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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五四”和“五四”那个时代 [打印本页]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30 06:33 标题: “五四”和“五四”那个时代

目录
(1)杨奎松:“五四”有多重要？(第1－第8楼)
(2)傅国涌:五四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 (第9－第11楼)
(3)钱理群的演讲和答问：“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鲁迅(第12－第23楼)
(4)陈平原:走不出的“五四”？(第24－第28楼)
(5)「经济观察报」对话陈平原:走不出的“五四”？(第29－第32楼)
(6)冯崇义、杨恒均:九十年的变与不变，五四的希望与失望(第33－第36楼)

“五四”有多重要？

作者:杨奎松

首先要说明，我不是研究“五四”运动史的专家，甚至没有发表过“五四”研究的论文。北大有好几位研究“五四”的专家，历史系就有两三位，要是他们听说杨奎松讲“五四”，很可能会笑掉大牙。因此，团委的同学让我来讲“五四”时，我很明白地说明了这一情况，但是他们还是希望我来讲一讲，我想了想最后也还是答应了下来。我之所以答应，有一个很特别的原因，就是我几年前在讲授中华民国史专题课时，讲到有关“五四”研究的学术史，明显地感觉到当今围绕着“五四”问题的学术争论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矛盾。我一直对此有想法，因此就想借着这个机会把自己一直有些困惑的这个问题梳理一下。说实话，我原本没有想写提纲。周一团委的同学向我要报告的题目和提纲时，我还告诉她我没有提纲。周二我在上海上完课，周三开始准备今天的报告时，才发现我确实对这个题目不很熟悉，如果没有一个提纲的话，我大概很容易就讲跑了题。因此，我前天花了将近一天的时间起草这个提纲，昨天在来北京的飞机上还在修改补充。

一、定义：“五四”是什么？

要讲这个问题，先要澄清一个概念，那就是：我们这里说的“五四”是什么？关于“五四”的界定，学界通常公认有两个，即一个是从《青年杂志》创刊到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作为思想文化运动的“五四”，像什么文学革命、思想启蒙、“打倒孔家店”等等，都是作为思想文化运动的这个“五四”运动的内容之一。有关这个运动的根本诉求，有学者将其定性为“争人权”。

另一个“五四”，则指的是1919年围绕着反对巴黎和会损害中国山东权益行径而爆发的北京学生抗议浪潮，及其随后在全国范围内一度为响应这一浪潮而发生的罢课、罢工、罢市的情况。故又有称此一运动为学生运动的，或爱国运动的，更有称其为革命爱国运动，甚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有学者将其政治诉求定性为“争国权”，似乎也不错。

这两个运动在时间上是相互衔接的，二者之间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学界今天还有争论。但是在我看来，这两个运动无论有怎样的不同与区别，它们的目的其实是一个，那就是救国！只不过，新文化运动发起时，其立意在通过救人来救国；而1919年学生运动及其后续种种相关运动，则转为先救国后救人了。概要地说，前一个运动主要是着眼于在思想上除旧布新，对西方一切先进的思想取“拿来主义”。后一个运动则更看重行动，主张“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要想方设法寻找救国的最佳途径，谋“根本的改造”。

二、“五四”好耶？坏耶？

还在1960年，美国华人学者周策纵就出版过研究“五四”的专著，名为《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当时他曾归纳华人中对“五四”运动的三种主流评价为：

（一）共产党的解释———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发生的具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性质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爱国学生运动。

（二）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和传统派的批判———五四运动是中国的一场灾难。

（三）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五四运动是一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

过去几十年后，当今流行观点似乎依然如故：

（一）正统观点：“五四”的主旨是爱国、反帝，“五四”的意义主要在于开启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二）保守主义观点：“五四”是中国激进主义思潮的滥觞，中国近代以来革命不断、罪恶丛生、道德败坏，人性泯灭，都与激进思潮借“五四”盛行，破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密切关联。

（三）自由主义观点：“五四”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可惜半途夭折，因为，“救亡压倒了启蒙”（李泽厚）。林贤治几年前在《“五四”已死》一文中，对此做了更清晰的描述，即：第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创世纪”，表现出他们全面背叛民族文化传统的英雄主义行为。第二，五四爱国运动是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濒临结束的信号，甚至无妨视作一场提前举行的悲壮的葬礼。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5-4 14:05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30 06:39 标题: “五四”有多重要？(2)

这也正是我深感疑惑之点。保守主义观点认为它成功了，破坏力巨大；而自由主义观点却认为它虽意义巨大，却半途夭折，没有达到破坏的目的。那么，它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是破坏了，还是根本就没有形成什么巨大的破坏；它实际上究竟意义如何呢？我们因此不能不有所讨论。

坦率地说，这一争论的核心之点，其实是一个历史事实的问题。因此，我想我们理当先探讨一个历史问题，即“五四”为什么会发生？

总结起来，“五四”的发生至少有如下几个主要的历史因素或历史条件在起作用。

“五四”所以能够发生，首先必须有一批眼界不同以往，具有相当新思想，同时又有一定影响力的新型知识分子。戊戌变法时期、清末新政时期，以及辛亥革命前后，这样的条件都还不具备，因此也产生不了这样的启蒙运动。1915年以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之所以能够发起并促成了这场运动，根本就是因为他们有着留洋的背景，有着不同于以往的眼光和视野，同时在国内各大学身居教授之位并已形成了相当的规模。

一个《青年杂志》要能够发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还需要有大批的受众与之互动。在此之前，即使有相应的报纸杂志谈到类似的话题，也很难引起社会的共鸣，其原因就是读者数量太少。这个时候读者之所以极其广泛，就是因为经过清末新政废科举、办新学前后10年左右时间，国内已经有了大批新式学校和数量庞大的青年学生群体。他们中许多人，如“五四”中崭露头角的傅斯年、罗家伦等，又多半就是陈独秀、李大钊这类留洋归国知识分子的学生。正因为他们的存在和热烈的响应，才使得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呐喊与呼声，有了相当的群众基础，并得以形成持续的声势与广泛的影响。

任何一场思想启蒙运动，都需要大量的思想文化资源。中国的旧东西不能利用，就要借助于西方的思想文化和政治理论。过去虽然也有过大量的译介工作，但当年具有严复那样眼界的译者可谓凤毛麟角，多数的译介工作靠的是传教士通过同文馆训练出来、毫无新思想可言的外语人员，因而那个时候中国人能够得到新的思想材料就十分有限，译介的数量自然更少。而1915年以后的情况有了很大不同，一方面留学回国的有新思想的留洋学生越来越多，他们非常热衷于译介各种新的思想材料；另一方面大量的欧美文化思想资源陆续被译成日文，中国在日或留日归国的学生数以万计，包括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也都积极借助日文资料接受新思想，这些都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及其随后的“五四”运动，提供了相当充沛的思想启蒙材料。

思想启蒙要形成规模和效应，还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的社会物质条件，一个是城市化要发展到相当程度，一个是生产力必须发达到相当程度，亦即必须要有比较便利的铁路、电报、电话、报纸、杂志等等交通和信息同步传播的条件。清末科举废除之前，中国不仅缺少现代化的交通通讯条件，几乎没有可以提供给普通民众阅读的报纸杂志，就是城市化的水平也很低。因为科举的教育基础是乡村私塾，因此就连相当多有知识的士绅，也都住在乡下。清末新政以后，全国范围废科举、办新学、修铁路、兴实业，包括开放办报办杂志，到这个时候，城市化的规模和交通、信息传播条件已达到了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传播思想的程度了。

陈独秀等人之所以会一上来就着眼于文化问题，力主破旧立新，一是因为久有前车之鉴，即从所谓“师夷长技”，到变法维新，到辛亥革命等，种种变革或革命留下了太多失败的教训，在他们看来，惟有从社会改造入手之一法了。二是因为中国的现状距离世界潮流和先进国家实在差距太远，一方面列强环伺，弱肉强食；一方面中国自身又四分五裂，深陷不平等地位而无以自拔。现实的刺激使他们相信，必须先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尤其是要先从人的解放做起，然后才能依次解决其他问题。

还有一个原因同样是不能忽视的。即为什么在1915-1920年前后会形成这样一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式的思想解放运动？如果说在此之前各种条件不具备，那么为什么在此之后，中国也没有能够再度出现这样的局面？很显然，这里面也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在起作用。第一是当时中国尚能维持形式的统一与和平，以后中国长年陷于战争和分裂中，这样的全国性思想大讨论的热潮很难再现。第二是此时的中央政府处于极度弱势的地位，根本无力实施统制政策，更不用说什么报刊检查和新闻封锁了。就连青年人结党、集会，政府通常也只能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学生上街打砸烧，陈独秀随后上闹市撒传单攻击政府，北洋政权也只能拘几天然后交保释放了事。这些自然不能对主张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形成太大的压力。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30 06:44 标题: “五四”有多重要？(3)

由上不难了解，“五四”的发生，有很多具体的历史条件，少了哪条都不成。而为什么当时会有那么多留洋归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新式学校和青年学生？为什么会形成那样便利的交通条件和信息传播条件以及形成那样水平的城市化规模？……归根到底，都是源于1840年以来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后一系列社会历史变革的发生。

因此，我就得出了如下两个基本的结论：

第一，“五四”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更不是突如其来的，它其实是中国被迫打开国门，走向世界，因而被迫从传统转向现代的一段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必然会发生的历史环节。它所以会在1915-1920年这段时间发生，和以这样的形式发生，仅仅是缘于上述种种具体条件和具体环境的机缘巧合。

第二，因为“五四”的发生具有十分特殊的具体条件和具体环境，因此，它的取向、内容、规模、深度、命运及其历史的作用，也注定要受到当时中国与世界种种特定历史条件与历史环境的局限。

三、“五四”缘何转向？

有了这样一种判断，我们再来看“五四”为什么会中途转向，即何会有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问题，就不难有新的发现了。

其实，“五四”发展轨迹的转变，并不仅仅发生在启蒙与救亡两点上。如同我前面所言，“五四”的发动者原本就是从救国之一点出发的，至于先救人，还是先救国，这原本只是一个经验总结和认识方法的问题，并不妨碍其救国的初衷。因此，我们考察“五四”言论思想行动的变化轨迹，理当注意到它至少有两条大的变动线索：即从救人到救国和从人权到民主。

如果我们更具体地考察，就会发现，从救人到救国的这一政治诉求重点的转变，根本上其实还是从救国开始的。它的转变轨迹实际上可以列为：

救（大清）国———救种———救（中华民）国———救人———救国———救“省”

具体说来就是，从1840年以后，中国就已经存在着救国的问题了。只是，当时人们更多地还是从维系清王朝和大清国的角度出发，想的是如何拯救大清国问题。20世纪初开始，革命党日渐兴起，它们不再着眼于拯救大清国，反而是主张推翻大清国，另立汉人国家，因而提出所谓“救种”的问题，并为此而斗争。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华民国建立，但因袁世凯上台，违背了革命党人的政治诉求，革命党人再度发动革命，力图挽救中华民国，因而再有救国之说。但革命党之新发动，并未能解决问题，反而被地方军阀势力所利用，形成南北对立和军阀割据局面，这才有了陈独秀等知识分子弃救国而倡人权和科学的举动。其所图在通过根本变革旧政治、旧文化、旧道德等等，达到变革社会，进而根本解决救国问题之目的。但随着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救国问题再度成为燃眉之急，通过一点一滴的社会与文化变革实现救人目标的做法，又被无形中搁置起来。不过，由于对以往种种失败的记忆和面对现实政治的无力感，1919年之后不久，不少地方知识分子就已经转向救“省”去了。那意思是说，要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谈何容易，不如先一个省一个省地自行改造起来。毛泽东等就首倡学瑞士的样子，在湖南建立“湖南共和国”，主张以后再通过分省自治或联省自治的办法，建立中华联邦来解决大中国的问题。

除了政治诉求的重点转移以外，“五四”期间政治思想讨论的重点，即从人权到民主的转移，实际上也有着它的复杂变化轨迹，并非仅仅局限在“人权”或“民主（民治）”问题的讨论上。实际上，无论是人权，还是民主，在整个“五四”期间，即从1915-1920年间，也从未理论上得到过深入的辨析与讨论。如果我们比较同一时期各种相关的讨论，甚至会发觉，涉及到劳动问题、阶级问题，特别是1919年以后涉及到各种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可能还远比人权、民主（民治）问题的讨论还要充分得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涉及到“五四”发生的历史局限性的问题了。

首先是内外刺激。从内部看，从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群情激愤；到1916年袁世凯称帝，举国嚣嚣；到1917年张勋复辟，千夫所指；再到1918年中日军事秘约事发，学生上街……国内舆论和民众没有一天安静过。从外部看，1917年两度俄国革命，1918年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战胜，1919年巴黎和会，列强各国偏袒日本，损害中国权益，同样始终在激动和刺激着国人的神经。试想，在内外种种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接连不断地冲击着国人的这种条件和环境下，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如何能够理性地研究什么文化问题，如何能够置国家民族的种种危机于不顾，专心谋求个性的什么解放？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4-30 06:46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30 06:48 标题: “五四”有多重要？(4)

其次是中国自身历史条件的局限。简略言之，当时至少有下面几方面的历史局限：

比如，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的限制。这是因为，我们今天所谈到的作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孪生物的文艺复兴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都是以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意、法资产阶级，或第三等级迅速开始在政治上崛起为前提的。而1915-1920年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所发展，但其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尚未形成，对国家政权还处在严重依赖的状态，也因而尚未形成独立的阶级与意识。

又比如，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虽然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多数是个性解放的主张者，但是，传统的家国天下观在他们身上依旧印满了烙印。为救国而救人的变革初衷，其实也一样表现出家国一体，“转孝作忠”的传统思想的痕迹。

特别是留学生主导下的思想启蒙运动，本身就具有先天的不足。只要注意一下新文化运动发动者，即《新青年》杂志的编辑群体的学历，就可以很清楚地发现，他们中人除胡适一人是留美先学农后改哲学学成归国外，其余当时只有留日的经历，且多数从不涉足政治理论研究。他们不仅缺乏系统的理论学习与训练，而且这个时候对欧美的了解也多只是来自于书本，对西方政治思想及其理论更只是一知半解。他们仅仅是因为有留学的经历，因而对新思想、新文化与新社会充满了热情与幻想。但他们多少有些盲目的除旧布新的努力，却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存在着明显脱节的情况。

除此之外，作为有效表现形式的文化载体及文化传统的匮乏，也有影响。比较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法国的启蒙运动，其深厚的文化传统和绘画、雕塑、戏剧、诗歌、小说等普及大众的文化载体起了极为重要的传播和宣传的作用。但“五四”期间，中国知识分子可以利用的文化载体形式极其单调，除尚难形成气候的新诗和小说外，其余实在乏善可陈。因而，其影响力不能不深受局限。

我们在这里还应该注意到国民性格的影响。比较日本、印度等国，中国国民的性格较为急功近利是显而易见的。孙中山当年刚发动了一次失败的广州起义，流亡英国读了几部有关社会主义的书，就跑到位于比利时的第二国际总部，宣称中国虽然是一落后国家，但他所领导的革命一旦成功，将会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政策，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孙中山“毕其功于一役”的幻想，在毛泽东身上也有类似的体现。政治领袖如此，普通国人

（或曰汉人）其实也不例外。举个最容易明白的例子。1980年代初，我住的地方有一个路口的一个拐角处相关部门铺了草坪，并用铁栏围起，在铁栏外沿马路用水泥砖铺了一条要拐些弯的人行道。没过多久，我就发现许多行人并不沿着人行道拐那个弯，而是生生迈过铁栏从草坪切一条直线踩过去，没多久就硬是在绿油油的草地上踩出了一条寸草不生的黄泥路出来。本以为，这可能是一般民众的素质不高。不意，几年后，读葛剑雄的杂文，发现他在复旦大学里也有着同样的观察，学生们并不比普通市民的素质高到哪儿去。后来我到北大来工作，发现北大的情况也一样。二院门前偌大一片草坪，里面弯弯曲曲修了几条石子路，却还是有不少人一定要走捷径。因此生生从它的西北角到东北角，走出了一条光秃秃的土路来。其实，许多年来大家议论甚多的生活中的种种现象，像排队加塞儿、不等车上乘客下完便一拥而上先挤进去，过马路不等绿灯，包括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现象，即办任何事都要走门路、找关系，等等，都是我们国民性格的一种反映。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从主张“一点一滴”地改造社会，到转而寻求一劳永逸的“根本解决”之法，并能够引起许多人的响应，也同样不是偶然的。

由上可知，1915-1920年间，完全没有理性地讨论人权问题的客观条件，且人权问题不是，也不可能真正成为多数国民迫切要求解决的共同问题。正因为如此，即使在留洋归国的知识分子中间，对人权问题的重要性也很难达成普遍的共识。实际上，究竟是人权重要还是国权重要，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在中国也仍旧没有得到解决。因此不难了解，包括对所谓人权问题的理解，当年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的讨论，也多只会着眼于妇女问题、贞洁问题和传统伦理，如孝道对青年的不合理压迫等。对人权的基本问题，即人人得享自由权、平等权、财产权、反抗压迫权等，却极少能够有深入具体的理论阐述和研究。

既然讨论人权问题的紧迫性不可能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共识，那么，当国权问题迫在眉睫时，“外争国权”就自然会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而对政府及其政治的严重不满，也自然会引发人们对民主（民治）的向往。人权问题的讨论，很快转向民主（民治）问题的讨论，实属必然。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30 07:02 标题: “五四”有多重要？(5)

因为西方的政治民主根本是以对人权理念的认同为前提的，故对人权问题的价值及其意义，包括对人权的基本权利问题形不成真正的共识，所谓民主（民治）之类的主张，在当时也只能流于空谈。而巴黎和会上英美政府的表现，也在相当程度上大大减弱了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迷信感，这同样不可避免地会刺激他们努力另寻出路。

对民主政治的失望，显然便利了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等种种新思潮的泛滥与流行。原本就相信中国的改造只能从社会改造做起的中国知识分子们，重新回到“社会改造”的思路上去，几乎不可避免。随之而来的俄国革命的意外成功，特别是它抗击列强压迫和干涉的惊人表现，自然会引起中国社会舆论和众多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走俄国人的路”，求一劳永逸的“根本解决”之道，也正切合了众多国人的梦想。

因此，我们对“五四”作为思想启蒙运动的作用，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第一，如果我们把新文化运动看做是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那么就必须清楚地了解，它原本就是一个早产儿，其夭折实属必然。

第二，以1915-1920年前后中国内外事变频发，每每涉及到国家民族命运，尤其是1918年后国际上社会主义思潮汹涌激荡，大有取资本主义而代之之势，以国人性格，趋新逐浪，四面撒网，亦属必然。

第三，因为思想启蒙的条件不足，以及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手段及形式极为欠缺，因此“五四”对传统文化的实际冲击力必定十分有限。且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本营当时仍在农村，而中国城乡发展极不平衡，新文化运动期间少数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挑战，充其量也只能在城市知识青年中发生一些作用，对城市一般民众的作用如何都值得怀疑，更不论其对农村的影响了。

第四，如果说“五四”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发生过什么重大之影响，最值得重视的就是它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但第一，诚如毛泽东所言，中共的产生根本上是因为“俄国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非是因为中国发生了“五四”。历史文献证明，当年除陈独秀等人，还有好几拨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打出过“共产党”的旗号，并与莫斯科发生过关系，故即使没有“五四”，没有陈独秀，俄国人也一定会像他们这时在朝鲜和日本所做的那样，去推动张独秀或李独秀创建出一个共产党出来。或者换言之，只要有了俄国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共产党在中国的诞生只是迟早的事。因此，“五四”与中共的产生，二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第二，即使有了中共，在“五四”之后到1949年以前的20多年间，中国政治及其中国社会，整体上也并没有激进化起来。换言之，“五四”与中国传统的破坏和所谓“激进主义”的流行，二者间也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

四、“五四”破坏了什么？

既然人人都把“五四”视同“革命”和“破坏”，那么，我们不妨来看看“五四”到底想破坏什么，又破坏了些什么呢？我在这里给大家看看当年陈独秀等人的说法。

陈独秀在回答时人对他们破坏意图的质疑时曾经讲过：《新青年》同仁所要破坏的对象有孔教、礼法、国粹、贞节、旧伦理、旧艺术、旧宗教、旧文学和旧政治。其原因是：我们“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既然向旧传统进行了挑战，它也就自然会有所谓破坏。问题是，陈独秀等人当年攻击了很多旧的东西，实际上到底哪些东西被这次运动破坏了呢？或者说，哪些只是被这次运动局部破坏了，哪些是过去就已经破坏或已在破坏中的，这次运动又顺势加以破坏了呢？特别是，哪些是运动发动者想要破坏，事实上并没有破坏成的呢？对此，恐怕要做一点具体分析才行，而过去的讨论太过笼而统之，一概而论了。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4-30 07:09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30 07:14 标题: “五四”有多重要？(6)

我们先来看孔教。孔教作为旧政权的偶像，在实际生活中被破坏了吗？有关这一点，我们可以读一下鲁迅的日记。鲁迅自1913年起就作为教育部官员一直参与当局祭孔大典，直到“五四”之后的1924年。他的体会是，当今的权贵者其实只是拿尊孔做争名夺利的“敲门砖”罢了，而中国的一般民众，虽称孔子为圣人，心里却不真觉得他是圣人。其实陈独秀对此也讲得很清楚：“‘孔教'本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应于民主国宪法不生问题。只以袁皇帝干涉宪法之恶果，天坛草案遂于第十九条附以尊孔之文，敷衍民贼，致遗今日无谓之纷争。”由此可知，其实陈独秀等人这时之反对孔教，并非是因其仍有怎样的偶像作用，而是因担心袁政府的倒行逆施会导致孔教的作用死灰复燃。

再看旧伦理、旧礼法。这些恰恰是孔教的关键所在，亦即中国伦理政治之本。实际上，自民国以来，旧伦理、旧礼法一直到清末新政革新以来各种新制度和新政策，包括受到来自西方文化影响和思想观念的冲击。如三从四德、贞洁、孝道等等观念，以及一些传统礼法，在城市居民中已开始部分地被动摇或改变了。吴虞辛亥之后与父亲打官司争家产，就反映出了这种情况。故新文化运动说起来不过是进一步将这种冲击公开化，并上升到观念意识的层面上来了。但是，无论是发自民间，还是发自新文化运动，旧伦理及其旧礼法作为中国多数民众的观念和礼俗习惯，并不曾因此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再看旧政治。坦率地说，新文化运动，也包括1919年以后倡言社会改造的“五四”运动，都从未真正对中国政治产生任何明显的影响。中国政治运行及其问题依然如故，就连传统儒教的核心内容，即所谓“三纲五常”，也只是换了一种形式被统治阶级扬弃改造后，就重当成了新的意识形态的统治工具。

再看旧宗教。首先，汉人原本即无宗教观，反对旧宗教对多数汉人并无多少利益妨碍。但另一方面，释道基督，信者自信，新文化运动也无法改变这些信众的信仰选择，自然也无法动摇释道基督各教在近代中国已有的地位和影响。

再来看旧文学和旧艺术。简言之，1.《新青年》自1918年起改为白话文，并大力推动白话文运动，的确造成了文言文统治局面的改变。但是，第一，白话文的日渐流行却并非自新文化运动开始，自二十世纪初以来，白话报纸和小册子就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日渐流行了。白话文在文化层面取代文言文，是迟早的事情。2.新文化运动成功地推动了新诗的创作，但旧体诗词的地位也并未因新诗的流行而发生根本动摇。3.“五四”期间，西洋话剧开始在知识青年中流行开来，但民众的偏爱却仍在传统的艺术形式上。4.由于众多留洋学生回国带回西洋画法，使传统画法受到冲击，但传统画仍有广泛的市场和需求，故其并不因西洋画的出现而寿终正寝。

最后我们再来看所谓“国粹”。像中医之类的纯粹中国的玩艺儿的确在“五四”期间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而一度遭到留学生们的贬斥，但是“五四”真的破坏了这些“国粹”吗？非也。新文学运动相信中国什么都不如人，不科学，但运动后不久运动的许多参加者就已经开始反省，并开始着手从中国人文传统中找好的东西来继承了。

1920年代初“整理国故”的兴起，就是最为明显的一个例子。事实上，情况还不仅如此。由于“五四”诱发了“救国”热，也因此刺激了国粹主义的抬头。故“五四”后不久，随着“国学”的复兴，“国医”、“国术”、“国画”、“国乐”、“国剧”等原本民间的种种玩艺儿，反而先后在国人的共同作用下，并经由政府批准，先后兴旺发达起来。换言之，新文化运动尚未真正发生影响并作用于社会，1920年以后就已经被腰斩了。

如“国医”。五四运动之后，中医界就接连发起反对“废止中医”的斗争。

1930年国民政府筹建“中央国医馆”，并于次正式成立，“全国许多省份随后也都成立了分馆。

如“国乐”。五四后刘天华于1921年首创“国乐研究会”，揭出“国乐”大旗。1927年得蔡元培、赵元任等人支持在北大创立“国乐改进社”，使中国本土音乐得以继承与创新。

如“国剧”。五四后闻一多等即力倡国剧，主张由中国人演自己的故事给国人看。后经梅兰芳、齐如山等成立国剧学会，创办《国剧画刊》等迅速形成气候。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30 07:19 标题: “五四”有多重要？(7)

如“国术”。五四后各界开始提倡国术，并于1927年由张之江、蔡元培、李烈钧等正式提出“国术”一词，报国民政府批准，正式成立了“中央国术馆”，并在全国各省、县成立了地方性国术馆，初步形成自上而下的国术馆体制。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级别的体育管理机构。

如国画。经过徐悲鸿等人的努力，中国画的技法不仅得以改良，而且得以进入高等教育的殿堂，与西画分庭抗礼。新兴的“国画”与传统的院体画、文人画和工匠画有血脉相通的渊源关系，同时又具有创新元素，加上国画本身根底厚，名家多，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技法传承，大量古典著述和作品也借助新的印刷手段而广泛传播。

五、“五四”自败的例证

英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断定，任何一种人类文化，都有它的持久性和独立性。事实上，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断裂与被改变，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必然要经历相当漫长的时期，并且要有相当的社会变革的基础。“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不可能对旧的文化和旧的传统造成破坏性的后果，其原因恰恰就在于它远不具备这样的时间和基础。盲目的破坏与改造，很大程度上连破坏者或改造者自身都无从适应。换言之，传统的东西并不那么容易被破坏，因为破坏者自己实际上往往就还是旧传统的背负者甚或继承者。而当传统依旧流淌在多数国人的血管里的时候，破坏者即使想不妥协，也很少可能。

以被胡适当年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为例。吴因在《新青年》上发表《吃人与礼教》、《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等文章，倡言“非孝”，因而受到胡适的重视。但吴虞骨子里却是一个深受旧传统、旧文化影响的旧文人。仅举两例：

（1）旧礼法的影响根深蒂固。

吴虞在“五四”期间的1920年3月21日首次致函胡适，充分表现其人非新式人物也。函称：

适之先生道鉴：伏处西陲，钦仰高风久矣。顷接女桓来书，敬悉先生起居曼福，又承介绍女桓，且为担保，感荷无量，叩头叩头。……弟前做《说孝》一篇，此间颇多反对，甚至于卫戍司令部控告弟同孙少荆为过激党，真可笑矣。此篇曾经邮寄教正，不知到否。……《星期日》现改上弟编辑，先生如暇，敬乞赐稿一二，以光芜报，至感至盼。手此，即颂著祉。弟吴虞再拜

《新青年》倡导白话文已有两三年时间，鼓吹破除旧礼法也已多年，吴去信本为响应，但信之格式、语言全为旧派。不仅“道鉴”，还谦卑至极地满篇用些“伏处”、“钦仰”、“敬悉”、“敬乞”之类的用语，甚至还要“叩头”及“再拜”云云。再看看他的照片，仅从衣着上就一点也找不到他新派的影子。

（2）旧文化、旧伦理的影响如影相随。

查吴虞日记，我们发现他从1915年开始就不断买婢蓄妾，还挑三拣四，又要看嘴唇厚不厚，又要查有没有狐臭，买到后还不许回家探亲。1931年60岁，1939年年近70岁，还先后纳过两妾，都不过十六七岁。其做北大教授时一边写信调查妻子在老家是否规矩，一边自己出入妓院，喝花酒，争名妓，甚至把给妓女写的诗印成传单供妓院散发，还投稿到报上去发表。而对自己的妻女妾婢，却极为专制。如此之反孔“英雄”，实为那个时代新旧思想矛盾冲突的产物，时代之未到启蒙阶段，显而易见。

因为新时代之未到，故仅靠人为破坏或创造，也大都经不住环境的作用和传统的作用，改了也会变回来。仅以胡适为例，我们只要注意到其“五四”前后书信中称谓、用语及格式的变化，就不难看出传统与环境的影响在胡适的身上有多么大。如1907年他给年龄接近、但两人系叔侄辈的“发小儿”胡近仁去信，称谓是“近仁老叔大人尊前”，又是“老叔”，又是“大人”，还要“尊前”，内文谈及胡近仁均称“吾叔”，胡的话或文，甚至还要用“辱示”或“垂示”，信末还要“道安”并“顿道”，真可谓礼数周到，恭敬备至，极合传统礼法。但1914年胡留美后，其称谓就有了变化了。“大人”、“尊前”之类的没有了，变成了“近仁老叔足下”，内文中也不再太过讲究礼数了，不过“首”依旧要“顿”，谦卑之词也还在用，如“乞寄示”、“乞见示”之类，还是文言文写法。而等到他开始发起文学革命，开始猛攻旧礼教、旧礼法时，其信称谓之类的变化就更明显了。如1918年给胡近仁信，辈分的称谓不见了，仅直呼“近仁”，并加一“老友”以示亲热。落款也只剩下一个“适”字，只留了一个“上”以示尊重。到1920年，胡适干脆完全用白话文写信了，“老友”和什么“上”之类的，都不用了，变成直呼“老近”了。

由上不难看出，“五四”破坏最多的，不过是所谓旧文学。但白话文的兴起，包括孔教地位的动摇，则不能都归因于“五四”。至于旧伦理和旧礼法，虽受到挑战，但也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受到了冲击。而旧政治、旧宗教、国粹等，则基本上不曾被改变，既有挑战也败得一塌糊涂。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4-30 07:29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30 07:30 标题: “五四”有多重要？(8)

然而，等到“五四”运动过后，特别是胡适在国内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大，交际越来越多之后，他逐渐又开始往回变了。如1928年以后再给胡近仁信时，我们就发现，他又重新开始注意两人之间的辈分了，又开始用“近仁老叔”的称谓，并重新在落款时写上一个“上”字，正文虽仍用白话，却不忘“赐”呀，“乞”呀的，分明是又很在乎礼数问题了。

事实上，“五四”后，为适应在中国的生存环境，胡适早已抛弃了“五四”期间曾经被他认为是最合理、最平等的种种西式的交际方法，又回归到传统的格式上来了。为了表示自己对对方的尊重，其信函中各种敬语不厌其烦，凡提及对方时甚至还会按照旧礼法换行或空格，提及自己时则一律以小字，并使用谦词以示尊卑之别。

除了尊从传统礼法与人交际外，我们从胡适“五四”前后的衣着变化也不难注意到其骨子里传统的影响既深且固。

从大量胡适生前的照片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在出国留学前一直如当时国人一般，着长袍或长袍马褂。到美国后，胡适很快适应了那里的环境，开始穿西装，打领带。但他1917年回北京大学任教后，我们就会注意到，留美回国，且主张再新派没有的他，却不像许多留欧美回来的教授，几乎从来不穿西装，而是始终身着长袍。只是当他1937年再度出国，和1938年就任驻美大使之后，我们才又看到在美国的他穿上西装了。而1946年他刚一回国就任北京大学校长，马上就又换上了象征着传统的长袍马褂。包括1948年在与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们集体合影时，几十位归国学子几乎一色的西装革履，他却依然是一袭长袍，坚持不穿西装。（参见左栏图）

综合胡适“五四”后生活和工作中处理新与旧及传统与现代关系时的种种做法，我们不难了解蒋介石何以对胡适颇多推崇了。蒋介石在1962年胡适去世时所送的挽联，可以说最准确不过地概括了胡适的这一特点。其联称：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代表。

六、“五四”后传统延续与反传统的较量

“五四”以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像胡适这样思想新、伦理旧的人自然不在少数。尤其那个年代蒋介石国民党占据着统治的地位，除了早年通过“五四”接触了不少新思想以外，掌权后的蒋介石对“五四”向无好感。这种情况下，以蒋为首的国民政府自然不会按照“五四”当年的方向去改造中国社会。不仅如此，1934年蒋介石还以发动新生活运动为由，大力普及“礼义廉耻”的传统伦理思想教育，并再度通过提倡纪念孔子诞辰来号召社会尊孔。在其1943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他对传统的留恋和推崇的情绪，可以说表现得更加清晰和明确。

同样，我们也一样可以从蒋介石一生的着装上，清楚地看出蒋对传统的执着。从蒋的大量历史照片可以看出，蒋一生主要着装为三种形式，即军装、中山装、长袍。过程是早年长袍，以后主要着军装，50岁以后多着中山装，重要场合通常着中式长袍马褂。蒋显然视长袍马褂为礼服，并习惯以长袍为日常生活的便装，其重视此一服装的民族传统形式和象征意义的倾向，可谓一望而知。（参见右栏图）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这里无法具体说明中国传统断裂的历史经过，但仍可以通过几张照片让大家了解新旧中国变化之大，由此也能够从一个侧面说明，1949年前尽管有过“五四”，中国基本上还处在一种旧传统的延续之中，其受西方影响之变固有之，但演变之速度相当缓慢。它与1949年之后所发生的变化相比，实难同日而语。（参见下通栏图）

最后是我今天讲演的结论：第一，“五四”只是中国近代历史变动和转折过程中的一个节点而已，其固有革命的或破坏的作用，但和其他历史节点相比，无论其口号激进与否，至少其作用及影响都极为有限。

第二，“五四”后至1949年，新文化运动中发生过的任何挑战与破坏，都未能对中国社会传统文化构成任何根本性的威胁，更谈不上普遍的破坏和摧毁。中国社会自身的变革，依旧保持着渐进的步伐，并未因“五四”而中断或瞬间激进起来。

第三，1949年以后所发生的对旧文化、旧传统的彻底破坏，既是与其他种种外部因素的作用力密切相关的，也是新政权出于创立新社会的考量着力破坏旧的社会基础的一种结果。但这个新社会的理想与模型，却全然不是源自于“五四”。

当然，诚如前面说到过的，“五四”既然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必经的现象，从新旧文化冲突的角度，“五四”再有局限，也有其自身的意义。其一，它清楚地反映出受到西方“科学”、“民主”、“人权”等现代观念刺激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谋求思想解放的不顾一切的努力；其二，它客观上也造成了中国近两千年以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的一次难得的再现。

文章来源: 「南方新闻网」(2009年4月27日)
※图片省略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30 19:12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5-1 09:24 标题: 五四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9)

五四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

作者:傅国涌

　以往我们对“五四”的理解有很多误区，我简单地概括并列举一些：将“五四”单一化地理解成全盘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将“五四”政治化，认为“五四”使马列主义在中国出现，甚至还有一个极端的说法是“五四”导致了“文革”；将“五四”狭隘化，纯粹看作是1919年5月4日学生上街游行以及由此引发的学生和民众运动。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误解，比如说“五四”是不主张私有制的，“五四”只讲思想、不讲制度，那一代知识分子没有对制度进行讨论……诸如此类，实际上跟“五四”的真实面貌都有差距。

　　那是值得生活的、非常有魅力的时代

　　我所理解的“五四”不是1919年5月4日发生的事件，而是1919年前后那个时代，是五四时代。在我心目中，“五四”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只是一个较好的或者次好的时代。而在整个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大凡追求最好的，收获的很可能是最坏。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存在最好，只有更好的、较好的、次好的。如果这么说，“五四”就是一个值得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时代。

　　我所了解的“五四”不是一个政治的“五四”，也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的“五四”，而是一个社会的“五四”、经济的“五四”，是一个全面的、多元化的“五四”。我留意过五四时代的经济史，发现今天讲的民营经济这些东西，在五四时代是天经地义、根本不需要讲的。今天的老百姓要创办一家私营银行，恐怕还有制度的障碍，但在五四时代，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有能力、有勇气，甚至不需要巨额资本，就可以注册一家民营银行。从1915到1925这10年间，中国出现了大量的民营银行。最早的海归派之一陈光甫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本金只有7万元，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小的银行，但很短时间内就发展成了上海举足轻重的大银行。陈光甫后来被称为“中国的摩根”，在美国、欧洲享有很高的声望。所以，抗战时国民政府才会派他和胡适到美国去借款。作为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留学生，他没有资本，也没有显赫家世，白手起家创办银行，而且做得非常成功，创立了很多在金融业界可以成为标本的做法，包括一元钱起存——今天看来十分平常的事情，在90多年前的中国却是创举。

　　五四时代不仅可以随便办银行，更可以自由创立企业。另一个海归派、一代“棉纱大王”穆藕初，回国后就创办了一系列的纺织企业。荣德生、荣宗敬号称“纺织大王”、“面粉大王”，尽管他们创业的起点是1900年，但他们的企业真正做大、起飞也是在五四时代。那一代民营企业家几乎都在五四时代发扬光大，成为各自领域的“大佬”。其实，什么私有制、股份制、民营企业等，都不是新生事物，在五四时代早已是稀松平常的事情。谈论“五四”是不能离开这个经济背景的——那确乎是一个社会经济多元化的时代，经济的多元化促进了思想的多元化。

　　回看“五四”不能只盯着北大师生。我们现在提起“五四”，往往只看到学生、知识分子，其实那个时代企业家的声音一点都不亚于知识分子——他们的声音大得很，而且更有实力。他们跟我们这个时代的企业家完全不是一回事。那个时代的企业家本质上还是读书人，无论是留学归来还是没有什么学历的，无论什么出身，他们都对国家和故土怀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情感。这种情感绝不是今天“抵制家乐福”那种情感，它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对这块土地的连带感，他们要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这块土地——这种爱国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画一颗五角星在QQ头像上。这些企业家今天看来更像读书人，他们的业余时间都爱看书。我发现这些做得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他们的休息时间，特别是晚上，常常是在做跟国家命运有关、跟文化有关的事，而不是跟娱乐有关的事。

　　回看“五四”，不能只看当时的北大教授们怎么想、怎么做，而应该把那个时代企业家想什么、做什么和北大的师生做什么联系在一起，才可看出那个时代更完整的面貌。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5-1 10:11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5-1 09:29 标题: 五四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 (10)

此外，我们不能只看北京这个政治中心在做什么，还要看看省会城市，甚至更偏远地方的人在做什么。“文学研究会”是在北大发起的，但在江苏苏州一个叫甪直的小镇，有一位小学教师叶圣陶，虽然生活在小地方，但他跟北大师生的精神生活是同步的，他也是“文学研究会”11位发起人之一——因为叶圣陶有个中学同学在北大读书，他们就可以这样连在一起。而北大学生也绝对不会认为叶圣陶是小学老师，没有读过大学，跟我们混在一起做发起人会有什么不得体。那个时代的人们对这一切都感到很正常。

　　言论自由对五四时代的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你想创办报刊就可以创办。当然那个时代也有压制言论自由、关闭报刊的事，但关了报馆可以再开，这在法律上没有限制。结社自由在那时也是稀松平常的。周恩来们在南开有觉悟社，毛泽东们在长沙有新民学会。如果过多地把目光局限在五四时代军阀统治的维度上，只看到军阀混战，只说外国压迫中国，可能会过于片面——包括上海的租界本身也是个悖论，租界在带来治外法权、国中之国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加先进的文明，带来很多新事物，比如说“律师”就是在租界里面先示范而后影响全国的。甚至一些非常细小的事，比如街道的整齐、自来水的出现、电灯的出现都是模仿租界。中华民国作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之所以在中国产生，租界也是有贡献的，上海的租界保护了许多革命党人。

　　“五四”时当政的徐世昌恰好是文人总统，而不是一介武夫。在徐之前，黎元洪也好，袁世凯也好，以及后面的冯国璋、段祺瑞、曹锟、张作霖这些人，确实都是军阀。虽然徐世昌是从袁世凯的幕府里走出来的，但是与拿枪者有所不同。在他当总统期间，正好是“五四”的黄金时代。文人政府当然比张作霖这些人要收敛，要更为节制。几乎家喻户晓的是，“五四”学生上街的手段是很激烈的，把赵家楼烧掉了，把章宗祥打了。这些事情在法律上都是可以讨论的，并不一定都是爱国行为了，而且曹、陆、章都是“卖国贼”这种说法也是值得讨论的事情。学生运动本身，就是“五四”上街这件事也是值得反思的。当时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后，一部分比较激进的学生直接往赵家楼去，然后放火、打人。当时北大教师梁漱溟就写文章说这样做是违法的，不能在爱国的旗号下为所欲为，爱国不是万能灵药，不能打着它的旗号做法律之外、人情之外、天理之外的事。

　　那个时代才能产生真正学贯中西的人

　　回到“棉纱大王”穆藕初。他在自己创业不久、赚的钱不是很多的情况下，竟然计划拿出一笔巨款，在经过“五四”洗礼的学生当中选五个人，赞助他们赴欧美留学，这完全是用民间的方式建立基金会。穆藕初委托蔡元培（以及胡适、蒋梦麟、陶孟和这些人去辅助）物色候选人，最后选出段锡朋、周炳琳、罗家伦、汪敬熙、康白情（他们在五四运动中都有突出表现，此时却被激进的学生们讥讽为“五大臣出洋”）。这五位学生回国后在学术等领域都有建树。

　　在五四时代，企业家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是非常默契的。穆藕初到北京，都是跟蒋梦麟这些人游玩，而不是去跟达官贵人往来。企业家的心中有一种对知识的敬畏，对精神的敬畏。那个时代，传统的东西并没有失落，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传承到1919年前后的那几年，不仅没有被反掉，而是有非常好的传承。中国文化温情、美好的一面，在那些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的身上仍保留着，西方文化中进取、向上的一面，他们身上也有了。也只有那个时代才有可能产生真正算得上学贯中西的人。

　　林毓生先生有个著名观点，认为“五四”是全盘反传统，是要打倒中国的传统文化。鲁迅讲“青年人不要读中国书”，胡适讲“中国百事不如人”，钱玄同讲“废除汉字”……这是老师一辈的一些言论，学生一辈的傅斯年、罗家伦也有类似说法，但在这些片言只语后面，仔细看“五四”的代表人物，老师一辈的胡适甚至那位“只手打孔家店”的吴虞恰恰都是熟悉传统文化的人，而且一辈子都没离开传统文化。胡适晚年致力于《水经注》的版本研究，鲁迅虽然叫别人不要读中国书，尽量读外国书，但他自己读的还是中国书多。弟弟周作人说鲁迅读得最多的是野史，所以鲁迅的精神资源很大一部分还是来自中国文化。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5-1 09:31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5-1 09:47 标题: 五四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 (11)

所以，不能只看这些人说过几句貌似很激烈的话，就断定他们是全盘反传统的。事实上，当时北大的学生有主张白话文、办《新潮》的，也有主张文言文、办《国故》的，校方都给予了支持。在北大，马克思主义者可以搞自己的小社团，甚至在北大校刊上公开发表马克思主义社团的宣言，但北大讲其他主义的更多。任何主义，任何不同的思想、主张，都可以在北大同时并存。这就是蔡元培讲的“兼容并包”，它在当时不是一句空话，也不只是北大这么做。杭州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也办了类似于《新潮》的杂志《钱江》、《双十》，但同时有一个反对白话文的学生凌独见一人创办一份杂志，就叫《独见》，背后也有一些老师支持，这本刊物全部用文言文，不带标点。

　　这才是真实的“五四”。那时没有游行示威法，上街集会、游行是天然拥有的权利——那个时代真正是“大社会、小政府”，北洋政府比较弱，政府越弱，社会越大，社会的空间越大，所以才会产生相对开放、相对宽松的时代。

　　后人回眸那个时代，总感觉隐藏着什么不同的东西，其中一个不同就是中国文化的根还没有被切断。胡适们虽留洋多年，但骨子里仍是传统的中国人，他们身上有中国文化的一面。我们不能狭隘地把中国文化理解为儒家文化、“四书五经”那一套。中国文化有很多侧面，特别是我们现在忽略的东西，比如说中国文化中非常强调地域文化，每个地方的文化都独具个性魅力。胡适就是典型的徽州文化的产儿，虽然有西方文化给他的滋养。鲁迅身上带有江浙文化特别是绍兴文化的印痕，包括一些负面的因素也是绍兴文化带给他的，但是他最有魅力的一面同样是地域文化带给他的。抗战、“文革”，一轮又一轮对文化的毁灭，对文化的伤害，到最后不但切断了几千年精英文化的根，也切断了草根文化的根，切断了地域文化的根，而地域文化恰恰包含一个人安身立命最需要的东西。今天的四川人、陕西人可能差异不大，但在50年前、100年前，其差异是非常大的。地域文化如果传承、延续下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抗大一统王朝的压榨，因为每个地方有它自己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连换王朝也换不了的一套文化、习俗等。

　　不幸的是这样一个时代很快结束了

　　如果说“五四”是全盘反传统，乃至导致了后面的“文化大革命”，这在历史的链条上很难找到印证。“五四”和“文革”之间没有任何可以连接的地方。“五四”强调的核心词之一就是独立的个人主义；五四时代最流行的主义是无政府主义，这是政府打压的对象。那些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人品好，如巴金，再如三十几岁就病故的辛亥革命元老刘师复——他不要政府，干脆连姓也不要了，就叫师复。无政府主义在当时还是一股非常向上的思潮，青年毛泽东也曾被吸引。这股思潮只开花不结果，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它曾经的意义和价值。追求无政府主义的本身也是对社会公正的一种诉求，不是简单地去建立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天堂。五四时代，政治看上去甚至有点边缘，因为社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人们就不太把政府说的话当回事，社会的价值评判体系并不掌握在北洋军阀手里，总统、总理、总长不代表真理。“五四”的最深的魅力就在这里——权力中心和真理中心不是合一的，而是分离的。人们跟政府之间，跟权力之间保持着一种相对游离的状态。我们还不能说那时已有了非常成熟的公民社会，但至少有相对独立的个人空间，有相对独立的民间社会，从经济上看是这样，从文化上看是这样，从政治上看也是这样。不幸的是这样一个多元的、有各种可能性的时代很快就结束了。

　　若概括“五四”的特征，第一个重要特征当是社会的出现，或者说社会的解放。我们现在也讲思想解放、个性解放，但最本质的解放应该是社会的解放。只有社会解放了，思想解放、个性解放才不至于成为空话。真正的解放是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某个救世主来为你做主，来解放你。

　　第二个特征是语言的转换。虽然文字只是一个符号，一种表面的东西，但是它的背后是思维方式的转换。文言思维和白话思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思维，文言相对更具有贵族性，是少数人拥有的权利，而白话就是口头随意说的话。一个时代选择一种语言作为主要语言，思维方式也必会随之相应改变。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5-1 09:48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5-1 09:52 标题: “五四”和“五四”那个时代(12)

　第三就是价值评判体系的多元化。“五四”之前，中国已废除了科举，但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整个价值评判体系还停留在科举时代，还是“学而优则仕”。只有到了五四时代，我们的价值评判体系才开始多元化。一个人上了新式学堂，留洋回来有无数不同的出路，可以去银行当职员，可以去工厂做工程师、做管理人员，也可以去学校做教师，可以做编辑、记者……不再是几千年来那种“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单一模式。正是这样一个时代才会产生新文学、新思潮。

　　整个五四时代，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很有代表性，但我们常常忽略了《新青年》之外的其他刊物，比如1917年创刊、1925年停刊的《太平洋》杂志。如果要研究中国近代史，在我看来《太平洋》的价值不亚于《新青年》。《新潮》、《新青年》不讨论制度性的问题，只关注思想文化层面的东西，《太平洋》恰恰是以制度讨论为主的政论性杂志，在这上面发表文章的学者，包括北大教授王世杰、陶孟和、周鲠生、李大钊、胡适、李四光以及李剑农等人。关于分治还是统一，联省自治还是中央集权制的讨论，当时曾经非常热闹，《太平洋》上几乎每期都有这样的文章。

　　《新青年》上的随感，那些关于文化、思想的讨论和《太平洋》杂志上关于制度的讨论放在一起才构成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完整的思想图景：他们到底想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如果我们单独把《新青年》拿出来说这就是“五四”，那我们看到的“五四”就是片面的。我个人有一个猜测，1949年以后我们对《新青年》顶礼膜拜，把它放大到足以遮掩当时所有报刊的程度，应该跟《新青年》后来的转变有关。1920年以后《新青年》变成了一本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杂志，所以它身上就天然地罩上了政治正确的光环，其他重要报刊却被慢慢地淹没、遗忘了。

　　他们是为“美好的今天”而奋斗

　　历史留下的遗憾是，五四时代那种多元的思潮并存，人们可以坐下来讨论、对话的社会气氛，在“五卅”之后激荡的民族浪潮中不可能幸存下来——加上两大国际背景：一个是红色思潮崛起，另一个是二战——比较片面、激烈的思潮逐渐占据上风。对中国来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占据青岛起，不用等到“九一八”，在这样一种民族危机的压力下，“五四”那种生活方式很难再维持下去了。所以，在“九一八”之前，胡适在学生中的影响要比鲁迅大得多，而“九一八”之后，鲁迅的受欢迎程度日趋上升。鲁迅其实从来没有抗日言论，没有写过什么抗日文章，他跟日本人关系非常密切，也是留日出身，但是他杂文里面民粹主义夹杂着一点民族主义的因素，对政府、精英的冷嘲热讽，加上他出色的文学才华，似乎代底层、边缘、弱势群体立言的平民立场，要比代表精英文化的胡适更能吸引中下层的青年学生。慢慢地在民族危亡当中，理性的声音就失去了主导权。“五四”那种多元的、开放的，试图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来推动中国的路径渐渐处于下风。

　　“五四”当时确实有军阀混战，有各种不同的力量，但那套宪法、国会、内阁的框架已经搭起来了，也是事实。“五四”虽然有很多不足（任何时代都会有不足），但至少给每个人提供了追求梦想的各种可能性。蔡元培去世后，陈独秀写了一篇文章说，“五四”没有领导人，但在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是他和蔡元培、胡适三个人。这三个人基本上代表了三个不同的方向。胡适代表一条渐进的变革之路，蔡元培更大度一些，他是讲兼容并包的，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甚至能兼容左右翼。陈独秀是胡适的另一面，代表了以激进革命来改造社会的道路，当然，他到晚年也反思了，回到了没有踏上激进之路的前“五四”状态。中国最后选的是陈独秀的激进之路，陈独秀反思了，但别人沿着他的路走下去了。历史有很多的峰回路转，有很多的“之”字形，走来走去，这个历史又走回来了。

　　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理应比五四时代更好——当然，更好的前提是我们愿意付出多少努力。这里，我想借用米奇尼克的两句话来定位“五四”：其一，“我们不是为美好的明天而奋斗，而是为美好的今天而奋斗!”这个说法对今天的国人来说多么新颖，但是放在“五四”时代，他们的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都是可以追求的。在90年前，他们“为美好的今天而奋斗”早就是现实了。其二，“为一个不完美的社会而奋斗，不是为一个完美的社会而奋斗！”宁愿为一个不完美的社会奋斗，也要比为一个虚无缥缈的完美的天堂而奋斗更好。

　　地上建不起天堂，我们只能建设人间，生而为人注定只能做人间的平凡事。“五四”那一代人没有为天堂而奋斗，他们只是在实践他们自己的人间。

文章来源：「同舟共进」(2009年第5期)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5-1 10:10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5-2 09:56 标题: “五四”和“五四”那个时代(13)

钱理群：“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鲁迅

主持人：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这样一场讲座，这场讲座是由国家历史杂志和首都师范大学学生会合办的。我们今天有幸请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钱理群教授。众所周知，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借此之际，我希望全体首师大人可以发挥优秀大学生的品质，营造人文校园，再此对钱老师表示感谢，也感谢大家今天的出席。大家掌声欢迎任老师。我今天真的非常感动，因为我五点半来的时候就有很多同学在这里占场地了，我真的非常感动。

任光明：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来自社会各界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国家历史大讲堂由国家历史杂志主办的公益性的开放的讲座，我们旨在向公众推动对历史的认知和了解。今天国家历史大讲堂终于走进首师大。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过去90年它的历史影响是深远的，过去90年里我们对这个事件的认知可以说已经成形，无论我们把它当成中国新生的开始，或者有人说它是中国民主主义的开始，有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曾经真切的五四离我们渐行渐远。当我们回顾五四的一幅幅画面的时候，我们感受到他的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五四运动是他们走向社会的开端，无论是蔡元培、李大钊、鲁迅、周作人，对他们来说在那个时代他们无疑是那个时代的领袖，而他们对中国日后的政治、文化、思想、学术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北京大学的钱理群老师为大家主讲“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鲁迅”大家热烈欢迎，谢谢。

钱理群：刚才主持人已经讲了，今年是五四的90周年，所以从一开年就有人不断邀请我开关于五四的讲座，因为这个在我研究范围内，好像没有多少理由能拒绝，但是我也很为难，因为我退休之后基本上就转移了兴趣，所以对五四也没有什么新的研究。所以今天我来这儿讲，我就觉得非常尴尬，为什么呢？既要讲，但是并没有什么新的意见和研究。说实在话，我接受这个邀请后有很重的思想包袱，我一直想讲什么，怎么讲呢？一直到昨天，我才突然想到一个主意可以摆脱这个困境，就是我发现我的一些老观点可能放在今天的思想文化界来说，可能还会有一点意义。所以就是说，我想可以做一个老话新说，说的还是老话，如果大家熟悉我的著作的话，都知道。但是新说是讲它在今天这些观点可能还有它的意义，就叫老话新说，当然只在我现在的范围内我最熟悉的领域。

今天我给自己提了一个题目，叫做“漫说鲁迅五四”，为什么要提这样一个概念呢？提这个命题是从汪晖先生那儿来的，他曾经提到中国近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他的文章里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说五四这些发动者和参与者，他们实际上只是拥有态度的同一性，他们的同一性是有限度的，只是拥有态度的同一性。什么叫态度同一性？他们对于中国的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持批判的态度，这个是一致的。这个判断是符合历史当时的说法，因为胡适和周作人都说过，五四时期大家共同点只有一点，就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他要对传统的中国社会提出质疑。所以五四人是团结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重新估定价值的情况下。当然我们还可以说，比如说科学、民主、启蒙主义等等，这也是五四一代人的共同价值理念。

按汪晖的说法，他们的共同点仅仅在这一点上，如果把问题深入一步，就发现问题，所以重新估定价值，以什么标准来重新估定？所以科学民主，到底要提倡什么样的科学观和民主观？所以启蒙主义拿什么思想启蒙？所以往深入一步就可以发现五四的发动者和五四的参与者实际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就是说在总的大的价值观念上他们是共同的，但是在这样一个大共同点的前提下，每一个发动者，每一个参与者，他们的追求和实践都会在这个五四思想文化运动上打上某些个人的烙印。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五四总体的一致性基础上，有李大钊和陈独秀的五四，有胡适的五四。李大钊和陈独秀的五四最后走上马克思主义，而胡适的五四就走向了自由主义。还有蔡元培的五四。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5-2 09:58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5-2 10:02 标题: 钱理群：“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鲁迅(14)

最近我在研究沈从文，我发现沈从文在40年代他反复讲五四，但是你仔细看沈从文讲的五四传统是蔡元培的五四传统，主张以美誉代替宗教，也是蔡元培的五四主义。沈从文为什么在40年代要反复强调蔡元培那个五四？因为当时他认为，中国普遍失去了信仰，那么怎么样重建信仰呢？他是主张用文学重建信仰，因此他非常强调用蔡元培的美誉代替宗教。所以有蔡元培的五四，当然也会有鲁迅的五四。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来，讲到五四传统的时候，如果你仔细听人们的分析，就会发现有的人讲的五四传统主要讲李大钊和陈独秀，有的人讲五四传统主要讲胡适，但是很少有人讲蔡元培的传统。问题在于，很多人都把他认可的那个传统，那个李大钊的传统或者胡适的传统、蔡元培的传统看作五四的真正传统，看成五四的全部。有人说五四传统，如北大传统就是马克思主义，胡适传统就是自由主义，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我刚才说有道理，因为无论是李大钊还是胡适，他们确实都是五四传统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用李大钊的五四或者用胡适的五四概括整个五四传统，这里面可能就有问题，可能会遮蔽一些其他五四传统。

这背后有什么动机？有一个争夺正统的动机。马克思主义者要争正统，从五四讲起就是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要正统，一说五四就开始说胡适的传统。因此我们今天讲鲁迅的五四传统，首先必须明确，一方面要充分肯定鲁迅对五四的贡献，充分肯定鲁迅五四的传统意义，但是必须搞清楚，鲁迅的五四并不代表全部五四，他只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为什么要明确这一点呢？因为在座同学的大学教科书里边，一直就给你灌输一个观点：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五四的方向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甚至是整个中国文化的方向。而这样一个似乎已经成为定论的判断，是应该质疑的。到底鲁迅在五四当中、新文化运动中扮演什么角色，起什么作用？

说鲁迅是五四的主将的说法，首先鲁迅自己就不承认。鲁迅说得很清楚，他说我的写作是奉前驱者的命令写的。他既然是这样，他就不是主将，前驱者才是主将。而这个前驱者现在大家已经看的很清楚，如果一定说五四运动有主将的话，学术界现在共同的看法应该是陈独秀。具体的文学革命，就五四运动一个部分，而鲁迅说的非常清楚，他说文学革命的倡导者是胡适，显然他是听将令而写作的，他不是主将。

其实陈独秀对于鲁迅在五四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一个非常好的概括。他说，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周作人，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作者，都是《新青年》的作者之一。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但发表的文章也很不少，尤其是周作人先生。从影响来说，五四时期周作人影响大于鲁迅的影响。然而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为附和《新青年》中哪一个人而写的。

陈独秀这一段话有两个判断：无论鲁迅还是周作人他们都不是主要的，同时又说他们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因而特别有价值。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判断，就是鲁迅他给五四新文化运动提供了特定价值的思想。因此我们可以说，鲁迅的五四不是五四的全部，但他应该是五四传统中的一个特别有价值的部分。这一点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前提，即为什么有独立的鲁迅五四？他到底占什么地位，起什么作用？鲁迅五四的特别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或者说鲁迅五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传统？我们看看鲁迅对五四的三个最主要的态度：一个是启蒙主义，一个是民主主义，一个是科学。

鲁迅说得很清楚，他说我的写作基本上是启蒙主义，他肯定他的写作性质是启蒙主义。那也就是说，鲁迅对五四启蒙主义持充分的肯定态度。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是坚持五四启蒙主义的，但是于此同时，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当年钱玄同请鲁迅参加五四《新青年》写作的时候，鲁迅提了两个问题。他说你们办《新青年》，目的是要打破那个传统的铁屋子；但鲁迅提出怀疑，这铁屋子是能够打破的，或者能够靠你们的文字笔墨打破吗？问了第二个问题：你们搞启蒙主义，是要唤醒沉睡中的青年，青年被你们唤醒以后你们又不能给他们指出出路，这不是害了青年吗？这两个问题其实就是对启蒙主义的作用提出了怀疑。到底启蒙主义有多大作用？他甚至担心搞不好启蒙主义还有副作用，这就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鲁迅的自我的反省。因为很多青年就是因为接受了五四启蒙主义而参加了大革命，结果就被屠杀了，被国民党残酷地屠杀。所以面对青年的流血鲁迅非常自责：我把他唤醒了，本来他糊里糊涂过日子就过下去了，我把他唤醒了，把神经搞灵敏了，他就更加感受到痛苦，而我不能给他指出一条出路，我不是做了帮凶吗？所以他非常痛苦，他对五四启蒙主义是有怀疑的，但是即使有怀疑，还是得写，所以看出他对启蒙主义非常复杂的态度。他既支持启蒙主义，肯定启蒙主义的作用，但同时他又对启蒙主义实际有什么作用表示怀疑。他不赞成夸大启蒙主义的作用，但最后他所能做的也还是启蒙主义，这是充满了矛盾的。所以鲁迅对五四启蒙主义的态度是既坚持又质疑。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5-2 10:04 标题: 钱理群：“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鲁迅(15)

对科学，鲁迅对科学什么看法呢？其实早在上个世纪初，鲁迅在日本的一系列著作里就已经谈到他对科学的复杂态度。一方面，他充分地肯定了科学，他当时有个预言，说科学思潮传播到中国，传播到东方，将会使中国和东方的世界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他特别强调科学精神的作用。但同时他又提出来，如果把科学，包括科学理性推到极端，成为一种科学崇拜，成为一种理性崇拜的话，那就会产生很大的弊病。他强调绝对不能把科学理性和非理性绝对对立，他说科学本身的发展也需要非理性的东西，比如需要情感，需要直觉。所以在鲁迅看来是不能把科学和非科学，把理性和非理性截然对立。他认为这种对立会导致科学主义，也会产生巨大的问题。鲁迅充分肯定物质文明的作用，但同时他也提出来，如果物质发展到极端，以富裕为文明的标准，用我们今天话说就是现代化标准，如果以富裕，简单以富裕作为一个现代的标准，鲁迅认为也会产生非常巨大的问题。所以他对科学，对物质这个东西也是既坚持又质疑的。

对民主也一样，鲁迅一方面充分地肯定了民主的作用，特别是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这样一个民主，他认为民主传统对于在中国社会反对专制主义是极为重要的。但同时他说这个民主最基本的原则是讲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如果把民主崇拜，把它绝对化，就可能形成多数对少数的压迫。他说，古代中国传统社会是以独治众，一个独夫、皇帝来压迫、控制广大老百姓。但我们也要担心，不要以众虐独，以多数虐待少数。所以他强调仅仅有民主还不行，必须有自由，而且特别要强调个体的精神自由。如果民主不和自由相结合的话，他可能会形成多数人的暴政。鲁迅就提出这样一个警告。同时他也提出来，还要平等，不仅民主，还要自由，还要平等。同时平等也不能搞极端，如果把平等理解为一个平均主义的话，就好比把高的往下压，导致整个社会发展水平的下降。

所以鲁迅对于科学、民主、自由，对于平等这一系列概念，同样都坚持既认同又质疑的态度。

也就是说，鲁迅有特殊的一种思维方式，他不是简单地二元对立，他完全跳出了二元对立的简单模式，他在考虑问题的时候，是把科学、非科学；理性、非理性；物质、精神；多数、少数；民主、自由；群体、个体这样一系列对立的概念同时进行考察。而不把它们作为二元对立，始终在两者之间不断进行质疑，在质疑的过程中思想逐渐升华。在他质疑的过程中，他的思想充满了矛盾，以及这种矛盾所带来的巨大痛苦。他并不试图找一个好像很圆满的问题解决方式。那么他这样一种矛盾、复杂的态度，是怎么产生的呢？我觉得这跟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所面对的问题是相关的。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首先面对的是东方的、中国的专制主义，包括社会的专制主义和思想的专制主义，他们为了对抗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因此从西方引来了民主、科学和启蒙主义这样一些观念，故而鲁迅要坚持科学民主。

但是当他们移来这些西方观念的时候，西方社会已经暴露出许多文明病。所以他们面对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的东西，另外一个是西方的现代文明的东西。这就使得这一代知识分子在选择上产生了巨大的困惑，一方面他们为了反对中国封建主义要引来科学民主这些观念，一方面西方文明病已经暴露了科学民主和启蒙主义走到极端时可能产生的问题。这个时候，中国知识分子采取了三种态度来对待上述矛盾。

一种人认为，在中国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是主要任务，因此必须完全接受西方的科学民主、启蒙主义这一系列观念，包括社会制度也必须走西方的路。即使在这当中产生一些弊端也在所不惜，这就是一些知识分子主张的走全盘西化的道路。

而另外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也接受西方文明，但是等他们去西方走了一番，更深入了解西方、发现西方文化的弊病的时候，他们就改变了态度，转而来全盘肯定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些人在五四时期被称作文化保守主义者。我们可以发现，这帮保守主义者他们都是非常精通西方文化的人。譬如辜鸿铭，他非常精通西方文化，他发现西方文化的很多弊病，之后他就走另一个极端了，走到全盘肯定中国文化上了，想用东方文化改造西方文化，成了文化保守主义者。这是第二种态度。

第三种态度，就是鲁迅的态度。一方面就是刚才说的，他要反对中国的传统专制。他大胆地吸取了西方的科学民主、启蒙主义，但同时他又看到了西方的科学民主、启蒙主义所可能带来的问题。所以他又提出了质疑，也就是鲁迅式的非常独特的、既坚持又质疑的态度。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5-2 10:06 标题: 钱理群：“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鲁迅(16)

前面两种选择都有明确的方向，要全盘西化就全盘西化，要传统就传统。而鲁迅在两者当中。鲁迅的选择是犹豫不绝的，是充满矛盾和痛苦的。因为理论上可以讲我们既取东方又取西方，理论上是非常圆满的，但实际操作的层面充满了矛盾。鲁迅就是敢于正视这样的矛盾和痛苦，他在矛盾痛苦的张力当中来寻找一条可走的路。从鲁迅最后的选择来看，他是偏执的。尽管鲁迅拥有一个复杂态度，但他实际的行动是偏执的，更偏向于强调科学民主，特别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更强调科学民主，尽管他对此有质疑，但他总体行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保持了基本一致。

这就是鲁迅当年的选择。

问题是，鲁迅对启蒙主义、科学民主的这样一种既坚持又质疑的复杂态度，在今天的中国到底有什么意义？这就涉及到我们如何看待今天的中国社会。

今天中国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不知道同学们考虑过没有？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话题。鲁迅对中国社会有一个概括，我觉得好像很适用于今天。他说中国社会的状态简直可以说是把几十个世纪浓缩到一起：有的地方点的是油灯，比如有的西部农村点油灯，但有的地方是电灯，现在不只是电灯了；有的地方是独轮车，现在偏僻农村还是独轮车，有的地方就是飞机了，现在不只飞机了；有的人用标枪护身，有人用机关枪，当然现在不只机关枪了；有的人说，不要妄谈法理，有的人说要护法；有的人主张不要宪法，有的人主张要宪法；有的人要食肉寝皮，有的人谈人道主义；有的人在吟诗拜佛搞迷信，有的人用美誉代替宗教。中国社会就是这么一个社会。各种矛盾和思潮并存在中国大地上。

鲁迅这话讲的很早，五四运动时讲的。但我看中国没变化，到今天还是这样。如果概括地说，今天中国社会是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社会同时并存，有的地方是前现代，还停留在前现代；有的地方是现代，有的地方已经到了后现代。不仅社会是这样，我们思考也是这样。有很多错误。

我就发生过这样的错误，我在北京生活，所以我的很多观念是后现代的。前几天我到贵州去演讲，贵州是前现代的。我到贵州讲的什么主题呢？那时特别跑到贵州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中演讲，我说现在少数民族最大危机是语言危机，你们讲语言丧失，你不学本民族语言，那么你这个民族的文化就要毁灭了。我这个观点是后现代的，是不是？我到那里跟他们民族学院的学生演讲，民族学院有个学生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我现在最关心的不是我们本民族的语言问题，我最关心的是我的就业问题。我发现学汉语就能就业，如果学英语更好，因此钱教授请你教我们如何学好英语。这搞得我很狼狈，很尴尬。后来一想，在前现代的领域中大谈后现代的观点是不合适的。但是我又必须讲啊，是不是？我要不讲，我去了也不行啊，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今天的中国，它的复杂性就在这里，我们所面临的是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问题，一股脑都面对了，这在全世界都是少有的。

比如说我们还面对的前现代问题：中国现在的专制主义还是非常严重，不过这个专制主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专制主义，是不是？在现代、后现代社会已经解决了的专制主义问题，我们这儿还是普遍存在。因此这个时候我们还要谈科学民主、启蒙主义。但是同时，我们也面对着鲁迅所说的、极端的科学主义的问题、物质主义的问题——这些都是现代文明病，中国现代文明病非常非常严重，所以我们又需要对科学民主，对启蒙主义进行质疑，因为这些都是现代遇到的问题。

但是，现在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恰好是相反的。我提科学民主，因为我们存在着专制主义问题，但有人要否定启蒙主义、科学民主；我们面临着科学文明病，我们要对“物质大于一切”进行反思，但现在又有一种声音要维护这个。正因为这样，鲁迅这个既坚持又怀疑的态度，就有一种特殊的意义。我们具体分析一下，现在有一种什么思潮来否定科学民主和启蒙主义？在我看来，当下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对科学民主和启蒙主义的否定，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方面，有些人在批判普世价值的旗号下(去年以来很多人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发表文章批判普世价值)，把科学、民主、人道、人权等等观念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思想。这是我们历来犯的一个错误，我们老想把这都扣到资产阶级头上。本来科学、民主、人道、人权，这是人类文明的基点，尽管它最起源于西方，但我们不必回避，因为它代表了人类文明的基点。但我们老喜欢把它说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而且因为“资产阶级思想”就拒绝它们，似乎无产阶级就不需要民主、科学、人道、人权。

另一种思想，就关于文化保守主义的。一些人站在保守主义的立场来否定五四启蒙主义，把五四判定为断裂传统的罪魁祸首。好像“传统”是中国用来拯救全世界的东西，五四就是断裂传统的罪魁祸首。甚至，有人因此把鲁迅戴了汉奸的帽子，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被鲁迅这班人搞坏的。还有人把五四和专政主义联系在一起，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源头就是五四。从五四开始。这也是一种思想。这种思潮是打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旗号，所以它特别有迷惑性，在我看来。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5-2 10:09 标题: 钱理群：“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鲁迅(17)

第三种思潮，它完全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也对五四启蒙主义持否定的态度。这里就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需不需要从西方引进科学民主和启蒙主义这样的理念？第二个是五四和传统的关系是什么？五四是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一个全盘否定？去年我曾经在很多场合讨论这个问题，尤其是鲁迅和孔夫子的关系问题。我们中国一直有个思潮，把孔夫子和鲁迅看的势不两立，有鲁无孔，有孔无鲁。可以发现一个规律，讲到鲁迅的时候批孔子，讲到孔子的时候批鲁迅。如何看待五四那一代人对儒学的批评？如何看待鲁迅和孔夫子的关系？

我在一个场合讲过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五四对儒家思想到底批了什么？刚才我说了，五四有个基本口号叫重新估定价值，五四确实有一个对孔子的重新评价问题。在重新估定价值这个范围里，其实批评的是什么东西呢？有两个批判对象。一是把儒学神圣化、宗教化，而这个把儒学神圣化、宗教化的背后有一个中华中心主义，这是第二个对象。因为五四那一代人面对的问题和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不完全一样。比如鲁迅从小读经，孔夫子对他来说读的太多了，他如何摆脱儒家对他的束缚？跟我们今天不完全一样，今天我们是儒家书读得太少了，可以说基本没有知识。他读得太多，私塾天天读，感觉这个对他是一个束缚，再加上中华中心主义在里面，所以他向西方学习。不打破儒家的宗教化，中国不可能打开大门，用今天的话说，是必须改革开放，要打破儒家的垄断地位。所以鲁迅等人强调的、五四强调的不是一般的否定传统，他强调的传统文化的多元性，强调诸子百家。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五四那一代人，他们对墨子的评价特别高，有一个墨子热，什么原因呢？就要打破独尊儒家的那样一个现象，要恢复孔夫子的本来面目，他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个重要一家，要把孔夫子从独尊的地位恢复到正常的地位中来，成为诸子百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派别，恢复到这个地位。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去宗教化，要把儒家去宗教化，去意识形态化，来恢复孔子的本来的那个面目。所以他批判的是被政治化、道德化、宗教化、意识形态化的那样一个孔子，把孔子从一个圣人的地位请下来，和诸子百家平起平坐，这并没有错。这是一方面。

但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鲁迅和孔子或者孔子和五四那一代人在认识上，在对现实社会的态度上他们有根本的分歧。孔子他对统治者基本是支持的，他是为统治者着想的，只不过希望统治者能够对老百姓做一些让步，要施仁政，他是统治者，用胡适的说法他只是对统治者提意见，他批评的目的是为你好，他对现行体制是支持、扶持的态度。而鲁迅那一代人对那个王朝持反对态度。有一个比方适合于孔子，他说当耶稣看一个车子要倒的时候，要翻车的时候，耶稣去扶起来，孔子也是扶起来，别让这个车倒。鲁迅说他的态度是：我绝不扶它，我就看它倒。所以他们之间对现今体制和对统治者的态度是不同的。一个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体制内的批判者，一个是体制外的批判者。他们不同。所以鲁迅批评孔子，如果孔子活着的话他也会批评鲁迅，他们之间的争论是正常的，不能够一个否定一个，一个吃掉一个。作为我们来说，有的朋友可能更偏向于鲁迅的态度，有的更偏向于孔子的态度，可能更同情鲁迅或者更同情孔子，这个无所谓，是正常现象，但是我们绝不能支持一个打倒一个，我是孔子的教徒，我非把鲁迅打倒，不必这样的。

所以我说过一句话，也是很沉重的一句话，说大家知道，中华民族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孔子，好不容易有了一个鲁迅，我们付出多大代价才出了这么两个人？我们干什么要肯定一个，否定一个呢？我们能不能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孔子和鲁迅？当然我们个人可以有不同的倾向，都无所谓，但我们不要支持一个打倒一个，要以更加科学的态度对待我们的传统。鲁迅也是传统，相对于孔子的传统，来对待鲁迅的传统，在今天。而不要因为今天捧孔子又把鲁迅打倒，过一天又捧鲁迅再把孔子打倒，我们已经折腾够多了。胡锦涛不是说“不折腾”吗？我觉得文化是不是也要“不折腾”？不要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打来打去。这是一个问题，不要把鲁迅看成一个罪魁祸首，今天要强调传统就必须把鲁迅打倒，不要走这个路。

刚才我说了，鲁迅那一代人他们是传统读的太多，成为毒害了，所以他们侧重于批判。而我们这一代人，说老实话我们对传统知道的太少了，这涉及到另外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确确实实存在一个和传统断裂的问题，这必须承认，不要说在座诸位，说老实话我自己对孔夫子知之甚少。问题是这种文化断裂的现象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完全不同意说从五四开始，因为非常简单，你只要看看五四那一代人，他们有多高的传统修为，他们是学贯中西的，他们绝没有因为学西而放弃东。这个传统一直传下来，一直到40年代的西南联大，传统并没有断裂，一直到西南联大传统都没有断裂。真正断裂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我们这一代开始，从50年代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开始。这就是1956年的反右运动。在1956年的反右运动以后，我们都经历过的，在反右之前我们还读了一些古书，反右之后就不让读古书了，后来还反对“封资修”。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5-2 10:28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5-2 11:46 标题: 钱理群：“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鲁迅(18)

所以反对封资修既不能读传统，也不能读西方，也不能读苏联，我们就是这一代人培养出来的。这样一个文化政策怎么能不和传统断裂，和西方也断裂？我自己很沉重地讲，我说我自己的知识结构上存在巨大的缺陷：两大缺陷。第一个，不懂外文，在这一点我非常羡慕在座诸位，在这一块你们比我强多了，我不懂外文就意味着和西方传统断裂，同时古文修养很差，当然也可能比在座的各位好一点，但总体来说很差，和我的老师完全不能相比。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就和传统断裂。所以断裂是从50年代开始，这个帐不能算在五四那一代。像鲁迅，正好是把中国传统的最优秀的东西继承下来了。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鲁迅的启蒙主义？因为有的人说的好，这个启蒙主义是有问题的，启蒙主义搞不好会导致专制，问题是鲁迅启蒙主义是什么样的启蒙主义？这里面有两种启蒙主义。一种启蒙主义是什么呢？把自己看作是真理的掌握者、真理的宣示者、真理的传播者，他把他的所谓被启蒙对象都看作是一些愚昧的人，他要把真理，他自以为的真理强制地灌输到他的听众、读者中去。这种启蒙主义会导致专制主义，这样的历史教训是非常多的。但是鲁迅的启蒙主义不同，鲁迅最反对两个东西，而这又恰好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喜欢的两个角色：一个是当国师，一个当导师。当国师认为自己有一套治国的方法，你看看今天的很多知识分子都有这个倾向，觉得有一套治理中国的韬略，所以你注意到一个现象，中国知识分子特别喜欢诸葛亮，很多人向往的一个典型。为什么？因为三顾茅庐，中国知识分子就是想三顾茅庐，到现在还有很多。他自以为有一套治国方略，自以为是真理的掌握者。还有一种想当导师，要给青年指明方向，跟我走就行了，你别思考，跟我走。而鲁迅恰好相反，他就拒绝当导师，刚才我们说他在面对各种困境的时候并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道路，他在困惑，在矛盾，他的伟大在于他正视矛盾，他并没有解决矛盾。所以他不是真理的掌握者，也不是真理的宣示者，他是真理的探索者，他和我们一起来探索真理。

我曾经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我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曾经把鲁迅的演说和胡适的演说做了一个对比，大家知道胡适当时是非常杰出的人物，但是他有国师情结，也有导师情结，这是他的弱点。胡适的北大演讲是很受欢迎的，在北大演讲，鲁迅、胡适是最受欢迎的两个演讲者。我研究过胡适在北大的演讲，他讲得很明白、清晰，他很明确地给学生指一条路，所以听完他的课学生很兴奋，要跟胡先生走。而鲁迅演讲恰好相反，他刚刚提出一个命题，紧接着自己就把这个命题给否定掉了。他著名的演讲有一个很著名的命题：妇女的解放根本问题是经济解放，如果经济不解放，你走出家庭最后还得回来。他最后不是给观点了吗，也很明确。但他紧接着就说，如果你要问妇女如何才能争取真正解放？我也不知道。我不能给你指路，我只能告诉你经济解放可能是一条可以走的路，但到底怎么走我不知道。还有他一个很有名的命题，中国要改革很困难，把一个铁炉子从这儿搬到这儿来都得流血，那么紧接着说，你认为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所以鲁迅把自己的困惑也讲出来，是和你一起探索，一起找路。所以我就曾经说过，听鲁迅讲课是非常吃力的，你一边听他讲一边要想，第一个，他讲的对吗？第二个，到底该怎么办？他回答不了。

所以你要问鲁迅你该怎么走，这个问题就问错了，不能去问鲁迅，问胡适可以。所以正因为这样，我觉得鲁迅一个最大的优点，就他不试图收编我们，让我们变成他的信徒。在鲁迅面前，我们永远是独立的、自由的。这才是真正的启蒙主义。鲁迅式的启蒙主义，就是和我们一起面对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和我们一起探讨我们应该走的路怎么走。像鲁迅说的，因为他经验比较多，所以听他讲讲是可以的，因为他的经验很丰富，你听他聊天是可以的，但是向他求教怎么走路那是不行的。所以真正的启蒙主义不过是一个年长者，一个经验比较丰富的人跟我们大家一起聊天而已，平等地一起来聊天，一起来探索，这才是真正的启蒙主义。

当下的中国有些人，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方面来否定科学民主，否定启蒙主义思想。而鲁迅坚持启蒙主义，坚持科学民主，他这样一个基本立场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但同时刚才说，当下中国还有另外一种思想，就是科学主义思想或者伪科学主义，和这种科学主义相关联的物质主义思想。就是把中国的现代化，讲的非常简单，什么叫现代化？就是科技现代化，就是物质发展，物质文明，而完全忽略了人们的精神，忽略了精神的文明。鲁迅讨论过这个问题。刚才说了，他说什么叫现代化？他用的概念叫“精神文明”，还有一个说法：仅仅有物质的富裕不是文明，人的个体的、精神的自由，这才是我们现代化的意义，或者多方面结合才是我们现代化的意义。我们不是否定科学，也不是否定物质，而是避免把它唯一化，这个倾向在当下中国是非常严重的，这个大家都会有实际的体会。包括在年轻一代影响特别大的，比如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和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很多年轻人追求的成功人生是什么？就是有一套房子，两套、三套、四套房子，有两部、三部、四部汽车，这是很多人心中向往的一种成功人士的生活，跟这种伪科学主义、伪物质主义相关联的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现在正风靡于中国。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5-2 11:48 标题: 钱理群：“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鲁迅(19)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鲁迅对科学主义、民族主义乃至对启蒙主义的思考和质疑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就是说，今天我们还是要坚持民主，但同时我们还要强调自由，还要强调平等，特别是要强调个体的精神自由。我记得去年在汶川地震之后，我在一次演讲中说，汶川地震一个最可贵的理念就是强调每个人、每个独立的个体的生命都是第一位的。过去我们有很多混乱，我们老用多数、大多数，用抽象的概念代替一个个具体的生命。我们流行一个口号为人民服务，但是我们讲的人民是抽象的空洞的人民。曾经出现过一个笑话。有一个顾客跟商店服务员发生冲突，顾客说你不是为人民服务吗，你怎么不给我好好服务？那个店员理直气壮地说我是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你服务。我们要强调个体的概念，对个体的尊重，这是汶川地震带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很容易忽视个体。我们太容易形成多数暴力，常常忽略了少数人的个人利益和权利、个人的意见，缺少一种保护少数人的机制和思维。所以鲁迅对于“民主可能导致多数对少数的暴力”的警惕以及对个体自由的强调，是很可贵的。毕竟民主很可能导致少数人的民主，而忽略了大多数人的民主权利，特别忽略了我们今天讲的弱势群体的民主权利。鲁迅对于科学民主、启蒙主义的反思，对于自由、平等这些问题的强调，在今天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当然，鲁迅这些具体的观点，包括我刚才介绍鲁迅时讲的观点，大家完全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一开始我就强调了，鲁迅的五四是五四精神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全体。所以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有属于自己的选择。你可以更偏向于选择陈独秀、李大钊的五四，也可以偏向于胡适的五四，也可以像我这样偏向于鲁迅的五四，这个问题不大，关键在于我们要看这背后的一种精神，可能是更加值得我们注意的。

我以为鲁迅对于启蒙主义、科学民主这种既坚持又质疑的态度的背后，隐含着一些很重要的精神，其中一个精神就是怀疑主义精神，怀疑的、批判的精神。另一种就是刚才说的，独立的、自由的精神。我们刚刚反复强调的，鲁迅最终的希望，是唤起我们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意识。讲到鲁迅的批判时我们常常有一种说法，认为鲁迅只批判不创造。这个不大准确。中国人总是喜欢非此即彼，我们不仅把孔子和鲁迅对立起来，这些年又有一个倾向，把胡适和鲁迅也对立起来，绝对对立起来，有胡无鲁，有鲁无胡。但是大家不要忘了一个很有趣的事实：尽管鲁迅对胡适有很多尖锐的批评，他们之间也确实存在一些原则性的分歧，但是胡适始终强调鲁迅是我们自己人。什么原因呢？他们都是五四中的人，他们的基本点是一致的，那么现在这些朋友们为什么专门强调胡适，批判鲁迅？有一个理由，胡适是建设的，鲁迅是破坏的。胡适强调自动建设，是建设性的，而鲁迅这个启蒙主义改造国民性，是批判的，是破坏的。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问题。

在我看来，要解决中国的问题，不仅要解决制度问题，同时也需要解决国民性的问题。这是同时需要解决的，不能用一个来否定一个。比如说你只强调改造国民性，就变成启蒙至上，而否定了制度的改革和建设，那是不行的。但反过来呢？鲁迅有句名言说的非常好，他说中国是一个大染缸，在外国再好的制度，如果染缸不变，到中国来也要变色的。这确实如此。这个染缸怎么改变？最根本的要改变中国国民性。所以制度建设和改造国民性这两个命题不是截然不同的。鲁迅强调改革国民性，胡适强度制度改革，他们都有自己的道理，都有合理性。另外也不能简单认为鲁迅就是破坏，其实鲁迅是非常重视思想文化建设工作的。鲁迅翻译了那么多外国作品，鲁迅编那么多刊物、杂志，写那么多著作，他都是在进行基本的文化建设。所以鲁迅说自称为文化苦工，在中国肯做文化苦工的人实在太少了。所以把鲁迅看的只是破坏，而没有建设，也是不对。总体来说鲁迅精神在我看来同时也是五四精神。

我归纳出八个大字来，就是独立、自由、批判和创造。这种独立的，自由的，批判的和创造的就是鲁迅精神，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共同精神。他们的主张和具体看法，在今天不一定完全合适，但是它内在的独立的、自由的、批判的、创造的精神在今天具有特别的意义。

我就想用这八个大字送给各位，我的演讲到这儿，完了。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5-2 12:04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5-2 12:18 标题: 钱理群：“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鲁迅(20)

主持人：非常感谢钱老师的精采演讲，我今天非常感动。钱老师家住得非常远，以七十高龄来到我们首都师范大学。首师大的同学也让我非常感动，有的同学提前三四个小时在这里等钱老师，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我非常感动。也说明了钱老师在我们广大青年同学中崇高的威望，他永远是我们年轻人的好朋友。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留给现场同学，我们可以和钱老师互动。

提问1：您能不能就个人崇拜的问题给我个解决方法？

钱理群：这恰恰是我要拒绝的问题，我也找不到方法，但你意识到中国已经走出了第一步。整个中国思想界都容易走极端，不是红就是白，一个否定一个，这是一种思维定式。所以我们现在需要从这当中去摆脱，摆脱这样一种模式。所以我觉得你意识到这一点就是一个进步，具体怎么摆脱要通过一个一个具体的事情解决，这也没有办法讲出具体的方法。

提问2：我觉得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对我们大学生而言，我们很需要一种批判性思维，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把这种批判性，就您自己而言，怎么把批判性转变为创造性？怎么能够成为点亮我们心灵的蜡烛，成为我们前进的方向？

钱理群：这些年退休之后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叫想大问题，做小事情。所谓想大事情其中就包括批判性，你熟悉我的话，就知道我的思考问题是有很强的批判性，我想大问题有很强的批判性。但是我觉得要落实到做具体的小事情上，比如今天这个演讲，我的演讲内容有很大的批判性，具体落实到我的演讲里，我做了非常认真的准备，我今天讲的话全部都写下来的，不是随便乱说的，就是我们要想大问题，要批判历史，但是必须具体落实到一件件小事上，这每一件小事都具有建设性。这是我的经验，向大家介绍一下。

提问3：其实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一直在学习西方，我们一直在学习方的科学技术，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停止过。但是这样的学习带来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科技主义，乃至技术主义在中国的猖獗，以至于它带来的这种对人文精神的削减和现在中国人文教育的缺失，第二个问题就是在当今的中国，人文和科学这两者有没有融合到一起的可能性？如果有怎么融合？为什么要融合？

钱理群：你问题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学习西方。鲁迅有一个说法，我们学西方常常不学它的根底，而学一些枝叶。就是什么呢？有一个说法：西学为用，中学为体，我们只学用。你说为什么导致我们学西方常常导致只学科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拒绝学它的“体”。实际上这个“体”才是根本所在。具体的制度操作，各个国家都不一样，但是最基本的精神，基本的“体”下的问题，我们常常拒绝学习，这可能是导致你说的科学主义的泛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比如我们大学，我们现在学的许多西方大学里的表面的东西，我觉得很多甚至我觉得都非常滑稽，我都不大理解。比如我们过去上课，我印象中我们是休息的，但现在都通课，这个大概就是西方的，这些枝节都学来了。对大学的基本的理念，就是蔡元培讲的，那个实际上已经变成中国的了，兼容并包，这个就是西方来的，蔡元培已经把这个转化成中国自己的东西了。另外科技和人文的融合，就是文理交融，实际上在蔡元培时代，北京大学就已经提出文理交流的思路了，而且可以断定一种趋势：21世纪科技的发展绝不会是纯粹的科学发展，实际上已经走向综合，把人文和科技结合起来，这已经是人类的未来科技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正应该就朝这个方向努力，不是不可以。实际上我也做了一些建设性的小事情。我在北大最后一段时间，我上的课大家都想不到，我主要是给理科的大一学生上课，就是在具体实践中把文理交融。所以我觉得，包括科技和人文怎么交融？也需要从一件件具体的事情做起。

提问4：我觉得作为一个大学生而言，理想和信念很重要，但是通过我将近两年的大学生活，我发现无论我自己的学校，还是其他学校的很多大学生，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大家存在着意识形态灌输之下带来的严重的精神虚无，这个东西让我觉得很震惊。我想问现在的大学生需要什么样的理想与信念？

钱理群：我补充一下，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我在好多场合都讲，当前大学以至整个中国教育最危险的两大思潮，一个虚无主义，一个是实利主义，这两者已经成为当下威胁最大的思潮。正因为这样，我去年出了一本书，叫《致青年朋友》，这里收录了很多演讲，主题都是针对的虚无主义和实利主义。因此我要提倡理想主义，而我之所以要提倡理想主义，是因为我自己本来是理想主义者，我们这一代老理想主义者有很大的教训，现在的理想主义要和我们老一代理想主义有距离。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5-2 12:26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5-2 12:21 标题: 钱理群：“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鲁迅(21)

老一代理想主义有三个问题，第一总是希望彻底解决问题。比如说要把国民党的政权推翻了再建立新中国怎么怎么，可后来证明了推翻后并没有解决问题。我现在主张渐进的、改革的理想主义。第二个我们那个时候有一种想法，总把理想的实现放在遥远的未来，因此就形成一个很可怕的理念——为了未来的理想实现，我们需要牺牲现在的一切，因此上了很多当，上了很多打着理想主义的旗号行骗的当。目前我认为，理想主义应从现在做起，从自己的存在做起，从改变与自己的存在做起。第三我们这一代理想主义有一个弱点，他老强调牺牲个人，把自己个人的利益和理想的东西是对立起来的，而我觉得今天的理想主义者，首先是为自己，是自我生命的一个健全发展的需要，当然我也要考虑为别人，但是首先是把为我和为别人两者统一起来，不要盲目地牺牲自己个人的利益，这是我们过去的老理想主义的教训。

我年轻的时候提倡的是什么呢？是一种渐进的，改革的，从现在做起的，从自我生命出发的，自愿的这样一种理想主义。因此呢，我非常支持志愿者运动，说老实话，这一点我可以说点大话，我很自豪的，中国年轻一代志愿者运动从一开始我就注意到他们，一开始我就参加了，那个时候力量还很小。所以我觉得志愿者的组织，当然我强调志愿者组织是志愿的，不是有组织的，我们现在有两种志愿者，我更注意的是志愿的，自发的。我建议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朋友做起，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联合起来，做自己理想的事情，这是理想主义的开始。这是我对你的建议。

提问5：请问钱老师一个专业性的问题，您是否能出一本关于鲁迅饮食的书？另外，我想知道您怎么看待我们这个民族与饮食的关系？鲁迅的饮食对他的个性是否有影响？

钱理群：你这个问题才专业化了，我没有专门研究过鲁迅和饮食的问题，但是我也注意到一本书，就是邓云湘先生写的北京风土，还有鲁迅的日记。鲁迅他们这一代人有一个特点，他们经常在一起吃饭，宴请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你看鲁迅日记里有大量关于他吃饭的记录，而鲁迅非常有意思，他把到什么饭店，吃什么东西全部记下来。这些东西在今天看来有很大的社会价值，因为邓云湘先生说要研究民国时期北京的饮食店，有哪些饮食，最权威的记录就是鲁迅的日记。我觉得我们今天很像他们那一代人，比如办一个杂志，比如办语丝杂志，他们定期要吃饭，很多问题都是在饭桌上解决的。但下面说的更深入的问题我就答不上来了，到底饮食对鲁迅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我就说不上来了。

我突然想起一个小故事，有一天鲁迅在家里吃饭，有一个菜，大人都说很好吃，但是小孩说不好吃。他们就吵起来。鲁迅说，孩子说这个菜不好吃一定有问题，他一吃发现这个菜是馊的。

提问6：钱老师，您讲过中国文化的断裂是从反右开始，我想问下反右的种子，是不是在五四埋下的？当时发动反右这场运动的时候，那帮人应该也是在五四成长起来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现在所处的是消费时代，请问您认为现代这个社会，中国社会有没有可能再经历一次五四这样的启蒙运动，或者还会出现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吗？谢谢。

钱理群：你的第一个提问有一点问题，你从逻辑上讲就有问题。反右的发动者，我第一个想到毛泽东。反右的发起者毛泽东当然是受五四影响的，你不能因为他受过五四影响，他又发动了反右，反右就是五四引起的，这个逻辑上是不是有一点简单化？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绝不是根据五四的理念，但毛泽东所发动的反右的逻辑恰好是和五四的这种民主、科学精神是违背的，在我自己的知识范围内是这么看的。比如他显然违背了民主精神。而事实上，当时被镇压下去的右派，很多人都自觉的要维护五四传统。去年我出了本书叫《拒绝遗忘》，其中讨论了1957年北京大学有一个民主运动，这个民主运动的核心就是希望要发动一个社会主义的五四运动，就是要在50年代发动新的文化运动，后来这些人都成为他们右派的根子。从发动者的理念来看很难说是跟五四是直接相联系的。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5-2 12:22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5-2 12:33 标题: 钱理群：“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鲁迅(22)

至于今天，是不是需要新的五四运动呢？我觉得因为今天中国所面对的问题更加复杂，远远比五四时期复杂得多，可能不是简单的再发动一个五四运动就能够解决的。但是我觉得，在今天启蒙主义还是有意义的，但是我认为也没有必要再发动一个运动，要发动也发动不起来，现在也不具备这个条件来发动。

人们经常要问，今天还有没有鲁迅？能不能产生鲁迅？说得更多一点就是被大家所热衷的话题：有没有大师？我觉得今天中国是无大师的时代，所以有人很沉重地说今天大学已无蔡元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能够发生，其中有一个客观背景，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是一个弱势政府，北大蔡元培之所以能留在北大，执行这种兼容并包的政策、教育方针，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北洋军阀政府是一个弱政府，当时北大能够因为和教育部发生冲突，宣布脱离教育部，你说今天的北京大学，今天的首都师范大学能脱离教育部吗？所以我认为今天恐怕很难出现鲁迅这样的大师，但是鲁迅这样的批判者是应该出现的，而且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有这样的要求。虽然我们不可能出现思想家，但是我们每个人可以做思想者。所以我觉得今天不可能出现大师，出现鲁迅这种人物，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批判者或者做思想者，每个人都可以做。这样的人多了，像鲁迅说的，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这样人多了，我觉得可能两三代之后会出现大师。

提问7：我注意到您刚才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是鲁迅和胡适的演讲风格问题，您说胡适的风格是明确的，明晰的，让听众比较振奋。鲁迅呢，您说我们听完之后，他自己也在探索，也没有明确答案。我想问的是，您觉得您的演讲风格更接近哪一个呢？

钱理群：实际上我已经讲过，我对我自己演讲是有反省的，我就说说我的第一个研究生(孔庆东)，他对我的讲课的反应，我觉得能反映这个问题。他当年做我的研究生，当然是我的崇拜者，所以我上课的时候他都坐第一排，而且竭力想引起我对他的注意。但是听着听着他就躲到一边去了，后来他有一个解释，我觉得这个解释非常好。他觉得听钱老师演讲，有一种震撼力，有很强的震撼力，有很强的被裹进去的感觉。开始我非常欣赏、着迷，后来发现这样不行，这样我自己就没有了。他就想躲，想逃避。但是他又舍不得不听，于是坐在一个角落里。既听，又不至于被裹胁。我是自觉做启蒙的任务的，你既然启蒙当然需要对读者、对听众有一种影响，但是影响太大以后你反而用你的思想笼罩住他，这样就可能阻碍他。我反复强调一点，讲鲁迅的例子其实也在暗示大家，听我讲课千万保持独立性，我决不试图收编大家。也是对我自己可能产生问题的警惕。

提问8：您还有一个学生写过一篇，好像是把你比喻作灯塔式的人物。他们说的跟实际有没有不一样？

钱理群：我跟我所有研究生说过一句话，研究生和老师的关系应该有三部曲，第一部曲开始需要模仿，就像写大字要描红一样，开始要模仿，要把老师的最大优点吸取过来。模仿之后把老师的优点吸收过来以后他就有任务，就是要走出老师的阴影，这个老师越强大，他走出的任务越艰巨，也就是他在一定程度上要背叛自己的老师，这个时候师生之间有时候甚至会发生很尖锐的冲突。在第三阶段，在更高的层面上他又和老师相比，我觉得是经过这样的三部曲。其实我的学生都期待着我的一个评语，什么评语呢？就是说你现在可以离开我飞了，我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我对这个学生有一个判断。我不随便跟学生说这句话，因为我觉得有的学生到现在还不能离开我，虽然已经毕业了。离开后我和学生的关系就发生一个变化，从师生变成师友之间，因为师生关系不可能改变，永远是学生，这个没什么话可说，但同时还会逐渐成为朋友。我现在和我很多学生基本上保持师友这样的关系。这种改变还有一个意义，什么意义呢？就是说既然是师友之间大家就可以有分歧，大家就会有不同意见，而这个不同意见完全正常。这个大概就是我对师生关系的理解。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5-2 12:36 标题: 钱理群：“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鲁迅(23)

提问9：可能鲁迅对您来说也算一个老师辈的人，我想问问您跟鲁迅的关系。我看过一篇文章，《钱理群在鲁迅的背影里》，它说钱理群这一代是幸运的，他们找到了鲁迅，所以他们碰到什么问题的时候，自觉不自觉的就会受到鲁迅的影响。您觉得这个评价，您认可吗？您觉得这是对您的夸奖，还是？

钱理群：这个我几乎是在所有的演讲中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我和鲁迅的关系。实际上，因为在座的有研究生，我想扩大来讲，我指的对象应该是指一些大家，不是所有的对象，顺便说一下我是主张每个研究生要研究一些大家的，就是你的学术研究有一个底，就是对于大家的掌握。比如学术上我就掌握两个大家，鲁迅、周作人，这个对我的学术发展至关重要。当你研究大家的时候，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什么关系？我想讲两个方面的关系。

一个方面的关系，其实我曾经用一个概念，什么概念呢？就是季羡林先生在邓广铭先生去世之后的概念，我跟鲁迅先生的概念也是，我是后死者，鲁迅是先驱者，我研究鲁迅，我就有一种责任感，我就有一种使命感，我感觉到鲁迅对我有托付，甚至说是托孤。因此我给我自己的鲁迅研究定了三个目标，坦白说这个目标过去不敢讲，现在退休老了可以倚老卖老来讲。第一个，是讲鲁迅，第二个接着鲁迅往下讲，第三个接着鲁迅往下做。我认为这是后死者对先驱者的责任。讲鲁迅大家好理解，那什么叫接着鲁迅往下讲？因为鲁迅的许多命题，像刚才说的，鲁迅不可能面对以后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我们所要面对的问题。先研究鲁迅，然后得到启发继续讲鲁迅没有讲的东西。去年我发表了一个“孔夫子在当下时代”的命名文章。鲁迅写过一篇文章，“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我是完全自觉的接着鲁迅往下讲，当然我知道我的往下讲和鲁迅不能比，不在一个层次上，但是我用鲁迅的眼光看当下的中国的孔夫子，又做出我自己的发挥，我认为这是研究者的责任。第三个层面不仅要接着往下讲，而且要接着往下做。我为什么关注中小学语文教育？因为那是五四时代关注的传统。这叫接着往下讲，接着往下做。

第二个关系，就是刚才说的，对一个大家，其实应该有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你能不能走进去，能不能进入他的世界？这其实非常非常难的。因为越是博大精深的大家进去就越困难，进去要出来更困难，要进去要出来。不仅要出来，而且要成为他的批判者，看出他的毛病。研究者最高境界，是成为你的研究对象的批判者。其实这也是鲁迅的托付，鲁迅在很多场合都说，我现在等不到一个真正击中我要害的人，我自己很想使自己成为击中鲁迅要害的人，但是这不是你想不想走出来，而是说你需要更大的思想文化的力量，文学力量，你有没有这种力量。所以对我来说，我在很多场合都讲过，我跟鲁迅的关系是什么？我大体可以这样讲，我大概进去了或者基本上进去了，我自己很自豪这一点，基本进去了。我也努力地想出来，但是基本上没有走出来。这就是他们说的钱理群走在鲁迅阴影下，这是我内心很悲哀的事，但是我知道这不是我不想，我太想我走出来了。我想我走出来再批判鲁迅我多伟大，但是我做不到，我没有一个某种程度上比鲁迅更强大的思想，我只能努力地走出来，大概是我现在的目标。我曾经多次说过我们这一代人是没有大师的，我们这一代人有很多根本性的局限，包括我自己的鲁迅的研究。

主持人：今天的演讲到此结束，再一次感谢钱老师。

演讲来源:「大洋网」(2009年04月24日)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5-2 12:43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5-3 08:27 标题: “五四”和“五四”那个时代(24)

走不出的“五四”？

作者:陈平原

就年龄而言，“晚清”和“五四”是两代人；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思想学术的转折关头，这两代人面对同样的问题，其知识结构与思想方式大同小异，可以放在一起讨论。经由一次次的言说，关于五四的印象，逐渐被修正、被简化、被凝固起来了。“五四”之所以能吸引一代代读书人，不断跟它对话，并非“滥得虚名”，主要还是事件本身的质量决定的。必须承认，一代代读者都跟它对话，这会造成一个不断增值的过程；可只有当事件本身具备某种特殊的精神魅力以及无限丰富性，才可能召唤一代代的读者。

　　我想用三个词来描述“五四”的风采。第一是“泥沙俱下”，第二是“众声喧哗”，第三是“生气淋漓”。每一种力量都很活跃，都有生存空间，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现，这样的机遇，真是千载难逢。

　　你问我为何一直关注和研究“五四”，道理很简单，对我来说，这既是专业，也是人生。我1978年春上大学，赶上思想解放运动，那时候，我们模仿五四时代的“新青年”，谈启蒙、办杂志、思考中国的命运。后来念研究生，学的是中国现代文学，那就更得跟“五四”对话了。其次，我在北大读博士，毕业后长期在这所大学教书，而对于北大人来说，“五四”是个值得永远追怀的关键时刻。无论学术、思想还是文章趣味，我自觉跟五四新文化血脉相通。第三，这也与我近年关注现代中国大学命运有关。最近十几年，在文学史、学术史之外，大学史成了我另一个论述的焦点。在我看来，大学不仅仅是生产知识，培养学生，出科研结果，出各种“大师”，大学还有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那就是通过知识和思想的力量，介入到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里。在我心目中，这是“好大学”的一个重要标志。五四时期的北大，就是这样的典型——它抓住了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折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将其“才华”发挥到淋漓尽致。别看世界上那么多一流大学，真有北大那样的机遇、那样的贡献的，还真不多。在一个关键性的历史时刻，深度介入、有效引领，乃至促成某种社会变革，五四时期的北大，让后人歆羡不已。

　　我所学的专业，促使我无论如何绕不过“五四”这个巨大的存在；作为一个北大教授，我当然乐意谈论“光辉的五四”；而作为对现代大学充满关怀、对中国大学往哪里走心存疑虑的人文学者，我必须直面五四新文化人的洞见与偏见。在这个意义上，不断跟“五四”对话，那是我的宿命。

　　1993年，在北大中文系“纪念五四学术研讨会”上，我发表了《走出“五四”》。在当时的我看来，就像所有光辉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一样，五四当然也有其局限性。就拿学术研究为例，“五四”所建立起来的那一套学术范式，可简要概括为：西化的思想背景；专才的教育体制；泛政治化的学术追求；“进化”、“疑古”、“平民”为代表的研究思路。这一范式，对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文化建设，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也产生了若干流弊。政治学家讨论激进主义的利弊，历史学家重评儒家文化的功过，文学史家反省平民文学崇拜，所有这些，都是力图在学术层面上“走出五四”。

　　当然，这种提问题的方式，与八九十年代的学术转型，应该说是有关系的。受历史情境制约，有些问题你一时难以公开讨论，无法像鲁迅那样“直面惨淡的人生”。但是，这一学术转折，不完全系于政治环境，也有其内在理路。80年代流行宏大叙事，有理想，有激情，想像力丰富，但论述上稍嫌空泛。我们满腔热情做的，就是用西学来剪裁中国文化；那些对于传统中国痛心疾首的批评，有真知，也有偏见。最大的贡献是，我们用浓缩的办法，重新接纳汹涌澎湃的西学大潮。之所以提“走出五四”，是想清理自己的思路。80年代的口号是“拨乱反正”，哪里是“正”，如何返回？一开始想恢复五六十年代的思想文化，后来发现，那是建立在“五四”论述的基础上。于是，我开始清理从晚清到“五四”所建立起来的那一套思想及学术范式。

作者: NZWJ 时间: 2009-5-3 08:33 标题: 走不出的“五四”？(25)

你问我为什么把“晚清”和“五四”捆绑在一起讨论？1990年代以前，学者普遍关注“五四”；1990年代以后，很多人转而关注晚清。这是近二十年中国学术发展的大趋势。我的立场有点特别，谈论“五四”时，格外关注“‘五四’中的‘晚清’”；反过来，研究“晚清”时，则努力开掘“‘晚清’中的‘五四’”。因为，在我看来，正是这两代人的合谋与合力，完成了中国文化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这种兼及“五四”与“晚清”的学术思路，使得我必须左右开弓——此前主要为思想史及文学史上的“晚清”争地位；最近十年，随着“晚清”的迅速崛起，学者颇有将“五四”漫画化的，我的工作重点于是转为着力阐述“五四”的精神魅力及其复杂性。

　　我可能是最早有意识地把晚清和“五四”捆绑在一起，加以认真辨析的学人。因为，我始终认为，就年龄而言，“晚清”和“五四”是两代人；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思想学术的转折关头，这两代人面对同样的问题，其知识结构与思想方式大同小异，可以放在一起讨论。这还不算他们之间有很多人是“谊兼师友”。大家不要以为，“五四”的时候，梁启超他们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不再发挥作用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和夏晓虹主编的《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广州出版社，1999；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既谈论“为人师表”的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也涉及“横空出世”的傅斯年、罗家伦、邓中夏、杨振声；还有就是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严复等人，同样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挥作用。两代人之间，有区隔，但更有联系；尤其是放长视野，这一点看得更清晰。他们的工作目标大体一致，比如思想革命、教育改革、提倡白话文、接纳域外文学等，很多想法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共同完成了这个社会转型。因此，我更愿意把这两代人放在一起论述——既不独尊“五四”，也不偏爱“晚清”。

　　当然，每代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之间，总是会有缝隙，有矛盾，甚至互相争夺生存空间和历史舞台。问题在于，今天我们所理解的中国思想、学术、文化、文学的转型，是在他们手中完成的。正因此，大家不太谈晚清的时候，我会强调晚清的意义；大家都来关注晚清，我就转而强调“五四”的意义。在我看来，“晚清”与“五四”，本来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不但“晚清”，连“五四”也是越来越遥远了。人们对“五四”的真实面貌以及历史场景，知道的越来越少，我们只记得一些抽象的概念，比如民主、科学、自由、平等。正因为越来越符号化了，曾经生机勃勃的“五四”，就变得不怎么可爱了。

　　在我看来，“五四”复杂得很，不仅仅是革命与复辟、激进与保守、进步与倒退、国故与西学这样的二元对立。若“回到现场”，你会发现，“五四”其实是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只不过经由几十年的阐释，某些场景凸显，某些记忆湮没，今人所知的“五四”，变成某种力量的“一枝独秀”。当年北大学生、日后成为著名学者的俞平伯，1979年撰写《“五四”六十周年纪念忆往事十章》，其中就有：“同学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竞成三。”意思是说，当年北大国文系同学，分成三拨人，一拨人办提倡新文化的《新潮》，一拨人做提倡传统文化的《国故》，还有一拨人希望介入现实政治，办《国民》杂志。一班同学尚有如此分歧，你能想像“五四”新文化如铁板一块？那是很不现实的。今日学界之所以对新旧文化内部之“多元并存”缺乏了解与认知，很大程度缘于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宣传以及历史学家的误导。

学生抗议运动还在余波荡漾，命名就已经开始了。具体说来，就是1919年5月26日《每周评论》第23期上，罗家伦用“毅”的笔名，发表了《五四运动的精神》。也就是说，“五四运动”这个词，最早是由北大学生领袖罗家伦提出来的。事情还没完全过去，运动中人就已经给自己进行“历史定位”了，而且，这一定位还被后人接纳，这是很罕见的。此后，五四运动的当事人，不断地借周年纪念，追忆、讲述、阐释这一“伟大的爱国运动”。经由一次次的言说，关于五四的印象，逐渐被修正、被简化、被凝固起来了。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5-3 08:42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5-3 08:45 标题: 走不出的“五四”？(26)

“五四”之所以能吸引一代代读书人，不断跟它对话，并非“滥得虚名”，主要还是事件本身的质量决定的。必须承认，一代代读者都跟它对话，这会造成一个不断增值的过程；可只有当事件本身具备某种特殊的精神魅力以及无限丰富性，才可能召唤一代代的读者。当然，会有这么一种情况，事件本身具有巨大的潜能，但因某种限制，缺乏深入的持续不断的对话、质疑与拷问，使得其潜藏的精神力量没有办法释放出来。比如说文化大革命，这绝对是个“重大课题”，只是目前我们没有能力直面如此惨淡的人生。“五四”不一样，几乎从一诞生就备受关注，其巨大潜能得到了很好的释放。九十年间，“五四”从未被真正冷落过，更不要说遗忘了。我们不断地赋予它各种意义，那些汗牛充栋的言说，有些是深刻挖掘，有些是老调重弹，也有些是过度阐释。说实话，我担忧的是，过于热闹的“五四纪念”，诱使不同政治力量都来附庸风雅，导致“五四形象”夸张、扭曲、变形。

　　回过头来看，20世纪中国，就思想文化而言，最值得与其进行持续对话的，还是“五四”。所谓的“五四运动”，不仅仅是1919年5月4日那一天发生在北京的学生抗议，它起码包括互为关联的三大部分：思想启蒙、文学革命、政治抗议。虽然此后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思想的、学术的、文学的、政治的立场与方法，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我们。一代代中国人，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不断地与“五四”对话，赋予它各种“时代意义”，邀请其加入当下的社会变革；正是这一次次的对话、碰撞与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中国的思想格局。

　　记得十年前，我曾带着自己的学生，依据档案、日记、报道和回忆录，重构当年北大学生游行的全过程。拿着自己画的游行路线图，从沙滩北大红楼出发，以寻访者的身份，一路上指指点点、寻寻觅觅，顺带讲述各种有趣的故事。到了天安门广场，因正值“两会”期间，警察很紧张，深怕我们图谋不轨。解释了大半天，才放行；不过，催着快走，别停留。穿过东交民巷，转往东单，再折向赵家楼。还敲了门，走进去跟老住户聊天。那次“重走五四路”，北京电视台还派摄影追随，做成了专题片，可惜播出时没录下来。

　　虽然每年都有纪念，但“五四”离我们还是越来越遥远。希望弘扬“五四精神”的，以及主张打倒“五四传统”的，好多都是在空中打架，没有真正落到地面上来。我之所以试图重建历史现场，目的是恢复某种真切、生动、具体的历史感觉，避免因抽象化而失去原本充沛的生命力。历史事件早就远去，但有些东西我们必须记忆。没有大的历史视野，只记得若干琐碎的细节；或者反过来，沉迷在一些宏大叙事中，完全没有生活实感，二者都不理想。我们需要有大视野，同时也需要具体的历史细节。

　　看待历史事件，每代人都会带上自己的有色眼镜，或者说“前理解”。这是所有历史学家都必须面对的困境与宿命。“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名言有其合理性；但沉湎于此，很容易变得自负、专横。历史学家所面对的，只是一堆五彩斑斓的“文明的碎片”；我们凭借专业知识，力图用这些有限的“碎片”来拼接、还原、重构历史，这本来就有很大的危险性。你要是心高气傲，根本不把古人放在眼里，肆意挥洒自己的才情与想像力，不扭曲那才怪呢。我们确实无法完全呈现早就失落的历史场景，但那就应该彻底舍弃吗？作为训练有素的观察者，我们有义务努力穿越各种迷雾，走近1走进那个事件的内核，跟历史对话。某种意义上，我们之“重返现场”，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借助这一寻寻觅觅的过程，跟五四新文化人进行直接的心灵对话。这样的“五四纪念”，既五彩缤纷，也充满动感，还跟每个寻觅者的心路历程联系在一起。这样的“五四”，方才“可信”，而且“可爱”。基于这一信念，进入新世纪以后，我改变论述策略，努力“走进五四”。

　　你问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伟大的五四”越来越被悬置，高高地放在神龛上。这样做，效果不好。长期以来，我们确有将“五四”过分神圣化的倾向。现在又反过来了，颇有用轻蔑的语调谈论“五四”的——不就是几千学生上街吗，不就是烧房子打人吗，有什么了不起；再说，动作那么粗鲁，应追究刑事责任才对。面对如此“新解”，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5-3 08:53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5-3 08:49 标题: 走不出的“五四”？(27)

　记得鲁迅对国人不了解《儒林外史》的价值，曾发出这样的感叹：“伟大也要有人懂。”再伟大的事件、著作、人物，若没有人真正跟它对话，没有让它回到人世间，就无法发挥真正的功力。人类历史上，有很多关键时刻，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必须跟它对话。事件已经过去了，但是它会转化成一种思想资料，不断地介入到当下改革中。“五四”就是这样的关键时刻。你可以从各种立场来谈，从各个角度去看，但是你不能漠视它的存在。

为什么需要不断地跟“五四”对话？“五四”对我们来说，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也是精神。不管你持什么立场，是保守还是激进，面对着如此巨大的存在，你不能视而不见。其实，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也都是在这种不断的对话中产生意义的。就像法国人不断跟1879年的法国大革命对话、跟1968年的“五月风暴”对话，中国人也需要不断地跟“五四”等“关键时刻”对话。这个过程，可以训练思想，积聚力量，培养历史感，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来面对日益纷纭复杂的世界。

　　对于政治家来说，纪念“五四”，历来都是把双刃剑。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起，我们不断举行此类活动。不同政治立场的人谈“五四”，都有自己的引申发挥，有时甚至直接转化成政治行动。所有这些真真假假的言说、虚虚实实的纪念，同样值得我们认真辨析。应该认真考量的是，哪些话说对了，哪些路走偏了，哪个地方应该固守传统，什么时候不妨“与时俱进”。北大因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名扬天下，对此更是不容回避。正因此，今年4月下旬，北大中文系主办题为“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报名参加的国内外学者有一百多位。平时我们开国际会议，都是三十人左右，那样讨论比较深入；这回破例，开这么大规模的学术会，也是别有幽怀——希望回应学界对于“五四”的各种质疑与批评。

　　在一个开放的社会，有多种声音是很正常的。第一，容忍并认真倾听别人的批评；第二，有自己的坚持，不因外界压力而改变。所谓“多元”，不是说没有自己的主张；我是百家中的一家，必须把我的立场、观点明确无误地表达出来。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或者不屑于跟别人讨论，都不对。“五四”当然不仅仅属于北大，但北大无疑最为“沾光”。作为长期得益于“五四光环”的北大学者，我们必须认真面对“五四”这个巨大的精神遗产。当它被世人严重误解的时候，你有责任站出来澄清、修正、拓展。当然，这不是什么“坚决捍卫”。要是真的伟大，不必要你来捍卫；如果不伟大，你想捍卫也没用，反而可能帮倒忙。

　　我们的任务是，让“五四”这一话题浮出水面，引起世人的关注；在这个同样关键的历史时刻，重新审视“五四”。至于怎么关注，从哪个角度进去，得出什么结论，取决于个人的立场、视野、趣味，强求不得。有些东西，在特定时代会被有意无意遮蔽，你的眼光穿不过去。这一代人力所不及，看不清楚的问题，也许下一代人就能看得很清楚。我希望不仅跟“五四”先贤对话，也跟同时代学者对话，甚至跟我的学生辈对话。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面对如此复杂的政治／思想／文学运动，在不断的对话中，获得前进的方向感和原动力。

每代人都有自己的思想资源。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资源，无外乎两大部分：第一，直接从西学引进的，从柏拉图到马克思到尼采到哈贝马斯，等等，等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资源。第二，那就是本土的思想学说。对所谓的“中国文化”，必须做一个分析。今天一说“传统”，很容易就从孔夫子说起，甚至还有不少人相信“半部《论语》治天下”。对此，我很不以为然。什么叫“传统”，就是那些直接间接地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思维习惯、表达方式、审美趣味的东西。所谓“传统中国”，就是儒释道，就是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而且，这东西辛亥革命后就没了，到此为止。想像“国学”跟“西学”截然对立，主张纯粹的“中国性”，我以为都是不可取的。中国文化本来就不纯粹，域外的思想学说，两汉进来，隋唐进来，明清更是进来，早就渗透到我们的血液里。除非你彻底封闭，否则的话，一种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可能保持“纯粹”状态。就像人类的基因不断稀释、变异，那是生存的需要，也是保持新鲜活力的需要。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5-3 08:55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5-3 08:56 标题: 走不出的“五四”？(28)

即使不说这个问题，你也必须理解，晚清以降，我们不断跟西学对话，所创造、所积淀起来的“新传统”，同样值得我们关注。我承认，“五四”新文化人对于传统中国的批判，有些过于偏激，但我们必须理解“五四”那代人的基本立场，以及为什么采取这样的论述策略。在我看来，以孔夫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一个伟大的传统；以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也是一个伟大的传统。某种意义上，对于后一个传统的接纳、反思、批评、拓展，更是当务之急，因其更为切近我们的日常生活，更有可能影响我们的安身立命。

　　假如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算起，一百多年来，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无论主动还是被迫，都在跟西方接触；而从政治家的毛泽东，到文学家的鲁迅，各种各样的人，也都以自己的方式，跟西学对话。如此激烈的思想碰撞，不是说转就转，说停就能停的；可以赞赏，也可以批判，但不能背过身去，假装看不见。在我看来，这一中西文化碰撞的精神遗产，相当庞杂，也极为丰富，值得我们认真清理。我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很可能正是这一块。不能想像，我们整天跟2500年前的孔子对话，就能解决当下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问题。我并不要求你认同“五四”新文化人的立场，但你必须面对他们提出的诸多困境与难题。请记住，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国人很长时间里处于相当屈辱的境地。刚过上几天比较舒坦的日子，就翘起二郎腿，嘲笑“五四”新文化人没有风度，不够从容，过于偏激，我以为是不明智的。不必专治近代史，但直面这一百多年的风云激荡，理解历史的沉重与诡异，可以磨砺自己的思想。切断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动辄从先秦讲起，诗云子曰，然后直接跳到当下的“和谐社会”，这样谈论当代中国问题，其实很苍白。

　　历史久远，很多粗糙乃至让人恶心的东西，很可能早就被过滤掉了。因此，你所看到的“场景”，很优雅，具有合理性。文学也一样，唐诗历经千年淘洗，就剩这么多，当然每首都精彩，值得今人格外珍惜。而新诗就不一样了，每天都在生产，量那么大，鱼龙混杂是很自然的事。我没说哪位新诗人比李白杜甫更伟大，我只是强调时间对于人物、文章、思想、学说的淘洗作用。“五四”离我们那么近，很多不如意的地方你看得很清楚，包括某些论述的暴力倾向，还有思想的阴暗或偏激等。古典中国的精神遗产，当然值得我们珍惜；但我本人更为迷恋复杂、喧嚣但生气淋漓的“五四新文化”。

　　你问我怎么看待这场运动对今天中国的影响，对我们来说，“五四”已经是长期研究的积淀了，不能用三五句话来打发。因为，那样做很暴力，且容易概念化。“五四”本来就是众声喧哗，很难一言以蔽之。茅盾曾经用“尼罗河泛滥”来比喻“五四新文学”，我觉得很有道理。尼罗河泛滥，自然是泥沙俱下，当时很不好看，但给下游送去了广袤的沃土，是日后丰收的根本保证。

　　如果不涉及具体内容，我想用三个词来描述“五四”的风采。第一是“泥沙俱下”，第二是“众声喧哗”，第三是“生气淋漓”。每一种力量都很活跃，都有生存空间，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现，这样的机遇，真是千载难逢。谈论“五四”，对我来说，与其说是某种具体的思想学说，还不如说是这种“百家争鸣”的状态让我怦然心动，歆羡不已。经过一系列的对话与竞争，有些东西被淘汰了，有些东西逐渐占据主流地位，成为主导社会前进的力量。承认这一现实，同时理解那个风云变幻的过程，而不要急于撰写“成王败寇”的教科书。

　　说到底，历史研究有其边界，也有其局限性。我极为心仪“五四”，但从不指望它解决现实问题。关于“五四”的谈论，即便十分精彩，对于今人来说，也只是多了一个参照系，帮助我们理解现代中国的丰富与复杂。如此而已，岂有他哉。不经由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思想转化与制度创新，想用纪念3阐述某一历史人物4事件来解决现实中国的诸多困境，那都是异想天开。

　　2009年3月28日改定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社区」(2009年4月17日)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5-3 09:05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5-3 09:25 标题: “五四”和“五四”那个时代(29)

经济观察报对话陈平原:走不出的“五四”？

马国川

　　走出“五四”

　　经济观察报：作为一个人文学者，你一直在关注和研究“五四”。你是如何与“五四”对话的？

　　陈平原：我1978年春上大学，赶上思想解放运动，那时候，我们模仿“五四”新青年，谈启蒙，办杂志，思考中国的命运。后来念研究生，学的是中国现代文学，那就更得跟“五四”对话了。其次，我在北大读博士，毕业后长期在这教书，而对于北大人来说，“五四”是个永远值得追怀的历史时刻。无论学术、思想还是文章趣味，我都自觉跟“五四”新文化血脉相通。第三，这也与我近年关注现代中国大学命运有关。最近十几年，在文学史、学术史之外，大学史成了我另一个论述的焦点。在我看来，大学不仅仅是生产知识、培养学生、出科研结果、出“大师”，它还有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那就是通过知识和思想的力量，介入到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里。这是我心目中“好大学”的一个重要标志。“五四”时期的北大就是一个典型，它抓住了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折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将其“才华”发挥到淋漓尽致。别看世界上那么多一流大学，真有北大那样的机遇、那样的贡献的，还真不多。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把晚清和“五四”捆绑在一起讨论？

　　陈平原：九十年代以前，学者普遍关注“五四”；九十年代以后，很多人转而关注晚清。我的立场有点特别，谈论“五四”时，格外关注“‘五四’中的‘晚清’”；反过来，研究“晚清”时，则努力开掘“‘晚清’中的‘五四’”。因为，在我看来，正是这两代人的合谋与合力，完成了中国文化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这种兼及“五四”与“晚清”的学术思路，使得我必须左右开弓——此前主要为思想史及文学史上的“晚清”争地位；最近十年，随着“晚清”的迅速崛起，学者颇有将“五四”漫画化的，我的工作重点于是转为着力阐述“五四”的精神魅力及其复杂性。

　　经济观察报：在一个关键性的历史时刻，深度介入、有效介入，完成某种社会变革——“五四”时期的北大，让后人歆羡不已。

　　陈平原：我所学的专业，促使我无论如何绕不过“五四”这个巨大的存在；作为一个北大教授，我当然乐意谈论“辉煌的‘五四’”；而作为对现代大学充满关怀、对中国大学往哪里走心存疑虑的人文学者，我必须直面“五四”新文化人的洞见与偏见。在这个意义上，不断跟“五四”对话，那是我的宿命。

　　经济观察报：但是1993年你写了一篇文章，呼吁“走出‘五四’”，为什么？

　　陈平原：就像所有光辉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一样，“五四”当然也有其局限性。就拿学术研究为例，我曾经说过，“五四”所建立起来的那一套学术范式，可以简要地概括为：西化的思想背景；专才的教育体制；泛政治化的学术追求；“进化”、“疑古”、“平民”为代表的研究思路。这一“范式”，对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文化建设，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也产生了若干流弊。政治学家讨论激进主义的利弊，历史学家重评儒家文化的功过，文学史家反省平民文学崇拜，所有这些，都是力图在学术层面上“走出‘五四’”。

　　经济观察报：与八十年代相比，九十年代中国思想学术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走出‘五四’”是否与此有关？

　　陈平原：应该说是有关系的。八十年代流行宏大叙事，有理想，有激情，想象力丰富，但论述上稍嫌空泛。我们满腔热情做的，就是用西学来剪裁中国文化；那些对于传统中国痛心疾首的批评，有真知，也有偏见。最大的贡献是，我们用浓缩的办法，重新接纳汹涌澎湃的西学大潮，把被人为切断的将近半个世纪的西学发展史接续起来了。所谓“走出‘五四’”，其实是想清理我们自己的思路。八十年代的口号是“拨乱反正”，返回哪里？一开始想返回到五六十年代，后来发现，五六十年代的思想文化是建立在 “五四”那一代的论述思路上。于是，我开始清理从晚清到“五四”建立起来的那一套学术范式。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5-3 09:53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5-3 09:33 标题: 对话陈平原:走不出的“五四”？(30)

经济观察报：你可能是最早有意识地把晚清和“五四”捆绑在一起加以认真辨析的学人。

　　陈平原：因为我始终认为，就年龄而言，晚清和“五四”是两代人；但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思想学术的转折关头，这两代人面对同样的问题，其知识结构与思想方式大同小异，可以放在一起讨论。这还不算他们之间有很多人是“谊兼师友”。大家不要以为“五四”的时候，梁启超他们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不再发挥作用了。不是这样的。我和夏晓虹主编的《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广州出版社，1999；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既谈论“为人师表”的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也涉及“横空出世”的傅斯年、罗家伦、邓中夏、匡互生等，还有就是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严复等人，同样在“五四”中发挥作用。两代人之间，有区隔，但更有联系，尤其是放长视野，这一点看得更清晰。他们的工作目标大体一致，比如思想革命、教育改革、提倡白话文、接纳域外文学等，很多想法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共同完成了这个社会转型。因此，我更愿意把这两代人放在一起论述，既不独尊“五四”，也不偏爱“晚清”。当然，每代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之间，总是会有缝隙，有矛盾，甚至互相争夺生存空间和历史舞台。问题在于，今天我们所理解的中国思想/学术/文化/文学的转型，是在他们手中完成的。正因此，大家不太谈晚清的时候，我会强调晚清的意义；大家都来关注晚清，我就转而强调“五四”的意义。在我看来，晚清与“五四”，本来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走近“五四”

　　经济观察报：但是提起晚清，我们总觉得有些遥远，而提起“五四”，我们就觉得距离我们非常近。

　　陈平原：其实，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五四”也是越来越遥远了。人们对“五四”的真实面貌以及历史场景，知道的越来越少，我们只记得一些抽象的概念，比如民主、科学、自由、平等。曾经生机勃勃的“五四”，变得越来越符号化了。

　　“五四”复杂得很，不仅仅是革命与复辟、激进与保守、进步与倒退、国故与西学这样的二元对立。“回到现场”，你会发现，“五四”其实是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只不过经由几十年的阐释，某些场景凸显，某些记忆湮没，今人所知的“五四”，变成某种力量的“一枝独秀”。当年的北大学生、日后成为著名学者的俞平伯,在1979年撰写了《“五四”六十周年纪念忆往事十章》，其中就有:“同学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竞成三。”意思是说，当年北大中文系同班同学里面分成三拨人，一拨人做提倡新文化的《新潮》杂志，一拨人做提倡传统文化的《国故》杂志，还有一拨人希望介入现实政治，办《国民》杂志。一班同学尚有如此分歧,你能想像“五四”新文化“铁板一块”？那是很不现实的。今日学界对新旧文化内部的“多元并存”，缺乏了解与认知。

　　学生运动还在余波荡漾，命名就已经开始了。具体说来，就是1919年5月26日《每周评论》第23期上，罗家伦用“毅”的笔名，发表了题为《五四运动的精神》的文章。也就是说，“五四运动”这个词，最早是北大学生领袖罗家伦提出来的。事情还没完全过去，运动中人就已经给自己进行“历史定位”了，而且，这一定位还被后人接纳，这是很罕见的。此后“五四运动”的当事人，不断地借周年纪念，追忆、讲述、阐释这一“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经由一次次的言说，关于“五四”的印象，逐渐被修正、被简化、被凝固起来了。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5-3 09:54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5-3 09:46 标题: 对话陈平原:走不出的“五四”？(31)

　经济观察报：由此也可见“五四”本身的能量之强大。

　　陈平原：“五四”之所以能吸引一代代读书人不断跟它对话，并非“滥得虚名”，主要还是事件本身的质量决定的。必须承认，一代代读者都跟它对话，这会造成一个不断增值的过程；可只有事件本身具备某种特殊的精神魅力以及无限的丰富性，才能召唤一代代的读者。当然，会有这么一种情况，事件本身具有巨大的潜能，倘若不断对话，它的意义会逐渐浮现出来；但因某种限制，没办法对这个话题做深入的持续不断的对话、质疑、拷打，使得其潜藏的精神力量没有办法释放出来。“五四”不一样，几乎从一诞生就备受关注，其巨大潜能得到了很好的释放。九十年间，“五四”从没被真正冷落，更不要说遗忘了。我们不断地赋予它各种意义，那些汗牛充栋的言说，有些是深刻挖掘，有些是老生常谈，也有些是过度阐释。说实话，我担忧的是，过于热闹的“五四”纪念，会诱使各种各样的人都来附庸风雅，导致“五四”形象扭曲、变形。

　　经济观察报：放眼看历史，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可以成为各界共同对话的对象，很可能就是“五四”。

　　陈平原：就思想文化而言，最值得我们与之对话的，还是“五四”。所谓的 “五四运动”，不仅仅是1919年5月4日那一天发生在北京的学生抗议，它起码包括互为关联的三大部分：思想启蒙、文学革命、政治抗议。虽然此后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思想的、学术的、文学的、政治的立场与方法，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我们。一代代中国人，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不断地与“五四”对话，赋予它各种“时代意义”，邀请其加入当下的社会变革，一次次的对话、碰撞与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的思想格局。

　　经济观察报：问题是，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在对话、碰撞与解读中，历史的真实面目越来越模糊了。

　　陈平原：记得十年前，我曾带着自己的学生，依据档案、日记、报道和回忆录，重构当年北大学生游行的全过程。拿着自己画的游行路线图，从沙滩北大红楼出发，以寻访者的身份，一路上指指点点、寻寻觅觅，顺带讲述各种有趣的故事。那次 “重走 ‘五四’路”，北京电视台还派摄影师追随，做成了专题片，可惜播出时没录下来。

　　经济观察报：这种方式很有意思。

　　陈平原：虽然每年都有纪念，但“五四”离我们越来越遥远。希望弘扬“五四”精神的，以及主张打倒 “五四”传统的，好多都是在空中打架，没有真正落到地面上来。我之所以试图重建历史现场，目的是恢复某种真切、具体的历史感觉，避免因过于抽象化而失去原本充沛的生命力。历史事件早就远去，但有些东西我们必须记忆。没有大的历史视野、只记得若干琐碎的细节，或者反过来，沉迷在一些宏大叙事中、完全没有生活实感，都不理想。我们需要有大视野，同时也需要具体的历史细节。

　　经济观察报：不过很多历史是很难还原的，即使当时在场的人都可能感到困惑。

　　陈平原：看待历史事件，每代人都会带上自己的有色眼镜，或者说“前理解”。这是所有历史学家都必须面对的困境与宿命。 “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名言有其合理性；但沉湎于此，很容易变得自负、专横。历史学家所面对的，只是一堆 “文明的碎片”，我们凭借各种专业知识，力图用这些 “碎片”来拼接、还原历史，本来就有很大的危险性。你要是心高气傲，根本不把古人放在眼里，肆意挥洒自己的才情与想象力，不扭曲才怪。我们确实无法完全呈现早就失落的历史场景，但那就应该彻底舍弃吗？作为历史的观察者，我们有义务逐渐地穿越各种迷雾，走近/走进那个事件的内核，跟历史对话。某种意义上，我们之所以 “重返历史”，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借助这一寻寻觅觅的过程，跟 “五四”新文化人进行直接的心灵对话。这样的 “五四”纪念，既五彩缤纷，也充满动感，还跟每个寻觅者的心路历程联系在一起。这样的“五四”，方才 “可信”，而且 “可爱”。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已经改变论述策略，努力 “走进五四”。

　走进 “五四”

　　经济观察报：如果说 “走出五四”是因为反省意识，那么重新走入“五四”是因为什么？

　　陈平原：因为我觉得， “伟大的五四”，越来越被悬置，高高地放在神龛上。长期以来，我们有将 “五四”过分神圣化的倾向。现在又反过来，好些朋友转而用轻蔑的语调来谈论 “五四”：不就是几千学生上街吗，不就是烧房子打人吗，有什么了不起。再说，行动这么粗鲁，应该追究刑事责任。每当面对此类 “新解”，真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记得鲁迅对于国人不了解《儒林外史》的价值，曾发出这样的感叹： “伟大也要有人懂。”再伟大的事件、著作、人物，若没有人真正跟它对话，没有让它回到人世间，就无法发挥真正的功力。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5-3 09:54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5-3 09:50 标题: 对话陈平原:走不出的“五四”？(32)

人类历史上，有很多关键时刻，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必须跟它对话。事件已经过去了，但是它会转化为一种思想资料，不断地介入到当下改革中。“五四”就是这样的关键时刻。你可以从各种立场来谈，从各个角度来看，但是你不能漠视它的存在。为什么要不断跟 “五四”对话？ “五四”对我们来说，是历史也是现实，是学术也是精神。不管你持什么立场，是保守还是激进，面对着如此巨大的存在，你不能视而不见。其实，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也是在这种不断的对话中产生意义的。就像法国人不断跟1879年的法国大革命对话、跟1968年的“五月风暴”对话，中国人也需要不断跟 “五四”等关键时刻对话。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训练思想，积聚力量，培养历史感，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来面对日益纷纭复杂的世界。

　　经济观察报：现在对 “五四”的解释分歧很大，有时甚至尖锐对立。

　　陈平原：不同立场的人谈 “五四”时，都有自己的引申发挥，有时甚至转化成实际行动。所有这些，真真假假的言说、虚虚实实的纪念，值得我们认真辨析。今人谈论 “五四运动”，应该考量哪些说对了，哪些走偏了，哪个地方不妨固守传统，什么时候应该 “与时俱进”。北大因 “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名扬天下，对此更是不容回避。作为很长时间里大大得益于 “五四光环”的北大学者，我们必须认真面对 “五四”这个巨大的精神遗产。当它被世人严重误解的时候，你有责任站出来澄清、修正、拓展。

　　经济观察报： “五四”不仅仅属于北大。

　　陈平原： “五四”当然不仅仅属于北大，但北大最为沾光，我想这是不言而喻的。当然，这不是什么 “坚决捍卫”。要真的伟大，不必要你来捍卫；如果不伟大，你想捍卫也没用，反而可能搞砸了。我们的任务是让 “五四”这一话题浮出水面，引起世人的关注，在这个历史时刻，重新审视 “五四”。至于怎么关注，从什么角度进去，得出什么结论，取决于个人的立场、视野、趣味，强求不得。这一代人力所不及，看不清楚的问题，也许下一代人就能看得很清楚。我希望不仅跟 “五四”先贤对话，也跟同时代学者对话，甚至跟我的学生辈对话。要以一个开放的心态面对如此复杂的运动，在不断的对话中，获得前进的方向感和原动力。

　　在和历史对话中寻找方向感

　　经济观察报：是什么样的方向感和原动力呢？

　　陈平原：每代人都有自己的思想资源。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资源，无外乎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直接从西学引进的，从柏拉图到马克思到哈贝马斯，等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资源。第二部分呢，那就是本土的思想学说。对所谓的 “中国文化”，必须做一个分析。因为，今天一说 “传统”，就是从孔夫子说起，甚至还有不少人相信“半部《论语》治天下”。我是很不赞同的。什么叫 “传统”？就是那些直接间接地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思维习惯、表达方式、审美趣味的东西。很多人一说 “传统中国”，就是儒释道，就是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辛亥革命后，没了，到此为止。想像 “中国文化”跟 “西学”的截然对立，还有主张纯粹的 “中国性”，我以为是不可取的。中国传统本来就不纯粹，域外的思想学说，两汉进来，隋唐进来，明清更是进来，早就渗透到我们的血液里。除非你彻底封闭，否则的话，一种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可能保持 “纯粹”。就像人类的基因不断稀释、变异，那是生存的需要，也是保持新鲜活力的需要。

　　即使不说这个问题，你也必须理解，晚清以降一百多年来，我们不断跟西学对话，所创造、所积淀起来的新传统，同样值得我们关注，或者说更值得我们关注——尤其是对当下中国来说。我承认， “五四”新文化人对于传统中国的批判，有些过于偏激，但我们必须理解 “五四”那代人的基本立场，以及为什么采取这样的论述策略。在我看来，以孔夫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一个伟大的传统；以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为代表的 “五四”新文化，也是一个伟大的传统。某种意义上，对于后一个传统的接纳、反思、批评、拓展，更是当务之急，因其更为切近我们的日常生活，更有可能影响我们的安身立命。

　　经济观察报：你如此看重这后一个传统？

　　陈平原：假如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算起，一百多年来，我们的政治经济等，无论主动还是被迫，都是在跟西学对话；而从政治家的毛泽东，到文学家的鲁迅，各种各样的人，也都以自己的方式，跟西学对话。如此激烈的思想碰撞，不是说转就转，说停就停的，你可以赞赏，也可以批判，但不能背过身去，假装看不见。在我看来，这一百多年中西文化碰撞的精神遗产，相当庞杂，也极为丰富，值得我们认真清理。我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很可能正是这一块。不能想像，我们整天跟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对话，就能解决当下错综复杂的国际问题。我并不要求你认同 “五四”新文化人的立场，但你必须面对他们提出的诸多问题。请记住，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国人很长时间里处于相当屈辱的境地。刚过上几天比较舒坦的日子，就翘起二郎腿，嘲笑 “五四”新文化人没有风度，不够从容，过于偏激，我以为是不明智的。你不必专治近代史，但直面这一百多年的风云激荡，理解历史的沉重与诡异，可以磨砺自己的思想。切断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动辄从先秦讲起，诗云子曰，然后直接跳到当下社会，这样谈论当代中国问题，其实很苍白。

　　经济观察报：提到 “五四”，总觉得像是刚发生的事，看得还清楚。

　　陈平原：历史久远，很多不如意的东西，被过滤掉了。你看到的，比较具有合理性。文学也一样，唐诗历经千年淘洗，就剩这么多，当然每首都很好，值得今人格外珍惜。而新诗就不一样，每天都在生产，量那么大，鱼龙混杂是很自然的事。我没说新诗人比李白杜甫伟大，我只是强调时间对于人物、文章、思想、学说的淘洗作用。 “五四”离我们那么近，很多不如意的地方你看得很清楚，包括某些论述的偏激等。古典中国的精神遗产，当然值得我们珍惜；但我本人更为迷恋复杂、喧嚣但生气淋漓的 “五四”新文化。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待这样一场运动对今天中国的影响？

　　陈平原：对我们来说， “五四”已经是长期研究的积淀了，不能用三句话、五句话来讲清楚，因为，那样很容易概念化。 “五四”本来就是 “众声喧哗”，很难一言以蔽之。茅盾曾经用“尼罗河泛滥”比喻 “五四”新文学，我觉得很有道理。尼罗河泛滥，自然是泥沙俱下，当时很不好看，但给下游送去了广袤的沃土，是日后丰收的根本保证。如果不涉及具体内容，我想用三个词来描述 “五四”的风采。第一是 “泥沙俱下”，第二是 “众声喧哗”，第三是“生气淋漓”。每一种力量都很活跃，都有生存空间，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现，这样的机遇，真是千载难逢。谈论 “五四”，对我来说，与其说是某种具体的思想学说，还不如说是这种 “百家争鸣”的状态让我怦然心动，歆羡不已。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是当代中国研究近现代文学史、文化史、教育史和制度史的最重要学者之一）。

资料来源:「经济观察报」( 2009年5月1日)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5-3 09:54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5-4 12:36 标题: “五四”和“五四”那个时代(33)

九十年的变与不变，五四的希望与失望

作者：冯崇义、杨恒均

风风雨雨的九十年过去了，悲观失望者仍然有理由悲观，因为和九十年前相比，历史在诸多方面惊人的相似，相似得甚至让人怀疑：中国的历史早在九十年前就已经终结了，不再前进也不再进步。九十年前，在众多知识分子的千呼万唤下，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理性）姗姗来迟；九十年后，两位九十高龄的老先生仍然不得不犹抱琵琶半遮面，还动不动就被拿出来侮辱一番……

如果你想更直观地了解九十年的不变，你可以到图书馆翻开尘封的《新青年》、《新潮》……，同时，请打开电脑，看看我辈在互联网上摇旗呐喊呼吁民主自由和法治的美文丽句，对照一下，有哪一句和哪一个字不是九十年前的胡适、陈独秀、傅斯年等前辈忘记写过？不曾呐喊过的？——白纸黑字，让人汗颜，所不同的只不过是竖版和横版的区别而已，以及他们用半文言半白话的词句表到了现代的思想，而我们使用的则是现代汉语加上互联网上特有的“草泥马”句型弄出的春秋笔法……

让人灰心丧气的“不变”多不胜数，然而，如果我们的眼睛只盯住那些不变，而忽视了诸多变化，那我们就永远是悲观者了。乐观者不但看到不变，也看到变，看到希望。

这样，才能做到“贤者无忧”。

第一，两种不同的压力，殊途同归的救亡

九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被冠以“五四爱国运动”名副其实的。当时的有识之士充分认识到，闭关自守的中国是非常落后的，落后就要挨打。要想不挨打，必须向西方学习。

看到西方开着炮舰来了，我们急急忙忙搞了洋务运动，“器物”有了，却仍然惨败在日本手下……于是继续反思，光靠枪炮和船舰显然还不够啊，还需要制度的变革……于是打仗了，起义了，辛亥革命了，共和了……

当我们回到百年前一个又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惊讶的发现，在西方本身经过三百年的启蒙才刚刚实行全民投票选举的时候，我们九十年前的前辈已经迫不及待地从善如流，几乎在一夜之间敲定了“共和”。然而，走在时代和众人前面的先驱们显然没有想到，用几条新式步枪可以驱赶一个腐败的清王朝，可用多少次战争也不一定能够把几千年的旧文化和旧思想从中国民众大脑里驱赶走……

于是，新文化运动来了……以人权、自由、民主和法治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就是要在国民大脑里建立起真正的“共和”——有了适应和支持真正共和的“新民”，任何军阀都无法颠覆。这批知识分子中更不乏如梁启超等人，早在五四之前就看出来了，他们要学习的那个制度，是当时欧美最先进的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制度，本质是“以人为本”，是对人的解放。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历史给古老的中国开了一个玩笑。就在中国知识分子热切地向西方理念和制度靠拢的时候，西方帝国主义给中国一个响亮的耳光。巴黎和会，我们中国人那么崇拜的西方老大哥们居然在中国战胜了的情况下还要对中国进行瓜分和分赃（特别是将胶州湾转交给日本而不归还中国）。

目瞪口呆的知识分子无法在这判若天渊的内政和外交之间作出区分，更搞不明白自由民主的西方和帝国主义的西方怎么会是同一个鸟东西，他们，迷茫了……

真是天有莫测风云，国有旦夕祸福，就在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震惊了世界，也彻底震傻了中国的知识分子。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5-4 14:03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5-4 12:42 标题: 九十年的变与不变，五四的希望与失望(34)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就发生在这样一个非常不幸的时候。在五四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晕头转向，客观上是因为“亡国灭种”的危机和世界思潮的变动。当时中国知分子的救亡图存的主要压力来自外部而不是内部。

这是堪称中国启蒙运动的新文化运动和欧洲启蒙运动最大的不同之一。当时欧洲的思想和人的解放运动完全是“内生”的，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压力，动力来自内部，是对自身（包括制度）的反思和改造。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运动则是在列强的随时侵略并亡国的压力下展开的。

在亡国压力下的救亡很容易偏离对人的解放的正途，而把每一个人都依附于那个国家――即便那个国家已被劫持。五四运动的一个严重不足，恰恰是将人从家族制度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带着高尚的情感使人更完全彻底地依附于国家。他们以为国家得救了，他们爱国了，却忘记了救亡国家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人，是对人的救亡。而牺牲人来挽救国家则是本末倒置的。于是我们看到在过去九十年里，不止一次，当窃国者宣布国家得救了的时候，在这个国家里生存的人，却沦陷了。

时过境迁，今日的中国已经和九十年前大有不同。当今中国早就独立，而且国力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列强们”虽然也比以前更加强大，但却无力、也不会侵略中国了。和九十年前相比，我们面前没有了亡国灭种的外部压力。可是，我们很多知识分子却感觉到“不变”――我们的心境却没有多少变化，我们认为中国处于转折关头，中国仍然需要“救亡”！因为我们都感受到了“压力”――只是这个压力不再来自列强的炮舰，而来自我们自己――我们内心那种希望国强民富的愿望。我们需要改变，我们需要五四爱国精神，我们需要走正确的路而不是邪路，我们需要崛起——国家的崛起，更是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崛起。把爱国解释为爱民，把人的解放看成是国家真正的崛起。

这，就是今天的“救亡”。

第二，相同的知识分子，不同的民众

当我们看到自己鼓吹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等理念，早在九十年前就被有更深学养的前辈知识分子说得淋漓尽致的时候，我们能不满脸羞愧？所以，一位学富五斗的知识分子在北京说，你们写那些东西有什么用？九十年前人家都把道理说透了，你们只不过拾人牙慧啊！

也许正是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当今大多中国知识分子保持了沉默，或者说闷声发小财去了。可不管他们干什么，经过九十年的风风雨雨，知识分子们是被启蒙了，是清醒了，他们只不过是难得糊涂而已。其实，为数不少的知识分子基本上能够达到九十年前那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当时的思想境界。这也是一个最显著的“不变”，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进步”。

问题在于，知识分子也许没有变，但另外一个群体却逐渐有了大“变”――来自民众的变化。如果从思想认识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许还是那样的一批，但民众却绝对不再是九十年前在阅读九十年前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运动的文献时，我们感觉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激情和思想，却很少能够窥探当时普通民众的所思所为。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下，变成“新民”了吗？

越是带着这样的问题去查阅和阅读文献，越是感觉到材料有限，学生在上街，知识分子在忙着充当幕后黑手，那么，当时普通的老百姓在干什么？他们在按部就班的生活，他们在冷眼旁观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们对他们启蒙，可他们并没有参入那样一场旨在改变他们生活和命运的新文化运动。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5-4 14:04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5-4 12:53 标题: 九十年的变与不变，五四的希望与失望(35)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战士们慷慨激昂，原因之一就是当时中国广大民众的奴隶主义思想还相当严重。没有受到启蒙的“旧民”，有了“器物”（洋务运动），也是要吃败仗的；没有“新民”，就算有了制度，共和了，到头来也发现是“假共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知识分子们看到在现代化和制度突然引进的时候还需要觉悟的拥有现代思想的“新民”而发起的。但很显然，知识分子们企盼的，新中国需要的“新民”并没有出现。

可是，九十年后，情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说有些知识分子在向后看，在朝九十年前的知识分子靠拢，那么，由于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由于科技的进步和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中国的民间已经和九十年前的隔了一个世纪那么远。公民权利意识的普及程度，自由、人权、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在广大民众中的传播范围，与九十年前已有天壤之别了。

这一点，我们还是可以从尘封的九十年前的文献和互联网上新鲜出炉的文章入手。九十年前，知识分子们以启蒙先驱的态势翘首高歌，期待一呼百应。无论在他们的学术著作还是时评文章里，你看到的都是他们侃侃而谈、指点江山、引领民众，但你却很少能够在他们的文章里看到被他们启蒙和引领的民众的身影。

然而，当你打开互联网，你却会从当今知识分子的理论和时评文章里发现，是民众在引领知识分子――无论是维权、争自由、扩大民主权利等等，全国各地的普通民众显然已经走到知识分子的前面。有时，你会从知识分子的文章里，看到他们只是保持了一段安全距离、置身事外，在那里躲躲闪闪地品头论足。

和九十年前的知识分子相比，当今的知识分子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认识除了理论知识外，显然还多了九十年世界各国的实践经验和教训，但他们如今却因为种种原因很少像九十年前的前辈那样论述德先生和赛先生。他们即便在评论老百姓的事件时不得不提到民主、法治和自由，也显得闪烁其词。如果说九十年前的启蒙知识分子忙于指引民众，那么当今的启蒙知识分子则是手忙脚乱、穷于应付地解释民众一波又一波的行动。

有的文人美其名曰：我们终于回归到了胡适先生的“少谈主义，多谈问题” ――可问题是，九十年前不针对问题的“主义”显得苍白无力，而九十年后，老百姓那里积累的所有问题，如果真要得到彻底解决，又如何可以不谈“主义”？

这，也是九十年来最重要的变化之一。

第三，九十年来，中国人与德先生、赛先生一起成长

有人担心，如果谈主义而不谈问题，会不会又像九十年前一样，让我们的民族和国家走上弯路甚至邪路？　

现在有很多人对九十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心存疑虑，认为当时的思想解放让我们国家走上了弯路，我们认为这不过是一些“文人”们的空论和虚热。

这些年来知识界关于五四“全盘反传统”而将中国引上歧途的论调甚嚣尘上，实际上完全不得要领，是对历史曲解和误读，而且还大面积地误导民众。五四根本就没有“全盘反传统”，即使“全盘反传统”（彻底颠覆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专制主义）也不会将中国引上歧途——因为中国已经在歧路上活蹦乱跳地折腾了几百年。

从魏源、林则徐“开眼看世界”，到曾国藩、李鸿章发起“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和民间创办工商企业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到康有为、梁启超领导“戊戌变法”倡导君主立宪，到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创造共和，到民国初年建立议会制度、进行政党竞争轮替、自由结社、自由办报、自由出版，到陈独秀、蔡元培、胡适等在早期“新文化运动”中倡导以人权平等、独立自主的新伦理取代等级专制、奴隶主义的旧伦理，我们国家民族一直在人类文明的主流正道上奋勇前进。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5-4 13:07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5-4 13:00 标题: 九十年的变与不变，五四的希望与失望(36)

五四以后我们国家民族确实走上了岔路，但跟“反传统”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当时“觉醒”起来的部分有力人士引错了路：从自由民主的正道引到以国家主义压制个人自由的邪道，从学习英美的人类主流文明正道引向“以俄为师”的岔路。

但即便走了弯路和岔路，也不至于让我们就此怨天尤人，悲观失望甚至生出了绝望。中国在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后又折腾了这么多年仍然不得法，决不是那个短暂的启蒙时期的新文化运动造成的，而是中国两千年顽固势力的缓冲所致。如果我们不只看到自己的苦难和不足，能够真正实事求是的话，我们应该看到，过去的九十年，即便在欧美等西方国家，也有很多国家走上弯路和邪路，包括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亚洲的军国主义日本等等。相比较这些集权给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我们还会不会认为过去九十年里，只有我们的民族走上了万劫不复的邪路？

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现在看到民主和自由法制逐渐深入人心的时候，却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九十年前，这些概念并没有被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接受，那些观念也还远远不能算是“普世价值”，五四过后的几十年里，人类先是经历了最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接着又熬过了最漫长的冷战，很多国家都在邪路和岔路上走得很远。正是接二连三的教训才让很多国家回头是岸，纷纷回归人间正道。

如果说五四后的中国走向了历史的岔路和邪路，那么，当时和中国一起走上岔路的国家还有很多。无论是德先生，还是赛先生，突飞猛进的发展都是在上个世纪上半叶。如果考虑到中国几千年专制制度的话，我们没有在五四前后走向民主和自由的光明大道，恰恰表明历史有其偶然性，更有必然性。历史，是公正的。

然而，风雨仓皇九十年，这个世界已经完全变了。九十年前中国知识分子们倡导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已经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亚洲一些很小、很落后的国家所接受。

放眼世界，九十年后的今天，如果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都或多或少地误入过歧途，走过弯路，或者走过邪路，那么现在除了少数国家如北朝鲜外，地球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抛弃弯路和邪路，回归到九十年前我们前辈知识分子们呼吁、也是人类迄今为止探索出来的最不坏的那条路……

收回我们的目光，审视我们自己，不难发现，我们一边在小路上屁颠屁颠地踽踽独行，一边对九十年前的先人怨天尤人（啊，是他们把我们引向这条羊肠小道的啊），我们应该感到失望的是自己，而不是他们……

遥想九十年前的前辈，感受周围风起云涌的“新民”，抚思我们内心沉睡了太久的激情，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充满希望？

文章来源:「新浪博客·杨恒均的博客」(2009年5月3日)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5-4 14:0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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