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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大国兴衰的文化探索 [打印本页]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6 10:04     标题: 大国兴衰的文化探索

目录
(1)钱静华:大国崛起：兴衰试论与文化探索(第1－第8楼)
(2)宋君健:中国文化现代化、国际化的思考(第8－第13楼)
(3)祝东力:百年中国的“家”与“国”(第14－第16楼)
(4)刘明武:天文·人文·历法 ——重新认识源头的中华文化”(第17－第20楼)
(5)曹金祥:余英时的文化研究方法”(第21－第22楼)
(6)余英时：中国近代个人观的改变(第23－第32楼)
(7)蔡禹僧：中国文明的世界意义(第33－第57楼)
(8)刘澎：中国崛起的软肋——信仰(第58－第66楼)
(9)张文木:欧美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第67－第87楼)


大国崛起：兴衰试论与文化探索

　　

作者:钱静华



人类自有"意识形态"文化之争的所谓历史意义上的民族的"大国崛起"，应该是从哪里算起呢？将如何定位呢？我以为，时间上当是从2500年前算起，理论上应该含有强烈"意识扩张"文化之强势且具泛世界意义者莫属。那么，2500年前，当时我们的大中华在干什么呢？其时我们的大中华还圈在"封建奴隶制"的窝里斗，我们伟大的秦始皇帝距"统一六国"自我疆土的丰功伟绩还整整差了200多年。展望世界，当时的欧美依然还是沉浸一片荒蛮嗜血的文化状态之中。然而，在富庶的中东，在延绵流长的幼发拉底和底的利斯河畔的广袤两岸，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地跨"亚欧非"三大洲的"神"文化帝国已经出现，"波斯帝国"曾经试图扩张"神文化"的意志版图，应该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可以称得上具有"世界意义"文化思维的大国，她无疑是人类大国思维的第一次崛起。

　　"帕萨尔加德"就是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大国意义"波斯帝国"崛起的地方。她的兴和衰，从崛起到灭亡，两个原因值得总结：

　　1，"部落联盟"短暂的军事行政联合，最终没有解决贵族内部相互倾轧的"领导权"问题而实际上是一座沙地巨厦。在长达半个世纪对外征战中，"地方反水"四院频起狼烟，在马其顿强大东侵的亚历山大面前迅速分崩离析，不堪一击！

　　2，"圣战"的神信仰文化意识不具"普世性"。宇宙间的马兹达"MAZDA"（智慧王）即是人类唯一的主宰真神，主旨宣扬强调"圣火"就是真神的象征（中国称为"拜火教"）。"圣战"即善伐恶之战。善神马兹达代表光明，真理与正义的象征！恶神阿利曼（AHRIMAN）代表黑暗，邪和恶的附身！"圣战"即是宇宙天神"琐罗亚斯德教"（即拜火教的主神），率领众天下有义务向宇宙间一切恶神宣战。（一切异教文化都在讨伐之列）无疑，"波斯帝国"狭隘的宗教意识与人类民族多元的宗教信仰意识严重对立而格格不入，形成当时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夹击之势而走向没落。所以，肆意狭裹信仰独尊文化的强加"圣战"意志人类第一次不通！

　　人类在公元前后到近代将近一千多年的时空里，人类的大国第二三次崛起是极其纷争的，主战场在欧洲。期间主要是由两个大国在担当角色并交相映辉。一个是古罗马帝国，一个是奥斯曼帝国。当时的世界版图，虽然有过东方帖木儿的横征铁蹄，有过西罗马时代查理曼帝国的瞬间鼎盛，也有过东罗马时代拜占庭帝国的雄霸威严之后的苟延残喘，但严肃究其统统同属人类历史画地为牢的民族区域之争，辉煌短暂的昙花一现，历史长河的一道印记而已！

　　古罗马通常是指公元前9世纪在意大利半岛中部兴起的泛大欧洲崛起的概念。她的崛起，历经罗马王政时代，罗马共和国，于公元1世纪前后取代波斯帝国而扩张成为又一横跨"欧亚非"大陆的庞大罗马帝国。于公元395年，"罗马帝国"被分裂为东西两部。西罗马帝国于公元476年，亡于日耳曼法兰克族的查理曼帝国之手，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则在1453年被奥斯曼帝国所灭。（简叙不论）首先我们来看看西罗马是如何衰亡的。有3个原因值得总结：1，政治上儿戏，经济方式懒惰残忍。罗马政治元首制下严重缺乏诸如中国皇权道统的世袭继承仪式，即"储君立位"的传统制度，后果直接导致元首大位频繁嗜杀取代成性。后宫，权贵极度篡政乱纲，典型的例子"埃及皇后"便是当时帝国在西非的范本，美貌的埃及皇后成功斡旋于凯撒与将军们之间，如何如鱼得水的波澜糜烂情史。经济基础建立在绝对对奴隶的剥削之上，表面的光鲜遮盖着底层数以百万奴隶的生活真实，奴隶主制下的全社会生活方式是：不求耕作谋长期革新，喜逐分享奴隶暂时资源，崇尚最大限度地依赖享受急功近利榨取奴隶们的劳动价值方式。在繁重的全天候劳动，家庭失所，苦难深渊下，奴隶们的自由空间全部被剥夺，导致生育繁殖严重恶性断层，又随着对外征战的放缓，奴隶队伍资源也逐渐枯竭！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1-13 08:58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6 10:14     标题: 大国崛起：兴衰试论与文化探索(2)

2，罗马贵族荒淫无度，苛政如虎。要知道罗马人如何纵欲，在罗马墓地有一处贵族墓志铭，上面刻着：“浴室，葡萄酒和性毁了我们的身体，可要是没有了它们，活着又有什么意思？”。足可证明当时的罗马人的感官纵欲与精神追求到了病入膏肓的程度。事实上，这在古罗马遗迹上充分记录体现着她们膨涨的文化性格与荒唐的炫耀方式：凯旋门，斗兽场，记功柱，大浴场等。血腥的罗马人整天泡在大浴场里寻欢着作乐，欣赏斗兽场“角斗士”们求生肉搏思索着再掠夺，却从不思考她另一半子民“自耕农”的生存状态，农民没有丝毫分享到掠夺带来的利益分成，相反在极度的苛政下，纷纷破产，为求生计，躲避重税大量逃亡，从而埋下日后兵员补充不足的亡国祸根。

　　3，道德沦丧致国恨家仇，民族呈多元反成患。应该说早期的罗马宛如一朝新生的婴儿，无论贵族和平民其实都差不多贫富，地位，权利基本保持平等。当罗马建城初见繁荣，四方散兵游勇，流浪人员，逃犯，奴隶，绿林亡命之徒闻风涌进罗马，据史料记载，只要登记时说得出父亲的名字就被划分为“贵族”了，由此可见，罗马未来的统治阶层都是些什么人组成的！更为荒唐的是，在罗马贵族普遍的家庭里，虐待奴隶蔚然成风，杀一个奴隶从来不需要合法的审判手续。当某人有求于某人时，通常会把家中的女奴陪客人过夜，或当礼品送人，这些都是当时的罗马人普遍恶俗。也正因为被奴役者的生命之存亡，在罗马人眼里贱如敝屣，所以我们可以明白当时古代很多勇猛的战士宁死不当俘虏的真正原因！

　　当罗马的政治体制由共和转为帝国时代，其时，罗马早期的英雄主义的豪迈气概也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声色犬马的纵欲享乐和变态的怪异行为与丑恶现象大行其道：纵欲，奸淫，同性恋，恋兽癖，自行堕胎，煮杀婴儿等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盛世帝国呈现出一派颓废主义文化败相，而在远方被征服的大地上，异族臣民的心中更是暗潮汹涌，阶级仇，民族恨，可谓干柴期待烈火！在此等弥深裂痕的时代大背景下，当时有一件大事发生了。在罗马帝国建国盛世的第753周年，也就是距今2000多年前的一个12月25日，这一天，罗马帝国的奥古斯都皇帝在号称“永恒之城”的皇宫里寻欢作乐之时，在遥远的巴勒斯坦帝国殖民地一个叫“伯利恒”的小镇，一个名叫

　　玛丽亚的犹太孕妇正艰难凄凉地蹒跚而行。因为要严格遵行罗马政令，每一个外来子民，必须在规定的时间里回原住地去完成登记造册，否则会有杀身之祸。于是经过长途跋涉，玛丽亚终于不支倒在了一个废弃的马槽里，生下了一个伟大的婴儿，这个婴儿不是别人，他就是耶稣，西方后来定这一天为“圣诞节”。不蒂，耶稣苦难的降临，历史蕴蕴已经宣判了罗马的死刑，是罗马自己丑恶的暴行“自作虐，不可活”而自行彻底断送了西罗马！

　　现在简单回头说一说“拜占庭帝国”东罗马，为什么能保持后来将近1000年的苟延残喘？主要是由于当时新罗马“君士坦丁堡”的划时代的建城和启用。2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标志奠定了她的千年命脉：1，代表“基督教”宗教势力的当时五大教区（罗马，亚历山大，耶路撒冷，安条柯和拜占庭）在实施实际宗教的布道效果中一举脱颖而出而独占鳌头！君士坦丁一世力图重振雄霸，收复失地：是对耶稣“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及爱人如己”思想的深度反思悟悔，一种与时俱进，顺应耶稣传道，劝人悔改，转离恶行，宣讲天国的福音和对他所行的神迹肯定的觉醒号召。无疑，以今天的眼光再看西方的发展史，君士坦丁一世的“东罗马”治国根基的开源文化思想，也随着君士坦丁堡辉煌的存在而彪炳西方史册！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6 10:15     标题: 大国崛起：兴衰试论与文化探索(3)

　2，君士坦丁堡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与稳定的经济生活，也是“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可以延续千年的缘由。这里安全舒适的环境和繁荣昌盛的城市生活吸引了全国的知识分子，原先聚集在罗马的文人学者纷纷涌入新都，开办了各类学校。而在此基础上欧洲最早的大学君士坦丁堡大学于5世纪建立。而且后来成为了地中海世界和欧洲各国王公贵族及其子弟向往的求学之地。经济生活的活跃是随着其他各种优势条件的基础形成，它的天然地理优势也发挥出来。各地的商贾，船只和货物统统聚集到了这里，理论上讲，她事实成了当时欧洲的经济中心。更重要的是，拜占庭帝国发行的金币成为了“国际硬通货”，这个西方早期新型的金融理念，事实上就是西方日后“资本寡头”滋生垄断世界孕育雏形的母腹！这一点很重要。

　　可是现实毕竟是现实，帝国西部百年持续经历了数次奴隶大起义，经济几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人口锐减，农业停滞，商业凋敝，各路军阀混战难控，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的覆盖权利也业已名存实亡。历史意欲重新统一罗马大帝国，重振昔日的辉煌事实已经无力回天，强国梦成了未来千年历代统治者理想的“镜中花”“水中月”！

　　人类的第三次崛起，势力盛达“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国范例无疑当属“奥斯曼帝国”。论起奥斯曼帝国，这个与中国历史并列贬称“东亚病夫”的“欧洲病夫”，事实上她的崛起与衰落有其历史的深刻反思教育意义。也许从一开始在奥斯曼一世大帝的心中就充满“宗教情结”和且愿以罗马帝国“血腥基因”的传统文化为傲，这个以土耳其族裔所率领创立的新型帝国，自小亚细亚所向披靡进军占领了东罗马，并定都君士坦丁堡后，就始终以罗马帝国合法血统的“继承人”自居！从此以后，恐怕连他们后来的继承人自己都搞不明白，整个帝国在统治以后整整400多年期间一直处在风雨飘渺，众矢之的的世界大环境之中，一直坚持萎缩到欧亚疆土尽失。为什么呢？主要有三大原因值得今天深刻反思：

　　1，犯了人类早期的初霸“波斯帝国”，唯我崇尚宗教文化信仰“独尊死结”的同类错误。奥斯曼帝国是个典型的“政教合一”的军事型封建国家，素丹是最高统治者，从素丹塞利姆一世开始，极度妄自自诩为天下穆斯林正统的“哈里发”，并实行宗教世袭制来作为延续世界“宗教领袖”这个唯一文化身份。但现实是：“素丹”的凡间“真主”化身意识并未得到当时穆斯林世界的广泛认同归属。

　　2，表面设有完整的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制度，事实上是一个单纯靠军事力量强权维系的，由众多不同民族的松散的部落大集合。这也是重蹈“波斯帝国”覆舟的致命死路。内部分崩离析，宗教，文化，民族习惯格格不入，当强权的主流军事力量一旦衰退，诸多民族支流文化的反抗和独立斗争便风气云涌，奥斯曼帝国的内部崩溃于是呈“多米诺骨牌”倒台的效应一发不可收。

　　3，经济贸易的海路兴起，陆路的“丝绸之路”逐渐萎缩。这一点是奥斯曼帝国被时代淘汰，国势衰亡的惨痛典型案例。当欧洲众多靠海路起家，如荷兰，西班牙，葡萄牙乃至包括后来居上的英法等国，在先期海洋优势雏形时，这个封闭的帝国，事实上是二耳不闻窗外事。经济模式还强烈依赖躺在高赋税，土地人丁税和原始陆路战争掠夺的“温柔乡”里睡大觉，毫无惊醒。不思进取，不谋划未来发展之路，与中国当时有着异地同病之态：夜郎自大，固步自封，不看周边世界大势而昏噩导致自己等着被人宰割瓜分的命运！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1-10 08:15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6 10:19     标题: 大国崛起：兴衰试论与文化探索(4)

人类的大国第四次崛起，应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具划时代文化意义上的一次大国崛起，那就是英国从欧洲群雄千年争霸中一举脱颖而冲刺崛起。历史也永远记录定格了英国在难忘的1640年，那一场由资产阶级引领爆发的，最终虽不彻底但极具超前意识的革命，不仅开创了人类世界近代史以“资本元素”为文化核心的新纪元开端，而且奠定打造了她作为西方特殊“文化主人”的身份，从此，至今还在人类顶端享有不可撼动的，先驱文明文化鼻祖的历史地位！不是吗？是英国资产阶级激进变法的文化革命，适时顺应了当时“资本”历史的汇合潮流而促使推动了英国令世界刮目的崛起，她主要有三大亮点值得历史回味：

　　首先在政治上，最首在欧洲大陆实行资产阶级为合法主导的社会结构和国家意志。推翻了顽固的封建王朝，建立起第一个以君主立宪政体、议会制度和两党政治为特征的新政治体制。革命在现实的意义上，无疑摧枯拉朽加速了西方世界范围内“封建制度”的全面崩溃，直接广泛影响了欧洲乃或北美爆发的一系列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事实上，英国所创建的政治制度为后来的所有资产阶级的国家所效法，以今天的说法称谓，就是意识形态宏观建立了“资本主义”的体制！

　　文化方面，反封建，反神学的人文主义思想，猛烈冲刷了传统固有的封建神学，加速孕育了西方近现代文明，为资产阶级广泛的西方革命奠定了思想文化理论基础。最大化将“殖民文化”发挥到了极致的辉煌，殖民主义列强中最具成功的西方典范。具体深远的文化现象有：移民输出，语言输出和“掠夺资本”循环再输出。

　　经济方面，总体来说，英国经济在全球占有绝对优势的时间段在16世纪末端。历史自从战胜了欧洲海上枭雄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开始，殖民地掠夺经济从此独占鳌头而大发横财，一直延续了整整将近300年的好时光。恩格斯曾经这样描述过伦敦：“变成了全世界的商业之都，建造了巨大的船坞，并聚集了经常布满泰晤士河的成千的船只”。历史更有这样的记载，1851年至1881年，英国国民生产总值从5.23亿英镑上升到10.51亿英镑，三十年里翻了一倍！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拥有的殖民地达3350万平方公里，大约是其本土面积的近140倍，殖民地总人口将近4亿，相当于英国本土人口的10倍之多。大英帝国的延伸领土遍及东西两个半球，分布于世界六大洲，号称“日不落帝国”。更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美国殖民地革命的胜利，直接为本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开拓了更广泛的道路！

　　同时，英国的崛起本身就隐藏着巨大的国家风险，换句话说，依附在资产垄断阶级身上而存活的当时的英国，事实已经被“资本寡头”们狭裹决定着国家命运，这是本文主要阐述的观点。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点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活贩卖奴隶就是证明！

　　是的，自从“资本雏形”的诞生，蜂拥来自于以早期欧洲开明“垄断资本”为核心的家族逐鹿势力，纷纷在想一个问题，千百年来，一个政权，依附以宗教势力不能长久，单纯的强权亦不能长久，财富究竟依附一个怎样的“文化政体”才能最终不致水漂旁落？这就是当时“资本寡头”们前瞻思考的，究竟如何治统人类重大的前途问题。于是，正因为体制内的妥协与利益一致的趋同，从而埋下日后“日不落帝国”的落日衰退也就不足为怪了！在这里，我给大家亮一段故事，看一组家族“寡头资本”的起家记载：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6 10:20     标题: 大国崛起：兴衰试论与文化探索(5)

历史上，大家应该都知道美国的摩根家族，肯尼迪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她们曾在20世纪为美国创下的丰功伟绩应该是有目共睹的。但在近代史上，有多少人知道培养这些美国大家族的先生是谁？欧洲有一个叫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曾经为英国立下汗马功劳而崛起故事的人就不多了。因为这个家族隐蔽很深，从不张扬。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祖籍是德国犹太人，有五个儿子，在近代史上，曾经分别控制了伦敦、巴黎、维也纳、那不勒斯、法兰克福、纽约和柏林的金融行业，他们以唯家族的利益为准绳，各自为战成为了欧洲金融市场呼风唤雨和左右政局的最大资本力量！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国际舞台上活跃了二百多年，对欧洲和世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个家族的名声之大，能量之足，从以下几段早期欧洲的辉煌记载，我们便能掂量出这个家族真正的战略野心是什么？   1833年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在不列颠帝国废除奴隶制以后，曾拿出2000万英镑用以补偿奴隶主的损失。（什么目的？）

　　1854年，他们还为英国在克里米亚同俄国的战争提供了1600万英镑的贷款。（为什么资助英国？）

　　1871年，他们又拿出了一亿英镑为法国向普鲁士支付普法战争的赔款。（为什么由罗氏家族赔款？）

　　他们还控制了整个欧洲的铁路，所有法国给俄国的贷款，都是由该家族提供的，在美国内战期间，他们实际已经成为联邦财政的主要财源。

　　期间，值得一提的是 1815年6月18日的那一天，这个日子不仅是拿破仑和威灵顿两支大军之间的生死决斗，也是决定千万投资者押宝英法输赢赌博的日子。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近郊展开的滑铁卢战役，此时，两军经过一天殊死的搏斗后，傍晚时分拿破仑败局已定。然而，也是此刻，有一个叫罗斯伍兹的罗斯柴尔德战况间谍亲眼目睹了战况后，立刻骑着快马奔向了布鲁塞尔，然后转往奥斯坦德港。当罗斯伍兹跳上了一艘具有特别通行证的罗斯柴尔德快船时，已经是深夜时分。第二天6月19日清晨他到达了英国福克斯顿的岸边，老板内森?罗斯柴尔德已亲自等候在那里。当内森得知战况信息，不动声色当即策马直奔伦敦的股票交易所。

　　伦敦交易所当时一片猜测，只见内森神情木然地坐上“罗斯柴尔德支柱”的宝座上。一扫眼神，蜂拥在他身边的罗斯柴尔德交易员们纷纷扑向交易台开始抛售英国公债。刹那间，交易大厅沸腾了：“威灵顿战败了！”！“英国战败了！”！一时间，人们象疯了似的抛售英国债券，所有的人像触电一般回过味来，抛售终于变成了恐慌。人在猛然失去理智的时候，跟随别人的行为成了一种自我强制性行为。每个人都想立刻抛掉手中已经毫无价值的英国公债，尽可能地留住一些所剩无几的财富，经过几个小时的狂抛，英国公债实际已成为了一堆垃圾，票面价值仅剩下5%！

　　此时的内森像一开始一样，仍然是漠然地看着这一切。他的眼睛以一种不是经过长期训练绝不可能读懂的眼神轻微地闪动了一下，但这次的信号却完全不同。他身边的众多交易员立即扑向各自的交易台，开始买进市场上能见到的每一张英国公债。人们哪里知道，官方的消息比内森·罗斯柴尔德的情报晚了整整一天，致使内森在这一天之内，实际狂赚了20倍的金钱，超过拿破仑和威灵顿在几十年战争中所得到的财富的全部总和！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6 10:40     标题: 大国崛起：兴衰试论与文化探索(6)

滑铁卢一战使内森一举成为英国政府最大的债权人，从此主导了英国日后的公债发行，英格兰银行就此牢牢被内森所控制。当内森手中攥着具有压倒性优势数量的英国公债的时候，他实际上操控了公债的发行价格，从而左右了整个英国的货币供应量，英国的经济命脉从此被紧紧地捏在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手中。

　　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法国路易十八的控制亦如出一辙，先散布不利谣言，使法币大跌。法王不得不向罗氏银行借贷，由此控制了法国金融。而德国是这个家族的发源地，他们的银行及其代理亦将德国金融操控在手。从19世纪开始，罗氏家族便成为整个西方金融幕后的最大操盘手之一。由此可见，如果我们今天把英国衰退的历史原因仅仅还是停留在传统狭隘的认知上，便是小看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了！传统解释英国衰退的原因有其三大理由：1，二次大战人力物力的全程消耗，国防重工业遭受纳粹毁灭性轰炸，战后需巨资重建。2，英伦三岛地腹狭隘，没有纵深资源有限。3，“英联邦”体制松散，海外各殖民地大闹民族独立。这三大理由固然有其历史的解释，但我以为导致英伦三岛衰退最大的原因应该是资本的“聚宝盆”北移，一个被资金抽空的伦敦才是最要命的！是“资本寡头”们看懂了美国的潜力，找寻到了未来构思打造统治人类的永恒蓝图和“金融体制”战略大前景的西方歇息地而集体落户了“曼哈顿”，事实上，是他们刻意扶持拥戴了“美利坚”崛起，才是英国衰退的最大成因。

　　美帝国，人类民族第五次最具迷惑而成熟的霸权崛起。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从独立到今天才只有200年，即使将殖民地时期算进去，满打满算也不到400年，那么凭什么在短短的历史时间内，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模式，其发展之快，规模之雄，堪称世界一杰？当17世纪初，第一批英国移民登陆北美海岸时，北美大陆还是一片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荒蛮世界，当时的主人，土着居民印第安人在广漠的森林草地上仍安享着一种粗旷散漫的游牧生活。然而，神秘的“不速之客”降临了，赶尽杀绝到了19世纪末，美利坚斗换星移，荒凉的北美大地上，到处阡陌纵横，烟囱林立，机声盈耳，铁道公路蛛网交叉，高楼大厦参差栉比了。

　　工业生产世界第一位，农业生产超越一切国家。更玄的是，两次世界大战成功运筹帷幄后发制人而突飞猛进，战后的世界秩序因而一锤定音，从此唯美是从。人们在啧啧惊叹美国迅猛神速的同时，历史是否有人问上几句：这到底凭的是什么“神助”？这位神秘的“上帝”究竟又是谁？那么今天，我来告诉大家：他们就是曾经舍弃了英伦旧主，良鸟择木而栖“美利坚”的一帮胸怀世界的“资本寡头”们，正是有了他们，美国崛起了，他们从此就成了美国的“家长”！试图并以今天看来足以成效的速度，（苏东体制瓦解成功）继续向世界人类民族的大“家长制”这个“宝座”实施最后目标的战略冲刺！这个目标以今天看来，不是别人，就是当今“和平崛起”的中国中央集权体制。以下，我至少有四大方面来论证我私家探索的观点。

　　1，政治方面：美国没有经历过封建社会，建国开始便是三权分立，是最完全，最彻底的资本主义政体移植。是“资本寡头”经过精心改良，刻意抛弃宗主国英伦的君主立宪，传统上保持了议会制度和两党政治竞争为特征的一种新政治体制。（最具迷惑性，两党在同一体制内，无论怎么斗都为“资本集团”独裁服务）理想完成了在北美大陆的未来政治战略构思，由一张白纸可以画上最美蓝图的最初设想。（美国摆脱宗主英伦的“独立战争”是最好的诠释）

　　2，金融体制。美国早期完全奉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资源全部由市场调控，这一套完全彻底照搬全抄英国起家的原始模式，经济发展虽然较快，但手法太露骨，内部纠葛的分裂很大。为了解决资本利益在国家地位的绝对掌控，1908年，资本寡头们团结起来为“华尔街”度身订造的《紧急货币法案》出笼，始作俑者就是赫赫有名小约翰·洛克菲勒的岳父——奥尔德里奇。他提议：美国在紧急情况下，应该为银行发行“货币”立法，建议联邦各级政府的债券和铁路债券作为抵押，以作保障。这个提议，表面看似公平，实质最具祸心！你想，利益我得，风险全由政府和人民来但，这种好事是千百年来，多少银行资本家们一直敢想而做不成的梦寐以求啊！于是，经过整整5年的精心斡旋，反复的甄别筛选，1912年，基于《紧急货币法案》修改而成的《美联储法案》在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森，这位史上最不懂经济的总统的任上得以了实施。于是，“美联储”的成立，标志着美国国家的新主人从此荒唐地横空出世！往后的事实也雄辩地证明，一个今天借债还钱，欠下“美联储”50多万亿的美国国家和人民，前景最终是逃脱不了可怕的经济地震的。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6 10:42     标题: 大国崛起：兴衰试论与文化探索(7)

　3，“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建立。如果把“美联储”这个阴谋机构算作是一套建立在美国国家本土利益基础之上的话，那么，“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阳谋成功出笼，便是一副从此架上了世界各国经济咽喉的温柔“软绞索”！出笼背景介绍：大家应该都知道“黑色星期二”这个美国股市历史的名词吧。因为那一天是美国纽约交易所成立112年以来历史最疯狂的一天，那一天，也就是1929年10月29日星期二早上10点，纽约证券交易所刚一开市，猛烈的抛单就席卷而来，所有的股票成了烫手的山芋，不计成本，不计价格地“抛，抛，抛”！道·琼斯指数一泻千里，股指狂泻跌幅达22%！美国钢铁公司65万股坚挺的股票当时以每股179美元出售，竟找不到一个买主，鬼使神差就像传染病一样，所有的股票全部下跌，数字全无意义，股票成为了废纸，大崩盘降临了。当天一个煤炭公司的老板，惊心动魄看着无限下跌的指示板，瘫软倒地死在了他的经纪人的办公室里。无数昔日的“百万富翁”们一觉醒来已经一贫如洗，成千上万的所谓的富人们，顷刻之间变成了“无业贫民”！此后10年，美国事实上堕落成了一个犯罪天堂。

　　对于美国来说，当时的社会各界都在反思：这个“噩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其实，原因很简单，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了美国千载难逢的黄金机会，美国利用战争的后发出手而大发横财。战争后，美国从此由债务国一跃成为了当时世界最大的债权国，一举取代了伦敦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经济的突飞猛进，带来的是股市一派牛气，对于最大操盘掌控的金融家们来说，无疑是又一个黄金时代来到了。为了吸引更多的社会游资，尔虞我诈的奸券商们雇佣了大批股票推销员，在城市的街道，乡镇的贸市，千家万户的门前，人流熙攘的车站码头，广泛宣传炒股的好处，但从不提及股市的风险。那时，民众炒股的热情被充分诱惑，入市炒股成为全民的投机行为，热到甚至连宾馆门口擦皮鞋的小童也会向顾客奢谈介绍当天的投机股！

　　更有甚者，当股市泡沫崩溃后，经济大萧条来临，为了转嫁危机，1930年6月，美国国会又通过了一项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该税法不耻将所有关税提高了20%，恶性导致了其他各国竞相效法报复，报复的结果：令整个20世纪30～40年代初，世界实际进入了一个无序失衡的时期，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劣迹遍布全球，56个国家的货币相继贬值，都以恶性循环来保证减少进口而增加出口。正是在此种世界经济形势恶劣背景的大环境基础上，于是1944年7月，“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正式粉墨登场，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建立。它们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前者负责向该成员国提供短期借贷援助，目的解决保障国际货币体系的金融稳定和无序；后者主要负责提供援助中长期信贷来促进成员国的经济复苏。最重要的是，从此“美元时代”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目的真正确立。在以后世界发生的所有事件中，“美元攻势”在现实世界上是无所不摧的，事实上，今天的“美元攻势”已经成为我们中国对美元渗透的最大的心理恐怖了……

　3，“普世价值”输出，即：打造实现“自由民主”体制全球的一体化。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着重谈起，美国所谓的民主，她是由超强的武力，巨大的财力和强劲的文化力支撑的。这三位一体的动力来自于资产阶级们历史齐心打造的利益核心，缺一不可！武力将保障“货币”在世界流通无阻，文化力占领世界喉舌的至高正义性，而财力通过武力和话语权得以更大范围的世界获取！这些通透的“政治悟性”，美国在历史上曾经付出过极大代价才取得的。历史上的美国，曾经先后有7位总统在任上被谋杀，为什么？那些死去的伟大的“冤魂”，不是为国家争取更大的自主权，就是企图改变“印钞”的发行权。直接或间接前赴后继为推行所谓的“自由民主”作了历史可怜的殉葬品。这些血的惨痛历史代价在美国开国前后整整约一个世纪的岁月里，朝野上下备受煎熬，真正受够了“民主自由”的伟大折腾！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7 13:06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6 10:43     标题: 大国崛起：兴衰试论与文化探索(8)

　美国有一位《独立宣言》的签字人曾经不无感慨地说：“民主是国家的恶魔之最”！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执笔费雪说：“民主是包藏着毁灭其自身的燃烧物的火山，其必将喷发并造成毁灭。民主的已知倾向是将野心勃勃的号召和愚昧无知的信念当成自由来泛滥。”。于是既然“民主自由”是把双刃剑，他能伤及自身，更能刺向他人！也正是基于国家百年来在“民主自由”的理念上，“贤哲与资本”在重大错位的对决和妥协中，历史上，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战略目的同出一辙，1945年，也就是经过二次世界大战洗礼而一举崛起的美国，在他的布局下，利用站在消灭了“法西斯”这个绝对道德的制高点上，联合了昨日大哥英国，精心修改了1941年两国公布的《大西洋宪章》，促拥着“联合国”划时代诞生了！联合国的成功建立，标志着美国“资本集团”彻底打通了一条通往人类世界民族充当“大家长”的光辉道路。为所谓“普世价值”的规则推行搭建了二个战略平台：1，平庸性摆设的各个委员会的平台设置。实践表明，此设置从此唯美所用，实质的话语权实际由领袖美国所定夺掌控。2，“自由民主”理念输出平台。输出的内容可以大相径庭，但最后的结果不能偏差。即“渗透国”必须由体制外向体制内挪移，实现所谓全球一体化的“民主体制”！

　　泛泛综述缀叙了以上4大方面，美国从一张白纸设计到雄霸天下一手遮天的崛起故事，其中，“资本”是她的核心，光鲜包装的体制文化是她披荆斩棘的开路先锋。知道了这些，今天中国崛起的脚步应该明朗化了。因为，面对历史所有的每一次大国崛起，一个奇特愚蠢的文化现象始终不谋而合而殊途同归，那就是：都预先设计好一套“精神枷锁”试图强加于别人！无论是波斯的神意识还是罗马的征服意识，抑或奥斯曼依然有样学样罗马帝国的血腥意识！以至包括英国近代的殖民傲慢和今天霸权美国的民主输出。统统路标式的在警示当今的中国——我们崛起的文化身姿是什么？既然设定的是“和平崛起”，那我们与之“共处”的具体行动该是这样的：

　　1，始终清醒地站在体制外与国际“资本”怀柔相拥，不偏不倚与其打成一片。设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因为和平与强权是一对矛盾体，所以一旦交恶，力争做到坏账投鼠忌器，切肤也伤筋。战略上要充分认识，资本的贪婪是毁灭性的。坚决保证国家的底线，在金融货币战线上我自独善其身的自主权，这也是我们今天临驾于一切问题的重中之重！毫不犹豫铁腕采取资进我迎，资撤我堵，资逼我退，资蚀我查十六字方针而严阵以待，战术上真正做到利益谈判不惧怕，切记：中国是当今天下最大的繁荣经济体，依附，是资本死不改悔的“本性”！

　　2，始终保持敏感的政治嗅觉。不要心存幻想西方的“上帝”送来民主福音！要学会平心静气谆谆告诫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二会代表们可以担当此任）今天的世界，要获得一个民族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自由，首先是获得经济的自由。经济是大前提，经济是决定政治的保障，只有在国家安全绝无偏差时，政治的改良才能亦步亦趋！

　　3，利用一切渠道加强党的宣传力度。是时候向人民和世界反复强调历史真相：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的文化是包容多元的，我们的“亚非拉”策略和我们的“不称霸”承诺更是有目共睹于世界！而统领各帝国主义的大家长：“资本集团”们，她们百年来视任何“国家利益”于掌中玩物，劣迹斑斑遍布于世！今天又不耻翻版“阴谋演变”驰骋中国，利用培植“中国宪迷”和“中国寡头”企图里应外合而同流合污颠覆临驾于我们这个民族！这样的险恶事实，中国国家“精英政党”，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应适时有理有据，从上至下，向全民解惑误区，向世界表明强硬态度：中国共产党从来视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来“不缺德”！

　　最后，一句话总结：只要我们为国家的利益坚守我们对真理的求索初衷，矢志不渝为民族的大多数谋取利益，我相信，我们这个民族千百年来，大道无痕的“和平”延续追求理念必定惠及周边而辐射世界。人类民族最终真正崛起的意义不是占有的“统霸单级”，而是一个代表民族文化普及含量的“人类比重”！这个目标：

　　谋万世者，大中华“和”文化之道也！

文章出处:「草根网·草根智库」(2009年6月5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6 10:48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7 08:51     标题: 大国崛起：兴衰试论与文化探索(9)

中国文化现代化、国际化的思考


作者：宋君健



此文是对当代中西方文化对话和冲撞的深层思考。以欧美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在文化上的自我超越而完善了西方文化的结构、改变其属性而快速发展为论据，综述了人类文明自然发展的渐进过程和自我超越时快速发展的差别。从我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社会心理和行为准则四个方面论证我国当代的主流文化具有人类古文明的特征。并论证了它是造成中国当代社会经济和体制上存在结构性缺陷的内在原因。对我国文化独有的因素与西方文化“普世价值”差异太大而在世界文化对话中可能产生误会、隔阂甚至文明冲突表示深深的忧虑，最后提出尽快地再次开始我国社会的文化启蒙，加速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国际化的进程。为人类文明和国际社会贡献有益的文化资源。

Ponder the Moder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ed of the Culture of China


Sung Chun-chien



　　This is the 4th piece of the macro-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ultures of Chinese and the Western and expressed the deep reflect on the dialogue or collide in the flaws of the two..According to the European the Renaissance and Religious Revolution, structures of the western culture were being perfected and developed rapidly are stressed, .it shows the difference two ways of natural evolution and self-overstep in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one culture.With the analyze of the ideology of  value, the mode of thinking ,social psycholody and the principle of the conducts,it proves tha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of the characters of civilization of ancient times and it results the shabby in the reformation .And wary about that there may be some misunderstanging,estrangements even if conflicts of the civilizat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Enlightenment and renew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re put forward.

　　　

一 文化的渐进和自我超越有着不同的发展速度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是一个由家庭、家族、宗族、部落再形成民族的渐进过程，在此过程中各种文明经积淀固化成为各民族自己的文化。各种文化形成和沿续之路有曲直快慢，地域由小到大。在古代互相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各种文化大都顺其自然地演进，经过挫折和停滞或发展都具备了各自的特点。他们的表层特点以国家版图和和社会组织为支撑，很长时间内还以血缘和人种和肤色为标志，以语言文字为载体，文化的内核是民族成员的思想信仰、观念意识乃至风俗习惯。载体的特点是外在的有形的，核心观念的特点是内在的无形的。有形的方面会随着自身和周边人群的状况而改变。两种文化的接触和改变或来自身扩展的愿望，或源于外部其他人群的生存发展的意愿和行动。行为方式主要是武力征服与贸易交往、杂处通婚两种。

　　和与战这两种方式是古代人群间的必然关系。征战能解决文化表层即物质资源的矛盾，改变对方有形的特点，却未必能更动其无形的特点如精神情感、风俗习惯等文化的内核。战胜方的文化水准如低于对方则可能反被对方同化。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共同对此作了验证。和的方式是双方的无形特征互融于无形的过程。但不同的文化内核使不同的人群很难互溶，彼此间观念系统、价值取向等深层的矛盾极易引发文明的冲突。这种冲突远比因资源或实利导致的冲突更为惨烈，往往不是局部的和有限的。如果实力相当，将是没有获胜方的毁灭性的冲突。人类历史上犹太民族数千年流浪，欧洲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带这种色彩但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文明冲突。持续了上世纪后半叶的冷战可算是两种观念和制度不同但器物文化相近的文化对立，好在在韩战、古巴导弹危机、越战后文化冲突还没全面展开就以苏联一方的解体而结束。

　　古代世界相邻的人群为生存环境利益因素争斗虽然频繁，但多在邻近使两种文明中展开。既然相邻，文化就有相近或类同之处，互相兼容相对较为容易。在后工业文明时代的地球村，全球化趋势已基本形成，贸易壁垒已淡化，各方物质资源的交流大多在贸易中解决。发生碰撞的双方可能是两种相距甚远，时空差别很大、内核属性完全不同因而很难兼容的两个文化系统。冲突的双方也并非纯为资源和经济因素，可能是制度和观念而形成两种文化的冲突。人类世界现存的基督教文明、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三个体系差异明显，后二者较为接近，如何互溶为未来的世界文明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今年逝世的美国学者亨廷顿{1}对此曾有预言，但愿不被其言中。

　　一个文化系统内部发展规律是，在面临某种契机时如能实现自我超越，确立新的坐标就可能使社会转型和民族腾飞来得迅速和顺利。欧美的近代文化和我国西学东渐的150年就是成功的例证。五百年前的欧洲由中世纪的古文化向近代文明快速的转变是在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期间完成的。英语renainssance的本义是再生, 译为“复兴”并加上“文艺”两字系中文译者按其内涵所作的意译，也并不确切。最初确是意大利文学家艺术家发现200余种古希腊典籍, 觉其大义与风格和中世纪的神权文化迥异, 充满人性意识和哲学思辨，心向往之。遂立此为改进的目标。百多年的文艺复兴远超了文艺范畴。它涉及到了社会文化的全部价值观念和典章制度体系。南京大学徐新教授说：“西方文明史上没有哪个时代的变化如此之大, 涉及范围如此之广, 造成的影响如此深远。中世纪的一切, 包括制度、宗教、经济、思想社会、文学艺术都受到了挑战。”“他所确立的权威和标准受到蔑视。 旧有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解体了, 一种全新的、具有现代精神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形态形成。”在论及此后的文化启蒙时徐先生也写道：“由文艺复兴奠定的人文主义传统被进一步弘扬与升华。以理性为主要特征的运动在100年左右的时间内把西方文明自近代以来崇尚的自由、平等、 民主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成为一种传统, 并传遍整个西方世界。”（2）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7 09:08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7 08:56     标题: 中国文化现代化、国际化的思考(10)

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对欧洲中世纪的文化的清理与更新所取得的伟大成果除了马克思所赞扬的，在150年中产生的物质财富超过人类有史以来所有财富总和的三倍之外，还开创了人类文明史上立宪民主和科学昌明的这两个人类文明前所未有新时代。迅速完善了西方文化的结构，形成了跨时空的6个板块，这就是：古希腊文明的哲学思辨方法、古罗马文明的规则和法制意识、中世纪文明的普遍信仰和宗教情感、文艺复兴后的人本主义，文化启蒙和工业革命带来的科技昌明、起源于英国完善于美国的代议民主制度。六者合一，使欧美崛起并超过其他曾经很发达的古文化系统而领先于世界几百年。分析西方文化的这六个组成部分可知，前两个板块是对古文化的跨代选择继承；对中世纪社会文化既是超越也有继承。后三个板块则是建立新的文化坐标后的原创。学界将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定为人类近代社会的起点不无道理。欧洲因此不光完成了各自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而且成为人类诸种文化中的先进文化体系，引导人类文明告别古代，进入了近代社会。

　　此中形成的以人本主义为基本特征的新教文化，特别是其集大成者，清教伦理和行为准则由英国的清教徒WASP（3）移植到美洲新大陆成为美国文化的直接源头。经历了其立国之前近200年的社会实践后,在弗吉尼亚地区形成了拒绝专制大一统,实行民主自治的政治传统；在包括今天6、7个州在内的新英格兰地区形成了清教追求独立、自由、生活勤朴，努力工作的道德伦理和积极的处世态度；在马里兰地区形成了思想宽容,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的社会环境；贵格Quockers教派孕育出的珍视生命、反战争、反暴力的的社会心理(4)；他们为今日的美国文化各自贡献了一种或数种文化资源。清教文化和洛克的“人民赞成”的民主理念影响了华盛顿、富南克林、杰斐逊等美国的一代开国元勋pilgrims(5),他们的信仰通过“大陆会议”反映在《独立宣言》中。《独立宣言》的精神通过”制宪会议”体现在《美国宪法》里，200多年来成为了美国主流文化的底蕴和基石，美利坚民族的道统。在短短400年中,这一年轻的民族具有了既不同于东方也不等同于欧洲的文化体系。其发达和先进程度迅速超过了其文化母国，对世界的影响举足轻重。

　　反观我国近代160年来的文化反思有两次高潮和两度断裂，使我国社会始终未能确立新的人文坐标，至今仍处在体用矛盾之中。所谓“中体”指我国的观念文化即道统和制度，含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两个层面，体现在经、史、子、集当中。“西用”是使用西方文化的科技发展物质文明,富国强兵,为己所用。张之洞一辈提出体用之说是中国人在西学东渐中对两种文化相互关系的首次表态。在当时要力敌朝野的非理性排外的种族激情，实施救国图强的振兴计划十分中用。既符合两种文化交融初期的规律，良好的历史效应也有口皆碑。无疑是国人长足的进步，停滞了近千年的中国文化被注入了活力，由此踏上了命运多舛的现代化之路。着实是民族之幸，哲人之言。但中国和西方这两种文化是在各自封闭的环境中长期积淀而成、全无亲缘关系得两个独立系统，内核差异殊多。我们用本土文化的观念意识和典章制度来承载和支配外来的物质文化并不协调。此后的种种矛盾、低效、痛苦、反复均由此而起。因此体用结合之说不是最佳也不可长用，百年之后便是迷途。

　　

二  我国当代社会带着明显的古文化的烙印



　　一个文化体系是个整体，观念、制度、器物三个层面必须属性相同，表里不一就是结构矛盾。就像那次上海合作自治会议上与会元首们着中式上服合影之后，近年就有人穿“唐装”或曰汉服显形于市。我国古代上衣下裳讲究相配。今人不识唐代服装而把清代的短上衣误为唐装。人们会错了意，表情就有了毛病，穿的是清代的马褂。这种“满装“当年曾被汉族的洪秀全一伙骂作妖服，也为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党人所不齿。今人穿着它还下配笔挺的西裤和摩登皮鞋，这和某人如上著西服，下穿中国旧式折腰裤，足蹬麻鞋一般不协调、很难看。这类搭配在百年前被国人称为“二毛子”装。如今倒被目为唐装了。真正唐代那种宽衣大袖的长袍，他可能又不想穿。衣着还只是带点风情的器物文化，不中不西都别扭，何况整个社会文化。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7 09:00     标题: 中国文化现代化、国际化的思考(11)

百多年来中国人最大困难和的痛苦就在对待中西两种文化的态度上处于灵魂与肉体的冲撞之中。不忍舍弃本土文化，又选择不出哪些可与时俱进的元素加以弘扬，要发展，外来文化不学不行；用其中部分感到低效变味，全面学习又于心不甘，恐招唾弃。百年的迷茫就是哲学上的二律背反。就是要兼得鱼和熊掌的心理图式。这种古国常有而并非必有的文化心态定不下我们的社会目标。日本就没这种折磨和折腾。太和民族古时学我国唐代，被汉化，至今他们也承认。他们近代学西方，竟以“脱亚入欧”为文化目标，经“兰学时代”而崛起，早成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他没亡国亡种，还保持着不少自有的国粹其实是我国唐文化的遗风，比如用龟山、龟田等词做人名，茶道，大招提寺、鉴真肉身等。我国古文化的超强生命力和惯性使主流社会保持着古文化的精神状态和价值体系，物质方面的生产消费又想与国际接轨，面对这种内在冲突最好的办法那就是跟着感觉走。“摸着石头过河”虽是不得已而为之，但确是务实的至理名言。后世轻狂者不可讥之。只是一个民族的行进，势不可挡，尾大不调，前沿摸得到的感觉后随者难以同步感受。免不了要喊话，调整而多耗人力和时光。与正对路标标而行，能耗大点，速度慢些而已。

　　我国近代与西方社会的关系经历了敌对（1850—1900）——盟国（1900—1949）——敌对（1949—1979）——合作或战略伙伴关系（1979—2009）四个阶段。两度坎坷反复，多半还是缘于我们自身的原因。我国社会发展较快的两个时期分别是上世纪初的五十年和最近的30年。两次都是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时期。第一次从引进西人的“奇技淫巧”到制度模式再到了观念形态，只是后二者未及深化，但我国叩响了近代文明的大门。第二次尚在进程中，引进外部的资金、技术、人才到管理模式和输出资本，30年内经济总值翻几翻。一跃成为世界第3大经济实体，体制和观念也未及更新。这不是巧合是必然。历史的启示应该认同：一，改革开放，与外部世界交流则国兴！闭关自守，我行我素则国衰。而落后就得挨打！二，不同文化间的暴力对抗是两败俱伤，弱者愈弱的下策。在国际和平环境中的合作、交流、发展才有利于各方。

　　人居的地球只有一个，生产与科技已经使东西方社会不可能再像古代那样各自封闭地存在。我国现在可以主动地与世界文明平等对话，参与国际秩序的构建已成大势。可是我们自己的价值体系和西方的观念如何相容，中国文化有哪些元素可以向外输出，成为人类普世价值或曰一般价值的一部分。当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处于这历史的路口，面临着这两个严肃的文化难题。

　　我国现时的社会心态看似刚劲其实仍是弱国心态：积贫积弱时以祖先的光环自慰自豪，仇视强者而不从自身找原因。国力有了发展，泱泱大国的故态复萌，把任何具体成绩都视为争光雪耻。过高估价自己，非理性的排外情绪斥于网络和民间，与百年前的义和拳民有几分相似。好在决策层稳重冷静，不为所动。中华文化真的现代化了？与发达国家不用对话而非要“叫板”吗？

　　反思150年西学东渐的历史，中国文化开始与西方文化对话时我国是弱者，处于被动。文化交流是单向输入，大势是西学东渐。在晚清第一次体制内改革开放的50年中，发展呈依次深化。中间变乱频仍的50年是器物文化呈螺旋形发展而体制与观念滞后；西方文化的民主与科学这两个基因相比，科学技术虽屡经曲折到底还在发展而民主法制却是姗姗来迟，没有同步。

　　第二次体制内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年，物质文明大发展，经济已经转型，国力大大增强。已有以大国姿态置身国际的硬实力，承担大国义务也理所当然。但是，基督教文化的外向性和儒家文化的排外性，强国之间如因各自的观念意识、价值取向乃至制度不同如产生分岐导致纷争，对国际秩序是祸是福?国际社会能否和谐？我们的前人没具备这种能力，故无须思考这一问题。中国社会对内如何协调地发展，对外如何和谐地融入国际社会，为人类文明贡献那些有益的文化资源。当代中国的理性思考正其时矣！

　　科学地看，国力分硬件软件两种。凡能以数据描述的经济指标均是器物文化，是国力的硬件和基础，是文化的表层。光有硬件不够，只有软件即文化的内核也同步发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强国，社会才能持续发展，才是整体上先进的文化。美国的发展有其七八个硬件和软件上的原因。毋容讳言，我国在文化在观念和体制两个层面还明显滞后。在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公共权利和责任，社会风貌等方面都未能同步。这些都可能制约我国的发展后劲和在国际社会的能量释放。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7 09:02     标题: 中国文化现代化、国际化的思考(12)

　　我国不少的观念还停留在中古时代。比如眷念专制独裁的大一统，向往明君贤臣的开明统治；漠视自由、独立、平等、公正等近代文明最基本的价值。国人的天下观有两个特点：一是信奉家国一体，成王败寇，鄙视和不尊重失败者，崇拜权利等那些以古人类和的动物食物链为依据的行政等级观念的政治伦理。家国一体本来只是帝王的需要。做为人王，他们既不敢象狮王那孤身御敌，也不呵护群体的成员。只会“朕即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疆域愈大，历时愈久，王者权力愈大，财富、美女愈多，宫殿、陵墓更加辉煌，贪欲得到最大的满足。秦皇汉武，唐宗明祖莫不如此。遇有战乱就一边惊呼“天下勤王”一边仓惶逃窜。周王室、唐玄宗、西太后路不绝尘。百姓总是炮灰和离乱之犬。平民与“天下”的关系只有劳役和捐税，不得分享任何国家财富。这种只有奉献义务而没回报的野蛮构架只是帝王的家天下。所谓仆射、司马、青州牧等官名明白表示官僚都是皇帝家奴和牧羊犬，百姓是牛羊。我国以吏为师，两千年来的大学问家全是官僚，李斯韩非、司马迁董仲舒、孔明陶潜、魏征房玄龄、李白杜甫、韩愈和“唐宋八大家”王安石范仲淹朱熹等无人例外。“齐之以礼”的儒家教化和“齐之以法”的法家残杀，把天下人变成会说话的工具以便于王者“使由之”；他们把天下为私的家国一体巧变成民众意识，诱导天下人为王者“进亦忧，退亦忧”，处“江湖之远，庙堂之高”都深恐“高处不胜寒”。中华古文化的道统就是官学。即使那帮揭竿的暴民也仅想自己登上食物链的高端，“成者为王”，让臣民慑于淫威和欺骗，接受这伙自诩“天人合一”的窃国大盗并山呼万岁并不会讲重人道，还政于民，也就是他家世世代代为民作主。

我国古代“天下观”的另一面是以“中央之国”自居，万方皆王土，万国应来朝。从司马太公作俑将人的生命道德化以后，我国文化就开始赋予王者强人将他人的生命分为“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私权。背弃孔子“仁者，爱人”且爱及动物的原义，也与西方文化“珍视生命”的终极价值开始分野。国人的生死观是“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或者“好死不如赖活着”，这种价值观加上喜爱红色、不怕流血、膜拜君主的武功等形成了崇拜暴力和轻视生命的潜意识。兽性在人类古文明中的残留也是我国社会反复折腾，少有安宁的祸根。近世对于这种野蛮的价值观非但没加改造反而愈添了光环。与国际主流文化的人道理念近乎对立。

　　传统文化留给国人的线型思维方式不是孔孟的中庸之道而是偏执一端的一元化判断方式。由此生成思想和行为上的一边倒，不宽容，容不下反对派，听不近不同意见而使中国文化缺失民主的基因，成为专制独裁的沃土；此外，我们重整体而轻局部、重结论而轻结构、重结果而轻过程的思想方法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助长了千年不衰的教条传统；惯于继承的传统遏制了创新机制，使人重祖泥古；重感情而轻理智；重人格而轻才智；专制高压下衍生大量的犬儒、游民、刁民、暴民唯独不可能产生公民；由愚民政治铸就的他律型价值观导致人们没有独立意识，人云亦云，随波逐流，除了王权指向就只有集体无意识；兵家理论的虚诈和心计使社会缺失了系统，老实人吃亏；贫困的社会和等级观念共同导致了普遍的特权欲望，社会的公义慈善意识匮乏；

　　传统的行为方式的特点是重目的而轻规则，重现实而轻信仰，日子稍好就大肆挥霍。举国上下一起浪费，凸现出宫廷气派和帝王的张扬。轻规则在中医、体育运动和民间技艺中反映最典型。他们大多只能局限于本地本门派而不能社会化，难以国际化。武术门派林立，不少门派就建立在拳师个人甚至神话传说上。20年前上演的几部功夫片提到的地名，那几个地方的拳术霎时间就风生水起，武校武馆火爆。影视业为造势而发的广告词中的胡吹什么人救过某皇帝，顷刻变成了该地的文化景点，子虚乌有却大言不惭地走向世界。由于各门派自立规矩，没有社会性的规则，国内比赛就很困难，进入国际体坛如何行得。民间技艺不是祖传就是秘方，在神秘中无法推广。药商为占领市场还抬出古人，哪怕是尸体也行。三十多年前有个古墓出了具女尸，立马有人借尸还魂，用作养生保健品名，这具女尸享年不过55岁。如何养生不能自然其说。无奈这汉魏玄学就有人信且愿意掏钱。

　　由于不重理性，当代社会严重缺乏科学意识和科学精神。我们在生产消费层面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准，但社会的愚昧与迷信的误区俯拾皆是。君不见，满身披挂洋服洋装的高等华人热衷于占卜风水和算命巫术，生前为求长寿而过分信赖并滥用保健品，为死后荣华先建造活人坟墓，与秦始皇何其相似。国人因笃信鬼神，对迷信甚或邪教分外痴迷。诚然，我国是民族国家而不是宗教国家，中华文化属于世俗文化也非宗教文化。作为思想支柱的儒家主张“入世”即经世致用强化人们世俗的功利意识。天人合一的观念使我国的世俗王权远强于西方。西方长期是王权神权并存，王权只执掌世俗人事，精神领域由神权代表——教会操控。即使在政教合一的黑暗时期，这两个系统也有缝隙和裂痕，王权只是两份天下有其一。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7 09:04     标题: 中国文化现代化、国际化的思考(13)

中国文化的王者是世俗与精神的统管，政教合一，疏而不漏。这是中西方文化最大的差别之一。频繁改朝换代从未中断这种政教合一的道统。我国的道教和佛教教义都是反恶向善，但由于讲“出世”，其生活方式又较为消极，不为王权所需，于农商经济无补因而处于社会的边缘。少数帝王笃信但毕竟要顾及其家天下而不能扶其成为国教。由是我国的宗教始终处于“无神不信”的原始状态，无法与王权抗衡。近世汤若望，利玛窦，马礼逊、威妥玛等西洋传教士带来的基督教文化，受到我国朝野从老百姓到士大夫的一致抵抗。。康熙帝视其为门客，听听海客谈瀛，把玩奇技淫巧，至乾隆便一律逐出。他们除了传入少许科技信息和知识，与徐光启等少数士人为友，稍后的威妥玛为洋务派襄办近代邮传外，于我国的王权文化影响甚微。出于对西方文化的漠视，我们以为自宗教革命以来西方文化对基督教作了全面反叛成了无神论者，殊不知新教并没有离经叛道，只是改变了对教义的理解，向自然神方面转变，处事的态度变得积极，更重于生产和科研。基督教仍然是西方世界绝大多数人的信仰和精神情感。美国新教信众占总人口的60%，天主教占26.2%，加上犹太教和其他教派，95%以上的人都有强烈的宗教情感。他们认为自己的一切文化包括制度都是“以上帝存在为前提的”。近几十年来，我们对无神论的一味推崇，使国人更无宗教情感。具有思想信仰是人类文明的基本标志之一。我们自古就没有通过宗教形成一种全社会认同的主流信仰，人们的精神领域更多的是世俗的得失和迷信！于是将宗教信仰混同于迷信，同置于扫除之列。与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文化背景颇为不同，文化交流中的思想隔阂不可忽视。

　　六十年前形成的苏联情结对近20年的中国社会的影响还在，这一社会坐标及其运作程序在30年改革中更动甚少。现今仍存在人治，国富民穷，国家主人主体缺位等诸多全局性、结构性弊病。不能断定我国的硬实力强大而无忧忧。按人均占有量不高，国家财富主要由公权机构支配而很少有直接的民享。这种集中天下财力物力的模式无疑源于我国的集权传统。对外有利于种群间的竞争，不足之处是如果决策失误就会竭泽而渔，分配不公。现在社会的贫富差别接近警戒线，80%的人除了自己的耕作产品和工资之外没有财产性收入。城乡二元化的还没把大多数国民涵盖在各种社会保障之内，因而有悖于社会公正和全民所有的原则。人口太多是我国最大特色，达到中等国家水准谈何容易。地方机构大量的亏欠，对环境资源的透支使得有些地方山河含泪，草木不生，鱼米之乡，棉麻之乡已成旧称。对外向型企业而言，依靠区区数百元的月薪的廉价劳动力生产出低成本的外贸商品，如果付出正常资源费和工资后，在国际市场的优势还能持续多久。

　　以上陈述论证了两点：一，我国当代社会文化还带着明显的古老文化的烙印。它不会简单地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或加入WTO等国际组织而变化！相反，还会阻抗新文化的生成和社会发展。二，现存的古旧文化不利于我国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与其他国家的平等对话。而在全球化的趋势已不可逆转的今天，各种文化又必须对话。

　　

三 中国文化处于十字路口



　　我国当代改革开放的意向和动力来自上层而不是民间。前几十年的中苏两种旧的传统所造成了民族理性缺失，研究禁区甚多。三十年前那次解放思想主要突破了当时奉行的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对两种旧传统的观念和体制触动不多。这种文化结构性的矛盾衍生出的腐败低效和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使改革大业又一次处于十字路口。世界各种文明的交流对话不到200年，我们经过150年的曲折和奋斗成为了世界瞩目的第三大经济实体，作为主动与世界文明对话的后起之秀，平等地向国际社会输出中国文化，使之成为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课题。这也是中国文化又一次面临的“大变局”

　　面对此次的大变局的难题之一是社会缺少思想资源。古代先哲的明训因不合时宜而多不能用，苏联的旧套明显过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某些部分已被历史所超越，发达国家的经验又不能照搬。中国特色是唯一的门径但其内涵尚不明晰。客观地科学地从传统文化中剔出对我国文化复兴大业有利的文化传统还未见新说。找出有学理依据，排他性较少，可与国际社会兼容的文化元素颇为不易。如果是立足于人口超多，劳动者普遍素质不高，经济仍在发展中等基本国情，更新传统文化的观念和体制而异军突起，形成的中国特色，对人类文明是大贡献，尤其对那些古文明亟待转型的国家和民族不啻提供了成功的样本。无疑是人类的福音。

　　难点之二是目下我国的文化精英失语，没有知识团队在探讨如此重大的文化课题。现今的学术研究很繁荣，但寻常的研究通常只是探究本专业内的单一主题，而社会的文化启蒙是大的系统工程。建立正确的社会文化目标需要诸多的新的思想理念作支撑，更需要向社会传播激情，受体又只能是具中等文化的大众。并非学术殿堂的专业论文所能为之。综观九十年代以来的学界，我的感觉是术多学少。 即使在单一领域中有思想的学理研究就少，综合性有深度的大作更少。现今大多数的研究成果对社会文化启蒙的作用不大，但学人自我感觉良好。 这是当代文化人的自恋症。从事当代学术史研究的专家余三定先生曾说,：“个体学者可为学术而学术, 整体学术必须有益于社会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学者自觉主动以学术研究作事业去关注现实, 影响社会应当是学者的良知”。（5） 这位持中而温和的学者道出了学术与社会的关系。艾略特也认为“文化精英是最好的解毒剂, 在任何社会里都提供对权力经纪人最好的批评。这就是知识的目的及其对公众幸福的主要贡献”。（6）当代也许最缺的就是有良知和责任感的合成式的学者。文化学界对此责无旁贷。

　　一个民族的现代化不仅指生产消费的发展，没有观念和思想的现代化就不能实现社会的现代化。六年前作古的我国当代文化的思考着李慎之先生认为：只有经济的全球化而没有人类基本价值的全球化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是没有资格称为全球化的。（7）要完成对自己文化的更新或超越就必须清理儒家文化为主干的官学传统和苏联的极左的教条，突破二者的樊篱，再次解放思想，刷新明智，尽快完成体制的现代化。那样东方的雄狮将更增添活力。在铁马冰河入梦之时我常低吟两位悲剧性的流行歌星周旋和邓丽君先后演唱的《何日君再来》。魂兮归来，文化启蒙。

　　注　释
（1） Huntington Samuel P  The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rking of World Order  21century Chinese Researching Institute  Chinese University H.K.  1998
(2)（40徐新  《西方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3) WASP  white Anglu-Saxon  protestant  白色皮肤的盎格鲁。撒克逊的清教徒，被美国人视为直接的人文始祖其清教理念是美国主流文化的基石。Zhu yongtao  The society and Culture of speaking-English countries
(5)余三定 《当代学术史回瞻》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6)Peter  Watsun A 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20thcentury HarperCollins Pubnishers 2001
（7）刘小嘉 《学者李慎之》《南方周末》2003，5.15

(作者简介：宋君健（1950——  ）江苏无锡人，湖南理工学院外语系资深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文化比较、中国传统文化、英美文化)。
   
文章来源：「学说连线 http://www.xslx.com」(2009年6月5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7 09:15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7 09:19     标题: 大国兴衰的文化探索(14)

百年中国的“家”与“国”


作者：祝东力



一、引言

家，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单位，既是经济的基本单位，也是价值观的基本单位。经济是基础，先说经济。自战国以来，无论是自耕农，还是佃农，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经营农业，同时兼营家庭手工业，这种类型的小农经济，就一直是中国传统经济的基础和主体。西汉文帝、景帝时代的晁错，有段话很有名，他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汉书·食货》）这是对当时小农之家的描述，其实也适用于整个中国传统社会。这样的五口之家，勤劳节俭，含辛茹苦，以一两个主要劳力，加上辅助劳力，凭借最简单的农具（锄、镰或犁），随时随地都可以同传统的生产资料，即土地相结合，进行简单再生产。经过编户齐民，这种分散细碎而又数量庞大的小农，便构成了国家赋税徭役——传统社会经济剩余的主体部分——的来源。因此，在中国古代，一端，是数以千万计的细弱孤立的小农；另一端，是皇权-官僚阶级的强大国家机器。“小农经济”，历来就是“大国政治”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土壤。

这种家庭经济，结构简单而脆弱，面对水旱灾害、豪强兼并、苛捐杂税和社会动乱等，极容易破产。但另一方面，唯其简单，也极容易再生和复制，有着极其顽强的生命力。[1]中国历史上，多少旧王朝倾覆，多少新王朝诞生，全都有赖于小农经济这种辩证的“既脆弱又顽强”的结构。

家庭经济在社会经济中的这种基础作用，决定了“家”在价值谱系中的特殊地位。孔子说：孝敬父母、尊敬兄长，是道德的根本（“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在“三纲”（董仲舒：“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伦”（孟子：“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基本的道德准则中，家庭伦理占有最大的比重。这种现象的实质在于，以父子、夫妇、兄弟为架构的家庭秩序，保证了小农经济内部的组织、协调和管理得以顺利进行，从而保证了家庭这个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经济-生产单元变得牢不可破。

但是，另一方面，家庭又只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价值，而不是最高价值。因为在“小农经济”之上，毕竟存在着一个高高在上的“大国政治”。所以，按照儒家的“家——国——天下”的价值谱系，“大同”必然在“小康”之上，“天下为公”必然在“天下为家”之上；孟子说：“禹疏九河……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因此，中国一向存在着毁家纾难、大义灭亲的传统。“家”固然是传统中国的基本价值，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个基本价值也可以——且应该被超越。

二、从家到国，从五四到革命

农耕时代，家庭是最重要的组织单元。近代以来，社会组织的单位，社会组织的方式，被工业文明彻底改变了。大机器生产和经济不可能再以家庭为中心，厂矿、公司、院校、军队和政府机关等社会单位取代家庭单位，国民经济概念取代小农经济概念，公民道德——而不是家庭伦理，日益成为新社会风尚的基础，“民族国家”日益成为新的最重要的人类共同体。在列国竞争时代，一切现存的传统社会，都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转型为新的“民族国家”，否则，就不可避免地面临被殖民、征服和灭绝的命运。

在这个大背景下，1840年以来，中国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经过19世纪后期的徘徊、挣扎和妥协，进入20世纪，中国开始急剧转型，家庭的变迁，是这个转型的一项基本内容。在这方面，五四启蒙运动首开先河。这里，需要交代一下五四的一个前提，因为这个前提常被忽略。

1914-1918年的一次大战，实际上，是欧洲中心地带的一场内战。战争迫使列强，将很大部分中国国内市场，归还给当时初生的民族工业。同时，战争导致世界范围内对食品和原料需求的增加，这同样刺激了中国的经济生产。这样，从1912年到1920年，中国现代工业的增长率达到13.8％。这个增长速度，直到1953-1957年（一五计划时期）才被超越。与经济繁荣同步的是城市化进程的提速，例如在上海，华界人口从1910年到1920年增长了3倍。[2]

以此作为物质基础，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一些社会阶层，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已经历转型。事实上，五四启蒙的范围主要限于城市知识分子和学生群体。它的反传统主义精神之所以能在短期席卷意识形态领域，正是由于运动的主要参加者，其生活方式已基本摆脱了传统纲常名教的约束。五四启蒙不多不少，只是在相应的社会存在基础上，完成了意识形态的份内工作。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7 09:26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7 09:35     标题: 百年中国的“家”与“国”(15)

五四启蒙以“打倒孔家店”为旗帜，将个人从传统伦理束缚中解放出来，传统家庭首当其冲。围绕家庭伦理，以《新青年》杂志为例，从1916年以后，陈独秀、李大钊、吴虞、鲁迅等，连续发表论文、随笔、小说，排炮似地轰击传统儒家，特别是家庭伦理，以现代社会的个人为本位，全面解构传统。

在这方面，巴金的长篇小说《家》，这部中国文学史上印数最多的小说，某种意义上可视为一部总结之作，它以“家”为焦点，全景式地反映了20年代初的时代转折和变迁。[3]除去这种正面抨击传统大家庭的长篇巨制外，即使是那些娓娓讲述亲情的短篇佳什，也折射了那个时代对家庭的批判。例如朱自清的名作《背影》（1925），以父子关系为主题，主要情节为父亲到火车站送儿子北行，帮他看行李、找座位、买橘子的一幕。在这里，传统儒家塑造的“严父”形象，已荡然无存。作者当时在北大读书，经历过启蒙运动的新思想、新知识、新作风洗礼。儿子看父亲，“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以怜悯的目光注视、打量、反省，看到的是一个特别疼爱儿子的，唠叨、琐碎、笨拙、老态的父亲形象。这里展示的，与其说是一般意义上的所谓亲情和人性，不如说是一个被五四启蒙打垮了的父亲形象，是传统儒家父亲的一个渐行渐远的“背影”。在这背后，是新与旧、青年与老年、进化与保守、少年中国与老旧中国等一系列价值的对峙、冲突和互动。子辈正在超越父辈。

家庭伦理是五四时期的大问题，易卜生的戏剧《傀儡家庭》（后译作《玩偶之家》）曾风靡一时，并出现一批“娜拉”式的社会问题剧和社会问题小说。1923年底，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演讲，题目是《娜拉走后怎样》。走出传统家庭的“娜拉”，作为个人，面对新的复杂社会环境，将向何处去？鲁迅的这个问题，已经隐含了对五四的超越。

像娜拉那样，走出传统家庭，只是“打碎”的方面；另一个方面是“重组”，即摆脱纲常名教的个人，以新的原则重新聚集。这个工作，从五四后期就已开始了。各种青年知识团体，如学生救国会（1918年5月）、国民社（1918年10月）、平民教育讲演团（1919年3月）、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7月）等相继成立。其中，少年中国学会规模最大，“少年中国”就是“新中国”，它以创造“适合于二十世纪思潮之少年中国”为宗旨，兼收并蓄了各种政治倾向的知识分子。打碎-重组的过程横跨了五四启蒙与中国革命两个阶段。因此，尽管从同仁社团到政党组织只有一步之隔，但这一步迈出去，五四启蒙运动就被跨越了。

三、举国体制盛极而衰



一般讲，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四个层次，构成人类共同体的内部结构。五四以后，个人走出家庭，在社会这个层次稍事停留，组成各种社会团体，接着便进入国家层次。因此，在五四之后，很快就是国民革命，先是国共合作，后是国共内战，要建立的都是各自的现代国家——对于国民党，是“民族国家”；对于共产党，则是“人民国家”。但这个“建国”的进程，却一再被日本所阻挠和打断。从济南事变（1928）到九一八事变（1931）和华北事变（1935），直到七七事变（1937），大半国土沦陷，中华民族自1840年以来所面临的亡国灭种的大危机，抵达顶点。为应对这个大危机，必须实行全国上下的总动员，必须实行“举国体制”。所以，开始是“启蒙”（五四），接着是“救亡”（抗战），分别从不同的方向，超越了家庭及其伦理。

正是在中国革命时代，上述“打碎-重组”的过程宣告完成。在这方面，围绕家国关系，最戏剧性地呈现了“打碎-重组”过程的是样板戏《红灯记》。李奶奶、李玉和、李铁梅分别出于各自不同的破碎家庭，却以阶级、民族的恩仇情义和理念为纽带，组成了非血缘的革命家庭，从而彻底颠覆了传统家庭概念。以“大义”超越“亲情”，是20-70年代中国革命的一个基本逻辑。但另一方面，《红灯记》所表达的价值观，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谱系中也并非毫无渊源。实际上，《红灯记》的前身电影剧本《自有后来人》的编剧沈默君，恰恰是从传统戏曲《赵氏孤儿》获得了部分灵感。只不过，为应对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中国革命把传统文化中的这种非常规逻辑长期化、普遍化了。
全民动员体制起始于抗战，完成于1949年建国。需要指出的是，1949年建立的是“人民国家”（people-state），区别于一般所谓“民族国家”（nation-state）。人民国家以特定阶级和阶层为基础，而民族国家则以特定民族为单位。这个人民国家以举国体制实现了近代以来几代人的梦想，完成了国家统一，建立了工业体系。在此过程中，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四个层次，社会基本消失，家庭严重削弱，个人直接面对国家及其各个部门——社队、厂矿、学校、机关、军队。

文革期间，中国在南、北两个战略方向，分别抗击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国内，则进行政权制度和意识形态大变革。举国体制走向极致，所谓“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家庭的地位和作用，被缩减到历史最低点。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7 09:40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7 09:39     标题: 百年中国的“家”与“国”(16)

以尼克松访华、中美缓和为标志，中国的国际战略环境根本好转，基本完成了自近代以来的“救亡”任务。从此，“救亡”阶段将让位于“发展”阶段，长期实行的“准战略体制”也将让位于“和平体制”。

在这个大背景下，“现代化”主题取代先前的“革命”主题。改革开放，国家不断从经济、文化等领域退缩，社会逐步脱离国家，重新成长。知识分子回到五四启蒙立场，在各种研讨、讲演、会议和书刊上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家庭作为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也在批判之列。与此同时，从1980年开始，政府采取严格的一胎化政策，家庭更加小型化。80年代，是革命与启蒙的某种混杂：情绪是革命的，理念是启蒙的。这种混杂，一直延续到80年代戛然而止的时刻。以此为转折点，有关国家、社会的激情和想象迅速失落。

四、家，中国文化的最后堡垒

20世纪最后十年，社会运动恍如隔世，家庭价值被重新估价。1990年，电视连续剧《渴望》播出，以“好女人”刘慧芳为中心，通过几个普通人的平凡故事，揭示爱情、亲情、友情的细节和深度，创空前收视率。《渴望》的热播，成为90年代社会文化领域的一件盛事。而从中透露出来的，其实是人们对宏大的、超越个人经验范围的公共事务的深刻失望和厌倦。他们似乎发现，以家庭为中心的日常生活，蕴含着丰富而深长的意义和韵味。因此，宏观地看，近百年来，中国的价值重心先是徒然上升，尔后次第回落，从上述20年代以来的国家、社会回归到家庭和日常生活。

从空间范畴看，如果说，对应于国家和社会的特定空间更多地是广场、街头、工地、厂房、会场、课堂等公共场所，那么，家庭则一般仅限于私人居室。而恰好在90年代，家居装修和房地产业陆续兴盛，成为社会消费和国民经济的热点，就并非偶然，而有其深刻的社会心理和价值观演变的基础。人们感到，似乎只有在自家居室的掩蔽之下，在爱情、亲情、友情的细节和深度中，才能获得身心的慰藉、安宁和归宿感。所以，这个作为家庭载体的居室，就特别值得营造和装饰，值得刻意经营。在这种社会心理和价值观的引导下，甚至公共空间也私人化了，最典型的表现，是90年代兴起的酒吧文化，那种幽静、隐蔽、明暗相间的环境特点，其实意味着以往公共空间的瓦解。

随着价值重心的回落，“大同”理想渐行渐远，“私”的观念深入人心，私人、私密、私有，都与“家”密切相关。所以《礼记·礼运》说：“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私德超越公德，经济领域的私有化与公共权力的腐败并肩而行，它们在90年代的蔓延与家庭价值的凸显一样，都是80年代以后社会心理和价值观演变的结果，在深层分享着同一个逻辑。

另一方面，90年代又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社会结构、利益结构根本调整，个人命运升沉起伏，特别是90年代后期，经济衰退导致国企困境，几千万职工下岗，在缺少基本社会保障的条件下，却并未造成大的社会动荡，部分原因就在于，许多下岗职工的生计问题在家庭和亲友的社会网络中得到了改善和缓解。
与城镇职工大规模下岗形成对照的，是一亿到一亿五千万民工进城务工，活最累，钱最少。支撑他们的同样是家庭价值。民工勤劳节俭，含辛茹苦，很大程度上并不只是为了个人，而更多为子女、父母、兄弟姐妹，家庭是其辛苦奋斗的动力和目标所在。笔者小区附近有一建筑工地，常年悬挂一幅宣传标语：“想老婆，想孩子，想安全。”也就是说，个人的生命安全之所以重要，很大程度上以家庭的重要性为前提。千里之外的家是维系人生意义的中心和尺度，这既是一种社会保障，更是一种心理保障。所以，“春运”成为中国独一无二的现象。转型时期，“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后的堡垒。

百年中国，主要是家与国的更替和嬗变。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四个层次，未来，是继续下行，从家庭走向个人，走向真正的原子化社会，还是回归社会和国家？这将决定中国的前景。

[1] 参看程念祺：“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生产与生活”，载《史林》2004年3期。
[2] 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第839、847页。
[3] 参看李军：《“家”的寓言——当代文艺的身份与性别》的有关部分，作家出版社1996年。

文章来源:「百灵社区」(2009年5月31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7 10:02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8 08:16     标题: 大国兴衰的文化探索(17)

天文·人文·历法 ——重新认识源头的中华文化


作者：刘明武

　　  

江河能否源远流长，关键在于源源不断的源头活水；一个民族能否文明先进，关键在于优秀的文化基础。本文的目的有二：一是希望在对比中证明源头的中华文化是那样的优秀；二是希望重新认识、重新找回能够孕育领先于世界文明的中华文化。

              

一、源流关系的思考



    没有源头活水，就没有川流不息之长江，就没有川流不息之黄河。同理，没有源头活水，也就没有恒河、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告别源头活水，所有江河都会枯竭。自然哲理对于人文哲理，有没有启示意义呢？

    世界上有这么一个民族，和中华民族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也和中华民族一样有着多灾多难；从公元前到公元后，他们多次被打碎打烂，但他们始终没有被战胜。现实中他们能提出众多的、领先于世界的新问题，一个在数量上根本无法与中华民族相比的民族，出现了众多的世界世界一流的大学者、大科学家，出现了众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个民族就是犹太民族。历史上的犹太民族，紧紧拥抱着本民族的元典《圣经》，碎而能聚，任何人都无法战胜。现实中的犹太民族，一面读元典一面提出别人不能提出的新问题，让人望尘不及。

    犹太人出身的爱因斯坦，一生多次像赞美自己文化一样赞美中华文化，令人惊奇的是，在中国学者主张“全盘西化”之时，爱因斯坦坚持赞美中华文化。1953年，爱因斯坦在《西方科学的基础与中国古代的发明》一文中，对中华文化还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在我看来，中国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编按：指希腊发明的形式逻辑和系统实验可能找出的因果关系），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兄弟民族对自己文化的态度，对中华文化的态度，对我们有没有启示意义？

    犹太人的根本元典是《圣经》，《圣经》一开始讲的是神——万能之神，那么，中华文化的源头在何处？源头的中华文化一开始出现的什么呢？

            

二、值得重温的十句话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彖传》
2.“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 （《周易·乾文言》）
3.“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周易·系辞上》）
4.“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彖传》）
5.“崇效天，卑法地。”（《周易·系辞上》）
6.“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系辞下》）
7. “动静参于天地谓之文。”（《黄帝四经·经法·四度》）
8.“天人同文，地人同理。”（《鹖冠子·度万》）
9.“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礼记·乐记》）
10.“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25章》）

    十句话，一个指向。在早期的中华大地上，人文源于天文。重温了出于《周易》与先秦诸子的这十句话，就可以清楚源头中华文化的基本框架——天文与人文之间存在着源流关系。

    犹太文化，人文源于神文。一切从神这里出发，这是犹太文化的第一特征。一切从天文（包括地理）出发，这是中华文化的第一特征。中华文化从源头开始，就有自己的特色。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8 08:18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8 08:20     标题: 天文·人文·历法 ——重新认识源头的中华文化(18)

三、历法：天文向人文转换的第一成果

    1.进入文明的基本标志。历法，是蒙昧进入文明的基本标志。

    文明之前的人类先贤，为了生活与生存，需要采取野果，狩猎鸟兽。采取野果，必须弄懂野果成熟之规律；狩猎鸟兽，必须明白鸟兽产卵、产仔之规律。生活生存之必须，使人类先贤开始了天文的研究。

    哪颗星星出现，果树开花了；哪颗星星出现，果树结果了；哪颗星星出现，果子成熟了。天文与果树与万物，在此建立起了对应关系。

    太阳在地平线出于什么方位，鸟兽鱼虫开始出现了；日影在什么位置上，鸟兽鱼虫开始繁殖了。天文与飞鸟与走兽，在此建立起了对应关系。

    认识了太阳变化的周期，认识了月亮变化的周期，认识了北斗星变化的周期，认识了金木水火土五星变化的周期，总之，认识了天文变化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对应关系，认识了气候变化与万物生长收藏的关系，认识了气候变化与飞鸟走兽的关系，并把这些变化记载起来，人文之历产生了。

    天文与人文的转换，历是第一成果。以历为标志，文明开始了。

    2.中华大地上最早的历。《汉书·律历志》记载了六种历，依次是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按照《汉书》的记载，中华大地上最早的历，应该是黄帝历。

    实际上，《汉书》记载的并不准确，笔者在《帛书周易》《尸子》里发现，中华大地上最早的历，应该是在伏羲氏时代出现的。《帛书周易》《尸子》共同说，八卦里表达的是四时八节，八卦本身就是历。伏羲氏早于黄帝，八卦为伏羲氏所作，以此而论，中华大地上的历，应该远在黄帝之前的伏羲氏时代就出现了。

    除了八卦，《周易》里还有图书（河图、洛书）。笔者在彝族经典《土鲁窦吉》里发现，河图、洛书里有历。洛书表达的十月太阳历，河图表达的是十二月太阳历。按照彝族文化而论，中华大地上的历，应该早于八卦，起码是与八卦同一时期。

    历出现的早晚，是跨入文明的早晚标志。欧洲所使用的儒略历，是在凯撒时代出现的。《汉书》所记载六种历，无论哪一种，都远远早于凯撒时代的儒略历。以历而论，中华民族的确率先跨入了文明。

              

四、天文观测与历的诞生

    1.神指令的节令。《圣经·创世纪》开篇处第14节告诉世人，在创世的第四日，神指定了时令。原文如下：“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作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

    2.人创造的历。中华大地上的历，与神无关。无论是先秦典籍还是《史记》，凡是事关历的记载，都说是人的贡献。《尚书·尧典》中的历，是尧组织和、羲二氏制定的。《周髀算经》中的历，是立杆测影者制定的。《管子·五行》中的历，是蚩尤制定的。《史记·历书》中的历，是黄帝组织人制定的。总之，中华大地上的历，与人有关，与神无关。

    神制历，很好解答。神要有A就有A，要有B就有B。这里不允许追问，神就是终极答案。

神解答的问题，在早期的中华大地上，都是由人解答的。人制历，如何制？这里是允许追问的。历，是在天文观测的基础上制定出来。

    3.多种观测方法多种历。天文观测，观测的对象是什么？观测的方法是什么？制历如何制？制出了几种历？认真回顾一下历史，看看智慧的中华先贤是怎样完成这一艰巨工作的。

    先谈观测对象。观测的对象主要有五种：一是太阳；二是月亮；三是北斗星；四是二十八宿；五是金木水火土五星。此外，观测的对象还有九星——天蓬、天芮、天冲、天辅、天禽、天心、天任、天柱、天英。

太阳、二十八宿，是《尚书·尧典》所记载观测的对象。

太阳、月亮、二十八宿，是《周髀算经》所记载观测的对象。

日月、五星、九星，是《黄帝内经·天元纪大论》所记载观测的对象。

    再谈多种观测方法多种历。天文观测，中华先贤采用了多种观测方法：一是山头观测法；二是房屋观测法；三是固定地点观测法；四是立杆测影观测法；五是月亮圆缺观测法。多种方法多种历。多种历告诉后人，中华先贤是那样地善于观察问题，解答问题。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8 08:24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8 08:43     标题: 天文·人文·历法 ——重新认识源头的中华文化(19)

⑴山头观测法与山头历。所谓山头观测法，就是利用自然之中的大山山头进行观测，《山海经》记载了这种方法。《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了六座日月所出之山，《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了六座日月所入之山。六座日月所出之山，排列顺序从东南到西北，依次为：大言山、合虚山、孽摇頵羝山、壑明俊疾山、明星山、鞠陵于天山。六座日月所入之山，排列顺序从西北到西南，依次为：丰沮玉门山、龙山、日月山、鏖鏊山、常阳山、大荒山。

    《山海经》一直被视为是神话著作。云南天文台李维宝先生，在其大作《云南少数民族天文历法研究》中说，《山海经》所记载的日月出入之山，不能单纯视为是神话，应该视为是确定季节、确定年长度的天文观测。

    利用山头为固定标志，观测日出日落的周期，观测月升月降的周期，以此来确定一年的时间长度。山头观测法，产生了“山头历”。逄振镐先生，在其大作《东夷天文史》中指出，东夷族群早期的历法，就是“山头历”。

    ⑵山头、房屋观测法与苗族古历。苗族先贤利用山头观测日出日落的变换，制出了以苗族古历。吴心源先生（苗族），在其大作《苗族古历》一书中介绍，苗族古历以冬至为阳旦，以夏至为阴旦，平岁365日，闰岁366日，四年一闰，一岁平均365.25日。苗族先贤以最简洁的观测方法，制出了以太阳回归年周期为依据的阳历，还以月圆月缺周期为依据制出了阴历，然后将二历合一制出了阴阳合历。

    利用透光成影的原理，苗族根据日影在房屋内外的位置变换，区分出一天的时辰变换。

    蚩尤、大尧，苗族尊崇的祖先。先秦与西汉的典籍中，有蚩尤、大尧帮助黄帝制历的记载。《管子·五行》有“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立五行以正天时……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之说。《尚书·大禹谟》：“时乃天道。”天道即天时，天时即天道。这里的“五行”，是关乎天时的“五行十月历”。五行十月历，将一年分为金木水火土五季，一季72天。《管子》告诉后人，蚩尤与黄帝之间，还存在着另一种关系——辅佐关系。《吕氏春秋》与《史记·历书·索引》中，均有大尧为黄帝“作甲子”之说。甲子，是个历法。蚩尤、大尧，都是夏商周之前的远古贤哲。远古贤哲之贤，功绩之一就是制历。

    ⑶定点观测法与阴阳合历。定点观测法，是《尚书》所记载的。《尚书·尧典》中的尧，组织羲、和二氏，在东西南北四方的旸谷、交趾、昧谷、朔方，建立了四个固定观测点。观测的对象有四：太阳；二十八宿；活动的人民；活动的鸟兽。

    观测太阳，观测的是日出日落的在地平线上的位置；观测二十八宿，观测的是那一宿在黄昏时现于南中天；观测人民，观测的是何时出现在田野，何时进入了房屋洞穴；观测鸟兽，观测的是鸟兽何时繁殖，何时换毛。

    固定点观测法，产生的是阴阳合历。“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尧典》中的尧，以帝王的身份，颁布了以阴阳合历为标准的政令。尧令百官以历为准，把各类事务办好。纯太阳历闰日，阴阳合历闰月。尧强调“以闰月定四时”。这里的历，应该是阴阳合历。

    ⑷立杆测影观测法与二十四气。立杆测影观测法，为彝族典籍所记载，为《周髀算经》所记载。

    李维宝先生，在《云南少数民族天文历法研究》介绍，彝族先贤立杆测影，立出的是十根杆。一根杆为圆心，一根绳为半径，在宽阔的平地上画出一个圆。其它九根杆，分布在圆内圆外。十根杆的立杆测影，分出了冬至与夏至两个至关重要的日影长短转换点，分出了冬至到夏至的阳半年，夏至到冬至的阴半年。十根杆的立杆测影，诞生了彝族十月太阳历。

    十月太阳历。一年分五季，以金木水火土五行论之，一行一季，一季72天，五季360天。

    一季分两月，以雌雄（阴阳）论之，奇数月为阳，偶数月为阴。一三五七九月为阳，二四六八十月为阴。一季两个月，一月36天。一月两个节气，18天一个节气。一季分三旬，一旬12天，以12尼能（相当于汉族的12属相、十二地支）论之，12尼能轮三次36天，恰巧一个月。12尼能以虎为首，其它与汉族12属相相同。

    一年十个月，以天干论之。月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月序与天干，一一对应。

    一年5～6天，为过年日。一年大小两个年，大年3天过年日，小年2天过年日。四年一个闰年，闰年大小年过年日均为3天。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8 08:44     标题: 天文·人文·历法 ——重新认识源头的中华文化(20)

彝族经典《土鲁窦吉》告诉世人，十月太阳历，最早是用洛书、先天八卦表达的。

    十月太阳历之后，彝族同胞制出了十二月历。十二月历以太阳回归年为主，兼顾了月亮、北斗星两大因素。《土鲁窦吉》告诉世人，十二月历最早是用河图、后天八卦表达的。

    《周髀算经》中的立杆测影，立出的是一根杆。根据日影由长变短、由变长的变化，先贤创立了一系列重大成果：

     其一，确定了大年、小年的时间长度。小年365天，大年366天。四年之中，三个小年，一个大年。三小一大，周而复始。大小年平均365.25天。太阳回归年的时间长度，其根本依据就是太阳在南北回归线之间的视运动周期。

     其二，确定了时令四点与天文三线。时令四点是冬至与夏至、春分与秋分。

    立杆测影，日影长到极点，这一天太阳相交于南回归线。太阳与南回归线的交点，就是冬至点。日影短到极点，这一天太阳相交于北回归线，太阳与北回归线的交点，就是夏至点。冬至与夏至，这是至关重要的两个时令点。一年之中的寒往暑来，规律地变化在冬至与夏至之间。

    一年之中日影长短变换的两个中间点，就是春分点与秋分点。一年之中，昼夜的长度只有在这两天才是均等的。春分、秋分，阴阳平均。天文时令中阴阳平均，引入人文演化为公平、公正。历史之所以喻“春秋”不喻“冬夏”，其奥秘就在这里。

    垂直于日影最长点的直线，是南回归线。垂直于日影最短点的直线，是北回归线。横穿日影中间的直线，是赤道线。一年之中，太阳的视运动，循环往复于南北回归线之间，两次跨越赤道。

    其三，确定了二十四节气。日影每伸缩9寸9 分，就诞生一个新节、一个新气。月初为节，月中为气。一年之中12节12气，一共24节气。

    其四，确定了时间单位。何为日？何为月？何为岁？《周髀算经·日月历法》给出了答案：“月与日合，为一月；日复日，为一日；日复星，为一岁。”

    其五，确定了“六气”之说。天文变化决定着气候变化。太阳从南回归线到北回归线，一来六个月，一月气候一变化，六月六变化，气温一步步升高，一步步变热。同理，太阳从北回归线到南回归线，一往六个月，一月气候一变化，六月六变化，气温一步步降低，一步步变冷。热论阳，冷论阴。阴阳之气亦即冷热之气，每半年有六步变化。这里产生了“六气”之说。《周髀算经·日月历法》的界定是：“外衡冬至，内衡夏至，六气复返，皆谓中气。”

    《周髀算经》中的天文观测，既观测太阳，也观察月亮。以太阳论岁，以月亮论月。岁长365.25天，朔望月长29 天。《周髀算经》中历，为阴阳合历。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观测太阳，除了立杆的方法之外，《周髀算经》还记载有地平大圆观测法：“冬至从坎阳在子，日出巽而入坤，见日光少．故曰寒。夏至从离阴在午，日出艮而入乾，见日光多，故曰暑。”

“日出巽而入坤，日出艮而入乾。”《周髀算经·日月历法》的这段论述，记载的就是地平大圆观测法。巽表东南，坤表西南，艮表东北，乾表西北，在地平大圆观测法中，乾坤艮巽四卦表达的是空间中的四个方位。

    地平大圆观测法，尧时代采用过。2003年，山西襄汾县陶寺镇附近，这里是尧之古都，发现了地平大圆观测法。这里以地平大圆为基准，观测日出的变化规律，太阳在地平大圆的东北、东、东南弧度之间出入。弧上两个基点：一个冬至点，一个是夏至点。太阳一年就出入在这两点之间。

    ⑸北斗星观测法与纯阴历。北斗星观测法，由《鹖冠子》所记载。《鹖冠子·环流》曰：“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

    北斗星之斗柄，作3600的圆周运动。运动中的斗柄，会指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地面上会演化出春夏秋冬四季。《鹖冠子》告诉后人，北斗星斗柄的变化决定着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

    地平大圆用十字坐标一分为四，再将每一象限一分为三，如此将地平大圆分为十二等分，十二等分分别用十二支命名。以子午贯穿南北，以卯酉贯穿东西。依次来观测一年之中斗柄的变化规律。依此方法同样会产生24节气，《淮南子·天文训》记载了以北斗星斗柄变化为依据的24气。

    ⑹月亮圆缺观测法与纯阴历。月亮每月圆一次。以月圆月缺为标志，中华先贤制出了纯阴历。纯阴历一年一共12个月。月分大小，12个月六大六小，大月30天，小月29天。一年354天。

    万物生长，太阳的作用具有根本性、决定性，但是，月亮的作用具有重要性。所以，研究天人合一，研究天物合一，一要研究太阳，二要研究月亮。《周易·乾文言》曰：“与日月合其明。”合日也要合月，这里应该是阴阳合历产生的基本点。

    阳历一岁365.25天，阴历12个朔望月354天， 3年盈余33天有余，所以必须设立闰月加以平衡。阴阳合历从一开始实行的是3年1闰，5年再闰，19年7闰。阴阳合历闰的是月。据《史记》记载，闰是从黄帝开始的。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8 08:48     标题: 天文·人文·历法 ——重新认识源头的中华文化(21)

3.与历法伴生的一系列重大成果。儒略历诞生时，并没有介绍伴生的其它成果。在中华大地上，历的诞生，伴随了一系列重大成果。本文这里，择其要者介绍几项：

    其一，阴阳十二律。与历伴生的第一大成果是阴阳十二律。阴阳十二律，最早是在《周礼》中出现的。《周礼·春官》曰：“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阳声：黄钟、大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阴声：大吕、应钟、南吕、函钟、小吕、夹钟。”乐出自然，《礼记·乐记》中有“大乐与天地同和”的原则之论。天地之间，一方一音，一月一声。东西南北中，五方有五音。一年十二月，阴阳十二律。《周髀算经·陈子模型》中有“冬至夏至，观律之数，听钟之音”的具体之论。冬至之日，天地之间的天籁之音为黄钟之声；夏至天地之间的天籁之音为蕤宾之声。阴阳十二律，明世子朱载堉用历法、卦理解释了“所以然”，并由此传入西方。有多少学者知道，今天全世界所采用的十二平均律，是我中华民族阴阳合历的伴生物。

    其二，直角三角形。与历伴生的第二大成果是直角三角形。古希腊的直角三角形，是大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发现的。中华大地上的直角三角形，是立杆测影者发现的。立杆为勾，影长为股，杆影顶端相连为弦，直角三角形由此而生。同样的直角三角形，在东西方却又存在着两大差别：一是毕氏发现的直角三角形在平面的纸上，立杆测影者发现的直角三角形在立体的空间中；二是毕氏的直角三角形画一个是一个，立杆测影者直角三角形日影一动是一个，一天之中随着日影的移动，地面上会形成亿万个直角三角形。

    其三，勾股定理的证明。有直角三角形，自然产生了勾股定理。有勾股定理，自然产生了勾股定理的证明。在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中，证明a2+b2=c2，用“因为，所以”的形式逻辑，运算步骤需要十步以上。在《周髀算经》中，用折矩的方法，运算步骤仅需要三步。

    其四，方圆规矩。与历伴生的另一成果还有方圆规矩。古希腊的直角三角形与方圆规矩无关，中华大地上的直角三角形与方圆规矩息息相关。直角三角形在形成的同时，日影的轨迹群）万物。”（《管子·心术下》）

    其六，“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以道论尽。”（《荀子·非相》）

    其七，“通于一而万事毕。”（《庄子·天地》）

    在这些论述中，笔者看到了一种独特的方法，看到了一种无人可比的自信心。笔者十分推崇这几段事关根本方法的论述，引用在这里，供读者鉴赏。

    5.容人的雅量。笔者高度注意到了这样两个史实：一是《管子》所记载的蚩尤辅佐黄帝制历；一是《吕氏春秋》所记载的大尧辅佐黄帝作甲子。

    蚩尤、大尧，是苗族今天还在纪念的祖先；据有关资料，南韩人也认蚩尤祖先；这证明在中华文化的源头，融合苗族先贤的智慧。

    彝族的源头文化里有图书，有八卦，而且还有图书、八卦与太阳历关系的精美解释。图书、八卦，与中华文化源头的内容原则上完全一致。源头的中华文化，显然也容纳了彝族先贤的智慧。

    容人之雅量，是中华先贤的特征，也是源头中华文化的特征。这一特征，延续了吗？

参考文献：

［1］苏勇点校，《周易》，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年

［2］邓柏球著，《帛书周易校释》，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3］张善文等译注，《十三经》，广州：广东、广西、陕西教育出版社 1995年

［4］沙少海译注 《道德经》，贵州：贵州省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

［5］西汉张苍邓编撰，《九章算术》《周髀算经》，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6年

［6］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北京：台海出版社1997年

［7］南京中医学院编著，《黄帝内经》，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

［8］中国基督教协会，《圣经》，南京： 1996年

［9］胡阳 李长铎著，《莱布尼茨二进制与伏羲八卦图》，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

［10］彭文编著，《百子全书》，长沙：岳麓书社，1993年

［11］罗素著，王正平编，《罗素文集》，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年

［12］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著，方在庆等译，《爱因斯坦晚年文集》，海南：海南出版社2000年

［13］王子国翻译，《土鲁窦吉》，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 1998年

［14］李维宝等著，《云南少数民族历法研究》，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1999年

［15］吴心源著，《苗族古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

文章来源:「国际儒学网」(2009年6月3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8 08:51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10 08:31     标题: 大国兴衰的文化探索(21)

余英时的文化研究方法


作者:曹金祥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为香港新亚书院文史系第一届毕业生，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兼任康乃尔大学第一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1991一1992)。所获学术荣誉计有：中央研究院院士(1974)、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法学博士(1977)、美国明德学院荣誉文学博士(1984)、被誉为“人文诺贝尔奖”的美国克鲁格奖(2006)。中英文著作数十种，包括《汉代生死观》(英文)、《汉代中外经济交通》(英文)、《士与中国文化》、《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等。海内外学者大都对余英时做了极高的评价，钱钟书评之为“海外独步”，李泽厚说“余英时被公认为中学功底相当好，远超过其他人”，许悼云则谦虚地说“他是大思想家，我是小百姓，他的巨著《朱熹的历史世界》是五十年来最伟大的历史著作。”余英时虽然没有写出一部完整的中国学术史，也没有像梁启超或乃师钱穆那样撰写类似《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断代学术史，但是他上起春秋、战国，下迄清代中期，所涉及的方面也很宽广，包括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政治史、中外关系史(汉代)等。”可以这样说，余英时冷静、客观、超功利的治学气质，不偏尊一家、不轻立门户的治学态度，以及坚守本土学术理念的治学精神，是中国现代学术在新世纪重新出发的动力和典范。

余英时的文化研究方法主要有三种，其一是用史学的方法，而不是哲学的方法。余英时在研究中国文化传统时，是把它还原到生活和历史中来研究的，而不是运用哲学的观点把他概念化、抽象化。因为余认为，哲学化的方法有着他特有的缺陷，对理学研究而言，它使理学的形上思维与理学整体分家，并且和儒学的大传统严重脱节。这样就使得我们在进行理学研究的时候无法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因此，余在研究中国文化传统的动态时总是采用史学的方法，尽可能的把握这些变动的历史过程，而且即使在余的文章中有少数的哲学概念，也被赋予了历史的解释。

这一文化研究方法很好的体现在余英时的相关论著中，如朱熹是以思想家著称于当时后世的，因此对于朱熹的研究，一般学者都是重视其“思想世界”。而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却把研究的注意力转向朱熹所生活、所参与的“历史世界”，所谓的“历史世界”是朱熹所参与其中的生活世界，主要是指朱子生活所在的政治世界，即他的政治交往、政治关系、政治活动;同时，又指与朱熹相关联的国家政治生活与政治文化，在时间上则特别关注于十二世纪最后20年。这个领域的研究显然是以前朱熹的研究者所忽视的。当然这一历史世界并不是与思想无关的行动集合。这不仅在“知人论世”的方面深化了我们对朱熹的理解，更在有关于朱熹的历史研究方面开了新的境界。相对于长期以来的对朱熹的“哲学研究”而言，对朱熹的“史学研究”使得朱熹研究的格局变得更为合理。通过考察朱熹的历史世界，余提供了一种替代流行的哲学史研究的新路径，在哲学史的个案研究中，道学的意义是由一系列外在的、基于西方哲学的建构所决定的，道学被哲学化地从儒学中抽离出来，道体又从道学中抽离，与此不同，余先生将道学与政治文化联系在一起，而对道学家来说，政治文化是比哲学更基础的东西。

然而，历史学的研究视角也有其不足的地方，黑格尔明确地提出：“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唯一的‘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的概念;‘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个合理的过程。①（黑格尔《历史哲学})绪论，第47页，三联出版社1956年版》）并在全书中以这一观念为基础展开他对世界历史(主要是政治史思想史)的陈述。黑格尔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一观念的正式提出，对哲学和历史学研究的意义都是划时代的。用某种理性的逻辑去匡定历史固然会对历史真实造成某种伤害，却有可能提供一种更为本质历史过程，也使对历史进行反省成为可能。史学的研究与哲学的研究各有其价值，并非完全对立。

其二，余英时在研究中国文化传统时，是用适应中国传统的概念来进行诊释，而尽可能避免用西方的理论、西方的概念以及西方的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的文化。这就完全不同于冯友兰先生用西方哲学的基本框架来框中国文化的思想。余认为中国文化有其自身的基本框架，而这与西方的基本框架是根本不同的，因此不能够直接用西方的“理论框架”来套用中国的文化传统。如果这样做不但会完全抹杀中国传统的特色，而且会将中国传统与西方传统的相异之处完全抹杀了。只有用适应中国传统的概念才能真正显示出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

余英时始终把立足点放在中国传统及其原始典籍内部中所呈现的脉络和思想。说明了余英时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立场。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根本的“理论框架”虽然不同，但是毕竟人类文化本身却有着很多共同的地方，而且中国文化本身的“理论框架”也必须借助于西方文化的比较表现出来，因此也不可以过于强调不同而忽视共同之处。

其三是依据文化多元论的立场，把注意力从一般文化的通性转向每一个具体文化的个性。这个文化研究方法原则是余英时整个思想立论的基础。

文化是一个长期争论的概念。从19世纪以来，人们围绕着文化的含义、内容和分类所发生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至今为止有许多种关于文化的定义，余英时在探讨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关系时采取了最广泛的含义，即文化涉及的范围包括政治、社会、经济、艺术、民俗等各个方面。另外他还继承和发展了钱穆的文化变迁三层次的观点，提出了文化四层次说，“首先是物质层次，其次是制度层次，再其次是风俗习惯层次，最后是思想与价值层次。大体而言，物质的、有形的变迁较易，无形的精神的变迁甚难。

余英时认为，在对某一个具体文化传统进行反思的时候，不能仅仅从所有文化所具有的共性入手，而是更应该注意这一具体文化与世界上其他个别文化的区别。现实生活中只有一个个具体的文化特征，并没有一贯单独的文化共性存在。如果要从一个个具体的文化特征中概括出适用于一切具体的、个别的文化的共性，就不得不通过最高度的概括，而这种最高度的概括最终也只能是一些空洞的形式，而失去了具体的内容。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10 08:49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10 08:33     标题: 余英时的文化研究方法(22)

文化是一个长期争论的概念。从19世纪以来，人们围绕着文化的含义、内容和分类所发生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至今为止有许多种关于文化的定义，余英时在探讨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关系时采取了最广泛的含义，即文化涉及的范围包括政治、社会、经济、艺术、民俗等各个方面。另外他还继承和发展了钱穆的文化变迁三层次的观点，提出了文化四层次说，“首先是物质层次，其次是制度层次，再其次是风俗习惯层次，最后是思想与价值层次。大体而言，物质的、有形的变迁较易，无形的精神的变迁甚难。

余英时认为，在对某一个具体文化传统进行反思的时候，不能仅仅从所有文化所具有的共性入手，而是更应该注意这一具体文化与世界上其他个别文化的区别。现实生活中只有一个个具体的文化特征，并没有一贯单独的文化共性存在。如果要从一个个具体的文化特征中概括出适用于一切具体的、个别的文化的共性，就不得不通过最高度的概括，而这种最高度的概括最终也只能是一些空洞的形式，而失去了具体的内容。


余英时确定这一方法论原则，大致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源于对“五四”以来关于文化论争中的失误、偏见的一种反省。余英时认为，“五四”运动以来，所有关于文化问题的论证都是围绕着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与挑战而进行的。一般人都认为，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是两个截然不同甚至对立的实体，前者是中国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旧文化传统；后者则是最近百余年才出现的一套新的生活方式，而且源出于西方。②（辛华任著编：《内在超越之路—余英时新儒学论著辑要》，第1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于是在这个一般性的理解下便产生了两个相反的倾向：一方面主张全盘西化，认为中国文化是现代化的阻碍；另一方面则主张维护传统文化，认为西方文化破坏了中国传统的道德秩序和社会安定。余英时认为这种思维模式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因为现实生活中只有一个个具体的现代生活，如美国的、苏俄的、日本的等等，并没有普遍性的“现代生活”。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思维模式不可避免地要导致“现代化”与“西化”之间的混淆，国人在对新保守主义进行评判或者谈论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时往往对两者不加区分。西方学者所说的现代化实际上是含有颂扬和向往的意义的，它是以西方17世纪以来西欧、北美的社会为标准的。但是，现实生活中却没有一个具体的西方现代化是完美的，足供借鉴的。尽管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确实居于领先地位，但是现代西方的文化也包含一些诸如过度发展的个人主义、漫无限止的利得精神、日益繁复的诉讼制度等明显的弊端，在现实世界中是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西方现代生活是十全十美的。而且不同的西方国家其文化也有较大的差异。

二是因为近年来西方文化人类学的发展以及多元文化观的流行。近些年来西方思想界的一些理论也更趋向于注重文化的“个性”。如克罗伯和克拉孔两位人类学家把文化看作成套的行为系统，而文化的核心则由一套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系统所构成。③（辛华任著编：《内在超越之路—余英时新儒学论著辑要》，第2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这个看法注意到了文化的整体性和历史性。而维柯与赫尔德的历史哲学则不但使文化是一整体的观念得到加强，而且使多元文化观开始流行。所谓多元文化观即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独特的文化；各民族的文化并非出于一源，尤不能以欧洲文化为衡量其他文化的普遍准则。④（辛华任著编：《内在超越之路—余英时新儒学论著辑要》，第3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从维柯与赫尔德的文化观念出发，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只有个别的具体的文化，而没有什么普遍的、抽象的文化。普遍的、抽象的文化仅仅在理论上存在。因此，“我们的注意力应该从一般文化的通性转向每一个具体文化的个性”。余英时对中国文化的探讨大致上都是从这一立场出发的。在现实生活中，普遍性的文化同样也是找不到的，而只有一个个具体的文化。因此说中国传统文化是特殊性的，西方现代化是普遍性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事实上，不管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是一个个具体的文化，这一个个具体文化也都有自己的“个性”。

那么，究竟什么方面代表了某一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系统的“个性”，或者说什么是这一文化中普遍性的方面呢?显然不是科技与制度。在作为整体性的、成套行为系统的文化中，只有一套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系统才是最具有普遍性的“通性”。在中国，儒家思想所展示的价值系统显然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通性”。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并不具有普遍性，没有生命力，余英时强调指出：“必须把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儒家思想区别开来。”④（引自杜维明《新加坡的挑战》，第183页，三联书店，1989年版）总之，每一个文化系统中最能反映其“通性”的是作为生活方式且为个人提供“意义之网”的价值系统，文化研究从一般文化转向具体文化最终要落实到这种“通性”上。

文章来源:「新浪BLOG」(2009年5月15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10 08:36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10 08:42     标题: 大国兴衰的文化探索(23)

中国近代个人观的改变


作者:余英时



前 言
   
　　最初我想提出的问题主要是关于自我（self）的问题，也就是在中国近代思想的变化中，中国人对自我的态度、看法是否有所改变的问题。现在正式写出来的题目是“个人观”，所以我在下面也将略作调整，以免文不对题。好在“自我”与“个人”关系很密切，内容调整并不太困难。现代中国人主要的观念认为传统是压迫我们的、拘束我们的，这也就是鲁迅所谓“礼教吃人”的说法。许多三纲五常压迫我们，现代中国人首先便想要突破这一层礼教的束缚。(孟永：“传统”成为我们为了批判某些导致我们落后的东西的人造容器，造出它的意义有一个价值前提，就是它的贬义。其实，找到真正的阻碍因素绝非易事。现实的需要使得我们急需这种笼统叙事。这是一种情感叙事。)
　
　　突破礼教束缚的这个问题，并不是从鲁迅才开始的，这种说法至少可追溯至谭嗣同在《仁学》里所说的“冲决网罗”，可以说他是最早提出主张个人应突破传统文化对个人的拘束，使人解放并希望全面改变传统的文化。谭嗣同虽然没有用“解放”这个名词，不过他说的“冲决”那种突破性是很高的，在这一点上，五四时代的思想家也并没有超过他的思想境界。谭嗣同碰到的不全是政治或社会制度的问题，而是传统中个人如何变得更自由、更解放的问题。谭嗣同的《仁学》与康有为的《大同书》可以说是互为表里的。这两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那个社会基本上是以西方为模式，那是一个乌托邦，也是一个接近空想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社会。而《仁学》则以“仁”为中心观念，并赋予它以现代的解释和意义。谭嗣同用当时物理学中的以太来解释“仁”，认为“仁”表现中国人的主要精神。当时，中国的思想变化是非常快的，《仁学》写于戊戌政变以前，到五四不过二十年，只有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但五四时期已没有人讲“仁”了。
　　
　　到了五四，真正的个人问题才出现。（孟永：“真正的个人问题”，似乎还要看我们怎么界定它。此时的个人问题无非是个人的工具性，或是以个人的自身价值为名来促成个人的工具性。“个人”也只是个人集体中的卑微一员。我以为“真正的个人问题”的出现要在国家独立之后经济发展之时。）胡适所主张的个人主义其实是自易卜生的egoism。他讲个人在沉船危难时应先救自己，为的是日后可以成为有用的人，贡献社会，而不只是为了自己而救自己。这个个人主义并不全是西方式的、孤零零的个人，也不是面对上帝时的个人，仍是在中国思想传统中讲个人，“小我”的存在仍以“大我”为依归。胡适在讲个人主义的同时，他本身的中国文化背景还是十分清楚。例如他提倡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并重视死而不朽的问题。他认为小我会死，大我（社会）不死，此即胡适的“社会不朽论”。胡适虽然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最重自由、最强调个人主义的思想家，但仍然强调大我，此乃中国的传统观念：小我必须在有大我的前提下，才有意义。胡适并以现代观念与西方说法融化到中国传统中来解释三不朽：立德（whatweare）、立功（whatwedo）、立言（whatwesay），这虽是现代中国人的个人观，却仍是在中国传统的脉络中。（孟永：胡适的看法我并不觉得是传统的因素在作怪。人的生存意义问题是一个永恒话题。关键是个人的叙说是在政治层面来讲还是纯粹是在哲学意义上来讲。从前者来讲，个人是社会权利的主体，是要通过立法人为的界定；后者则是研究人的生存意义问题。有人说，哲学就是研究人的死亡。传统与现代的二分还是存在些问题的。）胡适在与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论中，论及国家与个人、集体与个人时，则显然偏向西方古典的个人主义。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写道：“个人若没自由，国家也不会有自由；一个强大的国家不是由一群奴隶所能造成的。”他以西方自由主义中的契约观念（人与国家的关系）强调个人的自由为第一位，人若没有自由，那么人与国家之间的契约便失去了意义，他即是以这样的观念来对抗当时马克思主义以及国民党的集体主义的思潮。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10 08:50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10 08:51     标题: 中国近代个人观的改变(24)

　以上所谈是为了说明：中国近代思想家或学者对于个人问题并没有很深入的探讨，尤其没有谈到“个人”或“自我”在中西文化传统中的异同问题。其实在中国传统的文化里，“个人”或“自我”的观念是很重要的，不论是儒家或道家，特别是道家如庄子，或是佛家的禅宗，都重视个人的精神自由。（孟永：不是人的在社会政治层面上的权利和义务问题。）儒家所谓的“内圣外王”，是指个人先做好本身的修养，才有能力处理外在事务。即使儒家的“修齐治平”也是从个人开始的。以庄子而言，他的主张代表了中国最高的个人自由。（孟永：是个人的心灵自由）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提及庄子主张的个人自由，萧先生认为它甚至是超过西方个人主义的。这不只是萧先生个人的看法。当初严复翻译约翰·穆勒的《自由论》时，因为找不到相应的中国观念和名词来翻译“liberty”，最后用《群己权界论》来翻译On Liberty这本书。这是在个人和群体的关系中划定自由的位置。但严复在导言中讨论《群己权界论》时，则常引用庄子的个人主义思想，说庄子讲的自由有一部分很像古典自由主义者讲的自由。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的个人主义与西方个人主义的异同点：相同的是都肯定个人自由和解放的价值；不同点是西方以个人为本位，中国却在群体与个体的界限上考虑自由的问题，这比较接近今天西方思想界所说的communitarian立场。
　　
　　中国传统社会或文化中并不是没有个人自由，但并不是个人主义社会，也不是绝对的集体主义社会，而是介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二者之间。（孟永：“个人主义”要慎用）以儒家为例，儒家并未忽略个人，例如：孟子讲“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也是注重个性的问题，只是中国人并不以个人为主导。庄子的思想首开个人主义风气，至魏晋时代则是个人主义的高峰期，那时的激烈思想家甚至不要政治秩序。这是相对于秦汉大一统时过分强调群体秩序的一种反动。章炳麟、刘师培等人在日本提倡“无政府主义”，其实便是受魏晋时代“无君论”思想的影响。
　　
　　从五四到20年代之初，个性解放、个人自主是思想界、文学界的共同关怀。但整体地看，当时感性的呐喊远过于理性的沉思。此下一直到对日抗战，这期间中国人纷扰不安，大家关心的主要是救亡图存的问题，只考虑大我，无法顾及小我的问题，更谈不到讨论小我精神境界的问题了。这是国家的处境所加于思想的限制。传统有关“个人”或“自我”的观念因此没有机会得到深刻的重视和认识。
　　
　　19世纪中期，中国和西方接触是被迫的，因为战败了。中国本无任何向西方文化观摩的意思，现在打了败仗，知道西方船坚炮利的厉害，才不得不急起直追，想学到西方的科技。这就决定了中国学习西方纯出于功利观点。这个观点基本上支配了思想界、知识界。其中当然有少数例外，如同治时代的冯桂芬已承认有“西学”。后来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已最先由冯桂芬开了头。冯桂芬甚至已经注意到西方的科技是以“算学”为基础的，可惜这个思潮并未发展。一直到李鸿章“洋务时代”，主要工作仍然是如何赶上西方的科技，所以兴建了许多造船厂并翻译西方书籍。当时所译之书主要为科技及法律（国际法），并没有接触到西方文化本身的特质，特别是没有接触到西方的宗教。因为那时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引起很大的反感，尤其是知识界非常反基督教，认为中国教徒是“吃教饭”，而士大夫则只想学西方的船坚炮利。由于中国人自始即不注意宗教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因此对西方人的“自我”或“个人”的意识便无从了解。影响所及，中国人也没有机会检讨自己传统中的相关部分。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10 08:58     标题: 中国近代个人观的改变(25)

近代西方个人主义起源于14、15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及人文主义，这是上承古典的传统。在宗教方面，马丁·路德主张个人与上帝直接沟通。到了加尔文教派，即所谓的“清教徒”，把个人地位提得更高。美国是清教徒社会，以18、19世纪的康涅狄格（Connecticut）州为例，小孩很早便离家外出闯天下，成人后才回家与父母重新建立关系，以此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这在中国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而西方人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人对上帝须绝对地服从。
　　
　　

（一）中国传统中的“个人”和“自我”


　　
　　我们必须先从古代中国人对生命来源的看法谈起。荀子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他又说：“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这是说生命是天地给予的。“类”是指人类。《易经》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与荀子相同，但这是指万物之有生命者而言。但只有人类才能意识到先祖（包括父母）是自己生命的直接来源。禽兽不记得父母祖先，这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之所在。这个看法在古代很普遍，汉代的人大致都抱着这个信仰，因此自汉代起，中国人特别重视“孝”。因为生命虽推源至天地（如西方的“上帝”），但每个人的生命又直接出自父母和先祖。这样一来，中国人便不把每个个人直接系之于天地，而个人都是某家的子孙，西方那种个人主义便出现不了。所以古人写自传如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班固《汉书·自纪》、王充《论衡·自纪》等都叙述自己的家世。这些自传中并不是没有他们的“个人”或“自我”，但他们要把“自我”放在家世背景之中。这正是说，他们不是孤零零的个人，他们之所以成为史学家、思想家是和“先祖之所出”分不开的。这和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式的自传完全不同，更和近代西方自卢梭以来的自传不同。但汉朝是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帝国要长治久安，便不能不把家族吸收进帝国系统，因此也把个人吸收在此大群体之中。这是汉朝用“孝”为取士标准的一大要因（“孝廉”）。从前“孝”是私德，是个人的德行，现在却变成公德，与帝国秩序有关了。“孝”既已制度化，成为博取名誉地位的手段，于是久之便流为虚伪。所以汉代实行“三年之丧”，有些汉末的人甚至守丧二三十年。这种虚伪把个人的真性情汩没了，这才引起反抗，而有魏晋以下个人主义的兴起。(孟永：魏晋时期的个人意识兴盛不能称为个人主义。“个人主义”这个术语是西方意义上的。)
　　
　　魏晋时代是中国史上第一次有个人的觉醒，这在思想上和文学上都有清楚的表现。思想是所谓老、庄的玄学。如嵇康便公开说他不喜欢周、孔的名教，因为它压抑了人性。（孟永：对“压抑了人性”的反抗，这是人道主义。）相反，他认同于老、庄的自然。“竹林七贤”中的另一位——阮籍，更是直接向礼法挑战。故听说母亲死了，仍继续下围棋，局后吐血数升；他又冲破了当时叔嫂不通问的礼数，曾亲向其嫂话别。当时的人最向往的人生便是适性逍遥，郭象注《庄子》把这个观念讲得最清楚。个人的精神自由在魏晋时代成为一个最重要的价值。在文学方面，建安作家包括曹丕、曹植兄弟在内，往往写信给至交好友，诉说自己的心事、个人感受等。这是中国书信史上的新发展。以前汉代的书信保存下来的都是讨论事情的（如司马迁《报任安书》），不像建安书信这样几乎完全是谈心式的。这是个人觉醒的一种象征。（孟永：受到压抑有这种反应，是很正常的。“觉醒”是觉醒到了什么呢？）以诗而言，更可见自我的发现，如嵇康的《幽愤》、阮籍的《述怀》。这些细诉一己情怀的信和诗在魏晋大量流行，绝不是偶然的。所以在这个时代，个人的自我关怀远远超过了大群体的意识。汉代文学正宗是赋体，那是些政治性的、为帝国的伟大作渲染的东西。
　　
　　在宗教方面，佛教在此时开始为中国人接受，这对于中国人的自我意识也有加强的功用。从前中国人不太讲个人灵魂的不灭。照儒家理论，魂魄在人死后迟早都是要消灭的。庄子以气的聚散说生死，则人死后“气”又散在太虚之中。佛教的最高教义固然不承认灵魂，但中国人所接受的通俗观念则是灵魂轮回。如果有轮回，那么个别的人的觉识永不消失，而无休止地在宇宙间流转。一般平民拜佛都是为了求福田，可见佛教确加深了个人的意识。诚如陈寅恪所说，从中国人的观点看，佛教是“无父无君”之教。既然“无父”，则家庭或家族便无意义；既是“无君”，则国家也失去存在的理由。那么剩下来的便只有一个个的个人了。所以佛教影响所及，打破了中国的各层的群体观念，而突出了个体。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10 09:00     标题: 中国近代个人观的改变(26)

隋唐时代，中国再度建立了统一的帝国，但这时的社会已远比汉代复杂，即论国际性、开放性，也超过汉帝国很多。经过新道家、佛教洗礼以后的中国思想界，也不大可能再回到汉代经学笼罩下那样较为单纯的状态了。不过我们若要了解唐代中国人对于“个人”和“自我”的看法，我们不能仅求之于儒家经典的注疏，而更当在诗人作品中去发掘。这是因为唐代文化的创造活力主要表现在诗歌中。唐诗的思想内容是极其丰富繁多的，未可一言以蔽之。例如杜甫较为关怀大群体，李白则表现个人或自我者为多。但杜甫诗中也未尝不写个人生活的情趣，李白也慨叹“大雅久不作”。在杜、李之前有一位陈子昂，他有一首诗写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首诗表达了诗人自己的一种极深沉的苍凉寂寞之感，这是前人所未到的境界。
　　
　　中国传统的个人观到了宋代以后，因理学的兴起又发生了新的变化。理学当然是儒学的新发展，但也吸收了佛、道的成分。从宋代以后的观点看，儒家的基本经典是《四书》、《五经》，都是官书。如朱子的《四书》，因成为考试课本，也可算是官书的一种；就连《诗经》亦非全是民间诗歌，大体上是经过采诗官雅化的。有人甚至认为《五经》在汉代相当于今日的宪法，这句话的意义是指它的内容是皇帝都必须尊重的。所以汉代大臣向皇帝谏言，往往引《诗经》为根据。由于儒家不是独立的、有组织的“教会”，经典的传播要靠政府的力量，这就造成了一种特殊的困难，使它在现代世界找不到立足点，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很少能平心静气地在儒家传统中觅取有关“个人”或“自我”的本土资源，正是因为他们把儒家经典完全看成了代表政府的政治意识形态。（孟永：个人或自我，在哪个文化中不存在呢？但时移世易，个人在不同的时代应该是被构建出不同的意义。）在儒家思想史上，《四书》代《五经》而起是一件大事，这是宋代的新发展。宋以后，中国政治社会发生极大的变化，已无世袭封建和大世家门第的观念，社会已走向平等，只有一些地方性的世家。因此，儒家学者必须靠科举考试才能参政，例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天下只有皇帝一家是世袭，宗室已无重要性，宋代宗室中人且多落魄，有的还需经考试才能做官，因此产生了士大夫阶级。这个阶级以负起对天下的责任自许。严格地说，宋代的士大夫普遍发展出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范仲淹主张“士大夫”要以天下为己任，“治人”必须先“修己”，此中也有佛家的影响。这是《四书》兴起的历史背景。《四书》之所以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主要是因为《四书》是教人如何去做一个人，然后治国平天下。《大学》、《中庸》在汉代并不受重视，并没有人专门讲《大学》、《中庸》的，专门讲《中庸》的，要到佛法传来后，佛经中讲喜怒哀乐、心性修养，讲人的精神境界，《中庸》才因此引人注意。六朝梁武帝著《中庸注疏》，即是受到佛教的影响。我们可以说，儒家的个人观因《四书》的出现而深化。佛教讲心与性，儒家亦然，只是儒家这方面的思想被冷藏于典籍中未被发现而已。宋以后，三教彼此影响，一方面走上俗世化，一方面重视个人或自我。儒家讲修齐治平，不能脱离世界；庄子则是世界的旁观者，不实际参与，认为社会是妨碍个人自由的，要做逍遥游；禅宗教人回到世界去，教人砍柴担米就是“道”，平常心就是“道”，不必到寺庙，在家亦可修行，后来就有了“居士”的产生。此类似马丁·路德的做法，主张不必看经典，也不必相信神话。禅宗极端反对偶像，禅宗和尚说：“如果看到什么佛陀金身，一棒打死给狗吃。”中国文化中反对偶像最激烈的，莫过于禅宗和尚。禅宗讲求“自得”，和孟子、庄子完全一致。所以中国人并非自古即崇尚权威人格，压抑个性。例如韩愈在《师说》中就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是禅宗所谓“智过其师，方堪传授”的翻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服从权威性格反而在五四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先是奉西方大师为无上权威，后来则尊政治领袖为最高权威。（孟永：很值得思考。我以为“专制”这一概念纯粹是一个现代观念，也就是说专制的现实也只存在于现代而不是古代。）从《五经》至《四书》这段发展，可以使我们了解到中国人对自我、对人性了解的诸多变化。那么为何以《大学》为第一篇……是因为个人最后必须与社会国家产生联系；如果没有《大学》，只有《中庸》，则会流于只讲个人、没有大我观念。但中国人不能完全放弃大我观念，宋代的外患严重，民族危机很深，我们不能想像当时的思想家能专讲“小我”，不要“大我”。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10 09:01     标题: 中国近代个人观的改变(27)

宋、明理学家的贡献是对个人心理有更深刻的解析和了解，所以理学不仅是伦理学，也是心理学。他们不再是性善、性恶的二分法，而是同时承认人性有善及恶的两面。心性是义理之性，是有超越性，即异于禽兽之性。气质之性则是人与万物同有的性。他们当然强调超越的人性，但也深知气质之性不易改变。他们的分析非常复杂，这里不能涉及。总之，理学使我们对个人的内心认识得更深了。许多西方心理学家因受实际的限制而以动物来做实验，但人与动物之间是否可以画上等号？心理分析则偏重在人的非理性的一面，主要是人欲问题。以儒家对人性的观点来看，人与禽兽终是不同，在道德、行为、思考等方面人和禽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从这里就发展出儒家所主张的训练治理国家人才的方法。以儒家而言有两方面，即为朱子讲的修己治人，这是对社会精英的要求。这一群人通过教育及道德训练，将来是要成为社会精英、领导社会的。在南北朝时期“士”是来自名门贵族，至宋以后，人人皆可为士。范仲淹更设立了义庄、义学，鼓励穷人子弟读书。农工商阶级之子只要熟读经义或明以后的《四书集注》，通过考试，皆可为“士”。“士”必须经过这个阶段，才能领导社会。和周、张、二程完全不同的王安石也倡导“为己”之学。他引《论语》“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一语，加以引申，故说：为己有余，而天下之势可以为人矣，则不可以不为人。这个以《四书》为主的训练，就是修己以后才能治人的过程。朱子曰：“存一分天理，去一分人欲。”此语是针对士大夫而言，非对一般百姓。因为士大夫是未来的政治社会领袖，必须了解利、义之分。朱子的这一段话并不是要老百姓不要“利”，不要吃饭，而是针对士大夫说的。如同柏拉图主张的“reason高于desire”，也是对哲学家、思想家而说的。所以他说“哲学家”最宜于做“王”。理学的功夫重点主要在“修己”方面，这是一种内转，也是对个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我们可以说，儒家的个人观，宋、明以后显然更为成熟。六朝隋唐的“礼”学还是外在的社会规范。不幸元、明以下，以《四书》为考试的官方教材，“治人”远重于“修己”，儒家走上了官学之路。一般为考试而做官的人并不认真“修己”，因此各代理学家都叹息“科举害道”。但一旦废除科举制度，《四书》便无人去钻研，儒家的传统更少人去理会了。
　　
　　总结地说，我觉得宋明理学所讨论的是人怎样生活的问题。从这一点出发，理学家在心理学和伦理学的层面上更深入地发掘了人性的问题。《大学》讲“修齐治平”虽是一以贯之，但只存在于理论之中。谈到实践方面，我们只看到修身和齐家这两个层次上的成就，再扩大一点也不过止于一族、一乡和儒生社群之内（如书院）。治国、平天下则往往是落了空的。换句话说，“修己”比“治人”更为重要。“修己”不能狭隘地解释为道德修养或“如何成圣人”，而是指“修己”有所得的人在精神上有更丰富的资源，可以从事各种创造性的工作，也可以应付人生旅途上种种内在和外在的危机。在这一方面，明以下理学家的自述文字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材料。现在已有英文专书讨论。如果我们再从理学扩大到道家和佛教，这一点便更为清楚，宋、明以下中国在文学、艺术各方面的新成就都离不开儒、释、道的精神背景。读书人在人生途程中遭遇到的种种坎坷，也都要靠这些精神资源的支持才能化解而不致精神崩溃，宋代苏东坡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明代王阳明也是一个典型。在自传文学，甚至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中，我们也不难得到实证，如汪辉祖的《病榻梦痕录》、沈三白的《浮生六记》以及曹雪芹的《红楼梦》等。理学最初虽然是以士大夫的“修己治人”为重心，但越到后来便越和日常人生打成一片，而且也跳出了“士”的阶级，王阳明所谓“不离日用常行外”、戴震所谓“人伦日用”都是指此而言。明、清时代对理学有兴趣的人也包括了商人、樵夫、陶匠等，泰州学派便是明证。这些精神资源照理说应该在五四以后成为中国人建立现代个人观的一大根据。可是五四激烈的反传统使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些都不屑一顾，甚至将其作为“打倒”的对象。（孟永：对这一历史现象我们要抱着理解的态度。当然，也是可悲的现象。）中国现代个人观的枯窘、自我意识的萎缩，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重要的解释。另一相关之点则是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所理解的西方文化也是片面的，甚至是相当肤浅的，这就使我们不能深入西方关于“个人”和“自我”的研究和讨论。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10 09:03     标题: 中国近代个人观的改变(28)

（二）五四以来所接触的西方文化
　　
　　五四以来我们所接触的西方文化，是什么样的西方文化？我们想用什么样的西方文化，来改变中国？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不可能在这里全面加以讨论。我想还是从个人、自我的角度，来切入这个问题。（孟永：个人、自我应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儒、道、佛家对个人问题的讨论，到了近代以后，几乎被忽略了，但也不是没有人在继承传统，例如：熊十力先生、梁漱溟先生等，也都还在作努力，只是不成为主流。以五四为中心在知识界所掀起的大波浪，把上述的问题都摆到一边去了，不认为那是重要的问题。现代的教育也使得年轻人无从接触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从小学到大学，把所有青少年的精力都消耗在预备考试上面，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要做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好像越来越不重要了。五四接触到的是西方的启蒙运动思想，即是以科学为本位的思想，也可以说是科学主义或实证主义。五四所提倡的科学，不光是自然科学如何在中国发展的问题，而是对一切事物都采取科学的态度和方法，也就是牛顿、哥白尼以来对自然的态度，因而使得科学在中国取得最神圣的地位。这个主张并没有错，但是科学本身有无范围界限？最具体的问题体现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前后的科玄论战上。其中以丁文江、胡适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应该用科学态度来统一人生观；另一派包括张君劢等则主张人生问题不是科学能够完全处理解决的。论战的结果，表面上是科学人生观胜利。当时一般皆赞同：科学方法可以解决一切人生问题，历史的发展也可以科学地归纳出一些法则。
　　
　　而现在的世界又是一个解除魔咒的时代（disenchantment），世界上再没有什么神奇的事，一切看来都很平常。胡适讲中国哲学，也保持这个态度，所以很多人批评他浅薄，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就是他看世界看得太平常，一切都“不过如此”，都是自自然然的，所以他提倡自然主义，所谓的自然主义就是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有超越性的、神奇的，一切东西都可以化为平淡、平常。现代西方也有这一倾向，就是“Godisdead”的说法，西方的宗教信仰也淡了。但是今天看来，宗教在西方的力量仍不可小觑，仍是他们人生的意义的源头。五四时代中国人由于在18世纪启蒙思想和19世纪实证主义的笼罩之下，对宗教是敌视的，甚至以宗教即是迷信。这样一来，他们便接触不到西方文化的深处，看不见个人和自我的超越泉源。
　　
　　五四当然也有其正面的意义：提倡民主、对科学有信心、对人类前途有无限的乐观。胡适是以科学、理性作为他的信仰基础，并对未来有乐观的预言。1947年他在北平当北大校长时，曾发表名为《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的一篇广播：“……民主自由在西方是发展了三四百年的传统，到今天，仍是西方文化的主流；而反民主、反自由的极权主义却只是一小小的、短暂的逆流，在苏联也只不过几十年，不管它现在是多么地不可抵抗，都将过去……”以那个时候来讲，世界上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他的论点，相反的证据倒是不少。不过，以今日苏联、东欧的局势来看，胡适可称得上是先知了。
　　
　　五四虽然提供给中国人一个接触西方文化的机会，可是当时人只热心提倡科学主义、实证主义，认为科学、理性和知识可以解决人生的一切问题，这个态度不能算错，可是如果只有这一面，那问题就来了，不但人性里面超越性的一面、人和禽兽的分别不能讲，而且人性中非理性的黑暗面也无法交代。在当时的中国，一切有关超越性的观念都受到嗤之以鼻的待遇，人人只讲科学和民主。换句话说，自清朝以来，整个儒家意义世界已瓦解，思想上一片空白，五四时大量翻译外国书籍欲填补这个思想的大空白，但是否有人消化这些知识，却是个问题。况且整体的文化大空白也不是短期内可以用西方材料填得起来的，人人都专心于全面改造中国，完全忽略了深一层的或超越于民主与科学以外的问题。好像民主和科学在西方文化中是无根的。五四以前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吴稚晖，已主张“把线装书丢到茅厕坑”，又强调用机关枪和帝国主义对打。这些话是很痛快，但也可见他对中西文化的理解多么偏激。当时无人理睬中国传统文化，人人觉得越“急进”越好，人人排斥“保守”。
　　
　　近代中国的改革家和革命家有一个共识：认为只要推翻旧有的制度，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今天表现在台湾的“国会改选”的现象亦是如此。中国现代最重大的问题就是：只有政治没有人生，这是很可悲的。我想这里有一个“大我”淹没了“小我”的问题。
　　
　　韦伯认为政治家有三大要素，即热情、责任感和判断。中国现代革命家只有热情而缺乏责任感和判断。但分析到最后，恐怕还是因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人生的意义想得太浅，他们把旧有文化完全摒弃，而新的又尚未建立，他们的思想上仅有薄弱的科学主义作为根基，以为只要有科学精神，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至于个人、自我的意义，没有人去探究。中国人因此变得都是采取功利主义观点来看人生，表现出来的就是什么事都要“立竿见影”，一切事情都是以功利的观点来衡量。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10 09:04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10 09:19     标题: 中国近代个人观的改变(29)

讨论部分
　　
　　问：中国士大夫做官时，尚有如同西方的“传教”的功能，可是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后，士大夫便失去此一作用。在中国，有无可能再重建一个新的士大夫“传教”的规范？
　　
　　答：儒家是否为一宗教，要看如何定义宗教。有人认为儒家是宗教，但宗教毕竟是西方的观念，强加在中国的文化上似乎有点困难。中国民间的行为规范的建立主要是由儒家担负的责任，西方的宗教是道德的来源，中国的道德则大多是从儒家来的。所以，如果说儒家是一个宗教，可它却没有上帝观念的存在。儒家是没有上帝观念的宗教，可以说是中国宗教的特色。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在文化问题上，许多东西是社会科学的一般概念所无法通释的，也不能一律加以套用。
　　
　　儒家没有教会组织，但历史上往往有读儒家经典的士人，在做官后，深觉自己有教化民众的责任，因此皆负起传教的任务。这个传统自汉一直延续至清末。
　　
　　宋明理学家很多做过地方官，他们认为士大夫不仅要做官，更要紧的是为师，像陆象山、朱熹，他们认为更重要的是教育一般老百姓，自己就承担起这个责任。但是传教并不是政府要求的，这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如：曾国藩、阮元及晚清的张之洞等人，都承继了这个传统，传播思想并非他们做官的任务，只是他们利用职务之便，宣扬思想和理念。这些在西方历史是找不到的。中国的士人宁愿以老师而非官吏的身份出现。
　　
　　儒教和中国传统政治社会制度一直是联结在一起的，但至民国以后，科举废除、帝国制度改变，学校也成了新式学堂，只有少数的儒家学者在延续这个传统。此时儒教只有采自由讲学的方式才可发生作用，而近代在思想上发生作用的，首推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宽容下，陈独秀、胡适得以在北大提倡新思想。那时，社会上小规模的讲学仍存在，只是未起很大影响，此实因传统制度已经消失，使儒教很难找到据点，得以宣扬。所以，既是官吏又是传教师的这个传统在清末已断绝。今后要发扬儒教思想，唯有借社会中的组织。
　　
　　问：大陆是否已失去原有的价值体系？应如何重建使之能适应新的社会？
　　
　　答：中国有些价值是被忽略了，而不是完全失去了。自五四以来，社会上呈现的是反传统的现象，例外的也只有少数，如：孙中山提倡旧道德，他认为没有这些传统的道德，革命也会有问题。别的人并不欣赏他，包括胡适在内都认为孙先生提倡旧道德是在敷衍旧势力。就连国民党在这方面也没做到。也许因为孙中山受的是西方教育，所以他对中国文化传统感兴趣，正如现代中国人对中国文化有兴趣的是海外华侨；华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也许较模糊，但对传统却十分尊敬。目前中国乡村之间还保存一些通俗的中国文化，然而中国知识分子却是最早离开传统儒教文化的一群。
　　
　　不仅在中国本土如此，在新加坡亦然。中国知识分子只谈五四，不是理智上的反儒家，而是在情感上敌视儒家。知识分子最怕沾上儒家。如此皆为情绪上的反儒，并非经过深思熟虑的分析。所以，说到重建，首先应在态度上改进。
　　
　　我并不是在提倡儒家，我也许同情儒家的某些立场和观念，也认为儒家某些东西具有现代的意义，但是要问我是不是新儒家，我说：什么家也不是。
　　
　　举个例子来说，孟子说“舍生取义”、“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但是，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那我可能选择鱼，而不选熊掌。因为我对熊掌毫无兴趣。在孟子的时代，熊掌大概是比较珍贵的，所以他选择熊掌。鱼和熊掌只是个比喻，是指生命与意义之间，舍生取义是一个选择，这好像只是中国的一个传统观念。但是，最近在美国的哲学界，也有人讨论这个问题：人与禽兽的分别在哪里？他们的讨论指出：人与动物都会有选择的能力，但是只有人有secondorderchoice（第二序选择），就是我们还能在两个东西中间加以评价。
　　
　　今天，西方的道德哲学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演变，所提出的概念几乎和孟子最早提出的问题是同一个模式的。他们几乎是不谋而合的，因为这些西方人显然并没有读过孟子的书。这些哲学上或宗教上的发展，是因为今天世俗化的结果，使得西方人无法以上帝的观念来作为道德哲学的根据，但是却还必须有一个“人异于兽”的超越性准则，所以有了这样的发展。我们说多元社会，但是多元社会有很多的问题：流于凡事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法则，那问题就来了，“生”和“义”就很可能是一样的，甚至还会有人主张“义”是人造的、虚构的，认为“生”比“义”更重要。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10 09:20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10 09:22     标题: 中国近代个人观的改变(30)

中国如何重建儒家？不一定非采形而上学的路线，因自五四后，对玄学家一直有偏见，现在“形而上”是一句骂人的话，就是指不科学的、胡说八道的，所以又遇到了“态度”这个问题。西方的许多学者已开始转向，认为纯粹科学或是和科学相连的哲学，例如：知识论的一套东西，并非一切，欧洲传统渐受注意和风行。但是，受注意的东西未必是好的、正确的，不过，可能导出新路。不过，讲到诠释的哲学，这与中国较接近，早期的康德、黑格尔，与中国的儒家、宋明理学比较类似。欧洲文化与中国传统并非一致，但却有共同的取向。我想说的是，中国的传统哲学经过现代的解说，并不如大家心中想像的那么落后。因此，建立新的价值体系，第一步便是知识重建的工作。
　　
　　西方的哲学并不全是思辨，它也一样重实践。注重实践的东西在中国是很容易被接受，因为它与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相接近。以马克思主义来讲，它也主张哲学的任务是批判世界、改变世界的，它也是强调实践。儒家的“尽心知天”根本是要改变世界，解释并非它的长处。这正是中国知识论比较不发达的原因。中国人讲“天”，但是从来很少去搞清楚“天”是什么，而是讲“尽性”，尽自己的性就能知他人的性，尽人之性也就能尽物之性，也就能知“天”。中国人并不注重知识是如何形成的。中国要重建传统的文化，就要在知识论上作加强和补充，尤其要努力argue，这个可在学院或知识界进行，重要的是这种经过现代重建的知识必须和生活逐渐融化成一体。
　　
　　如果把修身齐家放在“私”的领域，则儒家的道德理念是可行的，但却不一定要能推到治国平天下的层次，因为那是“公”的领域，这可以避免儒家和政治之间的关联。例如：新加坡人人批评李光耀是想把职位传给其子所以才提倡儒家。其实，儒家亦主张传贤。因此我们不能说思想文化被政治利用后，本质就变了；误以为儒家只是政治的意识形态，正如基督教有“君权神授”的理论，也有解放神学，是一样的道理。我们不能把儒家解释成只是政治控制的工具，不仅不公平也不合时宜。所以应把“修齐治平”分成“公”、“私”两部分。儒家在维持家庭和谐的关系有其作用，在造就某种有品德的人与人的家庭关系上是有意义的。所谓“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正是此意。大陆如果要恢复或重建中国的价值系统必须先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恢复民间社会的动力，在政治力量之外有比较独立的社会力量；第二是知识分子必须改变反传统的极端态度，并修正实证主义的观点，否则便不可能对传统文化价值有同情的了解。但这两个条件都不易得。
   
    问：思想或宗教信仰只要为意识形态者，皆有可能被利用作为政治工具，但这现象似乎在台湾特别严重。和大陆比起来，台湾是特别号称恢复儒家精神的，这可由中小学教材的编排很明显地看出。是否儒家本身确实有一部分特别适合作为政治利用的工具？
　　
　　答：你的问题是对政府提倡儒学的反感，这种反应也是应该有的。政府的确不该提倡任何一宗派、学派或教义，我个人反对文化政策，任何文化政策都是不需要的。政府可以提供某种经费给民间的团体或基金会，也可以在经费的运用上有其价值取向，但它没有理由提倡任何特殊的学说。同时我坦白地说，陈立夫编写四书等文化教材的努力是没用的，我想日后的教科书会重新编写，你说的也只是过去的现象，我们根本不必再去重视。
　　
　　问：中国传统文化是否有人权观念？若有，与西方人权观念有何不同之处？如果没有，那么是什么因素阻碍其观念的发展？是否可比较一下中国的仁政思想与西方的人权观念？
　　
　　答：中国人讲人权，是由义务与责任开始。西方的人权来自上帝，因为生命从上帝而来，上帝就赋予生命不能被剥夺的人权。中国的说法则是“天地之性人为贵”，人命关天，上天有好生之德，所以生命为第一权利，吃得饱穿得暖为第二权利。中国人的仁政讲的是政府最起码应做到的事。灾荒时期人民必须赈济，政府有这个责任，倒过来讲，就是人民的权利。所以中国人是讲义务和责任，义务的对象就是具有权利的人。西方人讲自然的权利，中国人讲的是“天理”。因此，中国人的天理，便是中国式人权观念的表现。政府的责任便是人民的权利。假使百姓受饥寒，即表示政府未尽责任，亦即人民未享受权利。所以直接的语言是“责任语言”或“义务语言”，而非“权利语言”，西方亦有此二种语言。此外，中国人权观念不认可奴隶制度，西方则到了基督教时期才有这个观念。相当于西方人权的观念，在中国是有的，但其实西方的人权观也一直在变化，不断地在扩大。基本上，中国与西方人权观念比较起来，是各有千秋。中国人的第一个前提是尊重生命，第二是孟子所谓“黎民不饥不寒”、“为民制产”等权利。中国人的人权观是受了儒家精神、道德思想及佛教的影响，西方现在的人权观念则可以《联合国人权宣言》为代表。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10 09:23     标题: 中国近代个人观的改变(31)

　问：人一出生，文化就已经被界定。在中国长期延续、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是否有突破这个界定的可能？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根，中国文化的根，基本特征为何？为什么中华民族会形成这样的文化特征？
　　
　　答：经验告诉我们，人是可以超越“文化界限”的，在经过比较、判断后，人可以突破原有的文化界限。
　　
　　第二个问题，中国文化的根是什么？
　　
　　中国文化的根倒很难讲它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中国的地理环境来讲，它和外界是比较隔绝的，东南边是海、西北是高山沙漠，它可以自成一个区域，对外交通的建立并不是很早，外来的影响也就不是很大。中国文化的特色，可以说在夏、商、周时代已经有了，是一个很长的文化源流。在这里面，“家族”大概占了很重要的成分，也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以家庭为主的。
　　
　　问：近百年来中国对西方与旧有文化间的取舍问题，有所谓的“折中论”，您的看法如何？此外，似乎中国知识分子在接触西方文化时必然经过曲解的过程，是否必须如此，西方文化才比较容易引介到中国？请试以“民
　　
　　间文化”的观点来探讨：原始儒家文化是否有西方个人主义的成分？
　　
　　答：介绍西方文化时，曲解的过程是必然的。因为当时西方有些观念，在中国还没有适当的名词或概念与之契合。而且中国文字是图形的，它会令人产生联想，不似西洋的拼音文字，因此在翻译上更难掌握，所以早期的翻译不容易忠于原作。佛教初来时的“格义”便是如此，“格义”不失为最初沟通之一法，久而久之，认识便深刻了。
　　
　　“民间文化”在中国的资料太少，在古代没有“人类学家”去观察、记录农民的生活、想法。因为中国社会没有太明显的阶级限制，农民没有束缚，彼此之间常有亲戚的关系，亲族的关系把阶级的界限给打破了。中国通俗文化极少史料可依据，没有教会的资料，也没有什么宗教的冲突，所以很少人记录。但整体说来，中国低层的民间文化与高阶层的文化并非对立的，而是多半由上层文化慢慢渗透到下层，经由口耳传授，或师生的传递，有时候也会变样子，但是可以找到它的源头。犹如儒家中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是相延续的，对立性不似西方那么明显。民间文化的记载越是古代越少，所以我们不太知道原始儒家文化在民间的样子，不过西方个人主义似乎不能于此求之。
　　
　　主席：由于时间有限，是不是请有问题的人一次把问题提完，然后请余先生综合回答，我们就结束今天这一场演讲。
　　
　　问：我认为中西人权的概念仍有不同之处，请余先生再作说明。
　　
　　问：我也认为中西人权概念有区别。西方的人权概念指的是政府不应剥夺人民的权益，而中国则主张政府应该做什么。联合国宣言中的人权概念则二者皆有之。我个人以为整个西方民主、自由的建立与西方最初的人权概念相关最大。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人是否也有同样的观念？
　　
　　问：我对文化重建的可能性感到怀疑。余先生所谈的，很强调超越性的意义，但是对一般百姓来说，他们很难建立起一系列道德上的规范，或是对道德、文化的肯定。传统上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方法，一是知识分子谈天道、义理，或从人性中引申出对道的肯定；一是通过家族观念、祖先崇拜、亲情等来肯定。但是，要产生作用必须有条件，例如知识分子必须具有权威的地位……但是现在的困难是，以前所具备的条件已经不存在了，现在的社会又已趋向多元化，使知识分子间很难有认同感；另外家庭结构解体、宗亲观念亦淡化。总而言之，我认为价值体系重建的问题上，是无路可走的。
　　
　　问：有关台湾社会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从我的生活体验来说，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台湾保留仍多，因此有人认为：台湾文化是大陆内地文化的延续，但是在近代化的历程中，台湾文化和大陆内地文化已经产生了很多的不同。如果以大的中国文化圈子的角度来看，新加坡以及台湾、香港等地的文化与整个中国文化的变迁，彼此间有多大的差异？若差异大，那么未来台湾政治民主化之后，中国文化在这些地区日后的发展会呈现哪些面貌？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10 09:24     标题: 中国近代个人观的改变(32)

　问：中国经“文化革命”以后，各方面遭到严重的破坏，有很大的因素是来自百年来的文化失落问题。西方从古希腊罗马以来，是多君主的小诸侯国，但神是单一的；中国自春秋至秦，君主只一个、神明却不止一个。中国几千年来在强盛时期都实行天人合一，一方面表现在君权神授，一方面则是儒、道、佛三家主张凡人皆可修成神。但是到了现实政治中，儒、道、佛的弟子只能争正统，不能反叛，而政体与儒、道、佛三家是结合在一起的。欧洲诸侯国的君主是上帝之子，并非上帝的化身，他的弟子可以反叛，表现在现实政治中，便是多元的。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强调群体、理想，到了宋明理学，儒家虽有新意义，但宋时国家已积弱不振。今日，中国人民对中国传统中好的部分并未保留，优良的西方文化又无法吸收，因此，在中短期内中国政治、经济的改革也许有希望，但在文化重建与人的再造上，我认为是无望的。
　　
　　问：欧洲有多少种不同的自由观？相互间有哪些异同？自由与平等是有冲突的，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文化、政体中，对此两种价值的选择，有什么样的文化、知识与政治上的背景？
　　
　　问：个人观是否还可以从更多层面来探讨？
　　
　　问：讲到价值观和生活的结合，对于一些自认为“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的人来说，自然只有享受“千山我独行”的寂寞，您对此有什么看法？这种观念在今天社会中是否仍然适用？同时您对于《论语》中“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的看法如何？
　　
　　问：中国人认为西方文化和思想就是科学，且只重视他们的技术层面，与西方科学精神的层面不同。近代耶稣会宗旨主要是论证基督教的价值系统，我想了解当时徐光启看耶稣会的西方文化是属于哪个层面；形而上的说法，是否当时就已经有了？
　　
　　问：我想请问余先生的个人信仰为何？
　　
　　问：我与余先生有两点同感：其一，反对革命、主张渐进；其二，在价值方面，我有很深的危机感，其中不只由于中国的政治转型而引起的，还由于西方的商业化和科技发展所引起的社会转型而产生了危机感。此外，我有三项观察：
　　
　　1.现代科学已经和五四时的科学不一样。西方分析科学已经结束，而应回到东方的有机论的观点。现在的科学家与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已没有以前那么大的鸿沟。我是个科学家，也是个宗教信徒，我就是余先生说的那种对科学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2.文化的讨论经常是危险的。我不同意文化有失落、倒退的问题，文化是一个融合的过程。文化是无法重建的，但是可以演化。
　　
　　3.价值观的生长必须有个生长的出发点，不能像建空中楼阁地去架设，必须找到一个生长点去演化。存在一定有它的道理，我们不能一谈到大陆上的问题，就说这四十几年是一片黑暗、一片落后，然后就说是要重建。我们一定得找到它的根，作为出发点、生长点。
　　
　　答：我现在综合地回答各位的问题。
　　
　　1.“人权”根本是西方的概念，在中国只有相似的观念与之契合，但不能径以“人权”称之。最重要的差异是中西文化对于法律的观念不同。西方人权是法律的语言，中国的道德语言产生不了“权利”的观念，只有义务的观念。此外，权利是以个人为本位，这又和中国的家族一体的想法不合，但不能说中国人完全没有类似“权利”的思想。
　　
　　2.关于文化重建的种种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尤其是陈平先生问的问题是很有趣的，他的一些观察，我是同意的，比如说人文和科学之间的对话和沟通，是充满了各种可能的。陈先生提到文化无所谓失落、再造……
　　
　　如果从现象上来看，是这样的，但是人的问题的麻烦也就在这里，比如说如果对这个现象有所不满、不适应，个人就会产生失落感，失落是好还是坏，这是价值判断的问题。陈先生是乐观主义者，我也不是悲观主义者，我是短期的悲观主义者、长期的乐观主义者。长时期来说，我对人性还是有信心的。
　　
　　3.文化重建是没有捷径的，是否值得重建则看每个人的判断。文化本身一直在改变，没有办法依照人的意志或历史的规律加以控制，所以无法计算文化如何发展，但至少知识分子在价值问题上应担负澄清思想的责任。我不相信历史的必然性，可是我相信人类在大部分环境因素被决定的情况下，仍有一点点可以活动的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有其作用，至于作用大小，可能与历史状态和条件有关。关于价值问题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去努力。提倡一种思想或改进一种文化，都必须长期努力，但不能妄想。我们希望重建的文化，也必须靠日积月累的功夫，不可能一朝一夕即立竿见影的。至于个人做得是否成功，我想都还必须超越功利的观点。
　　
　　4.台湾的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支脉。严格说来，向海外发展是中国近一千年来的自然趋势，在郑成功时代台湾的文化确为内地文化的延伸。之后，台湾受日本统治50年，在这脱离中国统治的50年间也影响了台湾文化的发展。今日，台湾在文化上基本还是中国文化区的一部分。而新加坡大不相同。它曾受英国统治，政治制度为英人遗留下的法治，一切民主制度的形式与条件都比较完备，此外社会上的华人间有彼此分歧的现象，上层的华人是西方文化，但仍有下层的中华民俗文化。新加坡是由华人移民过去的，它是一个中西结合的产物。香港是英国殖民地，但完全是中国文化区，新加坡的华人知识分子皆受过五四的洗礼，所以反儒家、反传统，香港则不然，它甚至是传统旧文化汇集的地方。至于台湾本地人所保存的中华文化仍相当多，此由家庭关系可以看出。至于台湾文化中有多少是日本统治后留下的阴影，我个人并不了解。但从政治制度来看，台湾以前是国民党一党专政，民主只是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追求，这很明显是受五四的影响。后期的台湾文化已有相当大的变化，但文化的基调还是中国的。中国文化区是大于政治区的，过去中国文化区甚至包含朝鲜、越南等地，政治区只包含中国本土。中国扩张主义不似西方浓厚。西方在移民之后有政府为其撑腰，中国则只是因为人口的流动、海上贸易的兴起才向外扩张。对于移民，政府亦极少过问。台湾文化确实是中国文化的延伸，日后也无法分开。中国这个名词基本上是文化的概念，而非政治的概念。
　　
　　5.自由的概念相当多，德国式的自由与英美式的自由就不同。有人主张自由即人权，但现在讨论政治自由较流行的说法有：积极的自由与消极的自由。而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早期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浪漫的主张：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认为共产主义可以解决自由与必然的冲突；后来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一种废除分工后的个人自由，即个人可以任意发展他的才能。但恩格斯已在《反杜林论》中说自由即认识必然、掌握规律，说法一转，即成了列宁做螺丝钉的理论。中国的自由观念最初自日本传入，严复译为“群己权界”；至于胡适的说法是《论语》的“为仁由己”，相当于一种自由意志。庄子的《逍遥游》中的自由观念最传神，但强调的是精神自由，与西方以自由与权利相等的观念大异其趣。自由的地位在中国思想中还不是很明确。所以到底哪一种自由观比较适合中国社会、历史背景，是值得我们努力研究的。

出处:「中国思想论坛」(2009年6月8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10 09:31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7-11 09:58     标题: 大国兴衰的文化探索(33)

中国文明的世界意义


作者：蔡禹僧



北京中华世纪坛举办了“伟大的世界文明”展览（展览从2006年10月开始一直持续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展出了中国之外的世界上六种古老文明——埃及、印度、美索不达米亚、美洲、希腊、罗马——的珍贵遗存，我有幸参观了展览，正如人们在世纪坛的甬道用百十步便穿越了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甬道上以公元纪年镌刻着中国历史每年的大事记），在世纪坛二楼的圆形展厅几分钟便能走过六种世界文明。埃及人制作木乃伊时放置内脏的陶罐、印度人的弥勒佛像、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的尼板、美洲玛雅人的器皿、希腊古瓶与浮雕、罗马人仿制希腊人的维纳斯女神的雕像······，——把数千年的时间距离拉近到几公尺的空间距离，当文明遗产如此集中地扑面而来，作为中国观众，人们在惊叹人类文明辉煌璀璨的同时，自然地会把这些古代文明与中国文明进行比较，因为中国文明比世界上任何一种文明都更为连续和持久。

　　古国文明大都远离我们而去，而中国文明依然活在中国人的心灵与生活中，文字依旧是五千年来一直使用的象形文字、人生哲学依旧是孔子等先哲曾思考和教导的，试想如果我们不是诞生在中国而是诞生在太平洋的某个小岛上，我们的心灵就不会有对中国文明如此鲜明的感觉；把五千年的文明记忆浓缩在活人的灵魂中，这种幸运只有中国人具有。所有高楼大厦终将有一天倒塌，任何精密的机器都将朽坏，但就中国文明本身的性格来看，数千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后，中国人的文字和哲学很可能不仅依旧为中国人使用和尊奉，而且可能扩大到世界范围。

　　如果不满足于对华夏古老文明顽强生命力的赞叹，就需要思考她之能长久“在世”的原因、中国的地理和气候与中国人民族性格的关系、其哲学和宗教的优长，尤其是她的世界意义——她的可资弥补世界其他文明如欧洲文明之不足的内容，这一切或能通过与其他文明的比较中显示出来。我们说每一种文明的发生与发展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意义，不过若一种文明太不稳定，那么其意义就很难说具有普遍性，比如那些已经消失了的好战的游牧民族，尽管他们给予世界的恐惧也极大地激发了被侵略人民的活力，但他们本身消亡的历史事实则说明他们的文明缺乏（经受历史选择的）韧性。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近代人常批判的中华帝国的“超稳定结构”便不仅不是中国文明的缺点，而是她的优长。历史让一些民族激烈地表现自己后迅速毁灭，而让另一个民族似乎处在“停滞”中长久地保有她的文化传统，这里所显示出的历史理性意义是意味深长的。历史理性总是出人意料地埋下伏笔，如同他让一个新大陆（美洲）在近代被发现以便人类文明在世界大战中面临危险时以这新大陆的力量来拯救，同样他以旧大陆阐发其世界历史理性的意义，——当人们埋怨中国的科技理性不发达的声音尚未消歇，发达的科技理性给予全球的的环境危机（如温室效应造成的全球气候变暖）的警告已经来临。所以历史理性使欧洲人发展出现代科学自有其意义，而不让中国发达其科技理性还可能有更深刻的寓意；好在我们的地球既不太大也不太小，各民族之间文明的相互交流已不会因地理障碍而阻隔，这样历史理性就可能在未来世界文明史中更鲜明地显示出世界历史过去时态所创造的思维成果的意义。

　　中国文明的内容十分浩瀚，其四大发明（按：“四大发明”仅是代称，中国文明中的重大发明当然不止于此四项）曾极大地促进了世界文明历史进程，很难想象若没有中国所发明的纸张和罗盘，西方文明是何样状态；而很早就传入西方的陶瓷、丝绸，其精美让西方人强烈地感受到中国人心智的明敏；其他如饮食、服饰、舟车工具无不体现着中国物质生活的精致和他们情感的细腻。不过本文不打算讨论中国人物质方面和技术领域的创造性，而是侧重于他们的精神领域——即从哲学、道德、政治及文字与文学等四个层面展开讨论：1、从宇宙论的天人关系方面讨论中国有机自然主义哲学的世界意义；2、从人的生存论方面讨论中国的道德形而上学的世界意义；3、从儒家非决定论的历史观与自洽社会理想看儒家政治哲学的超现代性意义；4、从中国象形文字较拼音文字的优越性看汉字文化的世界意义以及中国文学（诗歌）的普遍性和超越性。在此四点基础上又：5、从人类文明的三次大规模交流展望中国文明的文化复兴运动。


　　

一、中国有机自然主义哲学的世界意义




　　中国位于亚洲的东部，东南是浩瀚的大海，西部是连绵的山脉和高原，高山与大海之间广阔的平原被两条奔腾的大河分割开来，她们都发源于西部的青藏高原，更有数不清的湖泊和蓊郁的林莽，由于地理位置处在温带，肥沃的土地养育了广大地域上世代中国人民，他们史前的祖先可以追溯到170万年前的元谋猿人和更新世中期的北京猿人（距今70~23万年），在长江、黄河两岸很早就发祥了文明群落，中国文明史长达五千年之久（另说为六千年）。

　　地理环境与人类的性格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一般说来，哲学不大能产生在过于寒冷和炎热的地区，因为气候的极端使人的大脑无法进入沉思的状态。中国地理的博大和气候的温和给予心灵的激励是重大的，世界上没有哪种哲学能像中国哲学那样宽博、冷静而深刻，这一点在各个文明的从器物到文化的比较中都能显现出来。根据一种人种学理论，人类的祖先起源于非洲，然而非洲的气候过于炎热，使得非洲人民的精神难于安宁，所以他们的文明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而爱斯基摩人所生活的极地又过于寒冷了，他们把全部精力用在与大自然的直接抗争中，这样他们也就没有闲暇思考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也就没有系统的哲学。中美洲的热带雨林曾发展了一种发达的文明——玛雅文明，我们看玛雅人的器物很奇特稚拙，他们原始崇拜中那种对神灵的恐惧从他们的土陶中折射出来，他们在公元前三世纪就产生了自己的象形文字，说明他们心灵的成长经历了持续的发展，对于世界现象已经有了对应的概念，甚至他们的数学和天文学也有使人惊异的地方，但由于对世界整体性的观察还局限于粗浅的感觉、关于自我与世界的关系还没有一个理性的把握，由于文明的突然中断（其原因可能是气候的突然性变化）使他们没有来得及将质朴的感性觉悟上升到高级的形而上哲学。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7-11 10:04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7-11 10:11     标题: 中国文明的世界意义(34)

而印度人精神的狂热从他们那生殖崇拜的雕像、舞蹈以及他们那许多偏执的宗教中鲜明地表现出来的，他们以为人能够在狂迷的激烈运动或肉体接受无休止的苦行中获得真理，殊不知领悟真理的最佳状态是心灵的宁静、安详与平淡；他们的历史常常与自己想象的故事混淆，时间在印度人心灵中似乎可以不与历史现实发生关系，现代历史学家要在他们的文献遗存中考证出准确的历史实在是太难了，所以直到中国唐代的玄奘法师到达那里才以沉静的历史眼光洞察了他们的世界，才使他们那混沌的历史学中发射出理性的光芒。固然印度的史诗有许多伟大的篇章，但我们实在很难分辨其中究竟有多少“史”多少“诗”。而中国在公元前三千年其历史已经比较明晰了，中国的神话与历史很早就有了区分，即使诗歌里的历史也往往是精确的（这也是近代中国史学家以诗证史之可能的原因）。

　　而我们如果把目光投向那已被历史陈迹埋没了许多内容的古埃及，就发现他们文明的“松散”——就像他们的象形文字没有达到中国象形文字的密致而统一一样。他们的科学和神话都曾深刻地影响过古希腊人，他们的象形文字通过腓尼基字母的中介成为欧洲各种语文的本原，他们的历史也经历了充分的漫长发展；但埃及人似乎缺乏希腊人那种从神话过渡到学说构筑宇宙起源的总体论兴趣，除了神话，他们的宇宙论和生存论哲学还躲藏在亡灵书中，由于缺乏直接明晰的表述，他们蕴涵在对死亡世界之想象的幽思如神秘主义者的诗歌，使后人难以开辟通达光明世界的诠释学通道；虽然通过他们的坟墓的建设和希腊人所记述的埃及人的科学使我们体会到他们思维的丰富性，他们决不乏敏锐的头脑，但却不能凝聚起一个整体的精神而把杂多纷繁的意象以明确的理念贯穿起来。当他们没有受到侵略，文明可以自由地发展，但一旦他们受到外界的入侵，文明的松散性就立即暴露出来，这一点如果与中国文明比较就更明显的显示出埃及精神上的松散而中国文明外柔内刚之精神的高度集中性的差别来。

　　再把目光投向美索不达米亚，这里和埃及文明一样，也是大河文明，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汹涌的河水可比中国的黄河与长江对农业文明的养育，这里的文明也同样古老，苏美尔人很早就发明了楔形文字并发展了当时十分先进的法律制度[1]，而亚述人的军事力量也曾盛极一时；但这里地理上的缺憾是无法弥补的，也就无法与博大的中国文明争胜，——它的地域过于平坦且狭窄了，中国漫长的海岸线在这里则是一个海湾，而中国屏障般的喜玛拉雅山脉和昆仑山脉在美索不达米亚是没有的，所以这块两河之间的平原是上演战争的舞台，一种文明的来临就意味着另一种文明的毁灭，他们的历史不是一种文明一以贯之的历史，而是不同文明的征服史，尽管那些被发掘出的泥板中甚至可找到《圣经·旧约》的痕迹，但直到欧洲人到达这里之前楔形文字里的信息已经被遗忘了太久，历史似乎没有充裕的时间使文明发展出一种超越朝代更替的哲学来。

　　也许以色列民族在精神气质上与中国文明是最为接近的了，他们对本民族的历史记忆力并不亚于中国人，但是上帝给了他们太多磨难，他们的人口那样稀少，所拥有的土地那样狭窄，他们的精神就在对救世主的期盼中煎熬着，当他们寄人篱下，就只能在商业活动和上帝的祈祷中寻找慰藉，一定的苦难能使人意志顽强，而其强度若太大，则容易使灵魂扭曲；而中国人则没有他们忍受的肉体与精神的折磨——或者说他们的文明的韧性使他们能很从容地化解历史加予他们的苦难而使肉体与精神的折磨成为必要的锻炼（而不是使灵魂扭曲），在外来侵略面前中国人毫不畏惧，他们人口的众多、地理的博大使他们藐视一切武力征服者，对自己文化的自信来自于他们的祖先总是以文明征服征服者的野蛮。中国人很早就吟咏出《诗经》那样伟大的自然主义作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是人类健康的诗歌，而非如经》诗歌那样很少从容悠闲——如像约伯埋怨上帝的“病态”（中国也有“天问”如屈原的《天问》和司马迁的“天道是耶非耶？”但其格调是豁达通脱的——问而非怨）。

　　除了上述大河文明之外，古希腊、古罗马不是与中国文明一样伟大吗？是的，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中国。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雕塑中，我们领略到了与中国文明一样阳刚的精神气象，他们的诗歌与雕塑折射出的那种爱奥尼亚明媚的天空可以与中国广袤大地上的明净苍穹媲美。但是，在古希腊、古罗马的精神中缺乏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就是中国人精神的淳朴。在古希腊人伟大的自由精神向着太阳神飞升的时候却忘记越来越炙热的阳光会烧化自己的翅膀；而中国人的淳朴使他们的精神在张扬中总不离开大地，他们的自由是悠闲，宛如处子于晨曦的峡谷中在晶莹的露珠上寻觅诗句，而不是在竞技场上展示激烈的力量。我们在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感受到希腊人自由精神——从雕塑他们肉体的动态形象的雕像展现出来，这种纯洁的自由精神在世界历史中是十分宝贵的，但在一个浑浊的世界中则预示着危险，宛如一个美丽而纯洁的少女走进充满淫欲的眼光的世界是危险一样，所以虽然亚历山大征服了大半个世界，但希腊那种纯洁的自由精神由于缺乏淳朴而太容易遭受到外界的浸染-侵害，希腊文明的过早凋零盖原因于此。而古罗马的精神气质尽管在某些方面继承了希腊，但希腊人最宝贵的自由精神却丧失了许多，他们的哲学家如果没有来得及消亡的话也遗失了希腊人那种纯净的活力，他们对于希腊人的“超越”——对角斗士血腥角斗的嗜好与对浴室的沉湎代替希腊人对体育运动会和剧场悲剧的爱好——可看作是希腊精神发展到罗马精神的象征，尽管古罗马也有自己堪称伟大的成就——如他们对于法律和军事的发展。到了将尽灭亡的时候，古罗马人的精神已经亟需基督教精神来拯救了。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7-11 10:19     标题: 中国文明的世界意义(35)

基督教登陆欧洲之后，就产生了既区别于希伯莱又区别于希腊罗马的全新的文明——欧洲文明，欧洲文明在希腊文明基础上产生了其他古国文明所没有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以形式逻辑贯通的、系统的自然科学。欧洲文明的科学成就固然值得尊敬，但当自然科学的逻辑主义一旦试图扩展自己到形而上领域便立即暴露出其极端狭隘性，以对物质物世界的观察所获得的世界观来笼罩包括生物世界和人类精神世界在内的宇宙历史，这里就有了世界观的错误，所以欧洲缘起的科学主义思潮比之中国的有机自然主义哲学不仅是等而下之的哲学，而且是人类思维的歧途。

　　要阐明中国有机自然主义哲学的意义，我们只能拿希腊文明及稍晚的欧洲文明中最优秀的哲学来比较,在我们承认希腊、欧洲的形而上学有其优长的同时，又不得不承认它们往往失之偏颇——缺乏中国哲学的沉静与安详，两种哲学境界的差别好比希腊健儿快速的奔跑和中国隐士在自己茅屋前垂钓的差别一样，前者的奔放与健康流露于肉体，而后者的悠闲与智慧内在于精神。比较老子与泰勒斯或赫拉克利特，就容易感受到中国广阔的原野给予中国哲人的博大是古希腊过于狭小的地理空间所没有的。万物本原于水，世界是一团永恒的活火，修辞显得过于平实或激烈，而没有“道”的悠远与崇高，把“水”和“火”这样具像的概念赋予“本原”的意义，远不如“无中生有”的“无”的意义超越，所以近代中国学者粱漱溟以为中国哲学是“早熟”的哲学，比如宇宙起源于无的意义——直到现代天体物理学才发现这个判断的超越性，甚至可以说，现代天体物理学不过是对老子宇宙无中生有论哲学的注解。当然这里并非混淆形而上学哲学与科学物理学的关系，老子哲学的天才领悟之作为哲学与可证伪性的自然科学是具有本质的区别的；当然二者还有本质的联系，我们知道黑格尔的《逻辑学》是以其《历史哲学》中批判老子哲学的方式沿袭了老子的无中生有的宇宙论的，而“无中生有”的宇宙论对西方现代物理学的发展意义是重大的。

　　不仅有老子的《道德经》，更有《易经》哲学联系于、同时超越于西方现代数学、逻辑学、宇宙学，老子哲学与《易经》对宇宙本原的阐释都深入了宇宙历史的两个根本之点：一个是最高存在者（人格神）天的心灵逻辑演绎宇宙历史的天道论（而非西方文明的试图将历史还原为形式逻辑的还原论），另一个是宇宙乃有机生命整体结构论（而非西方物质主义的机械论），这两个根本点西方花了两千年时间直到近现代才有所领会。如果说老子的“有生于无”是宇宙发生学立论的根本，那么《易经》是宇宙生成学的根本。宇宙不是完全形式逻辑的演绎，如果是完全形式逻辑的演绎，那么宇宙的复杂性历史就不过是数学运算——宇宙的信息量并没有因此增加丝毫（维特根斯坦说——形式逻辑的推理不过是同意反复）。西方科学在宇宙生成学方法论上的根本错误其实就是物质主义决定论的错误，以为宇宙的历史全部包含在它当初的物质胚胎中、宇宙的演化历史都可以通过物质的物理性全部推论出来——这种方法论的错误最明确的表达就是“给我物质我就能创造出宇宙”（笛卡儿）；殊不知宇宙的大道是上帝的想象力时刻开辟的，物质是上帝无中生有地创造的，你要想创造宇宙不仅必须要有无中生有地创造物质的本领，而且要有上帝所能避免的赋予物性完全的紊乱和完全的秩序的中庸之道（笛卡儿和任何人都做不到）。

     我们说，上帝的灵感也像艺术家的灵感一样尽管在创作前总有基本的谋划——物性当然不是与由物质物构成的复杂结构（生物与人）的结构能冲突的，但在创作中却是随着灵感即兴发挥，所以生命的形式、具体精神存在者的形式（地球人类只是具体精神存在者之一种可能形式）虽然有阶段性的稳定性，但永远是未完成的，因为我们所居住的宇宙也可能仅仅是一个序列宇宙（我们先不设想这个序列是无限序列还是有限序列，或者一个序列仅仅是更大序列中的序列之一）中的一重宇宙，就是说在我们居住的宇宙具体精神存在者的形式即使不会超出我们地球人生命体的结构形式，但我们不能由此断定宇宙序列中的其他重宇宙的高级生命形式（人择原理的自洽性可能不是唯一的）一定与我们相象，因此宇宙历史的创造性之为上帝想象力的实现作为一个历史过程不仅肯定超越我们地球人类的想象力，而且对上帝来说也是一个探索性的历程。这当然不是说上帝不使用形式逻辑，他当然使用形式逻辑，但并非完全是依靠形式逻辑——仿佛上帝是数学家；上帝并不仅仅是数学家，他还是诗人、道德哲学家。他若是纯粹的数学家，那宇宙就是上帝的计算机，而计算机即使有再强大的计算能力也不能演算出一个活生生的精神自由者人出来；他如果是只认力量的博弈而没有任何道德观念，那么他就应该让狮子以自己的幼子为食——当然那样的严格逻辑世界肯定就不会有狮子等动物类发生了；同理，上帝赋予结构存在者从低级到高级的历史性发展序列以空间来分布而明确显示着，高级的灵魂只能以合乎美的理念的胴体匹配，如他不会给予不如哺乳动物美观的爬行动物如鹗鱼以哺乳动物如海豚的高级灵魂（虽然鹗鱼在它的同类眼里也是美丽的）。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7-11 10:21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7-11 10:33     标题: 中国文明的世界意义(36)

《易经》是论宇宙万物如何衍生与变化的，这里的衍生与变化就不是纯粹数学的逻辑演绎。有人说，中国哲学自称高明，可毕竟没有科学的精确。我们说，世界演绎自己历史的时候本来就不是按科学逻辑的精确，西方科学用精确的数学描述本来并不精确的宇宙历史其实是对现象世界的简化。固然，西方的这种简化造成的错误在“实用”的意义上是近似正确的——不过仅仅限于物质物世界，好比地球显然不是圆的——那么多高山大河与丘陵盆地的凸凹怎么能说地球是圆球体呢！但我们宏观地看可以省略这些细节，近似地把地球看作球形体（严格地说是三轴椭球体）。当然这个比喻还不能完全表达我所谓数学之简化宇宙历史性所造成的世界观错误的意义，因为一个数学模型表达一个物体的形状而忽略该物体形状的某些细节的错误远不同于数学对宇宙历史性的忽视所造成的错误那样大——生物的自由、人类精神的自由在数学世界完全被忽视了，逻辑主义实际上由最初的对物质物世界微小历史性忽视导致了对全部形而上世界的忽视。

　　数学当然并不仅产生于欧洲，数量关系的计算在所有思维得到正常发展的民族都有所发展，但数学方法在计算宇宙现象中都省略了细节，所以数学在严格的意义上是不精确的，它在宇宙历史中的运用实际上是将动态的宇宙看成是静态的，某物时刻等于它自身——这在现代逻辑学中被认为是不证自明的公理，无论罗素、弗雷格还是维特根斯坦等逻辑学家或分析哲学家都认为这个数学基础的a=a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不过这在历史性的世界观看来是千真万确的错误。如果某物时刻等于它自身，你就无法说明树木是如何长大的、人如何会成长和死亡的，如果这里的“时刻”是无限小概念，则意味着无论巨大如整个宇宙、微小如基本粒子都时刻与自身相等，可光速的有限性既然使整个宇宙没有“同一时刻”，微小的物体也就没有“同一时刻”，只不过说微小的物体的同一时刻的错误性不如说大的物体的同一时刻的错误性显得明显罢了；显然，如果a不是与现象世界没有任何关系的纯粹符号，而是用来表征世界中的存在者的符号，那么历史性的宇宙观的判断应该是某物时刻不等于它自身即a≠a，宇宙、星系团、星系、星体，生命体、高分子、分子、原子、基本粒子，从宏观到微观的一切结构体或“原子”（时空量子）它们时刻都不等于自身，只有时刻不等于自身，宇宙历史才会出现不断的复杂化-进化。全部数学以一个错误的假设来计算，所以数学的世界就不对应我们所经验的历史性的世界，数学不能从自己的符号中计算出诗意、道德，数学世界就认为诗意、道德不存在，——这里数学世界观的错误是数学约定论建立在错误的公设之上造成的。

    当然希腊人也不是没有看出某物时刻等于自身与它时刻处于变化中的矛盾，比如赫拉克利特有“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判断，即是对宇宙历史性之不断变化的领悟；而古希腊人芝诺用悖论显示了时空无限连续性认识所存在的矛盾。人们曾想当然地认为时空是无限可分的，但这种主观的规定无法解释芝诺佯谬；直到近代人们才发现，时空无限可分的数学约定论与普朗克能量量子论是矛盾的，由于宇宙时空没有绝对零能量态，因此时空必然是非零能量态时空，也就必然是量子态时空，因此时空绝不是无限可分的，时空当然就不是无限连续的，因此莱布尼茨-牛顿的微积分理论的公理基础（时空无限可分）是错误的。这种错误量在小视阈的物理学计算微小到可以忽略掉，但在宇宙历史之大的视阈，微小错误量的忽视就累积为巨大的错误了。所以，西方逻辑主义认为宇宙历史是可计算的——其错误性表现在我们人类精神世界在宇宙历史发展出高级生命后的产生在逻辑计算主义世界观中被彻底忽视了[按：因为计算的可能性只能是对在时空中能标志其存在的存在者的计算，而精神者的精神并不能在时空中标志自己存在，所以计算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就采取对形而上学存在者的忽视，认为形而上学存在者（上帝、灵魂）以及形而上学观念（如美、善、爱等观念）不存在]，世界如果是严格逻辑的——等于说宇宙时空是完全连续的——等于说康托尔假设是普遍的真理，则量子的非完全确定性和结构发展出生命的自由性都丧失了时空结构的基础；但我们一般都将量子理论用来矫正人类当初想当然地认为时空无限连续的世界观，并且不否认生命是从宇宙中生长出来的（而非从宇宙之外飞入），因此自由者的自由性一定有其时空结构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对完全连续时空结构的一定程度的否定：非完全连续性时空结构。这并非重蹈逻辑主义：时空结构的非完全连续性逻辑地决定了结构发展出肉体自由者（生物）和具体精神自由者（人类），而是：时空结构的非完全连续性历史性地缘起了结构发展出肉体自由者（生物）和具体精神自由者（人类），这里的差别是本质性的——“历史性地缘起”绝不是“形式逻辑地决定”。

    就是说，作为宇宙历史中发生的自由者的自由性要求一个非完全形式逻辑的时空结构作自己的基础，说我们居住的宇宙并非完全形式逻辑的——就等同于说宇宙时空是非完全连续性的——等于说康托尔假设在严格意义上是错误的，宇宙历史作为上帝的心灵逻辑的演绎是道德理性、思辨理性、审美理性的三位一体的统一，形式逻辑的狭隘性使它不可能将此统一理性包括在自己之内。如果认为形式逻辑能还原宇宙历史，那就等于说思辨理性能还原道德理性和审美理性；但事实并非如此。最直接的证据就是“我们”人类自己，我们的思辨理性由于根植于形而上学性因此具有创造性、而并非单纯的形式逻辑推理，我们的智能是超越于物质物能量的因此就突破了热力学的能量守恒定律，我们创作的著作所包含的智能不等于（远超越于）我们吃的面粉与蔬菜的能量；我们能从黄山烟云中阅读出诗意来，而形式逻辑只能把云雾理解为水分子的气态集合，而无论如何无法从烟云中推论出美的理念来。当然在我们人类的世界观之所以发生智能超越物理能、诗意超越分子结构意义的情况乃是上帝使宇宙历史发生了语义学转换——是他实现了从物理性存在到形而上学性存在的历史性发展。因此可以比喻地说，相对于“统一理性”这巨人足而言，形式逻辑这只鞋子太小了。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7-11 10:34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7-11 10:41     标题: 中国文明的世界意义(37)

如此否定现代自然科学的形式逻辑基础，那么为什么我们仍然让我们的孩子们学习自然科学而不是让他们单纯地学习太极八卦图说或老子的宇宙形而上学呢，既然自然科学在根本上是错误的、而《老子》、《易经》是更高明的有机自然主义哲学？我们说由于世界的本质是历史理性的行为、而不是形式逻辑的演绎，有机自然主义哲学的历史性-整体性世界观相对于科学世界观来说当然是正见（而科学世界观是偏见），然而科学世界观忽视历史性而把世界看成逻辑的世界又具有有机自然主义整体性世界观所没有的实用性，这是因为科学世界观忽视宇宙历史的历史性在一定视阈内不仅使历史性的复杂世界大为简化，而且其错误量并不造成太大的误差，因此这种被简化的世界就近似我们所经验的现象世界（主要是我们所经验的物质物世界）。比如等式：10000+1=10000，肯定是错误的（y+1=y，将导致1=0），正确的式子应该是10000+1≠10000，但这里10000+1=10000的错误量很小，如果把式子中的一万换成万万或亿亿或更大数字，那么错误量就更小，由于错误量很小以至于我们就可说10000+1≠10000可以化简成10000+1=10000（注意y+1=y将推论1=0，在1=0式子里没有显示出随着y的增大将导致y+1=y的错误量减少的意义，1=0与y+1=y在逻辑上似乎是等效的，但如果将其与现象世界联系起来，1=0与y+1=y意义明显地有所不同）。

      数学之所以能成立，或者说以自然数为基础构筑的数学能近似地描述我们所生存的现象世界，其原因就在于这种化简——由于我们居住的宇宙中物质物结构并非瞬息万变就把它在短时间内的微小变化量忽略掉；简化虽然是错误的，但由于我们关心的量不要求特别精确，所以大致不错，这样a≠a 与a=a虽然是严格对立的，但在不要求绝对精确的意义上，a≠a 可化简为a=a，等于说非无限连续时空观的时空量子的有限小量近似于无限连续时空观的无限小量，等于说康托尔时空无限连续统假设近似正确。但是，如果把这种忽视的微小错误扩大到整个宇宙历史中就大错特错了，这是因为宇宙历史信息量的增加本来就是从各部分微小的变化量集合累积起来的，你把这微小的变化量都删除了，那么宇宙就成了机械性的宇宙了，数学世界之不可能通达形而上学世界盖因数学世界斩断了物质物世界的微小历史性，从而就使得历史性累积起来的精神世界完全处在数学世界之外。有机自然主义哲学认为宇宙绝不是精密的逻辑机、而是生命体，它的组成部分（如一块石头）的确没有生命、也显示不出目的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的自由的“活性-目的性”实在是太微小了，但微小并不是不存在；而数学将微小的目的性当作不存在目的性——数学对局部世界活性的忽视造成的微小错误扩展到更广大范围的宇宙就成为世界观的错误了，因为那在数学中忽略的微小变化量（这变化量就是物体的活性-目的性表现）从全部宇宙中收集起来就成为宇宙的显性的目的性了，而宇宙历史的目的性是人类精神世界目的性的本原——这个本原通过发展出人类精神世界使人类精神世界在对宇宙历史发展出自我（人类精神世界）的历史过程的反思中领悟了宇宙显性的目的性，这就造成了：人作为精神者能理解数学逻辑，而数学逻辑不能理解精神者的精神。目的性当然只有生命体才有，宇宙的任何一部分局部地看是死的，全体看却是活的，局部世界是宇宙整体这个大生命体的有机部分，而你若把宇宙组成部分的活性省略，并把这种省略推广到整个宇宙，你就认为宇宙不过是一堆机械性死物而无生命可言，如此那产生了数学-逻辑学-物理学的人类思维“你”就没有了发生学基础。

      就好比一个寄生虫在人的肚子里，它只注意到它周围的世界是外在于它的死物，它哪里知道我们人体的各个细胞的活性表现得尽管不明显但这些细胞构成的人体却是一个寄居着灵魂的生命整体呢。我们每个人生命体的自由性就是从构成我们人体细胞的微小活性综合而来的，宇宙整体作为生命体的自由性也是从构成宇宙的微小活性-自由性历史性地综合而来的，只不过我们人类生命体体积比宇宙要小得多，这样构成我们生命体的细胞虽然其活性很小，但比起那体积巨大、而相对于宇宙整体的相对体积却很小的星体的活性要显得更大。

　   中国哲学为什么能领悟到欧洲人不能领悟到的有机自然主义哲学呢？这是因为中国人的哲学的最重要方面是整体性地沉思天人关系，他们从“我”思考“天”，复从“天”转到“我”，仿佛天也在看我，“相看两不厌”才领悟出“天我”之间的“一”性：我如果是生命体，天也一定是生命体。其实这种天人感应的“宇宙心理学”本来并不复杂，但由于科学主义者仿佛把自己置身天外，在思维中斩断了“我”与“天”相联系的脐带，于是就把“天”（宇宙）的必然性与“我”的自由性看作是完全对立的了；殊不知如果宇宙是一堆杂乱无章的死物或严格遵守形式逻辑必然律的机械物理物（而不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中庸之道的宇宙），它怎么可能产生出有目的、有感情、有道德、能审美，忽而犹豫不决、忽而斩钉截铁，忽而温柔体贴、忽而狂暴凶猛，忽而怜悯善良、忽而冷酷无情的人出来呢。宇宙如果不是比人更复杂的有机体，那么它就不可能产生人这种有机体，宇宙如果不寄居着宇宙灵魂那么就不可能有人的灵魂。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7-12 09:37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7-12 09:33     标题: 中国文明的世界意义(38)

地球如果不是在萍末、树杪、微云、淡烟中蕴藏了丰富的情感就不可能有人的情感；如果地球表面没有江河湖海的水循环系统，那么动植物的血液循环和体液循环系统便不可能；如果没有宇宙恒星以其内部的核聚变反应而创造的光芒，就不会有人类的眼睛；如果宇宙中没有任何声音，就不会有人的耳朵；如果没有宇宙星系行星看似无目的的转圈子使行星持续地接受能量而促使行星之上的结构发生变化，就不可能有男女人体性交时通过重复摩擦运动释放精子到子宫而孕育生命的运动——肉体引擎的重复运动是对行星重复运动的模仿（圆周运动和水平运动可以互相转化）、子宫孕育婴儿是对地球原始海洋通过有节律地接收太阳能而形成生命结构的模仿；如果宇宙理性只有形式逻辑而没有道德，那么人类的道德便不可想象；如果宇宙不是以引力中心为法律构成无数星系秩序井然地组成宇宙的“星系帝国”和原子内部以核力和电磁力构成的“原子王国”，那么也就不会有人类社会的法律秩序国家。由此不难看出，宇宙的有机生命体性征是吾人作为有机生命整体性的本原，他像一个伟大的父亲，在它发展的每个历史阶段都为人类的产生准备了模坯。——这样的目的性的宇宙是如此显明，而在科学主义者眼里，中国的有机自然主义哲学仿佛是善于想象的诗人的形而上学虚幻的诗篇——毫无意义可言，他们哪里知道中国人早熟的心智已经参悟了人与宇宙的关系——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而现代大部分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对古代文献的疏远，只“信仰”科学，他们从先秦到宋明理学的短语中只看见“腐朽”，却没有能力读出伟大的宇宙论哲学的“神奇”了。

　　中国的《易经》以及综合老子与《易经》的《太极图说》（周敦颐）的高明处就在于其宇宙生成模型包含数学-形式逻辑又高于数学-形式逻辑。莱布尼茨以为《易经》里包含着两个最基本的符号，这两个符号蕴涵着宇宙演化的最本质描述，因为其意义并不仅于数学符号，这两个符号就是阳爻“—”与阴爻“--”，此二符号对应的数学符号就是1与0，全部数学都是从这两个符号出发而演绎出来的——就如同计算机屏幕的文字、画面、声音、色彩都不过是1与0的程序逻辑演绎一样（这种演绎当然是外在于计算机的人加予的，而非完全的形式逻辑演绎，所以“程序逻辑”不全等于“形式逻辑”），如果按照罗素的观点，数学与逻辑是可以相互通约的两个系统，可以说全部数学与逻辑的起点就是1与0。——莱布尼茨如此对《易经》的解读既显示了天才，也包含了误会。天才之处就在于它暗合了现代逻辑学的最本质的东西，莱布尼茨的二进制把数学系统从两个基本符号演绎出来（当然找到逻辑起点才最了不起，而莱布尼茨发现二进制是最基本的数学系统比《易经》于此的发现晚了近三千年）；而莱布尼茨满足于《易经》阳爻与阴爻对应的数学的两个最基本符号的误会在于，《易经》两个基本符号蕴涵的意义决不仅于数学的基本符号，莱布尼茨把《易经》的两个最基本符号理解为代表1与0的误解反映了东西方对宇宙历史理性理解的根本区别——西方认为宇宙历史是逻辑的、而中国认为宇宙历史是超逻辑地历史性演绎的，这是西方毕达哥拉斯主义宇宙观与东方有机自然主义宇宙观的根本区别。

      《易经》两个基本符号所显示的是——世界全息性地（非完全全息性意义上的全息性）存在着两种对立并统一的力量之意义，这个意义的重要性在于，宇宙历史运用数学但并不等于数学，宇宙的诗篇不是以数学写就的，而是天道之大我（最高精神者）写就的，而且大我并不是外在的创造者，而是——他就蕴涵在宇宙中，正因为他的蕴涵才使宇宙是活的生命体。1与0是对立的意义，比如可分别代表有与无，而不能用1与0代表男与女（因男与女并不是完全对立的概念），但阳与阴则可以反映这种建立在差别之上的对立统一观念——阳中有一“点”阴与阴中有一“点”阳（阴阳对立者双方相互蕴涵对方一“点”）而形成的第二重对立——在太极图中本质性地表达了出来。把微小的对称性破缺历史性地发展为对立统一的两种复杂系统（如生物的雌雄与人类的男女），吾人对此历史理性的洞见之无法表达为形式逻辑-数学语言是因为逻辑-数学语言中省略的那微小的部分[将¤+1≠¤简化为¤+1=¤（其中¤对应巨量存在物的量，1是微小的部分），相对误差率=1/（¤+1），¤越大则相对误差率越小]虽微小但确是上帝内在地进化物质物结构的源泉，因为在¤+1≠¤简化为¤+1=¤中1并非是外在的附属的——好比一个机械零件之于机器一样；内在的微小差别蕴涵于整体结构中，如人类男女的差别尽管是一点肉体却不是那一点的差别——如机器那样把缺少的零件加于机器上机器就正常运转了，给女性安装上男性生殖器官并不能使她变成男人，因为微小的差别建立在整个系统的差别之上，1的表达也就无法穷尽这种结构能的整体性的意义（由此也看出我们用数字表达数学对宇宙历史之“数学残差”之忽视意义的不得已）。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7-12 09:46     标题: 中国文明的世界意义(39)

中国哲学超越于世界其他哲学系统之处就在于“象数”表达的整体结构进化的意义。象数是一个用抽象的形象反映形而上学理念论的天才表述形式，“抽象的形象”图符所表达的意义是字母文字和数学符号所不能胜任的，它既非几何学的描述空间的图象，也非文字表达的不能图象化的概念，非具象的抽象形象——反映了中国有机自然主义宇宙观对宇宙大我创造性的本质性领悟。《易经》的两个最基本的符号是描述宇宙变化的基元，而这两个基元的对应的“象”就是太极图，太极图所反映的是宇宙从纯有向实有转化的宇宙全息性的图象——无论在宇宙宏观演化还是在宇宙微观演化都可以以此太极图的“象”来显现，而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象”到“数”的演化-复杂化就是宇宙的演化。现代宇宙学理论如比较成熟的宇宙大爆炸理论以广义相对论理论为基础大致描述了宇宙的创生，但对于为什么发生爆炸“无中生有”——现代宇宙学并不能回答；《老子》与《易经》是形而上学性的回答——“生”“变”的内在动力蕴涵于天道意志中，这当然不是科学的回答。不过那种认为关于宇宙本原可以科学回答的人可能存在着对世界的误解，因宇宙的创生之动力的问题并非完全是形式逻辑问题，就像人类精神从宇宙物质结构中的萌发并非是逻辑问题一样。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所创造的符号有如太极图符和八卦图符如此形象地暗示了宇宙的发生与发展，《老子》与《易经》是最早的宇宙历史哲学，对于宇宙的创生、生命的诞生、人类的诞生——这三件“神迹”，老子的道论、易学的象数开辟了一条从人类生理结构形态与人类个体自我心灵的意象形态解释宇宙的形而上学途径。纯有在向实有转化——这里是宇宙奇点的完全对称到对称性破缺的演化过程——太极图符形象地表达了内部分化的两种力量的孕育和发生直至从一个整体的太极图分化出无数的太极图的历史复杂化-进化过程。这种透过纷纭复杂的宇宙万象而深刻地把握宇宙本质的能力的令人震惊处在于，现代科学的不断发展总是在印证太极图说与象数论的先见之明。

　　是否因此说太极图、八卦图的象数之学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了呢？在一种唯科学主义的时代，说某学说是科学是对该学说的赞美，而在反唯科学主义者看来，说中国哲学是科学则是误解。一种宇宙论形而上学当然不是科学，科学自有它的荣誉，但哲学-形而上学的荣誉却在科学的荣誉之外，以科学阐释宇宙历史——这在有机自然主义宇宙观看来是思维的误区，因有机自然主义宇宙观不认为宇宙历史能被完全还原为形式逻辑的科学的解释，科学的形式逻辑的精确是因为它的数学决定论的先天性的错误（这种错误作为“数学残差”在一定视阈可以忽略，因此近似正确）。我们每个人的思维并不是以形式逻辑来支配的，我们的理性、情感、意志综合在一起的灵魂的“灵魂逻辑（或曰心灵逻辑）”是非形式逻辑的，也就是说我们灵魂的自我演绎是高于形式逻辑的，比如我们人脑虽然许多时候不如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强，但我们的灵魂要远远高于计算机在于——我们能懂得我们阅读或计算的东西的意义、而计算机即使再强大的计算能力也不能懂得它计算的东西的意义，“意义”只有灵魂存在者能够理解，这就是说形而上学性的人是高于形式逻辑的计算机的，计算机只有逻辑而没有灵魂，也许因此可以在此建立一个供逻辑主义攻击的靶子：人类永远不可能在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的计算机中注入灵魂。

　　太极图关于宇宙整体系统结构论的本质描述超越了西方唯物主义决定论，而西方哲学花了两千年时间才从原子还原主义逐渐认识到东方有机整体结构主义的意义——结构能并非是构成结构之部分功能的数学和。我们决不是说——因为还原论的世界观不如有机整体论高明而应该将还原论抛弃——我们不会因为有机整体论比还原论高明就企图以前者完全代替后者，而是说——还原论只能作为极高明的有机整体论之下的一种必要的思维工具，有机整体论与还原论的关系其实就是思维中的道与技的关系，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技”（数学思维）可以使吾人作为理解“道”（历史性思维中的宇宙历史理性）的一个途径——技近乎道，但“技”毕竟不是“道”。实际上宇宙的有机整体性是在其历史性的发展过程中形成并表现出来的——当宇宙历史产生出我们人类这种有机整体性的生命体才得以将宇宙的有机整体性以我们人类语言说出来，宇宙从最初的无的完全对称性到对称性破缺是四种力从统一到分化的开始，而四种力的形成就为物质物结构进一步进化——形成微观原子结构和宏观星系结构——奠定了基础；如果说原始物质物世界的法律是四种力，那么宇宙从对称性破缺造成的结构的进一步发展——地球上从最初的耗散结构发展为自组织、自维生的生命结构——就不再是力学的法律所能笼络的了。或者说从物理学的四种力到结构能发展出所谓生命力，这里吾人从物理学可量化的物理力（四种力）到不可量化的形而上学“生命力”的语义转换实际上是基础于宇宙历史的语义学转换，是宇宙历史在结构发展中通过累积结构的创新成果而从物质形体存在者之上生发出了超形体存在者（灵魂）的。结构能对物质物能量的本质性超越在于生命体的自由行为不再遵守物质物的力学法律，而生命体的行为自由对结构本身的正反馈作用使系统结构的进化得以几何级数地增长，直至地球上一种生物（人类）出现，其大脑的结构能就把生物世界的结构能发展为极至——形而上精神世界的创造性思维的诞生，结构能的肉体自由就发展为精神者的精神自由，精神自由者对宇宙历史的能动的扰动就使人类精神世界成为对原始物质物世界的超越性存在了。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7-12 09:50     标题: 中国文明的世界意义(40)

我们说没有物质物世界当然就没有人类精神世界；但我们同时又说，物质物世界的结构能之实现精神世界的创造在于绝对精神之原始意志力对物质物世界的支配，否则宇宙历史中系统结构的进化动力使结构实现从物理学到形而上学的语义学转换就是无法理解的。从物理学语言过渡到生物学、精神现象学乃至政治学语言——人类的形式逻辑无法将各学科圆通地连接起来，比如政治学的自由、民主、人权理性概念不能从物质物遵守的“法律”四种力——强核力、弱核力、电磁力、引力——逻辑地推演出来，虽然宇宙历史以150亿年的时间历史性地实现了此过程的历史性推演。物质物世界、生物世界、人类精神世界、人类社会世界是上帝心灵逻辑不断创造性地推演而来、而不是形式逻辑地推演而来的，就好比上帝驾御着宇宙马车到达风景秀丽的目的地不能从当初马车出厂的零部件中分析出来一样，因为上帝作为御手其意志已经经历了无数次从可能世界到现实世界的创造性选择——好比马车驾御者经过了无数次的路口选择和转弯一样。我们说中国宇宙论形而上学高于形式逻辑科学就是因为宇宙历史创造出形而上学性的人类个体生命体——作为宇宙最高级的物质物结构——之上的精神世界对自然物质物形式逻辑世界的超越，精神世界是比物质物世界、生物世界更高级的世界。当然应该再次强调，说形而上学高于自然科学并非说中国形而上学可以代替自然科学——西方自然科学对于原始物质物世界的简化而获得的数学逻辑系统作为人类思辨理性的成就是必须深入理解的；但必须看到，由于东方有机自然主义世界观作为“无用的哲学”所达到的对形式逻辑超越的高度是西方形而上学所没有达到的，因此认识到形而上学绝不能被数学-形式逻辑的自然科学所还原或取代仅仅是一个认识起点，在此起点之上，还要分别各种形而上学的理性性与非理性性以及理性形而上学世界观深入历史性世界的不同取向的深浅。有机自然主义哲学认识到人类的心灵逻辑（表现为人的行为）作为上帝（天道）的心灵逻辑（表现为宇宙历史）所演绎的成果有着远多于低级世界（物质物世界和生物世界）的形而上学性蕴涵在于——人能够具体地在自己的生存世界时时性地领悟天与我的一性，这是一个人生实践问题——即人在宇宙论中的实践生存论、而并非是一个纯粹思维问题。如此，说人类的形而上学性不是如分析哲学家所希望的那样要在思维中剔除的东西、而是人类作为高级世界（精神世界）存在者之存在的标志因此是要发扬的东西，也就是有机自然主义哲学的一个必要推论了。

　　宇宙的历史绝不是某些科学家设想的多米诺骨牌，上帝在宇宙大爆炸时轻轻一推宇宙历史就按形式逻辑自然地展开来了。世界历史是以历史理性支配下的目的性过程，“天”的五种意义中最高意义就是关于宇宙灵魂自我成长、自我创造宇宙历史的意义，这个意义上的“天道”观——中国有机自然主义哲学概括而言就是——作为生命体的宇宙的宇宙历史哲学。那么西方的基督教上帝不也是一种人格性的上帝吗？是的，上帝观念输入欧洲在与古希腊精神的会合中创造了欧洲文明，但上帝在希伯莱人那里的人格性犹如古希腊那里最高神宙斯的人格性一样还遗留着原始宗教崇拜的观念——是外在于世界的神明，而到达欧洲之后（经历中世纪）在与希腊精神的会合中，人格神上帝迅速向绝对理性转化虽然达到了内在性，然而在文艺复兴以后的许多科学家心目中上帝只不过是一个全能的科学家，人间科学家的任务就是理解上帝内心构造的数学定理。所以无论是以色列人的耶和华还是欧洲人的理性上帝都没有达到有机自然主义的宇宙观。在古希腊哲学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中的目的因在基督教神学家阿奎那那里有所发展；但关于宇宙整体的有机性和目的性在欧洲人是缺乏领悟的，他们的还原主义倾向于认为——目的性可以被形式逻辑的因果关系还原取代。只有到了近现代，中国人的有机自然主义哲学才为西方有所了解，他们在集合量子的几率性与单个量子测不准性的对立中理解了无限地分割宇宙然后把分割的部分收集起来并不是宇宙整体的性质——部分的数学和不等于整体，所以近代的欧洲人才有系统论和结构主义等整体论学派，这无疑都是向——宇宙的每个部分都属于有机联系着的整体、宇宙整体有鲜明的人格性的目的性的东方有机自然主义——的靠拢。当然，由于近代中国人的精力都集中在内部斗争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细节，除了少数人做了某些注释工作外，有机自然主义宇宙论形而上学在近代中国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好比一个物品特别耐久、不容易损坏，必定有它内在的潜质，中国文明的耐久性当然首先原自它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这个条件固定下来，一切就发生了良性循环。我们说中国文明的世界意义就不止于未来的数千年内而言，世界文明现在正处于一个大融合时代，人类历史还有多久？数万、数十万还是数百万年、数千万年或更久？总之人类文明觉醒后记录自己的历史故事才刚刚开始，但觉醒后的人类之危险也可能正在于觉醒的理性本身。自然科学在数百年年内显示的优长是有目共睹的，但暴露出的问题已经很大——大到损害文明本身的和人类自身生存的地步了，此时中国有机自然主义“无用”的形而上哲学就显示出了极高明的价值，把世界作为一个生命体看的宇宙观——这种天才的领悟的珍贵性在与那种把世界当作与己无关的外在的对象、当作开发的矿藏、当作由形式逻辑决定的机械体所暴露的野蛮愚昧的对比中显示出来，“有用”的科学可能正在成为用来为人类发掘坟墓的工具，世界到了必须认真学习中国先秦哲人所深思熟虑的有机自然主义哲学的时候了。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7-12 09:59     标题: 中国文明的世界意义(41)

二、中国道德形而上学的世界意义

    中国民族善于吸收融合异质文化——其化腐朽为神奇的工夫是其他民族不具备的，如产生于印度一带的佛教文化传播中国以后，很快被消化吸收化为己有；而印度本土的佛教、佛教的典籍早就彻底遗忘和腐烂了。所以虽然中国的道德哲学以儒家为骨干，东汉以后随着佛教的传入，儒释道在互相吸收中走向融合（不仅于此，因为墨兵法名诸家一直或独立地存在、或以内化为儒家或道家的方式而存在）。历史当然还在继续，时至近现代，中国文明同化另一个异质文明的历史已经开始——就是中国儒家文化对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消化吸收，这个同化基督教文明的过程当然也是中国文明被丰富的过程，乃至中国文明被传播到世界的过程。那么为什么不是基督教文明同化中国的儒释道文明呢？我们说，中国文明解构-同化基督教文明的过程当然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是基督教解构-同化中国文明的过程，但即使在两个强势文明之间发生的融合也还是有主次之分的，正像中国有机自然主义哲学与西方逻辑还原论科学的关系是道与器的关系，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在中国文明中心论者看来终究还是体与用的关系，这不仅来自于吾人对中国文明的自信，而且还来自我们对中国文明本身的优越性的理性分析。

　　中国道德形而上学与有机自然主义宇宙观是相互联系着的。宇宙的有机性也就是宇宙的人格性，而人格性也是宇宙的整体性，所以结合印度哲学，中国哲学把人看作“小宇宙”，而把外在于人的宇宙视为“大宇宙”，中国的有机自然主义哲学认为天-宇宙是一个“大我”即人格，这个大我的天的人格性是我的人格性的本原，“道成肉身”在中国哲学的意义是——宇宙历史蕴涵的历史理性成就了人类。但对历史理性的理解在基督教则显示出强烈的激进主义，“道成肉身”就是上帝在人间有了自己的独生子，他就是救世主耶酥基督。于是中国人就以自己的世界观自然地发问，耶酥是人呢还是神呢？西方基督教哲学为此也经历了漫长的思考和争论，结果是耶酥基督是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这样就把耶酥提升到了上帝一样的高度，上帝曾在人间说话，而且是希伯莱语，他被他的同胞所杀，然后复活，升天；他创造了一切，可他有一位圣灵感孕的母亲。——这里难以自圆其说的破绽是很多的，基督教能在欧洲广泛传播，可看出基督教哲学所折射出的欧洲人的这种“理性的狂热”精神的非理性。我们说，上帝存在——这个判断是人类产生的形而上学的天才领悟，只有人类能放眼宇宙历史并在宇宙历史目的性中“看”出人格性、道德律来，而低等动物都是唯物主义者，它们不能理解到超越它们自身眼光的任何非形体的东西，但是上帝存在是否要鲜明到他要以一个具体人的形象在世界上行走呢？中国人也认为最高存在者天-上帝创造了我们人类，在这种意义，人类是宇宙中最大的神迹；但不能再在这神迹之上加上神迹了，中国人的质朴天性使他们对自称神明的人也抱以宽容的微笑来认可，但他们内心是从来不相信神明会以人的形象出现在自己的生活世界中的。在中国，有一副人的面孔的形象的神都是在神话中，而不可能在历史或现实中——等于他们不相信神以人的形象出现在现实历史中，当他们指着“老天爷”发誓，是指理想中的无限正义，即暗合中国哲学的天道理念。

　　所以，宇宙历史的人格性的具体表现只能在于他创造了精神者人（以及人对宇宙历史理性的合目的性的总体观察后的形而上学领悟），神不可能以具体的形象在时空中出现。如果上帝在时空中，那么就意味着上帝的有限性，他就不可能创造宇宙。或者有人说，上帝无处不在，他为什么不能在时空中呢？我们说，“在”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物理学的意义，一种是形而上学的意义。说某存在者某时间在某地方，这是物理学意义的在，我们可以建立四维时空坐标标明其位置；但在形而上学意义上，比如说“我的灵魂存在”——这个判断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因为如果任何一个“我”的灵魂不在，“我”就无法说明“我”看见了世界，但是这里的在——“我的灵魂存在”的“在”——却不是物理学意义的在，而是形而上学意义的在，即我们任何人说“我的灵魂存在”并非指时空中的存在，“我”的灵魂是没有形体的，你画一个四维时空坐标无法标志出灵魂的位置。你说“我的灵魂在大脑里”，——这种以物理学意义的“在”运用于灵魂的存在的判断是错误的，你的大脑里肯定是没有灵魂的，只能说大脑使你意识到灵魂与大脑物质结构能相关联——灵魂不能证明自己能够脱离大脑结构而存在，因此在物理学意义上，灵魂是不在时空中存在的。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7-12 10:02     标题: 中国文明的世界意义(42)

上帝也不在时空中，说“上帝存在”绝不是说上帝存在于世界的某处。上帝的存在的意义只能是形而上学之意义的存在的意义，而不是物理学的存在意义，如果你说上帝在世界中——这里的意义也只是在物理学意义之外-之上的形而上学意义（就像我们常比喻地说——我的灵魂寄居在我的身体里），而不能物理学意义地说上帝在某个地方。我们根据“在”的两种意义分析，那种说上帝曾出没在以色列的地方，在时空存在的意义上是不可能的；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上帝以不在（物理学意义的在）宇宙中的方式存在（形而上学意义的在）于宇宙中任何地方——正像你可以说上帝在人们的心灵中，那么耶酥的存在也就只能是一种寓言性的比喻了——上帝存在于我们心灵中以及蕴涵于宇宙历史性中的比喻。

　　所以说我们在汉语中使用“上帝”词语是借鉴了基督教语言的中国现代语言对中国古代“天道”词语的翻译[2]，即吾人所谓的“上帝”是“天道”即宇宙灵魂的意义。我们也可以在中国的物质材料建立的教堂中向着上帝祈祷，但这个上帝已经从欧洲基督教哲学理念翻译成中国的有机自然主义哲学的最高理念即天道的上帝了。你说，你这是对基督教上帝的亵渎，真正的信仰只能来自于《圣经》；我们说，是上帝启发以色列人写出《圣经》，上帝还启发中国的圣人写出《论语》，启发印度人的觉者写出佛经，启发阿拉伯人的先知写出《古兰经》，人既然都是上帝的造物，那么他们所有的文明的想象力都来自于上帝的启示，——这样的理解显然要比拘泥于《圣经》更为广大。实际上，上帝在每个人心目中的意义都是不同的，人们只能从对世界的理解中理解上帝，比起广阔宇宙历史这上帝所书写的“圣经”来，任何人间文本关于上帝创造宇宙的理解的意义都是未完成的，因此是不完善而有待完善的。

　　其实这种思维方式正是中国儒家道德哲学消化佛教的思维方式。在道德论上采取直觉本质的方式，在理论上采取中庸主义的思维方式，——这两种方式能够摆脱道德哲学中的教条主义和思维中的激进主义，而且二者相互作用，在中国的历史中发生了良性循环。因为采取直入本质的方式，所以佛教浩如烟海的文献被历代僧人研习，但并不拘泥，故中国的佛教的门派之间没有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而这正合乎儒家哲学的中庸之道；反过来中庸之道哲学又化解心灵中因信仰的热忱而容易产生的偏激。所以表面看起来佛经浩繁而儒学典籍简约、佛经义理深奥而儒学浅显，但我们说佛学研究的高境界将与儒学会合，——这其实正是对汉唐以来中国宗教与道德形而上学发展历史的真实描述：大成者都是义理上的佛家而人生实践中的儒家。当儒释道水乳交融地会合为一体，化那个西方的基督教与我为一，也就成为中国道德形而上学发展的必然了。

　　首先，中国道德形而上学在同化基督教过程中必须化解的腐朽内容之一是：基督教的上帝选民思想。基督教认为人在上帝面前是一律平等的，但早期教义强调的是上帝只与以色列人立约。——这是狭隘的，其狭隘性最终以以色列人蒙受巨大的历史性灾难呈显出来，因为这个教义容易产生其他可能的教义是——上帝决不会把伟大选民的地位给予杀死上帝之子的民族，而是给予其他更优秀的民族，我们知道德国人认为只有日耳曼民族作为纯种的雅利安人才是上帝的最优秀选民，这样以色列人的宗教就成为使他们自己遭受种族灭绝的理念性缘起的祸根；而另一种理论不是把种族而是把阶级进行甄别，指出某个阶级将成为拯救世界的伟大选民，其选民位置的优越性就使其天然地具有屠杀其他阶层的权柄，结果造成了廿世纪阶级大屠杀的历史性灾难。可见选民说不符合上帝创造所有宇宙公民的平等观（我们说，即使将来发现外星人，平等的教义也应该不拘泥于任何星际民族内部，而是不同宇宙公民之间各个民族一律平等）。

　　其次，原罪说不如性善论更具普遍性。基督教原罪说认为人生来是有罪的，因为他们的始祖亚当与夏娃偷食了伊甸园的禁果被上帝逐出伊甸园，后期基督教认为耶酥以自己的血为人类赎罪，人类不能自救，而只能靠耶酥获得拯救（耶酥是圣灵感孕，没有人类个体与生俱来的原罪）。我们说原罪说不如中国儒家的性善论更具普遍性——此认识是建立在中国有机自然主义宇宙论之超越于西方科学理性意义上的，中国有机自然主义哲学认为人类是宇宙历史通过创造出地球这个“生命蛋”而孕育出来的，地球就是我们人类的伊甸园，道德在贯注于上帝的造物过程中是逐渐地进行的，或者说善与正义的信念是渐进地赋予人类的祖先的。儒家认为人的善性具有先天性、而不认为人类有原罪，并不是说儒家认为人不会犯罪，任何地区的人民的分子都可能犯罪，之所以犯罪是由于先天的善性被障蔽；因此儒家接下来指出，人可以通过后天的道德教化而最大可能地发扬出他先天的善性从而减少犯罪。如果说道家主要讲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儒家除了讲人与人的关系，还讲人的灵魂与肉体的关系，灵魂的意义是人的自我理性的意义，而人的理性是宇宙历史理性赋予的，人所认识到的宇宙理性即天道的意义也就是自我对自我灵魂的认识；而肉体的意义是指人的生物性欲望，从生物体之结构能发展出灵魂才使人类的肉身区别于原始物质物世界，灵魂者的肉体欲望也就因其基于灵魂的超越性（动物的灵魂没有达到自觉）有了超越性——肉欲被道德约束或者肉欲通过权谋与智能来实现。因此灵魂与肉体既不可分离、同时存在一定的矛盾，儒家所思考“天理”与“人欲”的关系就包括灵与肉的关系，这种思考所达到的高峰便是宋明理学的天理与人欲的关系论。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7-12 10:04     标题: 中国文明的世界意义(43)

《圣经》原罪说揭示了一个矛盾，形象地说是大脑与生殖器的矛盾，在伊甸园里亚当与夏娃一旦吃了知善恶果而领悟善恶区分，原罪便从此波及到人类的子孙了，即大脑的智慧一旦领悟到生殖器裸露的羞怯——原罪就产生了。应该说这种原罪说有其合理的意义，因为人类知性的发展能够增加善、同时也带来了恶，而且重要的是如果没有知性那么善恶也就没有区分——狼群并不以吞食同类的尸体为恶；但比之东方的道德哲学，原罪说有其不可克服的缺陷——仿佛作为“知善恶果”的大脑（知性的源泉）与生殖器（恶性的源泉）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而中国有机自然主义哲学则认为这种原罪认识是对上帝的误解，宇宙历史所创造出的最伟大的物质结构当然是人体，而人体之上两个最富上帝想象力的器官一是大脑、二是生殖器（当然二者的功能是与人体的整个功能联系在一起的）。这两个器官充分地显示了宇宙历史理性无与伦比的创造力表现在——还有什么比用性的吸引力把两个雌雄个体结合为一体通过输入少量遗传物质而实现基因转录传递后代——以此巧妙而简单的方式完成如此复杂而繁难的工作——更好的设计方案吗？起码我们无法想象比此设计方案更好的方案了。生殖器的发明是宇宙历史理性的杰作，而大脑的设计更显示出上帝的伟大，在生物的顶端突兀出一个支配全身运动的中枢器官，随着爬行类到哺乳类的进化，大脑的能力在增强，直到站立的人体出现在地球上，宇宙历史就进入了新篇章，宇宙历史理性终于使一种存在者（人类）能够通过回顾宇宙历史而觉悟其目的性意义了。儒家认为，作为灵肉合一的人类生命体从宇宙中崛起后，灵与肉——对应大脑与生殖器——的矛盾就存在了；但儒家同时认为，只要将适当的顺应欲望与必要的理性自我约束两者结合起来，就能使人类在保持冷静思维的同时又不失其阳刚的进取精神。我们说，儒家对人类的“生殖器悖论”的克服方案比起其他道德哲学的解决方案（阉割主义和张扬主义）要合理得多，让我们将此问题具体地分析一下。

　　作为人体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脑与生殖器是理性与欲望的物质结构基础。一方面生殖器的欲望的被大脑的理性思维反思——生殖不再是如动物的完全的本能行为，大脑的复杂结构蕴涵的智力使审美的能力增强，选择性伴侣也就更挑剔和严格；另一方面罪恶也就随之产生，罪恶的罪恶性在于罪恶被意识到——运用智慧去满足欲望和犯罪。于是理性与欲望的悖论就自然地发生了，人类要延续自己（或者说上帝要延续人类）那么生殖器是必不可少的；但有了生殖器，欲望便不可避免地用于生殖之外的行为，这些生殖之外的行为可以是道德的行为，如文学艺术和人类不枯竭的进取精神总是以性欲的存在为原始基础，还可以是不道德的行为如强奸。——这就构成“生殖器悖论”。强奸的不道德性在于违背了被强奸者的意志，而此强奸的不道德性是所有不道德行为的比喻，比如以征服或掠夺财物为目的的侵略战争是对被侵略民族的意志的强奸，无故杀人也可看作是一种最极端的强奸行为。

　　理性与欲望的悖论是人类各种族群体或个人所面临的道德难题，他们总是以自己的行为表达出对此难题的解决方案，统而言之可分为两种——张扬JB（汉语称呼男性生殖器的拼音字头）主义和阉割JB主义，简化为张扬主义和阉割主义。前者表现如商业性的纵欲行为、多妻主义、无节制的财富追求，以及掠夺土地和财富的侵略战争等；后者表现如许多宗教信徒的禁欲主义、苦行主义，以及旨在消灭所谓罪恶渊薮的家庭和私有制的社会革命阉割主义行为等。

　　而中国儒家道德哲学却既非张扬主义也非禁欲主义，而是很质朴的自然主义的中庸之道。由于欲望的调控比之水火的泛滥更危险，保持中庸之道的道德社会是一个最为繁难的课题，而儒家的道德教化应该说在中国近两千年的古典社会中基本上做到了，（除了不可抗的外在灾难的特殊时期或地域）中国社会不仅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普遍道德堕落行为，而且把道德传统延续保持了下来直到今日。作为对儒家中庸之道哲学的阶段性总结，朱子提出了天理与人欲之理念论的命题“存天理，灭人欲[3]”。有人可能说，这不是典型的阉割主义吗？既然主张祛除、灭绝人欲。我们说一种深刻的哲学命题是有渊博的内涵的，当明末王夫之认识到天理与人欲互寓——天理中有人欲、人欲中有天理[4]——的时候，表明儒家的思辨哲学已经融合了道家老子的自然哲学；当朱熹说万理具于一心以及陆王主张心即理、心外无理的时候[5]，表明宋儒认识到对立的理与欲所具有的内在统一性。人欲之去者，非磨灭天赋自然之生殖力，乃灭违道逆天泛滥之欲，以及限制假理性之工具而恣肆泛滥之贪婪；天理之存者，非使吾人理性任意张扬，而是顺应天理人道，使吾人心灵与宇宙心灵互相感应，身心需求合乎自然。也就是说，作为对先秦哲学、魏晋玄学的天人关系之形而上学思辨的继续，宋明理学提出祛除违天理之欲并非要人们违背自然之欲，而是要把欲望调控在理性范围内，此种观念表明了具体精神者认识到人类理性顺应历史理性——此顺应所表现出的自然主义是对动物低级自然主义之超越的高级的自然主义，（此观念）并提醒吾人——在高级自然主义对低级自然主义的发展中已经包含了高级自然主义对低级自然主义的否定。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7-12 10:07     标题: 中国文明的世界意义(44)

宋明理学所理解的“天理”之所以极高明表现在中国哲学的“天道”观从人类文明的意义达到了宇宙文明的高度，而这个高度在西方是没有达到的。西方形而上学从文艺复兴后“人的觉醒”一直到黑格尔形而上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一直强调“人”在宇宙中的中心性——如黑格尔认为人的“作品”高于“自然”的“作品”；而不理解“人”这个“作品”是“天”的“作品”，人是宇宙文明的产物而不是人类文明自身的产物。人创造的“作品”之最高成就也不过是一架灵巧的机器，他创造不出灵魂，只有天-上帝能创造出活的灵魂来。儒家理学的天理与人欲之辩证理念论是主张在顺应宇宙文明意义上的自觉——为顺应天道自然必须对欲望进行必要的限制，精神者的精神自由是精神者心灵领悟天理的理性自由，而非动物的肉体的自由，宋儒的理性主义绝不是以理性的名义彻底灭绝欲望的非理性主义，儒家的孝道的实现是以生殖为前提的，而生殖行为的完成必然以顺应生物欲望为起始。当然由于“生殖器悖论”的核心在于理性对欲望的调空，儒家更注重人类对天理的顺应，认为人类文明作为宇宙文明的一个历史阶段——很可能是最高阶段——固然值得骄傲，但还没有到达以“理性的欲望”而“胜天”的地步，而且永远不能达到这个地步。

　　因此儒家道德哲学超越西方基督教哲学之处在于它是人类历史中产生的宇宙文明哲学，而西方存在论哲学只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哲学。“中庸之道”是宇宙文明的大道，“过”与“不及”都不符合最高的天道理念，儒者不是尼采向往的超人，也不是印度那些为获得觉悟而以苦行虐待自己的苦行僧。当我们在一轴古代山水画中看到安贫乐道的隐者形象，就能理解只有中国文明能造出这样闲适而超然的隐者，而无论是希腊犬儒主义者第欧根尼还是基督教修道院里那些被灵肉冲突折磨得痛苦不堪的修士修女都缺乏中国隐士的中庸的闲适，隐士作为悠然自在的精神存在者其天我合一的从容态度才彰显出宇宙历史发展到人类阶段的高妙境界。宇宙历史花费数十亿年的工夫创造出大脑与生殖器两种肉体器官以及与这两种器官相对应的欲望与理性，吾人不能因二者关系的悖论性而以一个否定另一个——张扬欲望或者以彻底理性为高标根除欲望——都是不可取的。这一思想在社会中表现就是儒家关于人与人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中的自洽社会理想。


　　

三、儒家非决定论的历史观与自洽社会理想之超现代性意义




　　中国的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是有机联系的，因此我们就自然地从道德哲学转入对中国政治哲学的讨论，而关于东西方政治哲学的比较之切入点则在于宗教，宗教一方面与历史联系，另一方面又与道德联系，而道德之于历史的影响在具体历史中便是道德哲学对政治哲学的影响。

　　在古希腊文明中有一种明净的自由精神，这种自由精神不仅在古罗马文明中逐渐变得模糊不清，而且古罗马人将希腊人的勇敢和悲剧精神逐渐异化为征服和残忍，当基督教精神登陆欧洲，西方文明依然是浑浊不清的，只有希腊文明的记忆被重新唤醒，欧洲精神才显示出它的特点——把古希腊的逻辑理性结合到基督教上帝观念中而发展出其他地域所没有发展出的逻辑系统的自然科学。然而在此之后，上帝给予欧洲人发展出逻辑系统的科学的优长却似乎不可避免地被他们滥用了——就是把自然科学的逻辑主义运用到历史、道德和精神领域，逻辑主义在历史领域的运用是欧洲人仿佛天然地相信——历史是可以被逻辑进入的。正像人们所认识到的——基督教精神与科学精神并非截然对立、而是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一样，逻辑还原历史的科学主义思想所带来的道德背谬其实可以在《圣经·新约》中找到源头，科学主义将科学逻辑运用于历史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悖论，吾人可名之曰“撒旦悖论”。

　　在《圣经·新约》中耶酥多次预言他的死而复活，他的预言后来应验了——《圣经·新约》记录他被门徒犹大出卖后他的同胞借着罗马总督的手把他杀害、他死后三日复活。如果按后世基督教神学的理解——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耶酥只认为自己是上帝之子），耶酥既然是上帝，他的预言也就是上帝的预言。既然上帝预言了自己死而复活（我们且不论这里的历史暗喻意义）那么究竟应该是顺应上帝的预言还是违逆上帝的预言（哪一个选择是善）呢？我们知道耶酥的一个门徒彼得不愿意耶酥赴死——耶酥“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祀长、文士许多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圣经·新约·马太福音》），耶酥是这样回答彼得的——，“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拌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圣经·新约·马太福音》），如果按照我们与朋友的通常关系，一个人如果预言自己死亡，那我们肯定要说——最好不要应验，彼得就是如此看待耶酥的，他显然没有完全把耶酥当成上帝之子，而是把他当作自己的师长兼朋友，但耶酥却斥责彼得为撒旦。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7-12 10:08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7-12 10:12     标题: 中国文明的世界意义(45)

我们有理由相信耶酥如此说时犹大也在场，那么到了逾越节宴席“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耶酥直接地指出犹大是出卖自己的人时，犹大如何行才不是撒旦呢？显然如果按耶酥说彼得的——要体贴神的意思不要体贴人的意思，那么犹大为了实现耶酥的预言必须要出卖耶酥。可是两千年来，犹大是魔鬼撒旦的化身，耶酥不是已经把不顺应耶酥预言的彼得称为魔鬼了吗！试图违逆耶酥预言的彼得既然被耶酥认为是魔鬼（魔鬼在彼得此时的心里），而顺应上帝意志的犹大为何也被人类认为是魔鬼呢？——这个悖论深远地影响了欧洲人的历史。

对这个解不开的撒旦悖论，耶酥也存在矛盾心理，他说：“人子固然要照所预言的去世，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顺应上帝预言的人有祸了，这是因为耶酥偷看了上帝的意志引起的，而他自己虽然自信是上帝之子，但对于死亡的恐惧却有着与一般人相似的心理。关于耶酥究竟是神还是人的问题在基督教神学虽然已有定论，但就一般欧洲人来说，他们的内心却是矛盾的，假如拿撒勒人耶酥是上帝——他可以在死中复活——他的死便没有悲剧性，而犹大的出卖不过是按上帝设计的剧本演出而已，当然也不该受指责；但欧洲人往往忘记耶酥是上帝而把他看作人，作为人他的死就有了悲剧性，而犹大的出卖行为和以色列人把耶酥送上十字架的行为也就是魔鬼的行为了。

　　在耶酥死而复活近两千多年时间里，人们虽然表面上不再相信人类中还会有上帝的儿子出现，但这种表面的不相信却被另一种相信逐渐掩盖了，就是在科学时代来临后，虽然没有自信是上帝之子的人直接宣称自己可以偷看到历史未来，但人们下意识地认为——科学可以偷看到未来，这样“历史科学家”也就扮演了上帝之子的角色，上帝决定论就转化为科学决定论。这样“撒旦悖论”便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即面对“历史科学规律”人类遭遇了犹大的两难困境，“历史科学”在纳粹主义的表现形式是：预言日耳曼人是拯救世界的伟大选民、而犹太人是人类实现千年王国的障碍，消灭了罪恶民族后的世界将变得无限美好，那么德国人将如何行为呢？我们今天指责德国人的野蛮行为，可是在当时德国人在纳粹主义“科学决定论”鼓噪下却认为自己是为了实现科学的历史必然，也就是说他们的魔鬼行为（屠杀犹太人）是以天使心理完成的（自以为是在实现历史必然规律）。不难发现，这种所谓科学决定论的“科学预言”实际上是对于耶酥通晓神意的模仿；此模仿的另一种形式是，既然历史未来可以被科学偷看到，那么如果某个科学天才声言偷看到未来进而指出资产者是人类实现历史必然律的障碍，一个“历史科学规律”的信仰者面对一个资产者生育的孩子——他肯定将继承财产变成资产者——究竟是消灭掉他呢还是让他继续活着呢？人类廿世纪某些国家地区面对这个的问题的时候选择了前者——杀死他。这也就是我们总结人类历史所指出的大规模历史性集体犯罪的发生的社会心理所在，从耶酥对未来历史的偷看直到“科学”对未来历史的偷看——与——德国人把屠杀犹太人作为工业生产行为和俄国人把以集中营屠杀资产者（及资产阶级思想者）日常化的行为——是思维的历史和行为的历史的平行线索。

　　其实历史决定论也可以属于理性形而上学，因为我们也可以说宇宙历史就是被上帝决定的，甚至事后而论，可以说历史决定论的产生也是宇宙历史发展决定的，希特勒与斯大林也是扮演了他们本该扮演的历史角色！但宇宙历史到了人类历史阶段的形而上学性就在于这种形而上学历史决定论不是数学决定论如“1+1决定了它们的和是2”的意义的逻辑决定论。对宇宙历史的认识，人类并不是无所作为的，比如人类对物质物世界的认识达到了可以准确预言日食月蚀的程度，但是人类对自身历史即人类对人类历史的认识已经不同于人类对物质物世界的认识，历史理性在人类历史阶段的表现是把物质物世界非完全确定性发展为人类精神自由支配的行为自由，所以语句发生了本质性变化，“历史理性决定了人类自由”就与“1+1决定了它们的和是2”严格地区别开来。这样，你就不能把“历史理性决定了人类自由”的形而上学决定论混同于“1+1决定了它们的和是2”（以及运用数学约定论的天文学预言：某日某时将发生日食或月蚀）的科学决定论而先在地认为你像知道1+1=2的决定论或日食月蚀的天体物理学决定论关系一样知道历史理性对人类历史决定的具体内容——把科学对物质物世界的可计算性所表达的决定论混同于历史理性对人类精神自由的形而上学决定论。这样，你可以说形而上学性的人类世界历史中产生希特勒和斯大林固然是合理的，同时你还必须承认人类产生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反斯大林主义也是合理的，而且历史理性总是阶段性地以更符合历史理性的理性形而上学而终结（如现阶段就是法西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退出历史舞台）。因此，理性形而上学的历史决定论者虽然相信历史理性总是善战胜恶，但不认为自己预先知道那被历史理性所决定的具体细节。而非理性的形而上学决定论即“科学决定论”在社会世界的运用则相反，认为历史决定论可以公式化地进入有幸理解它的“历史科学家”的心灵中，他们自信“可偷看到历史未来并告诉人类”。这样，所谓科学历史决定论的“历史就是历史规律的支配并且历史科学家可将其发现的科学规律报告人类”就不可避免地带来撒旦悖论：作为扮演历史必然律所命定的魔鬼角色者是天使。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7-12 10:15     标题: 中国文明的世界意义(46)

中国的道德形而上学之所以没有使古典时代中国人心灵中发生撒旦悖论是由于——它虽然相信历史是天道决定的但它不认为天道对历史的决定可以被任何人先在地发现，就是说它没有发生西方近代所发生的那样将形而上学上帝决定论转化为历史主义科学决定论，即中国道德形而上学天道观根本不相信历史的未来可以被某人事先偷看到，即中国的道德形而上学没有“深刻”到试图用“科学规律”解释人类历史的程度——它与历史主义科学决定论无缘。黑格尔指责孔子的哲学“没有超越平凡”——正是中国道德形而上学的“看似凡却神奇”处，中国儒学的“天命”论是事后的体察而非事先的预知，“天道远，人道迩”——人类没有能力达于天道。或问，中国自然主义宇宙观的天道论不是认为天道是人道的本原吗？是的，正因为天道与人道都具有人格性，所以人类才没有关于天道的科学，正像一个人不能看见另一个人的内心，一个人当然也无法看见“老天爷”上帝的内心。儒家对于眼前的生命的尊重是质朴的，因此他不会由于某人宣布说自己偷看到了历史未来就天真地相信——因为一个人长大后变成魔鬼（罪犯）所以应该提前杀死他，因为提前杀死他那么他就不可能变成魔鬼（他不再可能犯罪）了，既然他没有犯罪的可能了那么反过来就说明杀死他的行为本身才是魔鬼的行为（犯罪）。显然，“杀婴悖论”是——历史主义科学决定论认为历史可以被偷看到（人类能够发现历史必然规律）的理性名义的非理性思维——引起的；所以儒家不认为小到一个人大到整个人类社会预先存在着可被人类群体或个体预见的命运，而只是质朴地劝导人类：仁者爱人。儒家学说不仅认为教化可以把人的先天的善性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而且认为恶人可以通过教化改邪归正——人类中不存在天生的撒旦。当我们从西方撒旦悖论的语境进入中国自然淳朴的道德哲学语境，宛如从一个黑暗的中世纪吸血鬼城堡进入了中国古代隐士们居住的山林，这里没有修道院里凄厉的鬼泣魔影，而是瀑布溪流断桥野水的自然主义天堂。

　　所以那些认为中国的道德哲学比西方道德哲学不科学的说辞当然是误解，而说中国道德哲学比西方道德哲学更科学的更是误解，因为道德以及道德支配的人类行为的历史都是不能被科学进入的。在科学时代，当人们以为说一种学说是“科学”的时候似乎是对该学科莫大的赞誉，其实科学只适合于低级的原始物质物世界，而历史理性从原始物质物世界发展出的高级世界——肉体自由的生物世界和精神自由的人类世界——已经超越了自然科学的形式逻辑语境，自然科学的发展当然有利于哲学-形而上学对宇宙历史和人类自身的理解，但一切试图把哲学-形而上学改造为科学的想法都是荒谬的，因为自由者的“自由”是不能为物质物的逻辑“必然”还原的；虽然人类对物质物世界的科学发现也反过来作用于人类对自身的进一步认识——如量子力学就为人类理解人类精神自由在宇宙中的发生提供了想象空间。所以中国道德哲学的形而上学性从来不觊觎“上帝的物”——偷看历史未来，是它的极高明处。

　　我们说，因希腊悲剧的“命运”与基督教的“上帝预言”的相通而最终会合——在为欧洲自然科学发展奠基的同时也为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试图到达自己不胜任的领域的科学主义的泛滥埋下了隐患；而中国之缺乏发达的科学理性的缺失也就成为中国文明史中不可能发生科学理性对形而上学之僭越的善因。关于命运-命数，中国哲学一般采取不可知主义，道家与儒家都相信天道存在、但同时认为人不可能知道天道演绎宇宙历史的具体内容，他们认为天道有着比人类目的性自由广远得多的目的性自由（而不认为天道是机械逻辑的演绎）；我们通过回溯历史能猜测天道在未来的运转，但猜测并不意味着预先知道。儒家认为，人类无法知道人格性的天道的下一时刻的意识流向，因而只有假设天知道天自己的意识流向，此天道观可名曰天道不可知论。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7-12 10:21     标题: 中国文明的世界意义(47)

所以欧洲人把先知知晓太阳神的神谕——俄荻甫斯杀父娶母“命运预言”——转向自然就似乎比中国哲学的不可知论显示出优越性——欧洲产生的自然科学极大地推进了人类对世界理解的深入和生产方式的提高；而把偷看历史未来的“命运预言”运用到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中则比中国哲学的不可知论显示出了拙劣性——近代欧洲的科学主义思潮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把屠杀犹太人和资产者看作是历史必然的实现。人对物质物世界的预言不会遭到物质物的反动（虽然在量子空间视阈观察方式也影响到被观察的单个量子的运动，但集群量子毕竟表现出可预见的几率性），但人对人类社会的预言——以科学的名义——则必然导致反动，撒旦悖论就会导致杀婴悖论：因为科学预言了一个婴儿将杀父娶母使该婴儿遭到屠杀从而使他将杀父娶母的预言破产，同样人类中的“历史科学家”对人类历史的预言如果被巨大人群相信而转化为行动就会极大地影响到人类历史，而此预言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则反过来说明“科学预言”并非“客观必然”因此说明它根本不是什么科学预言——因科学之客观必然的预言的意义是预言不影响被预言的对象。我们可以说，廿世纪的两大灾难——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和对资产者的消灭造成空前的人类灾难——都是欧洲科学主义的撒旦悖论导致的杀婴悖论造成的。适用于原始物质物世界的科学逻辑是不适合于远超越于物质物世界之上的人类精神世界和人类社会历史世界的，关于人类精神世界和人类社会历史世界的描述只能是形而上学性的理念论，而不可能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数理科学，科学主义者把自以为是的“历史科学”运用于精神世界和社会世界就必然导致思维的背谬，进而由思维的背谬导致历史的歧途。

　　人类设想自己的历史以什么样的理想国达到历史的顶点的猜测可以追溯到古老时代，不过“理想国”作为“历史科学”预言的必然来临（而且指出按预言所实现的具体道路）却是近代的事，“社会历史科学家”说自己对历史的预言必然实现——其实就是相信自己作为基督具有偷看到未来的能力，当然拿撒勒人耶酥很克制，他除了预言自己死而复活和彼得鸡叫三遍不认主之外，其他的预言都是隐喻；而现代“社会历史科学家”则大胆得多，认为人类的历史将终结在犹太人或资产者被彻底消灭的时代。自从柏拉图设想人类终结于理想国之后，理想国模型不断地被设计出来，在英国人莫尔的乌托邦之前已经有歌林多人设想基督复活后将统治一千年，人类将纵情地得到饮食和享乐，他们也因此被称为“千年王国”的信徒；而近现代“历史科学家”预言的理想国则设想每个人按自己需要尽力发挥自己能力来索取食物。尽情地得到饮食和享乐，这个物质天堂的情结是很古老的，而且各尽所能地各取所需的理想国实际上早就实现了，不过不是在人类，而是在腐尸的蛆虫堆里。

　　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批评孔子哲学——孔子哲学的肤浅有辱他的名声；黑格尔的确有深刻的哲学，尽管我们可以不在意他说自己的形而上学是科学的自诩——在德国语中“科学”的意义很宽泛，他被公认为古典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也自有他深刻的哲学作论据。如果说欧洲自然科学试图把世界装在形式逻辑中是误解，那么黑格尔不是以辩证法的辩证逻辑来思考宇宙和人类历史了吗？他的形而上学难道不是比中国道家与儒家形而上学更高明吗？我们说，黑格尔虽然并不自诩自己是上帝之子，他也不认为宇宙历史是形式逻辑的演绎、而是绝对精神的演绎，但他有一个僭越的思想——他认为自己的心灵逻辑能够完全到达上帝的心灵逻辑——等于他把上帝演绎世界历史的道路看透了——他的逻辑学就是与上帝演绎宇宙历史的道路完全对应的。那么他的这种“黑格尔思维同一于上帝思维论”是否与中国“天人合一”一致呢？中国有机自然主义哲学的“天人合一”的思路是：人类个体作为生命体既然是宇宙历史发展的产物那么宇宙当然就是更大的生命体；这种有机自然主义哲学与黑格尔所谓他自己的哲学就是关于物自体与上帝的“科学”的区别是：中国有机自然主义哲学并不认为自己能洞察宇宙生命体运思宇宙历史的具体思路。而黑格尔作为“人类历史科学家”要聪明得多，他说东方民族是历史的起点，而希腊罗马是达到理想社会的中介，到了日耳曼民族，绝对精神演绎人类历史达到了辉煌的顶点。我们虽并非完全否定黑格尔哲学的意义，但他显然把人类文明历史的结构看得太小了——他的哲学表达了一个过分狭隘的逻辑圆圈，而这个狭隘的世界观的非理性也就促进了人群的非理性，因为那种日耳曼民族惟我独尊的气概之比中国文明的自我文化优越性的自信的愚妄性在于——日耳曼民族具有拯救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力量，民族自信在一种温和的程度上可能表现为对正义的渴望从而激发自我民族的善，而在狂热中则逐渐向恶过渡，这种过渡在黑格尔之后不断升级，终于在纳粹主义到达了极至。

　　儒家也有自己的道德理想国，但由于没有自己可以偷看到历史之未来的信心，只强调人为的有限作用而不相信人能发现历史必然律以至根据必然律“改造”世界——，宇宙历史是天道的行为、而行为的行为性-自由性正在于不可能有为人类所能把握的定律。我们经常听到那些在阅读了西方历史哲学的中国人士对中国历史学的批评——中国古典历史学缺乏用一种普遍观念将中国历史贯通起来；其实中国历史哲学自有自己的普遍观念，这个普遍观念就是天道-天命观。对于天道与天命的运转，儒家采取小心的不可知主义，孔子并不热衷于谈论天道与天命，虽然孔子相信人类的任何行为都不会在天命与天道之外。这种不可知论的理性形而上学传统发扬于孔子之后的历史学家，就使我们在看到中国的历史著作忠实地记录历史的同时发现——中国古代历史家的议论不敢有像西方近现代的黑格尔-马克思历史家那样的“宏伟气魄”——好象把宇宙历史的道路已经看得明白清晰了，于是把一切相干和不相干的历史资料生硬地套用在他们发明的历史学公式上，这些材料既是对历史公式存在的证明，同时又作为历史公式的具体运用。儒家不相信太过神奇的东西——某种思维方式一旦被运用能立即使乾坤澄澈，而只相信道德的教化能避免人性之恶的泛滥，而在此基础上儒家质朴地讨论平等与文化的意义。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7-12 10:24     标题: 中国文明的世界意义(48)

儒家的平等观不试图以理想僭越现实，即儒家在承认人权平等基础上又承认天然差别的合理性（“人权的平等”的现代概念对应孔子哲学中的“仁”——由“二”人之间推广到所有人之间的关系）；而尤其重要的，儒家对“文”的推崇——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儒家强调人类社会要尽力像周公时代那样在保障基本物质条件前提下一个国家要尽可能地创造出自己的灿烂文化，而不是单纯追求物质的满足。我们说儒家的“自洽社会理想”就是平等观念下的等级制的文化国，这个理想的特点依然是中庸之道——对激烈的狂热理想报以怀疑，其理性意义只有在与欧洲那个历史悠久的乌托邦主义的思想线索发展到近现代世界激进主义政制的比较中才能明晰地显示出来。

　　自洽社会理想是与中国有机自然主义哲学相一致的——社会作为个人精神世界的集合体同样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性结构，道家认为过多的国家干预只能使社会机体遭受损害；儒家的治世理念虽然与道家略有不同，认为道德教化和文化提倡总是统治者要做的工作，但儒家从来不认为人类可以人为地对社会机体全面改造，如果借用二十世纪的政治学理论来阐释儒家的自洽社会理想就是——儒家认为儒者可以在顺应社会机体之自然状态的情况下进行社会零碎工程学的渐进式施工而对社会世界有所改进（而从来没有那种——砸烂旧世界然后在旧世界废墟上建立崭新的新世界的“科学理论”）。如果我们将孔子的政治思想与柏拉图的理想国比较就更能看出儒家自洽社会理想的温和性与合理性。

　　构思“理想国”的柏拉图哲学的空想性深远地影响了西方政治哲学——柏拉图理想国是近代乌托邦主义的历史渊源，我们在柏拉图理想国中看到了那种依靠哲学王——哲学家同时是国王——实现绝对公平理想的幻想，比如哲学王根据人的品性分配工作、平均分配食物和生活用品，以及建立在公产制之上的共妻共子制等等。如果仔细分析这种理想就容易发现它与人性的背离——那种“理想国”中的所谓由哲学王洞悉人性而人为构筑的社会其实正好背离了人性，我们说理想国的绝对公平是一个悖论，这个悖论可表达为：因为绝对公平所以绝对不公平。比如在理想国里进行体育比赛，如果不是人类用同样的基因克隆自己的个体组成的社会（即使克隆个体也难保证有同样的发育成长），那么同样的起跑线会“制造出”不同的运动员名次来。以绝对公平的意义看，铜牌与金牌获得者不公平；那就只能公平地分配奖牌——每个运动员都有一块同样的奖牌。但是，这导致了另一种不公平，不同的成绩却分配了同样的奖牌，难道公平吗！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似乎平等社会与等级社会是完全对立的，人们倡言平等而讳言等级，仿佛等级-差别的存在是人类社会制度中邪恶的东西，殊不知等级与差别的存在如果是与人类的个性-能力自洽的话则它与平等理念一样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我们说，平等作为一种理想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但它之作为一个理想正在于只有相对的程度，而没有（不可能有）完全的实现，人为地绝对实现只能走向平等的反面。绝对平等作为理念只能在人权的基本方面通过法律表现出来，比如杀死乞丐和杀死富人的罪行不能因为二者社会地位的差别而有差别；而不能表达成另一种意义，即认为既然人是生而平等的，因此认为凡是存在差别的社会就是罪恶的社会因此必须消灭之，——这就没有理解社会的自洽性不可能使社会中的人达到绝对平等。其实一个“公平”地剥夺了人类发扬自己聪明才智的社会才是最不公平的社会！一个泯灭人类个体个性的社会是比奴隶制度更少公平的社会！一个所有矛盾完全解决、彻底平等社会只能在人类文明的坟墓里实现！因为即使在蛆虫世界也没有实现绝对平等——蛆虫还有大小强壮的不平等，绝对平等的理想国应该是死亡，只有死者回归原始物质物世界，原子与原子之间才基本实现了绝对平等，所以理想国悖论也可以表述为：理想国的绝对平等理想就是灭绝人类的理想。

　　孔子哲学远没有柏拉图的非理性。首先,他强调“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社会世界由有文化的优秀分子做统治者（而不是由哲学王判定谁优秀）、其他人做被统治者，就是说社会最大的公平表现在——由学问优秀的人士做统治者之后统治者再通过考核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学问以甄别高低优劣以便把奖牌（读作：高的社会地位）给予优秀人士，由此循环以至无穷。这种注重文化的政治哲学使中国产生了影响世界文明历史的科举考试制度，这一选拔文官的制度对世界行政系统的建设和学院选拔优秀学生的制度建设的本原作用是深远的（至今因“废科举”似乎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7-12 10:28     标题: 中国文明的世界意义(49)

人们以为希腊人的奥林匹克运动通过竞赛判定一个人的身体素质与他受到的社会赞誉洽合是一项伟大的发明，殊不知儒家通过综合考核一个人的文化水平而给予他恰当的社会地位是更伟大的发明！中国数千年来保持了自己持久的文化活力盖因孔子以文化而不是以权势和财富划分人的等级所表现出的伟大的平等精神和社会自洽观念——，社会永远不会停滞在既定统治者的血统集团统治中——如欧洲的贵族制和印度的种姓制那样，而是一个从社会各个阶层选拔出的文化精英的动态文化结构作社会的中枢，这种理性自洽社会结构的合理性在于——在平等理念意义上的社会等级观念保证了人类社会历史向高尚的文化进化的趋势。其次，孔子所谓文化除了诗歌、历史、礼节、音乐等方面的学问外，还包括人在自己血缘关系中的道德表现——孔子最重视的是家庭伦理自洽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人在家庭中的责任——父亲要尽父亲的责任、儿子要尽儿子的责任，父亲要慈善、儿子要孝顺、夫妻之间相互敬爱，只有这样的家庭伦理自洽结构所构筑的社会结构才可能稳定而健康地发展。这里儒家思想的可贵在于它对人类自然形成的社会结构（此结构中的单元是家庭）的顺应，孔子没有柏拉图以及柏拉图之后西方产生的那些伟大的乌托邦主义的“无限美好”理想——消灭家庭、消灭私有制！这些幻想家也许并非完全不懂得自己幻想的非现实性，但他们往往在群氓的欢呼声中把自己变成了自己幻想世界中的哲学王，当他把这个世界与真实世界混淆的时候，也就把自己当成主宰人类历史的哲学王了；我们看西方乌托邦主义政治哲学显得“伟大”不过是极端主义的蛮横和自以为是。种种超越人类一般伦理的所谓伟大理想由于其乌托邦性而一旦哪怕有限地付诸于实际就立即表现出与乌托邦“美好理想”的截然相反的现实：灾难、贫穷、饥饿。

　　孔子说过社会的危害不在贫穷而在不均，这是否说明孔子的政治理想也不外是平均主义理想呢？在一个社会物质条件匮乏的时代（古代的自然灾害频繁），一个仁政的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应该尽力保证他的臣民免于饥饿——孔子这句话由于是建立在承认家庭与私有制是人类自然社会合理性制度的基础上可以说表达出了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因此是与柏拉图主义和现代乌托邦主义那种共产制的平均主义绝然不同的，而是与当代社会之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相一致的。孔子指出，有学问、有道德者固然要做社会的统治者，而他们的学问道德正在于他们必须领略自己作为统治者的责任：不仅要通过“学优而仕”保持社会自洽竞争机制而实现对优秀人才的及时选拔以使社会充满活力，同时还要照顾到鳏寡孤独废疾者的基本生存，使他们得到人道主义的关怀，——这是孔子“仁政”国家观念的重要内容之一。人类的思维差别是很微妙的，理性形而上学与非理性形而上学的区分似乎只在点滴之间，但由此分野的不同历史道路一旦各自现实性地展示出来则二者何止万里之遥，在历史歧途发生前，人们往往并不容易察觉这种点滴区分开启的理性道路和非理性道路的截然分野，甚至人们认为一种哗众取宠的、气势汹汹的非理性哲学更富理性。认识现代乌托邦主义的危害性不在于人类要杜绝任何关于社会理想的幻想，而是说要认清其不甘于理想-幻想的彼岸性的非理性性（它认为理想可以立即着手实现出来）；而孔子的伟大在于他认准只有从改善人类个体之间的关系出发才能逐渐地实现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改善，这样就使人类自然地朝向那个有待由未来历史填充具体内容的美好理想的理念迈进了。儒家的最高理念是仁，国家的最高理念就是仁政的国家，而仁政的国家里的人是君子——君子就是有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的个人主义者；与集体主义的灵魂复制相反，君子的意义是不与他人同一——“君子和而不同”，谐和互洽而不同就是君子之国，君子国“和而不同”的仁政国家之理想是在遵守道德前提下对个性差别的承认和鼓励、同时以文化层次区分等级的洽合[6]，同时普遍尊老爱幼的道德又使得那些暂时没有劳动能力或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得到照顾。可见孔子的“三代理想”虽然也与柏拉图理想国那样采用的是复古主义的表达形式，但它是符合天道的、可在地上实现的文明国，而决然不同于乌托邦理想那样要在地上建立的“天国”。

　　如此说来孔子的“和而不同”君子国仁政理想就是个人自由主义的自由竞争性社会，这不是与现代文明合拍了吗？那么人类发扬自己“理性的欲望”把自然对象化的现代观念与孔子的儒家哲学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说孔子设想的由自由主义者构成的君子国的仁政社会理想有其与现代文明融合的一面，更有与西方现代文明冲突（同时也是超越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一面。孔子的仁政国家里个人创造的“财富”注重“文”而不是“物”（“子罕言利”），即一个儒者是一个全身心浸透着文化因子的存在者，而不是把追求富裕的物质生活看作人生目的，从这种意义上孔子是反唯物主义者——他是现代物质文明拜物教的反动派。而与儒家并立的道家更是对理性的“工具论”抱着彻底的否定态度，道家有机自然主义哲学是把人类自我看作宇宙生命体的一部分，智性的发扬是静观和玄览，主张不“行”任何无法预知后果的“为”。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7-12 10:31     标题: 中国文明的世界意义(50)

儒家与道家哲学的反动性（可名曰“反进步主义”）的超越现代性的积极意义表现在：在全球化经济发展时代，人类日益感受到了物质主义的急功近利对人类自身的危害性。一个文明的君子国当然不是遍布饿殍的穷人国，但同时也不是为了物质丰富而忘记了诗意地栖居的物欲狂的经济动物园，经济主义一定意义上是人的生物性对人的精神性的否定。在物质决定论者心目中，文化是经济决定的；我们说，如果把“文化”在中国先秦与希腊雅典创造的永恒价值意义上理解，文化固然受经济条件的影响，但不是被决定的，文明之邦的文化绚烂并不建立在饕餮欲的满足之上，近代物质主义的理想国与孔子心灵中诗人哲学家的文明国是格格不入的。正如爱尔兰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在《驶向拜占庭》中诗句的描述：“衣衫越破烂，歌声越嘹亮[7]”，居陋巷安贫乐道的颜回、当途高歌打柴的朱买臣、忍饥挨饿兴学的武训，——中国文明的圣徒使中国文明哪怕在艰难的苦难历史中也保存延续了自己。一个文明国家好比一个内心包藏宇宙论的读书人，可以在物质并不十分充裕的情况下创作出绚丽诗篇；中国儒家哲学和古希腊哲学都缺乏教人获利的经济学，非不能也，是不愿也，他们更愿意思考宇宙的本原和人类的道德。当然孔子并不是出世的宗教家，他的哲学不离人伦世界，他虽然主张君子应该安贫乐道，同时他指出符合道德地获得财富是应该的，“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8]”，在一个有道的邦国获得财富是应该受到赞美的（因为财富的获得不是“无道”而来的），只有在无道的邦国获得财富才可耻（因为财富的获得不是“有道”而来的）。从此不难看出儒家关于物质、文明与道德之间关系的理性理解。

　　无论是黑格尔哲学还是尼采哲学或者马克思哲学都有历史地演化为极权主义、恐怖主义、反人道主义的可能性，但孔子的哲学是最安全的，她永远不会演变为扩张主义而给汉语人民及其外部人民造成肉体和精神的伤害。那么，关于儒家政治哲学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就是——儒家哲学没有演变出现代民主政制难道不是她的缺失吗？我们不否认现代分权制议会民主政制之于中国文明发展的迫切性，在我们强调中国文明世界意义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强调中国文明吸收外来文明尤其欧洲文明的重要性；而且欧洲文明的向外辐射的侵略性在近代表现出对中国文明内在活力的激发——也是历史理性的动力所在。但我们更强调道德建设在人类社会政治中的重要性——任何政治制度都必须以普遍的道德（孔子的“仁”）为根基。当初罗马人在是否处死角斗士问题上也采取民主方式，即让观众以手势表达自己的意愿，但所有民主的罗马人加起来也不如那个以自己的死亡终止角斗表演的阿利马修斯更伟大，因为他们的审美趣味还没有和人类的普遍道德结合起来。法国大革命据说达到了空前的民主、希特勒也是民选的元首、中国近代“文革”也把人民民主作为自己的口号，我们说如果民主不是以普遍的人类传统道德为根基，它就可能导致最大的极权主义和罪恶。国家政治是一个需要哲学家深思和智者发扬智慧的工作，把这件高深的理性工作交给一群乌合之众或者自信是乌合之众代表的、仇恨道德、仇恨文化、热衷于革命与破坏的危险分子，就会给人类历史长久积累起来的文明成果造成极大的伤害。


四、汉字之美超越拼音文字暨中国文学的普世性


　　在人类文明历史中有两个奇迹，一个奇迹是耶酥死而复活，另一个奇迹是中国文明毫不间断地从五千年前延续至今。第一个奇迹只有很少的人见证，而第二个奇迹则是地球上所有的人都能见证。从文明的生命力来看，犹太文明的顽强也不能和中国文明同日而语，他们近代的复国主义尽管取得了成功，但希伯莱文字毕竟间断了漫长的时间。中国文明连续不断的一个最重要标志就是中国人文字一直在世。

　　中国近代思想家辜鸿铭曾指出，中国人虽然过着孩童般的心灵生活却不乏成人的智慧，“我们与其说中国人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不如说它是一个永不衰老的民族。简言之，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就在于他们拥有永葆青春的秘密。[9]”这个秘密就包藏在于中国人的汉字之中，汉字的构成包含着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和谐互洽的形而上学，在中国传统文明中，文字绝不仅于作为实用的工具，而是——学习汉字“诗书传家”是一种使人高尚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也不仅于道德的修炼，还有美的涵养，而这一切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汉字本身包藏着大美；而这种汉字之美是欧洲字母文字缺乏的。就汉字的构成来说，它依然保留着自然物象的痕迹，“象形”的意义使它不是如拼音文字那样是纯粹记录说话声音的符号，而是它的形状本身具有自然万物的信息，一个汉字不仅于通过它的发音而主要是通过它的形状使阅读的人把自己的意识流与大自然连通起来，可以说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也蕴涵在汉字的构成中。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7-12 10:35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7-12 11:00     标题: 中国文明的世界意义(51)

我们知道人类的最高的感觉器官是视觉，次之是听觉，再次之是味觉和触觉，比如一对男女相遇，他们首先关注的是对方的容貌，这里是视觉的功能，接下来是闻听对方的声音，如果他们的爱情能够发展，他们接下来才有触觉和味觉的运用。前者的视觉和听觉是高级的感觉，而味觉与触觉便已和动物的感觉不甚差别。而在前两个高级感官中，第一位的是视觉。我们说象形文字比拼音文字的高级就是因为象形文字调动了最高的两种感官，首先看到文字的形象，其次是听-想到它的声音。拼音文字也有其字母的线条形象，但这些线条形象与自然物象脱离了关系，我们在英语“太阳”的单词（sun）中看不见自然的太阳形象，而我们在中国的象形文字中则能看到（日）。

　　比古埃及象形文字以闪米特字母为中介被腓尼基人改造为腓尼基字母传播到希腊更早的时期，中国在亚洲就开始了扩张自己的文明圈，只要“蛮夷”使用了汉字（为方便起见，用“汉字”通称中国象形文字，其实在两汉以前中国象形文字已经高度发达），那么他们也就自然地认同了自己的中国属性，中国把自己的地域统一得如此庞大在乎语言文字的传播，而帝王英雄们不断地把分裂的中国纳入到统一的中央行政区倒在其次。我们追溯文字传播的历史，似乎象形文字到达拼音文字是“进步”，对于商业语言来说，拼音文字有着简便实用的好处，这也是善于航海与贸易的腓尼基人根据闪米特字母发明腓尼基字母——闪米特字母是从埃及象形文字提炼而来——的原因。但就人类作为生命体和他们作为精神者的存在论来说，象形文字比字母文字能表达更为丰富的生存蕴涵；贸易仅仅是人类生活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所以字母文字的希腊罗马文明不能保有自己的文明传统是与拼音文字的弱点有关的。那么埃及的象形文字为什么也消亡了？比较埃及的象形文字和中国的象形文字，我们就容易发现埃及象形文字结构构成的松散，而中国象形文字是对形的高度集中的凝练，中国的象形文字保留了自然万物的空间性，方块字可以向四面辐射自己的表现力，表现力可向空间的任意角度延伸使得汉字的艺术化向着最高级的抽象艺术发展成为可能；而无论是埃及的象形文字还是希腊罗马从腓尼基人借鉴来的字母文字都没有这种发展的可能。当然埃及的象形文字如果不受那曾受惠于自己的希腊文明的最后打击也许能发展出高度抽象的不丧失空间表现力的象形文字，但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埃及人过早地忘记了自己的文字，直等到法国人商博良（1790~1832）来破译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

　　就对汉字的书写来说，任一汉字在它周围的360度的任何角度取势都可以表现自己，那么在一流书写者笔下，连缀起来的汉字就可以通过不同的取势而获得丰富的和谐——构成曲折回环的视觉效果，造成有如音乐般的美感；而比较来说，字母文字则只能在一个角度取势，一般西方人习惯于向右上角45度取势。所以西方的书法虽然有很漂亮的花体，但那种字体的漂亮只不过是装饰性、工艺性的美观，而中国的书法却可以是无比丰富的高级艺术门类，一个驾御好毛笔的书法家可以以线条的组合创造出杰出的视觉艺术作品来；所以若论抽象艺术的成熟，中国书法是世界上最为悠久的了。毛笔的“不精确”与驾御它的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创作最优美的书画，正是精神自由的最高境界，西方人花费漫长的时间直到现代艺术才遥望到这个境界。

　　那种说——中国文字缺乏字母文字的简便实用性——是由于缺乏对汉语和其他语文的深入理解，即使从纯粹实用意义来看，汉字信息量是最为浓缩的（我们比较同一种信息量的不同语言文本，汉字文本是最薄的），这是由于一个汉字的信息蕴涵在汉字这个“建筑物”的整个平面中，而欧洲语文或现代阿拉伯文字只有水平一条线的方向，在单位空间内汉字平面建筑的信息量当然就大于字母线性排列的信息量。五四学人昧于特殊历史情境而在西学面前丧失了民族自信心进而指责中国文字的不实用，要用拼音文字取代中国五千年历史的伟大汉字，民族虚无主义一时甚嚣尘上，直接导致了后来对集审美与实用于一身的优美汉字的粗暴简化，简化字弱化了汉字本身深厚的历史蕴涵，是以实用性否定汉字审美性的恶果。从实用主义出发以拼音文字否定中国象形文字的思维方式是肤浅的。其实若论实用，人的用处也值得怀疑，人吃粮且制造垃圾，死了还要浪费煤火燃烧，不是最没用吗？上帝造人不单是实用，尽管实用不能完全否定，比如我们为了减轻劳动就要制造各种器械，但我们制造器械减轻了劳动又为什么，我们出生来到世界，上帝给我们眼睛观看世界近百年，这是多么珍贵的时光，把自己理解成实用的工具，只知道自己理性的实用性而不懂得自我心灵可以悠然地思考宇宙人生的形而上学、宁静地审美、以自己的行为显示高尚的道德，就误会了上天对自己的恩惠了。让更广泛的人群了解汉字蕴涵的历史文化并不是说让中国汉字取代其他拼音文字，而是说汉字文化反映的中国人对现象世界的领悟——有机自然主义哲学、道德形而上学——具有普遍性，对这个普遍性的理解对于使用拼音文字的人民精神生活的丰富也是有益的[如可以让中国文明的传道团教授印欧语系的人民（尤其他们中的儿童）学习汉字书法，或能激发他们的创造性思维]。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7-12 11:18     标题: 中国文明的世界意义(52)

　汉语文字作为集审美与实用于一体的文字具有激发人类一切成员之创造力的普遍性，而文字与语言和文学是一体性的，汉语文字写就的中国古典文学也就相应地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这里我不打算全面地展开有关中国文学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学的比较，而只就中国诗歌的自然主义对西方文学的超越来切入论题，一般说来最能反映一种语言特性的是以该种语言写就的文学作品，而文学作品中最能表达人类精神品格的是该种语言的诗歌。

　　世界上每一种语文所写就的诗歌都蕴涵着该语种民族的深厚情感，而汉语的诗歌之超越其他种语言的普遍性品格在于她的万古常新的生命力，或者说她的顽强的生命力是其普遍性的证据。如前所论，以色列民族在历史的记忆力上近于中国，他们《圣经》中记录了许多优美的诗篇，对神的赞美和祈盼（希望自己得到佑护）固然有伟大的情感，但我们说最高神对人间的主宰不是在人类睡眠时派遣某个天使替受苦难的人们殄灭强暴，乃是通过人类自己的心灵支使的行为来实现正义，那个渴望神异的心灵所理解的神明是纯然外在的，那种渴望神明伸张正义的心理若一味无为地依赖神异事件的发生就会导致对自身奴性的强化。

　　中国的诗歌其自然主义是对天的温和赞美，自然之天与人格神之天的混沌态就是灵与肉互为因果的领悟，是通过自己精神与肉体的领悟而达于宇宙物质物与宇宙灵魂（上帝-天）的领悟。中国的妇女们在哀哭时也祈望老天爷佑护自己，但她们在哭泣后会擦干眼泪承担起母亲的责任，所以中国所有伟大的诗篇都蕴涵着普遍的人类之爱，而少有怨天尤人的神异期盼，我们读蔡琰的《悲愤诗》就能深切地领悟中国文学这种宽博质朴的伟大情感。一个文明世界的女子在战乱中被掳掠到异国他乡，而其“悲”胜于其“愤”，悲愤的沉郁和雄强表现在这里没有对天公的幽怨，甚至也没有对强暴他的异族人的诅咒，而是对自己与掳掠自己的异族人所生的儿女的孤单的怜悯——母亲对儿女的爱，蔡琰真切地描述了在匈奴生活数年后将返回故国时她与儿女离别的情景，尤其其中未成年的孩子对母亲依恋的情状感人至深：

　　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将去，当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

　　由于人类的出现就是宇宙中最大的神迹，所以神异不是在外部世界，而是在人类的心灵世界，诗歌作为赞美上帝的诗篇就是表达人类历史中的真情，而真情的表达的力量将比屠刀的力量更强大，对强者的祈求可能会延缓屠刀对自己的杀戮，以强力终止强力是暂时地用鲜血将屠刀淹没，惟有诗的真情能穿透民族仇恨的壁垒使广泛的民族融合为人类共同体成为可能，因真实情感的诗篇使人类理解自己作为人类一分子的意义。可以想象，蔡琰与匈奴所生的“胡儿”长大成人后当他吟咏母亲的诗篇还会向他母邦土地上的人民举其屠刀吗？我们在此诗篇中也就不难理解，尽管汉民族也吸收外来民族的优长，为什么总是汉文化同化域外文化，而非相反，汉语文学的力量在于他的“悲”的博大——表达了人类最普遍的人性，这样，凡是以汉语表达自己情感的人也就不再区分他的血统，汉语文学甚至可称作不叫宗教的宗教，对这种“宗教”的归依就比犹太人以割礼做民族标记显得宽博伟大，这样在世界历史中便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以色列民族在哀哭和对上帝的祈盼中不断地遭受掳掠、屠杀和迫害，他们纯净的血统至今拥有的土地的合法性还在遭受着质疑，而中国人在一次次的被征服中不断扩大自己的家园——仿佛侵略者就是以侵略的方式把自己的土地贡献给中华帝国。分析这种历史的分野可以写出很冗长的文本，但也可化冗为简地在诗歌中见其端倪。痛苦和悲伤的诗篇自有其感人至深处，但心灵平静状态吟咏自然的诗篇更能显示人性的本真，让我们比较两首诗歌其中的几句：


　　第一首：在巴比伦河畔，我们坐着哭泣，思念着锡安山。


　　第二首：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这两首诗歌的句子都包含着人类高尚的情感，但前者阴柔，而后者阳刚，前者有无可奈何的悲伤，后者有对宇宙历史的平静体察。前者来自《圣经》，而后者来自《诗经》。前者的地方性和后者的普遍性是不难体会的，惆怅的情感是天人之思的自然流露，时间的历史性（不可逆性）总是使精神在自我生存论中达到宇宙论，中国诗歌之于宇宙论的表达是天成的、不露痕迹的。不包含“上帝”与“宇宙”的语句更可能包含着对上帝与宇宙的最深切领悟——觉悟上帝在宇宙中创造人类的深意——让人类理解上帝与宇宙的存在——当然以自觉“自我”存在为前提：我去的时候杨柳依依，我回来时已经雨雪霏霏了，——这里的季节的变换因为“我”的体察而将“平淡”历史涌现为悲伤的音乐，这种宇宙的旋律之美似乎是宇宙自身发出的，而不是一个个体发出的。相比之下，那种“在外国的土地上，怎么能唱耶和华的歌”就显得狭隘了。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畔的古苏美尔人和亚述人以及印度河畔的雅利安人都有他们优美的诗歌，但与中国的诗歌比较起来，这些诗歌都过于“地方性”而缺乏普遍性；甚至古希腊的诗歌也是如此。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7-12 11:22     标题: 中国文明的世界意义(53)

有人说中国的诗歌并非是最发达的——表现在他们没有自己的史诗（蒙古的叙事诗不是用汉语写就），——我们说这种对诗歌的发达理解是很片面的。一般以为最早的史诗文学诞生在两河流域的古苏美尔人，《吉尔伽美什》比《圣经》更早记录了大洪水；而印度人的叙事诗有历史的成分、神话的成分、还有纯粹想象的成分；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历史的成分更多，其中也穿插了神话与想象。我们说诗意的表达可以不区分韵文和散文，一首长诗可能毫无诗意，而一首短诗或几句无韵的语句则可能包藏着最深邃的诗情与哲思。中国很早就有真实地观察和记录历史的传统，而历史记录的真实就使得韵文不必要，重要的在于中国人记录自己真实的历史中，其诗意是勃郁的。在荷马的史诗中固然有雄壮的英雄时代的英雄气概——争夺美女海伦的复仇与战争、神的参与、愤怒与智谋等，但这些诗篇反映的是人类童年时代近于性欲释放的青春躁动，有心智未及成年的天真，更有其不可避免的幼稚。而中国的诗篇是心智成熟者的诗篇，中国的诗歌有的是悲悯，而少有对战争之残忍的津津乐道，而亚述人的诗歌和荷马的诗歌对此都缺乏节制。在荷马的叙述长诗的尾声奥德修斯屠杀求婚者的血腥场面似乎是对英雄的赞美，而在中国人的眼里却是残酷和卑鄙的；你可以说道德的成熟必须等到欧洲人接受基督教以后，是的，我们不能超越历史，但中国人在很早的时候他们的道德就超越了历史——不正说明中国人心智的成熟吗！中国人对天道（上帝）的理解超越了古希腊人对宙斯的理解、古罗马人对朱比特的理解、古希伯莱人对耶和华的理解，甚至也超越了欧洲人对他们基督教上帝的理解。所以虽然与任何民族一样，中国人也经历了无数天灾和战乱的苦难，他们的诗歌是对宇宙大道的咏叹，既非弱者可怜的哀号，也非强者不可一世的声嘶力竭，这种伟大的“中庸”之诗表达人的尊严和上帝的崇高，是宇宙文明中奏响的深沉的悲音。

　　有人以欧洲现代诗歌意象的繁复来对照中国诗歌的简约表明中国的诗歌属于被超越了的过去时代，——此说同样有太大的误解。诗歌具有时代性，一般是就其形式而言；诗歌还有超时代性，是就诗歌所表达的意象而言。在此若讨论李长吉或李商隐的诗歌来说明中国在自己诗歌最辉煌时代其意象达到的丰富和绚丽会增加读者理解的难度，而李白杜甫的诗歌的意象的明净和飞来峰般的壮丽又为大家太过熟悉，我们看一个小诗人的一句诗可能更能见出中国汉语的成熟——用最少的文字表达最丰富的意象。这句诗辜鸿铭先生在论述中国文明的精义时曾引用过：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


　　我们说所有描写战争的长诗都会在与这句诗的对照中黯然失色。诗歌不是为了意象繁复而繁复，它必须与人类的心灵相联系，把人性中最深挚的情感以最鲜明的语言表达出来——就是真正的诗。关于生命与白骨之间的鲜明对比是在西方玄言派诗人的诗歌中时常出现的意象，如T·S艾略特所转引的邓恩的那句诗：“绕在白骨上的金发手镯”，虽然这可能是一个现实中的场景，或者诗人联想到的场景，但这句诗是有意作出来的诗歌，它有明显的将“白骨”与“金发手镯”对比的意图。而陈陶的“无定河边骨”与“深闺梦里人”当然也来自于诗人的天才联想，但这种联想的传神在于它的“天成”，深闺梦里人已经化作无定河边骨的历史性真实——是被诗人“发现”的，而不是被诗人“创作”出来的，所以我们论述中国诗歌的“自然主义”在这里的意义应该读作“天然主义”。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7-12 11:26     标题: 中国文明的世界意义(54)

自然主义的最简单表述就是顺应自然，那么有人可能问，你不是说中国哲学的核心是不可知主义（人最接近上帝，但对上帝-天道绝对不可知），既然不知天又何以顺应自然呢？我们知道在埃及的黑夜女神（奈斯女神）的神庙里有一则著名的铭文：“我便是现在、过去和未来：从古至今没有人揭开过我的面纱”。这则铭文中的“我”可读作宇宙历史蕴涵的“天道”的自称，埃及人认识到天道的不可知固然是了不起的智慧，但还不如古希腊人的领悟更深刻，体现在希腊人的神殿里镌刻的那句铭文中：“人类啊，认识你自己吧”，希腊人领悟到人最无知的领域莫过于人自身了，可是他们可能没有领悟到（或没有深入地领悟到）宇宙历史蕴涵的天道就浓缩在人类自己之中，人类认识自我也就是认识天道，而且即使希腊人意识到人与天的一定意义的对应关系，他们缘起的人类中心主义还是忽视了——人类并非全息性地浓缩了宇宙历史，所以希腊人对“自我”的领悟尽管超越于埃及人不可知的领悟之上，但较中国哲人老子的领悟还是有所差距。老子的“铭文”没有刻在神庙的石头上，而是刻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这句话就是老子《道德经》里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翻译成白话就是“人类自我作为地球上生长起来的生命体蕴涵着地球生命体的理法，地球生命体作为宇宙生命体的产物蕴涵着宇宙生命体的理法，而天道大我乃自然而然地运转自我——即天道自己作为自己的因（自我作为自我的理法）”，这里的超越希腊人领悟的意义是，作为人类个体的“我”固然蕴涵着天道，但“我”对“我”的理解作为“我”对宇宙的理解还必须使“我”的心灵虚静下来通过理解宇宙来理解“我”，在“天”与“我”之间不断地相互感应中理解天道的自由和自我的自由的“一”性，而且不能把自己的心灵扭曲——过分执著于认识自我与天道——是不合乎自然的，天道的合乎自然就如有道之人做事的自然天成一样——看似人为的却似乎是天成的，天道不能化解为物理学定律的所谓自然规律，因为它是诸规律和非规律（混沌与自由）的统领——天道作为“大我”是以自己心灵逻辑运转宇宙历史的，“道法自然”的“自然”意指超乎自然界之上的又蕴涵于自然界之中的、天道运转他自我合乎自洽性意义的自然——自我成就自我。

     中国人的智慧并不一定能表达为具体的知识文本，一个潜在地怀有自然主义的心灵的人对于自然世界的领悟有如爬壁植物，它（植物）并非靠视觉看清了石壁的走向，乃是它时时性地探索，这样，它虽看不见石壁却比看得见还真切。在这个比喻中，石壁和爬壁植物就分别意指“天道”和“自我”，“我”的心灵和上帝的心灵（天道）也就有一种超越知识论的人生实践意义的时时沟通，这是人类能从宇宙历史的走向中领悟天道-上帝存在的原因。当我们深入中国诗歌的内在精神便自然地又上升到中国有机自然主义的哲学观，中国的哲学、道德学、政治学、历史学、诗学并非如西方学科划分那样系统鲜明，但正因此中国古典时代的各种学说是天然地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彼此之间可以互相通达，此又暗合了中国人的有机自然主义哲学。

　　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埃及，以及古希腊、古罗马，文艺复兴后的欧洲都产生了自己伟大的诗篇，尤其到了晚近，莎士比亚语言意象的繁复和绚丽多彩以及但丁的冰冷中的准确都达到了极高的境界。然而就诗歌的普遍性而论，过于华丽的文采和苦心孤诣的准确都是对普世意义的诗歌的偏离，而普世性的伟大诗篇是通过对自然的描写表达对最高主宰人格神上天-上帝的赞美，如李白的诗歌：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我们不能看见上帝，因上帝不在时间与空间中，但上帝创造的宇宙万物在时空中，这样“敬亭山”作为具象的存在物就有超越其形体的意义：仿佛我们能与上帝互相观照对方，——没有上帝则我们不会成为我们、没有我们（人类）则上帝不会被称作上帝，在这种自然主义的欢娱中，地球上的自然界就比任何想象中神异的天堂更丰富和真实，基督教理论中认为人类背负的原罪说也就显得如空穴来风，地球是人类的伊甸园也是人类的天堂，天堂的恩惠是我们生存于地球上的百年，所有物质的财富的价值都不能与我们看见世界相比，我们拥有觉悟自身与上帝的灵魂是我们获得的最大面额的“彩票”，——中国人的自然主义之诗的普世性就是揭示出了这个真理。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7-12 11:32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7-12 11:35     标题: 中国文明的世界意义(55)

五、从人类文明的三次大规模交流展望中国文明的文化复兴运动

    以上我们从哲学、道德、政治、文字与文学（诗歌）几个方面讨论了中国文明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就是我们所阐释的世界文明在今后一个时期将从中国文明中寻求发展契机的原由。在展望人类第三个千年的前途的时候最需要做的是回溯历史——从人类数千年历史之大规模文明交流中分析现代人类文明的交流的可能形式，把漫长人类历史的历史戏剧性以简短的语句表达——当然只有诗人能够做到。人类文明延续所需要的基本条件是人口的生殖——这已经被上帝通过使人类身心渴望性欲满足的形式设计好了；而文明的交流其实也是一定意义的生殖，而生殖前奏的婚姻形式可以是浪漫的、也可以是并非浪漫的甚至是血腥的，让我们阅读下面的诗句：


　　“腰枝猛一颤动，于是那里产生 / 残垣断壁，燃烧的屋顶和塔巅 /··· ···/ 在一意孤行的嘴放下来之前 / 她是否用他的力量骗得了他的知识？”


　　——这是爱尔兰诗人叶芝《利达与天鹅》的诗句，叶芝用希腊神话宙斯强奸利达象征人类文明的产生、交融与轮回，宙斯的强奸行为投影到人类历史便是人间的爱欲与征服。超越历史的具体，甚至战争的征服也是原自最原始的爱，因此可以把叶芝的意象引申为——人类文明之间的交流都类似某种强奸行为。但究竟谁是受益者呢？被强奸者还是强奸者——“在一意孤行的嘴放下来之前，她是否用他的力量骗得了他的知识？”我们在人类文明史中不难发现这种错综复杂的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媾”所生育的子孙再与异质文明的“文明交媾”及生育繁衍：埃及文字通过腓尼基水手的字母化变形传给希腊人，希腊文明圈的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却对东方发动战争并通过建立亚历山大里亚城把希腊文明传播得更加久远的同时使希腊文明消融在被希腊文明所征服的地域中，而埃及人却因此逐渐忘记了自己祖先的古老文字，历史等待着远征埃及的法国人破解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犹太人鼓动希腊文明的继承者罗马人杀死耶酥——这个行为的历史目的正好与杀死耶酥的人的目的相反——把耶酥领悟的真理传播到全世界。欧洲的基督徒把希腊哲学家的著作投进烈火，而更多的书籍被阿拉伯人带到了沙漠如获至宝地翻译为阿拉伯文字，罗马人屠杀基督徒，而正是基督教使罗马人看到了自己的血腥和残忍，基督教最终“征服”了罗马。之后历史期待着基督教《圣经》与阿拉伯人的希腊经典译文相遇以产生文艺复兴运动，文艺的复兴产生了区别于文艺的自然科学；科学的发展似乎预示着人类冲破宗教束缚而达到了自由，而自由的人类却要试图把自己的自由装到科学的必然律中，于是在“历史科学家”发现“历史的科学规律”的喧嚣中人类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历史性集体犯罪——种族屠杀和阶级屠杀——其目的是所谓为了自由王国的必然实现。

　　西方早在希腊时代就知道传说中的中国，丝绸之路让罗马人的贵妇妖娆动人，而浴池和欲火可能参与了罗马的衰亡史；中国的科举和文官考试制度给予欧洲政治体制以影响，甚至明代的宦官与朝臣“两院制”的权力制约也启示了欧洲建立国家权力的制衡机制，启蒙思想家通过对中国典籍的“正读”与“误读”让欧洲民众耳目一新。而后欧洲基督宗教传教士把自己的生命献给“远东”，他们来到遥远的丝绸与瓷器之国传播上帝的福音；但是，忽然间黑色鸦片和轰隆的大炮搅乱了中华帝国，——这一切如脉脉含情的男女幽会陡然间变成了血腥的抢婚交媾，无论对于西方还是中国，记忆都是深刻的。

　　历史学可以把历史中的灾难和血腥暂时忽略，而把人类文明史中不同文明之间发生的一切关系看作文化交流的历史。历史中究竟发生了多少次文化交流？取决于我们用怎样的规模来统计；在我看来，只有诸文明之间有巨大差异的交流才是意义重大的，而大的差异莫过于东西方之间。人类文明历史中，在东西方之间发生了三次大规模文明交流，这三次交流都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第一次是在埃及与希腊之间发生的；第二次是在希伯莱与欧洲之间发生的；而第三次是在欧洲与中国等亚洲国家之间发生的。这三次文明交流的内容分别是1、文字的传播；2、宗教的传播；3、科学的传播。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7-12 11:37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7-12 11:50     标题: 中国文明的世界意义(56)

“文明”的第一个字是“文”，文者，文字也，文化也；文字使世界获得了概念的命名，概念的分殊使人类不再如动物的唯物主义——只有眼见为实的感觉、没有超越形体的理念；文字使人类如柏拉图的洞穴比喻——世界向走出洞穴的人类显现了自己的秩序，世界明亮起来，——这就是“文明”的原始意义，所以文明的第一次交流便是文字的交流。文字使人类追索世界的创造者——这是他们的唯心主义的萌动对自己动物唯物主义的叛逆：神的理念在心灵中发生；在诸神的理念中，谁是最高的神明呢？对这个问题的历史性回答是人类宗教交流的历史，所以第二次文明交流是宗教的传播。在对神明的追求中人类的思辨理性发达起来，他们不满足于对最高神明的崇拜，他们还想知道最高神明是如何创造世界和人类自己的，于是科学在欧洲大陆发展起来，故第三次文明的交流是科学的传播。历史还没有完，第四次文明交流将是什么内容和形式呢？

　　第一次是贸易引起的，几乎是毫无声息地发生，甚至历史学家们在他们的通史中更愿意一笔带过，但这次交流意义实在太重大了，直接影响了欧洲文明的进程，这次交流更准确地说是埃及文明的输入，是他们的象形文字经闪米特人与腓尼基人的字母化改造为中介传入希腊（同时还有埃及人的神话与科学传入希腊），后来成为欧洲的各种语文。第二次是希伯莱人那里缘起的基督宗教传入欧洲，欧洲人在消化《圣经》形成基督教哲学过程中重新发现了阿拉伯人保留的古希腊典籍从而完成了希腊文明与希伯莱文明的融合，孕育出了西方科学文明。第三次交流则是西方文明的科学与民主向东方的传播，这次传播与前两次不同，它伴随着中国文明的更新和中国人屈辱与痛苦的记忆，中国文明发生了两千年来未有过的大变局。

　　到目前为止人类文明有过三次黄金时期：古国文明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现代文明时期。古国文明并不仅于四大文明古国，不仅在美洲丛林曾有古老文明的高度发展，希腊文明也被追溯到了更早的米诺斯文明，当然我们说古国文明在中国的先秦和希腊的雅典文明时代是东西方双峰并峙的高峰；而文艺复兴运动发生在欧洲，是基督教文明与古希腊文明融合的结果，中国的四大发明尽管极大地促进了欧洲文明的发展，但由于地理上的阻隔，中国没有能与这一运动发生直接的关系；而现代文明主要是现代科学的诞生，也是发生在欧洲，这一次与中国发生了关系，但中国在这个关系中却有许多耻辱和痛苦的回忆，被动地参与了科学文明传播运动，二十世纪中后期由于波及世界的现代集权主义运动，中国不但没有对现代科学文明以贡献，而且经历了三十年蒙昧主义的黑暗时期。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的腾飞似乎是举世公认的，但中国作为古老文明的国家如果仅限于经济的发展是不能与祖先的光荣相称的。在诗书传家的中国，单纯的富裕者的富裕是不能与读书人的文化地位同日而语的。虽然现代中国人还没有产生影响世界的思想家、学问家、科学家，但不能因此说，中国人的思维都变得如乡愿者“唯物主义”的急功近利，中国文明的元气其实正在酝酿她更为超越的形式以显示自己的存在，先秦以来古老的形而上学传统蕴涵的潜力是无量的，我们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讨论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可能性。

　　因此第四次人类文明的大规模交流很可能是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儒家文明的复兴——中国古典文化向世界的传播：在世界范围内让有机自然主义哲学取代欧洲近代兴起的科学主义。正如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所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包括古埃及、希腊、罗马和波斯等）能像中国这样，既有悠久的历史，又能在经历百年衰败和屈辱之后重新中兴。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几乎是不可思议的。[10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7-12 11:52     标题: 中国文明的世界意义(57)

中国的崛起已经是正在进行中的现实，古老而能常新——中国文明的神奇性似乎超越了世界许多人士的理解力；而与此伴随的是人们对大国崛起的恐惧——历史地看这种恐惧是可以理解的，历史上大国的崛起给世界带来的往往不是福音而是灾难，古罗马的崛起伴随着与“蛮族”的血腥战争，拿破仑帝国的扩张给欧洲、俄罗斯（跨欧亚）、埃及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痛苦，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的崛起是席卷全世界的殖民主义运动，在传播他们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文明的毁灭；近代德国与日本的崛起给世界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灾难，而在苏联与美国作为两极大国的冷战时代，其核威慑造成的前所未有的恐怖令世界人民记忆犹新。

　　单纯经济的崛起与中华民族文明性格格格不入，通过我如上的分析以及对目前中国与世界的深入观察，吾人不难领会，发扬中国文明固有的自然的自由主义并一定程度地结合古希腊文明的个人自由主义精神，摆脱近代乌托邦集权主义的枷锁，漳显中华民族充沛的想象力和不枯竭的创造力，——这一历史的机遇已经到来。与以往的文明传播交流不同，中国儒家文明传布世界很可能超越以往文明交流之——宙斯-天鹅“强奸”利达意义，而是——润物细无声的文化浸染。从儒家文明的精神气质而论，与西方文明张扬个人主义的扩张主义相区别，儒家是“为道日损”，日损的道不是更小了，而是更大了。内敛的道凝聚起激荡乾坤的力量不露声色地在看似被同, , 化中蔓延，而那来自西方的扩张的力量反把自己消耗在精疲力竭的扩张中，反者道之动——道的日损成就了自己最终的扩张——就像中国的领土在被征服中征服“异族”一样，“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老子》）。因此我们设想，当基督教文明被中国文明全面吸收消化之时，也就是基督教“上帝”被容纳到博大的中国有机自然主义“天道”观之日。

注解:

[1] 1956年美国学者S·N·克莱默出版了《历史从苏美尔开始》罗列了素美尔人的27个第一，如最早的学校、最早的史学家，最早的法典、最早的复活故事等。见陈晓红、毛锐著《失落的文明：巴比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8页。

[2] 在《诗经》和其他中国古典文献中，“上帝”有的是天帝的意义，有的是人间统治者的意义。

[3] 见朱熹《语类》卷十二：“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

[4] 见王夫之《读四书大全》卷四：“理尽则合人之欲，欲推即合天之理”；卷八：“礼虽纯为天理之节文，而必寓于人欲以见”。

[5] 见朱熹《语类》卷九：“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见陆九渊《全集》卷一《与曾宅之》：“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王守仁概括为“心外无物”。

[6] 见《论语·颜渊》孔子入齐国，齐景公召见孔子，问如何管理好国家，孔子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社会保持等级秩序，不能紊乱。

[7] 见叶芝《驶向拜占庭》第二节：“An aged man is but a paltry thing/ a tattered coat upon a stick, unless/ Soul clap its hands and sing, and louder sing/ For every tatter in its mortal dress/ Nor is there singing school but studying···”。

[8] 见《论语·泰伯》。“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对这句话的一般解释是，一个人在有道的国家里自己很贫贱是耻辱的，在无道的国家里却富贵也是耻辱的。我们还可以作这样的理解，一个国家自称有道，而人民却贫贱，是可耻的，国家无道却拥有财富（如可掠夺获得），也是可耻的，因此国家不贫穷又有道德才是君子国。

[9] 见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38页。

[10] 这是2005年年初施密特接受德国《经济周刊》记者弗朗克·希伦采访时说的一段话。

本文出处:《天益思想库》(2009年第一期）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7-12 11:55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7-13 08:57     标题: 大国兴衰的文化探索(58)

中国崛起的软肋——信仰


作者：刘澎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逐渐进入世界前列，国际上已有人把中国与美国相提并论，并创造出了“中美国”(尼尔?弗格森：Chinamerica)和“G2”的新概念。G20峰会的召开，把中国推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环顾寰宇，金融风暴肆虐全球，昔日“列强”个个深陷泥潭、备受煎熬。国人的感觉却是“风景这边独好”。国内媒体讨论的是中国拥有的全球第一的外汇储备应该如何花、握有近万亿美国债券的中国是否应该“救”美国、人民币是否应该取代美元地位的问题。可以说，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的自豪感、成就感、自信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这样得到过满足。中国人可以自由地向世人随时表示自己的“高兴”或“不高兴”。种种迹象都在表明，中国人的强国梦似乎正在成真。国内外都有人认为，中国很快将会与世界霸主美国平起平坐，甚至有可能取代美国。终于，中国似乎可以加入主宰世界的大国俱乐部，而不再是过去那个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了。然而，媒体上中国的“崛起”虽然不乏某些方面的事实依据，但并非事情的全部。中国能否成为一个真正影响世界的“大国”，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目前的“良好感觉”，远比人们在媒体上看到的炒作复杂得多。中国人对中国“崛起”的“良好感觉”主要还是源于中国GDP和外汇储备的增长。简单地说，就是中国现在“不差钱”。但GDP和外汇储备指标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大国”，国人并不一定十分清楚。

　　所谓“大国”，严格地说，是那些在国际事务中具有领袖地位、其影响超越国家版图的界限，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精神信仰(包括意识形态)等诸方面有着特殊的持久穿透力与辐射力的国家，而非只是财富多或者核弹多，更不只是人口多或者面积大。仅靠一、二个方面的指标优势，无所谓“崛起”，更不能称之为“大国”。世界上许多国家人均GDP比中国高得多，但他们并不是主宰世界事务的“大国”。例如GDP绝对值和人均值都大于中国的日本，在世界政治中并没有多少发言权——至少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日本没有可能混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再比如，印度的人口多;中东、海湾国家石油多，财富多;俄罗斯的面积大、资源多、核弹头多;但他们只堪称是某个方面某个领域的大国。可见，当一个地区大国或某个方面、某个领域的大国易，当一个在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文化、价值观等诸方面都具有强烈辐射力的、足以深刻影响世界的大国难。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一个在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的、能够总是以自己的意志影响世界潮流、改变国际秩序与格局、能够成为世界多数国家及人民自觉向往、羡慕、学习的样板、能够在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在“软”硬两种实力上都强大的“大国”，需要对该国多方面的指标与实力进行全面的综合衡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媒体鼓吹中国要与美国比肩而立，成为“管理世界的共同体”，无疑是一种老谋深算的策略，是要中国对世界上的各种问题承担更大的责任与义务，是对刚刚开始“崛起”的中国的一种温柔的“捧杀”。至于现在的中国究竟有多强大、在哪些方面强大、未来的中国能够走多远，中国人自己需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事实上，中国人现在需要考虑的并不是中国拥有什么、取得了什么，而是中国现在缺少什么——什么是中国发展的短板、崛起的软肋。

回答这个问题是痛苦的，但不回答、不正视这个问题，中国就谈不上真正地“崛起”，即使中国的GDP超越了日本;即使中国造出了航母;即使中国发射了载人飞船、登上了月球，中国仍然不可能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大国”。GDP与外汇储备不是万能的，“大国”地位不是单凭钱就可以得到的。没有其他方面综合实力的发展，中国在经济领域内的领先地位只能是暂时的;不解决中国崛起的短板与软肋，中国不可能真正登上足以全面影响世界的大国地位。

　　一、今天的中国缺什么?

　　那么，“其他方面的综合实力”究竟是指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也许可以罗列很长一个单子，但其实可以转换为“制约中国发展的短板是什么”，或者说“今日中国最紧缺的东西是什么”?说到中国的短缺，许多人认为中国最紧迫最稀缺的是能源，能源是制约未来中国发展的瓶颈;有人认为是全球范围内的市场、资源与科技;也有人认为是中国的法治建设。不错，这些东西都是中国未来发展所不可缺少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但它们都是从物质层面、技术层面对未来中国发展面临的挑战的分析，不是也没有触及影响中国崛起的致命软肋。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7-13 09:02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7-13 09:03     标题: 中国崛起的软肋——信仰(59)

如果我们回顾过去几千年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发展拼搏的历程和其他“大国”崛起的历史，就会发现影响未来中国发展的因素不在物质层面而在精神层面。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最缺少的是什么?是信仰!中国在精神与道德方面出了大问题，而精神与道德方面的一切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个信仰问题。中国人在信仰问题上早已陷入了严重的空虚与混乱——照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奋斗之路的精神火炬早就该添油加料了。

　　今天的中国之所以有各种令人发指、匪夷所思的乱象，之所以正气不张、各种丑恶现象丛生不断，不是因为我们穷、没有钱，而是因为我们失去了信仰!就像“金粉世家”，徒有外表的虚华。我们在吃前人遗留下来的作为中国人精神支柱的核心价值观与信仰体系老本的同时，没有为维护和发展当代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与信仰体系主动做出行之有效的创新与贡献。当过去的信仰老本基本吃完，新的核心价值与信仰体系又迟迟未能建立时，中国人精神支柱的空虚与道德基础的缺失造成的物质与精神的巨大失衡就变得日益突出。中国尽管在物质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物质的繁荣无论如何不能代替精神与信仰的缺失。中国人的精神火炬在严重缺乏新鲜燃料的情况下虽然仍在勉强燃烧，但其亮度却日渐衰微。这种状况不要说让中国的精神火炬穿透黑暗、照亮全球各个角落，让世人敬仰和依靠，就是仅仅为中国人自己指明前进的方向，为一个由多个族群、多种社会阶层、利益集团组成的国家发展提供所必需的凝聚力，也显得十分无力。这样的国家要崛起、要成为一个“大国”，从何谈起?

　　换句话说，中国要“崛起”，要成为真正的“大国”，就必须认真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人的精神支柱、核心价值观与信仰体系是什么?

　　“今天，我们信什么”?对此，按照官方教科书和媒体的宣传口径，早有一套人人皆知的标准答案，从小学到大学，每个人都无数次地回答过这个问题，这似乎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但从当前中国人精神信仰的实际状况看，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被刻意回避而又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正是这个问题，从内部和基础上，从人的心灵里制约着中国的“崛起”，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决定中国未来社会发展成败的关键。时至今日，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是否有勇气承认，每个中国人心里其实都非常明白：中国社会中的伦理道德出了问题。道德出问题的原因在于价值观出了问题，价值观出问题的原因在于精神支柱出了问题，多年来官方鼓吹的信仰体系早已形同虚设了。遗憾的是，出于种种原因，中国的当政者和媒体并不愿意坦承这个事实，不愿意公开讨论这个问题。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越来越触目惊心(例如近年来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山西黑砖窑案、河北三鹿奶粉案、湖南罗彩霞上大学被人顶替案、贵州四川官员嫖宿幼女案、浙江胡斌飙车案、湖北邓玉娇案等)，但媒体热衷于报道的只是各种问题的故事情节，而不愿意分析其深层原因。即使在论及原因时，也不愿将其归结于精神信仰的缺失，不愿意深究为什么各种恶性事件越来越多。

    当然，从官方立场上解读，中国社会出现的上述问题都是个别的、局部的、孤立的，没有代表性。如果硬要找信仰方面的原因，则往往把原因归结于“少数”人没有坚持官方多年来反复宣传的核心价值观与信仰体系，“没有牢固树立革命的人生观、价值观”、“丧失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至于为什么经过长年累月大规模系统的宣传，还有如此之多的“少数”人不能“确立革命的人生观、价值观”，还会源源不断地疯狂作案，还要前赴后继地违法犯罪，社会道德风气还会严重地沦丧败坏，则语焉不详。我们的媒体很少直面问题——直截了当地讨论为什么官方反复宣传的核心价值观和信仰体系会不起作用?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中国人究竟有无道德?有无信仰体系?中国人的信仰究竟在什么地方出了什么问题?是我们的信仰根本就不存在任何问题，还是我们认为这些问题根本无所谓，没有研究的必要?未来的中国究竟要走向何处?能走多远?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7-13 09:05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7-13 09:06     标题: 中国崛起的软肋——信仰(60)

当然，我们可以假装这些问题都不存在，可以继续用早已失效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作为学生应付考试的标准答案。但这样做，不过是把所有问题的根源掩盖起来，延缓矛盾的公开化。事实上，以瓮安事件为代表的群体事件的一再发生，已经表明中国社会内部矛盾开始恶化、表面化。自欺欺人，回避矛盾，并不能解决问题。未来的中国要想成为真正的“大国”，绕开信仰问题谈发展绝无可能。信仰问题，关乎中国的未来，这是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希望中国崛起的人必须面对、思考与回答的问题。

　　二、信仰的层次与类别

　　那么，究竟何为信仰呢?对中国人来说，信仰似乎并不陌生，但又有些说不清楚。信仰看不见、摸不着，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感觉到它的存在与影响。单从字面上看，“信”是“相信”，“仰”是“敬仰”。“信仰”就是“以敬仰的态度相信”某种东西。学术上对于信仰的定义形形色色，概括起来不外是人对于世界及人生的看法，是人的精神支柱、精神寄托;也可以说是人对某种理论、学说、主义、观念、理念的信服和尊崇;是人的行为准则和活动指南。

　　黑格尔说：“说到信仰，我真正所指的是我的个人信仰，是一种完全属于我自己的内在确定性。” 黑格尔的话揭示了信仰的特点。首先，信仰必须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正的”相信。如果一个人对某种理念、价值观、学说、主义或者目标，不是完全、彻底的相信，是不能称为信仰的。作为一种主观体验，信仰带有极大的主观感情色彩。对于信仰者来说，无论在别人眼里，自己信仰的对象的价值如何，信仰者都不会对所信仰的对象产生怀疑，都不会改变自己对信仰的价值判断。信仰者对信仰对象、信仰内容的相信有时在别人看来也许是疯狂、荒谬的，但信仰者自己并不以为然。任何在信仰问题上的欺骗都是对别人而言的。对信仰者自己来说，信就是信，不信就是不信。每个人信什么、不信什么，自己心里是非常清楚的，不存在自己欺骗自己的问题。

　　其次，信仰必须是由衷的、自觉自愿的、无条件的接受、认可、相信、敬仰、仰慕、崇拜和追求，来不得半点强迫，半点强加于人。依靠强迫、利诱、欺骗不能产生真正的信仰，也不能来维持和改变信仰。为了信仰，信仰者可以疯狂，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信仰者的自愿。有了自愿，才会不仅“信”，而且“仰”。离开了自愿，信仰的支柱就会立刻坍塌，非自愿的“信仰”不过是逢场作戏。

　　再次，信仰是人的一切精神与行为的指南，决定着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人的精神与行为必须是人的信仰的外在表现。人如果没有信仰，内心就会出现无法调和的矛盾与痛苦，甚至可以使人彻底崩溃。从维持人的正常存在来说，无论内容如何，人必须要在自己心里相信某种东西，给自己一个行动和活下去的理由。有了这个理由，人才能活着，才能够赋予自己存在的意义，这个意义就是所谓人生价值。有了人生价值，对这套价值的理解、观念就是人生观、价值观;对人生观、价值观的相信，就是信仰;有了信仰，人才能从本质上认识自己存在的意义。

　　说白了，人因为承认自己存在的意义而需要信仰，因为自己的信仰而赋予自己人生的希望，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提供一套自己满意的理由。有了这个理由，为了这个理由，人才活着。信仰为人的短暂的现实存在赋予了一个永恒的意义，解释了灵与肉、有限与无限、个体与群体、现在与未来的关系，体现着人生价值的可靠落实，体现着人的最重要的精神内涵。这就是信仰的有效性，这就是为什么人活着不能没有一套自己自愿相信、接受、认可并追求或遵循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信仰会成为左右人的现实生活，控制着人的一切行为的根本;为什么人生价值的实现是建立在信仰支柱的基础之上的原因。对于一个人来说，信仰是必需的，它激励和督促一个人为了心中的目标而努力。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信仰为民族和国家的存在、发展提供最根本的理由，是一个社会或国家的成员达成共识、团结奋进的精神基础和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信仰无论对个人还是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人类，都是不可缺少的。没有信仰，人不能存在，民族不能存在，国家不能存在。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7-13 09:09     标题: 中国崛起的软肋——信仰(61)

也许有人会说，此论对于信仰重要性的强调过于绝对了。信仰就是宗教，信仰对那些宗教信徒来说可能很重要。“我什么都不信，没有信仰，不是照样生活得很好吗”?这是把信仰等同于宗教，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其错在于把有无信仰与信仰什么混为一谈，把信仰与宗教混为一谈。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中的大多数人信仰宗教，他们对自己信仰什么很清楚。但在中国，除了宗教信仰者外，许多人对信仰并无特别的意识。事实上，宗教是一种信仰，但信仰并不等同于宗教，不信仰宗教并不等于没有信仰。信仰的内容可以是宗教，也可以是任何一种东西，只要你相信它，并以此解释你存在的理由，它就是你的精神支柱。

　　考察人的生活目的与追求，即可清楚地看出人的信仰轨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追求，但一般来说，这些追求不外乎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事业，家庭，自身。所谓“事业”，是人要在这个世界上有所作为，要按照自己的意愿有意识、有目的地行动;是一种长时间的为实现自己理念与价值而行动的过程。人们将这种有目的的活动称为“理想”，为了理想而做的一切就是“事业”，为了“事业”活着的人是理想主义者。事业有大小，理想有高低，对为了事业奋斗的人来说，事业就是他们的信仰，是他们生活的目的与理由，事业的成功，是人生的意义所在，是最大的成就。

　　人同时又具有生物性，要繁衍后代，有父母子女，有家族亲戚，有亲情爱情。这一切都离不开家庭。家庭是人类社会的细胞，对个体来说，则是微观化了的世界。有些人把婚姻、家庭、养儿育女看成是自己存在的目的，追求家庭幸福是对这一目的的最好实现。对这些人来说，一切为了家，家庭是他们的信仰，是他们一切活动的动力。

　　也有一些人由于种种原因，被动或主动地脱离了家庭，他们把生活的目的圈定在自我存在本身。对这种人来说，世界的一切是以满足自我的需要而存在的。活着不是为了家庭、为了社会，而是为了自己。这些人的所有行动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存在和欲望，他们活着的目的是为自己，信仰的也是自己。

　　以上不同类型的生活目的构成了这个世界芸芸众生的信仰基础，也可以说是人的社会性与生物性的复合反映。对于个体来说，这三种生活目的并不是矛盾对立的。人的存在可以有一种目的，也可以两种或三种目的兼而有之。任何一种生活目的，都可以成为人存在、存活的理由，成为人的信仰动力。但信仰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形式比以上三种生存目的的类型要复杂得多。这种复杂性主要是人不仅要求自己的存在有个理由，而且要求这个理由具有尽可能多的价值。当人们信仰的某种价值超越了单纯为了个体功利的目的，变成群体、民族共同认可的价值时，对这种价值的信仰就会从纯粹为了个体追求的层面上升到社会利益的层面，从物质的、有形的层面上升到精神的、抽象的层面，从个体生命的有限性上升到人类社会与宇宙的无限性。同样是讲信仰，个人想到的是个体存在的理由、个人的追求;国家强调的则是群体、社会共同的追求目标。二者差距虽然极大，但却不是毫无关系。根据信仰的主观真实性、自愿性的特点，国家的信仰应该是个人信仰的集合与体现，如果国家提出或规定的信仰失去了个人信仰的基础，不是个人追求的集合与最高反映，这个信仰就会失去最根本的动力，就会暗淡无光。

　　古往今来，无数思想家在对人类生存目的反复思考的基础上，对人的存在与信仰的意义进行了大量的分类整理，提炼、组合出了无数复杂的观点、学说。这些观点、学说试图为人类遇到的所有问题提供解释。这些解释的形式不同，关注点不同，表现出来就是所谓的宗教、哲学与科学。宗教、哲学与科学的理论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打破了地域、部落、族群的界限，在人类居住的范围内广为传播、交流，并且日益精致化、系统化，最终形成了可供人们选择的五花八门的不同种类的信仰：如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各种宗教信仰;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儒家思想、印度哲学、柏拉图、黑格尔哲学等各种哲学信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三民主义、非暴力主义等各种政治信仰;自由、平等、博爱、法治等各种人文信仰;日心说、宇宙大爆炸、进化论等各种科学信仰。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7-13 09:17     标题: 中国崛起的软肋——信仰(62)

不同种类信仰产品的形式与内容不同，有的甚至相互冲突，但从给人的存在提供一个好理由这一点上说，各种信仰无论有多大差异，在功能上都是等效的。一个人可以选择某一种信仰，也可以同时选择若干信仰，比如既是宗教信徒，又是某种政治观点的支持者;既相信宗教，又是科学家;既相信科学，又是某个哲学观的拥护者，等等。有了这些信仰，人的生活很充实，很有目标，很有力量。这个力量可以改变信仰者自身，也可极大地影响外部，影响社会，甚至会让人成为信仰的俘虏，为了传播、实践自己的信仰，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牺牲自己的生命。例如为实践宗教教义而死的殉道者，为坚持政治主张而死的政治家，为追求科学而献身的科学家，为维护伦理道德而死的烈女贞妇等。对这些人来说，追求信仰，为信仰献身，虽死犹荣。

　　反之，如果一个人不相信除了自己之外的任何信仰体系，这个人便是所谓的“自我信仰者”。“自我信仰”是一种最低层次的信仰，它能提供给人生存的动力和理由也最小，近乎动物的生存本能需要。作为有理性思维能力的高级动物，一个彻底的“自我信仰者”是很难持久存在下去的，因为“我”不能同时成为“我活着”的目的(单一的人不符合人与社会的主体—客体二元结构，单个的人不能同时充当主体与客体)，这样的人无法回答“我活着为了什么”，最后只能连自我存在的价值也放弃，达到所谓“零信仰”的状态，即真正的“什么也不信”——连自我存在的价值也不信的状态，最终的结局就是自杀——信仰没有了，“活着没意思”，人失去了活着的理由，生命本身就成为多余的了。

　　显然，没有信仰是危险的，但要做到彻底的“零信仰”也不容易。所谓“我没有信仰”，不过是没有意识到信仰的层次与类别罢了。对大多数声称“没有信仰”的中国人来说，实际的意思是没有任何宗教信仰。那么，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是否真实可行呢?不是的!这不是因为每个人都必须信仰宗教，而是因为绝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以相信超自然的神灵即超验的存在为标志的建制性的宗教固然是“宗教”(如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与超验的存在、来世没有关系的其他思想观念、学说理论也可以是“宗教”。只要一个人无条件地崇拜和相信一套无需理性和实践验证的东西，并以此为其行动指导和追求目标，这个人就实际上在自己的世界里把这个东西宗教化了。尽管这个“宗教”与我们平时所说的宗教形式不同甚至完全相左，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某人的精神支柱与信仰。一个相信宗教的人，可以把自己的一切寄托在宗教信仰上，把宗教信仰作为精神支柱，用宗教解释一切;一个不相信宗教、甚至反对宗教的人，则可以把任何一种非宗教的学说、主义、观念作为自己的“宗教”顶礼膜拜，并以此作为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存在的意义。二者信仰和崇拜的对象不同，但在将某种东西作为自己信仰体系与精神支柱这一点上，二者的实际效果是一样的。

　　所谓“信仰缺失”，有两层意思：对个人来说是缺乏某种可以作为个人精神支柱的宗教或宗教化了的信仰体系;对国家来说则是缺少一个能够代表民众信仰、凝聚民众共识的道德基础与精神支柱，这个精神支柱一般来说是某种或精致或原始的宗教，特殊情况下，也可是某种非宗教的主义、学说。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所谓“信仰缺失”，应该是指国家、民族与全社会的信仰体系发生了缺失。这不是说国家没有官方信仰，而是国家建立、倡导的官方信仰体系失去了作为个人信仰集合体的整合与代表功能，个体信仰与官方信仰之间失去了共同点。个人与国家都需要有一尊能够信靠的“神”，但官方立的那尊“神”与老百姓自己信的“神”不是一回事了。

    探讨这种变化，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人类历史上，人类曾经有过把一切都放在宗教的名义下，以宗教作为最高信仰的漫长时期。在国家这种组织形式出现之后，皇帝、国王等各类国家的统治者也都长时期地借用宗教的神圣性以巩固自己的统治，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君权神授”在政教合一时期，既是宗教信仰的内容，又是政治信仰的核心。在神权与王权分离之后，国家通过暴力或“民主”的方法提供统治的合法性，确立自己的统治模式，国家的主张、观点，不再具有神圣性了，但绝大多数统治者仍然把宗教作为可以帮助自己巩固政权的官方意识形态，摆在大众崇拜的核心位置。统治者借助宗教巩固统治，不是把宗教放在自己的脚下，而是把自己放在与本国人民信奉的宗教或神灵的最近的牌位之下，让自己最快最多地得知“天意”，代行“天意”。世界上至今仍有许多国家可以按主要人口的宗教信仰划分为“某某教国家”。在这些国家里，作为民族与国家的精神支柱与价值体系的不是统治者，而是宗教。官方意识形态、官方信仰与民众的宗教信仰是一致的，民众可以对统治者个人表示不满，但民众信奉的宗教与神灵是不会改变的;统治者个人换来换去，但国家、民族的精神支柱与信仰体系不变。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不存在“信仰缺失”的问题。这种官方意识形态与个人的价值取向、精神信仰的一致性，从国家的整体利益上看，是合理的，必然的——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失去存在的理由，愿意分崩离析、自我灭亡。宗教信仰或某种宗教化了的其他信仰作为整合国内各族群众、各类集团的纽带作用从来没有被统治者忽略过，道理即在于此。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7-14 06:32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7-14 06:30     标题: 中国崛起的软肋——信仰(63)

　三、古代中国的信仰体系

　　对此，有人会说，此论适合于全民信教或宗教发达的国家，但不适合中国，中国自古不存在政教合一的政权，何来利用宗教作为精神支柱与官方正统信仰之说?

　　这种观点，涉及到了如何看待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精神支柱的儒家思想的问题。儒家思想，也称儒学、儒教、孔教，它是不是宗教，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热门话题。许多学者都曾论证过儒家思想只是一种哲学、一种观念，不同于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那样的建制性宗教。这些论证的逻辑严密，证据充分，揭示了儒家的许多不能称为宗教的特点，结论本应无可置疑，但这类观点有一个错误的前提，这就是把西方宗教学意义上的建制性宗教，拿来作为与儒家比较的样本，强调了宗教的外部形式，忽略了从信仰的功能上考察儒家学说的本质与宗教的相通之处。

　　如果说儒家学说不是宗教，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不存在政教合一的政权，不存在维持国家存在所必需的“君权神授”的信仰体系与精神支柱，那么，以“天子”自命的中国历代皇帝及其王朝是否可以说是无神论的政权?显然，此说不能成立，中国从来不存在相信无神论的皇帝。如果存在一种宗教化了的官方信仰，它是什么?毫无疑问，是儒家思想——儒教。儒家学说自汉代被置于“独尊”的官方信仰的核心位置之后，经宋明理学的集成、系统化，几乎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维持统治不可缺少的最重要的思想武器。从形式上看，儒家思想不是建制性的宗教，但它的地位远在各种宗教之上。儒家思想为巩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所做的贡献是中国任何宗教、任何其他学说、思想都无法比拟的。上至皇帝、下至普通百姓，无人可以反对儒家思想，儒家学说早已被历代皇帝“宗教化”了，儒家经典具有超越时代的宗教权威。清代思想家戴震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以法杀人”尚可救，“以理杀人”无人可救。在规范人的思想与行为方面，中国封建礼教到了可以杀人的地步，与西方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因为如此，才有人把儒家思想称为孔教、儒教。如果中国仍然处于农耕时代的封建社会，无论儒家学说在形式上是否被称作宗教，维护这样一种可以作为精神支柱的价值观与信仰体系，无疑是符合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利益的必然选择。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封建社会不以西方意义上所谓的“宗教”为国教，没有与佛、道等宗教搞政教合一的统治模式，但在巩固封建统治的实际功效上，并不缺少宗教化了的精神支柱与信仰基础。

　　相对于封建王朝统治者的单一信仰模式，中国封建社会的老百姓，在信仰的选择上，则有着较大的空间：那些愿意把自己的精神信仰与政治主张(即人们通常所谓的“抱负”)结合在一起，立志“治国、平天下”的人，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官场，在政治舞台上表演;只有精神追求而无政治兴趣的人可以作为文人儒士，著书立说;如果有人觉得官方信仰不足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还可以再加上佛教或道教等建制性宗教作为补充;处在社会最底层的草根大众除了可以实践孔孟礼教的伦理道德之外，在信仰方面，还可加入或创造各种各样的民间信仰。这样，中国古代就有了一套不同层次的立体的信仰体系。站在这个体系最上层的是帝王们极力推崇维护的官方正统信仰——儒教;中间是有形的建制性宗教——佛教、道教;最下面的是活跃于草根层的民间信仰。不同等级的人，可以各取所需，各行其是，相安无事。把这三层信仰连贯起来的是以方块汉字为标志的中国传统文化。应该说，中国封建社会虽然经历了多次改朝换代、外族入侵，整个社会的信仰模式没有根本改变。家与国、朝廷与百姓、个人与社会在信仰认同和价值取向、伦理道德上，并无冲突，作为国家、民族、社会的精神支柱与核心价值观是连续的、有效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改朝换代，换的是皇帝，是名称，不是信仰，不是价值观。古代中国，也几乎不存在“信仰缺失”问题。

　　四、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信仰转型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宣告了中国结束了几千年来以封建礼教儒家思想为精神支柱的统治模式，中国社会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与此同时，随着西学进入中国，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也开始发生巨变。1919年，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新文化运动揭开了中国近代社会信仰转型的序幕，统治了中国人几千年的精神偶像轰然倒塌，中国人开始考虑“今天我们信什么”的问题。信什么?作为个人，老百姓可以继续相信儒、释、道，甚至基督教、天主教，或民间信仰;但作为民族与国家的精神支柱，儒家必须被端掉。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请来了“德先生”与“赛先生”，希望以此填补或置换原有的封建信仰体系。各种各样的新思想，新观念像潮水一样涌入了中国。中国人在被砸烂的封建传统的精神支柱面前感到迷惘，在各种新兴的“主义”面前感到兴奋与恐惧。刚刚建立的民国政府走马灯似地更换领导人，政客的无耻、军阀的混战、列强的掠夺，加之旧有社会瓦解后的失序，加剧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百姓的痛苦。“中国向何处去?”成了当时中国人不能不思考的问题。

　　此时，代表先进思想先进文化的陈独秀、李大钊创办的《新青年》，把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介绍到了中国。从信仰的角度上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追求社会正义、反对阶级压迫与剥削的政治主张，在政治黑暗官场腐败的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犹如一盏明灯，让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复兴的中国人看到了希望。但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的命运是坎坷的，共产主义的宣传与发展在中国进行的并不顺利。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的社会环境与历史背景不同于中国，在一个以农民为主、存在着大量文盲、缺乏产业工人的国家，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鼓吹无产阶级革命，似乎并不合时宜。

　　毛泽东，应运而生的伟大政治家，深刻地认识到了欧洲与中国之间、知识精英与工农大众之间、理想主义与功利本能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毛泽东没有把精力放在重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上，他从中国的社会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发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版——发动贫苦农民，通过土地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

　　毛泽东的中国版马克思主义后来被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对此，经过了曲折复杂、残酷激烈的党内斗争后，中国共产党终于达成了举党一致的共识，承认毛泽东为中国革命最具权威的领导者。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毛泽东在向文盲为主的农民推行中国版马克思主义时，提出的极为简单的“打土豪，分田地”这一口号的深远意义。许多人也许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学富五车的大学教授不能发动千千万万的农民，而毛泽东却能建立革命武装，开创出红色根据地?其实关键就在于毛泽东把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最大程度地简化了，简化到了任何人都明白，都可以将其作为——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为之奋斗的——十分有吸引力的理由。剩余价值、政党、国家，对农民来说，实在是一些过于深奥的概念。农民需要通俗易懂的口号。“打土豪，分田地”既是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又是广大农民的希望和闹革命的目标，这个目标改变了千百万人的旧的人生观，成了这些人为之奋斗的精神信仰。至于打倒土豪之后能否分到田地，分到田地之后能否继续拥有田地，迫切要求改变现状的农民是不去考虑的。中国革命就是在这样一种拥有千百万中国版马克思主义信徒支持、参与的条件下，发展起来并最终取得成功的。

　　当然，毛泽东是不允许加入了革命队伍的农民把信仰永远停留在给自己分得一块土地，为自己复仇的个人功利层面上的。有了信仰还需要不断地提高，需要把信仰的对象与目标及时地宗教化、神圣化。毛泽东知道要让红军不同于土匪，就必须让这支队伍有十分明确的使命，这个使命必须具有宗教般的神圣性、必须能够成为让人自愿追求、自愿献身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必须高度宗教化。每一个红军战士必须无条件地绝对地相信革命目标的正确性，并随时准备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由共产党领袖开创的革命事业。这个事业是“无比美好”、“无比壮丽”的，是值得以千百万人的生命去换取的。与这个伟大的目标相比，包括生命在内的个人的一切都是渺小的、可以忽略不计的。参加毛泽东领导的革命的人，必须完成从普通人到中国版马克思主义忠实信徒的转变，这个转变，是一个在思想上接受和确立宗教化的信仰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无数人树立了新的“信仰”，明确了自己毕生的“事业与追求”。“打土豪，分田地”不再是实现个人功利目的的手段，而是一项伟大“事业”的一部分，从事这项伟大“事业”的人不是简单地想要发财、复仇的普通农民，而是具有远大目标的、用革命信仰与理念武装起来的、随时准备献身的理想主义者。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7-14 06:43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7-14 06:45     标题: 中国崛起的软肋——信仰(63)

　1949年，毛泽东依靠几百万武装起来的中国版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者的英勇奋斗，成功地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说，从1911年到1949年中国大地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的主题词是“武装革命”(其中包括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民族战争)的话，那么，这场持续了三十年的波及亿万人的轰轰烈烈的武装革命便是当时中国人政治信仰最好的表现形式，信仰的标签是马克思主义(包括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信仰的内容是“解放”;对于信仰的最具权威的解释者是毛泽东。这场革命有一个得到了千百万人支持的真实的信仰基础，有一个建立在这个信仰基础上的真实的追求目标，有一个能够使中国人团结起来共同奋斗的令人信服的理由，有一支由怀着远大目标的理想主义者组成的坚强队伍。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也是政治上、精神上、信仰上的胜利，这一切构成了中共1949年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总胜利。相比之下，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从来没有成为千百万工农大众的信仰追求，国民党也从来没有把三民主义的宣传宗教化、神圣化。三民主义是个口号，不是信仰，更不是宗教;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治精英嘴上高喊三民主义，但心里却不信仰，行动上也不准备实行三民主义，在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民党内，找不到几个愿意为实现三民主义献身的理想主义者。三民主义只不过是国民党在旧中国政治舞台上招摇做秀的旗帜。国民党的信仰基础与精神支柱徒有虚名，失去了信仰基础的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是必然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以“解放”(阶级解放、民族解放、国家解放)为奋斗目标的革命的成功。革命成功之后，如何继续保持千百万人对革命的热情、对革命的领导者与组织者的忠诚、对革命事业的信仰不褪色，一直是毛泽东考虑的问题。为此，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把中国政治舞台的主题词换成了“阶级斗争”，不断发动各种政治运动，并在政治运动中逐渐地把阶级斗争变成了这一时期凝聚中国人信仰的载体。根据毛泽东的说法，中国人民通过流血牺牲得来的天下，有可能被不甘心失败的阶级敌人重新夺走，这些日夜梦想复辟的阶级敌人就隐藏在我们身边，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企图让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因此，革命者必须狠抓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对于阶级敌人复辟的危险性和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从五十年代初的“三反、五反”、批判胡风、反右、反右倾，到六十年代的“四清”，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社会始终处于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之中。“七亿人民，不斗行吗”?不断的斗争需要不断的教导，毛泽东通过对革命目标与信仰内容的不断修正，始终掌握着对中国版马克思主义信仰内容的解释权。同时，毛要对党内各种“修正主义反党集团”不断开展清理斗争，同样需要千千万万理想主义者的参与，需要各级领导与群众对革命“事业”的宗教化信仰，对革命领袖的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宗教式忠诚。完全理解毛泽东的意图并率先开展以毛泽东为崇拜对象的造神运动、把毛泽东思想宗教化的是党内掌握军队领导权的林彪。林彪在军队中狂热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并因此当上了毛的接班人(林彪后来的倒台属于别题，此处不赘)。

　　1966年，在经过了一系列政治运动的预演之后，毛泽东亲自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社会进入了阶级斗争风暴的最高潮。中国沸腾了，中国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无产阶级革命的红海洋。在这个红海洋里，资产阶级和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被彻底打倒了，亿万人民把革命的目标提到了“解放全人类”的空前高度。全国到处响彻歌颂毛泽东的革命歌曲。典型的宗教式的“三忠于、四无限”，“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成为当时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方式。亿万人对毛的“无限崇拜、无限信仰”达到了顶点。对毛和毛的思想的信仰成了完全的宗教。毛泽东成功地在中国引爆了“精神原子弹”，精神与信仰的力量显现出来的巨大威力震撼了全世界。

　　1976年，随着毛泽东的逝世和“四人帮”的垮台，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停止了;建国以来以反复辟为目标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终于落下了帷幕。今天，当我们回顾那个疯狂的年月时，经历过那场“革命”的人们的心理是复杂的。狂热的、失去了理性的“革命”毁灭了无数人的青春、生命，毁灭了无数家庭，吞噬了无数忠于它的优秀儿女。所谓的“革命”，无疑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场地地道道的浩劫。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无论这场“革命”多么错误，参加这场“革命”的人是真诚的，他们的信仰是虔诚的，他们的虔诚与真实几乎达到了荒谬的程度，并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正是这种对主义、领袖、党和国家的宗教徒式的绝对信仰被过度透支与滥用，导致了后来中国人的信仰缺失与玩世不恭。经历了太久的政治高烧之后，人们厌倦了，累了，需要休息。尽管毛的遗产是丰富的(在毛去世30多年后，国内还有人在努力恢复对毛主义的宗教式信仰，毛主义甚至指导尼泊尔的共产党取得了政权)，但连年的政治运动与无休止的阶级斗争使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到处都是供应不足，中国处于极度的物质匮乏之中。人们对毛的信仰迅速退热，毛泽东逐渐走下了神坛。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7-14 06:46     标题: 中国崛起的软肋——信仰(64)

　1978年，邓小平顺应亿万人民的要求，果断地改变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主题词，用“改革开放”取代了“阶级斗争”，把中国带入了新时代。这是近代中国又一次历史性的社会转型。1992年，邓小平进行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南巡，再次吹响了改革的号角，亿万中国人在经历了14年的市场经济的启蒙教育之后，开始真正投入到改革开放中来了。“十亿人民九亿商”，中国从上到下的每个层次都动起来了。如果要问这个时期的中国人的信仰是什么，中国人可以毫不迟疑地告诉你——“致富”!全国人民要发财、要致富，所有人都希望成为改革的受益者。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美好前景吸引和鼓舞着每一个中国人，虽然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人们信仰的核心，但中国人并不缺少信仰，“改革开放、中华腾飞，团结起来奔小康”就是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信仰的真实写照。

　　然而，改革毕竟是利益调整，建立在追求物质利益基础上的信仰效用是短暂的。如果说，毛泽东把中国人对“革命事业”的追求变成了一种宗教化信仰的话，那么，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并没有能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宗教化信仰。这不是因为人们对追求物质财富不向往，恰恰相反，要把“发财致富”作为一种毕生追求的“事业”，缺乏“神圣性”;为“致富”而献身毕竟不是牺牲，在道德上、精神上不会得到升华。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如果没有高尚的动机与慈善的行为，只能说是地地道道的“金钱拜物教”。邓小平去世之后，中国共产党相继更换了二次领导人。亿万人民对新时代的美好憧憬，很快就被利益分配不公的严酷现实击的粉碎。某些权贵集团与掌握资本资源的新生阶层相互勾结，疯狂鲸吞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贫富分化与官员腐败以惊人的速度与规模蔓延;以单纯追求GDP增长指标、掠夺资源、污染环境为特点的中国经济发展，在创造财富奇迹的同时，也制造了无数的利益冲突。富起来的中国人突然发现，中国社会在精神上、信仰上出现了巨大的赤字，“钱不是万能的”,幸福并不完全取决于财富。物质的丰富解决不了精神的贫困。许多有钱人甚至哀叹自己“穷得什么都没有，只剩下钱了”。人们普遍认识到生活的目的不只是为了钱。人们需要富起来，更需要富裕之后有意义的生活。如果生活的目的不是钱，又是什么?当人们经历了太多大起大落的剧烈“折腾”之后，传统的政治教科书已不再具有任何说服力了。信仰问题悄然无声地显现在了人们面前。这一次，对于个人来说，是选择哪一种宗教或思想、学说作为个人精神支柱的问题;对于国家来说，则是选择什么信仰作为凝聚13亿人的信心与意志，能让整个民族真诚投入为之心动、为之牺牲的信仰体系的问题。显然，马恩列斯毛最为强调的暴力革命与阶级斗争过时了;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共产党国家的消失，以“解放受苦受难的全人类”为目标的“无比壮丽的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在全世界进入了低潮;“金钱拜物教”是腐蚀剂，也不能用。2009年，在经历了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辉煌之后，中国需要回答“我们信什么”的问题。

　　五、解决之道——信仰创新

　　事实上，人的思想没有真空，当官方意识形态不能成为千百万人的自觉信仰时，人们就会按照自己的需要寻找替代品。近年来，各种宗教发展迅猛，原因很多，但官方信仰苍白无力，“党员不信党”，大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丧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除了传统宗教发展迅速之外，新兴宗教与各种精神信仰的替代品也很有市场，宗教的兴旺有深刻的内在原因，不能用“西方宗教势力渗透”、“文化教育落后”或“骗子遇到了傻子”的说法去解释，中国共产党应该如何对待宗教，应该如何实现信仰创新，是中共自身建设的当务之急。

　　面对严峻的现实，重温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对宗教信仰的理解，也许可以给我们一点启发。梁启超认为：人不可无宗教。从最下等的崇拜无生物、崇拜动物算起，直到最高的有神论、无神论，都是宗教。无论你信仰的对象是山、水、树、花、鹰、蛇、上帝、天堂、净土、老子、孔子、吕祖、济颠、关公、摩西、耶稣基督、释迦牟尼、马克思、拿破仑。只要你对一种事物有绝对信仰，就成了信这个事物的宗教。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也是宗教，信马克思主义的人叫“马克思教徒”。梁启超强调了一个的观点：信什么不重要，有无信仰很重要。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7-14 06:53     标题: 中国崛起的软肋——信仰(65)

要解决今天中国人信什么的问题，不能脱离了时代搞倒退，不能回到儒家、恢复封建礼教;也不能照搬毛泽东。尽管孔子和毛泽东都有效地解决过中国的信仰问题，但在全球化、信息时代迅速发展的二十一世纪，即使我们原封不动的把孔子、毛泽东请回来，他们也解决不了今天中国的问题。要解决今天的问题，唯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信仰创新。所谓传统，就是中华传统文化，这是中国的软实力。几千年来的中华文化是中国、乃至亚洲许多国家建立信仰的基础与沃土，其穿透力与辐射力跨越了时空，超越了政治，远在任何主义之上。以中华文化为基础，才能使中国人的民族共识有一个坚实的根基。所谓信仰创新，就是使用新思维、新办法应对新时代信仰的现实需要，走出一条信仰上的新路子。中国在信仰问题上的现实需要是什么?是要为国家(社会)和个人找到可以作为精神支柱的信仰体系。这是今日信仰问题上的最大挑战。

　　回应这个挑战，首先要敢于承认现实。迄今为止，中国的官方信仰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作为宗教化了的官方意识形态已经六十年了，要把它继续摆在中国社会精神支柱与核心价值的地位，作为全国人民信仰的共识，只能是脱离实际的一厢情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的最核心的理论是剩余价值与无产阶级专政，它们对希望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确实具有指导意义;但在时间、条件、环境、目标、对象改变之后，马克思主义如何能够相应地变成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指导思想，对全世界取得了政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马克思主义诞生已经160年了，其间无数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人民前赴后继、英勇斗争，但在世界范围内，能够夺取政权、掌握政权的寥寥无几，其中真正成功持续至今的，更是凤毛麟角。这个现象不是偶然的，值得深思。中国的成功恰恰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反复改造，先后推出了毛泽东版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版马克思主义，中共才得以夺权、掌权的。1979年以来，中国用的是邓版马克思主义。30年过去了，现在党需要推出一个新版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信仰目标。对中国共产党整体而言，今天的第一要务是如何保持党的执政地位。捍卫马克思主义与掌握政权、领导中华民族前进之间并无绝对的关系。严酷的现实是，中国人(包括香港、澳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但绝大多数人不可能真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自愿地将其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如果有人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实事求是。中国目前信仰上的空虚不是因为没有官方提倡的信仰，而是因为大家不愿意相信它。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目标不是利用政权去维护一种主义，而是要应用任何一种代表人民愿望的理念巩固政权，意识形态应该为政权服务，而不应让政权为意识形态服务。当一种意识形态不起作用时，就需要更新，找出一种新的替代物。如果无视旧的意识形态的效果，仍然要继续保留它，结果只能是形式上“忠于”党，实质上却削弱和损害了党的利益。为此，党必须为现阶段的中国提出一个崭新的、得到人民公认的社会发展共识，这个共识必须体现民众的愿望、时代的特点，成为中国社会的最强音、主题词，成为中国人未来一个历史阶段的共同信仰。这个信仰不是旧版马克思主义，也不能是某种宗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儒教或其他任何一种宗教)，因为党的信仰不同于宗教，不是任何宗教的代表。在国家与宗教的关系上，中国不能走政教合一的道路，不能设立国教。

　　在这样一种新的形势下，中共在处理信仰问题时可以把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分开，把党对党员的信仰要求与普通人的信仰标准分开。党的目标应该是如何保持权力而不是做哲学上某种主义的捍卫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应该从面向全社会移回到党内，作为党内意识形态处理。党在严格要求党员信仰的同时，应提出一种全社会、全民族都能接受的、植根于中华文化传统中的政治共识，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信仰，它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某种宗教。党也不必对群众提出强制性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要求或将其作为测试普通民众的政治标准。简单地说，中国共产党要做的是党有自己的信仰，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全民共识(信仰)，每个公民个人也有自己的信仰。三种信仰内容不一样、层次不同、关注点不一样，各有各的范围，可以重合但并不矛盾。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7-14 06:54     标题: 中国崛起的软肋——信仰(66)

所谓国家信仰，就是这个时代全国人民的民族心理与愿望，体现了国人的共同意志与理想。中国在历史发展的各个不同时期都有特定的时代色彩，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历史使命，对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的认可与追求，就是那个时代的“国家信仰”。例如“翻身、解放”(20世纪30-40年代，还有过一段“抗日救亡”的时期)，“阶级斗争”，“改革开放”，等。今天，能够满足国内各方面需要，得到大家支持认可的是“和谐如一”。“和谐如一”扩大了“和谐社会”概念的外延，淡化了政治色彩，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思想的特点，它的内涵相当丰富，很有包容性。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非常需要 “和谐如一”。用它作为时代的标志和主题词，维护中国未来三十年的稳定，凝聚各族中华儿女的意志，应是明智之举。现在全国、全世界人民都赞成和平、赞成“和谐”，中共可以顺应民意，以“和谐如一”作为凝聚全国人民的旗帜，将其提到全民信仰的战略高度。至于使用“和谐如一”的提法是否就是最好的表述，其实并不重要。正如梁启超说得一样，无论确立一个什么样的信仰对象都无所谓，关键是看它是否是一个起作用的信仰。没有一个明确的举国一致全民认可的信仰做旗帜，中国现阶段的民族共识就无法达成，中国崛起的精神短板就难以弥补。从操作的策略上看，高举“和谐如一”的大旗，国内外只能支持、无法反对(反对者将会自动站在民意对立面)。如果国人能以“和谐如一”为目标，实现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和谐，中国社会的微观与宏观形势就会得到极大地改善。虽然这种信仰的实质是一种典型的为执政党服务的政治信仰，但它的形式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时代特点和亲和性，作为公共信仰体系，效果无疑优于以斗争哲学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

　　有了民族的共识和信仰，中共还要在意识形态上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党的主要任务应是集中精力领导政府，管好干部，提升自己的执政能力。在对待群众个人的信仰问题上，党应该承认大多数人没有宗教信仰、没有道德约束对国家有百弊而无一利这样一个事实。中共在建国初期和文革中否定了中国传统的旧信仰，确立和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官方信仰当中国告别了“阶级斗争”进入转型社会之后，官方信仰逐渐丧失了指南作用，作为凝聚民族意志的旗帜逐渐褪色了，公众认可度大大降低。国家、个人都面临精神与信仰产品严重短缺的问题。但中共此时并未开放宗教市场，让个人自由选择信仰，结果导致信仰虚假，掺假信仰泛滥成灾。中国各级官员的贪腐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就在于虚假信仰早已淹没了虔诚信仰，对党的事业的忠诚蜕变为了对掌权者个人的依附和对权利、利益的赤裸裸的追逐。这种状况也是所有掌握了政权的党必须要经受的考验。

　　如果中共在个人信仰层面上放开，把宗教作为个人私事对待，党就会实现与各种宗教在意识形态上的和解，各种宗教就可无障碍地与党合作，协助党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目标。党会因此而获得国内各种宗教信仰的人和世界各地不同宗教信仰的中华儿女广泛的认同与赞赏。个人有了信仰支柱，特别是宗教信仰，就会重塑道德底线，国民素质就能在整体上提高。宗教放开之后，由于多种宗教同时发展，宗教间的竞争可以有效地防止任何一种宗教成为主流信仰;即使某种或某些宗教人数多于其他宗教，也不可能脱离中国文化而存在，更不可能取代中国文化成为国教。中国历史上建制性的宗教从未取得过国教地位，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宗教在中国必定是多元化的，个人的宗教信仰选择是多样的、分散的。国家允许多种宗教并存，不搞政教合一、不设国教，是最符合国家利益的选择。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协调者和维护者，国家应把宗教管理模式由行政管理转变为法治管理，强化宗教立法，用法律规范和调节涉及宗教的一切问题，允许宗教在法律范围内竞争、发展。保护人民群众对各种精神信仰产品的选择自由。

　　此外，党可以把公民伦理道德教育的责任和精神产品的供应作为私人事务交还给宗教(如同中国古代和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做法一样)，改变党作为最大的精神信仰产品提供者的角色(目前党提供的精神信仰产品带有极强的政治色彩，虽然形同虚设，但在形式上还要维持供应，结果只是浪费资源)。个人的道德教化由宗教承担，但其行为由国家依据法律制约规范。

　　上述设想不是为了创立新宗教，但却是在多个层次上信仰的创新——国家是全民共识加中华文化;党是马克思主义加中华文化;个人是信仰自由加中华文化。国家、政党、个人都有信仰，但各有侧重，共同点是都植根于中华文化(这里说的中国文化是作为人类文明一部分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哲学、文学、音乐、戏剧、美术、建筑、医学、武术、烹饪、茶道、瓷器、家具等等，不是狭义的儒教)。

　　如果上述目标能够实现，党的素质和战斗力无疑将会大大提高，国家可以有效地树立全民信仰共识，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精神信仰产品，中国社会精神与物质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将会得到极大的缓解。

　　中华民族是优秀的，只要中国人不搞自欺欺人，中国社会有一个绝大多数人认同的共识，中国人有自己真实有效的、自愿选择的信仰与精神支柱，解决了信仰问题的中国就有可能真正“崛起”，中国的“大国”梦就有可能实现。

文章出处:《领导者》(2009年6月号)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7-14 07:00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1-10 07:10     标题: 大国崛起：兴衰试论与文化探索(67)

历史上，欧美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显示了五个方面的规律，这些对中国的崛起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们包括：维护独立统一的大陆主体地缘政治板块对于国家崛起和强大具有根本意义；根据国家现实利益调整战略联盟，同一个主要大国达成战略认同或默契但不与之持久结盟是大国世界治理的重要经验；切忌在战略上与两个大国同时作对，更不能四面出击；国家扩展的限度取决于其他国家的反制力度，而反制力度又取决于反制国家的大小、多少及其地理接近程度；国家利益与实力外交是理解西方国家谈判的基本语言和常识。作者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欧美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


作者：张文木



早期美国与欧洲的关系，是单个弱国通过巧妙周旋与战略博弈最终打败并取代欧洲世界霸权地位的典型案例。研究这段历史，特别是研究美国利用欧洲内部矛盾从弱变强的历史，其中有下列规律对今天中国的未来是有启示的。

　　一、占据大陆主体地缘政治板块的国家，是有能力长期传承世界文明并在世界政治实践中发挥重大稳定作用的国家。对未来中国，乃至对整个亚洲而言，最需要从欧美地缘政治力量消长历史中汲取的最具基础意义的经验是，未来中国决不能犯下843年欧洲查理大帝三个不肖子孙肢解已具有欧洲大陆主体板块位势的查理曼帝国并由此导致英国得以用“均势政策”反制欧洲大陆的历史性错误

　　欧洲大陆原本并不是今天这番破碎模样。古代欧洲曾经历过以罗马帝国和以查理曼帝国为主体板块的时期。查理大帝（Charlemagne,742-814）在欧洲封建社会之初扮演了亚洲中国秦始皇的角色，于公元800年，结束了自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所谓“蛮族”，即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法兰克人、汪达尔人、苏维汇人、勃艮第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匈奴人、阿兰人、阿瓦尔人等对欧洲冲击造成的几百年大混乱，将整个欧洲大体并归入法兰克王国，使欧洲自罗马帝国后再次成为以法国为主体地理板块的大陆。然而好景不长，这个对欧洲未来具有极重大意义的事件，却又极不幸毁在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的手里。公元843年，法兰克王国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在凡尔登签订了划分领土的条约。这个条约对欧洲的未来产生的灾难是双重的：它在将欧洲大陆一分为三的同时，也为欧洲大陆自古罗马和查理帝国之后的地缘政治，在其进入现代国家历史进程之初，就埋下了先天破碎的根基。这对欧洲未来的成长是致命性的损害，此后，巨大而又无休止的内耗几乎耗去了欧洲未来千年的历史。其次，也是由这个《凡尔登条约》铸定的欧洲破碎性成长根基，使曾游离于欧洲大陆之外并被法国征服的英国[1]，继而是曾游离于欧洲之外并为英国和欧洲大陆征服的美国，才有了崛起为世界霸权的天然有利的地缘政治条件。在法国，从黎塞留（1585-1642）到拿破仑（1769-1821），在德国从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I，Barbarossa，约1123-1190）到威廉二世（Wilhelm II,1859-1941），乃至希特勒，他们都曾试图恢复查理大帝伟业，但这些努力在英国均势外交下均遭失败。俾斯麦时期的德国或许是个例外。俾斯麦是近代欧洲自觉放弃统一欧洲梦想的铁血强人，他坚持地区性守成的原则，并为此不惜以辞职与主张扩张的威廉二世[2]分道扬镳。后来德国挑起两次世界大战，试图恢复9世纪查理大帝和12世纪腓特烈大帝的事业[3]，其结果均以失败告终。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注意到这一现象，他在《大国的兴衰》中说：

　　当你观看16世纪世界“实力中心”的地图时，欧洲有一个特征会立刻引起注意，这就是政治上的分裂。这并不是象中国在一个帝国崩溃之后和在其后继王朝得以重新收紧中央集权政权的绳索以前的一个短时期内出现的偶发或短命的事态。欧洲在政治上总是四分五裂，尽管罗马甚至作过最大的努力，他们的征服也未能超过莱茵河以北多少；在罗马陷落后的1000年里，主要政治权力单位同基督信仰和文化的稳步扩张比较起来，都是既小而又局限在个别地方的。象西方查理大帝时期或东方基辅罗斯时期那样政权的偶然集中，只是暂时的事情，会因统治者的更换、国内起义或外部入侵而随即结束。[4]

　　现在我们再反观北美大陆。北美大陆在1783年美国独立之前，可以说是既没有自己的地缘，也没有自己的政治。它是欧洲法国、西班牙和英国诸列强的“殖民地大观园”。偌大一个北美大陆却被欧洲列强割得四分五裂。美国独立之初，其政治权力基本在13个州手里。1784年，出使法国巴黎的杰斐逊痛心地写道，美国人是“外交官群体中最没有地位、最不引人注目的人”。[5]各州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因此费城中央政府不能征税，不能开展有效谈判，不能向其他国家保证它所签订的协议将会得到各州的切实履行，不能制定旨在从其他国家那里获得特惠的统一的商业政策，不能维持一支富有战斗力的陆军或海军”。[6]为此，华盛顿在卸任的告别讲演中坦陈，他对美国未来最大的忧虑就是美国不幸陷入欧洲式的分裂及由此产生的长期内争。他以欧洲作比较分析说：

　　我国各部分都从联合一致中感觉到直接的和特殊的好处，而把所有各部分联合在一起，人们会从手段和力量之大规模结合中，找到更大力量和更多资源，在抵御外患方面将相应地更为安全，而外国对它们和平的破坏也会减少。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的是，联合一致必然会防止它们自身之间发生战争。这种战争不断地折磨着相互邻接的国家，因为没有同一的政府把它们联成一气。这种战事，仅由于它们彼此之间的互相竞争，即可发生，如果与外国有同盟、依附和串通的关系，则会进一步激发和加剧这种对抗。[7]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1-11 08:46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1-10 07:48     标题: 欧美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68)

华盛顿对美国未来期盼就是“政府的统一，使大家结成一个民族”[8]。他告诫美国人民：

　　最重要的乃是大家应当正确估计这个民族团结对于集体和个人幸福所具有的重大价值；大家应当对它抱着诚挚的、经常的和坚定不移的忠心；你们在思想和言语中要习惯于把它当作大家政治安全和繁荣的保障；要小心翼翼地守护它。如果有人提到这种信念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抛弃，即使那只是猜想，也不应当表示支持，如果有人企图使我国的一部分脱离其余部分，或想削弱现在联系各部分的神圣纽带，在其最初出现时，就应当严加指责。[9]

　　身为华盛顿的军事秘书的汉密尔顿也曾以英国为例，深刻了分析国家统一对于美国形成强大的国力的绝对必要性。他说：

　　大不列颠海军，我们闻名已久，如果我们明智的话，终有一天美国海军也会引人注意。如果一个全国性政府不是这样管理大不列颠的航海事业，使之成为海员的培养所——如果一个全国性政府不把国家的全部财力和物力用来组织海军，那么英国海军的威风决不会被人赞美。假定英格兰拥有自己的海运和舰队，假定苏格兰拥有自己的海运和舰队，假定威尔士拥有自己的海运和舰队，假定爱尔兰拥有自己的海运和舰队，假定不列颠帝国这四个组成部分由四个独立政府统辖，那么不难看出，不用多久它们都会变得比较无足轻重了。

　　把这些事例应用于我们自己的情况。假定让美国分为十三个，如果你喜欢的话，或者分为三四个独立政府，这些政府还能建立和维持什么样的陆军，他们究竟想要有什么样的海军呢？如果一个政府遭到攻击，其它政府会赶去援助，为保卫该政府而流血、花钱吗？难道不会发生如下的危险：其它政府由于花言巧语的阿谀奉承而保持中立，或者被过于爱好和平所引诱而拒绝拿自己的安宁去冒险，而且拒绝为邻人提供防御，也许它们妒忌邻人，乐于看到邻人的重要地位被削弱呢！虽然这种行为未必明智，然而仍然是合乎自然的。希腊各邦和其它各国的历史，充满着这类事例，以前时常发生的事情，在类似情况下，并非不可能重新发生。

　　即使它们愿意帮助被侵略的州或邦联，那么援助的人力和款项怎么提供，何时提供，又是按什么比例提供呢？这支联合军队由谁统率呢，统帅又将听命于哪个政府呢？和约条款由谁决定，万一发生争执，由谁仲裁，并且迫使它们默认呢？这种困难和不便是同这样的情况分不开的。而一个政府则会照顾到全面的和共同的利益，把全国的力量和资源结合起来，加以管理，它就会摆脱这些困难，从而为人民的安全做更多的事情。

　　但是无论我们的情况如何，无论是牢固地团结在一个全国政府下面，还是分为几个邦联，外国对情况的认识和看法必然和实际丝毫不差，并且将对我们采取相应的态度。如果他们看到：我们的全国政府能力高强，管理良好；我们的商业管理深谋远虑；我们的民兵组织适当，训练优良；我们的资源和财政管理细致周到；我们的信用已重新建立；我们的人民自由、满足而且团结；那么他们就更加愿意培养同我们的友谊，而不想激怒我们。另一方面，如果他们发现我们或者缺乏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各州做对或做错，全由统治者作主），或者分为三四个独立的、也许不够和睦的共和国或邦联，一个亲英、另一个亲法，再一个亲西班牙，也许三个国家彼此相互拆台，那么美国的形象在他们的眼中将显得多么卑贱，多么可怜！她怎么不该不仅被他们轻视，而且还遭到他们迫害呢。不用多久，这种付出重大代价的经验就会告诉我们，当一个民族或一个家庭处于这样分裂的状态时，必然是对自己不利的。[10]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1-10 07:51     标题: 欧美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69)

美国人真是不辱使命，他们不仅自身团结，捍卫着国家的统一，最重要的还在于他们不惜一切手段扩张美国的领土，并在扩张中主动出击，利用欧洲矛盾，粉碎欧洲列强分裂美国的企图。1812年，英国入侵美国，美国人利用拿破仑在大西洋东岸排挤英国的机会，也在大西洋西岸英勇抵抗英国并于1814年迫使英国签订《根特和约》，英国最终确认美国独立。1823年12月2日，美国总统门罗发表国会咨文，警告“今后欧洲任何列强不得把美洲大陆业已独立自由国家当作将来殖民的对象”。“我们认为列强方面把它们的政治制度扩展到西半球任何地区的企图，对于我们的和平和安全都是有危害的”。[11]

　　美国在排除欧洲对美洲的干涉的同时，自己却全力扩张领土边界：1844年吞并得克萨斯，1846年发动侵略墨西哥的战争，强夺面积达2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北面，美国与英国发生争端，1846年双方签订条约，规定北纬49度为俄勒冈和英属加拿大的分界线，从而基本奠定了美国北部与加拿大的边界；1861年美国南方要求与北方分离，美国人谨记华盛顿的告诫，以军事的手段于1865年实现国家统一；1867年又从俄国人手中购得阿拉斯加。这样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美国从大西洋西岸的狭长小国扩展为东接大西洋、西接太平洋并在北美洲占据大陆主体地缘政治板块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而这种大陆主体板块则是其后来形成世界影响力的物质依托。又经过20世纪的奋斗，美国“从一个相对孤立于西半球的国家，变成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和控制力前所未有地遍及全世界的大国”。[12]

　　这个结果在18世纪前是不可想象的。当时，只有奥斯曼帝国和中华帝国具有这种世界影响力，而当时的欧洲则陷于不间断的战乱之中。“这足以使当时任何一位冷静的观察家都会作出如下预言：这些国家将很快内耗衰竭，而中东和东亚地区（笼统地被称为‘亚洲’、‘东方’或‘东部’）较为统一的帝国则会成为长时间影响世界事务的决定力量”。[13]

　　但历史的辩证法却没有沿着人类历史既有的即以四大文明古国为龙头并以中国为结束的“农业全球化”轨道笔直前行，而是从中打开了通往另一条即工业全球化道路的缺口，[14]并以此作为欧美文明的基础。如果说，工业生产方式及由此开辟的工业全球化道路在农业全球化链条的“薄弱环节”[15]，即远离东方且又支离破碎的欧洲大陆获得突破的话，那么，它则在具有主体地缘政治板块的北美大陆获得迄今风头仍健的传承。

　　这里值得提及的是，与亚洲中国不同，美国在北美的大陆主体板块地位是美国人自觉打出来，因而是后天的；而中国在亚洲的这种地位则多半是从秦以后的历史继承下来，因而是先天具有的——这与欧洲先天传承下来的破碎地缘政治状况正好相反；19世纪以来，美国的大陆主体板块地位随美国人的大陆主体意识同步上升，而中国的大陆主体板块地位及其意识总体上则在下降，直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中国的大陆主体地位和主体意识才开始回升且日益具有了自觉的性质。

　　美国大陆主体板块为其后来击垮欧洲、继而击垮苏联并最终成长为世界霸权大国奠定了基础。首先，正是破碎型的欧洲大陆先是为英国，继而为美国有规律地提供了丰富的“战略机遇期”。 我们看到，正是英国与法国的矛盾、法国在“七年战争”中的失败、英国与西班牙在直布罗陀海峡的争夺以及西班牙的失败以及英国与俄国争夺海上霸权的矛盾，才导致美国在独立战争中获得法国的关键性的结盟和承认、获得西班牙的中立地位以及1780年叶卡特琳娜二世（1762-1796）宣布有俄国、丹麦、瑞典、荷兰、普鲁士、奥地利、葡萄牙和两西西里王国等主要欧洲国家相继参加并“对英国是一个沉重打击，而对美利坚联合邦却极为有利”的《武装中立宣言》。[16]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1-10 08:01     标题: 欧美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70)

正是拿破仑法国与英国的矛盾才导致美国在1803年得以从两年前还想远征北美的拿破仑手中购得路易斯安那；正是1853年至1856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败于英法，美国才可能在南北战争中赢得俄国海军的决定性的支持并在战争后不久从俄国手中购得阿拉斯加；1898年，美国在太平洋上向西班牙开战并受到几乎所有欧洲大陆国家的指责，这时美国又利用英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获得英国的中立，在太平洋上打败了西班牙，由此打开通往远东的门户；正是由于20世纪两次主战场发生在欧洲的世界大战，美国才可能在后半个世纪里，取代欧洲成为新的世界政治霸权中心；最后，还是利用战略空间严重被苏联从东、北两面挤压的欧洲和中国与苏联的矛盾，美国人合纵连横，最终击败苏联并使在20世纪末独步天下，成为继“日不落”大英帝国之后的新的世界霸主。而这一切成就，都有赖于令英国传统的“均势”战略无可奈何的美国在北美拥有的主体地缘政治板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美国的主体板块地位，又使美国可反弹琵琶，在英法德俄之间“请君入瓮”，大玩老英国的“均势”游戏，并从中获得巨大的国家利益。对此，孔华润深刻总结说：“‘欧洲的灾难’常常是美国的‘机会’。美国革命的成功——在欧洲人看来不过是殊死的权力争夺中的一个小插曲——以及路易斯安那的和平获取，也许都是最好的例证。当然，欧洲的灾难可能也会扩散，如1812年，但即使在那时，美国人也得以幸免，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英国把全部资源用在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上”。总之，“欧洲因素成为美国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其促成方式虽各不相同，但却是持续不断的”。[17]对美国的成功，20世纪初的美国海权思想的奠基人马汉则从地缘政治上明白地理论总结说：

　　尽管所有欧洲文明之内的国家都有着许多共同的东西，但是如普遍承认的，还是有某些秉性方面的截然不同将它们分为各自内部有着基于共同血缘的明显亲近感的集团。不过，如陆地上常常发生的情形表明的，当这些集团的成员在地理上彼此接近时，这种邻近可能会象同极的电流那样产生排斥力，使政治上的分歧成为决定之物，而政治上的共同之处则被抛之脑后。另一方面，如果边界相距甚远，相互接触轻微以至于不会引起政治冲突———就象英国和美国之间的情形，同一种族的生存、发展和支配地位就很可能成为政治理想所在。[18]

　　在十九世纪来临之时，美国并不是北美地区唯一的一个陆上强国，而是几个力量大致相同的强国中的一个。它和所有其他的强国都有着产生于利益冲突的分歧，而且和它们在地理上直接接触，后者是一个被普遍认为会增加发生政治摩擦的可能的因素，因为尽管两个国家也可能在与彼此都相距遥远的地区发生利益冲突，但当争端存在于本土附近，尤其是存在于一条人定的边界之上时，对抗的频率和严重程度会高得多。所以，当时美国政府的一个自然的也是正确的打算就是通过将所有有争议的土地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以消除麻烦产生的根源。于是，我们就选择了一条处于类似环境下的欧洲大陆国家也会遵从的行动方针。为了得到关系着我们利益的土地，我们和别人讨价还价，运用计谋，也发出威胁。尽管杰斐逊运用的是相当和平的方式，但很少有人会认为它们谨慎过了头或者过于拘泥于杰斐逊个人的政治信仰了。从较高的道义标准来看，美国获取路易斯安那——美国从一个并无权利出卖这块土地的政府那购买了它，而置那个曾以这块土地不能被如此出卖为条件将其让出的另一大国的抗议于不顾。这个抗议过于微弱，以至无法对拿破仑和我们自己产生什么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就等同于在敲诈和使用暴力两者间选择一种较少引起抵触的方式以实现自己所希望、所中意的目标；我们通过曲解把西佛罗里达强行摆在谈判桌上讨论的做法也不使关于它的交易看起来多么光彩。不过，从政策上讲，无疑当时的我国政府是相当英明的；而且，当时上述地区人口的稀少也有利于这些地区被转让以及并入美国。由于我们大家都热爱自由，所以当时也不用过多担心忠诚对象的改变会对这些土地上的人民的政治倾向产生什么不良的影响。在关系到国家或世界的重大问题上，少数人的意愿、利益或一般的权利不应被优先考虑，这其中并不必然有着什么不正义之处，就如在投票时少数要服从多数一样。[19]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1-10 08:03     标题: 欧美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71)

中国在20世纪初也曾受惠于“欧洲的灾难”带来的机会，当时代表帝国主义利益的中国各地军阀已接近将中国完整的主体板块肢解为欧洲式的破碎型板块，中国几乎成了欧洲列强案板上只等举刀宰割的肥肉，但就在这时，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列强将部署在中国的军事力量撤回，使中国获得化险为夷的机遇：中国民族主义经济与政治力量迅速上升，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力量迅速壮大，在国共领导下的北伐中，中国接近统一。

　　此后，中国面临日本有史以来的全面挑战。就其地理位置而言，日本之于亚洲大陆，类似于英国之于欧洲大陆。而日本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英国那游刃有余的战略环境，正是由于亚洲有着欧洲没有的以中国为主体的地缘政治板块和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文化板块——而后者更是美国文化望尘莫及的优势所在。20世纪30至40年代，日本大规模侵略中国。日本认为“必须以铁与血，拔除东亚之难局”[20]。日本侵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肢解中国。至40年代，日本已将整个中国东部地区肢解为以日本为中心并有利于日本得以运用英国“均势战略”操纵亚洲大陆政治的若干个“卫星国”：大陆东北部冒出的“满洲国”——这相当于欧洲的德国，华北是所谓“华北自治”——这相当于欧洲的法国，华中、华南是汪伪傀儡政权——这相当于欧洲的西班牙。只是后来日本在得意忘形之际打了美国——其后果相似于拿破仑在与英国战争时又发兵俄国。中美联手后，传统的并对中国今天崛起起着几乎是基础性作用的中国的大陆主体板块地位才得以恢复。

　　叙史至此，不禁唏嘘，古今伟业之兴衰，仅悬系于闪念。如果说，公元800年几乎将欧洲统为一体的查理大帝，其对欧洲的贡献可比作中国的“秦始皇”，那么其断送欧洲未来的三个孙子的罪过则不会次于一个中国的 “汪精卫”。公元843年将欧洲一分为三的凡尔登签订的条约，这为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深埋了一个极难修复的破碎性的根基，这又反过来为处于欧洲大陆边缘的小岛英国最终成长为世界大国提供了天然的地缘政治条件。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在亚洲的主体板块使岛国日本不可能成长为英国那样的世界大国的历史结果以及日本屡次要肢解中国的企图中得到反证。历史表明，大规模国际战争较少的地区，是像亚洲、美洲这样一些具有主体地理板块的地区。对此，我们中国人应感到幸运。

　　这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具有亚洲主体地理板块的中国不仅承担着中国稳定的重任，而且还承担着亚洲稳定的责任。未来中国决不能犯下843年欧洲查理大帝三个不肖子孙肢解法国在欧洲主体板块并由此导致英国——这在亚洲就是日本——得以用“均势政策”反制欧洲大陆的历史性错误。美国人民牢记华盛顿的教导并因而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人民也要谨记毛泽东同志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的教导，[21]为了中国的稳定，为了亚洲和平，中国人有责任不惜任何代价维护中国在亚洲的主体板块地位。如果再考虑到美国所不具有的天然传承于中国文化，即儒家文化在亚洲尤其在东亚的主体地位，那么，在维护国家统一方面，我们就应该做得比美国人更好。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1-10 08:07     标题: 欧美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72)

二、国家扩张的限度取决于其他国家的反制力度，而反制力度又取决于反制国家的大小多少及其与扩张国家地理接近程度：同等国力的国家对撞，距离越近，双方国力抵消的程度就越大，其扩张能力就越小

　　欧洲毕竟是曾经统治过世界的地区，究其原因是由于欧洲工业革命较早于世界其他地区，这使得欧洲在崛起之初就面临着一个其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几乎是可以无限扩张的空间。这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欧洲内部大国之间近距离挤压而被抵消了的扩张力量。

　　但是，自从19世纪60年代美国、日本崛起后，欧洲外围的政治空间大幅压缩，而俾斯麦德国的崛起又加剧了欧洲大国间的近距离挤压，这又更加压缩和抵消了欧洲的整体对外扩张能力。这使得欧洲在每次世界扩张达到顶峰时，都因欧洲内部大国冲突爆发而被迫收缩甚至放弃已有战果。比如前述由于拿破仑战争，在1812-1814年美英战争中本具优势的英国向美国让步；美国内战期间，英、法、西三国远征墨西哥，由于德国俾斯麦统一德国后对法国形成的安全压力导致拿破仑三世在占领墨西哥三年后被迫于1867年3月从墨西哥完全撤回欧洲以准备与德国的军事冲突；由于19世纪末英国准备英布战争，才使美国于1898年一举突破英国、西班牙和德国的东太平洋的防线，夺得夏威夷并在获得英国中立的条件下挑起并赢得美西战争。西班牙战败，美国夺取西班牙属地波多黎各和太平洋的关岛。接着又将菲律宾和古巴变为美国的殖民地和保护国，并于次年加入远东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行列。在远东地区，正是由于1914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迫使欧洲列强从中国调头回欧洲，并因此被迫停下即将展开的瓜分中国的罪恶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欧洲内部的大国冲撞，其结果则是整个欧洲霸权在世界范围的全面衰落。

　　读史至此，让人扼腕：欧洲真是一个愈演愈烈的内斗最终导致全体毁灭的范本！这大概也是今天欧洲人决心——不管再困难——走向合作的原因。

　　让我们将视野从大西洋东岸移至西岸的美国。

　　美国在其诞生之初不管是地理板块还是政治板块都比欧洲更为破碎：各州拥有如此大的权力，以至费城中央政府不能征税，不能开展有效谈判，不能向其他国家保证它所签订的协议将会得到各州的切实履行，不能制定旨在从其他国家那里获得特惠的统一的商业政策，不能维持一支富有战斗力的陆军或海军。[22]但美国人吸取欧洲力量内耗的教训，以铁腕阻止美国可能出现类似查理大帝子孙三分欧洲的局面，全力扩张意在防止在北美形成任何可构成与美国均势的国家或地区力量出现。另一方面，美国又运用老英国的均势谋略，尽可能破坏欧洲团结，保持德、法、英之间均势，使之内部相互牵制；与此同时，美国又通过“雅尔塔体系”提升苏联的力量以在欧洲大幅压缩英、德、法安全空间。尽管英国曾是美国的死敌，但在欧洲大陆衰落后，美国又通过马歇尔计划扶持欧洲，使之处于强不至向美国挑战，弱不至向苏联屈服的地位。在欧洲各国之间，美国又给昔日的敌人英国以特殊战略伙伴地位，这样可使英国成为美国“用来抵挡有时是所向披靡之洪流这样一道防波堤”。[23]同种手法在1945年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用于日本：在击败日本的同时又扶持日本，使之强不至向美国挑战，弱不至向中国、俄国屈服，并使之在地缘政治上成为美国抵挡太平洋西岸亚洲大陆力量东进入海的另一道“防波堤”。这一观点也得到当代日本学者的承认和不恰当的发挥。日本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 1996年编辑出版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中就有观点认为：“当俄罗斯南下时，唯有日本起到了‘防波堤’的作用。”[24]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1-10 08:13     标题: 欧美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73)

现在我们再将视野从太平洋东岸的美国转到西岸的中国。

　　与欧洲相比，美国在亚洲则面临的是与欧洲完全不同的地缘政治形势。这主要表现为亚洲有以中国为中心的主体地理板块和对东亚影响深远的儒家主体文化板块。纯粹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位于苏联东南腹下的中国如果出现延伸至南中国海的类似东欧和中亚式的破碎地带，至少出现划长江而分治的政治格局，有利于俄国的地缘政治利益，[25]而毛泽东1949年率军渡江打败蒋介石统一全中国后，这种可能性不复存在；对美国太平洋西岸的地缘政治利益来说，最有利的是在东亚地区出现两个到三个有利于美国实施类似英国对付欧洲大陆的“均势战略”的政治板块。美国人曾这样想也这样做过。1941年4月16日美国与日本签署的《日美两国谅解方案》中以文件的形式得到确认，该文件第三部分第H点明确表示美国“承认满洲国”。[26]1941年12月2日，罗斯福总统的政治顾问兼蒋介石政府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27]曾对苏联大使披露：“华盛顿和伦敦在考虑，或把东北留给日本，或把东北变成‘缓冲地带’，以便（在任何情况下）保障远东的均势。”[28]即使到了1945年11月20日，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向美国政府提出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还提议由国民党政府集中力量控制华北，而把中国东北交由国际托管。[29]只是苏联在出兵中国东北打败日本“关东军”及日本宣布投降后，将东北交给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这才使美国在日本投降后肢解太平洋西岸中国板块的企图化为泡影。但美国并没有就此放弃努力，二战后，美国又积极培植日本，发动朝鲜战争，扶持台湾当局以反制中国。如果说，利用苏联压缩欧洲是罗斯福及马歇尔战后西半球的政治安排，那么，分割东北亚，造成类似欧洲大陆之于英国的，并有利于美国操纵东亚大陆政治的“均势”板块，则是美国战后东半球的政治安排。只是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失败——从这个角度看1950年毛泽东决定抗美援朝的决策对中国崛起，乃至对东亚崛起，无疑具有极其深远的奠基意义——才使美国分裂东北亚、苏联利用雅尔塔条约分割中国东北的努力化为泡影。此后美国退而求其次，转而实施建立从日本到南中国海的所谓意在遏制中国的“海上链条”。但由于中国所据有的大陆主体板块的天然地位，才使日本——与英国不同——在亚洲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加上战后日本夹在俄国、中国，当然还有太平洋东岸的美国这几个巨型地理板块之间，尽管它能量很大但难有作为。

　　其次，从中国周边看，中国东、南两向的破碎型地缘政治板块特点是中国崛起的天然优越条件。比较欧洲，正如西半球英国东面的破碎型大陆结构有利于英国的道理一样，但在东半球中国则与欧洲相反而与美国的地缘政治环境近似，除印度和俄国外，环中国周边的绝大部分地区则是有利于中国的政治破碎型地带。从这个意义上看，正如美国南北统一后，英国已不能再用处理欧洲的事务的“均势”方式对待美国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也不能再将纵横于欧洲的“均势”外交简单地套用于东亚。美国曾在上世纪50年代单枪匹马冲入东北亚并于70年代在印支半岛大败而归的经验使美国人认识到，中国在亚洲的主体板块地位使美国不一定会是望洋兴叹，但至少也是无可奈何。
但美国并没有放弃在亚洲再建地缘政治均势板块的目标，而是企图通过“取得地区力量均衡的有力地位”来实现遏制中国的目的。1966年6月，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合作的一份特别研究认为：

　　不管怎样，在未来10年及其以后，中国、苏联以及在越来越大程度上还有日本之间的交易将构成世界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自己在亚洲的安全和地位将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1-11 09:22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1-11 08:54     标题: 欧美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74)

　长期来看，我们希望对中国的遏制，如有必要的话，在很大程度上交由日本和苏联来进行，我们的力量和影响则保留用来校正出现的不均衡情况。如果我们能取得地区力量均衡的有力地位，这是我们在亚洲的主要目标之一，如果我们和其他自由国家能与中国形成合作性关系，遏制战略将会真正取得成功。[30]

　　
    这种战略到70年代后演化为尼克松主义。到了90年代末，亨廷顿也看出亚洲问题的实质，但对此开出的却不是尼克松而是麦克阿瑟和肯尼迪的糟糕方子。

     他说：一个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上与美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松散的西欧联盟，不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但是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和自我伸张的中国可能构成这种威胁。在必要时进行战争以阻止中国在东亚的霸权，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中国的经济继续发展，这可能是21世纪初美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唯一最严峻的安全问题。[31]

　　这里，笔者可以明确告诉亨廷顿的是，远距离挑战或直接出兵对抗据有大陆主体板块并有较大安全外围的国家，是历史已反复证明不可能成功的最蠢招数。

　　最后，如果我们再将视野从太平洋西岸移至整个亚洲，站在世界屋脊观看中国，我们又会发现，与美国不同，中国尽管有亚洲的主体大陆地理板块，但从地缘政治上看，中国还是一个不完全的大陆主体板块国家。确切地说，它是处于俄国与印度之间的大国。美国于60年代曾利用印度牵制中国，尼克松于70年代曾利用中国牵制苏联，并获得一定的成果。尽管如此，这还是不能与英国应用于欧洲大陆及美国应用于整个欧洲的“均势战略”相提并论。从历史上看，构成在俄、中、印之间相互制约的“均势”条件并不充分，西方人从中获利的机会——尼克松似乎是个例外——也并不多。

     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印度、俄国三国之间有广大的缓冲空间，与欧洲英、法、德不同，尽管也有复杂的边界纠纷，但历史上的中、俄、印三国并没有出现欧洲那样频繁且愈演愈烈，规模愈演愈大的战争冲突。

　　第二，中国、印度、俄国三国的安全重心不仅不直接交叉重叠，反而错落互补。中国的经济和安全重心在东部和东海，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台湾问题和国家统一问题将是中国安全的重中之重。俄国经济重心和安全重心在欧洲，苏联解体使俄国国力大减，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北约东扩是俄国面临的主要安全压力。自近代以降，印度安全重心就从北方山区移向南方印度洋。这一点自上世纪50年代的尼赫鲁、印度首任驻华大使潘尼迦（P.M.Panikkar）到90年代的贾斯万特·辛格（Jaswant Singh）均有极深刻的认识和专门论述。[32]上世纪90年代之后，几乎所有的重大战事——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均起于印度洋，加上印度近代几百年海上亡国的教训，这更增加了印度政治家对其印度洋安全的担忧。他们不会不明白：印度北方问题只涉及领土远近，而南方问题却关乎生死存亡。可以肯定的是，在新世纪头几十年，印度洋将是印度安全的绝对重点。

　　从文化上看，中国、俄国、印度三国社会文化尽管不同，但它们的政治文化却十分近似。它们都经历过民族、民主革命。中国与印度都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共同经历，中国与俄国还有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同经历，这在它们不同文化中注入了相同的反殖、反帝、反霸的目标及与此目标相符合的政治内容。列宁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在临终口授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对此有过明确的论述，他说：

　　“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

　　“整个地说来，只有根据地球上绝大多数的人终于由资本主义本身训练和培养起来进行斗争这一点，才能预见到斗争的结局。”[33]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1-11 09:15     标题: 欧美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75)

毛泽东也意识到这一点并语重心长地让人转告尼赫鲁说：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尽管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参加了旨在对付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34]我们还是不把这三个国家当作主要敌人对待，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印度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朋友。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西藏叛乱的平定和进行民主改革，丝毫也不会威胁印度。你们看吧，“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中国俗语)，今后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中国的西藏地方与印度的关系，究竟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你们终究会明白。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朋友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值不得我们两国广大人民和政府当局为此而大惊小怪。我们在本文前面几段所说的那些话，那些原则立场，那些是非界线，是一定要说的，不说不能解决目前我们两国之间的分歧。但是那些话所指的范围，不过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即属于西藏一个地方我们两国之间的一时分歧而已。印度朋友们，你们的心意如何呢?你们会同意我们的这种想法吗?关于中国主要注意力只能放在中国的东方，而不能也没有必要放在中国的西南方这样一个观点，我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主席，曾经和前任印度驻中国大使尼赫鲁先生谈过多次，尼赫鲁大使很能明白和欣赏这一点。不知道前任印度大使将这些话转达给印度当局没有?朋友们，照我们看，你们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是不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请你们考虑一下吧。请让我借这个机会，问候印度领袖尼赫鲁先生。

    经验表明：霸权国家的世界性扩张的力度与世界反霸力量联合的强度永是同比发展的。现在印度人、中国人和俄国人，乃至中东阿拉伯人，经过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资本全球化的“训练和培养”（列宁语），已对资本主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们通过参与全球化及与国际市场接轨，也学到了利用市场规则与国际霸权国家斗争的经验。这些经验将有助于他们重新起来与资本主义和霸权主义斗争并在新斗争中形成新的团结，尤其是“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的俄国、印度、中国三国在新的基础上的团结。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比较一下这三国在近几年安全战略关注的方向，就不能不认为它们与上世纪60、70年代已有了本质的转变。前者的矛头所指是全球化中的西方资本和霸权的扩张，后者则是三国内部冲撞。而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就是新世纪美国直接以军事为后盾和以“先发制人”政策为先导的全球扩张。

    不平则鸣。1998年12月，面对即将来临的科索沃战争无可奈何的俄国，通过在印度访问的普里马科夫外长提出了建立“俄、印、中战略三角”的倡议，当时，中国和印度没有多少呼应。21世纪始，“台独”步伐加快，中国东海形势日紧，在印度方面，启动于印度洋上的战争在印度的眼皮下接二连三，北约向中亚大幅推进，这使中印俄三国都意识到加快合作的必要性。可以预料，正如英国在全球过度扩张是欧洲大陆国家与美国间纵横联盟条件成熟的前提和美国崛起的重要机遇一样，今天美国在世界扩张的程度也将与中俄印三国乃至亚欧大陆板块的战略合作的紧密程度同步发展。
     
    三、合纵连横，根据国家面临的具体利益及其主次关系确定和调整战略合作对象，重大的外交政策至少要与一个大国形成认同和战略默契关系，但不与任何一个大国持久保持结盟关系，是美国成功的重要经验
     
    与古罗马帝国最早出自一个各村联合的“七丘同盟”[36]情形相似，200多年前的美国也起于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的狭长地带的13个邦的联合。美国之所以能够在仅仅半个多世纪崛起为世界头号霸权国家，其重要原因不完全在于美国的单打独斗，而在于美国在迎接历次重大的外交挑战之前，都至少与一个大国形成战略默契关系。 ( http://www.tecn.cn )
    18世纪60年代，独立战争期间，为了从英国争取独立国家地位，联合起来的北美起义者与英国的宿敌法国结盟，赢得第一次独立战争的胜利；19世纪初，美国杰斐逊与法国拿破仑在反英战争中的默契配合，不仅使美国于1803从拿破仑手中购得路易斯安那，而且还于1812-1814年，赢得第二次独立战争的胜利。60年代，南北战争期间，美国面临英、法、西三国的联合抵制，林肯与俄国形成某种形式的战略默契，战胜了亲英法的南方分裂势力，其后继者安德鲁·约翰逊总统通过与俄国“联手挑战英国权势”[37]不仅巩固了美国国家统一成果，而且还于1867年从俄国人手中购得阿拉斯加。有趣的是，“为了确保条约获得通过，沙皇的公使显然给美国国会一些重要成员送了钱”。[38]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1-11 09:18     标题: 欧美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76)

1898年，美国于太平洋上发动与西班牙的太平洋战争，此举受到欧洲大陆主要国家的谴责，但却获得了英国的中立立场并最终赢得了这场打开通往远东门户的战争。20世纪初，美国面对欧洲的第一次大战，实行“光荣孤立”，兼发战争财。但在战争后期，美国却在力渐不支的同盟国身上猛踩一脚，一举成为战胜国并大获战争红利。20世纪30年代末，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本想实行“一战”中坐享其成的政策，但为日本在1941年底拖入战争。面对战争带来的风险，美国与国际反法西斯国家加强合作，但到战争胜利在望时，美国则将目标从打败法西斯转到战后地缘政治格局的安排。目标决定盟友。此后美国在与英国、中国保持盟友关系的同时，却在战后世界政治安全上秘密与苏联达成战略默契，趁英法在二战中削弱之际，“渡过卢比孔”，[39]从诺曼底打击德国的同时，也对英法欧洲实行最后的一击，放苏军进入东欧，以此大面积挤缩欧洲地缘政治空间。此后，美国在因苏联占领东欧而日益拥挤的欧洲大量驻军，名义是抗苏，实则是控制欧洲，从此欧洲霸权一蹶不振，来自欧洲的对美国的传统安全压力也由此终结。二战后，苏联崛起，美苏争霸，美国又联合欧洲，到70年代又联合中国遏制苏联霸权，并于90年代利用戈尔巴乔夫农夫般的善良和叶利钦的右派“幼稚病”[40]，临门一脚，促成苏联解体。

    制约欧洲的苏联因素的消失使欧洲地缘政治空间大幅向东扩展。此后，欧洲开始向美国叫板。历史辩证法就是这样：美国在击败苏联的同时，也在欧洲打开了原本让苏联压着的美国宿敌，即西欧这个“潘朵拉盒子”。这反过来又增大了美国治理世界的成本：在大西洋东岸，美国不仅要应付俄国，而且还要对付欧洲；在太平洋西岸，苏联解体使美国将矛头对准正在崛起的中国和俄国，其结果也与欧洲的情形一样，美国在与中俄对阵的同时，也在亚洲打开了曾痛击过美国的并压在“雅尔塔”山下的日本这个东方“潘朵拉盒子”。与苏联解体后欧洲东扩的后果一样，日本放出容易，但再要将它收回去就难了。目前美国外交已陷入几乎与世界所有大国作对的外交沼泽之中，恶兆逼近。当然这是后话。

    国家重大外交行动须与至少一个大国形成战略默契关系，而不管这种默契是什么形式，是包括美国在内几乎所有大国成功崛起的重要规律。且不说英国在法、德、俄，乃至日本之间合纵连横，不仅成功地操纵着欧洲大陆及其他区域，而且还在拿破仑战争、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屡屡化险为夷。我们只要看看俾斯麦的外交纵横所赢得的统一成就，再看看俾斯麦之后的德国外交因四面树敌而屡战屡败的历史，就会对这一规律有清醒的认识。

    此外，需要注意的还有，美国崛起中的任何战略合作对象都不是长期固定的，更多情况下——比如杰斐逊与拿破仑、罗斯福和斯大林针对欧洲的合作——还是非正式的。美国与他国的战略合作完全继承了老英国“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而只有永远的国家利益的外交原则，而且美国还青出于蓝，在实践中还玩出交叉结盟，明盟中有暗盟的外交游戏。最典型的例子是二战中美国在与英国、苏联、中国结盟的同时，罗斯福还为了战后利益在背后与苏联斯大林有着非正式针对英法帝国的战略默契。正如美国作家沃尔特·拉塞尔·米德在《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所形容的那样，“美国人不费一枪一弹就摧毁了英国，而且事实上还保护它不受更加残暴的敌人的伤害。”[41]

    研究美欧博弈的历史经验，是为了中国新世纪的崛起。今天的中国是已卷入世界市场经济的中国，如果说上世纪50年代两个阵营时期，中国外交选择并熟悉了以意识形态为政治基础的国际合作的话，那么，到70年代尼克松访问中国，中国外交也开始注重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国际合作。如果我们曾在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中获利同时也失利的话，那么，进入90年代，特别是苏联解体后，中国向西方近乎一边倒的外交红利在今天已大幅递减。进入21世纪后的中国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由于苏联解体，我们已失去了“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的国际安全环境，今后中国可能不得不独当一面。独当一面就会更深地接触到世界政治的残酷本质。尽管有了这些年的经验，但由于长期置身于世界市场之外，我们对国家利益合作的冷酷原则不熟悉。大概是出于对帝国主义的憎恨，中国人在泼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洗澡水”时，连这些较早进入世界市场国家的基于地缘政治的现实主义且行之有效的外交经验也抛弃了。我们往往以“靠得住”或“靠不住”这种在英美国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道义和感情判定来确定战略盟友选择，其结果更多的总是 “愤慨”和“遗憾”。中国从东西方阵营的怀抱中，开始自主地走向世界市场，并开始与在世界市场中成长的国家进行战略博弈。博弈就必须合纵连横，就必须研究世界力量均势的理论，适应并学会英美国家早已熟悉的搭配世界战略力量板块的外交能力。为此，在东方儒学思想的基础上批判性地认识和理解具有西方大国治理世界的外交经验，并形成既能反映中国传统“和谐”思想又能应付冷酷的世界市场竞争的新的外交理论，是我们中国学者面临的重要任务。
     
    四、重大的外交突破的前提，是不能与两个大国同时作对，更不能在世界强国之间四面出击
     
    较之据有大陆主体板块的国家历史，欧洲历史留给人类研究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浓缩了大国兴衰的经验与教训。换言之，只有欧洲这样破碎的地理政治，才能提供出丰富的“世界大战”的案例。如果我们研究一下欧洲，乃至世界失败大国的案例，就会发现，其共同点在于它们在崛起过程中所寻求的战略目标过于庞大以至于不得不与至少一个以上的大国作对。反之，如果能最大限度地收缩战略目标，只将国力用于最关键目标的国家，都能达到其利益扩展的目的。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1-11 09:20     标题: 欧美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77)

如前所述，北美独立战争期间，为了打击支持美国独立的欧洲国家，英国宣布实行海上封锁。这不仅使英国与法国、西班牙结仇，而且与俄国及几乎所有欧洲海上国家结了怨。因此，英国失去了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曾许诺过的“在英国与其北美殖民地发生战争时，俄国将援助英国”[42]的宝贵支持。其结果是英国在没有任何大国支持的情况下，孤军作战失败并被迫承认北美独立。再看拿破仑时期的法国。拿破仑在欧洲的扩张引起整个欧洲的抵抗，拿破仑也曾五次打败以英国为后盾的反法联盟。然而，真正导致拿破仑失败的原因，在于他与英国冲突并节节胜利之后，于1812年轻率出兵直奔俄国，使法国与欧洲最强的国家英国和俄国直接两面冲突，其结果导致还在1810年处于巅峰的拿破仑，于1813年底败于由英国、俄国、普鲁士、瑞典、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组成的第六次反法联盟。1814年反法联军进入巴黎，拿破仑被禁厄尔巴岛。尽管有1815年“百日王朝”[43]的回光返照，但法国还是败局铸定。与拿破仑犯有同样的错误的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日本。对这两个国家来说，导致它们失败的原因，均在于同时与两个大国发生冲突。自从德国在向英国挑战后又挑战俄国，日本在向中国挑战后又挑战美国，德、日两国就迅速走向崩溃。再看苏美争霸：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60、70年代的越南战争中，美国与苏联、中国作对，美国失败；80年代的阿富汗战争中，苏联与中国、美国作对，苏联失败。
     
    五、“外交就是管理国际商务”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外交思维，而“实力 + 势力范围 = 大国政治”，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表达国家安全利益语言基本的句式，这些都是中国人需要学会掌握并专用于与持同种思维的西方人交往的外交能力
     
    被压迫者的革命往往是在道义的感召下凝聚在一起并取得革命胜利的，而道义往往不言私利。但当革命胜利后，为了巩固政权，革命政权需要与过去的国际压迫者打交道时，却发现，这时的外交就不仅是道义的宣示，而更多的是通过利益交换而实现政治目标的外交能力。美国独立之初，其外交目标多是道义的和反霸的，美国反对英国并不是为了侵犯英国而仅是为了与英国“建立一种坚定的、不可侵犯的和普遍的和平，一个真实和真诚的友谊”（1794年英美《杰伊条约》）[44]。然而100年后，当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北美大国并准备进入远东之际，威尔逊向西奥多·罗斯福及时提出“外交就是管理国际商务”[45]的原则，这时美国人已认识到，外交是为国家谋利的手段。将商业原则运用于外交，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从古罗马拉丁民族那里继承下来的重要思维形式。近代欧洲殖民开拓就是以“公司”为先锋的。商业就要有交换，这在国际政治中就是根据实力进行包括地缘政治利益在内的国家利益交换；交换就要有交换的语言，这在盎格鲁撒克逊人那里就是“实力 + 势力范围 = 大国政治”。彼得大帝将这个原则简洁地概括为：“打仗或贸易”。[46]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需要与西方人打交道，谈生意。当时苏维埃干部大部分没有与资本家“言利”的本领，针对这种状况，列宁告诉苏维埃各级干部说，“不要以为在国营托拉斯和合营公司中，到处都有负责的优秀党员，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有了这些党员也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因为他们不会经营，在这一点上他们还不如那些经过大工厂大商号锻炼的普通的资本主义店员”[47]，列宁棒喝这些品质优秀却不会也不愿“言利”的官员说，“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至于要消灭所有的狼（在一个合理的人类社会里理应如此），那我们就要照俄国一句精辟的俗话去做：‘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48]。这就是说，道义在革命时期需要战场上的胜利来支撑，在建设时期就需要不断赢利来支撑；没有实际利益——在革命中是阶级利益，在建设时期是国家利益——的获得，革命就会成为斯巴达克式的殉难。

    后来苏维埃干部不仅很快就学会用商人思维经营企业，而且还学会了用这种西方人容易理解的思维形式与西方人进行事实证明很富有成效的外交谈判。

    历史上的英国人总是在美国人和俄国人面前显摆他们这点实用主义外交能力，但在1943年丘吉尔意图败北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明确告诉丘吉尔：“正因为俄国人相当单纯，因此就认为他们没有识别能力，看不见眼前的事物，那是错误的。”[49]一年后，丘吉尔便不再与斯大林在道义问题上绕圈子，而是直接到莫斯科用纯粹盎格鲁撒克逊方式进行连他都难以启齿的利益交换。1944年10月9日丘吉尔来到莫斯科，开门见山划出百分比，在数分钟内就解决关于东欧巴尔干势力范围的谈判，关于这次谈判，丘吉尔在回忆录中有如下披露：    当时的时机适于商谈问题，所以我便说：“我们来解决巴尔干地区的事情吧。你们的军队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我们在这些地方也有我们的利益，有各种派遣团体和代理机构。

(連載中）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1-11 09:22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1-13 08:33     标题: 欧美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78)

不要为了枝节问题致使我们意见相左。就英国和俄国而论，怎样做才能使你们在罗马尼亚占百分之九十的优势，我们在希腊也有百分之九十的发言权，而在南斯拉夫方面则平分秋色呢？”我乘着正在翻译这段话的时间，在半张纸上写出：

罗马尼亚
　　俄国……………………………………………90％
　　其他国家………………………………………10％
　　希腊
　　英国……………………………………………90％

　　（与美国一致）
　　俄国……………………………………………10％
　　南斯拉夫…………………………………50：50％
　　匈牙利……………………………………50：50％
　　保加利亚
　　俄国……………………………………………75％
　　其他国家………………………………………25％

　　我把字条递过去给斯大林，此时他正在听翻译。稍停片刻，他拿起蓝铅笔在纸上勾一勾表示同意，然后把字条递回我们。一切就这样解决了，比把它写下来还要快。

　　当然，我们对我们的主张已经长期操心考虑过了，这时只不过是处理一下眼前的战时安排而已。一切较大的问题双方都打算留待以后再说，当时我们所希望的是战争胜利之后能有一个和平会谈。

　　这之后沉默了一阵。铅笔划过的纸条放在桌子中央。最后我说：“似乎我们在处理这些与千百万人生死攸关的问题上，用这种草率态度，这不至于被人说是玩世不恭吗？让咱们把字条烧掉算了。”“不，你保存着。”斯大林说。 [50]

　　斯大林是一位共产党人，同时又是一位在当时苏共内最懂盎格鲁-撒克逊谈判句式的人。丘吉尔是一位著名的对共产主义持死硬反对立场却不会说“共产主义”话语的政治家，但这两位人物不仅能合作而且能合作得非常有效率，其原因除了他们国家面对着共同的敌人外，还有斯大林明白“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的道理，他是在用丘吉尔熟悉的句式与丘吉尔进行谈判，结果反弄得丘吉尔不好意思。但不管怎样，这次谈判结果很容易得到同具盎格鲁撒克逊血统和思维的罗斯福的认同。英、苏、美三方的利益认同对于尽早结束二战起了积极的作用。认同不仅是道义的认可，更是利益的交换。交换就是一种纯粹的商业行为，这大概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历史前进的“恶动力”[51]。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1-13 08:37     标题: 欧美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79)

中国是一个文明历史较久的国度，数千年文明既是中国发展的动力，同时在与历史“恶”的方面打交道时，却成了“我不负天下人”的包袱。一部《水浒》，讲的既是人民聚义的故事，同时也讲的是人民为“义”所拖垮的故事。中国较晚才出现现代主权国家，因而中国人在国际谈判桌上不太善于以商业语言，也不善于从“实力”角度出牌，结果不是别人听不懂，就是自己“受欺骗”。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案例是1945年夏蒋经国随宋子文代表中华民国政府赴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他曾以特殊的私人身份就外蒙古独立问题与斯大林交换看法。蒋经国以“善”出牌，对斯大林说：

　　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我们，会说我们“出卖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

　　斯大林则是以“实力 + 势力范围”这种典型商人逻辑回答说：

　　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蒋经国不理解斯大林的商业逻辑，继续问：“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斯大林给蒋经国一个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经典回答，说：

　　“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他拿出地图，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蒋经国还不理解，告诉斯大林：

　　现在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你如果参加对日作战，日本打败之后，他不会再起来；他再也不会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作为侵略根据地。你所顾虑从外蒙进攻苏联的，日本以外，只有一个中国；但中国和你订立“友好条约”，你说二十五年，我们再加五年，则三十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攻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

　　斯大林说：

　　你这话说得不对。第一、你说日本打败后，就不会再来占领外蒙古打俄国，一时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败了，日本这个民族还是要起来的。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惟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尤其是像日本这样的民族，更不会消灭。倘使日本交由美国人管理，五年以后就会起来。

　　蒋经国问：“倘使给你来管，又怎样的呢？”斯大林回答说：“我来管，最多也不过多管五年。”观念逻辑不同，结论自然不同，面对中国式的儒家逻辑，斯大林不耐烦地对这位少不足以与之谋事的蒋公子一语交底，说：

　　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我不把你当作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52]

　　蒋经国在其“自述”中对斯大林充满愤慨、屈辱和不解。其实这是蒋经国与斯大林的谈判逻辑不同。蒋经国用东方儒家的诚义和信用，斯大林则用的是商人的逻辑。蒋经国觉得斯大林“倨傲”、“露骨”与“滑稽”，而斯大林则对小蒋满口“废话”不耐烦。文不对题，当然互不理解。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1-13 08:44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1-13 08:43     标题: 欧美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80)

日本是在儒家思想熏陶下的民族，18、19世纪西方人开始远涉重洋侵犯日本，日本则以礼待之。1791年9月29日，日本幕府发布“宽政令”。主要内容是：外国船员漂流到日本，应予救助并扣押船具，请示是否遣送长崎。发现外国船，应立即派人前去救助和调查。如果对方不拒绝调查，应尽可能温和地加以处置：拴好漂流船，扣押船具使船上人员登陆并加以看管。“‘宽政令’是日本幕府首次把对外国船的习惯做法成文化。”[53]1798年日本幕府发布指示，告诫官员，“不要对外国船采取过激措施”。1806年3月5日，日本幕府指示沿海诸藩“尽可能温和地使外国船返航，对遇风暴的漂流船，适当地给予食物、淡水和木柴，使之返航”，“如果外国人在一再警告后仍拒绝返航，应按1791年的规定予以驱逐，而不必请示”。[54]该命令成于文化年间而被称为“文化令”。1807年6月3日，美国第一艘抵日舰船“蚀”号进入长崎并为日方警戒包围。日方依“文化令”向美舰无偿提供60船淡水、猪、100磅干鱼和蔬菜，并于5日在被送还武器和火药后，将美舰用100艘小船拖出海港。

　　然而，农夫的善良往往经不住毒蛇一次次咬伤。在经历西方人一次次炮舰先行，威胁在后的入侵，[55]尤其是1854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利[56]用武力强迫日本“开国”并签订日本第一个不平等的《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后不久，日本开始“明治维新”，从意识形态上开始全面“脱亚入欧”：放弃东方儒道转采西方以利益为目标以实力为后盾的“狼”道。

　　1868年，日本国内发生明治维新运动。但这次维新运动在日本建立的并不是所谓“民主制度”，而是日本资产阶级精英们效法德国俾斯麦“铁血政策”建立的“以德国宪法为蓝本”[57]的军国主义体制[58]。1853年和1854年海上的失败使日本人意识到是海军而不仅仅是陆军关系到日本未来的命运。此后日本军事战略发生了由制陆权向制海权的重大转变。与此同时，马汉著作传入日本，得到天皇的重视和赏识，并对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19世纪后半叶，日本海军战舰吨位飙升，从1880年的15000吨，上升到1914年的700000吨，增长46.7倍，成为世界第七海上强国。[59]海军战力的增强提升了日本的国际地位。1894年7月，日本与英国和美国签订条约，并得到英国对其侵略中国和朝鲜的默许。25日，也就在日英条约签订后第九天，日本便发动了甲午战争，在海上一举击败中国。根据1895年的中日马关条约，强割中国的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及台湾，获进入南中国海的战略跳板，并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将福建划入其势力范围；此后，日本开始为用武力将俄国的势力赶出东北亚做准备，1902年1月30日，日本与英国签订同盟条约并获英对日本向俄发难的默认。1904年2月8日，日本向俄国在中国旅顺口的部队发起攻击，并在次年5月击溃俄在东北亚的全部海上力量，日本由此成为独霸东北亚的地区强国。1905年底，日本强迫朝鲜接受日本“保护”，1910年日本与朝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宣布“朝鲜国王将朝鲜的统治权永久让与日本”。时任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对此时的日本学习西方的“成绩”评价说“它已学会西方文明，它正在把此西方文明强加于其不易支配的邻国”[60]。

　　“日本的做法与当年美国迫使日本开国虽然如出一辙，但在实施上却有过之无不及”[61]。好好一个大和民族，就这样被西方的大炮教坏了，教得只知动粗而不知人语并为西方人认为同道的民族了。[62]对此，斯大林也以日本之道还治于日本之身。1945年8月8日，斯大林单方面中止1941年4月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63]向日本宣战，最终导致日本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就在9月 2日签订投降书的第二天，斯大林发表讲演，用日本人听得懂的语言直截了当地告诉日本人苏联出兵支持雅尔塔协定的理由。他说:

　　应当指出，日本侵略者不仅使我们的盟国——中国、美国和英国已受到了损失，而且也使我国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失。因此，我们自己还单独有一笔账要同日本算清。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1-13 08:47     标题: 欧美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81)

　日本早在1904年俄日战争时，就开始侵略我国。大家知道，在1904年2月，当日俄双方还在继续谈判的时候，日本利用沙皇政府很弱这一点，突然地、背信弃义地、不宣而战地进犯我国，攻击旅顺口一带的俄国舰队，想击毁几艘俄国军舰，从而为自己的舰队造成有利的形势。果然它击毁了俄国的三般头等军舰。值得注意的是，经过37年后，日本又对美国丝毫不差地重用了这种背信弃义的手段，它于1941年袭击了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基地，击毁了这个国家的若干艘战列舰。大家知道，当时俄国在对日战争中是战败了，于是日本就利用沙皇战败的机会，从俄国夺去了萨哈林南部，盘踞千岛群岛，并从而封锁了我国在东方的一切出海口——因而也封锁了通向苏联堪察加和苏联楚科特卡的各港口的一切出路。显然，日本是想把俄国的整个远东地区夺去。

　　可是，日本对我国的侵略行动，并没有到此为止。1918年，当我国已建立苏维埃制度之后，日本利用当时英、法、美对苏维埃国家采取敌对态度的时机，并依靠它们又来侵略我国，占领了远东，蹂躏我国人民，掠夺苏联远东达四年之久。

　　不仅如此。1938年日本又在海参威附近哈桑湖一带侵略我国，目的是要包围海参威，第二年日本又在另一地区，即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哈勒欣河附近进犯，企图冲进苏联领土，截断我国西伯利亚铁道干线，并把远东从俄国割裂出去。

　　……

　　的确，日本在哈桑湖与哈勒欣河一带的进攻被苏军击溃了，使日本人受到很大的耻辱。1918—1922年日本的武装干涉也被顺利地肃清，日本占领者从我国远东地区被驱逐出去了。但是，1904年俄日战争时期俄军的失败，给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回忆。那次失败是我国的一个污点。我国人民相信并在等待着总有一天日本会被打败，污点会被洗清。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今天，日本承认自己已被战败，并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了。

　　这就是说，萨哈林南部和千岛群岛将归还苏联，从此以后，这些地方不再是使苏联同大洋隔绝的工具，不再是日本侵犯我国远东的基地，而是苏联同大洋直接联系的工具，是我国防御日本侵略的基地。[64]

　　读这篇旧文，看今日历史，尽管经历了苏联解体的巨大变故，今天俄国人对日本北方四岛仍牢牢在手，寸步不让。联想起同样取得抗战胜利、以仁爱之心未占日本尺寸土地的中国，今天竟还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与日本人没完没了，令人扼腕感伤。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苏联共产党是在长期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认识并学会“与狼相处，就得学狼叫”道理的。斯大林太知道蒋介石国民党在1927年对中国共产党瞬间就背信弃义的本性和“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残酷，更了解1904年日本向俄国不宣而战的“狼”性。因此，斯大林与之讲话时便用直截了当的“狼”语。小蒋可能听不懂，老蒋不可能听不懂，[65]日本人与丘吉尔一样，更不会有任何误解。

　　西方人对自己是一套“人的逻辑”而对东方人则是另一套“狼的逻辑”。美国南北战争前后，美国在本土上反对英国对南方叛乱的支持，可在中国的政策却是“趁它存在之时去获得一切可能的让步，同时遵循一种按照国际法的原则不惹怒任何未来的帝国统治者的方针”[66]“最后谁统治中国，它就同谁打交道”。[67]1856年美国驻华全权专员巴驾给美国国务卿报告中一语交底：“长期的经验证明，西方的逻辑往往不适用于中国人”[68]。一方是“仁者爱人”加“之乎者也”，另一方是重商言利再加坚船利炮，正可谓“秀才见了兵，有理讲不清”。逻辑不通，近代中国与西方打交道时就总是吃亏。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Warren I. Cohen）先生对此解释道：“美国人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要求在中国获得权益，并且得到了这些权利；中国人要求在美国获得某些权益，却遭到拒绝。区别就在于：美国人不仅有自己的一套种族观念和政治信条，而且有炮舰作为后盾来强行推行这套东西。”[69]19世纪美国对华官方文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1869年8月31日美国国务卿菲什给美国驻德大使班克罗夫特的指示中就美对华政策交待得很清楚：“为了实施条约，必须进行另一次战争。条约所包含的特许权是用武力从该帝国政府夺取的。”[70]尼克松说得更明白，“抗议的声音，远在几千里以外，是听不见的”，[71]而不管这种声音是善还是恶。

　　不谙于“狼”语，在“与狼相处”时，人一定是要吃亏的，而在险象环生的国际关系领域，国家则一定是要吃亏的。不要说初入政界的蒋经国，就是深受盎格鲁撒克逊思维影响的政治领袖，如忘记了“狼”的母语，其国家灾难亦不可避免。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美国卡特和苏联戈尔巴乔夫总统。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1-13 08:48     标题: 欧美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82)

1976年，吉米•卡特当选美国总统（1977-1981）。“这位美国总统虽然在佐治亚州有很好的政绩，但对如何掌控世界头号强国的外交政策并未做好准备。他身处核子时代，面对20世纪70年代末的变幻莫测的世界，执掌美国大权和负责美国外交的人却没什么国际关系历练”；“作为一位善良而正派的人，卡特也相当傲慢，他以为能够撇开前任的失误，重新开始一切。像半个多世纪前的伍德罗•威尔逊一样，卡特指责前任政府的自私自利的现实政治，宣称美国的目标是重建其理想中的社会。对尊重人权的不倦的追求将是卡特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但结果却把朋友和敌人都搞糊涂了”。“勃列日涅夫认为，美国由于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丑闻而遭到削弱，而由一位优柔寡断和懵懂无知的总统领导着，此时此刻正是苏联加紧谋取优势的大好时机”。卡特执政期间，“苏联强权无论在何处都能所向披靡。苏联政治局成员们踌躇满志，认为不需要再出台什么新方针了”。当时苏联攻势逼人，差点将美国赶出印度洋。美国外交史学家孔华润写道：“这件事想起来都让人后怕。”[72]结果，卡特只干了一届，就为强势的罗纳德•里根所代替，里根政府（1981-1989）不仅扭转了美国的颓势，而且与乔治•布什政府连手一举击败与卡特一样满口“人权”却不谙“狼”语的戈尔巴乔夫，由此导致苏联解体。

　　总结这份国际斗争的经验，重温列宁对共产党的忠告，对中国的未来是必要的。

　　今天的中国已是一个步入资本世界并直面巨大资本风险的国家，而资本的本质是绝对赢利，但资本如为国家政权所利用它又绝对是政治的。一般而言，只有经过血泊的政治家才能理解政治的冷酷性。苏联共产党忍痛与德国签订冷酷的“布列斯特和约”，尽管这个和约为苏维维埃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可善良的和讲道义的布哈林同志很长时间想不通。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重义轻利且不注重军事工作，经历了1927年的“四一二”血泊后，才认识到，“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在这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73]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74]新中国建立之初，美国出兵朝鲜，威胁中国边界安全。毛泽东用实力说话，最终将美国定格在“三八线”以南。最后，毛泽东还是用盎格鲁撒克逊人习惯的现实主义语言与尼克松谈判，几天就确定了——当时中共党内也有许多善良的和讲道义的“左派”同志对此想不通——中美战略合作的基本框架。

　　“外交就是管理国际商务”。在这点上，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我们的先生。与商人打交道，就要学会商人的思维，第一代苏共领导人掌握了商人的思维，并由此在资本世界中大获胜利；戈尔巴乔夫不学也不会这种思维，并由此丢掉了国家。现在这种考验开始落在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人面前，我们不能只知道保持传统美德，而且更要认真领会列宁同志“与狼相处，就得学狼叫”的忠告，在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占优势的资本世界打交道时，仅有善良老实的东方美德是不行的，同时也要学会他们的“实力 + 势力范围 = 大国政治”的思维样式。“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75]，有了猎枪可以不用，但不能不会使用，更不能没有猎枪。不然，在国际斗争中真的与“野心狼”周旋起来，我们就会像东郭先生那样总是吃亏。这里我认为绝对有必要重提被美国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称为“亲爱的战略家”和他必须依赖的“在社会思想方面的第一流的教育家” [76]的美国海权之父马汉那句可被作为中国未来军事斗争借鉴思想的名言：

　　在这一方面，每一个认识到战争仍然可能发生并希望看到他的国家做好了准备的人应该首先具备这种观念：无论一场战争就其起因或性质而言在多大程度上是防御性的，认定战争只可能是防御性的将导致灾难。一经宣战，就必须积极、主动地进行作战。敌人不应只被挡在门外，而应被击败。你尽可以不从敌人那里获取什么，但必须打得他心服口服。[77]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历史是无情，变化是永恒的。“世界的一个时代接一个时代的变迁是一部宏大的政治戏剧，而战争就是其中一幅暴力性的场景。”[78]在国际关系中，只知道义而不知应变的反霸，其结果只是斯巴达克式的殉难；而只有应变能力而无道义的国家，其结果只能在失道寡助中衰落，有的还成为“东条英机”式的笑柄；而拥有道义力量，同时又具备多种应变能力的国家，才能最终崛起为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这既是当代国家战略能力成熟的标志，也是当代国家维护其战略利益必备的外交知识。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1-13 08:51     标题: 欧美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83)

注 释：

[1] 1066年，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1027-1087）渡海侵入并征服英国，自立为英王，称威廉一世。他没收大量土地，迫使全国领主效忠于自己，并编制《末日审判书》，以加强对农民的统治和剥削。
[2] 威廉二世（WilhelmII,1859-1941）德意志帝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1888-1918），威廉一世之孙。任内对内专制对外扩张。制定以争夺世界霸权为目标的战略。1897年派舰队强行占领中国胶州湾；1898年力图通过建巴格达铁路在近东伸长势力；1900年7月，出兵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参与瓜分中国领土的竞争；1905年、1911年，制造摩洛哥危机，与法国争夺在摩洛哥的殖民权益；多次插手巴尔干事务，加深德国与英、法、俄等国的矛盾。1914年利用萨拉热窝事件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爆发后逊位，逃亡荷兰。著有回忆录《1878—1914年大战爆发时的事态》等。
[3] 腓特烈一世（红胡子，约1123-1190），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152-1190；1155年加冕）。1152年3月在法兰克福当选为德意志国王。腓特烈企图以政治手腕实现对欧洲支配。自1154年起多次侵入意大利，焚毁米兰城。1155年6月18日罗马教皇为腓特烈加冕。1158年腓特烈发动第二次意大利战争。包围并征服米兰，召开龙卡利亚会议，确定皇帝权利，剥夺各城市的自由。腓特烈用从意大利征收的税金召募雇兵。1159年枢机主教罗兰特当选为教皇，腓特烈拒绝承认。1174年，腓特烈进行第五次意大利战争，为伦巴第联盟军所败。1789年腓特烈号召并参加第三次十字军东侵，1190年于途中溺死于小亚细亚。1940年12月8日，希特勒正式发布了进攻苏联的第21号指令，并以腓特烈大帝的名字“巴巴罗萨”作为这份作战计划的代号。
[4] 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著，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0 )，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20页。
[5] 转引自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
[6] 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
[7] 艾捷尔编，赵一凡、郭国良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365页。
[8] 艾捷尔编，赵一凡、郭国良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363页。
[9] 艾捷尔编，赵一凡、郭国良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364页。
[10] [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程逢如等译：《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8-19页。
[11] 王绳祖等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91、92页。
[12] [美]兹比格纽• 布热津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地位及其地缘战略》（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r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13] 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14] 这里值得提及的是，全球化并非工业社会的专利。在此之前，人类历史刚刚经历过从四大文明古国为辐射源的农业全球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居于强势地位的农业国家和民族最终或征服或同化了其他非农业国家和民族，由此使农业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居于主体地位，其中农业霸权国家依其高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农业资源（土地、人口、技术等）在其创造的贡赋体系中，吸吮其他弱势国家的资源。其他民族也曾对这种农业全球化浪潮进行过和平或暴力的抵制，这种抵制也曾对世界形成巨大的冲击，比如公元10世纪中亚游牧匈奴人对欧洲及大月氏人和13世纪游牧蒙古人对欧亚大陆农业民族及其王朝国家的冲击，其结果是征服者被被征服者所征服，这些征服民族无一例外地被农业全球化的浪潮所溶化。
资本主义在大不列颠岛的成功登陆，使原来被束缚在封建农业王朝中的手工业技术在资本的魔杖下释放出来并在资本的调度下创造出了“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正如中古时期的封建主义生产力以其农业技术优势征服了游牧民族等非农业民族一样，近代资本主义以其工业技术优势征服了自然经济下的农业民族等非工业民族：资本使城市市民变为最初的资本家，使封建的行会组织变为工场手工业，使封建地租变为利润，一句话，原先存在于农业王朝中的一切经济要素，如不转变为资本要素，就会被资本所溶化和吸噬。资本一旦出现，它就开始向世界漫流，资本流向哪里，它就在那里“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 这个被现代人称为“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就其实质而言，本质上就是资本全球化的过程。参见张文木著：《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关于“农业全球化”的讨论，还可参阅彼德•••A•考克莱尼斯(Peter A. Coclanis)：“来自过去的教训——历史语境下的农业全球化”，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编：《现代化研究》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1-13 08:53     标题: 欧美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84)

[15] “薄弱环节”， 套用斯大林用语，意即工业全球化一定要在农业全球化链条最薄弱的环节获得突破。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中说：“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通常一定要在它最薄弱的环节被突破，但是无论如何不一定要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无产者占百分之多少、农民占百之多少等等的地方被突破。”参见《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7页。
[16] 参阅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1卷（1648-1814），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260页。
[17] 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38页。
[18]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376页。
[19]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384页。
[20] “田中奏折”（1927年7月25日），王绳祖等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648页。
[21]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3页。
[22] 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
[23] 1798年后，面对拿破仑法国的崛起，无论是杰斐逊还是他的拥护者，都不愿意看到英国的崩溃。这一年，他写道：“英国的完全屈服不啻于一场大灾难。”他接着说：“但令人高兴的是，这不可能。”他在1803年指出，美国将会“大大遭殃，如果有什么灾难让人类失去了用来抵挡有时是所向披靡之洪流的这样一道防波堤的话”。转引自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
[24] [日]历史研究委员会编，东英译：《大东亚战争的总结》，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25] 与苏联人有长期交往经验的蒋介石明白这一点。1938年1月1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倭患急而易防，俄患隐而叵测也。”（转引自黄仁宇著：《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页。）直到1962年他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长希尔斯曼谈到他将对中国大陆的“单独行动”意图时仍强调：“只要中国国民党在长江以南地区采取军事行动，苏联人就不会干预。”来源：“中央情报局局长希尔斯曼致国务卿腊克斯克备忘录（华盛顿，1962年6月18日）”，详见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311页。
[26] 王绳祖等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5页。
[27] 欧文•拉铁摩尔，东方学家。生于华盛顿特区，幼随父前往中国。1915年就学于英国坎伯兰圣•比斯学校，4年后回中国。1920年在上海的报馆工作。1922年起在北平和天津阿诺德公司任职，会汉语、蒙语、俄语。1924年从事对中国的调查和著述工作。1926-1927年在中国东北、内蒙古和新疆等地广泛旅行和考察。后定居北京。1937年到过苏区，同年返美。1938年执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佩奇国际关系学院，次年任院长。1941年奉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之命出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次年返美后在战时情报局供职，负责太平洋战区工作。1945年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驻日经济代表团团长的特别经济顾问。同年出版《亚洲问题的解决》，主张帮助亚洲国家确立其在世界中应有的地位。1963年至1975年期间任英国利兹大学中国问题教授，1972年任该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麦卡锡主义时期曾受到调查，并被诋毁为“苏联间谍”。著有《通往土耳其斯坦的荒漠道路》、《满洲——冲突的摇篮》、《现代中国的形成》、《中国的历史和革命》等。
[28] 参见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29，案卷：11：“苏联大使潘友新1941年12月2日与拉铁摩尔谈话记录”。转引自[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80、369页。
[29] 卫林等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30]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975页。
[31] 亨廷顿：《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59页。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1-13 08:54     标题: 欧美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85)

[32] 就在印度在北方与中国发生边境冲突的1962年，印度首任驻华大使潘尼迦（P.M.Panikkar）发表《印度和印度洋》（Indian and Indian Ocean）， 对印度近代以来几乎所有重大失败都作了深刻的分析。他以明确无误的口气写道：“考察一下印度防务的各种因素，我们就会知道，从十六世纪起，印度洋就成为争夺制海权的战场，印度的前途不决定于陆地的边境，而决定于从三面围绕印度的广阔海洋。”“从近三百年的历史来看，任何强国，只要掌握住绝对制海权，又有力量打得起陆战，就可以控制印度帝国，独占其贸易，剥削其无穷资源。” “而今天的情形可不一样了。印度已经自由了，如果印度在印度洋上的权利不能由印度自己来维护，这个自由可说一文不值。” “今后，如果印度再搞纯粹大陆观点的国防政策，那是瞎了眼。”潘尼迦最后得出结论：“印度如果自己没有一个深谋远虑、行之有效的海洋政策，它在世界上的地位总不免是寄人篱下而软弱无力；谁控制了印度洋，印度的自由就只能听命于谁。因此，印度的前途如何，是同它会逐渐发展成为强大到何等程度的海权国，有密切联系的。”（详见潘尼迦著，德隆等译：《印度和印度洋——略论海权对印度历史的影响》，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1-2、81、87-88、87、89页。）
无独有偶，37年后，印度人民党资深要员，印度前外长贾斯万特•辛格（Jaswant Singh）在1999年发表的《印度的防务》(Defending India)一书中再次强调印度洋对印度国防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失去对印度洋的控制是印度近代亡国的重要“分水岭”。他说，“印度历史的转折点并不是最终发生在陆地上的冲突”，“我们只需思考一下17和18世纪的一个重要失误，就可正确地评价印度洋和通向印度海路的重要性。这个失误导致外国势力到达印度洋沿岸，最初是为了贸易，发展到后来就是为了征服”；“在这里，陆地上的胜利是紧随着海上的征服而来的”，“因此有必要承认，已经出现了一个意义重大的战略转移，即陆路被海路所取代”。（ 参见，Jaswant Singh, Defending India .Bangalore, Macmillan Press Ltd.﹐1999, pp. 265-267.）
[33]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10页。
[34] 1954年9月8日，在美国策动下，由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又称《马尼拉条约》。这是一个军事同盟条约，条约声明要用“自助和互助的办法”“抵抗武装进攻”。条约附有美国提出的“谅解”，对“侵略和武装进攻的意义”解释为“只适用于共产党的侵略”。条约还以议定书的形式，把柬埔寨、老挝和南越划为它的“保护地区”。1955年2月19日条约生效时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1962年7月日内瓦会议通过的《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不承认它对老挝的所谓保护。1967年起法国拒绝派正式代表团参加该组织的部长级理事会。1972年11月8日巴基斯坦宣布退出。1977年6月该组织宣布解散。
[35] 毛泽东：“印度不是中国的敌对者，是中国的朋友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页。
[36] 最早的罗马城是通过联合，归并附近村落的方式逐渐形成的。后来得名为罗马的那块地方，是与伊达拉里亚和萨宾人为界的一个拉丁姆最北部的居住地。约公元前1000年，这里连绵不断的山丘出现了原始村落群。公元前8-7世纪，各村联合为七丘同盟，其中主要的一个是帕拉丁。后来又并进萨宾的部落，在卡匹托里亚建立共同的城堡。及至公元前5-4世纪，阿芬丁又合并进来，居住地的四周建筑城墙，排干沼地，开出了广场，这样就逐渐形成早期的罗马。
[37] 1867年4月9日，美国参院以37：2的表决结果批准从俄国手中购买阿拉斯加的条约，英国驻华盛顿公使向国内报告说，这项条约是美俄联手挑战英国权势的一个信号。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27页。
[38] 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页。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1-13 08:55     标题: 欧美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86)

[39]“渡过卢比孔”（cross the Rubicon），出自恺撒抢渡卢比孔河的典故。恺撒（公元前100-前44年）是古罗马统帅和政治家，公元前60年与庞培、克拉苏结成前三头政治联盟。曾率军征服高卢（今天的法国），两度入侵不列颠，屡建奇功。公元前49年初，元老院与庞培联合，意图解除恺撒的军权并召之回国。恺撒致信给罗马元老院，表示愿意和庞培一同放弃兵权，但如果庞培保留兵权，他决不放弃兵权，否则就兵戎相见。元老院立即宣布恺撒为人民公敌。一场内战不可避免，恺撒迅速率军南下，于公元前49年1月10日抵达意大利边界的卢比孔河边。望着滔滔流水，恺撒停了片刻。因为他知道，渡河后就意味着对罗马宣战，结果是无法预料的。作为罗马帝国的英雄，他不愿看到国家陷入纷争。但同时他又别无选择，因为罗马元老院不但要撤他的职，还要置他于死地。恺撒把阴谋告诉了部下，他们一致宣誓要跟他回国讨还公道。于是，恺撒说出了一句俗语："骰子已经掷了，就这样吧！"就带着他的部队渡过了卢比孔河。恺撒的迅速和出其不意，令元老院和庞培惊慌失措，因为他们还没有作好迎战准备。庞培1月18日即率领一批元老及执政官逃离罗马。人民知道恺撒渡过了卢比孔河，都纷纷出城欢迎归来的英雄。恺撒占领了罗马，成了罗马的最高执政官，接着出兵西班牙，经过40天的战斗，迫使庞培在那里的军队投降，并于公元前48年6月彻底击败了庞培。后来人们就用“渡过卢比孔”（cross the Rubicon）来形容人们办事时的义无反顾和敢于承担风险的决心。
[40] 这里借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标题，反指俄国后来存在的与当年左派幼稚病相似并导致苏联解体的右派“幼稚病”。
[41] [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著，曹化银译：《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页。
[42] 参阅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1卷（1648-1814），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259页。
[43] “百日王朝”，拿破仑一世第二次统治法国时期的称谓。拿破仑1815年3月1日从厄尔巴岛逃出后，20日重返巴黎，到6月22日被迫退位，约百日之久，故名。
[44] 英美1794年“杰伊条约”， 参见艾捷尔编，赵一凡、郭国良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615页。
[45] “威尔逊致麦库克，1897年12月5日”，转引自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16页。
[46] “彼得大帝曾经说过，俄国人在远东只有两种选择：‘打仗或贸易’”。见胡礼忠、金光耀、沈济时著：《从尼布楚条约到叶利钦访华——中俄中苏关系30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页。
[47] 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24页。
[48] 列宁：“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79页。
[49] 转引自[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17页。
[50] 〔英〕温斯顿•丘吉尔著，魏群、高虹译：《二战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8-1059页。
[51] 恩格斯说：“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参阅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3页。关于黑格尔历史“恶动力”思想参见《法哲学原理》第18、139节以及《宗教哲学讲演录》第3部第2篇第3章。
[52] 参见梁之彦、曾景忠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112页。
[53] 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54] 转引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
[55] 18世纪至1854年佩利迫使日本开国，日本沿岸遭西方人不同程度的冒犯近30次。
[56] 佩利，（也译“培理”Matthew Calbraith Perry,1794-1858.）美国海军军官。1837年任“福尔敦号”军舰舰长。1847年参加“美墨战争”。继1853年率领美国舰队至日本之后，1854年又率领10艘军舰停泊日本神奈川，强迫日本签订不平等《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开放下田、函馆两口通商。
[57] 1868年起开始明治维新。政府“制定了一部以普鲁士德国的宪法为蓝本的宪法，对法制进行了改革”，并“从英国皇家海军请来的专家为日本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海军出谋划策，从普鲁士总参谋部请来的专家帮助他们实现陆军现代化。日本军官被派往西方国家的陆军和海军学院学习，尽管本国已建立起军火工业，但仍从国外购买现代化武器”。“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有着引人注目的政治义务，即实现国家‘富国强兵’的号召。对于日本人来说，经济实力和陆军实力是同步发展的”。详见[美]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251页。
[58] 明治维新后“军事工业和纺织业是日本大工业的重点，军事工业的发展尤其迅速”。 详见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下册），第89页。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1-13 08:56     标题: 欧美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87)

[59]详见[美]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247页。
[60] 转引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页。
[61] 转引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4页。
[62] 如果有人认为战后日本右翼的狼式思维有了很大的进化，那就大错特错了。1993年8月10日，细川护熙在就任首相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就20世纪40年代发生的那场战争表态说：“我本人认为，这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战争。”日本遗族会马上回应说：“细川的讲话让阵亡者的遗族难以忍受，我们要重建被东京审判歪曲了的历史观。”此后日本自民党内成立了所谓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并由19名日本政界、舆论界和学术界的“主讲人”进行了20场讲演，并汇集成册题为《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在这本书中第一章“大东亚战争的起因”说：“日本的战争责任常常被人们提起，但是弱国也应该为自己的弱小而对历史负责。国家衰弱未必是好事。有时，弱国应该为自己弱小而对历史有重要责任。当时的清国和朝鲜就是这样。”“朝鲜和中国也有相当的责任。由于自身的衰弱，从而招来了俄罗斯的侵略，也招来此后的动荡。这是朝鲜和中国应对历史负有的责任。”（[日]历史研究委员会编，东英译：《大东亚战争的总结》，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这是典型的狼式逻辑和语言：狼吃小羊是羊的过错，谁让你这么弱。如此推论，美国向日本投放原子弹也是正确的，谁让你打不过美国。日本右翼打了100年，战败后经过50多年，狼语一点不改。
[63] 《苏日中立条约》，1941年4月13日，日苏两国在莫斯科订立。1940年7月,日本大本营与政府联席会议通过《时局处理要纲》，欲乘纳粹德国横扫欧洲、英、法败退之机，武力南进，为避免南北两线作战，决定大幅度调整对苏关系。苏联为加强西线战备，也希望改善日苏关系。1940年12月日本驻苏大使建川美次奉命向苏联表明订立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意图，但苏联只同意订立日苏中立条约。1941年3月外务大臣松冈洋右访问德国，4月归国途经莫斯科，7日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展开缔约谈判。13日双方订立《日苏中立条约》，规定：相互尊重领土完整，互不侵犯；缔约一方若受到第三国攻击时，另一方保持中立；条约有效期为5年等。作为该条约附件，附加日苏分别承认蒙古与伪“满洲国”领土完整、不可侵犯的共同声明。《苏日中立条约》的订立，解除了日本大举南进的后顾之忧，加快其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步伐。条约内容参见王绳祖等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12-813页。
[64] “告人民书”，《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37-439页。
[65] 1942年8月1日，面对东受日本重创南有滇南吃紧的形势，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古训‘克己复礼’与‘忍让为国’者，乃对内之道，而非对外之言也。”蒋介石在参加开罗会议期间以丘吉尔为例多次谈到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特点。1943年11月2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盖以日本来余与邱吉尔氏相见，已有四次。认定其乃为一现实的英国式之老政治家，实不失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之典型人物，其深谋远虑老成持重，于现代政治家中，实所罕见。”11月30日，他进一步写道： “以开罗会议之经验，英国人决不肯牺牲丝毫之利益以济他人，彼此于美国之主张亦决不肯有所迁就，作报答美国求援英国之表示，其于中国存亡，则更不值一顾矣。……英国之自私与贻害，诚不愧为帝国主义之楷模矣。”转引自黄仁宇著：《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5、324页。
[66] “美国驻华全权专员巴驾给国务卿马西的报告”， [66]参见 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7页 。
[67] 参见 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2页 。
[68] “美国驻华全权专员巴驾给国务卿马西的报告”， 参见 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页 。
[69] 转引自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21页。
[70] 参见 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7页 。
[71] 裘克安等译：《尼克松回忆录》（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681页。
[72] 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30、431、432、433页。
[73]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546页。
[74]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4页。
[75] 乔羽词，刘炽曲：《我的祖国》。
[76] 阎文广、方生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17页。
[77]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404页。
[78]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396页。

出处：《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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