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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未来30年 [打印本页]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8-1 10:15 标题: 中国未来30年

【目录】
(1)中国基本完成经济体制转轨未来应完成政治体制改革(第1－第6楼)
(2)刘吉：中国改革30年三种前景(第7－第12楼)
(3)肖滨：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三波(第13－第15楼)
资料:黄光裕案代表官商勾结的新水平(第16－第18楼)
(4)张维迎：全球金融危机与未来30年中国经济前景(第19－第22楼)
(5)俞可平：中国民主化的最小成本和最佳途径(第23－第27楼)

中国基本完成经济体制转轨未来应完成政治体制改革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再过一些年，看司法制度问题就跟现在看国有企业的问题一样，剩下的是技术性问题而不是体制性的问题；再过一些年看政治制度也是一样，剩下的只是技术性问题了。

过去的这些年，中国基本上完成了经济体制的转轨。未来，我们应该完成政治体制的改革。

中国经济改革一直有两个核心任务——价格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所有其他方面的改革都是围绕这两项改革进行的。现在两大改革基本上已经完成，接下来改革应该转到政治体制改革；只有在政治体制改革完成以后，才能巩固经济改革成就。

政治体制改革也可以分成两个阶段，每个阶段分别为15年。第一个阶段主要任务是建立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减少政府部门的权力，也就是建立一个法治社会。

法治社会就是约束政府，政府必须按照规则办事，不能有太多自由裁判权。怎么能够让政府按规则办事呢？必须要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司法机关。老百姓可以同政府打官司，个人、企业与政府在民事上是平等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只有法院本身是相对独立的主体才可能做到这一点，否则，如果法院按照政府领导人的意志办，法律就无法约束政府。

第二个阶段主要是要建立民主选举制度。不过我强调，社会民主一定要使每个投票的人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法治国家一定要建立在一个中产阶级的基础上，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搞民主是不稳定的。民主就可能变成民粹、变成流氓政治，走向专制。现在一些地方在搞基层选举试验，相信以后选举的范围会不断扩大，逐步完善。经过这个阶段之后，中国的改革就基本完成。

唐德刚先生曾说过大的制度转型需要200年左右的时间。这样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算到2040年刚好200年，也就是再过30年，经过大约200年的时间，中国的社会转型和制度转型就会基本完成。也就是说，再过一些年，看司法制度问题就跟现在看国有企业的问题一样，剩下的是技术性问题而不是体制性的问题；再过一些年看政治制度也是一样，剩下的只是技术性问题了。

为了改变“国富民穷”的局面，两项内容必须是未来改革的重中之重：一是强化对征税权和财政预算的制约，一是将国有资产通过国民权益基金民有化。

中国必须转变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经济模式，这已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为什么转变得这么困难？民间消费为什么难以增长？中国GDP增长所带来的就业为什么这么少而资源消耗又这么多？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9-10 09:38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8-1 10:25 标题: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2)

两组数据最能展示背后的原因：

第一，从1997～2007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之比从53.4%降至39.7%，而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从GDP的11%上升到20.6%。在2007年，如果再加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收入以及各级国企的未分配利润，政府总收入占国民收入30%有余。这些政府收入当然还不包括数十万亿国有资产的升值所得，如果加上这些，政府可以花的收入和增值就更多了。

第二，从1999年到2007年，家庭储蓄率从20.2%升至22.9%，相比之下，政府储蓄率从原来的2.7%升至8.1%，企业储蓄率从13.7%升为20%。

这些数据说明，国内消费特别是民间消费之所以难以增长，不是因为中国人不肯消费，而是一方面由于征税权不受制约，让太多国民收入通过税负集中到政府手里，另一方面由于支柱企业和主要资产都是国有的，这些企业不仅不用分配利润，而且其资产升值也不会被老百姓分享，不能转变成民间消费的基础，只能成为企业和政府储蓄或者再投资。在目前国有资产实际由政府所有的体系下，经济增长的成果多由政府保留，普通个人并不能从中分享到应有的份额。

为了改变这种无法持续的增长模式、转变“国富民穷”局面，两项内容必须是未来改革的重中之重：一是强化对征税权和财政预算的制约，一是将国有资产通过国民权益基金民有化。具体办法是，在全国和31省份分别成立国民权益基金，将国有资产产权注入其中，共32个，把全国的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均分给13亿公民，各省份的基金按照“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市公民少分”的原则进行。

让公民个人直接分享国有资产产权是最佳的政策选择。国有企业一直是全民所有的企业，只是原来由政府托管，不是政府所有。民有化改革只是把“全民所有 ”真正落到实处，具体到个人身上。这样做的结果，一是让全民享受国企分红，一是让老百姓直接享受到国有资产的升值，得到财产性收入，体验资产升值的财富效应。

如果收入和财产更多的是民有，而不是政府拥有，那么，对轻工业和服务业产品的需求会远远更多，对重化工业的需求会减少。由此带来的需求结构变化，将促进整体经济结构从对投资与出口的过度依赖逐渐转变为对国内消费需求的依赖。民有化改革也能缓和国有制与法治间的矛盾。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8-1 10:48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8-1 10:35 标题: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3)

许小年：人的发展不仅要有经济繁荣还要法治严明政治廉洁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

六十年之成就最伟大者，就是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但人的发展不仅要有经济的繁荣，还要有法治的严明、政治的廉洁、文化的包容、社会的多元。

共和国将满一个花甲，六十年相当于个人生命的大半，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上，却只是转眼的瞬间。在这短暂的瞬间，中华民族经历了最激动人心和意义最为深远的变化，在我们七千年的文明长河中，没有任何一个时期能够与这六十年相比拟。一个旧的篇章在这里结束，崭新的一幕在这里徐徐拉开。

在此之前的数千年中，中华民族奋斗以求生存。共和国的六十年标志着民族历史上的最伟大转折点，从此之后，我们不再为生存担忧，十三亿人伸开双臂拥抱一个发展的全新时代。不仅民族和国家要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民族的最基本单元——中国人正孕育着前所未有的发展冲动，共和国六十年的建设，特别是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为人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条件，开拓出前所未有的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源于黄河与长江的两大流域的中华文明，自古处于四面开放之地，中央帝国面对西戎、北狄、东夷、南蛮，无险可守。这些今天看来带有大汉族主义的词语，生动地描述了当日形势之严峻，近代更有列强从海上入侵，几乎摧毁了一个悠久的农耕文明。如何在各民族不同文化的冲击下生存，始终是古代中国的首要课题。

为了生存，一个无所不包的官僚体系被建立起来，管理庞大帝国的所有事务。农业经济的仅有剩余，由税收系统输往首都，供养一支常备军和遍布各地的官吏，对外抗击蛮族的侵扰，对内维持社会的稳定。官吏不仅负责财税、公共工程、商业和司法，而且要发扬和解释官方意识形态，在思想上维护帝国的大一统。自秦、汉以来，这种格局就成为定式，两千年间，皇朝不断更迭，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基本结构却始终未变。

在这一格局下，个人的发展让位于民族的生存。个人的发展既无物质基础，因为农业剩余已被国家消耗殆尽，也没有宽容的社会空间，任何对正统的偏离都被认为是困惑和混乱的源头，都被政府以危及帝国的稳定为名，严格地予以禁止。

民族生存与个人发展的冲突在近代达到了高峰。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系列救亡图存的努力，无不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直到甲午战败，才有民族的先觉者对比西洋的崛起，检讨中国的传统思想与文化。个人意识与人文精神在“五四运动”中曾有过一时的兴盛，但很快就被日本侵华的隆隆炮声所淹没，民族的生存又一次压倒了个人的发展。

共和国建立之后，依靠中国人的勤奋与节俭，我们迅速地完成了工业化，建立了保障民族生存的工业与国防体系。1978年，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站在历史的高度，勇敢地推出了改革与开放两个政策，历史性地突破了两千年的传统格局，在短短的时间里，使绝大多数中国人彻底地摆脱了贫困，社会三十年间所达到的物质富裕程度，令汉唐盛世瞠乎其后。

共和国将满一个花甲，六十年之成就最伟大者，就是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但人的发展不仅要有经济的繁荣，还要有法治的严明、政治的廉洁、文化的包容、社会的多元。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人的权利与尊严，在所有的这些方面，共和国的十三亿公民将无愧于祖先，充分展现他们的才华，书写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最辉煌篇章。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8-1 10:37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8-1 10:44 标题: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伟(4)

权贵和底层之间开始凝结底层经济诉求缺乏表达渠道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伟

经济繁荣的同时伴随精神世界的贫瘠，就有可能导致富足而不幸福的生活。到了在经济发展高歌猛进时，平静地思考改革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的时候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深刻变迁，改变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目前中国人均GDP已超过3000美元，今年就可能排在美国和欧元区之后，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按照简单的算术推算，即便考虑到人口因素，再有15年中国人均GDP将超过1万美元，成为发达国家；再有20年中国GDP总量将超越欧美成为全球第一。那么在这些可能的辉煌背后，没有什么隐忧吗？有的。

第一，物质富足不意味着精神的富足。经济很重要，但不构成一国综合实力的全部，政治廉明和军事实力，区域共荣和民族和谐同样重要。经济很重要，但经济繁荣的同时伴随人们精神世界的贫瘠，就有可能导致富足而不幸福的生活。因此经济生活不是社会生活的全部，经济学家也远远没有社会学家、艺术家那么重要。

第二，经济增长到底有无道德和人性制约的底线。GDP是总量概念，既不反映结构也不反映绩效。就结构而言，资本和土地在经济增长中分到的份额不断膨胀，而劳动力和创新的份额则在滑坡。尤其是劳动力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得份额日渐减少，政府所得份额却上升，无论如何有悖藏富于民的常识。就绩效而言，中国占了GDP高速增长便宜的同时，却也吃了亏，尤其是我们的后代们，粗放的增长罔顾环境、资源、人的健康和尊严甚至地球的未来。

第三，中央和地方之间、权贵和底层之间开始凝结。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事权财力之间的落差拉大，区域和城乡的落差也无收缩。各项经济增长指标，甚至层层分解到乡和街道办这样的基层，令人叹为观止。权贵阶层之间的关系和利益蛛网开始盘根错节，底层的政治甚至经济诉求缺乏善意合理表达的渠道。地方不服管束、群体性事件因偶然的导火索而猛烈爆发的风险日增。各种突发事件往往一旦爆发就直接进入善后，恰恰跳过了透明适当的处置过程。

第四，盛世繁荣的迷恋情结日益严重，改革创新成为习以为常的口头禅。凝聚力和紧迫感的下降，使得中国看起来躯体日益庞大，但肢体协调性柔韧性不断下降，思维和内心世界纷乱莫测的巨人。

已经到了在经济发展高歌猛进时，平静地思考改革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的时候了，精神的力量往往在超越禁锢的同时，根植于每个人的心中。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8-1 10:45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8-1 10:50 标题: 万科董事局主席王石(5)

现在需要一次经济模式改革

万科董事局主席王石

建立在资源的高度垄断和消耗基础之上的粗放增长，必然难以持续；而缺乏制度保障和文化共识的高速增长，又必然带来效率与公平的冲突、物质与精神的冲突，成为限制未来发展的瓶颈

60年是历史学家的时间单位。成熟的企业家应该有10年左右的长期战略规划，至于60年的跨度，就完全超出了企业的范畴，更别说要企业家看清楚中国经济未来60年的发展——所以我还是尝试从眼前的趋势去谈未来。

从消费模式看，在传统文化影响下，中国人保持了谨慎的消费观念。2008年我们的储蓄率是51.3%，是美国人的4.28倍。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不足，一直是中国经济的烦恼，但在金融海啸来临之后，这已经成为一种甜蜜的烦恼。这是我们的发展模式现在看来比较好的一面。

但是从分配模式看，我国的基尼系数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了目前的0.47——这是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尽管各种渠道的统计数据之间有差异，但基本的认识是：中国是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大国，社会中产阶层发育不良，并且存在巨大的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沿海和内地的差距。

从生产模式看，我们的GDP占世界总量7.3%，但是为此消耗的能源占世界能耗的16%，钢铁消费量占世界四分之一，水泥消耗占世界一半以上。中国的产值不到美国的30%，却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

如果我们按照现在的模式发展，不用60年，只用10－20年，中国就超过美国，成为GDP世界第一的国家，那将会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呢？

到那时，在《福布斯》全球排行榜上，至少有一半富豪来自中国；同时，在广袤农村仍有大量贫困人口。那时候，我们一个国家就可以用掉今天全球的钢铁和水泥产量，还会有短缺。我们的碳排放将是今天的10倍……无须更多推想，我们今天就已经面临这些问题：大气变暖、水资源稀缺、能源危机、物种灭绝等环境问题，贫富分化、犯罪增多、诚信缺失、人际冷漠等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并且成为我们进一步发展的阻碍。一方面，建立在资源的高度垄断和消耗基础之上的粗放增长，必然难以持续，产业调整只是迟早的问题。另一方面，缺乏制度保障和文化共识的高速增长，又必然带来效率与公平的冲突、物质与精神的冲突，成为限制未来发展的瓶颈——如果继续以这种模式高速增长，必将为各种各样的社会和环境问题所湮没，对个人、企业、环境和社会都只能是一场灾难。

事实上，今天的美国也在反思它的发展模式，并且谋求改变。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美国的标准能耗产出效率只有日本的36%，美国还一直存在超前消费的文化。奥巴马上台后谋求的两大改革：医疗和社会福利方案、新能源计划，以及对个人信贷政策的审视，都是有针对性地寻求新的发展模式。

中国有13亿人口，但可利用的土地、能源和资源都远远少于美国，面临的挑战也要大得多。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之后，现在需要一次经济模式改革。我相信，未来的商业机会和危机，都潜伏在这个模式转变之中。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8-1 10:58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8-1 11:00 标题: 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6)

中国的股票和房地产或被百分之一百高估

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

只有20年相对较高的通货膨胀率能够证明它们价格的合理性。然而，通胀率持续高企会导致货币贬值，从而引发资本外逃。

资产泡沫是所有大型经济体的宿命，中国也不例外。每次的泡沫都始于一个传说：日本是第一个传说，然后是东亚奇迹，再是互联网狂热，以及金融创新是如何忽视风险的。

目前的泡沫是独一无二的。它始于一个恐怖的传说：纸钞的价值将会蒸发缩小，因此，你应该用它买点什么——买任何东西。这个最新的传说的吸引力在于，经济变得不重要了。世界处于经济衰退之中，那又如何？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崩溃，那又如何？我们刚刚从纸钞的危险中逃离，对不对？更好的做法是借钱购买资产。这时应轮到银行贷款政策发挥作用了。但是，银行的放贷意愿越高，资产市场越热。

因恐惧通货膨胀而产生的泡沫将在适当的时候破裂。随着时间的推移，纸钞正以通货膨胀率和利率之差的速度贬值。如果通货膨胀率为6%，银行存款利率是2%，纸钞每年会贬值4%，或每月0.33%。中国的股票和房地产可能被百分之一百高估了。只有20年相对较高的通货膨胀率能够证明它们价格的合理性。然而，通胀率持续高企会导致货币贬值，从而引发资本外逃。这个故事根本不会维持太久就会结束。

当有些东西好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时候，泡沫就破灭了。而中国能改变泡沫经济最终破灭的宿命吗?

出处:「南方周末」(2009年7月30日)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8-13 08:55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8-13 08:50 标题: 中国未来30年

中国改革30年三种前景

刘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名誉院长)

2009年以后的30年，中国最有可能出现三种前景：第一种前景，“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沿着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方向前进；第二种前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踟蹰不前，最后“左”派上台；第三种前景，右派得胜，全面实行资本主义。三种前景在未来都有可能出现，但概率大不同：第一种是90%，后两种各为5%。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胡锦涛总书记已在纪念大会上作了全面深刻的总结。历史画了一个句号，又是一个崭新的起点。2009年以后的30年，将是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期间，最有可能出现三种前景，请允许我作如下预测。

　　一、第一种前景：沿着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方向前进

　　这就要做五件大事：

　　1.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底

　　在国有企业、金融资本、社会保障和宏观调控四大体制改革方面取得决定性进展。在这些改革中，认真借鉴经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吸取它们失败的教训，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同时，努力结合中国国情（自然的、历史的和文化的）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创造性地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本架构。

　　2.加速完成工业化，赶上科业化

　　工业化最本质的标志是农民阶级的消亡。当今美国农业人口只有2%，西欧约3%，日本也在5%以下。而且这些农业人口已不是传统意义上小生产农民，而是农业分工协作的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化经营的农业工人和企业主。资本主义是通过残酷的方式（例如英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美国为解放黑奴农民打了一场南北内战）消灭农民阶级的，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渐进有序的方式实现农民阶级的消亡（例如农民进城当工人或其他职业，以及农民后代接受现代教育成为知识分子）。靠国家扶贫支农，即支持小农经济是永远解决不了“三农问题”的，“三农问题”惟一地只能以改革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阶级消亡来实现。另一方面，农民进城，源源不断提供了廉价自由劳动力，这是工业化必须的条件，特别是在全球化下后发工业化竞争力所在，理应推动。这是近代以来工业化和工业社会发展实践证明了的共同规律。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8-13 09:28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8-13 09:08 标题: 中国改革30年三种前景(8)

　什么是科业化？

　　21世纪中叶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开始了科业革命和科业化的历史进程。科业化宣告几百年的工业社会已经走到尽头，代之以全新的科业社会。科业社会是以知识分子脑力劳动为主体、以生产知识和信息的科学研究业（简称科业）为社会主导产业、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的全新社会。美欧先进发达国家已经并正在进行着这样的一场科业革命，中国应该及时赶上，采取一切切实有效的措施，把教育现代化和科技现代化真正放在首要的战略地位。

　　3.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社会主义分配

　　代替小农经济小生产要求的“平均主义”分配、资本主义放任自由竞争“两极分化”分配，将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分配。

　　要“各尽所能”，就必须经济可持续高涨与人的解放和自由流动。前者保证人们充分就业，后者保证人人通过社会实践确立最能充分展现自己才能的岗位。而而只有“各取所值”，才能最大限度调动人们展现才能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产生创造社会财富的最佳效率。人的天赋才能有大有小，即使通过平等权利的教育和工作实践，各自展现的才能仍然有大有小，有天才也有弱智，大多数居中，是按正态曲线分布的。因此，按社会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分配的结果，人们的收入也是按正态曲线分布，既有相当的差距，又是中等收入居多，即所谓“橄榄型”分配。也就是说，中等收入阶层占社会主体。这是高效率与高公平的完美统一，从而保证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和社会持续和谐稳定，充分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

　　因此，评判社会主义建设好坏成败，贫富差距已没有多大意义了，而中等收入阶层的比例才是关键的。如果中等收入阶层达到60%-80%，乃至更高，社会主义就一定公平而且高效，一定持续繁荣和稳定。

　　因此，党和国家今后30年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应以造就和发展中等收入阶层为准绳。决策应认真倾听中等收入阶层的呼声，充分反映中等收入阶层的利益，而不应无意或有意地损害它。

　　4.实行从中央集权郡县制向行政功能分工制转变

　　秦始皇鉴于中国古代分封制长期内乱和亡国的教训，创建中央集权郡县制，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行政体制改革。中央集权郡县制与小生产的农业经济相适应: 保证了中国高度分散的小生产社会和国家的完整统一与持续和平，促进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中国封建社会成为举世无双的完美强大。中央集权郡县制也与小农经济生产力发展缓慢、郡县行政事务简单（收税和处理刑事纠纷）相适应，从而几千年虽然有改朝换代的代价，但制度一直相当稳定。时至今日中国，虽然形式上不可同日而语，但从实质讲基本上仍是中央集权郡县制。它曾经是计划经济体制有效的政治保障。但它本质上是与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相对立的。特别是在经过30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规模与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央集权郡县制已越来越不适应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适应，必将发生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的冲突，成为经济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羁绊。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就是对现行行政体制进行根本改革，造就与社会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功能分工制”。其要点如下：

　　（1）政企分开，政府不管微观经济，不管企业的经营活动。企业在遵守市场经济法律的前提下在统一市场中自由驰骋。

　　（2）中央政府统管一切政治权力，即掌握军事、外交、公安、立法司法等国家机器，确保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社会稳定。由于宏观经济兴衰关系政局和社会稳定，因此宏观经济调控也属政治权力之列。

　　（3）地方政府职能主要是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等，以创造优良的地方经济发展环境。

　　（4）基层政府与人民群众直接接触，主要功能是关注人民群众的福利和社会保障、社区建设，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5）广泛发展非政府的社会组织，实行人民自治的各项文化和道德建设活动。

　　5.wdGCD改革

　　在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文化传统深厚、经济基础薄弱、国土辽阔而发展十分不平衡的国家，没有一个坚强的先进的领导核心，就会一盘散沙，就会四分五裂，就会不断地在内忧外患中动荡，中华民族要实现自己伟大复兴是不可能的。这个领导核心历史地落在中国wdGCD身上，没有其他任何政治力量可以代替它。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8-13 09:11 标题: 中国改革30年三种前景(9)

中国wdGCD已经成功地领导了30年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今后30年还要完成上述四项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使命。历史责任极其重大，历史任务极其艰巨。现代化事业要求现代化的党。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作为领导的wdGCD也必须改造自己。首先要彻底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与时俱进不断改革，把自己建设成一个永远站在时代前列的领导党。

　　党的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党内民主和如何接受人民的有效监督。从而，保证党不会犯重大错误，损害人民和国家利益；保证党不会蜕化变质，永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做到上述，具体重点应建立下列机制：

　　（1）人民群众推荐党员、监督党员和罢免党员。wdGCD发展党员必须经过所在支部的群众推荐，或申请入党的积极分子必须得到所在支部群众半数以上的同意。群众推荐虽然不一定能推荐出有共产主义政治理想和德才兼备的人才，但群众眼睛是雪亮的，绝不会同意坏人、小人入党。若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才有半数群众不同意，至少说明他联系群众不够，也应等他改正这一重大缺点后才可入党。罢免党员的道理也是如此。只有人民群众有推荐权和罢免权，才有真正的监督。

　　（2）提高党员质量水平。党员条件中除现行共产主义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政治条件外，应加入若干有具体可操作、可考核的内容。例如，wdGCD员既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必须无条件地无偿献血和捐献骨髓移植。没有两次献血记录或拒绝骨髓移植者不得入党或党员除名；党员既然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逝世后必须无条件贡献遗体，供医用器官移植，对人民作最后贡献，等等，这才叫和平年代“与人民血肉相连”；再如党员必须站在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前列，当人民群众受坏人侵害而袖手旁观者，立即开除党籍；党员遗产中一半捐给慈善事业，等等。党既然是“三个代表”，因此对党员的文化程度也必须有相应要求，文盲和高中以下文化、读不懂《wdGCD宣言》者不得入党。文化不够而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先补文化。

　　（3）基层支部和党委领导，必须由党员自由地民主直选。县以上党委是代表大会选举，但代表必须是基层党委直选。党委候选人必须不等额，并在代表大会上发表政见竞争，经代表充分自由的评议后无记名投票。县以上党委成员必须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

　　（4）各级党委实行民主科学决策。必须事先予党委成员同等信息，充分自由讨论、无记名投票后真正保证少数服从多数，决议后必须多数尊重少数。必须用党纪保证决策的有效执行力，一切通过实践检验。及时反馈实践结果，发现错误及时改正。各党委成员在党委决策中的态度和见解，必须记录在案并通报下级党委和相应的党代表，让党员了解领导、选择领导。

　　（5）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应成为民主科学决策的模范。应有更严格的民主科学机制，在政治竞争中由全国党代表大会选择。

　　（6）严格党内监督。党的纪委的基本任务是：监督党的路线和大政方针贯彻；监督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道德行为；对公检法党委及其干部的违法行为进行有效监督，以保证公正执法。纪委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独立执行任务。

　　要言之，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参加wdGCD，在wdGCD内实行民主科学机制选拔各级领导和决策，从而保证wdGCD不犯重大政治错误和蜕化变质。也就是说，中国人民通过wdGCD实现社会主义民主。这就从政治体制上保证了中华民族在今后30年实现伟大复兴。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8-13 09:13 标题: 中国改革30年三种前景(10)

　二、第二种前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踟蹰不前，“左”派上台

　　“左”派前30年来一以贯之反对邓小平开创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反对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路线根本对立。他们有时自称不反对改革，而是要实行真正社会主义的改革。但是30年的实践证明：他们除了不断用前苏联和1957年以来特别是“wenge”大批判的观点不断批判改革开放的目标和方针政策外，未见一项像样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建议。他们长期利用网络乃至若干传媒攻击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指责基本小康下的收入差距是“两极分化”，把中国和平发展前进中的不足，如医疗、读大学、住房等困难，丑化为“新的三座大山”，一句话——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还呼应海外右派不时刮起攻击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什么“旋风”。

　　当代中国的“左”派有哪些基本特点呢？

　　（1）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善于引经据典，背诵经典文献词句，就是不与当代世界和中国实际结合，不能也不想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

　　（2）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和贯彻者。苏式社会主义实质是马克思早已批判过的农业社会主义，它反映小农经济和小生产农民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如平均主义分配、帝王个人崇拜、崇尚暴力斗争等。一句话——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封建主义，至少是混杂社会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怪胎。

　　（3）坚决全面反对资本主义。但是他们不是从社会主义理想出发，而是站在封建主义立场上的反对，无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和当代资本主义的巨大变化。因此虽然十分坚决，也只是维护封建主义失去的天堂。

　　（4）主张阶级斗争为纲到底，反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争取和谐世界。

　　那么，这样的“左”派，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在清算，为什么30年还没有绝种？原因是多方面的：

　　（1）“左”派的迷惑性。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号，颇能迷惑一些善良的人们，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了解不多的年轻人。他们制造出“草根”、“弱势群体”的理念，以代言人自居，宣扬小生产意识，颇能迷惑一些基层群众，特别是农民。他们挑剔改革开放中某些不足，惯用攻击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颇能迷惑一些不明事理的群众。

　　（2）wdGCD内宁“左”勿右的传统影响。某些建党理论始终认为“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教育问题，右是殊死斗争问题。这个传统影响至今尚未彻底消除。其实，“左”右在初起时都是认识问题，经过多次反复教育而不改，都必定是立场问题。

　　（3）小农经济的社会基础。今日中国仍有62%的农业人口。许多城市工人乃至知识分子刚从农民阶级转化而来。党和国家干部许多是农民出身或农民子弟。如此巨大的社会基础正是产生“左”派的温床，也是“左”派观点传播的市场。

　　（4）利用党实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宽容，与党进行“合法斗争”。

　　设想一下，如果“左”派上台，中国将是什么局面？

　　重搞阶级斗争，推动世界革命。重操他们熟练的“wenge”式宣传，大规模揭露改革开放中某些不足和个别阴暗事实（如官员腐败、富人荒淫）。抓住一点，上纲上线，血泪控诉……顿时搞乱社会舆论和价值理念。于是在“纠正市场经济错误”下，恢复计划经济体制；在“公平”、“共享”的名义下实行“大锅饭铁饭碗”的平均主义分配，等等，引起某些“草根”、“弱势群众”狂热欢呼。由于当今中国人均GDP已超过3000美元，人民生活已基本小康，外汇储备二万多亿美元，一句话——改革开放聚集了相当的社会财富，足够“左”派折腾几年。

　　但是“左”派上台寿命绝不会长的。在社会混乱下，外资必将迅速撤离，广大企业主和社会精英不断大规模外迁，最后邓小平开创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伟大成果败光，中国人又回到共同贫穷。wdGCD又一次错过人民给予的机会，人民不再谅解wdGCD了。于是，中国必将出现“叶利钦式”的“英雄”，推倒“左”派统治，同时埋葬共产主义。天下大乱，可能要延续许多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再一次丧失！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8-13 09:18 标题: 中国改革30年三种前景(11)

　三、第三种前景：右派得胜，全面实行资本主义

　　右派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们。由于传统社会主义建设的挫折失败，特别是“wenghuagemin”使旧的社会主义体制下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政治声望降到冰点，社会道德沦丧，他们对社会主义彻底失去信仰。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后，国门大开，他们发现过去“左”的舆论宣传的欺骗性，看到一个“世界多奇妙”的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立即向往地五体投地。他们赞成改革开放，但是一直企图把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引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

　　右派的特点是：

　　（1）崇拜和向往资本主义。实际上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历史不甚了解，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状也没有进行认真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无不经历过漫长的对外侵略（殖民）、对内盘剥的历程。迄至今日，仍利用其科技、经济和军事的既得优势，攫取或榨取发展中国家资源（美国占用世界42%能源！）和进行不平等贸易来获利。放眼全球，除极少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外，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仍处在贫穷和愚昧之中。他们更不了解在欧美经济发达国家特别北欧各国，先进生产力的经济基础要求与之相应的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母体中已经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许多先进的社会主义因素。中国改革开放学习借鉴的正是这些社会主义因素，而不是已走到自己生命尾声的资本主义。

　　（2）没有任何什么值得注意的创意，只有简单的照搬。中国如何搞资本主义，他们并没有作出真正的回答。只是照搬西方，突出地要求实行资本主义国家多党制、三权分立和自由选举的议会民主。他们天真地以为照搬一个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就会立即享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文明。完全无视于中国的国情和中国现代化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3）屈服于国际资本主义压力，特别是美国霸权主义。因此，他们往往是海外资本主义软实力的应声虫，传播或响应国际反华势力不断“创新”的观点。甚至有的与外国一些反华组织有这种或那样的联系，制造事端，靠海外舆论来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

　　那么，右派能够取得成功吗？

　　“崇洋迷外”是小生产意识的另一面表现。因此，小农经济和小生产者也是右派的社会基础。由于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先进，人生观不成熟、涉世不深的青少年不可避免地容易接受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成为右派观点自由泛滥的市场。这就是现实存在的“和平演变”。对于这类“和平演变”，加强有说服力的政治思想教育是必要的，而根本途径和最终解决必然是依靠中国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一个真正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现实，必将反过来对资本主义产生不可阻挡的“和平演变”的威力！

　　同样可以设想，在今后30年中，右派若要成功可能会有两个机遇：

　　（1）在小农经济的社会基础和小生产意识影响下，不锐意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受阻，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顿。中国发展速度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可以用历史来说明；中国发展速度低于崛起的新兴小国，可以用“烧一杯水比烧一锅水容易”来解释。但是，如果发展速度低于资本主义复辟了的俄罗斯，或“最大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印度，中国的政局就绝不可能稳定了。右派必然受到人民拥戴，成功地实行了“和平演变”。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8-13 09:22 标题: 中国改革30年三种前景(12)

（2）“左”派折腾的结果，必将导致右派胜利。“左”派在善良的人们面前可以耀武扬威，但斗不过右派。最后，前述“叶利钦式”的“英雄”将在人们埋葬共产主义的欢呼中登上执政的舞台。右派上台的结果是全面实行资本主义，但中国绝不可能达到现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富强的国家。经济上在动乱中无法发展，社会真的两极分化、动荡不安，政治上只能是国际霸权主义的附庸。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的复兴，只能等待人民新的觉醒和革命，等待新的邓小平。

　　结论

　　上述三种前景在未来都是可能的，但可以预见的概率是不一样的。形象地说，第一种情况的概率是90%，后两种概率各为5%。

　　为什么第一种情况有90%这样巨大的可能性呢？

　　（1）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全民族历史性的心愿。人民的历史要求是不可阻挡的。

　　（2）邓小平开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30年，证明了这条道路的真理性。既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又充分反映了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实践雄辩地证明了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3）30年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崛起和社会进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实可靠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4）中国人力资源丰富、地域辽阔，又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国持续发展的空间巨大。中国改革尚未完成，每一项重大改革，都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巨大动力和广阔天地。

　　（5）30年改革开放重建了中国wdGCD不可替代的威望。党也有足够的执政能力和丰富经验完成新30年各项历史使命。

　　（6）随着教育和科技的发展，中华民族的素质将不断提高。全民族知识化，首先是党和国家干部知识化，将对中国前途做出理性的最佳选择。

　　（7）今后30年全球化和平发展，霸权主义成为人类公敌，中国有可能运筹应对，保持较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从而有利于中国建设发展。

　　那么，对于低概率的后两种情况，是否是不必要的多虑？是危言耸听的空谈？完全可以等闲视之呢？答案是否定的。纵观人类历史，如果人们掉以轻心，概率很小的事件也会看似偶然却出人意料地发生了！胡锦涛同志及时提出“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就是告诫全党全民还是有动摇、有懈怠、有折腾的情况存在，中国人要有忧患意识，时刻警惕、防患于未然。特别是“左”右折腾不得。邓小平的政治遗言，“警惕右，主要是防‘左’”，我们要时刻牢记在心，至少还要记住30年！

　　只要全国人民在wdGCD的领导下，抓住今后30年可贵的历史机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中国的发展是不可限量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实现！

(本文得以在本刊发表，感谢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的支持)。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8-13 09:31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8-16 09:36 标题: 中国未来30年(13)

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三波

作者:肖滨(中山大学教授)

从1949到2009，新中国已经走过60年的历程。在共和国60年的历程中，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观察点：一是1949年，二是1979年，三是2009年。三个时间点蕴含着三个问题：以1949年作为观察点，我们关注的问题是，在中国现代国家成长历程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意义何在？以1979年作为观察点，我们关注的问题是，在新中国成立30年之后，中国现代国家的成长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之下谱写了什么样的新篇章？以2009年作为起始点，我们关注的问题是，在新中国成立60年之后，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中国现代国家的成长将走向何方？

　　第一波：从皇权帝国到主权国家

　　从皇权帝国到主权国家是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第一波。这一波始于晚清皇权帝国的危机与崩溃。在经历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甲午海战、变法维新等诸多历史事变之后，1911年的辛亥革命虽然终结了满清王朝的皇权统治，但中国并没有真正成为现代意义的主权国家。相反，在袁世凯于1916年去世之后，掌控国家军事暴力资源的北洋军阀迅速分裂，形成直、皖、奉三大派系，各大军阀派系之间互相厮杀。军阀之间的相互混战表明国家的暴力资源已经彻底分散，这不仅宣告了传统国家的解体，同时也是在呼唤结束军阀割据、实现国家统一、重建国家权威、走向现代国家。在20世纪20年代联省自治的方案落空之后，以俄为师的国共两党联手作业打击军阀，取得了军事北伐的基本成功。不过，在1927年国共两党分手之后，两大政治军事集团之间开始了长期的军事政治斗争；虽然，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他们也一度协同抗战，但最终经过四年的国共内战之后，一方才将另一方赶出大陆，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中国现代国家的成长而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意义究竟何在？从根本上说，其意义在于主权国家的建立。正是由于主权国家的建立，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所面临的生存风险得以基本化解，并且为下一步的国家成长奠定了基础。不过，以苏俄暴力革命的方式确立主权国家也给未来的国家成长留下了一个后手，这就是革命逻辑与阶级立国。所谓革命逻辑其实是共产主义革命的逻辑，这种革命的逻辑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它不仅要进行政治革命，而且要进行经济革命、文化革命，因此，革命逻辑隐含着后来1949年之后那么多大大小小的革命运动，包括已经被彻底否定了的文化大革命。另外一个后手就是阶级立国，阶级立国意味着立国的根基不是公民权利，而是阶级。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8-16 09:44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8-16 09:45 标题: 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三波(14)

第二波：从全能国家到市场国家

　　如果说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第一波经历的时间很长，那么从1949年到2009年的第二波则相对较短，刚好60年。第二波的具体内容可以概括为从全能国家到市场国家。这一波可以分为前后30年的两个阶段。

　　前30年：一个逻辑，两个故事

　　前30年是从1949年到1979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用一个逻辑、两个故事来描述这30年。一个逻辑就是革命逻辑———全盘革命的逻辑：革命从政治领域、经济领域一直延伸到思想文化领域。两个故事中的第一个故事就是政党中心主义的故事。所谓政党中心主义的故事就是政党对国家和社会一元化的全面领导，它具体表现为政党对国家统治系统排斥竞争性的垄断、政党对国家统治机关的控制，甚至政党对国家权力系统的替代(“文革”中国家机关已经瘫痪，党、政、军一体的革命委员会取而代之)、政党对社会的全面统领(政党渗透到社会组织的各个角落)。第二个故事是国家全能主义的故事。如果说政党中心主义主要涉及政党与国家统治组织和社会的关系，那么，国家全能主义主要涉及的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其实质是国家权力无边界扩展，国家对企业、事业单位以及个人生活领域的全面渗透、吞噬，它具体表现为政企不分、政社不分以及私人领域被侵犯等。

　　就中国现代国家的成长而言，政党-国家/全能国家如此集中资源，其成就是什么？最大的成就就是巩固了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当然，为此也支付了巨大的代价。如果说，第一波的最主要代价是无数仁人志士、无数同胞的鲜血和生命，那么，第二波前30年的代价是什么呢？最简单地说是两点：一是经济短缺、物质匮乏，说得白一点，那个时候很多人吃不饱肚子，饥饿。二是自由的丧失，个人自由、经济自由、社会自主的丧失。这样，一个扼死了自由的体制当然是僵化的。这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前30年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留下的后手，也是需要改革的对象。这种僵化的体制给中国带来了新的风险：如果说第一波中国面临的风险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那么，第二波前30年带来的风险则是中国的“球籍”就要被开除掉了。换句话说，如果中国再不改革开放、再不搞现代化，那么，中国就面临在地球上无法立足的风险。正是这个后手为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埋下了伏笔。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8-16 09:47 标题: 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三波(15)

后30年：改革的故事

　　如果说第二波前30年的故事是革命逻辑下政党中心主义和国家全能主义的故事，是革命的故事，那么，第二波后30年(从1979年到2009年)的故事则是依托政党中心主义改革国家全能主义的故事，是改革的故事。换言之，虽然政党国家和全能国家是一体两面的，但30年改革开放恰好是依托一面———政党中心主义来解构另一面———国家全能主义。

　　国家全能主义的解构主要体现在四个层面。一是放权于地方。国家全能主义的表现之一是中央集权，中央控制得很死，30年改革开放的内容之一就是向地方放权。二是还权于生产者。之所以说是“还权”而不是放权，是因为这里的权力是指生产者的自主权，它本身就属于生产者自己。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把生产自主权还给了农民，改革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把生产经营权归还给了企业。三是限权于政府。比如说，国家通过制定行政许可法，圈定政府许可的范围，确立政府权力的边界，以限定政府的权力。四是分权于社会。例如，国家通过对行业协会的改革，实行政社分开，将原来由政府管理的一些社会事务交给社会组织。

　　对国家全能主义上述四个层面的改革释放了经济自由的空间、激发了社会活力和个人的创造力，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而且推动了中国现代国家的成长。

　　一是走向市场国家。随着政企逐步分开，一方面，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企业成为独立生产经营的主体；另一方面，政府逐步退出微观经济领域，划定政府权力运行的边界，这样，在国家领域和市场领域之间形成边界划分，国家成为与市场在结构上互相分离的领域，从而成为一个市场国家。

　　二是确立税收国家。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全能主义国家在财政收入上是“自产国家”(owner-state)，它以国有企业为核心自己生产财政收入，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国家自有财产带来的收入。在全能主义的自产国家，不是国家依赖于国家之外的纳税主体以获取财政资源，反而是个人和各种组织高度依赖国家，从国家那里获取所需资源。随着改革对全能主义国家的解构，国家全面垄断经济社会资源的格局被打破，国家与市场领域、社会领域的结构性分离，私营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迅速崛起，市场逐渐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这样，国家之外的个人、经济组织从国家那里获取资源的机会在减少，相反，国家在财政上反过来依赖国家之外的纳税主体，由此，国家不得不通过税收从国家之外的纳税主体那里汲取财政资源，以支撑庞大的国家机器的运转。这样，从自产国家走向税收国家是中国国家构建中不可避免的选择。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两次利改税和90年代实行分税制、引入增值税等税制改革，中国开始建立起现代税制的基本框架，走向税收国家。

　　三是构建行政国家或者说管理国家。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其一，行政架构重组。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多次政府机构改革直接推动了中国行政国家组织体系的建设：从早期单纯的精简机构到中期的转变政府职能再到近年来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由浅入深、层层推进的政府机构改革不仅将政府职能逐步转向、定位于公共服务，而且初步组建了一个面向市场经济、着眼于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行政架构。其二，行政队伍建设。从1993年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到200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逐步走入法制化轨道的国家公务员制度为行政国家公务员队伍的建设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框架；依照考试、考核、培训、轮岗、辞退等程序管理的公务员队伍已经成长壮大，颇具规模，它们为行政国家的有效运转奠定了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其三，行政法规制定。《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等一系列重要行政法律的出台将中国政府的行政运作逐步引向现代法治政府之路。其四，行政能力提升。一方面，国家的行政资源急速膨胀，举例来说，依托30年快速的经济增长，中国政府获得的巨大财政收入为行政资源膨胀奠定了坚实财力的基础；另一方面，国家的行政能力有着极大的提高，其中政府提取税收的汲取能力和确保社会稳定的监控能力得到最为显著的提升。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8-16 09:54 标题: 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三波(16)

　总之，即使从国家成长的角度来看，30年改革的故事也是成功的故事：正是改革开放使中国的国家成长进入市场国家、税收国家和管理国家的阶段。这里令人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苏联改革的结果是国家解体，而中国改革的结果是中国的国家在成长、在发展？也许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改革针对国家全能主义，但是依靠政党中心主义，换句话说，在执政党的领导下解构、改革国家全能主义。如上所述，前30年形成的格局是政党国家和全能国家同构于一体的结构：一边是政党中心主义的结构，一边是国家全能主义的结构；后30年的改革恰恰是以政党中心主义为依托，改革、解构国家全能主义，解构全能国家。印证这一分析的经验事实是，30年来，一方面，改革确实是在执政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没有哪一项改革政策的制定、改革措施的落实不是在执政党的领导和操作下进行；另一方面，从农村到城市，从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到国有企业，改革扩展到许许多多的领域，但是政党中心主义的基本结构没有变化。这也许是中国30年改革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不过，依靠政党中心主义来解构国家全能主义也留下了巨大的后手，正是这种后手为中国现代国家成长进入第三波埋下了伏笔。

　　第三波：走向公民国家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国家全能主义的逐步解体，执政党的执政能力遇到新的历史任务，面临新的挑战。目前，这种挑战尤其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精英集团的结盟。在一些局部领域或某些地区，这种结盟甚至演变为精英集团之间的勾结。近期披露出来的黄光裕、陈绍基、王华元案正是这种勾结的典型个案。从目前来看，黄光裕案涉及多个公权力比较集中的要害部门，比如政法部门，且官员的职位很高，涉及金额较大，人数众多，既涉地方一些部门，也涉一些中央部委，甚至海外也有牵连，比如“公海赌王”连超。而将好几个高官卷进去的，又是一个典型的资本集团。故这不是一个平面的简单的官商勾结，它表明政商勾结已经发展到新的阶段、达到新的水平。这种现象的出现预示了中国国家成长面临一种新的风险：蜕变为勾结型国家的风险。

　　另一方面是底层民众的维权与抗争。改革开放30年来，由于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和贫富悬殊的急剧拉大，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群体已经出现。面对艰难的生活状况和权益时常受到损害的处境，他们正在以各种方式维权与抗争，以致触发群体性事件的不断发生。统计数据表明，从1994年以来，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在急剧增长、规模在逐步扩大。从2008年贵州的瓮安事件到2009年的湖北石首事件、东北的通钢事件，所有这些具有典型意义的群体性事件都显露了底层民众情绪的炙烈。

　　一方面是精英集团的结盟甚或勾结，另一方面是底层民众的抗争。在此双向夹击之下，政党国家可能面临两种风险：要么寡头化，国家最后完全被少数精英操纵，成为一个权贵国家；要么民粹化，国家完全被底层民众的声音所左右。这两种风险的社会基础在于中国社会结构的两极化，亦即这是一个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社会分层凝固化的金字塔结构。从社会层面看，化解这两种风险在于社会结构的调整，从政治层面看则在于向公民国家转型。而向公民国家转型正是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第三波。如果以2009年作为这一波的起点，那么，也许再经过30年或60年，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历程就会进入崭新的阶段。这也是中国现代国家成长最后的一步。

　　走向公民国家的推手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执政党和政府。它们在国家层面采取行动，推动公民权利的落实。今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已经清晰地勾画出近今明两年执政党和政府保障公民权利和基本人权的行动路线图。其实，国家的人权行动并不始于2009年，在此之前已经在推进了：30年来，执政党、各级政府在落实公民权利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另外一个方面的推手是公民以及成长中的公民社会。公民依法维权、合法抗争也是走向公民国家重要的推动力。举例来说，当年孙志刚在广州被打死之后，正是通过公民、媒体一系列的活动，国务院最终废除了收容遣送条例，从而在落实公民人身自由权利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实际上明智的政府官员也寄希望于民众依法维权，因为庞大的官僚系统没有民众的积极行动，光靠中央的英明举措是不够的，需要民众的推动，上下夹击才会有作用。

出处:「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2009年8月16日)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8-16 10:04 标题: 资料(17)

中大教授肖滨：黄光裕案代表官商勾结的新水平

作者：秦鸿雁

昨天，做客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的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肖滨说：“黄光裕、陈绍基、王华元一案，按照我们的观察，代表了官商勾结的发展新水平，这个个案不是孤立的。它的警示意义在于，必须通过法治民主的制度建设化解利益集团和国家公职人员勾结的风险。”据介绍，腐败问题现在正成为肖滨教授等人的研究课题。

要警惕利益集团和公职人员勾结

据《财经》报道，去年11月黄光裕以操纵股价罪被调查。一个月后“公海赌王”连超卷入案中，又一月，原公安部部长助理、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郑少东被双规。今年4月间，受黄光裕、郑少东系列案件的牵连，原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原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亦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免职，目前仍在接受调查之中。

“黄光裕案”是肖滨讲到官商勾结时谈到的。“黄光裕、陈绍基、王华元案，按照我们的观察，这代表了官商勾结的发展新水平”。且这个个案不是孤立的，前段时间曝出的中石化陈同海案，单笔受贿达1.6亿元，他是一个国家正部级的干部，从这些个案来看，利益集团和国家公职人员勾结在一起的风险是存在的。

肖滨说要警惕这样的现象发生。虽然在过去，也存有官商勾结的现象，比如矿难之后，当地官员和煤矿老板的勾结，但那些案件涉及的人数相对不会太多，影响力也不及黄光裕案件大。而黄光裕案件，从目前来看，涉及多个公权力比较集中的要害部门，比如政法部门，且官员的职位很高，涉及金额较大，人数众多。既涉地方也涉一些中央部委，甚至海外也有牵连，比如“公海赌王”连超。而将好几个高官卷进去的，又是一个典型的资本集团。故这不是一个平面的简单的官商勾结。这种现象尤其需要警惕。要防止出现利益集团和国家公职人员勾结在一起的格局，它势必会严重影响执政党的整体代表性。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8-16 10:15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8-16 10:15 标题: 中大教授肖滨：黄光裕案代表官商勾结的新水平(18)

竞争性民主不适合当下中国

肖滨昨天演讲的主题是《新中国六十年与现代化之路》。

他说：法治民主是新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走向一个公民国家，法治、民主、福利的制度建设都很重要，但是焦点是民主，尤其是竞争性民主”。但在国家制度建设与竞争性民主二者之间有一个优先顺序。

“如果国家法治等制度还没有健全起来，突然将竞争性民主引入进来，这就是很糟糕的，我希望大家对竞争性民主保持几分冷静，无论你们多么富有热情，但现在不是推竞争性民主最恰当的时机，如果目前推的话，可能面临两种局面，要么选举民主被精英所操控、被财富集团所操控，因为他们有钱；要么就被底层民众、民粹主义的情绪所绑架，被少数政客所利用”。对当下的中国来说，法治建设、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可能更具有优先性。

“实际上，民主有很多种，比如说监督型民主、协商型民主、问责型民主，这些都是民主可以施展的空间。不要一说民主，就是选举型的民主，我们可以选择监督型民主、协商型民主作为民主发展的突破口，在这些方面迅速推进”。

肖滨认为，虽然目前，我国的做法主要是在村民自治中搞选举，但是经验表明，乡村选举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他建议“可以将人大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选举型民主的试点平台，比如说局部地区强化人大代表的竞选，扩大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的竞争性，然后在一些地区试点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让执政党的候选人来竞选”。

大部制要防止机构的拼凑

一周前，深圳已率先在广东省试水大部制。据悉，同样作为广东省大部制试点城市的广州，大部制组建方案也已完成。而珠海市的机构改革亦“箭在弦上”。

在昨天的论坛上，肖滨对时下的热词“大部制”提出了建议。他认为，需要关注“大部制”只是几个“盘子”拼在一起，运作还是跟从前一样，还是其权力的边界受到限制，厘清了部门之间的关系，服务水准有了提高？目前还有待观察。“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到处叫着‘大部制’，最后大部制只是一个机构的拼凑游戏，而非职能的转变”。本报记者　秦鸿雁

【作者简介】肖滨，男，中山大学行政管理中心教授、政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7年在中山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1998年在中山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2000年-2001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现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

出处:「南方都市报」(2009年8月9日)

作者: NZWJ 时间: 2009-8-26 12:41 标题: 中国未来30年(19)

全球金融危机与未来30年中国经济前景

张维迎

大家好！我首先代表光华管理学院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和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共同举办的这届讲坛。光华是世界的光华，是中国的光华，也是上海的光华。希望未来我们能够秉承使命，为上海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作出我们的贡献。要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我们必须理解世界的金融危机。现在有关金融危机的讨论很多，但我觉得有一个问题还缺少认真思考，就是这次危机在根本上讲是政策失误所导致的，而不是市场失灵。特别是美联储长期的低利率、信贷扩张政策，是这次危机的罪魁祸首。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把问题的根源找错了，我们所采取的措施就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问题。

具体来讲，应该是在2000年网络泡沫和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联储担心经济衰退，采取了低利率政策和信贷扩张，最后导致了这一次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但是非常遗憾，现在不少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是建立在凯恩斯的“三驾马车”的理论基础上的，而这个理论在根本上是颠倒了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它为了解决短期的问题而带来了长期的经济结构方面更严重的问题。

今天我们在讨论金融危机的时候，可能最主要的问题不是说什么时候能走出危机，而是说我们下一次会在什么时候面临更大的麻烦。

我们都不希望坏的结果出现，但是分析一下历史，我们不能不有这种担忧。因为人们经常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却为未来制造更大的麻烦。我要说的是，经济像人一样，如果得了一种病，这种病可能需要3个月才能恢复，但你一定要用3天的时间就把这个病治好，就可能一生都没有办法恢复。

我认为，中国的经济不只在于今年增长多少，而更要关心未来可持续的增长是多少；也不只在于今天是不是把消费、投资做上去了，而是我们基于技术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贡献能力究竟能够持续多长时间。

在判断这次危机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次危机对中国来讲也许是一个机遇。至少这次危机发生后，显示出中国过去3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奠定了我们在国际经济体系当中新的地位。如果我们利用好这次机遇，那么中国未来的30年就可能像过去一样是辉煌的30年，能够使得中国真正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那么，到了2040年，也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200年的时候，中国就有望真正成为世界上经济强大的国家。

相信未来30年，就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经过30年美国崛起一样，中国也会有大发展

今天的中国，我觉得和100年前的美国有很多相似之处。当时的美国是世界的新兴经济体，但是当时世界的霸主仍然是英国，英镑是世界的储备货币。今天的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新兴经济体，美元是世界的主要储备货币。对比历史可以发现，当一个新兴的经济体崛起的时候，整个世界的金融体系可能跟它并不相匹配。这时候可能导致很多宏观判断的失误，包括我刚才讲的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是这次危机的最大的祸根。并不是说格林斯潘故意要这样干，而是全球化所导致的经济现象使他没有看清楚问题的本质。美联储的政策主要盯着价格稳定，所以在格林斯潘看来价格没有问题，没有出现通货膨胀，就说明货币政策是没有问题的。

中国加入世贸体系，全球化使得企业的效益在提升，成本在降低。中国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在支撑着廉价产品制造业，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出现价格适度下降是正常的经济表现。那么如果试图维持价格不下降，本身就意味着出现过多的货币、过多的信贷、扭曲的经济结构。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8-26 12:42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8-26 12:47 标题: 全球金融危机与未来30年中国经济前景(20)

同样对中国来讲，经过改革开放30年，我们进入了国际市场，对世界经济的运行已经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没有充分地认识到汇率本身对国际经济平衡可能带来的影响。特别是我们有那么多的外汇储备，以为只要有外汇储备，手中有粮，心里不慌，就没有问题。但事实证明了，不是这样，我们现在那么多外汇储备，事实上并没有办法真正地兑换它。当然，中美两国互相有这样高度依赖性，对未来的世界和平是一件好事。

但有一点是比较乐观的，就是我刚才说的，现在的中国和100年前的美国很类似。无论它的发展阶段、社会矛盾，包括收入分配问题以及劳资关系问题，都有很多类似。这也为我们鼓舞着信心，我相信未来30年，就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经过30年美国崛起一样，中国也会有大发展。我们现在面临的好多问题，如果采取恰当的改革措施和宏观政策的话，我们应该是能够解决的。也就是说，再过30年，我们有希望和美国一样成为世界强国，特别是中国的经济有希望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但这是从总量上讲的，我们的人均GDP仍然只是美国的三分之一左右。

到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是相当地了不起。我希望我们在座的领导、企业家、媒体朋友考虑一下这些问题：如果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素质？应该做什么？中国最优秀的大学应该做什么？

一个国家如果不采取市场化的改革措施，不实行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成为世界上强大的经济体

我认为，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这也是上海能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一个先决条件。当然上海本身也会对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发挥巨大的作用。

简单告诉大家一个数字，从世界来看，两千年前，印度经济是世界最大的，占世界GDP的三分之一左右；两百年前，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占世界GDP的三分之一左右；大约50年前，美国经济总量占到世界经济的三分之一左右。到2040年的时候，中国经济总量有希望占到世界的20%到25%之间。根据不同的算法可能不一样，比如像麦迪森教授说，到2030年，中国经济总量就应该能占到世界的23%，而那时美国占到18%，欧盟加起来也就是15%左右。

各个国家在发展当中都有起落，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一个国家如果不采取市场化的改革措施，也就是不实行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成为世界上强大的经济体，这是一个基本的结论。所以今天我特别强调，未来30年我们怎么能够巩固完善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非常重要。

过去30年的改革，最核心的就是市场化改革。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是中国过去30年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我们现在应当进一步推进劳动力市场的有效运作，否则的话，不仅给中国的企业，而且给中国的经济都会带来伤害。总之，进一步改革开放是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唯一选择。

作者: NZWJ 时间: 2009-8-26 12:49 标题: 全球金融危机与未来30年中国经济前景(21)

如果我们只是重复发达国家过去制造的东西，即使我们成了世界第一，也不是最强大的

我还要强调一点，中国的经济增长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还太低。

在过去30年，我们主要靠廉价成本、廉价资源支撑着资产的扩张。但是经过这次危机我们也看到，这种模式不可能再一直下去了，老这么继续的话，可能世界的危机会更严重。那怎么办？就要提高创造附加值的能力，而这依赖于技术进步，特别是R&D（编者著：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意为“研究与开发”）。但我们也遗憾地看到，我们的企业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技术创新还很薄弱。

我们看一个统计，外国企业在中国申请的技术方面的专利占74%，而中国只占11%.那也就是说，我们八九成的专利都是些“花拳绣腿”。所以大家不要简单地看中国专利数量增加很快，但是有效的专利，能够有持续竞争能力的专利可能比重相当低。

我要特别请企业界人士思考一下，什么是未来能够带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生变革的新技术和新产业？因为从历史上来看，没有一个国家不去创造一个新产业或一项新技术，就能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如果我们只是重复发达国家过去制造的东西，即使我们成为了世界第一，也不是最强大的。

100年前，钢铁生产量是衡量一个国家国力和经济实力的指标，但今天已经不是了。所以我们成为世界第一大钢铁生产国，已经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了。30年前，汽车产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指标，但今天也已经不是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的汽车市场消费国，产量居世界第二，仅低于日本。

真正代表国家的产业和技术，是能够对其他产业发生连锁反应的技术，比如蒸汽机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变革，电力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变革，计算机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变革，甚至影响了我们的家庭生活。未来新的技术和新的产业究竟是什么？我希望大家能够考虑。好比新能源，我们在这方面有没有希望？还有现在大家看到的云计算，它超越了互联网的概念，我们在这方面有没有希望？

我要说的是，要看待这样一个问题，需要很好的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创造力。新产业、新技术一般都是企业家摸索出来的，是好多人探索出来的。有人失败，有人成功，而成功者就引领了世界。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8-26 12:55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8-26 12:53 标题: 全球金融危机与未来30年中国经济前景(22)

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不是美国人自己建的。中国要成为世界上强大的国家，也要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来建设

当然我还要提到教育，教育体制改革非常重要。中国现在的教育体制还不是一个推动创新的体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整个体制缺少竞争力，我指的是大学教育体制。

还有就是要有好的体制来吸引人才。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不是美国人自己建的，而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人建的。那么中国要成为世界上强大的国家，也要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来建设。当然中国优秀的人很多，但是还不够。如果我们从全世界吸引一千万优秀人才，只占我们人口的0.8%，但是它对我们的发展就会起到巨大的作用。

上海更是这样，上海要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一定不只是靠现有的上海人就能实现，而是要靠全中国、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来建设。为此，就需要有吸引优秀人才的体制，如果优秀的人才不愿意来你这个地方工作，你就不可能利用他们的才能。

经济发展还是硬道理，不要老想着出头，国际地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最后一点，我要简单说一下我们的国际战略。我们有希望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为了能够在国际上取得重要的地位，这就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国际战略。

我同意一个观点，经济发展还是硬道理，不要老想着出头。国际地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不是争来的。我们现在尤其要认识到这一点。但我们要积极地参与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积极参与包括像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等这样的组织。

我对未来的前景非常乐观。现在及未来美国的领导人和过去不一样，比如现在的奥巴马是1961年出生的，他上小学的时候看到尼克松访问中国，他上大学的时候看到邓小平访问美国。所以他脑子里的中国，和美国前总统里根、老布什是不一样的，由此他处理中国事务的思维方式也许会不一样。同样，现在中国人脑子里的美国，和以往时代的印象也是不一样的。这些为两国的未来，或者说为更好地维持世界的和平稳定，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条件。

如果我们在国际战略方面很好地把握，我们就有希望到2040年的时候，也就是鸦片战争发生200年的时候，成为历史上或者说近代以来从来没有这样自豪过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再活30年没有问题，30年后回头来看，在我们一生当中，可能在我们小的时候受人家欺凌，在我们中年出国的时候被人看不起，但在30年后，我们也许会发觉我们作为一个泱泱大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公民，走到各个地方都会受到尊重，那个时候我们会洋溢着非常大的自豪感，所以大家一定要健康地好好地活着，谢谢！

(张维迎：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

出处:「解放日报」(2009年8月21日)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8-26 12:59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10 09:17 标题: 中国民主化的最小成本和最佳途径(23)

俞可平：中国民主化的最小成本和最佳途径

陈叶军

中国要不要民主?如果民主将会导致混乱，甚至国家的解体，中国领导人和民众就没有理由去追求它，在中国推进民主政治改革的共识就不复存在。俞可平认为：“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中国要不要民主’。

　　民主是必然的

　　俞可平说：“如果不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人们都会以为这是个伪问题。但有一篇文章在网上很热，叫《你看，没有民主的中国多好啊》，这种论调还有不少人支持，而事实是我们有民主，并且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除了这种极端的论调，更多的是对民主‘抽象上肯定而具体上否定’。我希望澄清的是，民主不是你想不想要的问题，而是必然的。”

　　他强调说：“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我们的根本目标。我们之所以要把人民民主当作国家发展的根本目标，是因为民主不是空洞的说教，它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和机制保障公民的自由平等权利，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简而言之，发展民主是为了造福于我们伟大的人民，造福于我们伟大的国家。

　　俞可平说，“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之所以发生，基本原因就在于民主制度的不健全。“文革”十年更是对国家民主生活和民主制度的彻底破坏。“文革”结束后，发展民主便成为全社会的最大政治共识。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共产党逐渐确立了中国式民主的根本目标、理想状态、主要形式、重点内容和现实道路。中国民主政治的根本目标是高度发达的人民民主，中国民主政治的理想状态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点内容是基层民主，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现实道路是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9-10 09:26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10 09:26 标题: 中国民主化的最小成本和最佳途径(24)

民主具有普遍价值

　　俞可平明确而坚定地倡导着民主的普遍价值。曾经，民主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改革开放前甚至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专利。而俞可平则认为，民主不是西方的专利，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是对全人类而言，民主是个好东西。在俞可平看来，民主保证人们的基本人权，给人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它本身就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俞可平认为，“全球化不仅使人类日益认识到共同的命运，而且对人类的共性，特别是对自由、平等、公正、安全、福利、尊严等基本价值，也有更加深切的体验和认同。”中国政治的新发展，体现着人类社会普遍的政治价值，从根本上说，支撑这些政治变革的普遍价值，就是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权。

　　俞可平告诉我们，有些东西不是“西方的”，而是“普世的”。能在主流媒体上，用一种干部和群众能看、能理解的语言发表，这是在“开启官智”，也是在“开启民智”，让官方和民间都有一个民主的声音可以接受。

　　“有些人觉得写的都是常识，但它首先是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已经接受了普世价值;二是因为这些普世价值还没有被各个层次的中国官员普遍接受，这篇文章起了扫盲的作用。”深圳大学教授黄卫平说。

　　以往论述“民主”时，多指一种操作层面、制度层面的东西，而俞可平则用简明晓畅的语言，用富有哲理性的思维，简明扼要而有较为系统地为我们阐述了民主是一个好东西，具有普遍价值这样一个道理，这可看做是对传统意识形态表述的重大突破。

　　倒不是说俞可平的论述代表官方在这方面的突破性论述，而是一种新思潮兴起的体现。因为“从原来说这个东西不好，到现在说是好东西，这是个很大的飞跃”(杜克大学政治学教授史天健)。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10 09:28 标题: 中国民主化的最小成本和最佳途径(25)

　中国民主发展路线图

　　虽然，在俞可平看来，民主是个好东西，但这不是说民主是无条件的。实现民主需要具备相应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条件，不顾条件而推行民主，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性的结果。政治民主是历史潮流，不断走向民主是世界各国的必然趋势。但是，推行民主的时机和速度，选择民主的方式和制度，则是有条件的。一种理想的民主政治，不仅与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地缘政治、国际环境相关，而且与国家的政治文化传统、政治人物和国民的素质、公民的生活习惯等密切相关。如何以最小的政治和社会代价，取得最大的民主效益，需要政治家和民众的智慧。

　　“以最小的政治和社会代价，取得最大的民主效益”，这是需要我国政治家、决策者和民众的智慧来解决的。中国公众们能否达成民主共识，中国能否较快较顺利地实现中国特色的民主化道路，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代价的计算。

　　为以最小的政治和社会代价，取得最大的民主效益，俞可平提出如下实现中国民主政治的路径：

　　增量民主是中国实现政治软着陆的最佳途径

　　按照俞可平的理论，民主的发展是有其相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在已经取得的政治民主的成就和经验的基础上，在发展民主政治的速度和力度将与既定的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上，即在“存量”民主的基础上，俞可平“特别主张先在存量不动的情况下，找到不断进行增量改革的空间，鼓励政府创新。”

　　在俞可平看来，在当前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下，中国的民主发展进程不会是激进的，而是按照一种时间上渐进、空间上(规模上)可控的路径达成的。增量民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最优战略，是中国实现政治软着陆的最佳途径。他相信渐进变革是中国历史的经验。民主需要足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资本;所有这些领域的积极进步都将不仅从量上增加民主的可行性，也将适时发生“突破性”的变革。这是长期积累性改革的结果，是一种厚积薄发。同时，当大部分人从社会经济改革受益时，增量政治发展便将获得动力。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10 09:30 标题: 中国民主化的最小成本和最佳途径(26)

增量民主的实质，是在不损害人民群众原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政治利益。要全面推进增量民主，可通过三条途径：第一，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是当代中国的政治权力中心，拥有7000多万党员，集了广大的社会政治精英。没有党内的民主，中国目前的民主就是一句空话。通过扩大党内民主，推动全社会的民主，是推进中国民主的现实道路。第二，逐渐由基层民主向高层民主推进。中国现阶段民主政治的重点和突破口是基层民主，一些重大的民主改革将通过基层的试验，逐步向上推进。第三，由更少的竞争到更多的竞争。不论何种形式的民主，都离不开人民对政府领导及政府政策的自由选择。中国的民主之路也将遵循这一规律。

　　以增量民主实现动态稳定与发展

　　俞可平认为，民主政治不会自发运转，它需要人民自己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官员去推动和实践。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民主是一个陀螺：它只有像陀螺那样运转起来才有意义。……关键是要使民主的程序和机制运转起来，以便使那些在宪法和法律中规定的民主权利，得以真正的实现。”

　　俞可平曾反复呼吁中国的政改道路要走出“政治改革——社会稳定”的两难境地。并认为，中国要达到的不应该是一种“传统的稳定”，而是“现代的稳定”。传统稳定以“堵”为主;现代稳定则以“疏”为主。

　　俞可平提出了“动态稳定”这一概念，作为中国共产党处理社会政治紧张的新思路。虽然中国的政治与文化精英们可能有充分理由关切社会稳定，但在新的人口与政治环境下他们对稳定的过分关注可能会产生负面的后果。俞可平将中国政府传统上实现稳定的方法称之为“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与之相反，俞可平倡导“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如公共听证会、舆论调查、信访、群体抗议等一些新的机制便是很好的例子。用他的话说，动态稳定旨在通过协商而非压制维持秩序。这样就把原来的平衡给打破了，建立了新的平衡。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10 09:36 标题: 中国民主化的最小成本和最佳途径(27)

动态的政治稳定将逐渐取代静态的政治稳定。所有政治改革都必须有利于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但增量民主所要达到的不再是一种传统的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而是现代的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动态稳定的实质是它绝不是像文革时期那样的无序状态，而是使秩序由静止的状态变为一种过程的状态，达到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

　　走向善治：以法治之舟承载民主

　　民主扬帆离不开法治护航。十年“文革”最惨痛的教训之一，就是无数的公民，受到了非法迫害。见证了中国法治60年变化的法学家江平，把中国法治发展概括为四个阶段：实用主义、虚无主义、经验主义及依法治国阶段。法律实用主义阶段是由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领导人制订的法律主要作为统治工具，合适便用，不合适则完全不予理会。其后是“文革”时期的虚无主义阶段，这时一切法律都废除，公检法不存在，领导人“一句顶万句”。第三阶段是由1978年改革开始，属法律经验主义阶段，邓小平提出要有法必依。当时大家仍是摸着石头过河，法律并非根据理想模式制订，而只是用经验写法律。最后则是法治上升为治国方略的依法治国阶段。

　　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构建起来，法律的地位和权威逐步确立，法治精神在全社会加速形成。历史证明，没有强大的司法制约的强势政府，必然以公共利益之名，甚至连这个名义都不要，随意侵害民众权益。

　　诚如俞可平教授指出的：“若没有法治，公民的民主权利就有可能随时被剥夺，公民的政治参与就有可能破坏社会稳定，民主进程就有可能导致秩序的失控。法治的实质意义，是宪法和法律成为公共生活的最高权威。任何个人和任何组织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必须服从法律的权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一种法治，只有在民主政治条件下才能真正实行。因此，法治的真谛在于民主。”

　　结语

　　如何让民主造福中国而非贻害中国的困惑和思考，还会继续。每一个关心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人，都会做出自己的理解和判断。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大国，中国正在塑造他的新国际形象和核心政治价值。俞可平所贡献的信息和洞见不仅展示了中国人的视野、焦虑和困惑，也为这个国家政治未来走向提供了参考。(本文根据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美国汉弥尔顿大学政治学教授李成、杜克大学政治学教授史天健、《半月谈》记者宋常青等的观点整理而成。)

出处：「人民网」(2009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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