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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复旦酝酿章程约束校长权力 [打印本页]

作者: 无锋 时间: 2011-1-4 11:00 标题: 复旦酝酿章程约束校长权力

来源：金羊网-新快报
2011年01月04日00:06

　　实现学术行政权分离

　　新快报讯 2010年12月30日，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表示，该校正在起草《复旦大学章程》，其中会划分和限定各种权力，包括校长的权力，学术委员会可召见问询校长；复旦也将组建本科生院强化学士培养。

　　据《新京报》报道，杨玉良承诺，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工作不是空架子，学校为此设计了专门的会议制度和“召见-问责”制度。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可以就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单独召开会议，形成独立决议。如果他们觉得对校内有些情况或某个问题不太了解，就可以召见校领导，进行问询，甚至是问责。

　　复旦在通识教育方面也将有大胆试验，将成立本科生院，并把教务处、招生处、学生处等部门以及书院合并进行统一管理，以保证学校资源的合理配置。

　　杨玉良表示，书院是学生生活、学习的天地。每个书院都会聘请院长，学生规模相当，还要配置住宿、管理和公共活动的设施设备。（何宁整理）

作者: 无锋 时间: 2011-1-4 11:01 标题: 复旦“立宪”分权是体制内破茧

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93_9993.html

复旦“立宪”分权是体制内破茧
周明华　
　
摘要：
朱清时的独行特立，虽然获得了掌声，然而，手握“招生粮票”的有关部门，至今尚无动容的表情。由于像南方科大与复旦这样的改革先行者，尚为极少数，这让我们隐隐感到，横向的“分权”比纵向“分权”更难。

目前复旦正制定《复旦大学章程》，相当于复旦“宪章”，以限制校长和其他行政管理者的权力。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就是杨玉良院士履新校长两周年。杨玉良称：“校长的权力不能无边……大学没有了学术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没有了魂的大学就成了野鬼。”谈及治校理念，杨玉良总结了十六字治校方针“学术为魂，育人为本，依法治校，民主决策”。（1月2日《新京报》）

杨校长的这一步棋走得很自信，很坚定，我分明感受到了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身上本该富足的那股清新的傲然正气。这种理想与现实充分结合的气节，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必须、所期待的。复旦“宪章”中最核心的改革便是，学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退出学术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形成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有效隔离，并设计专门的会议制和“召见-问责”制。校领导若违章染指学术，完全可能有被问责与质询。

复旦改革的这一招出手较重，颇有壮士断腕、自割腿肉的英雄豪气，这的确难能可贵。社会总是在不停地前行，知识分子总有成为我们社会前进方向的知道分子之时。他们的先知先觉并毅然去先行先试，是在切实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去践行与影响着社会前进的方向。在这种坚守中，必然会有观念、行为的改变。无疑，改变就是观念突破，改变是对旧有思维的革新，改变是解放一长专制的生产关系，改变是对未来的期盼，改变可以成为一盏前行之灯。

回望中国大学校园，之所以总不出大师，原因固然较多，但根源还是校园的“官衙化”，很多书记校长、处长教授们，把学场弄成官场，权力一手能遮天，这难免让失监的权力迷失方向。我们不妨来听听外国人如何形容我国大学的“官况”的：中国的留学生想钻研学问去英美，要想干上副部级就回中国；而高校内部和民间的说法更“杯具”：副部级校领导一走廊，厅局级一礼堂，处座一澡堂，科长一操场。当下，公众几乎无一不对“取消大学官级”的每一次呼吁拍手称快。

但此类呼声，不仅难以动摇这一学校行政体系，反而还在某些局部得到护强。拿筹办三年仍未获招生“粮票”的南科大来说，校长朱清时有点等不及了，他写下数千字的告家长书，称要发誓让大学去“官味”，要发挥深圳的“敢闯”精神，南科大拟自主招生和自发学位。朱清时的独行特立，虽然获得了掌声，然而，手握“招生粮票”的有关部门，至今尚无动容的表情。由于像南方科大与复旦这样的改革先行者，尚为极少数，这让我们隐隐感到，横向的“分权”比纵向“分权”更难。

所以，虽然杨玉良此举是体制内的破茧，当然颇具震慑力，但若无新的更多的“杨玉良”在体制内跟进，那几年后，完全可能成为他一个人的“经典”。若相关部门不推进，甚至冷处理，那么，复旦的“立宪”分权，最终可能悲剧谢幕。当然，这并不影响杨玉良成为体制内“吃螃蟹者”的身份，他注定被我们社会正面记忆。为使这种记忆充满阳光，需要更多的“复旦”站出来“立宪”分权。最终让教授回归教授，让教育管理者回归服务。这一点，每所大学都能做到，我想，教育主管理者也终将会乐见这股大学新气象。

来源：中国网
　　时间： 2011-01-03

[ 本帖最后由无锋于 2011-1-4 11:03 编辑 ]

作者: 无锋 时间: 2011-1-4 11:03 标题: 怎样才能制订好大学章程

2011年01月04日 05:00 第一财经

据媒体报道，近日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表示，该校在起草《复旦大学章程》，其中会划分和限定各种权力，包括校长的权力。杨玉良感慨，校长的权力不能无边。他表示，复旦已做出规定并付诸行动，学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退出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复旦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形成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有效隔离。而且，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工作不是空架子，学校为此设计了专门的会议制度和“召见—问责”制度。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可以就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单独召开会议，形成独立决议。

杨校长的这番言论，成为岁末年初很“给力”的教育改革新闻。作为国家教育体制改革确定的26所进行“推动建立健全大学章程，完善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改革试点学校之一，复旦的改革举动，或意味着我国大学办学将告别长期以来没有大学章程的困境，真正依法治“教”。我国1999年1月1日实施的《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设立大学须有大学章程，可至今为止，我国诸多高校并无章程。

正如杨校长所言，划分和限定各种权力，包括校长的权力，是制定《大学章程》十分重要的内容。可问题随之而来，谁来界定权力、责任？建立何种机制落实这种权责界定？谁来监督落实《大学章程》？如果这些问题不厘清、解决，“校长的权力不能无边”、“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工作不是空架子”之类的表态，就很可能还是停留在口头上。

从复旦校长所讲述的部分章程内容看，笔者以为情形并不乐观。比如，“学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退出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复旦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改革措施，吉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近年来已经这么做过。这些大学都称，这是实行行政权和学术权的分离，然而，那是似是而非的。

不妨来看看何为真正的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

以耶鲁大学为例。耶鲁大学的传统之一是教授治校，经耶鲁董事会的认可，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院长、教授会和永久性工作人员委员会或其他治理机构。耶鲁学院和文理研究生院的全体教师构成了文理科教授会，并由文理科教授会执行委员会领导，后者由校长、教务长、耶鲁学院院长、研究生院院长组成。

很显然，在学校的学术治理框架中，校长、教务长、研究生院院长等行政人员是在教授会里，且是“执委”。而校长在学校里能做什么呢？耶鲁大学现任校长雷文上任之后，就再也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博士生，没有挂名领衔做过一个具体的科研项目，只出过一本专著——《大学工作》，还不是学术著作。他在《大学工作》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对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长来说，压倒一切的目标是：吸引和培养第一流的师生。在他看来，大学校长是一个需要全神贯注、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去做的事业，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再去旁顾其他的事情。

简单而言，真正的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不在于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而在于学者担任校长之后就做职业化校长，不再从事学术研究。这种情况下，校长也就不能再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谋求学术利益。这其实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通行规则，所谓利益回避。在这种情况下，校长参与学术机构是作为行政负责人，为学术决策、为教授服务。不约束校长的这一权力，只是从形式上退出，我们已知的结果是，那只是学术委员会从过去的摆设，到进一步成为摆设而已，因为大家都知道，权力还是在大学行政领导那里。大学领导们可以用行政权博得国家教学名师、首席科学家、院士头衔等教育荣誉和学术荣誉。

复旦还设计了专门的会议制度和“召见-问责”制度，这看上去也赋予了学术委员会独立运作的权力，把学术委员会作为学校最高学术机构。可是，大学校长会在乎学术委员会的问责吗？学术委员会又敢对校长进行问责吗？

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的大学校长是上级任命的，而非公开选拔产生的，这造成大学办学对上负责，而不对师生负责；我国大学内部的院长、系主任，也多是由学校组织部门考察任命的，而非教授们选举产生的，包括学术委员会的成员，也多为“当然成员”——即因为担任学院院长，就列为委员，而非选举成为委员。依照这种任命关系，院长们、教授们都是校长的下级，下级如何对上级问责？而大学校长也是上级部门的下级，又如何独立自主？

笔者以为，要制订管用的大学章程，首先，必须调整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包括调整拨款制度、改革大学校长选拔机制、建立大学理事会治理结构，这三方面问题不解决，大学的财政独立性、大学的办学自主性、大学校长究竟是官员还是教育家，就难以明晰。在大学内部建立分权治理模式，基本上就是幻想。

其次，必须在校内推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这包括实行校长职业化，要求校长与行政官员不得再从事学术事务；建立终身教授制度，保障教授的学术自治空间，防止行政人员以考核、聘用等名义干涉教授学术自由；建立学术共同体，教授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负责教师聘用、考核、评价、申诉等事宜，学校行政只是执行决策的机构。如是，才能把政府的财权、人事权转到大学，也才能把掌握在大学行政领导手中的教育事务、学术事务决策权转到教授手中。从而真正做到举办权、办学权、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受教育权明晰。

要制订这样的大学章程，仅靠大学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的。而必须通过立法程序。对此，南方科大的做法值得26所试点改革的大学借鉴，这就是应将通过学校讨论、审议的章程，提交学校举办者所在同级人大常委会（南科大对应的是深圳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审议，这样通过、颁发的章程，使之成为法律。其决定的政府拨款方式、大学校长选拔机制、政府部门参与学校管理的模式、大学校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责，是必须依法执行的法律文本，不因政府换届、学校领导更替而变，社会司法机构、所有政府部门都得执行。

我们当然期待像复旦大学这样的国家重点大学，能通过大学章程的制定，开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也正是由于如此，对于大学章程的制订，必须强调决策的科学与民主，不能基于一些似是而非的理念（实质是行政权换汤不换药的做法）设计大学内部的分权模式，也不能违背基本的决策程序，把本该立法的章程草率地变为大学内部规章。（作者系上海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作者: 无锋 时间: 2011-1-5 09:04 标题: 谁来肢解行政化的教育体制？

2011-1-4 21:53:55 文章来源：联合早报网作者：肖时平

关键词：三字经行政化教育体制弟子规

核心提示：实现去行政化、教授治校、学术自主，无疑成了根治中国教育体制顽疾的唯一通道。更为关键的是，教育体制去除行政化的改革，理应是自上而下，即教育部要先自行“肢解”，让权力的触角不再延伸及学术和教育教学。

　　虎年岁末，兔年伊始，教育界开始盛行“肢解”经典。先是山东省教育厅下发通知，严禁该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向学生“不加选择地”全文推荐《弟子规》、《三字经》、《神童诗》等。后是湖北省部分学校专门对《三字经》等经典文本进行了删节，然后重新编排后再发给学生学习。
　　“英明神武”的教育部门和“绝对权威”的专家名师们再次向中小学生们展示了什么是权威，他们该听谁的，不该听谁的。据称，因为担心“带有糟粕性的内容”会“扭曲了学生的价值观念，腐蚀了中小学生的心灵”，教育部门、部分学校和名师们费劲九牛二虎之力推出了删节版的《三字经》等经典文本。尽管有些越殂代疱，但其“良苦用心”可嘉。
　　对于教育部门的“好意”，我们自然要敬谢不敏。只是，基于对教育界“肢解”这一虎虎生威的新招的了解，我们不免多了一点幻想：“肢解”新招倘能用在教育体制改革上，所有痼疾将迎刃而解。只是，谁会来肢解行政化的教育体制？
　　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沉疴难愈，最根本的原因是教育体制行政化。在当下的教育管理体制下，一个教育部门的一般官员到高校“检查”，就可以让一校之长停下手里的工作作陪；学校里一个行政官员，就可以对资深的老教授发号施令；大家都围着行政化教育拨款转、围着官员任命转、围着由此而衍生的各项考核转。更为可怕的是，学术权与行政权也往往纠缠不清，造成学术官僚数量庞大、按照行政管理的模式来管理和组织学术事务、行政官员垄断资源分配和学术评价、妨碍学术自主等等怪相。
　　实现去行政化、教授治校、学术自主，无疑成了根治中国教育体制顽疾的唯一通道。据《东方早报》12月31日报道，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近日表示，作为国家教育体制改革中“完善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试点高校，依法治校、民主办校成为复旦的新探索，“校长的权力不能无边。”复旦正在制定《复旦大学章程》，相当于复旦“宪章”，以限制校长和其他行政管理者的权力。
　　“复旦宪章”给中国教育体制改革吹来了一缕新风。但是，仅靠校长自觉制定出来的“宪章”终究缺少生命力，要想去除行政化，还需要启动立法程序，让这项改革真正经得起既得利益者的反扑和现实的考验。更为关键的是，教育体制去除行政化的改革，理应是自上而下，即教育部要先自行“肢解”，让权力的触角不再延伸及学术和教育教学。
　　（肖时平）

作者: 无锋 时间: 2011-1-5 09:05 标题: "复旦宪章"能把校长权力关进"笼子"吗?

http://news.xhby.net/system/2011/01/04/010868610.shtml

　　复旦大学校长日前透露，复旦正在制定《复旦大学章程》以限制校长和其他行政管理者的权力。据悉，复旦的一项重大改革是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退出学术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以隔离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东方早报》12月31日）

　　一个家庭尚且难免会有家长里短，一所大学当然不可能一点琐碎杂务都没有，既然如此，大学要想井然有序，必要的行政与事务管理，其实不可或缺。不过，假如因为机构与事务管理而让大学彻底沦为一处“权力场”，显然是在本末倒置。

　　不仅如此，现行的大学校长制看似符合基本组织原则，但是，当权力日渐集中，大学的校长不仅有了“一把手”的称谓，更有了“一把手”的风范。除了大学里的大小事务几乎全由校长一人说了算，既然校长也是各类学术委员会中当仁不让的人选，校长的权力也就不可避免的涉足学术，当大学的学术委员会不自觉甚至下意识的屈从于校长的权力时，被权力控制与裹挟的学术必然因违背自身规律而畸态发展。

　　事实上，只有当权力被关在了“笼子”里，学术才有望不受干扰，并真正获得自由。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了限制校长权力的“复旦宪章”，有了校领导退出学术委员会的细则规定，权力与学术之间有了防火墙和隔离带，对于学术生态的恢复来说，当然是不折不扣的利好，不必屈从于权力的学术也才有了按照自身规律科学发展的可能。

　　不过，假如认为“复旦宪章”开了权力与学术分离的先河，甚至认为有了“复旦宪章”，大学就能从“权力场”向“学术场”回归，显然是过于乐观了。真实的情形是，即便是“复旦宪章”的推行，其实依然是被权力推动着，假如复旦校长杨玉良院士不是一位“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位权力迷恋者，“复旦宪章”恐怕断然没有通过的可能，而指望所有的校长们都有这样的权力自觉，都对自己的权力“引刀自宫”，其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

　　基于上述视点，“复旦宪章”是否真的能隔离权力与学术，其实仍需拭目以待，即便最终真的如愿以偿，在大学权力生态不变的大背景下，以权力来限制权力的“复旦宪章”恐怕依然只能是个难以复制的孤本。　武洁

作者: 无锋 时间: 2011-1-5 09:06 标题: “立宪”治理大学，路有多远

2011-01-05 07:18:00　来源: 齐鲁晚报(济南)

记者郭静

　　编者按

　　作为26所“推动建立健全大学章程，完善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改革试点学校之一，复旦大学近日正在起草的《复旦大学章程》引来各方关注。在元旦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本报记者走进复旦大学，探访章程起草始末。

　　近日，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称，该校正起草《复旦大学章程》(以下简称“章程”)，即将走上“立宪”分权的依法治校之路。在岁末年初，这成为继南科大招生之后的又一“给力”教育改革事件。复旦起草章程的想法始于何时？在复旦的学生和老师眼中，章程有什么用？制定章程的关键又在哪里？“立宪”治大学，路有多远？

　　定好愿景和使命，即使换了校长也不会变

　　“这几天联系采访的太多了。”1月4日，复旦大学综合楼南楼宣传部新闻中心的电话铃声不断，该校宣传部副部长、新闻发言人方明告诉记者，由于目前章程还在起草过程中，可以对外公布的内容不多。对于复旦校长杨玉良来说，他没有想到自己去年底的一席话竟然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在2010年底的媒体联谊会上，杨玉良称正起草章程，并表示学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退出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复旦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并形成专门的会议制度和“召见问责”制度。其实此前一周多的时间，在与学生代表交流的圆桌会议上，杨玉良就表示了“分权”的决心。“一所学校的各种委员会有没有独立运行的资格？不召开会议，都是假的；召开会议，问题也是轻描淡写。我已经表态，所有的党政领导从学术委员会中退出。”他说。法治和民主，这是杨玉良认为此次内部治理改革必须遵循的两个重要原则。

　　必须有一个十分明确的制度和规定，划分和限定各种权力，包括校长的权力，“所以我们花了相当大的力气清理校内各种规章制度，并且正在起草《复旦大学章程》。”他说，“大学的宪章就是大学的法律，把Vission(愿景)和Mission(使命)定好，即使换了校长也不会变。”

　　校领导只是召集人，无投票权

　　对于这部被媒体热炒的章程，复旦校园里的学生反而表现得十分淡然。 1月2日，在复旦BBS上，有人贴出了一条关于《复旦大学章程》的新闻，但截至4日只有两个人跟帖。“这是限制那个啥的……”有一个学生这样回复。

　　4日，在复旦校园，记者随机采访的多名学生中，大多数表示不清楚此事。“看到新闻了，如果能真正实现，当然是好事。”复旦新闻学院一名大三学生说，“不过我不抱太大希望，只是希望牵扯到学生的都是具体的事情，有问题希望能找到负责的人。” 这名学生的想法其实也列入了杨玉良提到的改革之中，“按照‘依法治校、民主决策’的原则，学校只管宏观格局，具体的资源分配和项目，完全依靠人文社科、理工和医学领域的专家。具体工作，由各个专门委员会负责。”另外，对于资源分配和项目的决策，校领导担任召集人，但没有投票权，真正有投票权的，是进入委员会的专家。 “这种资源的分配方式跟西方有些大学的资源分配理事会结构相似。”一位复旦讲师告诉记者。

　　章程实施时间尚难确定

　　学生表现得淡然，而许多老师则表现得相当谨慎。该校一学术委员会的成员表示，对于复旦的改革，目前很多内容还处于设想之中，不便于发表意见。而另一位成员则透露，目前复旦的改革成效难以确定，各种步骤没有完成，校领导不想高调。改革之难，似乎使不少复旦人欲说还休。方明坦承，“即便起草完毕，还要交由学校教改会进行讨论审定，并且考虑是否具备可操作性，如何对待原先的规章制度，是否需要新旧制度之间的一个衔接期，这些都是需要努力探索的事情。” 他说，章程的实施时间难以确定，“可能一年，也可能两年，希望越快越好。”至于起草章程的组成人员结构如何，方明表示不便于透露。 “自主权是很难逾越的障碍。”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校内人士称。高等教育法早已明确规定高校拥有7项办学自主权，包括制定招生方案、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制定教学计划、开展科学研究等方面。只是十多年过去了，这些自主权基本上都没有落实，大学行政化毫无松动之态，反而日益强化。杨玉良说，为了推进改革，复旦也在争取向教育部申请一些权力，例如自主招生、自主与海外合作办学、自主进行学位管理和专业审批等，“一切改革都有其价值，但关键是怎么改、怎么改好。”

　　下级如何问责上级

　　复旦的改革，引起了很多业内人士的关注。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告诉记者，从目前杨玉良所述的部分章程内容看，情形并不乐观。划分和界定各种权力，包括校长的权力，是制定章程的关键。“但问题是，谁来界定权力和责任？建立什么机制落实这种界定的权责？谁来监督章程的落实？这些问题在立法时不加考虑，分权还将是口头上的空话。” “更值得注意的是，大学校长是由上级任命的，各种委员会的委员们都是校长的下级，下级如何问责上级？” 怎么样才能制订出有效的大学章程？熊丙奇说，首先要调整好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其中包括调整拨款制度、遴选校长的专家委员会制度、建立决定资源分配的理事会治理结构，“这三方面理清了，才能保证大学的财政独立性、办学自主性和资源配置合理性。” 其次，还要实施教授治校、校长职业化的措施，要求校长与行政官员不能再从事学术事务，建立终身教授制度，防止行政人员以考核、聘用等名义干涉学术自由。另外建立学术共同体，学术委员会负责教师聘用、考核等事宜，学校行政只负责执行决策。 “这个过程单纯依靠大学自己的力量很难实现。”熊丙奇建议，复旦等26所高校可以借鉴南方科大的做法，“将章程提交学校举办者所在的同级人大常委会讨论审议，这样颁发后的章程才具备法律效力。而章程所制订的各种制度，就成为有法可依的法律文本，不会因为学校领导换届而变化。” (本文来源：大众网-齐鲁晚报 )

作者: 无锋 时间: 2011-1-6 08:30 标题: 有感于"世界名校都不赶时髦"

2011-01-05 10:00 来源：东方网作者：方圆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院士日前在谈到大学“校长权力”时，他以耶鲁大学为例，在做重大决策时，耶鲁惯常的做法是组成相关的教授委员会，进行充分彻底的协商讨论，因而在行动上往往显得踌躇不前。从效率的角度看，耶鲁在反应上、行动上似乎是迟缓的，但它的决策又必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必然是审慎和稳健的。耶鲁、哈佛、剑桥、牛津等名校，都不是赶时髦，人们可以说他们进步不快，但“其进步总是有选择和基本正确的”。
　　“世界名校都不赶时髦”，这是事实。倘若把这个命题反过来“证”，是不是可以说，赶时髦也就成不了世界名校？
　　何谓“时髦”？“合潮流，入时”之解。如果再在这两个字前加了一个“赶”，显然具有主动性、积极性了。虽然我们这个多元的社会并不一概反对“赶时髦”，但一方面，“时髦”这个东西具有“突显”“短暂”的特点，另一方面，也难以论定其发展的“方向性”“可行性”，如果大学也“赶时髦”，就不行了――因为大学说到底，是一个学术阵地，需要具备扎实稳步之精神。
　　值得研究的是为什么中国的大学有这么多校长要“赶时髦”？我认为，根子还是在“大学的考核体制”上。“赶时髦”是给人家看的，给谁看，我觉得归根到底还是给上级看的。为什么样要给上级看，因为上级看了会高兴，会满意，上级对校长如此“感觉”了，这个校长就“行”了。这以后的“好处”，大家也就不言自明了。说到底，大学校长的一些上级也喜欢“赶时髦”。
　　现在有一种“时髦”说法，就是中国大学的出路首先在于“去行政化”。我历来不太同意这样的说法。因为无论从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教育还是其他行业，“去行政化”是不可能的，即使有的“去”，还是“换汤不换药”。这是我们的国情所致。我们中国的大多数姓“国”。“国办大学”，国家当然要管住，国家也有权力管。这个“管”就是“行政”――大学校长你自己“弄”出来，行吗？既然是“上级批准”，就得“下级服从上级”。是不是？“行政化”去得掉吗？“行政化”去不掉，关键是如何“考核大学校长”，我说“考核”，其实就是如何“任命”或者“批准”大学校长的问题。江泽民的名言“用人是导向”确实千真万确。你用什么标准选什么校长，校长就会干什么。你不用“赶时髦”的人当校长，那么校长不就不“赶时髦”了吗？校长想保住自己的位子，天经地意。他怎么保？不就完全根据你“考核”标准来转的吗？
　　作为专家学者的杨玉良院士说“世界名校都不赶时髦”，并没能涉及到“去行政化”这个敏感话题，我觉得正是体现了他也不“赶时髦”的严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大学要成为世界名校，理应多一些像杨玉良这样的校长。然而，要真正做到不“赶时髦”，确实是很难的。除了我上面所说的“考核体制”需要不断改革完善之外，我们大学校长自己是不是也要反思呢？身为一校之长，一座大学交给了你，你究竟靠什么来“治理”？有没有真本事？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不“赶时髦”，又能怎样呢？

作者: 无锋 时间: 2011-1-6 08:31 标题: 中国大学教改“去行政化”发出突破信号

2011年01月06日 01:47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北京1月5日电题：大学教改“去行政化”发出突破信号

记者符永康

上海复旦大学校长近日宣布，该校正在制定被称为“复旦宪法”的大学章程，将规定校长及行政负责人退出学术和教务委员会，以此摒除行政权力对教育的过度干预。观察家认为，此举可以视为中国大学“去行政化”的先声，大学教改正酝酿实质性突破。

稍早前，迟迟未获教育部授权招生的南方科技大学宣布启动自主招生，自称“背水一战”的校长朱清时表示，将自主授予学生大学文凭。此举打破了大学文凭统一由教育部授发的常规，而教育部方面则并未公开予以否定。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最新一期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上撰文指出：“实现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必须以改革推动发展，以改革提高质量，以改革增强活力。”他还强调了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学校制度、扩大教育开放等改革重点。

官方高调宣示改革与复旦大学、南方科大等高校的大胆尝试给人诸多期待。种种消息显示，中国大学改革已走过举棋不定的徘徊期，“去行政化”的改革方向得到了官方、业内人士及民众的普遍认可。

复旦大学关于行政限权的改革看似突如其来，实际上有章可循。2010年敲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将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尊重学术自由，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

不久前公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则就各项改革进行全国布局，复旦大学所在的上海市、南方科大所在的广东省均属于“落实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试点地区。

在中央政府的统筹指导之下，此番改革减少了有可能在争议中不了了之的风险，更有利于破除来自行政系统与利益集团的重重阻力。

而以往不成熟的改革尝试也为此次阶段性变革打下了基础。早在2010年夏天，对大学“去行政化”尚存疑问之际，华中师范大学就做出了最初的尝试，该校成立的新一届学术委员会，23名成员中除留有1名副校长外，书记、校长等其他校领导全部退出，此前该校的学术委员会则由校长担任主任，近1/4的席位由校领导占据。

多年来，由于大学“去行政化”呼声已久而少有进展，不少业内人士对目前改革试点持谨慎乃至保守预期。而新一轮改革带给人们新的期待。人们希望业界更加积极地研判改革趋势，破除成见，紧抓机遇，为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创造更为公平和自由的现实环境。(完)

作者: 无锋 时间: 2011-1-6 08:33 标题: “复旦宪章”如何改变大学

http://www.rednet.cn 2011/1/6 0:05:51 红网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近日表示，作为国家教育体制改革中“完善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试点高校，依法治校、民主办学成为复旦的新探索，“校长的权力不能无边。”复旦正在制定《复旦大学章程》，相当于复旦“宪章”，以限制校长和其他行政管理者的权力。（《东方早报》2010年12月31日）
　　
　　根据杨校长的说法，正在起草的《复旦大学章程》中，将划分和限定包括校长权力在内的各种权力。学校领导和各部门负责人退出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从而实现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有效隔离。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有专门的会议制度和“召见—问责”制度，可以就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单独召开会议，形成独立决议，这说明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并不是空架子。这个章程被称为“大学宪章”。事实上，1999年1月1日实施的《高等教育法》就已经明确规定，设立大学须有大学章程，可至今，我国诸多高校并无章程，而近日杨校长表示学校正在起草《复旦大学章程》，可以说这是中国的第一部大学章程。对于此举，有人认为复旦的改革，将意味着中国的大学将告别长期以来没有大学章程的困境，真正迎来依法治教、教授治校的时代。
　　
　　不可否认，复旦的改革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这次改革到底能走多远，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还不可知。但根据杨校长所透露的信息来看，大学章程所面临的困境却是明显的。
　　
　　首先，限权是否有合理性？
　　
　　众所周知，我国的大学校长是由上级部门任命的，其权力也是由上级部门根据相关法律赋予的。校长的权力不管是否过大，至少有其法律上的合理性。而在大学章程中将校长的权力进行限制则缺乏法律的依据，甚至是和现有的规章制度相冲突。没有制度保障的行为，不管其效果有多好，只能停留在当事人的个人行为的层面上，依靠的是校长们的自觉。而且这种章程很容易随着领导的换届而被废除或悬置。要真正实现杨玉良校长感慨的“校长的权力不能无边”，只能是通过立法对校长的权力进行限制，而不是依靠一部没有法律效力的大学章程。要从法律上对校长的权力进行限制，就不是一所学校所能做到的了，必须通过正常的立法程序。
　　
　　其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隔离是否可能？
　　
　　大学的行政领导退出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是否就意味着行政领导不再也不能干预学术研究，从而实现学术权与行政权的分离？多年的事实证明并不是这样。中国的大学领导大都是学术专家，有着自己的学术活动，同时活动在行政领域和学术领域。只有当校长和职能部门的领导退出学术研究，这才是最彻底的利益回避，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学术权与行政权的真正分离。然而中国的大学校长、学院的院长大都由一些在学术上有较高造诣的专家担任，甚至不少大学的校长都是中国科学院或工程院的院士，他们依靠在学术领域的成就自然地成为学术权威。如果将学术权威从学术权力中排除，让担任行政职务的领导不再进行自己的学术活动，退出学术研究，成为职业经理人，第一会造成了极大的人才浪费；第二，大学校长能自愿放弃自己的学术活动吗？
　　
　　最后，大学领导是否就不能做学术？
　　
　　要改变杨校长感慨的校长的权力太大，不一定就只能将大学的校长和其它的行政领导们从学术圈排除出去，只做行政，回避学术活动。大学和企业不同，在企业里，行政权力由资方赋予，资方对企业具有所有权，因而代表其进行管理的行政领导就具有绝对的权威。而在大学里，存在着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两种权力。虽然现在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不分，行政权威同时也是学术权威会导致腐败，影响教学和学术研究。但如果一个行政领导本身没有学术威望或者退出了学术研究，那么他就很难得到认可，不能服众，其行政决策的执行必然受到抵制。至于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可以对校长进行“召见—问责”，乃至“独立决议”则有可能造成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对立。这也就是为什么一直以来中国大学的校长和院长都是由学术专家担任，因为只有在学术领域有威望的人，才能在大学里被真正认可。
　　
　　所以，此次复旦的行动，从其出发点来说是好的，想摆脱大学里行政权学术权结合所导致的腐败和学术不公现象，使学校行政部门成为一个为学生、老师服务的机构。可是在缺乏法理支持的前提下，一批脱离学术的行政人员能否管理好一所大学，是值得怀疑的。

作者: 无锋 时间: 2011-1-7 09:28 标题: 复旦大学起草立宪理想主义如何照进现实

http://news.bangkaow.com/news/20110106/102213.html

复旦大学起草立宪理想主义如何照进现实

http://news.bangkaow.com 2011-01-06 08:41 来源：帮考网

【帮考网记者杨凤艺】杨玉良，复旦大学现任校长，自称为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近日，这个“理想主义者”企图将他的理想照进现实，提出在复旦“立宪”，让大学校园有法可偱，有章可导。而“立宪”的最终目的是分割这个“一家之长”的权力，让复旦的任何决策不再是一人说了算。

复旦章程

近日，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某媒体见面会上称，复旦正在起草《复旦大学章程》，根据章程，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将退出学术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将得到隔离。

行政与学术分离实质是去行政化，实现学术自由与学术至上。

众所皆知，一个国家的稳定发展少不了行政的干预，大学校园也如此，行政管理是一个学校治安良好的保障。但是，长久以往，整个社会包括校园，已形成了行政至上的局面。行政高高在上的位置，不断地引出一系列行政腐败事件，而更可怕的是行政干预学术，造成学术不公以及学术的畸形发展。

如今中国大学校园已形成不正常状态，不管在哪一个学校，校长往往是“一把手”，一切事务由校长说了算。作为校长，管理能力与决策能力毋庸置疑，但同时，他们不可能是万能，不可能了解学校的所有学科。往往有这种情况出现：某教授表示自己的专业需要建设资金，校长对该专业不熟悉，感情用事，笔一挥，500万去了；而真正需要资金的专业，却得不到支援。行政固然重要，但是，校园作为知识的传播场所，更重要的是要以“学术为魂”，学术应与行政平起平坐，不受行政的管束。去行政化，是学术发展的关键，也是实现学术平等以及发展重点专业的必经之路。

以南科大为例，其踌躇满志要以最快的速度建世界一流的高等学府，但是，按照行政法规，南科大办成研究性院校至少要等上二十年。现实中，南科大筹办有半年之久，却一直等不到教育部的招生资格批文。这个“新生儿”拥有一流的师资力量与教学环境，如果走行政的道路，那么建一流院校的梦想只能破灭。最终，南科大选择了去行政化的道路，事实证明，南科大虽然没有行政的认可，但是它学术至上的发展道路已经被学生、家长所接受。

去行政化，并非就没有了行政的管理，复旦大学去行政，实质是行政分权，即赋予教授学术权力，一切关于学术的问题均由学术委员会开会决定，校领导将无权干预。而学术委员会关于学校管理的漏洞，随时可以召见校长问责。

大学校园，不再是“一家之言”，校长说的话只能算是建议，不再作为最终决策，这样的改革将有助于学术的良好发展。但是，任何决策都需要开会讨论决定，是否会降低办学效率呢？教学不是赶时髦，决策的效率并不会带领学术的发展。哈佛大学称得上世界一流学府，而它在做重大决策时，往往会先组成相关的教授委员会，再进行充分彻底的协商讨论。从效率的角度看，哈佛在反应上、行动上似乎是迟缓的，但它的决策又必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必然是审慎和稳健的。复旦大学摒弃“一家之言”，虽然办学速度会减缓，但是其进步将会是有选择性和基本正确的。

作者: 无锋 时间: 2011-1-7 09:30 标题: 《复旦大学章程》遇冷被质疑校长游戏

http://daxue.163.com/11/0106/16/6PNS8R5100913KM9.html

《复旦大学章程》遇冷被质疑校长游戏

2011-01-06 16:42:57　来源: 网易教育频道专稿

核心提示：复旦大学近日正在起草的《复旦大学章程》意在分解大学校长的权力，引来各方关注。直接受益于这一“宪章”的大学生和一线教师却反映冷淡，甚至觉得与己无关。

本文由网易教育独家整合，转载请注明出处。

新闻回顾：复旦限制校长权力拟起草《大学章程》

近日，复旦校长杨玉良在和媒体共聚一堂时表示正在制定《复旦大学章程》，相当于复旦“宪章”，以限制校长和其他行政管理者的权力。杨玉良表示：“校长的权力不能无边。把所有重要的权力揽到自己手里，会让规章制度不健全，而应该重大决策集体讨论决定。”【全文】

网易教育讯作为26所“推动建立健全大学章程，完善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改革试点学校之一，复旦大学近日正在起草的《复旦大学章程》引来各方关注。这成为继南科大招生之后的又一“给力”教育改革事件。记者探访发现，直接受益于这一“宪章”的大学生和一线教师却反映冷淡，甚至觉得与己无关。

对于这一正在酝酿的改革，各方反应不一，可以说又引起了一轮舆论的高潮。网易微博(http://t.163.com)上的网友关注度也是持续飙升。》》进入网易微博讨论

【观点一】冷漠派：不抱太大希望不方便发表意见

学生：不报太大希望 BBS帖无人关注

对于这部被媒体热炒的章程，复旦校园里的学生反而表现得十分淡然。 1月2日，在复旦BBS上，有人贴出了一条关于《复旦大学章程》的新闻，但截至4日只有两个人跟帖。“这是限制那个啥的……”有一个学生这样回复。

4日，在复旦校园，记者随机采访的多名学生中，大多数表示不清楚此事。“看到新闻了，如果能真正实现，当然是好事。”复旦新闻学院一名大三学生说，“不过我不抱太大希望，只是希望牵扯到学生的都是具体的事情，有问题希望能找到负责的人。”

一线教师：谨慎对待不便发表意见

学生表现得淡然，而许多老师则表现得相当谨慎。该校一学术委员会的成员表示，对于复旦的改革，目前很多内容还处于设想之中，不便于发表意见。而另一位成员则透露，目前复旦的改革成效难以确定，各种步骤没有完成，校领导不想高调。改革之难，似乎使不少复旦人欲说还休。方明坦承，“即便起草完毕，还要交由学校教改会进行讨论审定，并且考虑是否具备可操作性，如何对待原先的规章制度，是否需要新旧制度之间的一个衔接期，这些都是需要努力探索的事情。”他说，章程的实施时间难以确定，“可能一年，也可能两年，希望越快越好。

【观点二】坚挺派：改革得花大力气 "分权"决心不会变

校方：定好愿景和使命，校长换章程不可换

“这几天联系采访的太多了。”1月4日，复旦大学综合楼南楼宣传部新闻中心的电话铃声不断，该校宣传部副部长、新闻发言人方明告诉记者，由于目前章程还在起草过程中，可以对外公布的内容不多。对于复旦校长杨玉良来说，他没有想到自己去年底的一席话竟然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

其实此前一周多的时间，在与学生代表交流的圆桌会议上，杨玉良就表示了“分权”的决心。“一所学校的各种委员会有没有独立运行的资格？不召开会议，都是假的；召开会议，问题也是轻描淡写。我已经表态，所有的党政领导从学术委员会中退出。”他说。法治和民主，这是杨玉良认为此次内部治理改革必须遵循的两个重要原则。

必须有一个十分明确的制度和规定，划分和限定各种权力，包括校长的权力，“所以我们花了相当大的力气清理校内各种规章制度，并且正在起草《复旦大学章程》。”他说，“大学的宪章就是大学的法律，把Vission(愿景)和Mission(使命)定好，即使换了校长也不会变。”

北京网友一梅：这才是大学精神的回归

在2010年岁末的中国“公共领域”，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院士无疑成为焦点人物。与其说这是时尚，不如说这是大学精神的真正回归，值得珍惜，值得祝贺。

广州网友叮叮：高校应该如此

关注复旦，还有难产中的南科大，即使不能照亮世界，也在这黑暗中点亮了一盏微弱的灯。高校应当如此。 >>说说你的观点

【观点三】质疑派：怎样才能制订出有效的大学章程？

时评家熊丙奇：下级如何问责上级

熊丙奇告诉记者，从目前杨玉良所述的部分章程内容看，情形并不乐观。划分和界定各种权力，包括校长的权力，是制定章程的关键。“但问题是，谁来界定权力和责任？建立什么机制落实这种界定的权责？谁来监督章程的落实？这些问题在立法时不加考虑，分权还将是口头上的空话。”“更值得注意的是，大学校长是由上级任命的，各种委员会的委员们都是校长的下级，下级如何问责上级？” 怎么样才能制订出有效的大学章程？

作者: 无锋 时间: 2011-1-7 09:31 标题: 复旦大学"立宪"治校引热议大学精神是大学之本

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11-01/07/c_12954777.htm

复旦大学"立宪"治校引热议大学精神是大学之本

2011年01月07日 07:49:52 　来源：光明日报

复旦大学"立宪"限制校长权力其旨在"分权"

新年伊始,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关于起草《复旦大学章程》的一席话,成了热议话题。从多家媒体报道来看,杨校长传达的《大学章程》的主旨有二:其一,行政与学术分权,具体表现是所有党政干部都要退出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其二,按照“依法治校、民主决策”的原则,学校只管宏观格局,具体的资源分配和项目,完全依靠人文社科、理工和医学领域的专家。

在这样的主旨中,我们看到复旦大学的用心之处在于“权力”与“分配”两个范畴。这个“用心”,并非复旦的苦心孤诣,而是体现了当今中国大学上下关注的焦点所在。“权力”决定运行,“分配”决定利益,大学改革关注这两个面向,是应有之义。但是,必须警惕的是,这两个范畴似乎已经成为中国大学的一个矛盾体——既是大学改革的内容所在,又是推动大学改革的利器。因此,我们看到当今中国大学的一个悖论现象,一方面是大学自主办校的“改革求新”,一方面是大学上下争权力、求利益的“日常生活”。

杨玉良校长把学校领导退出大学学术管理作为《大学章程》的创举亮点,认为这是救当下学术之风下滑的妙方。然而,我们回首看看上世纪前半叶的北大和清华,前者以校长治校,后者以教授主导,在草创的数十年间,两校大师辈出、双峰并峙。那么,在后来人看来,两校经验之中,究竟是校长当权好？还是校长无权好?放眼世界一流大学,也非“一刀切”。如果让校长院长们都退出学术,恐怕有些西方顶级大学也要关门了。为什么在当今中国大学,校长与教授、领导与学术就那么对立呢?这真是“权力”和“分配”惹的祸?

为什么在今天,相对宽裕的物质生活和相对自由的学术环境中,不仅没有为中国催生学术大师,反而滋养了追名逐利之心和学术不端行为?针对学术不端的恶性发展趋势,教育部乃至国家领导人三令五申要“零宽容”,但不少学校对本校教授(尤其是“名牌教授”)“零处理”,甚至庇护有加。出现这些“大学乱象”,是大学上下对“权力”关注不够,还是过分专注于“分配”了?

反思当今中国大学的严重问题,不是关注权力不够,而是太专注于权力;不是分配不公,而是太以分配为核心。我认为这两大问题的病根所在是大学精神的式微,甚至丧失。大学精神的根本是追求真理之心。30多年来的大学改革之路,正是偏失于“权力”与“分配”纠结,从而漠视、甚至背离了大学精神。大学精神,是大学之本、学人之根、学术之本,不提根本精神,大学何以立,学人何以求,学术何以兴?没有大学精神,《大学章程》只能是花样文章,无立足处,无结果时。

作者: 无锋 时间: 2011-1-11 09:25

http://opinion.huanqiu.com/roll/2011-01/1413794.html

熊丙奇：校长不从事学术研究，可惜吗？
2011-01-10 15:55 南方网熊丙奇

　　熊丙奇教育学者
 　　针对一些大学提出的学术权和行政权分离改革，我曾撰文指出，真正的学术权和行政权分离，应是校长职业化，学者担任校长职务之后，从利益回避原则出发，不再从事学术研究。校长应全心投入校长岗位，而考评校长业绩的，只是其从事管理工作的表现，不再看其学术成果。
 　　这种观点得到不少支持，但也有人表示不解。觉得这样一来，是不是不再有优秀的人才去从事大学行政工作，而且，对于一些有很高学术造诣的学者来说，担任校长职务之后就不再从事学术研究，是不是太可惜，他们完全可以一边当校长，一边为学术作出贡献。
 　　在我接触的不少大学行政干部中，其实都或多或少有这种想法。事实上，这是我国大学行政人员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教学活动的重要观念支撑，成为推进校长职业化，建立利益回避机制的重要障碍。对于这种想法，有进一步理清的必要。
 　　大学行政领导不再从事学术研究，就不再能吸引优秀人才？放在上个世纪80年代，此说尚可成立。那时，我国人才十分匮乏，因此，很多大学提倡“双肩挑”，鼓励学者一边进行学术研究、教学，一边担任行政工作。但是，现在的情形与20年前已经完全不同。只要把大学校长、副校长，各行政岗位，拿出来公开招募，就可检验，是否会有优秀人才来应聘。
 　　这种观念本身，就暗含一个判断，即大学行政岗位本身是不吸引人的，吸引人的是行政岗位可以带来的各种好处：教育利益和学术利益。这不正是现在所推进的教育去行政化和学术去行政化改革所必须治理的问题吗？可以说，只有剥离行政岗位的教育福利和学术福利，才能凸显这一岗位本身的价值，同时，也让教育和学术回归本位。
 　　至于这一岗位在失去学术价值和教育价值之后，那些优秀的学者是否还愿意担任校长、副校长岗位，这根本就不应该成为问题。首先，作为优秀学者，他如果有学术理想，就潜心做学术事务，何苦要去应聘耗费很多时间的行政工作，我们不一直反对“学而优则仕”，一些学者刚好有一点成果，就被选拔到行政岗位吗？其次，如果优秀学者，抱有管理一所大学，成为教育家的理想，那么应聘行政岗位之后，就应该有所取舍，不能既想着做学者的好处，又想着做行政工作的实惠，这不也是我们一直反对的行政通吃吗？
 　　另外，对于大学校长岗位的认识，也存在误区，在我国，似乎大学校长，最好是院士，再不济，也应该是一个知名学者。但从现代大学管理看，一名优秀的大学校长，并不要求其是优秀的学者，他更应该具备的条件是：懂教育，懂管理，有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我国以学术能力为标准，来选拔大学校长，既误会了校长岗位，又误会了学术。造成行政和学术一锅粥，让大家首先关注的是校长的学术背景、能力，而不是他的教育从业背景、具体管理能力。就是在校长岗位上，大家也关注他是不是继续作出一流的学术，而不是管好大学。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10年来，我国大学的行政岗位的职权一直在膨胀，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很多行政人员在各种场合，提到做行政人员“吃亏”，于是，“为吸引优秀人才”，重点大学的行政级别提高，行政的权力增加，同时，为“补偿”他们为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做出的“牺牲”，也创造条件让他们从事学术研究。这就有了现在80%以上的增选院士，都有各种行政头衔，六成以上的首席科学家，也都带“长”。
 　　校长职业化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内容。校长的岗位，全部职责要求就是行政管理，因此，按照这一职业要求选择人才、考核人才、评价人才，是大学在选拔任命校长时所必须注意的；而那些校长岗位的候选者，也应该在应聘之前，考虑这一岗位的权责界限，不要抱有通过行政权获取学术权和教育权的幻想。这就理清了行政和教育、学术的关系，而不再不明不白。
 　　当然，做到这一点，必须改革现行的由上级政府管理部门任命校长的机制，而实行大学校长公开遴选，这样，在公开遴选中，就可充分考察候选者是否符合校长岗位要求，是否有成为教育家的理想，而且，这样的公开选拔，是你情我愿的双向选择，没有所谓的强求，也没有“牺牲”，只是正常的职业选择，这不像原来的任命制，有很强组织安排的意味，也就有为被安排者考虑未来发展的顾虑。
 　　所以，行政权和学术权的分离，从根本上说，必须建立全新的校长遴选机制，当这一机制形成，目前的各种观点，也就自然得以理清，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也不会像现在这般纠结。

作者: 无锋 时间: 2011-1-12 08:51

【科学时报】复旦“立宪”能否给力高教改革

发布: 2011-1-11 09:20 | 作者: 陆琦孙琛辉 | 来源: 科学时报

★大学的行政权力过大、学术权力日渐式微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大学至今还没有真正的大学章程。大学内部权力配置无章可循，反映了我国大学作为独立法人的根基的脆弱性。

★理想很重要，但是对于我国长期的教育文化、教育背景和教育关系还是要考量的，仅仅有理想是不够的。

★树立管用的大学理念比制定管用的大学章程更管用。思想是大学的天职，学术自由实质是思想自由，没有触及思想解禁的“破茧”，其实只破了一半，此问题非一人之力所能撬动。

★大学内部的改革，如果没有外部的联动，最主要的是缺乏政府部门变革的话，大学的改革仍然是一场梦。

“有关复旦‘立宪’的事，我是从媒体的报道得知的，学校内部还没有动员过。”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葛剑雄教授在电话里说。

葛剑雄所说的“复旦‘立宪’”，即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去年年底向媒体宣布将制定《复旦大学章程》，相当于复旦“宪章”，以限制校长和其他行政管理者的权力。这则岁末年初很“给力”的教育改革新闻引来各方关注，与此同时，改革也正在复旦大学悄然进行着。

“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草案已经都发给了现任的学术委员会委员，要求在1月15日之前反馈意见。至于学校章程的日程表还不清楚。”葛剑雄刚从外地出差回上海，还没来得及仔细研究发到他手里的学术委员会章程草案，“修订好章程后，学术委员会就要换届了，校长希望行政领导退出学术委员会，从而给学术委员会在学术问题上更多的发言权。”

复旦BBS上也转载了复旦“立宪”的新闻，不过截至发稿时只有唯一一个直接评论该事件的跟帖：“校长能自我限制权力，心胸要赞的，如果真能做到依法治校、民主治校，必将名垂校史。”

的确，复旦大学在校长带领下，行政层对自己动刀子，可以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此举能否实现既定目标，我们静观后效。

没有章程的大学缺乏自主性

1999年1月施行的《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申请设立高等学校的，应当向审批机关提交章程。也就是说，我国高校在成立之初，就应该都有章程。复旦大学将制定《复旦大学章程》何以成为新闻？

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给出了答案：“十几年前教育部曾邀请我参加研究、制定大学章程的工作，但后来就不了了之了。实际上，我国的大学至今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大学章程。”

在《高等教育法》实施12年之后的今天，明确有《大学章程》的不过几家——2005年12月，吉林大学通过《吉林大学章程》，学校发布消息时称“率先”在国内高校中推出大学章程；2006年4月，上海交通大学发布并实施《上海交通大学章程》；2008年，华中师范大学的《华中师范大学章程》初稿形成，学校称正在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力争2008年内颁布实施，但后来没有下文……

“这说明，我国大学作为政府附属机构的惯性依然很大。”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陈武元认为，一所大学有大学章程，未必就能说其有自主性，但一所大学如果没有大学章程，肯定可以说其没有或很少有自主性；而没有自主性的大学，是不可能真正实现依法治校的。

陈武元告诉记者，在国外很难看到没有大学章程的著名大学，尤其是欧美大学；在日本，尤其是7所旧帝国大学等国立大学在2004年实行独立行政法人之前，都先后制定了大学宪章，对大学的学术（教育与研究）、组织、管理运行等作出了纲领性的规定，这是基于对大学法人内涵的深刻理解，也是捍卫大学法人的独立性所必需的。

“大学的章程就好比一个国家的宪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宪法，那么这个国家的运行肯定会出问题，大学也是如此。”陈武元说。

陈武元甚至认为，大学的行政权力过大、学术权力日渐式微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大学至今还没有真正的大学章程。“大学内部权力配置无章可循，反映了我国大学作为独立法人的根基的脆弱性”。

中国传媒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何雪莲则认为，问题不在于有没有章程，也不在于章程是否虚设，问题在于大学校长、学院院长想不想作为。

“当前政府与大学之间缺乏清晰的权力边界，大学校长、学院院长的作为空间很大很大，就看你想不想干。就一己私利而言，干，意味着自我设限自冒风险；而维持原状，则可能八面风光左右逢源。”何雪莲说，“政校分开、管办分离是大势所趋，要维持原状不可避免楚歌四起，时代将拖着不愿走的人走，复旦大学头脑清醒，选择了顺应大势。”

权力失衡阻碍大学发展

从杨玉良的讲述中不难发现，划分和限定各种权力（包括校长的权力）将成为复旦“立宪”的重要内容。

“复旦大学起草大学章程，是‘985工程’大学迈向世界一流大学征程中的重要步骤，是大学制度建设的重大举措。”在陈武元看来，只要制定并落实好大学章程，就有可能解决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失衡的问题。

朱永新认为，大学有三个权力：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市场权力。

“三者应该在高等教育内部得到有序的平衡。每个权力只有找到自己的定位和出路，高等教育才能和谐地发展。”朱永新说，“目前来说，行政权力太大，大到学术权力和市场权力难以为继的地步，所以迫切需要调整三个权力的结构——相对削弱行政权力、壮大学术权力和市场权力。”

“复旦大学让更多的教授进入学术委员会、让更多的行政管理人员退出学术委员会，可以说是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分离的行动之一。”在朱永新看来，大学“去行政化”还需要许多其他行动。比如，大学校领导和院系领导在担任领导人期间，不要评职称、不要拿科研项目、不要拿各种奖励，就是通常所说的“官不和民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比不参加学术委员会还要重要。学术委员会主要负责学校内部的事务，而利用学校内部资源去学校外部争取个人利益更可怕”。

朱永新指出，复旦大学的改革会面临一些“习惯性”障碍。“因为改革从根本上说是利益格局的调整，必然会有一部分人要交出权力，另一部分人会获得权力，失去权力的肯定会不适应、不乐意”。不过朱永新认为这些问题通过制度建设自然可以解决。

陈武元则认为，大学在进行内部结构改革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资源如何科学、合理配置的问题。“面对这样的问题，应该根据责权对应的原则进行处理”。

陈武元提到权力与利益紧密相关，而利益冲突与距离成反比，距离越近，利益冲突越大。因此，“大学内部的‘横向分权’比大学与教育主管部门的‘纵向分权’更难”。

“纵向分权更多是卸责。”何雪莲举例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鼓励高校创收，鼓励经费来源多样化，实行高校属地化，实行学费并轨，不再对学生统包统分，通过把经费、学生就业这样一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推向边缘、基层和高校，政府下放的多是责任和危机，而保留的则是控制权。

“横向分权更多是自裁，是实打实地丧失领地，行政资本和学术资本不再互搭梯子，学校官员不再通赢通吃，对学校官员来说，分权等于是自宫，难以下手。”何雪莲表示，“问题在于，即使行政领导层主动自宫，长期形成的官本位文化，还要等上很久很久才会在心理层面消失，无论是学者还是官员，要花上很久的时间才能从官僚体制的洞穴中爬回到正常的轨迹。这是最大障碍。”

让理想照进现实

在对外宣布复旦“立宪”时，杨玉良自称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但同时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大学需要理想的灯塔照亮现实的道路”。

朱永新表示赞同，他说：“仅仅当理想主义者是不够的，校长应该是‘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朱永新进一步解释说，所谓“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一方面要“上天”，即意味着怀抱梦想、追求卓越永不放弃的冲动；另一方面要“入地”，懂得尊重中国的现实和学校的现实，不想入非非、好高骛远，根据校情、国情来考虑问题。

“理想很重要，但是对于我国长期的教育文化、教育背景和教育关系还是要考量的，仅仅有理想是不够的。”朱永新说。

那么，如何才能让理想照进现实？

“复旦大学当前改革约束的是行政权力，突出的是学术权力，背后秉持的是学术自由的理念。”何雪莲建议在大学内部结构治理方面再突出两个理念。

一是以学生为本的理念。

何雪莲指出，对学术权力的强调无意之中遮蔽了另一个主体——学生的权利。国内高校在对外宣称时，无非是宣传业绩（有多少博士点、重点学科、国家实验室、精品课、科研经费、科研成果和奖励），而国外高校宣传的，却是如何对学生用心（教学和课程资源的丰富，学校网络和交通的便利，校园生活的多彩以及师生关系的融洽）。

“一所有作为的大学非常清楚，学生与教师同为大学荣耀之源，要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用心善待学生。”何雪莲说。

二是经营大学的理念。

在何雪莲看来，大学在当代，不仅仅是“知识的共同体”，而且还是“知识的经营体”。大学要有自我造血功能，大学校长要有经营意识。“在美国，校长这个职位本身是个筹钱的活”。

“经营大学在当代尤为重要，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光靠政府的投入已经‘喂’不饱大学，另一方面，政府‘包养’得越少，大学自主的空间就越大。”何雪莲说，“世界一流大学都非常注意以卓越的品质和声誉赢得社会的广泛认同，获取较高的科研经费、社会捐资及其他服务收入，提升教学和研究的活力和水准。目前国内正在探索的董事会或者理事会制度，正是体现了经营大学的理念。”

期待政府的行动

说起复旦大学的此次改革，让葛剑雄感到欣慰的是“校长抓住了问题的重点，意义积极”，但他也提出，要让章程真正成为学校的“宪法”，有些重要问题不明确，很难推进。比如，由谁授权，是学校的教师学生还是教育主管部门？权力、责任由谁来界定？哪些由学校来自治、哪些由主管部门来领导？校长如何产生？校长跟大学章程和学校的权力又是什么关系？章程最后由谁来批准，教代会或职代会还是教育部或者国务院？

“这些问题光靠校长和学校师生，恐怕很难解决。国家一定要明确授权，明确如何行使对大学的管理权，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可能制定出好的章程，章程才可能具有合法性，以后才有可能操作。”葛剑雄说。

陈武元也表示，目前，复旦大学等26所学校正在进行“推动建立健全大学章程，完善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改革试点，这是朝真正实现依法治校方向努力的有益尝试。“从历史和国际比较的视角看，大学能否真正实现依法治校，既取决于政府的态度，更取决于政府的行动”。

“大学内部的权责结构直接与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关联，有些事情大学可以自行做主，但大部分事情还需要上级部门的层层把关。”华北电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包万平举了个例子：比如大学校长人选的确定，本来是大学本身的内部问题，但现在需要上级部门任命，而且还要给该校长确定相应的行政级别。

因此包万平认为，大学里面的一个问题可以与大学之外的若干个政府部门有关，他们是融为一体、纵横交叉的，涉及到的内容也是极其复杂的。“大学内部的改革，如果没有外部的联动，最主要的是缺乏政府部门变革的话，大学的改革仍然是一场梦”。

在包万平看来，大学内部结构改革有两个问题是绕不开、跑不掉的，一个是大学学术、行政与党委的关系问题；另一个是大学与上级政府部门的分权问题，哪些是大学的事，哪些是上级政府部门的事情，必须说清楚、弄明白，做到分工精确、界限清晰，否则将会是一笔糊涂账。
对此，朱永新表示期待《高等教育法》的修订。“只有这样才能根本性地从法律上来解决、界定高等教育的治理结构，包括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朱永新说，“从大学的内部结构治理来说，大学章程是一个很有效的办法。复旦大学制定《复旦大学章程》应该说是大学‘去行政化’的一个重要方面，除了让学术委员会回归学术外，接下来还应该解决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切割、争取获得更多自主权，这就进一步到了改革的‘深水区’，难度也会更大。”

树立管用的大学理念

复旦大学这次体制内“破茧”，在何雪莲看来有两层含义：含义之一是突围，含义之二是“万里长征刚起步，接下来任重而道远”。

何雪莲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大学，学术自由虎虎有生气，我们曾经有过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制度。今天举国上下热议大学受到过度行政干预和权力控制，“破茧”呼之欲出，而这“破茧”不过是某种历史补课。

“学术自由的课补得很艰难，却又很不彻底。”何雪莲感慨，行政权力可以退出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但是悬在每位学人头上的利剑，即政治正确，却依然还在。思想是大学的天职，学术自由，实质是思想自由，杨玉良没有触及思想解禁问题，所谓的“破茧”，只破了一半。当然，此问题非一人之力所能撬动。

陈武元表示，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制定大学章程很重要，但是，千万不要把大学章程作为摆设，而是应当严格按照大学章程的规定，科学制定各项规章制度，并切实贯彻实施。

“在我国大学，校内管理规章制度不可谓不多，但是由于政出多门，管理制度之间相互矛盾的不少，这使得制度执行的效果不佳。”因此，陈武元建议，应以制定大学章程为契机，全面梳理现有的校内各项管理规章制度，使之与大学章程的规定相吻合。

而在何雪莲眼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看似是制度问题，实质是理念问题。“树立管用的大学理念比制定管用的大学章程更管用”。

“当前我们最缺的不是制度或章程，而是大学理念，是如何认识大学。比如大学当下盛行的职称分级和绩效考核，就是一场教师学者不得不参与的得分游戏：上一节课值多少分、争取到一个课题值多少分、获得一个省部级奖值多少分、在一个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值多少分。在这种强制性的得分游戏中，教师学者类似于挣工分的劳力，并因此被分出三六九等。这是对大学以致整个国家的深刻嘲讽。”何雪莲强调，此现象不变，即使“去行政化”一步到位，大学人依然没有尊严。

复旦大学校歌中有两句歌词令人印象深刻——“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这正是最重要的现代大学精神的体现。我们为复旦大学迈出可喜的第一步加油叫好，更希望复旦大学能够在高等教育改革的道路上迈出更大的步伐。

《科学时报》 (2011-01-11 B1 大学周刊)

作者: 无锋 时间: 2011-1-12 08:53 标题: 复旦大学的“宪章”会不会只是在做表面文章？

http://opinion.nfdaily.cn/content/2011-01/11/content_19193541.htm

复旦大学的“宪章”会不会只是在做表面文章？

2011-01-11 15:20 南都周刊

作者：熊丙奇

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著有《大学有问题》等。

公众期待的大学宪章，如果只是做表面文章，将大学宪章变为校内规章、行政规章，这将是教育改革的悲剧，只会加速大学公信力的丧失。

近日，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表示，该校在起草《复旦大学章程》，其中会划分和限定各种权力，包括校长的权力。在当晚与媒体的聚会上，杨玉良感慨，校长的权力不能无边。他表示，复旦已作出规定并付诸行动，学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退出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复旦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这就形成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有效隔离。而且，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工作不是空架子，而是可以就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单独召开会议，形成独立决议。

复旦大学校长提到的大学章程，让不少人觉得很新鲜。而这种“新鲜”，恰反映出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和大学校内治理的尴尬。早于1999年1月1日施行的我国《高等教育法》，就明确规定，申请设立高等学校的，应当向审批机关提交章程，但遗憾的是，在《高等教育法》施行的10年间，制定大学章程的高校寥寥。包括北京、清华，都没有大学章程，办学无章可循。

2010年7月颁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在“建设现代学校制度”部分明确提出，“加强章程建设。各类高校应依法制定章程，依照章程规定管理学校。”此后，在2010年12月公布的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任务和单位中，北京大学等26所大学被列为“推动建立健全大学章程，完善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试点单位。这意味着，在《高等教育法》颁布实施11年之后，这一法规中有关大学章程的条款终于启动落实。

但大学能否制定出真正管用的章程，依旧是未知数。根据大学章程的内容，必须包含经费来源，财产和财务制度，举办者与学校之间的权利、义务等内容，而这不是大学能够说了算的。以经费来源来说，在发达国家，有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拨款预算和监督执行，而我国大学的经费，则是要向政府部门讨要的，因而有“跑部钱进”之说。由于学校没有财政独立性，所以，办学自主权也就无从谈起。

再以举办者和学校之间的权利、义务来说，我国大学的校长，是由政府部门选拔任命的有副部级或正厅级级别的官员，这也就决定了大学校长首先是官员，而非教育家，大学是政府的一级机构，而非独立的教学单位，由于学校领导对上负责，所以才有学校的数量考核指标盛行，也才有学术委员会这样的机构成为摆设—校长不是公开遴选，怎可能要求其对师生负责？并在乎教授们的“问责”呢？

所以，要大学章程管用，首先应该在章程中界定政府与学校的关系，这就是按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确定的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取消学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思路，确立大学拨款机制、大学校长公开选拔机制。从这一内容看，大学自身显然不可自说自话，对于复旦大学这样的重点大学来说，这应该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才能完成的任务，也就是说，大学章程，应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审议，才能实现对政府部门的分权，也才能成为各政府机构、社会组织遵照执行的大学法律文本。

同样，在大学校内，对大学行政领导、机构的分权，也不是由校长能决定的。我国教育改革的一大困境是，行政部门和领导主导教育改革，而教育改革的核心是要求行政部门、领导放权，于是，近年来所见的教育改革，无一不是在教育改革的旗号下，换汤不换药，每次改革的结果是行政部门的权力和权威进一步增加。复旦大学校长提出校长要分权，那么，这能像国外大学的校长职业化制度一样，要求校长只有行政权，而不能再从事学术研究活动吗？这是基本的利益回避原则，也是真正的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可从复旦的改革设想看，校长职业化的命题根本没有涉及，所谓的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只是校长们退出目前只是摆设的学术委员会。

因此，检验大学章程是否管用，两大基本的程序，特别关键，其一，在校内制定章程时，有否教授委员会、学生自治委员会这样的机构，参与讨论与决策。如果没有，这表明章程仅是行政规章。这样的章程想保障教授和学生的权益，基本上不可能。或有人提出，现在学校里没有这些机构，怎么办？解决的办法就是设立这样的独立运行机构。其二，学校内部广泛讨论、通过的章程，有否提交学校举办者所在同级人大常委会讨论、审议，作为法案进行颁布。如果没有，这表明章程仅是校内规章，而不是大学宪章，并没有多大法律效力，而会随政府换届而调整，随学校领导变更而面目全非。

如果在教育改革的语境下，公众期待的大学宪章，却依旧不能清晰界定政府与学校的权利、义务，不能明确学校的经费来源，不能确定校长遴选机制以及校长职业化，不能赋予教授委员会学术自治、学生委员会学生自治的权利，而只是做表面文章，将大学宪章变为校内规章、行政规章，这将是教育改革的悲剧，只会加速大学公信力的丧失。

作者: 无锋 时间: 2011-1-13 08:32 标题: "复旦章程"限制校长权力值得期待

http://news.xinmin.cn/rollnews/2011/01/12/8843185.html

2011-01-12 13:39 来源：东方网作者：郭文斌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日前透露，复旦正在制定“复旦宪章”，以限制校长和其他行政管理者的权力。
　　任何人的权力都不能“无边”，大学校长自然也不例外，但现实中，校长的确是表现出“权力无边”的样子，从这个意义上说，复旦大学用“复旦宪章”来限制校长权力，是有积极意义的。
　　杨玉良说:“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但同时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无论是大学还是媒体，我们都需要理想的灯塔照亮现实的道路。”他凭借手中的权力制定《复旦大学章程》，这种自己给自己套上“紧箍咒”，的确是基于自我的权力觉醒，然而对一般的校长而言，总想将自己的权力扩大，断没有要紧缩自己权力的愿望。这种靠校长个人的道德觉醒来推行某种制度，在现实中是很难的，既然现在校长可以给自己套上限权的制度，那下一个校长难道就不能消除这个限权的制度吗？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过度行政化的今天，行政化已经是一个非常难缠的障碍物，这很需要复旦这样的“理想化”尝试，对此，我们要给予掌声和期望的热情，但愿他们走得更远，毕竟这是我们共同的希望。
（新民网编辑：）

作者: 无锋 时间: 2011-1-20 09:41 标题: 复旦"大学章程"遭遇沉默去行政化时机是否成熟

http://edu.163.com/11/0119/16/6QPAEPR400294IIT.html

2011-01-19 16:25:49　来源: 网易教育频道综合

网易教育讯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在经过仅有的一次高调之后，复旦大学上下对拟议中的大学章程保持集体沉默。“这相当于复旦的"宪章"，不容草率。”参与复旦“十二五”规划起草的一位文科青年教授近日对本报表示，订立大学章程已明确写入复旦下一个五年发展规划，应该不会匆忙出台。

据悉，包括复旦在内的26所高校被列为教育部建设大学章程的试点。

复旦先行

制定大学章程探索依法治校

2010年12月30日，复旦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杨玉良教授告诉东方网记者，他在29日最后一次参加了学校的学术委员会会议，而在这次会议之后，复旦大学所有的党政干部都要退出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为此，学校重新界定了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的职权，并将在近期出台《大学章程》，实现依法治校，依学术规律和教育规律来管理学术和教育。

据杨玉良介绍，从那时开始，复旦大学所有的党政干部都不再是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成员。今后学术委员会可以完全依照学术规律来管理学术，而教学指导委员会则可以完全按照教育规律来管理学校的教学。按照学校新制订的规定，学术委员会今后可以就学术问题单独召集会议，独立作出有关决议。并且委员会形成的决议可以成为学校决策的依据。如果学术委员会的决议与学校的决策相悖，校长不能否决学术委员会的决议，只能建议学术委员会重新进行讨论。此外，不论是学术委员会还是教学指导委员会，都可以随时就某些与学校发展相关的问题，质询校长或者副校长。

业内反响

大学教改“去行政化”发出突破信号

针对复旦大学校长宣布该校正在制定被称为“复旦宪法”的大学章程，将规定校长及行政负责人退出学术和教务委员会，以此摒除行政权力对教育的过度干预一事，观察家认为，此举可以视为中国大学“去行政化”的先声，大学教改正酝酿实质性突破。

在因“行政化”日深而多被诟病的教育界，复旦的改革令人期待。

遭遇困难

行政人员对前途存在忧虑

据透露，拟议中的改革让一直在行政系统任职，没有从事过教学或科研工作的人员，担心改革会影响到自己的职权。也让校行政系统的工作人员颇为担忧。作为教育直属高校，复旦是一个副部级单位，一些行政部门都有相应的级别。此次张扬学术的改革，让很多年轻的行政人员觉得“前途暗淡”。

官本位的传统没有改变

负责科研的一位老师向记者透露了一些奥妙：虽然课题与项目的申报、审核等是院学术委员会负责，但作为学院的日常事务，也会向院长和分管副院长汇报，并且通常是在学术委员会开会之前。而当学术委员会开会讨论时，材料叠放的顺序或项目发言的先后，都有暗示在其中，大家也都心知肚明。

另外，一些以学校名义申请的课题，从学校科研处派发下来后，一般由院长牵头，课题组成员也就由院长指定。当然，“院长也会考虑到平衡的问题，在一定的周期里人人有份。”该老师说，这在各个高校中早已是心照不宣的操作。

复旦另一个文科学院分管本科生教学的副院长则对记者表示，当前的改革最根本的不在于把权力交给谁，而是要建立起一套健全合理的机制。否则，当学术权力超越边界而成为“学阀”，最终也会伤害学术的发展。

行政权与学术权并未真正分离

“去行政化”一直是国内高校的共同努力，但行政权和学术权并未真正分离。教育学者熊丙奇指出，这主要是因为行政权和学术权只是表面分离，但学校内部治理结构设计，依旧是行政长官说了算。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行政领导退出学术委员会，而在于行政领导不再从事学术研究，这才是最彻底的利益回避，也就是校长的职业化。他介绍，国外的普遍做法就是校长公开遴选，以校长为首的领导班子没有学术权，只有行政权，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学术服务。

熊丙奇认为，大学章程要解决的远不只是学校内部的治理问题，还应包括界定政府和学校的关系（财权、人事权）、学校和社会的关系等重要内容。为此，我国大学宪章的制订，需要清晰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权责关系，明确界定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

去行政化的必要性

杨玉良：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才有发展

杨玉良称，一所大学如果没有学术，那大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同样，一所大学不以育人为本，那么大学也没有存在的价值。但是学术既不需要行政来干涉，也不需要民主来决策，因为学术不是行政领导发布指令来进行管理的，学术也不是靠少数服从多数来实现发展目标的。一所大学的学术必须保持独立，思想必须保持自由。这样，一所大学才能有发展的前景。

朱清时：自授学位去行政化就是砸烂铁饭碗

现在，教育部授学位就像一个铁饭碗一样，你只要考进大学就保证有文凭，你的前途就能保证了，于是各个学校都拼命去公关，争取授权，而不是拼命提高自己的水平，本末倒置了！要让中国的大学恢复活力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打破铁饭碗，你的学位能不能得到社会认可，不是靠政府盖章保证，社会认可的学校就只有靠提高教育水平。我们这一步，就是打碎铁饭碗。

徐立之：大学校长有必要去行政化

以前在公务员架构里，香港的大学校长薪酬与相应的公务员等级挂钩，现在脱钩了。老师的薪酬跟公务员无关了。校长是不是需要一个行政上的等级或是公务员的名号？我觉得不需要。

在西方，政教是分家的，学校的校长，就算本来是个政治人物，一到学校，要把以前的东西全部分开。不能做到这一点，就很难成为一个好校长。

学校最重要的是学术的自由。老师要不受任何东西的影响，他们只是受同行的评审，任何学术都是被自己的同行评判。

改革时机

去行政化已有基础

稍早前，迟迟未获教育部授权招生的南方科技大学宣布启动自主招生，自称“背水一战”的校长朱清时表示，将自主授予学生大学文凭。此举打破了大学文凭统一由教育部授发的常规，而教育部方面则并未公开予以否定。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最新一期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上撰文指出：“实现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必须以改革推动发展，以改革提高质量，以改革增强活力。”他还强调了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学校制度、扩大教育开放等改革重点。

官方高调宣示改革与复旦大学、南方科大等高校的大胆尝试给人诸多期待。种种消息显示，中国大学改革已走过举棋不定的徘徊期，“去行政化”的改革方向得到了官方、业内人士及民众的普遍认可。

早在2010年夏天，对大学“去行政化”尚存疑问之际，华中师范大学就做出了最初的尝试，该校成立的新一届学术委员会，23名成员中除留有1名副校长外，书记、校长等其他校领导全部退出，此前该校的学术委员会则由校长担任主任，近1/4的席位由校领导占据。

多年来，由于大学“去行政化”呼声已久而少有进展，不少业内人士对目前改革试点持谨慎乃至保守预期。而新一轮改革带给人们新的期待。人们希望业界更加积极地研判改革趋势，破除成见，紧抓机遇，为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创造更为公平和自由的现实环境。

根据此前教育部的消息，此次列入试点建设大学章程的大学共有26所，像上海交通大学早在2005年就制订了章程。各校制订大学章程的大致程序是，学校有关行政部门起草，提交学校党代会或教代会讨论、审议，通过之后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复旦改革的遇冷好像给区行政化泼了冷水，区行政化什么时候才能取得成效？我们需要做哪些努力？

相关链接

南科大的去行政化措施

南科大没有行政级别，也没有处长这样的岗位，各人按岗位拿薪酬。

记者：“南科大怎样去除行政级别的？”

朱清时：“首先，内部来说就是把行政权力对学术的干扰降到最低，我们不设院、系。每所学校的院、系都是按照100年前学科发展来设立的。最近50年，自然学科的发展都是按照学科交叉发展的，按照100年前老的分配方法，就从资金上、文化上、人迹干系上阻碍交叉学科的发展。”

记者：“咱们怎么做的？”

朱清时：“学校一二年级的学生全部上一样的基础课，学校建几十个研究所或者是实验室，研究所实验室都代表着多个专业方向。这样的优点，是没有行政权力干预，困难的是这样的事儿还没有做过。”

记者：“去行政化除了不设院系之外，还有什么措施？”

朱清时：“我们不设行政级别，也没有处长这样的岗位，各人按岗位拿薪酬，然后岗位一变，他又按照新岗位来拿薪酬。这是一开始就明确的，当时考试时让行政人员答题，其中就有如何去行政化，意在打碎铁饭碗。”（摘自山东商报）

(本文来源：网易教育频道综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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