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贴者按】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任教于美国哈佛大学。不久前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第六届“严复经济学纪念讲座”上发表了题为“国富国穷，原因何在”的演讲。值得注目的是他在演讲中指出:一个经济体或国家在经历一个时期的经济成功以后就会有所倒退。事实表明，许多国家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在经历长时间内的经济成功之后，都会不可避免地走向成功的反面，这已成为一种发展模式，被称为“停滞的长期模式”（long-run pattern of stagnation）。而荷兰经济或者英国经济（Dutch and British economy）在现代早期的兴起，打破了这一发展模式。本栏目在编贴时对题目作了改编。
Simon Johnson和Daron Acemoglu教授构建了对早期现代欧洲政治制度的估计变量——“对行政部门的限制”（constraints on executive），这些变量是根据对民主以及政治系统中其他方面的数据构建的。他们的研究表明，英国和荷兰出现了政治上的变化，通过政治制度变迁，英国变得与其他欧洲国家显著地不同。历史经验暗示了“经济增长与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变迁有关”的假说。
一个问题由此产生——不同国家中的不同制度是怎么来的？英国通过抛弃旧制度的方式获得了新制度；而非洲国家的制度很差、激励低下，那它们为什么不改变这些落后的制度？在一个看起来有点停滞的经济中，收入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改善、社会结构的变迁等都来自于快速的经济发展。我们判断制度好坏的想法实质上是一种政治观点。君主认可了垄断，掠夺了人们的财产，这对君主来说是好的，但对整个英国社会来说是可怕的。后来怎么样了？是否有人劝詹姆士二世说这对整个社会有害？社会并没有等待他，他在战争中失败了。战争使制度发生了变迁，君主不再拥有同样的权力了。社会中有冲突是因为不同的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对社会群体具有重大的影响。一个社会有怎样的制度是一个政治过程的结果（outcome of a political process）。
一个是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这是修道院衰弱（expiration of monastery）的结果。可以从社会群体拥有的土地的百分比看出来：在1436年时，士绅阶层（gentry）只拥有少量的土地；在英国历史上，士绅是具有商业倾向的地主，他们为市场生产，通过并购教堂的土地而实现扩张；土地的扩张加快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到1866年，士绅成为对改变经济制度和控制专制统治具有强烈兴趣的群体。另一个在17世纪发生的事件是远洋贸易的扩张。
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在于，17世纪英国的政治冲突发生时，投资于贸易的商人对于制度变迁有着强大的推动力。在国内战争中，他们站在了国会一边，并且对于改变既有的经济政治制度有巨大的兴趣。我想这期间的巨大的结构变迁——英国社会，土地的所有权，以及商业扩张——对于利益和社会权力的分配有着巨大影响。光荣革命是一个在质上很不同的社会革命。一般来说，革命的总表现为：它发生了，但后来倒退了。 Robert Miehels教授称之为“寡头铁律”（Iron Law of Oligarchy）。寡头铁律描述了这样一种情况：社会的高层改变了，但他们的利益及行为与先前的统治者们并没有什么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