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日本校友会BBS - Powered by Discuz! Board

标题: 吴敬琏及其「大国富强之道」 [打印本页]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22 09:49 标题: 吴敬琏及其「大国富强之道」

【作者简介】吴敬琏，1930年生于江苏省南京市。1948年，考取金陵大学文学院, 因病于1950年正式入学。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 金陵大学经济系并入复旦大学经济系，1954年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1954年进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后，师从苏联专家阿·毕尔曼(阿·毕尔曼在柯西金时期成为著名改革派经济学家)研究企业财务和国家财政问题。1956—1957年参加全国范围的体制调查和体制改革研究。历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主编《改革》杂志主编等。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改革》、《比较》、《洪范评论》杂志主编；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他是中国最早提出并倡导市场经济理论，是“市场取向改革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以及经济体制比较研究学科的开创者之一。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制度分析、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和政策。1984至1992年，连续五次获得中国"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03年获得国际管理学会（IAM）"杰出成就奖"；2005年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发表有大量著述。

对新兴媒体的期望

作者:吴敬琏

今年是《经济观察报》创刊八周年。写下几点期望，聊表祝贺之意。

中国的经济媒体并不是这些年才出现的新生事物。回想起来，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与中国经济媒体的成长几乎是同步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成立的中国经济学社以及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等学术团体甫一成立，就举办了各种报刊杂志。如刘大钧的《中外经济周刊》、吴景超的《新经济》、陈翰笙与薛暮桥的《中国农村》等等。三十年代的中国不仅是经济学发展的“黄金十年”，也是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只是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国民党封杀舆论，经济媒体也随之衰落。

我本人出生在一个老报人家庭。父亲吴似竹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曾任国民党中央新闻社《大中华日报》主笔，因为信奉新闻自由，1929年，二十二岁时“下海”与同事陈铭德等人一道创办了《新民报》，家里的好几位亲戚，包括我的母亲邓季惺都曾在这家报社工作。这家报社也产生了赵超构、浦熙修等一大批“名记者”。直至1947年，因母亲在国民党立法委带头反内战，人差点被抓，报纸也被迫停刊。新民报业集团是解放前中国最大的民营报业集团之一，其下属的“一报八刊”不仅深受社会各界民众的欢迎，也成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呼唤民主与进步的中国新闻界的一支进步力量。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自然对作为“无冕之王”的记者这一行当情有独钟。

我之所以关注新闻报道，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我所从事的职业经济研究与新闻报道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是以事实为根据和面向现实的行业。所谓经济学，按照中国人的说法，是一门经世济民的学问。它的主要目标是发展经济，造福人民；它所采取的基本方法是实证分析。这就是说，经济学家和新闻记者有一个相同的职业要求，即客观性，首先是“是怎样”，而不是“应当怎样”。

当然，虽说新闻记者和经济学家有很多共通性，但他们毕竟是不同的专业。真正的经济学家可能在理论分析上有所专长，但在对事件把握的时效性和表达方式上，新闻报道则更为一般民众所喜闻乐见。好的财经记者对经济政策的发言权甚至比经济学家们来得重要。当然，多数时候是大家从不同角度合力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理论界离不开新闻传播界的支持，新闻传播界也离不开理论界的参与。这样的例子在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上屡见不鲜。譬如农村改革初期，大记者吴象的新闻调查文章《独木桥与阳关道》（1980年），所起到的号召作用并不比理论家们的长篇大论逊色多少。大家都还记得胡舒立《改革没有浪漫曲》（1993年）、王克勤《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2002年）、仲伟志《民营经济96小时》（2004年）等报道，这些文章对推动某些方面的改革起到了好的作用，也是日后研究当代中国经济史的重要资料。

记者的长项就是掌握第一手材料，了解真实世界。如果失去探寻事实真相的强烈兴趣，记者的灵魂也就不存在了。但是，仅仅掌握了许多事实还不够。由于现象和本质常常是有区别的，人们的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也往往有矛盾。因此，为了探究规律和寻求真理，就要下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功夫，从现象来探究事物的本质，把握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协调。

在政治利益和金钱利益这两种潮流的冲击下，有些媒体似乎出现了有违时代精神和传媒价值诉求的倾向：一种是采用貌似 “用事实说话”的方式，用一些精心选择甚至编造的 “事实”来“证明”早已规定好了的结论；另一种是以现象来掩盖本质，以炒作短期利益来遮蔽长期利益，以此来误导不明真相的大众。从这方面看，我很赞赏《经济观察报》倡导的理性、建设性理念，希望继续发扬光大。

任何形式的媒体，只要是第一手的有深度的观察、调查和报道，都会有读者，有市场。我十分推崇《强盗贵族》等普利策获奖作品。我也喜欢林达夫妇的《近距离看美国》、《带一本书去巴黎》、《西班牙旅行笔记》等系列书籍，这些书以通俗的笔调给我们传达了他们所看到的真实的西方世界。他们虽不是专门研究经济学的学者，甚至也没有从事过新闻记者工作，但他们的作品绝对是一流的普利策奖所谓的“非虚构类作品”。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已有一支富有活力的企业家队伍，也还将会形成以各类专业人员（白领工人）为主体的中产阶层和一个由进城务工务商的农民衍生而成的新市民阶层。他们对财经报道的需求将会成为新兴财经媒体的巨大市场。这些媒体服务于企业家，服务于专业人员，也服务于普通读者。它们当中的佼佼者已得到社会和市场的认可，走出了各自的成功之路。

中国市场经济的完善，需要信息和学识的支持，因此，现在需要大批独立的、负责任的、建设性的财经记者。经济学家也应当学会面向媒体、面向大众。马克思晚年曾为美国《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系列专栏文章；美国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克鲁格曼都曾在《纽约时报》等媒体开设专栏，且影响巨大。他们所做的工作不是所谓的“宣传”，而是媒介信息和传播知识，而传媒正是他们能够发挥所长、造福社会的工作舞台。

目前，人们正在热议新闻出版事业管理的改革问题。我想强调的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新闻出版物是商品，但是，它是一种具有极大社会效应的特殊商品。新闻媒体不排除有自身利益的诉求，但在媒体利益和各种社会利益的诉求中，不激不随，这对任何媒体组织都将是一个考验。要探寻良好的媒体经营体制和运营规则，使记者、编辑都能秉持正义和良知，建立媒体的公信力，建设和维护它们自身的品牌。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2009年4月21日)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10-5 08:26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22 10:45 标题: 吴敬琏：生命同中国改革连在一起(2)

吴敬琏：生命同中国改革连在一起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吴敬琏亲历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每一次重大事件，直接或间接参与了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十四大、十四届三中全会、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报告的拟定，为中国经济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再过3个月，吴敬琏就满74岁了。他说，我个人的生命是同中国改革事业联系在一起的。我总觉得，争取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并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甚至不只是为了我们这一代人，说到底，是为了解答一个困扰了好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怎样才能振兴百年积弱的中国。

　　“吴市场”的脱胎换骨之路

　　1989年和199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最为低靡的两年。

　　1990年7月5日下午，中南海勤政殿，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召开经济问题座谈会，十几位经济学家应邀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等领导同时在座。

　　首位发言者的矛头直指1984年以来的改革方向，他说，1988年的通货膨胀等问题，都是因为市场取向这一错误的改革路线所致，经济改革必须坚持计划取向、坚持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调节为补充。

　　他的发言结束后，会场出现了片刻的沉默。大家都知道，1989年以后，要计划还是要市场已经成了一个“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

　　第一个打破沉默的是吴敬琏。他针锋相对地回应说，出问题的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场取向不对，而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够坚决、不够彻底。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口号不妥，改革的方向应该明确为市场经济。

　　吴敬琏的发言几次被反对者打断。有人说，中央从来就没有讲过市场经济，还有人说，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我们只能讨论如何结合。

　　吴敬琏的支持者只有刘国光和86岁高龄的薛暮桥两个人。但是他们据理力争，强调市场取向的改革方向绝不能动摇。

　　几天之后，吴敬琏接到一个老朋友的电话，说已经有人把他称作不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吴市场”。

　　吴敬琏感慨万千。30多年的惨痛经历告诉他，中国经济的出路只能依赖市场取向的改革，但这条出路却被思想上的障碍堵得严严实实，中国的前途到底何在？

　　他想起了16年前去世的挚友顾准，正是与顾准的交往，才使自己大彻大悟，从一个笃信苏式计划经济的教条主义者，逐步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播种者和捍卫者。

　　1971年，41岁的吴敬琏深深地折服于顾准的铮铮傲骨和深邃思想，两人在干校朝夕相处，很快成为生死至交。在顾准的影响下，吴敬琏读名著、学英语，两人学思相长，层层深入地破解那个困惑他们多年的共同问题：为什么千百万人满怀理想、奋斗牺牲，得到的却是“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专政？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23 07:03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22 10:52 标题: 吴敬琏：生命同中国改革连在一起(3)

顾准像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中，吴敬琏不仅看到了现在的自己——一个人格独立、思维睿智的知识分子，也看到了过去的自己——一个一度尘蔽心智、唯书唯上的风派人物。

此后的岁月里，他常常自问：在中华民族经历过的弯路和悲剧中，我们每个人都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难道我们就无愧于心吗？难道我们就没有责任吗？

　　最让吴敬琏愧疚的是：他曾经批判过自己的老领导孙冶方。1964年，中科院经济所所长孙冶方因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下企业也应讲利润、讲成本而遭到大规模批判，批判阵营的骨干之一，正是他器重过的吴敬琏。

　　尽管早已得到了孙冶方的原谅，但这段历史仍然每每让吴敬琏忏悔，一遍又一遍，吴敬琏告诉自己和他人，这个由于自私和盲从而犯下的错误是自己终身的教训。

　　往事悠悠，岁月如昨，1990年夏天，花甲之年的吴敬琏再度面临巨大压力，但此时的他已经荣辱不惊，在这个改革陷入低潮的时刻，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自己该做些什么。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姓‘社’姓‘资’”的争论尘埃落定。

　　当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江泽民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吴市场”有了全新的含义。8年后，吴敬琏回顾起那段“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他说：“顾准临死也没有看见曙光，孙冶方还在改革道路的探索时期就辞世了，薛暮桥也只参与了市场经济蓝图的制定和开始阶段的施工。我比他们幸运得多，因而责任更大。我现在不是为自己的主张被采纳而欣喜，而是为正确决定执行得不够快和不够好而惋惜。”

为法治和宪政而呐喊

　　世纪之交，中国加入WTO已成定局，中国在市场经济的路上渐行渐远，再难回头。但是，中国的前途从此就高枕无忧了吗？

　　1992年的秋天过后，和许多为市场经济奋斗多年的同仁一样，吴敬琏一度以为，中国已经走上了康庄大道，经济昌盛、人民幸福只是个早晚问题。然而，面对腐败蔓延、贫富分化、法制不彰、社会失范等现象，他开始意识到，市场经济的天空并非都是一片湛蓝。

1997年7月，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在危机最为严重的印度尼西亚，一年不到的时间里有超过一半的国民财富化为乌有。惨痛的事实促使中国经济学界深刻反思自己曾经鼓吹过的政经不分的“东亚发展模式”，反思普遍存在于东南亚各国的cronycapitalism(权贵资本主义，又译为裙带资本主义或亲朋好友资本主义)。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4-22 11:06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22 10:59 标题: 吴敬琏新作和介绍吴敬琏长篇连载(4)

最早引入“寻租”理论的吴敬琏对中国权钱交织的现状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深知：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两千多年专制传统和四十年计划经济传统的发展中国家，稍有不慎，就会滑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沼。

　　从1998年秋天开始，吴敬琏如同一个守夜人，时时敲响“防止权贵资本主义”的警钟。他说，市场经济是有好坏之分的。目前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占了绝大多数，但是好的市场经济、也就是法治的市场经济并不多，大部分国家仍然在权贵资本的支配之下，在坏的市场经济中挣扎。今天的中国已经出现了权贵资本主义的苗头，要想遏制这一苗头，惟有在经济上发展独立的民间企业，在政治上实现法治和宪政。

　　他特别强调，要警惕那种打着改革旗号、动辄以国家利益为幌子，实际是想固化现有的双重体制以便保持既得利益，甚至继续“设租”的力量。

　　他说，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就是因为体制未改的国有部门还支配着一些重要资源的主要部分。

　　他不仅说，而且做。比如，多年以来，他持之以恒地反对国有资本垄断证券市场、反对股市为国企脱困服务、反对政府托市、反对审批制的股票发行制度、抨击操控股票二级市场的幕后黑手、揭露既得利益者通过制造股市泡沫侵吞公众财富的险恶用心。

　　吴敬琏关于股市的言论引发了2001年的股市大讨论和随之而来的监管风暴，有人给他打过恐吓电话，有人往他的家里扔过石头，但他也因此而被称作“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

　　2002年以来，吴敬琏越来越多地与法学家呆在一起，他的文章和言论中越来越多地出现法治、宪政、民主这样的关键词。

　　2003年，中国经历了震惊世界的SARS危机，吴敬琏公开声援率先戳穿谎言的蒋彦永大夫，并且积极支持新闻媒体对SARS真相的报道，积极参与对SARS危机的反思。他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写道：“重要的不在于宣言，而在于建设对基本人权和对政府权力约束都有明确设定的宪政秩序；这就是说，要按照中共十六大的决定，推进政治改革，提升政治文明，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法治社会。”

　　“皂雕寒始急，天马老能行”，作为当代中国的一个符号性人物，吴敬琏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经济学家的职业范围。他的学识、他的操守、他的社会责任感，汇集成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了一批又一批他周围的人，而每多一个被他感染的人，中国走向“好的市场经济”就多一份希望。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23 07:26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4-23 06:53 标题: 吴敬琏：改革仍需过大关(5)

吴敬琏：改革仍需过大关

2月18日，刚刚过完78岁寿诞的吴敬琏决定接受《商务周刊》采访，谈谈改革开放三十年。吴敬琏面容清矍，但气色甚好，当进入谈话主题后，神采顿时飞扬起来。由于前四十年的荒废，这三十年对他而言几乎就是学术生命的全部。每一个发展阶段，每一个政策事件，都太熟悉了，甚至太“亲切”了。

　　现在他想做的就是，在今日改革面临价值观、利益关系、舆论走向日益纷繁的局面下，用自己的亲历向人们继续说出真相和自己的思考。

　　又一年的“两会”在即，全国政协几个经济组的驻地京丰宾馆又将是冠盖云集，又将是指点江山，挥斥方遒。但今年的“两会”舞台上，将不再有吴敬琏的声音。每年被媒体蜂拥追逐的景象也将成为京丰宾馆里的记忆。但只要还有人讲到改革，希望中国社会还将继续在深化改革的大旗下前进，吴敬琏这个名字，似乎就无法绕得过去。

　　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商务周刊》：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0年，一直伴随三个基本问题的追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现在身在何处？您认为应当如何回答这三个问题？

　　吴敬琏：对于第一个问题，大多数人的回答一直是很清楚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建立了以斯大林模式为样板的经济和政治体制。50年代后期，又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把这一体制推到了极端。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国在1960-1962年的“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荒，饿死了三千多万人，而在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整个社会陷入大混乱，直至走到了崩溃的边沿。巨大的社会灾难使绝大多数人，包括在“文化大革命”中饱受迫害之苦的执政党高官都认为这种体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只能靠改革寻求救亡图存的出路。

　　至于改革经济和政治的目标是什么，情况则要复杂得多。

　　就以经济改革而言，我们常说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仔细看看改革的过程，开头的确是这样。当时政府派了许多代表团到英、美、法、日、德各国去考察取经，同时努力挖掘从老祖宗那里传下来的本土资源。不管是什么样的招数，只要能够恢复和发展经济，都不妨拿来应用。具体而言，除了顺应农民的要求，以“大包干”的形式恢复农民的家庭农场外，一个思路是采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老办法，“扩大企业自主权”，一个想法是学习西方国家的某些做法，搞点市场经济，还有就是从日本和“四小龙”学来的新招数，叫做“对外开放”。至于说要建立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框架，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愿景，所以开始的时候的确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但是到了1980年代中期，事情已经不完全是这样了。

　　很多人发现，仅仅依靠一些不成体系的政策来“调动积极性”，并不能使经济上轨道。当时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是什么。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讲“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或者“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1985年的党代表会议进一步明确这一经济体系是由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等三个部分组成。到1987年的“十三大”，把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界定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应该说此时改革的市场经济目标已经大体明确。领导上的认识有了一个飞跃。

　　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张，1997年“十五大”明确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得到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拥护。这标志着对经济改革目标形成了比较清晰的共识。这就是说，要在中国建立起以实现社会主义公正和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现代市场经济。

　　经济改革的目标清晰，改革的内容就比较明确，路径和步骤也比较容易设计。这样，1994年以后的财政、金融、外汇管理体制等“宏观经济改革”，1998年以后的国有经济“放小”和“有进有退”以及国有企业“股份化改革”都进行得比较顺利，大大推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30年来，中国经济有了高速度的成长，人民生活水平有了相当大的提高。中国已经被公认为世界上一个重要的经济体。这一切都应归因于对于旧体制的改革。无可置疑的是，如果没有改革，如果仍然保持着1978年以前的旧体制，就不会有中国的今天。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23 06:58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4-23 06:56 标题: 吴敬琏：改革仍需过大关(6)

　政治改革方面的目标设定和实际进程较之经济改革就要更缓慢和曲折一些。邓小平1980年的“818讲话”谈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着重讲的是克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等弊病。十五大和十六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则意味着对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的某种认同。

为什么至今仍然问题缠身？

　　《商务周刊》：改革使中国经济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对于大多数中国人，包括那些对现实状况有这样或那样不满的人，都是没有疑义的。问题是，改革已经进行30年，我们的社会中依然存在一系列严重问题，有些问题，像腐败猖獗、贫富分化、资源短缺、环境破坏等还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呢？

吴敬琏：我们的社会存在一些严重的弊病和偏差，这也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问题在于，这些弊病和偏差从何而来：是来自改革走错了方向，使腐败和掠夺资源的活动猖獗，贫富两极分化？还是来自改革不到位，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的压制和控制，以便取利？

　　在2004-2006年间的“第三次改革大辩论”中，改革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持有前一种观点。他们把我们当前所面临的种种问题都归罪于市场经济。我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持有相反的观点。

　　经济学的分析告诉我们，市场的实质在于自主决策和自由交换。也不是说只要允许买卖就能叫做市场经济。事实上，在古代的中国，包括土地在内商品买卖从来是被允许的，但那时并非市场经济。即使在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经历了好几个发展阶段。首先就是十七、十八世纪的所谓“原始资本主义”或称“重商主义”时代，它还不是市场经济，因为市场上的交换活动受到政府的干预，而不完全是商品所有者的自主行为。

　　随后一个阶段是早期市场经济，从西方国家来说，大致上就是从第一次产业革命确立了市场制度，一直到20世纪初。这个阶段市场经济的特点，就是它的市场发育程度很低，法治不健全，而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其他配套社会制度，特别像反垄断立法、社会保障体制这些都没有建立。所以，在这个阶段就发生了很多社会弊病，有人把它叫做野蛮的资本主义，整个经济社会中起关键作用的是那些类似摩根、洛克菲勒等金融寡头，历史文献上这些人被叫做“强盗贵族”(Robber Barons)。只是到了20世纪上半期，由于美国“进步运动”式的改良、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兴起以及苏联式国家社会主义的竞争压力，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才逐步得到了改善。

　　中国虽然经过了30年的改革，但是直到现在，早期市场经济的一些制度缺陷，甚至市场经济前的某些社会弊病还严重存在。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不应当怪罪改革的。

　　在中国，许多人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重商主义那样的以国家强力干预，追求国家财富积累的经济，或者像战后日本那样实行“新重商主义”的出口导向政策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特别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采用苏联式体制的东方国家，人们往往对国家行政权力怀有敬畏崇拜的感情，而掌握这种权力的人则把它当成可以用以利用不受约束的权力寻租取利的“通灵宝玉”，不肯轻易放弃。于是，当改革进到中途，特别是进入2000年以后，改革中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继续朝现代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就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阻止进一步市场化。这种阻力使一些重要的改革遇到了障碍，有些改革放慢了步伐。在有些领域，甚至出现了倒退。比如国企改革，“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对于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股份化改制做出决定以后，国有经济的改革有了很大进展，但是到了最大的一些国有企业，改革似乎就停顿不前了。有些地方更以“国有企业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等等为借口，搞“国进民退”的“二次国有化”或者“再国有化”。这种行政垄断的做法是跟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以及十六大指出的方向正相反对的。

　　不打破垄断，不消除行政部门的微观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

　收入差距因何拉大

　　《商务周刊》：当前社会现象中，最为大众所诟病的，莫过于收入差距悬殊。有些人认为，目前出现的贫富分化，是由于市场经济过份强调效率造成的。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23 07:16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4-23 07:17 标题: 吴敬琏：改革仍需过大关(7)

吴敬琏：我已经说过多次，目前我国收入差距过大，违反了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原则，必须郑重对待，妥善处理。为了正确处理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目前我国收入不平等原自何处。这样才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一般说来，社会中存在的收入不平等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由于人们身份地位不同而产生的机会不平等，一个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人们能力和财产状况不同而产生的结果不平等。照我看，目前中国社会贫富悬殊，主要来自机会的不平等；例如贪官污吏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通过权力寻租，盗窃公共财产，或者私相授受公共权力(买官卖官)，很容易就成了千万、亿万富翁。垄断部门利用垄断权力也很容易取得高额收入。大众痛心疾首，切齿痛恨的，正是这类凭借公共权利攫取高额收入的贪官污吏和“红顶商人”。

尽快消除对新重商主义的路径依赖

　　《商务周刊》：尽管我们自己知道中国还在过大关，但现在外国人却又在惊叹于中国过去30年持续高速的发展。在这方面，我们有些什么成功的经验？这些经验还会继续帮助中国获得持续发展吗？

　　根据以上判断，缩小贫富差距的首要措施，就应当是铲除寻租的制度基础，以便从源头上扼制腐败。不实现市场化，铲除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腐败问题是很难解决的。

　　在我国市场经济框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的条件下，由于人们的能力、财产不同造成富裕程度差别的问题也需要妥善地处理。由于我国落后的传统农业与先进的现代工商业二元并存，收入差别就必然比一般国家更大。我认为，目前首先应当把全民社会保障系统尽快建立起来，以便弱势群体获得基本的生活、医疗等保障。同时，通过义务教育的普及，全民文化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化的进展，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使居民合法收入的差距也逐步缩小。

　　说到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里面，关于新社会保障体系做出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原则设计。可是14年过去了，由于某些行政机关的掣肘，没有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决定，这套体系到现在还没有建立。你说这个责任是在改革还是在没有进行改革呢?

　　有人说，问题出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上，不应当强调效率优先。这种说法把公平与效率对立起来，而且在讨论公平的时候把“机会的不平等”和“结果的不平等”这两种不平等混为一谈，把主要的矛头对准了“结果的不平等”，因而容易造成思想混乱。结果的平等和效率提高的确在许多情况下有负相关关系，比如平均主义的分配就会损害效率；而机会的平等却正和提高效率方向相同，而不是相反，所以绝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

　　混同两种不平等，把矛头主要指向结果不平等的最大问题，是把“反腐”和“反富”混为一谈，不是把矛头指向贪官和“红顶商人”，而是指向中等收入的阶层，如医生、教授、国企高管、中小企业主等一般的“富人”，鼓动弱势群体不分青红皂白地“向富人开炮”，对于促进社会和谐、提高经济效率和增进弱势群体的福利，都是极其不利的。我们应当相信，大众是能够认清什么是自己的利益所在的。领导和传媒的责任正在于帮助大众分清“富”与“腐”二者之间的区别，团结起来，为发展我国的经济和实现共同富裕而努力。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23 07:18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4-23 07:19 标题: 吴敬琏：改革仍需过大关(8)

吴敬琏：中国在这30年取得巨大的成就，一个基本原因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变通性的体制和政策，解开了命令经济中行政命令的束缚，扩大了居民择业和创业的自由权利，使得原来被压抑的潜能得以发挥出来。不过，这种变通性的体制和政策往往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政府主导，或者说重商主义的特点。在市场制度发展起来以后，就必须对这类过渡性的制度作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否则就会带来种种消极的经济和社会后果。

　　在国内经济方面，这种由政府控制并以提高政绩为首要目标的经济体制如何妨碍了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和造成资源耗竭、环境破坏，在最近几年中已经谈得很多了。这里，我想多谈一点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仿效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成功地采取了“出口导向政策”，用旺盛的出口需求来补充远不足以支撑快速增长的内需。二战后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所实行的“出口导向政策”的特点，是政府对国内市场进行保护，同时用本币低估的汇率政策推动出口，因此又被称为“新重商主义”。从这些国家(如日本)和地区(如台湾)的经历可以看到，这种政策在发展初期是十分有效的。但到了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就必须及时进行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减少政府干预，实行对外贸易和汇率形成机制的进一步市场化，否则就会引来对外贸易条件恶化、贸易摩擦加剧、外汇占存款增加和货币超发、通货膨胀或资产泡沫形成等恶果。

　　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中国自改革开放移来，采用了“开放倒逼改革”的办法促进发展。特别是1994年外汇改革以后，人民币大幅贬值，加上低廉的要素价格，中国的出口一日千里地发展，为经济的高速成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但是到了20世纪初期，这种新重商主义的出口导向政策的负面效应日益突显出来。目前我国经济中的若干病象，如出口数量大而盈利性低，货币过量供应和流动性泛滥，乃至房地产、股票、收藏品等资产价格虚升和通货膨胀的显现等，都与之密切相关。

　　现代经济学早就指出过，在出口产业已经发展到相当规模以后，出口导向政策容易使出口国的企业依赖于低要素价格和低汇价，缺乏从事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的压力和动力，成为斯蒂格利茨所说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专业户”。这正是我国出口加工产业目前所遇到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国的宏观经济目前也面临东亚一些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和地区上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所面临的同样问题：外汇存底大量增加，本国货币升值压力不断加大。如果不能主动推进对外贸易和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就难免像日本、韩国和台湾那样，陷入金融系统的系统性风险。

　　总之，要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诸多问题，就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模式。问题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并不是一个新提出来的口号。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1996-2000)计划的时候，就提出过实现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要求。10年以后，到了2005年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又再次提出要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今后五年经济工作的重心内容。“十一五”第一年的执行情况不是太理想，所以到了2007年的“十七大”，再次重申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三个转变。为什么早就提出了正确的解决办法，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呢？我曾经仔细地研究过这个问题。并且把研究的结果写成一本专著：《中国增长模式抉择》。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23 07:23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4-23 07:21 标题: 吴敬琏：改革仍需过大关(9)

我在研究中发现，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困难在于实现这种转变存在着若干重大的体制性障碍，它们主要是：(1)各级政府依然保持着土地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2)把GDP的增长作为衡量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3)现行财政体制把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地联系起来；(4)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行政定价通常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而价格扭曲又使市场力量在优化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压制，同时造成稀缺资源的大量浪费。

　　由此可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路也在于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消除旧体制遗留下来的遗产，建立起规范的市场制度，充分发挥它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关键的关键是政府自身的改革

　　《商务周刊》：推进市场化的改革，您认为关键又在何处呢？

吴敬琏：我认为，关键在于政府自身的改革。这是因为，前面讲到的改革任务，不论是消除旧体制的遗产，还是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都离不开政府自身的改革。目前各级政府管了许多自己不该管、又管不好的事情，许多应该管的事情又没有管或者没有管好。因此，退出不该管的领域和管好应该管的事情，就成为当务之急。我赞成有些经济学家的意见，对好政府有两个要求：一是有限，二是有效。所谓有限，是说它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而不是“全能”的，政府应当给市场提供秩序，提供条件，而不应当去处理微观经济事务，更不应当在市场上有自己的利益。所谓有效，是说它是廉洁奉公，办事有效率，能够低成本地提供公共产品。

　　往深处说，政府改革涉及到我国的政治改革。它的目标，就是在建设宪政民主制度下的服务型的政府。

　　去年10月，香港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写了一篇标题为《“中国现代性方案”求解》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提出，中国现代化进程是否能够持续、社会转型是否能够实现，取决于自由、理性等现代核心价值观和具有较大包容性和协调不同利益群体能力的民主政治体制能否建立。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则应当借鉴中国经济改革中增量渐进的方式，力求避免大的动荡，实现软着陆。

　　我赞成他的看法。在现代民主制度中，宪政、民主和法治三者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它们是互相界定的。但是在政治改革的实际进行中，它们又可以是有先有后的，不同时期的重点可以有所不同。我认为在当前，应当在通过思想解放大讨论树立现代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以建立法治为中心推进政治改革。通过法治建设在各种权利主体之间正确地配置权力，规范政府的行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民主，加强大众对政府的控制与监督，才有望稳步地实现好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现代化目标。

　　市场经济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共同体，而不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都涉及到这个共同体中各个利益群体的利益，因此，在改革决策的过程中，不应当采取“阶级斗争为纲”，“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的办法，用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压制另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而应当让各种合法的利益诉求都得到充分的表述，然后通过谈判和协商找到某种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案。这才是通向各个利益群体互补共赢和社会和谐的坦途。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24 09:06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4-24 08:26 标题: 吴敬琏新作和介绍吴敬琏长篇连载(10)

众矢之的吴敬琏

吴老先生一开口，立刻激起千层浪。他最近接受金陵晚报记者采访时说，现在的股权分置改革“是‘一面倒’的情况，在‘一面倒’的情况下，恐怕解决起来就麻烦得多。因为现在从非流通股这边基本没有人说话，情况就很复杂”。对此，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辑水皮撰文《吴敬琏代表了谁的利益？》，对吴敬琏代表非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提出的所谓“股民强势论”表示了质疑；另一方面，也有瑞磬在人民网刊文《为什么听话要听音吴敬琏说的是诤言》，为吴敬琏辩护，称其主要是站在宏观和战略上考虑股改问题。一时间，吴敬琏再次被推上“股市舆论场”的风口浪尖

　　对于几千万中国股民来说，在所有的中国经济学家当中，“吴敬琏”这三个字，可以说是和他们结缘最深的一个名字。这种缘份在2000年10月时，因为吴敬琏抨击“基金黑幕”而埋下种子；在2001年初时，又因为吴敬琏发表“股市赌场论”而引起轩然大波；在今年7月底，又因为吴敬琏的所谓“股民强势论”，再次成为中国股市舆论场的众矢之的。

　　仅仅为“良心”代言？

　　对于一个经济学家，仅仅为“良心”代言是不够的，因为人们向一个经济学家所要求的，不是他为谁而代言，而是他超越于政府和市场之外的学者智慧

　　今年已75岁的吴敬琏是一个经济学家，他不是一个投资者，也不是一个股评家。但是，他顶着经济学家的桂冠，直接闯进了中国股市的舆论场。在这个最充满投机性的经济领域里，通常只容纳政府和市场的声音，当经济学家要用“第三种声音”介入其中时，争议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让吴敬琏的回忆把我们带回到4年多前中国股市那些硝烟弥漫的日子。

　　“2000年10月，《财经》杂志发表《基金黑幕》一文后，公众表达了极大的关切和义愤，但揭开还是捂住黑幕的交锋还处于对峙之中，人们便期待着经济学家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我在10月29日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的采访，就围绕《基金黑幕》发生的争执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12月30日，作为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的嘉宾，在回答主持人和观众的提问时，我又重复了历年对于股市的一些看法。这个节目于2001年1月13日播出。与此同时，2001年1月12日，我赴上海参加一个会议，在旅馆里接受了追踪而至的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记者的采访，就记者提出的有关庄家操纵股市的问题作了回答。这一次访问的录像在1月14日播出。

　　“也就在这个时候，证券监察机构早于2000年初开始的加强监管力度的举措逐步加紧。它先对基金派出了审查小组，又在2001年1月9日和10日宣布查处涉嫌操纵亿安科技和中科创业股价的案件。到了1月14日至15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开幕前，政府领导人关于必须对触犯刑律者绳之以法的讲话的消息也在首都传开。于是，“庄家”们望风而逃，而股价则从1月15日起大幅连跌4天。这时，“吴敬琏一言毁市”的流言也在股市上传开。一时间，引来了无数评论和诘难。

　　“接着，颇有影响的《证券市场周刊》把我的观点概括为三条：1、中国的股市是个大赌场；2、全民炒股不是正常的现象；3、市盈率过高，并针对这三个问题刊出了《九问吴敬琏》的提纲。

　　“2月11日，争论进一步升级，厉以宁、董辅礽、萧灼基、吴晓求、韩志国五位先生举行与记者的‘恳谈会’。据会议的组织者说，‘现在股市已经到了很危急的关头’，‘如果这场论战的赢家最后是吴敬琏，那将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场灾难’，所以他们必须约见记者，‘全面反击吴敬琏关于资本市场的种种言论’。”(摘自吴敬琏《十年纷纭话股市》)

　　随着其他学者和经济学家不断加入争论，由此掀起了一场中国股市何去何从的大争论。由于沪深股市随后创出新高，吴敬琏的“股市赌场论”也曾一度被市场嗤之以鼻。但这场中国股市何去何从的大争论一直延续到那年的“两会”。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24 08:56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4-24 08:38 标题: 众矢之的吴敬琏 (11)

吴敬琏在这年的“两会”期间举办了一场“私人新闻发布会”。他打破沉默，对厉以宁、董辅礽、萧灼基、吴晓求和韩志国五位学者不久前联袂举行“经济学家和媒体恳谈会”对他的质疑作出反击，并且借用捷克诗人的名句表达了他被投资者误读的心境：“人们啊，我是爱你们的，你们要警惕！”令所有不警惕的人都想不到的是，就在这场大争论后没多久，中国股市便进入了4年多漫长的熊市。

　　如果说2001年的股市转折是从吴敬琏开始的，这多少有点让老先生一个人背黑锅的意思，但这位喜欢莫扎特的经济学家当时的率性而言，对2001年中国股市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这和他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地位有必然的联系。

　　在中国经济学界，吴敬琏是最早提出并倡导市场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之一，是“市场经济论”和“整体改革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并以坚持市场化改革而被称为“吴市场”。作为顾准的弟子，吴敬琏曾经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之一，他对经济决策人物、包括当时证监会主席周小川的影响都不可忽视。

　　但吴敬琏之所以能蝉联2000年、2001年央视年度经济人物，凭的绝不仅仅是他的学术威名和朝中门生，而是他在中国股市的歌舞升平年代，用经济学家的“第三种声音”扮演了“良心”代言人的角色。他在当时提出的“警惕权贵资本主义”，至今仍振聋发聩。

　　一家南方报纸在评选2001年十大股市人物的时候，是这样评价吴敬琏的：“作为中国报业先驱邓季惺的儿子，吴坚守学术，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他发出的声音，往往被每一个投资者细心倾听。如果只评选一个人作为2001年中国股市的风云人物，当选的无疑应该是吴敬琏。”

　　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这几乎可以说是最高评价，但对于一个经济学家，仅仅为“良心”代言是不够的，因为人们向一个经济学家所要求的，不是他为谁而代言，而是他超越于政府和市场之外的学者智慧。

经济学家有“两种身份”？

中国的经济学家，尤其是主流经济学家，与资本的关系可谓是越来越“紧密”。而经济学家纯粹的学术身份，也日益受到其经济身份的拷问

　　2004年，中国股市舆论场依然风起云涌。8月9日，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在复旦大学一次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中，质疑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在“国退民进”过程中侵吞国有资产。

　　9月初，吴敬琏发表讲话回应郎咸平，由此引发了中国经济学界的国企产权改革大讨论。

　　一位中国经济时报的记者在10月对吴敬琏的专访中如此写道：“7月份，谤言又来自另一方面，几位声称‘反对平民意识’、力辩中国股市决非没有规矩的赌场的‘投资界人士’，借经济学家董辅礽教授谢世的机会，重弹2001年股市大辩论旧曲，声讨吴敬琏，声称今天的中国股市满眼飘绿、中小投资者血本无归的困境，全是由4年前吴敬琏对‘政府托市、国企圈钱’和‘股市比赌场还不如’提出批评造成的”。

　　“在8月间，‘非主流经济学家’积极声援这种批判。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和内地长江商学院的郎咸平教授‘由案例而问题、由问题而主义’地批判‘新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和这种经济主导下的国企改革而掀起了新的高潮”。

　　“据网络媒体的分析报道，‘郎咸平旋风’引发了据说是‘倒郎派’的‘主流经济学家’和‘挺郎派’的‘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大激战。一些平面媒体则在睁大眼睛看‘吴市场’究竟会站在哪一方，属于哪一个派别”。

作者: NZWJ 时间: 2009-4-24 08:42 标题: 众矢之的吴敬琏 (12)

“北京一家官方媒体也发表文章，说吴敬琏既不全盘肯定郎咸平教授对一系列企业家的指控和对国企的主张，又不‘拿出事实和数据来驳倒郎咸平’，是在玩‘太极推手’，说是像吴敬琏这样的学者只‘乐于到企业做顾问或独董’，‘互相唱和跑跑堂会乐得屁颠屁颠’，而‘对于真正关乎改革成败，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反而看到了但不深入去做，即使做了也是……从概念到概念，犹如隔靴搔痒’。”(摘自柏晶伟著《吴敬琏：我心依旧》)尽管吴敬琏表示，这种要求经济学家“站队”的“文革”式做法实在要不得，“决不能再用了。知识分子认为最可贵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是对于身为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担任内地几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吴敬琏，要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应该也不是一件易事。

　　中国的经济学家，尤其是主流经济学家，与资本的关系可谓是越来越“紧密”。而经济学家纯粹的学术身份，也日益受到其经济身份的拷问。

　　根据公开信息，截至2001年底，共有274家上市公司设立了独立董事，共聘请或提名了500余名独立董事，其中经济学家131名。在2001年报披露抽样的130家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津贴每年1万至2万元的有18家，2万至3万元的有26家，3万至4万元的49家，4万至5万元的21家，5万元以上的有16家。

　　今年7月，当上海律师严义明再次将矛头指向顾雏军，吹响中国独立董事“独立运动”的号角后，吴敬琏的讲话颇耐人寻味，“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制度还存在缺陷，要想让独立董事真正发挥独立作用，必须采取一系列配套措施来完善这一制度。严义明律师征集科龙股东投票权，并竞选独立董事的竞选一事，希望最终结果能够有利于证券市场的制度建设和促进独立董事制度的改善，希望该案例能够引发大家对于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缺陷的思考，促进包括监管部门、上市公司在内的各方尽快着手，采取推动制度建设的相关配套措施。”听了老先生的这番话，或许该将做独立董事的经济学家的集体无为，看作是独立董事制度的先天性缺陷所致了。

何处寻求大智慧？

　　吴敬琏“股民强势论”一出又一石激起千层浪，引来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关系的争议。如果改革可以试错，也必须在试错中前进，那么，为什么不允许我们的经济学家也有试错而前进的机会呢

　　2005年，是中国股市的股权分置改革之年，各路学者、经济学家为了股权分置改革的具体方案，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其规模和热烈程度尤胜4年前那场事关中国股市走向的大讨论。对于3年多前就已提出股权分置改革思路的吴敬琏，人们自然希望再次听到他来自“良心”的声音。

且听吴敬琏与一位金陵晚报记者于7月底所作的谈话：“记者：现在来自方方面面的声音都要求得到非流通股东给予更大的补偿，您觉得这样的现象正常吗？

　　吴敬琏：证监会已经把股权分置改革的决定权交给了流通股股东了。流通股股东处于优势地位，那么当然他们可要求更多的补偿。但这样的结果对于非流通股东和流通股股东，是不是公正的。老实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补偿。因为从2001年到现在，这个股权已经变化这么多了，谁受了损失，你补偿给谁？按照什么标准补偿啊？现在这个是权利不对等的。现在方案通不通过权力完全在流通股手里，这是证监会交给他们的权力。

　记者：您觉得证监会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通过与否权力交给流通股东，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吴敬琏：权利要平等、对等。为什么流通股东的权力要大于非流通股东呢？最早上市的国有企业的非流通股溢价很高，对于当时买了流通股的人确实有很大的损害，那为什么在股权分置改革的方案谈判中间，权力却在一方呢？我认为现在股权分置改革真的没办法去算得清什么方式进行补偿是完全合理的。

作者: NZWJ 时间: 2009-4-24 08:47 标题: 众矢之的吴敬琏 (13)

记者：既然您现在认为没办法，那么您2002年提出股权分置改革时的思路是否能放在现在呢？

　　吴敬琏：在2002年时，我说大家都让一点，只要大家向前看，共同来解决股权分置改革。但现在不是大家让一点的情况，现在是‘一面倒’的情况，在‘一面倒’的情况下，恐怕解决起来就麻烦得多。因为现在从非流通股这边基本没有人说话，情况就很复杂。

　　记者：但非流通股东还是可以一定程度上表达自己的观点，比如在推出股改方案时，要求100%非流通股东同意这个方案，才能推出方案，最终非流通股东也要参与股改方案的投票。

　　吴敬琏：但非流通股东最终是谁呢，是全体人民。可是代表非流通股东提出意见、投票的，还是经理人，那可不是这位老板或经理的钱呀，可是对全体老百姓来讲，这可是我们自己的钱呀。”(摘自黄燕的《吴敬琏：千点托市不应该补偿流通股股东不公正》)

　　吴老先生一开口，立刻又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方面，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辑水皮撰文《吴敬琏代表了谁的利益？》，对吴敬琏代表非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提出的所谓“股民强势论”表示了质疑；另一方面，也有瑞磬在人民网刊文《为什么听话要听音吴敬琏说的是诤言》为吴敬琏辩护，称其主要是站在宏观和战略上考虑股改问题。

　　对于在解决股权分置问题中，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的关系确实存在一些不同看法和一些争议。为此记者采访了著名学者刘纪鹏教授，刘纪鹏表示，解决股权分置问题的一个核心就是要将股票全流通，而在股票全流通的过程中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就是以前的政策和法律定的是非流通股暂不流通，而事实上，非流通股本身高达4500亿的份额在进入股市之后，确实会给流通股股东造成股价下跌的趋势和风险。对于这个风险，当初在1400家上市公司的招股书中都没有提过，没有披露过这个风险，更没有防范这个风险的任何措施。所以，现在股票要全流通，而这种流通必然会带来非流通股的股价上涨和流通股股票的股价下跌，因此我们才提出了对价的理论。即在非流通股流通的时候，非流通股股东要对流通股股东作出一个承诺，就是我的流通不以对你造成损失为代价。

　　刘纪鹏说，对价的理论本身并不是说是传统理论下单一补偿的问题，不是简单根据历史来进行补偿。而是根据未来，非流通股要流通了，流通时会给流通股股东造成风险，因此流通股股东要求非流通股股东对于造成风险的这一个环节提出对流通股股东的承诺，这个承诺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补偿，但是也可以不用补偿这个词，就将之理解成一个承诺。

　　对于吴敬琏提出的观点，刘纪鹏认为实际上吴也是不了解股权分置改革按照对价理论推进的理论依据和前提。刘纪鹏说，现在谈的对价理论不是建立在追究历史成本上的，对价理论就是，在解决股权分置问题中，管理层同意非流通股股票要流通的同时，对会给流通股股民带来的损失给予的防范。补偿补的是历史，而对价对的是未来。

　　刘纪鹏说，目前大家约定俗成的用补偿这个词，是由于我们之前对于改革理论的宣传不够造成的。现在监管部门被动的地方就在于没有把改革的理论依据进行充分的论证和充分的阐述以打消人们的误解和疑虑。

　　或许真得没必要再揪住吴老先生的几句话，在补偿流通股股东公不公正这个问题上，来争个你是我非，因为吴先生也不过只是一个“地球人”，即便他是一个学高八斗的经济学家，但是只要他想和变幻莫测的市场先生说话，争议就一定不会结束。

　　如果改革可以试错，也必须在试错中前进，那么，为什么不允许我们的经济学家也有试错而前进的机会呢？

作者: NZWJ 时间: 2009-4-24 08:57 标题: 吴敬琏新作和介绍吴敬琏长篇连载(14)

女儿眼中的吴敬琏：他只是将自己定位为学者

就像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一样，危机感总是伴随着使命感。吴敬琏对女儿坦言，对于生老病死还看得不是很开，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尚有事没有做到，中国经济改革就是一件，如果做不成他将不甘心

　　很少有人知道，经济学家吴敬琏退休之后梦想的生活是什么。那将是一种远离经济学研究的生活——拥有自己的木工车间，边听着莫扎特的音乐边做木制家具。

30年多前的吴敬琏，不仅仅会做木工，而且还会做木工工具。当年从干校回北京的时候，他带回了一套亲手制作的硬木长、中、短刨子。他对女儿说，会做木匠工具的木匠是最高等的木匠。

　　然而，今年77岁的吴敬琏仍未思养老，每天工作14小时，写文章、作讲演、给学生上课，对自己的知识更新也一刻不懈怠。他的勤恳让比他年轻一半的人看着都头晕。

　　吴敬琏的长女吴晓莲在所著新书《我和爸爸吴敬琏》中透露，吴敬琏爱好非常广泛，对集邮、集古钱币、音乐、历史、文学、做木工活、电脑和其他电子产品都很有研究，而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电子发烧友，他完全可以成为这些方面的专家，但他放不下他的经济学。

　　书中这样写道，使命感和危机感使他不能放松，犹如舞蹈者永远也脱不下来的红舞鞋。即使在他自己期望放松的时候，那双鞋也会缠绑在他脚上，鞭策着他，一直认真地舞下去。

　　“公众可能认为我的父亲距离决策层很近，但我不觉得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他只是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学者，向决策者提出尽可能正确的建议，至于被不被采纳，那是另外一回事。”吴晓莲7日晚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如此表示。

　　极端“入世”构成了“出世”

　　在吴晓莲看来，吴敬琏性格中最大的三个特点是：求知欲强，认真和执着，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他活得很纯粹，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他所钟爱的经济学上，以至于对人情世故都不甚在意。

　　吴敬琏坚持市场的取向，在理论界、学术研究界、青年学生中都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吴敬琏所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要职能是给决策者提供咨询意见。他要经常与决策者们见面，在决策者们面前说话，也可能在他们面前与持有不同意见者争论，有时持有不同意见者就是决策者本人。他的意见或者被欣赏或者遭批驳，都有可能让他出名；而后者可能让他“倒霉”。

　　1990年，吴敬琏被冠以“吴市场”这一名称，起因是在一次经济问题座谈会上，吴敬琏支持“市场取向派”经济学家薛暮桥，与另外几位主张“计划取向”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吴敬琏“引经据典”，为市场经济辩护。他因此被一些人叫做“吴市场”，在当时的情况下可能并不是对他的褒奖。

　　后来的十几年，吴敬琏不断完善市场经济理论，最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他坚定地认为中国走这条道路是正确的，即使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或者遭人误解或批判。

　　不退缩并不代表吴敬琏的心中没有矛盾。在与吴晓莲的谈话中，吴敬琏也逐渐意识到人能做的事情是很少的。“这是他心中一个时隐时现的小矛盾，但还不够大，很多时候他会忽略这一点，继续前行。”吴晓莲说，无论是他知天命而行，还是知天命而不认命，吴敬琏极端“入世”已经构成了“出世”，使他更接近纯粹。这种纯粹也使他对于压力有了更强的承受能力，社会舆论对他的误解和争议，很多时候他是不以为意的。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25 11:43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4-24 08:59 标题: 女儿眼中的吴敬琏：他只是将自己定位为学者(15)

自评功过

　　吴敬琏曾经与女儿进行过一次长谈，在这次长谈中，吴敬琏评价了自己对于中国改革的贡献以及他对自己的定位。

　　顾准是吴敬琏一生中为数不多的令他理智上敬佩、感情上爱戴和精神上向往的人。顾准当年和吴敬琏谈起中国学术界对实用的偏爱和对理论的轻视，这对吴敬琏未来学术的发展有指导意义。

吴敬琏认为，顾准是中国最早主张市场经济的。顾准当时启发吴敬琏，只有先系统地学习世界文化和历史，才能够反过头来弄清中国到底是怎么回事。

　　从1973年到1976年间，吴敬琏不光自学英文和西方历史，对中国历史也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和复习，从中国通史《纲鉴易知录》、《资治通鉴》开始读起。吴敬琏整天在屋里精神抖擞、埋头苦干，出了屋就精神恍惚，邻居们给他起了外号叫“老蔫儿”，也有人叫他“吴老蔫儿”。

　　1983年，吴敬琏在耶鲁大学当访问学者，用一年半的时间，静心埋头学习现代经济理论。吴敬琏抱着“把事情搞清楚”的态度，而不是揣着实用的野心。学习结束回国，当现实的命题呈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把脑袋里面的大框架和小细节都拿出来应用，居然发现用着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直到晚年，吴敬琏评价自己的学术成就时，仍然觉得经济学理论是他的欠缺之处。

　　虽然有学者和朋友认为，吴敬琏对于中国经济改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他自己则更多地将之归结为机遇。

　　就像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一样，危机感总是伴随着使命感。吴敬琏对女儿坦言，对于生老病死还看得不是很开，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尚有事没有做到，中国经济改革就是一件，如果做不成他将不甘心。

这个老人有点“迂”

　　为了呈现一个更加立体化的吴敬琏，吴晓莲采访了数位吴敬琏的朋友，包括同龄的同事、年轻的同事、企业家朋友、助手，以及学生等。在这个“群观”的过程中，众人对于吴敬琏的人品、、治学态度以及学术成就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唯独对他的个性评价不一——因为吴敬琏直言不讳的个性太容易得罪人了，这也给他带来了很多麻烦。

　　作为和吴敬琏相交50多年的好朋友，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黄范章就曾直言不讳地说，吴敬琏的执着是他的优点也是缺点，这也给他带来很多麻烦。黄范章认为，吴敬琏这人不适于浅交，而适于深交。“开始接触的时候不是很容易，但是接触深了之后，发现他是一个有深度的人，正直的、可靠的、信得过的人。当然他也有毛病，他得罪了不少人。他的优点和缺点是结合在一起的，你说他好，他敏锐，对问题一眼看到底，而且表达得很直率；你说他不好，他尖刻、伤人。”

作者: NZWJ 时间: 2009-4-24 09:03 标题: 女儿眼中的吴敬琏：他只是将自己定位为学者(16)

中国建设银行(601939,股吧)董事长郭树清则认为，在我们这个需要理想主义，需要有人负责的时代，吴敬琏无疑是这个方面的道德楷模，但他的缺点是没有太多的幽默感，不能开玩笑，一开玩笑他就急了。

　　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高级专家张春霖是吴敬琏的第一个博士生，他给吴晓莲讲的一个小故事很能反映吴敬琏的性格。张春霖有一年过年回家，返京之后探望吴敬琏，吴敬琏一张口就问当地的经济发展如何，有没有什么变化，压根就想不到要嘘寒问暖地关心学生本人的情况。“他就是这样的人，在人情世故方面很不擅长，对于人际关系也不太在意。”吴晓莲说。

　　跟随吴敬琏多年的助手柳红认为，吴敬琏这个人其实有点“迂”：比如，他和其他经济学家一起被国家高层领导人请去谈经济形势，他会用很长时间去阐述他的看法，没想到别人也很珍惜在那样的场合讲话的机会。吴敬琏这样做就让人家不高兴。但是，其实吴敬琏也不是要在领导面前怎么样，他就是“迂”，他认定的那点事，就是要跟你一直讲。

　　“有一次我们去浙江考察，我看到大家在途中都睡觉，只有他一个人不睡，他干嘛呢，他跟他同座位的某个老省长的小秘书认真地讲国有企业改革，途中有几个小时他就讲了几个小时。他可能在他认为某个重要的问题上就这么讲开了，但是，他就会被别人或是误解，或是嫉妒，或引起别人的不高兴。”柳红坦率地说。

“学而优”但“不谋仕”

　　性格中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吴敬琏没有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吴敬琏有几种不同的名片，但最经常递给别人的是印着教授身份的一张。就像吴晓莲所言，吴敬琏并不适合做官，虽然有不少工作职位，但最让他感到自在的，还是教授这个位置。

　　吴晓莲认为，吴敬琏“学而优”却“不谋仕”的个人动机，主要有两个：一是知识分子的清高；二是知难而退。这个难就难在他不懂得“委曲求全”。这种坚持原则和直言不讳到了不惜代价的地步，很多程度是来自遗传。

吴敬琏的母亲邓季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传奇女性，她和吴敬琏的生父吴竹似以及继父陈铭德一起创办了《新民报》，当时她还在司法部供职，由于《新民报》上刊登了对司法部不利的报道，她受到了部长批评，毅然辞职。

　　解放之后，邓季惺曾担任多届全国政协委员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吴敬琏也和她一样。这对母子对于这份工作的责任感和认真的作风如出一辙。邓季惺以88岁的高龄去世，但临去世前一周她仍然在给北京政协提建议。“她也都不管自己是不是年龄大了，别人会不会听她的，就是这么执着去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吴晓莲感慨。

　　“和我奶奶那种撞到南墙也不懂回头的性格相比，我爸爸已经有所改善了。他有时候也会认为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但好像一转眼就把这种想法抛之脑后，然后又开始不眠不休的工作去了。”

　　虽然家人曾经多次规劝吴敬琏，发表言论别太直言不讳，防止“祸从口出”，但没有什么效果。

　　吴敬琏的这种个性，让全家都为他捏着一把汗，尤其是每年开“两会”要面对众多媒体的时候。吴敬琏的责任感有一点抽象——要对事实和真理负责。所以，如果他认为不对的，他就必须说“你错了”；如果另一种做法是对的，他就必须说“应该这样做”。不管别人喜不喜欢听，他都一样要说。他是原则高于人，不太近人情。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25 12:40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4-25 11:33 标题: 女儿眼中的吴敬琏：他只是将自己定位为学者(17)

“最大的缺点是不够用功”

　　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在中国社科院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爸爸是他的硕士和博士两次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他曾经对我说：“没有吴敬琏，中国的经济改革也肯定会进行、会成功，但是有了吴敬琏，还是有所区别的。不管这个区别是大还是小，他加快了改革的进程。所以在‘市场’和‘计划’争论最激烈的时候，大众给他封了‘吴市场’的称号。因为他坚持市场的取向，在理论界、学术研究界、青年学生中都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对我们改革目标模式的确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父女问答:

吴晓莲：心平气和地讲，您如何评价自己在中国经济改革、经济发展中的贡献？

　　吴敬琏：我会说，在各种人里面，我们比较正确。而要说我们真去做了什么事，恐怕难说，因为那完全是某种机遇。

　　吴晓莲：您不认为中国在经济改革方面的成绩有你的贡献？

　　吴敬琏：当然有贡献。但我只能说，在经济学家里面我犯的错误最少。但是作决定的主要是政治家，不是经济学家。

　　吴晓莲：说说你对自己的评价。您至少不觉得自己虚度了人生吧？

　　吴敬琏：那没有。我觉得像我这样的教育背景和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可能已经做到拔尖了。但是，要是说到经济学理论，我没有办法跟那些经过严格理论训练的人比。

　　吴晓莲：比如？

　　吴敬琏：比如钱颖一、许成钢、陈志武、白重恩，还有另外一些。李山也不错，但他现在不搞理论了。

　　吴晓莲：您怎么就知道他们在理论上比你行呢？

　　吴敬琏：因为他们常常能用现代经济学的源流来把事情说得很清楚。

　　吴晓莲：您对于生老病死怎么看？怕不怕？

　　吴敬琏：好像是的。好像还看得不是很开。

　　吴晓莲：还是解不开对这个世界的留恋？

　　吴敬琏：对于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做到的事就觉得不甘心。

　　吴晓莲：您还有什么没做到的呢？

　　吴敬琏：也不知道。

　　吴晓莲：这么说吧，如果有这么一件事，您此生不能做就会不甘心，那是什么？

　　吴敬琏：就是眼前这点事。

　　吴晓莲：您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吴敬琏：说不上来。

　　吴晓莲：“吴市场”算不算？

　　吴敬琏：那个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大概是有帮助的。

　　吴晓莲：您一生中最不成功的事是什么？

　　吴敬琏：那要分阶段。改革前做的事没有一件是成功的。

　　吴晓莲：您一生里做过的最令你歉疚的事是什么？

　　吴敬琏：批孙冶方是我做的最错的一件事。还有，奶奶爷爷被错划“右派”时，我也写过揭发。当时在经济所的批判会上，动不动就挨一顿批，那自己就赶快洗刷，说我也参加批判。

　　吴晓莲：您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吴敬琏：认真。

　　吴晓莲：您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吴敬琏：那就多了。比如，我不够用功。

　　吴晓莲：您认为自己还不够用功？！您现在除了工作，还干什么呢？

　　吴敬琏：我兴趣太广泛，比如有时候就爱看看闲书。还有我睡觉也睡得比较多。

　　吴晓莲：你对中国的改革前景怎么看？

　　吴敬琏：我一方面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另一方面又常常有危机感。可能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都这样——危机感伴随着使命感。

　　（节选自《我和爸爸吴敬琏》吴晓莲著）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25 11:34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4-25 11:46 标题: 吴敬琏新作和介绍吴敬琏长篇连载(18)

厉以宁谈吴敬琏：其实我们俩关系挺好的

回望改革历程说艰巨谈局限论分歧———

　　在“第十届光华新年论坛新闻发布会与媒体高层座谈会”上，77岁的厉以宁教授回望改革历程，阐释了“改革是一项艰巨的事业”、“改革没有先知先觉但我们对改革经验不足”、“改革理论探讨认识尚有局限”等观点，但是更为与会者津津乐道的，是在谈及学术观点分歧时的一番话语：“我和吴敬琏有过几次争论，其实我们俩关系挺好的。我们俩是高中同学，我们俩在改革大方向上始终是一致的。”这番话语出乎与会者预料。据悉，2008年1月12日，两人将一同在“光华新年论坛”上发表演讲，这在近年、在公开场合，比较少见。
　　高中同学殊途而同归

　　厉以宁教授介绍说：“我们俩，在南京金陵中学读高中时，就是同学。现在你到金陵中学去，学校悬挂的照片，有我，也有他。不过后来他去了复旦，我到了北大。”

　　其实，吴敬琏与厉以宁之间，还有同庚、同乡之谊：均出生于1930年；同为江苏人，厉为江苏仪征人，吴祖籍江苏武进；在金陵中学读高中，两人都属绝顶聪明那一类。除此，两人还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小眼镜”，其刻苦用功也由此可见。

　　当然，两人性情各有不同。厉以宁自幼喜欢诗词歌赋，具有诗才文气的浪漫气质；吴敬琏喜欢古典音乐，更喜欢拆拆卸卸，鼓捣闹钟、收音机，成为长江对岸南京化工厂的一名工程师，是他的向往。在1949年的历史巨变中，吴同学和厉同学各奔东西，厉以宁随家人来到湖南乡下，成为管理账目的“厉会计”；吴敬琏则因肺病、胃病等诸多“病种”休学有年。

　　1951年，“厉会计”闻听北京大学招生的消息，便委托朋友代为报名，那朋友竟擅做主张填报了“经济学系”。后来北大学生厉以宁受教于1920年代的哈佛博士陈岱孙教授等多位名家，打下坚实学术功底。

　　吴敬琏则在高校院系调整后，由金陵大学转读于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分配来到北京，入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孙冶方领导下从事研究，“文革”中与顾准“亦师亦友”。

　　殊途而同归。若干年后，中国经济学界出现两位扛鼎人物。

　　“经济学家的分歧是社会的福祉”

　　厉以宁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与吴敬琏的分歧，被某些舆论夸大了。”

　　两人在学术观点上的分歧，最早发生于1980年代中后期，当时厉以宁先生认为企业改制势在必行，吴敬琏先生则认为应优先考虑价格改革。自然，当时的政策取舍有所偏重。

两人的公开矛盾，发生于2001年2月，由于对股票市场的状况和发展看法不同，引发了一场为国人所瞩目的争论。自此，很少见到两人同时出现在一个场合。

　　据厉以宁教授介绍，2003年，他从服务多年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财经委员会转至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与吴敬琏先生同为副主任，一起工作。去年，全国政协在南京举办“民营企业经济论坛”，两人一起出席大会并发表演讲，“私下也有交流。”

　　多年前，厉以宁教授就“如何看待经济学家观点分歧”这一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道：“经济学家学术观点的分歧，是社会的福祉。”经济学科具有超前性、预期性，也许，它恰恰需要一种建设性的对抗。

　　向青年人昭示“团结和表率的力量”

　　昨天，厉以宁教授的这一番谈论，赢得在场媒体人的称许。有报刊负责人发言表示，两位重量级的经济学家，能够摈弃以往的学术分歧，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形成共识，这就使“光华新年论坛”不仅显示出思想的力量，更向青年人昭示了“团结的力量，表率的力量”。

　　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院长发言认为：“吴敬琏先生和厉以宁先生在改革方向上的一致性，远远大于他们在学术观点上的分歧。”

　　曾经以“特约记者”身份分别采访过吴、厉两人的原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助理、现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潘福祥，研读过厉、吴的全部著述，他表示：“吴、厉两人关系和谐，是经济学界的方向上又是一致的。他们能联手迎接深化改革的艰巨挑战，是一件好事。”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0-5 08:42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5 08:29 标题: 吴敬琏及其「大国富强之道」(19)

「大国富强之道」

作者:吴敬琏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写下了一句颇富哲理的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在各国走向繁荣昌盛的途程中有一些共同的因素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对这些共同因素的偏离，不论这种偏离朝向哪个方向，总会招致逆转和挫折。通观500年来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发展历程，这些共同的要素大致包括以下五个要素。

　　自由市场经济制度

　　正如D.诺斯所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这里所讲的“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就是市场经济，或者更准确地说：自由市场经济。在目前的中国，相信计划经济(命令经济)较之市场经济更具优势的人已经很少了，容易发生的误解，是忽视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在于决策的自主性和交易的自愿性，把它和16-18世纪一些西欧国家实行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混为一谈。

　　在重商主义的条件下，虽然市场和商业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它具有两个和市场经济很不相同的特点：一是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强力干预和全面控制，二是把尽量多地积累货币财富作为国家目标。

　　西欧国家的发展历史表明，不改变重商主义的体制和政策，确立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一个国家就难以实现持久的繁荣，而只会“崛而不起”或者“起而复衰”。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国富论》，可以说是对重商主义最后的致命一击。《国富论》弘扬“看不见的手”(即市场)在资源有效配置中的作用，同时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只有在最自由和宽松的状态下才能得到最好的发展，一切国家干预都有可能对经济造成破坏。”

　　二战后某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建立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以及它们所实行的“出口导向”政策，也带有某些重商主义色彩，因此又被称为“新重商主义”。

　　从这些国家(如日本)和地区(如台湾)的经历可以看到，这种体制和政策安排在发展初期是有效的，但是到了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就必须及时进行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减少政府干预，实行进一步市场化，否则会引来种种恶果。

　　法治

　　实行法治，即符合公认正义的法律(“善法”)的统治，是发达市场经济共有的特征。而法治不但具有值得追求的普世价值，而且是非人格化交换占统治地位的发达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制度支撑，因而实行法治乃是实现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

　　在法治的问题上，第一，要分清“法治”(rule of law)与“法制”(rule by law)两个不同的概念。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最先提出以法治取代人治。1997年的十五大正式提出“建设法治国家”的口号。但是我国法治国家建设推进还需要解决很多问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对法治的性质和内容缺乏明晰的认识，而且实行法治必然要求约束政府和官员的权力，以致在正式文件里也经常用“法制”来代换“法治”，把法降到了政府管理人民的手段的地位。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10-5 08:32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5 08:35 标题: 「大国富强之道」(20)

第二，法治与民主的实施顺序。在有些国家的历史上，法治和民主二者的实施是有先有后的。以英国为例，1216年的《大宪章》可以说是法治的滥觞，1688年“光荣革命”才是民主制度的开端。可见二者的构建是可以有先有后的。但是历史经验也表明，法治归根结底要以民主制度为基础，要靠民主制度来保证。

　　宪政民主的普世价值

　　民主具有普世价值，是文明国家的基本特征之一，这在“五四”运动提出要请进“德先生”以来，似乎没有太多争议。但也有几个问题需要加以研究。

　　第一，可否以“威权主义政治”作为通向民主制的过渡。根据新加坡近年来的经验，我认为至少可以认定，在知识经济时代，按照“三纲六纪”、“尊尊亲亲”等原则实行威权主义政治，由于它会压抑创新精神，不利于人们创造力的发挥，已经与时代要求不相适应。

　　第二，以何种方式争取民主。在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先进人们的政治理念深受卢梭式的理想主义和激进观念的影响，鄙薄经验主义的点滴改良。他们没有意识到以激进的理想主义为基础的制度安排常常蜕变为少数人的专制。

　　第三，在确定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下，还需要进一步追问，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制度才是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和民主的真正实现。

　　从世界各国的历史看，民主政治制度大体上有两种类型：一类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雅各宾专政时期(1792-1794)实行的“主权在民”(实际上是“一切权力归于国民公会”)和“直接民主”体制；另一类则是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逐渐建立起来的宪政民主。

　　前一种体制由于对最高权力缺乏制约，往往使作为社会主人的“人民”徒具空名，沦为少数人专政的牺牲品。雅各宾专政后法国陷于社会动乱之中将近一个世纪。当它在19世纪70年代重新建立宪政秩序时，英国已经开始了第二次产业革命，其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都遥遥领先于法国。后一种体制不承认任何至高无上、不受约束的权力，而是用一整套制衡机制保证公共权力不会被滥用和确保个人自由和宪法权利不受侵犯。

　　在顾准之后，我国有一大批学者对卢梭理论的演变以及雅各宾专政时期的直接民主为何必然演变为“多数人的暴虐”和“具有个人魅力的领袖(charisma)专制”作出了深刻的批判性分析。在以史为鉴、寻求富强之道的时候，这些政治思想史的重要研究成果，都必须纳入我们的视野之中。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0-5 08:37 标题: 「大国富强之道」(21)

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

　　目前我们正在努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把中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人们往往过分关注国家对科学研究和教育机构拨款的多少，领导机关组织的“攻关”活动进度的快慢，而忽视了西欧国家17世纪以后教育普及和科学迅猛进步的思想和制度的基础。近年来大量经济史、技术史的研究成果清楚地告诉我们，西欧先行工业化国家从早期增长模式到现代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途径，在于与基础科学进展密切联系的技术的广泛运用，而科学和教育之所以能够在17-18世纪以后获得长足的进步，首先是由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为科学和文化的繁荣准备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历史经验证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乃是繁荣科学与文化的必由之路。

　　“橄榄形”社会结构的形成和中等阶层的壮大

　　市场经济以前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哑铃形”的社会，它的一极是少数权贵，另一极则是广大的贫苦农民。当时也存在一个主要由从事商业活动的市民组成的中等阶层(middle class，或译“中产阶级”、“中等收入阶层”)。不过他们在封建庄园制农业的汪洋大海中人数少、力量弱、地位低，左右不了社会的大局。

　　等到先行工业化国家在19世纪后期全面转向由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现代经济增长模式，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等阶层的兴起使传统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形社会”转化为现代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哑铃形社会”通常是不稳定的、充满了动乱，而“橄榄形社会”则趋于稳定。

　　正在高速实现现代化的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结构迅速变化的时期。一个新中等阶层正在成长。中共十六大提出了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乃是一种基于正确社会分析作出的明智决策。然而在前一时期关于改革方向的大争论中，有些论者把对分析传统社会结构时使用的二分法套用到我们当今的社会，把社会人群简单地划分为“精英”和“草根”、“权贵”和“弱势群体”、“富人”和“穷人”两类。我认为，采用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法把原应属于新中等阶层的职业经理人、技术专家、医生、教授划入与大众敌对的社会集团中去的做法，不但搞乱了自己的阵线，而且实际上起到了转移目标，为包括中等阶层在内的广大民众的共同敌人，即极少数贪官污吏、红顶商人提供掩护的作用。近期以来，社会上发生了一连串在仇富反智思想指导下劫杀大学教授、打骂医务人员、恣意破坏房屋轿车等私人财产的恶性案件。对于这种与建设和谐社会背道而驰的社会现象，我深感忧虑。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举办的“大国发展中面临的挑战讨论会”上的发言整理，经作者同意有删节）

出处:「21世纪经济报道」(2007年03月10日)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10-5 08:39 编辑 ]

欢迎光临复旦大学日本校友会BBS (http://www.fuaaj.org/b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