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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六十年来的中国 [打印本页]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3 07:07     标题: 六十年来的中国

目录

(1)吴敬琏：中国经济六十年(第1－第25楼)
(2)许纪霖：60年来，知识分子的命运沉浮(第26－第34楼)
(3)高王凌：60年中国的土地与农民(第35－第48楼)
(4)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第49－连载中)
(5)王绍光:坚守方向、探索道路 中国社会主义实践60年(第57－第72楼)
(6)高华：60年中国各阶层演变(第73－第82楼)
(7)张新光：新中国农民生活方式变迁60年回顾与反思(第83楼－93楼)
(8)茅于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的经验教训和对世界的贡献(第94－98楼)
(9)孟立联:从大国到强国：人口学视域里的中国经济增长与未来发展(第99－连载中)

编者按(中国经济六十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来，从计划到市场，在经济建设上走过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期间经历过无数艰辛、动荡、摇摆与反复，既有山重水复之困惑，也有柳暗花明之转机。这是一段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之路的历史；一段打破思想桎梏、寻找经济规律的历史；一段摒弃少数权威、尊重大众个体权利与贡献的历史；一段重新划定政府与市场界限的历史。这个过程是人类探索未来发展方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人类社会贡献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宝贵经验和教训。

　　60年前，中国开始了一个以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来实现民族振兴的宏大尝试。这个尝试以失败告终，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当整个社会取消了微观个体对外探索的权利与自由，只由少数精英通过制定计划的方式来引导全国人民向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进行探索时，偶尔可能会走对了方向，但更多的可能是误入歧途；甚至其纠错机制都是非常僵化而低效的：认识错误时要高度依赖少数精英，改正错误时是整个社会一致行动——但这种行动，往往也未必是正确的，整个社会来回往复地试错，为此付出的不必要的成本，难以度量。

　　30年前，中华民族穷则思变，摒弃了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内的修修补补，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轰轰烈烈的转型。这个过程，在当时叫做“摸着石头过河”；到今天，则可以断言，市场经济是引领中国经济再铸辉煌的必由之路。

　　与此前的改良不同之处在于，从中国决定在公有经济之外开始市场化改革之日起，普通民众作为个体，在开始获得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探索社会发展方向的使命。理想的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于，社会上每个微观主体都可以向不同的方向探索，由于禀赋不同，际遇不同，不同的人找到正确方向的概率也不同。而一旦有人找到正确的方向，社会其他人可以跟进，并分享这个好处。在这个过程中，价格体系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既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引导和优化资源配置，更对人们行为的优劣起客观的评判作用。找到正确方向的人，还可以通过价格机制得到合理的回报。

　　私有产权、市场、企业，市场经济体系中这三位一体的基本元素，在计划经济中一度完全缺失。基于产权基础上的人力资本或者物质资本，到底是通过价格机制在市场上配置或者组合，还是在企业中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加以利用，取决于两种方式何者更有效。对于同样一种经济活动，由各种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通过缔结契约而成的企业，如果其管理成本高于市场价格机制配置所需要的交易成本，则说明该企业从事此经济活动是低效的，应该将之归于市场。这种市场经济中屡见不鲜的企业重组，在计划经济中是无从得见的，因为整个国民经济就是一个大企业，但其运作的好坏，由于没有一个外在的市场和价格体系来衡量而无从知晓，最终流于低效、破败。

　　中国经济60年的发展历程，迄今为止绝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对这套体系进行改革的历程。从原来徒劳无功的体制内改良，到发展公有经济和计划体制外的非公经济和市场体制，再到公有经济和计划体制的全面变革，方向早已明确，目标渐次清晰。产权改革，市场（价格）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以及政治体制改革，多管齐下，极大地释放出国民经济的活力，支撑了中国经济30年来平均近10％的增长，使之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然而，“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国经济的改革过程远未成功：产权改革依然任重道远；许多要素价格如能源、利率、汇率等仍受政府管制；国企改革到能源、电信、金融等国有垄断行业便难以推进；政府和国有部门仍然控制着国民经济中大部分的资源。这些由于改革不彻底而造成的问题互相交织，是贪污、腐败、社会不公、经济结构失衡、环境恶化等问题的根源。

　　尽管中国经济60年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如果在国民经济这些举足轻重的领域上的改革不彻底，矛盾不断积累，改革开放的伟业将难免功亏一篑，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将失去可靠的基础。

　　改革已到深水区。如果说改革初期是全民受益，则现在的进一步改革将不可避免地损害一部分既得利益，包括政府自身。中国政府不但要克服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更需要有改革自身的勇气，前路挑战重重。但既然“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我们有理由期许，更为切实有效的改革方案能不断推进。

　　中国经济，不走回头路。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0-31 10:14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3 07:09     标题: 中国经济六十年(2)

中国经济六十年


作者：吴敬琏



在过去的60年，我们的国家始终是在应对挑战的努力中度过的。正是因为有市场化改革对于严峻挑战的成功应对，才迎来了今日的辉煌。然而，改革正未有穷期。只有认真总结60年来的经验和教训，才能从容应对我们面前的新挑战，再上一层楼，实现腾飞于世界的中国梦。回想60年前，天安门的礼炮声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1949年－1953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曾经灾祸纵横的中国医治好战争的创伤，国民经济的面貌为之一新。这使亿万民众从心底里唱出《歌唱祖国》的歌声：“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然而，胜利也有它的阴暗方面。恢复国民经济的伟大胜利，使人们滋长了虚夸冒进的思想和高估自己的能力。在匆忙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建立的苏联式的集中计划体制，非但没有进一步激发人民大众的创造热情，相反形成了毛泽东故主席所说“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缺乏生机与活力的局面。于是改革就提上了日程。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也同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为改变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低效率状态，试图对经济体制作出一些调整。1956年提出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就是要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大框架不变条件下，进行某些政策调整，以便给经济注入活力。此后20多年，才在不断摸索中，逐渐明确了市场化改革的正确方向。然而，对于要建立什么样的市场经济，以及如何建立等问题，仍然存在观点分歧。

　　在半个多世纪的改革过程中，中国先后采取了多种措施，变革集中计划的经济体制，以及建立新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些措施以不同的经济理论和改革思路为背景，往往方向各异，有时甚至相互矛盾。为了简化头绪、深入讨论，本文以主要的改革措施为标志，将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对这些改革措施的利弊得失进行检讨，进而解析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之路。

　　第一阶段是1958年至1978年，分权型命令经济。改革的重点，是中央政府向下属各级政府放权让利。

　　第二阶段是1979年至1993年，为增量改革阶段，改革主要在国有部门以外的经济领域中推进，并以民营经济的成长壮大来支撑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

　　第三阶段是从1994年至今，为整体推进阶段，以建立市场经济体系为目标进行全面改革。

    在中国改革历程中，各个阶段的多种改革措施是相互穿插的，在前一阶段施行的改革中往往蕴含后一阶段主要改革措施的某些萌芽；后一阶段施行的改革，又常常保留前一阶段改革的某些遗产。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0-3 07:11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3 07:16     标题: 中国经济六十年(3)

上篇：分权型命令经济改革（1958年至1978年）



　　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之后，中央计划经济得以全面推动，并在初期取得不小的成就，但其弊端也很快就显现出来。整个国民经济就像是一个“大企业”，中央政府是企业领导，各级地方政府是企业的各级部门，本该作为独立经营主体的企业，类似于这个“大企业”中大大小小的车间。

　　在这个“大企业”中，中央政府制定目标，通过计划指令层层下达至各级“部门”，然后由各级“部门”下达给各生产“车间”。这是一个无比庞杂、自上而下集体行动的体系，集生产和消费于一体，其计划异常复杂而难以精准，且缺乏调整的弹性。整个国民经济看似有序，却难免陷入低效甚至僵化的境地。

　　当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拖经济的后腿时，中国政府试图加以调整。不过，囿于当时的意识形态和认识水平，这个阶段的种种调整不过是在计划经济框架下的修修补补。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许多措施又往往容易变形走样，甚至走向更为错误的方向。

　　此后的实践证明，建立在中央计划体制下的改良，无法根除其弊端。相反，由于严禁分权决策下微观主体的必要尝试，计划经济体制每一次政策的调整，都意味着少数精英带领整个社会都经历一次震荡，其间缺乏应有的缓冲和弹性。

　　“体制下放”

　　这一阶段，调整的主要内容是中央向各级地方政府放权让利。这是对计划体制的第一次修补，类似于“大企业”领导在一定程度上向各级“部门”下放了自主经营权，也增加了“部门”之间的竞争，但其本质不变，仍然是把整个国家看成一个企业，主要靠行政命令进行运作，而不是依靠价格信号来对稀缺资源进行配置，其有效程度极端依赖事前计划的周密度和精准度——而缺失价格信号作为客观标准，主观计划的优劣无从作出合理评判。计划本身的问题，执行能力的问题，执行者的动机问题，都可能造成各种无法度量的低效、浪费和损失。

　　1957年，中国政府根据1956年8月中共八大一次会议决定，制定了以向各级地方政府放权让利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并从1958年初开始了“体制下放”运动，形成一种分权型的命令经济体制。与此同时，还发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把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改组为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进一步加强了政府对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全面控制。由“体制下放”和“人民公社化”所形成的经济体制，成为毛泽东在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运动的制度基础。

　　向各级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方针，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提出的向地方、生产单位和劳动群众放权让利的原意不完全符合，后面两种放权让利退居到微不足道的地位。原因主要是1957年－1958年国内政治事态发生变化，从而使向国有企业和职工放权让利变成“政治上不正确”了。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0-3 07:20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3 07:33     标题: 中国经济六十年(4)

　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前，不少经济主管部门官员和国有企业领导曾经怀着很大兴趣研究南斯拉夫的“企业自治”试验，希望中国能够有所借鉴。在中共八大上，企业自治曾是一个热门话题。然而，在1957年，随着中共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自治社会主义”的批判逐步升级，扩大企业自主权问题自然就从中国共产党的改革纲领中删除。

　　而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关于要向职工个人放权让利，以便“调动”他们“积极性”的思想，是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非斯大林化”过程中加强对国有企业职工物质刺激的思想潮流相一致的。1957年，中共和苏共在对待斯大林主义问题上的分歧已经露出端倪，同时，“反右派”运动后期，更把“个人主义”定为“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要求人们“斩断名缰利索”。此时，通过对劳动者个人的“物质刺激”来“调动积极性”，就明显地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冲突了。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放权让利就只能以各级地方政府为对象。这样，向各级地方政府下放权力和与此相联系的利益，就成为1958年改革的基本内容，而“体制改革”也就被定义为“体制下放”。这种改革思路，对中国以后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57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是发动“大跃进”运动的一次会议，同时也是开始“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来“为跃进运动准备体制基础”的一次会议。会议原则通过了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组长陈云起草的《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和《关于划分中央与地方对财政管理权限的规定》，并将这三个规定草案提交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总的精神，就是向各级地方政府放权让利，把权力下放给地方行政机关，以便进一步发挥地方和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地制宜完成国家统一计划。11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它们自1958年起施行。

　　1958年的“体制下放”，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下放计划管理权。中共中央在1958年9月发布《关于改进计划管理体制的规定》，要求将原来由国家计委统一平衡、逐级下达的计划管理制度改变为“以地区综合平衡为基础的、专业部门和地区相结合的计划管理制度”，实行以地区为主、自下而上逐级编制和进行平衡，使地方经济能够“自成体系”。这份文件规定，地方政府可以对本地区的工农业生产指标进行调整；可以对本地区内的建设规模、建设项目、投资使用等进行统筹安排；可以对本地区内的物资进行调剂使用；可以对重要产品的超产部分，按照一定分成比例自行支配使用。

　　——下放企业管辖权。1958年4月11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工业企业下放的几项规定》，提出国务院各主管部门所管理的企业，除极少数重要的、特殊的和试验性的企业仍归中央继续管理外，一律下放给地方政府管理。这样，原来由中央各部委所属的企业和事业单位，有88％下放到各级地方政府，有的还下放到街道和公社；中央直属企业的工业产值占整个工业产值的比重，由1957年的39.7％下降为1958年的13.8％。

　　——下放物资分配权。一是减少由国家计委统一分配的物资（“统配物资”或称“一类物资”）和由国务院各部管理的物资（“部管物资”或称“二类物资”）的品种和数量。二是对保留下来的统配、部管物资，也由过去中央“统配”，改为各省、市、自治区“地区平衡，差额调拨”。三是在供应方面，除少数部门外，都由地方政府的计划机关负责分配和调拨。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3 07:58     标题: 中国经济六十年(5)

　——下放基本建设项目的审批权、投资管理权和信贷管理权。对于地方兴办的限额以上项目，只需将简要计划任务书报请国家计委批准，其余由地方审批；限额以下的项目，完全由地方自行决定。允许地方政府在中央下拨资金和地方自筹资金总额的范围内兴办各种事业，包括限额以上的大型项目。地方银行可以根据各地“生产大上”的要求，“需要多少就贷多少，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贷”。

　　——下放财政权和税收权。为了增加地方的财力，扩大地方政府的财权，决定实行“包税制”。

　——下放劳动管理权。改变劳动用工计划由国家计划委员会统一制定、层层下达的做法，各地招工计划经省、自治区和中央直辖市确定以后即可执行。

　　1958年的改革，虽然把向企业放权让利从它的公开纲领中删除，但实际上除了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也采取了一些向企业放权让利的措施，包括：（1）减少指令性计划指标，将国家计委层层下达给工业企业的指令性指标由12项减为主要产品产量、职工总数、工资总额、利润等4项；（2）将原来分不同行业按一定比例从利润中提取少量“企业奖励金”（厂长基金）的制度，改为一户一率的“全额利润留成”制度；（3）扩大了企业的人事安排权，除企业主管人员和主要技术人员外，其他一切职工均由企业负责管理，企业还有权在不增加职工总数的条件下自行调整机构和人员；（4）部分资金可以由企业调剂使用，企业有权增减和报废固定资产。

　　“放－乱－收－死”

　　调整之后，地方政府有了更多的资源和自主权，各级企业的自主权利也有了相应的增加，但仍似总体计划下地方政府指挥的“车间”。掌控着企业和多种资源的地方政府之间有竞争，却既无价格机制作为信号引导和评判标准，又无优胜劣汰的有效约束，于是没有朝着创造财富的方向发展，却形成了“大跃进”的制度和组织基础。另一方面，由少数精英主导的计划经济，本身又极易受限于精英们的意识形态、认识水平、政治立场甚至情绪波动，容易大起大落。这一阶段，中国经济的进程更是被深深打上了政治活动的烙印。

     在保持计划经济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总框架不变的条件下，向地方政府层层分权所形成的分权型计划经济体制，和农村人民公社一起，构成了“大跃进”的制度基础。在这种体制支持下，各级政府响应毛泽东“三年超英、十年超美”的号召，充分运用调动资源的权力，大上基本建设项目，大量招收职工，无偿调拨农民的资源，来完成“钢铁生产一年翻一番”之类绝无可能实现的高计划指标。结果很快爆发了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争夺资源的大战，“一平（平均主义）、二调（无偿调拨）、三收款”的“共产风”盛行，经济秩序一片混乱。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3 08:00     标题: 中国经济六十年(6)

由于经济混乱，经济效率大幅度下降，耗费大量资源所换得的，只是一大堆为了邀功请赏而制造的虚夸数字。后来的事实证明，当时号称已经完成的钢铁、粮食等生产指标，完全是虚假的。

　　然而，一些领导人仍然陶醉在自己制造的幻象之中。在食品供需出现短缺，全国性饥荒即将爆发的时刻，毛泽东却在思考“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提出采取“休耕制”“敞开肚皮吃饭”一类解决办法。在人民公社中，纷纷采取了“公共食堂”“五包”“十包”等“各取所需”的分配办法。

　　1958年末，这种一意孤行做法的消极后果终于显现，生产下降，大批工商企业出现亏损，生活必需品供应不足，经济陷入严重困难。

　　面对这种严峻局面，中共中央在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1958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扩大会议和1959年4月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要求“压缩空气”、纠正“左”的偏向。

　　1959年7月到8月间，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史称“庐山会议”）。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提出这次会议要进一步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而且承认“大跃进”存在“没有搞平衡，打乱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人权、财权、商权、工权等四大权力下放过多”等缺点。可是，后来因为政治局委员彭德怀致信毛泽东，要求认真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毛泽东临时决定延长会期，对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活动”进行严厉批判，由此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右倾运动”。整个政治气氛从“纠‘左’”转向“反‘右’”。

　　“反右倾”运动导致的第二次“共产风”，使经济和社会状况进一步恶化。1959年全国共生产粮食1700亿公斤，比1958年的实际产量2000亿公斤减少了300亿公斤；1960年粮食产量降到1435亿公斤，比1951年的1437亿公斤还低，全国普遍发生饥荒。

　　由于封锁消息和缺乏拯救措施，城镇地区广泛出现因营养不良导致的浮肿病，农村地区则造成2000万至40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1960年秋季，党中央终于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恢复了由陈云任组长的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采取坚决措施来克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0-3 08:05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3 08:07     标题: 中国经济六十年(7)

“八字方针”的实施，主要采取了以下手段：

　　——中共中央于1962年1月召开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市、地、县五级干部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表示承担错误责任以平息干部的怨气，同时要求加强团结，加强纪律，加强集中统一，做好工作，战胜困难。与此同时，恢复了以陈云为首的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统管“调整国民经济”工作。

　　——根据国务院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建立比1950年统一财经时“更严更紧”体制的要求，中央政府各部门在财政、信贷和企业管辖权等方面收回在1958年改革中下放的权力。例如，发布了加强计划纪律的“十项规定”和一系列收回原来下放权力的决定，对金融、财政和统计实行中央的垂直领导。1958年下放给地方管理的企业，也大多回到中央由各行业部管理。

　　——凭借这一套高度集中化的体制实行稀缺资源的再配置，主要的措施是：大炼钢铁中兴建的“小土群”和“小洋群”冶炼设施全部“下马”；将“大跃进”中“招之即来”、进入城镇就业的约3000万农民工“挥之即去”，全部退回农村；对城市工业企业进行“关、停、并、转”调整。

　　经过几个月的调整，经济逐渐稳定下来，并在1964年大体上得到恢复。

　　不过，在人们庆幸经济秩序恢复的同时，却发现集中计划经济的所有弊病又都卷土重来。于是又酝酿再次进行改革。

　　但是，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由于存在社会主义只能采取行政命令配置资源这样的意识形态障碍，市场取向改革很难在政治上被接受。于是，进行向地方政府下放计划权力，几乎成了惟一可能的改革选择。因此，此后仍然多次进行过类似于1958年的行政性分权改革，例如，1970年以“下放就是革命、下放越多就越革命”为口号的大规模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就是1958年“体制下放”的重演。

　　总之，1958年至1976年期间的多次“体制下放”，无一例外地以造成混乱和随后重新集中告终。在“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循环下，形成了“放－乱－收－死”的怪圈。

　　制度反思

　　“放－乱－收－死”的魔咒挥之不去，促使人们深刻反思，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以公有制为基础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所固有的缺陷所决定的，甚至进一步摒弃固有的思维模式。在这种思考的基础上，人们的思想认识逐渐深入和提高，并为以后的改革实践提供了思想基础。

　　中国理论界第一个对“体制下放”思路提出批评的经济学家是孙冶方。他在1961年给中国经济工作领导人的上书中指出，经济管理体制的中心问题，不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应当如何划分，而是“作为独立核算单位的企业的权力、责任和它们同国家的关系问题，也即是企业的经营管理权问题”。在孙冶方看来，只有让企业获得权力，“才能调动其积极因素，全面地把国家交给它的担子挑起来。”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3 08:13     标题: 中国经济六十年(8)

不过，孙冶方的这种批评，并不是从稀缺资源有效配置和使用的角度，而是在“放权让利”和“调动积极性”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的。因此，他并没有从理论上讲清楚为什么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不能解决问题，而向企业放权让利，“扩大企业的管理权”就能提高国民经济的效率。而且当时在极“左”路线统治下，即使孙冶方这种要求在计划经济框架下扩大企业自主权的主张，也不可能被当局所接受。所以，他在提出上述观点后不久，就被说成是“比利别尔曼还利别尔曼”的“修正主义分子”而受到批判和迫害。在1976年极“左”路线统治倾覆后，孙冶方的意见才被许多人所接受。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才开始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去分析“体制下放”的利弊得失。在这一争论中，经济学家们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认识：

　　一种观点认为，“体制下放”对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非国有经济成分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上世纪80年代初实行财政“分灶吃饭”，向地方政府下放财权，导致了地区间的竞争，进而又引发了民营企业的产生和发展。在地方政府拥有某种财政独立性的情况下，地方官员为了追求本地利益，运用手中的权力使乡镇企业得到融资、生产、销售等方面的某些保护或便利，是中国非国有企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张五常教授在他总结中国市场化改革30年的论文中，给予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层层承包）以极高的评价，认为正是由此造成的“县际竞争”促成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持另一种观点的经济学家，对那种把“体制下放”作为改革主线的想法和做法持批评态度。他们认为，不应当笼统地把改革的目标规定为“分权”，而应当区分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分权，即市场经济下的分权状态（“经济性分权”）和计划经济下的分权状态（“行政性分权”）。能够从根本上改善经济运行状况和提高整体效率的分权，只能是经济性分权，而不能是行政性分权。他们的论证如下：

　　——从计划经济的角度看，要使这种经济体制多少行得通，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在集中进行经济计算的基础上编制和下达计划，并且做到令行禁止。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政出多门，按照地方的利益和长官意志配置资源，结果只会使整个经济陷于混乱。总之，计划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在本质上要求集权。分权的计划经济，是较之集权的计划经济还要糟的计划经济。要摆脱“集权的计划经济就是死，分权的计划经济就是乱”这一两难境地，惟一的出路是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建立市场制度，使得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

　　——从建立市场制度的观点看，市场经济是一种分权的经济。在那里，个人和企业等独立的市场主体根据市场价格信号和自身的利益，自主地作出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等决策。行政性分权在短时期中的确有激励地方政府积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是，由此形成了企业与当地政府关系过于紧密的体制，既会促成地方保护主义的蔓延，也容易滋生腐败。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3 08:16     标题: 中国经济六十年(9)

从后一种观点看来，中国在1958年、1970年和1980年实行的行政性分权的财政体制，的确为市场关系在地区之间竞争的缝隙中成长提供了可能性，但在另一方面，又使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割据的倾向得以滋长。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地区间相互封锁、分割市场以及对本地企业实行行政保护等行为，已经成为形成国内统一市场（integratedmarket，即一体化的市场）的重大障碍。甚至有人把中国经济称为“诸侯经济”。

　　因此，对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来说，当市场力量增强到一定程度，打破地区封锁和形成统一市场就成为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中篇：增量改革（1979年至1993年）



　　在计划体制内多次徒劳无功的改良尝试和震荡，迫使中国政府进行深刻的反思，并考虑其他方向的变革。允许微观主体在公有体制之外进行尝试，成为这一阶段改革极为重要的积极因素，在这个基础上，才有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空间，以及更为系统的增量改革战略。

　　从小岗村的农地改革试验开始，允许人们在公有体制之外进行尝试，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抉择。在分散的微观主体成功尝试的基础上加以系统性的理论总结，并逐渐以制度化的形式将这些成果固定并加以推广，是一个伟大的经验。这种看似没有理论指导的“摸着石头过河”策略，蕴藏着一个内在合理性，即允许分散的微观主体分头探索社会发展的方向，并且一旦这些探索取得成功，整个社会可以分享其成果。

　　“增量”的强大生命力一旦释放，便迅速为社会所认可，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资源积聚，不但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撑点，更在与“存量”的竞争中占了上风。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能够反映稀缺资源程度，并引导资源配置的市场价格体系在“增量”中逐渐形成，最终在大多数领域内将原有的公有经济彻底融入了新的价格体制。改革开放的大门一旦打开，新旧两种体制的优劣立判；在经济力量的牵引和推动下，就无法再回头了。

　　1976年10月，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逮捕和“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使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转机，此后的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是从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开始的。在扩大企业自主权试验不成功、国有经济改革停顿不前的情况下，中国领导把取得进展的希望放到了非国有经济方面，力图通过一些变通性的制度安排使民营经济得以破土而出并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我们把这种改革战略叫做增量改革战略。往后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一新的改革战略有关。不过，由这种改革战略长期延续所带来的“双轨体制”，也造成了一系列很难解决的问题。

　　“体制内改革”受挫

　　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固然已经难以为继，但无论是意识形态、人们的认识水平，还是原有体制的惯性，都决定了新的经济体制不可能从天而降。当改革已成大势所趋，改革的方向却存在争议。究竟是继续在原有体制下进一步改良，把重点从“给地方政府放权让利”改为“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权”，还是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甚至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改良的主张在辩论和实践上一度占据上风，但其固有的缺陷也很快再次显现。与此同时，包括产权改革萌芽的市场化改革实践，则开始在民间小心而积极地尝试，并显现出勃勃生机。

　　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由于把整个社会变成牢笼和使上亿人遭到迫害，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全面专政”制度彻底绝望，全社会一致认为旧路线和旧体制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由此形成了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变革救亡图存的共识。这正像邓小平所说：“不改革不行，不开放不行。过去二十多年的封闭状况必须改变。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一点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3 08:23     标题: 中国经济六十年(10)

启动改革的第一项行动，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动解除极“左”思想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党校工作的胡耀邦，支持《光明日报》在1978年5月11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以此为开端，全国掀起了一场以“解放思想”为基本内容的启蒙运动。“思想解放”意味着原来认为天经地义的“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之类的理论是可以被怀疑的，原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计划经济制度和“对党内外资产阶级（包括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面专政”的政治制度是可以改变的。这次运动打破了数十年僵化思想的束缚，激发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开动脑筋去寻找挽救危亡、求得发展的出路。他们认真总结自己的教训，学习他国的经验，提出了各种各样变革的设想。中国政府也派出了许多代表团，分别到美国、西欧、东欧和东亚国家去考察取经，力图汲取它们促进经济高速发展方面的经验。

　　在这种氛围下，决策层提出了改革问题。1978年7月－9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印发了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国进行企业改革和引进外资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的材料。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务虚会上作总结报告时指出，当务之急，是既要大幅度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也要多方面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改变人们的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

　　至于如何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大致上有两种不同的想法：

　　第一种是以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为主要内容。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政策的“拨乱反正”中，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和党政领导人认同孙冶方的经济思想，认为应当把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和提高企业活力放在改革的中心地位。

　　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的总结中指出：“过去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主要缺点，是把注意力放在行政权力的分割和转移上，由此形成了‘放了收、收了放’的‘循环’。在今后的改革中，一定要给予各企业以必要的独立地位，使它们能够自动地而不是被动地执行经济核算制度，提高综合经济效益。”1978年12月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也指出：旧经济体制的“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当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以便“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普遍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3 08:36     标题: 中国经济六十年(11)

多位经济学家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例如，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的马洪在1979年9月的一篇论文中提出，“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要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扩大企业在人、财、物和计划等方面的决策权力。同一研究所的副所长蒋一苇针对中央集权的“国家本位论”和行政性分权的“地方本位论”，提出了“企业本位论”。他认为，改革的方向应当是“以企业（包括工业企业、商业企业、农业企业等等）作为基本的经济单位。企业在国家统一领导和监督下，实行独立经营、独立核算，一方面享受应有的权利，一方面确保完成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他主张：“企业应当是企业全体职工的联合体，……企业的权利是掌握在全体职工的手里”实行独立经营、独立核算。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董辅则把扩大企业自主权归结为改变“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认为全民所有制经济单位“应该具有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实行全面的独立的严格的经济核算”；“各经济组织中的劳动者有权在维护和增进全体劳动者的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在统一计划的指导下，结合本单位和自身的利益的考虑直接参加经营。”

　　另一种意见的思考范围更加宽广，认为改革的目标应当是建立一种完全不同于苏联模式的新经济体制：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例如，中国经济学界宿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长期担任中央政府经济领导工作的薛暮桥在1979年出版的、对当时的改革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著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中指出，中国经济改革迫切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企业（包括集体经济单位）管理制度的改革，使企业成为有活力的基层经营管理单位；另一个是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改革，使它更适合于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他在1980年初夏为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明确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我国经济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应当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薛暮桥在1980年9月召开的各省市区第一书记会议上就这个《意见》作说明时说：“所谓经济体制的改革，是要解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应当建立什么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向。将来起草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规划，是一部‘经济宪法’。”薛暮桥起草的《意见》，得到了胡耀邦等领导人的支持，但是这种想法并没有最终形成政府的决定。

     另一位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和政策有着重要影响的是杜润生，他长期从事农村经济研究，曾经辅佐过被毛泽东批评为1952年到1962年“十年一贯制”地“右倾”的中国农村工作领导人邓子恢。杜润生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从推行农村承包制开始，重新发挥他在制定农村经济政策方面的影响。他广泛吸收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成果，主张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系。

　　长期在宣传部门工作的于光远从恢复马克思主义“原义”的角度批评斯大林、毛泽东的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他和他的追随者更多地倾向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提出的“企业自治”和“社会所有制”的经济体制。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0-3 08:38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3 08:42     标题: 中国经济六十年(12)

在上述两种思想中，第一种思想更加受到实际工作者和国有企业领导人的支持。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四川省率先开始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1978年10月，四川省选择了六家国有工厂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取得了明显成绩。随后，四川省的试验扩大到100家国有企业。1979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文件，要求各地方、各部门选择一些企业按照这些规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到1979年底，全国试点工业企业达到4200个。到1980年，又扩大到6600个，它们的产值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产值的60％、利润占全国工业企业利润的70％。

　　“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的内容与1965年苏联总理柯西金领导的“完全经济核算制”改革大体类似，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简化计划指标，放松计划控制；二是扩大资金数额，强化对企业和职工的物质刺激。

　　在开始的几个月内，“扩权”显著提高了试点企业职工增产增收的积极性。但是，这种和1965年苏联的“柯西金改革”相类似的做法的局限性很快就表现出来。在新体制下拥有某些自主权的企业并未受市场公平竞争的约束，也不处在价格信息的引导之下，因此，企业“积极性”的发挥往往不一定有利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加之当时对发展工业要求过高过急，增加投资的压力很大，造成了总需求失控，财政赤字剧增，经济秩序陷于混乱。

　　“体制外先行”战略

　　旱路不通走水路。当体制内改革的尝试遭遇瓶颈时，决定整个改革方向的中央领导表现出足够的包容度和灵活性。以微观主体的自发探索为第一推动力，中央政府从默许到制度化承认，逐步在公有制之外推行市场化取向的变革。以家庭承包制度为基础的农村土地改革，率先推动了产权制度层面的变革，并迅速在国有部门之外形成燎原之势。此后，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齐头并进，私有产权和计划之外的价格体系得到事实上的认可，并不断发展壮大。非公部门和市场价格对公有部门和命令价格体系形成有力的冲击，成为公有制改革的强大外在压力，但前两者与后两者长时间仍然并行运行，分别形成经济体制与价格体系的“双轨”。

　　当国有企业的扩大自主权改革陷入困境以后，已经掌握领导权力的邓小平改变了改革的重点，从城市的国有经济转向农村的非国有经济，其中最重大的政策转变，是对农村包产到户由禁止到允许的转变。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允许农民根据自愿实行家庭承包制度。此后仅仅两年时间，家庭承包制，即家庭农场制就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取代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农村经济从此气象一新。在此基础上，以集体所有制为主的乡镇企业也蓬勃发展起来。从这时起，中国开始采取了一种有别于苏东国家以改革现有国有企业为主的新战略，这就是不在国有经济中采取重大的改革步骤，而把改革重点放到非国有部门去，在那里创建市场导向的企业，并依托它们实现经济增长。这种战略被称为“增量改革”战略或“体制外先行”战略。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3 08:43     标题: 中国经济六十年(13)

当增量改革战略在农业领域取得初步成功以后，中国党政领导将这种经验推广到其他部门，采取的策略是在保持国有经济主体地位的条件下，逐步放开对私人创业活动的限制，加上在这之前已经开始的对外资开放国内市场，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开拓出一定的空间，使非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得以自下而上地发展起来。

　　发展非国有经济的战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允许非国有企业成长。

　　是否允许非公有经济存在和发展，在中国一直是一个在政治上非常敏感的问题。即使在1976年以后几年的“拨乱反正”时期，“愈大愈公愈好”“割资本主义尾巴”“要让资本主义绝种”等毛泽东时代的教条仍然统治着人们的观念。因此，在改革开始时期，只能采取迂回曲折的方式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包产到户”取得成功以后，这种思想禁锢才被进一步突破。1983年在事实上取消了对私人企业雇工人数的限制。也就是说，私有企业取得了合法地位。在那以后，私有部门得到了愈来愈快的发展。

　　第二，营造“经济特区”的“小气候”，实现部分地区与国际市场对接。

　　在各国以往的经济发展史中，国内市场的发展往往是旷日持久的，需要很长时期才能形成。本来旧中国的商业文化传统就十分薄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经历了30年的计划经济实践，市场力量几乎被消灭殆尽，国内市场的形成就更加困难。面对这种情况，要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短时期内形成国内市场并全面与国际市场对接是完全不可能的。于是，汲取其他国家建立出口加工区和自由港的经验，利用沿海地区毗邻港澳台和海外华侨、华人众多的优势，通过营造地区性的“小气候”作为对外开放的基地。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宣布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1979年，中国政府确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便发挥它们毗邻香港、澳门的区位优势；1980年，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四个经济特区；1985年又决定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对外开放以来，逐渐在沿海、沿江、沿边地区形成了有一定纵深的开放地带。

　　对外开放促进了国内经济改革。参与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使中国的经营管理人员对国际市场有了更好的了解，同时也使他们对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生产成本，产生了紧迫感。为了在竞争中生存，取得更大的自主权和改进经营管理成为十分必要的事情。参与进出口贸易竞争，也促使中国国内价格结构向国际市场看齐，加快了国内价格改革的进程。

　　第三，建立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验区，实行改革开放的“地区推进”。

　　在市场取向的改革不能在全国同时铺开，改革又需要有系统性的条件下，选择沿海某些市场一向比较发达、又具有较好的对外开放条件的地区建立改革试验区，在改革和开放这两个方面结合运用前面讲到的两种做法，使市场经济体系能够多少完整地建立起来，然后通过它们的示范和辐射，带动内地的改革和开放。自从1985年广东省的广州、佛山、江门、湛江等四个市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城市”，经过十来年的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从辽东半岛到广西沿海一线涌现了已经初步形成成片市场、经济具有很强活力的地区。在内地，也出现了某些初步“搞活”的地区。市场力量的作用，正在从这些地区向四面八方辐射，它们已经成为推动市场化改革的强大基地。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3 08:45     标题: 中国经济六十年(14)

实施增量改革战略最重要的成果，是使民营经济得以从下而上地成长起来，并且日益发展壮大。上世纪80年代，中国民营工业的增长率约为国有工业的2倍。到80年代中期，非国有经济成分无论在工业生产中还是在整个国民经济中，都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工业中，其产出份额已经达到三分之一以上；在零售商业中，非国有成分的份额增长得更快。

　　十余年的增量改革，给中国经济带来了高速增长。在1978年至1990年的12年中，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4.6％，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3.1％。

　　“双轨制”的形成

　　非公经济与市场价格的持续发展，不可避免地与公有经济和命令价格产生直接的冲突。“双轨”不可持久。一者因为公有经济部门长期处于命令价格的保护之内，既缺乏自我改革的动力，又使非公经济部门在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二者因为两套价格长期并行，以命令价格取得资源者可以利用价差牟取暴利，致使寻租、腐败盛行，极大地扰乱经济秩序。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双轨制”曾经作出过重要的贡献，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甚至妨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实行增量改革战略，在大体维持国有经济现有体制的条件下，容许私有经济发展和引入部分市场机制，使中国经济出现了命令经济和市场经济双轨并存的状态。这种经济体制“双轨制”最集中的表现，是生产资料分配和价格的“双轨制”。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由国家在国有经济单位之间统一调拨，价格只是这些单位之间进行核算的工具；消费品由国营商业系统统一经营，各级物价管理部门统一定价。

　　在改革开放之初，国有企业获得了销售产品的自主权。1979年国务院转发的《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允许企业自销超计划产品，在计划轨之外开辟了物资流通的“第二轨道”——市场轨。

　　与此同时，没有物资调拨指标的非国有企业的产生和发展，也提出了从市场获得原料等物资的必要性。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非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已经占到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1％，通过市场流转的生产资料份额也不断扩大。在这种情况下，1985年1月国家物价局和国家物资局下发《关于放开工业生产资料超产自销产品价格的通知》，允许企业按市场价出售和购买“计划外”产品，从此开始正式实行生产资料供应和定价的“双轨制”。具体的办法是，对那些在1983年以前有权取得计划内调拨物资的国有企业，仍然根据1983年调拨数（即“83年基数”），按调拨价供应所需生产资料；超过“83年基数”的部分，则按照市场价格从市场上购买。

　　在实行增量改革战略情况下，由于国有部门和私有部门双轨并存，除生产资料分配和价格形成的“双轨制”外，还在其他领域形成了多种“双轨制”，例如国家银行贷款利率和市场利率的“双轨制”、外汇牌价和调剂市场价格的汇率“双轨制”，等等。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3 08:47     标题: 中国经济六十年(14)

对于“双轨制”的利弊得失，经济学家的看法也非常不同。

　　刘遵义、钱颖一、G.罗兰（GérardRoland）和张军对价格“双轨制”在稳定国有经济生产和实现帕累托改进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作出了肯定评价。他们根据一般均衡分析，论证了双轨价格自由化的帕累托改进的特性。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体制改革研究所1986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论证了价格“双轨制”的积极作用。报告认为，从经济上看，在“双轨制”条件下，“企业无论是增加或减少生产品或投入品，其增减变化部分的价格实际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这同时也意味着，市场价事实上已对企业的边际产出和投入产生了决定性作用，通过这种边际作用，形成了调整短期供求的信号和影响力量。”从政治上看，“在双轨经济中有一种能够用行政权力分配资源的机制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凭证的货币化会向权力的货币化转化，即分配凭证的权力，实际上是分配货币的权力，也就是说权力本身能够用货币度量了。它完全可以把权力变成一种货币。这种腐化行为在经济上是非常合理的。只要凭证货币化的机制发挥作用，在计划所派生的行政权力又有所保留时，把对各种资源的分配权力当做一种资本来运用，就完全是一种非常自然的情况。”

　　美国经济学家K.墨菲（KevinMorphy）、A.施莱弗（AndreiShleifer）和R.维什尼（RobertVishny）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如果所有的价格不是一齐放开，就会产生资源配置的扭曲。而且，它会在能够获得变相补贴的国有企业与只能以市场价格获得原料、设备和贷款的民营企业之间造成不平等的经营条件，因此愈到后来就愈益成为阻碍民营经济进一步壮大的因素。

　　另外一些中国学者例如本文作者对“双轨制”持续带来的社会政治后果给予高度关注。

　　他们认为，“双轨制”的制度安排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是双重的。一方面，正像前面一些学者所说，它给民间创业活动一定的空间，使各种类型的民营企业得以成长；另一方面，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如果这种“权力货币化”或“权力资本化”的制度安排持续下去甚至得到加强，就会造成广泛的寻租（rent-seeking）环境，埋下腐败蔓延的祸根。而如果不能及时通过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铲除这一祸根，就有可能助长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酿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后果。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3 08:50     标题: 中国经济六十年(15)

下篇：“整体推进”全面改革

（1994年至今）

　　“双轨”的存在，意味着国民经济中仍然存在着大量低效的公有经济成分以及非市场化价格体系。公有经济和计划体制痼疾未除，与新生的非公经济和市场体制之间的矛盾却在日益尖锐。中国经济的改革战略从“增量改革”向“全面改革”进行转变，遂成这个时期的必由之路。改革的主要措施，包括价格“双轨制”的“并轨”，以及国有企业大刀阔斧的改革。许多改革措施卓有成效，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作出关键性贡献，但由于种种原因，许多重要的改革未能适时推进，导致进一步的改革更为艰难。

　　在国民经济许多重要领域，如能源、电信、石油、金融等国有垄断行业，改革难以深入。一些重要的要素价格，如能源、利率、汇率，也尚未放开，依然未能真正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从而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政府和国有经济部门依然掌控着国民经济的大部分资源，与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不相适应，而且“国进民退”等逆潮流的事件时有发生。

　　多年来的经验证明，改革如果不彻底，则其在推进至某个特定的阶段，在破除原有格局的同时，往往会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团，成为妨碍改革进一步推进的重要阻力。而由于改革不彻底而产生的种种弊端，包括腐败、寻租、社会不公等，又必须通过继续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去除。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其进程更加不容耽误，中国经济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采取增量改革战略，目的是为了减少改革阻力，积蓄改革力量，缩短改革进程，最终目的还是建立统一的市场经济体系。因此，改革终归要推进到国有部门。在“体制外”改革已经为全面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准备了必要条件的基础上，就应当抓住时机，在占用了国民经济中大部分重要资源的国有部门进行整体配套改革，实现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全面转轨。

　　由于没有能够及时实现改革战略的转变，国民经济中已经搞活的“体制外”部分和在很大程度上仍受传统经济体制束缚的“体制内”部分之间出现了剧烈的摩擦，经济体系中存在着许多漏洞，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就经常受到威胁。正如青木昌彦（MasahikoAoki）在《比较制度分析》一书中所指出的，一个体系中的各种制度具有战略互补性，某一项或几项制度发生变革，其他的制度要么进行相应的变化，要么就会与新制度不相配合，对新制度的实施产生阻碍。因此，制度变革本质上就应该是整体推进的，虽然在实施上可以分步进行，否则，就会存在巨大的制度运行成本。所以，“双轨制”拖得愈久，其消极后果也体现得愈严重。

　　随着社会经济矛盾的加剧，由局部市场化转向全面改革的呼声也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变得愈来愈强烈。1986年，在改革领导人的推动下，终于开始转向进行全面改革的尝试。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3 08:52     标题: 中国经济六十年(16)

试水全面改革

　　这是中国改革以来又一个全新的阶段，改革开始从非公部门推向公有部门，从农村推向城市，从价格体制推向以价格体制、税收体制和财政体制为重点的配套改革，从经济改革推向政治改革，进行了全面的尝试。这些改革措施在许多领域，尤其是宏观经济体系建立和所有制结构调整两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但由于突发性事件以及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出现重大反复，并未能取得预期的成就，这也使得后来的改革难度进一步加大。

　　邓小平是“增量改革”的倡导者，但他并不满足于改革前期在非国有部门取得的成就。当非国有经济已经能够为整个改革提供支撑点的时候，他提出了转移改革战略重点、把改革推向国有部门的要求。他在1984年6月指出，在农村改革见效以后，“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城市改革不仅包括工业、商业，还有科技、教育等，各行业”。同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实施这一战略转变。

　　为了落实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和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年－1990年）的建议》提出的通过企业、市场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等三方面互相联系的改革，“在今后五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的要求，中国政府从1986年起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1986年初，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提出了以价格体制、税收体制和财政体制为重点进行配套改革的设想。他宣布1986年国务院的工作方针是：在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控制的条件下改善宏观管理，在抑制需求的条件下改善供应，同时做好准备，使改革能在1987年迈出决定性的步伐。接着，赵紫阳就改革形势和“七五”（1986年－1990年）前期改革的要求多次发表讲话。他在这些讲话中指出，这种新旧体制胶着对峙，相互摩擦，冲突较多的局面不宜拖得太长。因此1987年和1988年需要采取比较重大的步骤，促使新的经济体制能够起主导作用。这就需要在市场体系和实现间接调控这两个问题上步子迈大一点，为企业能够真正自负盈亏，并在大体平等的条件下展开竞争创造外部条件。“具体说来，明年的改革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设计、去研究：第一是价格，第二是税收，第三是财政。这三个方面的改革是互相联系的。”“关键是价格体系的改革，其他的改革围绕价格改革来进行。”

　　为了进行拟议中的配套改革，国务院在1986年4月建立了经济改革方案设计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在国务院和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下，拟定了“七五”前期以价格、税收、财政、金融和贸易为重点的配套改革方案。其中的价格改革，准备采取类似于捷克斯洛伐克在1967年－1968年改革的做法，用“先调后放”的办法实施价格市场化：先根据计算全面调整价格，然后用一到两年时间将价格全面放开，实现并轨。在财税体制方面的主要举措，则是将当时实行的“分灶吃饭”体制（Revenue-SharingSystem），改革为“分税制”（Tax-SharingSystem）以及引进增值税（VAT）等，上述配套改革方案在1986年8月获得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决定从1987年1月1日起施行。邓小平在1986年9月13日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关于改革方案的汇报时，对这个配套改革方案作出了很高的评价，要求照此执行。

(连载中)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0-3 08:59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4 10:48     标题: 中国经济六十年(17)

与此同时，邓小平在1986年再次要求启动以“党政分开”为重点的政治体制改革，使中国的政治体制适应于市场经济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双轨并存引致的诸多矛盾表明，问题的症结在于：在双轨体制下，“国家辛迪加”中政府控制和支配基本经济资源的遗产尚未得到消除，使矛盾集中在政府身上。要消除这些遗产，就不能不彻底进行国家体制的改革。正是由于认识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邓小平在1986年重提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遗憾的是，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没能进行下去。

　　在经济改革方面，在政府内部和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见。国务院领导原来是坚持“价、税、财配套”改革的，但是到1986年10月，国务院领导改变了原来的想法，转向以国有企业改革为改革主线，并在1987年和1988年实行了“企业承包”“部门承包”“财政大包干”“外贸大包干”和“信贷切块包干”等五大“包干”制度，回到了维持市场经济与命令经济双轨并存体制的老做法。由于丧失大步推进改革的时机，行政腐败、通货膨胀等问题愈演愈烈，最后以1988年的抢购风波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告终。

　　1988年的经济危机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一些政治家和理论家把这次经济和政治动荡归罪于市场取向的改革，指责“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于是，发生了改革开放以后的又一次回潮。直到1992年初邓小平作了推动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南巡讲话以后，才迎来新的改革开放热潮。

　　1992年10月中共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1993年11月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又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以下的问题上获得重要突破：

    第一，明确提出“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的改革战略。也就是说，不只在边缘地带进攻，而且要在国有部门打攻坚战，要求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第二，为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外汇管理体制、企业体制和社会保障体系等重点方面的改革提出了目标，拟定了方案。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0-4 10:54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4 10:54     标题: 中国经济六十年(18)

根据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从1994年初开始，中国政府在财税、金融、外汇管理、企业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和国有企业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来推进改革。同时，国务院要求按照《公司法》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以便在取得经验后全面推广。在以上诸方面的改革中，外汇改革进展最为顺利，提前实现了全会《决定》所规定的在经常账户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目标，财税体制也进入了预定的轨道。其他方面，特别是国有经济改革虽有一定进展，但仍未达到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在宏观经济体系建立和所有制结构调整两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基本标志是原来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发生了改变，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有了比较大下降。不过从全面建立市场经济所有制基础的角度看，改革的大关并没有过。直到1993年，虽然国有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重不到一半，但政府和国有企业仍然是稀缺经济资源的主要支配者。以资金为例，国有部门占用了70％以上的信贷资源。此外，由于政府和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使适合市场经济的金融、财税等体系难以健全。发生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旧有的国有经济体制，亦即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说的“国家辛迪加”（TheStateSyndicate），或者用现代语言说，党政经一体化的大公司（TheParty-StateInc.），乃是整个旧体制的核心或基础。以此为依据的利益关系盘根错节。如果在旧体制中既得利益者不能以整个社会的利益为重，就会以种种口实（包括政治借口）阻碍国有部门改革和改组的进行。于是，改革和改组就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世纪之交的改革与矛盾

　　随着改革的深入，改革与反改革的力量交锋日益激烈。从某种意义上讲，此后的改革比改革初期更为艰难。改革初期的阻力主要来自意识形态，而此时则主要来自既得利益；改革初期的措施有帕累托改进的特性，而此时国有垄断企业和政府部门已经享受改革的成果，但进一步改革会损害它们的利益。推动国有垄断企业和政治体制改革，意味着政府要对自身进行改革，改革由此进入更为艰难的攻坚战，进度明显放慢。

　　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的旧所有制结构的障碍，在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上取得了某些重要的突破。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4 10:57     标题: 中国经济六十年(19)

从经济方面说，中共十五大否定把国有经济比重大小同社会主义性质的强弱直接联系起来，明确肯定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至少一百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在世纪之交，一个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轮廓开始显现在人们的面前。据此，代表大会要求根据“三个有利于”的原则，调整和完善国民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建立今后长时期的基本经济制度。调整包括三项主要内容：（1）缩小国有经济的范围，国有资本要从不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退出；（2）寻找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多种公有制实现形式，发展多种形式的公有制；（3）明确宣布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鼓励个体私营等非公有经济的发展。

　　1998年，中共十五大的上述决定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在此后几年中，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不小进展。

　　第一，国民经济的所有制结构明显优化，从国有经济一家独大的结构转变为多种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除少数垄断行业外，民营经济一般居于主要地位；在就业方面，民营企业成为吸纳就业的主体，2006年民营企业就业人数达到全国城镇就业人数的72％。

　　第二，国有企业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主要表现在：一是国有企业已从国有独资的产权结构，变为以股份多元化的公司制企业为主。目前在非金融类企业方面，绝大多数国有二级企业已经改组为国家相对或绝对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在金融类企业中，21世纪初实现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海外整体上市，为中国金融市场提供了必要的微观基础。二是这些公司在股权多元化的基础上搭起了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框架。

　　中国虽然在20世纪末建立起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框架，但是市场经济的若干重要架构，例如规范的金融市场，现代市场经济所必需的法治体制，并没有建立起来。所以说，距离原来确定的经济改革目标还有不小的差距。有鉴于此，2003年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不过，这一决定的执行不是没有阻力和障碍的。由于改革有所放缓，社会矛盾的态势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首先，按照中共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的要求，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都有了重要的进展。到了21世纪初期，全国中小型国有企业，包括基层政府所属的乡镇企业已经全面改制，其中绝大部分成为个人独资或公司制企业，但是，当国有经济改革改到能源、电信、石油、金融等重要行业的国有垄断企业时，改革步伐就明显慢了下来。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4 11:13     标题: 中国经济六十年(20)

近年来，围绕重要行业中国有企业究竟应当“进”，还是应当“退”的争论又起。有些论者提出，在这些行业中，国有经济的比重不但不应当降低，还应当提高。2003年，国资委有的官员宣传一种“国有经济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的观点，引起相当程度的思想混乱。直到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政领导对此做出了澄清，但类似的论调在一部分人中间仍然很有市场。2004年爆发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是否正确的争论以后，社会上又出现了被媒体称为“再国有化”或“新国有化”现象。这种“回潮”的趋势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有些领域在已对民营企业进入发放“许可证”的情况下，又往后退缩，不让民营企业继续经营；二是一些国有独资和国有绝对控股的公司对民营中小企业展开了收购兼并，使这类企业的垄断地位进一步强化。

　　第二，政府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在“宏观调控”的名义下有所加强。

　　从2003年四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出现了“过热”的现象。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中国政府决定采取措施促使经济降温。宏观经济是一个总量的概念、全局的概念。在发生了宏观经济过热，即总量需求大大超过总供给的情况下，就理应按照市场经济的常规，以汇率、存款、准备金率等间接手段为主，进行总量调控。当然，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还有必要运用某些行政手段，例如对银行信贷的“窗口指导”作为补充。但是，必须明确，它们只能是辅助性的手段，而且应当在运用这种手段时，对它们的局限性和副作用有充分的估计。但是，当时，在对宏观经济形势进行判断时，主流意见却把问题的性质确定为“局部过热”，采取的主要措施也是由主管部委联合发文，采用审批等行政手段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过热行业”的投资、生产活动进行严格控制。从那时起，“宏观调控要以行政调控为主”就成为正式的指导方针。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各级政府部门纷纷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加强了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和控制。使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手段大为强化，而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则遭到削弱。英国的阿克顿勋爵（LordActon）说：“权力易于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会绝对地腐败”。行政权力的扩张，导致寻租活动制度基础扩大，使腐败日益盛行。

　　第三，政治改革滞后。邓小平在1980年发动全国农村承包制改革同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著名的“八一八”讲话，启动了政治改革。1986年他又多次指出，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也难于贯彻，要求加快政治改革。不过，这两次改革都没有能够进行下去。邓小平逝世以后，新一代领导人在追悼会上再次提出政治改革问题。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十六大”又重申了这一主张，而且还提出建设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问题。但是，十年来进展十分缓慢。例如《物权法》《反垄断法》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都用了13年的时间才得以出台。对于一个所谓“非人格化交换”占主要地位的现代市场经济来说，没有合乎公认基本正义的法律和独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执行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的参与人为了保障自己财产的安全，就只有去“结交官府”。于是，就出现了寻租的“新动力”。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4 11:17     标题: 中国经济六十年(21)

由于寻租规模的扩大，腐败活动日益猖獗。根据1988年以来若干学者的独立研究，中国租金总数占GDP的比率高达20％－30％，年绝对额高达4万亿至5万亿元。巨额的租金总量，自然会对中国社会中贫富分化加剧和基尼系数的居高不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第三次改革大辩论

　　改革的时间拖得越长，新旧两种体制之间积累的矛盾就会越多；既得利益者积累了更多的利益，也就有更多的动力去阻挠可能影响自己利益的进一步改革。社会存在的种种矛盾，尤其是与经济问题相关的不公事实，根源在于改革不彻底，而非改革本身，这一点在中央决策层已经明确，并指出“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但要将改革深化推进，还需要有更切实、有力的措施。

　　由于实行“双轨制”的社会存在法治的市场经济和权贵资本主义这两种不同的发展前途，于是，近年来就一直存在这样的情况：当市场化改革大步推进，例如，当20世纪90年代初期商品价格放开，商品市场寻租的可能性大幅缩减时，腐败被抑制，大众满意的声音占有支配地位。又如，当世纪之交包括大量“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在内的中小企业实现“放小”改制，促成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大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时，虽然出现了某些局部性的不公正行为，满意的声音仍然占有优势。反之，当进一步的改革受到了阻碍，比如说国有垄断企业的改革停顿不前，或者改革遭到扭曲，比如说推行了所谓“斯托雷平式”的权贵私有化时，就会造成腐败活动猖獗，贫富差别进一步扩大的态势。

　　面对这种形势，提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

　　支持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改革的人们认为，既然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不公是由市场化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和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活动干预压制等寻租活动基础所造成的，根本解决之道就只能是坚持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铲除权贵资本主义存在的经济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

　　然而，也有人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解决方法，这就是回到1976年以前极“左”路线支配下的旧体制去。一些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诿过于市场化改革，将腐败猖獗、分配不公等消极现象的正当不满，南辕北辙地引向反对改革开放的方向，挑起了新的一轮改革大辨论。

　　改革开放30年来，类似的争论已经有过多次。例如，1981年到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进行过一次，1989年到1992年的十四大又进行过一次，2004年－2006年已经是第三次。这次争论的焦点问题，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究竟是一条应当坚持的正确路线，还是一条应当否定的错误路线？

　　在这场争论中，改革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发表讲演，印发书刊，组织“学习”，重弹他们在1989年－1991年大争论中唱过的“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旧调，指责改革的市场化方向。他们把中国改革说成是“由西方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指责改革的领导人是“背叛了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走资派”和“资改派”：“一是经济上继续推行私有化”；“二是在政治上继续推行自由化”，“莫名其妙地提出一些没有阶级性和革命性的口号和主张，例如什么‘以人为本’‘和平崛起’‘和谐社会’‘小康社会’等”；“三是在外交上继续实行投降妥协的路线”，“根本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了”，“反而跟着帝国主义的屁股后面污蔑那些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是什么‘恐怖主义组织’‘破坏稳定的力量’”。“在改革中，私化、西化、腐化、分化基本完成，并且一再借改革开放在制度上肯定下来，培养了一些亲美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还攻击说，当前医疗、教育体制存在的弊端以及国有资产流失、贫富两极分化乃至矿难频发等问题，都是由这种市场化的“资改路线”造成的。

　　这些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极力鼓吹，目前我们遇到的种种社会经济问题，从腐败猖獗、分配不公直到看病贵、上学难，甚至国有资产流失、矿难频发等都是由市场化改革造成的，由此鼓动扭转改革开放的大方向，重举“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帜，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七八年再来一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实现“对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改革开放前旧体制和旧路线的支持者对中国现状所作的这些主张，不论就他们的“诊断”，还是就他们的“处方”来说，都是不正确的。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4 11:23     标题: 中国经济六十年(22)

以贫富分化为例。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宣传说，赞成市场取向改革的人们主张扩大贫富差距，而市场化改革也正是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罪魁祸首。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中国收入差距过大，正是一批主张改革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并逐渐引起社会注意的。

　　问题的焦点在于，中国社会中的贫富分化加剧的原因何在，解决这一问题的着力点又应当在哪里。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断言，这是由市场取向改革造成的，因此，他们主张把矛头对准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勤于劳动、善于经营而取得中高收入的人们，以便拉平他们和低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主张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的人们则认为，目前中国社会中贫富差距不正常拉大的主要原因是机会不平等，也就是由于各级党政机关有过大的支配资源的权力，能够接近这种权力的人就可以凭借这种权力靠寻租活动暴富，或者由于部分企业的行业垄断所造成。根据这种分析，缩小贫富差距的着力点应当是通过推进市场化改革，挖掉寻租活动的基础，打破对竞争性领域的行业垄断，坚决打击“权力搅买卖”的腐败行为。

　　当然，在市场经济机会平等的情况下，由于人们的能力有大小，也会产生收入的不平等。特别是中国目前传统低效农业和现代先进工商业二元经济并存，这种差距就会比一元经济中更大。对于这种结果不平等，也应当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补救。但最重要的补救办法，应当是由政府负起责任来，建立起能够保证低收入阶层基本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原来实行的只覆盖国有部门的社会保障体系本来就很不完善。像公费医疗费体系，只覆盖国营企业和党政机关，支出主要用在城市居民，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身上，普通工人、特别是农民却缺医少药。改革开放以后，这一套体系完全无法运转了。因此，1993年的改革方案里对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做出了框架性的设计。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一设计也是基本正确和大体可行的。如果能在实施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完全有可能为中国居民编织一个能够有效运转的安全网。

　　可是14年过去了，由于某些部门出于部门利益的考虑，采取消极甚至抵制的态度，使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方案由于国有企业老职工“空账户”补偿问题未获解决而不能实现。

　　如果说他们对中国社会问题所作的“诊断”属于“误诊”，他们开出的“处方”，即回到“全面专政”时代，就更是有害无益了。我国社会中目前存在的种种权贵资本主义现象，究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对于经济资源的支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要求加强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加强政府及其官员不受约束的“专政”权力，不正是强化腐败的制度基础，和他们所宣称的目标南其辕而北其辙吗？

    这样，虽然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利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煽情和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某种优势，在对医疗、教育、住房以及国企改革等具体问题的讨论中，通过蒙蔽蛊惑大众，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但是一当他们亮明底牌，即扭转历史车轮，回到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民族灾难的旧路线和旧体制去的时候，那些虽然对于改革开放的某些具体做法和中国社会的现状怀有意见，但能够理性思考问题、并不反对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大方向的人们，也就离他们而去了。

　　对于这种开倒车的主张，中国的党政领导也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胡锦涛总书记2006年3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海代表团的讲话中指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在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尖锐地提出“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对那种走回头路的主张进行了正面的批判。这份报告指出：“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中国是否能够在未来的30年续写辉煌，将取决于我们能否正确应对新一轮的挑战。（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0-4 11:28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4 11:26     标题: 中国经济六十年(23)

　
　　

新中国60年经济体改大事记



　　1952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及干部配备方案的决定》。各级人民政府相继成立地方计委，全国性计划管理机构初步建立。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要在10年到15年或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完成国家工业化以及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社问题》的报告，由此掀起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

　　1958年2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提出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重申要在1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口号。

　　1958年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在全国范围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

　1961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强调集中统一，经济管理大权应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以克服经济困难。

　　1964年9月21日，全国计划会议召开，决定根据“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改进计划管理体制。

　　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立即停止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闹经济主义的倾向。

　　1968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和投机倒把活动的通知》，坚决取缔无证商贩、个体手工业户等。

　　1976年3月3日，财政部决定从1976年起实行“定收定支，收支挂钩，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财政管理体制。

　　1978年11月25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在当时的生产队长的带领下，商定“私下”实行大包干，并当场立下字据，按上手印。这标志着中国农村改革的开始。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0-4 11:30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4 11:31     标题: 新中国60年经济体改大事记(24)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针对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决定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原则，是经济体改中一个根本性问题。

　　1983年6月6日，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全国经济体制改革要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发展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改革财政体制、工资制度和劳动体制。

　　1983年7月8日，深圳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成立，在深圳公开发行股份证，是全国第一家股份制集资企业。

　　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提出延长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

　　1984年10月4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强调要根据“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的精神，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

　　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4年11月8日，上海飞乐音响公司成立，并向社会发行股票。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家比较规范的股份公司。

　　1986年3月3日，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厦门国际银行正式成立。

　　1986年8月3日，沈阳市防爆器材厂宣告破产。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正式宣布破产的第一家国有企业。

　　1986年12月5日，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提出全民所有制小型企业可积极试行租赁、承包经营；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要实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各地可以选择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共十三大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到下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

　　1988年3月25日至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等规定载入《宪法》。

　　1989年11月6日至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强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当前要着重落实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财政包干制、金融体制、外贸承包体制等方面的改革。

　　1991年9月23日至27日，中央工作会议强调，把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作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大事摆到突出位置。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4 11:32     标题: 新中国60年经济体改大事记(25)

　1991年11月25日至29日，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提出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中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强调基本路线要坚持100年不动摇，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共十四大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3年3月15日至31日，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修改后的宪法，肯定了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肯定了农村中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肯定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93年11月11日至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作出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中国人民银行作为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体系。

　　1995年9月25日至28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1996年1月12日，中国首家主要由民营企业投资的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成立。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共十五大指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1998年3月19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出“三个到位”：一是确定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进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二是确定在三年内彻底改革金融系统，中央银行强化监管、商业银行自主经营的目标要在本世纪末实现；三是政府机构改革的任务要在三年内完成。

　　1999年9月19日至22日，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认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首先要尽最大努力实现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的三年目标。

　　2001年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以全体协商一致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

2003年10月11日至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2003年12月16日，中央汇金公司成立，并于当月30日向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注资共450亿美元，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拉开帷幕。

　　2004年8月26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由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整体改制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随后三年，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相继转变为股份制商行。2006年底，上述四家银行全部完成股改上市。中国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正在进行中。

　　2005年2月2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针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提出了放宽市场准入、加大财税支持七方面的政策措施。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称，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

　　2006年11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发布。根据加入世贸组织承诺，中国将在2006年12月11日前向外资银行开放对中国境内公民的人民币业务，并取消开展业务的地域限制以及其他非审慎性限制，在承诺基础上对外资银行实行国民待遇。

　　2007年7月2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决定这一年在79个城市试点，扩大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面，争取2010年覆盖全国。

出处：《财经》杂志(2009年第20期)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0-4 13:49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6 08:44     标题: 六十年来的中国

【简 介】许纪霖，1957年出生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思勉 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 志编委。许纪霖说:我虽然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我可以改变我的课堂：今天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虽然没有多少power，但总是有你做主的一块小小的地盘，能不能把你作主的地盘搞成一个特区，搞一个根据地。对很多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参加思想改造即使不是自愿的，也有自觉的成分。他们政治上接受了共产党的新政权，也愿意了解马列主义这种新的意识形态。邓小平知道，不能靠张铁生这种交白卷的“英雄”，还是要靠陈景润这些实实在在、有学问不过问政治的书呆子来和西方竞。　现在知识分子待遇是好了，但是精神垮了，没有灵魂了。这几年揭露了这么多抄袭案、腐败案，前两天中央音乐学院的老教授还晚节不保。客观说，虽然这些案例在大学里是少数，但问题是，风气坏了知识分子代表社会普遍的正义和良知。如果你是知识分子，那么你还有一个使命，就是代表人类所普遍公认的一些基本价值标准，有些是伦理价值标准，有些是政治价值标准。儒家的道德理想，晚清开始就慢慢破灭了。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实在看不下去了，自杀了。他说，他不是殉清，是殉文化。中国文化亡了，活着也没有意义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状况正在两极分化。一极是学院知识分子，统称为专家——知识太多、公共太少，不再关心社会公共问题；另一极就是媒体知识分子，大部分是知道分子——公共太多、知识太少。

60年来，知识分子的命运沉浮


许纪霖访谈



　“要尊重民意的话，首先是尊重知识分子”

　　主 持人：欢迎大家收看《历史学家眼中的60年》。《历史学家眼中的60年》是腾讯网在建国60年期间隆重推出的一档高档主流专业的历史谈话类节目，该节目将 邀请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做嘉宾，就新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话题展开交流讨论，今天我们请来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许纪霖教授给我们谈知 识分子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间，知识分子政策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以前，知识分子是现代化的动力，但事实上却被当时的社会抛向边缘。改革开放以后，他们重新回到主流，此时却发生了更多事情。

　　许纪霖：民众是沉默的大多数，从古至今都是被代表，他们需要通过别人来表达，自身没有能力，也没有空间来表达意志。那么，谁在代表？历史上看来，一直都是知识分子。所以知识分子通常是民意的代表者。如果说要尊重民意，首先就要尊重知识分子。这是一个非民主社会的基本法则。

　　如 果我们要把建国60年以来的知识分子问题说清楚，首先要从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说起。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就是社会的重心。士、农、工、商四个阶层 中，士（士大夫）就是知识分子，它和农工商是完全不同的阶层；农工商是民，士是精英。士大夫有特权，不仅有经济特权，还有直接表达意见、参与政治的特权， 就是前面所说的“代表民意”。

　　晚清发生变革以后，情况有了小小的变化。此时，社会其 他阶级开始（建立）起来，比如商人阶级和军人阶级。从晚清到民国初，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传统的士大夫相比，开始发生两个趋势的变化：一个趋势是知识分子位置 在下降，因为整个社会世俗化，他们不像原来那么重要了，相反，军人、商人地位却在上升。另一个趋势是知识分子的地位在上升。特别是在民国期间，知识分子控 制了媒体和大学，通过这两者，他的社会影响力比古代士大夫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在1949年建国以前，知识分子做的事情是想重建社会重心，特别是自由主 义知识分子，他们希望以自己的理想来打造一个新的国家，但是这个梦想破灭了。

　　为什么破灭了？因为背后失去了支持他的社会基础。新中国的成立开始了新的一页。建立新政权后，共产党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气象，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一开始并不清楚自己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和新中国发生着什么样的关系。

　　当时，解放军一进城，无论是进北平还是上海，带来的完全是新气象。大部分的知识分子迅速地在政治上接受了共产党，接受了新政权。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0-6 08:46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6 08:53     标题: 60年来，知识分子的命运沉浮(27)

举 个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例子。这两个人基本上是不问政治，他们的兴趣只在中国建筑，但是一个小事情就让他们改变了看法。北平解放前夕，解放军派了两个军官去敲 他们家的门，给他们一张地图，说你们把北平城重要的文物圈出来，我们攻城的时候就尽量避开这些目标。梁思成当时听了很感动。知识分子有一个特点，他们对新 政权的接受有时是看其对文化的态度，如果是懂文化的，就认为他们是文明的。

　　“解放之初，中国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非常自觉地拥护新政权”

　　主持人：在美国轰炸日本的时候，梁思成也帮助美军在地图上勾出日本的一些文物，比如说金阁寺，比如说不能轰炸京都。这都显示了对古典文化的一种态度。

　　许 纪霖：解放军走了之后，梁思成和林徽因就拥抱在一起，他们觉得义师来了。虽然对共产党还不了解，但是这一件小事让他们觉得至少在政治上是认可共产党的。解 放以后，林徽因当时已经重病卧床，她忽然像换了一个人，在床上指导师生们设计国徽，所以也有一种说法认为林徽因是国徽之母。

　　举这个例子是说，解放之初，中国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非常自觉地拥护新政权的，他们有过一段“蜜月期”。因为新政权的确给中国带来了知识分子曾经渴望的国家独立、统一和清除腐败。这些都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认为比自由更高的目标。

　　主持人：而且，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圈子是右翼知识分子，是英美派的。

　　许纪霖：他们当然是英美派的。新政权一开始是赢得知识分子的民心的。这不是指个别人，是普遍的。就连梁思成、林徽因的好朋友金岳霖（大哲学家）也说过，国家有自由了，自己个人的自由少一点也不算什么。从这句话，能看到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期待是什么。

　　但 是“蜜月期”持续时间并不长。为什么？新政权是希望知识分子能够纳入到新的体制、新的生活，参加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 但是，对很多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参加思想改造即使不是自愿的，也有自觉的成分。因为他们政治上接受了共产党的新政权，他们也愿意了解马列主义这种新的意识 形态。他们有这样的好奇心，甚至也想能够和新政权达到一种和谐的关系。但是思想改造并不是花了三五年时间缓慢进行的，而是急风暴雨式的，想得通要改造，想 不通也要改造。改造中虽然有学习，但是更重要的是自我检讨，需要他们深挖自己历史、思想当中的资产阶级的“根”。

　　主持人：所以，在国民党争取民主时期，知识分子团体的凝聚力原本是非常强的，通过这种检讨，人心一下子散掉了，变得相互不信任。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6 08:54     标题: 60年来，知识分子的命运沉浮(28)

许纪霖：对。但是，当时共产党新政权对知识分子的待遇也是相当不错的。

　　主持人：对，当时还是工薪制度。

　　许 纪霖：解放初，通货膨胀还很厉害。当时知识分子是实物制，他们的工资是发大米或小米，是不受通货膨胀影响的，所以手中还有些钱。当时共产党干部还是供给 制，什么都是公家给，并没有零花钱。当时上海市市长陈毅就非常羡慕夏衍（夏衍是知识分子），说，你还有稿费，我们一分钱都没有，你比我有钱。可见，解放初 知识分子的待遇是不错的。

　　1952年、1956年搞过两次教授定级、艺术家定级，一级国家演员、一级教授等的分级制度。一级教授待遇是非常高的，有（每月）400多人民币。

　　主持人：基本上赶上毛泽东了。

　　许纪霖：非常高，而且级差拉得很开。

　　“搞现代化，首先要靠知识分子”

　　许 纪霖：四十年代以后通货膨胀就更厉害了。知识分子一沦为赤贫，就开始和国民政府离心离德。堂堂大教授闻一多，在三十年代有三四百大洋的工资，《骆驼祥子》 里写到，三十年代的北平，每个月七个大洋就可以养虎妞，生活达温饱。这笔钱足够养一家十几口人，甚至还可以养几个保姆，已经是贵族式的生活了。到了四十年 代，这几个大洋不值钱了。大教授闻一多不仅要到中学兼课，还要自己刻图章来赚一点零花钱。

　　主持人：抗战胜利以后，他们的生活没有改善，甚至在恶化。

　　许纪霖：不仅没有改善，到了后来还要靠美国面粉来救济。像朱自清这些有民族骨气的知识分子，对蒋介石很不满，就不去领美国救济粮。打内战打到这种程度，最后只能靠人家的洋面粉，这是国耻。后来这么多知识分子倒向新政权，和国民党“烂掉”也有关系。

　　建国初，知识分子的待遇是不错的，有“蜜月期”。1957年 “反右”运动，却伤害了55万知识分子。 “文革”就更厉害了，不要说知识分子，连干部都无一漏网。

　　邓 小平在对待知识分子上和毛泽东是不同的。邓小平出过洋，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见识过现代化的大世面。他知道欧洲富强的原因是依靠知识——知识就是力量，知 识分子是宝贝。“文革”中邓小平被打倒。在江西时，他看到民间疾苦，所以，七十年代末，“四人帮”一被打倒，重新要搞现代化，他就意识到，首先要靠的应该 是知识分子。

　　主持人：所以他提出“知识就是第一生产力”。

　　许纪霖：对，知识就是第一生产力。1975年搞整顿时，邓小平树的第一个标本是陈景润。陈景润是个书呆子，不食人间烟火的数学家。邓小平知道，不能靠张铁生这种交白卷的“英雄”，还是要靠陈景润这些实实在在、有学问，不过问政治的书呆子来和西方竞争。

　　改革开放以后，《人民文学》发表徐迟的《迟来的春天》，写的是陈景润。陈景润现在看来是一个不正常的迂人，那时却成为全民的楷模。现在讲“知识改变命运”，改变的是个人的命运，那时讲“知识改变命运”，改变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每个人都需要通过知识来报效祖国。

　　八十年代是很有理想主义精神的。我1977年末进大学，是高考恢复后的第一届。那时候的大学氛围不是考各种证书，而是一腔热情，报效祖国。因为祖国突然有希 望了，个人的希望就和祖国的希望联系在了一起。那时候的人们从不担心个人前途怎样。祖国好了，个人就好了；大河满了，小河就满了。当时每个人都这样想。从 来不去考虑四年毕业后做什么，谁讲这个就很庸俗。大家关心的都是国家的命运、四个现代化、富强、民主……

　　整个氛围一直到1984年，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建国35周年（的国庆阅兵）。北大、清华的学生慢慢走过天安门金水桥，小平同志站在上面。学生们突然拉出一个横 幅——“小平，你好”，小平看了非常开心。1978年到1984年期间，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和党的第二度“蜜月”。因为那时，大家有共同的目标，就是重新搞 现代化。这个现代化不仅是经济的现代化，还有政治的现代化，就是朝民主化的方向努力。

　　六十年间有过这么两段“蜜月”，期间还走过一段弯路。后面发生的情况就比较复杂曲折了。在8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目标还是要搞现代化，但是要搞什么样的现代化，内部已经发生了分歧。

　　市场经济来了后，就发生了一个更大的变化。1992年前后，中国突然开始全面加速经济发展，突然实现了现代化的部分目标，出现了一个市场社会。“知识分子永 远是自己的掘墓人”，知识分子所呼唤的目标在市场社会中实现后，却发现自己不是（直接）得益人，相反是一个自我掘墓人，真正在市场经济核心的不是知识分 子，最早是卖茶叶蛋的个体户。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6 08:56     标题: 60年来，知识分子的命运沉浮(29)

“建国60年来，知识分子的二度被边缘化”

　　主持人：当年的口号是“做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许纪霖：对，是这批人，而不是知识分子。1992年搞经济以后，核心是商业精英，也不是知识分子，所以就有一个第二度的“边缘化”。

　　第 一度“边缘化”，是在前30年的历史政治运动中被政治边缘化。到了1978年以后改变了，知识分子重新成为重心，但没有想到市场经济来了以后，第二度被 “边缘化”，你的收入被边缘化了（中国社会还是蛮势利的，从古到今都是看有没有钱）。1992年以后，知识分子也是一度被边缘化的，就是你说的“造原子弹 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1994年上海的一群知识分子在《读书》杂志发起了一个人文精神的讨论，我也是发起者之一。

　　主持人：还有王晓明教授。

　　许 纪霖：主要是王晓明教授。我们为什么会提出“人文精神”？因为那时，整个社会突然“一切向钱看”、“以金钱为目标”。知识分子没有金钱和权力，但掌握了人 文知识，，社会的价值在知识分子手里。于是，重提人文精神。我当时提了一个看法——“第三种尊严”，后来还以这个作书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一本小册子 《第三种尊严》。金钱是需要的，权力也是必要的，但一个社会如果仅仅围绕着金钱和权力来转的话，这个社会是畸形的，是不正常的。同时，这个社会还需要第三 种尊严——知识和人文，而这恰恰是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

　　90年代前期和中期，知识分 子突然一下子沦为了平民，是他们最痛苦的时期。当时最惨的是中国社科院，他们自己编了一个段子嘲笑自己：“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问原来是社 科院的。”这是非常普遍的一种情况。所以，知识分子一大批下海，没有下海的就炒股票，整个大学变成“商海”。但这个情况在90年代末很快就改变了。

　　“90年代末的学术大跃进仅仅是‘计划学术’而已”

　　许 纪霖：国家财政能力加强后，就开始大规模往教育、科技投资。体制里的收入也增加了。知识分子哪边有钱就往哪边走， 90年代末以后，就出现了一个回归。90年代初知识分子纷纷离开大学、离开科研下海；90年代末以后，特别是到21世纪，大批人重新到体制寻租，回归“吃 皇粮”。大批人回来了，甚至连作家也纷纷往大学走。这是一个很大的回归。

　　这个回归从好的方面来说，知识分子似乎得到了体制的保障，不必再为稻粱谋，再到市场经济里去打拼。这是好的一面，他重新获得了部分的体面。但是另一面是什么呢？知识分子开始依附于体制，而这个体制现在是有一些畸形的发展，我把它称之为“计划学术”。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在走市场化道路中，经济、社会不断地开放。但是，90年代末的这次学术大跃进、教育大跃进却是相反的，它采取的是强有力的一套国家规划 的学术发展路子，比如说国家课题、规划。今天在大学科研体制里，整个学术的评价标准是有一个所谓的国家主导标准的，以国家为主导性的课题为中心的。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6 08:57     标题: 60年来，知识分子的命运沉浮(30)

　这几年都在讨论，怎么出大师？一个个大师都走了：王元化先生走了，季羡林先生走了……何时再能出大师？

　　国 家主管部门好心好意，从教育部到人事部出了很多人才培养计划、大师培养计划。上海还搞了大师工作室，“含泪劝告”的那位（余秋雨）也成了大师了。但是，大 师是不能培养的，培养出来的都不是大师。大师的培养方式是什么？搞经济的都知道，就是风险基金式的培养方式。让你们自己去干，把你们养起来，你们自己去胡 思乱想，按照兴趣去创新。你要搞什么不来规划你，甚至也不严格来检验你，即使要检查也是隔五年十年。这样才能培养大师。大师培养就像风险投资基金一样， （十个之中）九个失败，一个成功。即使有一个成功，所有的本也都捞回来了。

　　主持人：这个成功率太高了，十分之一。

　　许纪霖：十分之一也太高了是吧？对。

　　主持人：但是现在的体制很像一个供销社在采购。

　　许纪霖：国外拿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他们有什么成功诀窍？答案是好玩。他说，我每天走进实验室，就带有新奇感，觉得自己会玩出一个花样。没有人逼迫他一定要有什么目标，最后一不小心就玩出一个诺贝尔奖，都是无心插柳的事情。

　　中国现在树立的各种目标、各种项目，只准成功，不准失败。于是大家也就报一些保证成功、绝对不会失败的，所谓创新系数很低，甚至没有创新的（项目）来糊弄。真正有创新的东西很少，因为，有创新的东西一定是风险系数很高的。

　　这种只准成功、不准失败的体制，也和官僚的政绩有关。最后的成果中，99%是没有创新意义的。现在的知识分子和体制绑得这么紧，缺乏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反而影响了他们真正的创新。反过来再想八十年代，那还真是知识分子的春天。

　　“现在知识分子待遇是好了，但是精神垮了，没有灵魂了”

　　主持人：虽然八十年代很穷。

　　许 纪霖：那个时候国家真的很穷，但邓小平也给了很多知识分子政策，让他们精神上扬眉吐气。另外还给知识分子自由，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因为国家也没钱管着你。 这种氛围反而能搞出东西来。这是有成功先例的。抗战期间的西南联大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学，历史寿命只有短暂的七年时间，但是它却培养了三个诺贝尔奖获得 者，几十个院士，无数个大师。这可是在最穷的时候。杨振宁先生是当时西南联大的学生，他说，那个时候我们天天在一起谈的就是学术，白天谈，晚上熄了灯还 谈，学校有这个氛围，而且给予我们自由。

　　主持人：再加上，当时国民党政权更大的精力是放在抗战上。

　　许纪霖：（那时的学生）心无旁鹜，学术救国。因为我父亲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他们一门心思就是学习。老师也很正（直），“君子固穷”，虽然很穷，但是很正，那是一种风范。

　　八十年代也很穷，虽然还有一些意识形态的东西，但整个风气还是比较正。

　　主持人：精神上的。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0-6 08:59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6 09:00     标题: 60年来，知识分子的命运沉浮(31)

许 纪霖：上梁正，带的下面一批人也正，整个风气就很正。90年代中期，整个风气被市场“污染”了。过去是社会跟着大学走，因为大学是精英的地方，是创造风气 的地方，是提供典范的地方。但今天是大学跟着社会走，大学生过早地失去了青春，过早地成人化，有的甚至在高中时就已经没有了青春，他们满脑子想着就业问 题，人们一开始就奔着一个非常功利的目标而去，甚至都没有自己的生活，整个人生路上没有青春、没有童年。

　　现在知识分子待遇好了，但是精神垮了，没有灵魂了。这几年揭露了这么多抄袭案、腐败案，前两天中央音乐学院的老教授还晚节不保。客观说，虽然这些案例在大学里是少数，但问题是，风气坏了。

　　主持人：对，大家对这种事情已经视若寻常了，不会再有什么惊奇了。

　　许纪霖：对。很多事情现在已经没有是非，没有标准了。如果觉得风险不那么大的话，很多人都会这样做。虽然大部分人没有这种机会，但如果有，恐怕多数人难以抵挡诱惑。这就叫风气坏了。

　　风气坏了有制度原因，也有风气上的原因。风气是什么？很抽象，但又感觉很具体。这一群仕林里有一个“潜规则”，“潜规则”就是风气。那些不能明说的东西，却在无意中制约了人们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这就是风气。这个风气现在坏了。

　　“儒家的道德理想，晚清开始就慢慢破灭了。”

　　主持人：1992年以后，我们更多地是强调经济的发展。以前我们说知识分子“清高”，因为“清”而“高”，说的是知识分子的道德楷模作用。道德楷模作用一旦不存在，知识分子即时有钱，在一定程度上被歧视了。

　　许 纪霖：中国历史上，一般人对两类职业是有道德期待的，一个是教师,，一个是医生。一个是拯救人的灵魂，一个是拯救人的肉体，这两个东西在欧洲都和宗教有 关。以前在中国民间，读书人和医生都是德高望重之辈，一般人对他们有道德期待，也就是所说的社会重心。在一个公民社会没有到来之前，是要靠少数德高望重之 辈来带领风气的。

　　历史上，一般人不会对经商的有期待，也不会对做官的有期待。但唯独对读书人是有期待的，问题是，从晚清起，读书人道德 已经开始“破产”了。

　　主持人：对，一个连续的过程。

　　许纪霖：为什么“破产”？过去读书人有一个共同的价值标准——儒家的道德理想，从晚清开始就慢慢破灭了。

　　主持人：那个气已经坏掉了。

　　许 纪霖：气坏掉了。那时，大批人说要忠于清廷，清廷一完，却没有人去死。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实在看不下去了，自杀了。他说，他不是殉清，是殉文化。中国文化亡 了，活着也没有意义了，他要以他的死唤醒国人。这很悲壮，和谭嗣同一样悲壮。谭嗣同为变法而死，梁济是为自己的理想而亡。虽然他的理想也许有点儿“迂”， 但是，连当时最彻底“反儒家、反孔家店”的陈独秀也表示尊重，这就不得了了。不管你信仰什么，必须要有一种牺牲精神。因为有像对待宗教的（虔诚）情感，理 想社会才能产生。但中国没有这种宗教，也就没有了背后支撑你的信仰。

　　信仰在共产党那里重新焕发，他们缔造了一套共产主义理想，出现了一批共产主义战士，像江姐 “脸不变色、心不跳”的从容感，背后也有一种大义凛然的信仰。后来出现董存瑞炸碉堡、黄继光堵枪眼、刘英俊拦烈马、雷锋等等人物，他们都是有信仰的。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6 09:01     标题: 60年来，知识分子的命运沉浮(32)

主持人：对。

　　“知识分子代表社会普遍的正义和良知。”

　　主持人：强势集团也在俘获知识分子，让知识分子成为他们的代言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样认识知识分子队伍的分化呢？

　　许 纪霖：意大利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对知识分子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论述，他在《狱中笔记》里讲有两种知识分子（西方很多深刻的思想都是在狱中思考出来 的）。一种是有机知识分子，一种是传统知识分子。你刚才说，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各种集团的代言人，这种叫有机知识分子，也即知识分子和各种各样的社会利益 集团相结合。

　　主持人：他们找到了新的。

　　许 纪霖：对，他们成为代言人，有些要成为强势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有些要成为中产阶级代言人，还有一些要成为弱势群体的代言人，不管给谁代言，都是代言人。这 类人就可以叫做有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到了现代社会的有机化，这是一个趋势。知识分子确实是像毛泽东说的“他是一根毛，多多少少要附在一张皮上”。但葛兰 西说还有另外一种知识分子，叫做传统知识分子。这些传统知识分子大多是十八世纪的启蒙知识分子，诸如伏尔泰、卢梭。

　　主持人：狄德罗。

　　许 纪霖：对，狄德罗，十九世纪的雨果、左拉，这些都是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代表任何人，不代表任何阶级，他们只代表一个抽象的东西——社会普遍的正义和良 知。实际上，近代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一直到十九世纪才在法国诞生，起因是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德雷福斯是一个犹太军官，当时因叛国罪被 军事法庭抓起来。实际上这是一个冤案，但却没有人敢出来为他辩护。左拉站出来了，在报纸上写了篇文章叫做《我控诉》。当时那些右翼的报纸就嘲笑他说，你凭 什么控诉国家？左拉、雨果等人说，我们代表着比国家理性更高的人类普遍的良知和真理，所以我们有资格出来控诉。这就是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代表任何阶 级，任何的所谓某一集团的立场，他们代表着社会普遍的正义。社会普遍的正义等于过去的上帝，但上帝死了谁代表他的声音？是知识分子。

　　当 然，很多知识分子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可以去代表各种利益集团，不管这个利益集团是强势的、中产阶级的，还是弱势，都没有问题。但不要忘记，如果你是知识分 子，那么你还有一个使命，就是代表人类所普遍公认的一些基本价值标准，有些是伦理价值标准，有些是政治价值标准。如果你失去了这些东西，就彻头彻尾沦为了 某一阶级的工具、仆人、走狗，用鲁迅刻薄的话叫“资本家的乏走狗”。

　　主持人：现在我觉得在中国，一方面知识的计划体制生产，消耗了知识分子大量的精力。另一方面，活络的知识分子要变成有机知识分子的倾向是非常严重的，那么传统型知识分子的出路在什么地方？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6 09:02     标题: 60年来，知识分子的命运沉浮(33)

　许 纪霖：在大学里从事知识的生产，或者在媒体里从事知识的传播，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是两个最重要的.领域。当你发言的时候，最后遵循的应该是什么样的标准？ 现今社会，有各种各样的标准和逻辑。既有权力的标准，长官希望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也有市场的标准，什么话最吸引眼球、最符合民意，你就说什么。但这些 都不是知识分子自身的逻辑，自身的逻辑是遵从自身知识的良心，以及对人道的良心。

　　能 否在大学里教书、著书立说已经成为（知识分子）判断标准。今天的媒体舆论很强大，媒体上的意见领袖、公共知识分子产生的舆论会形成一个民意。民意具有非常 正面的作用，对官意有制约。但是，民意是一个从众行为，不一定全是对的。当民意和法意产生冲突时应遵从什么标准？这时候就要进行思考。所以，也不能被动地 跟着民意走，应该以一个最高的自身的标准来衡量它，甚至说要敢于反潮流。

　　“需要制度能够保障少数人有说“不”的权力“

　　主 持人：事实上现在还有一种倾向，在一些网络事件中，比如杨丽娟案、邓玉娇案，形成了知识分子能够公开发表意见的倾向。一种当然是从政府立场上来发表意见； 还有一种发表意见是为了投合，或者是朝媚众的方向走。这种现象在中国近代史上是非常常见的，但问题是，在了解了真相、不偏不倚地发表自己意见时，可能是两 边都不讨好，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传统型知识分子发言的空间是非常小的。

　　许纪霖：这就 要看胆子和勇气了。美国的萨义德在他著名的《知识分子论》里讲，什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是敢于对权势说“不”。权势这两个字包括两个意思，一个是有权 者，一个是势。民意也是一种势，代表了一种潮流。传统中国讲究“天命”和“天意”，现代社会没有天了，开始讲究潮流和时势。中国有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 杰也”，但，这些“识时务者的俊杰”通常都是顺潮流者的“滑头”，而像鲁迅那样真正的勇士，弄潮儿是可以成为反潮流的英雄。特立独行之人，往往既不刻意反 潮流，也不刻意追潮流，是能够在各种权势、潮流里保持独立、头脑清醒的人。

　　主持人：当然还需要一种非常强大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支撑，靠个体是不可能的。

　　许纪霖：两者都需要，除此之外，也需要制度的保障。这个制度要能够保障少数人有说“不”的权力，甚至有说“不”的地盘。

主持人：对，要么投合庙堂，要么投合江湖。

　　许纪霖：另外，也是需要个人知识和道德勇气的。如果没有知识，仅仅凭一己之德是不行的。今天中国社会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已经不能凭简单的常识判断复杂的问题。有了相应的知识，还要有勇气说出来，能够与天下作对，要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知性和德性都要有。

　　主持人：非常困难。

　　许纪霖：非常困难。我个人是领教过的。比如说那时天下都说“超女民主好的很”，我偏偏说“超女民主糟的很”，因为超女民主是一种坏民主。这番言论在网上也是被唾沫淹没。但几年下来，事实证明了超女民主是怎么回事。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6 09:05     标题: 60年来，知识分子的命运沉浮(34)

主持人：因为很多人满足了一种参与，更多的人是对什么超女民主看到了一种普选，他的这种想象。

　　许纪霖：是一种民主渴望，“饥渴症”。

　　“中国知识分子的状况正在两极分化”

　　主持人：当时我跟《南方周末》说这个东西不新鲜了，因为在民国选总统时，上海就在妓女里选“花国总统”。实际上也是媒体在促动：在报纸上印选票，看哪个集团的实力强，然后选上总统。这是对新民主状态的一种操练，但是他们却附属了太多的东西。

　　现在如果想立身于传统型知识分子，他们自身的生存处境是非常困难的。往往在解释中国这个复杂社会时，要求我们的知识、我们知道的真相太少了。所以，作为一个传统型知识分子，想在公共空间里对它进行批判也非常困难。

　　许 纪霖：我把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状况称为“两极分化”。一极是学院知识分子，统称为专家——知识太多、公共太少，不再关心社会公共问题。另一极就是媒体知识 分子，大部分是知道分子——公共太多、知识太少。公共与知识之间如何获取平衡？媒体知识分子如何更多地有知识，而学院知识分子如何更多地参与社会的公共生 活？这两拨知识分子需要互动和和解，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相互看不起。

　　八十年代不是这样的，民国时知识分子也不是这样的。最优秀的一批人既在学院又在媒体。

　　主 持人：对，启蒙时代也是一样。如今，媒体缺乏思想资源，因此，实际上也是越来越媚众了，包括现在说“维权”。我在这里批判一下，因为我和这些人也很熟。有 些人的立场是第一位的，事实都不掌握，就开始做出一种结论性的东西，因为他需要一种斗争的姿态——好像掌握了，但实际上什么都不掌握。就像我们说的“又红 又专”，他不够专，但是却先要站在“红色”的道德正义的立场上，事实上，媒体知识分子就变成真正的“毛”了，他连知识的“皮”都没有。

　　许纪霖：现在有太多的政治正确，政府有政府的政治正确，民间有民间的政治正确。政治正确会造成人们首先考虑的是立场，而对于知识分子来说，首先考虑的不应该是站在哪一边，而是你是否站在真理这一边。遵从的不是立场，而是反思所带来的知识。

　　“我虽然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我可以改变我的课堂”

　　主持人：遵从的不是利益考量，现在利益考量的太多。

　　许纪霖：因为利益会导致人陷入某种堕落，同时，简单的一个所谓良知也会产生各种幼稚。只要我立场对了，一切就天然对了。

　　今 天这个时代发扬职业道德精神，不是一个空话。作为历史学家，在我看来，重要的是回到传统。因为从古代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有非常好的传统。只有把这个传 统承接下去，才能知道今后我们应该怎么做。然而，今天最大的问题在于，由于政治运动和市场经济的腐蚀，我们把历史上最坏的传统继承了下来，而好的传统现在 仍在淹没、消减。

　　主持人：二十世纪的反智论、民粹主义是歧视知识分子，以前是他人在作贱，现在有时是知识分子在“自贱”，都是非常可怕的。

　　许 纪霖：讲到最后，我们需要制度重建和精神重建。一方面，我们需要比较宽容的、符合人性的制度环境来重建知识分子的传统。另一方面，也需要有精神重建，因为 如果精神垮掉了，好的制度同样会变质。制度重建和精神重建是“鸡生蛋、蛋生鸡”的悖论，但是两者不可或缺。不管现在是怎样的制度，不管有多少抱怨，每个人 首先应该有一种自觉，从自身做起。

　　我这几年一直讲一句话，这句话据说在网上传的也比 较多，是在一次访谈中讲的，后来做了标题。“我虽然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我可以改变我的课堂。”后面还有一句话叫“我的课堂我做主。”我的意思是说，今天 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虽然没有多少power，但总是有你做主的一块小小的地盘，能不能把你作主的地盘搞成一个特区，搞一个根据地，有一个好的制度，有好的 风气。你就是成为一个典范。我相信，如果中国有越来越多这样大大小小的“井冈山”，这个风气就会慢慢改变。但是可惜的是，今天太多的知识分子都是严于律 他、疏于利己，太多的批判、太少的实现。所以每一次演讲别人问我，知识分子怎么办，我说没什么办法，从自己开始做起。这就是胡适所说的“点滴改良”——点 点滴滴地开始做起，也许未来会给中国打造出一个新的制度。

　　工作人员名单
　　出品：李玉霄
　　监制：赵国臣
　　制片：郭法德
　　顾问：杨奎松、丁东、高华、朱学勤
　　统筹：vingie
　　主持人：杨海鹏、丁冬、vingie
　　编导：丁森兴、金波、张丽萍、郑晓艳、魏青科、张晓虹、vingie

　　后期：吴林涛
　　摄像：魏笑一、张贺庆、汪悍贤、杨金涛、陈培、李珉、朱国强、申园园、彭傲、魏晨靓、vingie

　　后期工作室：集奕

　　感谢以下学者的帮助：沈志华先生、朱学勤先生、王海光先生、冯筱才先生、杨奎松先生、杨东平先生、何方先生、陶文钊先生、许纪霖先生、高华先生、葛剑雄先生、雷颐先生、高王凌先生、林蕴晖先生、丁东先生、杨海鹏先生

出处:「腾讯网」(2009年9月23日)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7 08:24     标题: 六十年来的中国(35)

高王凌，1950年生，北京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曾赴美国、意大利、德国、奥地利、斯洛文尼亚等多处大学访问和参加学术活动，曾任路思（LUCE）基金学者（1986—87，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曾获福特（FORD）基金会资助，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及相关的的历史问题。

60年中国的土地与农民


作者：高王凌



上篇：土地改革的意义应该重新认识


“土改：从和平土改到斗争土改

”

主持人：欢迎各位网友继续收看“历史学家眼中的60年”，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人民大学教授高王凌老师，由他谈一下60年来中国的土地和农民问题。下面有请高老师。

高王凌：各位好！我还是第一次到这儿来，今天首先谈的问题，也许还要从土地改革开始，因为土地改革是农村革命的第一步。土地改革在学术界长时间受冷落，因为有人认为这是“过去了”的事情，近年来情况才有了变化。人们开始重视这个热点问题，特别是当它和土地问题联系在一起。

一方面是认为应该从背景上对农村改革进行反思和总结，另一方面，由于土地问题和土地转移问题，比如说有人主张土地应该私有化，导致新的土地问题出现，学界和政策研究的人都注意到应该要回到土地改革。

主持人：我们想请高老师大致介绍一下我们历史上的土地改革的一些情况。

高王凌：其实土地改革也不是共产党一家的主张，孙中山先生就先提出 “耕者有其田”，当然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土地改革还是不一样的。我们首先要谈的是抗战开始到解放初的全国土改。一开始，中共中央就提出来要进行和平土改，但在陕西等地做过试点后，实际上并没有进行和平土改，而是进行斗争土改。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从土改的打击面来看，在1947年左右定政策时，就规定要把占户口的8%—10%的地主、富农作为打击对象。这个估计实际上是偏高了，地主在全国的人口里不到5%，占有土地不到40%。有的人质疑这一点。最早在1950年，陈云、杜润生都谈到过这一点，在我的书《租佃关系新论》里都有具体的引证。

并且，杜老直接和毛泽东汇报过这件事，在他的《自述》里都谈到，从陕西到山西北部时，像康生、陈伯达他们搞得就很厉害，一开始就搞到了16%以上，接近20%。富农也不区分，全都打倒。解放以后斯大林跟毛谈，主张不要把富农经济消灭，因为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他们不太一样。

但是这里可能存在误解，中国革命有它本身的逻辑，尽管党内出现了重大争论，实际上最后富农经济也没有保存。工商业在老区受到非常大的冲击，特别是波及到中农。“中农不动”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口号，但实际上，在党的教科书里谈到，中农受到的触动也是很大的。

参加过太行区土改的韩丁写过一本书《翻身》，书里最大的贯穿性问题就是土改为什么搞到这个地步，为什么走入了极端化？现在看来，在旧社会，地主实际的剥削也不是那么大的，过去说50%，现在看来就是40%甚至30%的样子，实际地租征收率没有那么高。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0-7 08:26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7 08:28     标题: 60年中国的土地与农民(36)

但是现在，这也许都不那么重要了。土地改革本来是反封建的，但这个封建反得很超出了。比如说，按照经典的说法，富农是雇工经营，是资本主义式经营。这就引起了进一步的思考。现今历史学有一些误会，好像研究就是为了要推倒重来。历史就是历史，而且我们也不想做什么政策修订，当年怎么做就合适，这一类的研究，我们现在就是事后来看这件事。

土地改革对共产党来说，是给革命赋予一个新名词，叫“合法性”。但是咱们作为一个个人，一个历史学者，应该要回到实地上来。我写的文章《土改的极端化》里开头引用了两句话，一个法国的思想家叫莫斯科维奇说事情的当事人不会完全理解他当时做的事的全部意义。我们是后人，我们要总结这些。另外一条，我引用了一个老太太的话，则是从事实的角度谈这个意思。从理论上和事实上来看，有很多东西我们并不清楚，这是我们后来人有责任也必须要搞清楚的。

所以现在我们只有不回避那些不敢正视的事实，那些黄仁宇所说读来烫手的事实，才可能搞一个更为透彻的认识和理论修订，所以我协助杜润生做这一段回顾的时候，就从这样的问题入手，土地改革的意义应该重新认识。如果我们不肯正视这些事实，恐怕也走不到这样的理论探讨。

“土改的第三重意义：搞好基层建设”

主持人：建国以后的土改是什么样子的？

高王凌：建国以后的土改跟老区的土改略有区别，但是建国以后涉及的人口和面积要比那个（老土改）还大，这是延续性。政策实际上跟过去的基本一样，还是斗争土改，有的地方搞的松一点，像华东区。当时全国分为华东、东北、华北、西北、西南、中南这几个局，华东是搞的轻一点。广东问题最大，被批评搞了“和平土改”，广东省的老干部绝大多数都不同意这一点，后来都被“纠正”。但是全国解放以后面临一个重大的问题：战争局面已经过去，要顾及到社会的反映，而且要顾及到资本家的反映。实际上现在对这一点还有误解，看来并不是战争结束了，土改就可以怎么样了。

这就涉及到土改的意义。土改的意义，标准的说法是土改最早提出来是打倒封建、解放生产力，是一个经济上的原因。但是实际上咱们现在讲的是历史，不是讲的纯粹的虚理论。有人提出很严厉的批评，说实际上这是为了战争的目的（这个说法过去是不提的）。我的印象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才开始说共产党还有一个政治目的，政治土改。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7 08:32     标题: 60年中国的土地与农民(37)

政治土改就是动员人们参军支援前方，这个说法现在也很强调，比如说张鸣在香港发表的重要的文章。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也没有这么简单。我过去认识一个老干部，叫王耕今，从山东解放区出来，是农口非常有名的一个老人。他就讲到这个故事，当地的山东老百姓有了土地以后，不上前线，都回家种地去了，这件事有很多老干部有他们自己的经历。

但杜润生就提出来，土地改革还有第三重纵深意义。黄仁宇说，20世纪中国革命有三重重建，蒋那面做了最上层——新国家的建设、领导抗战、废除不平等条约……。共产党员就下基层做了农村革命。改革开放之后做了中间这层建设。

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原来说法是，历史上，像清朝时官府不下县，国民党人想做这点，日本人也想做这点，做不下去。共产党来了以后，特别是依靠土地改革就把这件事给做到底了，这件事的历史意义就太大了。几千年没有做到的事，一下子中央政府能够插到基层。对于现代化建设来说，这才是一步最基本的东西，没有这个什么都做不下去。

所以，走到这一步，就非得要斗争土改不可。过去我们用的一句话是，这次不是“改朝换代”而是“改天换地”。日本人的做法是什么呢，他惹不起基层这些人，他搞了一个“大乡制”，绕着走。共产党当然不能绕着走，这样整个建立一层新的东西。详细的解释可以参见《杜润生自述》。

“不能说土地问题解决了，中国农村问题就一定解决”

主持人：在改革开放之前，包括改革开放时，安徽小岗村悄悄摸摸出现。为什么会出现？在整个农村经济吃紧时怎么还会造成农村的经济状况不好呢？

高王凌：还是要从土改说起，因为土改并不是共产党的目的。我们今天无论怎样高谈土改的意义，土改也要搁到一个适当的定位上。最早的《共同纲领》里就谈小农经济要改造，土地改革以后情况更不能不变，为什么？

现在都说土地改革后有一个很好的黄金时代，然而现今研究发现，土改并不是这么好。这个制度的变革像是一人一份的包产到户，回到古代 “均田制”，但是如果土地改革像包产到户这样好，那么全国的粮食产量就能增加三分之一。

包产到户就是由六千亿增加到八千亿，增长三分之一，达到八千亿以后中国的粮。80年代中期就开始过剩。当时不敢讲这句话，怕说出来惹麻烦。实际上现在看来，粮食产量过了一段时间就开始徘徊了，徘徊有人觉得有误解，其实徘徊因为有一个基本过剩的问题，基本情况变了。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7 08:33     标题: 60年中国的土地与农民(38)

52年的时候恢复到1936年的水平，当时的底子是三千亿，如果土改以后也能增长三分之一，那就是再增加一千亿，这就是陈云的要求。陈云的意思就是，我们当时是为工业化提供积累，那就够了。可是实际上这一千亿达不到，拿不出来，所以实际上土地改革的问题在有的地方很快就看得很明显，马上就转入了互助合作运动。

另外也可以说，照现在这样来看，土地改革并就是围绕着土地问题为中心的。用杜老的观点来说，这叫“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山水之间也”。有一个大的目标在后头，尽管当时没有说得很清楚。那个时候就不是绝对以土地问题为中心，到了后来，包产到户以后土地问题就怎么样呢？

民国年间就有两派争论，一个叫制度派，一个可能叫剩余派，我可能记得不清楚，其中一派是所谓的右派，一派是左派，就是中国一定要搞土地改革，土地平均了才能什么。可是你看看前十年，土地是最平均的，可是农村问题，三农问题就非常大。

不能说土地问题解决了，中国农村问题就一定能解决。现在又搞了新一轮的土地转移。土地转移是说把土地拿到农村以外去，搞一种国民经济的大的东西投入进去，这个东西就和农村问题又不一样了，其中有误解。我一个在哈佛的学生研究这个问题，我给她介绍一些专家专门研究土地问题，她研究，说这个土地转移核心不在于土地，还是在于农民和政府，社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在于这个基本问题。

足见当下的农村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既广阔又深刻的问题，它并不是纯农村的、局部的、只凭“小打小闹”、“抄近路”就可解决的问题，它也没有现成的答案。

主持人：土地流转并不是说打破了城与乡的自由流转？

高王凌：对。比如说土地流转就是在村里流转，我很怀疑这样的做法。这个说法说是土地集中了就可以高产出了，未必吧？中国多少年就是小农的这种情况，新的资本主义经营和小农竞争竞争得过吗？小农是不惜家里的劳动力的价钱的，我们都可以过量投入，不计价的，都得成本核算，你怎么样大规模经营就可以赚钱？

另一个，买这份地可不是低价买来的，从我们小老百姓手里把它买走，这是要花钱的，最便宜有的每亩地要600斤粮食，那你要比我多负担600斤粮食吧。所以，土地流转是要搞集约经营，我不太同意。真实的目标还是土地流转，要把它转移出来。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农村问题。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0-8 12:15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8 09:31     标题: 60年中国的土地与农民(39)

中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必然性及其意义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是必然的”

主持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为什么能够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高王凌：这里面涉及一个大问题——集体化的决策、集体化的实施和集体化的后果。如果现在说还是集体化好，那包产到户就应该推倒了。

集体化在毛泽东的心里是一个很大的目标，他在1950年开完土地会议，带来富农问题的争论以后，目光就开始转移了。

1950年，南方土改刚开始。当时大多数的老干部都赞同新民主主义论，认为要有一个较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阶段。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社会、经济建设，要有15年甚至到20年的时间。但是今天回过头来看得很清楚，毛泽东不是这么看的。而且，按照革命运动的逻辑，这个东西它停不住，停了就不成其为运动了，就像飞机在天上飞着没有动力，它就会摔下来。

过去常说的老话是，老得找事干，每一件事没有结束，我就要找另一个。这方面，那些老人们他们是高手，是专家，他们有很好的直觉。所以合作化就提前开始，就不断加速度，最后以“高潮”（原话是“大风暴”）形式一蹴而就，所以十五年的任务就三年完成，也就隐含许多问题。

主持人：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不是必然出现的？

高王凌：我们历史学说有人谈到偶然性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没有那么多偶然，事后来看，可以说都是必然的。但是这个形式，是不是可能还有别的也未必。在60年代到70年代有些农民就提出来一些非常有趣的建议，而且在一些地方也试行了，就是井田制，三田制。井田制就是八家私田，中间一份公田，三田制也是这个意思。再多一分给集体存留，然后那块地给自个儿做，不像现在什么都在一块地里，全包了，中间这块地负担就全从这儿出，然后各家把口粮问题自个儿解决了。

你说农民没有智慧？农民直接把它和中国最传统的土地制度井田制联系起来了。当然这个考虑就比较复杂，没有后来那么直截了当，但是在前些年农业负担最重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井田制这类建议，（如果实行）那很可能对农民没有多大的影响，因为你们不能到我的口粮田拿负担，我的口粮保证是有的，但是这句话也是书生之见。

实际是怎么样，我们不敢说。这件事要是长话短说，那就是集体经济可以分作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55年到1965年，10年。1958、1959、1960这几年的大饥荒，我们把它忽略掉。55年到65、66年这个是一条直线，农业生产是平的，没有一斤增加，这是第一个阶段。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0-8 09:34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8 09:33     标题: 60年中国的土地与农民(40)

第二个阶段是从1966年以后到1977、1978年，这个时候农业有了一个增长，三四千亿增加到六千亿，这是肯定的。但要多做点解释，三四千亿到六千亿期间的增加究竟有多了不起？也不敢说。为什么？因为实际上的增加都跟农村人口的增加是同步的，那批粮食都被农民给吃了，所以中国国家的任务，统购的、收购的，总的来说任务始终保持在八百、九百亿，任务没有变化，剩下的粮食都留在农村了，让农民吃掉了，对国家来说没有意义。

没有更多一步的贡献，当然在我的研究里，那就是说在整个坐标体系下，还有一条斜线，是黑的，就是农民通过偷偷摸摸的行为，各种小猫腻，偷、瞒、借，拿到手里的粮食。根据我和杜润生的估计，这部分粮食占总产量的20%，很高的一个数字。当然大家也不一定都同意，但是就算是15%也不是一个小数。

但是这批东西全部都留在了农村，农村的经济结构已经是一个虚假的结构，这个结构在另外一个基础上。如果你没有这20%的农民的，也许农民就不跟你玩了，就是说你们俩“合谋”做了一个假象给大家看。

所以等到改革开放之前，在杜老的自述里，中国已经分成三类地区，各占三分之一。当时党和国家认为这是一个经济危机。我们今天找不到经济危机的材料，到底什么是经济危机？有一点可以说得很清楚，就是说没有一个省可以往外运粮了，这个太可怕了。大饥荒的年代里，东北可以运出一点，黑龙江运出一些，四川运出不少，它自个儿牺牲很大，江西等等运出一点儿来。现在一个省也没有，国家还要发展，还要城市化，还要工业化，或者是出现什么问题，这怎么办呢？

当时党的高层危机意识是很强的，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危机意识，他们不可能发动这么大的一场改革，当然文化大革命他们经历过，也有很多反思。不过话说回来，集体化这一段，不经历一次还是不行的。古话所谓“力之所蕴，不泄不毕”也。不经过这么一个实验，还不会放弃。

按杜老三个三分之一来说，第一个三分之一就是穷困地区，那已经没办法了，每年拿汽车运粮食运不过去，运到半路上剩不了多少。实际上我们今天来看，用我的“反行为”理论分析，这里边很多是假的，农民是故意的，我就让你救济。像我的一个学生是在山西西部革命老区，他说现在的产量是500斤，大田产量，田头地脚不算。我看了他拿给我的当地的1964年的档案，34斤， 1964年。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0-8 09:35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8 09:36     标题: 60年中国的土地与农民(41)

这可能吗？这件事情里头名堂很大。第二个，最好的地区是江苏苏南那些地方，粮食问题基本解决。粮食问题解决你觉得他应该是高兴了吧，也有问题。他这个时候就要求一种自由，什么自由呢？搞商品性的，搞工业的自由。如果一头一尾对你都不满，还要搞下去吗？我插队的那些村子在山西，那就是开始往第一类地区转。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它就往第一类地区要求。所以这三类地区都出现了问题。当初对集体化的期望，在今天来看是解决粮食问题。

可是它又解决不了。在某些地区解决了之后，它就没用了。碰到江苏的情况，它就需要有一种新的制度，所以，就你刚才的话来说，这件事是必然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减轻了政府的负担搞活了生产力”

此时是供给比较充分的阶段。世界上都是这样的，一到了这个阶段就轮到老百姓拿钞票，拿脚投票了，这个经济必然要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叫后工业化阶段，基本产品供过于求，“早期工业化”任务完成，就这样来称呼吧。但是很多国家都发生了改革，这个时候不变不行。过去就是粗而化之，哪儿不足了，拼命上什么，拼命上什么也不一定行。现在有人很迷信，迷信国家，迷信国营，实际上很多事情真正经济有效的不应该是国营，世界上都有国营，但是国营都不挣钱，没有必要这样，要放开了做。

主持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高王凌：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一大批落后地区的问题解决了，国家的负担放下了，政府的负担没了。我引用了新华社记者李锦的一本书，里面有大量的照片。他主要到了山东的西四区，德州、梁山泊这一带都是穷困地区。他那儿的材料是说，一改革开放，原来打7斤棉花一亩地，现在打200斤，可能吗？一年之内，第二年就变了，头一年粮食亩产量十几斤，二十几斤，几十斤，第二年就几百斤。

这个负担绝对用不着政府替它担什么。贫困区的问题就比较复杂了。第二是农民，杜老的自述里引用“人就活了”，过去箍得太死，觉得人在“一箍龙”干活儿就好，这个经验其实有，中国历史上真有。中国甚至近代历史里就有地主家在这么做。

但是，这种就比较复杂，它有一些别的条件，要是推广开来，全都这么做，农民也没经验。农民什么时候说几百号的人在一块儿干一个事？农民说，弟兄还不行呢。所以这个东西是挺难的。一开始就出现很大的问题大家别扭得很。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0-8 09:37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8 09:39     标题: 60年中国的土地与农民(42)

“中国的小农不光是农民，他会搞点小商小贩，聪明得要命”

对于工业化，内地的问题现在比较大。当初实行全面性的乡村工业化，那时候有一个访问我的外国人，他就理解不了，他说你们中国怎么会出现这个事？匪夷所思。我是中国人，我不知道外国人，他就讲拉丁美洲多年的经验，他说我们那儿没有一个农村工业，你们这儿居然有这么厉害的。前些年中国农村工业吸收了那么多的就业，占到国民经济总值的比重那么大，这在世界历史上恐怕是没有先例。先不讲这些大的工业，单从小农的角度来讲，就是大规模了不起的工业。

在清朝，中国的小农不光是农民，他要搞点小商小贩，也要搞点小工业。江苏在清朝时，工业已经是主要收入了，细算帐的话，工业收入比农业收入高。所以农民过去就可以做买卖，或者是搞点小工业纺织的，中国农民聪明得要命。

这些东西把他自个儿搞活了，整个人就活泛了。中国经济还可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这几亿农民，有这几百万的小工厂主。这些智慧，是我们中国的脊梁，撑着我们中国的脊梁，就是包产到户的作用。

主持人：把生产力激活了。

高王凌：对，粮食问题也活了。过去就是粮食，现在看来，80年代初，从宋国青开始，我们才慢慢认识到政府可以少管一点，统购的事也都完全放开了。政府每年强调，在我看来，你要是不强调，那粮食也一样，现在中国粮食多得是。

中国现在的农产品供应，不管有没有金融风暴，你不能不承认，价格是低的，供给是充分的，不信你问问周围那几个原社会主义国家，他们为什么都喜欢到中国来，连韩国人都想到我们中国来消费。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8 09:40     标题: 60年中国的土地与农民(43)

下篇：依靠农民智慧来突破改革难点

“粮价过低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余粮太多了”

主持人：前一两年，出现了粮食价格过低会导致农民利益受损的问题，还有就是有的时候，物价突然又升高，您怎么来解释这个现象呢？

高王凌：粮价过低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实际上的余粮太多了，不但农村有潜在的生产能力，国家还有一个庞大的仓储。清朝的粮食政策是这样的，国家如果在旁边有一个大粮仓，社会上粮食价格就上不去了，市场在这个时候还是很厉害的。尽量多存粮，也许是好意，清朝皇帝特别是乾隆也这么想的，但治理国家不能仅凭这个，还得有一套治术，所以那时候就有一个“经世派”，讲专家治国那些学问。

国家现在每年仍然拼命鼓励多生产，实际上每年粮食有重大的剩余，这部分的剩余到底现在库里是多少，或者是这个剩余到哪儿去了，这是非常难了解的。但是现在每年产一万亿斤，相对于六千、八千，一万亿，那消费不了。这样的情况下，粮食价格自然就低。所以政府又搞补贴。我个人意见不如放开一点，然后把补贴取消。

主持人：等于让市场来说话。

高王凌：对，农民可以增加收入。

“城市就是城市，农村就是农村”

主持人：现在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城乡之间的差距特别大。城市可能发展得非常快，经济方面发展得好，包括农村的很多农民工都入城了，都是因为有差距了，才进入城里面去。要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话，这个差距是不能有的。

高王凌：不可能没有。城市就是城市，他只能进来，他不可能把所有那些地方都建成城市，全世界都是这样的。有一些国家小，城市离农村近，晚上就回家了。但是，大量的比如说南斯拉夫那些国家我去过，他们的农村人口已经不到10%。你就是得让他到城市去，只有城市拥有那些娱乐，拥有第三产业，拥有那一切的东西，不可能每个农村都变成城市。

高王凌：我的老家就在平西门头沟，有人说那个山开发的像意大利博罗尼亚一样。我说那好，我们就到共产主义了。那个地方的人就住在山里头，住在山坡上的别墅。那种情况太不简单了。我们离那一步还有相当的距离。但是我们不可能把农村建设成城市。城市就是城市，农村就是农村。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8 09:41     标题: 60年中国的土地与农民(44)

主持人：按照您的观点，农村是不是就会消亡？

高王凌：不会，就连美国农村也没有消亡，它有农场主，不是小农场主，不像南斯拉夫那样的，而是像美国那样耕种了大片的土地，很远的地方才有一个房屋、一个谷仓。南斯拉夫还是一个村一个村那样的。那都是必须大学毕业有相当的培训才去经营农业的。很挣钱的，政治地位很高的，有人代表他讲话的，他们不会消亡。农业还是一个巨头产业，永远会是巨头。我不认为农业还要带动国民经济，但是农业必然是一个大头，现在中国的棉花是世界第一 。

我的朋友在80年代的时候就主张中国再多种点棉花，当然有人就不会同意，说多进口粮食，有些人不了解世界的局面。我最近去了澳大利亚，人家偶然问起我来。他问我这些事干什么呀，就是担心中国不买他的粮食。这种担心就是对世界局势不明白，还停留在冷战热战时期。他就是怕咱们有一天就不买了。

主持人：最后卖不出去烂掉。

高王凌：他那儿就是要出口的。你看他现在的矿业谈判不用怎么谈，他也是要卖的。所以粮食这种东西是世界战略物资，是国际贸易的大头货，美国为什么说那些话，布朗为什么说那些话。外国学生问我，我就说，布朗他毕竟有国家的战略利益。我那个朋友是也是大银行里的人，他就点头。这个事怎么能没有一些国家利益在里面呢？

布朗说2030年中国16亿人口，中国就一定要进口，把中国的领导人给刺激坏了。其实我们中国能力高得很。粮食这种东西，据我个人的经验，就是农民有一定的想法的，他不多产，多产也很有限，这个东西多产了以后没有好处。过去说囤积居奇，奸商。囤积居奇得花多少钱，粮食是最难储存的，要有一个大库房。80年代政府部门是借飞机库，后来就自个儿盖，自个儿盖是要钱的，都是大投资，而且粮食每年的损耗率现在是5%到10%，虫吃鼠咬，加上霉烂，这种东西是最难存的。

所以粮食这个东西的潜力是很难表达的，您随便问一个学生，他们家的粮食地是荒着的，我课上的同学这样的情况多着呢。你说现在中国的粮食供给有多大的问题，那就是不学的人。对不起，这样说话一定有些人不爱听。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8 11:49     标题: 60年中国的土地与农民(45)

粮食问题超级复杂，农业问题也很复杂，大多数中国人看不起农业问题，或者觉得我就是专家，错了，农业问题是相当复杂，要到了粮食问题就是超级复杂。你好像觉得你爱农了，说这个话可能就有反面影响。我们有很多这种经验。

“农村的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得把农民转移出去”

主持人：您认为当下中国农村农业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哪一点？

高王凌：农村的问题在纯农业之内是解决不了的，农业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得把农民转移出去。所以我现在想到访问我国的那个老人他说的有道理，搞工业不容易，广东行，福建行，浙江行，江苏行，山东行，这都有背景，比如说福建有台湾的背景，山东跟韩国的来往特别多。

所以前几年就寄托于农村工业化，现在看来，农村工业化是有规律的，不可能无限扩大。原来就太了不起了，一两亿劳动力转移过来，还要怎么样？所以另外一个途径就是城镇化，小城镇的实验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来，也早就失败了。

要搞第三产业，就得到大城市来。讲到华北，我亲戚在河北，石家庄不行，到天津都不行，就不了业。得上北京，就是说就要到大城市来。但是到了大城市，一般人的思路接受不了，他不能明白大城市怎么行。

主持人：关键一点是怎么让这么庞大的农村人口怎样工业化？

高王凌：如果到城市来就不一定是工业化，而是第三产业化，靠的是非工业化，靠的就像是你这里，就像你们这样了不起的企业，这样的产业，这样的公司，就这一类的东西。这一步一般人接受不了，进来就有了，机会能创造出来。这是大问题。

另一个是政治上，北京变成了两千万人口的城市了，就像巴西的里约热内卢，那些国家的首都人口比例极高，那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总之这样两条路，涵盖的问题就是农业问题在纯农业之内解决不了，农业问题现在是一个国民经济问题，国民经济的问题是两条路，一个是工业化。再有一个是进入大城市。我们很多同学包括老师都埋怨中国祖宗，说祖宗没把什么事都做好，我就觉得这不合适。我们就是难，我们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们这一代人祖宗已经把事做得够可以了，我们哪儿有那么香喷喷的东西，一张嘴就吃了，就咽下去了，我们得去创造。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8 11:51     标题: 60年中国的土地与农民(46)

主持人：包括前面改革开放过后，出现大量农民工，这个其实也是想解决这个问题，但现在是不是这个问题到这里停滞了。

高王凌：不能用消极的角度讲，要用积极的角度讲。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工业化的浪潮，农村工业化的浪潮，大量吸引着就业。它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运动，它是一个经济发展的产物。现在就有落后地区想拼命发展的问题，但是它碰到的问题很多。

它碰到了《劳动合同法》的问题，腾龙换鸟的问题，碰到了国际贸易新格局的问题，问题很大。大量的企业倒闭了，大量的工人走了。现在有人说，有几千万个农民工我们不知道他在哪儿，今天的局面，我们就不好多说。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们一般是希望和事实拉开距离，我一般很少谈当代的问题怎么怎么样。

“中国什么都不行？没有外国人不行？在历史上实际不是这样的！”

主持人：我们回到刚才说改革开放过后，包括从农村解放了生产力，出现了一大批的乡镇企业。您刚刚也提到，其实农民也很聪明的，他们自己做一些商业，包括手工业这些形式，这对农村的整个影响有多大？

高王凌：那大多了，太大了。这些年的东西实际上按照包产到户的历史来说，粮食问题很快解决。经济作物比粮食问题还快，因为它是商品性的。那个时候最早就是柑橘没人买，全国的包产到户还没有铺开，带有浓厚的强烈的商品性的东西马上就在市场上卖不出去了，大片的烂。这个历史进程是这样来的，有些政策的考虑在杜润生他们那儿做得相当早，包括农村工业的决定。

但是不管决定不决定，这件事是有历史趋势的，农民就开始做。像广东就大量依靠了香港的朋友，广东原来是粮食主产区，到了清朝就变成了粮食不足区，搞大量的鱼塘，经济作物卖到别省去，吃广西、湖南的粮食，过去就靠这个。后来就变成了重点产粮区，因为他确实特别肥沃，原来也是稻米主产区。80年代初我专门到广东调查，没有别的目的，就是想看看广东要回到哪儿去。

很清楚广东就回到了清朝那个时候，他又搞那个鱼塘，又搞什么果树、经济作物，但是它比那个时候多了一个工业。当然最典型的还是江苏，有人就问我说，江苏怎么能行？过去人们老说中国不好，中国什么都不行，没有外国人不行，这件事情实际在历史上不是这样的，清朝的时候，江苏连片的那些苏州、苏南这些区全部都是工业，是一个工业区，1987年我在美国就讲过这个问题。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8 11:55     标题: 60年中国的土地与农民(47)

到了这个时候文化就复活了。民国不到的时候，荣家、费家搞面粉，费孝通家族都是搞了工业，都不再是传统工业，非常容易就搞成了。所以，等到集体没有崩溃之前，这些地方最大的特点就是搞工业，实际上，是回到了历史。它这个时候最大的就是放开，因为原来有原料问题，有销路问题，所以有最高支持都不行。

当时政府的机构和它有冲突，利益冲突，把材料给你还是给我？销路给你还是给我？计划经济嘛。到后来这些都不是问题。现在就是一步就回到刚开始的社队企业，后来改制，改成非社队企业，他们这一步了不得，全国有至少一亿多劳动力进入了这些地方，是离乡不离土。

到欧洲，你说有一亿劳动力在十年之内就变成了工人了。这个事情太大了，当然现在有重大的问题，就是工业化到了一定的地步，你看现在金融危机出口受挫，表示美国那种消费方式也有问题。

但是要从历史来看的话，这个部分了不得了，这一步太大了。现在整体来说，小的工业品，小的农产品，多么便宜，供给多么充分。

主持人：就靠农村供给的农产品。

高王凌：就是农民的智慧，农民的勤劳，农民的肯干，这中间有不知道多少的东西在里面，可歌可泣的东西，最厉害了。现在国营企业比重这几年有上升，但是他们实际上是什么？很难说。但是我认为在这儿，要给社会一定的空间，不能什么都政府管。

“包产到户不是最后一步，期望还有进一步的改革”

当然包产到户也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千万不要有这样的观点。前些年在外面开会，有一个山东人，是美国的教授，他说现在还不如像以前那样包产到户，会场就跟他打起来了。那些老外互相也就打起来了。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8 11:56     标题: 60年中国的土地与农民(48)

他讲的一些事也不是假的，他也亲自看到。前几年说农民负担太大，所以政府又改变农业税。现在又有若干个政策，都是想把农村安抚好。所以从根本性来说，包产到户是第一步。但是包产到户不是最后的一步，我们期望还有进一步的改革，真正的改革。

主持人：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

高王凌：中国的这个事最后还要自上而下。这种东西是一种制度性的东西，当然底下从来都会有动作，这种动作是什么，我们一时也很难说，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就是这样的。中国处理的就是大国的问题，大国的问题和小国的问题绝对不一样。最近还有人争论什么“比较优势原理”，那在大国其实是行不通的，不是那么回事。

另一个，它总要给社会一定的空间，不能什么都政府管。有人以为中国是政府管不了了，才让民间。所以先秦的时候要搞分封，搞封建，那都是对中国文化极大的误解。它是主动的，它要把那些东西主动让出去，让社会去承担。

因为我是研究政府关系问题的，我个人认为，改革就是重新确定政府地位、政府角色、政府作用的。传统社会主义的头30年，政府管得太多。后来政府就放，放的这个过程里自然就会有超过和不及之处。比如说有的东西不该放，医疗、教育不该那样放，现在你看又开始往回走，

现在的历史过程没有结束，还是在确定定位。从大的角度说，也不是一个农村的问题。

主持人：政府在农业、农村方面扮演的角色应该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高王凌：我觉得政府还是应该适当的放手。中间组织应该加强，要靠互助合作。而且政府如果做了的话，不能再当工厂主、农场主，政府就是当政府。政府不要越权，决策让生产方面的，让底下的人，当事人自个儿去做，他是一个老板还是一块地的主人，让他去做，不要代替他。

要知道农村包产到户改革的成功，就是农民在底下“拱”，一步一步的，最终获得上层一定支持的结果。不是谁拍脑门的决定，也没有预定的方案的。

出处:「腾讯网」腾讯新闻“历史学家眼中60年”专题之八(2009年9月28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0-8 12:20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8 12:14     标题: 六十年来的中国(49)

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



编者按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与新华社合作，编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大事记》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它全面客观准确地记述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发展历程，着重反映了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本报从今天开始，分两次刊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以飨读者。

　　1949年

　　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此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9月21日至30日召开。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会议决定国都定于北平，北平改名为北京；纪年采用公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国旗为红地五星旗。会议选举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陈毅等56人当选为委员。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一致决议：接受《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方针，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下午3时，首都30万军民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毛泽东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定1949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日子，每年的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

　　10月2日 苏联政府决定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3日，周恩来复电表示热忱欢迎，并互派大使。自1949年10月至1950年1月，新中国先后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至1951年底，新中国与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瑞典、丹麦、瑞士、列支敦士登、芬兰建立外交关系。

　　10月9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选举毛泽东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席。

　　10月13日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召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建立中国少年儿童队的决议。1953年8月，中国少年儿童队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

　　10月21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宣告成立。政务院设政治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和30个部、会、院、署、行。

　　10月25日 海关总署宣告成立。中国海关从此完全掌握在中国人民手中。

　　11月1日 中国科学院成立，郭沫若任院长。

　　11月9日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朱德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11月1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成立，刘亚楼任司令员，萧华任政治委员。

　　11月21日 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封闭妓院的决议。此后，全国各地也相继采取行动封闭妓院。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0-9 08:31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9 07:03     标题: 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50)

　12月2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决定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通过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会后，地方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先后由各地人民政府召开，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一种过渡形式。

　　同日 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成立于1947年5月的内蒙古自治政府改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首府由原驻地乌兰浩特移至张家口，后迁至归绥（今呼和浩特）。

　　12月6日 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统一办理留学生及学者回国事宜。从1949年8月至1955年11月，共有1536名高级知识分子从海外回国参加建设。

　　12月16日 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对苏联进行为期两个月的访问。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政府全权代表周恩来、维辛斯基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12月23日—31日 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了改革旧教育的方针和步骤，确定了发展新教育的方向；提出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

　　1950年

　　1月6日 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发布告，宣布收回在京的外国兵营地产，征用兵营及其他建筑。1月和4月，北京市军管会收回、征用美国、法国、荷兰和英国的兵营地产；6月和9月，天津、上海市军管会先后收回、征用法国的兵营地产。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大陆的驻军权被彻底取消。

　　2月24日 政务院发布《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

　　3月3日 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以遏制通货膨胀，稳定物价，实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

　　4月14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领导机关成立，萧劲光任司令员。

　　5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公布施行。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婚姻制度。

　　同日 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向华南、西南等地和沿海岛屿的国民党军队残余力量展开最后的围歼。到1950年6月，解放了除西藏、台湾和少数几个岛屿以外的广大国土。

　　6月6日—9日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召开。毛泽东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

　　6月25日 朝鲜内战爆发。美国随即进行武装干涉，并派遣海军第七舰队侵入中国台湾海峡。28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对美国侵略行径进行严厉谴责和抗议。

　　6月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公布施行。

　　6月3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施行。土地改革在新解放区全面展开。到1953年春，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改在全国大陆基本完成，3亿多无地少地农民（包括新老解放区在内）无偿获得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封建土地所有制被彻底摧毁。

　　7月28日 40名基督教代表人物联名发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表示拥护《共同纲领》，割断教会同帝国主义的联系，发起自治、自养、自传运动。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11月，中国天主教人士也发表宣言，开展“三自”爱国运动。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9 07:05     标题: 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51)

8月7日—19日 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确定“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为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大原则。

　　9月22日 公安部队领导机关成立，罗瑞卿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9月20日—29日 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召开，明确提出开展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成立。扫除文盲运动在全国大规模展开。

　　9月25日—10月2日 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召开。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

　　10月上旬 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全国掀起大规模的抗美援朝运动。1953年7月27日，《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在朝鲜板门店签订。至1958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分三批全部撤出朝鲜回国。

　　10月10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各地开始进行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到1952年10月基本结束。

　　10月14日 政务院发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1951年毛泽东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7月20日，治理淮河一期工程完工。到1957年冬，治淮工程初见成效。

　　11月24日 政务院第六十次政务会议批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的试行方案》。1951年6月11日，中央民族学院举行开学典礼。

　　12月19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出布告，严厉取缔“一贯道”及所有会道门，由此带动全国展开了取缔反动会道门的斗争。

　　1951年

　　2月23日 政务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自本年3月1日起施行。

　　5月23日 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在北京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宣告西藏和平解放。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进驻拉萨。

　　9月20日—30日 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通过《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会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很快开展起来。经过一年多的试点，中共中央于1953年2月15日将决议草案通过为正式决议。

　　10月12日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第二、三、四卷分别于1952年4月、1953年4月、1960年9月出版。

　　12月1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于1952年10月结束。

　　12月26日 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召开第三十一次委务会议，决定成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

　　1952年

　　1月26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全国大中城市，向违法的资本家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五反”运动于1952年10月结束。

　　6月中旬—9月下旬 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

　　6月20日 荆江分洪工程完工，分洪区蓄水量达60亿立方米。

　　6月20日—24日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召开。毛泽东为该会成立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9 07:05     标题: 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52)

7月1日 成渝铁路（成都至重庆）建成通车，全长505公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建成的第一条铁路干线。

　　8月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公布施行。《纲要》对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自治机关的组成、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利等重大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11月15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关于增设中央人民政府机构的决议》，决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等机构。

　　1953年

　　1月1日 我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3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公布施行。随后，开展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普选。

　　5月15日 中苏两国政府签订《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规定苏联援助中国新建和改建91个工业项目。加上1950年已确定的50项和1954年增加的15项，共156项，列入“一五”计划。1955年又商定增加16项，之后再增2项，共174项。后多次调整，确定154项。因156项公布在先，故仍称“156项工程”。实际施工150项。

　　6月15日、1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确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

　　7月1日 新中国第一座大型露天煤矿———阜新海州露天煤矿建成投产。

　　10月16日 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11月15日又作出《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1954年9月，国家进一步决定对棉布和棉花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

　　10月 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

　　12月7日—翌年1月26日 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明确提出建设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的军队建设总方针总任务。

　　12月16日 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从此，农业生产合作社从试办阶段进入发展阶段。到1956年底，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96.3％。

　　12月26日 鞍山钢铁公司三大工程————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炼铁炉举行开工生产典礼。

　　12月28日 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宣传部制发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提纲》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年底 从1949年5月开始的全国新解放区的剿匪斗争基本结束，在大陆范围内平息了匪患，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本年 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字典《新华字典》出版。

　　1954年

　　4月26日—7月21日 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会议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

　　6月28日、29日 周恩来分别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发表《联合声明》，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7月 南昌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初教5教练机。此后，我国相继试制成功歼5型、运5型、直5型、轰5型飞机。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9 07:09     标题: 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53)

9月15日—28日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组织法；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等13人为副委员长；董必武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决定设立国防委员会和国防部，任命毛泽东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彭德怀任国防部部长。按照《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

　　9月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11月9日 国防部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薪金、津贴暂行办法》，自1955年1月起开始实行。长期实行的供给制为军官薪金制所代替。

　　12月21日—25日 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举行。周恩来作政治报告，指出：由于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已经召开，政协代行全国人大职权的政权机关的作用已经消失，但它本身的统一战线作用仍然存在。会议推举毛泽东为全国政协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主席，宋庆龄、董必武等16人为副主席；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

　　12月25日 康藏公路（四川、西康两省交界的金鸡关至拉萨）与青藏公路（西宁至拉萨）同时全线通车，分别长2271公里和1937公里。

　　1955年

　　1月18日 人民解放军解放一江山岛。2月13日至26日，大陈岛及外围列岛解放。至此，浙江沿海岛屿全部解放。

　　2月21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发行新的人民币和收回现行的人民币的命令》。自3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人民币，以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的折合比率收回旧人民币。

　　3月31日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董必武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原有的中央及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撤销。

　　4月18日—24日 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有29个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这是第一次由亚非国家发起和参加的大型国际会议。中国代表团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同其他与会国家一起，为会议的成功作出了贡献。通过这次会议，中国打开了与亚非国家普遍交往的大门。

　　5月13日 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提出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的思想。

　　7月3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公布。从1956年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志愿兵役制改为义务兵役制。

　　8月31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命令》，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生活待遇制度进行重大改革。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9 07:10     标题: 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54)

同日 国务院发布《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暂行条例》。这是新中国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工作给予奖励的第一个条例。1957年5月，中国科学院举行1956年度科学奖金（自然科学部分）授奖仪式。华罗庚的典型域上的多元复变数函数论、吴文俊的示性类及示嵌类的研究、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获一等奖。

　　9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度。27日，授予元帅军衔及勋章典礼隆重举行。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同日，国务院举行授予将官军衔和勋章典礼。首次授衔，共授元帅10名、大将10名、上将55名、中将175名、少将800名。加上补授和晋升，到1965年取消军衔制度止，共授上将57名、中将177名、少将1360名。

　　10月1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告成立，首府设于乌鲁木齐市。

　　1956年

　　1月14日—20日 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充分肯定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宣布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1月15日 北京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大会，庆祝北京市农业、手工业全部实现合作化和在全国第一个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

　　1月2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1月28日 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批准成立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2月9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3月14日 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12月22日，中共中央同意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关于征求〈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意见的报告》。

　　4月25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强调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报告初步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4月 中共中央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确定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

　　7月13日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批国产“解放”牌载重汽车。1958年5月、8月，第一辆国产“东风”牌轿车和“红旗”牌轿车相继诞生。

　　9月15日—27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大会宣布，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大会着重提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9月28日，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上述6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10月15日 我国第一座现代化的电子管厂北京电子管厂举行开工生产典礼。

　　12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开始分卷出版。全集共50卷，于1985年出齐。

　　1957年

　　2月27日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了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发展经济、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思想。

　　3月1日 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

　　4月8日 武汉钢铁联合企业建厂工程正式动工。1958年9月13日，一号高炉出铁。

　　4月12日 鹰厦铁路（鹰潭至厦门）建成通车，全长694公里。

　　4月20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随后，流行地区迅速开展消灭血吸虫病的工作。1958年6月，江西省余江县首先消灭血吸虫病。

　　4月25日 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举行（简称“广交会”）。以后每年在广州举办春、秋季两次出口商品交易会。从2007年起改称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4月2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整风运动随后展开。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6月，整风运动转向反右派斗争，到1958年夏季基本结束。对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正确和必要的，但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5月15日—25日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决定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选举胡耀邦为团中央第一书记。

　　5月24日 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四十九次会议通过《水土保持暂行纲要》，决定设立全国水土保持委员会。

　　7月25日 包头钢铁公司建厂工程正式动工。1959年9月27日，一号高炉出铁。1960年5月1日，一号平炉出钢。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9 07:11     标题: 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55)

9月9日—21日 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会议将“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确定为妇女工作的方针；将全国妇女领导机构“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9月21日，全国妇联第三届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宋庆龄、何香凝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蔡畅为全国妇联主席。

　　10月5日 新藏公路（新疆叶城至西藏阿里地区噶大克）建成通车，全长1179公里。

　　10月8日 新中国第一个天然石油基地玉门油矿基本建成。

　　10月15日 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铁路桥长1315米，公路桥长1670米。

　　11月2日—21日 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并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及《和平宣言》。

　　12月底 “一五”计划超额完成。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124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52年增长67.8％。其中，工业总产值704亿元，增长128.6％；农业总产值537亿元，增长24.8％。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钢535万吨，增长296％；煤1.31亿吨，增长98.5％；发电量193亿千瓦时，增长164％；粮食19505万吨，增长19％；棉花164万吨，增长25.8％；油料419.6万吨，增长0.07％。基本建设投资总额143.32亿元，增长229％。财政总收入310.2亿元。

　　1958年

　　1月6日 《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公布施行。

　　1月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公布施行。

　　3月5日 广西僮族自治区宣告成立，首府设于南宁市。1965年10月12日，改称广西壮族自治区。

　　4月22日 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天安门广场建成。5月1日，首都50万人参加揭幕典礼。

　　5月5日—23日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举行，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展开。

　　5月25日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与参加八大二次会议的中央委员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到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义务劳动。

　　8月1日 包兰铁路（包头至兰州）建成通车，全长990公里。

　　8月17日—3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确定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宣布1958年生产钢1070万吨，比上年钢产量翻一番；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全国很快形成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9月2日 我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正式开播。1973年10月1日正式播出彩色电视节目。1978年5月1日改称中央电视台。

　　9月29日 毛泽东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指出：“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此后，全国掀起大办民兵师、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热潮。

　　10月25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宣告成立，首府设于银川市。

　　11月2日—10日 毛泽东在郑州召集中央工作会议。此后到1959年7月，相继召开一系列会议，初步纠正已经察觉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

　　1959年

　　3月10日 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撕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发动武装叛乱。3月20日，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奉命进行平叛作战。22日，中共中央发出在平息叛乱中实行民主改革的指示。28日，国务院发布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地方政府职权。1960年底，西藏民主改革基本完成，彻底摧毁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百万农奴获得翻身解放。

　　4月5日 容国团荣获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这是中国运动员在体育比赛的世界锦标赛中获得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4月17日—29日 全国政协三届一次会议举行，推举毛泽东为全国政协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主席，彭真、李济深等14人为副主席。

　　4月18日—28日 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7月2日—8月16日 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先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原定议题是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左”倾错误。但会议后期，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8月底 人民大会堂建成。它与同年建成的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华侨大厦、北京火车站、北京工人体育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和全国农业展览馆并称为首都“十大建筑”。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9 07:12     标题: 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56)

　9月13日—10月3日 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举行。1.06万多人参加了42项竞赛和表演赛，7人打破4项世界纪录。

　　9月17日 刘少奇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首批特赦已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到1975年3月，共分7批特赦了全部在押战犯并予以公民权。

　　10月1日 北京隆重举行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祝大典，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和70万人的游行。

　　11月1日 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在河南洛阳建成投产。

　　1960年

　　1月1日 黄河刘家峡水利枢纽工程胜利截流。

　　1月20日 中国政府和印度尼西亚政府在北京互换《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批准书。此前，1955年4月22日，中国政府在万隆会议上与印度尼西亚政府签订了关于避免双重国籍的条约，但印尼国会迟迟没有批准该条约。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两国直至本年1月20日才互换条约批准书，24日双方同时公布生效。

　　1月28日 中缅两国总理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之间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中缅边界条约是新中国与亚洲邻国签订的第一个边界条约，为今后解决类似问题树立了良好范例。

　　3月22日 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毛泽东代中央起草批示，将鞍钢实行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称作“鞍钢宪法”，要求在工业战线加以推广。

　　4月18日—27日 中共中央军委召开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充分肯定新中国成立以来民兵建设的成就，明确提出民兵工作的任务和作用。

　　4月 新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大型水电站————新安江水电站第一台机组开始发电。

　　5月25日 中国登山队队员王富洲、贡布（藏族）、屈银华从北坡集体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人类第一次战胜珠峰北坡天险。

　　9月 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建成蓄水。1978年底，三门峡水利枢纽改建工程竣工。

　　11月3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坚决纠正农村人民公社中的“共产”风。

　　11月17日 国务院第一百零五次全体会议通过《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批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随后，国务院于1961年3月4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指示》。

(连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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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9 07:19     标题: 六十年来的中国(57)

坚守方向、探索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60年


作者:王绍光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当《共产党宣言》最初用德文在1848年出版时，“共产主义同盟”还是一个秘密团体，其影响局限在英、法等欧洲国家。过了半个 世纪，到19世纪末叶，这个“幽灵”出现在中华广袤的大地上。又过了半个世纪，到20世纪中叶，社会主义已经变成滚滚洪流，席卷全球。以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的中国共产 党也在此时夺取了全国政权，神州大地开始英姿勃发地迈向社会主义。再过半个世纪，到20世纪末叶，一度红红火火的社会主义陷入前所未有低谷，以至有人大胆断言：历史已经 终结，人类社会只有资本主义一途，别无选择。

　　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市场原教旨主义”甚嚣尘上。它的许诺很简单、也很诱人：只要将财产权交给私人，将决策权交给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私人业主，将政府干预减至最低程 度，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会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无尽的财富，“下溢效应”最终会让所有人受益。

　　然而，正如卡尔·波兰尼指出的那样，“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物质，否则这样一种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否则， 它将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为一片荒野”。[1] 20世纪末，在“华盛顿共识”肆意蔓延的同时，穷国与富国、穷人与富人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大，致使贫富差距最大的拉丁美洲国家 纷纷向左转。到21世纪初，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危害已变得如此明显，以至于它一些有良知的信徒也看不过眼。香港《信报》创办人林行止先生自称写了三十多年政经评论，在2007 年10月16日的专栏里，他开始对于自己“年轻时是盲目的自由市场信徒……一切讲求经济效益，认为企业的唯一功能在替股东牟取最大利润”表示反省。[2] 2008年4月28日，他又 发表专栏文章，重申“对过去理直气壮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颇生悔意”，因为“看到了太多不公平手段和欺诈性活动，而一些本以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则经不起现实考验 ”。他并恳切地希望“中国不要彻底走资”，认为“社会主义的确能够维系社会公平”。[3]

　　林行止转向不久，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从美国蔓延至全世界，作为资本主义象征的大型企业一个接一个面临破产倒闭的厄运。迫不得已，从冰岛到爱尔兰，从澳大利亚到日本，从 英国到美国，政府纷纷出手将银行、保险公司、汽车业国有化。难怪美国《新闻周刊》封面文章不无揶揄地惊呼：“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了”！[4]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虽然世界经济危机也拖累了中国经济，但现在全世界都承认，社会主义的中国经济将维持正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火车头之一。在这种强烈 的反差对比之下，重新审视中国坚守的方向和走过的道路，意义非同寻常。

　　前30年的探索

　　在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就指明了新中国未来的方向，即“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5]在他看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使中华民族不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而是一个“站起来”的民族。[6]

　　建立人民共和国以后，毛泽东反复强调，我们的总任务是，“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7] 要“改变我 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8] 到1957年，他把这个目标清楚地概括为“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 国家”。[9] 为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20世纪50年代，中国还十分贫穷、十分落后，毛泽东非常重视生产力的发展。他指出：“韩愈有一篇文章叫《送穷文》 ，我们要写送穷文。中国要几十年才能将穷鬼送走”。[10] 他还提醒全国人民“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 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他认为，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才可以打下一个基础；要经过大约50年即十个五年计划，才能建成一个富 强的中国。[11] 当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12]

　　既然方向是明确的，渡过1949—52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以后，毛泽东便开始探索了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所有制方面的探索

　　如表1所示，1952年，公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不大，非公有经济仍占统治地位。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将农业和手工业的个体所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 将私营工商业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使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成为我国唯一的经济基础。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也是为了解放生产力，[13] 因 为只有先解决所有制问题，才能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为发展新生产力开辟道路，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生产创造社会条件。[14]经过四年，中国于1956年基本完成了社会 主义改造。到1957年，公有经济已一跃占据国民经济的支配地位。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0-9 07:22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9 07:26     标题: 坚守方向、探索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60年(58)

不少人认为，1957年以前，中国曾完全照搬苏联模式。这完全是误解。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很清醒，“我们信仰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我们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不是 硬搬苏联的经验。硬搬苏联经验是错误的。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和农业的合作化是跟苏联不同的”。[15] 苏联对资本家采取了剥夺政策，甚至试图在肉体上消灭资本家； 中国则通过赎买的方式将私人资本转化为公有资本，力图将他们改造成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苏联采取命令主义和专横的方式进行农业集体化，并对富农采取以暴力手段彻 底剥夺和消灭的政策；中国的农业集体化则不带有苏联那样的强制性，过程也没有苏联那么混乱。结果当然也不一样，“苏联农业集体化后几年是减产的，而我们农业合作化后是 增产的”。[16]

　　虽然毛泽东希望有朝一日实现所有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但他特别强调，在现阶段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的界限“必须分清，不能混淆”。 “苏联宣 布了土地国有，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斯大林不卖拖拉机等生产资料给集体农庄，我们卖给人民公社。所以在我们这里，劳动、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统统都是集体农民的，是人 民公社集体所有的。因此，产品也是集体所有的”。[17] 苏联在1936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次年，国家所有制已占到全部工业成分的99.97%；国营农业在农业固定基金中所占的比 重也高达79.2%。此后，在苏联，这种生产资料高度集中于国家的状况，不仅没有削弱，反被不断强化。[18] 而中国则不同，1956年以后，虽然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扮演越来越 重要的角色，但直到改革开放前夜的1978年，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才刚刚过半（表1）。同一年，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 国有企业占77.16% , 集体企业占22.14%。但从 工业企业数目上看，国有企业只有83,700个，而集体企业多达264,700个。[19] 除此之外，中国还在“大跃进”和文革后期大力扶植一种新型企业，即农村“社队企业”（1984年 后改称“乡镇企业”）。 1978年全国社队企业达152万个，社会总产值491亿元，占全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为7.17%，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为24.10%，并安置农村劳动力2,827万人 ，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9.2%。[20] 企业数目如此之多，使得严格的中央计划难以实现，也为改革开放后出现竞争的局面奠定了基础。

　　计划方面的探索

　　如果说1956年以前有“照抄”苏联的地方，那主要是指在制定五年计划方面。大规模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牵涉到一系列复杂的问题。毛泽东承认：“对于 政治、军事，对于阶级斗争，我们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还没有经验”。[21] 由于解放初新中国领导人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 ，唯一的出路便是向苏联学习。中国从1951年初就开始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前后共编制了5 次。期间，毛泽东还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李富春为副团长 的政府代表团到苏联取经。周恩来和陈云在苏联长达一个多月时间，李富春则率代表团在苏联逗留达10个月之久。[22]

　　虽然“一五”是向苏联学习的产物，但它却不是一个苏式计划。主持制定该计划的陈云便坦承：“这个计划，有比较准确的部分，即国营经济部分。也有很不准确的部分，如农业 、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都只能做间接计划【即不是指令性计划】，而这些部分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又占很大比重。我们编制计划的经验很少，资料也不足，所以计划带有控制 数字的性质，需要边做边改”。[23] 另外，这个1953年开始的计划，直到1955年7月才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同年11月9日和12月19日，国务院才先后发 布命令，要求各地、各部门执行它。而到1956年，计划规定的任务已经提前完成了。[24] 可见这个计划并不像苏式计划那么死板。

　　基于他有关矛盾普遍性的哲学观和对“一五”的观察，毛泽东并不相信严格的苏式计划。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对第26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 ”批评最多。他认为，“有不平衡，有比例失调，才能促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规律。出了一点毛病，就以为不得了，痛哭流涕，如丧考妣，这完全不是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 [25] 因此，“计划常常要修改，就是因为新的不平衡的情况又出来了”。[26] 毛泽东更多的是强调统筹兼顾，综合平衡，两条腿走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现几个同 时并举（包括工农业同时并举，轻重工业同时并举，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洋法土法同时并举，中央与地方同时并举）。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二五”（1958-1962）开始执行不久 就被接踵而来的“大跃进”打乱。其后出现的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失调使得经济建设不能按原来的部署继续进行，只得于1961年实行国民经济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八字 方针”。这次调整一直持续到1965年，致使“三五”延迟到1966年才开始。[27]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9 07:35     标题: 坚守方向、探索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60年(59)

但“三五”（1966-1970）开始之际正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之时。在翻天覆地的文革最初三年，任何计划工作都难以进行。1967年虽然订出了年度计划，但无法传达到基层；1968年干 脆就没有计划；而1969年，除原油产量外，几乎完全没有实现计划指标。[28]

　　“四五”计划（1971-1975）指标直到1971年4月才下达。而到1973年中，毛泽东认为，计划工作仍没有走上正轨，有必要拟定《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修正草案）》。 [29]

　　由此可见，毛泽东时代的计划体制远不像苏联体制那么僵化，而总是变动不居。不过，变动不居的代价是经济增长呈现剧烈的波动性（见图2）

　　中国计划体制与苏联更大的不同是其分权的程度。毛泽东从来不喜欢苏式中央计划体制，这主要是因为他从骨子里厌恶官僚体制。早在1953年，他就反对地方工业上缴利润太多， 因为这意味着“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就太少了，不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30] 到1956年谈《论十大关系》时，他反复强调，“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 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31] 1958年2月，他又提出在中国搞“虚君共和”的设想。[32] 此后，只要一有 机会，他就会极力推行权力下放。第一次是1957-1958年，中央大规模下放了财权、计划管理权、企业管理权。[33] 由于“大跃进”受挫，1961年后，在刘少奇、陈云主持下，中 国恢复了对国民经济的集中统一管理，收回了前几年下放的权力。然而对毛泽东来说，收权仅仅是摆脱暂时困难的权宜之计。一旦经济好转，他决心再一次打碎苏式的中央计划体 制。1966年3月，毛泽东在杭州政治局会议上再次提出“虚君共和”的口号，批评中央收权收得过了头，指示凡是收回了的权力都要还给地方。用他的话说就是“连人带马全出去” 。[34] 不过，几个月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延迟了他的分权计划。 七十年代初，形势刚刚稳定下来，毛泽东再一次发起了分权运动。这次，他要求所有“适合”地方管理的企业统 统将管理权下放到地方，连鞍钢、大庆油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开滦煤矿这些巨型企业也不例外。与此同时，财政收支权、物资管理权也再次下放。[35]

　　虽然，其后周恩来、邓小平加强了中央政府的主导权，但到文革结束时，中国已经是一个相当分权化的国家，与苏式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迥然不同。[36] 这种不同的一个 重要表现是国家集中统一分配的物资远比苏联少得多。苏联把物资分为三种，即分配权限属于国家计委的“基金化产品”，分配权限属于中央各部的“集中计划产品”，以及分配 权限属于各加盟共和国的“非集中计划产品”。基金化产品在50年代初就达有2370种之多；而“非集中计划产品”的份额很小。中国也把物资分为三类，即由国家计委统一分配的 “统配物资”，由中央各部分配的“部管物资”，以及由地方分配的“三类物资”。如图1所示，到文革后期，统配物资与部管物资加在一起只有217种。此外，几次分权让地方政 府尝到了甜头，它们对完成国家调拨指标的态度也未必总是唯唯诺诺；更有甚者拒绝按国家调拨价将本地物资卖给外地。[37]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9 07:47     标题: 坚守方向、探索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60年(60)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集中在所有制上，5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转移到计划体制上。50年代后期他还开始了另一方面的探索，即破除“资产阶级法权” ，改变人与人的关系，后来也被叫做“反修防修”。[38]

　　实际上，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提出，虽然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但“人的改造则没有完成”。[39] 次年，在评论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 ，他进一步指出，“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一定要从各方面妨碍这种平等 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 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彻底破除。破了又会生，生了又要破”。[40]那时，他用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手段是搞整风，搞试 验田，批判等级制，下放干部，两参一改（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其后，1963-1966年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为了解决这 个问题。但在他看来，这些措施都不足以打破“资产阶级法权”，消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毛泽东于文革前夕发表的《五七指示》[41]是他晚年的理想宣言，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憧憬的是一个逐步消灭社会分工，消灭商品，消灭工农、城乡、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这 三大差别的扁平化社会，其目标是实现人们在劳动、文化、教育、政治、物质生活方面全方位的平等。文革前期对所谓“走资派”的批判以及文革后期对“新生事物”（五七干校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革命样板戏，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工宣队，贫宣队，赤脚医生，合作医疗，老中青三结合，工人-干部-知识分子三结合等）的扶持都可以看作实现他理 想的途径。

　　不过，经过8年文革后，毛泽东认为，靠一次文革还不能实现他的目标。在1974年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中，他透露出壮志未酬的感慨：“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 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 ，等等”。[42] 这也成为他“继续革命”的理论依据。毛泽东逝世前，于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间又多次谈到“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他的结论是：一百年后还要革命，一千年 后还要革命。[43]

　　简而言之，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集中在三个方面：在所有制问题上，中国没有偏重纯而又纯的大型国有企业，而是造就了上百万集体所有制的中小企业；在计划问题上， 中国没有实行中央集权的计划体制，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将财政收支权、计划权、物资管理权下放给各级地方政府；在“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中国没有形成森严的等级制，而是 用种种方式促进人们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地位上的平等，当然“阶级敌人”除外。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9 07:52     标题: 坚守方向、探索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60年(61)

前30年探索的成就

　　与苏式体制相比，中国成百万中小企业的存在、各地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以及分权的计划体制为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竞争创造了有利的制度条件。除此之外，尽管历经波折，毛泽 东时代不仅取得的不俗的经济增长速度（1953-1978年间，GDP年均增长速度达6.5%,见图2），[44] 也为改革开放后的高速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的“硬件”与“软件”基础。

　　从“硬件”方面讲，毛泽东时代为中国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包括国防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个由铁路、公路、内河航运、民航空运构成的交通运输 网络，为80年代以后的经济起飞创造了有利条件。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治理大江、大河、大湖，修建了长达20多万公里的防洪堤坝和8.6万个水库，大大减少 了肆虐千年的旱涝灾害；进行了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使灌溉面积比例由1952年的18.5%大幅提高到1978年的45.2%，基本上保证了10亿中国人吃饭、穿衣的需求。[45]

　　从“软件”方面讲，首先，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以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种种措施使中国变成一个十分扁平化的社会，不存在任何势力强大的“分利集团”。

　　直到80年代初，中国的不平等程度仍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6] 大量跨国实证性研究证明，平等往往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不平等往往导致经济停滞不前。[47] 因此，平等的社会 结构是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增长的制度保障之一。

　　“分利集团”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在1982年出版的《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提出的概念。他认为，过于稳定的政体容易滋生出势力强大的“分利 集团”，它们不关心社会总收益，而是一心一意地“寻租”，想方设法要从现有社会总收益中多分几杯羹。[48] 奥尔森的潜台词是，隔一段时间来场“运动”是件好事，可以打烂 “分利集团”，有利于其后的经济增长。在2000年出版的遗著《权力与繁荣》中，奥尔森更直接拿中国与前苏联作比较，认为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毛泽东的文革打破了凝 固的制度，使当时的中国不存在任何强势“分利集团”，为日后的改革扫平了道路。[49]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苏珊？萝丝-艾克曼（Susan Rose-Ackerman） 提出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奥尔森是不是个毛主义者”？[50]

　　此外，毛泽东时代强调公共消费，而不是个人消费，尤其是在医疗与教育领域。[51] 那时，中国还很穷，但几乎所有的城乡人口都享有某种形式的医疗保障，使中国人民的健康指 标大幅改善，平均预期寿命从解放前的35岁增加到1980年的68岁，婴儿死亡率也从解放前的约250‰减少到1980年的50‰以下。当时中国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受到了联合 国妇女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高度赞誉。[52] 中国低成本、广覆盖的卫生保健模式也在1978年的阿拉木图会议上受到推崇，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范围内推广 初级卫生服务运动的样板。[53] 在毛泽东时代，各级教育也高速发展。学龄儿童入学率由解放前的20％左右迅速增加到1976年的97.1%，成人文盲率由1949年的80%急剧下降至1982 年的22.8%。[54] 表2显示，共和国前30年，基础教育发展很快。小学在校生人数增长了6倍，初中生增长了55倍，高中生增长了62倍。即使是文革中曾一度停办的大学在校生人数 也比1949年增加了好几倍。[55]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9 07:57     标题: 坚守方向、探索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60年(62)

　让人们活得健康、有知识不仅是发展的目的，健康和知识也提高了人力资本的素质，反过来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56] 对于经济增长，这种“软”基础设施与“硬”基础设施一样 重要。假如没有共和国前30年在“软”、“硬”两方面打下的坚实基础，后30年经济的腾飞是难以想象的。这一点，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看得很清楚。他了解 ，“1949年政治变革时中国的生活条件与当时印度的情况大致相差无几。两个国家都属于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列，死亡率、营养不良和文盲程度都很高”。[57] 但到改前，“印 度和中国所处的相对地位就决定性地确立了”，因为中国在初级教育和初级卫生保健方面取得了非同寻常的进步。[58] 因此，他得出结论：“改革前中国在教育、保健、土地改革 和社会变化方面的成就，对改革后的成绩做出了巨大的积极贡献，使中国不仅保持了高预期寿命和其他相关成就，还为基于市场改革的经济扩展提供了坚定支持”。[59]刚刚去世 的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更是用大量跨国数据证明，后30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快速增长，其奥妙就在于中国的劳动力素质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高。[60]

　　近年来，人们往往用联合国开发署的“人类发展指数”作为衡量各国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如图3所示，1950年，中国是世界上人类发展指数最低的国家之一，仅为0.16，与印 度不相上下。到1975年，中国的指数已提升至0.53，远远超过印度的0.42万丈高楼平地起，最关键的是要打牢基础。北宋的苏辙在《新论中》有一段很精辟的话：“欲筑室者先治其基，基完以平，而后加石木焉，故其为室也坚”。[61] 共和国的前30年 就是打基础的30年。打基础是很艰苦、耗费时日的，而且打基础的人当时未必能马上享受高楼大厦的舒适。但是，如果没有前30年打下的坚固基础，就不可能有后30年那些拔地而 起的宏伟楼群。

　　后30年的探索

　　尽管共和国前30年取得的成就超过以往任何时代，[62] 到第二个30年开始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穷国。1978年，全国7.9亿农村居民中有2.5亿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均年收入100 元），相当于当时农村人口的30.7%。当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才133.6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也不过区区343.4元。[63] 这种状况离社会主义的理想显然相去甚远，用邓小平的话 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64]

　　邓小平的探索

　　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在总结前30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新的探索。

　　为了替下一步的探索扫除思想障碍，在1978-1980年间，邓小平首先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65] 强调马克思主义也要发展，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否则就会僵化。[66] 这与当 年毛泽东倡导摆脱苏联模式的桎梏有异曲同工之妙。邓小平特别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67] 与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把 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看作一个开放的过程；他不止一次坦承，“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68] “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在摸索之中”。[69]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9 08:20     标题: 坚守方向、探索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60年(63)

不过，有一点从一开始就是清楚的，“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70] 既然“贫穷不是社会 主义”，[71] 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72]

　　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从1980年起就开始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73] 同样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邓小平的带领下，中国开始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基 础上将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74]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突破了完全排斥市场调节的传统计划经 济概念。1984 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又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出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性。1992 年，邓小平更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概念。[75] 此后，市场逐步取代计划，成为中国生产要素配置的基础性机制。

　　对社会主义而言，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发展生产力毕竟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分水岭；市场也不是社会主义特有的东西。那么除了实行市场经济、发展 生产力外，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点是什么呢？邓小平认为，第一是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改革开放初期，他强调，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公有制是不能动摇 的，否则就会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76] 从1980年起，他不再强调纯而又纯的公有制，而是强调公有制为主体，[77]目的是为了给非公有经济的发展留出了足够的空间。1985年 他说，“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78] 的确，那时公有制仍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79] 哪怕是七年后他南巡时，在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公有制仍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80] 即使到邓小平去世的1997年，公有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占有四分之三的 天地（表1）。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第二个特点是共同富裕。在他看来，“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 [81] 他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国家拿的这一部分，也是为了人 民，搞点国防，更大部分是用来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和科学，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文化水平”。[82] 他解释道，“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 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同时他警告，“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 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83]

　　类似的话，他反复说了多次，为的是从理论上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区分开来。但在整个八十年代，他的关注点一直放在如何进行市场改革，如何加快对外开放，如何推动非公有 经济发展，如何激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上。

　　值得注意的是，1992年南巡以后，邓小平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他更关注公有制为主体。在审阅十四大报告稿时，他开始重提“两个飞跃”的设想，即农村在实行一段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还应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用他的话说：“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农村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84] 另一方面，他更关注共同富裕问 题。1993年，在与弟弟邓垦谈话时，他感慨道：“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么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 还困难……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 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85] 这两方面的变化表明，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以前他一度以为，只要把“饼”做大，就可 以最终让十二亿人实现共同富裕。这时他认识到，即使经济快速发展，大多数人也未必一定收益。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才有可能“利用各种手段、 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86] 不过，说这些话时，邓小平已经不管日常工作。他的这些观点要等到十余年后才公布于世。

　　邓小平在世时，公有制的一统天下已被打破。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迅速发展，还出现了不同所有制互相参股的混合所有制。不过，那时非公有制经济仅仅被看作公有制 的“必要补充”，现存公有制企业也没有改变性质。这一点在图4中看得很清楚：虽然公有制单位雇员占城镇就业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99.8%降到1996年的71.6%，但公有制单位雇 员的绝对数却在同一时期内从9500万增加到了14260万。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0-10 21:06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10 09:20     标题: 坚守方向、探索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60年(64)

十五大以来的探索

　　所有制格局的重大变革出现在邓小平逝世之后。如表3所示，在历次党代会报告中，没有哪次比1997年召开的十五大报告对所有制改革着墨更多。十五大报告对“公有制”和“公有 制占主体”都提出了新的解释。“公有制”不仅包括传统的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还包括国家和集体控股的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以及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 的集体经济。而“公有制占主体”被解释成“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反过来说，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公有资产 不一定非占优势不可；对不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和领域，国有经济不必非占支配地位不可。如此说来，只要坚持这种“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比重减少一些 ，不会影响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表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所有制改革的新提法

　　文件：1981年，十一届四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法：

    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 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

　　文件：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法：

    要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广泛发展全民、集体、个体经济相互之间灵活多样的合作经营和经济联合，有些小型全民所有制企业还可以租给或包给集体或劳动者个人经营。

    利用外资，吸引外商来我国举办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独资企业， 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

　　文件：1987年，十三大报告.提法：

    公有制本身也有多种形式。除了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以外， 还应发展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联合建立的公有制企业，以及各地区、部门、企业互相参股等形式的公 有制企业。

    在不同的经济领域， 不同的地区， 各种所有制经济所占的比重应当有所不同。

　　文件：1992年，十四大报告。提法：

    在所有制结构上， 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 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 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 不同经济成分还可自愿实行多种 形式的联合经营。

    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其他企业都进入市场， 通过平等竞争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

　　文件：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法：

    随着产权的流动和重组， 财产混合所有的经济单位越来越多，将会形成新的财产所有结构。

    就全国来说，公有制应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 有的地方， 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区别。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及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等方面。

　　文件：1997年，十五大报告。提法：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 差别。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 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 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10 09:23     标题: 坚守方向、探索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60年(65)

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 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

　　目前城乡大量出现的多种多样的股份合作制经济，是改革中的新事物，要支持和引导，不断总结经验，使之逐步完善。

　　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

　　文件：2002年，十六大报告。提法：

　　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 促进，共同发展。

　　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重要的企业由国家控股。

　　文件：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提法：

　　要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需要由国有资本控股的企业，应区别不同情况实行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

　　要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

　　文件：2007年，十七大报告.提法：

　　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

　　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十五大后，对现存公有制企业改制成为所有制改革的重点。抓大放小、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成为流行的口号。到2005年，国有中小企业改制面已达到85%以上 ，集体企业改制面更大，其中大批企业破产消亡了，更多的变成了私营企业；[87] 在净资产占全国国有企业三分之二的2524家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骨干企业中，也有1331家改制为 多元股东的股份制企业，改制面为52.7%。[88] 与此同时，原来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也纷纷易帜，到2006年，全国168万家乡镇企业中，95%实行了各种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其中 20万家转成了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企业，139万家转成了个体私营企业。[89] 经过几年的改制，2004年末，国家和集体投入占全国企业法人单位实收资本总额的比重降为56%；[90]  2005年，公有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降为39%（表1）；2007年，国有、国有控股以及集体工业企业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降为32%；同年，国有和集体单位从业人员占全部城 镇从业人员的比重降为24.3%。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0-11 08:23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11 07:54     标题: 坚守方向、探索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60年(66)

与毛泽东、邓小平时代相比，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公有经济成分大幅减少，公有经济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显然，这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已经相去甚远。尽管 如此，中国公有经济的成分仍然远远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除此之外，中国宪法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以及城市的土地都属于国家 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都属于集体所有。这使得中国仍然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更加“社会主义”。正因为如此，国内外总有一批人 或明火执仗地鼓噪“私有化”，或半遮半掩地摇晃“反垄断”旗帜，必欲将剩余的公有经济成分完全消灭而后快，从而在中国砍掉社会主义这面大旗。[92]中共十七大重申十六大 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一定让他们相当失望。

　　后30年探索的成就

　　共和国后30年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取得了让世人瞩目的成就。

　　第一，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GDP年均增长9.9%，大大快于前30年的6.5%。以前被人赞誉有加的东亚“四小龙”都是些小经济体，其中最大的韩国也不过四千 来万人，相当于中国一个中等规模的省。日本在其高速增长期，人口也只有一亿上下，与中国最大的省差不多。作为一个十几亿人口的超大、超复杂经济体，中国连续30年高速增 长，这在人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是名副其实的“奇迹”。

　　第二，经济增长更加平稳。这从图2看到很清楚，后30年经济波动明显不像前30年那么频繁，波幅也没有以前那么大。尤其是1992年以后，经济增长曲线更趋平滑，标志着中国政府 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大有进步。

　　第三，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如图5所示，在过去30年，中国政府已将贫困标准从100元提高到1196元。 即便如此，农村贫困发生率也从1978年的30.7%下降到2008年的4.2%。如果按 照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计算，中国的扶贫成就则更为显著。从1981 年到2004 年，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从6.52 亿降至1.35 亿，5 亿多人摆脱了贫困。而在同一时期，全球发展中 国家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只减少了4 亿。换言之，如果排除中国，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倒增加了。难怪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赞叹道：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 里使得如此多的人摆脱了贫困，对于全人类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93]

    当然，后30年的探索也不可避免的走过弯路。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各级领导人似乎有意无意地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的 “下溢理论”：只要经济持续增长，所有人最 终都会受益，其他一切问题都迟早会迎刃而解。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思想下，[94]为了追求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他们宁愿牺牲公平、就业、职工权益、公共卫 生、医疗保障、生态环境、国防建设等，结果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0-11 08:01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11 08:02     标题: 坚守方向、探索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60年(67)

到90年代末，有些问题已变得触目惊心，尽管经济持续增长，但工农大众享有的福利保障却越来越少。大 规模下岗失业、上学贵、就医贵让千千万万人痛感缺乏经济与社会安全。在这个背景下，那些在前期改革中利益受损或受益不多的阶层对新推出的市场导向改革不再毫无保留地支 持；相反，他们对凡是带有“市场”、“改革”标签的举措都疑虑重重，生怕再次受到伤害。

　　当人们普遍感觉到中国改革已经到了必须改弦更张的时候，中央决策者也开始认真反思邓小平早已发出的警告：“如果搞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 ，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95] 2002年底召开的中共十六大试图重新解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含意，使用了“初次分配效率优先、再次分配注 重公平”的提法。[96] 但贫富悬殊的残酷现实告诉人们，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问题（例如老板、经理、干部与普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样需要重视，单靠财税等再分配杠杆来 调节是远远不够的。[97] 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虽然仍然沿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但其分量已被“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大大冲淡。 2004年9月召 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干脆放弃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98] 2005年底，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又进了一 步，提出未来中国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99] 到了中共十七大，标准提法已变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 加注重公平”。[100]

　　从2002年起，中国政府还开始致力于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社会服务和保障体系（包括免费九年义务教育，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 度等），其进展速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大大充实了邓小平有关“共同富裕”的理念。如果说从1978年到1990年代后期中国只有经济政策、没有社会政策的话，那么在世纪之交， 我们看到社会政策已经广泛出现在神州大地上了。没有一个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政府，没有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短短几年内出现这样历史性的“大转型”是难 以想象的；这种“大转型”本身也构成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步骤。[101]

　　结语

　　到2009年，人民共和国渡过了它的第一个甲子。勿庸讳言，60年过后，对如何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依然没有一套完美无缺的方案；我们有的只是一个大致的方向， 那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消灭剥削和压迫，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逐步建立起一个没有阶级对立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02]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不是有没有详尽的蓝图？而是有没有认清社会主义方向的视野？有没有不相 信历史已经终结的睿智？有没有不折不饶地迈向社会主义未来的勇气？有没有不断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理想新途径的胆略？

　　过去60年，中国一直在坚守了社会主义方向的同时，不懈地探索着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当然，无论是前30年，还是后30年，中国都曾走过弯路。只要是探索，哪能一点 弯路都不走呢？关键在于，从毛泽东到胡锦涛，中国领导人从不接受“历史已经终结”之类的谬论，从不相信存在什么“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模式。相反，他们更侧重于 从实践和实验中进行学习，获取必要的经验教训，“可则因，否则革”，不断调整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以回应不断变化的环境。[103] 虽然左一脚、右一脚，深一脚、浅一脚， 过去60年，中国就是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11 08:05     标题: 坚守方向、探索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60年(68)

正因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顺乎天而应乎人”，无论是前30年，还是后30年，中国都取得了辉煌成就，书写了一篇比韩愈精彩千万倍的《送穷文》。从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水 平看，在1950年，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属于“极低”之列，还不到前苏联的三分之一；而到2005年，中国的指数已跨入“上中”的行列，离当年的“老大哥”不过一步之遥。在60 年里，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快速攀升了0.6，远高于其它国家，证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正确的选择（图3）。尽管今天的中国还存在着大量严重的问题，面临着多重严峻的挑战， 只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未来的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注释：



　　卡尔·波兰尼 （冯钢、刘阳译），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页。

　　林行止，“企业多显人性 共造和谐社会”， 《信报》，2007年10月16日。

　　林行止，“粮食危机中对富人和中国的期待”，《信报》，2008年4月28日。

　　“We Are All Socialists Now,” Newsweek, February 16, 2009.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 1949年6月30日。

　　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1949年9月21日。

　　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

　　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1956年1月25日。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

　　毛泽东，《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1956年12月7日。

　　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

　　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1955年10月29日。

　　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1956年1月25日。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1959年12月—1960年2月。

　　毛泽东，《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1956年12月8日。1979年，在与外宾谈话时，邓小平也明确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 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35页。

　　同上。

　　毛泽东，《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1958年11月9－10日。

　　张建勤，《中苏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比较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4年，第131-133页。

　　刘国光、董志凯，“新中国50 年所有制结构的变迁”，《当代中国史研究》， 1999 年第5-6期，第27-28页。

　　王凤林，“我国社队企业的产生与发展”，《中国农村观察》，1983年第4期。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袁宝华，《赴苏联谈判的日日夜夜》，《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1期，第16-26页。

　　陈云，《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点说明》，1954年6月30日。

　　柳随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国民经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19页。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2000年，第73页。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11 08:07     标题: 坚守方向、探索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60年(69)

同上，第71页。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55-456页。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56-361页。

　　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3-247页。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53年7月29日。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796-797页。

　　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7-251页。

　　赵德韾《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67-1984》，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2-43页。

　　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第225-232页。

　　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第512-515页；Thomas P. Lyons,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Planning in Maoist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213-218。

　　赵德韾，《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67-1984》，第60-62页。

　　胡乔木，《毛主席在追求一种社会主义》，1980年6月9日。见《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0-72页。

　　毛泽东，《对<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文的批语和修改》，1957年9月15日。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第40-41页。

　　毛泽东，《对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页。

　　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1974年12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413页。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通知：毛主席重要指示》（中共中央1976年四号文件），1976年3月3日。该文件根据毛泽东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多次重要谈话整理，并经毛泽东审 阅批准。

　　对共和国前30年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这段历史，邓小平指出，“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邓小平， 《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7页。对长时段世界经济增长颇有研究的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与邓小平的看法一致：尽管中国在1952-1978年间遭到西方国家的阻隔，还与美、苏对峙，与韩国、印度发生了战争，与过去100年相比，新中国经济仍取得了巨大的进 步。麦迪森对中国GDP增长速度的估计远低于官方数据，但即使按他的数据，在此期间，中国GDP也翻了三倍，人均GDP增加了82%，劳动生产率提高了58%。经济结构也实现了历史性 的转型：1952年，GDP中的工业比重是农业比重的1/4，而到1978年，工业比重已超过农业比重。见Angus Maddison,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960-2030  AD, OECD, 2007, p. 59.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11 08:08     标题: 坚守方向、探索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60年(70)

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第524-530页。

　　“Distribution, Political Conflic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A. Cukierman, Z. Hercowitz and L . Leiderman, eds. Political

　　“Is Inequality Harmful for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4, pp. 600-621; Roberto Pertotti , “Growth ,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Democracy: What the Data Say,”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  Vol. 1 （June 1996） , pp. 149-187;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 Income Distributio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Growth, Challenge, Vol.  41, No. 2 （March/ April 1998）， pp. 61-80.

　　曼库尔。奥尔森（吕应中等译），《国家兴衰探源》，商务印书馆，1999年。

　　曼库尔。奥尔森（苏长和、嵇飞译），《权力与繁荣》，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9-130页。

　　“Was Mancur a Maoist? An Essay on Kleptocracy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Economics and Politics, Vol. 15 （2003）， pp. 135-162. 苏珊 ?萝丝-艾克曼不知道的是，90年代初，中国学者张宇燕曾与奥尔森有几次对话。奥尔森对于毛泽东关于“党内的走资派”、“炮打司令部”、“掺沙子、挖墙角”、“从大乱达到 大治”等论断表现出极大兴趣。当他听说，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再来一次”时，更是激动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张宇燕，《跟奥尔森教授学习政治经济学》，《经 济学与常识》，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45页。

　　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社会，不搞社会集体福利事业还成什么社会主义”。他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本书在谈到物质利益的时候，不少地方只讲个人的消费， 不讲社会的消费，如公共的文化福利事业。这是一种片面性”。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第282-284页。

　　例如世界银行的《1993 年世界发展报告： 投资与健康》称中国当年在医疗保障方面取得的成就在低收入国家是“独一无二”的（a unique achievement for a low-income  developing country）。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3: Investing in Health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3）， p. 111. 也见Kenneth W. Newell,  Health By The People （Geneva: World Health Orgnization, 1975）； World Health Orgnization, United Nation Children's Fund, Meeting Basic Health Needs in  Developing Contyies: Altemative Approache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75）； Matthias Stiefel and W.F. Wertheim, Prodction, Equaty and Participation  in Rural China （London: Zed Press for the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1983）。

　　“Primary Health Care led NHS: Learning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 BMJ, October 7, 1995, （2009年4月19日访问）；  Therese Hesketh and Wei Xing Zhu, “Health in China:  From Mao to Market Reform,” BMJ, May 24, 1997（2009年4月19日访问）；

　　赖立、张竺鹏、谢国东，《我国成人文盲十年减少近1亿 女性文盲率降幅大》，《中国教育报》，2007年8月1日。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第81-82页。

　　参见罗默（Paul Romer）和卢卡斯（Robert Lucas）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

　　阿玛蒂亚？森、让·德雷兹，《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71页。

　　同上，第80页。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11 08:09     标题: 坚守方向、探索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60年(71)

同上，第70页。

　　《苏辙集》，栾城集卷十九，新论中。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第109、111页）。

　　《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225 页。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9年12月13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0-153页。

　　邓小平，《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1979年9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26-128页。

　　邓小平，《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1980年4月—5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2页。

　　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6-140页。

　　邓小平，《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7页。

　　邓小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31页。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

　　邓小平，《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1986年9月2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1页。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58页。

　　邓小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第236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47页。

　　邓小平，《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33页。

　　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1980年8月21、23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4-353页。

　　邓小平，《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1985年3月7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0页。

　　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8页。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第372页。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

　　邓小平，《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985年5、6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3页。

　　邓小平，《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第110-111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49-1350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64页。

　　同上。

　　李荣融，《进一步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 实现国有企业的体制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在中国改革高层论坛上的演讲》，2005年7月12日。

　　张卓元，《30年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展望》，2008年02月03日。

　　赵悦，《乡镇企业的“前世今生”》，CCTV中国财经报导，2007年04月23日。

　　国务院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2005年12月6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0-11 08:16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11 08:15     标题: 坚守方向、探索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60年(72)

　  国家统计局，《改革开放30年报告之三：经济结构在不断优化升级中实现了重大调整》，2008年10月29日。

　　美国保守组织“传统基金会”一位亚洲经济研究员最近撰文批评，“自当前的中国领导人掌权以来，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化已经渐趋淡化。并且，当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化逐 渐销声匿迹时，国家干预开始卷土重来：控制价格，逆转私有化”。见Derek Scissors, “Deng Undone,” April 29, 2009 and “Liberalization in Reverse,” May 4, 2009. 又见“So much for capitalism: The opening up of China's economy goes into reverse,” The  Economist, March 5, 2009。

世界银行东亚及太平洋地区扶贫与经济管理局，《从贫困地区到贫困人群：中国扶贫议程的演进—中国贫困和不平等问题评估》，2009 年3 月，第iii页。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最初是由周为民、卢中原牵头的“社会公平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课题组提出来的，其主报告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通向繁荣的权衡”为题 发表于《经济研究》1986年第2期。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正式使用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 十五大坚持了这个提法。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53页。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

　　刘国光，“把‘效率优先’放到该讲的地方去”， 《经济参考报》，2005年10月15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 2004年9月19日。

　　新华网2005年10月18日。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

　　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第129-14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第1卷，第294页。

　　王绍光，《学习机制与适应能力：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变迁的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第111-133页。

本文以及本文图表请链接: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 ... amp;articleId=16924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0-11 08:20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14 07:51     标题: 六十年来的中国(73)

高华简介：1954年生于南京，文革期间曾做过八年工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民国史、中国左翼文化史、以及当代中国史的研究，代表性成果有论文《孙科与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1932-1945）》、《论孙科革新国民党的努力及其失败》、《关于国民政府“南京十年”的若干问题》、《身份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在历史的“风陵渡”口》等。曾于1995—1996年赴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做访问学者。2004年2-7月，在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担任客座教授。2006年1-6月，在香港中大历史系任客座教授。

高华：60年中国各阶层演变



主持人：欢迎广大网友继续收看历史学家眼中的60年。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南京大学教授高华老师

高华：大家好！

主持人：首先，我们想请高老师介绍一下60年来，中国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变化情况。

高华：好的。谈这个问题，社会学家有社会学家的角度，我今天是从一个历史学者的角度来谈的。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关于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一个基本看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给它定位的。首先我们应该回溯到新中国建国前夕，当时有一个“共同纲领”，这就是新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在当时它起了一种临时宪法的作用。共同纲领提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五星红旗下的一颗大星，下面四颗小星。这四颗小星，一颗是工人阶级，一颗是农民阶级，还有一颗是小资产阶级，再一颗是民族资产阶级。这四个阶级就是建国初对我们国家几个最重要阶级的一个定位。

当然，这个定位是怎么来的呢？首先是根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还有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从这儿就开始了对中国社会各个阶级有一个基本分析和判断。工人阶级是新国家领导阶级，农民阶级，当然这里指的是农民阶级中间的数量最大的贫下中农，贫下中农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工农联盟是我们新国家的政治基础。还有两个阶级，一个小资产阶级，一个民族资产阶级。

这样的一种划分，一方面是出于当时革命统一战线的需要，同时也是我们新国家进行政治活动的一个最基本的理论依据。

主持人：这四个阶级，在60年中有些变化。有的可能现在还存在，有些包括名称都变化了。我们想请高老师大致梳理一下这个变化过程。

高华：可以。刚才我们讲的这四个革命阶级，既是一种政治分层，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定位。根据这个，就形成了我们当时一个通常表达，叫做工农兵学商。工农兵学商既是个政治分层，也是一个身份和职业分层。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14 08:12     标题: 高华：60年中国各阶层演变(74)

当年，大家接受工人阶级是“老大哥”，是领导阶级。农民阶级，当然我们这里具体讲的是贫下中农，是同盟军，是农村中的最革命的力量。曾经一度毛泽东还称他们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兵，是指中国人民解放军，通常又叫做工农子弟兵，他的基本组成应该是工农子弟。商和学这个变化比较大。商，我们通常指的是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一般认为他们有两重性。在新中国他们既有对我们国民经济促进、帮助的一面，同时，在当时认为，也有要限制他们、改造他们的一面。知识分子就是所谓“学”，学也有类似这样的两重性。知识分子当然是革命和社会建设中的重要的力量。可是，由于他们多数人出生在非无产阶级家庭，保留有较多的旧时代的思想的影响，因此他们也需要进行思想改造。

那么，所谓工农兵学商这样一个政治定位，就和我们刚才讲的一些具体情况联系在一起了。新中国刚成立初期，有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新民主主义阶段应该说在政策上、态度上对民族资产阶级或知识分子都比较温和，更重要的是强调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为新国家服务。但随着建国初我们社会的革命改造——不完全指工商业的改造，而是新民主主义时期有一些重要的改造——荡涤旧社会的一些传统和习惯，主要是一些政治运动。特别是1953年，宣布向社会主义过渡，叫做“过渡时期总路线”。伴随着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加速，阶级的概念、阶级斗争的意识就被突出强调出来。

于是，在以后的历史过程中，对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对他的要求就比较高。所谓当时通常讲的过几个关，过土改关，过社会主义改造关，过一个一个的关。这是一方面的情况。我们刚才讲的社会阶级和阶层，不要忘了还有另外一面，就是四个革命阶级还有他的对立面呢。因为刚刚从1949年建国进入到新社会，还有一些过去的社会力量，通常我们说的是在建国初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土匪、反动会道门，这也确实是新国家、新社会的敌对性的力量。经过建国初的一些政治运动，特别是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就把旧社会的阶级基础进行了一个清理，或者说摧毁。在这之后，还有一些这样的力量，通常叫做地富反坏，被认为是我们社会的一个敌对性力量。1957年以后，又多了一个右派，所以叫地富反坏右。

主持人：五类分子。

高华：对。所以这是我们讲的大致的一个分层。刚才我们讲了工农兵学商，后面还有对立面是地富反坏右。其实有的时候，社会的人群不是那么截然的就可以分得那么清楚的，还有一些在中间地带的人呢？在我们过去的某些历史阶段，就曾经有一些可能还不应该被认为是敌对力量、敌对人群的，有时候就把他们也划到了敌对力量中间去了。尤其令人痛心的，是把许多爱国人士、知识分子打成了右派，把他们当成了敌人。

这就是当年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情况吧。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14 08:20     标题: 高华：60年中国各阶层演变(74)

“工人阶级是亲儿子”

中国革命的一个基本力量应该是农民阶级，革命的中心地带，传统上在农村。可是建国了，也就是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到的，工作重心要转移到城市。转移到城市，就需要找自己的人。这个自己人是谁？就是工人阶级。所以建国初共产党在工人阶级中间就开始加速发展组织，既是意识形态的需要，也是现实需要。因为要掌握一个现代城市，进行建设，不能离开工人阶级。所以，工人阶级在建国以后应该说他们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受益者。国家对他们给予了很好的福利保障，包括建立了很多工人宿舍等等。特别是国营企业，工人待遇各方面都是比较高的。

农民呢，农民阶级是革命一个主要力量，对新中国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建国以后，国家的经济情况比较落后，没有更多财力一下子使农民有工人那样的社会保障。当然，通过土地改革把土地给农民，叫“土地还家”，这已经是最大的一个农村生产力的解放了。可工农之间差异非常大，这种差异主要在50年代初中期以后体现，因为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目的，也是没有办法，就开始搞统购统销，以后很快又合作化、公社化了，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农民中大部分是贫下中农，他们有非常高的政治地位。可是他们的生活经济状况，当然是比较低了。而且，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以后，除非考上大学，除非当兵，当兵以后除非转业，他的身份才能转变。实际上在长期的二元结构下，农民是跟土地紧密地绑在一起的。政治地位很高，经济地位比较差。

当时就已经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了，农民也有一些抱怨。我看了一份材料，讲苏南地区的农民。50年代苏南地区农民在我们国内生活条件，已经相对比较好了。他们还抱怨，说工人阶级是亲儿子，他们好象是……

主持人：是干儿子。

高华：他没讲干儿子。意思是讲毛主席有点偏心，对工人阶级特别照顾。其实，当时主要是国家的财力各个方面都薄弱。而中国是这么大的一个农业国家。

主持人：要想快速实现现代化，快速进入工业化国家的行列。

高华：那必须是从农业中来，资金等各个方面的积累从哪而来？只能是从农业来。所以，农民付出了很大牺牲，为新国家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刚才你提到的这些，实际上就是50年代以后，我们社会分层逐渐地形成了，形成了一些体制上的区别。第一个是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区别。

第二，城市里面有单位制。单位制就是我们一个人的所有一切是和单位联系在一起的。单位制里面又有区别，如果在国营的大企业，他的职工生活条件、工资条件等各方面条件都比较优越。如果是集体企业就差一些，合作企业更差一些。当然还有等级工资制，干群之间的差别等等。这些差别就要看你怎么认识了，它都是和身份相联系的。

如果我们简单做一个归纳，前30年我们的社会分层是以政治分层为中心的。而政治分层更重要的是以阶级出身为标准，也就是看他在1949年前和旧政权有什么联系，联系得深呢还是浅呢？这些都是和分层有关系。所以，这种分层应该理解为，它是一个从革命年代向建设年代过渡的产物。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14 08:21     标题: 高华：60年中国各阶层演变(75)

比如说我们讲的“干”，当然干部阶层工资比较高。可是干部一直被认为是他们很重要，是核心。再一个工人阶级工资待遇比较高，因为我们要进行经济建设，要依靠工人阶级。农民呢，农民也给他一个很高的政治补偿了，贫下中农的地位非常高。在政治思想领域，认为他具有很高的觉悟，有很好的思想品德，尽管他们的生活水平比较低。

所以，我理解这种分层，一个是和过去的历史有关系，第二和现实的需要相联系。

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主持人：在建国之初，知识分子享受的待遇还挺好。或者说是养起来，包起来了。

高华：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工农兵学商，那个“学”，通常是指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有双重性。这是指当时对他们的一种看法和认识，一方面是革命建设的重要力量。国家进行大规模建设，特别是1956年提出来向科学进军等等。但另外方面，他们出生在非无产阶级家庭。过去一个流行的看法，就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就是“皮和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过去认为他们是依附在旧社会那个阶级、那个政权的“皮”之上，今天要依附在新政权、新国家的“皮”上面。那么肯定会有思想态度感情的变化，因此需对他们进行教育，他们自己进行思想改造。这个中间有几个过程。

我提到建国初比较温和，强调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建国初几个大的革命改造运动中，有一些知识分子受到了冲击，积极性一度低沉。到1956年，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提出来，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大大激发出了知识分子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可没多久，1957年反右，一下子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到了1958年，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对知识分子的负面认识就固定化了，认为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以后又提出这样一个看法，说小资产阶级思想从本质上讲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这样一种看法就影响很深。1962年，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在广州会议上提出来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但没有多久，重提阶级斗争，知识分子被认为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改造，或者需要斗争的对象。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过渡，50年代中期，有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当时有一种通常的看法，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如果入党了，那他就是立场观点看法都转变了，就成为了一个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到了63年、64年以后，这个看法又激进化了，就是即使入党了还没有改造好，很可能是“组织上入党思想上没有入党”，还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的发展的顶端就是文革。所以，完全的改变和结束是在1979年三中全会以后。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0-14 08:26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14 08:27     标题: 高华：60年中国各阶层演变(76)

改革开放让农民有了尊严

主持人：我们请高老师分析一下改革开放后各阶级阶层在中国社会中地位及变化。

高华：如果要讲到后30年，我们一定要提到1978年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次全会，它的一些重要命题，直接关系到以后的阶级阶层的变化。所以，三中全会的意义特别特别的重大。简单的说，三中全会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这样一个治国思路。我们具体到分层的问题，也就是前三十年，它是一个政治分层，主要是根据阶级出身作为标准。后三十年，如果我们简单地概括一下，差不多是以经济来分层。

三中全会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样一个重大变化对我们中国社会带来的深刻影响。三中全会以后，宣布平反冤假错案，在这之前，1978年也开始了对右派的改正。大规模的是从1979年以后，给地富摘帽子，为原工商业者落实政策，改变知识分子政策，重新宣布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中间的一部分，落实对华侨资产阶级的政策，落实对起义人员的政策，落实对有海外关系的那些人员的政策，等等等等。也就是说，尽最大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过去的一些所谓敌对性的群体现在又重新纳入人民的概念中间来了。还有一些过去灰色性的群体都消失掉了。我想这个应该是人权的一个重大进步。因为阶级出身论，刚才我们提到了它是和过去革命年代有关系。但年轻人生长在新社会——通常我们讲“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他没有在旧社会过一天地主的日子，但在五六十年代承受了作为一个地主孩子对他的所有歧视和不平等。这应该说是很不公正的。

三中全会后发生了这样重大的变化，所以我讲它是一个人权的进步。从过去带有命定论色彩的对阶级出身的过分的强调，到大家都是平等的，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重大。由于这一个变化，很多人过去不能当兵，不能升学，婚嫁上受影响，不能出国，等等等等，这些限制没有了。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进步。

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了中国农村社会的改革，农村落实了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了。这种变化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推动中国社会整体性进步的变革措施。亿万农民，过去被固定在土地上。前30年贫下中农虽然政治地位非常高，可是他没有流动的自由，他的身份就是世世代代当农民，这对农家子弟应该说是非常不公正的。尽管我们理解当年这样做有一些客观的原因，但是你具体到一个个人呢？我记得20多年前我看路遥的小说《人生》，高家林的命运，我非常同情他。很不公正的，他是一个农家子弟，好象世世代代就必须在农家。那么三中全会以后的农村改革，冲击了、打破了那个固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民走向城市，城市不断地开始城镇化，也是一个进步，重大的进步。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14 08:28     标题: 高华：60年中国各阶层演变(77)

主持人：我们看到，以前农民阶级被禁锢在土地上，禁锢在农村，而且基本上还不能自由流动。但是当时给他们的政治待遇是很高的。当时就有一个叫陈永贵的还当了副总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民的收入提高了，但是他们的政治地位是不是有所下降了呢？

高华：在我们国家，主要是60年代，或者在文革时期，提拔了一些工农兵进入到中央担任领导工作。当然，这一切是有个背景的，就是和毛泽东主席的一些看法是紧密相连的。毛泽东主席对基层工农兵有一个基本看法，他认为这些基层的同志能接受他的思想，和群众的联系也比较多。这一批同志进入中央领导层担任工作，是和这些背景有关系的。今天我们通过很多材料看，这些同志进入中央以后，都很努力，经常还到基层去，甚至在生活上，工资也没有提高，喝一杯茶还要交茶费，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喝一杯茶交几毛钱。他的工资并没有因为当了国务院副总理而提高。他甚至喝不起这个茶。他们还保留着很多劳动人民的朴实，这些都应该高度肯定。

但是，严格的讲，我们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它的经济和社会的运转，需要很多经验，甚至需要一些专门的知识。这些同志的革命化是够了，专业化方面当然可以学，但是弱了一些。也就是他们更多的是在领导层里面起一种象征性的作用，是不是就能够非常好地担当起很繁重的国务领导工作还是有疑问的。到了三中全会以后，这一批从基层上来的工农兵同志就基本上回到本单位去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你刚才讲的农民的地位问题，当然可以从他们担任的领导工作来看，但可以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观察角度。比如说最近30年农民获得了一个很大的自由，他可以流动，他可以改善自己家庭的生活。这种变化使他有一种人的尊严。过去到了城市里他有一种恐惧、畏惧，虽然他头顶上有一个“贫下中农”的桂冠，事实上他没有感到真正平等。比如他在城市里面想买一个糕点，没有粮票；他想买一块布，可能没有钱。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很多农民是靠着养鸡，靠鸡屁股后面的鸡蛋才能赚点家里点一个油灯的钱。那么这个怎么算是政治地位高呢？ 我倒是觉得最近30年农民有这个自由了。这种对个体农民的作为人的地位的肯定，应该讲意义更大。

主持人：以前的只是口号。

高华：现在更实际了。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14 08:29     标题: 高华：60年中国各阶层演变(77)

主持人：改革开放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知识分子地位提高了，像陈景润就是一个典型。以前这种不问政治不问阶级斗争的人，是不可能被中央级别领导树成典型的。

高华：50年代初，由于国家建设的需要，强调发挥知识分子积极性。以后由于在阶级斗争这个问题认识上发生偏差，知识分子政策出现了严重问题。三中全会以后发生重大变化，整个环境发生巨变。国家提出来四个现代化，要大量培养适应四化要求的人才。特别是提拔了许多知识分子进入到各级领导机构。应该讲前30年虽然有一些知识分子也担任领导工作，但是不普遍。基本上是以老干部、老红军、老八路，38式的，作为干部队伍的基本组成，知识分子多担任副职，到了最近这30年才发生了变化。

当然，现在看知识分子在我们整个国家建设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是无可怀疑的。但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思想，比如说“学而优则仕”，好象在某个时间开始，又开始流行起来了。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是在兢兢业业地做工作，做研究，但有不少人是热衷于做官。所以，这些年社会上对知识分子的看法负面性较多。我还是觉得温家宝那句话很好，就是“仰望星空”，知识分子要追求一些高远的东西，一些有价值的思想，如果只是追求做官没有意思。

“长不大的个体户”

主持人：前30年和后30年，变化最大的，应该说是商人。

高华：是。应该说80年代以后，先是出现个体户，慢慢的发展成私营业主。当然社会学家有许多研究了。我记得有社会学家认为，他们根据一些实证的研究、调查得出一个看法，就是那些80年代起步的小个体户做大的不多。他们行内有一句话叫做“长不大的个体户”。以后整个社会变化非常快，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比如说高级白领，知识含量很高的知识经济，外资行业的高级职员等等，一些过去没有的一些新的阶层出现了，新的职业出现了。特别是1993年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有不少人下海了，出现了很多私营业主。其中有一些人成为比较大的富翁。

当然，这个问题我们要怎么看。中国传统是以农为本的，商人的地位比较低。晋代曾经对商人有一种侮辱性的要求：穿鞋子，一只鞋子是白的，一只鞋子是黑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以农立国。历代统治阶级，皇帝，都提出了要重本抑末，重农抑商。但是在明末发生了变化。就是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风气——“好货”，实际上就是追求财富。我们看明清的话本小说，就开始出现绸缎商、茶叶商等。人们的价值观在这个时期也开始发生变化。过去觉得读书是第一位的，考学是第一位的，到了明末，人们甚至说我只要赚钱了也是成功的，不一定非要读书。但是，到了清统一以后，又开始强调重农抑商。这个具体历史过程，我不讲了。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14 08:30     标题: 高华：60年中国各阶层演变(78)

我意思是，这个“商”是中国需要的，特别是市场经济。我记得有朋友提出来一个新概念，说中国需要工商文明，讲的是对的。

我们同时也看到，最近这几十年，特别是90年代以来，有一些很不错的，很有社会责任感的商人，或者叫企业家。我记得有一个叫陈光标的，就是相当优秀的企业家，每一次我们的社会出现一些灾难性的大事的时候，都是慷慨解囊。但是不可否认，也有一些人官商勾结，蒙骗政府，蒙骗老百姓，这样的人也有的。现在是社会分化了，分化得很严重。但首先要遵守法规法纪，提升自己的修养。我觉得还是要像温总理讲的，企业家也应多仰望星空。

主持人：改革开放需要商人，商人也需要改革开放。但在刚改革开放之初，他们没地位。

高华：那么和计划经济建立有绝对关系。到了1956年以后，作为统战对象，政府还是很团结商人，就是原来的资本家等，全国还有工商联。但作为一个活跃的社会的经济成份，1956年以后就基本上没有了。全面的复苏是三中全会以后。



各个阶层都需要公平正义

主持人：我们前面聊的农民阶级自由流动，对个体命运有重大影响。90年代以后，农民工这一块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高华：新中国建国初的四个革命阶级，具体划分叫“工农兵学商”，最近30年发生了很大变化。“工”随着改革的深化，特别是企业转制，传统的那种“工”已经不是了，很多的是现代的“工”。当然工人中间还有相当数量的是农民工，或者说90年代中后期以后，随着企业转制，许多工人下岗了。他们的社会保障，这几年政府很强调，早些年前，他们的社会保障还不够。这一批下岗工人可能更多的会感觉到一种社会上的贫富悬殊，这种感受很深。

农，传统的农民概念也变了。我看到一个统计数字，中国现在大概有1.5亿农民流到城市里面，农民的概念也变化了。这几年强调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帮助农民提高收入。特别是还有新型农村医疗的推广，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重要。就是社会主义的福利制度原来覆盖到城市的这一块，现在也要向农村延伸，这个非常重要，关乎到社会平等、公平和正义。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14 08:31     标题: 高华：60年中国各阶层演变(79)

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1978年农村同学还是比较多，不讲有一半，起码有30—40%。到了80年代中期，应该还有30%多。可是现在农民的孩子能考上一些名牌大学的越来越少。这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我觉得都是值得研究的。

兵，他是相对稳定的那个群体。

学，知识分子分化很大。如从收入这一块来看，也是一向如此，早30年前，有大牌的北京大学的教授叫知识分子，农村中的非常辛苦的小学教师也叫知识分子。都是一个知识分子，其实中间有很大的差异。那些著名知识分子，当然我们很尊敬他们，一个月的工资是200—300元，最有名的是300多元；农村中的小学教师每月二三十块钱，甚至30块钱都不到，20多块钱，也要养家糊口还要去劳动。

后30年，知识分子分化非常大，有的知识分子工作和我们社会经济方面联系比较多，他们现在成为非常富裕的阶层，过去的“脑体倒挂”的现象早已不存在。他们现在可能考虑的是，这次是到欧洲度假还是到日本度假？当然，我讲的不是全部，只是一小部分。那么还有一些是比较清贫的，清贫知识分子。

商人，80年代的个体户真正做大做强的当然可能也有。但是，据社会学家做的报告说不是很多，甚至比较少。随着改革的深化，社会的变化非常大。我们现在有一些弱势群体，它相对应的叫“强势群体”。强势群体这个词没有出现在我们社会公众领域，只是出现在社会学家的学术讨论范围内。所谓“强势群体”，也就是他们称之为的政治精英（搞行政管理的），经济精英，知识精英。甚至有的社会学家认为，这三个精英形成了一个联盟，就是他们比较多地掌握了社会的资源，包括财富资源。这种情况，应该说是存在的。

所以，我个人理解，可能真的是面对90年代以后的新的情况，包括刚才我们讲的工农这样的一些变化，以及你刚才提到的商人、知识界的一些变化。现在提出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的主张。国家推行了一系列的，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政策：扶贫、农村的新型合作医疗、城市里退休工人的社会保障、减免中小学生的学费等等。这些目的都是要使我们的社会和谐。避免因为社会发展而形成的某种对立化的情况。我觉得这些政策都很好，需要进一步的贯彻落实。改革的成果，应是由我们社会所有成员都能够享受到，而不是前面社会学家提到的那些强势群体他们完全占有。应该是各个阶层都要分享，特别是我们的工人、农民，当然知识界也在里面，也包含着一般的知识分子，而不仅仅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种精英化的知识分子。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14 08:32     标题: 高华：60年中国各阶层演变(80)

新社会阶层不是剥削者

主持人：最近几年有一个新名词叫新社会阶层，请高老师分析一下他们有什么样的特点？

高华：新社会阶层这个词，因为我不是做社会学研究的，我也是从报纸上电视上才知道这个词的。背景是最近30年的我们社会的变化，我理解，它实际是指最近十多年产生的一些新职业，新的一些阶层。我看到的一种说法是大概是包含了六类：外资单位的工作人员，私营业主，中介组织的成员，自由职业者等。他们这种职业状态和我们过去习惯的那种在单位制下的工农兵学商是不一样的。所以给他们一个新概念叫“新社会阶层”。我看了一个2002年的材料，说是在新社会阶层中间，包括私营业主中间，有32.2%的人是党员。对于这些人怎么看？如果按照教条主义的，过去一些传统看法，他们是不是剥削阶级？当然，今天应该是这样认识，就是他们也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因为他们纳税，承担很多义务。不应该再从过去的那个比较偏狭的阶级论出发的立场来看待这些新出现的这些职业，这些阶层。

主持人：执政党或者说国家把他们纳入到了主流当中，也是经过了一番争论的。包括要不要吸收他们入党？对他们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承认，刚开始不是一下子承认的。

高华：这是当然。改革的这30年每一次重大变化，都伴随着一些思想争论，这可以理解。就是过去传统的概念影响非常深，甚至有一些意识形态瓶颈压力。还是邓小平的那句话，要解放思想，不能固守过去的一些传统概念，因为生活变化太大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要适应这种新的变化。

不要叫穷人区，请叫向阳一村

主持人：最近几年社会上出现了穷人区富人区的争论，我们想请高老师分析一下。

高华：我不是非常了解社会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但我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谈一谈这个问题。今天我们通常讲的富人、穷人，好象现在大家都习惯了这样的概念。其实，在很长时间中这些概念是和建国前的那些社会生活状况相联系的。当然，建国以后我们也用过这个概念，我们讲的穷人和富人都是指的1949年前的那种社会状态。这些词，今天的年轻人可能觉得无所谓了。但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我们看到穷人富人这两个词的时候，还是觉得有点刺眼。心里很难受。因为这和我们长期宣传的平等主义的价值观是有冲突的，更不要说还有一个穷人区和富人区的问题。一想到这个词就想到什么东西呢？比如说我马上就想到，我小学时读过的《三条石》，这是天津一个街道的故事。还有《旧上海的故事》。

今天我们可以比较平静地从一个历史角度来谈论这个问题。它并不是最近若干年冒出来的现象，我们过去不用这个词，但是有没有这种现象呢？比如说一个城市里面，富裕阶层住在什么地方，贫困阶层住在什么地方，有没有这种情况呢？当然有。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14 08:33     标题: 高华：60年中国各阶层演变(81)

在上海，可能老一代的人——青年一代他们不知道这个词了——有一个概念，叫“上只角”，“下只角”。什么叫“上只角”？徐汇区，过去的法租界，衡山路、高安路等，那里有一栋一栋的小楼房。这些过去是什么人住的呢？1949年以前是一些富裕的商人，买办，通常讲是有钱人住的。他们在新中国建国前夕，有一部分人离开了大陆，去了香港、台湾和海外，他们把房子贱卖了。建国以后，是谁来住这些地方呢？今天上海的衡山路、高安路这些地方，主要是一些干部阶层，或者说比较高的干部，以及一些民族工商业者，上海的一些资本家，高级职员，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住的地方。这叫“上只角”。

所谓“下只角”在什么地方呢？杨树浦、闸北这些地方。过去是什么人住？都是上海最穷困的工人住的，有些是码头工人。他们住的条件怎么样？有的是“滚地笼”，有的是简单的棚子。建国以后，这些滚地笼慢慢就没有了，棚子也做了一些初步改造。国家因为财力困难，虽然建国以后上海也建了一些工人新村，但是我们讲的底层普罗居住的条件、环境，总是比较差的。

所以，就在上海这个城市里面有“上只角”的文化，也有“下只角”的文化。比如说下只角的一些人喜欢听淮剧。“上只角”的不一样，上只角的喜欢听西洋音乐，有的喜欢听越剧，这是历史上客观形成的。

北京也有这种情况。过去有钱人住的是一些很漂亮的四合院，穷人住的是很破败的大杂院，也有一些滚地笼这样的一些破旧棚子。老舍那个著名话剧《龙须沟》写的不就是这个情况吗？建国以后北京在郊外，西郊，开始建立一些大院，各种各样的大院，有部属单位的，有军队系统的，有文教单位的。事实上也还是有一个具体条件比较好的和居住比较差的分野。但是，在价值观方面，因为多少年来不突出这个主题，我们一提到富人和穷人一般指的是旧社会。

我们这个年龄都很清楚地知道，当然像我还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如果住在小城镇，在乡村的话，情况更艰苦。在60、70年代，城市里，如果做饭烧水，用蜂窝煤。所以，城市里有叫“老虎灶”，就是打开水的地方。最近南京最后一家老虎灶结束使命，那是什么人去的？都是普通老百姓。好地区的煤卫设备好，煤就是煤气，随时一打开就有煤气了。

我记得60年代一些大城市才开始有煤气罐。而煤气罐也不是说所有人都有，都是一些干部，或者是统战对象才能有。我的意思是差别非常、非常大。80年代以后，人民生活居住条件有了很大改善。这是上海的情况，北京情况也差不多，全国情况都差不多。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14 08:36     标题: 高华：60年中国各阶层演变(82)

这种所谓收入高的人群是一个居住区，收入低的人群是一个居住区。曾经还形成过一种比较剧烈的对抗性的关系。比如说在上海，在文革中这些居住条件好的一些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原工商业者的家庭，有的被扫地出门，其他的从“下只角”来的工人就住到这里面去，造成了非常剧烈的矛盾。都是那个时代造成的现象。

今天随着我们社会的流动加速，大批的农民工到城市来。他们由于经济收入不够，当然没有办法在城市买房子。城市的很多人也买不起房子，甚至也租不起房子，所以需要政府。政府是现在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的计划制订者，也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监督者和实施者，所以权力很大，责任也应该很大。那么多造一些房子吧。特别是对于这些大量的流动到城市边缘的农民工，青年学生，寻求职业的，“北漂”等等，盖一些简易的房子，廉租房。不要叫做穷人区这个词。我们可以给他一个词，什么向阳一村，向阳二村，表示一个历史延续性。向阳一村、向阳二村都是前30年的词，我们的心里感觉会好一些，要考虑到社会弱势群体心里感受。

前面讲的那三个精英群体。行政管理者是所谓政治精英；私营业主百万富翁、亿万富翁，是经济精英；还有一些和前两个精英集团联系比较多的，关系紧密的知识精英。这些精英不要赢者通吃

主持人：现在出现一个名词叫中产阶级，他可能比穷人要好，但是又没有富人地位那么高。

高华：中产阶级，我觉得是一个中性的词了，是一个客观描述性的词。当然中产阶级不只是指经济收入达到多少钱，就叫中产阶级。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开长途贩运大卡车的司机，城市的车司机，可能工资收入不低于一个中学教师。经济收入多少不完全是一个中产阶级的衡量指标。我想，他是和一定的文化背景，思想、文化欣赏、审美趣味、对社会的关怀角度相联系的。而这一切又是和一个更广义的，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成长相联系的。

中国的公民社会最近30年在开始慢慢的成长。这个中产阶级是和这个公民社会的成长一起成长。

主持人：也就是说中产阶级对公民社会的推动作用还是很强的？

高华：对。这些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是去年汶川大地震中间，我们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你刚才讲的中产阶级，表现出对我们社会事务的积极参与，都是非常正面的。应该讲是我们社会不可缺少的一种力量。

主持人：我们非常感谢高老师！请广大网友继续收看历史学家眼中的60年！

工作人员名单
出品：李玉霄
监制：赵国臣
制片：郭法德
顾问：杨奎松、丁东、高华、朱学勤

统筹：vingie
主持人：杨海鹏、丁冬、vingie
编导：丁森兴、金波、张丽萍、郑晓艳、魏青科、张晓虹、vingie
后期：吴林涛
摄像：魏笑一、张贺庆、汪悍贤、杨金涛、陈培、李珉、朱国强、申园园、彭傲、魏晨靓、vingie

后期工作室：集奕

感谢以下学者的帮助：沈志华先生、朱学勤先生、王海光先生、冯筱才先生、杨奎松先生、杨东平先生、何方先生、陶文钊先生、许纪霖先生、高华先生、葛剑雄先生、雷颐先生、高王凌先生、林蕴晖先生、丁东先生、杨海鹏先生

出处:「腾讯网」(2009年9月17日)
新闻荣誉出品版权所有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18 10:21     标题: 六十年来的中国(83)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农民生活方式沿着革命化、政治化、集体化、城市化的轨迹演变，呈现出不同步、不平衡、不协调的明显特征：即建国后的头30年，农民物质生活资料极度匮乏，但精神生活比较充实；改革开放后的30年，农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改善和提高，但精神家园日渐衰败和失落。导致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不同步（前者是“先立后破”，后者是“先破后立”），工业化超前发展，城镇化严重滞后，国家在汲取农业剩余支持工业化发展的同时却没有把农村大量的隐性剩余劳力转移出去，制约了农民市民化、农业现代化、乡村城市化的历史进程。目前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和体制机制尚未从根本上改变，因此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应坚持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的现代化发展战略，走出一条短距离、波浪式逐级推进的城镇化道路，构建符合中国国情实际和各民族特点的科学、文明、健康、和谐的农村生活方式。张新光（1964-），男，河南邓州人，信阳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资本论》教学和“三农”问题研究，已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专著《三位一体的农村改革观》等6部。

新中国农民生活方式变迁60年回顾与反思


作者：张新光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农民生活方式的变迁史究竟是一部“温暖的记忆”，抑或是一部“苦涩的记忆”？对于这样一个重大而又严肃的话题，政府、学界、民间恐怕很难达成一致的看法和共识。我国官方通常采用“平均数”和“绝对值”的指标来衡量农民物质生活水平的变化，比如从1949年到2008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由44元提高到4761元，增长了100多倍，农民家庭消费的恩格尔系数由改革开放前的67.7%下降到现在的43.7%，已经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伟大历史性跨越。这种“见物不见人”的价值判断所有前题和结论都是预先设定的：即旧中国农民生活是“苦的”，新中国农民生活是“甜的”。由此得出一个“下溢假设”：只要经济发展了，蛋糕越做越大，农民生活就会好起来，精神面貌自然会好起来，其他一切社会政治问题也会迎刃而解。这种机械的、僵化的、抽象的逻辑推理根本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因为，物质生产方式对社会生活方式的决定作用决不是单向的，统摄生活方式总体变迁的是人们的社会——生活价值观，制约、影响、决定生活方式选择和流变的是一定的价值观和决定其变化的两个基本因素:其一是当下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及特性；其二是来自传统文化的力量。纵观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它既是一部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史，又是一部精神生产力的发展史，但归根结蒂是人类自身发展的自然史，是物质与精神、生产与生活和谐互动的历史。然而，建国60年来农民生活方式沿着革命化、政治化、集体化、城市化的轨迹演变，呈现出不同步、不平衡、不协调的明显特征：即建国后的头30年，农村物质生活资料极度匮乏，但农民精神生活比较充实；改革开放后的30年，农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改善和提高，但农民精神家园日渐衰败和失落。导致这种结果的根源在于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不同步（前者是“先立后破”，后者是“先破后立”），工业化超前发展，城镇化严重滞后，国家在汲取农业剩余支持工业化发展的同时却没有把农村大量的隐性剩余劳力转移出去，制约了农民市民化、农业现代化、乡村城市化的历史进程。正如胡锦涛同志最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事业。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必须把‘物的发展’同‘人的发展’结合起来，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1]这一重要论述凸显了“以人为核心”的社会整体发展观，对于构建符合中国国情实际和各民族特点的科学、文明、健康、和谐的新型农民生活方式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本文拟对建国60年来农民生活方式变迁的历史轨迹、主要特点及其原因进行系统回顾与反思。

　　一、建国初期（1949～1957年）：农民物质生活得到初步改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国家主权的完全独立，从此结束了自近代以来一百多年“四分五裂”的屈辱历史，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一个和平建设的新时代。在建国后的头3年，我国成功地挫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的军事挑衅和武力干涉，取得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场正义战争的伟大胜利，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同时废除了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各种特权势力，实现了国家财政、金融、物价政策的统一。在国内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通过开展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禁娼肃毒等等一系列社会改造运动，彻底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势力，迅速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整个来说，我们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这的确是新中国取得的伟大的历史性胜利。”[2](p18)这是我国亿万农民群众物质和精神生活得以改善、安居乐业的最根本的政治保障。

(连载中)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0-18 10:27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19 07:57     标题: 新中国农民生活方式变迁60年回顾与反思(84)

从1950年冬季开始到1952年底结束，中国大陆地区（除西藏和新疆外）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彻底废除了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使全国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了7亿亩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免除了他们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700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3](p29)，“这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在土地制度上的一次最重大最彻底最大规模的改革，最深入、最广泛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从而使农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2](p214-215)据统计，1949年至1952年我国农业总产值由326亿元增加到484亿元，增长了48.5%，粮食总产量由2263.6亿斤增加到3278.3亿斤，增长了42.8%，棉花总产量由889万担增加到2607万担，增长了92.9%，其他经济作物和畜禽产品产量也都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全国平均每个农户收入增加了120元左右，与1949年相比增长了30%以上，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粮食达到440斤/人，与土改前相比增加了几十斤[3](p107)。这样，“我国首先从改革农村土地关系入手，进而对乡村社会权力结构进行调整和重组，逐步将国家行政权直接延伸到村庄内部，自上而下建立起严格的行政支配体系，最终将农民完全整合到国家政治体系之中”[4]，“使农村居民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昔日生活在乡村社会最低层、在政治上毫无地位可言的贫雇农一夜之间成了农村中的主人，而以往把持着乡村社会政治生活的地主、富农却落到了在乡村社会政治生活中毫无地位可言的最低层。”[5](p86)在整个土改运动过程中，我们党始终把“普遍发动群众”和“整顿基层组织”作为一个最基础的环节来抓，“一方面通过自上而下建立与中央政府相对应的地方各级政权组织，以保证党和国家的政令畅通；一方面通过自下而上建立保证土地改革具有持久活力的农民协会、农业合作社和农民联盟，以加强广大农民群众与国家政权的亲和力”[6](p364)，借以完成了“政权下乡”和“基层重组”这两大历史任务。同时，国家运用法律手段强制没收了祠堂、寺庙、教堂、私垫、墓地、祭田、义田、公会田等公益性土地及其他财产，割断了农村单个家庭与族群活动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精神污垢进行了猛烈涤荡，取缔了神汉、巫婆等封建迷信活动，革除了早婚、溺婴等社会陋习，改造了“二流子”，实行“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政策，举办农民夜校和扫盲培训班，提高农民的文化知识，转变农民的社会价值观念，“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社会道德风尚”[2](p19)，“这种新民俗成为一种新的精神资源，为随后中共动员广大农民参加更大规模的农村社会改造运动奠定了深刻的心理基础。”[7]

　　土改运动结束后，全国平均一个农民拥有土地只有3亩多，特别是南方地区人均拥有耕地在1亩左右或几分，“这种孤立的、分散的、守旧的、落后的个体农民经济限制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间日益暴露出很大的矛盾。这种小规模的个体农业生产已日益表现出不能够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改善生活的需要，不能满足整个国民经济高涨的需要。”[8](p39)比如，从1949年到1957年，中国耕地面积增加2亿亩左右，总人口也增加2亿多人，人均耕地面积反而减少了2.3分耕地。建国初期的农业基础设施十分薄弱，耕作方式原始落后，再加上每年都有大批的农田遭遇旱涝、冰雹、虫害等自然灾害的破坏，“全国仍有1亿多农村人口缺少口粮，每年需要国家返销粮食300多亿斤”[9](p39)，“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七十的农民仍然不富裕，富裕的或比较富裕的只占百分之二三十”[10](p179)。因此，从1953年开始，我国按照“三步走”的计划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第一步，按照农民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组织几户或十几户的初级农业生产互助组；第二步，组织农民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小型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步，组织农民联合起来成立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大型农业生产合作社。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19 08:00     标题: 新中国农民生活方式变迁60年回顾与反思(85)

“这些步骤，可以使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逐步地提高社会主义的觉悟程度，逐步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因而可以使他们较少地感到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好象是突然到来的。”[10](p185)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国只用短短3年时间就提前完成了“原计划用10至20年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三大任务”。比如，“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我国只有14%的农户入社。1955年10月上升到32.5%，1956年3月上升到80.3%，1956年4月上升到90.3%，1956年12月上升到96.2%。全国除西藏和几个牧区外，其他大多数省份基本实现了‘全面合作化’。”[9](p62) 特别是在1955年夏季以后，我国把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捆绑在一起进行：“一翼是合作化，一翼是统购统销，两翼相辅相成，相伴而行，并以此来彻底割断资产阶级和农村的经济联系。这实质上是既剥夺了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又剥夺了农民自主劳动、自主分配、自主消费的权利，以至许多农村地区出现了农民出售大批牲畜、杀猪、宰羊、砍树等‘生产力暴动’（毛泽东语）的群众性恐慌。在1954年，浙江粮食征购共51亿斤，占总产量的38%，农民自留口粮严重不足，结果造成全省耕牛减少5.7万头，猪、羊减少1/3至1/2，农民卖家具、吃种子粮、逃荒、要饭、卖子女、老弱饿死等现象累有发生。”[9](p49)虽然我国“对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时期遗留了一些问题”[2](p18)，但是“在50年代后期，由于党内的决策制度、议事制度存在着不够民主的缺陷，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缺点和偏差并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纠正。这又为下一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乃至‘文革’的误区提供了思想条件。”[9](p66-74)当然，“就整体而言，中国6亿农民进入合作社，不像前苏联那样犹如一场国内战争，出现农民暴动，也没有出现紧随其后的农业大减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伟大的胜利。”[9](p66)我国在“一五”时期农业产值达到604亿元，平均每年增长4.5%，粮食产量达到3900亿斤，平均每年增长3.7%，棉花产量达到3280万担，平均每年增长4.7%，其他一些经济作物和畜禽肉蛋产量也都有较大的增长。特别是从1952年到1957年，我国农业税征收比率一直保持不变，农产品价格提高了22.4%，而同期的工业品零售价格只提高了1.6%，农村家庭收入总计增加了110亿元左右，农民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了27.9%，人均消费水平提高了22.9%[3](p153-191)。这样经过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到1957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时，“全国农民大体上有20～30％过着略有积余的生活；有60％左右过着有吃有穿的生活；有10～15％过着少吃少穿的生活。平均起来每个农民一年的农业生产净收入大约有70元左右，合到每个农户一年的收入大约有300元左右。”[10]

　　建国初期农民生活方式变化也有“美中不足”之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到1956年底，我国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下子过渡到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不仅将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纳入了高级社的管理范围，而且把农民的个人活动时间和生活空间也纳入了高级社的管理范畴之内。”[5](p248)这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严重地违背了农民的意愿，也超出了农民的心理承受能力，结果造成了党群干群关系高度的紧张与对立，因为“从旧社会、旧轨道过来的人，总是留恋过去那种旧生活、旧习惯。所以，对人的改造，时间就要更长些。”[11](p453)然而，“我们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惟一经济基础。所以在当时，不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子恢和中央农工部，提出的农业合作化发展规划都带有某种任意性：就是按农村社会主义最终格局是全面集体化，用集体农庄模式覆盖一切来考虑问题，并将它强加于全国，这是很难避免脱离实际犯错误的。更何况引入阶级斗争，对于群众的不同意见，干部的不同反映，都提到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予以批判，不给别人留下选择和发挥创造的余地。”[9](p35-65)比如在1955年7月和9月，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出了“国家可不可以少购几十亿斤粮食换来一个合作社”[9](p42)和“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风暴即将到来”[9](p53)的最高指示，“要求全国各地整齐划一，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按照统一规定模式来完成任务”[12](p236)，“要求中央和省委责成地委、县委大力去搞，一定要搞。要有控制数字，摊派下去。”[11](p123)这样势必导致地方各级政府搞“政治浮夸风”和“行政命令”，以至在广大农民群众和乡村基层干部中间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二是从1953年到1957年，我国通过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从此使中国的城市和农村成了两股道上跑的车，彼此的生产方式和劳动条件上的巨大差异，以及生活条件与居住环境上的天壤之别，使得城乡居民实际收入的比率逐年扩大。这样势必导致现代化在一个国家中出现断层：一部分人迅速走向现代化，而大多数人却与现代化无缘。”[13]譬如说，“在粮食问题上，上世纪50年代我们曾有过两次同农民的关系搞得很紧张，第一次是1953年，第二次是1955年。从全国看，1953年首次统购，共征购粮食785亿斤，比上年增加30%。1954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又多购了100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闹得1955年春天许多地方几乎是‘人人谈粮食，户户要统销’，不仅农民有意见，而且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当时，浙江、黑龙江、河北、山东、湖北、广东、广西等地问题比较严重，有的地方闹粮荒死人了，甚至还发生了群众性的暴乱事件。”[9](p41)但在如何正确地对待和保护广大农民群众的物质利益问题上，毛泽东同志一再强调指出：“统购统销是实行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对农民的改造，如果没有计划收购粮食这一项就不完全。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19 08:04     标题: 新中国农民生活方式变迁60年回顾与反思(86)

要打一仗，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9](p40)同时，他针对党外知名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提出“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和“共产党进城后丢了农民”的尖锐批评，极力反驳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11](p105-106)总之，“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11](p243)，“从政治上看是中央行政关系在乡村社会渗透、扎根和深化的过程”[12](p253)，“是将全国大约一亿一千万农户由个体经营改变为集体经营的过程”[11](p172)。可见，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搞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实质是把农民的劳动剩余价值转化成城市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为此目的需要建立与之相配套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和组织体系，借用毛泽东同志一句十分形象的话就是“满头乱发没法抓，编成辫子就好抓”。这样，“国家不再跟亿万农民发生直接的经济关系，地方政府在农村统购统派的户头也由原来的一亿三千万个农户变成了七百万个互助组，进而减少成了七十九万个初级农业合作社。随后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又将全国农民一个不漏地编织到五万两千七百八十一个人民公社里。从此，中国农民原有的或土改时被分到的田地、耕牛、农具、粮食乃至大部分的生活资料等都无一遗漏地被无偿地收归公社所有，人民公社变成了国家在农村基层的财政单位，地方政府可以随时随地、十分方便地通过‘一平二调’无偿占有公社范围内的一切资源和劳动力。中国的农民最终变成了真正的无产者！”[13]

　　二、人民公社时期（1958～1978年）：农民物质生活资料极度匮乏，但精神生活比较充实。

　　1957年冬至1958年春，我国农村地区掀起了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积肥运动的高潮，“全国投入水利工程建设的劳动力，1957年10月是三千万人，11月是六七千万人，12月是八千万人，1958年1月达到一亿人”[14](p681)，由此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1958年8月中下旬，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以后，仅花了短短不到二个月的时间，“全国共建立农村人民公社26576个，入社农户12692万户，占农户总数的99.1%。建立公共食堂265万多个，托儿所和幼儿园475万多个，老人幸福院10万多个。组建民兵师1052个，民兵团24525个，基干民兵4905.7万人，普遍实现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15](p51)。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又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性运动，“参加小土炉炼钢的人数从1958年8月的几百万人增加到9月的五千万人，10月底达到六千万人，11月达到九千万人，农村主要的青壮年劳动力几乎全部被抽调到钢铁生产第一线，留下来进行农业生产的大都是妇女或老弱病残者，致使这年秋季成熟了的粮食烂在地里，最保守估计全国至少也有一至二成的粮食没有收回，造成了巨大的粮食浪费”[15](p93-94)。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暴风骤雨式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和社会变革，彻底改变了中国几亿农民世代沿袭下来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但由于过分强烈的“外部冲击”和一时泛滥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等，结果使过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存环境下的农民无所适从。紧接着，新中国发生了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按照官方的统计口径“1959年至1961年全国死亡人口为3615万人”[16](p337)，但据一些学者推测“1959年至1961年这三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总数在4000万人左右”[15](p194)。我国在和平建设年代一下子死亡了这么多人，这是当代世界史上极为罕见的现象。究其根源在于，我国片面强调“以钢为纲”，单纯追求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增长，忽视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比如，“1958年至1960年我国积累率分别高达33.9%、43.9%和39.6%，大大超过了‘一五’时期本已很高的平均积累率24.2%。这一时期，我国工业产值增长了2.3倍，而农业产值却下降了22.8%。从1957年到1960年，全国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由18365万人减少到14620万人，农作物播种总面积减少了13%，粮食总产量跌落到1954年的水平（3390亿斤），但国家征购粮食数量却逐年加码（1958年为1095亿斤，占当年粮食总产量的27.3%；1959年为1348亿斤，占当年粮食总产量的39.6%；1960年为1024亿斤，占当年粮食总产量的35.7%），致使农村居民的留粮大为减少（1957年为2940亿斤，1959年为2052亿斤，1960年为1846亿斤），农民人均消费粮食由1957年的409斤下降到1959年的366斤、1960年的264斤，消费指数下降了22.8%，全国不少地方出现了‘饿、病、逃、荒、死’等十分严重的生存危机。”[15](p188-194)因此，从1961年到1964年，中央提出“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和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通过对整个国民经济和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到1965年全国农村人均用粮、消费的蔬菜、食用糖及货币收入都达到或超过了1957年的水平。我国农业生产逐步走出1959～1961年的低谷，开始走上了恢复性发展的轨道，凋敝的农村重新有了生气。”[15](p328)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19 08:17     标题: 新中国农民生活方式变迁60年回顾与反思(87)

特别是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以后，明确了我国农业生产的基本组织形式和经济核算单位是“生产队”，其规模“根据土地的数量和远近、居住的集中或者分散、劳动力能够搭配得开、畜力和农具能够配套、有利于发展多种经营等等条件确定”，并要求“至少保持三十年不变”。“据1962年10月的统计，全国农村人民公社71551个，生产大队713385个，生产队5468244个，平均每个公社下辖生产大队9.6个，每个大队下辖生产队7.6个，每个生产队拥有农户23.6个。至此，我国农村经济活动虽然还在人民公社这个外壳下进行，但它的实质内容已基本上退缩到了原来初级社的水平。”[15](p256)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农村制度确定下来以后，期间经历了“四清”、“文化大革命”和“农业学大寨”等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冲击，但直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内容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这对于我国长期保持农村社会秩序稳定和农业生产平稳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从1962年到1978年，全国农村集体土地归公社所有的比例由0.27%下降到0.12%，归生产大队所有的比例由4.1%提高到9.7%，归生产队所有的比例由97.8%下降到96.1%，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土地产权结构始终保持稳定。”[17](p134)这样，“从1958年到1980年，我国粮食产量由4000亿斤增加到7000亿斤，增长了75%，高于同期的人口增长速度56%。农机总动力增加了135.9倍，机耕面积增加了12.3倍，灌溉面积增加了0.62倍，农村用电量增加了282.5倍。”[15](p418)总之，在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下，国家权力对乡村资源的整合和动员能力已经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它单靠人力就使中国的面貌大为改观，全国建起了上万座水库、几千座小型水电站、几百英里的铁路线，在大江大河上建起了一座座桥梁，开拓了隧道，修筑了马路，开发了更多的矿藏，灌溉了更多的土地”[18](p616)，直到今天中国农村运作的水利设施大多都是在这一时期修建的。但在这一时期，我国不论是人均农产品产量和粮食占有量，还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和消费水平，都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和提高。比如，“1976年，全国平均一个农业劳动力全年生产粮食在1000千克左右，平均每个农业人口提供商品粮只有70千克，人均占有粮食只有307千克，和1956年一样多。

直到1978年，全国平均每个农业人口全年从集体得到的收入只有70多元，有将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集体积累还不到10000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19](p823-832)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的典型调查数据推算，“在1954～1978年间，我国农村人均日摄取热量由1985千卡上升到2215千卡，脂肪由26.3克上升到31克，蛋白质由51克上升到57.6克，但与人体营养素的需要量相比分别低了7%、52%和23%。”[20](P169)当时全国8亿农民人口中就有2.5亿人生活在极度的贫困状态，直接导致这种结果的两大主因：一是，“从1952年至1990年，我国农业部门为工业化提供的剩余积累总计达到11594.14亿元，这其中有75.1%来自于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的‘剪刀差’，有13.2%来自于农业税，有11.7%来自于银行储蓄净流出。农业剩余所占国民收入积累的比重，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平均为48.58%，在70年代平均为31.67%，农民为国家工业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21]比如，“1990年与1952年相比，我国农业产值只增长了将近3倍，而工业总产值则增长了65倍，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22]二是，我国在大量汲取农业剩余支持工业化发展的同时，却没有把农村隐性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而是通过不断强化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把农民长期禁锢在十分有限的耕地上搞“以粮为纲”，结果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和土地报酬收益递减。比如，“从1957年到1978年，我国农业人口净增加了2.6亿人（尚不包括精简下放国营企业职工1744万人和城市下乡知识青年2000万人左右），而全国耕地面积却由于基本建设用地等净减少了17661万亩，人均耕地面积由2.59亩下降到1.55亩。这样到了人民公社的后期，全国不少地方的生产队内部普遍存在着‘劳动窝工’、‘集体偷懒’和‘搭便车’等消极怠工现象，公社社员按人头和按劳力从集体分得口粮和现金之比为3：1，农户之间的家庭收入已经出现了‘拉平效应’，社员日均劳动工分值下降到了难以维持生计的地步。”[23]这一时期，“尽管中国农业总产量提高了约三倍是了不起的成绩，但这是以劳动力投入增加三至四倍换取的，结果是每个工分值的停滞不前、甚或是递减。大集体时代的农业只不过促进了与过去同样的内卷型的过密化，这是没有发展的增长。”[24](P3)比如，“从1957年到1978年，中国农业生产率年均递增0.3%，低于印度的0.7%，更低于中等收入国家2.6%的水平。”[15](P420)因此，我国粮食生产始终不能满足城乡居民生活的需要，主要农产品长期处于严重短缺的状态，农民生活水平一直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农闲喝稀的，农忙吃干的，盼到过年锅里才见点肉腥”，成为当时不少农村地区物质生活方式的真实写照。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19 08:19     标题: 新中国农民生活方式变迁60年回顾与反思(88)

尽管我国在人民公社时期的物质生活资料极度匮乏，但农民的精神面貌却显得比较充实。首先，人民公社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自然村落的全新制度设计，“它的全部意义在于超越了我国几千年来传统村落社会自我复制、自我再生、自我循环的封闭运行结构和机制，最终把‘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起来，似乎展示了一条能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端，改造传统小农经济，使全体农村居民共同富裕起来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25](P4)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旧的村落传统和风俗习惯受到了无情批判和改造，革命的精神、理想、崇拜、幻觉、道德、秩序等等被强制输入广大农村地区的每一个角落；集体统一生产完全取代了农民分散经营的个体劳动，过去长期“足不出户”的家庭妇女开始走向广阔的田野，男女劳动力实行“同工同酬”；一贯自私的农民被改造成了热爱集体事业的人，自由散漫的农民被改造成了有组织、守纪律的人，政治观念淡漠的农民被改造成了关心国家大事的人，甚至连乡村常见的“偷鸡摸狗”现象也很少发生，使整个中华大地似乎变成了“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其次，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单位，“共产党塑造、支配和领导着公社”[25]（p237），“它拥有包括军事和安全在内的贸易、金融、税收、会计、统计和计划等地方政府职能”[18]（p617），“彻底摧毁了乡村社会旧的经纪体制，国家完成了基层社会的官僚化和合理化，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乃至意识形态都直接通过自上而下的官僚系统贯彻到乡村社会，土地资源的征用和农业赋税的征收也是通过国家基层政权组织完成的，旧的各种经纪角色及其存在的土壤都被彻底铲除了，广大农民得到了近百年来从没有过的安定的生活环境，医疗条件从无到有，教育初步普及。”[4]比如，“1957年全国农村适龄儿童入学率为61.7%，1965年上升到84.7%，1975年进一步达到95%。1962年全国农村高中学生为10.4万人，初中学生为229.7万人，1975年分别增加到627.8万人和2377.3万人。到70年代末期，全国已有60%的生产大队建立了合作医疗站，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明显优越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农村‘五保户’、烈军属户和老弱病残者等弱势群体，也逐步建立起了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15](P419)第三，人民公社实质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农村基层社会单位，“生产队作为集体所有制的基本单位仍保持着某种格局，使之与传统村落生活的社会形态、地方化的亲族关系网及邻里关系相适应。公社制度与村落传统二者之间的碰撞、冲突、融合、转化、消长导演出农村生活的活报剧，并决定着人民公社演化的历史走向。特别是自60年代初期开始，大公社制度向传统村落的倒退为农民提供了一部分自由活动的空间，农民们顺着倒退的惯性积极行动起来，有意或无意地扩大传统的地盘，恢复传统的行为方式，在公社留下的空隙中继续像他们的前辈一样待人处世，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中营造出一种充满传统色彩的社会生活氛围。”[25](P5-13)在这样一种封闭、狭小的生存空间中，“人也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26](P47)农村是人类最亲近大自然的活动场所，公社社员在年复一年的集体耕作中顺应农时春播、夏耘、秋收、冬藏，把农业生产作为生产性与审美性相结合的景观产业看待，不仅祈望有丰收的年景以满足着农民的物质生活需求，而且把精耕细作视为农民的传统美德以满足着他们的精神需要。凡是在农村出生的孩子，一般从十几岁开始就跟随其父母学做一些零星的农活，很快熟悉了田间劳动的各道工序和操作技能，人民公社把亿万农民塑造成了“通晓整个农业生产系统的人”。同时，人民公社还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农村基层管理者，“据推算，全国6.5万多个公社拥有国家干部130～195万人左右，69万多个大队拥有半脱产性质的农民干部483～621万人左右，602万多个生产队拥有不脱产性质的农民干部3010～4214万人左右，这三项合计起来基层干部总人数大约在4500～5000万人左右，几乎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人口总和”[17](P154)，“但这只是一种国家财政不负担的、靠集体自己养活自己的、一切听命于国家计划的劳动组织，其行政经费只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5%左右。”[27]此外，我国在人民公社时期主要实行“按户头扎帐、按人头供给口粮”的分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村家庭的分化，使大多数农民能够长期保持一个“结构完整的家庭”，比如“50年代中期农村家庭平均规模在3.6～3.7人，60年代中期上升到4.2～4.3人，70年代中期达到4.7～4.8人。”[25](p373)这样，家庭和生产队把农村所有不同年龄段的人群长期地“关在一个笼子里”，其结果是“传统村落久受尊崇的陈规，一成不变的社会交往模式，周而复始的生活格局，一代又一代地塑造出一批批同质化的村民。凡是在村落里长大的人都知道村落生活的‘规矩’，即使他后来离开村落数年，一旦重新回到村落中，他会自觉地按村落生活的规矩调节自己的行为方式。不按规矩办事是要‘丢面子’的，而‘丢面子’又是不堪忍受的。”[25](p10)总之，我国人民公社制度的强制性输入和泛政治化的意识形态与其接受对象的适应性、亲和力恰恰成反比，广大农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行为更多地遵循着传统村落非制度化或反制度的“潜规则”，安然地过着一种自然、自在、恬静、充实的乡土风情生活。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19 08:22     标题: 新中国农民生活方式变迁60年回顾与反思(89)

三、改革开放初期（1978～1988年）：农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精神面貌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次会议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了“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才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才能不断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生平。为此目的，必须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19](p831)根据这个总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我国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和改善农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政策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突破了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突破了‘以粮为纲’的单一结构，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全面活跃农村经济；突破了统购统销制度，面向市场，搞活农产品流通；突破了单一集体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格局，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市场经济体制上来。”[28](p27)从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每年都要搞一个战略性文件”（胡耀邦语），及时总结和吸收亿万农民群众在基层改革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新鲜经验，然后再把它转化成为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以此推动农村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据统计，从1978年到1984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3.57元增加到355.33元，年均递增17.71%，其中1982年的年增长率为19.9%，为历史最高。全国粮食总产量由3000亿公斤上升到4000亿公斤，创造了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的奇迹[9]（p138），这是多年来积聚的生产力集中释放的结果。从1985年到1988年，我国粮食生产出现了连续4年的徘徊局面，但是“乡镇企业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产值已达二千亿元以上，吸收劳力六千万人，为我国农村克服耕地有限、劳力过多、资金短缺的困难，为建立新的城乡关系，找到了一条有效的途径。”[19]（p885）在1978～1988年10年间，乡镇企业成为中国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在全国工业产值中“三分天下有其一”，乡镇企业用于农民分配的资金共为3828亿元，占同期农户净收入增量的75%[29]（p1904）。同时，国家还从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降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减免部分农业税，调整基本建设投资结构，增加农村地区信贷等方面来支持和保护农业生产的发展，保障了农民收入水平的持续增长。比如，我国农民在1979～1981年3年间，由于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上涨和减免部分农业税所增加的收入就有520亿元之多[2]（p491），这是建国以后上涨幅度最大、农民受益最多的一次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调整。总的来说，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经济发展实质是把农业的三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金全部留在内部转化了，当时的说法叫做“离土不离乡，就地办工业，就近城镇化”，于是形成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又拉动了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促使整个国家出现了“内需拉动型”的增长，这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黄金时期”。正如邓小平同志生前回忆说：“我们真正干起来是1980年。1981、1982、1983这3年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1984年重点转入城市改革。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1984年至1988年。这5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广大农民购买力增加了，不仅盖了大批新房子，而且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四大件’和一些高档消费品进入普通农民家庭。农副产品的增加，农村市场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30](p376) 据统计，从1978年到1988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545元，平均每年增长11.8%，农民人均消费水平由138元增加到508元，平均每年提高9.7%，农民人均储蓄余额由7元增加到138.7元，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之比由2.37：1缩小到1.86：1（1985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之比由2.9：1缩小到2.3：1（1986年）。尤其是在1978～1988年10年间，中国农村形成了一股翻盖新房的热潮，共建农民住房面积34亿多平方米，这个数字比改革开放前30年的农村住房建设总量还要多，平均每100农户就有75户盖了新房，人均住房面积由8平方米增加到17平方米[29]（p1959）。此外，我国农村饮食结构和服饰花色品种逐渐多样化，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电视机等耐用消费品家庭拥有量大大增多，农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明显的改善和提高。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19 08:23     标题: 新中国农民生活方式变迁60年回顾与反思(90)

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农村改革率先突破，并以磅礴之势推向全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而城市改革相对滞后，城乡二元体制尚未解冻，这样就使广大农村地区出现了“早期的繁荣”和“相对封闭的发展”。首先，随着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广，家庭的生产功能得以恢复，亿万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剩余农产品处置权和农闲时间消遣的自由，一家人朝夕和睦相处，享受着自耕自乐的恬淡生活方式。由于三代直系家庭协同耕作一般比一对夫妇组成的核心家庭显得更加优越，所以在农村5人以上的大家庭居多，他们在农忙之余可以享受着天伦之乐。当时具有时代象征意义的民间代表作是大别山区一位名叫王驾远的老农书写的一幅中堂：“依山傍水，瓦房几间，朝也安然，暮也安然；耕种几亩责任田，种也由俺，管也由俺，丰收靠俺不靠天；大米白面日三餐，早也香甜，晚也香甜；的凉的卡身上穿，长也称心，短也如愿；人间邪恶我不干，坐也心闲，行也心闲；晚归妻子儿女话灯前，古也谈谈，今也谈谈；安民政策喜心田，如今娱乐在人间，不是神仙，胜似神仙。”[31]其次，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自动解体和“乡政村治”体制的建立，国家政治权力上移，村民自治的空间逐步扩大，我国广大农民群众可以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1982年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乡、民族乡、镇是我国最基层的行政区域，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工作”，“农村按居住地设立的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从此确立了“乡政村治”二元分离的乡村治理体制新模式。从1983年到1985年，全国农村建立乡镇91138个，与原来的52781个人民公社相比，增加了38357个，基本恢复到建国初期的乡镇建制规模大小。全国建立村民委员会94万多个，与原来的69个生产大队相比，增加了25多万个，建立村民组588多万个[32]（p366）。这样不仅理顺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而且有利于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的恢复和发展。此外，在改革开放的头十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流动的主要特点是“离土不离乡”，这种就地工业化、城镇化的农村发展模式既满足了农民“发家致富”的要求，又满足了农民“安居乐业”的心愿。比如，从1984年到1988年，全国约有500万农村人口是以自理口粮的方式进入县城和中心镇落户居住。从1983年到1988年，我国乡镇企业共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6300万人[33]（p195）。

　　四、改革开放中后期（1989年至2001年）：农民物质生活水平增长缓慢，精神家园日渐衰败和失落。

　　从1989年到2001年，是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停滞阶段”，最终导致出现了“三农综合症”。据我国著名农业问题专家杜润生先生回忆：“继1986年‘一号文件’之后，在1987年深化农村改革主要围绕以下三项指标进行：（一）确立农户自主权；（二）发育市场体系；（三）继续展开优化产业结构。这三项指标实现的程度将视作衡量农村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志。然而，中国农业的进一步改革受制于城市国有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用当时的一句话来讲就是对于中国农村改革一切‘便宜’的项目已经出台，不触动深层结构再也不能前进一步了。正是这个原因，农村改革初期一系列‘一号文件’的历史使命告一段落。”[9](p145) 1988年以后，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投资过热、货币发行量过多、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等问题集中暴露出来，国民经济秩序比较混乱，特别是当年召开的“北戴河会议”酝酿出台价格改革政策而引发了全国性的“商品抢购风潮”和“银行挤兑风潮”，中共中央作出了“从1989年起，用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集中开展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决定，致使城市改革的步伐放缓。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19 08:25     标题: 新中国农民生活方式变迁60年回顾与反思(91)

紧接着，在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了“六四政治风波”，曾一度出现了“农村改革十年回头看”和“农村集体经济归大堆”的反常现象，导致农村改革暂时停顿下来。随后在上世纪90年代，党中央、国务院围绕搞活农村经济、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发展农业产业化，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等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但这些改革基本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譬如，“在1993年、1994年粮食市场推行了新的开放措施，但到1997年、1998年又退回到统购（近似于专卖）的老路上来”[9](p152)，而以政府管制为核心的国有粮食企业改革步履维艰，实际上到了1999年已经难以为继，造成了国内粮价持续低迷长达7年之久，以至把粮食这一事关中国13多亿人口生存的战略物资变成了“吃不了、存不下、卖不掉”的老大难问题，中央财政却为此支付了高达3000亿元的改革成本[34]。从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制”改革以后，我国县乡两级地方财政收入只占全国的21%，而县乡财政供养人员却占到了全国的71%。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总支出中，中央财政承担2%，省级财政承担11%，县级财政承担9%，乡镇一级财政竟然承担了78%，造成乡镇一级政府基本处于一种“有政无财”的尴尬境地。同时，国家财政支农资金的比例逐年下降，从1985年到2000年中央财政支农资金的比例由13%下降到8%左右，15年累计共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资金1704亿元，占同期的基建投资总额2%，这显然与中国13亿人口中就有9亿农民的基本国情是极为不相符合的。因此在1997年以后，农村改革的“滞后效应”逐渐地凸显出来，1997年至2000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出现了连续4年下滑的趋势，分别增长4.6%、4.3%、3.8%、2.1%，其增量还不及城镇居民收人的1/5，全国粮食主产区和多数农户收人持续徘徊甚至减收，城乡居民收人在一度缩小后又进一步扩大，农村各项社会事业也陷人低增长期，城乡发展严重失衡，农村社会矛盾日益突出[34]。总之，“在整个90年代，农业生产三要素已不是留在农村内部使用了——城市扩张，大规模占用农村土地，劳动力大量流出农村，企业得以雇佣最廉价的农村劳动力，9亿农民几乎什么社保都没有，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国家四大商业银行竞相抽走农村大量的资金。这样，当农村发展所必需的生产要素统统被抽走的时候，就算农民有志气、有天大本事也没用。这是中国90年代与80年代形成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原因。”[35](p26)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对农民生活方式转型起决定性影响的因素是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1989年，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人数由改革开放初期不到200万人迅速增加到3000万人。中国农民在不改变身份、不改变城市公共产品供给的情况下，开创了‘离土又离乡’转移农业劳动力的又一新模式。当时由于跨区域就业的农民工春节返乡造成‘春运’紧张，呈现出蔚为壮观的‘民工潮’。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我国经济发展又进入了新一轮快速增长期，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出现了新的高潮。1993年外出农民工达到6200万人，比1989年增加了一倍多，其中跨省区流动的大约2200万人，比1989年翻了一番。”[36](p13-14)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大批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与城市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再就业形成了尖锐矛盾，一些城市政府开始采取各种限制性措施，致使许多农民工出现了短期的回流。然而，此时的中国农村上上下下、四面八方总有无数双“看得见的手”（政府）、“看不见的手”（市场）、“第三只手”（基层干部）齐刷刷地伸手向农民要钱、要粮，强加在土地和人头上的赋税远远超出了农民承受能力。“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的统计，从1993年到1999年，全国共清理各种涉农收费文件和项目多达2.53万个，1999年可统计的农民负担总额是1250亿元。”[34]此外，还有大量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隐性负担，以至造成了农民“种地赔钱、耕地撂荒”的现象。自1997年以后，我国乡镇企业平均每年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人数由改革开放初期的1000万人减少到200万人左右 [29](p2102)，迫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千方百计往城市拥挤。截止2004年，“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为1.18亿人，乡镇企业就业人员为1.36亿人，剔除其中的重复计算部分，估计农村流动人口长年保持在2亿人以上。”[36](p14)这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快速期的集中释放，由此改变了农村长期封闭、单调、呆板的生活方式，受到城市主流文化影响和塑造的农民工开始引领9亿农民向着开放、丰富、多元、文明的城市生活方式转变。但由于我国城乡二元体制尚未从根本上解冻，致使大批的农民工“进城就业”和“身份转换”不同步，致使他们很难融入工业化、城市化的文明生活，结果形成了“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不离城、不返乡、不种地的生活方式。同时，由于大批农民工远离家乡，也给农村带来了一系列的严重社会问题，以至出现了留守农民“精神生活沙漠化”的现象。据中国农业大学一项研究课题所做的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农村留守人口有8700万人，其中包括2000万名留守儿童，4700万名留守妇女和接近2000万名留守老人[37]。这支被人们戏称为“386061部队”的留守大军，劳动负担重，精神压力大，缺乏安全感，养老无保障，妇女情感孤独，儿童家庭教育缺位，缺乏亲情照料。村庄里的青壮劳动力长年流落在外地，留下的一片片住房淹没在荒草里，空空荡荡，锈迹斑斑，日晒雨淋，形同废墟，不少村庄一到夜晚就是漆黑一片，只听狗叫，不见人影，即使是封年过节也人气不旺，显得非常冷清。凋敝的村庄使村民之间的合作互助，亲戚之间的交往互动，政府与农民之间的联系，都比以前大大减少了。农民精神家园日渐湮灭，反过来又打碎了农民工回家创业的雄心壮志，他们年复一年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荡秋千”，变成了一支“候鸟型”的劳务大军。一言以蔽之，市场化变革中的中国农民正在丧失生活的真正意义，大批农民工越来越成为“单向度”的消费机器，他们一心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让留守在家的老人、幼童、妇女无可奈何地生活着。资本逻辑无情地把中国9亿农民驱赶到“你争我夺”的竞技场上，传统乡村的价值观、道德伦理也发生了扭曲和失范。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19 08:33     标题: 新中国农民生活方式变迁60年回顾与反思(92)

五、十六大以来（2002年至今）：建构科学文明健康和谐的农村生活方式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提升到国家宏观层面来考虑，作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为核心，积极建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制度框架，掀开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篇章。特别是从2004年到2009年，中共中央连续6年发出以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为主题的“一号文件”，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据不完全的统计，从2003年到2009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资金投入累计达到2.87万亿元，年均增长22.7%，其中直接用于农民“四项补贴”的资金累计达到3406亿元。从2004年起，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5年增长幅度超过300元，年均增长速度超过6%。200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10570亿斤，比历史最高年份1998年还多出324亿斤，粮食平均亩产超过660斤，比历史最高年份2007年也高出了30斤。从2002年到2008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476元增加到4761元，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由1834元增加到3661元，农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农民生活质量明显改善。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体制由过去依靠农民自身解决转向以国家投入为主，全国约有1.5亿农村中小学生享受免费义务教育，有8.15亿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有4284万户农村困难群众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农村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条件也得到了较大的改善。总的来看，最近七八年来是党和国家对农业和农村发展重视程度最高、改革力度最大、投入资金最多、农民得实惠最多的一个时期，其主要标志是“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群众高兴”。

　　但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矛盾依然突出，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得到彻底消除，“城市畸形繁荣，农村日渐衰落”的局面尚未从根本上得到遏制。2008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是4761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5781元，二者收入差距之比是3.33：1，这是建国以来城乡居民收入绝对额相差第一次突破10000元以上。据有关专家估计，“即使是到了2020年，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还不可能达到开始缩小的拐点。”[38]问题的症结在于，“占我国总人口80%以上的农民，只占有20%的社会资源，形成城乡居民占有资源上的不平等，必然使创造财富和占有财富上的不平等。目前，我国第一产业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的43%，而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率只有10.4%，相当二三产业的1/6，也就是说6个农民创造的财富仅仅相当二三产业1人创造的财富。”[39] 因此，从长远发展看，我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在于“减少农民”。据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预测，我国未来50年内必须平均每年有1000万以上的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才有望实现现代化。这意味着，我国城市化率必须保证平均每年增长1个百分点，才能达到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率80%左右的水平[40]。另据陈锡文预计，到2020年，我国总人口将达到14.49亿人，乡村人口保持在6.5亿人左右[38]。这意味着，中国在本世纪头20年总共有5亿多农民人口（包括目前尚未完全城市化的农民工2.62亿人），将以平均每年2500万人的规模高速转向城镇。这是世界现代化发展史绝无仅有的事情，但却是中国政府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项“世纪性难题”。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农村人口群体，如何实现“农民身份转换”和向城市生活方式转变，这是当代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世纪性难题。因为，中国9亿多农民自身内在的乡土文化特征，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迅速地融入城市生活，这是一个需要较长时间“自我调适”的过程。事实上，农民“市民化”包含了转变农村人口自身的生产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思维方式、价值标准趋向城市文明的全部过程，单靠改变农民的身份和更换居住地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英国早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时曾经对爱尔兰移民的生活方式特征作过精辟描述：“凡工作比较简单、比较粗糙、需要体力甚于需要技能的地方，爱尔兰人就一点也不亚于英格兰人。但是，对于那些必须有多年的训练或者需要持久的、正规的活动的劳动部门，轻浮的、无耐心的、酗酒的爱尔兰人是不适合的。因此在英国，凡是在机器制造部门工作的工人都叫做机匠，而要当个工厂工人，爱尔兰人就必须先接受英格兰的文化和英格兰的习俗，即在本质上变成英格兰人”[41]。否则，爱尔兰人就不能“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42]。这说明，即使像英国这样一个以“强制性非农化模式”为代表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爱尔兰人的“城市化”与“市民化”也不是同步演进的过程。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每一个社会阶层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习惯、自己的爱好。”[43](p356) 总之，由于不同社会阶层的文化根基、风俗习惯、价值观念以及生活情趣等存在差异，就会产生不同的生活方式，而每个社会阶层生活方式的形成、发展、演变也都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可见，统摄社会生活方式总体变迁的决定因素除了物质生产方式外，还包括政治制度、思想道德、文化精神、自然环境、民族传统等一系列综合因素的影响。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快速转型期，以职业分化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了过去以政治身份、户籍身份和行政地域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性日益明显。但由于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和体制机制尚未从根本上解决，未来的“城乡融合”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因此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应坚持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的现代化发展战略，走出一条短距离、波浪式逐级推进的城镇化道路，“通过人口更平均地分布于全国的办法，将结合城市和乡村生活方式的优点而避免二者的偏颇和缺点。”[44]，从而构建符合中国国情实际和各民族特点的“科学、文明、健康、和谐”的现代农村社会生活方式。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19 08:34     标题: 新中国农民生活方式变迁60年回顾与反思(93)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求是，2008，（24）：3～16.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国家统计局.伟大的十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4]纪程.“国家政权建设”与中国乡村政治变迁[J].深圳大学学报，2006，（1）：75～80.
[5]陈吉元，陈家骥，杨勋.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
[6]【美】塞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7]王瑞芳.农村土改后恶风陋俗的革除与新民俗的形成[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1）：63～69.
[8]国家农委办公厅.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9]杜润生.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10]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J].人民中国，1957，（14）：1～36.
[1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12]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3]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J].当代，2003，（6）：4～131.
[1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
[15]罗汉平.农村人民公社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16]朱国宏.人地关系论——中国人口与土地关系问题的系统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17]张新光.三位一体的农村改革观[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
[18]【美】费正清著，张沛等译.中国：传统与变迁[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19]多吉才让，徐颂陶.21世纪乡镇工作全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
[20]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1992)[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
[21]冯海发，李溦.农业剩余与工业化发展[J].当代经济科学，1993，（6）：12～18.
[22]王云昌.中国农业剩余的再配置与农村非农化[J].云南学术探索，1995，（5）：25～28.
[23]张新光.论农地平分机制向市场机制的整体性转轨[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03，（5）：1～8.
[24]【美】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25]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
[26]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7]武力.农村基层政权职能与农民负担关系研究的历史分析[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4，（5）：52～57.
[28]中共中央组织部.农村基层干部读本[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1999.
[29]孙健.中国经济通史（下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30]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1]阿才.两幅“中堂”乐不同[N].人民日报，2001-4-23（11）.
[32]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7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
[33]辜胜阻，刘传江.人口流动与农村城镇化战略管理[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
[34]张新光.中国近30年来的农村改革发展历程回顾与展望[J].现代经济探讨，2007，（1）：36～40.
[35]温铁军.新农村建设实践中的反思[A].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新农村建设：乡村治理与乡镇政府改革[C].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36]韩长赋.中国农民工的发展与终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7]叶敬忠，张弘. 透视中国农村留守人口[J].社会科学论坛，2009，（3）：102～115.
[38]陈锡文.当前农村改革发展的形势和总体思路[J].浙江大学学报，2009，（3）：101～106.
[39]何伟.三农问题症结所在——学习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J].观察家，2009，（1）：38～41.
[40]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6[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1]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43]中共中央编译局.列宁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44]恩格斯.论住宅问题[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出处：「中华农历网」(2009年10月19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0-19 08:39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24 11:42     标题: 六十年来的中国(94)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的经验教训和对世界的贡献


作者:茅于轼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我们亲身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中国的经验教训不仅仅对中国有意义，更对全世界也有深刻的意义。世界上还有几亿贫困人口，他们怎样脱贫？如何防止重复中国走过的错误道路，大可借鉴中国的经验教训。中国的巨大变化更有社会科学理论上的意义，社会发展有些什么规律，这个重要问题多少能从这13亿人60年的经验中看出端倪。中国变化可以目睹的事实，就是财富的极大增长。全世界都关注中国的原因，就是它完全摆脱了贫困的面貌。但是脱贫之外背后还有更值得注意的含义。

　　中国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是绝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前三十年是一步步倒退，几乎走向毁灭的过程。后三十年是幡然改悔，一步步走向成功的过程。一个人遇到巨大的打击会奋发图强，反而取得惊天动地的成就，一个国家好像也有类似的转变。六十年前，人民共和国成立，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时候虽然中国人民还没有真正站起来，但的的确确是中国人民能够站起来的百年不遇的机会。在此以前的一百年里中国人是不断遭受外国侵略，忍受屈辱的时代，也是内乱不断民不聊生的时代。1949年迎来了和平。中国人有可能专心一意地建设国家，不会碰到不可抵御的外部干扰。三年恢复期过后1952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时候全国有一种欣欣向荣，蓬蓬勃勃，充满朝气的气氛。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建设事业高速推进。但是好景不长，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没有结束，事情已经明显走偏。1957年的反右派启动了新中国完全不同的一页，中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由一个人专制独裁的道路。

　　其实在此以前，事情已经有了变化的端倪。全国解放，中国从遍体鳞伤的十多年的战争废墟中安定下来，新的时代开始了。中央政府应该捐弃前嫌，团结全体人民共同向前。可是新政权没有宽恕过去的敌人和已经放下武器的俘虏，而是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杀了七十万人，被关的数倍于此。在农村实施残暴的斗争，分地主富农的财产，甚至消灭他们的肉体。在城市的三反五反运动中故意扩大化，伤害了许多拥护新政权的同情者。再后的反胡风，批电影武训传，后来发展为反右派，都是寻找并不存在的敌人，甚至把朋友变成敌人。从反右以后中国国内再也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政策的错误只能越走越偏，任何自我纠正的功能都被彻底消除了。直到发生饿死三千多万人的大饥荒，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空前的，人为的大灾难。再往前看，其实在延安整风时，甚至在井冈山肃反时，错误已经埋下种子，不过那不属于建国后的60年的历史阶段中。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0-24 11:43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24 11:47     标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的经验教训和对世界的贡献(95)

　前一个三十年是用一场十年“浩劫”来结束的。这是中国历史上旷古未有的，自我残杀的疯狂行为。文革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彼此找茬，挑起仇恨，把人民的聪明才智统统都用来人斗人。一切社会所必要的生产活动统统都让位于阶级斗争。估计约有十分之一的人口直接受到阶级斗争的伤害，搞得他们自杀的自杀，离婚的离婚，重的妻离子散，最轻的也变得垂头丧气，对生活没有信心。如果个人的痛苦可以相加的话，文革使全社会痛苦的总量达到极大。文革又把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传统彻底颠倒翻个，关闭了所有的文科大学，大学招生人数从1965年的67万人降低到4万人。让工农兵上大学讲坛，代替原有的教授。这还不够，又烧毁一切能找到的古代书画，砸毁所能见到的一切古董和有历史意义的建筑，毁掉所有从外国输入的先进文化，割断一切和外国的交流，把中国变成没有历史，没有传统，没有财产，没有科学文化的赤贫之国。

　　这场浩劫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但是如果没有全党的认同，没有全国人民的响应也搞不起来。所以客观地讲，责任也不全在伟大领袖一个人身上。如果他到美国去发动文化革命，未见得大多数人会响应他。现在个人独裁的制度已经结束，但是如果再有风吹草动，我们的百姓会不会以别的形式再次掀起类似的内部斗争，也未可知。从各地群体事件屡发，动辄诉诸打砸抢烧的情况来看，虽然我们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但是在百姓成熟为理性而又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民族方面，进步实在非常有限。

　　到文革结束时，约有近三亿人口每年缺几个月的粮食，年年都要饿上一个春天。城市百姓买东西多数都要票，供应极其紧张，很少能吃上肉，人均住房面积比三十年前减了几乎一半，因为人口增加了80%，而住房基本上没有建。这是“先生产，后生活”的政策所决定的。讲人均GDP肯定不如1945年抗战胜利的那一年，除非计上军工生产的产值。

　　到文革结束的时候。全国的农民，知识分子，老干部全都强烈要求改革，工人也不反对，因为他们二十年没有加过工资，虽然当了领导阶级，一点实惠都没有。物价虽然没有涨，但是凭票凭证购买的东西越来越多，供应一天比一天紧张，生活水平实际上是下降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一句空话究竟不能当饭吃。工人也要求改革。于是在邓小平领导之下改革势如破竹，没有多大的阻碍。尽管对改革的方向有所争议，但是邓小平访问美国之后，方向问题也基本上看准了。有点争论主要是马克思的理论和市场经济的理论有冲突。比如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要不要发展私人经济，雇佣关系是否允许存在，公有制是不是寸步不让，股票市场允不允许开放，赚钱是不是剥削等等。但是在实用主义的指导下，不中用的理论不得不退让。赚钱压倒了一切，全民奔向致富之道，谁也抵挡不住。改革后的三十年就是赚钱的三十年，也是财富创造的三十年。现在中国已经换了一个国家了，已经脱胎换骨。但是农村改变不大。就城市而言，中国的城市与世界上大多数的城市比毫不逊色。中国彻底摆脱了贫穷落后的称号，屹立于世界。这是三十年前谁也没有想到过的，连做梦也没想到的。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0-24 11:51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24 11:53     标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的经验教训和对世界的贡献(96)

改革成功的经验是什么？简单说，就是赚钱。过去的方针政策，总路线，工业化，学大寨，以钢为纲，以粮为纲，战天斗地，统统都不对，而赚钱是对的。过去批判赚钱，说是资本主义。赚钱和其他各种说法的不同点就在于赚钱是一个用价格配置资源的方法，它能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率，避免浪费。其他各种说法都导致不顾成本的巨大浪费。

　　要赚钱就要保护私有财产，要扩大个人自由，要有自由选择，能够创办企业，有大体上的公平买卖，还要能扩大市场，沟通海外。这一切都为了赚钱服务。所以中国的财富极大地增加了。在追求财富的带动下，有了钱一切都有了。不但大家都吃饱了，钢产量增长了二十多倍，居世界第一，发电量据世界第二，原来设定的目标差不多都实现了。但不是通过工业化或大炼钢铁，而是通过赚钱。市场化的改革以鼓励交换为特征。交换能够创造财富，而劳动不一定带来财富。所以战天斗地并没有增加财富，缩短劳动时间，财富反而增加了。

　　全世界还有十多亿贫困人口。他们迫切需要致富。中国的经验对他们非常有用。市场化是最主要的经验。在此期间国家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因为它负责制定大政方针。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实施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世界上别的国家都是在民主政治下开始市场化的，唯独中国是在专政条件下搞市场化的。中国市场化的起点是毛泽东的统治，那时候中国人几乎就是奴隶，没有任何起码的权利，只能做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只有干活的份儿。

　　改革前和改革后，同样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效果完全不同。问题在是谁在专政，是为了个人私利还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有一批有远见卓识，坚持为人民服务原则的领导人，把握住国家利益的大方向，抵制了各种方针政策的干扰，引导中国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没有发生太大的偏差。在此期间政治基本是稳定的，没有像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常发生的军事政变，或暗杀国家领导人。三代领导人的替换，没有腥风血雨，而是通过和平手段完成的。对政治犯停止了死刑镇压。特别是大大地减少了由于国家行为导致大量无辜百姓死亡的事例。改革前的三十年总共约有近五千万无辜百姓因政治原因死去。包括大饥荒，斗地主，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清理阶级队伍，历次运动中被迫自杀的，被红卫兵打死的，活埋的，双方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武斗死的。那时候死一个人真是轻如鸿毛。改革后的三十年这类原因死的人总数大概不到十万人，包括抗越自卫反击战，天安门事件，每年躲猫猫之类死的人。现在政府要处死一个人不得不十分谨慎小心。处死一个犯了十条人命的杨佳，政府动用了巨大的兵力，生恐群众反对。人的生命大大地重要了。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24 11:54     标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的经验教训和对世界的贡献(97)

　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导向的专政，确实比民主政治更有效率，至少就财富的创造而言。民主政治的原则是每一个人都同样受到保护，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平等的。但专政可以侵犯少数人的利益，只要对大多数人有利。就全社会而言显然财富总量能够更快地增长。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国企的改革。为了全社会的利益，效率低下的国企必须改为民营。在此期间受损的是国企的员工。他们失去了铁饭碗，被迫进入没有保障的市场大潮中去讨生活。只有一部分下岗工人的生活得到改善，许多下岗工人生活有所下降。他们为改革付出了代价，得益的是整个经济，全社会的经济效率得以提高。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最困难的国企改革就这样基本完成了。在其他转轨经济中，国企改革没有一个能像中国这样比较顺利。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侵犯一部分人的利益更是行不通的。再如中国参加世贸组织，由于贸易开放，会有一些行业受损。在民主政治里这种决定要拖很长时间，但是中国由于专政，不同意见只能说说，改变不了政府的决定。中国参加世贸组织获得极大的利益。在民主政治中，坏事做不成，好事也很难做成。政府表现软弱，吵吵闹闹，举步艰维。而专政政治能够“心想事成”。大多数的改革都能使财富增加，但是由于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社会矛盾也在激化，埋下了隐患。要不是最低收入的群众生活也有了实质性的改善，改革使两亿多人脱贫，中国这个矛盾重重的国家早已稳不下来了。

　　以人民利益为导向的专政能够防止经济的动荡，过去的三十年只有极少数的过热和过冷。相对平稳的经济环境对企业发展非常重要。新生的小企业都很脆弱，经不起宏观环境的大起大落。中国政府还能有效地稳定币值，只有极少数几次明显的通货膨胀。人民币在国际上的稳定甚至比美元都好。这些条件保证了众多的小企业的成长。更有一点，即政府兴建了巨大的基础设施，高速公路，铁路，港口，机场，地铁，电站，通讯网路，这对于一个幅缘辽阔的国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这方面的业绩中国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在一个自然生长的经济体内，没有政府的主导作用全靠经济自发的力量，如此规模的基础设施大约要一百年才能搞得起来。

　　中国人的勤劳致富不但在改革中的中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一文化传统也使并不处于改革中的华侨多能在外国致富。不论利润有多微小，中国人也会不辞辛苦地去追求。所以中国商人能够渗入世界各地，在陌生并险恶的环境中取得成功。改革后这一势头有增无减。勤劳的中国人又能压低消费，增加储蓄。三十年中储蓄率一直保持在30%到40%，甚至更高的范围内。中国既有充足的劳动力，又有充足的资本，不需要借外债也能有高增长。更由于开放政策，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使劳动和资本如虎添翼，迅速改变了原来落后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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