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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浪得虚名的TFP 作者:韩朝华 [打印本页]

作者: 旭光 时间: 2009-6-10 07:46 标题: 浪得虚名的TFP 作者:韩朝华

浪得虚名的TFP

作者:韩朝华



电影《卧虎藏龙》里玉娇龙不信服李慕白，对李说：“没准你是浪得虚名。”李慕白的回应颇具禅意：“李慕白就是虚名，宗派是虚名，剑法也是虚名，这把青冥剑还是虚名，一切都是人心的作用。”意思是说，真正的武功植根于练武者的内心，是虚是实，要看习武者能否参透武功的真谛，上得高境界。其实，经济研究亦同此理。试以当下经济研究中大行其道的全要素生产率分析为例。

当前经济增长研究中通行的全要素生产率概念源于上世纪前半期的两个学术源流。其一，国民收入核算研究。三十年代，一批研究者通过国民收入流循环模型推出了实际产出量与实际要素投入量的比值，并称该比值为全部投入要素的单位产出率（the  ratio  of  output  per  unit  of  total  factor  inputs），此为全要素生产率概念的滥觞。其二，总合生产函数（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研究。这个概念源于P.  H.  道格拉斯（Paul  H.  Douglas）在二十年代的工作。但当时这一方面的研究侧重于计量分析理论和方法，与国民收入核算中的诸假设并无必然关联。整合这两个学术源流的努力始于荷兰经济学家J.  丁伯根（JanTinbergen）他于1942年创立了基于总合生产函数的经济增长计量模型。与道格拉斯的方法不同，丁伯根的生产函数中多了一个代表技术变化的时间趋势项。由此，就有可能将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为增长回归方程中诸投入要素外的又一因素。

1957年，R.  索洛（Robert  Solow）的成名作——“技术变化与总合生产函数”——问世。这篇论文的主要贡献是将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拟合生产函数的计量方法与国民生产核算法融为一体，并首次运用了微积分推导。索洛模型承继前人的思路，将总产出增长中无法由劳动投入增长和资本投入增长说明的部分归结为“技术变化”，这在索洛模型中表现为拟合余值，该余值也因此被称为“索洛余值”（Solow  Residual）。一般教科书中对索洛余值的正规表述是“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其英文缩写为“TFP”。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将TFP视为解释经济长期增长动力的关键，而TFP测度和计量也被称为“增长源分析”。但是，这个广泛流传、获得高度重视的经济增长源概念从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根本性质疑。

其中，最重要的质疑针对这个概念的内涵：如果作为拟合余值的技术进步真与实际的经济投入活动无关，它似“天赐甘霖”，得来全不费功夫，则研究经济活动的经济学在认识技术进步和增长源上就难有用武之地。而M.  阿布拉默提兹（Moses  Abramotize）1956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论文更是直截了当地断言，TFP不代表技术进步，它测度的是我们的无知；TFP中既有我们欢迎的因素，也有我们不欢迎的因素。

应该说，这一类批评是中肯的。任何人，只要稍加思索，就不难意识到，现代经济学远未穷尽对经济增长源的认识，同时，现有计量模型所能把握的增长因素也极其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得自增长回归的索洛余值将注定是一个大杂烩，其主要成分不可能是纯粹的技术进步。即使搁置诸如测量误差、遗漏变量、模型误设、总合偏差等技术性噪音不提，单就能提升产出水平的因素来讲，TFP中仍包含着诸多非技术进步类因素。其中，有些是我们欢迎的，如法治、创新、政治稳定、适宜的自然环境、独到的资源禀赋等等；有些则是我们不欢迎的。例如，在分析企业或行业的生产率时，TFP中可能含有行业垄断、假冒伪劣、环境污染、资源滥用等因素；在做跨国比较时，TFP中则可能含有诸如地理禀赋、历史遗产、霸权红利、殖民收益、社会不公之类的效应。因此，在现有增长理论和计量技术的基础上，将TFP等同于技术进步，并依据得自回归分析的TFP水平及其增长率来衡量、比较各种经济体的增长质量，是一件极不靠谱的事情。

正因为如此，索洛之后的经济增长源研究中，很大一部分努力是分解TFP，以使更多的增长因素从TFP中分立出来，成为增长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如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理论贡献就是将教育程度、人力资源、研究开发等因素从TFP中分离了出来，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更促使研究者们着力探索如何在增长回归中控制像产权、政体、法治、道德甚至文化传统等制度性因素。随着越来越多的因素被从TFP中分离出来，技术变化概念的外延也在拓展，除了传统的希克斯中性技术变化外，还出现了“要素增强型技术变化”的概念。

除此之外，现行TFP测算中的技术性局限也不容回避。例如，从理论上来讲，总合生产函数中的劳动投入量应是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实际耗费的工作小时数，而且还要考虑劳动者因性别、年龄、熟练程度、知识水平、工作激励的不同而产生的劳动异质性。但现实中，多数国家的统计部门都提供不了这样的劳动投入数据，因而在现行的TFP计量实践中，通行的惯例是用劳动者人数（就业人数）来近似地代表劳动投入量，同时用劳动者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年数来反映劳动投入的质量。由此而来的测量误差不是一点点。

而就资本投入的测度来讲，问题更大。增长回归中的资本投入量本应是生产过程中所用存量资本提供的实际服务量，但资本服务量无法直接测得，因而只能假定资本服务量与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存量成正比，然后用资本存量数据来代替资本服务量数据。同时，计算资本存量时还要考虑资本折旧，这方面的精确测度须按不同资产的寿命特征分别采用不同的折旧率。但由于实际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资产种类繁复多变，一般研究者根本不可能在分类资产折旧率的基础上精确地求出总合资本存量。所以，操作上的普遍惯例是对各类资产用一个统一的假设折旧率，它从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不等。究竟如何选择，基本上由研究者自行任意选定。

再有，在所用的资本存量数据为覆盖较长时段的时间序列数据时，需要有一个起始点资本存量数据。但获取这样的数据难度较大，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无法提供这样的数据，因而在实际操作上只能由研究者自己来估算一个初始的资本存量水平。然而，目前在这方面并无公认的成熟方法，只能尽量将起始时点往以前推，以便尽可能地弱化初始资本存量水平估算误差对分析期资本数据值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在估计资本投入的产出效应时，传统的资本投入测算法只核算资本品的成本价值，不考虑资本质量的影响。众所周知，由于技术的发展，资本品的效能会不断提高，但其成本价值却未必同比例上升。有时，新资本品的功效虽有显著提高，其成本却还可能显著下降（如IT行业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仅凭资本品的成本价值来计算资本存量，将无法准确把握资本实际服务量的增长，并导致对资本投入效应的低估。这种情况引发许多研究者去探索在计量中控制资本质量效应的方法。如弗兰克林·费雪（Franklin  Fisher）早在1965年就已探讨了这个问题。而在增长分析上声名卓著的D.  W.  乔根森（Dale  W.  Jorgenson）在分析美国1947～1985年期间的经济增长源时发现，一旦控制了资本质量改善效应，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就成为这一期间内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其中，资本投入的作用最大。这与索洛和NBER的肯德里克等人在五十年代的分析结果大相径庭。索洛等人的早期分析结果显示，长期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诸因素中，TFP的作用最突出。乔根森认为，其间的差异就在于索洛等人的早期计量中没有控制源于资本质量差异的资本异质性。

无独有偶，九十年代中期国际学术界关于东亚诸国经济增长性质的那场争论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场资本存量测度之争。九十年代前半期，P.  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和A.  杨格（Alwyn  Young）等人通过增长回归发现，TFP在亚洲新兴工业国的经济增长中作用极小，因而断言东亚增长无奇迹，不过是投资驱动型的高增长。由此，他们认为，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在性质上类似于原苏联的高增长，势难持久。但反对者们强调，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赶超过程中，虽其自身直接实现的技术创新并不多，但通过引进国外先进设备的投资活动，照样能实现大幅度的技术进步。因此，仅仅根据经济增长中的投资贡献度高就断言东亚各国的高增长属低技术进步率的增长是缺乏根据的。这一认识的抬头导致国际学术界对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再认识。不少学者论证说，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未必就是低技术进步率的粗放型增长，它也可以是高技术进步率的增长，关键要看高密度的投资活动是否真有效能。

最后，总合生产函数的成立要以完全竞争市场、要素价格等于要素边际产出等假设为前提，而现实中的经济体往往偏离这样的理想状态。这意味着，在TFP计量中，必须审慎地甄别研究对象的具体情况，以权衡这套方法的可行性和适用性。

这一切都说明，在现有的TFP计量中，存在着相当大的任意性和模糊性。TFP所反映的技术进步，最多只涉及外生性的非物化技术进步，它反映不了与经济增长相辅相成的要素增强型技术进步。而且，在实际分析过程中，由于在数据可得性、计量技术适用性等方面的诸多限制，研究者们不得不在严谨性和准确性上做出各式各样的妥协。结果，靠TFP指数来评估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充其量只能是一种大而化之的“毛估估”。香港岭南学院的院长陈坤耀先生甚至认为，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研究上，TFP是一个陈旧甚或过时的概念，它有着太大的随意性。

如此评论TFP计量，不是要根本否定它，而是想强调，在经济增长研究中运用TFP计量须戒盲目性，要弄清这种分析能说明什么和不能说明什么。因为，知道了TFP，并不等于知道了经济增长。TFP其实什么也没告诉我们，只不过标示了我们在增长问题上的无知程度。所以，经济增长源研究的真问题不在于测度TFP，而在于解析TFP。只有将尚不为人知的经济增长因素从TFP中一一分离出来，才能增进我们对经济增长的理解。

九十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受国际学术风气的影响，在研究范式上迅速趋于数学化和计量化。与之相随，生产函数计量和增长源研究也在国内学界不断扩散并成为时髦。许多研究生入校伊始就被授以用模型思维、靠数据说话的专业研究范式，待出得校门，已是训练有素，习惯成自然。但如果不能深入理解TFP概念的实质，只会照猫画虎般地套用国外文献中的计量模型，是很难接近中国经济增长实际的。在增长源分析中，TFP计量是一种手段，要想运用得当，需有扎实的理论积累和独到的生活观察。在经济研究中，生产函数估算是一种语言，它能帮你有效表达思想，但不能为你提供思想。而缺了理论、生活和思想，再好的计量技术也是虚名。青冥剑只有在李慕白手中方能所向披靡，TFP计量只有为通晓理论和现实并善于独立思考的人所用才会真知叠见。还是那句老话：“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功夫不到，光是云山雾罩地玩数学公式，唬人的把戏，当不得真。

（2009年1月26日）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网」(2009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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