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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宗教与社会和谐 [打印本页]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20 10:02 标题: 宗教与社会和谐

编贴者按：段德智，1945年1月生于河南辉县。1968年武汉大学哲学系毕业。1970年任湖北省鹤峰县中云中学校长。1981年武汉大学哲学系哲学硕士。毕业后任教于武汉大学哲学系。1991年任副教授，1995年任教授。现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武汉大学宗教学系主任、武汉大学基督宗教与西方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湖北省宗教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外国哲学基地（哲学所）兼职教授与学术委员、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中心研究员、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等职务。主要从事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反异教大全》、《论存在者与本质》等著作的翻译与研究。1987年美国西东大学访问学者。1998年哈佛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主要论著：主要论著有:《死亡哲学》、《宗教与社会：对作为宗教学的宗教社会学的一个研究》等。代表性论文有:「论莱布尼茨的自主的和神恩的和谐学说及其现时代意义」(《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1期)等。

社会和谐与宗教承担

作者:段德智

很高兴应邀来这里作讲演。我讲演的题目为“社会和谐与宗教承担”，旨在对宗教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特殊功能尝试着作出一些说明。这次演讲是命题作文，对我说来有一定难度，但是我将尽力而为。主要讲五个问题。

一、宗教的角色


先讲第一个问题，即宗教的角色问题，对这个问题又分两个子问题来讲。一个是构建和谐社会与宗教的内在关联性或相关性，另一个是如果宗教必须参加和谐社会的构建，则宗教在这这种构建活动中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构建和谐社会与宗教的内在关联性问题对于我们这个话题是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因为如果构建和谐社会与我们各宗教没有什么关联性，则我们各宗教参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工作也就只是一种执行各级政府部门行政命令的问题。但是，如果构建和谐社会的工作与我们各宗教具有内在的关联性，我们各宗教组织不投入这项工作，我们自身的存在和发展都会因此而遇到极大的甚至难以逾越的障碍，则事情就另当别论了。因为这样一来，构建和谐社会对于我们各宗教就不再是一种份外的事情，而成了一种份内的不能不做的事情了。

人是不能没有理想的。在一个意义上讲，人就是一种有理想的动物。有无理想，是人与动物的一项根本区别。同样，社会也是不能没有理想的。在一定意义上讲，人类社会就是一种有理想的社会群体。可以说。有无理想，是人类社会与动物社会的一项根本区别。而和谐社会长期以来就一直是人类和人类社会一种最美好的理想。在西方，有一个哲学家，叫柏拉图（前427—前347），是孟子的同代人。他在西方哲学史上地位很高。当代英国哲学家怀特海（1861—1947），是过程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在谈到柏拉图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时，曾经不无肯定地说道：“两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学只不过是柏拉图哲学的一系列注脚而已。”[1]柏拉图有一本书，叫《理想国》。他认为最好的国家和社会就是一种“公道”或“正义”的国家和社会，然而，为要实现“公道”或“正义”，这种国家和社会的成员之间就必须和谐一致；而为使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成员之间和谐一致，这个国家和社会各个等级的人就都必须恪守本位，各尽其职。例如，统治者就必须具有智慧，具有很高的管理和指挥才能，武士阶级就必须非常勇敢，能够很好地防御敌人，保卫国家，而劳动者阶级就必须不仅勤劳，而且节制。因此，柏拉图所说的理想国，与其说是一种正义社会，毋宁说是一种和谐社会。我们中国人也十分讲求社会和谐，甚至更为讲求社会和谐。我们中国有“四书五经”的说法，所谓“四书”，指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所谓“五书”，指的是《诗》、《书》、《礼》、《乐》和《春秋》。这些经典在讲到社会理想时，都强调社会和谐。《论语》中有“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的说法。《礼记》讲“小康”和“大同”，讲的都是和谐社会。大家想一想，一个社会能够做到“外户而不闭”，还不能算和谐吗？可以说，“小康”社会是一种低级和谐社会，而“大同”社会就是一种高级和谐社会。两千多年来，我们的祖先一直在为创建这样一种和谐社会而努力奋斗着。现在，我们全国人民也还是在努力为实现这样一个崇高的目标而努力奋斗着。

但是，问题在于，这样一种社会理想对于我们这样一些讲求“出世”的各个宗教究竟有什么关系？是与我们根本无关呢？还是我们应当参与的份内之事呢？

从宗教学的立场上看，我们各大宗教参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实在是一件责无旁贷的事情。诚然，对宗教我们可以给出不同的定义。例如，我们可以说宗教是一种讲求信仰的组织。因为没有一个宗教不讲求信仰的。例如，基督宗教信仰上帝，佛教信佛，伊斯兰教信安拉，道教信三清尊神等。再如，我们可以说宗教是一种讲求戒律的组织。例如，犹太教和基督宗教有“摩西十诫”，佛教有“五戒”或“八戒”等。但是，无论如何宗教首先是一种社会组织或社会群体。一个人的宗教是从来都不存在的。世界上最早的宗教组织形式即是氏族或氏族社会。事实上，宗教不仅是一种社会组织或社会群体，而且还常常是一种规模特别大的社会组织或社会群体。现在，世界上有宗教人口40多亿，如果算不上最大的社会组织，也应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组织之一了。

就我们国家来说，究竟有多少宗教人口，有多种版本，有的说有两亿多，有的说有一亿多。即使就“一亿多”这个比较保守的说法看，我们也可以说宗教是我们国家中一个规模很大的社会组织或社会群体了。然而，既然宗教，像军队、学校等一样，也是一种社会组织，也是一种亚社会系统，则它就同样有一个与社会整体或社会母体的关系问题。而且，尽管这种关系比较复杂，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总可以将其归结为“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一种“树枝”和“树根”的关系，一种“毛”和“皮”的关系。战国时期，有一个人叫魏斯（？—前396），是孔子的学生（子夏）的学生，后来成了魏国的开国君主，他是战国时期第一个推行变法的政治家，开创了魏国的百年霸业。有一次他出去巡视，看到一个人反穿着一件皮袄。他就问那个人为什么这样作。那个人回答说：“臣爱其毛。”魏斯紧接着反问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宗教与社会整体或社会群体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毛”和“皮”的关系。因此，尽管我们都爱我们各自的宗教，但是为了我们各个宗教的存在和发展，我们就必须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使我们这个社会更加自由、民主和富强。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6-20 11:46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20 10:10 标题: 社会和谐与宗教承担(2)

在我国古代的宗教活动家中，有一个人就非常懂得这个道理。这个人就是释道安。释道安（312—385）是常山赵子龙的老乡，长得非常难看，脸黑得很，就像黑漆漆过一样，故有“漆道人”这个雅号。但是他很有学问，很有智慧，对佛学，特别是对般若学研究得很透彻，其见解很有创意，是“本无宗”的奠基人。许多信众都喜欢听他讲法，不仅本寺的佛教信众喜欢听，周围寺庙的佛教信众也都喜欢听他讲法。当时就有“漆道人，惊四邻”的说法。他这个人对佛教事业也很痴情，可以说是雄心勃勃，但是干了半辈子，成效却甚微。后来，他总结了一下自己的经验教训，认识到自己之所以在推进佛教事业方面成绩不大，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社会环境问题，在于当时社会不和谐、不安定。我们大家都读过《三国演义》。《三国演义》一开始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魏蜀吴三国斗了几十年，到后来三国归晋。但是，司马政权独步天下的时间却只维持了42年。之后，中国就重新陷入了“五胡十六国”的战乱局面。释道安所意识到的社会环境问题，也就是北中国的这样一种战乱局面。他从“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这样一个高度，决定带着自己的信徒到中国南方（即社会相对和谐、社会环境相对安定的东晋）发展。于是，他将其分成三路，一路到四川发展，一路到扬州发展，再一路由他本人直接率领，到襄阳发展。这无疑是释道安所作出的一项充满政治智慧的宗教发展之路的正确抉择。从留下来的史料看，释道安在襄阳讲法的成就是相当巨大的。单就他在襄阳主持建立的檀溪寺的规模就可以对此领略一二。因为既然它不仅“建塔五层”，而且还需要“起房四百”，就足见“四方之士，竟往师之”之不诬。而且，他在主持建立檀溪寺的过程中左右逢源，不仅得到了东晋政府方面的财政支持，而且也得到了身居北方的前秦苻坚的一定支持。所有这些都不仅说明了释道安的讲法在当时已经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而且也说明了他的讲法已经对构建和谐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实际效果。因此，释道安的襄阳讲法是很有典型意义的：它生动不过地说明了构建和谐社会并非宗教的份外之事，而实在是宗教自身的份内之事，实在是宗教自身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一项不容或缺的基本条件。

既然如上所说，和谐社会与宗教的存在和发展密切相关，构建和谐社会乃宗教之份内之事，那就有一个宗教当以什么样的身份参与这项工作的问题。而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宗教的角色问题。

宗教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究竟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这个问题说复杂就复杂，说简单也简单。说它复杂，是说我们无论如何化费多大的篇幅，也难以穷尽这个题目。说它简单，是说在当前语境下，我们甚至可以用两个字对之加以概括，这就是“配角”。对于宗教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角色的这样一种界定，咋一看，让人感到很别扭，甚至会有几分屈辱感，但是，至少在政教分离的大背景下，恐怕事情也只能如此。更何况早在前现代社会，我国的宗教思想家们就已经对宗教的这样一种角色作出了明智的规定。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入华之后很自然地面临着如何适应中国社会的国情，究竟以什么样的角色参与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问题。虽然，这种问题是佛教入华之后始终需要考虑并予以不断解决的问题，但是，佛教还是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在这些问题上步入了正道。不仅我们在前面谈到的释道安的讲法活动是一个生动的例证，而且我们还可以从他的学生慧远那里得到进一步的说明。慧远（334—416），作为释道安的学生，一方面继承了释道安的“适应”策略，另一方面在新形势下又有所发展。如所周知，至慧远时代，出现了“沙门敬王之争”。主沙门敬王者称，沙门既沾受国恩便应持守国制，从而不应废其敬王之礼。针对这种言论，慧远坚称，沙门不敬王（不跪拜王）不等于沙门不助王。因为沙门“虽不处王侯之位，固以协契皇极，大庇生民矣”（《答恒太尉书》）。也就是说，在慧远看来，沙门虽然不跪拜王，但是，他们却与跪拜王的俗世的王侯一样，也能教化大众，为构建安定、和谐的社会作出贡献。不仅佛教注重适应中国社会的国情，在入华后甘愿承担其协助主流社会构建和谐社会，而且许多有见识的基督宗教人士和伊斯兰教人士也同样如此。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在其名著《天主实义》中就曾提出过“三父之论”，强调：“凡人在宇内有三父：一谓天主，二谓国君，三谓家君也。”利玛窦将“国君”和“家君”与“天主”相提并论，显然不仅意在突出基督宗教与中国政治理念和伦理观念的可协调性，而且还意在突出基督宗教在构建安定、和谐中国社会的特殊功能。我国著名的基督宗教史专家朱维铮在谈到基督宗教入华史时，曾经对利玛窦的传教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在他看来，虽然此前早在唐初和元初，基督宗教便以景教和也里可温教的名义两度入华，但“在中世纪中国文化变异过程中”却并未“留下怎样的痕迹”。[2]而基督宗教在晚明“三度入华”，却给我们留下了显著的痕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利玛窦所奠基的这样一种“适应”策略和“协助”态度。与利玛窦所倡导的“三父之论”相似，我国著名的伊斯兰教学者王岱舆（约1584—1670）也提出了“三顺论”，宣称：“人生在世有三大正事，乃顺主也，顺君也，顺亲也”（《正教真诠》）。不难看出，王岱舆的“三顺论”，与利玛窦的“三父之论”异曲同工，对伊斯兰教走本土化路线、推进中国和谐社会建设无疑也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然而，不仅外来宗教有一个与中国社会相适应、协助主流社会构建社会和谐的问题，而且即使本土宗教也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不过相形之下，本土宗教的领袖们更谙此道罢了。在诸多道教领袖中，丘处机无疑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一个。丘处机（1148—1227）虽然身处一个战乱时代，一个南宋、金和蒙元相互混战的时代，但他却有“欲罢干戈致太平”（《长春真人西游记》）的勃勃雄心。他深知为要实现这一构建社会和平和社会和谐的伟大目标，单靠全真道的力量是根本不行的，非借助于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才行。丘处机的政治智慧还表现在他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作出了相当精确的判断，把希望寄托在蒙元身上。就此而言，其政治智慧不仅不逊于三国时期的诸葛亮，而且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历史证明的不是政治思想家诸葛亮的政治判断，反而是宗教思想家丘处机的政治判断。而且，正是基于这一正确的政治洞见，才有了后来的“万里赴诏”，也才有了后来的“一言止杀”的问题，从而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全真道的发展，使之臻于隆盛，而且也有力地推动了和谐社会的构建。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6-20 10:48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20 10:13 标题: 社会和谐与宗教承担(3)

毋庸讳言，从整个人类发展史的角度看，在前现代社会，也有宗教不甘心当配角的现象。而且，这种现象在欧洲中世纪的一段时间里甚至还相当突出。不仅教权与王权之争构成欧洲中世纪政治斗争的一项中心内容，而且教权至上、教权高于王权一度成为政治现实。“神圣的魔鬼”格列哥里七世（1073—1085年在位）不仅在他发布的《教皇敕令》（1075年）中明文规定：“一切君王应亲吻教皇的脚”，“教皇有权废黜皇帝”，“教皇有权解除人民对邪恶的统治者效忠的誓约”，而且他后来也确实发布敕令，废黜过（德意志的）亨利四世，把他革除教籍，并宣布解除臣民对皇帝效忠的誓约，以至于出现了1077年初亨利四世亲自到教皇所在的卡诺莎城堡悔罪三天的戏剧性的一幕。教皇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在位）不仅极力主张教皇是“世界之主”，而且还亲自废黜过两个德意志皇帝，并且还使英国、波兰、匈牙利、丹麦、葡萄牙等国都臣属于教皇。但是，关于欧洲中世纪的教权至上主义，至少有两点需要提出来予以注意。首先，即使在欧洲中世纪，教权也并非始终高于王权。例如，在1308—1377年的七十年间，连续七个教皇都不仅沦为法国国王的“阿维农之囚”，而且作为“阿维农之囚”的教皇克雷门五世还亲自颁布《荣耀君主》的通谕，承认世俗王国由神直接设立，而且还同意法国国王对教会财产征收什一税。其次，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开展，政教分离逐步成为现代政治学的主流原则，即使在西方世界，政教合一的情况基本上也不复存在了。既然如此，则我国历史上各大宗教的领袖和思想家们所策划和制定的“适应”策略以及他们所主张的以配角的身份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决策便不仅具有历史的价值，而且也具有现时代的意义。继承和发扬这样一种宗教传统，努力以“配角”的身份积极投身到当前的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去，实在是我国当代宗教的一项不可推卸的神圣职责。

我们讲我国各大宗教在当前的社会和谐的构建工作中应当积极地扮演“配角”的角色，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在否认宗教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其实，宗教在构建和谐社会建设中所承担的这样一种角色是其他亚社会群体所无法取代的；不仅是所有其他配角难以完全取代的，而且也是作为主角的整个世俗社会本身难以完全取代的。宗教，只要其存在一日，它作为维系和创建和谐社会的一种特殊工具，便永远承担着一种任何别的社会群体和意识形态无法完全取代的特殊使命。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从全局的观点看问题，和谐社会建设对宗教所需要的首先当是它在这一建设中所能发挥的那种为别的亚社会系统所无法承担的特殊功能或特殊作用，从而宗教在参与和谐社会建设中特别致力的也当是去扮演这样的角色，发挥这样的作用。鉴此，具体深入地了解宗教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可能扮演的特殊角色，可能发挥的特殊作用，就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了。而为了帮助大家对宗教应当扮演的特殊角色或应当承担的特殊使命有所了解，下面，我们就从宗教宇宙论、宗教契约精神、宗教道德伦理等方面对此作出扼要的说明。

二、宗教的宇宙论与社会的有序和谐

社会的有序性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极端重要。诚然，有序的社会未必和谐，但和谐的社会无论如何却必须有序。不过，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更为重要的与其说是社会秩序，毋宁说是社会秩序的实现和维系。一个社会的统治者都是要构建一种社会秩序的，区别只是在于他们所构建的社会秩序是否能够实现以及实现出来之后是否能够长期维持下去。然而，为了使一种社会秩序实现出来并得以维系下去，虽然有许多事情要做，但是，被统治者或被管理者对于该社会秩序的普遍认可无论如何是一项必要条件。因为如果一种社会秩序仅仅统治者和管理者认可，而大多数被统治者和被管理者不予认可，则这种社会秩序要不了多久就会垮掉的。想当年，“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击浮云，诸侯尽西来”。他自称始皇，以表明“一切皆有”他“开始”，其子孙万代将永远统治中国。可是，出乎秦始皇预料的是，秦朝在他死后不到三年就完结了。其根本原因正在于大多数被统治者和被管理者不认可他所确立的社会秩序，不甘心在这种秩序下当被统治者和被管理者。当陈胜向他的农民伙伴发出“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呼号时，所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不甘心的情绪。然而，为了使被统治者或被管理者对于一种社会秩序有比较普遍的认可，除了这种社会秩序本身具有较多的合理性外，对社会秩序的种种合理性作出令人信服的论证也是一件永远不可或缺的事情。而这类论证虽然多种多样，但是，宗教的宇宙论证明无疑是其中相当有效的一种。

美国宗教社会学家贝格尔（1929—）在谈到宗教对社会的维系功能时，曾经突出地强调了宗教对社会秩序合理性论证的重大功能。他曾经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来解说宗教的这种功能，这就是宗教是社会的“神圣的帷幕”（the Sacred Canopy）。而宗教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的帷幕，最根本的就在于宗教能够藉它的宇宙论来为社会秩序的合理性作出论证，用宇宙的秩序来神圣化社会的秩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把宗教说成是“建立神圣宇宙的活动”。[3]他的这个说法应该说是很有道理的，至少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据的。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6-20 10:49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20 10:16 标题: 社会和谐与宗教承担(4)

就基督宗教来说，《旧约圣经》的《创世记》即可以说是对基督宗教建立神圣宇宙活动的一个“记录”。那么，依据《创世记》，上帝是如何“建立神圣宇宙”的呢？从字面上看，上帝是在六天之内完成建立神圣宇宙活动的。上帝在第一天不仅创造了天地，而且还创造了光，区分了白昼和黑夜；第二天，上帝创造了天穹，区分开了天上之水和天下之水。第三天，上帝区分了海洋和陆地；第四天，上帝创造出太阳、月亮和众星，区分开季节和年月；第五天，上帝创造出鱼类和飞鸟，以装饰海洋和天空；第六天，他不仅创造出种种动物，以装饰陆地，而且还“照着”上帝自己的“形象”，“按着”上帝自己的“样式”造了人。然而，对于上帝创世的这一过程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方面，我们可以从逻辑学的角度加以理解，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从目的论的角度予以理解。如果从逻辑学的角度加以理解，我们就会看到上帝第一天创世活动的特殊重要性。因为倘若没有天地和光，则不仅上帝创造白昼、黑夜、太阳、月亮的活动根本无法进行，而且上帝创造天穹、区分和装饰海洋、陆地的工作也根本无从做起。但是，倘若我们从目的论的角度看问题，我们就会发现，上帝第六天的创始活动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是因为上帝之创造人并不是为了创造人而创造人的，而是为了“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创世记》1：36）这就是说，上帝辛辛苦苦干了六天的活，为的都是给人制造“管理”对象的，都是为人“作嫁衣裳”的。关于上帝的这一目的，《创世记》反复予以强调，是给了特别的渲染的。因为在接下来的经文中，上帝不厌其烦地声明：“上帝赐福给他们”，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创世记》1：28）。既然人所赖以生存且奉命“治理”的“这地”，与万物一样，也是上帝所创造的，也是上帝所创造的有序宇宙的一部分，既然上帝的所有的创世活动都是为了让人更好地活着，为了让人更好地“治理”这地，则人在这地上的生存秩序以及人对“这地”的“治理”也就不能不成为上帝的终极关怀，也就不能不具有某种合理的有序性和神圣性。基督宗教之所以长期以来持守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的“地心说”，其目的显然在于借以肯认基督宗教的上述宇宙论，给它进一步涂上科学的色彩，以期为社会的有序和谐作出论证。

在古代中国，也同样有藉天尊地卑的宇宙秩序神圣化社会秩序的宗教性的宇宙论。这在《周易•序卦传》中体现得相当充分。“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冯友兰先生曾经高度赞扬西学在运用正的方法方面的卓越性，看来，至少就社会概念的演绎技巧方面，我们中国古代人非但不比西人逊色，反而比之更为卓越。《周易•序卦传》中的这种宇宙论后来为董仲舒从“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高度发挥到了极致。所谓“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春秋繁露•基义》）可以说是把中国古代的维护社会有序和谐的宗教性的宇宙论发挥到了极致。既然用以维系中国古代社会秩序的纲常，既非统治者的一厢情愿，也非诸如孔子、孟子、荀子和董仲舒的知识分子精英们的发明，而是出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天，则遵循纲常因此便似乎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了。宗教宇宙论维系社会有序和谐的效能看来是显而易见的。

宗教宇宙论对社会秩序合理性的论证还体现在它之对社会权威的神化上。和谐有序的社会是需要社会权威来保证的。早在1873年，恩格斯就针对种种无政府主义思潮指出：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专断的权威”。[4]他以纺纱厂作例子解释说，既然棉花要经过多道连续的工序才能够成为棉纱，既然所有这些工序大部分是在不同的车间进行的，则整个工作就必须按照某个权威决定的钟点开始和停止工作，按照某个权威决定的标准和程序从事工作，否则，这个厂子的工作根本无法进行。他还由此得出结论说：“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5]恩格斯还进一步强调说：“但是，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急关头，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6]诚然，任何一个社会权威要得到该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可，首先都必须借助于自身的正确性，借助于自己在长期实践活动中给该社会的成员谋取到实实在在的利益，但是，无论如何，至少从历史上看，宗教的宇宙论证明确实也发挥过极其重大的作用的。例如，君权神授在维系前现代社会的社会权威方面就曾发挥过重要作用。我国历史上有“陈桥兵变”这样一个历史事件，说的是960年时任后周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927—976）在开封郊区陈桥顺利地发动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朝这样一个故事。篡夺政权虽然是一件大事，然而成就这一事件的道具却很简单，无非是一件衣服，一件绣着龙的图腾的黄袍。然而，正是这件龙袍在其加到赵匡胤身上之前时，赵匡胤只不过是后周幼主柴宗训的一位有权势的大臣，而一旦龙袍加身，赵匡胤就成了被人三呼万岁的大宋皇帝。宗教对于社会权威的确认的特殊作用由此可见一斑。西汉时期的董仲舒曾对中国式的君权神授说阐述得相当清楚。他从语源学的角度曾经对之解释说：“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号为‘诸侯’者，宜谨视所侯奉之天子也。号为‘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礼仪，使善大于匹夫之义，足以化也。‘士’者，事也。‘民’者，瞑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从上而已。”（《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6-20 10:57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20 10:19 标题: 社会和谐与宗教承担(5)

君权神授并不是中国人的专利或发明。但是，我国古代的君权神授说却有自己的特色。在西方前现代社会，虽然其主流政治哲学普遍认同君权神授说，但是对于君权神授的方式却存在有歧义。虽然多数君王都倾向于“直接”说，强调君权直接来自神或上帝，但是多数宗教领袖却主张“间接”说，他们强调教权高于王权，强调君权间接来自神或上帝，强调皇帝登基须经宗教领袖（教皇）加冕，甚至认为君主或皇帝须向宗教领袖（教皇）称臣。然而，在中国，却基本上不存在这样一种状况。国王或皇帝的权直接来自神，直接来自“天”。而国王或皇帝的“权”的来源的这样一种直接性由“天子”这个名号即可以看出来。因为从这个名号即可以看到，国王和皇帝之所以拥有号令天下的特权，不凭别的什么，凭的只是他是“天”的“子”这样一种特殊身份。而在欧洲中世纪，国王或皇帝却是不可能享有这样一种特殊身份的。因为能够成为上帝的“子”的只有一人，这就是“道成肉身”的作为圣子的耶稣基督。而前面所说的赵匡胤之所以凭借其部下给自己披上一袭龙袍，便获得了登基当大宋皇帝的合法身份而无需任何教会领袖的认可，也是基于君权神授的这样一种直接性。因此，君权神授的这样一种直接性非但不妨碍宗教神学对于社会权威的神圣化，反而有助于这样一种神圣化，有助于有序和谐社会的确认和维系。

三、宗教的契约精神与法治社会

和谐社会不仅当是一个有序的社会，而且还当是一个法治社会，同时，惟有其为法治社会，它才能够成为有序社会。而宗教在构建和谐社会方面的功能不仅在于藉其宇宙论推动有序社会的构建，而且还在于藉其契约精神推动法治社会的构建。

凡宗教都具有一定的契约精神。因为舍此宗教便既不可能成就其救赎人生和社会的使命，也不可能对广大信众产生超常的吸引力。这一点在基督宗教的《圣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契约精神可以说是贯穿《新旧约圣经》中的一种非常基本的精神。《旧约圣经》虽然常被区分为律法书、先知书和圣著三个部分，但是无论如何，律法书是其中最为基本的部分。律法书，又称《摩西五经》，可以看做是上帝耶和华与以色列人之间签订的一些列契约。而其中最为中心的事件则为“西奈山缔盟”。“西奈山缔盟”所报道的是一项非常正式的签约活动，有时间，有地点，还有中保。时间为公元前13世纪，地点为西奈山，中保为先知摩西。签约的双方分别为上帝耶和华和作为他的选民的以色列人。他们各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就上帝耶和华而言，其权利是“吩咐”以色列人照自己的话行事，其义务则在于为按照自己吩咐办事的以色列人准备“福地”，以为奖赏。就以色列人来说，其义务是按照上帝吩咐的行事，其权利在于进入作为“福地”的“祭祀的国度”，成为“属神的子民”。（《出埃及记》19—24）《新约圣经》通常被区分为福音书、使徒行转、使徒书信和启示录四个部分，但是，构成其核心内容的则是福音书。正如我们可以将律法书的基本精神归结为契约精神一样，我们同样也可以将福音书的基本精神归结为契约精神。而其中最为中心的事件则为“登山宝训”。在一定意义下，我们也可以将“登山宝训”视为一种签约活动。这里签约的双方不再是耶和华和以色列人，而成了耶稣基督和所有信仰上帝的人，也就是说，随着基督宗教演变成一种真正的世界性宗教，参加签约的不再仅仅是以色列人，而是“万民”或“世上万邦”。签约的双方也是既有义务也有权利。就耶稣基督而言，其权利在于要求信众们信仰、悔改和爱，其义务在于当末日到来时实施公正的审判，使那些听从自己吩咐的人得以享受“八端真福”，进入天国，进入新耶路撒冷。就基督宗教信众而言，其义务在于听从耶稣基督的吩咐，去信仰、悔改和爱，其权利则在于当末日到来时享受“真福八端”，进入天国，进入新耶路撒冷。基督宗教的这样一种契约精神对于培养、提升人类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无疑是有其深广的影响的，对于人类社会的法治建设无疑是有其潜移默化的作用的。例如。许多近代西方思想家，如洛克、卢梭等之所以能够先后提出各种不同的社会契约论，虽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无论如何，与这样一种长期熏陶形成的文化氛围是不无关系的。

宗教的契约精神不仅对于培植、提升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有积极的意义，而且对于神圣化世俗法律或民法的作用也是极其显著的。众所周知，由于诸多历史方面的原因，许多宗教法律或神律往往既包含有宗教神学方面的内容，也包含有世俗法律的内容。例如，摩西十诫的十项内容就被分别刻在两块石板上。其中一块板上刻有三条戒律。它们分别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而另一块石板上则刻有七条戒律。它们分别是：“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作假证陷害人”；“不可恋别人的妻子”；“不可贪图人的财产”。[7]很显然，刻在第二块石板上的这七条戒律其实都是世俗法律，但是，一旦它们被当作神律宣布出来，自然也就因此而获得了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从而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世俗法律在广大民众中的贯彻落实，对法治社会的建设发挥了其积极的影响。这样一种情况不仅存在于基督宗教中，而且也广泛地存在于其他宗教中。例如，佛教有所谓“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五条差不多都可以看作是有关世俗法律和世俗道德的规条。但是，一旦作为佛教戒律规定了下来，它们也就因此而获得了新的深广得多的意义。例如，当“不偷盗”作为佛教的戒律规定下来时，它便同破除“我执”、“三轮体空”、“六道轮回”等佛教信条关联了起来，从而就因此而获得了一种势在必行的动能。再如，“不杀生”就其本身而言，很难说即为一条世俗法律，而且从世俗社会的角度看问题，还多少显得有几分荒唐。但是，且不要说“不杀生”作为一条佛教戒律，本身即因此而获得了一种神圣性，即使从常识的意义上看问题，如果一个人连普通生物都不忍心下手或不敢下手，他之残杀一个人的可能性也就因此而微乎其微了。仅就后一个层面看，这条佛教戒律对于维系世俗法律、推动法治社会建设的意义也就够大的了。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6-20 11:01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20 10:30 标题: 社会和谐与宗教承担(6)

宗教对法治社会的建设的推动作用，不仅体现在它之具有契约精神以及它对世俗法律的神圣化方面，而且还体现在它对公平和正义概念在普通民众中的普及上。公平和正义概念是任何宗教都不可或缺的。宗教之所以对广大民众有一种不可遏止的极其广泛的号召力，一个根本的原因即在于它对公平和正义概念的始终不渝的弘扬和允诺。如果任何宗教都有一个“应许之地”（参阅《创世记》第12章）的话，则这个“应许之地”便是公平概念和正义概念的实现或践履。康德虽然否认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和宇宙论证明，但是却对关于上帝存在的道德论证明寄予厚望。

   这是因为在康德看来，只有借助上帝和来世，我们才能够避免善人到不到善报、恶人得不到恶报这样的人间难以避免的悲剧，才能实现人类德行与幸福的匹配，换言之，才能够实现公平和正义。在《圣经》，虽然上帝常常以慈父的形象出现，但是，他的基本形象始终是一个主持正义的法官。这在《启示录》或末日审判里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因为当末日的号角吹响了的时候，“死了的人”都凭着“生命册”“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启示录》20：12）：好人将进入天堂，恶人将进入地狱，而有小罪的人将进入炼狱。换言之，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便在这时依照契约一一公平地兑现了。公平和正义的原则在佛教的“业报论”中甚至得到了更其系统更其严谨的表达。首先，佛教的“六道轮回”对善恶作了更为细致的量化处理。它把人的行为即“业”区分成了六等。其中，善业被区分成了三等，相应地也就有三个等级的报应，这就是作善业者死后分别进入人道、阿修罗道和天道。同样，恶业也被区分成了三等，相应地也同样有三个等级的报应，这就是作恶业者死后分别进入畜生道、饿鬼道和地狱道。其次，佛教对人的行为还从质上作了区分和概括，将业区分为三种，这就是身业、口业和意业。

   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也考虑到人的言语和思想，但是，佛教将它们与人的身体活动并谈，提出“三业”这样一个整体性概念，无疑对引起人们更其关注“口业”和“意业”会起到令人瞩目的作用。不仅外来宗教注重实施和普及公平和正义概念，而且本土宗教也同样注重实施和普及公平和正义概念。例如，我国道教的早期经典《太平经》中就不仅提出了“太平”概念，宣称“太者大也，平者正也”，而且还提出了“承负说”，断言：“承者为前，负者为后。……负者乃先人负于后生者也。”[8]道教的“承负说”在各宗教的“神正论”中是颇具特色的，至少是与我们刚刚提到的基督宗教的“末日审判”和佛教的“业报论”是有明显的区别的。这主要表现在，无论是基督宗教的“末日审判”，还是佛教的“业报论”强调的都是“自作自受”，例如，《大宝积经》中就有对“果报还自受”的强调，但是，照道教的“承负说”，情况却不是“自作自受”，而是“他作我受”。对于行为和责任关系的这样一种错位的处置，咋看起来，显得很荒唐，但是在古代中国却是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的。因为，既然我国长期以来宗法制度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既然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血缘亲情，则强调后人承担先人的罪责和错失，也就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了。而且，这样一种报应学说在一个特别注重家族观念，注重血缘链条的社会中，其对人们的行为势必具有更大的约束力和威慑力。如果一个人考虑到他的不当的行为会给他的后代造成不利的后果，则他的行为自然会因此而收敛很多。

   而且，这样一种报应说还有一个维系社会的妙处，这就是它能够对康德所强调的人类社会中比较普遍存在的善人未必得到善报、恶人未必得到恶报的社会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因为承负说区别于基督宗教的末日审判和佛教的业报论的一个重要功能就在于它能够说明“力行善反得恶者，是承负先人之过，流灾前后积来还此人也。其行恶反得善者，是先人深有积蓄大功，来流及此人也。”[9]不过无论是基督宗教的“末日审判”和佛教的“业报论”，还是道教的“承负说”，都在于借助于神通过来世来实现“公平”和“正义”，就此而论，都可以看做是康德式的对于神明存在的一种道德论证明，而且，作为现实社会公平和正义缺失的一种补救，同具有助推法治社会构建的社会功能。因为它们对于社会上相当一部分民众至今也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世界上像宣称“我死后，哪怕它洪水滔天”的路易十五（1710—1774）那号的人毕竟是极少数！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6-20 11:03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20 10:38 标题: 社会和谐与宗教承担(7)

四、宗教伦理与普遍和谐

和谐社会不仅应当是一种法治的社会，而且还应当是一种德治的社会。而为要构建德治社会，就需要加强道德伦理建设。道德伦理建设自然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世俗道德伦理建设，另一方面是宗教道德伦理建设。世俗道德伦理建设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是，宗教道德伦理建设的重要性也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它在维系社会道德伦理、促成社会普遍和谐方面往往能够发挥世俗道德伦理难以发挥的作用。

真正说来，社会和谐所关涉的并不是和谐的有无，而是社会成员之间的和谐是否普遍。因为小范围的社会和谐在任何一个社会，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存在的。在楚汉相争中，总的来说，项羽一方是不够和谐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在项羽一方就根本不存在任何和谐，因为至少在项羽和虞姬之间和谐还是存在的。虞姬能够以自杀的方式支持项羽率军突围，能够说他们之间不够和谐吗？所以说，和谐社会的标志或尺度并不在于社会是否存在和谐，而是在于是否在最大多数的社会成员之间形成了和谐，是否构建了一种普遍和谐。

但是，在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中，人们所构建的社会却总是具有这样那样的局限性或狭隘性的。文明人深深感受到了文明社会的局限性或狭隘性，故而他们制造了种种神话，来说明原始社会的人或处于自然状态中的人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和谐。而且，变革现存社会冲动越大的人其对这样的原始社会或自然状态的存在越是迷信。18世纪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卢梭（1712—1778）在其名著《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就曾经满怀激情地刻画过这种社会状态：“漂泊于森林中的野蛮人，没有农工业、没有语言、没有住所、没有战争、彼此间没有任何联系，他对于同类既无所需求，也无加害意图，甚至也许从来不能辨认他同类中的任何人。这样的野蛮人不会有多少情欲，只过着无求于人的孤独生活，所以他仅有适合于这种状态的感情和知识。”[10]然而，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种种发现却在不断地纠正着我们的这样一种似乎不切实际的观点。因为大量的考古学资料表明，在原始社会里，不仅存在有“人被凶残地杀死”的现象，而且还存在有比较普遍的“食人”现象，即使从距今20万年以上的“北京人”的遗址的掘获物中我们也可以找到相关证据。其所以如此，归根到底是由于人群的爱的观念的狭隘性所致。在原始社会里，是存在有自然而真诚的爱的，但是，这种爱却始终局限于一个血缘家庭或血缘家族之内，局限于一个氏族或部落之内，而氏族或部落之间的争斗或战争由于生存的基本需要所致，常常导致现代人难以想象的惨烈的战争。

至文明社会，这种爱的狭隘性并没有消除，只是由于各社会集团的利益的错综复杂而变得无限复杂化了。[11]例如，人们在处理自我与他我的关系时，往往会陷入“自我中心主义”；在处理本家族与其他家族的关系时，往往会陷入“裙带关系”；在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时，往往会陷入地方中心主义；在处理自己国家或种族与其他国家或种族的关系时，往往会陷入种族中心主义；在处理人类社会和自然的关系时，往往陷入人类中心主义，等等。爱的这种局限性或狭隘性即使在一些圣贤身上也在所难免。例如，我国古代的大圣人孟子就曾经明确地主张过“爱有差等”的观点，强调“君子之于物，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而他的这样一种主张长期以来在我国甚至差不多一直出于主导地位。而要突破这样一种爱的局限性或狭隘性，我们就必须超出这样那样的个人主义或小集团主义，从真正的人性出发，从“类”的观点出发，从宇宙论的观点出发，上升到“爱无差等”的人生境界。惟其如此，才能“渐次超越自我中心主义、裙带关系、狭隘地方观念、种族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而达到‘与天地万物一体’。”[12]如是，则普遍的社会和谐也就为期不远了。

宗教在推进人类突破“爱有差等”的局限性或狭隘性，达到“爱无差等”的人生境界方面无疑具有特殊的功效。就佛教而言，它对“爱无差等”的概念的发挥可以说是到了极致。众所周知，佛教是在反对婆罗门教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佛教为什么要反对婆罗门教，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看不惯婆罗门教所实施的森严的等级制，即种姓制度。婆罗门教把社会上所有的人分为四个等级，这就是婆罗门（祭祀阶层）、刹帝利（武士阶层和贵族阶层）、吠舍（农民和手工业者）和首陀罗（奴隶）。其中，婆罗门阶层的地位最高，有“婆罗门至上”的说法，首陀罗的地位最低，甚至连阅读宗教经典的权利也没有。因此，佛教自其诞生之日起，打出的旗帜就是众生平等，众生皆有佛性，众生皆能成佛。但是，这一思想在其流传过程中却时有丧失，以至于东晋佛教学者竺道生（335—424）在南京（建康）讲“一阐提人皆可成佛”时，竟然被公认为是邪说惑众，被逐出僧团，不得已到苏州虎丘山讲法，生出“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佳话。不仅佛教讲众生平等和爱无差等，而且其他宗教亦复如此。例如，基督宗教不仅把“爱人如己”规定为其最基本的诫命之一，而且还特别注重对弱势群体和社会边缘人群的关照。《约翰福音》第八章记载了一个关于淫妇的故事。说的是一群法利赛人把一个淫妇带到耶稣的面前，他们打算按照犹太人的律法，用石头打死这个淫妇。但是，耶稣却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这群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6-20 11:05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20 11:10 标题: 社会和谐与宗教承担(8)

是的，如果我们超越世俗的规定，从更基本的人性方面来一视同仁地看问题，则我们就很可能改变掉许多我们平常自认为正确的东西，从而撤除掉许多影响人际关系的社会隔障，获得普遍得多的社会和谐。此外，基督宗教不仅呼吁人们“爱邻人”，而且还呼吁人们“爱仇敌”，呼吁人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马太福音》5：44）。这是常人很难做到的。诚然，这样一种要求初看起来似乎确实带有一定程度的乌托邦色彩，很难兑现，但是，如果听任人类社会按照习俗的社会规则运转，“冤冤相报”，永无终结，人类也将因此而陷入无尽的灾难。从这样一种社会效果看问题，努力响应基督宗教提出的这样一种呼吁，实在不失为解决人际关系，从根本上实现社会普遍和谐的一项基本原则。

然而，要真正地拥有和实践“爱无差等”的社会理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它至少要求人们不仅能够像孟子所说的那样，“尽心，知性，知天”，而且还要求人们能够有“与天地万物一体”的宽广胸怀和崇高境界。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超越功利境界，而且还要进而超越道德境界和伦理境界。冯友兰先生曾经提出人生四境界说，断言我们的人生境界可以区分为四种，这就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冯友兰认为，天地境界高于道德境界，其“特征”主要在于：在此种境界中的人，“知人不仅是社会的全的一部分，并且是宇宙的全的一部分。不但社会，人应有贡献；即对于宇宙，人亦应有贡献。人不但应在社会中，堂堂地做一个人；亦应于宇宙间，堂堂地做一个人。”[13]冯友兰的这个想法，西方人也有。19世纪一个名叫克尔凯廓尔的丹麦思想家也曾经将人生区分为三个阶段或三个层次，这就是美学层次、伦理学层次和宗教层次。他所谓美学层次，意指的是一个人尚处在感性阶段和世俗阶段，只知道一味追求物质的或精神的享乐。他所谓伦理学层次。意指的是一个人处于理性阶段，注重心灵的陶冶和追求，具有善良、正直、节制和仁爱等美德。他所谓宗教层次，意指的是人的存在和发展的最高的也是最后的阶段，不仅摆脱了一切世俗的、物质的诱惑，而且也摆脱了一切道德原则的束缚，而仅仅与超验的上帝单独对话。处于这样人生层次或人生阶段的人，克尔凯廓尔称之为“宗教的人”。不难看出，克尔凯廓尔所说的“宗教层次”与冯友兰说的“天地境界”在内容上是颇为接近的。这样的思想在我国思想史上其实是屡见不鲜的。因为像横渠先生（1022—1077）的“民胞物与”的思想，往深处说，也有一个“天地境界”或“宗教层次”的问题。因为他的“民胞物与”归根到底是以“乾称父，坤称母”的气一元论为基本前提的。[14]离开了“与天下万物”的“一体之仁”，我们是根本不可能设想他的“民胞物与”的思想的。

但是，如果说有天地境界在哲学家中尚不太普遍的话，那么，这一点却是宗教思想家必备的气质。因为宗教之为宗教，从根本上说，就在于这样一种人生境界或人生层次，就在于藉对小我的根本舍弃而上升到“大我”，上升到与神圣实体的合一。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的宗教哲学家，叫约翰•希克（1922—）。他曾经把宗教，特别是把轴心时期之后的宗教，理解为一种解脱或救赎之道，而这种解脱或救赎之道的根本内容即在于“人类生存从自我中心向实在中心的转变”。[15]应该说，他所给出的这个宗教公式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印度教的中心概念不是别的正是作为“无我”、“大我”或“真我”的“阿特曼（Atman）”。按照铃木大拙在《无心的禅学》一书中的说法，佛教的“最主要的观念”即是“无我（anatta）”。[16]这一点从“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佛教的三法印完全可以得到印证。基督宗教不仅强调“成义”，而且还强调“成圣”。而“成圣”的根本标志即在于“脱下旧人换上新人”（参阅《歌罗西书》3：9），“活着的不再是我自己，而是基督在我生命里活着”（《加拉太书》2：20）。伊斯兰教强调“信安拉”，其实质性的内容即在于“归顺安拉”（《古兰经》2：131）。苏非派圣人哈拉智（？—922）虽然说过“我即真主（ana’L-haqq）”的话，但是，他这句话的本真的意思却是：“不是我活着，而是安拉活在我的生命中”。道教虽然讲“长生久视”，但毕竟讲“性命双修”，以“炼己”和“脱胎”为“秘术”（参阅陈抟《无极图》）。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20 11:12 标题: 社会和谐与宗教承担(9)

就作为“无我”的人生境界而言，可以说宗教境界乃最高境界，堪称人生境界之标杆。尘世生活的人们由于积习过重，人们往往难以超越自身而对于自身的人生境界作出一客观的判断。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即是谓此。宋代苏东坡（1037—1101）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他不仅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而且还是很杰出的诗人和词作家。例如，大家所熟悉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气势磅礴。而且他为人刚正，为官清廉，不畏权贵，并且为此还做过一百多天牢房。从世俗的眼光看问题，他已经是一位难得的贤人了。但是，在“无我”的宗教境界面前，他却每每暴露出自己在人生境界方面的低下。据说有一次他游览湖北江陵（湖北当阳）的玉泉寺，他的同乡承皓法师（四川眉山人）接待了他。承皓法师见他进来，便客气地问道：“尊官高姓？”苏东坡自信地答道：“姓秤，乃秤天下长老的秤。”承皓法师大喝一声。然后问道：“请问这一声喝叫重多少？”苏东坡无言以对，赶紧谢罪礼净，从之参禅。后来他被贬到黄州（湖北黄冈）当团练副使，和《水浒传》中第44条好汉单廷珪的职位差不多大，与隔江相望的江西承天寺的佛印禅师交往甚密。在经过一段参禅后，苏东坡自觉收获不小，于是作了一个偈：“稽首天中天，豪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然后，派了个小童过江送给佛印禅师。这个偈的意思是说，自己已经有了一定的定力，不管人们是称是讥，是毁是誉，也不管情势是利是衰，是苦是乐，都能做到不为其所动。佛印禅师接过偈看后，便在下面写了四个字：“放屁！放屁！”然后，令小童将这个偈重新交给苏东坡。苏东坡看到这四个字后，很生气，立即驾船过江找佛印禅师讨说法。佛印禅师看到苏东坡后，便讥笑说：“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这个故事很生动，也很典型。它形象不过地说明了唯有宗教道德才适合于作为评估人们道德水准的“秤”，说明了宗教道德在破除小我，成就大我，树立“爱无差等”观念，构建普遍和谐方面具有特殊的功能。

宗教道德不仅比世俗道德高岸，而且还应当比世俗道德纯粹。尽管宗教道德常常被人庸俗化，但是，就其本身而言，就其应然状态而言，它所倡导的当是一种纯粹的义务论，一种为义务而义务的立场。人们常常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当作宗教道德的一项基本规定。这实际上是对宗教道德的一种误解。诚然，宗教在许多场合下确实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是，这只是宗教道德的一项最低限度的要求，有时甚至只是一种方便智，并不能被看作是宗教道德所追求的最高目标。事实上，许多宗教都是明确地反对从追求“善报”的立场去做“善事”的。例如，如所周知，伊斯兰教就明确地反对施恩图报。佛教中更倡导“三轮体空”，主张从“空”和“无我”的立场来看待“布施”活动或一切其他活动。就布施而言，我们虽然可以将其抽象地区分为三个组件，即“施者”、“受者”和“所施之物”，这也就是所谓“三轮”。如果我们在行施中或行施后，能够体达施者、受者及所施物皆悉本空，则能摧碾执着之相，是名“三轮体空”。首先，是“施空”：能施之人，体达我身本空，岂有我为能施。既知无我，则无希望福报之心，是名施空。其次，是“受空”：既体达本无我为能施之人，亦无他人为受施之者，是名受空。第三是“施物空”：物即资财珍宝等物，谓能体达一切皆空，岂有此物，而为所施，是名施物空。“三体轮空”乍听起来很高调，似乎让人感到不着边际，但是，却为人类实现普遍的社会和谐所需要。因为如果我们做不到“三轮体空”，有时候即使一项善举，也有可能导致社会的不和谐。如有人已经指出的，如果布施（梵语dana）者不能将能施、所施之物、受施者三轮体空，必然心里有念、有住、有相故；心地有所求，起善念得善报；布施后心地后悔，必将与受施者易结恶缘，反而给社会和谐埋下祸根。由此看来，宗教道德实在为社会普遍和谐所必须。

五、宗教对话与民族团结

一个社会总是有多个亚社会系统组合而成的。应该说，宗教与其他所有的亚社会系统都有这样那样的关系，只不过它与一些亚社会系统的关系较为密切，而与其他一些亚社会系统的关系较为疏远罢了。宗教与民族的关系便属于较为密切的那种。宗教的对话对于促成民族团结发挥着至关紧要的作用。

宗教与民族关系的密切，首先表现在民族的起源方面。一般认为，民族的形成取决于两个因素：其中一个是语言，另一个为宗教。但是，许多宗教思想家却更倾向于认为，宗教在民族的形成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德国哲学家谢林在谈到民族的形成时，曾经指出：“一个民族，只有当它能从自己的神话上判断自身的民族时，才能成其为民族。”黑格尔似乎更进一步，他不仅将宗教视为民族形成的基础，而且将宗教视为决定民族气质的根本力量。他在《历史哲学》一书中写道：“神的观念是民族形成的基础，宗教的形式怎样，国家及其组织的形式就怎样，因为国家是从宗教中产生出来的，雅典人和罗马人之所以有自己的国家，只不过是因为这两个民族各有自己的宗教。时至今日罗马天主教的国家和耶稣教的国家在气质和组织上仍是不相同的。”宗教学的奠基人缪勒（1823—1900）完全赞同谢林和黑格尔的上述观点，也主张“宗教比语言更能奠定民族的基础”。他还以犹太人的历史来解说这一观点。他强调说：“犹太人和他们邻近的腓尼基人、摩亚比特人等部落在语言上的差别不如希腊人的方言差别大。但是，因为犹太人都信奉耶和华，于是犹太人便成为一个特别的民族，即所谓的耶和华的子民。使他们区别于信奉巴力或阿施塔特的民族，和信奉切摩西的民族（摩亚比特人）的，是耶和华，而不是语言。使以色列的游牧部落结合为一个民族的，是他们对耶和华的共同信仰。”[17]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20 11:19 标题: 社会和谐与宗教承担(10)

事实上，宗教信仰不仅决定着以色列民族的形成，决定着以色列民族的气质或特征，而且还一直决定着这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虽然早在公元前11世纪，就由大卫王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并且定都耶路撒冷，但是自公元1世纪起，却先后受到罗马帝国、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等异族的统治和奴役，长期以来一直出于亡国奴地位，直到1948年才重新建国。我国宋代宰相赵普（922—992）曾经对宋朝皇帝说，“我是以半部《论语》帮助皇帝治天下”的。鉴此，我们也可以说整个以色列民族是以一部《圣经》保种族的。

宗教不但对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有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对民族际关系也有重大的影响。在《宗教学导论》中，缪勒曾经将宗教区分为三大系统：首先是雅利安族系的宗教，这就是吠陀教、婆罗门教和佛教；其次是闪米特族系的宗教，这就是犹太教、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最后是蒙古族系的宗教，主要有儒教和道教。从人类历史上看，民族间的冲突往往与宗教间的冲突密切相关。例如，发生在中世纪的绵延一个多世纪的“十字军东征”（1096—1270）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既与民族相关又与宗教相关的战争。即使到了当今时代，这种格局还依然存在。例如，北爱问题从表面上看，仅仅是北爱尔兰人与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之间的冲突，但是，实际上却蕴含有宗教冲突，信仰天主教的北爱尔兰人与信仰新教的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之间的冲突，或者说蕴含有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冲突。冲突的双方不仅有自己的政治派别，如联合派和民族派，而且还有自己的准军事武装，双方为了在冲突中取得主动地位，不惜从南非、德国购买先进的军事武器装备。他们在冲突中不仅使用了手榴弹和冲锋枪，而且还动用了装甲车和火箭弹。仅仅在1969—1997年间，他们就相互打死了3500多人。考虑到整个北爱地区只不过100多万人，这个死亡数字也够大的了。二战后，世界上最引人瞩目的冲突地区当属中东了。二战以后，虽然联大于1947年通过了181号决议，呼吁在该地区建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虽然1948年以色列人建国，1988年巴勒斯坦宣布建国，虽然1999年巴以谈判，达成了“以土地换和平”的协议，虽然2003年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制定了“和平路线图”。但是，这个地区的冲突却至今没有停止过。且不要说绵延三十五之久的中东战争，即使在中东战争后，双方的摩擦和冲突似乎始终没有停止过。中东地区的形势之所以如此复杂，除了民族问题（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外，宗教问题（主要是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问题）恐怕也是其中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只要想一想耶路撒冷的地位和归属问题，就可以想象出中东问题的宗教色彩了。由此足见，宗教问题对于妥善处置民族关系问题的重要性了。

宗教问题不仅在国际政治中，在处理国际诸民族的关系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国内政治中，在处理一个国家内诸民族的关系、维系一个国家内诸民族的团结中也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就我国的情况而言，民族分布与宗教分布是密切相关的。萨满教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涉及到满族和鄂伦春族等少数民族；藏传佛教主要分布在西藏和内蒙古地区，主要涉及到藏族和蒙古族等少数民族；伊斯兰教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主要涉及到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回族等少数民族。宗教的这样一种分布有利于相关民族的团结。例如，根据有关专家的研究成果，我国蒙古族和藏族的关系历来比较友好，而这与这两个民族都信仰藏传佛教密切相关。[18]这也是非常自然的。既然这两个民族在宗教信仰、宗教观念、宗教伦理、宗教戒律等方面比较一致，则它们在许多深层次的问题上容易取得一致，获得这样那样的认同感，也就是一件不难理解的事情了。

宗教对话不仅有助于促成信仰同一个宗教的多个民族之间的和谐和团结，而且也有助于促成不同宗教的各个民族之间的和谐和团结。我们中华民族虽然历经各种磨难，也出现过多次分裂或混乱局面，但终究绵延不坠，终究以和谐团结为大结局，一个根本原因即在于来自于宗教对话和宗教团结的凝聚力。在前现代社会，虽然有佛教从印度的传入，但是，在“三教合一”的框架下，儒释道三教诚恳对话，互存互动，不仅繁荣了中国文化，而且还有力地促成了中华民族的和谐发展。后来，虽然又有了伊斯兰教和基督宗教的传入，但是，由于这些外来宗教均采取“适应”策略，均注意与儒释道三教的沟通和对话，故而也同样不仅繁荣了中华文化，而且也有力地促成了中华民族的和谐发展。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6-20 11:21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20 11:40 标题: 社会和谐与宗教承担(11)

中国宗教在维系中华民族的团结方面还有一个极其典型的例证，这就是作为中国原始宗教的遗留物的龙图腾崇拜。当年，赵匡胤陈桥兵变之所以成功，固然与他手握军权有关，但是，更根本的是普遍存在于中国人内心深处的龙图腾崇拜，换言之，他靠的主要是“龙袍加身”这样一种让中国普通民众认可的礼仪程序。在这样一种神圣的程序面前，重要的似乎仅仅是这一程序本身，至于由谁来担当这一程序的主持人似乎是个无关紧要的事情了。就陈桥兵变这一事件来说，给赵匡胤披上龙袍的只不过是他手下的一个时任侍卫军马军都指挥使的高怀德，但是正是他给赵匡胤的龙袍加身，使赵匡胤顿时被人们三呼万岁。由此足见，龙图腾崇拜对中国民众的召唤力了。《龙的传人》的作曲家侯德健，台湾歌手李建复和香港歌手张明敏，原来都并不怎么知名，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他们却能够使这首歌风靡全国，风靡华人界。其深层原因不是别的，也正在于它适应了十多亿中国人内心深处的龙图腾崇拜。“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恐怕对于十多亿中国人来说，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几句歌词所表达出来的东西更有感召力和震慑力了。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中华民族的社会团结和社会和谐问题，说到底是56个民族的团结和和谐问题，而56个民族的团结和和谐问题，说到底是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道教这五大宗教的团结和和谐问题，而五大宗教的团结和和谐问题，说到底是十多亿中国人在龙的精神的呼唤和强化中形成的社会团结和社会和谐。

六、我们的结论

在对宗教在构建和谐社会工作中的可能性功能作出上述说明后，我们似乎有必要从中作出一些结论。

首先，我们认为宗教不仅应当，而且也完全能够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工作中作出自己的特殊贡献。宗教是否能够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工作中作出自身的特殊贡献，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实践问题。既然在我国宗教史上，各大宗教及其重要的宗教思想家都曾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过彪炳史册的贡献，则我国各大宗教在当前形势下继往开来，为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作出自己的特殊贡献，就具有极大的现实的可能性。

其次，在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中，各宗教似乎应当将适应和谐社会建设的神学理论的构建放在首位，更加注重与之相关的神学理论建设。我们之所以提出和强调这个问题，首先是因为在我们看来，从宗教的构成要素看，宗教不仅是一种社会组织，而且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为要更好地服务于和谐社会建设，宗教就必须与时俱进，建构出适合于当前中国国情的一系列神学理论，就必须在宗教宇宙论、宗教契约精神、宗教道德伦理和宗教的民族观方面有所突破和超越，否则，要想在构建和谐社会工作中作出非宗教不能作出的特殊贡献是根本不可能的。鉴于近几十年来我国各大宗教虽然在神学理论建设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总的来说成就不够巨大，不仅尚未涌现出有世界级影响的宗教思想家，甚至连竺道生、释道安、慧能、丘处机、王岱舆这样一些有理论创新的宗教思想家也难以发现，我们认为进一步关注神学理论建设，争取在未来几十年内在这方面实现重大的突破，实在是各大宗教的当务之急。其次，从我国的宗教史上看，大凡能够对和谐社会建设作出卓越贡献的人，都是神学理论功底深厚的人，都是集实践家与神学家于一身的人。

   我们前面提到的释道安显然对东晋的和谐社会建设作出过重大贡献，以至于前秦苻坚非常眼红，下定决心，“襄阳有释道安，是神器，方欲致之，以辅朕躬”，在发兵十万攻下襄阳后，又相当自得地说：“朕以十万之师攻取襄阳，唯得一人（此一人乃释道安也）半”。由此足见释道安的社会影响和对和谐社会建设的不俗的贡献。但是，释道安同时也是个极具创造性的佛学家。他不仅是本无宗的主要代表人物，而且也可以看作是我国早期佛学即般若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唐朝的慧能也是个非同小可的人物。他原本是一个樵夫，又长期作火头僧，但是，他到最后竟然成了中国禅宗第六代祖师和禅宗南宗的开创者。其传教活动曾受到朝廷高度重视，696年，女皇武则天为“表朕之精诚”，特地遣中书舍人赐给慧能水晶钵盂，磨衲袈裟、白毡等礼物，其诏书对慧能表达了十分尊崇的心情：“恨不赴陪下位，侧奉聆音，倾求出离之源，高步妙峰之顶。”慧能去世后，更是名位加身。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20 11:43 标题: 社会和谐与宗教承担(12)

唐宪宗追谥慧能为“大鉴禅师”，宋太宗又加谥为“大鉴真空禅师”，仁宗再加谥为“大鉴真空普觉禅师”，最后神宗再加谥为“大鉴真空普觉圆明禅师”。慧能的难得之处在于他原本是个不识字的樵夫，在佛学理论上却能有如此高的境界和造诣，以至于他的言行被弟子收集整理后，能够成为《六祖坛经》，成就了中国人在佛学研究上的最高品位。这一点实在让许多饱学之士汗颜。第三个值得学习的宗教大师当是丘处机。丘处机的政治智慧一方面表现为“万里赴诏”，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一言止杀”。不仅实现了他自己的“罢干戈致太平”的社会理想，也将全真道推向了鼎盛时期。而所有这一切显然都与他的“三教合一”的神学智慧分不开的。由此看来，当代中国宗教要为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作出大贡献，就需要当代中国宗教神学事业有一个新局面，就需要造就一大批像释道安、慧能、丘处机那样既具有精深的神学思想又具有高明的实践智慧的宗教思想家和宗教领袖。否则，当代中国宗教事业的发展以及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都是不可能达到理想的水平的。

我们的第三个结论在于，当代中国宗教当与时俱进，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身协助主流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如前所述，政教分离是现代国际政治的一般潮流。如何在政教分离的情势下，紧密结合中国国情，更有成效地参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是摆在我国各宗教面前一项亟待解决的大课题。就国际范围看，日本创价学会的工作是比较成功的。日本创价学会自1930年建立以来，就积极地参加了各项社会活动，1964年又创建了日本公明党，并通过不断向该党输送人才的方式积极影响日本的社会改革运动。而美国的各大宗教除积极参与投票选举活动外，还以各种方式积极参与一些立法活动，特别致力于诸如“禁酒”、“生育控制”之类的“道德立法”或“蓝色法律”的立法活动。[19]1999年，世界各大宗教6500多人聚会美国芝加哥，发表《走向全球伦理宣言》，也是当代世界宗教活动中一项有重大意义的活动。尽管由于国情不同，我国各大宗教不可能照搬照抄他们的做法，但是，所有这些也都应当有一定的借鉴价值的。此外，我国各宗教的代表人物如何进一步参政议政也是一件有待改善的事情。议政并不意味着一味地“褒政”，当需要批评时政的时候，也应当开展适度的批评。

否则，议政也就不过是一种过场而已，而在这种走过场的活动中，宗教也就因此而丧失了自身应当发挥的特殊功能。此外。我国各大宗教为了更好地参与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自然首先应当搞好自身的和谐，搞好各宗教间的和谐。同时，在致力于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除了积极发挥宗教的各种正功能外，还需要努力避免宗教可能导致的各种负功能。相信有着光荣传统的我国各大宗教在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中不仅能够承担其本身能够承担的特殊角色，而且还有望为世界的和平事业和发展事业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本文为2009年6月11日应湖北省政治协商会议民族宗教委员会之邀所作的演讲的整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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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引自巴雷特：《非理性的人》，段德智译，陈修斋校，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84页。
[2] 参阅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序第7—9页。
[3] 彼得•贝格尔：《神圣的帷幕》，高师宁译，何光沪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3页。
[4] 参阅恩格斯：《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6页。
[5] 同上，第225页。
[6] 同上，第226页。
[7] 这里所说的十誡所依据的是1562年梵蒂冈特伦特规定的版本。此前的版本的第二条戒律为“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而最后两条戒律则被视为一条。
[8] 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48、70页。
[9] 同上，第22页。
[10]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东林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06页。
[11] 加里•特朗普：《宗教起源探索》，孙善玲、朱代强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220页。
[12] 参阅杜维明：《<中庸>洞见》，段德智译，林同奇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1页。
[13]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4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54页。
[14] 张载在《西铭》中说过：“乾称父，坤称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15] 约翰•希克：《宗教之解释》，王志成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3页。
[16]
[17] 参阅麦克斯•缪勒：《宗教学导论》，陈观胜、李培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1—63页。
[18] 参阅杜齐：《西藏中世纪史》，李有义、邓锐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宗教研究所，1980年，第89页。
[19] 参阅约翰斯通：《社会中的宗教》，尹今黎、张蕾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9—172页。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6-25 19:27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6-21 10:36 标题: 宗教与社会和谐(13)

哈佛大学与宗教研究

　哈佛大学不仅是美国最古老、最有影响的大学，而且也是世界上比较古老的和最有影响的大学之一。她是在1636年，即在普利茅斯的英国清教徒到达波士顿地区之后16年建立起来的。开始时只有16名学生和1位教师。而发展到现在，已有9大部门或学院（研究生院）。（它们分别为：（1）文理部，含哈佛学院，文理研究生院和继续教育分部；（2）医学部，含医学院和牙医学院；（3）商务管理研究生院；（4）设计研究生院；（5）神学院；（6）教育研究生院；（7）肯尼迪政府学院；（8）法学院；（9）公共卫生学院。）每年招收近两万名学生和1万多函授生。并有1万多世界各国的学者在哈佛工作，其中有2千多个为教师。此外还有7千多人在附属教学医院任职。随着哈佛大学的迅速发展，先后产生和吸引了一大批著名的学者，其中包括亨利•沃兹沃思•朗斐洛、詹姆斯•罗素•洛厄尔、威廉•詹姆斯、老奥利弗•温德尔以及路易斯•阿加西斯等。至今，哈佛大学的教授中已经有34人荣获诺贝尔奖。此外，还有6位美国总统毕业于哈佛大学。（他们是第2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第6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德罗诺•罗斯福，第19任总统拉瑟福德•B•海斯，以及第35任总统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
　　
　　人们无不赞叹哈佛大学所取得的这些惊人成就，但是却很少有人深思哈佛大学之所以取得这些辉煌成就的深层动因，特别是很少有人从该大学重视宗教研究这样一个角度来思索这个问题。本文的根本目的正在于较为全面、较为系统地介绍哈佛大学宗教研究的一些情况，以推动人们开展这一方面的思考。
　　
　　一、哈佛大学历来重视宗教研究

　　
　　宗教研究，作为一项特殊的学术事业，在西方大学课程中是一门相对晚近的研究领域。这一领域既跨越较为年轻的社会科学学科，又跨越较为古老的人文学科。在哈佛，它一向受到特别的重视。
　　
　　哈佛大学的前身为哈佛学院。可以说，哈佛对宗教的关心就和哈佛学院一样古老。该学院的奠基人希望推进这项学术事业，以便不让“文盲牧师”“主持教会”。当然，哈佛最初特别关心的是基督宗教，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基督宗教神学。她所设立的最早的教授职位是从1721年开始的霍利斯（Hollis）神学教授。
　　
　　1816年更建立了哈佛神学院。该神学院至今一直保持着这样一个职业牧师教育的传统。该学院的其他一些研究生学位项目此后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却始终注重神学研究，把所有的宗教研究特别地同基督宗教传统联系起来。
　　
　　但是于另一方面，文理学院（也称“文理部”）的教授们则始终强调宗教是属于大学文科的一个研究课题。这就意味着宗教研究是一种全球现象，并非特别地同某一个宗教传统相关。宗教研究委员会监督考察宗教研究的两个研究项目，其中较晚的一个是宗教比较研究方面的本科生奖学金，是1974年开始设立的。另外一个较早的是宗教研究方面的博士生培养项目，该项目是从1934年开始的，那时，博士生研究的专业为“宗教历史与哲学”。
　　
　　然而，哈佛在一般宗教研究方面的卓越的学术成就的光辉历史要比这久远得多。这里，只要提一下威廉•詹姆斯（1910年去世）的大名就够了。威廉•詹姆斯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心理学家和哲学家，而且也是一个伟大的宗教学家。他对宗教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写出了《宗教经验种种》这部不朽的著作，为宗教心理学领域最重要的奠基人物之一。对作为世界范围的宗教现象的比较规范的研究，在哈佛至少是从1867年开始的，那时詹姆斯•弗里德曼•克拉克在神学院执教。克拉克长期从事比较宗教研究，曾于1871年出版专著《十大宗教：论比较神学》。然而，只是到了后来，到了1891年，同基督宗教神学传统相分离的比较研究才趋于成熟。那一年，乔治•福特•穆尔（1932年去世）在哈佛担任宗教历史教授。穆尔是一位杰出的闪米语学专家，是哈佛第一个声名卓著的世界宗教专业的学生。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6-21 10:38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6-21 10:39 标题: 哈佛大学与宗教研究(14)

30年代以后，哈佛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研究某些特殊宗教传统的历史学家，给哈佛带来了极大的声誉。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阿瑟•达比•诺克（1963年去世）。他在希腊－罗马和希腊化时期宗教及早期基督宗教研究方面，获得了世界范围的声誉，就像哈里奥斯特林•沃尔夫森（1974年去世）在犹太教方面的研究一样。圣经研究也很繁荣，在神学院如此，在文理学院也是如此，形成了一个流传至今的强有力的传统。印度学、远东宗教研究，以及伊斯兰教研究在二战以后，全都蓬勃地发展了起来，从而为一般宗教研究提供了特别有力的基础。
　　
　　世界宗教研究中心的建立是这种一般研究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大的里程碑。该中心是在罗伯特•L•斯莱特这位著名的佛学家和神学家指导下于1958年建立的。1964年，斯莱特事业的继承人威尔弗雷德•坎特韦尔•史密斯进入中心，这件事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史密斯是一位伊斯兰教专家，后来成了哈佛大学的荣誉教授和杰出的北美宗教历史学家。他是决定随后20年哈佛博士生研究方向的关键性人物。
　　
　　至于史密斯所确定下来的哈佛博士生宗教研究方向，从根本上说就是坚定不移地从全球的视野和多元主义的立场来审视宗教。80年代以来，人们已经从这样一种视角来审慎地修正博士生研究方案，并且在世界宗教研究委员会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地使宗教研究形成一个整体。尽管该委员会一直是在文理学院的领导和赞助下活动的，并且一直得到各系许多著名教授的有力支持，但是它的运转却特别地依赖于哪些乐意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化费在这一项目上的神学院的教授们的善良意志和兴趣。然而，在一段时间里，该委员会却只局限于由文理学院的教授组成，正式负责种种研究计划。1973年，当史密斯一度离开哈佛期间（1973－1978年），文理学院院长深谋远虑，劝说神学院的理查德•R•尼布尔调整委员会的成员结构，以便更好地监督考察宗教研究的博士生项目，并且为本科生教育增加新的活力。同时任命宗教历史和伊斯兰教研究教授威廉•A•格雷厄姆为近东语言与文明系主任，并在委员会里帮助规划新的本科生教育项目。两年以后，黛安娜•L•埃克也同样被选派到梵语与印度研究系任职，并且被吸收到委员会中来。至此以后，特别是自从杜维明先生任中国历史与哲学教授（并且于1984－1987年间任委员会主席）以来，委员会的成员有了更为广泛的代表性，并且有了“核心成员”，极大地有助于委员会的发展和加强宗教研究的学士和博士两个项目。之后，任命阿兰•霍德为英美文学和宗教研究方面的教师也是强化该核心成员基础的一项重大举措。应当指出，宗教研究本科生项目和研究生项目的发展和加强始终同神学院和世界宗教研究中心的通力协作分不开的。此外，文理学院与神学院的广泛有效的合作已经使哈佛在北美的宗教研究方面长期保持领先地位，从而也极大地保证了研究生的教育质量。在美国，宗教研究一直是一个兴旺发达的领域，在许多行业都有一个相对稳定数量的可以谋取的职位，哈佛大学的宗教研究方面的研究生自然是特别受欢迎的。
　　
　　二、哈佛大学神学院

　　
　　哈佛大学神学院及哈佛大学的神学研究，如上所述，可以一直追溯到哈佛学院的创建时期。从1636年起，即从马萨诸塞殖民地议会投票决定建立哈佛学院之时起，哈佛就已经开始承担起培养宗教领袖的使命。
　　
　　由于哈佛的奠基人坚持要求培养有学识的牧师，神学在哈佛成长的过程中始终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不仅如上所述，哈佛大学所设立的第一个教授职位是神学的（1721年），而且她所组织的第一个研究生项目也是神学的（即有关培养牧师的研究生项目，1811年）。1816年，当哈佛神学院建立的时候，她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无教派的神学学院，其宗旨在于“鼓励每一个学生从事严肃认真的、公正无偏见的基督宗教真理的研究。”
　　
　　时至今日，哈佛奠基人的上述意图依然是哈佛神学院建设的基本宗旨。也就是说，哈佛神学院的培养目标依然在于竭力培养学生成为宗教生活和思想的领袖人物，成为牧师和教师，成为其他由神学研究所充实和提升的职业中的领袖人物。哈佛神学院的教师和学生来自世界各地，有极其宽泛的研究领域，有完全不同的伦理、文化和宗教背景。人们可望在这里，在其他世界宗教和价值体系的大背景下，对基督教传统进行坚实的历史的和比较的研究。
　　
　　哈佛神学院每年都邀请一些著名的学者和专家就当前人们感兴趣的与神学探究领域相关的重大问题发表演说。该学院出版两个定期刊物《哈佛神学院新闻简报》与《哈佛神学评论》。安多维－哈佛神学图书馆是美国最好的神学图书馆之一。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6-21 10:41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6-21 10:42 标题: 哈佛大学与宗教研究(15)

　神学院课程的设置旨在积极回应哪些从全球的范围来重新审视自己使命的各宗教团体所遭遇到的挑战。或许在这些挑战中最富于批评意义的，是宗教意义和宗教权威的当代危机。这一危机严重打击了宗教使命的核心，然而对于旨在超越特殊宗教传统理解、评估、批评、肯认和行动的神学教育来说却是至关紧要的。基于这样一种识见，该神学院的课程设置要求学生不仅学习必修的课程，而且要修炼那些为当代宗教生活和思想中的领袖人物所不可或缺的方法、敏感性和能力。
　　
　　哈佛神学院的课程设置分三个领域。第一个领域为“圣经与解释”。该领域的中心在圣经的本性与解释上，特别是在希伯来圣经和新约的本性和解释上。通过对语言、圣经解释和历史批评分析的深入研究，为那些被所有后圣经代所诉诸的先前的构成性的传统的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从而发展出那种理解圣经在扎根于圣经证见的宗教传统中的作用的能力。第二个领域为“基督宗教与文化”。它包括神学、伦理学、基督宗教史以及一些社会科学。其中心目的在于对西方和第三世界文化中的基督宗教传统进行历史的和系统的研究。这样一种研究有助于提高学生神学地思考人类生活的能力，以及把基督宗教资源用于解决当代个人、社会和文化问题的能力。第三个领域为“世界宗教”。这一领域通过对世界宗教进行历史的和比较的研究，把基督宗教置放进人类宗教生活的整体背景中予以思考。该领域注重对基督宗教传统之外的其他有意义的宗教传统进行系统的开发性的研究，注重对这些传统为当代基督宗教思想和实践所提供的挑战和资源进行研究。
　　
　　在这三个领域之内以及跨这三个领域，哈佛神学院课程设置的目标在于提高和发展学生认真负责地研究历史文献、历史人物和历史运动的能力，从比较研究的角度考察宗教和文化传统的能力，以及明确表达和捍卫指导当代道德与宗教的生活与思想的正确标准的能力。总之，让学生了解和熟悉神学研究的历史的、比较的和规范的方法实乃哈佛神学院课程设置的根本之所在。
　　
　　下述两个进一步的特征对哈佛神学院的课程设置说来是至关紧要的。首先，在这些课程的每一个向度里都要求熟悉和了解妇女和非洲－美洲人的特殊的宗教经验，以及性别和种族作为变项在宗教生活中的意蕴。其次，不仅课程设置的整全概念，而且神学学位课程的明确要求，都力图使理论与实践、学术与应用合二而一。这样，在哈佛神学院的课程设置中，就没有单独的实践神学或应用神学。相反，每一个领域都存在着一个应用的向度。这种状况，连同监督管理教育，保证了牧师能力的培养和发展。
　　
　　最后，哈佛神学院肯认和强调在神学教育和职业培训方面实行自我管理的重要性。她的课程设置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允许学生在被认为是对培养牧师与领袖是必要的框架内在神学研究中自行确定他们的研究课程。鼓励学生按照他们自己的兴趣和职业计划落实他们个人的研究计划。当他们这样作的时候，他们不仅可以从哈佛神学院，而且还可以从哈佛大学的其他学院以及波士顿神学研究会所属各单位极其广泛地利用各种资源。
　　
　　哈佛神学院的神学研究能够保证学生谋取各色各样的职业，这包括委任的（专业的）和非专业的牧师，学术和教育方面的职业以及其他一类诸如服务行业、新闻、医学、法律、政府部门的职业。
　　
　　三、哈佛大学宗教研究系与宗教研究委员会

　　
　　哈佛大学宗教方面的博士生项目始自1934年。那时，文理研究生院设立的博士学位的专业是“宗教的历史与哲学”。旨在保证博士生候选人不仅在宗教领域的教学和研究方面获得宽广而充分的基础，而且能够在这一领域的某一方向上从事个人研究。根据这样一个宗旨，该研究生院于1963年将该项目定名为“宗教研究”。
　　
　　哈佛大学虽然有宗教研究系这样一个建制，但宗教研究的教学工作实际上是由宗教研究委员会领导的。宗教研究委员会，是一个学科际的学术机构，旨在协调宗教方面的教学和研究活动；在行政管理方面，最初是一个由文理学院教授组成的学科际的常设委员会。只有那些文科与理科的委员们管理和实施本科生（学士学位）和博士生（博士学位）宗教研究项目。后来，如上所述，于20世纪70年代，宗教研究委员会进行了一次较大的调整，哈佛神学院也加盟宗教研究委员会。此后该委员会差不多总是有一半成员（20个左右）为神学院的教授。自1983年，该委员会又承担了神学院博士项目的行政管理。这样，在读博士生的规模便有了空前的发展。就教授方面来说，文理学院各系在委员会里都有代表，学生也可以发现他们自己在读书期间在各种不同领域就同教授们一起工作，例如在经典著作、英语、哲学、人类学、古代近东研究、犹太教或伊斯兰教研究、比较文学、印度教或佛教研究以及科学史等等。此外，学生也可以和各种不同专业的学院的教授们一起研究，例如同法学院、医学院以及政府学院的教授们一起研究。

作者: NZWJ 时间: 2009-6-21 10:43 标题: 哈佛大学与宗教研究(16)

哈佛大学宗教研究系和宗教研究委员会对于学生进入博士生研究项目，并无统一的要求。然而，作为最低的要求，申请者必须有学士学位，或其同等学历，并要求有本科生的学习成绩单（要求成绩优秀）。尽管有硕士学位并不是一项必要条件，但在同等条件下将优先录取有硕士学位的考生。同样，也不要求申请者先前学习过宗教专业，但对申请者在该专业及其相关学科的背景将予以批判性的考察。
　　
　　哈佛大学宗教研究系和宗教研究委员会非常重视申请者的语言能力。所有博士学位的申请者在申请时都须有某一特殊领域的语言（如希伯来文、拉丁文、梵文、阿拉伯语、汉语等）的作品。被允准入学的学生还必须在其学习早期即表明其具有阅读法文和德文著作的能力。是否具有这种能力（阅读两种或其中任何一种著作的能力）也是优先考虑允许进入该项目的一项重要指标。
　　
　　宗教研究的博士学位项目包括宗教研究的两个方面：一般的“研究背景”与“研究的特殊领域”。从最一般的层面说，每个博士候选人都应对人的宗教性有一种概括的历史的了解，在宗教研究领域的理论和方法方面具有坚实的基础。这一基础可望通过广泛地掌握研究背景而被深化。研究背景将提供一个重要的框架，博士候选人在整个框架内，从更深层次上精通宗教研究某一个特殊领域。
　　
　　“研究背景”涵摄两个层面：“传统”与“历史综合体”。根据哈佛的师资和资料，下述背景或范围被认为是宗教研究的工作对象：在“传统”项下，可有“佛教”、“基督宗教”、“儒教”、“印度教”、“中国宗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在“历史综合体”下，可有“古希腊罗马或希腊化世界”、“现代西方”、“东亚”、“日本”、“南亚”等。研究生除了把他们的研究计划定位在一个研究总体脉络之内，还需要集中在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对于那些其研究总体脉络为基督宗教传统，其历史综合体为古希腊罗马或希腊化世界或者为现代西方世界的研究生来说，哈佛神学院有特别丰富的资料。而相关于这些研究总体脉络的特殊领域主要有：“新约与基督宗教起源”、“基督宗教史”、“神学”、“伦理学”、“宗教与社会”、“宗教、性别与文化”。当然，在某一特殊领域里还允许有更为特殊的论题兴趣，诸如妇女经验、礼仪、民间宗教或神秘主义等。
　　
　　哈佛大学宗教研究系和宗教研究委员会的博士生研究项目主要有三个大的研究方向。第一个大的研究方向为“比较宗教研究”。该方向旨在使学生了解曾经酿造了许多世界最重要文献、激发了人类的艺术和哲学并塑造了人类道德意识的一系列人类经验。真正说来，在所有的高级宗教研究中，都蕴含有比较的要素。因此这一研究方向特别地要求学生在“两种宗教传统”（如上所述）之间进行比较研究，并且以其中一个为主，而以另外一个为辅。既然“历史综合体”本质上是比较的，则学生就不应当在“历史综合体”项下进行选择。例如，允许学生在这一大的研究方向下开展基督宗教与印度教的比较研究，而不允许他们对基督宗教和南亚进行比较研究，也不允许他们对现代西方和南亚进行比较研究。而且，既然这一大的研究方向旨在强调“比较”，则该方向就不允许学生把同他们个人直接相关或在文化渊源上相关的那个宗教传统作为主要的宗教传统，而学生所选择的“辅”宗教传统一般说来，则应当是一个同他们相关的宗教传统。倡导宗教多元主义乃哈佛大学宗教研究委员会的一项“大政方针”。
　　
　　第二个大的研究方向是“一个单一的宗教传统或历史综合体”研究。学生选择这个大的研究方向时，应当考虑哪些哈佛在师资和资料方面占优势的“宗教传统”和“历史综合体”（如上所述）进行研究。特殊研究领域也应当在这些研究背景中进行选择。例如，学生的研究项目可以为：佛教（研究背景）与伦理学（特殊领域），现代西方（研究背景）与神学（特殊领域），印度教（研究背景）与中世纪（特殊领域）等。
　　
　　第三个大的研究方向是“宗教与相关领域”。这一大的研究方向要求学生首先在宗教方面选择一个研究背景，然后选择另一个相关学科进行研究，通常是在文理学院的另一个系里进行选择，但也可以在哈佛的另一个学院里进行选择。例如，学生可以选择（现代西方）宗教与哲学，宗教（伊斯兰教）与法律，宗教（基督教传统）与艺术和建筑学等。如上所述，选择基督宗教传统或现代西方为研究背景的学生应当明确地把他们的研究领域特殊化和具体化，例如选择神学和伦理学等。
　　
　　当然，在哈佛，宗教研究方面的高级研究项目可以由许多单位主持安排。宗教研究委员会主持的“宗教研究”项目只是诸多可能性中的一种。一些博士候选人将会发现他们成为人类学、古典文学、历史、东亚或近东语言与文明、哲学或梵语与印度研究等系能够最好地从事他们特别感兴趣的领域的研究。宗教研究委员会所管理的哈佛神学院的博士生研究项目能够提供基督宗教、犹太教和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等特殊神学研究。

作者: NZWJ 时间: 2009-6-21 10:43 标题: 哈佛大学与宗教研究(17)

　宗教研究委员会不但主管文理学院和神学院的“宗教研究”的研究生项目，而且还面向全校开设“宗教研究”方面的公共课程。哈佛每年开设150多门“宗教研究”方面的课程。若按学习对象分，这些课程可分为“为本科生开设的”，“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的”和“主要为研究生开设的”。若按课程内容分，这些课程可分为下面12类：（1）一般：比较的和方法论的；（2）古代近东和古以色列人的；（3）犹太教的；（4）希腊的、希腊化的和罗马的；（5）伊朗的和中亚的；（6）基督宗教的；（7）现代西方的；（8）伊斯兰教的；（9）印度教的；（10）佛教的；（11）中国宗教和日本宗教的；（12）非洲的和其他的。当然，除宗教研究委员会外，还有别的教授担任有关课程。宗教研究委员会负责宗教比较研究的本科生项目，亦即宗教研究方面的导致博士学位的研究项目。本科生的专业研究者经主任导师认可，可以修其他院系如神学院的课程。追求更高学位的候选人在选课时应当同其他项目有关的院系协商。上述课程中有许多对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都有分别的要求。
　　
　　四、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

　　
　　哈佛大学世界研究中心，如上所述，建立于1958年。它是一个旨在研究世界宗教的国际性的学术团体。它致力于对宗教研究的全面理解，鼓励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广泛深入的交流。它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强调研究课题的国际性，一是鼓励对宗教现象的多学科或跨学科研究，其领域不仅包括艺术、医学、法律、文学、音乐、经济活动，而且还包括宇宙论科学。既注重以同情的心境来透悟各种宗教团体，理解宗教的意义，又注重以学术的忠诚用全球的眼光来分析宗教的功能。
　　
　　该中心是一座桥梁，它把哈佛大学所有同宗教理解有关的研究项目和单位联合成一个整体，从而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充满活力的从事宗教研究学术团体的活动中心。它开发利用哈佛大学一切可资利用的资源，以推进对整个世界和整个人类历史的所有群体的宗教生活的研究。除了同哈佛神学院在行政管理方面有关联外，它还同文理学院以及其他学院内的许多系和中心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世界研究中心每年都举办一系列演讲会和研讨会。例如，1994－1995年度，该中心的系列演讲和会话的主题为“出神，舞蹈与宗教仪式：世界诸宗教中的神圣化运动”。1998－1999年度，该中心系列演讲和会话的主体为“宗教，冲突与苦难”。
　　
　　该中心出版“世界宗教”专著系列，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印行。该丛书不仅包括对世界各宗教的比较的和历史的研究，而且还包括同它们相关的符号的解释性论著。这套丛书包含若干个分支系列，涉及许多学科，其中有宗教人种学，宗教与法律，宗教与医学，宗教与艺术以及宗教与科学等。该丛书探究当代世界的观念与实践同宗教想象的创造力在各种不同的文化和时期关联的方式。例如，属于这套丛书的有温尼弗雷德•法勒•沙利文的《言外之意：美国最高法院的宗教论说》（1994年），约翰尼斯•威尔伯特的《音乐天赋：沃奥印第安人的宗教人种学》（1993年），J•L•梅塔的《印度与西方：理解问题》（1989年），F•M•科特瓦尔与詹姆斯•W•博伊德编译：《琐罗亚斯德教入门：一个19世纪的附有现代注解的教义问题法》（1982年），玛丽•伊夫林•塔克与约翰•伯思朗编：《儒教与生态学：天、地与人的关系》（1998）以及F•伯峰、A•G•布罗克与C•R•马修斯编：《使徒的不足为信的行为：哈佛神学院研究种种》（1999）等。该中心还出版“通讯”，一年两期（秋季和春季），主要介绍该中心的学术活动。
　　
　　在教材资源方面，该中心设有“世界宗教图像教材库”，藏有5000多个幻灯片，供课堂教学使用。它提供了有关宗教日常生活的大量图片，包括民族、宗教人物、宗教仪式、宗教符号、宗教艺术、实物及宗教建筑等。图像库的重点项目包括妇女与性别研究，世界各地少数民族宗教生活，以及载体的宗教意涵，如纺织品和陶器等，它们通常是不被看作艺术品的。这些幻灯片是依主题、传统、地点、日期和供稿人分类编排的，并且是依3个主要索引（传统索引、地理索引和主题索引）事先编排好了的。教师可以通过计算机操作使用这些幻灯片。
　　
　　该中心还有30多盘录像带，供课堂教学使用。凡属于该中心的教师都可以借用。该中心还有13个关于宗教哲学的VHS录音带，提供了世界各大宗教的主要文件。这套录音带原本是供大众电视广播使用的，其内容包括佛教、天主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犹太教、新教、正统基督宗教、道教以及印度尼西亚宗教和非洲宗教。
　　
　　为了贯彻该中心的进行跨大学（across the university）宗教研究的目标，该中心的教授顾问委员会（Faculty Advisory Councils）每年邀请哈佛不同院系的40位教授就他们的研究成果及其研究领域的进展状况进行跨学科的讨论。除有关特殊题目的临时委员会（ad hoc councils）外，还有一些常设的关于艺术、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教授委员会（standing faculty councils）。它们的专业领域涉及到世界宗教的许多部分。这些委员会旨在交流这些委员会成员所代表的各种不同学科的有关宗教研究的信息，向全校通报重大的研究成果；建议如何把这样一些研究成果以创造性的方式同哈佛大学的教学使命衔接起来。

作者: NZWJ 时间: 2009-6-21 10:46 标题: 哈佛大学与宗教研究(18)

该中心设立多项研究员基金项目。作为该中心教育任务的一部分，这一项目涉及宗教研究方面的博士候选人以及那些其研究同宗教的某一分支有关的人员。每年，这个中心都邀请访问教授到哈佛任教，邀请一些资深研究人员来中心进行专题研究。近几年该中心曾邀请了包括中国、印度、伊朗、以色列、土尔其、加拿大、阿根廷、日本、澳大利亚、德国、意大利、拉托维亚、加纳以及马来西亚等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有关专家学者来中心进行教学研究活动。这些访问教授在中心先后开设了美国土著居民研究、佛教、犹太教、印加宗教和伊斯兰教课程。该中心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研究生提供住房。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的这样一种密切联系为他们深化或尖锐化他们各自的问题、发现其工作的批判性价值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该中心所设立的研究员基金项目主要有下列几种：
　　
　　（1）资深研究员基金：该中心每年都实施资深研究人员国际项目，那些具有博士学位或同等学历、其研究题目包括宗教研究的，都可以申请该项基金。凡申请获准者都可以从该中心的学术资源获益。基金会可能把这些研究人员分成若干类：有机会住在中心的，允许参加中心主任研讨班（the Director’s Seminar）的，允许借阅大学图书资料的。一般来说，该项基金将优先考虑那些先前没有得到过中心支持的、其计划离开其大学教学岗位一年，然后又回到原来大学执教的人员。
　　
　　（2）博士论文基金：属于哈佛大学项目的博士生候选人，凡是其论文的研究领域本质上涉及宗教现象的，都可以申请这项奖金。获得该项奖金的可获得一年1万美元的生活津贴，同时可享有住在该中心的优先权。
　　
　　（3）本科生毕业论文基金：属于哈佛学院项目的低年级学生，其高年级的研究论文主要集中在宗教现象研究方面的均可以申请。该项奖金的资助额为1200美元，可用于任何同研究相关的活动，包括旅费在内。
　　
　　（4）住中心研究项目：凡在哈佛大学任何一个部门攻读博士学位的博士生，只要其研究课题集中在宗教问题上的都可以申请租住中心的住房。该中心共有19套住房，每套住房都有厨房和卫生间，至于卧室，则既有1人独用的和两人合用的，也有三人合用的。优先考虑那些在中心居住少于两年的申请者。
　　
　　属于中心的所有的研究人员都可以参加中心主任研讨班。他们可以在研讨班上报告和交流他们正在进行的研究情况，并且对其他一些人的研究工作发表自己的看法。
　　
　　该中心还提供两项奖学金。专门奖励在哈佛神学院注册入学的学生。其中一项是“约翰与伊纳克•卡曼奖学金”。该项奖学金是由约翰与伊纳克•卡曼的同事、先前的学生和朋友设立的。这项奖学金每年奖给一个在哈佛神学院注册并且从事世界宗教研究的研究生。另一项是“格兰德•赫米斯家族奖学金”，每年奖给一个从事比较宗教或信仰际对话研究的神学院的研究生。该项奖学金将优先考虑欧洲的或世界其他地区的学生。
　　
　　该中心指导哈佛大学许多研究机构或研究项目。其中主要有：非洲研究委员会，拉德克利夫学院玛丽•英格拉哈姆研究所，布希－赖辛格博物馆，文化与医学研究中心，哈佛神学院，W•E•B•杜波依斯美国黑人研究所，费正请东亚研究中心，东亚研究委员会，国家东亚研究资料中心，职业伦理项目，明达•德•冈日堡欧洲研究中心，艺术系，艺术图书馆，威廉•海斯•福格博物馆，哈佛－燕京图书馆，历史科学工具收藏馆，国际事务中心，国际教育办公室，犹太研究中心，哈佛学院图书馆犹太教部，朝鲜研究所，拉丁美洲与伊比利亚研究委员会，哈佛法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医学人类学项目，怀德纳图书馆中东部，中东研究中心，皮博迪考古学与人种学博物馆，埃德温•欧•赖肖尔日本研究所，宗教研究委员会，俄罗斯研究中心，阿瑟•M•萨克勒博物馆，梵文与印度文化研究系，梵文图书馆，哈佛闪米特博物馆，南亚研究委员会，妇女与国际发展，宗教问题上的妇女研究中心。其中特别重要的有哈佛神学院（见前）、费正清研究中心、哈佛燕京图书馆、犹太研究中心、宗教研究委员会（见前）等。
　　
　　费正清研究中心实际上是一个公共论坛。各类学者，包括博士后研究人员，都可以在这里报告他们尚未发表或出版的手稿，并相互交换他们的意见。该中心还是整个波士顿和新英格兰地区对东亚感兴趣的学者的一个活动中心。每星期五下午该中心都举办系列研讨活动。费正清中心图书馆相当一部分藏书、杂志和资料是关于1949年以后的中国的。其中大部分是英文的。但它不是一个流通图书馆。《费正清中心报》每年出版三次。
　　
　　哈佛燕京图书馆集中收藏东亚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图书资料，既包括传统的又包括现代的。中文、日文和韩文藏书既包含有最重要的专著和学术杂志，又包含有这些国家的宗教和哲学方面的原始手稿和所有基本的参考书。该图书馆藏有大量的藏文和蒙古文的佛教手稿。此外该馆还藏有大量的基督教传教士的中文出版物以及关于基督教在华教育的档案资料。
　　
　　犹太研究中心建立于1978年，旨在协调犹太研究各个领域不同研究活动，深化对犹太民族的研究，并使对犹太民族的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和宗教的研究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该中心每月举办一次沙龙，邀请哈佛及大波士顿地区的有关学者参加。每年秋季都以东道主身份主办一次大型犹太研究国际性会议。该中心出版一系列专著、经过修订的博士论文、会议纪要等。哈佛犹太方面的藏书丰富，约有250，000本（册）。
　　
出处:段德智等主编《珞珈哲学论坛》第四辑(《世纪之交的宗教与宗教学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854-869页）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25 07:43 标题: 基督教和中国政治发展

基督教和中国政治发展

作者:李凡

最近几年，我们从事了一个关于中国民主发展的课题研究。在这个研究中，我们比较关注社会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和中国民主的关系。根据我们的研究，这是一个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中国社会文化多样性的发展会对民主的发展产生正面影响。在社会文化多样性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在扮演一个促进中国社会文化多样性的作用。在这个研究的过程中，基督教对中国政治和中国民主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也就自然成了我们关注的重点。实际上，中国基督教的发展早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西方的媒体和学者对此已经开展了一些研究。最近，这个问题也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在这里，我想将我们所进行的研究和调查的一部分内容整理出来供感兴趣的人加以讨论。这只是一个非常初步的实证研究，有关的研究我们还会继续进行下去。

一、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现状

1、基督教的发展状况
我们谈的中国的基督教，既包括官方认可的三自爱国教会的天主教和新教，也包括非官方的属于家庭教会的天主教和新教。目前，根据各方面的数据显示，官方统计的三自爱国教会人数在2000万左右，家庭教会有2000万。而家庭教会统计的家庭教会天主教人数有1000万，新教有5000万到7000万。所以，根据上边的数字，总的基督教如果按照家庭教会的统计所占人口数量在8000万[1]到一个亿之间。据说，有的内部统计数字还要高，可以达到1.3亿左右。如果按1.3亿算，则占中国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而按8000万算，也在7%左右（香港占10%，台湾占3%）。从上述数字来讲，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已经非常快了。30年前中国改革刚开放的时候，中国基督教的人口只有大约200万，而三十年后翻了40-50倍。据说，目前仍然在以年增长率5%的速度在发展。[2]按照这个速度，到2020年的时候，中国基督教的总人口会达到近两个亿。这样的一个发展速度会给中国政治社会文化都带来很大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对于全世界来讲，中国基督教的发展也会带来重大变化，其政治和文化影响是深远的。实际上，从明朝以来的基督教在中国进行传播的梦想出人意料地竟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实现了。就像是当年佛教进入中国时一样，中国在经历着又一个千年之变。

在中国，80%的基督教成员是家庭教会（House Church）成员。家庭教会也称为地下教会（Underground Church），不为中国政府所接受。在改革开放前，中国教会的地下信徒是秘密存在的，改革开放后，这些秘密存在的教会有一部分发展成为目前的家庭教会，有一部分仍然是秘密存在。有些地方的家庭教会已经公开建立教堂组织信徒进行传教活动。之所以家庭教会不为政府所接受，原因在于按照中国政府的《宗教管理条例》，教徒必须到政府指定的宗教场所进行宗教活动，而传教的牧师也必须为政府所指派。这一点为中国的家庭教会所拒绝，表示不会接受政府的规定。因此，中国的家庭教会仍然和政府处于对立状态，进行地下和半地下活动。中国的基督教徒遍布社会各阶层，其中包括农民、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和商人等。政府官员和党员中也有一些，在职和退休的都有。由于政府对基督教发展采取了严格控制的办法，只有三自爱国教会得到官方的认可，从而使得基督教只能在指定的极其有限的地方进行传教和举行宗教仪式，因此目前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主要采用家庭教会的方式进行。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6-25 19:27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25 07:45 标题: 基督教和中国政治发展(20)

目前中国的基督教教派林立，他们通过家庭教会这种传播方式使基督教在中国得到很快的发展，特别是农村，其原因在于现在目前的中国社会，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很少被组织起来过群体生活。没有哪一个社会组织能像基督教会那样，把这样的一些人组织起来，过一种团体的互助的生活，并且是自觉自愿的参与。基督教不只传教，也同时为农村民众提供识字、娱乐、医疗等各项社会服务，满足了民众的需求。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成员中多数是女性，同时老年人所占的比重也比较大。但是从发展的趋势来看，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和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人也开始加入基督教，目前城市居民中加入基督教的人在增加。这种变化对于基督教的未来发展会有重大的影响。在培养神职人员方面，除了三自爱国教会的神学院以外，家庭教会数以百计的遍布城乡的神学院，开始培养专职神职人员，推动基督教的传播。还有一些人在国外的神学院中得到深造，也回到中国传教。

随着家庭教会的迅速发展，家庭教会开始在加强自身团结和争取自身的合法地位上积极努力。1998年，中国的家庭教会（河南）先后发表了两份具有重要意义的文件，一份是“中国家庭教会对政府宗教政策及三自的态度”，一份是“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3]前者呼吁中国政府正视家庭教会的存在并调整其对待家庭教会的政策，而后者则试图尽可能的对基督教义的基础达成共识，为家庭教会各教派的团结奠定基础。这两份文件的发表标志家庭教会作为一支具有影响力的力量开始趋于公开化。

按照基督教教义的解释，信徒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祈祷活动，因此家庭教会和政府的规定没有妥协的余地，所以家庭教会的发展仍然走的是自己的道路。目前家庭教会已经遍布全国，就连西藏新疆都有了家庭教会的教会组织，而且发展空间巨大，速度很快，是什么样的条件使得基督教在中国得到了一个历史大发展的机会呢？

2、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条件
（1）传统文化
基督教从历史上看和中国的接触还是比较早的，唐朝就有大秦景教的流行，到了明代耶稣会士和中国的上层知识分子进行结合，使得基督教的发展取得了成绩。在清初，基督教也和皇权有所联系，得到了发展的机会。但是，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始终面临一个大问题，固然西方的科学技术可以征服一部分中国人，但是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却使得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遇到很大困境。中国传统文化很重要的内容是要在家里设立祖宗牌位，祭拜祖先，而这是和基督教所冲突的。因此，虽然基督教在清初的发展有所斩获，但很快为清朝政府所禁，即便到清末，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已经获得很大自由，但基督教的发展仍然因为这个传统文化的原因而在中国发展缓慢，到民国的时候仍然如此。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成了基督教在中国发展困难的重要原因。实际上，我们从台湾的情况也可以看出，目前台湾基督教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3%.台湾和大陆不一样，台湾基督教的传教没有遇到政治障碍，而是可以在充分信仰自由的情况下进行传教，但是台湾信教自由的条件也使得传统宗教，主要是佛教和道教等大为盛行，使得台湾人口难于接受基督教，造成了台湾现在基督教发展的状况。

中国基督教的发展从社会学的角度上看，得利于两个因素。第一，中国传统文化和宗教的衰落。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和传统文化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关系，传统文化盛行则基督教遇到困难，而传统文化衰落则基督教有可能兴盛。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实际上得利于文革期间彻底的破四旧，并且强力灌输无神论的唯物主义的结果。中国政府的这种做法使得传统文化衰落，传统宗教萧条，无数寺庙和庙宇被砸，典籍被焚毁，这样就造成了一个宗教信仰的真空。政府所提倡的官方意识形态也始终无法替代宗教，并且也在衰落，形成了中国信仰的真空，而这个真空迅速由其它新兴宗教来加以填补，家庭教会就起了这样的作用。其实，由目前基督教信教者的人员构成来看，基本上是由年纪比较大、文化水平比较低、经济水平比较低、身体比较差（即缺少足够和及时的医疗资源）的妇女组成，而这个人口结构同样也是目前信仰中国佛教和道教人口的信仰结构。也就是说，基督教的发展是把应该属于传统宗教信仰的人口拉到了自己一边。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6-25 19:28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25 07:46 标题: 基督教和中国政治发展(21)

第二，现代化的发展所造成的文化变化。从历史上看，基督教难于在中国发展肇因于祖宗崇拜，但是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变化使得中国人迅速脱离了传统大家庭的生活，而开始过单个家庭的生活，在目前无论是都市还是农村居民，居住条件都有限，家中也很少有摆放祖宗牌位的空间，而且现代化的发展也使得摆放祖宗牌位没有必要。这样一来，传统文化对基督教发展所起到的阻碍作用已经基本不存在，这样，就使得基督教在几百年的传教过程中所遇到的文化障碍无形之中消失了，这样给了基督教传教活动一个历史性的有利的文化空间。

从中国人宗教信仰的情况来看，目前信佛教的仍然为最多，但是从基督教的发展来看，已经可能占到了第二位。
（2）对外开放
中国的对外开放对于基督教的发展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文化方面的，一是政治方面的。
在中国基督教发展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传统宗教的许多地区成片的转为基督教信仰地区，例如传统的佛教地区和道教地区都有这种现象出现。我们固然可以用上述传统文化的变化来加以解释，但是还不够，因为基督教毕竟是外来的宗教信仰，为什么许多成片传统宗教的信仰者转变为基督教徒呢？这里面有对外开放的影响作用在里面。也就是说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中国普通民众认为中国传统的神并不如西方来的神有力量，更可以保护他们自己。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主义观念，在这种转变中起了很大作用。正是因为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中国人发现中国的神没有外来基督教的神更有力量更有影响。在对外开放中他们发现他们的传统信仰所带来的东西只限于中国的范围，而西方基督教信仰所带来的有利的作用是世界范围的，比中国有力得多，有用得多。例如，我们的调查表明，沿海地区一些信仰妈祖的地方的渔民转变为信仰基督教，原因在于妈祖保护的渔民海上安全在他们看来没有圣母玛利亚更为有力，因为圣母玛利亚在世界上有更多的人崇拜，因此信仰妈祖的人转变为信仰基督教。这样成片的传统文化转变为基督教就成为可能性。实际上，中国传统宗教（包括传统文化）由于政治和文化上的原因已经无法对于现在发生的全球化和现代化过程加以解释，传统宗教在教义上已经无法拿出任何吸引中国人的东西。最近几年，面对基督教发展的压力，中国政府力图用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抵制基督教的发展，各地修建庙宇推广传统宗教，但是成效甚微。实际上，这失之于两个原因：一个是传统宗教已了无新意，一个是传统宗教的腐败。传统宗教在教义和概念上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出现，而内部复杂的等级结构和大量的收受供养费及香火费也使得传统宗教变得腐败不堪。相比于传统宗教来看，基督教似乎更给面对对外开放的中国人一个重新解释的世界：它的世界观，它看问题的方法以及它的影响力都和传统文化不一样，这种不一样所带来的“新”和“现代”性使得传统文化和基督教相比远远处于劣势。目前家庭教会采用自愿的方式向教会交钱，并同时在内部实行互助，都和传统宗教的方式不一样。事实上这样的变化比较适合于中国民众的需要。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得到条件下需要对中国和世界重新加以新的了解，而基督教就是这种新的了解的一部分。[4]同时家庭教会所提供的互助也是目前农村所极为短缺而中国政府又无法做到的社会公众服务。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25 07:47 标题: 基督教和中国政治发展(22)

实际上，当前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有些和第3、4世纪的时候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有些相似。当时的中国，最“流行”的文化（思想）就是玄学。流行的玄学是以老庄的“传统”思想为基础的。但是在面对佛教的时候，这些传统的思想就没有佛教思想在“空”、“明”和“寂”等的解释上有更大的更有系统的和更为透彻的解释空间，佛教的“空”、“明”和“寂”的思想显然比老庄对于“玄”的解释显得更为有力，更有思想的“新意”。[5]因此当时的佛学就是以“对外开放”而带来的“洋”思想给了中国的士大夫以全新的对于世界的新的解释而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欢迎，这是当时的“现代化”的思想运动。同样，如果我们从现在的基督教和传统宗教文化的关系以及它们的发展命运来看，很有些像当时的玄学面对佛教的时候一样。而基督教似乎在扮演着当年佛教的角色，起着“现代化”的“新”思想的作用。而中国当前的传统或者流行文化（官方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意识形态和传统宗教）就像当年的玄学一样，显得无力而且缺少思想上的创造性，而在基督教面前处于难于吸引人的地位。

对外开放对于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大量的国外基督教会开始在中国进行传教工作。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边境大门打开，虽然中国政府强调中国的教会要在政府的领导下进行活动，但是，国外的大量教会却通过各种方式在中国进行传教。他们印刷了大量的《圣经》，并通过公开的和私下的方式运进中国，传教士也以各种各样的身份进入中国，广泛的向中国公众进行传教。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农村特殊的原因，例如缺医少药，缺少文化活动，缺少教育机会，缺少社会组织活动，基督教充分利用了这种情况给农村带来了一些医疗互助、文化和教育活动，给农村一些年纪偏大，经济和教育水平低的人带来了方便。因此家庭教会首先在农村发展起来并成为中国家庭教会主要的组成部分。家庭教会在农村先行发展起来，这样国外的教会和中国国内的教会就直接建立起来了网络关系，构成了世界性的教会网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国国内的几大教会网络。由于中国的家庭教会是与海外直接建立的网络关系，因此，中国家庭教会的传教中心或者是指挥中心就实际上是在国外而不是在中国国内，这些对于在国内受到政治压制的基督教会的生存和发展来讲有很大的便利之处。这些海外的基督教会使中国政府鞭长莫及，无法控制，这种世界性的基督教网络，是家庭教会得以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3）政治原因
中国基督教的发展遇到了很多政治上的麻烦，中国政府对家庭教会采用很多压制、限制和镇压的办法。但是，这些虽然在一定情况下起到了作用，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些做法并没有真正起到阻止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作用，相反，基督教的发展速度却是非常快的。作为基督教这样一种宗教信仰来讲，在其早期的发展过程中，曾经遇到了罗马帝国的反对和压制，但是最终罗马帝国承认了基督教，从而使得基督教发展起来。这段历史对于现在的家庭教会成员来讲，也是中国的基督教发展所必须要经历的过程，在他们的眼里，中国政府就是当年的罗马帝国。中国的家庭教会信徒相信，目前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中所遇到的遭到政府迫害的问题，是上帝给中国基督徒的一种考验，而最后基督教一定会在中国得到大的发展。所以现在遇到的迫害越大，就预示着将来成功也会更大。因此基督教在发展中所遇到的迫害（宗教语言叫“逼迫”）并没有阻止家庭教会在中国的发展，反而坚定了他们传教的信心。所以在这样的信念之下，中国的基督教的受压制反而使基督教得到了发展，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越来越和政治相关联，而跳出了纯粹宗教信仰的领域。中国基督教认为政府的压制和迫害的这种“逼迫”，可以考验一个人信仰的真诚程度。这样的一种情况，就使得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并没有因为政府的压制而停止，相反似乎有更多的人卷入了基督教的发展之中。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25 07:47 标题: 基督教和中国政治发展(23)

在中国的政治发展中，目前出现了一个由基层群众组织起来所发动的自由民权运动。中国基层群众所发动的维权运动是和权利自由相联系的，是一种追求自由权利的运动。在这个追求自由民权的发展中，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已经构成了中国维权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家庭教会的成员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主动还是被动都因为加入家庭教会在受到政府的某种“逼迫”，都在卷入政治当中。实际上加入家庭教会本身就不仅仅是本人的一种追求宗教自由的信仰活动，而且已经在实际上加入了中国的自由民权运动，就和政府处于一定的矛盾和冲突之中，特别是对于那些信仰真诚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家庭教会以信仰自由为主要内容的维权活动已经逐渐在中国的总体的维权活动中占有了越来越重要的内容，和政府的矛盾也有逐步发展的趋势。这就打破了家庭教会“顺从政府”，不想进行政治活动而只是进行传教的心态和禁忌。这在另一个侧面上使得家庭教会有可能被动的越来越深的卷入教会传教自由的维权活动中。其实就中国基层社会的维权运动来看，越来越多的案例显示家庭教会由于传教的问题而进入社会的维权运动，其在维权运动中的分量也在不断增加，家庭教会走向维权的发展趋势有可能带动社会自由民权运动的更大发展。

二、基督教和中国社会文化多样性发展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社会文化多样性的发展是一个发展趋势，而社会文化多样性的发展也必然会带来对于政治和民主发展的影响，基督教对于社会文化多样性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作为信仰的基督教
基督教带给中国文化的影响主要是由于它的信仰所带来的对于社会价值观的影响。毫无疑问，基督教是完全的西方文化，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完全不同。在西方现代化的历史上，说基督教思想和精神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基础，这大概没有多少人反对。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精神基础，在这个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可能也没有产生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精神。因此，这两种文化是完全不同质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基督教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思想。其实，在基督教的发展历史上也充满了曲折，走向历史的现代性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传统的基督教思想来看，并没有民主精神在内，究其实质，也只是一种专制主义的精神。但是在西方漫长社会的发展中，基督教演变出来了具有资本主义伦理精神的新教，又在西方的文艺复兴中发展起来了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观念，并逐步展现了西欧社会教权和政权分离的权力制衡，并最终发展出了民主政治体制。而这一点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根本见不到。在中国的现代化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接触和接受了西方的市场经济，也接触了西方的民主政治和自由思想，同时，基督教也在中国得到了大发展的机会。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基督教传入中国以后，逐渐也带来了一种新的文化精神，使得中国人在历史上开始第一次认真的对待基督教。

从事实来看，基督教对于中国人来讲，不只是一种新的信仰，而且也是一种新的社会思想和伦理精神。现在在温州的一些基督教新教商人已经具有了一些韦伯所讲的资本主义伦理精神。这些人工作努力和律己，有社会公益思想，推动社会的变革，等等。可以认为，基督教的伦理精神已经作为一种和资本主义相关联的精神在中国一些地方得到了发展。其实这些有关基督教的资本主义伦理精神也被其他非基督徒所接受，被看成了一种现代精神，这些给中国近年来的思想变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就基督教的宗教信仰来看，是和中国的传统信仰完全不一样的。但是这些信仰得到了如此之多的信徒的认可，也是一种对外开放的结果，甚至是一种“现代化的结果”。这些表明封闭闭塞的中国人在对外开放后，也将对基督教的认可当成是和现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类似的东西加以接受，而对于基督徒来讲就是将基督教的思想当成是一种重新解释世界和人生的“现代化”的观念来加以接受的，基督教所重新界定的对于世界的理解甚至是宗教哲学的解释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当政的意识形态的不同，并没有成为基督教信仰进入中国的障碍，而且成为相当多的中国人所乐于接受的信仰和崇拜“现代化”和“西方”的观念加以接受。这样，毫无疑问，基督教就带进来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国古代传统思想和宗教，也不同于中国当代传统的“现代”文化。由于基督教发展的迅速，这种文化也已经影响了相当大部分中国人，改变了中国人文化和信仰的版图，从趋势上来看，这种文化多样性在继续发展之中。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6-25 19:29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25 07:50 标题: 基督教和中国政治发展(24)

2、作为社会组织的基督教
佛教早年传入中国，不仅是一个文化和宗教的传入中国，而且是一个新型的社会行为方式和社会组织结构的传入。[6]佛教所带来的寺院组织结构改变了当时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影响了后来社会的发展。就像佛教当年一样，基督教在现在传入中国，特别是家庭教会在中国社会中的发展，也带来了中国社会行为和社会组织结构的极大变化。

基督教特别是家庭教会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影响。第一，这是中国的政府体制之外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组织形态。中国的社会组织在家庭之外就是国家，没有中间社会的存在，所谓的中间社会传统从来就是家族结构的放大而已。由于没有社会中间结构的存在，中国政府由此牢牢地控制了社会的发展。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在国家和家庭的中间开始出现了公民社会，出现了一些非政府组织。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中，基督教的发展尤其是家庭教会的发展，有可能彻底改变中国没有社会存在的状态。

所谓的家庭教会并不是从字面上所理解的，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教会。家庭教会的出现是因为这些不为政府所承认的基督徒不能在公开的场所进行公开的祈祷和传教活动而只能在家庭这样的地方进行而来的，这个所谓的“家庭”教会在英文里被称之为“house church”，而不是“family church ”，也不是“home church”，它比中文能够更加清楚的表明这种教会的真实含义，它是以宗教活动的地点而定的教会组织，而不是以中国家庭为单位定的教会组织，也即不是以血缘关系的家庭而定义的教会组织。实际上，家庭教会所建立的就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NGO ），是公民社会发展的一种方式。从实际的发展来看，在中国的家庭教会中形成了两种基本的组织结构：一种是以某个教会为中心出现的自上而下的关系，形成一种社会组织网络，这是带有集权性质的宗教组织；一种是类似于西方新教以单个教会自己为中心的分权型的网络。这两种网络构成中国家庭教会目前基本组织结构。这样的组织结构，形成中国当前环境下的特定NGO 组织。在中国目前特定的环境下，在中国公民社会还不发达，社会组织还不健全的情况下，教会组织所形成的这个社会组织结构就成了中国目前社会中组织得最为完好、人员数量最多、组织动员能力最强而且最具有思想内容的NGO 组织。毫无疑问，这对中国政治的发展会产生巨大影响。

第二，从社会组织的发展来看，基督教的发展不只是带来了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而且还带来了另外一个特点，形成了一个新的不同于其它类型的社会组织，它的行为也是新型的。从各地了解的情况来看，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带来了一个新的社会服务型的组织。从基督教（家庭教会）在中国许多地方的发展原因来看，某种意义上表明，家庭教会组织的出现可能出于某种社会服务的需要（但也不一定），在基督教进行传教的时候，会给农村社会带来一个新的社会服务系统，这个服务系统包括了提供一些需要由政府应该提供而没有提供的公共服务系统，包括教育、医疗、卫生、思想教育[7]和其它内容，而这是中国传统的中国文化系统中所没有的，而且也是目前一些地方政府所没有提供的。因而这种中国传统社会组织及文化所没有的社会新行为，也吸引了一些中国的老百姓加入到家庭教会中。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25 07:50 标题: 基督教和中国政治发展(25)

三、基督教的发展与中国政治

1、宗教自由的提倡和维护
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首先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宗教自由的问题，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政府为了控制基督教的发展，规定必须按照“宗教管理条例”的办法进行登记和活动，但是在家庭教会看来，这种规定有违宗教自由的精神，因此两者之间发生矛盾是必然的。因此家庭教会的信仰和宗教活动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仍然处于地下状态，但是从它的发展和传教方式来看是成功的。这种无视政府的限制和阻碍而进行的传教活动体现了基督教所提倡的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的精神。当然，由这种不顾政府的禁令而进行的传教活动而引起的和政府的冲突也在所难免。[8]多年以来，各级政府对教会采取了许多限制和禁止的办法，但是现在看来成效有限。政府的做法反而在家庭教会内部引起了观念上的转变，目前一些家庭教会提倡为了维护宗教自由必须利用法律武器来进行维权活动，这种提倡已经改变了以前家庭教会对于政府要顺从的观念，在家庭教会内部影响很大。

最近几年，家庭教会对于是否要公开维护基督教传教自由的问题在内部展开了争论。最近，主张维权的人士发表了《基督徒维权手册》的小册子，其中认为，“的确，我们基督徒要顺服政府，协助政府维护社会秩序，实现公共利益；但是我们也必须在政府指定的法律法规或政府工作人员实施的行为违反宪法而不正当地限制或剥夺基督徒的信仰自由权利时，懂得运用宪法和法律赋予我们的各种权利，去争取我们敬拜神事奉神的权利。因为敬拜神事奉神是我们基督徒的职分所在。同时，当社会的弱势群体被强权侵犯时，神公义和慈爱的性情和圣训要求基督徒为他们的维权伸冤。”这个态度从根本上改变了家庭教会对于传教维权的态度。如果我们认为家庭教会90年代所发表的“中国家庭教会对政府宗教政策及三自的态度”以及“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表明了家庭教会由于信仰自由而不与政府合作的态度的话，那么这个《基督徒维权手册》中所表明的态度就是由于信仰自由的问题家庭教会所表明的积极维权态度。

2、对社会人权发展的维护
上述所引的《基督徒维权手册》中讲的话，“当社会的弱势群体被强权侵犯时，神公义和慈爱的性情和圣训要求基督徒为他们的维权伸冤”，已经表明了目前家庭教会对于社会维权运动的一个基本看法。实际上，在中国社会的公民维权当中，除了自身信仰自由的维权之外，家庭教会也积极参加了社会的维权活动，这种转变表明基督教内部关于要不要介入社会事务尤其是政治事务态度的一种重要转变。《基督徒维权手册》对于社会维权的态度基本是这样的，利用政教分离的说法试图使基督徒不关心社会政治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在现代社会，基督徒应该积极地关心政治，而对指责基督徒对公共政治活动的关心违背了政教分离的原则是对基督教的错误认识。“教会从事政治斗争是不可能的或不明智的，但必须指出，不关心政治的非政治的立场，实际上是支持已经出现不正义的社会现状，并反对要求改变这种现状的立场和力量。从事政治审议和争辩，是基督徒的责任，因为政治审议和争辩，是达到可容忍的公正社会秩序的手段。”在这种入世的基本态度下，家庭教会不仅进行了自身传教的维权，而且在中国争取人权自由的活动中也有了积极的态度。最近几年来，基督徒身份的维权律师积极参与到中国社会的维权活动中，其中一些基督徒律师还组成了基督徒律师维权组织。这些基督徒维权律师是中国当前维权律师中非常活跃的一群，在全国各地都有，许多重大的维权活动中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

3、作为NGO 组织的发展
实际上，中国的家庭教会无论是集权型态的还是分权型态的都已经在中国建立了庞大的教会网络，形成了以传教和宗教活动为主的非政府组织。这样的一种组织形态当然是中国政府所不愿意见到的。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组织形态中，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家庭教会式的社会组织。中国其他的宗教都由政府建立了自上而下的管理体系并进行着有效的控制，但是家庭教会所建立的这个宗教组织政府却没有办法管理。在家庭教会发展的初期，政府试图用宗教管理条例来控制家庭教会或者取消家庭教会，想将地下的教徒归到政府的管理体系中去，但是这个意图没有实现。家庭教会的抵制和外部的强有力的各种支持使得家庭教会在政府的眼皮底下一天天壮大，发展到了目前的状态，政府再试图控制家庭教会的意图就更难以实现了。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曾经试图用登记的办法将家庭教会控制起来，也曾经有一些家庭教会想用登记的办法取得合法身份，以便减轻政府对教会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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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25 07:51 标题: 基督教和中国政治发展(26)

为此有若干教会获得了政府的准许进行了登记。但是根据中国的社团管理条例，同类的社会组织一个地方只允许成立一个，因此登记了的家庭教会的要归三自爱国教会管理。但是由于家庭教会成员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过了政府的三自爱国教会，使得两个教会发生冲突，并且直接导致了三自爱国教会的危机，因此，登记被取消，家庭教会仍然处于不被政府承认的状态。但是由于家庭教会的发展很快，成员数量很大，已经造成了无法否认的事实状态，因此在许多地方家庭教会所修建的教堂并没有被政府取消，家庭教会所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活动也越来越公开化，实际上处于一种政府半认可的状态。这种没有法律认可的生存状态对于家庭教会的发展实际很有利。但是教会登记的事情却发生了另外的影响，使得家庭教会内部认为应该进行教会登记的主张在公开登记失败后逐渐失去了主导地位，而赞成不登记继续进行活动的看法占据了主动，甚至于是主导地位。在《基督徒维权手册》中就认为基督教的传教无需政府认可，信教自由是与生俱来的。与此同时，登记的失败也使得教会内部对于教会传教进行维权的态度又得到更多人的支持。结果就是家庭教会的传教活动有可能会继续扩大，而与政府的关系却没有得到改善。

实际上，从家庭教会出现以来和政府的关系就始终处于紧张状态，政府的登记本来是一个消解矛盾的好办法，但是家庭教会本身的发展和政府的僵化使得这个机会没有能够成为实际的政策，并使得家庭教会内部的观点走向更为自由而且政治倾向更为增加。这对家庭教会未来发展的方向有很大影响。

由于教会成员的急剧发展和顽强的宗教信仰，使得家庭教会在政府的反对之下仍然能够继续发展。政府对教会的打压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这种打压实际上对于教会来讲已经难以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徒然增加家庭教会对于政府的不满态度。这样，从一个时期的发展来看，家庭教会的组织和政府的对立难以化解，这样一种政治上的形态会继续存在下去。

4、对民主政治的重新解释
家庭教会近来对于历史和现实作了一些重新的解释，以将基督教解释成为一个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为民主和自由而奋斗的力量。家庭教会认为在历史上孙中山所进行的辛亥革命就是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孙中山本身是一个基督徒，在辛亥革命中许多基督徒参加了革命并且许多辛亥革命的领导人也是基督徒。他们认为基督教对辛亥革命影响和作用的被忽略是对基督教和民主关系的忽视。因此，重新解释基督教和辛亥革命的关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个意义在于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基督教曾经扮演了推动中国民主进步和自由的重要作用。其隐含的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对于基督教在现实中是否和民主的发展有关系，在国内一些有关文章中可以看到，许多基督教的学者已经开始重新解释和定义基督教和民主政治的关系。有些基督教的知识分子从基督教的教义中引申出民主和自由的关系。也有些人则表明，基督徒也应该推动民主的发展：“基督徒，在面对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时，要意识自己是一位纳税的公民。国家机关的活动经费、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津贴等收入都来自公民纳税而形成的国库。国家机关的管理活动是否真正致力于实现公共利益，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是否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纳税公民享有了解和知道国家机关管理信息的权利和监督机关工作人员行为是否合法的权利。”（《基督徒维权手册》）这样的话已经表明基督教应该积极介入到中国的民主发展中，这种对于基督教和民主关系的解释有可能进一步将基督教和政治发展联系起来。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25 07:51 标题: 基督教和中国政治发展(27)

四、对中国民主发展的意义

1、中国民主发展中的基督教
中国民主的发展目前有两个方向在推动，一个是基层政府推动的民主改革，一个是以维权运动为核心的自由民权运动。目前社会推动的维权运动在中国特定环境下基本上是由社会下层为主导力量的，包括农民、农民工、失业下岗工人等社会弱势群体，除了个别场合之外，中国的中产阶级在这个运动中出现的很少。在这个维权的过程中基督教对于宗教信仰自由的维护也属于是一种维权活动，这就是说，在中国社会民主发展中基督教已经成为一个组成部分。实际上中国基督教的信徒目前仍以农民为主，所以除了宗教信仰自由这个对于基督教的特定问题外，一些农民所遭遇到的土地、税负、地方政府欺负农民等现象，农村的基督徒也同样会遇到。因而，这是一种双重维权。因此也可以讲在农民的维权运动中家庭教会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样的角色使得他们不得不通过积极的维权活动来维护他们的利益（宗教的和非宗教的），并实际的介入到中国自由民权运动所导致的民主发展潮流中。在中国目前的维权案例中，教会的维权是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从发展的趋势来看，教会的维权所占的比重也有增高的趋势。教会维权由于教会的组织力量庞大资金雄厚（沿海地区比内地的家庭教会有更多的资金，相比于其他维权活动来看，基督教的家庭教会的资金来源要多得多），这些使得他们在维权活动中比其他团体拥有更多的有利条件。从一些社会维权的案例来看，似乎基督教特别是在沿海地区的宗教维权案例成功的比其他维权活动成功的要多。从这个发展来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讲，基督教所参与的维权活动有可能逐渐演变成维权活动中的主要力量，如果是这个发展趋势的话，在中国社会推动的民主发展中家庭教会将有可能扮演重要角色。

2、为中国民主发展提供道德和精神支持
中国的维权发展无论是农民还是业主都在提倡非暴力运动，都希望通过民主和法治的道路取得维权的成功，这在当前仍然是维权的主流思想。因此广大的群众试图通过选举、上访和法律诉讼这三种主要方式来进行维权活动。但从目前的状态来看，选举由于地方利益使得地方政府加紧操纵选举程序，因此选举遇到了很大的麻烦，难于进一步发展；而上访则成效越来越低，也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法律诉讼也同样遇到由于地方政府的操纵而导致了大量不公平案件的产生和大量涉及到政治的案件法院不受理的结果。这样一来社会所希望的用民主和法律的办法来进行维权的活动看起来难以行得通。同样的，这也就为非暴力运动能否在中国行得通带来了很大的疑问。

从世界历史来看，非暴力运动能够取得成功都与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有关，在此之中一个强有力的精神和道德力量的支持是非暴力运动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1905年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非暴力运动在俄国的成功得力于东正教的支持，甘地的非暴力运动背后有印度教的支持，南非曼德拉的非暴力运动和东欧的非暴力运动也都得力于天主教的支持。在中国的自由民权运动中，除了现实的利益以外，我们看不到一个主张非暴力的道德和精神力量的存在，只有家庭教会例外。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以暴易暴是普遍接受的看法，同时受革命思想的影响，中国社会底层的自由民权运动也实际上充满了暴力和革命的传统和发展的可能。这样，当自由民权运动受到挫折的时候，走向激进似乎就是不可避免的，而非暴力运动就无法实行。实际上，在中国当前社会所推动的民主发展中，由于政府的保守和既得利益，使得政府不愿意进行任何有实质性的改革，这样就使得挫折和失望在自由民权运动中不断发生，因而使得整个自由民权运动有向激进转变的倾向。因此，当我们看基督教和民主的关系的时候，在受到如此挫折和打击的情况下仍然想用法治的办法解决问题，这背后确实有一种道德和精神力量的支持。基督教作为一种信仰的力量在长期的世界历史发展中已经逐步形成了对于社会不公平的反对并凝结成了一种道德和精神力量，在许多地方这种道德和精神力量已经跳出了宗教信仰的范畴而成为一种社会准则。因此，当家庭教会逐渐进入社会维权之中并有可能成为一支重要维权力量的时候，就有可能将这种道德和精神力量带入中国自由民权运动，成为中国民主发展中可能出现的一个道德和精神力量的来源。

当然，这里面仍然有很多问题要解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如果基督教要成为中国自由民权运动中一个重要精神和道德力量来源的话，这需要基督教要对中国的社会有更多的同情心，有更多的关怀，有更多的介入，这就同时需要对中国社会公众关注的问题家庭教会也要关注并有新的解释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一个弱小的家庭教会不可能作这样的事情，但是在中国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NGO的家庭教会是有可能做这样的事情的。基督教能否成为一个实际有效的支持中国民主发展的道德和精神力量还要取决于中国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也要取决于中国家庭教会的选择。这个过程还需要许多的过渡阶段。如果家庭教会能够在中国的民主和非暴力运动中起到自由民权运动的道德和精神支持力量之一的话，对于中国社会的民权运动来说可能是一个好事。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6-25 19:29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25 07:53 标题: 基督教和中国政治发展(28)

3、为民主发展提供组织资源
中国民主发展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公民社会能否成长为一个对于政府的制衡力量，也就是说公民社会能否发展壮大是中国民主发展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就中国的NGO 来讲，实际基本上被政府控制住了。政府对NGO 的发展采取了严格的控制政策，各种NGO 的发展都是有限度的，而且在很多地方基本上没有NGO 的存在。中国的NGO 大多集中在北京，这里气氛比较自由和活跃，但在其他地方，包括深圳和上海，都基本上没有活跃的NGO 存在。而且即便存在的NGO 也是分散的，人员很少，也基本没有资金和组织资源。因此，就家庭教会的发展而言，确实是一个例外。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它是中国目前为止组织的最好，遍及面最广而且也最大的NGO ；第二，就这个NGO 的指挥中心而言，实际上在国外，中国政府没有办法控制；第三，由于教会实现捐献制度，加上国外教会的支持，家庭教会可能也是中国最有资金支持的NGO 组织。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家庭教会确实有可能为中国民主的发展提供一个组织的资源。如果家庭教会能够通过自身的维权继续融汇到中国的自由民权运动中，很有可能对这个运动提供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力量的支持，使得中国的社会壮大起来。

五、未来发展展望

家庭教会在中国的政治发展中将来能起什么作用是引人关注的，对此各方面的评价也不一样，家庭教会本身对此也有不同的评价。有的主张介入维权和中国的政治发展中，有的则主张不要介入政治，只是传教而已。实际上，从现实情况来看，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影响到家庭教会和中国政治发展的关系，也影响到家庭教会的未来发展。

1、传统文化的反应
目前，在家庭教会的发展中，许多成片的传统文化地区转变为基督教的地区，这是引人关注的现象。为此，中国政府也鼓励和扶持传统宗教和传统文化的发展，以阻止基督教的发展，所以各地政府都在鼓励兴建寺庙和道观，一些领导人也参加礼佛的活动。这种政策会对家庭教会的发展有所影响，但从目前来看影响并不大。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基督教在中国遇到的困难来源于传统宗教和传统文化，但是现在的传统宗教和文化在强势的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自身的号召力在不断降低，而且从教义、内容以至于形式方面都没有创新，对公众没有多少吸引力。中国社会的信仰目前仍然主要集中在佛教，也只是历史上的影响，中国的佛教实际上也在走入衰落。因此，在面对西方基督教的影响下，传统宗教和文化能否创新是一个关键性问题。如果不能创新，则对满足社会新思想和新信仰的要求不会有所帮助。由于传统宗教被政府控制的太紧，和政府的关系也过于密切，因此，创新实际上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如果不可能走出创新道路的话，则无法影响基督教的发展。

2、基督教能否有世俗的关怀
作为一种宗教，能否对政治发展产生影响，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能否对社会公众所关注的事情产生影响。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大部分社会公众并不关注基督教，基督教怎么传教和社会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社会公众关注的是社会的公共政策问题，因此中国家庭教会的发展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在于它能否就社会关注的问题而加以关怀，特别是对公共政策的问题加以关注，并有独立的见解，这是基督教和政治发展的关系中的最为重要的一环。如果没有对世俗社会的关怀，基督教自身的发展就会和政治关系不大。

3、政府的家庭教会政策
中国政府的基督教政策也是影响基督教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从1949年以后，中国政府就对基督教采取控制政策，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也同样如此，但是这种政策并没有阻止基督教的发展，反而使得基督教做大，成为目前最有影响力的社会组织。这样的一个政策到现在为止仍然为政府不断的使用，但是也由此而使得政府和家庭教会处于冲突的状态中。但是在开放的环境之下，这个政策可以有效于一时，但没有持久性，实际上基本已经不起作用。因此，政府如何调整政策，是继续将基督教作为敌对势力加以打击，还是作为社会势力加以容忍和笼络，甚至将它看成社会和谐力量之一，会对基督教内部产生很大的影响，也将影响到家庭教会和中国政府的关系。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6-25 19:30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25 07:54 标题: 基督教和中国政治发展(29)

4、家庭教会的发展在进入新的阶段
实际上，从我们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家庭教会目前在经历了艰苦困难的时期之后，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两个阶段的代表可以由90年代的两个宣言以及目前的基督徒维权手册来作为代表。90年代的两个宣言，表明在家庭教会的早期，家庭教会试图避免政府的压制，因此对政治采取了不介入不干预的态度，而只是一种宗教信仰自由的需要。这表明家庭教会的力量有限，因此希望政府允许信仰的自由。但是，维权手册所表明的态度，显然已经有所变化，家庭教会已经开始维权，并重新定义基督教和中国政治发展的关系。而这个转变也表明家庭教会已经形成为一个有力量的社会组织系统，它需要也正在争取它本身的利益，而且人员结构和力量也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家庭教会的态度也在从消极转为积极，这是一个重要的象征，而这些象征的背后就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教会组织的出现。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家庭教会势必会而且也一定会对中国政治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对中国民主发展有可能是正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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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是《耶稣在北京》（David Aikman，Jesus in Beijing，Regnery Publishing，2003）一书中所用的数字。据我们的研究，到目前来讲，对于中国基督教徒的数字只能是一个估计，难以找到准确的数字。政府、教会组织的数字差距很大。最高的估计有1.3亿，最低的估计在4000－6000万。8000万－1亿是一个中间的数字。

[2]有关这个数字是不可能从官方得到证实的，甚至他们也可能没有。这里的数字得自家庭教会的自己统计，姑且认可。

[3]见《耶稣在北京》一书。
[4]实际上，中国人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对外界的了解是非常的急迫的，在社会科学和科学技术、外国生活方式、市场经济上的对外了解都是这种需求的一个部分。因此从这种角度来看就可以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基督教可以在中国得到发展。

[5]佛教进入中国的时间也比较早，但是真正得到发展并且在中国站住是在3、4世纪的时候。关于这个内容可以参看李四龙、裴勇等译，许里和（荷兰）著的《佛教征服中国》一书，江苏人民出版社，第96－98页，1998年3月。

[6]同上，第431－433页。
[7]据了解，在云南的一些地方，家庭教会参加了政府所组织的禁毒的工作，由于教会的工作，一些人员停止了吸毒。由此家庭教会在这里起了政府所应该提供的禁毒的思想教育的工作的作用，而且卓有成效。

[8]其实，在一些地方，这种家庭教会的传教活动有时候也和政府相安无事，政府对教会的传教和教堂的建设不闻不问。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6-26 09:03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26 08:38 标题: 宗教与社会和谐(30)

佛教与社会—与灾苦共处　华严经的智慧

净空法师

尊敬的潘校长，诸位大德，诸位同学，大家晚上好。今天是我第二次来到学校，跟同学们、跟大家见面，这次场地比上次大得很多，上次在一个小教室。今天给我的题目，是「与灾苦共处，华严经的智慧」，这个题目可以说是在现前全世界，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灾难太多了，社会的动乱、人心不安。这个状况对于世出世法的建立，都产生了障碍，所以世间法、出世间法，都必须建立在和谐的环境当中，它才能够长成。题目很大，这灾难从哪里来的？在佛法它要从根本讲起，从根本讲起就要很长的时间，今天我们只有一个半小时，所以我们只能够提纲挈领跟同学们做报告。

首先我们要认识佛教，佛教在目前的社会，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五类，就是五个不同的形式，都挂上佛教的招牌。第一个是宗教的佛教，佛教它不是宗教，现在变成宗教，你不能不承认它是宗教。第二个是学术的宗教，佛教的经典走进了大学，全世界许多大学哲学系里面都有佛经的课程，我过去也教过这些功课，但是变成学术。第三种是最近才能看到的，变成旅游的宗教，佛教是什么？佛教搞旅游，搞观光旅游，这是一种新形的形态。第四种是邪教的宗教，这是打着佛教的招牌，实际上对社会是不利的，对众生是有伤害的邪教。第五种是传统的佛教，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干些什么，我们必须要认识。所以我们学习，要跟释迦牟尼佛学。那是什么？用现在的话，它是教育的佛教，佛教是佛陀的教育，这个一定认清楚。

我们通常对他尊称称为世尊，这是世间最值得我们尊敬的人称为世尊。我们读他的历史，知道他是王子出身，他的父亲在当时是迦毘罗卫国的国王，他也是王位的继承人。他十九岁离开了家庭，出去求学，现在用求学，佛教的名词叫参学，这去学习，学了十二年，十九岁到三十岁。我们知道当时印度的学术，特别是宗教与哲学，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是有很辉煌的成就。他的身分特殊，王子出身，聪明好学，由此可知，当时学术界、宗教界这些大德他统统都见过，都向他们学习过，他十二年的学习。古印度无论是学术、是宗教，他们非常重视禅定的修学。今天佛教经典里面所讲的「四禅八定」，要知道这不是佛教创的，四禅八定是古婆罗门教他们修学的重心。在禅定里面就突破了空间维次，所以对六道的状况他们讲得很详细，为什么？禅定当中见到了。他上面可以能够见到二十八层天，下面可以到阿鼻地狱，对六道的障碍没有了。无论是宗教的大师、或者是学术界的这些大德他都有这功夫，所以他这是普遍大家都肯定的、都信仰的。这不是一种学说、不是迷信，你修禅定你就看到，哪个人修哪个人都能看到。所以在印度是普遍都肯定、都承认的。

在我们想象，一个好学的人总得追根究柢，这六道知道了，看清楚了、看明白了，六道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六道？六道之外还有没有世界？这个问题在当时印度学术也好、宗教也好，都没有法子解答。我们相信年轻的世尊，他一定是追根究柢，所以他学了十二年之后，再没有老师，找不到指导老师，他到恒河边上，找一棵大树下面去入定，把十二年所学的放下，让自己入更深的禅定。这一放下就大彻大悟，就明心见性，见性叫成佛，佛是印度可以说是学位的名称，学位是佛陀。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圣人，我们中国人讲超凡入圣，在印度就是成佛，证得的佛果，菩萨这第二个学位，阿罗汉是第三个学位，像现在大学博士、硕士、学士，佛是博士。他们所得到的，实际上就是讲放下，真的，与学、不学没什么大关系。你看以后佛在大乘经上常常告诉我们，放下执着，对世间、出世间一切法的执着，你放下了，你就得正觉，就成正觉，这个名称就叫阿罗汉，这是最低的一个学位；如果再放下分别，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再分别，这就是菩萨；最后能够做到不起心、不动念，就完全回归自性，证得了无上正等正觉，这就叫成佛。

很难得，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实验，他说我们之不能见性，原因没有别的，就是你有烦恼、你有执着，这放下就行了。在中国禅宗六祖惠能大师给找们做了一个示现，也示现，惠能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一天经也没有学过、也没有听过。你看黄梅传法的时候，五祖忍和尚半夜召见他，给他讲《金刚经》大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万缘放下，他就证得了。他那个证得跟释迦牟尼佛菩提树下所证得，同一个境界。释迦牟尼佛证得之后，把他证得的境界讲给我们听，他讲得很详细，全讲出来了，就是现在我们所学的《大方广佛华严经》，那就是他圆满证得的境界。六祖惠能大师证得的时候他只讲了五句，那个五句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这很简单浓缩。那你就晓得，《大方广佛华严经》讲什么？惠能大师证得的时候他说的五句话，「何期自性本自清净，本不生净，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他这五句就是《华严经》的内容，就是《华严经》的纲要。细说就是《大方广佛华严》，《大方广佛华严》一浓缩就这五句话，这个我们要知道。没有丝毫保留，全部说出来了。

所以证得之后，才真正把宇宙的起源明白了，这宇宙怎么来的、世界怎么来的、生命的起源，这个生命不是别人的生命是自己，就是我自己从哪里来的。所以佛法讲依报、正报，依报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的宇宙是我们依靠生存的；正报是自己，不是别人，各人有各人的正报。那别的人跟我是什么关系？是我生活环境里面的人事关系，所以其它的人还是我的依报。依报里面有有情众生、有无情众生，无情众生是物质环境，有情众生是人事环境。所以佛家讲正报，一定要知道正报是讲自己，就说诸佛菩萨都是我的依报，我自己是正报。我从哪里来的？大乘禅宗里面常常讲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那是我自己从哪来的，这两个问题讲清楚、讲明白了。所以我们讲怎么样跟灾难共处、化解灾难，一定要晓得这个根，就是我跟宇宙从哪里来的，这实在讲是同源的。这就讲到性，讲自性、或者是法性、或者是本性都行。我们中国可以说是千万年前老祖宗，就知道了，跟我们讲人性本善！佛给我们讲的是人性本觉，觉就是善，迷了就不善，觉了就是善，所以一个意思。

中国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大概是四千五百年，从黄帝的时候才有文字。黄帝之前古圣先贤没文字，没有文字一定有口传，世世代代传下来。所以到孔夫子才集大成，把古圣先贤的教诲用文字记录下来传给后世，所以这是集大成者。夫子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你看他老人家一生「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两句话太难得！这是他自己一生成就的秘诀，你看他对于古圣先贤东西，他相信，绝对不怀疑。现在我们学了外国人，外国人做学问头一个教怀疑，这是跟我们恰恰相反，我们这一怀疑，把老祖宗东西一怀疑，灾难就来了，所以灾难是这么来的。你晓得灾难来源是什么，你然后才晓得怎样去化解灾难、怎样与灾难共处。所以把老祖宗的怀疑了，怀疑之后然后求证，能不能证得？决定不能。为什么不能？怀疑是障碍，决定不能见性。你清净心当中只要有怀疑，你心不清净，你再去求证你没有办法脱离心意识。也就是说你的记忆、你的理解、你的推论，这全是意识里头事情，这妄心里头不是真心，真心里面什么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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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26 08:42 标题: 佛教与社会—与灾苦共处　华严经的智慧(31)

所以能大师头一个讲「何期自性，本自清净」，所以有怀疑、有烦恼、有许多知识这是障碍。世尊给我们示现的，他出去学了十二年，十二年所学的东西是知识，知识要不肯放下就变成所知障。两种障碍一个是烦恼障，烦恼是自私自利、贪瞋痴慢、名闻利养，这是障碍，你不能见性，你回不到原点；你知识太多的时候，你放不下就变成所知障，也产生了障碍。所以讲这两大类的障碍，障碍我们不能见性。如果我们对古圣先贤东西，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你这障碍就没有了。所以叫你放下，这放下比什么都重要，放下之后你自性就现前了。自性里面有圆满的智慧，就是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才艺、无量相好、无量的福报一丝毫欠缺都没有。这就什么？就成佛的境界。这是佛法跟世间教学的不相同，目标不一样，方法也不一样，所以只有信而好古。夫子一生没有创造、没有发明，他都述而不作；他所学的、所修的、所教的、所传的，全是古圣先贤的教诲，这就难得了。中国古代的教育，中国人非常重视教育，教什么？教伦理、教道德、教因果，这是基础。这三样东西是普及教育、全民教育，所以它社会祥和、社会安定和谐，他是这样教出来的。为什么？人要懂得伦理道德他不会造恶，羞于作恶、耻于作恶，不愿意作恶，他懂得因果不敢作恶。人人都懂得断恶修善，这个世界多美好！跟佛经上讲的极乐世界、《华严》上讲的华藏世界，没有两样。

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学习，超过半个世纪，我们能相信，没有怀疑，我们能够肯定，我们这个地球上跟极乐世界、跟华藏世界，决定没有两样。那为什么人家那个环境那么好，我们这个地方灾难这么多？你就想到佛给我们说的，他们那个世界是「诸上善人俱会一处」，心善，所有境界都变善，为什么？境随心转，他都是善。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是造恶造到极处，我们的人心不善、言行不善，所以外面环境跟着也就变成不善了，这道理在此地。那化解灾难我们就明白，从哪里化解起？还是从意识、从意念，我们如果果然能够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为圣，这问题全解决了。所以解决问题不在外面，是在内心，佛学这称为内学，佛法称为内典，它是向内求，不是向外求，这是一定要懂得自性，我们求的是明心见性。性是一体，这在哲学里面讲，就是宇宙万有的本体，本体是一个，无量无边的世界，依正庄严都是从这个地方生的。所以性在佛法里面讲，它是永恒不变的意思，上到诸佛如来，下到微细的生物，品类虽然非常之多，莫不本乎一性，都是这个性变现的。迷了，你就看到生死的现象，看到灾难的现象；悟了的时候就叫做涅盘，涅盘是什么意思？涅盘是梵语，不生不灭，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灭。迷悟虽殊，其性本一，这是我们首先要肯定、要认识的。

宇宙怎么来的？生命怎么来的？大乘教里面佛告诉我们，体是清净的，它没有物质，也没有精神，所以心法、色法统统没有。但是色法、心法都是从它变现的，所以能大师最后一句话「能生万法」。这万法怎么生的？现在的话讲波动，自性是不动的，突然它产生了波动，这个波动就是一念不觉，而有无明。你不要去问为什么会有一念？为什么会不觉？那你就迷上加迷了，你就走错路了。应该怎么对付它？它虽然起了波动，不要去理它，不要放在心上，什么事都没有，所以天下太平。但是这一动它就现相，不动就不现相，像我们现在看电视一样。自性是什么？自性就像电视的屏幕，你看它什么都没有，它是清净的，它不生不灭。它具足万法，你不能说它没有，你频道一打开，你看色相它就现前，频道关掉它什么都没有了，我们从这个地方能够领悟到，这些现相的事实。所以不开屏幕的时候，不能说它没有影像，它能够收到全世界几百个频道，你没有看到它，它有，它隐它不现。你按钮一按它就现前，你按哪个钮就哪个频道现前，就能生万法，这一按钮就能生万法；所以没有按钮的时候，那它就是本自清净。佛法讲隐现不同，有波动的时候它就现，没有波动的时候它就隐，隐现不同。

它现的相，佛说这个现相叫妙有，它有相，妙有非有，真空不空。屏幕是真空，真空不空，它能现相；妙有非有，虽现的相这相是假相，不是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的错误就是把这个现相以为是真的，在这里面什么？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就变质了。变成什么？变成十法界了，十法界依正庄严是这么来的。所以一定要搞清楚、要搞明白，晓得什么？相有性空。性是屏幕，相就是像电视里面，我们接收到的这些色相、这些信息；事有理无，你要把性相认清楚。《心经》大家念得很多，大家念得很熟，《心经》告诉我们「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色就是物质现象，心就是精神现象，物质现象、精神现象都是从自性里变现出来的。你了解它真相，你就不要去分别执着，你尽情你可以享受，可是你不能够起个念头、起个妄想，我要控制它、我要想得到，它这就错了，决定得不到。连我们的身体得不到，身体是什么？剎那生灭。佛家讲人生老病死，讲的有情众生生老病死四种现象，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这地球有成住坏空，其实说的不同，都是一个意思，一个懂了你全就懂了。这四种现象叫有为法，就有生有灭。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26 08:44 标题: 佛教与社会—与灾苦共处　华严经的智慧(32)

我们这是粗的时候你知道，还有什么？微细四相那就很难懂，微细四相是讲一个念头，一个念头里头有生住异灭。这个念头时间多长？我们在经典上看到，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对话，佛问他，实在就是释迦牟尼佛让他说明，这是佛经里面的高等科学！说众生有念头，这一个念里头，我们觉得这一个念头，其实这一个念头里面有很多念头，微细的念头它到底有几个念、有几个形、有几个识？这话问得好。弥勒菩萨的答复说「一弹指」，这一弹指的时间很短，一弹指有「三十二亿百千念，念念有形，形皆有识」，这讲的什么？微细的四相。我们现在一般讲法都用秒为单位，我们弹指弹得快，应该我可以弹四次，四乘三十二亿百千念，我们现在有同学给我算出来，那多少念头？一秒钟多少念头？算出来是一千二百八十兆。你看一秒钟有一千二百八十兆的念头，每个念头都有生住异灭。用我们人来说，每个念头里头又有生老病死，这叫微细四相，这没有人知道。念念它有形，形就是物质现象，形皆有识就是它有精神的现象，精神跟物质同时起来的，精神里面有物质，物质里头有精神，它分不开家的。这种微细念头你要是知道，哪里有身？所以佛给我们讲无我！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现象，到底是什么？就是种极微细的现象，念念相续。好像我们看电影，大家都有看电影的经验，你看电影的底片，电影的录相那都是一张一张幻灯片，在放映机里面放出来，银幕上我们看到，它的速度是一秒钟二十四次，二十四次生灭。镜头一打开就生了，相就生了，关起来就灭了，接着第二张又生了，它速度太快了，实际上一秒钟只二十四个生灭，我们就被它欺骗了，认为那好像是真的一样。现在告诉我们，我们现实的状况是一秒钟一千二百八十兆，那电影不能比。所以它是一种相续相，是一种相似相续相，你看电影的底片张张不相同。现实环境也是如此，佛讲得很清楚，每个念头不一样，前念不会到后念来，后念也不会到前念去，不相往来，所以我们才称它为相似相续相，它不是真的相续，它相似相续相。这是说依报、正报的发生是这么来的，宇宙是这样起源的，是一念不觉。这一念你决定不要去追究它，什么理由有这一念，是什么时候有这一念，给诸位说，就是当下，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就当下！所以佛家讲无明叫「无始无明」，无始并不是说太久远了找不到开端，不是的，无始就是根本没有开始，就是当下。当下一念觉就成佛了，一念迷你就变成凡夫，就是当下这一念。所以说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时间、空间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

所以佛经里头，确实不但是有高等哲学，它有高等科学。这个现相，现相依正庄严，现相出来了，出来之后我们才晓得，我，我是正报，法界是依报，法界就是宇宙，依报，我跟宇宙同在，宇宙跟我同在，都在一念当中成就的，念念相续。我与宇宙，它这里有三个现象，这三个现象是自然现象，第一个现象是「普周法界」，我们起个念头，念头是波动，波动的速度，物质的方面是你找不到的，你没有办法照比的。我们今天讲的，现在大家认为光的速度最快，一秒钟三十万公里。我们思想的波，起个念头，这个念头的波动它才一动，就周遍法界。太阳的光到我们地球上要八分多钟，我们念头一念是遍虚空界法界，它统统都得到。所以人的念头，这个念头的波动是不可思议的，周遍法界。第二个，第二个现象是「出生无尽」，它千变万化随着你的念头，你的念头清净现清净世界，你的念头染污就变染污世界，你的念头善就现三善道，你的念头不善就现三恶道。所以那你就晓得，这灾难从哪来的？灾难是染污。现在我们知道地球染污，环境染污严重，都讲环保，三十年前没听说过环保。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是一九七七年，那个时候没听到人讲什么环保，没这个名词。你看最近讲环保，可见得染污太严重！现在大家都讲求环保，环保能不能真正达到？达不到，为什么？制造染污的是心，不是外头境界。

心里的环保大家疏忽了，只看到外表的，你治标不治本决定收不到效果。心清净外面世界就清净，环境，所以境随心转，心跟物它起很大的作用。心清净，那头一个我们中国人常讲「相随心转」，相是什么？相貌。你心地很清净，你的相貌就很清净；你心很慈悲，现的相貌很慈悲；你心很善良，相貌就善良，相随心转！然后你要懂得，体质随心转，心地清净，你全身清净，你怎么会生病！哪有这种道理！心地善良、心地慈悲，你决定不生病的。有生病的时候，你就修清净心、慈悲心、平等心，你身体里面所有细胞、器官都恢复正常，病就好了。不要找医生，不要吃药，用自己意念来转变。那再扩大外面的环境，外面环境也是随心转，你只要心清净、善良、慈悲，外面环境就无尽的美好。所以境随心转，灾难来了不怕，要把灾难赶快转变成正常，就没事！这才是《华严经》真正的智慧，《华严经》是什么？是我们自己本人。释迦牟尼佛讲《华严经》讲什么？就是讲自己，讲我们每个人自己。我们这生命的起源，我从哪里来的？禅宗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那就把本来面目找到。所以它出生无尽，因为你的念头是无尽的，所有一切现象随着你的念头在产生变化，这个很难懂。所以我常常用万花筒做比喻，我们小时候都玩过万花筒，现在人家送给我大概有十几个万花筒，大大小小的。你看万花筒很简单，里面三片玻璃，几片碎片不同颜色的纸，你一转动它里头就产生变化。它的变化，你决定找不到两个相同的，就这么个道理。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26 08:46 标题: 佛教与社会—与灾苦共处　华严经的智慧(33)

我们的自性、我们的心，这个妄念，善恶念头在混杂，就变成了外面的十法界依正庄严，就这么回事情！所以宇宙在哪里？我自己心里变的。你要明白的时候，你能控制自己的意念，我专变美好的，只有美好的念头，没有不善的念头。所以真正修行要懂得这个道理，要肯定这种事实真相。我常常劝大家，我们的心是良心，那个心是善良的，这人之初性本善！决定不要收集别人的垃圾，把你的良心当作垃圾桶你就错了。所以人家所有一切不善，听到我们耳朵，可以叫耳边风，吹过就算了，不要放在良心上。放在良心上，你的良心就变成垃圾桶了，你就错了，这个事情是不可以干的。但是这个社会上把自己良心当作别人垃圾桶的人，可太多！他的生活就很辛苦，他就有苦难，有苦有难自己找来的。别人好的东西、善的东西，我们要学习，要记在心上学习；所有一切不善，我们就是绝对不要去理会。尤其对于初学的人，初学佛的人真正想成就自己，成就什么？这一生幸福、美满、快乐的人生。你要不要？你要，这里头有秘诀，就是决定不收集别人垃圾，要学会谦虚，谦卑、恭敬。世出世间圣贤人教我们学习，就从这学习，我们对人有礼貌，对人有诚敬心、有谦卑心，懂得尊重别人。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为什么？自他是一不是二，一个心！自性能生万法，我们是万法里头第一法。

所以整个万法的全体就叫做法身，你看佛经上常讲「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一心一智慧，力无畏亦然」，这佛在大乘教常说的。什么是我？整个宇宙是我，一切众生是我。所以这慈悲，慈悲就是爱，为什么佛不说爱，说慈悲？因为世间人的爱里头有感情，感情是烦恼，七情五欲是烦恼；慈悲是智慧的爱，是理智，里面没有七情五欲，把七情五欲全转成智慧。所以智慧的爱就叫慈悲，感情的慈悲就叫做爱，这是佛法对这个名词定义不相同。我们既然知道整个宇宙是自性变现的，十法界依正庄严自性变现的，十法界依正庄严真正是自己。所以我们这些年来也常常在世界上，对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我们提倡以爱为核心，做我们团结的中心，这个大家都能接受。比如说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他们所依据的经典是同一部，《新旧约》。犹太教他用《旧约》，他还反对《新约》；基督教学《新约》，他不学《旧约》；天主教是两个都学。所以有一年我在新加坡，有个南非的欧洲人，移民到南非有几个人到新加坡来观光旅游，我们在一起吃饭。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西方的犹太教、基督教、天主教，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我就说了个比喻告诉他，他们三个是一家人。我说犹太教是天主那一派，天皇，皇上那一派；基督教是太子那一派，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太子那一派；天主教是圣母玛利亚，那是皇后那一派。他说你这说得很恰当，他们是一家人三派，三派是一家人，我说都是。

你看经典上讲「上帝爱世人，神爱世人」，所以都以爱为中心；佛家讲的是「慈悲为本，方便为门」，那也是爱；你看伊斯兰教《古兰经》，每一重要的经文前面第一句，一定是「真主是仁慈的，确实是仁慈的」，它都有这么一句话。所有宗教的核心就是爱，我们在爱就能够把所有宗教团结起来，这是这些年来我们在世界上访问许多宗教，都能接受。那都能接受，所以我就常常送他们千手观音，我们把中国的千手观音赠送给他们，给他们解释都欢喜，我说观音代表着什么？就代表了爱。这个千手千眼这个表示，它表的意思表法的，就是见到众生有苦难，就伸出援手去帮助他。你看哪个宗教他们所崇拜的神圣都是这样的，都是千手观音。他上面有三十二个头，那代表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应以基督教身得度他就现基督身，应以真主身得度他就现真主身，应以阿訇身得度他就现阿訇身，应以什么身得度就是千变万化，出生无尽。

「含融空有」，佛家讲「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心包太虚是空，空包进去了；量周沙界是有，就是有为法统统包进去，这是我们本来的心量。我们现在连两个人都不能兼容，都不能相处，可怜到极处。谁造的？是你自己迷惑颠倒造的，不能怪别人，谁都没有替你造，都是叫自作自受，所以这个道理要搞清楚、要搞明白。在佛法里面讲因为迷悟不同，所以世界可以分为四大类，四大类第一个就是佛经上讲的常寂光净土，实际上就是常寂光。这是讲我们自性，自性是光明的，是无所不在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万物是从它那里生的，能生万物，它才真正是造物主，这是我们的自性，是我们的本性。在《华严经》里面称为「自性清净圆明体」，它这个意思就全部，它性是清净的、是圆满的、是光明的。光明就代表着智慧，在佛法里面称为佛性，佛性是光明的，是能生万法，具足一切万法。它在不动的时候，常寂光土里头没有精神现象、没有物质现象。那一念不觉它就变了，相就出来了，相虽然出来还是非常清净，像华藏世界、极乐世界它清净的。为什么？他没有妄想，那里面人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那照理说没有妄想怎么会有形象？他有现象，这个现象虽没有妄想，他有妄想的余习，我们讲习气。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26 08:47 标题: 佛教与社会—与灾苦共处　华严经的智慧(34)

习气不好懂，古人也很难懂，但是古人的比喻，让我们能体会到。古人用酒瓶，酒瓶是盛酒的，酒倒掉了，里面洗得干干净净，确实一滴酒也没有了，可是闻闻还有味道，那个味道就习气。他确实没有了，起心动念确实没有了，有起心动念的习气。有习气就有现象，这个现象也叫一真法界，我们称为实报庄严土，所以这是净土。华藏世界是这个性质，极乐世界也是这个性质，一切诸佛清净剎土都是这个境界，这是我们要懂得的。如果在这里面起分别，起了分别之后这个境界马上就转变，变成什么？变成叫方便有余土。谁住在那里？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住在那个地方，就是说他有分别，他没有执着；如果有执着，那就是六道凡夫。所以六道里面的人，他有分别、有执着、有妄想，这个三种障碍他统统具足。所以佛告诉们，如果我们把执着放下了，六道就没有了，所以六道是假的。你看永嘉禅师讲得好，「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到什么时候觉？只要你把执着放下，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但是还有分别。所以六道没有了，他还有四圣法界，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个佛是十法界里面的佛，不是真佛，天台大师说这个佛叫相似即佛，不是真佛。真佛怎么样？真佛要把妄想断掉，妄想就是起心动念，要把这个东西舍掉。舍掉之后十法界就没有了，四圣法界没有了，那剩下来就是实报庄严土，我们称为真的净土，称为这就是极乐世界。所以世界虽然多，不外乎这个四大类。

这四大类佛总而言之，佛认为这个世界是一合相，《金刚经》上诸位念过，「佛说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一是什么？这也是科学里面所探讨的，一是讲微尘。佛家讲微尘，现在科学里面讲基本粒子，就是佛家讲的微尘，基本粒子。所以世界、星球是怎么回事情？就是这些微尘组织起来的，聚合组织起来的。所以基本粒子许多组合起来就变成原子、电子，变成分子，这样的世界出现了，世界上所有一切万物，都不外乎是基本粒子组成的。但是佛在经上讲，基本粒子它有精神现象在里头，它有见闻觉知，它有受想行识。在十法界里面有受想行识，在一真法界里面受想行识没有了，它有见闻觉知。所以见闻觉知是从自性里头具有的，而受想行识是从阿赖耶里面具足的。所以转阿赖耶成大圆镜智，受想行识就没有了，剩下就是见闻觉知。这是佛经上所讲的科学，明天我们让锺老师来做这个报告。《华严》里面讲的科学，讲得非常精彩，所以我在国外常常劝这些学科学的人，应当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学，那是宇宙的大科学家，我们这个地方的科学跟他相比，望尘莫及。学哲学、学科学都应当去找阿弥陀佛，那才能够真正达到登峰造极。所以这是我们首先要认识它，你不认识它你就没有法子。

佛法教学的宗旨，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佛法教学它主要目标，是帮助人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苦从哪里来的？迷惑你就苦了；乐呢？你觉悟就乐了。这苦是这么来的，并不是在世间好像拥有多少财富、这些地位，那不是的。这个世间人拥有钱财，富的很多，亿万财产，几十亿、几百亿财产的我都见过，他很痛苦，每天晚上吃安眠药才能睡觉，他没有我快乐。那人生你活起来，你是为痛苦而活着，你还是为快乐而活着？这我们要知道。所以人生，幸福美满的人生，不是建筑在财富的，不是建立在这上面，也不是建立在地位上面，所以这是跟宇宙不相干的。真正幸福美满的快乐，你看天天活得快乐，心里面清净，没有忧虑，没有现在人家讲压力，没有压力，身体没有压力，精神也没有压力，你说这个多舒服、多自在！所以我一生感激老师，我这个行业是老师替我选择的，章嘉大师，他叫我不要搞别的，别的很苦，人生很苦，他说这真快乐，叫我学释迦牟尼佛。所以他头一本叫我读的书，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传记，你看释迦牟尼佛把王位舍弃，当国王不好当，很苦！尤其是现在国家领导人，每个国家领导人都焦头烂额，都很痛苦，我见过的国家领导人很多，许多问题不能解决。

所以章嘉大师给我选的这个行业，我很感激他，没想到的，这个行业真的，一生快乐，一生没有负担。你看什么都没有，但是什么都不缺，这就自在！我在香港住的房子，我没有房子，是个居士她借给我住的。借给我住好，所有权是她的，使用权是我的，我有使用权，我没有所有权。就像世尊当年在世，你看一些国王大臣提供给他的别墅，竹林精舍、祇树给孤独园，就是他有使用权，所有权是它们主人的。住一天在那里教学一天，哪天这个课程教完了，到别的地方去了，这个财产还给主人。所以他的这些弟子们也不会去争权夺利，为什么？财产是别人的，不是老师的。老师如果有财产，学生还要分老师的财产，麻烦可大了，所以不可以拥有财产。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26 08:50 标题: 佛教与社会—与灾苦共处　华严经的智慧(35)

破迷开悟，在大乘教里面就是告诉我们，显理。所以佛经，大乘的经论，经论就是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他所教学的教科书。不过那时候他没有写出来，经典是以后，佛灭度之后，学生们从记忆当中把老师所教的记录下来，用文字记录下来，传承到后代。这些经的内容是什么？我们通过五十多年学习，把它归纳不外乎五个科目，第一个就是伦理，第二个是道德，第三个是因果，第四个是哲学，第五个是科学，这五门课都讲到究竟圆满，这太难得了。怎么知道它的究竟圆满？它完全讲到心性，伦理也讲到心性，道德也讲到心性，因果也讲到心性，讲到自性就圆满。没有回归到自性，那是不圆满的，回归到自性是大圆满。我们讲灾难，佛跟我们说得很清楚，现前我们这个地球上到处都是灾难。佛说灾难从哪来的？灾难是果，果必有因，人的贪婪就是水灾。现在大家恐慌，海水会上升，南北极的冰会融化，海水会上升，沿海的都市都会被淹没，水的因是贪。火灾的因是瞋恚，现在明显的地球上温度在上升，温度怎么起来的？大家发脾气发出来的，你一发脾气你就想到，我已经帮助地球的温度往上提升，这个麻烦可大了。风灾，听说最近美国有个很大的龙卷风，过去所没有的，风灾是愚痴。地震是傲慢、不平，你有怨恨、你有不平，你贡高傲慢，你就是帮助地球多几次的地震，不就这么来的吗？所以佛教导我们消灾息难，叫「勤修戒定慧，息灭贪瞋痴」，心平气和，灾难就没有了。所以化解灾难不在外头，我们起心动念要注意，最重要的保持着心平气和。

我在这一生学习当中，最早我二十六岁接触到佛法，方东美先生介绍的。以后大概是两个月的当中我认识了章嘉大师，那是个专门佛学家，找专家！我第一次跟他见面，这跟出家人见面，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我说方老师告诉我，我知道佛法殊胜，佛法太好了，我说有没有什么方法、秘诀，让我很快的就能契入境界？我的问题提出来，他老人家没有说话看看我，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我们这样对看看了半个多钟点。我就等着，等着他答复我，看了半个多钟点说了一个字，有，这一声有，后头又不说话了，我的耳朵就竖起来在等着听。这一次就时间短一点，大概有五、六分钟，他告诉我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我们就没有他那样的功夫，我们听了看破放下有点印象，所以接着就问，大师，从哪里下手？他大概也是等了个七、八分钟的样子，告诉我「布施」。头一天见面，两个小时几乎都在定中，这是从来没有遇过的经验。我以后，到二、三十年之后才恍然大悟，为什么？一个人心浮气躁，心没有定下来，给他讲东西没用，叫耳边风。所以他的教学方法，你提出问题，他来观察你到你心平气和，你的浮动、气躁全部定下来，他才跟你讲。讲了管用，你一辈子不会忘记，不但不会忘记，你会依教奉行，这才是真正好的教学法。

所以现在学校里头，我前年我到伦敦去访问，我去过两次，去看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跟伦敦大学，因为他们都有汉学系，我去访问，学生真的心浮气躁学不到东西。我们天天在这里讲经，讲经谁受用？自己受用，自己讲自己听，别人是附带的，听众是附带的。听众有没有能听得懂？给诸位说，心平气和的人听懂；如果心性浮躁的人听不懂，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必须要重视戒定慧三学，你看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只要心定下来了，他就能听懂，他就能看明白，他一看、一听他智慧就开了。如果没有戒定的功夫他得不到，他所学的是什么？常识，是佛学常识，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知识，不是智能，他有知识，没有智能。知识是什么？知识是所知障，他天天在增长所知障，他怎么会见性？所以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你看学了十二年，放下所知障就大彻大悟；他要不放下，他就变成佛学家，他就不能成佛了。这个道理太深了，这是我们开智慧的秘诀，是不可以不知道的。所以学佛没有别的，就是学心平气和，你看《无量寿经》经题上教我们学什么？清净、平等、觉。我在上下都加了一句，我在前面加一个真诚、清净、平等、正觉，后面加上慈悲，十个字，学佛就学这个，没别的。学会之后，那你自自然然会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那就是幸福美满的人生。这二十个字把整个佛法包括尽了，这二十个字是二十五年前我在美国写的，人家问我这佛法是什么？你怎么学的？我就写这二十个字回答。

所以我们一定要肯定，佛在大乘经上常常教导我们，宇宙、人生是心现识变，决定要相信境随心转、一切法由心想生、心生则一切法生，这是佛常常讲的，我们对这个不怀疑。人要肯定都是善人，这我在国外学校里面，跟这些教授们、校长们都谈得很多，我说我们搞教育，佛教是教育，是佛陀的教育，搞教育的人首先要肯定人性本善。他不善，不善是习性，如何我们从习性，帮助他回归到本性，这教育成功了。如果说是学生教不好，把他开除了，那是教育的失败，那是教育的悲哀。教育没有别的，就是要把恶人变成善人，把坏人变成好人，教育才成功；教不好开除了，这是你无能，你不会教。我说释迦牟尼佛从来没有开除过一个人，经典上我们看到，周利盘陀伽是最笨的人，佛没有把他开除。开除那不是学生的过失，是老师没教得好，老师要怎么教？要从内心回归。所以说你想教别人先教自己，把自己教好了你才能教好别人；自己没有教好，所以才会开除别人，就这么个道理！终极的目标是回归自性，见性成佛，六祖惠能大师讲一切万法从自性生，自性、自心就是真佛。人家问你佛教佛在哪里？就是你自己的自性，就是你自己的心，那就是真佛。你再不要反对佛，反对佛就你反对自己，佛不在外面，佛在你自性当中，外头没有佛。

所以说佛经上所讲的东西，全是讲自己，那就是《华严经》。讲什么？都是讲你一个自己！我们把这个归纳起来不外乎六个字，性是你自己本性、相是形相、事、理、因、果，这六个字包括尽了，全是自己，与外人不相干。所以《华严经》是告诉你认识自己，佛讲得这么清楚，讲得这么明白。你真搞懂了你才认识自己了，所以认识自己的人就叫做成佛了。我们最近，《华严经》太大了，最近我们讲了一个小的东西，贤首国师的「修华严奥旨妄尽还原观」一个小册子。这小册子是什么？《华严经》修行的方法、修行的纲领，依照这个纲领、方法去修，你很快就能入华严境界。那我们《华严经》现在讲到十住，讲到十住这一个单元，差不多将近四千个小时，所以当中掺杂着讲这一篇文章，希望我们能够抓住纲领，我们入华严境界。入华严境界就真正在灾难当中，我们过佛菩萨的生活，我们过的幸福、美满的人生。

在这个一篇文章里面里头最重要的，就是关诸于我们现前的，就是性德。它讲得非常扼要，讲了四条，我们在这个世间日常生活当中，要懂得「随缘妙用」。普贤菩萨教我们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那妙用是什么？妙用是不着相，慈悲济世是随缘，三轮体空是妙用。就是拿很白的话说，为人民服务、为众生服务不着相，完全没有自己。众生就是自己，自己就是众生，完全没有自私自利、没有名闻利养、没有贪瞋痴慢那叫妙用。「威仪有则」，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所表演出来的有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戒律，我们今天提倡的《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从这里扎根。这三样东西是儒释道的三个根，只要有这三个根他就会茁壮、会开花、会结果，你在世出世间决定有成就，世间的圣人、出世间的佛菩萨，所以要扎根。没有这三个根那就难了，那就太难了，那就没有法子了。所以我们从这里学，学第三个就是「质直」，就真诚，心真诚，外面柔和，非常重要，柔和才能摄受众生。「代众生苦」，现在众生苦难太多了，我们所作所为都是代众生苦，帮助众生觉悟。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明天还有更精彩的，愈往后愈精彩。谢谢大家。还有问题，好。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6-26 08:52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26 08:56 标题: 净空法师答问(36)

主持人：老法师，时间是到了问问题的时候，ＯＫ，那我们现在是可以把时间交给台下的菩萨们，可以向老法师提出你的问题。我的工作人员还没我准备好，要有问题请举手。老法师，讲得非常透彻，所以大家都明了，没有问题了对不对？好，我们看看，我将个麦克风麻烦工作人员传到那边。中间由工作人员照顾好各位。

问：净空法师，您好，我是理工大学的一名博士生。我最近一直在看《金刚经》，我挺喜欢的，我看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句话的时候感悟非常深。当然我后来才知道，惠能大师通过这句话，就是顿悟。我看到这句话时候，我心中一直到现在也挺纳闷的，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我碰到那些生活比较穷苦的人，或说碰到那些比较清贫的，比如说我认为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我心里总是感到所谓的说有慈悲心！我总是非常真心的想帮助他们，而且也尽力的去这样做。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当我碰到那些我认为他们生活得比较好，所谓的上层建筑的人，或说是所谓的富人，我当我看到他们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内心中，没有跟遇到穷人那样的慈悲心，我老觉得好像这是应该的、是的。

主持人：好，你的问题是？

问：我的问题就是我不知道，我读了《金刚经》，我觉得好像这是不应该这样子的，但是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来解决这个，我这个思想我自己消除不去。

主持人：谢谢。老法师。

净空法师：《金刚经》它的宗旨是破执着的，执着是我们明心见性的障碍。这两句话「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你要了解生心是生什么心？大慈悲心。因为你现在对贫富还摆不平，所以这不是慈悲心，你的慈悲心没生出来。慈悲心生出来之后，你要记着是无住，无住是什么？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就叫无住。你心里面还有执着、还有分别，那妄想更不必说了，妄想起心动念当然是有了。那你这三个都有，你的心是有住，不是无住，所以慈悲心发不出来。慈悲心真正发出来的是平等的，对穷人要爱他、要帮助他，对富人也要帮助他，富人怎么样？富人有富人的可怜处！他可怜在哪里？他没有智慧，他虽富有，你看那么样富他不会做善事，他不会积功累德，所以你要帮助他，要帮助他开悟。穷人你要帮助他，首先帮助他解决生活问题，然后要提高，帮助他提高，也帮助他破迷开悟、转凡成圣，这就是菩萨事业了。所以今天整个社会的问题，不仅是国内，全世界都不例外，出在什么地方？出在教育上。我们中国谚语有句老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所以有人曾经问过我，解决问题，有问题来了怎么办？我说你看二、三岁的小孩，三、四岁的小朋友，他碰到困难了他怎么办？直接找他爸爸妈妈，这不很正常的现象吗？那我们现在这问题出来了，社会问题出来了，怎么办？找老祖宗。老祖宗在哪里？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经教，就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所以你如果真的能够学孔子，你看「信而好古」。中国的历史，外国人很佩服，外国人学中国历史感觉到很惊讶，这么大的族群，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五千年来长治久安，它怎么能做到的？我就遇到很多在国际会议上好多人问我这问题，这很羡慕的，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国家。为什么？我说没有别的，教育，中国人懂得「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他把教育摆在第一。你看在中国过去，就政治设施上面，教育摆在第一。宰相底下六个部，第一个部礼部，礼部是管教育的，礼部尚书是教育部长，宰相有事情不能视事，礼部尚书代理。换句话说，所有一切设施是为教育服务，它才能长治久安。

现在大家不听古人言，把教育放在最后，把什么东西放在第一？把利，经济放在第一，这个糟糕了。经济放在第一是人之必争，它制造动乱、制造斗争，那这就没有法子了。所以二千五百年前，孟子见梁惠王不是讲得很清楚！梁惠王想把利摆在前面。孟子就劝他，利是人之必争，应当把仁义放在前面，亦曰仁义而已，何必去曰利？所以晓得，利放在前面这社会就动乱，没完没了，绝对不会有安定和平。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它不把利放在重要，利轻视它，把仁义道德放在第一，每个人都懂得仁义道德的时候，他心里是安定的、是和平的。所以外国人他的理念，我也跟外国的一些教育家碰到的时候，那美国，我说美国从幼儿园是不是就教竞争？他说是！我就告诉他，竞争再提升是什么，你晓不晓得？他看着我。我说竞争提升是斗争，斗争再提升就是战争，现在战争是生化、核武，是同归于尽，毁灭世界，这死路一条。我说东方中国教育不是这样，从小教什么？教让，忍让、谦让、礼让，从来没有争过，所以它是和谐的，就这么个道理。所以今天世界的问题就是把古时候的，古圣先贤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疏忽了，才造成今天的整个世界的混乱。

如何挽救？你看联合国，我参加了十几次的国际会议，联合国主导的，开多少会？从七十年代开到现在，大概我估算它开了三十七年，世界愈开愈乱。让这些参与会议这些专家学者们，对于和平信心都失掉。我们参加之后，有这个缘分参加之后，把中国传统这种礼教，跟大家做报告。他们听了很希奇，没听说过。但是会后来告诉我，「法师，你这是理想，做不到！」他没有信心，孔子信而好古，他没有，他这条完全没有。那逼着我怎么办？不能不做个样板给他看，所以我们就在汤池做了个实验，这个实验期两年多，实验得非常成功。难得这我们祖宗有德，给了我们这个机会，在巴黎教科文组织总部办了个大活动，三天，我们把汤池经验向大家介绍。九十二个国家代表他们听了很惊讶，都想到汤池来看，来参观、来学习，这好事情。所以中国传统东西不是理想，可以落实，人民是很好教的。我们在汤池做这个实验，半年社会风气完全转变，证明说人民是好教的，宗教是可以团结的。能够团结宗教，能够把人民教好，天下太平，什么事都没有！所以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不是理想，是可以落实的。所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我们懂得真正的意思，应无所住最简单就是没有自私自利，不要住在自私自利上，不要住在名闻利养上；而生其心，我们生心生慈悲心，贡献我们的智慧，贡献我们的劳力，为社会、为人民、为全世界众生服务，这就对了。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6-26 08:59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26 09:00 标题: 净空法师答问(37)

主持人：好，还有请问。

问：尊敬的老法师，您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老法师，我姓林，我来自深圳，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本自法性是不是唯心的？还有一个在修持方面，在禅定的心悟一源，跟念佛心念一处是不是同个道理？谢谢法师。

净空法师：是同一个道理，不过这个道理很深，能真正理解是不容易，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够细讲。这是我一开头跟诸位提出来，宇宙从哪里来的？生命从哪里来的？是从自性变现的。自性里面没有物质，也没有精神；换句话说，它没有世界，也没有这些芸芸众生。而且不但没有，连时间、空间都没有，所以时间、空间不是真的，都是从妄念变现出来的。这是你一定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然后才知道如何随顺性德。所以道，这道德两个字，道，我们简单的解释，就是大自然的规律、大自然的法则，它不是人为的，完全是自性，道就是自性，随顺自性就是德。落在人事这方面那就是五伦，所以五伦是道。你看，父子是道，父子不是哪个人创造的，不是哪个人发明的，它是自然的。夫妇是道，君臣是道，领导与被领导这是道，都不是人创造的，朋友是道。德是什么？随顺道就是德，父子有亲，亲爱就是德；君臣有义，义就是仁义，就是德；朋友有信，信就是德；夫妇有别，别就是德，他有不同的任务。所以凡是随顺道就叫德，违背道，那个麻烦就大了，所以灾难就现前了。人如果不遵守仁义礼智信，这是德，不遵守这个那社会怎么会不乱？现在人起心动念都是损人利己，没有想到善，而且也不相信。现在最可怕的不相信世间有善人，认为人都是恶的、没有善的，这很可怕。

那我们怎么办？我们一定要做个善人。善人做得很辛苦，不但不感激你的，还尽量毁谤你、陷害你，要找你麻烦，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做，决定要做个善人做到底。那别人毁谤我们、侮辱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还是以善心善意回报他。到时间长了，所谓日久见人心，时间长了他会反省，他一生当中没有遇到这么一个好人，想想那个人还不错，我怎样害他，他都没有生气、都没有报复。他有良心，一定要让他良心发现，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二十年。肯定有一天他良心发现：那个人是好人，我对不起他。他就回过头来！所以一定要做好人，一定要做好榜样，所谓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才真正能解决问题。帮助自己开智慧、断恶修善、转迷为悟，也能够感动别人，那就是帮助别人，叫自利利他；不成就自己，没有办法感动别人，就是没法子帮助别人。所以利他必须要自利，自利就是我们讲教学，要教他，自己一定要学好；自己没有学好，不能教别人。自己做错事情要敢于承认，忏悔、改过自新，这不丢人，古人所说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最重要的是懂得改过。佛门里面的忏悔就是改过，忏悔不是求佛菩萨饶恕、原谅，那你就错了，忏悔真正的意思后不再造。所以佛家最浅显的讲觉悟，开悟，什么叫开悟？知道自己的过失就开悟。修行呢？把自己过失改正过来，叫修行，这是真的。如果不知道改过自新，天天念佛没用，天天拜佛也没用，一定要知道改过自新。

善恶的标准，佛经就是标准，佛经是从自性流出来的教诲，你只依照这标准天天检点自己的过失。那我们现在用最基本的，《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十善业不可以轻视，佛法建立在十善业的基础上。所以在小乘，十善业展开是三千威仪，三千条；在大乘就是八万四千细行，十善展开给你讲八万四千条，归纳起来就这十句。从这个地方下功夫，圆满，圆满就成佛了，所以十善业道，小乘圆满证阿罗汉果，大乘圆满成佛道，所以它基础在这里。我们把基础疏忽了，学什么东西都是假的，现在十善为什么学不好？基本功没有。所以中国继承了大乘佛法，它是有道理的，中国得力于古时候的家教，古时候的家教教什么？就是教《弟子规》、教《感应篇》。从什么时候教起？小孩生下来就开始教，一生下来他眼睛张开他会看，他就会听，他就在模仿，虽然他不会说话。所以大人，他的父母大人在他面前，言谈举止都要端庄，为什么？他在学习，决定给他正面的，不可以给他负面的。所以中国谚语所谓的，「三岁看八十，七岁看终身」，七岁还都没有上学，学前教育，已经把一生的根都扎好了，这个太重要！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十善业道中国人学起来轻而易举，这底子好。现在为什么学不成？没有基础了，小时候《弟子规》没有学、《感应篇》没有学，所以十善业就困难了。那现在我们要真正干，必须还要回过头来去补习，小时候没有学过的，认真来学习，我们重新扎三个根才有前途。没有这三个根全是假的不是真的，所以一定要真干，真干就要扎根。

主持人：老法师在这里补充了一句，就是我们可能要扎好自己的根底，让对我们不好的人要感动他，要让他自己发觉：他总是好人。但是譬如说，如果他是十年后才开悟，这十年他仍然骂我，在他没有开悟我是好人之前，我能做到什么？他又继续骂我，我的根底也不是那么好的话，有没有一些？因为香港是一个比较功利地方，所以我问了这个问题。

净空法师：好，我答复你。他不断的骂我，我不断的赞叹他，我不断的感恩他，为什么？他替我消业障，这真的不是假的。他帮助我修忍辱波罗蜜，他帮助我开智慧，他是我的恩人，这个道理要懂，这才让我们自己真正长成了。所以骂我的、毁谤我的、陷害我的，都是大恩大德！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26 09:02 标题: 净空法师答问(38)

主持人：阿弥陀佛。好，我们把时间再交给台下的观众。我等一下会给机会，上面有没有麦克风？或者我们都把机会给上面的同修？那边我看到，有没有工作人员帮忙把麦克风拿去那边上面？上面那位拿麦克风的同事在哪里？或者等一下把机会都给那边，先把麦克风送上去，ＯＫ。我们先在下面，等下给那位同修先问清楚。同事，中间后面一点，是，那边如果你拿到你先问。

问：尊敬的老法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因为是我家族上面的问题好多年了，但是我学佛的时间不是很长，一直在心里想问您。但是我有写过，我有回大陆，所以没有听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您有没有回答。因为我家族可能好多代，每一代都会出一个阴阳眼可以和众生沟通。还有会出现，家里会出现一个人可以给那些，现在的人来看病，有些会有神经病或者是自闭，或者有得什么癌症的，就会帮他们算是消灾。可是我学了佛法以后，我觉得可能会有点问题，我父母现在还是，因为我弟弟他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以前是很小的时候就有阴阳眼，他乱讲话，我妈妈天天打他，说他很害怕，就是打得他只有初一、十五才可以看见。他说是观音菩萨附在身上，就说等他大了结完婚以后，就要给人看病。但是我弟弟现在就结了婚，就生了一个龙凤胎，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然后今年就开始给人看病。但是每次好多人来找他看病，就是总是看一个就好一个。但是他开了养猪场，因为我学佛以后，我觉得这是很大的杀业，我就想不让父母帮忙，但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只是想出一个女儿的孝心，想为父母积一点福报。请师父指教，阿弥陀佛。

主持人：好，因为是时间的问题，法师，我们再收两个问题，然后让您综合回答好不好？这是第一个，然后楼上的麦克风，送上去了吗？谢谢，好，我们把机会交给楼上的朋友，这是第二条问题。

问：老法师，我有个问题，我今年大概四月份开始学佛，上次也有去听一下，听您讲过一次。我算是也比较精进，每天就念《无量寿经》，然后也每天下班就看一下碟。但是我老觉得功夫不得力，最近我就在想是不是应该到，比如说庐江实际寺去住上三个月，旁边有师父指导一下，这样的话那个境界能够提升得快一点？这是我的问题，谢谢。

主持人：好，谢谢，这是关于是不是学佛不得力，应该住寺。最后一条问题，我们把机会交给这一位，对，您请起立，对，把麦克风交给这一位。然后我们待他问完之后，请老法师综合回答，麦克风，如果没有的话，你来这边问，来，让你最接近老法师，对，他来这边。

问：尊敬的老法师，很荣幸，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日常工作学习过程当中，比方说我就遇到，好像有时候很难处理好一个，就是比如说随缘，跟别人打成一片，这个随缘，还有一个就是要守规矩、持戒。有时候被别人一拉就去了，这是心软，他拉你去，你本来是觉得你要去，可能说我能帮你，我去了帮你。但事实上他拉你去吃饭，跟他们，结果就相当于被他们给度跑掉了。我说如何处理好，我日常生活当中，我的随缘不执着，跟我的守规矩、持戒的关系。有时候我觉得我分不清楚，我对自己要守规矩、对别人随缘不执着。但有时候我觉得对别人和对自己，这件事情我分不太清楚。

主持人：老法师，我看先回答这个问题！守戒可以随缘吗？守一守然后随缘不守吗？这个先回答！是不是守戒了又不随缘？

净空法师：随缘在佛法里面讲有四种，不变随缘这是佛，佛不变能随缘；第二个随缘不变是菩萨，随缘当中学不变；第三个的是不变不随缘，是阿罗汉，小乘，他不变不随缘；第四个就是凡夫，随缘随变。

主持人：好，谢谢，因为时间关系，还有两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功夫不着力，是不是要到寺院住一住，才又会着力一点，在家里就是比较困难。

净空法师：功夫不得力，到寺院里不行，寺院太高了，你用不上力。最好到汤池，到汤池中心去学《弟子规》，那个的的确确有效果，很多人到那里去，学上半个月、一个月、二个月了，真的非常得力。

主持人：汤池是一个地方在安徽省，那是个示范，刚才法师说是一个示范，那这汤池借你。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阴阳眼的问题。

净空法师：这个事情在现在，特别是这乱世，不但在国内，我们在国外见过很多。所以有通灵的、有鬼神附身的，这是真的都不是假的，我接触了很多。特别是什么？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些灵媒传来这些讯息，有些可以做参考，我们要用理智去判断，合情、合理、合法我们可以做参考。那至于解决，像灾难的时候化解灾难的方法，他要提供什么方法，这个不能听。这要听的话你就鬼神控制，你就被他利用了，那就错了，你这是被鬼牵着走了，这不是有智慧的人。所以一定要用正确的理论、要用智慧来解决问题。我们接触，譬如说灵媒传递讯息，我就是收到了很多，可是我们一定是用大乘佛法来解决问题。那我们也很感谢他，他提供我们这些参考资料，可是我们不可以听他摆布，听他摆布这就绝对错误。所以这个东西是有，这在幽冥界是有，在六道！那我们为什么会把这个能力失掉？这就是我们的烦恼习气太重。所以说你如果真正能够把，我们讲最严重的烦恼是执着，执着能够降轻，这个能力就能恢复一点点。那就讲什么？阴阳眼就会出现，别人看不到东西，你能看见，这是很小能力的恢复，不难。真正能够好好的去念佛，念上半年话就有可能，念上半年，念上一年的话是绝对可能。心清净了，这个障碍就没有了，最浅显的，就是你能够看到一般人看不到东西。所以这一点不希奇，也不要觉得奇怪，更不可以贡高我慢。

所以有这些能力的人，譬如为别人治病的时候，可以帮助人，有很多病是鬼神找麻烦的，冤亲债主。你平常跟人结的怨太多了，这冤亲债主来找你，你这里疼痛，那里疼痛，都是鬼神来报复你，来找麻烦的，你了解这个事情要给他化解。像我们念佛回向给他，诵经回向给他，做善事回向给他，他就走了，就离开了，离开了你的病就没有了。所以病的来源有三种，第一种是生理，我们的饮食不注意、衣服穿着着凉了，所以这生理的病，这种病找医生，医生能够治这个病。第二种就是鬼神缠绕，这个病医生治不了，医生没有法子治，医生去诊断没病，但其实他很多毛病，这鬼神找麻烦要调解。所以佛法它善于调解，他接受了，大多数会接受，接受之后他离开，你病就好了。还有一种病叫业障病，那个没办法，是你自己做的恶事做太多，做坏事做太多了，所以这个叫业障。这它不是冤亲，不是鬼神来找你，也不是生理，是你造作的业太重。这种病还是有办法解决，真正忏悔，断恶修善，改过自新，还是能恢复。所以没有治不了的病，你要懂得病的种类，用什么方法。业障病能够治的时候，其它的病全都治好了，真正能消除罪业。纵然有这些冤亲债主，他也很佩服你，你能够改过自新，你是真正好人，他也不忍心害你。

主持人：所以老法师跟您多学习，亲近善知识，鬼神也会远之对不对？

净空法师：对。

主持人：好，谢谢。在这里特别感谢净空老法师，来到香港为我们说法，我们再以最虔诚的掌声谢谢老法师。

净空法师：谢谢大家，我们明天晚上再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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