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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读书教学四十年作者:杨振宁 [打印本页]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27 08:50 标题: 读书教学四十年作者:杨振宁

杨振宁，1922年9月22日出生于中国安徽省合肥市。1938－1944年在中国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读书，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1945年赴美求学，1948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6年与李政道共同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原理，因而共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一原理彻底改变了人类对对称性的认识，促成了此后几十年物理学界对对称性的关注。1954年，同米尔斯博士创立了“杨－米尔斯规范场”论（Yang-Mills gauge theory），是研究凝聚原子核的力的精深理论。1967年杨振宁提出了一个方程，后来巴克斯特也讨论了此方程之其他意义，世称“杨－巴克斯特方程”。1949－1955年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研究员。1955－1966年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1966年起任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艾伯特•爱因斯坦讲座教授兼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1970－1976年任洛克菲勒大学董事。1986年获美国“国家科学奖章”。1994年获美国费城富兰克林研究所的1994－1995年度鲍威尔科学成就奖。1994年6月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2001年获费萨尔国王国际奖的科学奖。复旦大学名誉博士。

读书教学四十年

作者:杨振宁

今天，我在复旦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对我来讲，这是-个很大的荣誉，也使我深有感受。记得，一九七一年我第一次访问新中国，我所到的第一个城市，就是上海；我所访问的第一所大学，就是复旦大学。那以后到今天，我访问新中国共十九次。在这当中，我曾多次来到复旦大学。从一九七四年起，我就同复旦大学物理系、数学系的好几位教师有了很密切的合作研究关系，这对我了解物理学和数学有很大的帮助。胡和生教授就是跟我合作的几位教师之一。那以后，我又通过复旦大学的教师、研究生去我们学校访问、念书的机会，与复旦大学有了更多的接触和联系。正因为这样，今天我接受复旦大学授予我的名誉博士学位，感到特别高兴。

大家都知道，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全世界对新中国这样一个新的发展方向感到非常兴奋。我讲这句话，并不仅是代表在海外的中国血统的人，而是包括了西方各个阶层的人。因为，新中国现在采取的一个新的政策，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了不起的新的变化。能看到上海市正在生气蓬勃地采取许多新措施，我感到非常高兴。

今天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在这儿，我想，这就意味着新中国能在以后二十年、四十年、五十年之内，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中国。这是一个极好的开端。

今天，我和大家谈谈自己读书、教学的经验。

我是一九二二年在安徽省合肥市出生的。我的名字杨振宁的“宁”字，许多人解释说我是在南京出生的，这是不正确的。这个“宁”字来源于怀宁。因为在我出生时，我父亲是安徽省安庆县〈那时叫怀宁，是安徽的省会〉一个中学的教员，所以我的名字叫杨振宁。

我在安徽合肥生活了六年，合肥那时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城市。城里的马路窄得连一辆汽车都通不过。记得，一九三七年我在读中学的时候，曾回到合肥住过几个月。我家那时离合肥城里最大的一条街相距很近，可是就在那里也没有电灯，只有在那条大街上才有灯。所以，那几个月里，我晚上念书只能用煤油灯，

二十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的时候。那时，孙传芳的军队曾多次打到合肥。每次军队打到城里，人们都逃到农村、教会或医院去躲避，我一生中第一次记忆最深的，就是在一次出逃回城后，一到“四古巷”家里，就看到房子的犄角里有一个子弹孔。

在我四岁半时，开始由母亲教我认字。五岁时，家里请了一位老先生教我和其他堂兄弟姊妹念书。那时所谓念书，是念一本叫做《龙文鞭影》的启蒙书。这本书我念得很熟。一九二八年我六岁时，我父亲从美国回来（他是在我一岁时去美国念书的），我和母亲一起去上海接他。然后我们三人一起坐船去厦门，因为我父亲接受了厦门大学的聘书，任厦门大学数学系教授。也许在座的很多同志认识我父亲，他曾经多年在复旦大学任数学系教授。那时我虽然看见过我父亲，但事实上却等于看到一个陌生人。当时他问我念过书没有，我说念过。他说念过什么书，我说念过《龙文鞭影》。他问我是否会背，我便从头至尾背了一遍。他问我是什么意思，我却完全不懂。不过，他还是送了我一支自来水笔，这是我一生中所看到的第一支自来水笔。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7-16 07:32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27 08:51 标题: 读书教学四十年(2)

小学与中学

一九二九年，我随父母从合肥搬到北平清华园。大家也许知道，清华园有一个美丽的校舍。我在清华园前后共住了八年，读了四年小学和四年中学。那时中国处于一个动荡的时代。当我的同龄人正遭受困难时，我能在这样一个被保护起来的环境下度过美满的童年，是非常幸运的。

我在清华子弟小学――承志小学念了四年。一九三三年进崇德中学。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我们全家先搬回合肥，后又迁至昆明。我在昆明念了半年中学。由于许多学生都是逃亡者，没有固定的地方，所以当时教育局规定，学生可以不在一所学校念完中学，并可以用同等学历考大学。我就参加了当时的大学考试。一九三八年我刚进西联大，那里就遭轰炸。我在昆明的七年里，几乎无时没有被轰炸的危险。记得有一天，日本飞机来轰炸，我家园子里正中一弹。幸而我们一家人都躲到了乡下，或进了防空洞，所以全没受伤。每当我从城外往城里走，我都担心着我家是不是遭到轰炸了。那以后几天，我拿着铲子到废墟里去挖。当我挖出几本书时，我兴奋极了。今天就很难想象，在当时的情况下，几本书对一个大学生的意义。

坚实的基础：在西南联大

在西南联大，我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西南联大的物质条件实在是非常差的。那时的教室是铁皮的房子，下雨时“叮叮当当”地响；地板是泥铺的，下雨后踩成一个个高低不平的坑；图书馆的窗是没有玻璃的，每当刮风时，我们必须拿一样东西把书本压住。尽管物质条件很困难，但教师们教得很认真，学生们学得很用功，所以我在那里还是学到了许多东西。

那时的大一国文课采用的是轮流教授法，即每个教授轮换着讲授一至两个礼拜。一般来说，这种办法极易产生紊乱。但那时西南联大教师阵容很强，这种轮流教授法使我们学到了多方面的文史知识。记得那时教我们的教授有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王力先生、罗荣先生等很多人。我的大一物理是跟赵忠尧先生念的。赵先生现在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已经八十多岁了。我的大二电学是跟吴有训先生念的。他曾经很多年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后来是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校长，解放后任过多年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于一九七七年去世。我的大二力学是跟周培源先生念的。周先生曾任北大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现在也已经八十出头了。

那时，所有的教师对学生的要求都很严，而我们学生学习的态度也确实很认真。

一九四二年，我在西南联大毕业后，就进了西南联大的研究院。在研究院的两年，对我以后的研究工作有着关键性的影响。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28 08:38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27 08:52 标题: 读书教学四十年(3)

前后六年我在西南联大所受的教育，为我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很深的基础。

在联大给我影响最大的两位教授是王竹溪先生和吴大猷先生。王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三十年代曾去英国学统计力学，一九三八年取得博士学位回国，任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四二年我进研究院后，就请王先生做了我的硕士论文导师。他

把我引到了统计力学的道路。这对我一生的研究工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直到今天，统计力学还是我最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之一。王先生后来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不幸在一九八三年去世。

吴大献先生现在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在三十年代就取得了美国密西根（Michigan）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当教授。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自己设了一个试验所，一边从事理论研究，一边搞试验。他的研究方向是分子光谱学，工作量非常大。一九四二年在我快要大学毕业时，由于教育部规定每个得学士学位的学生，必须写二篇学士论文。于是我就去找了吴先生，请他指导我做学士论文。他指导我的方向，是群论与分子光谱的关系。群论是数学里的一个学科。这次论文的写作，把我引导到了群论与物理学关系的方向上，对于我以后的研究工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一九四四年我从联大研究院毕业取得硕士学位后，参加了清华大学的留美考试。一九四五年夏天，我动身去美国读博士学位。这期间，我在联大附中教了一年书。

科学研究与风格

由于在西南联大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打下了扎实的根基，使我得以对物理传统的价值观念有了一个自己的评价。任何一个学科，如果你要想有所创新，就必须有自己的见解；如果只是跟着别人走，就不可能有新的革命性的建树。换句话说，在你学习的时候，必须对自己的老师的风格有所认识。我在西南联大时，就渐渐地使自己达到了能够欣赏老师的风格的程度。当时有三位物理学家是我最佩服的。他们是：爱因斯坦（Enstain）、费米（Fermi）和狄拉克（Dirac）。

我到美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哥伦比亚大学找费米，因为战前他曾在那里当教授。可是在战时他去洛斯阿拉漠斯（Los Alamos）主持造原子弹的工作。因为他的行踪是保密的，所以一般人都认为他失踪了。使我非常惊讶的是，我去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问费米教授什么时候上课时，那里的秘书竟没听说过有一位叫费米的人。

后来我去了普林斯顿大学。在那里我遇到了张文裕教授。他现在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名誉所长。我曾在西南联大听过张先生的课。他告诉我说，费米打仗期间在洛斯阿拉漠斯，那时他已听说费米要去芝加哥大学当教授。所以我就请求去芝加哥大学学习。

有血有肉的物理学：芝加哥大学

在芝加哥大学，我接触较多的除了费米教授，还有一位是泰勒（Te11er）教授。泰勒先生被称为“氢气弹之父”。他那时是芝加哥大学的一位相当年轻的教授。当时在芝加哥大学有三位教授对我影响较大，他们是：费米、泰勒和另一位实验物理学教授艾里逊（A1lison）。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28 08:37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4-28 08:06 标题: 读书教学四十年(4)

我在中国曾有一个很扎实的物理学基础，到了芝加哥大学后，我很快就发现，那里的物理学课程远不如西南联大。课程既不详细也无深度，教授也没有很充分地去准备。但这并不是说我在芝加哥大学就没有学到很多东西，事实上，我在那儿学到了许多在昆明所没有学过的东西。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活用物理学知识的方法。可以说，我在西南联大学的，是演绎法的物理学，在芝加哥大学学的，是归纳法的物理学。所谓归纳法的物理学，就是从实验开始，为了描述、解释实验中的现象，使之成为一个整体的观念，去寻找一些理论上的结论。

泰勒先生就是一个非常注重物理现象，并有许多直觉的物理观念的人。跟他接触后我就发觉他的物理学与我以前学的物理学很不一样。他有非常多的新的先解，我想一天里他至少有十个见解。这十个见解中，至少有九个是错的。不过，也只要有一个是正确的就够了。而且，他给我印象非常深的，是不怕讲错。九个错误的观念，他也总是非常乐意地讲出来。这点我在中国时是无法想象的。

近年来我常常回国来，与国内一些大学的教师、学生有了一些接触。我听说中国有个所谓“四大力学”。这“四大力学”把学生压得透不过气来。“四大力学”是不是重要的呢？毫无疑问是重要的。也没有人能否认“四大力学”是物理的骨干。不过，物理学不只有骨干，只有骨干的物理学是个骷髅，不是活的，要既有骨干，又有血、有肉的物理学，才是活的物理学。

我曾经跟中国的许多教师谈过，觉得在课程里减少一些推理特别严密、演算非常复杂的科目，增加一些与物理的现象有关的科目，这对学生学活的物理学也许会有更多的好处。

我刚才说的关于物理学的价值观念的研究风格，也许学文史的同学不能理解，你们可能会说，物理学研究的是自然现象，是一门科学，而科学是研究事实的，又谈什么“风格”？但我们知道，事实中包括着各种不同的现象，对这些不同现象所产生理论的美妙的感受是不同的，这也就产生了每个人对物理学研究的不同风格.所以，一个人的研究风格对他的研究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尝试实验物理学

我到芝加哥大学后，就感觉到自己对试验物理接触太少。在西南联大，实验设备较差，而主要的课程，都是众多的理论课，所以我当时就下决心，博士学位的论文一定要写实验方面的。

我先去找费米。他既是一个理论物理学家，也是一个实验物理学家。可他说我不能跟他做论文，因为他当时在阿尔岗国立实验室（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做研究工作，而那项工作是保密的。他介绍我去跟艾里逊教授。以后我就跟艾里逊教授工作了近二十个月。当时艾里逊教授正在制造一套四十万电子伏的加速器，我们五、六个研究生跟他一起做了十五个月。完成后，我们每个人在加速器上做一个试验。我做的试验，是把氧与原子核的两个能极分开，结果不太成功。这使我意识到自己恐怕天生就不是做实验物理的料。

在我们的实验室里还有许多别的研究生。很快我就发现，他们虽然理论考试考不过我，可是他们在实验上却有许多地方是我完全做不到的。举例来讲，做实验时，假如一个线路不对的话，我的办法是：把图纸拿来，仔细研究，对照着再做；可是他们却踢一脚，立刻就好了。后来我也如法炮制，可是结果还是不能成功。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28 08:15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4-28 08:12 标题: 读书教学四十年(5)

我的同学对我很好，因为我有时可帮他们解决理论上的问题。但他们也常常不留情面地开我的玩笑。我们实验室里有一个玩笑，就是说“凡是有爆炸的地方就有杨振宁”。

我的试验做得不太成功，当时我心里很不高兴。有一天，泰勒教授来了。他说：“听说你这次试验做得不太成功是不是？”我说：“是的。”他说：“你前些时候已经写了一篇理论文章，你不如就用那篇理论文章作你的论文。你不必坚持一定写出一篇实验论文。”这件事当时使我很失望。所以我跟他说：“我得考虑考虑。”两天以后，我觉得他讲的话是对的。这样想后，我感到如释重负似地轻松。这也就结束了我实验物理的生涯。我的朋友却又对我说：“这恐怕是实验物理学的幸运。”

在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

我在四八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在芝加哥大学做了一年的教员（instructor）。

有一天，奥本海默（Oppenheimer）到芝加哥大学来演讲。他是一个著名的物理学家，是“原子弹之父”。他当时是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的主任。那时，institute里有很多年轻人。他们做的工作是非常杰出的。所以我就跟费米和泰勒说：“我想到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去呆一年。”请他们给我写推荐信。他们就写信给奥本海默。一九四九年夏天，我就到了institute。

在我去以前，费米跟我说：“去institute这个地方是很好的，因为在里面你可以学会很多很有意思的工作。不过，那里不是一个可以久居的地方。”因为据费米说：“institute里所做的物理太理论、太抽象。”他说：“institute就象中古的一个修道院。”我是非常敬佩费米的，所以他的话我记得很牢。

到institute一年以后，奥本海默劝我常住下去，芝加哥大学则是要我回去。我考虑了很久？决定还是留在institute。这倒不是因为我忘记了费米的教导，也不是因为奥本海默的话不能拒绝，因为人生不只是有物理学，我那时正在跟杜致礼交朋友，而她又在纽约念书，离普林斯顿很近。所以我就留下了。

我刚才说过，institute里有很多年轻人。每天下午，大家一边在institute大厅外喝茶，一边就交换意见，天南地北地闲聊。由于杰出的人很多，所以竞争非常激烈。通过不断的讨论，不断竞争，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走进新领域

我在四十年代开始念理论物理的时候，很幸运地走到了一个新的方向，这就是今天的高能物理和基本粒子物理。基本粒子物理虽然在三十年代就开始有了，可是，它的大发展是到四十年代末才开始的。也可以说，象我这样年纪研究物理的人，是同这个领域一块儿成长的。

一个年轻人在开始起步做研究工作时，他所选择的方向对于他今后的成就有着重要的、决定性的影响。假如一个人非常聪明，可是他走的方向是没有发展前途的，那么他再怎样努力，也不易作出什么有特别建树的贡献来。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28 08:37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4-28 08:24 标题: 读书教学四十年(5)

我在学校从事教学已经很多年了，接触过很多很多的学生和成千个从事理论物理研究的人。那里有很多人非常聪明。可是同样是非常聪明的人，几十年后他们的成就却有很大差别。这里最基本的道理，我认为就是，有的人选择的道路，是以后十年、二十年有大发展的，有的人没有走到这些方向，而是走进死胡同里，虽然他们很聪明，也很努力，最后还是不太容易有成绩的。

我刚才说到，基本粒子物理和高能原子物理是在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开始有大发展的。我恰巧走进了这个领域。回想起来，这是一桩非常幸运的事情。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是一个很小的组织，是一个没有研究生的、纯粹搞研究工作的组织。那里环境非常恬静而优美。我在那里共呆了十七年。无疑的，这十七年是我有最重要成就的时期。

跳出象牙塔：石溪纽约州大

一九六六年，我离开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到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去做教授。那时，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是一所新的学校。那里的校长叫托尔（Toll）。有一天他给我打来一个长途电话，说希望把石溪建成一所以研究工作为主的大学。他希望我帮他一起做这件事。我答应了，并于一九六六年前去。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是一座标准的象牙塔，是一座成功的、名副其实的象牙塔。为什么我在那里做了有成就的十七年后要离开它呢？道理很简单：世界不只是有象牙之塔。象牙塔里可以做出很出色的工作，但却不是世界唯一可以有作为的地方。去帮助建立一所新的大学，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回想起来，我当时决定离开象牙塔，去做一件与社会比较有关的事，是非常正确、非常明智的。

访问新中国
到一九七一年夏天，种种迹象表明：中美冻结了二十年的外交关系，有缓解的可能。当时我就决定回到中国来，因为在中国，有我父母和弟妹，有很多老师和朋友。而且我觉得应该尽快利用当时的机会到中国来，这在七一年以前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这么急呢？因为当时越南战争还没结束。在动荡的国际局势中，我担心在很短时间内，一个稍稍打开一点小缝的门，又有可能被完全关死了。所以我就赶着在一九七一年的夏天，到中国来访问了四个礼拜。

我已跟大家说过，我所到的第一个城市，就是上海；我所访问的第一所大学，就是复旦大学。

那年夏天的访问，给了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因为我当时还记得我离开中国时的情景，而眼前看到的新中国，已经与那时完全不同了。

也就是在那年夏天，我非常荣幸地见到了周总理。

四个礼拜的参观访问，使我深有感受。回到美国后，我仔细想来，觉得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大国，这两个国家之间友好的关系，是世界和平的基石。我对两个国家都有相当了解和深厚的感情，所以我觉得，我有义务要为加强这两个国家的了解和友谊而作贡献。

从那以后，我就常常来中国访问。这一次已经是第十九次了。

回顾

回顾我念书、教学和研究的经验，我觉得自己在许多方面都是非常幸运的。当我的同龄人多半都有种种不幸遭遇的时候，我享受了一个美满的童年，得到了良好的教育，既有中国式的传统教育，也有西方启发式的教育。这么多年来，我有了许多好的老师和合作者，又有了许多好的学生。我在象牙之塔内工作了十七年，又在象牙之塔外做了十九年。这一切的一切，都使我觉得自己是非常幸运的。我给我自己一个勉励：我还应该继续努力。谢谢。

文章来源:「人文复旦·学术天地」
http://www.rwfd.fudan.edu.cn/xueshu/zhuanjia/dushu1.html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28 08:35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7-16 07:26 标题: 物理学的诱惑(6)

本文是作者2009年4月13日在复旦的双子楼里举办的讲座上的发言。他就与李政道合作发现的“宇称不守恒”定律时指出:在弱相关里面该定律是一般规则，这一理论的发现导致了50年代之后，整个试验物理研究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改革。“宇称守恒”定律在他们之前是被公认为公理性的，与能量守恒、动量守恒、电荷守恒等定律一样很少被怀疑，后来一些试验发现了难以解释的现象，不过很少有人去怀疑宇称会不守恒，杨振宁和李政道在理论上指出了宇称不守恒的可能性。他们的研究表明了敢于挑战传统思维可能导致更大的创新。他提到了吴健雄所做的工作对他们工作的启发，吴健雄为了得到一个较大的晶体，曾经试验了很多次，一次偶然的机会，她的一个研究生将原料带回家，放在炉子旁边，第二天居然生成了一个大的晶体，整个过程充满着偶然性的灵光一现。他在回答提问时说:他自己在试验物理方面缺乏天赋，而主要在理论物理方面，他自己在试验物理方面确实缺乏动手能力，不过20个月的试验经历对他后来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试验物理学家与理论物理学家对于问题的看法往往相差很大，而正是这种差异有助于他们后来的研究。最后作者勉励学生，中国未来的崛起势必会在物理学研究的领域大有作为。

物理学的诱惑

作者:杨振宁

好奇心诱惑学者们钻研
　　
　　法拉第是“电磁感应”现象的发现者，他用一个简单的设备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在闭合线圈里面放一块磁铁，静态放置时不会产生电流，但是将磁铁向外拉或向里捅时，线圈便立刻产生了电。这个现象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电磁感应”。这也是发电机的运作原理，这项发现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法拉第带领人类走进了电的时代。
　　
　　麦克斯韦是电磁场理论的提出者，他刚取得学士学位后便着手在法拉第“电磁感应”的基础上对电的现象做更深入的研究，经过六年的努力，麦克斯韦提出了四个“电”和“磁”定量关系的方程式，证明了电磁波的存在，并计算出电磁波的速度和光速几乎相同，于是大胆地提出了“光就是电磁波”的结论———麦克斯韦把人类带入了电磁波通信的时代。
　　
　　从这两个例子里我们可以发现，是好奇心引导出了一个个伟大的发现，就连科学家本身也无法预知在好奇心驱使下所做出的研究竟然可以带来如此大的影响。
　　
　　“宇称不守恒”是可能的？
　　　　
　　1957年1月，吴健雄宣布“在β衰变中宇称不守恒”，她的实验打破了一个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正确的原理。当时美国物理学会的秘书长这样描述吴健雄作报告时的场景：“屋子里挤满了人，甚至有人从吊灯上爬了下来”。那么吴健雄是如何证明“宇称不守恒”的呢？
　　　　
　　守恒观念根深蒂固
　　　　
　　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物理实验都是小规模的，典型的例子就是汤姆生用一个很简单的仪器发现了人类所知道的第一个基本粒子———电子。二战后，核物理成为热门的研究领域，世界各国制造了越来越大的加速器。有了这些加速器，再加上宇宙射线，许多以前不为人知的基本粒子都被发现了。到了20世纪50年代，最热衷研究的就是这些基本粒子的性质，也发现了“电荷守恒”定律，与之前牛顿提出的“能量守恒”一样，守恒现象在物理学界是一个非常重要和普遍的现象。
　　　　
　　每一个粒子都有一个“宇称”，而“宇称守恒”的意思就是衰变前的宇称和衰变后的宇称是相同的，而在一个研究θ粒子和τ粒子的实验中，用理论证明出了“宇称不守恒”。于是我们就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宇称能不能不守恒呢？大家都不相信“宇称不守恒”
　　　　
　　有三个根深蒂固的原因使得人们相信宇称是守恒的：物理世界是左右对称的；左右对称有很大的直觉和审美感召力；1920到1930年以后，量子力学非常准确地指出在原子物理中宇称一定是守恒的。如果宇称不守恒，那么很多实验结果都将被推翻，所以大家认为宇称不守恒是绝对不可思议的。
　　　　
　　我和李政道研究了之前所有的β衰变实验，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就是所有这些实验都和宇称守恒还是不守恒无关。于是我们提出了这样的想法：对绝大多数的力量而言，宇称是守恒的，但对另一些力量，则未必是这样（例如衰变）。接着又提出了新的更为复杂的实验，测试β衰变及其他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是否守恒。
　　　　
　　我们的文章于1956年6月22日寄出，寄出后得到的反应是———大家都不相信。“宇称守恒”将被实验证明？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7-16 08:06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7-16 08:06 标题: 物理学的诱惑(7)

当时声名显赫的泡利教授就指出：“我不相信上帝是一个弱的（指弱相互作用）左撇子（指左右不对称），我准备投注一笔很大的金额，实验将会得出一个对称的分布（即宇称守恒）。”还有布洛赫教授，他因为发明了核磁共振（NMR）而获得了诺贝尔奖。他说要是宇称不守恒，就要吃掉自己的帽子。
　　　　
　　但是李政道和我认为我们指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是否守恒缺乏实验证明。可是我们自己也不相信，宇称在任何相互作用中会不守恒，换一句话说，我们跟所有人直觉的想法是一样的，认为宇称当然是守恒的。所以在文章发出去之后，我们就改变了方向，开始对其他领域进行研究。直到半年后，吴健雄证明了宇称不守恒之后，我们才立即回到了原来对宇称不守恒的研究。好奇心证明了“宇称不守恒”
　　　　
　　大部分的物理学家都不想进行我们提出的实验，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提出的五个实验都非常困难，大家观念上都觉得这个假设不正确，一致认为实验结果一定是肯定了前人已经知道的规律，也就是“宇称守恒”，所以根本没有价值去做。
　　　　
　　吴健雄具有战略性的眼光，最后完成了这个实验。她也不相信宇称不守恒是真的，但是她觉得一个基本的自然定律必须要用实验来验证。是好奇心引导她去尝试，完成了这个“独具慧眼”的实验。
　　　　
　　吴健雄从国家标准局召集了四位低温物理学家一起进行其中一个我们提出的实验，但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光是制作一粒很大的晶体，就花费了她的团队三个星期的时间，当她带着这粒“美如钻石”般的晶体回华盛顿时，她说“我知道我是全世界最快乐最骄傲的人”。在经历了种种复杂和艰辛之后，1956年的实验结果证实了宇称不守恒，虽然差别比较微弱，但是她坚信实验的准确性，向外界宣称了宇称不守恒的发现，《纽约时报》在头版刊登了这条消息。
　　　　
　　“宇称不守恒”的影响
　　　　
　　这个曾经被视为攻不可破的堤坝被攻破了，物理学家纷纷测试在各种弱相互作用下宇称是否守恒，经过了大量的实验最终证实了“宇称不守恒”是弱相互作用下的一般特征。
　　　　
　　吴健雄的实验对物理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首先，把“对称观念”提升为基本理论物理的一个中心概念；第二，引发了对“离散对称性”的深入研究，后来四位美国科学家所提出的“时间逆转不守恒”获得了诺贝尔奖；第三，对中微子性质的研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之后有三个诺贝尔奖由此而产生。可以说吴健雄的实验导致了4个诺贝尔奖。

文章来源:「复旦论坛」(2009年4月15日)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7-16 08:13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8-21 11:28 标题: 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8)

主持人的话:亚洲研习会、拉丁美洲研习会和石溪国际艺术会联合举办一系列关于亚洲、拉丁美洲及非洲的演讲和电影项目。今天晚上，我们很荣幸地请到杨振宁教授替我们主持第一个演讲。杨教授是诺贝尔奖金得奖者，是石溪大学阿尔拔.爱恩斯坦讲座教授。关于杨教授，这里不必详细介绍了。他刚从中国大陆旅行回来。他在中国逗留了四个星期，游历过很多地方，与很多政治界及学术界人士见过面，而且受到中国总理周恩来邀请，参加了一个长达五小时的宴会，在会上还有十五名中国科学家。在与中国各界人上会谈和游历很多农村和城市后，杨教授今晚同意让我们一起分享他所得的一些印象。杨教授的敏锐观察力是学术界中所熟悉的，除自然科学以外，他的学识及兴趣还伸展至考古、历史、文学和人文科学等各方面。他亦很关心在美国的政治及社会的变化。很幸运，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他一个参观机会，让他看看这一个多年来与美国断绝正常关系的国家。现在正当联合国在辩论中国代表权问题时，也是美国的亚洲政策——尤其是美中关系——有所改变的时候，我深信杨教授的演讲肯定是富有资料性及会起推动作用的。诸位，现在让我们郑重地请杨教授开始演讲，题目是：“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热烈鼓掌）本文译自日本《读卖新闻》(1973年7月26日》。原载《留美华裔学者重访中国观感集》(香港七十年代出版社出版)

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

1971年9月21日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演讲

　　杨振宁

　　谢谢各位。

　　有人提醒我今晚会有很多听众。但我还是料不到这么挤迫。几分钟前，我提议应付挤迫的最好办法就是宣布把我的演讲改为物理学演讲。（笑声）好了，笑话说完了。让我说一句。这次美国人民方面，对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所表示的强烈兴趣，正显示出了两国人民之间有一种真诚的希望和需要彼此互相了解。

　　在我开始谈到中国的现况之前，我首先要报道一下我这次旅行的目的和程序。在四月中，我知道父亲因病重入院留医的消息，（其实他在三月时已曾一度失去了知觉，现在仍在上海医院里，）同时间，美国国务院又宣布解除那二十年来对中美来往的封锁，于是我就想：为什么我不借此机会回去探亲呢？而且还可以了解我曾在那里度过了二十三年的、久别了的中国的今天的真实状况。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8-21 11:49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8-21 11:44 标题: 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9)

旅行中国的四个星期中，我在上海与北京分别逗留了约两个星期。有一天，我还到过离上海三至四百哩的合肥，我在那里诞生并且曾经度过六年的童年时光。此外有一天我还到过一个叫“大寨”的著名模范人民公社，我很想了解今日中国如何解决农业问题。在北京和上海，我分别参观了三间大学，就是上海复旦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我还有机会参观了中国科学院的三间研究机构，那是生物化学研究所、生理学研究所及核物理研究院，前两者在上海，后者则在北京。有一天我问及我在北京的接待人，我在三十年代就读的母校，崇德中学是否仍在。他们回去查问了一下，第二天便告诉我：这学校仍然存在，不过现在改称北京第三十一中学，于是安排了给我去参观一天。

　　我发觉今天的中国是完全地改变了，和二十六年前我所认识的中国已完全不同。而这也就是我今天晚上想报道的事。在我还没有分别指出这些大变动之前，我想归纳一下我所见到的变化，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值得中国人自豪的一点，就是：“精神”。

　　用四个星期的时间来访问阔别了二十六年的中国，经验是多方面的。在这里我希望尽量报道在中国各方面的体验，好让你们也分享我经历过和看到过的每一件事物。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线性的”演讲中，是很难办到的。

　　对于在座的大学生来说，先从教育和研究方面谈起似乎是最适合的。我在前面谈到的第三十一中学，位于北京市中心，以前是一所男生寄宿学校，现在学生增加到一千六百人，等于原来数目的四倍了。我最感兴趣的，并且也是跟这里的大学有戏剧性的不同的，就是文化大革命后的教育观念。文化大革命是在六六年中期开始的，到一九七〇年已大致上成功结束。一种新的革命观念正在和教育制度结合起来。文化大革命不但改变了政治，甚至改变了国家其他各方面的行政。

　　文革期间的混乱

我感到惊奇的是我看见人们谈到文化大革命时都似乎毫不紧张，而且表现得很轻松。事实上，他们还乐意以此为话题。因此，我也觉得文革已成过去了。文革对于清华大学本身也有很大影响，事实上，大家熟悉的红卫兵就是在这所大学里诞生的。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一群清华大学附中的学生在会议后决定自称为红卫兵。他们那时的主要目标是为了要消除没有依照毛主席路线办事的高层政治官僚。这种思想和行动很快传遍了整个中国。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到处都出现了红卫兵。在清华大学，红卫兵占据了学校的行政部门，跟着其中产生两个派系，引起了很多混乱，彼此发生争执。而且一些青年继续地占据校中楼宇，甚至产生械斗，因此学校里的物件曾遭毁坏。他们指给我看一处屋顶，在红卫兵用自制武器互相打架时遭捣毁，至今仍未重建。在一九六八年初，他们都感到有些混乱，有些学生离开学校，剩下数百名最热心的学生还逗留在占据的校舍中，他们每天都打架。（笑声）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当外边已解决于党领导问题后，三万个工人开始开进清华园，他们不携带武器，只带来两句口号，用中国话来说，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译注：杨氏讲时先用中文，后用英文译意。）这庞大的人群包围了校舍。学生开火，有五个工人牺牲，七百人受伤。但工人还是不采用武力还击。结果这些学生见到工人的人数实在太多，在第二天就投降了。这两派的学生领导人现在仍在校内，其中两个微笑的小伙子，我还给他们拍了照，只可惜照片给这里附近的一间照相店丢失了。我很生气，不过我还没有要求他们赔偿。（笑声）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8-21 11:51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8-21 11:53 标题: 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10)

我要举一个在大学里关于理论联系实践的例子，就是我在四十年代初期的一位同学。黄昆教授，他在理论固体物理学方面有专门的研究，在英国曾与密士.邦（Max Born）在一起，他现在是北京大学的一位物理学教授。他告诉我，他大部分的时间在离校园不远的半导体工厂里工作，他说在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因为在以前，对他来说，一件半导体元件只是纸上作业，现在能观察这些东西的制造过程，这对于指导工厂里的学生和工余的工人们认识这些元件的原理，都是很有用处的。

　　教育上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学校的招生制度。要是认为这里的美国学校的招生制度，算是革命性的话，那么他们就更应去中国学习。中国的教育制度是十年制的，前五年是小学，后五年是中学，孩子们在七岁左右入学，比美国的孩子迟了一年，在十七岁左右中学毕业，毕业后就被分派到各个工厂或农村工作。他们也可以自愿参加解放军。使我起先感到奇怪的是，这也是极大部分人的第一选择。但解放军只能容纳很少人，而且服役只有三年，三年后就要让位给新人，因此很少人能参加解放军。那些不能投入解放军的青年，便会在农村或工厂中工作，经过两、三年工作后，若被认为适合，就会被同一公社的社员和行政人员选派到大学去读书。这样的竞争也很激烈，因为中国现在有七万个公社，假如每个派出一个学生，那么，大学里就会有七万个学生。我问大学里的教授，关于这方面的实行情况，他告诉我现在其中还有很大的困难，因为过去他们从未处理过这一类的学生。

　　经过讨论后，我深切地感觉到用这种形式选择出来的学生中绝大多数具有非常良好的求学动机，而我也相信他们一般智力程度和以前任何旧制度下的学生一样的好。由于这些学生的学识背景很不同，因此带来许多教学上的困难。教授们要不断地重新编写课本和学习新方法来适应学生的需要，并绝常注意理论和实际的紧密配合。
　科研工作曾停顿两年

　　正如我前时提过，我访问了三间研究机构，在核物理研究所里，他们给我看过一些朴实的仪器，有一座范德格拉夫静电加速器（Van de Graaff generator），一座回旋加速器，和一座核子反应堆。这些都是五十年代时在苏联帮助下建造的，显然这些仪器都并不怎么先进。他们告诉我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科学研究工作曾停顿了至少两年，近来才重新开始。在好几次同他们的谈话中，我得到两项结论。一、中国科学家一直都很有信心地工作，无论他们决定造些什么加速器，他们都有能力制造？二、中国科学家正热烈地讨论着应该造些什么加速器。从他们问及我关于制造一座重离子加速器的事情看来，我猜他们正在建造这一种。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8-21 11:55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8-21 11:59 标题: 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11)

　有人问我想不想看看用针刺麻醉来动手术的情形，我说好的。于是有一天早上我就被带到北京北部的第三医学院去参观了四个手术。最复杂的是替一个年约二十五至三十岁的年青妇人从腹部除去肿瘤。手术长达九十分钟。针灸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一种医学，但在十五年前才有医生发现用针灸来麻醉可产生最大的效果。起先一些医生认为：针灸可以镇痛，为什么不能用来作手术麻醉呢？他们开始尝试将针灸用于简单的手术上，例如扁桃腺的割除等，结果非常成功。此后他们就以针灸来代替以往的麻醉方法。现在针刺麻醉正普遍地施行在一切手术上，甚至长达六至八个小时的脑手术，也可用针麻而顺利成功。所谓 “针刺麻醉”，是这样的。先让病人躺在手术床上，用针刺在身体的特别位置，针头深入约为两公分，针尾与一电极相接，另一电极则放在病人背部，然后接上一副用电池发动的电力脉冲波产生器。这副机器产生锯齿形脉冲电流，电力在十二至十五伏特间，频率约为每分钟一百至一百五十周波。我同时又见到病人的脚趾也正以同样的频率颤动。（笑声）通电后大约二十分钟，假如顺利的话，手术可以开始进行了。我曾问他们，针刺位置要求的准确性如何，他们的答复是大约在几个毫米左右。当时，我看见针插在那妇人的小腿上，医生问她：有没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她说有。有没有从小腿蔓延到脚趾？她说有。有没有向上蔓延到大腿去？她说有。我问医生：一旦她说没有，你们怎办？（笑声）他们的答复是：在传统针灸学上，这样便是“得不到气”（Connected），为了要达到得气，我们会将电力的频率改变一下，或在更多的情形下转移针灸的位置约数毫米。二十分钟后，医生们认为病人已准备好了，我问他们怎么知道二十分钟就已经足够，他们说：“因为我们已替四十万个病人施过手术了。”（掌声及笑声）在割开她的肚皮时，我正在跟病人谈话，病人的脸上连一点异样的神色也没有，所以我知道她是没有感到痛苦的。我问她有些什么感觉，她说她只觉得有些东西似乎在触动她的胃部，但并不觉得痛。后来我在上海生理研究院问好几位医生有关针刺麻醉的理论如何，他们告诉我，痛苦是由于神经细胞上传进电波的结果，因此想到了两种电波互相干扰的理论，一种是来自电极，另一种是来自割切的伤口。在猫的身上试验的结果，说明这理论可能是正确的。但他们仍未有打算公开这理论。四十万病人是一个庞大数目，因此医生们很有信心和容易知道针刺麻醉对哪些手术最成功，对哪些手术没有那么成功。他告诉我，一般来说，施头部的手术效率最高，而对胃部手术效率最低，总的效率大概是百分之九十。假如遇到针刺麻醉无效时，他们当然会替病人注射麻醉针。关于中国采用针刺麻醉的方法。在医学上有三大原因：

　　（一）对医生或护士们而言，针灸比平常的麻醉方法易学，因为一旦学懂了几种针灸的施用位置后，其余的就很简单了。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8-21 12:12 标题: 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12)

　（二）病人在手术后，把针拔去，对病人方面没有任何不良的反应。

　　（三）因此据统计，病人能迅速复原。

　　堕胎方法比外国进步

　　有人告诉我，卫生部认为针刺麻醉的理论研究将是明年的一个大课题。除了针灸外，第二个大课题便是节育问题。由于中国人口多，节育的研究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节育用品广泛地为中国人民采用着。中国的医生教导人民采用药丸，除了二十二天生效的一种外，还有一种是每月只服一次的。当生物化学研究所的人问我，国外是否有更新的避孕方法时。很可惜，我未能提供更好的方法。（笑声）在医学的某些领域上，今天的中国明显地是比其他国家更进步的，其中之一便是堕胎的方法。例如外国所普遍使用的真空吮吸法，原是首先在上海使用的。我在上海的一间妇科医院里问一位女护士，他们有些什么困难。她告诉我，他们所处理的大多数是堕胎手术。不过，他们还在继续研究新方法，在这方面他们都充满信心。在必要时。怀了六个月身孕的妇女也可以安全堕胎。当我问及成功率时，她想了一会儿，然后说，直到现在，还未有一个母亲在施手术时遇到严重困难的。

　　上海约有三成妇女穿裙子

　　中国传统仍然存在

　有一种流行想法，以为生活在强调“为人民服务” 的气氛下，一定使人成为奴隶，不能笑，心情一定不会是轻松愉快的。我自己也是存着这种想法进入中国的。后来，我发觉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有一次我去参观我故乡合肥的一间纺纱厂，厂内有一万二千工人，当时引导我参观的是厂的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应当算是全厂最高第一负责人了。但当我提出问题时，十多个围着我们的工人都一齐争着开口回答，这时候，一种既轻松又愉快的心情使我感到奇怪。后来在晚上我分析一下自己：为什么会感到奇怪？我发觉自己以前的想法是：中国的制度强调人民的工作和自我牺牲，这样生活会很紧张。现在我了解到这种想法是不真实的。我又问自己：为什么不真实？我不是一个研究社会学相历史学的人，又不是研究政治的，所以得不到正确的答案。但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现在中国政府在制订政策时，很能注意到中国的过去传统。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产生了固有的传统，这不是已成过去，而是仍然存在的。我认为——这可能是我片面的了解——中国的领袖懂得怎样引导人民的力量和一切活动去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8-21 12:15 标题: 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13)

让我再举两个例子。人们也用很美丽的书法把小红书的其他一些句子写在墙壁上，其中一句是：“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如果你去参观医院、大学或任何研究机构，也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标语。

　　另一句话正恰当地说出了今日中国的外交政策，那句话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译者按：杨氏先用中文说，后又自己译成英文。）据赖斯顿的报导，中国总理周恩来很关心将来亚洲的军事力量的均势，他很注意：一，日本的军力，二，美国对日本的扶植。

　　我曾被邀请、而我自己也想去看两部日本电影。一部是描述日本与俄国在一九〇五年所发生的大海战的，另一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与美国的海战片。这两部电影有许多地方都明显地表示出：在日本，有一撮人对建造海军大感兴趣，这可能是一个自然的倾向，但使我吃惊的是，在其中的一部电影中，有一个日本将军说： “满洲（即中国东北三省）是日本的生命线”。这句话没有受到处理，依然留在那里，这句话就好比——幸而没有这样一部德国电影——今天的德国人不加注释地说：“捷克是德国的一部分”，其含意是相同的。完全可以理解，中国人对这些事都极端敏感，我希望各国领袖们都能对此加以小心处理。

　　也许我应该结束我的演讲，给你们看看我的幻灯片了。我拍了成百张的幻灯片，但在这里我只预备了二十五张给你们看。在我结束以前，我想总结一下我所得到关于中国人的精神的印象。在我居住的旅馆房间内，挂有毛主席写的一首诗。在日夕相对的两个星期当中，我对其中的两行特别欣赏。这大概是因为我认为这两行正集中表现了今日中国人民在政治形态上表现出来的雄心和期望。我的译文肯定是很差的，尤其是中文诗与英文诗在音韵方面和抑扬顿挫方面的分别，使中文诗的气势很难用其他语言表现出来。但我也愿意试试。这两句诗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意思是：“Aspiring to heroic goals sacrifices we dare make. Creating a bright new world , stars, moon and sun will order changed. ”谢谢大家！（热烈鼓掌）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8-21 12:19 标题: 杨振宁介绍他在中国所拍摄的幻灯片(14)

　　△这是早上六点钟北京近郊的一条街道，有许多男女骑着自行车上班。有人告诉我，北京有一百五十万架自行车。

　　△我的家乡合肥街道的一个角落。我还记得这个角落——一个中世纪式的地方，有许多小铺子。

　　△这是北京第三十一中学，我曾在这课室里念第八班。

　　△这个女学生正在运用校办工厂的小刨床。

　　△这一班正在上英文课。中国强调，没有任何行动和任何读物是不带政治性的，因此我们看到他们的课本里有很多政治性文章。

　　△这是我曾提过的那一家在合肥的纺纱厂，里面有工人一万二千名。我还记得，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全市甚至连电力也没有呢。

　　△北京的大街。左边的是人民大会堂，不同地区及职业的代表在里边开人民代表大会。它能容纳一万名代表。

△上海黄浦江一景。

　　△在北京，一些男孩子用黏胶捕蝉。我问他们怎样处理那些蝉，他们答不出来。（笑声）

　　△这是北京的一间回教食物店，现在北京已没有回教庙宇，但仍有人守着回教的斋戒。

　　△这是一所幼儿院。我对一个保姆说：“替小孩拍一张行吗？”她说：“行！行！”孩子们争着走过来对我说：“替我拍一张！”“替我拍一张。”（笑声）

　　△这是大寨的一所小学。那里的学生每天都要从事一小时劳动。这些女孩子挑着石块，这些石块是用来制石灰盖房子的，背景的房子都是那四百个农民在冬天建的。

　　△中国军队招收青年男女，这是两个在军队里的女孩子。

　　△上海的一个女护士。

　　△背后是故宫，正宫后边是煤山，三百年前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在这里自杀。

　　△故宫后院是一个博物馆。这博物馆常常挤满了人。我的向导告诉我，在星期天，通常有三万人前来参观。

　　△这是博物馆的一角，自一九五八年，他们不断地把它修建，你们可以看见有一边已经改建了，另一边则仍然保持原状。

　　△外国谣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过激的红卫兵破坏了很多古物及建筑物。我猜中国政府为了要表示这种说法的不正确，很自豪地展示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的古物。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8-21 12:20 标题: 杨振宁介绍他在中国所拍摄的幻灯片(15)

　△这是一件很有价值的古物，名为金缕玉衣（译注：杨氏用中文讲这四个字，后又自己译成英文），在很早的历史上就有记载，但在两年前才有人见过它。它是在离北京不远的地方发现的。这件衣服是由金和玉编织成，包裹着公元前两世纪的一个藩王和他的妻子。当时他们以为如果有了这些金缕玉衣，尸体就不会腐烂。但我们发觉他们已片体不存了。（笑声）

　　△这是一幅颐和园的美丽风景。

　　△这里的一个女病人左右腿上各扎着三根针，你们还可以看到那些电极。我也买了一些这样的针，但收拾行李时忘记了带，我已请母亲给我寄来。

　　△这是施手术时的情形，他们用一张布屏遮着，使病人看不见手术的进行。

　　△如果你在北京的大街上走，你会看到这样的北京填鸭馆子。他们是把菜单挂出来的。附带说一句，赖斯顿被施手术时所住的医院，离这馆子很近。（笑声）

　　△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七亿人口，而这七亿人口中有百分之七十是农民。我最感满足的就是给这位农民拍了这样一张照片。在他的脸上，我们可以想象得出他有无穷的工作能力，毫无苦楚的表情，活跃，沉实，刚毅，就是这些质素造成一个永恒的中国。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8-21 12:28 标题: 　杨振宁回答听众的提问(16)

问：在中国，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是怎样？女人是不是和男人做同样的工作？假如你曾注意到的话，那么在家庭里工作的分配情形如何？

　　答：问题是问我所观察到在中国的男女地位是怎样，尤其是有关于他们怎样参加工作方面。我个人认为，与其他社会比较，这里（美国）妇女解放运动提出的所有要求，中国现在的社会已差不多全部实现了。（笑声）但是，男女仍不是完全平等的。例如：在公社里，每一个社员都会得到起码的口粮，除此以外，每人还可得到一些钱。公社向政府出售余粮及生产品，得到的钱，除留下一部分基金作建设农村之用外，余下的便分给社员们。每人所应得的数目是由以下方法解决的：每人先自己提出工作的所值是多少，最后的数目则由大众评议所决定，这个制度称为“自报公议”。（译注：这里杨氏讲中文）根据这个制度，男性比女性收入多。（笑声）但是根据我所读过的《毛主席对斯诺的谈话》，其中有说及毛主席认为这不是一个公正的制度，他相信最后一定会采取对妇女有利的适当行动，好使妇女的平均收入可以比得上男子。

　　中国人的文化生活

　　问：在那四个星期里面，你对文化的水平所得到的印象是怎样？

　　问：在你去中国访问以前，许多年来你都一直支持台湾，可是，你在今天的演讲中，对中国毫无非议之处，你能否告诉我们这种态度的转变？还有从你跟周恩来等人的谈话中，有没有任何迹象，毛主席已经逝世？

　　答：对于你问题的最后部分，答案是否定的。请你重复前一部分问题，我没完全听懂你问题的意义。

　问：在你去中国访问以前，许多年来你都一直支持台湾！！

　　答：我不知道这话是哪里听来的。

　　问：他要问的是：“你现在是否相信社会主义？”

　　答：我的态度是以事实为主。我到过这个国家，而发觉这是使人十分兴奋的，事实上，我对你讲出我所见到的是什么。无可怀疑，在中国，在物质上，很多方面仍然有着很大的需求。但我发觉到最令人感动的是在精神方面。回过头来看看美国这个国家，我怀疑是否因为过分注重物质享受，因而使到这个国家失去那份使她有今日成就的精神了呢？（掌声）

　　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死了多少中国人？你有没有一个数字？

　　答：我并没有具体的数字。但是他们告诉我，而我也相信他们，这个数字是非常少的。正如我曾告诉你们，在清华大学，有五个工人在我所描述的情形下身亡。在此之前，当学生分成两派打斗的期间，大约有十五个学生死亡。这个数字已占了全北京死亡人数的很大部分。他们告诉我，在内燃机厂，发生过一件很著名的事，就是这个工厂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发生大打斗，有一人死亡。

(未完待续)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8-21 12:32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8-24 11:18 标题: 杨振宁回答听众的提问(17)

　　问：你刚才提到过你会多讲一些关于解放军的情形，可是你没有再讲。

　　答：对不起，我忘记说了，中国的少年们差不多全都喜欢参加解放军。我当然是感到惊奇的。但后来我了解到，中国军队在全中国人民当中是被认为最有组织、最有纪律和具有最佳装备的一群。在军队日常所干的工作中（军队包括海军及空军），大部分是农村的实际生产工作，或在军办农场、军办工厂中干活。当然也有为了巩固国防而受的训练。但是，大部分时间是花在生产工作中的。例如：很多农业方面的发展是由军队开始的。当参观农村时，他们告诉我，将稻草变成饲料喂猪的新方法便是由一个解放军战士所发明的。他们又曾经告诉我说：“建筑北京的地下火车。有一半工作是由解放军承担的，而另一半则由工人负责。”

　　问：由你对红卫兵的分派以及跟工人冲突的描述，我有一种感觉，好像在那边政治组织的形成是相当自由的，是否这样呢？

　　答：我并不认为我会肯定答复这问题。文化大革命，尤其是对城市的居民来说，是一个动荡的经验。在那里，市民们是最受影响的。他们承认，在城市和大学中，曾经非常的混乱。事实上，所有大学都有大约四年时间停了课，直到一九七〇年，部分大学才再开始招收新生。中学也很受影响，但程度较轻，它们平均停课约一年。至于小学，则停了几个月。在农村中，除了一些特殊地方外，生活基本上跟平常差不多。可是，在城市中，毫无疑问，人们是感到混乱的。人们并不真正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而学生们，在极其热心的情况下，每人都采取某一些自己的立场。所以我曾问过几个我所遇到的大学人员：“假如是这样的混乱，为什么整个制度不会垮下来呢？”对这个问题，我并没有得到一致的回答。而我也并不期望会有一致的答案。但是将所有的答案归纳起来，我得到以下的结论：事实在显示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混乱发展到最高峰是因为人们不知道主要政策的方向是怎么样，经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便会指出哪一派的方向是正确。对中国人来说，他有历史的根源，有魄力，有威望，于是大部分的中国人便会跟随他所讲的政策走。我个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所以不会导致不幸的局面，这也许是最主要的因素。我可能估计错误，但这是我的结论。

　　中国人是否知道尼克松将访华的事情

　　问：你从老百姓当中，有没有听到关于尼克松将访华的事情？

　　问：你所提到的中国过去二十年来在物质上的进步，尤其是在社会主义下的精神面貌的进步，你认为在二十年的资本主义下，这种情形是否同样有可能发生呢？

　　答：正如我告诉过你的，我并不是学社会科学的。我认为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是一个奇迹。假如你曾问我，我对中国二十六年前的印象是怎么样，我就会联想到目前这种转变是不可能的。当然，这样想是错了。我并不能解答，是否会有另外一个制度能产生同样的奇迹。但我极表怀疑。

　　问：节育运动在中国推行的效果如何？

　　问：你是否认为这已经很接近所谓Zero-population control？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8-24 11:22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8-24 11:21 标题: 杨振宁回答听众的提问(18)

答：因为人民的健康水平得到提高，这本身已使到人口大量增加。所以我认为，即使是采用最有效的节育方法，中国的人口暂时仍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直至年龄分布稳定下来。

　　问：对于今天的中国政府，怎样使传统的中国习俗适应于现代社会，我很感兴趣。

　　答：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问题，我不知道怎样回答。我只能够说，我觉得中国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国家，你并不只是看到古迹，或古老的建筑物，你会看到有数千年历史的风俗习惯。但同时，中国又是一个非常年青的国家，教育革命的精神当然是跟这里所提的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只不过这里并没有像中国一样认真和彻底地实行起来。在中国，你时常都可以观察到古老的习惯和古老的见解，同时你也觉察到有新的见解混合在一起。这种现象的出现是自然的。我认为那种社会之所以符合实际，是因为领袖们极清楚地知道，所有过去的好东西和有用的东西，都一定要保存下来，只有那些在旧社会中也应该扫除的才会遭受禁止。

　　问：目前中国的学校里有哪些体育运动？譬如对乒乓、篮球和足球的兴趣如何？

　　答：各种运动都有人在玩。中国人说：“中国的篮球并不十分好”。（轻笑声）但乒乓球是相当好。（笑声，掌声）或许我应该再附加一句，我发觉中国人在强调每一个行动都应该以是否为人民服务来加以评定，这使中国产生了一代具有非凡质素的领导者。我所遇到在大学里、中学里、及工厂里的领导者们，都是比较年青的，他们大约是四十岁左右，很少是六十五岁。我发觉他们很有信心，而同时又非常谦虚。他们公开地承认，中国仍然是非常落后的，但是中国以一致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一定可以赶上去的。

　　台湾和钓鱼台的问题

　　问：在你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中，有没有提到台湾问题和中国的统一问题？

　　答：我们并没有特别讨论过这个题目。唯一的涉及，是我曾问过周总理，关于在未来一两年间，美国与中国是否有机会建立外交关系。他说：“这当然是有机会的。一切都要看美国对台湾的态度而定。”但他跟着说，“中国对台湾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在我逗留中国期间，我认识到——我认为我是对的，假如我错了，我会感到非常诧异——中国的领导人并不经常发表声明，但一旦发表后，他们是坚定不移的。所以，假如联合国的代表们说：即使台湾仍然在那里，共产党政府也会出席联合国。我认为这些人完全不懂得中国共产政府的基本心理及基本原则。

　　问：中国对于南中国海的钓鱼台列屿的立场如何？

　　答：我并没有问过这问题，假如我的理解没有错误，我认为中国政府的立场已重复地在报章上出现过。我没有问过这问题，亦没有人特别向我提及过。噢，既然你问这个问题，我有一个附加按语。在我曾经提过的日本电影《日本海大海战》中，你或许会记得，当俄国波罗的海舰队，绕过非洲，向日本海进发，日本方面极想知道它们的正确位置。在电影故事中，是说由一日本渔船发现俄国舰队，——我不知道这是否真实。但在银幕上，我看到——因为我懂得汉字——那艘日本渔船的名字是“尖阁”，即日本人对钓鱼台的称呼。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8-24 11:23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8-24 11:25 标题: 杨振宁回答听众的提问(19)

问：你曾说妇女解放运动在中国已经真正的实行了，可是在你放的幻灯片里，只有护士没有医生。医生之中女性所占的百分比如何？在大学里，百分比又如何？

　　答：女医生的数目很多。在医生群中。女性是比男性多。例如，我所看到替那个妇女施手术的几个医生。就全是女性。我所遇到的护士也全是妇女。（笑声）但是我也遇到许多物理学家，其中很少是女性。

　　问：在中国什么似乎都与政治有关，在刚才你放的那个教英文的幻灯片里，有说到美国的，究竟说些什么？

　　答：那张幻灯片的焦距可能不对。那些字是有关毛主席的思想的，而不是抨击美国的。不是说抨击美国的标语没有；但至少在一九七一年的七八月，像这样的标语并不最普遍。

　　问：中国对于发展基本科学的态度又怎么样呢？

　　问：在旅途中，你参观及搜集资料时，有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问：你去过台湾没有？如果有的话，能否比较一下台湾的情况？

　　答：我从未到过台湾，我不知道。但是从所阅读的书报中，我猜目前台湾的平均生活水平有可能比中国大陆为高。

　　问：有个美国作家哈里逊.沙里士贝利（Harrison Salisbury）写一篇文章，说苏联可能一两年内会进攻中国，而且说苏联把中国的东北视为他们东部的势力中心。在中国是否看到这篇文章？

　　答：你所提到的文章，我并没有看过。虽然在数星期前，我曾看过有关它的介绍。中国的领袖们当然是熟悉这文章的。关于边界纠纷问题，中国的领导人及人民都是非常注意的，虽然我没有正式提问过，毫无疑问，目前的防空洞计划主要是因为苏联威胁的结果。事实上，美国有很多人知道，一九六九年九月，苏联方面盛传以核武器攻击中国。这件事西方知道。当我在中国时，他们告诉我，在一九六九年九月及十月间，政府下令在城市中没有具体工作的人疏散到农村去。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8-24 11:27 标题: 杨振宁回答听众的提问(20)

问：请你报导一下关于人民的工余生活。

　　答：中国人民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八小时。但因需要费时间在路上，所以化的时间，总的来说要多一点。但也有鼓励逾时工作的。当然这是没有工资的。（笑声）据我观察所得，自愿逾时工作的人数是很多的。很可能一般人的印象是：这个制度是可笑的，是一个奇怪的强迫制度。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实际的制度。至少在中国没有人觉得这是强迫的。人们在平日辛勤地工作，在周末则到公园游玩，也有乘公共汽车到各处游览。在上海的内燃机厂中，我见过一个工人。后来，他们告诉我，这个老工人非常能干，在周末，他去钓鱼，通常是收获最多；去放风筝，便会有一群小孩围着他。所以我以为，中国人也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地休憇。

　　中国会不会接受美援

　　问：中国是否容纳得下在海外的一些中国学生？

　　答：如果你指的是空间，中国当然有足够的地方。我并没有向周总理提过这问题，完全不知道政府在这方面的态度是怎么样。我只能够说，经过了近百年的屈辱后，中国现在的政府是极其自尊的。这个政府认为要树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假如中国政府曾经说过什么，那就一定会实行。它是拒绝乞求的。事实上，在中国两天后，我曾对一些大学人士说：“与美国比较起来，中国在精神上是一个真正了不起的国家，而美国的了不起则是自然资源及物质极其富裕。假如美国愿意无条件地送价值十亿美元的钢铁给中国，这对中国是否会有好处呢？”而答案是：“我们不要。”于是我就跟他们争辩，我问他们是否过于偏激。想想看，十亿美元的钢铁可以做些什么。因为只要看看钢制物品的价目，我知道中国仍是缺乏钢材。但经过在中国旅行四星期后，我开始想：教导人民不要这些赠与，其价值岂不是比十亿美元钢铁的本身还大吗？

　　问：你们有没有谈到越南问题？

　　答：没有，我们没有特别提到越南，唯一相关的地方是，周总理问我美国人民是否相信尼克松会从越南撤退。

　　问：当你谈到中美关系时，他说到台湾问题，可是他不提到越南？

　　答：他完全没有提到这问题，理由是：我认为中国人民和领导人都相信美国准备从越南撤退。

　　问：美国又在轰炸北越了。

　　答：我从报上知道了。

　　问：你考虑回到中国去住吗？为什么？

　　答：我认为中国是一个很令人鼓舞的国家，我在前面说过，我在那儿住过二十三年。到目前为止，我在这个国家也住了二十六年了。我同时喜爱这两个国家，我喜欢她们的优点，嫌恶她们的缺点。在这里，我有我的工作，我的孩子在这里长大，在这里上学。我对这个学校、学生和教授们负有责任。我想我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8-24 11:29 标题: 读书教学四十年 (21)

附：杨振宁四访中国后的谈话

编者按：一九七三年七月间，杨振宁博士到东京参加高能物理国际研讨会。并会晤旧同学、日本大学教授中村诚太郎，进行了两个时的对谈，以下是对谈的纪录，译自日本《读卖新闻》。

　　中村：与毛主席的会见，情况如何？

　　杨：精神非常之好，跟我谈了上下古今极有意义的话，甚至有幽默的话。

　　中村：主席有没有提到对中国科学的指导概念呢？

　　中村：科学文献等等，主席也过目吗？

　杨：造诣非常之深。对于我在一九五六年的研究还记得很清楚，不仅询问了宇称的守恒，非守恒问题，而且问到了光子的性质和质子的可分与不可分。

　　中村：那不是学者之间最新讨论要解决的问题吗？

　　杨：可不是！如果可分，分了之后又有什么变化，这是我们还弄不清楚的难题。

　　中村：简单来说，主席对于中国科学的想法是怎样的？

　　杨：我只能凭印象来说。总而言之，主席对于在中国出生的我，能对世界物理学作出了贡献，很是高兴。而且，在主席的影响之下，中国按照理想主义来处理科学，希望它的成果能对全人类作出贡献。

　　中村：常有人说，“中国科学比西方大约落后十年”，博士对于中国科学的现状是怎样评价呢？

　　杨：过去两年间，我曾四次、一共十四个星期访问中国，遍访了各地大学和研究所，这还是比较短的时间，谈不上正确评价。我如果把当场所得的印象提出来，可以这样说，总的来讲，的确是比美英法等国落后。例如，缺乏近代科学的传统，进行实验的工业技术基础还不充足。但是，分别说起来，则各部门之间，有些部门有了显著进展。简言之，这是一个彼此牵连的问题。在广泛的所有部门之间，要有一个全面的迅速跃进，那是不容易的事情。不过，在困难的条件之下，个别部门取得了辉煌成就，着实令人吃惊。例如，一九六五年的人工合成胰岛素，就是世界第一个。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8-24 11:32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8-24 11:31 标题: 杨振宁四访中国后的谈话(22)

　中村：中国在核火箭以外的各部门，虽然不是那么有名，也都有不同的成就。

　　杨：人工合成胰岛素是中国三个研究所合作成功的。我访问了其中一个——上海的生物化学研究所。人工合成胰岛素也是一九五〇年代后期开始的，当时，也有人认为这是“乱搞”，后来，在大跃进运动里，生物和化学学者合作研究，终告成功。比美国国立布鲁克赫奋研究所的成品时间早，纯度高，数量多。

　　X光回折的研究也很有进展。我听英国牛津大学的特鲁茜.贺吉金女士（一九六四年用X光回折法决定生物化学物质的分子构造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金）说，她在一九七二年访问中国时，把照片作了比较，最初完全不符合。但是，把上下倒转过来以后，再重叠在一起，竟是几乎完全符合。多少有一些出入，那是由于在电算机上运算难免的事，可以说是在正常误差之内的完全一致的结果。听说日本在这方面也在进行研究，但是还没有发展到这一地步。

　　中村：这可以说是中国的电算机有了相当进展的证据。

　　杨：因为时间不够，我没有看到实物，但是事情的确是如此的。简单说来，中国在目前阶段，不得不是选定了最优先的部门，然后集中人力、财力在这些方面。

　　中村：在其他部门，例如高能物理学，怎样呢？

　　杨：还落后。现在的情形是没有超大型加速器，虽然有专家，也远没有日本这么多。我也曾经被征求意见，有没有造超大型加速器的必要？如果造的话，应该造哪一类的？这是很大的问题。目前，中国有一个十三人高能物理学专家调查团自六月访美，我在访华期间同调查团的人见面谈过，高能物理学已经被重视为物理学最尖端的部门，可是实验方面，很费钱的。

　　中村：杨先生提了怎样的意见呢？

　　杨：我因为不知道中国的经济、科学技术资源的条件，提不出具体意见。不过，加速器需要几亿美元，现在造起来，可能并不适当。我只是提出，是否研究一下先进各国加速器设计的进展、特别是极低温装置，例如利用超传导的电磁石和共振器等等，看看这是否适合于建造，再作定期研究，我特别提到，请考虑一下是否可以建造重电离子加速器。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8-24 11:32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8-24 11:35 标题: 杨振宁四访中国后的谈话(23)

中村：重电离子加速器造价是比较便宜一些的。

　　杨：便宜是便宜，但虽然同是高能，却略有不同。不过，也能够研究新的部门。日本的筑波学园都市正在建设中的国立高能物理学研究所，在两年之后完成，可是，在完成的时候，各国已经根据同类加速器获得了新进展，所以，对于科学有新贡献方面，我想反而是从重电离子加速器方面进行研究是个“冷门”。

　杨：在北京访问了原子能研究所，北京、清华两个大学，在上海访问了复旦大学、原子核研究所、生物化学研究所、生理学研究所、激光研究所等。与我的研究范围（基本粒子论）相同的第一线的人，我差不多都会到了。科学院自郭沫若院长开始，连同我的老师、副院长吴有训先生都会到了。吴先生过去在美国芝加哥大学 A. H. 康普顿教授（一九二七年因发现康普顿效果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金）之下，研究X光回折问题。

　　中村：从现在来总结，文化大革命对科学技术的影响，应该如何评价呢？

　　杨：我认为好坏两方面的影响都有。首先谈坏的方面，例如清华大学现在的学生只有定额的四分之三。由于文革的关系，新生入学中断了，直到一九七〇年才告恢复。也就是说，这几年来空白的影响，会在将来显出来。科学技术文献的发行也中断了几年。反过来说，好的影响则是文革使中国的社会产科学家出现了根本的变革。避开了朝向修正主义的脱逸，愿意为在理想主义的原理下出现的真正的中国而贡献一切。我所会到的中国科学界的人士，每一个都说，“文革是必要的”。文革在过程之中有一部分是过了头的，要慢慢把它校正过来，大家都认为，文革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

　　中村：访问中国的美国科学家之间，也有这样看法的人。

　　杨：不错，七月二十二日，我在从广州到九龙的火车里，遇见美国加州大学（贝克里分校）的路易斯.艾尔维勒兹教授（一九六八年因研究氢气泡箱及其数据获诺贝尔物理学奖金）等七位教授。艾尔维勒兹教授说，“我本来以为文革是乱搞。谁知道，经过三个星期的访问，我对于中国的看法，对文革的看法，全部改变了。”

　中村：艾尔维勒兹博士不是保守派吗？

　　杨：因为他属于鹰派，他所说的话，比我们这样的人更有说服力啊。（笑声）

　　中村：中国专攻科学的学生，质量如何？

　　杨：学习要求特别强烈。比美国和文革前的学生，年纪稍微大一些，但是在这方面也可以说是比较成熟。而且充满了“为人民服务”的决心。有一个学生已经二十五岁。高中毕业后，做了四年技工，他说，“现在坐在桌子前面念书，固然有不如从前的地方，相反，由于有了做工人的劳动经验，似乎可比从前更快地领会。”

　　中村：科学预算有多少？

　　杨：总数和百分比，我都不知道。但是，要说够，也可以说不够。我在美国也拿不到所希望的全部款项。世界任何地方都是这样的，但是，在中国的场合，预算分配着重于协调和理解。在美国，一提出研究经费的要求，就有很厉害的竞争，不拨给经费的时候，并不说明不拨的理由。但是，在中国，如果不批准的话，就要讨论原因。因此，有关人士不仅获得启发，而且有了全面观点。

　　中村：从预算的使用效率这一观点来谈，国际合作情况如何？

　　杨：对于国际合作，也要从外交问题来看，中国是理想主义的，认为科学应为人类服务。也可以说是国际主义的。因此，听说也曾考虑到同CERN（欧洲共同核子研究所）协作。美中接近后，科学家交流也在增加来往。这一次，在东京举行的高能

转贴自:「约克论坛」(2009年8月20日)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8-24 11:4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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