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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究竟有多少人信教 [打印本页]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28 08:51 标题: 中国究竟有多少人信教

我国已有3亿多人信教？数据怎么那么混乱？为什么他们信教？

我国已有3亿多人信教？

郑风田阮荣平郎晓娟

如果经常去农村参观考察的朋友都会发现，我国寺庙“修建热”和农民“信教热”等现象屡屡出现。目前中国究竟有多少人信教？有多少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目前各方统计数据差别很大。而这些数据的真实获得又对我国重大政策决策产生深远的影响。最近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讲“要加强对宗教现状的调查研究、加强基层宗教工作”。说明宗教数量多少已引起我国中央高层的重视。目前我国这方面的数据的确特别混乱。我们进行了一些整理，大家看一看是不是这样：

我国究竟有多少人信教？1亿？3亿？还是更多？

我国官方公布的我国信教人数规模是1亿；而world value survey的调查结果显示，2000年中国无神论者的比重仅为24%，非无神论者的比重达到了76%。牟钟鉴（2008）认为1亿这个数字是50年代的数字，显然现在是不止了。于建嵘、伊天原、郑慕行（2008）探讨了目前基督教发展的一些问题，认为现在政府公布的基督教徒的人数应与现实的信教人数有较大的差距，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的数字太老，已经不准确了。童世骏等（2007）根据“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课题下的“当代中国人宗教信仰”课题组在2005年暑期实施的调查，指出年龄16周岁以上的中国人里，具有宗教信仰的人数为31.4％。如果按照目前的人口比例来推算，中国具有宗教信仰的人口约3亿。这一数字大大高于以往常公布的“约一亿多人信教”（《中国日报》英文版，2007）。

中国正在出现信仰流失？

《瞭望》（2007）记者在我国中西部的一份调查显示，在我国中西部部分农村地区，各种地下宗教、邪教力量和民间迷信活动正在快速扩张和“复兴”，一些地方农村兴起寺庙“修建热”和农民“信教热”，正在出现一种“信仰流失”。针对江苏（张厚军，2005；江苏省社科院课题组：晁国庆，2005）、河北（闵淑范、韩松青，2002；傅国钧，2002）、西南山区（徐世强，2003）、河南（赵社民，2004）、湖北（宫哲兵、周冶陶，1999）、辽宁（贾玉斌，2004；徐海燕，2005）东南沿海农村（闵伟宁，2001）等地的调查表明，农村地下宗教活动泛滥，封建迷信活动猖獗是当前一个带有倾向性的社会现象（郝锦花等，2006）。地下宗教、邪教力量和民间迷信只是我国农村“信仰流失”一种，属于普化宗教的范围（杨庆堃，2007），而相对普化宗教，制度宗教也是“信仰流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仅以基督教为例，在国家正规宗教部门所统计的2000万宗教信仰人数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数以亿计的信仰人数（于建嵘，2008），ECONOMIST（2008）引用PEW的SURVEY的估计为1.3亿各种基督教。如果加上这一部分的统计，农村信仰流失规模将会更大。

上述研究调查，说明了我国农村“信仰流失”在发展速度[1]和数量上[2]的严重性。但是这些调查毕竟还只是一些零碎的小规模的调查，从中我们还是很难找出我国总体的信教情况。就全国而言，我国存在着大规模的信教问题吗？信仰流失是否真的存在？

我国全国性农村信教状况的调查很少，其中能够真正回答我国信教状况更凤毛麟角，在少有的调查研究中其结果又差异巨大，究竟谁是对的？

现有研究或者和文献资料中，对我国信教人数进行统计主要有以下三个：一个是我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一个是华南师范大学所做的一项“当代中国人精神状况调查”、一个是由密西根大学在世界范围内所做的world value survey其中有关中国的宗教状况调查。

官方的宗教数量统计：1亿

我国官方对我国信教人数公布的数据是1亿，其中佛教信徒有1000万人，占全国总人数的8%；第二宗教是道教，但是没有公布具体数据；其次是伊斯兰教。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4-28 09:04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28 08:56 标题: 我国究竟有多少人信教(2)

这一数据是被引用的最多的数据，同时这一数据也是被质疑最多的数据。如牟钟鉴在北大的一次演讲中就指出，1亿这个数字是50年代的数字，显然现在是不止了。2008年2月25日和3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于建嵘教授在河南省洛阳市和浙江省温州市分别与“基督教家庭教会”培训师伊天原和郑慕行探讨了目前基督教发展的一些问题中，伊天原就指出，那现在政府公布的基督教徒的人数应与现实的信教人数有较大的差距，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的数字太老，已经不准确了。

政府宗教部门统计的是在册的信众人数（刘仲宇，2007）[3]，但是我国许多信徒并参加教会活动而只是在家中进行教会活动，这样这一部分人就很容易被漏掉。另外，在统计过程中很多时候是通过教会组织对统计部门的报告得来的，但是由于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以及我国对宗教政策的怀疑，很多时候教会组织不愿真实的公布自己教徒的数量。如刘志军对山西一个教会的访谈中，一基督教教父就坦言，他们在上报教众的数量的时候一般都是要折扣50-70%的。

伊天原仅官方对基督教的统计指出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地方政府不敢如实上报；（2）有的地方宗教局登记时要收钱，信徒不愿交钱；（3）还有些信徒认为信仰是属神的事情，不是俗世的事情，因此不愿到政府机构登记。所以最终会导致官方统计数据的失实。

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3亿？

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是教育部于2003年12月立项的首批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它是对中国人精神生活所做的一个国情调查与研究，已进行的相关的抽样调查遍及全国众多省市、自治区，对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状况进行多方面、多层次的研究[4]。该课题调查过程中，专门有一部分是对“当代中国人宗教信仰”的调查，该调查始于2005年暑假，调查对象是中国大陆地区16周岁以上人口，共发放问卷5000份，回收有效问卷4500多份，回收率高达91.2%。该调查由华东师大社会学系的调查中心操作，样本覆盖全国31个省区，是完全的随机抽样[5]。

2007年第6期的《瞭望东方周刊》刊登了其部分调查结果——在年龄为16周岁以上的中国人里，具有宗教信仰的人数为31．4％。如果按照目前的人口比例来推算，中国具有宗教信仰的人口约3亿。这一数字大大高于以往常说的“约一亿多人信教”。这一结果还指出，中国主要的宗教是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和佛教，这五大宗教的人数占了中国信教人数的67.4%。其中佛教、道教和对龙王以及财神等传说的崇拜者等有2亿，占了所有新教人数的66.1%。天主教有1600万，基督教4000万（占所有信教人数的12%）。这一结果被china daily以及bbc、美联社等国内外主流媒体所转载。

这样数据的公布较为惊人的，同时作为“首次有关中国宗教的全国范围内的实证调查”[6]，也是我国宗教研究中的巨大进步。但是，可惜的是在现有的所公布的资料中，对于该调查得抽样方法以及抽样步骤介绍还不是很够，因此对于其样本的代表性我们目前尚不能做出有效的判断。

虽然该课题组成员张文明在第四届宗教年会上介绍，该调查在选取地域时，采用了PPS的抽样方法，入户则采用随机抽样，各个步骤都按照社会统计学的原则进行，就宗教学领域而言，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在方法上最为科学的全国性调查。但是该调查还是有两方面值得怀疑。

首先，该调查没有说明其对宗教信仰指标的衡量。衡量指标的不同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调查结果。Smith（1998）对美国宗教信仰调查过程中的衡量指标进行了回顾。他指出，美国宗教数据统计的指标或者途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对参加教堂活动人数来衡量宗教信仰的状况，另一种是通过直接询问是否信教来衡量宗教信仰状况。二者衡量出来的结果是后者是前者的一倍（Hadaway et al. 1993）。造成这一差距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社会影响，在美国社会一般是渴望群众信教，因此在直接调查中，处于面子问题即使不倾向于信教的人数也会报出自己信教的回答。二是受调查者对“参加宗教活动”的定义要比参加教堂礼拜要宽泛；三是通过通过对参加教堂活动人数来衡量宗教信仰的状况的方式，不能有效区分正式的教堂礼拜与非正式的非教堂礼拜活动（smith，1998）。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28 09:02 标题: 我国究竟有多少人信教(3)

其次，就其调查结果而言，也引起了诸多疑惑。如果说该调查认为中国宗教徒有3亿，其中佛教约1亿，基督新教约3600万这些数据尚可接受的话，其穆斯林3000万的数据则实在难以置信，因为中国所有的穆斯林相加也不过2100万（魏德东，2005）。

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比例没有我们想象的大。

“世界价值观调查”起源于1981年的欧洲价值观调查，至今已完成每五年一次总共4次的全球性调查。参与这个调查的国家由第一波在美国密西根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onald Inglehart号召下的22个已开发国家，扩大到第四波包含非洲与回教世界的总共80多国。此调查涵盖的母体已经达到全球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四波调查资料提供社会科学领域学者可探讨的议题非常广泛，至今超过400篇且运用20多种语言的论文或专书于国际知名的研讨会、期刊或出版社发表。

对中国的调查主要负责者是Jiang Xingrong、Xiang Zongde、Ronald Inglehart，具体的调查组织是中国统计信息和咨询服务中心（China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 Consultancy Service Centre ）。该调查在中国所使用的问卷语言是中文，其调查对象是18岁以上的成人，18岁以及18岁以下的并不在调查对象之列。从1990年开始，该调查在中国共进行了两次调查，调查时间分别是1990年7月1日到12月31日，2001年3月18日到6月25日。

该调查的样本是通过多层随机抽样获得的，首先将各省根据其经济情况分为三类，然后在每一类抽取一定的样本。然后在每一个省内，随机选择20个样本点，每个样本点选择5个人作为调查对象。个体的抽样是按照城乡、性别、年龄、职业和教育程度进行的。最后的样本选择是男性占60%和女性占40%，以及城市占70%和农村占30%。最后的样本规模是1000人。

该调查结果表明1990年中国有4.7%的信教者，非信教者占48.7%，无神论者占41.6%（参见下表）。据此比例可以计算出我国1990年信教人数为53734人，非信教人数有56406人，无神论者有48743人[7]。2000年中国信教比重有了很大的增长，其比重达到了13.7%，比1990年增长了191.49%。非信教者比重也所有增加，达到了55.3%，无神论者与此同时也有了很大的下降，只有24%。按照这些比重可以计算出我国2000年信教人数为17364人，非信教人数有70578人，无神论者有30829人。

利用这一调查结果来计算估计我国信教总数有着一些很明显的问题。一是年龄选择的截尾性，二是男女抽样的选择不具代表性，三是城乡样本的选择的偏差。另外，该调查也存在衡量指标选择的问题。

为什么有信教热？目前的解释相互矛盾，供给派与需求派好象都挺有道理的。

供给派认为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宗教等信仰控制的松绑、解冻导致了信仰供给的增多，在信仰需求一定的条件下，自然会导致信仰流失，并提出信仰交易成本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国家宗教管制程度的下降，人们信仰宗教的交易成本下降，故而会出现信仰流失。这一派观点的前提是宗教信仰需求恒定，按照这种假定，“信仰流失”是一种自然趋势，政策上所能采取的应对措施应以疏导为主。

而需求派的观点则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从农村退出，从一方面看，农民群众的许多精神文化需求以及物质需求得不到满足，这样就使得信仰组织所提供的精神以及文化方面的公共物品颇具诱惑力；而在另一方面，曾经在公社生活中存在着的“集体归属感”和“组织感”等情感互动也渐渐消失，在少部分农村社区甚至出现“空心化”和“原子化”等现象，部分农民开始对组织化的生活和社群间的互动产生强烈的情感诉求，而一些信仰组织的出现则正好满足了这种诉求，从而导致了“信仰流失”现象的出现。

这一派的理论支撑主要来自于自于宗教俱乐部模型（club model）（Iannoccone，1988，1992，1994；Iannoccone，Bermen，2004）以及宗教风险分担机制模型（risk-sharing model）(Chen，2004，2008）。这些理论核心观点是认为，人们的信仰需求在很大程度取决于参加信仰组织所能给其带来的效用以及信仰组织的行动有效性。
由于对我国农村究竟有多少人信教问题的研究和争论，目前很大程度还停留在理论层面的观点交锋上，大规模调查研究和对典型案例的深入分析显得有些滞后，在实践上的说服力略显不足，对于政策制定的参考价值也会受到影响。对中国信仰流失问题的相关论证还比较少，更鲜有基于全国农村状况的大样本的实证调查。考虑到中国社会状况的复杂多变和独特性，只有通过规范的方法、严格的抽样和翔实的数据调查，才有可能从实证角度，对我国这些问题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来应对。

编贴自:「新浪博客·郑风田的博客」( (2009年4月21日)
（作者郑风田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阮荣平、郎晓娟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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