲，这样生活会很紧张。现在我了解到这种想法是不真实的。我又问自己：为什么不真实？我不是一个研究社会学相历史学的人，又不是研究政治的，所以得不到正确的答案。但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现在中国政府在制订政策时，很能注意到中国的过去传统。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产生了固有的传统，这不是已成过去，而是仍然存在的。我认为——这可能是我片面的了解——中国的领袖懂得怎样引导人民的力量和一切活动去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杰亮

让我再举两个例子。人们也用很美丽的书法把小红书的其他一些句子写在墙壁上，其中一句是：“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如果你去参观医院、大学或任何研究机构，也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标语。

　　另一句话正恰当地说出了今日中国的外交政策，那句话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译者按：杨氏先用中文说，后又自己译成英文。）据赖斯顿的报导，中国总理周恩来很关心将来亚洲的军事力量的均势，他很注意：一，日本的军力，二，美国对日本的扶植。

　　我曾被邀请、而我自己也想去看两部日本电影。一部是描述日本与俄国在一九〇五年所发生的大海战的，另一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与美国的海战片。这两部电影有许多地方都明显地表示出：在日本，有一撮人对建造海军大感兴趣，这可能是一个自然的倾向，但使我吃惊的是，在其中的一部电影中，有一个日本将军说： “满洲（即中国东北三省）是日本的生命线”。这句话没有受到处理，依然留在那里，这句话就好比——幸而没有这样一部德国电影——今天的德国人不加注释地说：“捷克是德国的一部分”，其含意是相同的。完全可以理解，中国人对这些事都极端敏感，我希望各国领袖们都能对此加以小心处理。

　　也许我应该结束我的演讲，给你们看看我的幻灯片了。我拍了成百张的幻灯片，但在这里我只预备了二十五张给你们看。在我结束以前，我想总结一下我所得到关于中国人的精神的印象。在我居住的旅馆房间内，挂有毛主席写的一首诗。在日夕相对的两个星期当中，我对其中的两行特别欣赏。这大概是因为我认为这两行正集中表现了今日中国人民在政治形态上表现出来的雄心和期望。我的译文肯定是很差的，尤其是中文诗与英文诗在音韵方面和抑扬顿挫方面的分别，使中文诗的气势很难用其他语言表现出来。但我也愿意试试。这两句诗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意思是：“Aspiring to heroic goals sacrifices we dare make. Creating a bright new world , stars, moon and sun will order changed. ”谢谢大家！（热烈鼓掌）

杰亮

　　△这是早上六点钟北京近郊的一条街道，有许多男女骑着自行车上班。有人告诉我，北京有一百五十万架自行车。

　　△我的家乡合肥街道的一个角落。我还记得这个角落——一个中世纪式的地方，有许多小铺子。

　　△这是北京第三十一中学，我曾在这课室里念第八班。

　　△这个女学生正在运用校办工厂的小刨床。

　　△这一班正在上英文课。中国强调，没有任何行动和任何读物是不带政治性的，因此我们看到他们的课本里有很多政治性文章。

　　△这是我曾提过的那一家在合肥的纺纱厂，里面有工人一万二千名。我还记得，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全市甚至连电力也没有呢。

　　△北京的大街。左边的是人民大会堂，不同地区及职业的代表在里边开人民代表大会。它能容纳一万名代表。

△上海黄浦江一景。

　　△在北京，一些男孩子用黏胶捕蝉。我问他们怎样处理那些蝉，他们答不出来。（笑声）

　　△这是北京的一间回教食物店，现在北京已没有回教庙宇，但仍有人守着回教的斋戒。

　　△这是一所幼儿院。我对一个保姆说：“替小孩拍一张行吗？”她说：“行！行！”孩子们争着走过来对我说：“替我拍一张！”“替我拍一张。”（笑声）

　　△这是大寨的一所小学。那里的学生每天都要从事一小时劳动。这些女孩子挑着石块，这些石块是用来制石灰盖房子的，背景的房子都是那四百个农民在冬天建的。

　　△中国军队招收青年男女，这是两个在军队里的女孩子。

　　△上海的一个女护士。

　　△背后是故宫，正宫后边是煤山，三百年前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在这里自杀。

　　△故宫后院是一个博物馆。这博物馆常常挤满了人。我的向导告诉我，在星期天，通常有三万人前来参观。

　　△这是博物馆的一角，自一九五八年，他们不断地把它修建，你们可以看见有一边已经改建了，另一边则仍然保持原状。

　　△外国谣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过激的红卫兵破坏了很多古物及建筑物。我猜中国政府为了要表示这种说法的不正确，很自豪地展示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的古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