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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光谱和流变 [打印本页]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12 09:16     标题: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光谱和流变

【编贴者按】本栏这次推出「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光谱和流变」的专题 。社会思潮是在一定的历史、政治、文化、社会环境下的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冲突和矛盾的反映。一种思想、理论和学说，如果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就会产生巨大物质力量,对社会的发展会有巨大的推进作用。在学理上厘清对中国有很大影响的社会思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专题主要作者萧功秦：1946年生于湖南衡阳。1981年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教授。1998年受美国政府邀请为“国际访问者计划访问学者”。1999年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系访问学者。2001年9月至2002年2月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2004年4月为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访问学者。主要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变革史；当代中国政治思潮，中国转型政治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研究等等。代表作有:《萧功秦集》、《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儒家文化的困境：近代中国士大夫与西方挑战》、《知识份子与观念人》等。被认为是中国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作者认为:改革以来中国民间形成了六种具有代表性的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社会思潮。按照它们在社会上形成并产生影响的时间顺序，这六种思潮分别是：一、1980年代中期出现的自由主义启蒙思潮；二、1980年代后期出现的新权威主义；三、1990年代中期出现新左派；四、1990年代后期崛起的新民族主义；五、本世纪初的文化保守主义；六、最近几年出现的民主社会主义。本文要地对以上六种民间思潮形成的社会背景、主要内容，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价值取向与态度、各自所依托的理论资源，以及这些思潮的历史演变与可能走向，作出若干考察。当然，现实生活中的民间社会思潮并不止这六种，即使是以上六种思潮内部，仍然还可以再进一步细分为不同的亚类型。中国民间的思想文化生活将越来越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层次与光谱。本专题其他作者将另作介绍。

目录
(1)萧功秦：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的历史与展望(第1－第23楼)
(2)徐友渔：当代中国社会思想的分化和对立(第24－第37楼)
(3)曹天予：当代中国改革中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第38－第44楼)
(4)杨继绳，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中国的一场跨世纪争论(第45－第61楼)

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的历史演变与未来展望


作者:萧功秦




　　引言

　　有人曾对思想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思想就是在湍急的生活之流中，碰撞在问题的礁石上激起的智慧水花。只要人类生活中有矛盾困境，或疑难问题，这个时代的人们就会调动心智与理性能力，提出并运用一些观念、理论或主义，来判断反思这些矛盾，找出解决之法。这些观念或理论可能有对有错，但都是人类面对困境所作出的文化反应，是主体针对困境想出来的“大办法”。当今中国知识分子中出现的种种思潮，我们也可以从这一角度来加以理解。

　　社会思潮可以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思想现象。当互不相识的人们，面对社会上的疑难矛盾，由于彼此间利益相近，经验与价值取向相似，他们对某种社会现象往往会不约而同地作出同样的反应。于是，他们物以类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汇合成一种思想的潮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凡是社会思潮，均具有四个特点：群体性、民间性、公共性、自主性。

    与建国后的前三十年相比，后三十年是建国以来民间社会思潮发育、发展最为活跃的时期。在社会经济转型的历史大变局中，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各种新矛盾、新问题与新困境。面对困境与挑战，社会上不同的人们，尤其是以思想为职志的知识分子，总会力求提出自己的理论解释、判断与定位，并提出自己认为正确的解决途径。这样就形成不同的社会思潮流派，彼此对峙并展开论争。本文所指的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是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间自发形成的，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运用不同的理论资源来应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矛盾或困境的不同思想派别。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丰富与活跃，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社会原因，那就是，从社会变迁的视角而言，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市场经济的引入，导致社会分化与利益的多元化，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与社会阶层，从企业家、国企管理精英、知识分子、技术官僚、白领中产阶级，离休干部到普罗底层民众，他们出于本阶层的实际切身利益，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对某些特定思想观念与价值，自然会产生亲和感，对另外一些思想，会产生排斥感。这样，不同的社会思潮就会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会遇到自己的追随者与反对者。另一方面，随着传媒与网络空间的迅速扩大，相对宽松的文化气氛的形成，公众表达自己思想的公共空间也比过去更为广阔，这就为不同思潮的滋育、传播交流与相互碰撞，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9-26 10:49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12 09:19     标题: 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的历史演变与未来展望(2)

　社会阶层多元化与不同阶层的利益的多元化，使人们思想大一统的同质化状态不可能再继续。执政者固然要坚持意识形态不能多元化，但他们面对的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思潮多元化的前所未有的新格局。

　　本文着重于考察改革以来中国民间六种具有代表性的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社会思潮。按这些思潮在社会上形成并产生影响的时间顺序，这六种思潮分别是：一、1980年代中期出现的自由主义启蒙思潮；二、1980年代后期出现的新权威主义；三、1990年代中期出现新左派；四、1990年代后期崛起的新民族主义；五、本世纪初的文化保守主义；六、最近几年出现的民主社会主义。本文将简要地对以上六种民间思潮形成的社会背景、主要内容，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价值取向与态度、各自所依托的理论资源，以及这些思潮的历史演变与可能走向，作出若干考察。当然，现实生活中的民间社会思潮并不止这六种，即使是以上六种思潮内部，仍然还可以再进一步细分为不同的亚类型。中国民间的思想文化生活将越来越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层次与光谱。

　　可以断言，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这六大思潮不但不会消隐，而且还会持续影响中国人的政治与精神生活。当政者也必须学会与不同思想流派的人们的相处之道。

　　一、自由主义思潮

　　改革初期的激进自由主义思潮

　　自由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间最重要的也是最早的一种思潮，它是伴随着中国知识界对极左时代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与反思而出现的，可以说，它与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同步产生。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知识界与学生群体普遍强调思想启蒙，提倡人的权利意识觉醒与民主法治精神，批判文化专制主义。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其中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他们从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中获得思想资源，率先呼唤人的尊严、价值、自由、启蒙与思想解放。

　   当然，以上这些观念意识可以说是1980年代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但作为自由派来说，他们与一般人的不同在于，他们不约而同主张人类自由人权价值的普世性，认为承载这种价值的西方多元政治体制，是普遍适用于一切社会的良制，然而却忽视了西方多党民主体制得以有效实施所需要的文化、社会与经济发展条件。在自由派看来，只要建立起被认为具有是普适性的西式多元政治制度，专制灾难、经济停滞与社会文明不足等社会矛盾就能迎刃而解，正像雨衣具有普适性一样，穿在西方人身上可以避雨，穿在中国人身人同样可以避雨。我们可以把这种并不考虑制度有效运行的社会支持性条件的“制度普适论”，称为“制度决定论”。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持有这种观念的人就相当多。孙中山曾经有过这样的简单观念。[1]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9-12 09:22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12 09:25     标题: 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的历史演变与未来展望(3)

事实上，辛亥革命后建立多党制的努力失败了，造成这种失败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从政治社会学角度来看，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在一个传统农业社会的大系统上，安置着一个高度西方化的、从工业文明社会直接移入的政治体制，导致本土政治生态条件对西方制度产生排异反应，令中国陷入“淮橘为枳”的困境。

　　与“多元民主制度普适论”相联系的，是自由派普遍具有泛道德主义的政治思维。所谓的泛道德主义，就是指用道德标准来衡量那些本来并不能用单纯的“道德”来评价事物的思维方式与态度。在1980年代后期，相当一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既然多元民主政治是普遍适用的良制，为什么当政者不愿意采取这样好的民主制度？并认为，这只能从当政者的私心上来解释。在自由派看来，拒绝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良制，就只能是动机不纯，或不愿意放弃有权者的既得利益，拒绝分享人类共同的美好价值与制度。这就被认为是道德层面的正邪问题，而对于不道德的力量，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取得民主的胜利。这里面实际上隐含着道德优越感为基础的“非正即邪”的不妥协的激进主义。

　　随着“价格闯关”的挫折与“官倒”的引起的社会不满加剧，泛道德主义思维方式又使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焦虑感进一步升级，民间自由主义思潮也日益趋向于激进化。当年曾有一张大字报这样写道：“这是最后斗争！成功了，伟大美利坚合众国的美好前景就在眼前；失败了，我们就会陷入印第安人的第四世界万劫不复的深渊。”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受这种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人都怀抱这种西化的教条主义与激进的观点，但这种思想体现的思维方式却具有典型的“非白即黑”、“非正即邪”的简单直线思维。激进的西化自由派怀抱着一种浪漫的激情与理想，要求实现在他们看来可以轻而易举地建立的好的民主制度。一旦受到挫折，他们就会产生一种悲情与激愤情绪。应该说，酿成“八九风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社会思潮角度来看，它与民间的激进自由主义思潮走向悲情化并与威权政治发生剧烈冲突有关。

1990年代自由主义走向温和化

　　1990年代中期，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内部出现分化，主流走向理性务实与温和。出现这一趋势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9-12 09:53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12 09:54     标题: 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的历史演变与未来展望(4)

首先，“苏东”事件以后，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激进自由派进行的政治民主化与经济“休克疗法”，并没有获得预想的成功，苏联、东欧经济滑波与严重的社会脱序，引起了中国知识界对激进自由理念的重新反省。人们也逐渐认同了体制内渐进变革的必要性、可能性与合理性。其次，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执政党在市场经济方向上的改革不但没有停止而且迈出了更大的步伐，“八九风波”以后，知识分子最担心的那种前景——反改革的原教旨教条主义政治复辟——并没有在中国出现，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强调的“反左优先论”，成为当政者意识形态的核心话语。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稳步推进，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对现行权威政府的态度，从反对、疏离开始走向了认同，已经不再抱有原来那种强烈疑虑与对立情绪，认同了执政者在经济领域的进一步改革开放。这种转变为民间与政府的新的合作提供了前景。再次，1990年代中期的利益分化过程中，知识分子阶层同样也是得益阶层。自由知识分子中最具活力的人，在非政治的民间空间里，发现了前所未有的获取经济利益与实现自我价值的新机会。一位自由派人士后来说，中国这样的发展态势很好，美国也不要对中国逼得太紧，中国经济这样慢慢地进步，民主、自由也会慢慢地发展起来。此外，1990年代以后，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也开始接触到哈耶克的比较温和保守的自由主义理论。随着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对外开放大潮的出现，1980年代知识分子所推崇的卢梭的“不自由，毋宁死”的激进的观点逐渐被抛弃，1980年代中期以来自由派知识分子与执政者之间的紧张得以缓解。

　　当今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社会角色

　　应该看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自由派，已经与“八九风波”街头激进的自由派有很大的区别。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比较激进的自由派人士，有时会表达出更激进的另类观点。[2]但主张温和理性的自由主义的人士渐渐在这一流派中占据了多数。他们积极推进中国融入世界，支持经济全球化，强调人权、民主与自由，支持政府的改革开放。虽然他们对政府也时常抱着批评的态度，但基本还是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发出自己的声音。

　　如果说，1990年代以前，中国民间思想界差不多是清一色的同质化的自由主义思潮或倾向，那么，到了21世纪的中国，自由主义者思潮只是民间多元声音中的一种，极端与激进者的少数派还受到其他不同思潮力量的制衡与缓冲。当政者应该习惯于这些声音的存在，要学会在“后全能主义”时代适应新的思想多元气氛，不必对之作出过度的反应。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民间自由思潮可以扮演积极的建设性的角色。首先，它对于新老左派否定改革开放的思潮，可以起到良性的制衡作用。虽然自由主义者对权力腐败、社会贫富分化、分配不均等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批评同样十分强烈，但他们坚决支持通过继续改革开放来解决这些问题。一个颇为意味深长的例子是，一位自由派人士在某所大学做报告时，听众中一个新左派当场打断了他，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你！”这位自由派则回应说：“没有邓小平也就没有你！”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12 09:57     标题: 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的历史演变与未来展望(5)

其次，自由派对于激进的反西方的民族主义可以起到降温作用。激进的民族主义一旦成为主流，就会造成社会的失控，而自由派则强调全球化的历史趋势的意义，强调融入国际社会的必要性与历史合理性。

　　再次，自由派对政治改革还起到提醒作用，他们不断呼吁并提醒执政者深化政治改革的必要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民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多年来始终持之以恒地致力于推进基层的公民社会建设，致力于社会的民主实验，积极推动社会公益与慈善组织的建设与发展，他们在推进中国民主发展方面功不可没。在民间社会思潮的光谱中，自由派将始终占据重要的位置。

　　二、新权威主义思潮

　　新权威主义是对激进自由主义的反向运动

　　1980年代后期，一股质疑激进自由主义的民间思潮开始出现，它就是新权威主义，这种思潮以渐进、稳定与开明权威为杠杆的秩序作为主要价值。在新权威主义看来，开明专制下的社会进步，才是最终实现民主与现代化的条件。

　　作为激进自由主义的一种反向运动，它的逻辑如下：一个后发展国家，只有通过开明家长式的威权政治与国家引导的经济发展，才能有效地发展市场经济，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导致社会的利益多元化与中等收入阶层的极大增长，只有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中产阶段的成熟，与阶层多元化相对应的妥协性、宽容、尊重契约性法治的政治文化的发展，才是民主政治的基础。舍此以外的民主，由于缺乏民主需要的社会条件的支持，不是空中楼阁的幻想，就是不切实的、不稳定的民粹主义无序状态。新权威主义者认为，历史证明，没有一个后发展民族不经过经济发展而一步到位地成功地推行多元民主政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权威主义体制被认为是为未来民主铺平道路的过渡性政治手段。用开明权威政治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创造民主政治这只“看不见的手”，保持转型的可控制性，就如同将杯子里的水平稳地倒到盘中一样，这一过程需要始终保持平衡。作为平衡杠杆的新权威政治对变迁过程的可控制性，是后发展国家能否成功向民主转型的关键。

　　新权威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论争

　　当一个社会刚刚从某种权威体制所造成的危害中摆脱出来，人们对任何权威政治的疑虑是可以理解的。作为新权威主义的对立面，自由派认为，在中国尚没有充分清算专制主义流毒的现实情况下，新权威主义的出现，起到“为虎作伥”的负面作用，并有使中国有“倒退的”危险。他们指出，当人们已经受到专制权威的痛苦之后，有什么理由把自己的命运再次托付给专制权威统治者？他们还认为，不受约束的权威具有危险性，一种不受民主派压力的权威很难避免腐化。新权威主义回答说，由市场经济引发的多元化的社会力量，是天然的对权威政治的制衡因素，这种力量将随着社会的现代化与法治不断成熟。但这样的回答并不能使自由派满意。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大陆自由派与新权威主义的论战也扩大到海外，这场权威与自由之争，是知识界最早的思想论争。

　　如何理解这次思想论战？可以说，它实际上是二十世纪初期自由民主派与开明专制派之争的历史延续。这两种思想之间的冲突，并不在于中国是不是应该实现自由民主这一最终目标，双方在最终目标上并没有根本分歧，而在于以什么方法与途径才能实现中国的民主。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9-12 10:09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12 10:04     标题: 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的历史演变与未来展望(5)

　　必须指出的是，从历史事实来看，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新权威主义体制都能成功地向民主过渡，劣质的威权政治，如菲律宾的马科斯政权，拉美海地的军人政权等等，只能导致朋党式的“苏丹化”政权。威权政治走向成功的民主，需要新权威主义政权具有可变通性、开放性与开明性，以及容许试错过程中制度创新的弹性。

    新权威主义的发展观认为，对于威权体制下的发展中的问题，只能通过试错式的渐进的制度创新的方法来解决。通过渐进的方式，随着中产阶级成熟，逐渐减少权威政治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比重，以开放的心态，在多元试错中，渐进地接近民主政治的目标，这样，就从权威主义经由“后权威主义”、“前民主政治”，而最终走向民主政治。这才是中国政治演进的正途。中国成败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的速度与路径依赖发展的速度，何者走向更快。而要实现有效的制度创新，必要的活跃的自由空间是不可少的。高明的开明权威主义，是渐进地在试错中走出权威主义的权威主义。

　　21世纪新权威主义的前景

　　新权威主义思潮在1980年代后期崛起，作为对激进自由主义的反向运动与批判思潮，它在1990年代前期成为中国知识界普遍关注的焦点话题之一，并在海外与国际中国学界引起广泛注意。然而，进入21世纪以后，这种思潮却渐渐退出知识界与公共网络的关注焦点。当下中国思想界，是自由派与新左派两雄角逐的时代，新权威主义思潮似乎已经淡出，处于边缘状态。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激进自由主义思潮，即主张直接推行多元民主政治的思想主张，自1990年代以后，其社会活跃程度已大为减弱。因此，作为以批判激进自由主义为己任的的新权威主义，不再有发挥批判制衡功能的表现机会。

　　其次，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已经进入了事实上的新权威主义时代，作为既成事实，知识分子与学界已经不再感到有持续辩护这种体制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党国威权体制虽然在经济发展上有骄人的成绩，但权威政治的弊端也进一步突显出来，社会普遍关注的疑难困境与矛盾，不再是权威受到激进思潮冲击而解体，或由此导致的无政府状态或脱序危机，而是权威政治下的腐败、两极化与威权家长制的消极性。而新权威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却并没有足够的理论资源来分析这些世人关注的焦点问题。换言之，新权威主义对于解决上述时代疑难问题，并没有提供有说服力的理论、概念与方法手段。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9-12 10:08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12 10:19     标题: 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的历史演变与未来展望(6)

所以，新权威主义要保持它的生命力，就需要适应时代的变化而进一步发展自己的解释力，尤其是将新权威主义的理论与新政治经济学、发展社会学、新制度主义与政治社会学等交叉学科相结合，形成对权威主义体制下的发展综合症的解释力，就成为应有之义。相对于具有意识形态取向过强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更具有中性的理性的品格，新权威主义能否与工具性的新理论相结合，以形成强大的具有可操作性与解释力的新理论，则是它是否能保持社会影响力的关键，这本应该是它可以发挥的优势。

　　因为，新权威主义作为一种方法与视角，与政治社会学有着天然的方法论与视角关联，它对于理解与解释转型中的中国的政治结构，对于深化中国走向民主化过程所必需的社会支持条件的认识，对于考察中国转型政治的各种运行机制，对于制衡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中的激进主义与浪漫主义思潮，仍然会作出自己的贡献。

　　笔者作为1980年代的新权威主义者，近年来运用新权威主义的思路，转向对当下中国的权威政治的政治社会学考察，分析了当今中国的权威体制的结构特点，指出这是一种特殊的形态，脱胎于全能主义或全控主义体制的新权威主义，是一种“极强国家”与“极弱社会”相结合的权威政治，在人类转型模式中是一种稀有物种。可以称之为“中国越南模式”。[3]一方面，它所特有的强大国家行政优势，作为一只创造“看不见的手”的“看得见的手”，对于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功不可没。另一方面，这种社会制约力度极低的“极强势政府型”的权威政治，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在“极强国家—极弱社会”的环境中，强势控制的做法由于引不起社会有效反弹与约束，实现国家引导式的转型与发展似乎轻而易举，得心应手，成本又低，于是会不断自我强化这一体制，结果将陷入一种路径依赖的恶性循怀，使极弱社会变成“极极弱社会”，这种路径锁定的死胡同，最终失去通过制度创新解决矛盾的发展前景。

　　三、新左派思潮

　　新左派的核心观念

　　新左派是1990年代中期出现的一种社会思潮。如果说，新权威主义是从“右”的权威主义的立场来批判自由主义，那么，新左派则从左的平等主义的立场来攻击自由主义。它把改革开放中的贫富分化等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不公平现象，看做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伴随来的恶果，从左的意识形态与西方新左翼理论（如依附性发展论、罗马俱乐部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寻找对改革中出现的矛盾与问题的解释框架，并由此而形成批判改革开放的一种思潮。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12 10:25     标题: 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的历史演变与未来展望(7)

早在1994年，笔者结识了一位从美国留学返国在北京工作的经济学博士，他十分鲜明地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改革就是受资本家剥削，开放就是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这一观点虽然过于简单与极端，但却相当鲜明地表达了新左派的价值趋向。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新左派的发展势头很快，它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一、中国现在实际上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官僚的腐败和社会的不公，其根源在于“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扩张”。

　　二、新左派主张重新回到平均主义方式来解决“社会公正”问题。认为既然人欲横流、贪污腐败盛行是与“私有制”相联系的必然产物，主张实行平均社会主义的公平分配并让在公有制前提下发展参与式民主管理。

　　三、他们认为自己“重新发现”了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与价值。他们认为，毛泽东当年进行“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从根本上通过自下而上的大民主、大批判、通过“无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来批判资产阶级，来解决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的问题。他们把当今推行改革开放的执政中心看作是“走资势力”，把支持改革与宪政民主的自由知识界视之为“右翼主流”。呼吁通过类似于“文革”的群众运动，来恢复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

　　在这一方面，新左派与老左派有合流的趋势。其中更激进者还指责当政者背叛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甚至提出中国正面临着复辟1949年以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危险，有人在网上鼓吹在中国大地要酝酿一场“革命风暴”。有人甚至提出要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那就是，“在城市，把在改革开放期间一切公有财产被私有化了的财产，全盘收归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在农村，实行土地国有化、劳动集体化、生活社会化的三农政策”。

　　可以大体上把新左派定义如下：新左派思潮是以“文革”理论或西方左翼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为基础，以平等与公平为核心价值，把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分层化、社会失范与社会问题，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体现，并以平等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选择的社会思潮。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12 10:39     标题: 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的历史演变与未来展望(8)

新左派的思维误区

　　实际上，新左派的思维路径就是对“文革”思维路径的一种复制。新左派把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即那些本应该用发展政治学或发展社会学来解释的现象与问题，如干部在缺乏制度约束的条件下的腐败，市场经济中形成的阶层多元化现象，一律用“阶级斗争论”来加以解释。新左派对问题和矛盾产生的原因的认识，是由于特殊的路径与心态相结合的认识机制而形成的。以下从网络下载的一位青年人的心路历程典型地表达了新左派是如何进入这种思维陷阱的：

　　在八九十年代，我对“文革”也是很反感的。可是，毕业几年来在身边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的资本主义化，感受到阶级斗争就在身边，走资派正在走，却让我重新想起了毛泽东。可以想像，当我读到毛主席关于官僚主义和阶级斗争的论断时，心里是多么激动。他说出了我心里一直怀疑的事，而且早了几十年——谁能及得上毛主席的大智慧呢。老鼠多了，自然会想起猫，这是老农说的话，简单，实在。“猫”虽然不在人世了，可是他的思想、斗争艺术还留了下来，够我们学好一阵的。他的名字还让受压迫者欢欣鼓舞，让压迫者心有余悸。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这位网民一旦用“文革”极“左”意识形态中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竞争”、“修正主义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宏大概念，把腐败分子定位为“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我们民族中原已有之的教条主义的思维，在这一解释过程中被重新激活，并且“越想越通”，甚至会恍然大悟。新左派的陷阱就在于，“文革”意识形态已经在我们民族心理与潜意识结构中形成一种政治文化定势与民族心理中的积淀。这种思维一旦被激活，就会连成一片。在这些相互依存的概念之间的定向暗示作用下，一通百通。新左派对相当一部分青年人有吸引力，这是因为青年人富于浪漫热情，他们没有经历过“文革”的苦难，正如一位研究生对笔者所说的，他们从小学的政教课中接受的就是“兴无灭资”的正统教育，到了大学时代就用小学教学书的接受的那一套东西，来评价当今现实中的不公平。新左思维就通过社会教育中的“左”的理论成分的激活而影响青年一代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对“文革”思维的路径依赖？首先，从理论认识角度来说，由于我们的理论资源不足，不能从发展社会学的理论来解释改革开放中形成的“改革综合症”现象。例如，发展中产生的脱序（没有足够的制度来制衡而产生的脱序现象）本来应该通过有效的制度创新来解决，更具体地说，某些当权者之所以通过“批条子”，与商业贿赂者相互勾结，形成权钱交易，是因为制度约束不够，因而这样做的不当得利的风险极小，成本极低，收益极大，于是正常的人就变成了犯罪者；相反，如果通过制度约束，使权钱交易的风险极大，成本极高，收益极少，这样，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阶级敌人”也就作为理性的博弈者，不得不规规矩矩，就范于文明秩序。这个“阶级敌人”也就变成公民了。这里面不需要什么阶级斗争理论，本来就是常识。但如果用左的意识形态框架取代常理来对此作出解释，难免要进行“文革”了。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12 10:42     标题: 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的历史演变与未来展望(9)

　新左之所以在中国发展起来，其实并不难解释，因为“左”的革命文化思维在走向真正的死亡之前，处于假死状态，一旦有机会就会被激活。其次，中国当代改革的学术理论处于初创时期，学术上对发展中问题的理论解释能力相当贫乏，而“意识形态思维”或“类意识形态思维”以及相应的“左”的政治文化，则由于全能主义时代普遍的宣传教育与社会化，在人们思维中则根深蒂固，极其发达，它们总是以“死的抓住活的”的方式，在一些人身上不自觉地表现出来。

　　一旦阶级斗争思维被激活，革命者的道德优越感与斗争哲学就油然而生。明明是要用有效的制度创新来制衡的腐败与两极分化，在新左的眼里，统统被解释为资产阶级复辟、垄断财团打击劳工等。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新左派由于立足于“左”的意识形态思维而具有强烈的斗争的道德激情。

　　新左派与文化浪漫主义

　　用《安徒生童话》里的一个故事来解释文化浪漫主义是再形象不过了，童话里的主人公不满意他的生活环境，总是向往富有田园诗意与牧歌色彩的中世纪时代。后来他无意中穿上了一双魔鞋，于是真的回到了中世纪的一个小镇，然而，那里却没有路灯、满地泥泞、到处充满私刑、绑架、恐怖与黑死病。到这时，他才意识到那个中世纪才是真正无法容忍的世界。他再也不愿回到中世纪了。这也就是马克思曾经批评过的中世纪“浪漫社会主义”。

　　对“文革”诗化、美化，这样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满足心理上的一种移情与寄托的需要。

　　更具体地说，浪漫主义者往往作为主体，把自己的热情、理想、愿望不自觉地投射到另一类事物上去，而并不关注客体本身的属性。通过这种投射来抒发、宣泄主体长期被现实压抑的深层愿望，从而达到审美意义上的升华。其实，不同民族、国家、文化的知识分子中都存在对异国情调的浪漫情怀，并由此而很容易产生文化浪漫主义。[4]

　　为什么处于一种受到批判的文化中的人们会对另一种他们并不真正了解的文化作出过于美化的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文化误读”？其实，这种“文化误读”实际上是人类思想史上常见的现象。原因就在于，人们对这种异质文化做出想当然的赞美，其实是不自觉的愿望投射的产物。这种投射并不是为了认识该种文化的客观属性，而是为了主体的主观需要，是为了更有力地表达自己立场的坚实性，也是为了达到一种心理宣泄、安慰与平衡。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12 10:44     标题: 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的历史演变与未来展望(10)

新左派思潮的未来前景

　　某些激进的新左派与反对改革的老左派复旧势力相结合而形成的反对改革、颂赞“文革”的思想浪潮，赢得了不少网上“愤青”的支持，新左派在网络世界里，确实有相当大的表达空间。但在整个知识界，他们仍然是少数。并不足以支配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格局。

　　当然，新左派的一些观念与批判，也并非没有参考价值。从多元制衡的角度来说，新左派思潮反思、批判甚至挑战改革开放的大方向的思想言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起到对改革决策层的警示与借鉴作用。它对底层利益的关注，对公平与平等价值诉求，也是民主社会珍视的价值。而且，在多元化的思想文化环境中，新左派思潮自然会受到自由派、文化保守主义与新权威主义的多元制约。作为一种在多元时代生存的思想潮流，它在法律许可范围内活动也有存在的权利。在一个法治化时代，随着社会的正常发展，它的激进化趋势会消退，它要经历一个也许十年到二十年以上的文化修炼期，才能摆脱生长期难以避免的幼稚与不成熟，通过理论上的脱胎换骨与价值转型，才能在未来中国多元思想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

　　四、新民族主义思潮

　　民族主义的两重性

　　民族主义是世界上最强烈、最富有情感力量的思想意识，它如同家庭对于家庭成员的天然亲和力一样，对人们产生最直接、最自愿、诉于亲缘本能的感召力。只要世界上存在着民族，国家，以及外部世界对这一民族利益的挑战、压力或威胁，民族主义就会激发起人们为维护民族利益的热情，责任与使命感。对于统治者来说，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可资运用的天然的政治资源，尤其是改革以前的意识形态对民众的感召力逐渐淡出以后，民族主义作为政治凝聚力资源对当政者来说也就更为可贵。

　　但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是一种夹杂着强烈非理性的情感色彩的情感力量，是一种情绪大于理性的、能把非理性冲动甚至自私的动机掩饰在崇高理由之下的一种煽情力，是一种崇高与人性的幽暗面交炽在一起的，甚至使被动员者自己也无法理解的复杂激情。在激进的民族主义成为话语霸权的情况下，一旦务实的政府出于民族的长远利益而主张温和、让步、理性妥协，民族主义就会挟道德主义的话语优势，居高临下地挑战政府的权威，斥责政府的“卖国投降”。尤其在群体性聚结的环境中，民族主义的气氛会形成一种广场效应的心理暗示，让不相识的人们，突然地产生同仇敌忾的、法不责众的破坏性行动倾向。其后果远非任何当政者所愿意看到。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12 10:44     标题: 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的历史演变与未来展望(11)

民族主义从复兴到走向激进化

　　大体而言，我们可以把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最早阶段是民族主义复兴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在1990年代中期，中国民间民族主义开始进入相当活跃的时期，并出现激进化的趋势；第三阶段，从现在到以后数十年的相当一个时期内，中国民族主义将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并有可能逐渐走向温和化。从长时段来概括，随着社会健康的发展，它将走向漫长的“去激进化”时期。当然这只能说是一个大概的总的趋向。

　　改革以来中国民间自发的民族主义是在1990年代以后崛起的，一旦百年以来的屈辱产生的压抑感随着国力上升而有了释放的机会，长期受压抑的人们就会油然产生终于可以扬眉吐气的心理，民族自豪感与民族自信心的增强，标志着民族主义的复兴时期就由此开始。这种心态在突然崛起的落后民族中都曾经有过，包括现在的印度也是如此。

　　1990年代中后期，是民族主义显示激进化趋势的阶段。后冷战时代，中国与西方国家随着全球化与经济交往的发展，彼此接触机会大增，对于双方来说，由于进入改革时代的中国与西方之间存在政治、历史与文化上的巨大差异，新的利益博弈规则一时还没有建立起来。一旦进入利益博弈与利益冲突过程，双方都夹杂着冷战时期的思维定势，这就更容易触动中国人作为历史上的受伤者的敏感神经，成为激发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爆发的重要原因。“银河号事件”、“南斯拉夫炸馆事件”、“撞机事件”、“申奥过程中发生的相关事件”，均激发了中国民众为维护民族利益与西方对峙。1999年，美国飞机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是激进民族主义的起点。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刚愤的激进民族主义思潮在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当中迅速抬头。

　　新民族主义激进化的原因

　　为什么改革开放时代的民族主义具有激进化的特点？首先，从民族心理角度来说，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形成了一种深层的“受害意识”。中国是一个百年中受列强侵凌的民族，一个在历史上享有无上荣耀的民族，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自古以来的传统超级大国，在遭受挫折与凌辱之后，这种受伤者的敏感，有强烈的发抒宣泄的冲动，国家实力增强而产生的自信心为这种心理宣泄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国内获得的由政府发布的相关信息的高度同质性，特别容易形成对事件过程的单方面的理解，于是会激发起百年中国人的悲情意识，形成强大的民族主义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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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12 10:51     标题: 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的历史演变与未来展望(12)

其次，中国的民族主义往往与中国政治文化中特有的泛道德主义相结合，形成激进化趋势。基于受害的历史记忆而产生的高度敏感心理一旦被激活，泛道德主义会进一步把任何现实的温和冷静的态度与言论，解读为“对外软弱”，解读为委曲求全的“绥靖主义”。激进民族主义者会形成对当政者的道德压力，他们以为诉诸百年受辱的历史记忆，就似乎从此具有了压倒一切的语话优势。这种优势话语一旦在民众与知识分子和官员中成为主流，结果就可能使务实的主政者也会被逼得要“顺应”从极端民族主义的潘多拉盒子释放出来的“民意”，被迫以“刚性对抗”作为解决复杂国际关系的基本选择。似乎只有如此，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才会认同主政者的权威合法性。

　　泛道德主义与左的政治文化心理积淀有关。中国人三十年来与世界其他民族共同分享着全球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为什么“愤青”们仍然会以偏执、好斗的方式来处理国际问题？这是因为，激进的极左的政治文化，曾经如此深深地渗透着我们这个民族的骨髓与精神生活之中，“左”的思维方式对人们的支配影响作用的式微，要远比经济变迁缓慢得多。我们的教育制度中存留的左的陈旧的内容，我们成年人的立身行事的方式，都会在无意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下一代。我们民族只有在长期自觉地自我批判与自我反省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成熟起来，并走向真正的文明。

　　未来中国民族主义“去脱激进化”的趋势

　　虽然中国民族主义有潜在的激进化的倾向，但从长远的趋势来看，在正常情况下，激进民族主义将会退潮，温和理性的民族主义将会成为主流，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迅速崛起，他们的观念更为稳健性，心态更为平和理性，这使他们的民族主义更趋向于理性与温和化。第二，政府已经意识到民族主义的两面刃特点，以及激进高调的民族主义话语霸权可能挑战自己的权威，开始对民族主义情绪进行有意识的控制与引导。在中国，这种政府引导还是比较有效的。第三，开放环境使中国人对外部世界更加了解。改变了原来封闭环境中形成的固有观念。近些年来，中国加入WTO后，中外经济合作与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西方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获益匪浅，国际关系上西方表现出更为合作的态度，由于刺激源的减弱，这反过来也淡化了作为反应方的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不信任与对立情绪。第四，中国人的自信心更强了。一般而言，内心充满自卑感与压抑感的人，在受到刺激之后，更容易表现得亢奋、悲情与反应过度；相反，经济发展与国力强大培育出来的民族自信心态，与中产阶级理性相结合，更容易养成宽容坦然的处世态度，由于中国国力的强大，中国人对外部的反应也就越来越平和了。反应也就更为适度。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12 10:59     标题: 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的历史演变与未来展望(13)

从近年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台湾问题逐渐走向缓和来看，以上这四种因素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总体上，中国民族主义进入一个脱激进化的时期。

　　未来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隐忧

　　虽然总体上说，民族主义已经进入一个去激进化的时期，但也不能对这一过程过分乐观。第一，正如笔者前面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反应型的民族主义，经济危机、西方的消极影响，都有使反应型的民族主义再次激进化的可能。第二，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特别容易产生高调民族主义，发展中的大国特别容易产生“虚幻的大国感”，长期受屈辱后的民族，被压抑的自尊心有一种强烈的发抒的心理冲动。从分裂完成统一或国力正在上升时，这种民族心理就会借势宣泄，任何由统一或国力上升的征象，都会使不少人产生“中国已经强大了”、“每个中国人吐一口水就可以把你淹死”的底气。1928年北伐胜利以后的中国人对日本的态度中就有这种高调民族主义的典型表现。国力不足而又异乎寻常的大国感的自信，这种矛盾会把一个国家引向灾难的陷阱。此外，受长期以来潜移默化的“左”的政治文化的深层影响，极左主义的话语优势仍然会影响我们对问题的处理与判断。

　　五、文化保守主义思潮

　　全球化冲击下的中国人如何安身立命

　　文化保守主义是对于自“五四”以来中国主流知识分子中的激进反传统主义的反向运动，它在20世纪初期就在中国出现，到了21世纪中国则再次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无论是学院知识分子、企业家，各级官员与大学生，都出现赞赏、认同并回归传统文化的价值趋向与文化潮流。

　　这种文化保守主义或称文化守成主义在21世纪中国的出现，有两个重要时代背景。首先，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在经济上崛起与国力的上升，使国民文化自信心日益增强，而文化自信心与文化认同的载体一般则体现为这个民族祖先创造的传统主流文化。对于中国来说，则是儒家典章文物。通过回归传统文化来重建文化认同，就成为文化思潮变迁的应有之义。其次，20世纪后期，后冷战时代全球化过程进一步加速，回归传统文化，也是中国人对来势迅猛的西方全球化的浪潮冲击与压力的文化回应，通过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寻求一个民族在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源，以此来克服全球化与西方世俗文明冲击波造成的文化焦虑感与文化“无根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只要中国国力在进一步发展，只要西方文明为主体的全球化过程没有中止，中国人就会通过回归与肯定自身的文化传统，来寻求精神立足点，文化保守主义将成为21世纪中国人中最具普遍性、最富生命力的思潮之一。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12 11:19     标题: 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的历史演变与未来展望(14)

一位成功的白领女士正是这样来表述的她个人走向文化保守主义的心路历程的：

　　八十年代当我们在大学里，曾经总想抛弃自己的黄色文明，是激进反传统的信奉者。九十年代在我们的青春时期，见证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原本以为毫无希望的中国此刻是如此的充满生机，民族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另一方面，经济生活的富裕却凸显出我们中国人文化生活的匮乏。很多海归派的空闲生活全是在灯红酒绿的酒吧里度过的。而老外们的生活则要健康丰富得多。他们或去野外徒步，或驾船出游，总之他们好像对生活保持了更多的兴趣和尊重。

　　为什么中国人的兴趣爱好如此匮乏，如此浅薄？即使有了经济上的富裕，我们也只是文化上的贫民。我们也许有知识，但没有文化，没有自己的根。我们是断层的一代。也许就此以后我们也永远无法将文化传承给我们的孩子。这是多么可悲的故事啊。

　　当我接触了中医与儒家，那种“不可言传，只可意会”的境界与文化神秘精奥吸引了我。中医学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小支流。可以想象如果那么多支流汇集在一起，它的干流将是多么的壮观。由于我们的历史和语言与西方都截然不同，我们无法完全移植并认同西方文化，那必然会导致水土不服。我们只有好好挖掘我们传统文化的精髓，才能在自己丰沃的文化土壤上嫁接西方的文化果实。

　　正因为如此，我现在特别痛心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断层。“土改”，“文革”，“破四旧”把传承中国文化的士绅阶层都消灭了，我们如何才能找回这失传的火种呢？特别紧迫的是，许多了解传统文化的人都上了一点年纪，随着他们的逐渐老去，也许我们的文化就真正失传了。而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永远不会有前途的。

　　以上这段白领女士的内心独白，体现了文化保守主义在新兴中产阶段中的影响力：一般来说，它的新支持者往往是这样一批人：他们出身于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曾经是自由派，90年代的经济成功却突显出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文化上的无根感，与外国人的交往反而进一步产生对精神生活、文化认同与寻根的需要。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发生强烈的兴趣。他们意识到，对于个人而言，没有文化与精神生活的支撑，永远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永远不会有前途的，这样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取向，是新保守主义在中国1990年代以后在知识型的白领中产阶级中获得大量追随者的的社会原因。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12 11:42     标题: 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的历史演变与未来展望(15)

文化保守主义的要义

　　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开创者可以追溯到严复一代。严复是最早把西方自由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思想家，19世纪末，他对进化论的介绍引起中国思想的一次大转向。然而，20世纪初，他对“五四”兴起的激进反传统主义感到忧虑，成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领军人物。

　　严复对文化保守主义的贡献在于，他提出“国性”的概念，他认为，“大凡一国存立，必以其国性为之基。国性国各不同，而皆成于特别之教化，往往经数千年之渐摩浸渍，而后大着。但使国性长存，则虽被他种之制服，其国其天下尚非真亡[5]”，正是这种国性，使一个民族能“自拔于艰难困苦之中，蔚为强国”。他认为，国性存在于一个国家民族的“声名文物”之中，存在于孔子的教化即主流文化之中，他认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以经为之本原”，这里的“经”，就是儒家的典章文物，它是中华民族在适应环境过程中凝聚的集体经验的结晶，在一个“革故鼎新”的时代，“亦必求之于经而有所合，而后反之人心而安，始有以号召天下”。[6]

　　严复还认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意义还在于,只有以传统文化作为载体的情况下，从西方文明中借鉴过来的异质文化因子，才能顺利吸收与巩固。用他的话来说，“方其汹汹，往往俱去。不知是乃经百世圣哲所创垂，累朝变动所淘汰，设其去之，则其民之特性亡，而所谓新者从以不固”。[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严复引出一个可以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的十二字箴言：“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严复对此言的解释是：“且守且进，此其国之所以骏发而又治安也。”[8]

　　我们可以把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大体上作如下的概括：这是一种在应对西方文化挑战的过程中，主张以传统主流文化的价值作为现代化中介与民族凝聚力的基础，并经由传统文化为载体的基础上引进外来文明，来实现民族生命稳定与持续过程中的文明汇合。新旧融合是文化保守主义的要义。国外的新儒家，以及当今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均以此为特点。

　　当今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

　　近年来，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学院与民间学者，积极倡导文化保守主义，并积极展开活动。有一位学者曾任教于南方某大学，提前退休后，在明代大儒王阳明悟道之处贵阳龙场，建阳明精舍，讲习儒学。他认为，儒学式微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华民族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精神，结果是中国人“灵魂四处飘荡，无所归依”。中国国家的文明属性也逐渐丧失，出现了严复所哀叹的“国性不存，国何以为国”的状况。要解决这一文化困境的办法，就是大力复兴儒学，以此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国现在不仅要增强“国力”，更要回归“国性”，因为“国性”才是中国所以成为中国的根本标志。另一位代表人物是中国社科院哲学博士，十多年来坚持不懈自筹经费主编《原道》，并创办了《中国儒学网》。这些执着于文化保守主义的学者还共同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以“儒学的当代命运”为主题，会讲于阳明精舍。或致力于发掘儒家仁政思想，或倡导天下主义。纷纷汇聚一堂，研讨新儒家学理与教义。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12 11:54     标题: 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的历史演变与未来展望(16)

近年来，初具规模的“读经活动”在国内不少地区渐然成风。据报道，数年以前中国就已有五百万个家庭、六十多个城市少年儿童加入诵读儒家经典行列。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中国三十年来发展起来的城市中产阶级与企业家为主要对象的国学班，也在各著名大学内陆续开办，其中有影响的有清华、北大与复旦大学最为著名，国学班除传授琴棋书画之外，研习内容还有中国历史、儒学、佛经、禅宗、周易、老庄思想等。

　　学院知识分子与民间知识分子在倡导文化保守主义方面可以说是遥相呼应。据报道，一批属于自由主义的学者，都明确支持儿童阅读中国古代经典，包括儒家经典。他们在学理上受到哈耶克和苏格兰道德哲学影响，酝酿“中道自由主义”概念，这是一种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宪政主义框架。他们中有人提出“儒家宪政主义”、“科举宪政主义”，也有学者从老子思想出发来论证强调“消极自由”的古典自由主义。在法学界，有一批学者从传统中国的民本思想的发展来论证现代民权思想，也有一些思想接受新左派思想的学者，从中国司法传统中去发掘判例法（普通法）传统。新左派、自由派、民族主义者、新权威主义者以及民主社会主义者，这些各派学者虽然在许多重大政治问题上争论不休，但在回归文化保守主义方面，却有着少有的共识。凡此种种现象均可以看作是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教育、文化、学术等领域的广泛渗透与发展。

　　发掘人的内在精神资源：儒学的现代性

　　文化保守主义的崛起，还起到制衡全球化带来的价值世俗化的消极影响的作用。世俗自由主义给中国人权意识得以觉醒，有其重要的意义。但在西方，自由主义在20世纪下半期开始走向俚俗化，鼓吹绝对放任与自由，抛弃了古典文明教化精神，也引发了从自由放任主义向“动物化”退化的严重文化危机。这种世俗自由主义对中国文化也产生严重的冲击，例如北京有一个著名的性学女学者，她公开主张同性恋合法化与青年人中的“一夜情”。虽然，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发出各种奇谈怪论本不足为奇。但特别令人忧虑的是，这种极端不负责任反道德伦常的文化“病毒”几乎如入无人之境，本土文化中已经完全丧失了抵制这种极端不负责任的言论的文化资源。当代中国人特别缺乏对低俗文化的免疫力，不能不使人们反思自“五四”以后的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的消极方面。

　　自近代以来，全盘反传统主义思潮逐渐成为政治文化的主流，而革命文化又把文明教养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来加以批判与拒绝，长期以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失去了原有的士大夫与中产阶级的精致性，“文化大革命”式的“痞子文化”对精致性、教养性或文明性的全盘否定，长期影响了中国文化与思想生活，达数十年之久。

　　其次，到了新世纪之交，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主义又进一步渗透进了中国知识界的精神里，尤其对80后青年人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由于中国旧的文明价值被人为地铲除，中国人的自由启蒙价值中，本来就缺乏抵制低俗化的精神资源，而新的主要从美国过来的外来思想中，又缺少了对文明德性的关切。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12 11:56     标题: 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的历史演变与未来展望(17)

正因为如此，从自己的传统儒家精致文化中获得制衡非道德化的世俗化文化冲击，避免整个民族在过度世俗化过程中，走向动物化与低俗化，就成为时代的重大问题，中国传统的礼文化恰恰可以转化为平衡现代中国人所追求的自由价值的文明要件。如果从全球化伴随而来的世俗化的文化困境的角度来看，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就具有更深刻的时代意义。

　　经过创造性创化的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具有平衡世俗自由主义的绝对自我中心价值观的作用，具有克服无根化与人生意义感缺乏的后现代病的作用。

　　儒家最关键的东西是发掘人的内在资源，并使之充满人的心身，以此为基础光大，从而形成一种人格力量，可以立足于世界，可以与恶势力抗争。近代国学家缪凤林在《中国通史要略》中指出：

　　儒家重修身成己，充满心身之本能，一切觉民之方，乃从中自然发露于外，其遇虽穷，其心自乐，人间名利，视之漠然，服其教者，往往力争人格，孔子以为人生最大之义务在努力增进其人格，而不在外来之富贵利禄，即使人莫我知，境遇极穷，而我胸中浩然，自有坦荡之乐，儒教真义，惟此而己。

　　更具体地说，仁就是内在的精神资源，它就是把人性中的善外化到世界上去，并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精神自我实现的自得之乐。这种由内而外的外烁性，使人脱离了低级状态，脱离了动物性。这个意义上，古典的儒家在现代世界，就因其制衡动物化与人性异化的功能，而具有了强烈的现代性。《论语》中的“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可以形象地表达儒家的这样一种人格力量：一个内心充满仁的精神的人，足以对环境无所忧惧。

　　必须指出的是，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兴面临许多障碍与困境，这是因为，中国现实生活中儒家的资源已经丧失殆尽。好几代的中国人从小已经不再接触儒家经典，人们并不了解孔子的思想，在理性层次上，谁也说不清传统文化是什么，儒家有什么精华的东西值得我们一代一代保持下来，情感上倾向于回归，理性上谁都说不清要回归什么，这是当下中国精神世界的困惑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回归文化保守主义，国人中的心态因素先于理性认识因素。传统文化复兴的路仍然漫长而任重道远。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12 11:57     标题: 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的历史演变与未来展望(18)

　六、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走出暴力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要义

　　民主社会主义是21世纪初出现的一种社会思潮，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长文为民主社会主义正名，掀起了知识界的争论。民主社会主义对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正统提出挑战。它认为，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长期以来被批判否定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其原创者并非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而是恩格斯，而列宁主义的暴力革命论，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正途。中国应该朝民主社会主义方向进行政治改革。

　　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人士，大都是离休的老干部。他们在信仰共产主义以前也接受过儒家文化、西方现代自由主义与“五四”民主启蒙思想的影响，在1940年代后期出于对国民党腐败的不满，以及对解放区政治清明的向往而积极参与革命事业。“文革”的专制主义灾难使他们如梦初醒，改革开放又进一步使他们眼界大开。一方面，通过对国际国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真相，特别是共产党主要领袖人物与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的了解，通过在现实生活中在反思，对中共革命走向极左灾难与改革后权力集中造成的腐败的反思，使他们要坚决与他们所称的“专制社会主义”决裂。另一方面，又看到西方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竞争的结构性弊端，并意识到中国不可能简单仿效西方民主政治来实现社会进步，这种种内因外缘，使他们在保持对社会主义理想的信念的同时，要抛弃列宁主义的暴力革命、阶级专制与中共早期不成熟的农村社会主义与计划式社会主义的观念，同时，他们又期望通过人民大众的选举性民主来保证社会主义避免不走向异化，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改良来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一位老干部用这样的话来表达他的追求：

　　当前的共产党和60多年前我加入的那个共产党已经大不一样了：党组织的中坚成分已经不再是以农民和游民为主而是以国家公务人员和社会知识精英为主了；广大党员的文化素养、独立思考能力更是今非昔比。今天党所处的外部环境也跟60年前大不一样了，在国内，社会进步巨大，在国外，全球化代替了两大阵营对立、五大洲民主浪潮澎湃。既然台湾中国国民党能实现民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就做不到？

　　应该有那么一天，我们共产党的有魄力又有智慧的中央领导成员们，终于突破了权贵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并化解了那些因激愤于社会不公要求回到毛时代的同志们的疑虑，正式宣布立即启动民主宪政革新。我是多么希望能够活到这一天、好让我带着这个天大的喜讯去会见已经先我西去的亲友、校友、战友、难友们，让大家都含笑于九泉啊！

　　大体上，我们可以把民主社会主义的要义概括如下：通过追溯马克思与恩格斯晚年提出的资本主义可以不经过暴力革命而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的理论，来肯定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通过民主化的制度创新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理想，从理论上证明社会主义就是要走向民主；并以现在的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实践来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路径的借鉴；在保持中共执政党地位的情况下，通过民主化，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12 12:00     标题: 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的历史演变与未来展望(19)

良好愿望，而非发展路径

　　一方面，人们对市场经济发展导致的社会分化产生了严重的忧虑，从而通过社会主义的价值来呼唤平等与公正。另一方面，对社会主义体制内的权力腐败与权钱勾结的专制主义的警觉，又使人们产生对大众式的民主参与的价值追求。这样，民主价值与社会公平的价值两者必须得兼的观念，在国人心目中就变得十分强烈了。虽然，1980年代初，民主与社会主义这两种价值往往被认为是难以共处的。在这种情况下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理念，恰恰满足了人们把公平与民主这两个不同价值相结合的内心诉求，人们在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构想中，在社会主义价值、公有、平等、民主、自由之间找到了结合点。尤其在一些青年时代经历过“一二·九运动”与“反饥饿运动”的自由民主洗礼的并参加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老人中出现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强烈期待，这就绝非偶然了。

　　民主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是把社会主义的理想与价值，把公正、平等与对底层利益的关注，以及对自由与竞争的现代经济秩序的肯定，统统结合到一个体制中来。在某种意义上，它与自由主义相同，强调与国际经济秩序接轨，强调法治与自由，但并不同意以仿效西方的多党民主来实现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同时，它又与新左派相同，主张关注底层利益，强调公平与平等价值，但并不同于新左派不切实际的对“文革”理想的浪漫复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主社会主义似乎可以成为自由主义、新左派与新权威主义的公约数，似乎可以把各派思潮的价值融汇到一起来实现国人的共识。试图在保持社会主义思想与价值的前提下，找到实现中国民主，公平与底层利益的新路，这似乎是这一思潮的最大优势所在。

　　从好的方面来说，民主社会主义把各派的价值都一定程度上结合进来了，各种不同的社会思潮与政治力量都在民主社会主义中找到与自己的相同点。但另一方面，民主社会主义表面上的优点，实际上恰恰又是它的弱点所在，因为民主社会主义者把社会主义、平等、公正、效率、和谐所有这些人类美好价值似乎是大杂烩式地熔为一炉，却并没有提供实现这一价值大融合的具体路径与方法。看来，民主社会主义更多的是代表了一种良好的理想与心愿，而不是现阶段的发展路径与具体模式。

　　即使对瑞典民主社会主义的示范作用，不少批评者也认为不能过分强调，因为中国与西欧国家在历史、文化、地理、经济与政治发展条件、路径实在是大相径庭。欧洲资本主义的高度发达与经济积累，为高福利政策的实施提供了物质准备。代表劳工利益的左派政党的存在，社会层面有比较强大的工会，并不断对政府施加压力，都为通过民主选举的压力来解决贫富不均问题的社会民主主义提供了现实可能。

　　相反，中国现阶段不具备民主社会主义的条件。首先，中国经济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不存在实现高福利的社会政策的经济基础。其次，超阶段地推行全民普选制，在缺乏公民社会的条件下，会演变为街头民粹政治。即使让代表底层劳工利益的政治家上台执政并推行高福利政策，由于平等化速度太快，会使效率受到挑战，后果将是经济大滑坡，失业倍增，最终还是底层民众受损最重。中国在现阶段并不具备实施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条件。因此，民主社会主义只能在远景的意义上有其价值。它可以成为人类长远追求的理想目标。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9-12 12:02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12 12:05     标题: 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的历史演变与未来展望(20)

七、民间社会思潮多元化的时代意义

　　对新思潮的解释：不同思潮对应不同的疑难困境

　　群体性的社会思潮是对社会困境与矛盾的反思的产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发现，不同思潮之所以不早不晚地在某一时段出现，恰恰与不同时期的社会疑难与矛盾，存在着对应关系。由此顺藤摸瓜，就能比较清晰地把握各种思潮的来龙去脉。

　　自由主义思潮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早出现的社会思潮，它是国人对“文革”专制主义的批判意识觉醒的产物。自由主义对法治的呼唤，对启蒙、人权、民主、自由的价值的执着追求，反映了在经历“文革”专制主义苦难后的中国人所追求的价值的大转向。

　　新权威主义在1980年代后期出现也有其历史背景，它是在自由主义走向激进化以后的反思与批判思潮，新权威主义者强调变迁过程中的可控制性，强调政治秩序稳定的必要性，与当时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激进自由运动可能带来的无序化前景的忧虑感有关。作为对自由派的西化普世主义的反向运动，新权威主义则更多的是对断裂与革命式的历史跨跳的质疑。

　　新左派思潮在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出现，而不是在此前出现，也绝非偶然。正是1990年代后的市场经济大潮的全面铺开，各地出现的竞争无序化、贫富分化与底层利益的受损，这些与社会不公有联系的社会困境，是产生新左翼思潮的客观原因，尽管新左派知识分子以反对改革来实现平等的观念被认为是错误的。

　　新民族主义之所以出现于1990年代后期与21世纪初，是因为改革开放使中国国力增强，百年屈辱后的扬眉吐气感，与对全球化过程的消极面的批判，均从不同方向进一步强化了国人的民族意识。

　　文化保守主义与新民族主义在社会上突显的时间几乎同步，全球化与市场经济引发的价值观的世俗化，引起了全民的寻根意识与文化认同感的觉醒。回归传统的思潮也与新中产阶级的发展有关，这一思潮体现了这一新阶级在文化上的更精致的趣味与追求。

　　最后出现的是民主社会主义。这种思潮体现了中国人在精神意识上，对多种美好价值共处的均衡需要。

　　当代思潮与社会阶层的对应关系

　　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新左派、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多元并存，与社会分层化与地域利益多元化趋势均有着密切关联，中国思想界与社会文化领域重新呈现出建国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相对丰富的多元的光谱。

　　虽然，社会阶层与思潮的对应关系决不能简单化。但大体上看，追求自由与个体权利的自由主义思潮，确实在中产阶级与企业家中有相当多的支持者。强调秩序与稳定的新权威主义，在官员与大企业家中有不少赞同人。呼唤平等与社会公正的新左派则在青年一代中而不是中老年人中，有许多支持者。新左派中的温和派，其中相当数量的人与大学文学批评专业有关，因为他们比较多地受西方后现代文学批评思潮的影响。新左派中的激进派或民粹主义派，在中西部地区的底层弱势群体与“愤青”中有许多支持者。70后的知识型白领、中产阶段、企业家中，文化保守主义有比较大的影响。民主社会主义在饱经政治风霜的老干部中有相当多的支持者。

　　我们还要注意到，从地域分布上看，极“左”原教旨主义者在北方如河南、北京数量相对较多些，相对而言，南方地区，例如在上海、长江三角州则较少见。在广东、江浙如温州等地均极少见。相反，自由主义思潮在广州比较多，这种地域性分布与经济发展程度有一定关联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中西部交界地区，激进民族主义思潮反而比沿海更为普遍，安徽合肥的加乐福事件是一个例子，这是因为转型过程中，民族主义往往会成为表达不满的最安全发泄口。“愤青”在民族主义话语中可以获得更大的表现场所。而在沿海地区，温和的民族主义的发展势头比较明显。地域、阶层与社会思潮的对应关系，可以是与社会思潮有关联的政治社会学研究的新课题。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12 12:08     标题: 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的历史演变与未来展望(21)

人们并不要求玫瑰与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芬芳

　　自由派强调中国要继续改革开放，要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并迎接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强调法制与国际接轨等。新左派自发地对社会主义价值与公平价值的重视与肯定，对执政党革命的历史贡献的强调，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新权威主义对秩序与权威在转型过程中的意义的重视与肯定。民主社会主义强调珍视社会主义的价值以及大众尤其是底层的民主与平等。文化保守主义强调民族文化认同，民族主义则强调国家利益，与本民族内部的团结，为国家凝聚力提供了意识形态之外的新的资源。

　　综上所述，各种思潮都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大问题与现象有关。这六种思潮均与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价值存在着关联性。例如，自由主义强调竞争、宪政与法治与人权，新权威主义强调秩序与稳定，新左派强调公平与底层利益，民族主义强调国家利益与民族凝聚力，文化保守主义强调民族的文化认同，民主社会主义强调社会主义与正义的结合，等等。正因为如此，只要各种思潮不走向极端，那么，它们在宪政条件下均有着不可剥夺的生存的权利与自主的空间。在走出了中古时代的中国，只要没有触犯宪政底线，当政者并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力去禁止它们。当政者必须学会并习惯于与不同思潮和谐共生。各种思潮的所强调的不同价值都是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所需要的，这些不同的思潮彼此之间也存在着竞争、交汇与思想碰撞，并形成的复杂的互动关系。不同思想与思潮并存，是社会多元性在文化领域的反映，这也是中国走向真正的常态社会的进步标志。

　　马克思说过，人们并不要求玫瑰与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芬芳。互动有利于思想发展与社会进步，避免同质化。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不同的声音，不可能让所有的人只有一种思想，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同思想之间可以彼此磨砺，有助于思想的发展与进步，有利于避免社会同质化与死气沉沉，只有单一思想是可怕的，是我们民族的深刻的历史教训。反右斗争后，社会制衡机制消失，我们曾经有过只有一种思想的时代，由于没有其他思想与观念的制衡，结果由于信息的封闭，因为信息的单一性、同质性，不同的声音无法传到耳朵里。这就是万马齐喑造成的灾难。造成三年大灾害的民族悲剧，如果不同思想能相互制衡，信息自由流动与思想的自由开放，就不会有“大跃进”走火入魔的悲剧。

思潮多元化对未来中国民主的功能意义

　　近年来，中国的思想多元化格局，多元文化的格局已经形成，这是大转型过程中的新的文化特点，我们民族的文化包容性已经增强。而且这样的同质化，只要在法律范围内，这种多元化的存在就是合理的，相对自由宽容的思想空间与传媒环境，思想保持着多元丰富并存的空间，是正常社会都有的，改革三十年来中国思想的多元化，是改革开放的环境所赐。也是中国走向正常的社会的标志。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12 12:10     标题: 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的历史演变与未来展望(22)

　思想的碰撞是一个民族精神发展的条件。不同角度对问题的思考，会激发我们多角度更全面地思考问题。思想只有在碰撞中才能发展，对改革开放与突破极“左”迷信具有重要贡献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以及“分税制”的推行，“社会主义和谐论”的产生，都是民间思想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积极互动的结果。

　　思潮多元化恰恰是未来中国民主多元制衡机制的社会先决条件。众所周知，中国经济改革导致的社会分层化已经出现，然而，单纯的社会多元化并不足以成为中国未来民主化的充分条件，而1990年代以来出现的知识分子思想多元化，与社会多元化相结合，形成阶层与思想流派的对应关系，则是未来中国民主政治有效运作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更具体地说，这种对应关系体现在：自由派对私有产权、自由竞争、人权自由与法治的强调，在客观上更符合新兴的中产阶级的利益；新权威主义与自由派的保守派，对秩序与稳定价值的强调，客观上更能体现从旧官僚阶级中转化过来的新兴技术官员与大企业集团的利益；新左派如果抛弃过于浪漫的底层情结与暴力革命崇拜，他们对公平、平等与弱势群体利益的强调，则在客观上能体现低收入群体的利益诉求。这样，不同思潮背后各有其在社会上对应的利益集团与社会阶层。当各个社会利益集团与阶层要在民主体制下争取自己利益与发言权时，他们就有了表达自己利益与价值的意识形态或思想主义，并可以在这一思想主义下聚结成政治党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如果能在相互宽容与理解的条件下互动，对于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治，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结语：现代化程度取决于多元包容程度

　　社会思潮的多元并存，不经意中，形成事实上的百家争鸣的趋势，不同思潮在应对其他思潮挑战时，也起到相互制衡的作用。从三十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历史来看，“六四”事件的发生，固然有多方面复杂的原因，但改革开放初期民间思想的高度同质化，导致激进西化自由派话语权在民间独大，缺乏不同思想之间的竞争与制衡有关。当今中国民间思想的多元制衡格局已经形成，例如激进自由派提出“政党注册论”的激进观点，就受到新左派与新权威主义的批判与制衡，而极端新左派提出的为“文革”与“四人帮”翻案的言论，同样受到自由派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强烈反击与有效制衡。随着中国社会的日益健康发育，理性的声音在社会上将越来越有影响力，来自不同思潮的极端声音虽然会始终存在，但只会处于边缘，任何极端的与激进言论，也只能是多元声音中的一种“不同凡响”的异端而已。任何极端声音，在一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里，不可能会在社会上产生连锁反应。它总会受到不同思潮的制衡与平衡。社会思潮多元性的意义，就在于它提供了适应环境更多的试错机会与思想方案。而这种方案与机会越多，一个社会适应环境作出不同选择的机会就越多，这样社会应变与适应的能力也就越强。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12 12:13     标题: 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的历史演变与未来展望(23)

马克斯·韦伯曾说过一句精辟的话：一个国家现代化的程度，取决于对多元文化的包容程度。诚哉斯言，中国在经济现代化的同时，也在经历一个文化现代化的过程。多元化正是文化现代化的标志。正因为如此，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越来越接近于成为正常的、健康的多元社会的历史过程。面对21世纪的思想开放多元的时代趋势，政治决策者与知识分子，只有阔视远想，在广泛吸收各类社会科学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把美好文明价值输入到意识形态创新过程中去，并以此来迎接21世纪中期的到来。在笔者看来，那将是中国真正走向民主与自由的时代，是建立在经济繁荣与人性发展的时代，是中国人前后为之奋斗了两百年的时代。要进入这样的时代以前，中国精神生活与意识的多元化，将是不可避免的。

注解:
　　1.孙中山在1906年在对东京中国留学生的演讲中就认为，中国推翻满清以后要建立多党民主制，这就如同我们现在造好了铁路，需要引入火车头，我们当然要用西方人发明的最新式的火车头。而不要用旧式火车头，他说，多党民主制就是新式火车头，而开明专制则是旧式的火车头，他认为，西方人发明新式火车要数百年之功，而我们拿来就可以用。在他看来，问题就这么简单。

　　2.例如，2006年的“西山会议”上，有一位自由派青年法学家提出，中国共产党是“没有注册登记”的政党，是不合法的。实质上这是食洋不化的法学的教条主义：它把西方的宪政作为放之四海的普遍适用的“第一原理”，并以此来套用后发展的非西方社会。实际上，中共并不是通过多党选举制度上台执政的，中共的执政地位是通过打天下的革命形成的，如果说要“注册”，那么红色革命就是最有力的“注册”。中国的政治变革必须按中国的经验进行试错，并不需要按此种刻舟求剑的方式来进行。

　　3.参见萧功秦着：《中国的大转型》，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年。

　　4.1978年我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曾和一名叫奥来弗的法国留学生同宿舍三年。这位奥来弗先生是法国的左翼青年，他显然是市场经济竞争社会中的失意者。他憎恶市场经济，憎恶市场经济竞争带来的各种社会不公问题，他从对法国市场竞争制度的批判中，附带形成了对中国“李双双的公社食堂”充满诗情画意的温柔联想，并进而连带产生了对“四人帮”的好感。他认为这四个人，坚持的正是他渴望在法国获得而没有实现的东西。当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消息传到法国，在他的心目中，大锅饭体制显得无限美妙。他把对竞争社会反感产生的逆向心理，以及对另一种反竞争的体制与价值观的热情，完全投射到中国文化革命时期的人民公社上来了。

　　5.严复：《读经当积极提倡》，《严复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30页。

　　6.同上5。

　　7.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60页。

　　8.严复：《主客平议》，《严复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19页。

(连载中)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9-14 10:16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14 10:14     标题: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光谱和流变(24)

当前中国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急剧变化的时期，一方面，中国的社会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另一方面，各种各样的矛盾也逐渐的积聚与凸显。面对一系列的这些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没有袖手旁观。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流派的兴起之后就一直在参与辩论，他们对当下中国的问题也都提出了自己的诊断和看法。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如何理解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徐友渔研究员为我们一一分析。

当代中国社会思想的分化和对立


徐友渔



1 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思想分化现状

朋友们，很高兴有机会来到广州，和大家一道交流。我们都知道，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转型，知识界产生分化，同时产生了一些激烈的争论，作为参与思潮争论的活跃分子，我把有关情况和我的观点向大家作一些介绍。

思想分化和对立的大致轮廓是这样的。（上世纪）90年代知识界争论的人大多数在80年代立场是一致的，都支持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开放，批判和清算以前的左倾路线，认同自由、民主、法治等价值，自认为继承了五四传统，在做启蒙工作。90年代之后的形势使知识界产生分化，一派坚持原来的基本价值，通过批判性反思作一些调整，并探讨如何把基本价值理念落实为制度安排，这样使原有的价值深化。另一派大体上是批判和否定原有的基本价值，要与西方社会的左派思潮接轨。总之，一派认为人类有普世价值，另一派认为以前的主张只不过是西方的话语霸权，要对第一次思想解放来一个拨乱反正，搞第二次思想解放。

从90年代后期起，问题越来越明朗，从“要不要改革”变成了“要什么样的改革”，腐败和社会不公问题越来越严重。一派认为问题根源主要是内因，解决问题应该进一步改革，经济体制改革要与政治体制改革配套，市场必须规范，权力制衡机制应该建立。另一派认为主要是外因，来源于全球化和国际资本，来源于市场经济，要重新评价和肯定被当成左倾路线而批判的东西，他们称之为“社会主义遗产”。

到了新世纪，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再次崛起而且发展势头很猛，格局从二元对立变为三足鼎立，交叉、联合的情况时有出现。比如，自由主义派中有偏爱保守主义的，而保守主义阵营中也有自称自由主义的，阵线变得不那么分明。

当然，这种说明，不论是二元对立还是三足鼎立，都是非常概括和简单化的，远远不能反映中国社会思想分化和对立的丰富和复杂性。比如，原来的左倾思潮从来没有消失，而且近来非常活跃；又如女性主义、环保主义等，算得上是社会思潮的后起之秀。

现在谈“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对立。首先要说明，“自由主义”和“新左派”这样的称呼来源于西方，它们在中国的含义和在西方并不完全一样，就像“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在欧美的含义有所不同一样。欧洲的自由派相当于美国的保守派，美国的自由派则相当于欧洲的左派，其中有许多错位的地方。

基于以下理由，我认为“新左派”一词是恰当的。一、他们的思想理论资源完全来自当代西方新左派，如萨米尔?阿明、沃伦斯坦、贡德?弗兰克、爱德华?萨依德、多斯桑托斯和乔姆斯基，等等，他们的文章和言论常常发表在西方新左派刊物上；二、他们和中国老左派一样，只反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反专制主义；三、与老左派一样，他们肯定毛泽东的做法，号称要“继承社会主义遗产”。

另一方面，自由主义派喜爱引证或介绍洛克、休谟、孟德斯鸠、亚当?斯密、伯克、哈耶克，以及中国的胡适、储安平等。它的基本主张简单说来就是：一、市场经济，自由、公正的竞争；二、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比如言论自由和财产权；三、宪政与法治，政府权力应该受到监督与制衡。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14 10:16     标题: 当代中国社会思想的分化和对立(25)

2 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在七个问题上的对立与争论

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在今日中国几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社会、文化问题上都有不同的、对立的看法，在以下几个方面，对立和争论更加明显。

问题一：市场经济和社会不公。转轨期触目惊心的腐败和社会不公问题，引起知识分子的关注和议论。分歧之点不在于承认还是不承认我们的社会存在着腐败和社会不公，是反对还是辩护。在承认事实方面，在道义上反对方面，大家是一致的，分歧之点主要在于，认为问题出在市场经济本身，从而要对其批判和抵制，还是认为原因在于市场没有摆脱旧权力体制的控制，不成熟、不规范，因此出路在于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

问题二：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自由主义者的基本立场是：中国应以积极的态度来迎接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因为这是历史的必然。而新左派反对中国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认为这样就是把中国纳入不公正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有人说，第三世界国家现在的唯一任务，就是开展全球范围内的反资本主义的斗争，等有了一种新的、公平的经济体系之后再参与全球化。

问题三：关于中国国情。有人断言，中国社会现在已经是资本主义或市场社会，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中国的问题已经同时是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的问题，因此对中国问题的诊断必须同时也是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及其问题的诊断”。我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反驳，我认为，这种说法不符合实际，把中国说成是资本主义社会，是跨国资本主义的一部分，把中国的问题说成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问题，其结果是把批判的视线从中国社会内部引开。

问题四：如何看待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等等。崔之元对于批判“文革”中和“文革”前的极左路线不满，赞扬人民公社，他说，1958年后建立的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为今天的村民民主自治奠定了重要基础。他还鼓吹“大寨经验”，说“鞍钢宪法”和目前西方最先进的“后福特主义”一脉相传，是西方人从毛泽东那里学去的。他甚至提倡要“发挥‘文革’中的合理因素”，公然歌颂“‘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

问题五：如何看待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人要否定和清算80年代的批判和启蒙话语，说是“在启蒙话语中沉湎的知识分子对西方话语无条件的‘臣属’位置和对于‘现代性’的狂热迷恋”，有人把当代对启蒙、理性、民主、自由的提倡和追求追溯到五四而加以否定。与之相对的立场则捍卫启蒙，捍卫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

问题六：关于现代化本身。西方自近代以来一直有对于现代化的批判，在当代这种批判更猛烈、更系统，中国知识分子把西方质疑和反对现代化的思潮运用于本国者不乏其人。有人认为，中国现代化受阻和受挫的问题不存在，中国面临的危险是重新变成殖民地。对立的观点认为，我们应当警惕西方理论在中国发生错位，西方的理论产生于与中国大不相同的条件下。

问题七：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对立。新左派立场和极端民族主义立场有部分重合，他们用“美国搞霸权主义”来解释国际上发生的所有事情。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新左派强调的是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在中东的政策是恐怖主义产生和蔓延的原因，有人认为，恐怖主义是弱小民族或集团对强权的绝望反抗，因此有某种意义的正义性。而自由主义者一直主张要警惕极端民族主义，有人认为，盲目的民族主义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14 10:27     标题: 当代中国社会思想的分化和对立(26)

3 自由主义思潮为何会在90年代出现？

现在来谈谈自由主义思潮为什么会在90年代正式出现。

首先，最重要的是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得到承认。在某种程度上，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话语系统中取得了合法地位，经济学家可以大谈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大谈“看不见的手”的积极作用。

第二，中国在20世纪30-40年代曾经有过兴盛的自由主义运动，这笔遗产在90年代被重新注意，深入研究，发扬光大。一本名为《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的书说，胡适”一生致力于民主政治的建设，捍卫人权、法治、思想自由等基本原则“，”随着中国现代化运动广泛、深入地开展，胡适的历史地位逐渐确立，胡适思想内涵的现代化意识必将为人们所承认。

第三，从90年代中期起，大陆出现了又一轮翻译出版热潮，而自由主义著作受到极大重视，引起很大反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和《自由秩序原理》，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另外，下列思想家的著作也被翻译出版，并受到广泛评论：爱德蒙?伯克、托克维尔、以赛亚?伯林、罗尔斯、诺齐克等等。

现在，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中国新左派在90年代出现的原因。

首先，最重要的是从90年代中期起，人们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在中国，除了极左余毒和不受限制的权力的压制外，又出现了另一种恶，另一种压迫形式，另一种社会不公正的原因，这就是金钱、资本的力量。旧的弊病和压制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对许多人来说，这是生来就存在的现实，已经熟视无睹。除了少数人，大多数人都同样地享受有限的自由，忍受着多数情况下的不自由。而金钱造成的不平等对人们心理上形成的冲击要大得多，你的左邻右舍、同事、朋友、亲戚只要有人买小车、迁新居，都会刺激你的神经，使你在心理上不平衡。

以上看法还可以从分析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得到支持。中国的传统中缺乏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因素，中国社会虽然历来并不平等，但平等的思想却十分强烈，从古至今以来中国人就信奉圣贤所言“不患寡而患不均”。在现代，倾向社会主义的新传统一直是占支配地位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不应该批判金钱和资本的罪恶。恰恰相反，我认为，看到另一种形式的压迫和不平等正在出现，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在于，这种新形式的压迫和不平等是不是已经取代了原先的那一种，或者与原先那一种无关。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政治体制需要改革，还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剥削成了主要问题？我认为主要还是前者，而且后者依附于前者。

中国从90年代起出现了急剧的社会转型，政治和社会问题变得复杂、交错，这就要求人们在讨论中国问题时有一种健全的现实感。我指的是，我们不但应该看到某方面的问题，而且要恰如其分地权衡它的分量。人们早已注意到，中国大陆的新左派中，不少人的专业是文学，他们观察中国问题的方式带有文学特征，这样的人敏感，善于捕捉某些新的动向和症候，但不能从数量和统计的角度分析问题。资本和金钱的压迫确实出现了，但这远不能说明，中国社会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中国的问题已经是资本主义剥削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问题。

有趣而又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并在美国任教的中国人成了新左派的生力军。他们在美国的大学中学的就是种种新左派、后现代、后殖民理论，他们的导师用这些理论批判西方社会和资本主义，他们则把这套理论运用于中国的现实，为此目的，他们把中国说成是适合他们理论的资本主义社会。

4 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新论战

现在，我再谈谈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在进入新世纪之后的情况，也就是最新的发展情况。有人说，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时兴了一阵子之后，早已经不时兴了，我认为这个判断是不准确的。从2004年6月起，郎咸平公开批评海尔、TCL和格林柯尔三家公司利用产权改革侵吞国有资产，引起媒体和民众广泛关注、经济学界的各种反应和企业界的强烈反弹，引发了又一轮关于国企改革的争论。

从媒体(包括网络)反映的民意看，支持郎咸平的意见是一面倒，那些批评郎咸平的学者受到很大责难。总体上说，新左派是大力支持郎咸平的意见，而主张市场化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站在郎的对立面。但细致观察和深入分析之后可以发现，不能把事情简单地说成是支持还是反对国企的产权改革，说成是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对立。

经济学家张维迎的反应被视为自由派的典型立场，他强调要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他说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的过程，认为“只要有人赚钱，就一定有人吃亏”的观点，是极具误导性的。不能看到买的人赚钱了，就说国有资产流失了。他认为更严重的问题，反而是国家政府部门对私人资产的侵吞，不能因为会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的可能，就终止国有企业的改革。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14 10:32     标题: 当代中国社会思想的分化和对立(27)

在8月底举行的“国资流失与国有资产改革”研讨会上，新左派经济学家左大培、杨帆等与郎咸平一同出现，并且在郎咸平发言之后，相继发表了言词激烈的“挺郎”观点。9月底10月初，“挺郎”派通过网站作出一系列强烈表态，被形容为国内本土派、实践派、非主流经济学家出面集体支持郎咸平。

郎咸平的问题是，他主张不搞产权改革，不承认国企存在的问题，认为国企经营得很好，效益不比民企差，他为了证明这一点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国有垄断性行业在香港的上市公司，这就没有什么说服力。他的观点似乎前后有变化，后来说同意国有企业应该改革，只是主张应该按青啤模式进行。这就使得双方在大方向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强调和侧重点不同。

可以说，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并不持市场至上和不要公正的观点，可以把他们的立场归结如下(事实上他们从来都是这样表达的)：一、坚决主张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以形成最终能防止权力参与掠夺的机制；二、批判现行改革中严重的不公正，要求规范市场经济体制，排除权力的干预；三、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和当务之急是立即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作为对比，可以把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分歧理解为：一、前者提倡并力图推动市场经济，大谈规范的、较为理想的市场经济的种种好处，包括对于实现社会公正的根本好处，而后者主要谈市场经济的弊害；二、前者批判现行的权力主导的改革，但没有断定目前改革的性质就是赤裸裸的掠夺和抢劫，而后者对现行改革的批判要严厉得多，基本上是持全盘、彻底否定的态度，甚至主张不改革；三、自由主义者有一个宪政民主的目标和纲领，而新左派没有表现出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兴趣。

这场论战使得所谓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的区分明显起来，这两部分人有共同点，即是分享某些重要的理念和价值，但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有区别(比如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的重视)。

我多年前就对经济自由主义提出下面这样的批评：“有人(比如有个别经济学家)把适用于理想市场条件下的学说、理论、概念、公式用于分析当前中国经济问题，而无所不在的权力干预，多变的政策使他们的研究纯属纸上谈兵。有人把中国的民主进程等同于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认为除了等待这个阶级的壮大之外不能做其他任何事……在中国，确实有人认为市场化就是私有化，以加快改革步伐为借口肆无忌惮地化公为私，把改革的成本和代价全推到普通人民群众身上。可能有少数自命为自由主义者的人支持或默认以上言行，但真正的自由主义是与此格格不入的。”

曾经有人主张，根本不应承认经济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我觉得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大力主张市场经济的学说应该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品种，它在论证和推动市场经济方面的作用不容否定。老左派以批判新自由主义为名对它大肆批判，从2005年夏季开始在经济学教育和经济学教科书领域中的清算，说明经济自由主义的正面作用不容否定。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14 10:34     标题: 当代中国社会思想的分化和对立(28)

5 文化保守主义抬头的背后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出现，以及自由主义、新左派与传统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关系。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先谈一谈民族主义。从90年代起，随着一些重大国际事件和国际冲突的发生，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时有高涨，有时达到狂热程度。随之而来的是争论激烈，讨论和研究倒未见得深入。

中国当代的民族主义表现得很虚伪和粗鄙，比如许多大学生可以扔石头砸美国大使馆，同时抢着考TOFFE和办赴美签证；北大一个女学生，在克林顿访问时竭力提刁难问题使他尴尬，过两年又嫁到了美国，她对这两件事都很炫耀。因为这个原因，学者们不是十分关注，但我们应该注意，民族主义虽然在理论层次上不行，却是强烈和持久的，而且往往是感情冲动的。

民族主义话语在90年代初回复，首先是因为80年代末国内巨大事变和紧接着的苏联东欧巨变，使得意识形态有求助于民族主义的需要。一些政治上敏感的学者和文化人感觉到这种需要，主动以民族主义言说投合需要，以取得话语权。

萧功秦在《民族主义与中国转型时期的意识形态》中提出，中国当代的现代化可以启用以儒家主流文化为基础的民族主义作为社会凝聚力与整合的资源。原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的实绩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之一，但还不够，还不具有民族传统那么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资源。另一方面，在当代，儒学已不再与现代化相对抗，能够在多元时代为权利和义务主体提供安身立命的依托。

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代表了中国各阶层的人怀抱的民族主义情感中狂热和非理性的一面，虽然本书前言欲盖弥彰地说，“这不是一份民族主义宣言”。这本书的标题，以及书中某些章节的标题(比如“我们不要最惠国待遇，将来也不会给你们这个待遇”、“我决不搭乘波音777”)表明此书宣泄的是反美情绪。此书的立论基础是：美国人不但邪恶，而且愚蠢。比如作者说：“我敢于下这样的武论：大多数中国高中学生对美国历史文化知识的了解比美国大学生还要多得多。同样，其他领域中对美国的了解也可能优于美国青年……事实上，美国青年一代堕落的迹象，在吸毒、性爱和电子游戏机背后，已经显现出被人类文明抛弃的端倪。美国未来的干部基础，就是由这样的人构成的。而且美国当前的民意基础―――堕落一代的思维印记越来越明显。”此书的最大特点是不负责任，比如作者放言台湾问题，不满意于现行方针“坚持和平解决……不承诺放弃武力”，而主张“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这本内容肤浅、混乱，带有明显商业炒作意图的书红火一时，喝彩声远远大于批评的声音。

也有理智和清醒的声音，孙立平在“汇入世界主流文明”中分析民族主义思潮在90年代兴起的深层次原因：随着更深地进入国际社会，西方国家已经从遥远的模仿对象变成现实的竞争者，利益冲突频繁发生；与此同时，由屈辱的历史和长期贫困所窒息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迅速复苏。作者认为，当今世界一些最旗帜鲜明坚持民族主义的国家往往也就是最抗拒现代化的主流文明的国家，有的甚至也就是当今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因此，中国应自觉地选择世界主流文明，自觉地融入其中，而不是另寻它路。
在上世纪90年代的后半期，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是民间思想舞台上的主要角色，形成二元对立。而在新世纪，文化保守主义出现了，二元对立变成了三角关系，国学热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发展势头很猛，大有后来居上的意味。认真说来，国学热在90年代上半期就出现过，但在老左派正统思想的警告和讨伐之下仓皇退却、无疾而终。这一次情况不同了，在2004年，由于“读经”口号的出现以及《甲申文化宣言》的发表和其他事件，有人把这一年命名为“文化保守主义年”，2005年发生了一系列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学说有关的事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14 10:39     标题: 当代中国社会思想的分化和对立(29)

2004年12月28日，文化保守主义刊物《原道》的编委会为庆祝杂志创刊10周年，在北京举办了主题为“共同的传统―――‘新左派’、‘自由派’和‘保守派’视域中的儒学”学术座谈会，这是一个思想立场表达和碰撞的场合。从会场上的发言情况看，新左派对文化保守主义并不反对，但具体想法不多，而自由派则有较多思考，不论是持同情性支持还是持批判性反对立场。事实上，在2004年和2005年围绕国学的讨论中，不论是发表正面还是反面意见，自由主义者都十分积极、活跃。

2004年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是，在读经争论中，一批年轻的自由主义的学者，比如秋风、刘海波、范亚峰等，都明确表示支持，都强调中华文化传统的价值和重要性，都大力批判理性和启蒙对传统的冲击。他们自称在学理上受到哈耶克和苏格兰学派的影响，把自己的立场称为“中道自由主义”。在他们看来，建立现代宪政制度与保守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之间，并无矛盾之处，更有甚者，他们认为脱离传统，依靠批判传统建立的任何体制都具有人为设计的特征，而不具有自生自发的生命力。

有位学者还在《“读经”背后的保守主义和原教旨》中说：“为什么要支持民间的儿童读经，支持儒家道德理想和人伦情感的重新伸张，支持文化保守主义尊敬传统的微弱声音呢？因为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所谓自由就是具有连续性的习惯，而不仅是理念世界中激动人心的诉求。一个社会若没有丝毫的传统，将意味着没有丝毫的自由。法治本身是一种保守主义的制度文化，它崇尚连续性，并依赖于整个社会在法律、文化价值、社会伦理乃至私人情感方式上的某种连续性。”

尽管许多人产生了一种印象，以为在2004年这个文化保守年，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走到了一起，但这个印象实际上是不准确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甚至不是大多数自由主义者都倾心于保守主义，批评自由主义倒向保守主义的也大有人在。比如，袁伟时对政治保守主义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他说：“其实，简单说来就是一句话：中国要回到政教合一的体制，由儒教的‘大儒’、‘贤儒’加上血统高贵的前贤后裔集体君临天下，保留对国家一切大事的否决权和决定权，需知在三院中他们笃定支配了国体院和通儒院！不过，这样美妙的设计立即会碰到无法逾越的障碍：如何确定那些‘通儒’和‘国体’代表的合法性。”

需要说清楚的是，我们很多人并不是一概反对学习和复兴传统文化，只是反对用传统方式指导我们的政治制度安排。比如我在争论中说，如果把“复兴国学”比较平实地理解为知识、教育方面的补课和基本建设，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中国人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学术欠债太多，要反对的只是企图恢复传统思想的正统地位，使中国回到“独尊儒术”的时代，不是把儒学当成“文化儒学”，而是“政治儒学”。现在力图复兴儒学的人谈论儒学的衰落不提权力的干预和压制，而是一个劲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启蒙、对倡导科学与民主进行清算，这不尊重历史事实，也不利于儒学的恢复和发展。

结语：

最后，展望一下这两派争论的未来前景。

我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期没有出现戏剧性事件或重大变化之前，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将会一直继续下去，甚至在这之后，都有可能存在。

我们知道，从现代到当代，远远不止一个世纪，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因为对于大工业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对于现代的社会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确实存在两种主要的不同观察和评判的角度。从将近一个世纪之前起，两种立场、两种思潮的对立、斗争就反映到中国的思想界，而且成为中国思想界争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如果说，我们在最近的将来无法断言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会结束，那么我们就不可以预言这样的争论会在中国结束。

其实，重要的不在于国际上的思想立场对立一定要反映到国内，关键在于，中国的社会转型暴露出来的问题，恰恰易于使人们从两种主要的不同立场和视角进行观察与评判。

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中国接受世界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所提示的共同的文明准则，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实现宪政民主，是必然的、不可阻挡的趋势，他们认准了这一点，除了义无返顾地争取实现一个保障个人的自由与权利、法治，政府权力受到制衡的体制，没有别的选择。

而对于新左派来说，中国走向现代化、民主化的过程，就是一个标准的、典型的资本主义化的过程，西方左派、新左派对这个过程的一切批判，都可以搬用到中国。毋庸讳言，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大发展，他们会越来越觉得自己有理由把中国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因此越发有理由搬用西方新左派对西方社会的诊断于中国。

新左派即使不能说将会永存，至少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存在，因为看来市场经济将以不可阻挡之势占居统治地位或主导地位，而新左派思潮将以市场批判者的身份存在，不论市场运转得好不好，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就像这一二百年历史所表明的那样。

至于自由主义，可以断言它在中国的存活期也会很长。它在20世纪30和40年代一度活跃，那只不过是啼声初试，在沉寂半个世纪之后以隔代相传的姿态出现，表明了它的内在活力。如果说，在严酷的内战中自由主义不可避免地会被挤到一边去，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和平时期的宪政建设过程中，它一定有用武之地。也许有一天，当中国的自由主义平台已经搭建成功，它会失去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会有其他思潮流行，但那也是功成身退。这个平台一天没有建立，自由主义的理念和追求一天不会失去作用。

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前途并不在于一定要坚持新左派立场或自由主义立场，就像我表明的一样，什么是真理就坚持什么。以后，也许新左派和自由主义队伍会分化，也许两者之间界线将不再那么清楚，也许两支队伍中间最有良知的那些人会站在一起，也许其中一些沽名钓誉的人会站在一起。我觉得，这种分化是完全有可能的。在这种基础上，我认为是什么派别并不重要，是新左派取得胜利还是自由主义取得胜利也并不重要，中国的现代化前途才是唯一重要的。

出处:「辑闻馆」(2008年6月9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9-14 10:46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15 07:23     标题: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光谱和流变(30)

我的趣味决定了我热爱自由，我的本能和理性决定了我热爱平等。
    ——托克维尔致穆勒（1835年6月）

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


作者：甘阳



一　90年代中国思想景观
   
      90年代中国思想的一个基本轨迹，大体上是从80年代末开始的批判激进主义思潮出发，日益走向保守主义甚至极端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的基本形态往往表现为以自由主义之名贬低和否定民主，并以此出发而形成了一套颇为完整、对几乎所有问题都有某种现成答案的新的意识形态。不太夸张地说，90年代中国思想界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广有市场的保守主义话语系统，这个系统一方面有一个保守主义理论话语为基础或核心，另一方面则又表现为更具体的保守主义历史话语、保守主义文化话语、保守主义政治话语以及保守主义经济话语。兹试概括如下：

    （1）保守主义理论话语：其核心主要是对西方经验的某种总结，即区分“英国模式”与“法国模式”，前者代表改良、渐进，也是值得仿效的现代发展道路，后者则代表革命、激进，也是不足为训的范式；这两种范式的对立同时也被看成是价值取向上的对立，即自由与平等的对立，或自由与民主的对立，或所谓“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对立，等等；

    （2）保守主义历史话语：其中心论点是认为二十世纪中国完全走错了道路，即很不幸地没有走上英国道路，而是错误地模仿了法国模式，从而使一部中国现代史成了一个不断革命、日益激进的历史；晚近以来的历史研究主流（许多人所谓“重写历史”）因此实际上主要也就是在检讨为什么近代中国人会走错了路，例如为什么不要改良要革命，不走渐进走激进，不爱自由爱平等，不追求“消极自由”而狂热向往“积极自由”，等等；

    （3）保守主义文化话语：由于近代中国走上激进道路通常被看成首先是中国知识份子的思想激进倾向所造成的，因此毫不奇怪，时人大多倾向于贬低以至否定五四人物及其代表的传统，而主张今天在思想学术上更应该继承民初“学衡”派的文化保守主义理念（晚近标举陈寅恪为人格化代表）；这种文化保守主义同时也发展为对当代西方思想学术的基本态度，即认为今天不应该再重复五四传统一味追随西方激进思潮的同样错误，例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女性主义”等就不适合今日中国的需要，因为中国和西方并不处在同一发展阶段；又这种文化保守主义甚至可能发展为一种更基本的中西文化比较观，即认为中国文明就其本质而言是相对温和保守的，而西方文明则是刻意求新的，因此中国应该走更适合自己温和保守特点的发展道路；这种看法甚至可能进一步延伸为对下一世纪东亚文明发展和东亚现代化模式的更一般论述；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15 07:27     标题: 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31)

（4）保守主义政治话语：目前最时髦的论述已经不是原先的新权威主义，而更多是以自由主义之名贬低以至否定民主。中国知识份子几乎普遍地担心，在中国强调民主只怕又会弄成“大民主”，强调“参与”又如何避免不弄成“群众运动”？因此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最好不要多谈民主而应着重批判“大民主”，不宜强调参与而应大力批判“群众运动”，尤其在发展市场经济时决不能强调平等而必须批判平等主义。略有理论基础的论者尤其会论证，“根据英美自由主义”，自由比民主更重要，保护少数比多数参与更重要，我们应该要“消极自由”而不是“积极自由”，等等。确切地说，自由主义或“英美自由主义”在今日中国基本已成为反对民主的一种变相说法，似乎民主越少，自由就越多；大众参与越低，个人就越有保障；积极自由越小，消极自由就越大；

    （5）保守主义经济话语：这套话语一方面以西方保守主义经济思潮即经济不干涉主义（laisser faire）为理论根据，另一方面又以上述种种保守主义话语为更大心理文化支持，两者之间互为转换，互为根据：例如要渐进不要激进在这里也就是要发展市场经济不要奢谈公平正义，而所谓“消极自由”在这里更顺理成章地具体化为自由经济；这种朴素的社会文化心理经过理论化也就成了经济自由主义的归约论，即把自由主义归约为市场经济主义，把自由归约为市场的自由，进而认为自由经济能自动地实现最大的自由，而国家干预市场也就是破坏自由；在这种版本的自由主义中，民主是奢侈的，平等更是罪恶的，因为事实上两者都必然导致国家干预市场。

     以上所述90年代中国保守主义的方方面面，并非彼此完全协调，更非什么严密构成的理论，而毋宁更多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情绪，但也正因为如此，它们反而更能形成某种四面呼应、八方笼罩的文化氛围。就目前看，这种保守主义不但已成为今日中国知识界的主流，而且可能成为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时的主导意识形态。我们因此不能不问，这样一种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是否能帮助中国知识界今日及今后提出富有前瞻性的思想和理论？这样一种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又是否有利于中国这个崛起的大国从容应对它在二十一世纪面临的种种挑战？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15 07:28     标题: 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32)

我个人对此非常怀疑。因为在我看来这种保守主义只能造成知识界在思想上暮气沉沉，在知性上顿足不前，在心态上则未老先衰，一派黄昏景象。例如只要注意到《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那种文化没落主义式的自恋心态在中国知识界能引起如此普遍的心理鸣，我们就不能不怀疑中国知识界是否已经穷途末路，惟借凭吊遗老而发遗少之牢骚？至于所谓“保守主义是90年代中国走向成熟的标志”，更是掩盖思想贫乏的虚张声势罢了，因为它实际只表明中国知识界今天已不再具有锐意创新的思想动力，更不要说大刀阔斧的开拓气魄；更糟糕的是，许多人似乎日益满足于以陈词滥调混充思想深刻，例如开口闭口就是“根据英美自由主义”，与当年动辄“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如出一辙。  

    二　拒斥反民主的自由主义

      我个人认为，革命时代已经结束，今后的突出问题只怕已不再是极端激进，而是极端保守。本文因此试图对90年代中国保守主义提出一些初步的批判检讨。由于这种保守主义的基本论述形式在我看来主要是以自由主义的名义贬斥民主，本文以下由此希望首先就自由主义以及自由主义与民主的关系重新提出一些问题。

      具体而言，我将着重检讨前面列为第一项的保守主义理论话语，即关于所谓「英国模式」与「法国模式」的对立，或「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对立等等，这不仅是因为这一话语是90年代保守主义的主要理论出发点，而且也是因为我个人事实上是这一理论话语的最初提出者之一。我在1989年出国前在《读书》杂志发表的最后两篇文字 ——〈自由的理念：五四传统之阙失面〉以及「自由的敌人：真善美统一说」——在中国大陆首先引入了柏林（Isaiah Berlin）关于「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别等观念，在知识界曾产生比较广泛的影响；我在出国后不久发表的〈扬弃「民主与科学」，奠定「自由与秩序」〉（本刊总第三期，1991年2月），又在大陆思想界集中提出了自由主义与民主的张力问题，以图概括苏格兰启蒙运动和法国启蒙运动的不同、英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分野等等，并提出「奠定自由与秩序」来总结我当时所谓「英美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该文在许多方面事实上已开90年代中国保守主义思潮的先声。也因此，我在这里愿意从重新检讨我自己的〈扬弃「民主与科学」，奠定「自由与秩序」〉一文出发，以提出一些带有共同性的问题，因为该文在思想上和理论上所存在的问题和偏颇在我看来仍普遍存在于今日中国知识界。确切地说，我认为今天已特别有必要提出：拒绝以自由主义为名否定民主，拒绝以英国革命否定法国革命，拒绝以柏克（Edmund Burke）否定卢梭，更拒绝以中国传统之名否定西方启蒙以来以及中国「五四」以来的现代性传统。我确实日益认为，再度重新认识自由主义与民主的辩证关系，再度重新思考启蒙、革命及现代性等基本问题的错综复杂性，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世纪之交的知性发展和政治成熟，都已经变得非常必要甚至非常迫切，因为说到底，中国知识分子将无法回避我所谓的「托克维尔问题」，这就是本文标题所点出的：中国知识分子所自许的自由主义是一种甚么样的自由主义？是非民主甚至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15 07:32     标题: 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33)

我在这里提出所谓「托克维尔问题」，首先是因为托克维尔当年思索的问题与中国知识界今日思索的问题有相当的相似性和相关性。如果说中国知识界主要是由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阵痛而检讨法国大革命对中国的影响，那么对于托克维尔而言，法国大革命就意味着更直接的个体痛苦和家庭悲剧，因为托克维尔一家事实上与法国大革命有不共戴天之仇。托克维尔的曾外祖就是在革命恐怖时期挺身而出为法王路易十六担任辩护律师从而被全欧贵族奉为偶像的著名法国贵族领袖梅尔（Malesherbes），辩护失败自己被送上断头台，连同托克维尔的外祖父也被一并处死；托克维尔的父母则在新婚蜜月时期被革命政府逮捕判处死刑，仅仅因为在等待处决时雅各宾专政倒台才虎口余生，但托克维尔的母亲已经为此而终生神经惊恐。托克维尔从小的家庭教育氛围因此充满憎恨大革命以及缅怀被处死的国王的气氛。

但托克维尔的不同寻常就在于，早在二十岁之前他就开始超越了自己家庭以及自己所属社会阶层的狭隘贵族视野和保守主义立场，而逐渐形成了他自己认同法国大革命原则的立场并终生不渝，如他在私人信件中都一再强调的：「促使我们行动的并不是个人动机，而是坚定地要求我们的原则不受任何破坏，我们的原则说到底只能是1789年大革命的原则」。正是这种立场使得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检讨绝然不同于柏克对法国革命的全盘否定，如托克维尔后来在评价柏克时所指出，柏克对大革命的分析虽然在许多局部问题上不乏洞见，但柏克所描绘的全景却是「一幅全盘错误的图像」（a false picture altogether），因为「大革命的一般品性、大革命的普遍含义，以及大革命的预兆，从而大革命的起点，完全都在柏克的视野之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柏克生活并拘囿于尚处在旧世界之中的英国，因此不能把握法国大革命的全新之处和普遍意义」，因此他在法国大革命中只看见大革命的「法国性」，却恰恰未能看出法国大革命的真正深刻性乃在于它的普遍性和世界性意义。托克维尔远高出柏克之处就在于他最早慧眼独具地看出，法国大革命的真正意义乃在于它标志着「民主时代」的到来，标志着现代性以狂风暴雨之势登场。

      我以为中国知识界目前的保守主义将会导致的最大自我障蔽，即在于它将难以充分认识托克维尔意义上的「民主」问题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从而也就不可能真正把握所谓现代性的挑战，因为中国知识界的保守主义事实上正是一种柏克式的立场，中国知识界今天对法国革命和英国革命等问题的看法基本上也仍然拘囿于柏克的视野内，并且是从这种被托克维尔称为「尚处在旧世界之中」的狭隘视野出发而进一步引伸出对自由主义与民主等更基本问题的片面看法。这事实上也是我个人1990年写作〈扬弃「民主与科学」，奠定「自由与秩序」〉一文时的视野，该文当时实际是从柏克的观点去读解托克维尔，从而忽视了托克维尔与柏克之间的的根本区别，即：柏克仍是从欧洲旧式「贵族自由主义」的视野去看待和评判所发生的一切，因此民主时代的问题及现代性的问题乃整个在其视野之外，而托克维尔一切思考的基本出发点则首先就是：民主时代的来临使得欧洲旧式「贵族自由主义」的时代已经终结，自由主义在民主时代因此必须走向「民主的自由主义」。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15 07:41     标题: 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34)

尤为重要的是，托克维尔突出地强调了所谓「民主」远非只是一个政治范畴，而同时甚至首先是社会、文化、习俗，家庭、婚姻，以至知性活动方式、感性生活方式、及基本心态结构等人类生活一切方面的普遍性范畴。确切地说，托克维尔是把民主作为现代人的基本生活方式来分析和考察的，也正是这样一种考察视野，使他特别敏感地指出，民主将永不会在某一阶段或某一领域就停步不前，而将成为对现代人和现代社会的永无止境的挑战过程，如他以揶揄的口吻所言：「难道谁会以为，民主在摧毁了封建制度和打倒了国王以后，就会在中产阶级和有钱人面前退却？」晚近十余年来托克维尔在西方学界受到的重视日益有超出其它经典思想家的趋势，其原因实际也在于，托克维尔指出的这种民主永不会停步的特性，即使在西方也只是在本世纪后半叶才变得越来越突出。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女性主义的挑战等等，事实上都是托克维尔所谓「文化民主化」问题的日益尖锐化表现，从而也就再次提出了「民主是否会有最后的极限」这一托克维尔当年自承无法回答的问题（「那么我们最终在走向何方？无人知晓」）。

      本文的篇幅自然不可能展开所有问题。我在下面只能比较着重就有关法国革命与英国革命的问题作些展开，这是因为这两个问题与中国知识界目前对自由主义与民主等一般问题的基本看法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因此有必要特别提出来加以分疏。

      以下第三节将提出「为甚么柏林本人要站在法国大革命一边而把柏克列入反动阵营？」这一问题，以便从柏林最近对柏克的批判出发来说明，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全盘否定式批判并不能等同于自由主义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相反，柏克的批判在历史上乃与反自由主义思潮难解难分。本节强调，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从来同时意味着对民主的看法，对启蒙的看法，对现代性的看法，自由主义的立场因此历来是首先「站在法国大革命一边」来批判检讨大革命的阙失，而决非全盘否定大革命。中国知识界晚近对法国大革命的柏克式态度事实上混淆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区别。

      本文第四节则提出「托克维尔为甚么认为英国1688革命模式不足为训？」这一问题，目的在指出，中国知识界目前流行的否定法国大革命而津津乐道托克维尔早就认为不足为训的所谓1688年英国革命模式，乃是一种非常陈腐的「时代错乱症」（anachronism），其实质是全然不加分析地膜拜「前民主时代」的英国自由主义即封建贵族自由主义，从而恰恰完全忽视了欧洲自由主义特别是英国自由主义在法国大革命以后逐渐走向「民主的自由主义」这一关键历史转变过程。本节因此指出，托克维尔当年之所以转向研究「民主在美国」，而非「自由主义在英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认为，大革命以前的英国自由主义（常以1688年革命为象征）乃是前民主时代的自由主义，这种非民主的旧式贵族自由主义已经不足以帮助自由主义者面对民主时代提出的挑战。托克维尔由此提出民主时代的来临意味着「需要一种新的政治科学」，因为现代自由主义的「问题不在于重建贵族社会，而是要使自由从民主社会中生发出来」。换言之，自由主义在民主时代必须走向民主的自由主义。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15 07:42     标题: 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35)

托克维尔因此高度评价并表示完全认同当时「英国激进派」（English Radicals）的改革理念，即：「使公民大众处于应有的统治地位并且使他们能够统治。」我愿在这里顺便指出，对今日中国而言，更有借鉴价值的英国自由主义经验不是其1688年，而是其1870年代的格莱斯顿改革（Gladstonian Reform, 1867-1895），因为只 是在此以后英国才真正进入民主政治，英国政治体制也相应发生根本大变。

      总的来说，我以为中国知识界近年来对革命和激进主义的反省现在已经走到了尽头，而且开始在走向自己的反面。因为这种反省并没有使中国知识界真正加深对自由主义的认识，尤其是，它并没有促使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自由主义在现代条件下只能是民主的自由主义，相反，它所导致的反而是走向「前民主时代的自由主义」并时时以此为名义贬低民主，从而高抬保守主义甚至极端保守主义。我要说明我在这里并无意不适当地突出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而只是如民主理论家达尔（Robert A. Dahl）最近所指出，尽管知识分子的作用不宜高估，但一个国家的知识界主流是否认为民主在知性上可以辩护，对于该国民主的发展仍有莫大的关系。达尔特别提出，不妨设想一个国家在某些条件上已有利于民主转型，但同时该国知识界主流却并不认为民主在知性上特别值得辩护，这会出现甚么情况？达尔认为，这就会使推动民主的努力极为困难，而那些提倡走非民主道路的主张就会很容易被人接受。我以为今日中国的一个突出现象就在于，中国知识界主流事实上缺乏对民主的认同和担当，从而导致以下两种结果：

      首先是在政治上日益拥抱「政治巿侩主义」，即韦伯所谓「鼠目寸光的法律与秩序巿侩主义」（short-sighted law and order philistinism）。这种巿侩主义常常滑稽地表现为一种「伪精英主义」。伪精英的典型特点如韦伯所言就是从来不明白「社会政治问题的最关键问题并不是被统治者的经济处境，而是统治阶级和上升阶级的政治素质」，因此伪精英们老是「瞪大眼睛呆若木鸡地看着社会底层，总以为危险在于大众」，晚近以来中国知识界的伪精英主义尤到了不顾学理根据的地步。例如最近有些论者为了论证中国不能实行全国性选举，居然会认为主张「全国人大直选」就是主张「直接民主」，从而也就是「故意忽略」代议民主。这些论者本应该知道，现代代议民主正是普遍地以全国直选为基本制度保障，如果全国直选就不是代议民主而是直接民主，那么美英德法就都不是代议民主而成了直接民主了。这种本来并不太复杂的常识性问题都会被弄得如此颠三倒四，不能不说是「政治巿侩主义」流行的结果。

      其次则是某种「知性保守主义」心态。曾几何时，「读书无禁区」的年代似乎已非常遥远，中国知识界现在反而祭起了某种「自我书报检查机制」（self censorship），例如后现代主义不适合中国现在发展阶段，女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等等。与80年代知识界朝气蓬勃的开放心态相比，90年代更多的是矫揉造作的故作老成，自我封闭的混充深刻。我以为这种「知性保守主义」的弥漫只能使中国知识界日益远离当代学术的发展，甚至最终在思想学术上陷入瘫痪状态，因为这种「知性保守主义」无非表明中国知识界在自欺欺人地回避现代性的最基本问题，这就是上述托克维尔意义上的民主将进入一切领域，托克维尔当年提出民主时代的哲学、民主时代的文学、民主时代的史学等一系列命题，强调民主将会深刻改变文化学术等知性活动方式，这些命题的深刻性在今日所谓后现代学术文化的不断开展中正日益显示出来。中国知识界却自以为是地划地为牢，这不是甚么知性的成熟，而是知性的闭塞。

      以下希望能从解除柏克的符咒开始引发一些新的讨论。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15 07:43     标题: 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36)

三　柏林：「我站在法国大革命一边」
  
      让我首先指出，目前已为中国知识界相当熟悉的柏林本人，并没有因为他对「积极自由」理念的深刻检讨就走向否定法国大革命，更没有因为他对「消极自由」的阐发就拥抱柏克的保守主义，恰恰相反，他在1990年出版的《人性的屈折》（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特别是其中第一次发表的检讨欧洲保守主义传统与法西斯主义思想根源关系的重要长文〈梅斯特与法西斯主义的源头〉中明确把柏克列入反动者的行列，以致引起柏林的朋友、柏克专家奥布赖恩（Conor Cruise O'Brien）的质疑。但柏林在1991年4月10日回答为甚么他拒绝否定法国大革命以及为甚么他要把柏克列入反动者的行列时却毫不含糊地说：「我不能不感到自己同情法国大革命，也是在这程度上不能不对尊敬的柏克有某种厌恶之心。」他同时指出，即使他可以同意把柏克从反动者行列除名，他仍然要指出，后来的反动派们如梅斯特等一向都引柏克为宗师并非偶然，因为柏克所主张的某些东西乃是「极端反自由主义的」（deeply illiberal），这种「极端反自由主义的」东西就是柏克主张「尊重等级制，尊重士绅精英的统治（rule by a gentlemanly elite）」，柏林由此问：「难道我们应该把具有这种观点的一个人称为一个自由主义的多元论者吗？」同年 6月24日，柏林在进一步说明他自己立场时更明确表明他站在法国大革命一边，其原因如他所言：

      在我看来，法国大革命确实唤起了人民去攻击偏见、攻击迷信、攻击蒙昧主义、攻击残忍、攻击压迫、攻击对民主的仇视，从而为各种自由而斗争。…… 简言之，像「反德雷福斯案」这类传统乃直接来源于法国大革命。在法国，意识形态的分野一向可大体划分为拥护法国大革命与反对法国大革命，而那些反对法国大革命的人都是真正的反动份子，例如巴雷斯（Barres）、德拉蒙特（Drumont）、德鲁莱（Deroulede），更不消说莫拉（Maurras）及其追随者诗人庞德和艾略特。因此，如果我必须要站队，我站在法国大革命一边，尽管所有那些荒谬与恐怖确实都与大革命同在。

      柏林在冷战结束后的这番「站队自白」真所谓黄钟大吕，振聋发聩！我认为，就中国知识界而言，1989年后许多人都不约而同地走向批判激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以及重新检讨法国革命传统和卢梭思想等，本来是很可理解而且非常必要的反省，但我以为今日确实已不能不问，这种反省的水平如何，这种反省的结果又在把中国知识界引向何方？这种反省路向是否已经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亦即一方面从检讨法国革命的负面效果出发而走向全面否定法国大革命本身的正当性及其划时代意义，另一方面则把柏克对法国革命的批判当成所谓「英美自由主义」的真谛，甚至把「尊重等级制，尊重士绅精英的统治」这类「极端反自由主义」观念统统都反变成了堂而皇之、天经地义的「自由主义」观念？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15 07:45     标题: 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37)

正是在这一点上，柏林对柏克的批判以及他关于「那些反对法国大革命的人都是真正的反动份子」的严肃警告是极其值得今日中国知识界深思的，因为这一警告事实上提醒我们，自由主义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并不等同于柏克式的保守主义批判，更不能与「反动份子」对法国革命的全盘否定同流合污。我愿在这里特别指出，柏林在法国大革命上的这一立场乃植根于他本人直接继承的一个常被忽视的独特自由主义传统，这就是法国大革命以后由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 1767-1830）开其端的法国自由主义思想传统。柏林曾将贡斯当与穆勒（J.S. Mill）并列为「自由主义之父」，这并非偶然，因为事实上柏林著名的两种自由理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本脱胎于贡斯当1819年的著名论述〈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这一可称为「大革命后的法国自由主义」路向的最突出特点就在于，其代表人物一方面深刻总结大革命的教训，另一方面则又以捍大革命的原则为己任。因此，如果说柏克仍是从旧秩序（ancient regime）的立场来判定大革命的「不合法性」（illegitimacy），法国自由主义则恰恰从现代性的立场首先肯认大革命的充分「合法性」(legitimacy），并从现代性的立场来批判检讨大革命。可以说，法国自由主义的独特性就在于它深刻地见出，法国大革命的真正意义乃在于它标志着现代性历史生成。由此，毫不奇怪，贡斯当在读到柏克于1790年出版的《法国大革命反思》后直截了当地指出，「该书的荒谬之处比该书的字数还多（more absurdities than lines）」。法国自由主义的史学重镇基佐（Francois Guizot, 1787-1874）则在西方史学史上首创「文明史」这一概念来连接「过去」与「现在」，强调大革命所标示的现代性并不是与过去的全盘断裂，而恰恰是文明进展的「合法继承人」，从而以自由主义史学对「历史」的解释破除了保守主义对「历史过去」的独占解释权。基佐在反驳保守主义对大革命的柏克式批判时曾有一段名言最能代表法国自由主义强调大革命「合法性」的基本立场，他说即使把大革命期间发生的所有错误甚至罪行都加起来，他仍然要说：　

      法国大革命是可怕但合法的战斗（terrible but legitimate battle），它是权利与特权之间的战斗，是法律自由与非法专横之间的战斗；惟有大革命自己才能提出节制革命的任务，也惟有大革命自己才能提出使革命纯洁化的任务。

      换言之，只有首先「站在法国大革命一边」才能真正批判检讨大革命。基佐的学生托克维尔，很快把这一基本思想转换为：只有首先「站在民主一边」才能真正批判检讨民主。因为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大革命的本质是「民主革命」，法国大革命的问题因此说到底是民主的问题。托克维尔由此拈出了「民主时代来临」这一概念来概括现代性的最深刻本质：

      一个伟大的民主革命正发生在我们中间……平等的逐渐扩展因此是某种命定的东西，这一扩展的主要特点是：它是普遍的、永不停歇的，而且每天都在突破人为的障碍，……任何阻挡民主的努力都只能显得是在反抗上帝本人。

出处:「天涯社区」(2005年5月16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9-15 07:51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16 09:41     标题: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光谱和流变（38)

【编贴者按】曹天予，生于1941年生。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剑桥大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博士。1994年至今任教于美国波士顿大学哲学系。曾是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1985—1990)和牛津大学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2000—2001)的研究员；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2004-2005)自然科学院和史学院的成员和史密森学会的高级研究员。在哈佛大学(1988—1992)、麻省理工学院(1992—1994)和伦敦经济学院(1999，2000)曾做过访问研究。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如阶级分析和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等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战略制高点，必须占领，不能放弃。但是，对市场经济中如何进行制度创新、确保经济活动的社会主义方向；在权力异化已经恶性发展到出现新剥削阶级的情况下，如何从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手中，把宪政民主的旗帜夺过来，让工农群众对公众权力进行监督制约，而不是让财富权力控制政治权力，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大问题。

当代中国改革中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


作者：曹天予



　　2007年2月，谢韬在《炎黄春秋》发表题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的长文，提出用“民主社会主义”代替“暴力社会主义”的主张，在学界和政界中引起不少议论。在此前后，一些在舆论界颇有影响的人物，如李锐、高尚全、吴敬琏、江平、丁宁宁等人，也纷纷发表文章、通信或谈话，从政治、经济和法律；从理论、体制和社会发展等不同角度，用宪政社会主义、人民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等不同语汇，主张用民主社会主义来取代对社会主义的传统理解,亦即主张换旗。一时间，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在一些精英中间，成了一个相当热门的话题。

　　有些人觉得不可理解：改革开放28年来，年年月月反复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党制中国，以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多党民主为其核心主张的社会民主主义，怎么居然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可是，如果注意一下28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那么社会民主主义成为中共考虑今后走向时的一个选项，其实并不奇怪。

　　就中共的指导思想而言，首先，以公有制、计划经济与按劳分配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已为混合所有制的市场经济模式所取代。实践中，私有经济的份额急剧攀升；在改制名义下，全盘私有化的势头咄咄逼人。而按劳分配，则为按要素分配所取代。其中，劳动者得到的工资，只是其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费用的必要补偿；至于他们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则按法律规定，统归投资者所有。结果是，新生的资产阶级迅速成为一支强大的社会力量。

　　其次，“无产阶级专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失去了阶级内容，变为程序性的“以法治国”。

　　再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主要体现在其最新成果初级阶段论、三个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思想、全体人民）理论和科学发展观（发展第一、以人为本）。其中，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主要是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则消融于包括全体公民在内的“人民”之中。无产阶级的阶级解放和埋葬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则由于以生产力论为依据的初级阶段论而逐渐淡出。

　　最后，中共已把自己从革命党和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重新定位为执政党和全民党。

　　就整个中国社会来看，28年的改革开放，后果之一是出现了一个有着特殊利益的强势群体，即所谓的“官学产媒精英联盟”。这个集团中的体制内和体制外精英——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在利益上有同有异：在支持改革开放、反对停滞倒退时利益一致；但在如何处理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难题困境、把改革推向何处等问题上，分歧不小。

　　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出现，及各派精英对换旗的议论，只有放在上述政治-社会背景之中，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

　　比如，本来就对改革开放方向持否定态度的传统左派，把这一思潮的公开亮相和换旗宣言，看成是资改派（打着改革旗号搞资本主义的派别）完成资本主义复辟的决战进军号。他们忍无可忍、退无可退，只得背水一战，以求保住他们在党内最后一块合法的理论阵地。于是利用话语权上的某种残存优势，开会声讨、彻底批判。可是，由于以“不批判”、“不炒作”形式出现的“不辩论”政策，这种残存优势的运用，也受到极大限制。更何况，这些长期被边缘化的异议分子，在党内还能有多少影响？

　　对于部分体制外精英，社会民主主义纲领中的宪政民主，为他们打开通向政治权力的大门，当然是欢欣鼓舞、坚决支持。不过，他们对是否换旗，并没有多少发言权。

　　体制内的经济精英，在改革问题上有重要的发言权；但对于宪政民主，没有什么兴趣。经济上的理想选项，本来是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不过，由于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改革实践带来了各种恶果，近年来名声极坏，不得已而求其次，也愿意把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资本主义的混合经济），当作最终实现新自由主义的特洛伊木马。但是，对于建立福利国家，他们绝无诚意。

　　体制内的政治精英，对中共走向和中国的改革走向，有着决定性的发言权。出于执政合法性的考虑，他们对于福利国家制度，比经济精英更有诚意。可是其中的主流派，对于宪政民主，大体上只是虚与委蛇，没有也难以有真正的作为。只有其中的非主流派，作为体制外精英在党内的政治代表，才是全心全意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可是，他们的发言权也极其有限。

　　一些普通民众也许对社会民主主义感兴趣，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它的理论、历史和当前人们把它举为旗帜的实际含义有多少了解认同，而主要是由于初级阶段长期论的话语霸权，再加上苏东剧变，使他们对实现经济上消灭剥削的社会主义失去希望；而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主张，怎么也比实际生活中的新自由主义强得多。即使是一些对社会主义尚存希望的知识分子，也觉得在权贵资本主义横行的时代，能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作为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也还不错。至于在政治上实行宪政民主，吸引力就更大。

　　出乎很多人意料，严密关注党内外思想动态的中共高层，对于“换旗”这样一个极度敏感的话题，却连续几个月既不表态也无动作。这一事实本身就向各个政治派别传递出一个耐人寻味的信息，引起各种解读。直到谢文发表3个月后，中共高层才以报纸答问形式，做了个低调表态：社会民主主义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借鉴作用，但我们还要坚持党的领导，不搞多党制；同时在舆论控制上，对社会民主主义继续执行“不批判”、“不炒作”的政策。

　　几个月后的中共17大，基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社会民主主义只字未提。很多人据此认为：尘埃落定，大幕降下；一时间喧喧嚷嚷的换旗小戏，已经收场。可是，如果把换旗努力，放在中共演变史和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这些大的背景下略加考察，就会发现，17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并没有结束辩论。恰恰相反，它只是为一场更广泛更深刻的辩论、一场更为可观的换旗大戏，拉开了序幕。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9-16 09:53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16 09:54     标题: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光谱和流变（39)

　马克思早就说过，人们在“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时往往借用旧的语言。换旗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对于当代中国正在进行中的急剧的社会变迁来说，就是这样一种从西方借来的、并不十分合适的语言；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好像是一种更合适、更有用的语言。不过，马克思紧接着又说到，当“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自己前进运动的整个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亡的时代”时，语言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就是一个有待观察的问题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大的背景——

　一．思想解放运动

　　中共主导的改革，其直接对象是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而其决策层在指导思想上共识的达成，则主要通过思想解放运动。

　　对毛泽东迷信的破除、党内思想从极左路线禁锢下的解放，第一个突破口当然是文革；接着是大跃进、庐山会议、反右和历次政治运动；后来连三大改造似乎也搞早了，土改似乎也冒进了；到最后，毛时代唯一能够留下来的正面政绩，似乎只剩下了两弹一星。至于1949年革命的基本成就，即剥夺剥削阶级权力的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强调平等、崇尚工农（为创造历史的主人）的价值体系的确立，则很快就被铺天盖地的对于毛时代的种种罪行的批判所淹没。

　　上升到理论上，第一个突破口是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三大改造后，剥削阶级都消灭了，怎么还能阶级斗争为纲、到党内找走资派来斗？这岂不胡闹？！文革确实是场闹剧。但以闹剧形式出现的文革，要解决的其实是个极其严肃的问题。反修防修，指的无非是防止革命政权蜕变为与工农敌对的异己力量、防止革命精英蜕变为新的剥削压迫阶级。这个权力异化问题的存在，对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托派理论家和萨特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其实是个常识——没有先锋队的领导，革命不可能成功；可是成功后的精英们，大权在握，控制着国有（按列宁的说法是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及其使用，怎么才能防止他们蜕变成特权阶层（即通过政权、作为精英整体的一分子享有剥削成果）、防止他们化公为私、变成新的占有私有财产的剥削阶级？这是任何彻底的社会革命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至于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却是谁也不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当毛泽东发动文革动员群众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来解决这个问题时，有些人对之期许甚高。

　　文革失败了。但文革提出的问题却并没有消失。相反，由于对失败的文革的反弹，这些问题被掩盖起来甚至被彻底否认，因而不但得不到适当的解决，反而变得更为严重、更加难以处理。不受制约的官员，上下通气、官商一体；或寻租设租，或直接下海；或伸手要（可与西方老总匹配的）巨额年薪，或热衷于黑箱炒作改制，直接攫取国有资产，成为大资本家。所有这些，无非只是“权力异化导致新剥削阶级产生”这一逻辑的具体表现而已。

　　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人们，对文革及其理论基础“阶级斗争为纲”深恶痛绝，当然可以理解。但这一情绪，在理论上却带来一个当时微妙但却后果严重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读。那就是，阶级分析在改革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中逐渐淡出，而生产力论则成为主要的理论视角。于是，社会主义被归结为就是发展生产力；于是，人类历史要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划分为逐级上升的一系列阶段；于是，中国被认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而必须欢迎资本主义、欢迎资本家对生产力发展所作的贡献；于是，GDP翻几番（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外部指标）成为中共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根据；于是，发展、效率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要话题，等等，等等。

　　在实际生活中，从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中摆脱出来，转向四化建设，在文革结束之初，得到了人们的拥护。四化，本来指的只是社会主义制度内技术层面的现代化。可是，由于特定的历史语境，这一技术层面的目标口号，却引发一场话语霸权的大转移。这里说的“特定的历史语境”，指的主要是——

　　（1）改革开放后与西方世界的直接接触；

　　（2）思想解放运动打破各种禁忌，引发强烈好奇心。于是，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为基调的形形色色的经济、社会、政治、历史理论，包括现代化理论，被大量引入；

　　（3）马克思主义本身被简化为生产力论。这里说的“话语霸权大转移”，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失去其指导地位，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这一话语霸权的转移，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一种封闭的、不曾与敌对思潮正面较量的马克思主义，既没有战斗性，也缺乏免疫力；一旦交手，自然一败涂地。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9-16 09:57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16 09:57     标题: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光谱和流变（40)

　在现代化理论的话语结构中，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消失了，剩下的只是生产力、（私利计算的）个人理性和个人自由的直线扩展；而社会主义，由于其“非理性”的对个人（财产）自由的约束，只是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小小曲折而已。苏东剧变，似乎最终印证了这一断言。现代化理论在中共内部（实际上的）话语霸权地位的确立，对其思路演变的作用，不容低估。

　　在观察改革时期中共思路的演变时，有两点值得注意——

　　（1）一党制决不放弃；

　　（2）执政的合法性只能来自发展生产力（经济）。

　　从这两点出发，四个坚持在1980年代就逐步演变成（以新加坡模式为代表的）新权威主义。到了1990年代，在苏东剧变后出现的强大的国际国内压力下，为了存活，又不惜全面采用新自由主义的四化（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政策来推动经济的迅速发展。

　　这一决策在GDP的增长上取得巨大成功，成功的原因并不难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8年就已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巨大潜力：“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南巡讲话后15年的经济奇迹，还有印度同期（因采用类似政策）出现的奇迹，又一次证明马克思主义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成功的社会后果之一，却是上文提到的包括新生的（官僚买办和民间）资产阶级在内的“官学产媒精英联盟”的出现。由于新生资产阶级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决定性意义，为扩大执政基础、保住一党制，“三个代表”理论应运而生：资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被正式承认为中共的阶级基础之一。这一步一跨出，中共就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脱了钩。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主要目标是消灭资本主义、消灭资产阶级。一个资产阶级（或以资产阶级为其主要盟员的阶级联盟）的政党，怎么可能去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呢？至少，也得把这个目标推到极其遥远的将来，使之失去任何实际意义。于是，就出来了“初级阶段长期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提出之初，是为了在公有制计划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为市场机制和私有经济争得一个立足点：考虑到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实际情况，为了发展生产力，可以允许资产阶级有限度的存在和市场经济某种程度的发展。在公有制为主体、计划经济为主导的前提下，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作出这种不得已但却又有限度的让步，对于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不会有根本性影响。但是，30多年以后，在生产力已经得到迅猛发展的情况下，把初级阶段长期论永久化，其实际含义，只能是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长期存在，提供合法依据。可是由于历史原因，它与社会主义又好像还有某种联系，因而造成一种假象，即中共的思路具有某种连贯性和自洽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共还没有作好正式放弃社会主义承诺的各种必要准备的当前，长期论成为中共宣传其思路时的一块主要基石。

　　思想解放运动之初，谁也没有预料到，中共的思路，从毛泽东的极左框架里解放出来以后，会沿着这样一条轨迹演变。不过，意识形态的演变，从来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思维过程；它与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变迁有密切关联，并且总是也只能是在与后者的互动过程中，才能完成。

　　为看清这一关联，需要了解导致社会变迁的改革开放这一社会实践——

　　二．改革开放

　　1970年代末期，中共主导改革开放的出发点是：从阶级斗争为纲时代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中脱身出来，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并以实现GDP翻一番翻两番等粗糙的发展主义、功用主义的目标来重建执政的合法性。

　　这一决策虽由少数精英作出，却得到全社会的追认。其原因在于，以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为目标的改革，预设了社会公平；并在实践中，至少在改革之初，确实做到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得到好处。

　　可是，表面上的全民共识掩盖了两个隐患，其后果只是到了1980年代中期以后，才逐渐显示出来——

　　第一， 精英决策实际上排除了自身利益受决策影响的一般群众的发言权。在只有事后追认没有事后否决机制的情况下，这一决策过程本身的合法性，存在严重缺陷；

　　第二，在否定阶级斗争为纲的同时，无产阶级的阶级目标，即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特别是实现不受剥削压迫的社会平等、享受工作安全和作为企业、社会和国家主人翁的政治社会地位，却在改革的社会目标中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只是发展主义。

　　为了实现发展主义目标，中共高层的注意力转向效率。到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时，决策精英已经放弃社会公平以求发展效率。在一般群众没有发言权、而决策者本身又并不懂得怎么才能得到真正效率的情况下，政策的创议权实际上落到一些到西方听过一些经济学课、看过一些西方经济学书、利用这些知识提出种种政策建议的智囊手里。其中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力图用西方1980年代开始流行的主流经济学，即可以概括为“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来指导中国的经济改革。在思想解放运动后人人争相突破“旧框架”的政治文化气氛里，这些建议，由于其短期效益，由于国际思潮的影响和卷入全球化过程后不得不经受的国际资本和国际金融机构所施加的外部压力，陆续得到决策者的采纳。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9-16 10:02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16 10:01     标题: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光谱和流变（41)

　　在讨论改革的经济社会后果之前，先来看一下改革指导思想中的市场取向和私有化取向。本来，市场只是交易者利益的博弈场所，其存在并不是为了效率，原则上也不一定会导致最佳效率。当然，由于价格信号的作用，市场机制在相当宽泛的领域内，从信息处理的角度看，比计划机制有更高的配置效率。但是市场并不万灵。它可能失效（如教育、医疗和住房），也有可能造成消极的外部性（如环境资源问题），需要政府有计划地干预。由于市场崇拜在实践中造成的各种恶果，人们对此已有认识，政府也在加强干预。因此，企图摆脱政府干预的自由化倾向，尽管存在且造成种种恶果，但在一党制中国的改革中，不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把经济效率局限于市场的配置效率，完全忽略了学习创新效率和整体效率，从而进入把劳动力也当作市场商品对待的误区。这一认识上的失误，与国际国内对国企低效的误导批评结合在一起，就为改革中的私有化浪潮和雇佣劳动制的实行，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除效率考虑外，为私有化和雇佣劳动制辩护的还有一个国情考虑——私有（包括外资和港资台资）企业，虽有雇工剥削，却能提供就业机会。在大批农村人口求雇不得的情况下，不准私企存在或不去大力发展私有企业，岂非书生空谈？这个论据其实就是初级阶段论的基本论据。国企改制、资本产权入宪和私企业主入党，依据的其实就是效率（先进生产力）和国情（扩大就业、发展至上）这两条。

　　国企效率当然应该提高，就业问题也要解决。但难道只有私有化才是出路？推行改制（私有化）时，受益者当然拥护，但付出代价的受害者，如数千万下岗工人，何曾有过本来是法定的发言权？有谁问过（且不说尊重）他们的意见吗？

　　至于改革的成败得失，其最大的成就是经济的迅猛发展，主要表现为经济生活中充满活力和动力，GDP和社会财富急剧增长，大部分人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减少，并出现人数不少的中等收入阶层。

　　从历史经验和理念发展的角度看，认识到市场机制的必要性，并不可逆转地把中国的经济转入市场经济的轨道，也许可以认为是改革的最大收获。

　　同时，由于不搞政治运动、承认个人利益，与阶级斗争时代、计划经济时代每个人生活中的一切都被不同形式地控制相比，个人的独立自主性，也有长足进步。

　　看不到这些成就、收获和进步，否定改革，想全面倒退到改革前的状态，不但错误，并且没有任何可能。这是改革凡是派与质疑改革方向的反思派论辩时占有的战略制高点。反思派并不否认改革取得的上述成就，但却更关注改革中的重大失误，以及造成这些失误的根本原因，即主导改革的基本思路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在为发展主义取向的改革辩护时，凡是派的主要说法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反思派则总是反问：“难道贫富分化就是社会主义？”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改革的一大公认败笔正是：随着GDP增长和社会财富积累，出现的却是收入、资源和个人权利在社会成员间的分配不公。当然，不可能有一项公共政策使每个人都得到利益。但是，即使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早就认识到，决策者在预见到一项公共政策将会带来成本收益不公平分配时，理应预作谋划、对受害者给予公平的补偿。

　　可是，这个极端重要的补偿问题，在发展主义主导的改革过程中，从来也没有真正排上议事日程。恰恰相反，一些有影响的智囊人物甚至公然声称，有些社会阶层就是该为改革付出代价。于是就出现改革初期，特别是改制（私有化）初期，权力和财富的不公分配。这种不公分配，成为此后财富进一步不公分配的起点。随着雇用劳动制的重新出现和普遍推广，财富分配不公又成为收入差距拉开、贫富两极分化的主要原因。

　　结果是，在GDP持续增长、财富总量迅速积累的同时，利益对抗大量出现，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甚至出现某种社会动荡，要求“社会公正”的呼声日渐强烈，并且引起政府的某种重视。即便如此，从所采取的措施看，离开“公平补偿”仍然不啻千里之遥。

　　在谈论从“兼顾”中拣回来的“公平”或“社会公正”时，一些人往往有意无意地掩盖讨论公平问题时必须明确的前提。有两种公平。一种是承认现有权力和财富分配格局前提下的公平。比如说，一个私企说好了给打工仔每月800元，到时赖账或少付就是不公。政府出面，迫使其付足，就实现了“公平”或“社会公正”；另一种是在社会平等意义下的公平，或社会主义的公正。主要是每个人有参加劳动、不受剥削、享受自己劳动成果的平等权利。迄今为止，当前改革中所说的公平，就算全部实现，充其量也只是前一种公平，而绝不是社会主义的公平。

　　这前一种公平的实现，就像改革过程中所有那些在企业管理、市场管理、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质量上的改进和效率上的提高一样，其主要作用，只能是合法化并进一步强化现有的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格局。这个格局的一端是垄断财富和权力的精英联盟，另一端是亿万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劳动者。这一格局的出现，是改革（在制度变迁意义上）的最大失败，尽管在经济发展顺利的情况下，一般人的生活水平，总体说来仍然能够有所提高。

　　正因为迄今为止的经济发展，在付出经济自主和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巨大代价后相对顺利，这一格局好像也有某种合法性。

　　这一合法性在理论上的表现，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9-16 10:03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16 10:04     标题: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光谱和流变（42)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领域内的理论和实践，无论是从所有制结构[（所有权和控制管理经营权）两权分离的现代产权制度基础上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和经济运行基本机制[市场机制]来看，还是从分配制度[（劳动得工资、资本得利润）的按要素分配]和生产目的[实现利润，或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看，与资本主义没有任何区别。尽管强调社会公正，对政府行为缺乏规范、官员利用职权设租寻租、官商结合的权贵资本主义等所造成的极度的社会不公有所抑制，尽管科学发展观，对粗糙的发展主义带来的种种弊端有所匡正，但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实行的这些指导方针，并未跳出福利国家调控市场的框框。任何一个具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政党，都在这样做。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框架内，正像福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指出的那样，由于造成不平等的基本力量（资本）强大到国家干预不能影响的地步，这些方针指导下的调控措施，只能缓和但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劳资对抗和资本盲目扩张）。从某种意义上，人们可以说，社会公正问题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中共在经济问题上已经从1990年代中后期的新自由主义取向转为社会民主主义取向。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认为，换旗的经济基础已经具备。

　　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称的核心价值体系里有人权、民主、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有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还有和谐文化和中华文化。当然，还有处于指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而后者，据说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别于社会民主主义的两个主要特征之一。可是这里的马克思主义，指的是其中国化后的最新成果，是没有阶级分析、不反对资本主义、没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只有发展生产力这一条的“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哪个发展主义经济学家，哪个社会民主党人，会觉得不能接受？！正因为这个原因，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热心的宣传家们也不禁哀叹，在理想信念问题上，要人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区分开来，认同前者而不认同后者，任务异常艰巨。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人认为，换旗的思想基础已经具备。

　　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别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另一个主要特征，即共产党的领导或政治生活中的一党制，才是唯一的真正实质性的区别。据目前网上的统计，现在全国人民关心的第一大问题就是对权力异化的监督制约。监督制约，说到最后，就要追到权力的来源问题，或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为什么你有执政的垄断权呢？谁授权的？网民的这一关注，表达的是对实行社会主义宪政民主的深切期望和强烈要求。换旗派提出实行宪政民主、直接挑战中共一党执政的合法性，与一般群众的期望和要求，不无平行之处。

换旗派作为体制外精英的政治代表，不满意体制内精英垄断政治权力、滞留于新权威主义模式中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对他们来说，新权威主义模式，最多只是个过渡阶段，一个中间站。对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来说，理想的政治模式，当然是西方的宪政民主、三权分立。特别是在授权问题上，不承认任何政党特权，只有政治上平等的个人组成的政党通过民主程序才能得到授权。由于“三个代表”理论为资本家入党打开了大门，党内认同这一模式的声音逐渐增大。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人认为，换旗的组织基础（或阶级基础）已经具备。

　　中共一党执政，历史上有其合法性——领导革命取得胜利，推翻剥削阶级压迫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所有这些成就，都得到人民拥护。由于没有任何别的政党，只有中共，才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中共一党执政的合法性，确实得到人们的认可。可是，当中共离开社会主义的轨道，企图用以资本主义方式取得的GDP增长，来为自己取得一党执政的合法性时，问题就来了——

　　中共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原则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特别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都会做。并且，由于没有权力垄断，有可能做得更好。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一党执政的合法性又在哪里呢？让各党自由竞争，以绩效取得选民授权，不是更符合时代潮流世界潮流吗？

　　对于实行宪政民主这个首要问题，中共以科学社会主义的名义，把它列为第一号禁区，不准讨论；并以种种“依法执政”、“人事制度改革”、“任命党外官员”、“政企分开”等一党制框架内操作层面上的改革作为替代物，以慰人心。可是，没有宪政民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先问一下，到底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

　　四．科学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劳动者摆脱了剥削和压迫，能够控制自己的命运。正像君主立宪体制内君主开明不等于实行共和制一样，社会民主主义体制内的资本，受到民主权力的节制，并不就是社会主义。至于宪政民主，下面将要指出，在立宪主体、伦理基础和指导原则等方面，社会主义的宪政民主，与资本主义（包括社会民主主义）的宪政民主，存在一系列实质性的区别——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社会主义学说，被称为科学社会主义。在历史上，主要是与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等人创立的空想社会主义相对而言。与空想社会主义者把社会主义学说看成主要是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不同，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学说，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性矛盾及其阶级表现的考察，指出它的发展趋势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成为一门埋葬资本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科学。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16 10:17     标题: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光谱和流变（43)

说它是科学，并不是说它是只有少数精英才能掌握的有关宿命的历史规律的绝对真理——这既与科学的反对教条、反对权威的批判精神相冲突，也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承认主观能动性、反对宿命论的革命精神；

　　说它是科学，主要是说，它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矛盾及其阶级表现（劳资斗争）存在的事实以及矛盾发展的内在逻辑指出：无产阶级埋葬资本主义、实现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能否变为现实，完全取决于无产阶级能否在阶级斗争中觉悟起来，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奋起斗争。

　　集体主义的阶级觉悟的形成，是一种价值理性选择。它不可能通过个人私利的博弈，而只能是在外部共同敌人压力的催化下，才有可能完成。阶级觉悟与个人利益有关，但又超越个人利益，成为一个结构性的范畴。

　　从作为一门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及其价值指向（规范），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结构性矛盾（事实）在社会成员意识中的表现而已。对事实和规范间关系的这一说明，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一致性。

　　无产阶级阶级觉悟的价值指向，是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即经济上消灭剥削，社会政治生活中消灭特权和压迫，人人平等。埋葬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而不是为了任何别的、抽象的、超阶级的财产、人权、民主、自由、博爱等普世价值。科学社会主义的这一价值定向，对于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施加了刚性约束。对这一约束的任何背离，都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背叛。

　　至于马恩本人对未来社会的一些具体设想，倒不一定是金科玉律、绝对真理。实际上，其中应根据现实予以修正的失误不在少数——

　　第一，马克思否定市场，强调计划，认为计划体现了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由市场盲目力量支配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最大优越性。可实际上市场机制固然有种种问题，需要国家调控指导，作为处理供需信息、配置资源的一种机制，其本身大体上说来却是价值中性的。在经济活动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企图完全排除市场、只靠计划，不无空想成分。

　　第二，为实现计划经济，马克思把生产资料公有制，认作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石。当前国内各派论战时，口头上无不认同这一条。连换旗派想为私有化辩护时，也还得拉上“初级阶段论”来打掩护。

　　公有制，主要指全民所有制，具体表现为国有制或实际上的国有制。在经济活动由社会主义原则导引的情况下，公有制是国家对经济实行计划安排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能够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

　　但与此同时，国有制不仅是国家主义在经济生活中的一种表现，而且是国家主义的经济基础。而国家主义，由于其载体是一个庞大的科层结构，尽管是革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不得不采取的形式，其本身却并不等同于社会主义。特别应该看到，这一科层结构在国有制的支撑下，又是权力异化、产生官僚特权阶层、产生新剥削阶级的温床。因此，如何对待国有制，实际上是如何推动国家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复杂问题的一个方面，值得认真研究。

　　应该指出的是，马克思崇尚公有制，其理论上的出发点是所有制决定论。可是，这个出发点是错误的。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这一事实本身，并没有先天地决定了他就能剥削工人。使剥削成为可能的是雇佣劳动制。而雇佣劳动制，则是以政府暴力为后盾的一种特定的法权关系。在另外一种政治权力的安排下，在另外一种法权关系中，如果工人可以租用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资本家只能拿到租金，而利润则全归工人所有，那么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就不会导致剥削。这也就是说，离开特定的政治法权关系，谁拥有生产资料，只说明谁拥有生产资料，别的什么也不说明。因此，分配的基础，或剥削与社会不公的根源，并不在所有制，而主要在政治法权关系，即体现在例如国务院颁发的《公司法》、《企业财务通则》和《企业会计准则》等具有法律效力的条文中的劳资间的政治法权关系。

　　否定了所有制决定论，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公有制本身并不能保证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而私有制，只要不涉及国家安全的战略产业，或国民经济支柱中的骨干企业，也并不是绝对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产权形式之一。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法权关系，而不是所有制本身。这一观点，虽然不符合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庸俗理解，但却并不违背对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辩证理解。

　　第三，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可是，如果只有劳动才能得到分配，那谁来投资？资本怎么积累？扩大再生产怎么实现？在市场经济中，这完全行不通。在计划经济中，工资以外为了扩大再生产而作的扣除（积累），尽管用了国家、社会和人民等名义，究竟是按什么原则安排这种积累的，并不清楚。其实，合理的分配形式，只能是按要素（劳动、资本及其他）分配扣除成本（工资和其他要素的损耗）后的剩余或利润或增量产权；在分配利润或增量产权时，劳动作为要素之一，享有与资本平等的权利。为此，社会主义的法权关系应该保障劳动产权和资本产权的平等地位。这样，不管企业所有权的起点是公有还是私有，劳动者拥有企业生产资料的份额会稳步增加。经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种（主要以所有劳动者对生产资料拥有个人份额形式出现的）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这种社会所有制，与国有制相比，有种种优越性。特别是其可削弱国家主义的经济基础，使权力异化在经济上成为不可能。

　　纠正马恩本人具体设想中的上述失误后，科学社会主义在经济领域内的目标是，以劳资合作形式，实现社会经济权力（从资产阶级和国家官僚手里）回归社会所有。这一目标直接侵犯了资产阶级和异化了的行政权力（某些国家官僚）的经济权益，势必遭到他们的殊死抵抗——不摧毁他们的抵抗，这一目标不可能实现。因此，必须坚持共产主义政党的领导，无产阶级的统治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地位。其理由如下——

　　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纲领的核心是劳动产权，而实行劳动产权的前提则一是国家主导，二是群众斗争。国家必须动用政权的力量，把劳动产权列入宪法，从法权和制度上确保其贯彻实施。同时，国家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绝不因为任何其他目标（如GDP增长之类）而牺牲工农利益。而工人农民及一切其他劳动者，也必须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与官商精英作日常的、面对面的斗争。可是，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没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不动用无产阶级政权的力量，劳动者用什么去团结自己战胜敌人（资产阶级的资本权力和变质官僚的行政权力）？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16 10:18     标题: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光谱和流变（44)

在中共垄断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并实行一党制的情况下，上述原则三合一为党权一条。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异化的一般理论，党权作为一种精英权力，有异化变质、 离开社会主义方向、变成新的剥削压迫权力的可能。因此，实行宪政民主、对党权监督制约，本来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其根本目标，是实现政治权力（从精英党手里）回归社会所有。所以，否认异化可能、拒绝宪政民主的任何主义，绝对不是科学社会主义。

　　1949年革命成功后，中共本来应该尽快实行宪政，从民主授权的意义上取得执政的合法性。可是由于列宁主义的精英情结，又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不恰当的估计，错过了机会。

　　现在很多人在谈论宪政民主。问题是宪政民主究竟是什么？换旗派认为宪政民主是人权、民权、产权、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的制度体现，大同小异。但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宪政民主具有阶级内容；社会主义的宪政民主与资本主义（包括社会民主主义）的宪政民主，在立宪主体、伦理基础和指导原则等方面，存在着一系列实质性区别——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的宪政民主，其出发点是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目的是为了实现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此它的出发点既不能是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因为这将立即导致对社会主义原则的根本否定；也不能是笼统的民族主义或全民利益，因为通过发展主义而实现的民族复兴和社会福利的整体增长，往往会掩盖残酷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与社会主义原则南辕北辙。因此，社会主义宪政要处理的头等要务，就绝不是自由主义者念念不忘的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自由；而是处理阶级关系（即解决国体问题）：确认工农大众的国家主人地位，确保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成果——即剥夺剥削者压迫剥削劳动者的的权力——在任何情况下不致丧失。

　　其次，谁来立宪？谁是立宪的主体？当然应该是工农大众，而不是财富精英和权力精英。实际上的立宪过程，可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但人民大众必须自下而上地组织起来，成为立宪过程的主体。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党确实听到工农的呼声，确实代表工农利益，而不是（在任何借口或名义下）代表剥削阶级的利益制定宪法。

　　第三，立宪的基本原则，是取消精英特权、确保公民在享有各项权利（如自由、收入、财富、机会和权力）时的平等地位。这既是社会公平的伦理基础，也是民主授权的法理基础。否定精英特权，一切公众权力（包括共产党的执政权）的源泉，只能是公众本身。任何公众权力，只有得到公众通过民主程序的授权，才有合法性。

　　那么，根据科学社会主义，共产党在宪政民主架构中该居何种地位？作为唯一忠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政党，共产党应该是社会主义宪政民主的守护者。它没有背叛社会主义的特权，但却有杜绝一切背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政治行为和法律条文的责任和作出否决的义务，并以此来把握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方向。至于施政权，则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共产党内各个派别的具体情况，定期择优授予。

　　五．中共向何处去？

　　大体说来，中共推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与科学社会主义的距离，要比与社会民主主义的距离大得多。现在有好多人在期望（和推动）中共出一个戈尔巴乔夫或蒋经国，把中国从“一党专政的死胡同”里拖出来，把中国引向“宪政民主的光明大道”。迄今为止，还看不出中共内部有谁想当戈尔巴乔夫或蒋经国。但事情的发展有它内在的逻辑。当年进入的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已经造成了社会后果。新生的权势集团能量巨大，已经足以影响中共的走向。从17大闭口不谈阶级分析、不谈社会主义理想、却大力鼓吹“财产性收入”的情况来看，前景不容乐观。改革时期的中共，从新权威主义出发，通过“换旗”为社会民主主义，正式变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可能性，不是太小。

　　但是，回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也还是存在——

　　首先，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一部分的、以权贵资本主义形式出现的、中国的依附性资本主义经济，其结构性矛盾正在急剧恶性发展。一旦外部环境有所动荡，经济危机乃至社会政治危机必不可免。到那时，重新审视方向道路的呼声在党内必然会高涨起来。

　　其次，为改革付出惨痛代价、其自身利益受到巨大损害、对社会不公愤愤不平的工农大众，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党内外忠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在热切期望着中共回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上来。

　　关键是如何把这些力量组织起来。其第一步当然是思想文化动员或话语斗争。用陈旧的斯大林主义的语言，与陈旧的社会民主主义语言或新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言作斗争，不可能有成效。其原因很清楚，中国之所以走上今天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旧语言（所表达的旧的经济政治纲领）的失败引起的。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如阶级分析和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等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战略制高点，必须占领，不能放弃。但是，对市场经济中如何进行制度创新、确保经济活动的社会主义方向；在权力异化已经恶性发展到出现新剥削阶级的情况下，如何从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手中，把宪政民主的旗帜夺过来，让工农群众对公众权力进行监督制约，而不是让财富权力控制政治权力，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大问题。只有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上有所突破，发展出一些新的语言来，马克思主义者才有可能在这场话语斗争中击败对手，中共才有可能回到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

出处：《领导者（双月刊）》（2008年6月号）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9-16 10:23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9-26 08:05     标题: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光谱和流变(45)

杨继绳：新华社高级记者，原《经济参考报》编委、理论部主任。

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中国的一场跨世纪争论


作者：杨继绳



当今，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两侧，有两种思想派别进行着激烈的论战。右侧是自由主义，左侧是新左派。这场论战已经进行了两年，目前有愈演愈烈之势。尽管中国普通百姓对这场论战并不十分在意，但国内外知识界对它十分关注。

这场争论是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时刻出现的，是改革面临原来没有料到的新问题而出现的。这场争论不是纯粹的学理之争，而是中国知识界着眼于中国20年改革的实践，对当前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进行的思辩。然而，这场争论提出的问题的广度和深度，却远远超出了20年改革的时限。它关系到中国改革下一步如何走，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道路。

所以，对这场争论进行一番梳理是很有意义的。浅学如我，本来是没有资格承担这项梳理任务的，但是，作为一名记者，不将这一重大事件记录下来就是失职。好在争论双方有不少是我的朋友，不当之处他们会谅解，于是，我就大胆地做起了这项工作。从每一个参与争论的学者来看，很少有纯之又纯的自由主义者或纯之又纯的新左派。同一个学者有些看法是自由主义的，另一些看法又和新左派接近。号称同一派别的学者们对某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又大相径庭。所以，我曾认为，中国不存在新左派，也不存在自由派。然而，尽管人物阵线不十分清楚，但两种不同认识倾向是明显存在的。我的梳理工作与其说是梳理两个思想派别，不如说是在梳理两种思想倾向。

两支队伍的状况和他们当前的处境

改革初期（80年代初）参与改革讨论的只有经济学家。我曾写文章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仅靠经济学家是不够的。”目前参与这次争论的有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经济学家。在冷冰冰的经济学中注入了人文关怀和哲学思辩，多学科的专家们对当今社会进行联合会诊，当然是一件大好事。

中国的自由主义学者队伍有一个奇特的现象：断代遗传。其主要力量是45岁以下和75岁以上的人，50－60岁的人很少。这是因为50－60岁的人在上学时没有机会接触自由主义的书籍，而且学的是俄语，到了能够看到自由主义书籍的时候，由于年龄原因，吸收知识的能力已经大大下降了。但总的来讲，自由主义队伍拥有人才优势。75岁以上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学者当中，李慎之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今年７8岁，年少时对国学有相当深的造诣。青年和中年对西学又有精深的研究，新华社国际部的工作使他有世界眼光。中年以后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先后任美国所所长和副院长，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研究颇深。邓小平出访美国李慎之任随团高级顾问。像李慎之这个年龄的人当中还有一大批“两头真”的人物：青年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离休以后大彻大悟并真诚地直面社会现实。境外有的媒体称这批人是“党内民主派”，其实他们是自由主义派。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9-26 08:06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9-26 08:19     标题: 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中国的一场跨世纪争论(46)

自由主义者新生代的队伍人数众多，从20多岁到40多岁，分布在经济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新闻学多个领域。由于种种原因，有很多青年学者持自由派的立场，但不敢承认自己是自由主义者，因此我不能举出他们的名字。自由主义者借着改革开放的话语条件，宣扬市场经济理论，批判行政权力扩张；宣扬自由精神，批判行政强制；呼吁政治开放，批判专制政治……，只要不明显挑战“四项基本原则”，他们的论著是不愁发表的。

中国改革开放20年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令人震惊的腐败和社会不公正现象。我们不能说“新左派”是社会不公正的专职批判者，但可以说，如果社会状况良好，也许不会出现“新左派”。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对社会不公正的不满，中国普通百姓中产生了对毛泽东的怀念。他们已经忘却了毛泽东在世时的恩恩怨怨，把毛泽东升华为一个象征社会公正的符号。与此同时，老百姓对近年来新起的上层社会采取不认同的态度。新左派从上述群众情绪中吸收了思想灵感，重申毛泽东时代的某些价值，并大力批判“垄断精英”，自称社会底层的代言人。新左派的左，是指他们对市场经济的疑虑，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经济全球化的抵制，对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热衷，对传统社会主义的留恋。这些和老左派很相似。在某种情况下，新老左派会合流，共同声讨自由主义者。老左派对新左派的出现是高兴的。老左派的刊物上（如《真理的追求》、《中流》等）常有新左派的文章，但新左派的刊物上很少有老左派的文章。

新左派的著作有时请老左派写前言。新左派的“新”，一是相对于老左派（邓力群、王忍之、袁木等）而言，他们是新生代，是30多岁到40多岁的中青年知识分子，而且不少人有在国外学习的经历；二是他们的思想来源和老左派有不同的地方；三是和老左派产生的背景不同，老左派面对传统体制的解体，以维护传统制度的面目出现，在改革过程中强调“姓资姓社”；新左派面对改革出现的新问题，批判业已形成的市场经济的现实。四是指他们很多主张与老左派不一样，例如，老左派否定“文革”，新左派认为“文革”有不少值得肯定的东西；对毛泽东，老左派“三七开”，新左派是“二八开”，肯定的比例更大一些（自由主义者对毛是“倒二八开”，认为毛是中国最新最大的专制主义代表人物），对民主的渴求、对特权的憎恶新左派与老左派泾渭分明。他们虽然都把自由主义当对立面，但处理方式有点不同，老左派视自由主义为异端，用政治武器来打压；新左派视自自由主义者为论敌，用理论武器来批判。

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左派影响日渐消失，新左派有可能取代老左派的地位，成为抵制市场经济和西方政治制度的重要力量，成为社会主义原则的辩护士，成为毛泽东的辩护士。
作者: NZWJ    时间: 2009-9-26 08:23     标题: 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中国的一场跨世纪争论(47)

新左派中比较活跃的人物有：崔之元（毕业于南京大学数学系，后留美，现就职于麻省理工大学政治系），汪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读书》执行主编），甘阳（原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现就职于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韩毓海（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王小东（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留学日本。原《战略与管理》编辑，现在就职于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韩德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中国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等。还有一些持新左派立场但不愿承认自己是新左派的青年学者。

新左派的优势是：一是以某些民众情绪为依托（对社会不公正的不满情绪、民族主义情绪和近百年造就的反西方情绪）；二是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环境中，有着语境优势；三是有《读书》、《天涯》等两本杂志作为阵地。在这场争论中，新左派采取攻势，自由派处于守势（也可能是有意淡化）。

争论双方的处境与政府对他们的态度有关。双方都声称自己受到的压抑，都说对方在政府那里“得宠”，都说对方是政府用来打压自己的工具，这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作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派别，不管立场如何，都以批评现实社会为职志。所以，自由主义者也好，新左派也好，都从自己的角度批评时局，批评政策，批评不良的社会现象。他们都小心地与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以维护自己的批评资格。而政府既吸收二者的某些思想来修订方针政策，又对二者的某些方面进行限制，防止他们过份越轨以影响社会安定和政府的权威。新左派对传统社会主义的依恋、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中国当今的主流思想吻合，使他们有时登堂入室；而新左派中的激进一翼否定中国市场化改革思路、否定参与国际竞争的必要性，与当今主流思想相悖，也可能成为政治上的反对派。自由派中对市场取向改革的赞同，对向西方自由制度学习的热情，与主流思想的改革开放相吻合，使他们有时进入“高参”行列；而自由主义中激进的一翼对英美社会制度的崇拜，对专制制度的激烈批评，对经济私有化的公开鼓吹，与主流思想很不合拍，也可能成为政治上的反对派。不过，在中国当前的情况下，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相比，具有明显的“话语优势”，主流思想对自由派持有更多的警惕，常常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基础而加以防范。如2000年中央主管部门点名批评的四位知识分子和若干位不许在报刊上发文章的学者都是自由主义的激进人物，个别有自由派倾向的刊物被查封（如《方法》），而新左派却从来没有这样的遭遇。
作者: NZWJ    时间: 2009-9-26 08:29     标题: 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中国的一场跨世纪争论(48)

两个派别的思想背景

自由主义的思想源远流长，可以逆到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但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是１７世纪到１９世纪在欧洲发展起来的。这个时期自由主义著述者们尽管看法不尽相同，但有一个相当一致的目标，“其围绕的中心是个人的自主地位，个人有至高无上的自主权，可以选择自己所想做的事物，可以为了相互利益而彼此订立契约。”（安东尼.德.雅赛：《重申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序言）

对中国来说，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欧洲的舶来品。“五四”以前，严复、梁启超就宣传和介绍过自由主义，梁启超写道：“‘不自由，毋宁死’斯语也，实十八九两世纪中欧美诸国民所以立国之本原也。”“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梁启超：《新民说》第9节） “五四”时代的“民主”、“科学”的口号就是来自自由主义。在20世纪的30年代和40年代，自由主义在中国小有声势，其代表人物有胡适等一批知识精英。新中国建立以后，自由主义销声匿迹。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计划经济体制和与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相继淡出世界舞台，在中国选择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自由主义在中国也重新复苏。首先在经济领域复苏，然后发展到政治领域和方方面面。

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法国思想家邦雅曼.贡当斯和阿列克西.托克维尔，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英国政治学家柏克和约翰.洛克,英国当代思想家依赛亚.伯林，美国当代哲学家罗尔斯、诺齐克等等，当代最著名的代表人物要算经济学家哈耶克。他1944年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对斯大林模式进行了批判，遭到当时左派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唾骂，在与凯恩斯的论战中也败下阵来。70年代以后这本著作受到特别重视，1974年，哈耶克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80年代末以来，哈耶克成了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之一，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自发地成立了各种“哈耶克俱东部”、“哈耶克协会”。1997年，哈耶克的著作在中国大量公开发行，中国知识界掀起了一股“哈耶克热”。

自由主义者的基本思想是个人自由优先，但个人自由优先不是否定人的社会性。个人自由以不防碍其他人的自由为界限。这个界限通过法律来保障。自由主义的基础是个人主义。这里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自私自利不是一个概念，它是与集体主义相对立的概念。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相对应；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相对应。英国哲学家根据这两种对应，列出四种不同的组合：

一、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相结合。这就是自私，甚至损人利己。这是不道德的。

二、集体主义和利己主义相结合。可以成为民族利己主义，阶级利己主义，单位利己主义，这也是不道德的。

三、集体主义和利他主义相结合。这是大公无私、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等受人赞美的道德。但集体主义限制个人的创造性。

四、个人主义和利他主义相结合。这是西方文明的根基，是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也是产生于西方文明并促进西方文明的一切道德学说的核心。波普尔认为，“在人类道德的发展历程中，还没有其它跟它一样如此有力的思想。”（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一卷，２０２页）

波普尔批评柏拉图“简单地把所有的利他主义和集体主义等同起来，把所有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划上等号。”这一作法为集体主义穿上了无私的外衣，为个人主义披上了自私的脏外套。

个人主义是西方文明社会政治生活的基础。“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人当作人来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纵然这个范围可能被限制得很狭隘，也就是相信人应该发展自己的天赋与爱好。”（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１页）。个人主义者认为，无缘无固地压制别人的任何能力都是错误的。基督教徒会说，其错误就在于违背了上帝对人的设计。只要除去自由运用人类天才的阻碍，人很快就能满足不断扩大的欲望。个人活力的大解放，其结果是生产力的大发展。
作者: NZWJ    时间: 2009-9-26 08:36     标题: 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中国的一场跨世纪争论(49)

自由主义的道德观：尊重和宽容他人的意见；独立精神；敢冒风险；有首创精神；自力更生；坚持自己的信仰而不随波逐流；为维护自己的意见不受上级左右；对弱者的关怀；尊重别人的隐私对别人的善意怀有信任；不干涉别人的事务；宽容异端；对权力和权威的适度怀疑；等等。自由主义者认为，道德只能在个人能负责任的范围内才是真正的道德。在个人不能负责的范围，个人没有权力作决定，谈不上恶和善，没有机会获得道德评价。不是对上级而是对自己的良心负责，不是用强力威逼出来的善行，才是真正的道德。

自由主义者重信用，言必行，行必果。因为自由主义的社会是靠契约整合起来的，没有信用就没有契约。契约是自由意志结成的协定。严格的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契约是自由的，契约并不要求国家强制执行就能自行支撑。契约必须遵守是因为许诺必须兑现。

自由主义者的经济观。他们主张私有制。“私有制是对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是对有产者，对无产者也是一样。”他们说的私有制是指“财产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整个‘社会’的还是属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０１页）自由主义者主张竞争致富，反对以权力致富：“一个富人得势的世界比一个只有得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些。”（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０２页）

自由主义的国家观。为了不出现我行我素的情况，自由是有限制的。限制的界限是：一个人的自由不能妨害他人的自由。这种限制是由法律来界定的。“如果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法律，那么，他就是自由的。”（康德）由谁来执行限制呢？国家。所以，自由主义者并不一味地反对国家干预，因为他们知道“除非得到国家的保证，任何形式的自由都显然是不可能的。”英国政治学家约翰.洛克１６８９年《论政府》中认为，国家的目的是保护个人对生活、自由和财产的自决权。为了得到这种保护，人们形成共同体，自愿交出一部分权力；受委托的掌权者按契约获得权力，他们只能做被委托有事。如果政府超越或滥用政治契约中所授的权力，这个政府就变成为专制独裁，这时人们就有权去解散它，或者反抗它，甚至推翻它。

波普尔认为：“我从国家那里要求是得到保护；不光为我，而且为别人。我需要对我及别人的自由得到保护。”“虽然我的行动自由受到国家某种程度的限制，但我剩下的自由却能得到保护”（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一卷，２１２页）然而，如果国家的强制职能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影响自由了。所以，国家的强制要在公民授权范围之内。自由主义政纲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将这些强制缩小并严格化，要用法律制约权力从而防止滥用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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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NZWJ    时间: 2009-9-26 08:43     标题: 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中国的一场跨世纪争论(50)

自由主义者反对思想强制。他们反对以先验的理想来约束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在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中没有什么东西能使它成为一个静止的教条，也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一劳永逸的规则。在安排我们的事务时，应该尽可能多地运用自发的社会力量，而尽可能少地借助于强制。”（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４页）“个人自由是和整个社会都必须完全地、永久地从属于某个单一目的的至上性这一观念水火不容。自由社会绝不能从属于某个单一目的，这条规则的唯一例外就是战争和它暂时性的灾难。”（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９５－１９６页）“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里，……一切宣传都为同一目标服务，所有宣传工具都被协调起来朝着一个方向影响个人，并造成了特有的全体人民的思想‘一体化’。”（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４７页）“人民对这个制度的忠诚会不会受到影响，成为决定某条信息是否发表或禁止的唯一标准。”“在涉及人与人的关系，因而又最直接地影响到政治观点的学科中，如历史、法律或经济学等，对真理的无私探讨在极权主义制度里是不可能得到许可的，而对官方意见的辩护却成了唯一目标。在所有极权主义国家里，这些学科已成了制造官方神话的最丰产的工厂，而统治者就用这些神话来支配他们的子民的思想和意志。”（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５３页）

自由主义者对理想的态度。与反对思想强制相关的是，自由主义者认为按照先验的理想（那怕是最美好的理想）构建社会制度会带来空前的灾难。把实现某种理想、建立某种制度当成目的，而把人当作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不听取利益受损者的呼声和要求，这样做，不管所追求的理想多么美好，其结果必然失败。他们认为，任何理想和制度都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人，是人的物质生活，人的精神自由，人的和谐相处。自由主义者主张政府必须价值中立，政府无职也无权去给予某一个价值以高于另一个价值的特殊照顾，这就是“政教分离”。

自古以来，人类文明就有两条主线。第一条线：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契约整合――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小政府――开放社会；第二条线是：集体主义――行政整合――计划经济――专制政治――大政府――封闭社会。千百年来，这两条线是不断地磨擦、碰撞、互补、融合，但从总的趋势来看，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个性不断得到解放，自由主义不断得到张扬。自由主义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思想根基，它缔造了西方社会，也缔造了西方物质文明。而集体主义最辉煌的时代是缔造了曾经左右世界局面的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

放在历史的天幕上看，中国跨世纪的这场争论是人类文明的两条主线在中国当前现实条件下的碰撞。我们可以隐约地看到，自由主义倾向第一条线，新左派倾向第二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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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NZWJ    时间: 2009-9-26 08:47     标题: 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中国的一场跨世纪争论(51)

前面简单介绍了第一条线的概况，这里再简单介绍一下第二条线的概况。

与个人主义相对应的集体主义是怎样运作的呢？也就是说，在作决策时是怎样选择的呢？是选择黄油还是选择大炮？是修公路还是建工厂？这就由领导集团代表集体进行选择。集体选择必须有一个选择标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这个标准就是价值判断。集体主义怎样形成共同的价值判断呢？他们是历史主义者。他们认为人们能够认识“历史规律”并运用这一历史规律来控制和计划社会的发展。历史规律所确定的未来就是人们奋斗的理想。符合这一历史规律的选择就是好的选择，就是理想的选择。历史主义者认为，只有首先判定历史的未来进程，才能有明智的政治行动。个人主义者是个人自由优先，他们不相信有先验的历史规律，不同意用先验的理想来约束个人自由；集体主义者是理想优先，为了集体的理想可以牺牲个人的一切。

集体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它强调集团或群体的重要性高于个人的重要性。如国家至上，民族至上，阶级至上。集体主义的思想来源十分久远。它可以追溯古希腊的柏拉图。柏拉图认为：“部分为了整体而存在，但整体并不为部分而存在……，你是因整体而被创造，而整体的被创造并非为了你。”他认为，如果你不能为了整体而牺牲自己的利益，那么你就是自私的。在他那里道德的标尺是国家利益。只要是能推进国家利益的都是好的、善良的、公正的。只要威胁国家利益的就是坏的、邪恶的、不公正的。柏拉图还主张取消私有产，实行财产公有；取消家庭，实行共妻共子，众人过着共住、共食、共妻的生活。

我国春秋时代的“天下为公”、“克己复礼”，汉代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是与个人主义相悖的，宋代朱熹的理学把压抑个性的理论发展到极致。“理”是一种先验的价值准则，“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子文集.读礼扎记》“理”在社会生活中就是“三纲五常”。朱熹提出“明天理，灭人欲”，要求“革尽人欲”，“复尽天理”。在“三纲”中，首先是“君为臣纲”，皇帝是至高无上的，这是中国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的思想源流是集体主义，它是以个人主义的反题出现的。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160多年以前产生在法国。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作为西方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本来有不少自由主义的内容。马克思说过，“自由确实是人所固有的东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过，马克思把个人不自由的原因归结为私有财产，把消灭私有财产、实行计划经济作为社会改革目标。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社会实践已经证明，这种社会模式使个人自由被完全抹杀。只强调消灭私有制和计划经济，不强调个人的自由，我们称之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解。中国的老左派的思想来源主要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统理解。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9-26 10:09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9-26 08:54     标题: 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中国的一场跨世纪争论(52)

自由主义是当今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想。由于西方社会的开放性，允许有与主流思想不一致的思想存在。这些非主流思想经常对主流思想进行批判，这种批判是一种社会制衡力量，是使社会趋于完善的智力资源之一。在批判资本主义时，马克思主义是最方便的武器。所以，西方社会的非主流思想有不少来自马克思主义，当然也有来自非马克思主义的多种源流。近年来西方的非主流思想有：以葛兰西、霍克海默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这个学派实际是现代马克思主义)，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以阿明为代表的全球化与依附理论，以萨伊德为代表的“东方主义”，以及种种向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挑战的理论。其中，“后现代主义”是一种重要的反主流的思想流派。“现代”是指18世纪以来的启蒙思想，它是西方文化传统的主流；而“后现代主义”则是对“现代”的反省和反抗，也是对西方主流思想的反抗。后现代主义以及与它相关的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人们统称这为后学。后学以及西方社会种种非主流思想，对西方社会繁荣背后深刻的社会矛盾和人文精神的危机怀着深深的忧虑，其中确有不少精神财富。例如，阿明认为，现代化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那些先发展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占据国际资源与权力分配的中心位置，而后起的现代国家只能处于依附地位，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剥削压迫对象，从而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拉大，使世界两极分化。阿明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有着众多的信徒。

西方的非主流思想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当今批判中国市场经济现实的新左派，很自然地从这个理论武库中得到了现成的武器。当然，说他们照搬这些理论也是不公道的。他们是用这些理论来分析中国的现实。争论在于他们是否应用得科学、合理。

他们在争论些什么？

这场争论内容十分广泛，既有学理上的，也有实践中的；既有历史的，也有现状的；对中国改革前制度的评价，对20年改革开放的看法，对当今中国社会状况的判断，对今后道路的走向，双方都有重大分岐。对中国目前社会现状的看法，改革20年以后中国社会现状如何？争论双方各有不同的评估。新左派认为中国社会发生了质变。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社会，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归结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及其在中国的肆虐。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批判（即对左的批判）已经过时，当前的批判对象应当是资本主义，是市场霸权。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9-26 10:09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9-26 08:55     标题: 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中国的一场跨世纪争论(53)

自由主义者认为，“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就社会性质和社会制度而言，和1949年建立、经历50，60，70，80 年代的社会和制度是一脉相承的，没有革命，没有断裂，没的质变。”（徐友渔：《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他们认为，毛泽东晚年的极左路线，在社会主义名义下实行的专制、几千年的封建残余还在阻碍中国前进，对这些东西进行清理和批判是尚未完成的任务。是坚持继续批判这些东西还是阻挠这种批判，这种思想斗争还在继续。

新左派认为，目前中国的改革越来越走向自由主义所倡导的模式，中国正在进入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当前“中国社会的各种行为，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行为甚至政府行为，都深刻地受制于资本和市场活动。”“80年代中国的启蒙思想所许诺的‘好社会’不仅没有伴随经济市场化而到来，市场社会本身呈现了新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更加难以克服的矛盾。”（汪晖：《当代中国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新左派满怀忧虑地问道：“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究竟是谁在统治，是人民呢还是寡头？是权力呢还是资本？这是需要深思的。在全球化潮流下，跨国公司正在系统地、有步骤地剥夺世界各国人民的民主权利，正在把我们这个世界带向奴役之路。如果看不到这一现实的威胁，恐怕就谈不上懂得民主。“（韩德强，2000）

自由派认为，目前中国虽然存在种种问题，但正在从不合理的体制走向合理的体制，走向人类文明的主流。他们所说的人类文明的主流就是以英美为标志的价值体系和社会制度。“对于自由主义立场而言，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问题再多再严重，也只能硬着头皮向前走，决不能走回头路，决不能返回衣、食、往、行都被人包办，种什么，造什么，卖什么都得等上级指示的那种日子。”（徐友渔：《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

对当前的社会结构的变化自由主义者持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20年的改革，已经在政府之外开始出现了新的社会结构，这种新的社会结构可能是将来中国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雏形，在中国的社会发展中是将成为一支重要力量。因此，让这种新的社会结构进一步发展是一条必由之路。新左派认为上述看法是当今既得利益集团虚构的神话，他们认为，这20年所形成的不是中间阶层，而是新生的资产阶级，是垄断精英，垄断精英是改革中社会不公正的既得利益者，是需要限制的、而不是应当鼓励发展的阶层。中国正处在十字路口，搞得好，就可能建成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搞不好，就可能形成一个金权、家庭统治的新型专制制度。就像某些南亚和拉美国家一样。这是两派一致的看法。但是，新左派认为这种危险在于市场霸权和垄断精英，自由主义者认为这种危险在于没有得到改革的原有的权力结构，在于中国２０００年相沿成习的专制主义。面对当前现状，自由主义者认为只有制度创新才能走出困境，而制度创新的目标就是西方已有的“民主宪政”，但是，在目前的语境下，这个目标他们说不出口；新左派没有提出自己的明确纲领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9-26 10:10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9-26 09:51     标题: 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中国的一场跨世纪争论(54)

对社会公正问题的看法

中国改革进入80年代后期，社会公正问题就开始显露，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公正问题更显突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矛盾日显尖锐，社会风气败坏，社会治安状况严重恶化，这些社会问题都是由社会公正问题引发出来的。中国社会不公正的主要表现是，对改革的代价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对称。改革中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改革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农民，在旧体制下受损最大，在改革初期得到了一部分补偿，而1984年以后，农民一直是弱势层阶之一，还通过剪刀差来承担改革成本。工人，在旧体制中没有得到足额工资（作为工资的另一部分――住房、教育、医疗费等被国家扣除下来由国家提供，而国家又没有足额提供），改革后通过下岗来分担改革成本。

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都承认社会不公正问题的存在，但对不公正产生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大相径庭。

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公正问题的根子在于没有得到改革的垄断性权力结构。中国的改革是利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权力来构建市场经济体制。原来权力持有者及其亲属，就利用社会资源再分配的机会为自己谋利。在经济运行过程中，行政干预过多，“寻租”现象泛滥，是权钱交易的温床。依靠权力发财是最大的社会不公正。他们还认为，改革开放20年以后，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上层建筑几乎没有什么触动。这是公共权力进入市场交易的根本原因，也是继续产生社会不公正的根本原因。因此，他们强调要加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其适应市场经济的基础，强调让公共权力退出市场减少“寻租”机会，强调建立对政府权力有效监督与制衡的政治体制。

新左派不仅批评自由派想“经由市场自然达到国内和国际领域中的公平、正义和民主不过是另一种乌托邦而已。”还把不公正的原因归罪于市场，归罪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归罪于过去多年强调的“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端”。他们认为当今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根本原因是市场竞争造成的“强者越强，弱者越弱，使强者可以越来越肆无忌惮地对弱者进行压榨和剥夺”。他们认为，在资本和市场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已经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的问题同时也是中国的问题，对中国问题的诊断同时也是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问题的诊断。

自由主义者对此反驳说，当今中国的贪污腐化无一不是当权者在滥用不受制衡的权力违法乱纪，搞权钱交易，这和近年来从西方引进的市场经济没有关系，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权力制衡机制和完善的法律体系正是遏制腐败的有效武器。

新左派指摘自由主义者对借改革之名化公为私、大肆掠夺国有财产的现象保持沉默。认为自由主义者是垄断精英的代言人。

自由主义学者认为，只有自由才是实现公正的基本方式。真正落实市场原则（充分自由竞争，公开透明），就可以达到相对公正分配。从经济上来说，只有尽可能减少行政干预，保证自由交易，社会不公正问题就会自然减少。有的经济自由主义者甚至认为，在自由经济下，根本不存在社会公正问题。他们认为，商品交换是等价交换，这本身就是平等的，公正的。既然道德的基础在公正，而公正体现在契约，所以等价交换就是公正。交换也是一种合作博弈，必然会产生合作剩余，即使是不等价交换，也是合作剩余在双方分配不均，但交易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9-26 10:10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9-26 09:53     标题: 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中国的一场跨世纪争论(55)

只要不断重复自由交换，公正就在其中。所以，经济学家讨论道德问题就是“不务正业”，主张经济学“不讲道德”。（樊纲：《“不道德”的经济学》）新左派认为，人们在市场上所交换的不仅仅是单纯的商品和货币，交换过程中还有出卖劳动力的人。因此，在商品货币的平等交易的背后，掩盖着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早期资本主义由此造成尖锐的社会冲突。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自由交换自身是不可能解决的。他认为自由主义者所看重的法权上的公正只是形式上的公正，因为法律赋予人们的平等只是一种可能性，它不能保证所有的人实际上享有这些权利。要使形式上的平等变为实际上的平等，还需要整个社会和每个适法者具备某些必要条件。

新左派批评自由主义者把解决中国当前社会问题寄托于完善的市场制度，是“制度乌托邦”，他们问道，迄今为止，哪个西方国家曾有过这样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新左派忧心忡忡地认为，20年的改革造就的垄断精英阶层已经完成了它的原始积累，他们已经有力量与体制抗衡，靠“规范市场”是解决不了社会不公正问题的。何况垄断精英阶层只允许按他们的意愿来“规范”市场，不会按照理性的市场要求来规范市场。新左派认为，不仅要关心过程公正，也要关心结果公正。他们认为仅仅依靠市场原则，是不够的。无论按特权原则分配还是按市场原则分配，如果结果财富都垄断在少数人手中，都违背了结果公正的原则，也将为民主设置障碍。民主和公正不能简约为“市场竞争原则”。

对国际问题的争论

苏联、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两大阵营之间持续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判断当前的国际局势？中国应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世界？争论双方对这些问题有着不同的回答。

自由主义学者认为，冷战结束以后，原来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应当汇入世界文明的主流，即在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制度。市场化，民主化是不可违抗的历史过程。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结果已水落石出，中国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尽快地融入世界主流体系。

新左派认为虽然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剧变，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并未解决。产生不平等、不自由和不民主的土壤还存在，因为没有任何力量阻止全世界受苦的人追求一种更为公正的、全面民主的生活方式（他们认为这种生活方式不是美英式的——因为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得到这种生活方式）。“当我看到在社会主义的废墟上资本主义是怎样肆意横行的时候，意识到将近一个世纪的革命是资本主义本身而不是冷战思想家所说的一小撮革命家阴谋的产物，而且我相信全球资本主义还在继续培植社会变革的土壤。”（陈燕谷：《历史的终结还是全面民主？》）

新左派认为，当代世界经济体系是由发达国家控制的，只利于发达国家压迫和剥削后进国家，其规则是发达国家制定的，是不公正的。因此，他们对中国加入WTO持保留甚至抵制态度。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9-26 10:11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9-26 10:04     标题: 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中国的一场跨世纪争论(56)

自由主义者承认当今世界贸易规则有不公正之处，但是他们强调，“不承认市场秩序是人类自愿合作的扩展秩序，偏说它是弱者‘不得不接受’的制度安排，恐怕有悖于历史事实。”（王思睿：《现代人类文明的主流》）现在，100多个国家一边抱怨不公正，另一方面却积极参加WTO ，不能否认100多个国家权衡利弊的智慧。自由主义者承认这个世界以强凌弱的现实，但他们认为，我们的任务不是去咀咒这个不平的世界，而是尽快使自己强大起来，只有参加世界竞争才能使自己强大。

民族主义是新左派张扬的一个重要内容。他们认为“当代世界日益全球化的经济和文化关系没有发展出相应的新的政治形式，因而全球化的经济过程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体系作为其政治保障的。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说，民族国家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积极地干预当代的经济过程，并且把自己看成全球经济活动的最大的代理人。”（汪晖：《文化与公共性》）他们认为，代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的将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对抗。民族主义复兴是历史的必然。

从学理上讲，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在“群体第一”这一点上成了“个人自由第一”的对立面。而“民族第一”和“国家第一”在通常情况下也是一致的。在外敌侵略面前，自由主义者也会成为民族主义者，但在通常情况下，自由主义者对民族主义保持着警惕。他们认为，民族解放任务完成、民族国家建立以后，民族主义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是整合社会的重要力量。但过份的民族情绪有可能成为自我封闭的理由，成为现代化的障碍。更为重要的是，民族主义常常是专制政权用来剥夺公民权利、压制不同思想的工具。民族主义是以情感为基础的，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非理性的力量。这种感情力量很能够容易调动起来，一旦调动起来就难以控制，就可能成为冲击理智的破坏力量。他们警告，不要轻易玩民族主义这把耀眼生辉之“火”。

1999年5月8日，北约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和谴责，学生上街抗议美国的暴行。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十分活跃，有的对“和平与发展”的基本估计提出质疑，有的认为世界走向多极化只是幻想，有的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提出批评，有的提出大幅度增加军费以扩充军事实力的建议……，与此同时，他们加强了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力度。他们批评自由主义者近几年来对西方的“权威和物质的新的臣服”“一部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反而在堕落，投降兴趣和维持会情结反而在高涨。尤其具有迷惑性的是，这种可鄙的情趣搭上了西方物质主义和伪善的自由主义的合法班车”（《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编者的话）在这种上纲上线、潮水般的批评面前，有的自由主义学者对中国出现的狂热民族主义情绪发表了忧虑的言论，这些言论立即就遭到新左派的声讨。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9-26 10:11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9-26 10:12     标题: 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中国的一场跨世纪争论(57)

甘阳发表文章，将质疑北京反美大游行中出现暴力行为的知识分子称作“败类”、“奴才”，说他们“随著西方媒体的旋律翩翩起舞，凡是西方说的就要照办，凡是西方做的就要紧跟”。一些自由主义者顶风反驳，著名国际问题专家资中筠在文章中说：“不知哪里忽然冒出来一些‘战略家’占据舆论要津，头头是道地‘分析’，给人的感觉似乎又要‘七八年再来一次’，重新清算改革开放以来的路线至少是外交路线，由于涉及对整个世界局势的看法，势必也涉及国内建设路线。令人大惑不解，也令人担忧。”在这样开篇之后，她有针对性的一一陈述自己的看法：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不能因一颗炸弹就改变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去搞军备竞赛；美国和欧洲国家对外搞霸权并不能否定他们国内的民主制度，民主的呼声不能被民族主义淹没，不能让带有排外性质的民族主义抵制向现代化方向的改革；把主权高于人权绝对化是逆潮而行，是难以作为普遍的原则‘占住理’的等。

需要指出的是，从民族主义的逻辑来讲，是应当主张主权高于人权的，但有些民族主义者（如王小东）在这一点上却与自由主义者一致：人权高于主权。自由为先还是民主为先？双方都赞同民主。但二者各有其出发点。自由主义者关心的是自由精神的发扬，新左派关心的用民主来制衡市场权力。新左派的批评指向精英垄断，希望通过民众的政治参与制约市场霸权；自由派的批判指向行政强制，希望通过经济自由来提高效率。民主制度在对公共问题作决策时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人的意志并不是每一个人的意志。在这里，民主和自由发生了矛盾：对于民主来说，通过表决，少数人必须放弃自己的价值判断，服从多数人的判断。而自由主义不必因此而服从，他们唯一合法的手段是说服。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民主原则和自由原则不是一回事。自由主义者认为多数人可以决定许多公共问题，但是，到了侵犯个人基本人权的界限，就得“行人止步”。他们认为，民主如果同自由主义相结合，就是自由的民主，即使由多数人来行使权力，也要受到法治和宪政的限制。民主也可以同极权主义联姻，即行使权力的人不受制约，这就是“极权民主”。所以，自由主义者申明：“自由高于民主。极而言之，前者是植根于彼岸世界的东西，而后者不论何等崇高，毕竟是此岸世界的东西。就经验而言之，‘民主’之运作，非有具备自由精神的个人而不能成功。‘民主’是不可能存在于我们当中的，故其可以争取之；‘自由’则从未不在我们当中，故其只可发扬之。‘自由’真的是一种精神，一种不受到现象界约束的‘超越现象’的精神；‘民主’其实是一种运作，但真正的民主是在一种精神支配下的运作，那种精神就是‘自由’。”（汪丁丁：《社会选择：市场经济与自由》）

甘阳批评自由主义者“以自由主义之名贬低和否定民主平等，其结果是把所谓的‘自由’更多地理解成了少数人享有的‘特权’，而不是所有人具有的‘权利’。事实上，今日许多对自由主义高谈阔论主要谈的是老板的自由加知识分子的自由，亦即富人的自由、强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与此同时则闭口不谈自由主义权利理论的出发点是所有人的权利，而且为此要特别强调那些无力保护自己的人的权利：弱者的权利、不幸者的权利、穷人的权利、无知识者的权利。……把自由归纳为市场的自由，认为自由经济能够自动地实现最大的自由。在这种版本的自由主义中，民主是奢侈的，平等更是罪恶的，反倒弱肉强食成了自由主义第一原则”。甘阳批评上述倾向是“中国知识界集体道德败坏症”。（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甘阳还写道：“当少数人正在疯狂掠夺多数人的财产并且日益威胁多数人的基本保障时，我们却听到许多人在那里摇头晃脑地谈什么“多数的暴政”。（同上）新左派主张“全面民主的生活方式”，即“必须承认每一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参与社会生活所有主要方面的的决策和安排”。他们还认为，“全面民主必须既在局部范围内又在全球范围内反对资本主义，消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制造的全球性两极分化。”（陈燕谷：《历史的终结还是全面民主？》）
作者: NZWJ    时间: 2009-9-26 10:14     标题: 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中国的一场跨世纪争论(58)

自由主义者把政治权力的无限膨胀看成是奴役民众的力量，新左派把市场力量的无限膨胀看成是奴役民众的力量。自由主义者主张限制政治权力并且两眼盯着政府的缺陷，新左派主张限制市场力量并且两眼盯着市场的缺陷。实际上，自由主义者并不主张对市场完全放任，他们认为限制市场已经包含在市场经济之中，例如，反垄断法本身是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也是市场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

关于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

在西方现代化道路中，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是必须具备的因素。所谓市民社会就是在政府之外的私人经济领域、自愿结社和社会运动。公共领域是指国家和个人（特别是底层百姓）之间的政治表达空间。如果没有市民社会，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如果没有公共领域，就可能造成政府和民众的直接对抗。中国目前底层人群的政治表达一是寄希望于新闻媒体，二是上访，三是民间社团的表达，四是非秩序行为，即通过闹事来引起政府重视。新闻媒体控制过严，很难表达底层的声音；上访的效果更差；民间社团的表达渠道也不畅通；非秩序行为常常引发暴力对抗。所以，公共领域的问题有着十分现实的意义。

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对这个问题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

自由主义者看重正在发育的中产阶级，认为他们就是将来市民社会的主体，有了这样一个经济的市民社会，就会产生对公共事务的要求，进而就会发展出公共政治表达空间。而新左派把自由主义者眼中的正在发育的中产阶层看成垄断精英，认为他们是社会不公正的产物，他们要表达的是垄断精英的利益而不是民众的声音。通过他们不可能形成社会底层的政治表达空间。他们问道：“许多政治精英及他们的子弟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并成为大公司和企业的代理人。我们能说他们是市民社会的代表吗？”新左派认为中国大陆的政治表达空间不一定要有市民社会，甚至存在于国家体制内部。有人还认为，在毛泽东时代没有市民社会，也有公共政治表达空间，如“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技术人员、管理干部三结合）。

鉴于“四大”已经作为社会不安定因素被废除，新左派很看重“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作用。自由主义者希望从未来的中产阶层中寻找公共政治空间，新左派从传统政治领域寻找公共政治空间。从争论双方的文章来看，自由主义者比较亲近中产阶级，他们对私有企业主抱着很大希望（是逻辑，而不是口头表达），[这是自由主义者的错误，当今中国的中产阶级是既得利益阶层，毫无革命性。自由主义者目前也已经看清了这一点。编者] 他们更关心强者、能者如何充分施展才能，更多地为社会（首先是为自己）创造财富；而新左派更亲近底层社会民众，他们对私有企业主持批判态度（是口头表达，不是逻辑）。他们认为如果仅由这批人操纵的政治表达空间，就会对底层产生压迫关系。他们关心的是如何让社会底层参与政治领域。
作者: NZWJ    时间: 2009-9-26 10:15     标题: 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中国的一场跨世纪争论(59)

对在改革中崛起的垄断精英阶层争论双方都怀着忧虑和警惕。垄断精英阶层是改革中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担心，如果任垄断精英阶层发展，这个集团不仅得到了改革的最大利益，还会左右中国的政治。例如，中国的私有企业在受到传统体制的压制时学者们支持它（特别是自由派），当他们已经发展起来、并与官员私下结盟时（大款“傍”官员，官员“傍”大款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必须防止发展为黑金政治。如何防止，争论双方有着不同的主张。新左派主张各个阶层、特别是社会底层对现行体制要保持足够的压力。这种压力既有制度化的，又有非制度化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官商私下结盟的主导方面是政府官员，只有建立对政治权力的制衡机制，才能防止黑金政治的产生。

平等优先还是效率优先？在经济政策上，新左派强调平等，自由派强调效率。在这里，不少人将平等和公平划等号，又将公平和公正划等号。如果把公正和效率放在一架天平上，毫无疑义的是公正优先，因为公正是最高的社会准则。这方面的争论有些概念混乱。

要提高经济效率就必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特别是能者、强者的积极性。为此，就得保护私有财产，就得为强者和能者创造施展才能的条件。自由主义者认为，在“消灭私有财产”和实行“经济平等”的口号之下，没收个人财产，将所有众人的生产资料交由一个政治组织来掌管，其结果是政治权力进入了个人家庭生活，进入了个人的闲暇，也切切实实地控制了个人的肠胃和头脑。这样，所有的个人必须仰承权力的鼻息以求生存，个人独立存在完全消失。所以，“消灭私有财产”实行“经济平等”是通向奴役之路。

新左派强调经济平等。他们认为强调效率就会出现两极分化，就会出现垄断精英阶层对底层的奴役。有人将社会问题归罪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认为“将效率置于一切之首的实用主义，为新的社会不平等创造了条件，也为政治民主化创造了障碍。”“现在人们寄希望用私有产权的合法化来解决当前社会矛盾，然而，如果私有化的过程不是在民主和公正的条件下进行，这个合法过程保护的就是不合法的分配过程。”（汪晖：《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在平等和效率的问题上，自由主义者担心政府以平等之名无限扩张的权力，可能造成政治权力对民众的奴役，新左派担心市场力量的无限扩张，可能出现贫富差距过大，造成经济寡头对民众的奴役。

双方争论除了以上几个方面以外，还涉及了更为广泛的领域：

――自由主义者讲“告别革命”（李泽厚），对以往的过激的社会变革手段持批判态度；新左派强调“对革命激进主义的反省已经走到了尽头，而且开始在走向反面”（甘阳）“今天已特别有必要提出：拒绝以自由主义为名否定民主，拒绝以英国革命否定法国革命，拒绝以柏克否定卢梭，拒绝以所有这些为名否定辛亥革命以来的20世纪中国革命史和‘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思想史。”（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自由主义者对辛亥革命以来的20世纪中国革命史和‘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革命史提出种种反思和批判，新左派则维护这一革命传统。
作者: NZWJ    时间: 2009-9-26 10:23     标题: 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中国的一场跨世纪争论(60)

――公共性和差异性。 “不能用某种普遍的共同的东西去瓦解这个世界的各种文化特征，……以换取由资本控制的高度同质化的世界。”（汪晖：《文化与公共性》）自由主义者同意他的前半句话：不能用某种普遍的共同的东西去瓦解这个世界的各种文化特征，自由主义者的后半句话是：以换取由一种先验的理想控制的高度同质化的世界。也就是说，争论双方都主张多元化，反对单一化。但新左派反对的是资本控制的单一化，认为当前最大的危险正是这种单一化；自由主义者反对的是政治权力控制的单一化，认为当前最大危险还是这种单一化。

――对社会现代性的认识。自由主义者把传统的社会主义作为现代性的对立面，认为发达国家那种个人自由、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契约整合才是现代化。当然，他们也承认在这个基本原则下有多样性的现代化社会模式。新左派认为，既然现代化有多种模式，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是现代化的一种模式。“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现代化意识形态；不仅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而且它本身就是中国现代性的主要特征““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在这场争论中还出现一些小插曲。例如，新左派上演话剧《格瓦拉》，舞台上下齐声高喊“

打倒资本主义！”“铲除私有制！”（《格瓦拉》中的台词），多数自由主义者冷眼旁观，也有人写批评文章。

有没有第三条道路？

个人自由与社会公正，是社会天平上的两个砝码。对这两种目标的追求是社会前进的两翼。上述的两种文明的第一条线强调个人自由，第二条线强调社会公正。其实，二者缺一，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公正。只有去其二者之极端，相互兼容，才可以二者兼得。

人间没有理想国。无论是个人主义的理想国还是集体主义的理想国，都是不可能实现的。试图以强权为手段来建立纯之又纯的理想国，开始会吸引一些天真的青年，但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最终理想国必定倒塌在血腥的废墟之中。完全放任个人利益冲动，让市场机制信马由缰，这样的理想国只能是以强凌弱、以富压贫的不公正社会。只有多元文化相辅相成、相互竞争、相互融合才能够达到真正的理想。事实上，人类文明的这两条主线自它们出现以后，既有摩擦、碰撞，也有相互吸收和融合。而随着历史的推移，摩擦、碰撞减少，吸收、融合增加。社会主义作为个人主义的反题出现以后，吸收了自由主义中不少内容，并把自由的观念和社会平等、正义的原则结合起来。马克思批判了“兵营共产主义”，他理想的新社会是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个性自由和民主。社会主义把使人摆脱各种形式的剥削和压迫放在首位，并创造使尽可能多的人自由发展的社会条件为目标，由此就产生了一个著名的公式：“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西方社会（暂且称之为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更是大量吸收了社会主义因素，如公正、平等原则，没有社会主义的营养，就没有今天西方社会的繁荣和稳定，20世纪并不是哪一种文明胜利的世纪，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中合理因素的共同胜利的世纪。

20世纪的历史证明，凡是两极状态的社会都是不稳定的。极端的自由主义往往会忽视社会公正，使社会动荡不安；极端的集体主义会抹杀人权，也会导至总崩溃。而中间力量占主流的国家，则比较稳定。
作者: NZWJ    时间: 2009-9-26 10:36     标题: 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中国的一场跨世纪争论(61)

二战以后，世界发生了一系列新的深刻变化。在新的变化面前，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由二元对抗的思维转向二元互补、互转、互通的新思维。新思维使上述两极已经有互相融合之势。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就不是极端自由主义，以社会民主主义为代表的左派力量，就不是极端的左翼。这温和的两翼相互融合、相互吸收，成为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思想。现在，在这温和的两翼之间很难看出明显的界限。

当然，个人主义（以及与它相对应的社会制度）与集体主义（以及与它相对应的社会制度）这两极的融合是一个宏大的历史课题，这个课题至今因没有完全解决而被高度关注。1998年度诺尔经济学奖评委会给其得主阿马蒂亚.森写下了这样的评语：“他澄清了使个人价值得以集结到集体决策当中去的条件，这些条件使集体的规则不致于损害个体权利的重要部分。”

让我们再回到中国当前两种思潮的交锋上。我必须再强调一次，把当前中国知识界的争论梳理为新左派同自由派的争论是一种简约。实际上，参与争论的学者很少有纯粹的自由派或纯粹的新左派。“我赞成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都认同的那些价值，而反对他们都反对的那些价值。”（秦晖）持这种态度的人在争论双方都有不少。当前的思想是多元的，交叉的，互混的。这种多元思想的交叉和互混表明有相互吸收和融合的可能。从上面我介绍的双方争论的内容中，我们可以找到某些共同之点：

都需要市场经济，都不迷信市场，都不要市场霸权；既要反对“不公平的伪竞争”，也要反对“反竞争的伪公平”，而要公平的市场竞争。

都需要行政权力，都反对行政权力过份扩张，都主张对行政权力进行制衡；既反对垄断精英控制政治权力，也反对政治权力妨害经济自由；

都主张建立民主制度，既反对把民主当成少数精英、作为谋取利益的工具，也反对把民主变成多数人的暴政。要把民主制度是建立在自由理念之上；

都看到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也都看到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对中国有利有弊，尽管双方在利弊的权衡上各有轻重，但都主张寻求趋利避害的途径；

都呼唤社会公正。不公正的原因既不能单纯归结为改革前的旧体制，也不能完全归罪于正在完善的市场；从解决方法上既不能完全坐等市场制度的完善，也不能发动底层群众来与精英阶层对抗，根本途径是制度创新。

都主张多元化。既不能实行资本霸权的一元化，也不能实行政治强权的一元化。

等等。还可以到出更多的共识。当然，分歧会更多一些，上述共识中也包含着不少分歧。不过，我们相信，只要抛弃自立门户和党同伐异的学风，对不同看法大度包容，对批评对象思想本质良性把握，对批评者新思想的吸收，激烈而不敌对，鲜明而不偏激，深刻而不片面，共识就会越来越多。还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主张不同思想的相互吸收和相互融合，但是，有些东西是永远不能融合的，如专制和民主，只能后者取代前者。自由和公正只能在民主的条件下兼容。近年来在国内出现了“第三条道路”的声音，这声音起源于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新著《第三条道路》。应当注意，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是指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并不是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道路。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奉行民主政治，是排除专制的。第三条道路没有专制的地位。

制度创新（即创建一个合理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是我们面临的最紧迫的历史课题。我们的争论最终要落实到制度创新上。在思考这一历史课题时，我们不仅要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二元思维，也要超越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二元思维。中国历代农民革命都没有制度创新，只能重复被推翻的制度；辛亥革命在制度创新上交了白卷，政权落入军伐手中；1949年以后用一极思维进行制度创新，已经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人类20世纪的实践，使我们有了比过去任何时代制度创新更为优越的条件。在新世纪，如果我们再一次在制度创新上交白卷，我们就对不起历史，也对不起后人。

2001年1月6日初稿
2001年1月31日改定

出处:「天益网」(2009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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