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荣：克林顿时代美国过上了黄金日子有两个原因，这两个原因是非政策原因，而是战略结构改善的原因。一是美国搞出了新经济，搞技术创新搞出了一个崭新的IT产业，美国又利用超强的金融手段，在全世界呼风唤雨。这两个的叠加导致美国获得了超强的经济地位，一度其G D P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上升到30%(现在下滑到23%)，这是它当时成功的基础。现在出了问题了，“新经济”的“外溢效应”现在没了。奥巴马现在也试图用新能源作为它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能否搞出类似的创新来，把新能源搞成产业，能否再玩一轮金融游戏，能否成功现在不知道。
金灿荣：对。鸠山后来表示不排除美国，是一个勉强的表态，美国人也听出来了，很不高兴。实际上“东亚共同体”这个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的“福田主义”时期，当时福田康夫他爹就提出这个概念了，但屡屡遭到挫折，东亚呼应不积极，美国也很警惕。这次鸠山的态度最明确，想坚决往下推。他的本意是要排除美国的，但也有制衡中国的含义，所以他想拉印度过来。但现在日本到底怎么想，我们还不知道，比如它必须有范围，步骤、目标是什么？是不是欧盟形态的地区一体化机构，若如此，要开放内部人员流动日本就做不到。若不是欧盟式的概念，只是现有模式的维持，那就要问，有没有必要，因为“10+3”有了，“10+6”也有了，21国和地区的A PE C也有了，还有没有叠床架屋，另起炉灶的必要？这些疑问需要日本来解答。
金灿荣：一是要树立“大安全观”，国内国际打通，传统与非传统打通。要知道对中国这种大国来说，外部力量是不能摧毁的。所以，中国崛起的关键是解决好内部问题。外部还是要保持低调，战略上低调，但不排除在战术层面上、在地缘上积极作为。中国现在有一部分G D P已经走出去了，超出国界了，所以中国的国家利益也要有这种权衡。对于外部，尤其是对于周边国家，要让它们分享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好处，这次的四万亿投资中，比如铁路的投资，都可以考虑往周边国家延伸。
尽管有这些问题，我还是倾向于未来中美关系是稳定的。一是中美高度重视；二是共同利益未来还会扩大，据美方数据，中美经贸达到4千多亿美元，世界上两国贸易达到4千亿以上的只有中美和美加。在多边层面上，朝核、伊朗和亚洲金融稳定等，在全球层面，气候会议、联合国改革、反恐和防扩散等，中美的共同利益都在扩大。三是中美经过30年的磨合，现在有很好的沟通机制。据外交部统计，现在副部长及以上级别的中美对话机制有60多个，包括著名的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保证出了什么问题，都能找到办法解决。第四是中美两国力量在趋于平衡。1979年中美建交的当年，中国的G D P是1700亿美元，美国是2.5亿美元，大概是15倍；到2001年中国加入W TO那一年，中国的GDP刚过1万亿美元，美国是10万亿美元，10倍；到了2008年，中国是4.4万亿，美国是14.26万亿，大概是3.5倍，双方的力量平衡曲线一直在缩小。现在中美关系中，中国是个常量，美国对华政策是个变量，常量力量的加大，有利于整个关系的稳定。第五个因素就是在可见的将来，马英九任内两岸关系是趋于缓和的，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也最敏感，最具有爆炸性，现在两岸关系得到改善，意味着它的冲击力减少了。第六是现在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关系机构，这是在“9·11”之后出现的，简单地说，中国作为美国的“问题”，处在美国问题清单的后面，中国作为美国的“帮助者”，排在美国帮助者的前面。
在 36 年前，曾在越南主导推行过安抚政策、也是我在中央情报局老同事的库默（Robert Komer），发表了他对组织行为的著名研究成果《官僚作为》（Bureaucracy Does Its Thing）一书。在此专著中，他通过审视美国国家安全体制中军事和民事部门在越南战争的表现，归纳出一系列趋势，指出这些趋势在问题早已发生且解决方案早已提出之后如何阻碍着各种机构相应适变，体现为一种安于现状不思变革的惰性，一种靠和平时期管理结构来运作战争的企图，一种以为眼下诸般问题仅属枝节或者行将结束的愿望，一种把那些不适合部门既定结构和喜好的问题索性一推了之的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