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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民主协商建国 纪念《共同纲领》制定60周年 [打印本页]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9 10:28     标题: 民主协商建国 纪念《共同纲领》制定60周年

目录
(1)读章立凡之文(第1－第1楼)
(2)章立凡:民主协商建国的历史回顾(第2－第7楼)
(3)叶永烈:反反复复修改《共同纲领》(胡乔木：中共中央一支笔)(第8－第9楼)
(4)周恩来与《共同纲领》(视频)(第10楼)
(5)杜导正：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第11－第17楼)
(6)杜导正：晚年考试成绩好些(第18－第25楼)
(7)丙丁:中国民主同盟曾经走过“中间道路”吗(第26－第35楼)
(8)杨奎松：国民党代表谁？(第36－第39楼)
(9)龙士云：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另一方案(第40－第46楼)
(10)张金才:国民党何以失败，共产党何以胜利之诠释(第47－第53楼)
(11)蒋介石溃退台湾后如何反省国民党失败原因(第54楼－第58楼)
(12)「父亲章乃器亲历的建国」(第59－第65楼)
(13)雷颐：国民党60年前为何大溃败(第66－连载中)


读章立凡之文



      初识章立凡并读其文是在互联网上。游走于很多网站，会经常发现他的一些文章，读一读觉得很耐人寻味，发人深省。于是上网时便会留意他的文章，并且都会保存下来，有时间好好品读。他的文章 多为一些政论杂文，研究分析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于史实中深刻地揭示真理，精辟地阐释哲理，使人迷惘尽消，茅塞顿开；评论针砭时事，亦正气凛然，无所畏惧。

　　 如果说郎咸平、陈志武等人是从经济的角度和层面剖析中国的现状和对改革的反思，章立凡则是从政治的宏观视野分析了历史问题形成的时代背景和来龙去脉，对改革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及由此引起的争论，指出了解决的唯一途径，那就是民主与法治。

　　 后来知道他是我国著名民主党派人士章乃器之子。章乃器（1897——1977）是抗日时期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建国后在“反右”运动中被打为“右派”。故章立凡也是名门之后，亦成为民主党派人士，知名的学者。在他的性格中也许正是继承了其父的知识分子本应具有的刚正不阿、人格独立、无丝毫奴颜媚骨的特点，治学著书为文，均见思想独立，正气浩然，有诚信力，体现出一位中国良知知识分子的敢说真话、敢讲真理、忧国忧民的可贵品质。要特别指出的是，这并不是什么书生意气，而是一个中国人，一个现代的文明人应该具备的品质。

　　 他以历史学者的深邃眼光和对历史的敏锐洞察力，向我们讲述了革命、改革、崛起、复兴、新文化运动、建国共识、左与右、反右、文革等诸多的故事，深刻揭示了历史的本质和客观规律。透过重重的历史迷雾，为我在糊里糊涂之中梳理出了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我读过的文章如：毛泽东“反右”动因及后果的再研究；“姓左姓右”的噩梦；“改良”与“革命”赛跑；重温共和国的建国共识；洞观邓小平逝世十年后的中国；“崛起”近乎意淫，“复兴”且慢奢望......针砭时事的文章，正义与民主得到彰显，丑恶无处遁形，如：新奢华主义中国大片：刻意回避现实？；眼不见为净？——互联网“实名制”之我见；人口、猪口与官口；有一种感觉叫肉麻......事事切中要害，冷批社会中的诸多弊病和丑陋面，大胆地为改革建言献策，无所顾忌，甚至是不怕得罪许多人和事。相比之下，他的这种勇气有时让我（可能还会包括很多很多的人）感到自惭形秽。

　　 章立凡的文章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人格的独立，思想的独立。在如今汹涌的市场经济大潮下，形形色色的诱惑已经让数不清的文人学者、知识精英丧失良知，渐渐沦为被利用包养的“二奶”，有人戏嘲为“学术妓女”、 “学术蛆虫”，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写着违背良心的文章，欺世盗名，为世人所不齿。难怪德国的一位汉学家痛批当代中国文学界到处充斥着文化垃圾；能产生巨大影响，引起国人强烈共鸣的文艺作品甚少。这让我想起了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钱玄同......许许多多的“五四”先贤高擎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为开启民智、社会进步、民富国强摇旗呐喊，舍身忘我，不遗余力！所写文章亦如匕首投枪，义无反顾地刺向了恶势力、旧思想、旧制度。这是何等的人格力量、文化魅力，何等的让人起敬！再向前追溯，魏源、龚自珍、林则徐、容闳、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数不清的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民族希望，披肝沥胆，探索先进的社会文明与精神文化，著书作文，字里行间无不浸透忧国为民之思，这又是何等的让人感动！

　　 当今文化界还能给普罗大众以如此的感动和震撼吗？

　　 有！答案是肯定的！在互联网上，随时能找到这种感受，那是一片让人心迷神往的家园，那里有百花齐放，百鸟争鸣，有新鲜的空气，那里有新文化运动的后继强音！比如章立凡，再比如李锐、谢韬、辛子陵、杜光、资中筠、袁伟时、、黎鸣、沙叶辛、笑蜀、刘军宁、时寒冰、仲大军、郎咸平、陈志武......他们都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中华民族的好儿女，中国的希望！他们不仅学识渊博，更重要的是，他们坚持真理，敢讲真话，唤起人们的忧患意识，警醒人们不要过于盲目乐观，这很好。正因如此，他们的文章读起来才能涤荡人的灵魂，闪烁着独立思想、批判精神和勇气的光芒。

　　 写着写着，琢磨了下面几句歪诗，以慰吾心：
　　 怀“五四”精神
　　人间自有公义在，
　　岂容逆道遮云天。
　　志士莫忘民生苦，
　　铁肩不辞道义担。
　　世界潮流浩荡荡，
　　手抚良心著文章。
　　“五四”风骨应犹存，
　　心怀吾民书衷肠。
　　 “五四”精神不朽！

文章来源:「天涯社区（www.tianya.cn）」(2008年11月27日 作者：游于海南)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0-25 09:22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9 10:39     标题: 民主协商建国的历史回顾(2)

章立凡，1950年生，近代史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北洋军阀史、中国社团党派史、中国现代化问题及知识分子问题等。曾长期参与多卷本《中华民国史》的撰稿。发表《风雨沉舟记》、《都门谪居录》、《长夜孤灯录》、《乱世逸民》、《闲品毛诗》、《甲申再祭》等文史作品多篇。合著有《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变迁》、《七君子传》、《中国大资本家传》等。编有《章乃器文集》（上、下卷）、《记忆：往事未付红尘》。


民主协商建国的历史回顾


作者:章立凡



    今年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时曾称为“新政协”，以区别于1946年召开的旧政协）召开及《共同纲领》制定六十周年。有必要让人们知道，当初开国先贤们想建立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新国家？还原这段历史并汲取经验教训，将有助于推动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

　　

一  民主宪政的共识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运用统一战线策略，在大后方重庆利用国民参政会等机构，与中间党派合作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并达成了实施民主宪政、成立联合政府的共识。

　　当时除拥有军队国共两党之外，还存在一些持中间立场的党派，形成于各个历史时期，兹简介如下。

　　民主社会党：主要成员为民国初年国会中梁启超的进步党人士，以及梁系知识分子，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张君劢整合成国家社会党。1945年又同旅美人士中的民主宪政党合并，组成民主社会党。

　　致公党：陈炯明与孙中山分裂后，组合海外洪门人士，在美洲洪门致公堂的基础上，于1925年在美国成立了致公党。

　　青年党：五四时期，受西方影响的自由知识分子结社，成为一时风尚，以少年中国学会部分成员形成的国家主义派，于1923年由曾琦、左舜生、李璜等组成青年党。

　　第三党：大革命后期国共分裂，邓演达、谭平山等原国民党左派及中共脱党人士，在国共两党之外另组第三党。邓被蒋介石杀害后，改由章伯钧、彭泽民等领导。

　　在这些党派以外，还存在一些有独立政治主张或利益诉求的团体。如沈钧儒、章乃器等知识分子于1935年发起的救国运动，主张国共两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形成救国会派；以梁漱溟为首的乡村建设学会，被称为乡建派；以黄炎培为首的中国职业教育社，被称为职教派。

　　除致公党有较多的会党特征外，中间党派的共同特点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有独立政治主张或利益诉求，主张英美式的议会民主，对国共两党的政策皆有批评，但不具备军事实力。他们曾在大后方发起宪政运动，不断批评蒋介石的独裁政治，要求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宪政，逐渐形成了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方面”。

　　1939年11月，第三方面的三党（国家社会党、青年党、第三党）三派（救国会派、职教派、乡建派）负责人及个别无党派人士，在重庆举行会议，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会上通过了左舜生、章乃器起草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提出实施宪政、党派平等、学术思想自由、计划建设、军队属于国家、反对内战等十二条主张。该会于1942年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

　　1944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改组国民党的一党政府、建立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受到第三方面的欢迎。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也敦促国共双方联合其他国内政治力量建立联合政府，并就此于同年11月9日在延安与毛泽东达成五项协议。

　　毛泽东曾主张“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并在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上，作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提出：“人民的言论、出版、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正民选的政府”。对于当时中间党派所主张的“军队国家化”，毛也表示了谨慎的赞同。

　　中共是当时拥有军队和地盘的最大在野党，其在陕甘宁边区推行的“三三制”政治样板，与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统治模式形成鲜明对照，吸引了第三方面人士。在《新华日报》等中共媒体上，当时也有大量呼吁民主政治的文章。1945年7月，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六位国民参政员联袂访问延安，当黄向毛提出如何摆脱政权更迭的“历史周期律”时，毛泽东声称：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在“重庆谈判”中达成的《双十协定》及随后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令社会各阶层对国内和平及民主建国充满憧憬。与此同时，在国内形成了一股组党风潮：黄炎培、章乃器、胡厥文等组成了民族工商业家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建国会，马叙伦、王绍鳌等教育界人士组成了民主促进会……，第三方面的阵营扩大了。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9 11:17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9 10:42     标题: 民主协商建国的历史回顾(3)

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中的原则，后来被应用于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的政纲等文件，建设现代民主国家的宪政、人权、经济民主、军队国家化等理念，都有完备的体现。“中间路线”是第三方面人士的共识，例如张东荪曾主张：“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在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从消极方面来说，即采取民主主义而不要资本主义，同时采取社会主义而不要无产专政的革命。我们要自由而不要放任，要合作而不要斗争。不要放任故不要资本家垄断，不要斗争故不要阶级斗争。” [1]对于中共的暴力革命路线和土地改革模式，第三方面一直持反对立场。

　

二  联合政府的政治框架



　　1946年国共两党内战的爆发，导致了第三方面的重新组合：国民党中的反蒋人士，组成了以李济深为首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中的青年党、民社党及一部分社会贤达，参加了国民党政权召开的国民大会；其余党派则采取了抵制的态度，并进一步受到国民党的压迫。民主同盟于1947年被当局宣布为“非法”，以这一事件为转折，迫使部分第三方面党派逐渐放弃中间路线，选择了与中共合作。这些党派后来被称为“民主党派”。

　　随着国民党的军事失利，中国的政局开始重新洗牌。关于未来的政权组成，中共与“老大哥”苏共曾有所切磋。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一旦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除中国共产党之外，所有政党都应该退出政治舞台了，这样将会加强中国革命的势力。斯大林于1948年4月20日覆电说：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反对国民党集团，所以应该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保持自己的领导权，即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布为联合政府，从而扩大它在居民中的基础，孤立帝国主义及其国民党代理人。应当考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后建立的中国政府，就其政策而言，还是民族革命的，即民主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目前还难以预料这将持续多长时间，至少在胜利后会是这样。[2]

　　斯大林一锤定音，决定了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政治格局。中共的军事胜利比预计提前了两年，但作为一个以农民为群众基础的政党，文化教育的平均水准低于国民党，缺乏接管一个大国的人才储备，因此，与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合作，也是时势使然。

　　中共中央于1948年5月1日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同日，毛泽东就召开新政协致函在香港的民革主席李济深和民盟务负责人沈钧儒，提议“发表三党联合声明”，并附声明草案，就是否增加其他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联署等问题征求意见。

　　中共的主张得到了民主党派的积极回应，认为符合它们以往提出的相同主张，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不是某一党一派的道路，而是全国人民共同的道路；通过新政治协商会议以达到民主联合政府之实现，也不是一党一派的要求，而是一切为民主事业奋斗的党派、团体和各阶层人士的共同要求。”[3]但民主党派中对共产党能否真正实行民主，历来存有怀疑。储安平曾指出：“共产党今日虽然大呼民主，大呼自由，而共产党本身固不是一个能够承认人民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政党”。[4]施复亮也曾担心：“希望国民党统治区域实现真正的民主固然是一种空想，要在中共统治区域实现广泛的民主恐怕也是一种奢望”[5]。谁都不希望在结束旧的一党专政之后，又产生新的一党专政。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毛泽东于同年4月1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强调，“只能和必须由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充当领导者”。当时国民党内一些反蒋人士曾倡导在李济深、冯玉祥等领导下的“国民党整体复兴运动”，认为若没有一个强大政党与中共“发生平衡作用”，即使组织了“容许若干小党参加以为点缀”的联合政府，“中国民主宪政之真实基础将永久不易确定”。[6]中共坚决反对这种主张，毛泽东在1949年元旦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主张“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9 11:18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9 10:50     标题: 民主协商建国的历史回顾(4)

　同年6月，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他从政治和经济的现实出发，反对破坏工商业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仍主张“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他同时主张“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强调工农联盟的重要性，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在这篇文章中，建立中央集权体制及推行计划经济的思路初现端倪，与《论联合政府》一文的立场有所不同。此后，他还连续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文章，开始对主张英美式民主的中间路线提出批判。

　　

三  筹备新政协



　　1948年9月，在香港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民主党派领袖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乘船秘密北上，抵达哈尔滨。哈尔滨在地理上与前苏联接近，中共中央曾考虑在这里召开新政协，并宣布建立新中国。后来因平津战役迅速获胜，才决定改在北平开会和建都。

　　中共与沈钧儒等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交换了初步意见，又将修订后的草案向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周新民、马叙伦、陈其尤、李章达、沈志远、彭泽民、章乃器、孙起孟、郭沫若征求意见，于同年11月25日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决定了新政协筹备会的任务及人选。不久，李济深、何香凝、郭沫若等四十余人分三批先后到达。

　　毕竟形势比人强，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1949年1月21日，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五十五人发表声明，首次公开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7]

　　但民主党派中部分人士仍有所保留：民盟常委张东荪向毛泽东提出一套“新型民主”主张，在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上也持不同观点；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常委陈铭枢提出：“任何一个参加革命的阶级，仍旧应该保持他们本身的利益和立场，这些自由权利及政治地位，在友党方面，必须真诚地尊重与承认”。

　　将人群划分为左、中、右，是一种习惯思维，中共中央统战部在一份题为《新政协的阵营》的综合报告中，对内定参加新政协的民主党派也做了这种分析。

　　报告认为：民盟中央常委十一人中，“右派分子居多数，左派分子仅占两个，但其总部及各地区的实际领导权已逐渐转移到进步分子手里，现在它的组织内部主要是人民救国会、农工民主党与无党派分子，三者之中都有左、中、右”。文件认为沈钧儒、史良、胡愈之领导的人民救国会，“会员中进步分子占优势”；而章伯钧领导的农工民主党“上层多右派分子”，“民盟著名领袖除沈钧儒、章伯钧外，尚有张澜、黄炎培、张东荪、罗隆基，他们在民盟群众中的威信虽已降低，但仍成为右派及中派的中心。张澜与西南地方势力向来保有联系。罗隆基是亲美分子，主张联合政府中容许反对派。张东荪企图做民盟主席，拉拢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排斥沈钧儒、史良以至章伯钧”。报告建议对民盟“须采取改组中央常委、建立进步分子为主导的核心、容许共产党员在内等措施”加以改造。

　　对于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及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报告也作了详尽分析：“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以李济深为首的右派集团，在政治上主张，以三民主义为建国最高原则，而不愿用新民主主义；希图结合资产阶级右翼，形成反对派，以防中共控制；主张保留蒋党‘起义’部队的编制，以图收集残余的力量，并联络地方军阀，策动地方武装，从而培植其争夺领导权的资本……”，“谭平山、王昆仑领导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比较进步的力量”，而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实际上是以李济深、蔡廷锴为中心的一个封建性小集团”，并提出应使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起积极作用”。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9 11:18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9 10:54     标题: 民主协商建国的历史回顾(5)

　　报告对民主建国会的分析是：“其中下层中也有不少小资产阶级进步分子及革命知识分子，但尚不能起决定作用。该会政治倾向一般代表产业界自由资产阶级的要求，黄炎培、章乃器为他们的政治代表人物。章乃器、施存统曾经公开地主张中间路线与改良主义，章乃器于此，比施存统更来得坚决，他说‘在国共两条路外，自己要造第三条道路’。只在他们进入解放区后，言论见解，才有若干改变”；对民主建国会及产业界，“将只能以右派并力争中派居多，可以有个别的进步分子在代表团里面，但不可能单靠他们起积极作用。”

　　报告还认为：“以马叙伦为首的中国民主促进会，其政治倾向，迄今为止是代表中等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左翼。其组成分子中有一批进步的文化人，这是使它左倾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是实际上属我党领导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与它相结合，推动它左倾。”

　对前身为美洲华侨洪门会党的致公党，报告溯及其领导人陈其尤与陈炯明的亲属关系，认为其内部分子复杂，“实际上支持李济深的政治意图”，“该党带有极浓厚的封建性质，其主要的组成分子上层为封建官僚，下层有小部分流氓无产者。”[8]

　　报告在总体表述上，长期目标是扶植左派，逐步孤立和取代右派。此外，刘少奇在1949年7月访问苏联时，给苏共中央斯大林报告中也谈到：

　　现在政协筹备会已组成，共有筹备委员134人，其中党员43人，肯定跟我们前进的进步人士48人，中间人士43人，其中中间偏右的只有12人，在进步人士中有15个秘密党员，共产党可以保证对政协筹备委员会的绝对领导。在筹委会中另外还设立了常务委员会，有委员21人，同样可以保证我党的领导。[9]

　　

四  新政协与《共同纲领》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这个由各党派、各阶层和利益集团的著名精英所组成的会议，虽不是经由选举产生，但较此前任何一届制宪会议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民主色彩。

　　与会的四十五个单位，分为党派、区域、军队、团体、特邀五类。十四个党派单位中，除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外，还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三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建国会（民建）、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等十一个党派，无党派人士也作为一派位列其中。

　　以许德珩为首的九三学社，是一个以大学教授为主的政治性学术团体，有政治主张而无政治纲领；以台湾共产党创始人、“二二八”事件主角之一谢雪红为首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其成员皆系台籍反国民党人士。这两个党派并未申请参加新政协，但被安排与会。还有一些要求参加新政协的党派，如民社党革新派、孙文主义革命同盟、中国少年劳动党、中国农民党，皆以“组织不纯”“成分复杂”等理由能获准。这些党派先后自行宣告解散，其代表人物被邀以个人名义出席。此外，对要求与会的光复会、中国民治党、人民民主自由联盟、民主进步党、中国人民自由党等，均以“成员十分复杂，性质多属反动”为由被拒绝与会。

　　围绕新政协代表的提名，各民主党派内争不断，如身在上海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即因争取代表资格与沈钧儒发生争执；救国会代表宋云彬在日记中记载，沈钧儒对力争代表资格的庞荩青说：“名单必经统战部同意，而代表亦非运动争取得”。[10]黄炎培也在日记中谈到，代表名单“取舍及先后完全以中共提出为凭”，民建内部多人反对提名冷遹任政协代表，但“潘汉年坚持，越反对越坚持，卒不敢有异议”。[11]嗣后成立的新政府，各党派在职务分配上也存在竞争，中共同样扮演了仲裁者角色。

　　新政协召开前，即已传出救国会不久将解散的风声。会后不久，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并入民革；救国会宣布解散，其成员溶入民盟并掌握了领导权。救国会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与中共关系密切，事实上改变了民革、民盟的内部成分。据说当时还有进一步合并民主党派的方案，为此，民进的马叙伦等已被安排为民盟中常委，合并方案又被临时中止。新政协的十一个民主党派最终减少了三个，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八个民主党派格局。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9 11:18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9 10:56     标题: 民主协商建国的历史回顾(6)

　　新政权的合法性，来自新政协及其制订的大宪章式文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一文件带有临时宪法的性质，宣布“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确认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

　《共同纲领》保留了联合政府的理念框架，并未从字面上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军队的掌控，其对新政权的性质表述如下：

　　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

　　对于国家的武装力量，《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从文字表述上与“军队国家化”并无抵触。对未来将行使国家权力的人民代表大会，则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

　　《共同纲领》最难产的是经济政策部分，几经修改，最后由毛泽东敲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通过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共同纲领》颁布后，各民主党派随即宣布以《共同纲领》为本党的纲领，并加上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表述。

　　

五  联合政府的人事安排



　　新政协的召开被认为是统一战线策略的成功范例，它显示出新政权的精英政治色彩及中共对民主党派、社会贤达的尊重。在出席新政协的662位代表中，共产党员约占44％，党外人士占56％.其中工农和各界的无党派代表约占26％，各民主党派的成员约占30％，中共以及“老大哥”苏共都承认新政权是一个联合政府。

　　中共在新政权的领导作用，首先体现在人事安排上。各民主党派在新政协的代表名额分配与新政权的职务安排，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共。刘少奇在1949年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说：

　　……它们的组织散漫，内部极不团结。例如所有民主党派都无法提出自己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名单，因为他们内部争吵。它们的代表名单，都必须由共产党发表意见，才能提出。但各民主党派都有几个领导人物，这些人物因为在中国进行长期的政治活动，在人民中是有些影响的，它们的党组织就靠这些领导人物来维系。在某（每）一个党派中都有左、中、右三种分子……。[12]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除毛泽东出任主席外，六位副主席中有张澜、李济深、宋庆龄三位非中共人士；沈钧儒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五十六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非中共人士约占半数；政务院名单中，非中共人士黄炎培、郭沫若出任副总理，章伯钧、马叙伦、陈劭先、王昆仑、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黄绍竑、谭平山、蒋光鼐、朱学范、李书城、梁希、傅作义、沈雁冰、张奚若、李德全、史良、何香凝、李四光担任了政务委员和部长职务，联合政府的色彩浓厚。

　　由众多委员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及其与政务院的关系，根据刘少奇同年7月访苏时向斯大林的解释：“中央政府主席团及主席团与内阁关系（即主席团是集体的总统，内阁服从主席团，为中央政府的执行机关）”，斯大林认为：“这个制度可能对于目前的中国是很适当的”。[13]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9 14:22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9 10:59     标题: 民主协商建国的历史回顾(7)

联合政府的人事安排，曾在中共党内引起不满，当时有“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反革命”之类的议论。对此，毛泽东回答说：安排民主人士“好处很多”，“第一，可以‘赚’人，各方面的非党人物都有当副主席、部长、司令员的，‘朝里有人’，国民党不打自垮。……第二，可以‘赚’来四万万人民，赚来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赚’一个社会主义。这叫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14]

　　1954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共同纲领》相比，“五四宪法”首次明确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前提，以及“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等内容，并对政府机构作出重大调整，原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不复存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

　　大会所通过的人事名单中，国家最高层职务完全由中共人士担任，实现了“党政合一”， 原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政务院副总理的党外人士，皆转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联合政府色彩开始淡化，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日形突出。在1949年建国时起过重要作用的政治协商会议，从此成为“统一战线团体”。

　　

结  语



　　在其后的曲折岁月中，历经“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政治协商制度遭到粗暴践踏，民主党派沦为“政治花瓶”，政治协商变成了“一言堂”，最终演变为党内外都不容任何异议的个人专断。共和国的建国共识是民主宪政，偏离了这一目标之后，民主法制建设长期滞后，历时六十年仍未建成一个公平和谐的公民社会。

　　英国历史上的《大宪章》和美国历史上的《独立宣言》，至今仍享有崇高的法理地位。《共同纲领》作为中国特色的大宪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法理依据，今天也依然有效。《共同纲领》中的建国目标，有的迄今仍未兑现（如普选产生各级人大），有的被摒弃后又重新恢复（如保护私营经济），有的仍未得到切实保障（如人民的自由权利）。

　　没有民主监督的政治体制，必定会导致执政能力的自我削弱。在重新认识到“民主是个好东西“的今天，回顾这段民主协商建国的历史，应该承认：从和而不同、表达异议到求同存异，都是现代国家政治生活的应有之义。


　　2009年2月14日  风雨读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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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张东荪：《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再生》第118期，1946年6月。
　　[2] [俄]安·列多夫斯基：《米高扬的赴华秘密使命(1949年1—2月)》，《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5期。
　　[3] 沈志远：《展开新政协运动》，《光明报》新1卷第8期，1948年6月16日。
　　[4] 储安平：《论共产党》，《客观周刊》第4期，1945年12月1日。
　　[5] 施复亮：《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观察》3卷22期，1948年1月24日。
　　[6] 转引自王德夫、楼开炤：《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历史研究（民主革命时期）》，第126页。
　　[7]《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李济深等五十五人发表对时局意见》（1949年1月22日）。
　　[8]《新政协的阵营》（中央统战部的综合报告），1949年2月28日。
　　[9]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10] 宋云彬：《红尘冷眼  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页。
　　[11]《黄炎培日记摘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五辑，第201页。
　　[12]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13]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注释[16]。
　　[1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文章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9年4月8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9 11:19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10 10:33     标题: 反反复复修改《共同纲领》(8)

胡乔木：中共中央一支笔


反反复复修改《共同纲领》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成立，决定由周恩来担任《共同纲领》起草小组组长，许德珩为副组长。会议又决定，委托中共负责《共同纲领》草拟工作。胡乔木参与了草拟工作。经过五易其稿，在8月22日才算写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总纲领》(当时的名称)，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亲自作了修改。如今，尚可从毛泽东写给胡乔木的五封便函，看到当年修改时的繁忙景象：

　　其一

　　乔木：

　　纲领共印三十份，全部交我，希望(今晚十点)左右交来。题应是《共同纲领》。

　　毛泽东9月3日

　　你应注意睡眠。

　　其二

　　乔木：

　　今(引者注：指9月3日)晚付印的纲领，请先送清样给我校对一次，然后付印。

　　毛泽东即

　　其三

　　即刻付印(引者注：指9月5日)，一小时内交我。

　　毛泽东

　　其四

　　照此改正，印成小册子一千本。

　　毛泽东9月6日

　　其五

　　乔木：

　　即刻印一百份，于下午八时左右交周副主席(引者注：指周恩来)。但不要拆版，俟起草小组修正后，再印一千份。

　　毛泽东9月11日下午四时半

　　内中，从9月10日晚九时起，周恩来、胡乔木等在毛泽东处一起讨论《共同纲领》的修改，直至翌晨七时，一口气讨论了十个小时!

　　从毛泽东关照胡乔木“你应注意睡眠”一句，也可看出当时胡乔木工作的紧张之状。

　　《共同纲领》，其实不光是“建国纲领”，而且还可以说是当时的一部“临时宪法”。

　　周恩来先后召开了七次会议，征求各方意见。

　　1949年9月29日，《共同纲领》经新政协大会正式通过，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载入了史册。

　　胡乔木还为新政协的召开，写了《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一文，作为新华社社论发表。胡乔木写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是中国光辉灿烂的人民的新世纪的开端。这是全中国人民空前大团结的会议。这个会议宣告了旧中国的永远灭亡和新中国的伟大诞生……”

　　新政协决定，自1949年9月27日起，北平改用原名北京——北京是在1928年6月20日被南京国民政府改名为北平的。北京定为新中国首都。新政协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10 10:35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10 10:42     标题: 反反复复修改《共同纲领》(9)

成为“新闻人物”

　　1949年10月1日，已成为一个历史性的日子。

　　这天下午二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举行首次会议，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施政方针。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下午三时，首都北京三十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开国典礼。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胡乔木也随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这天，新华社播发了重要社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不言而喻，这篇社论又出自胡乔木笔下。

　　胡乔木写道：“前程无限光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诞生，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开始自己当权管理国家，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揭开了历史的新的巨册……”

　　在新中国成立之际，胡乔木被任命为新闻总署署长。不久，他又多了一项非常恰当的任命——中央人民政府发言人。

　　其实，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胡乔木为新华社写了那么多社论、评论、新闻，实际上已经在扮演中共发言人的角色，只是那时没有这样的名义罢了。

　　此外，他仍兼任着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自1950年至1954年，他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以及新华通讯社社长。

　　他还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社社长。

　　当然，他仍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

　　向来，他是在“幕后”工作，发表的文章是以社论、评论面目出现，他的名字很少在报刊上见到。然而，自从他担任新闻总署署长，尤其是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发言人，从幕后走到前台，成了“新闻人物”。

　　就在这时，一些报纸刊登了介绍胡乔木其人的文章，使这位一直身居幕后的人物首次“亮相”。

　　上海《新闻日报》在1949年12月2日，发表了署名癯山的《记胡乔木》一文，照录于下：

　　新华社社长及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是苏北盐城县人，地主家庭出身，他父亲胡启东老先生是旧国会的议员，因为拒绝曹锟的贿选，在地方上很负清名。他原名叫鼎新，兄弟姐妹一共有五个人，他和他的大哥达新先后曾在扬州的前江苏省立第八中学读书，他是1924年秋进校的，当时才十三岁，因为一篇《送高二同学赴杭州参观序》的好文章而闻名全校；

　　学校特地把这篇文章刊印出来，交给大家做参考。他英文、算学的成绩，也远超在众人的上面，因此先生、同学都叫他做“神童”；说他是一个“不世出”的奇才。

　　他1930年考进了北京清华大学的物理系，当时一般学生的传统心理，皆以南进交大、北进清华为荣；尤其是清华毕业的学生，有优先留美的权利，更是大家所“向往”的学校。以胡氏的聪明才智，只要读完了四年，“放洋深造”，自无问题；但他却接受马列主义的真理，走上了革命的阵线……

　　这篇文章中尽管某些地方有出入，但大体上还是勾勒出胡乔木的人生轨迹。　

资料出处:叶永烈著《胡乔木：中共中央一支笔》(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10 12:07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10 10:53     标题: 周恩来与《共同纲领》 (视频) 10

周恩来与《共同纲领》 (视频)



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kzNDAyMzI=.html

资料出处:「优酷视频」(2009年3月22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14 09:12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14 08:59     标题: 民主协商建国 纪念《共同纲领》制定60周年(11)

杜导正，1923年出生，籍贯山西省定襄县。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县、专区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中共县委部长。1946年初历任《晋察冀日报》记者、人民解放军六十七军新华支社副社长、第二十兵团新华分社副社长。建国后，历任新华社河北分社社长、广东分社社长、中共中央中南局机关报《羊城晚报》总编辑。“文革”后，历任新华总社党组成员兼国内部主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新闻出版署署长。现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著有《是与非——对我漫长记者生涯的反思》，主编《初探日本》、《张学良》等。

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


作者:杜导正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共和国整整走过一个甲子的历史了。60年前，我是一个25岁的毛头小伙子，60年后，我垂垂老矣。古语云：“鉴往知来”，也就是说，为了更好地前行，必须清醒地回首。作为陪伴共和国走过60年风雨的老人，一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老干部，近一段时间，我陷入深深的思索。

　　2008年春，在北京薄一波百年诞辰纪念会上，我发表了一篇演说。题目是：中共八十年经验教训，可概括为一句话，成也新民主主义，败也新民主主义。

　　这是我长时间思索后的结论。这个结论，我想，用来总结共和国60年的历程，也同样适用。

　　1949年夺取政权前，我们党实行新民主主义，我们成功了。夺取政权后，我们抛弃了新民主主义，急急忙忙搞社会主义，搞乌托邦，我们失败了，失败得很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重又回归到新民主主义的建设思路，并在实践中予以发展，我们又成功了，成功得举世瞩目。

　　这样，共和国60年的历史就可以划分为两个30年，两个人、两个时代——毛泽东和邓小平。“新民主主义”就成为如何看待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一个重要的参照物。

　　

两个毛泽东之一：有大功的毛泽东



　　1949年到1978年，这30年，是毛泽东时代；1921年至1949年，从广义上说，也可以看作是毛泽东时代。这样，对于毛泽东来说，大致也可以划分为两个30年。这样的划分，当然不是单纯地从时间上来考虑，而是从毛本人前后的作为考虑。简而言之，有两个毛泽东。

　　对于已经逝世32年的毛泽东，对他在中共党内和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其长处与短处，如何评价？应该“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辩证的、平和的态度。

　　许多人讲，“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邓小平说，没有毛泽东，我们仍然会在黑暗中摸索。这句话是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我们这一代人对此有痛切的感受。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帝国。一直到1820年，GDP仍占全球约30%；但是，实际上，从所谓的“康乾盛世”甚至再早闭关锁国时就走向衰败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国遭受了数不清的战乱，被侵略，中国人民满怀屈辱和悲愤。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过来的人都记得儿时的那首歌曲，其中唱到：“亡我国呀，灭我种呀。”为什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第一条就是民族主义？就是那时中国到了要亡国灭种的境地，必须用“民族主义”旗帜来拯救这种危亡。可惜，他过早去世了。在其后的军阀混战中，蒋介石虽然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民族危亡的局面依旧没有多大改变。在事关中国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问题上，当然不能说蒋介石政府是卖国的，但它有很大的动摇性，尤其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他那“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实际上纵容了日本人的入侵。而实力弱小的中国共产党，在此民族存亡的关头，在毛泽东等人的领导下，立场则非常坚定，寸步不让。所以，在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特别是在抗日这个根本问题上，毛泽东和中共是非常得人心的。

　　我14岁就参加抗日战争。那时候，参加抗日队伍，有投奔“国军”和“共军”的选择。我的家乡在山西，山西基本上是“国军”的地盘，“共军”是因为国共合作后才开拔到这里的。我很小，但我读小学读初中时，已读到过毛泽东和中共的一些文字，知道毛泽东领导的“共党”和“共军”是最坚决抗日的。这个党是为国家的前途是为老百姓而建立的。我对毛泽东和共产党有一种非常敬仰的感情。这也是当年投奔“共军”的所有人的基本想法。所以，八年抗战，共产党队伍不断壮大，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也不断地壮大。毛泽东这个功勋是历史性的，谁也否定不了。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14 09:29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14 09:04     标题: 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12)

　　既然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为国家为百姓的，那么，党一直致力于解决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也就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第三条，讲“民生主义”。对于中国来说，民生问题实际上就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实质上就是个土地问题。过去，少数地主阶层人口占据了大部分土地，地主所有制压得中国农民喘不过气来。中国历史上多次农民暴动的目标都是夺得土地。为此，孙中山提出“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但他同样也没有来得及搞。而作为他的继承者蒋介石却根本看不到这一点，连一句解决土地问题的口号，他都不敢提，因为蒋在当时是地主官僚资本家集团的代表人物。

　1943年，延安出版的《共产党人》曾刊登彭德怀的一篇文章，引用了一句白话诗：“屋漏锅破肚皮饥，哪有心思想别的？”这至今使人印象深刻。在当时，对于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农民来说，什么婚姻、自由、人生规划，都根本无从谈起。农民渴望手里拥有土地。那一年，我在中共应县任县委常委兼民运部长，曾在群众大会上演讲，说战争胜利后，每个农民都可以分到土地，地里收下的全归农民自己，连公粮也不用缴。也是基于这种认识的。

　　共产党、毛泽东长期开展土地革命，并于1947年开始土改。那时候我被《晋察冀日报》派到定县西关北街领导土改，亲眼看到农民分到土地后，那种内心欢呼毛泽东万岁、共产党万岁的浓烈情绪。土改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也极大地加强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政府的凝聚力、向心力。不过，现今需要反思的是，在中共取得了全国政权以后，我们本有条件不搞暴力土改而考虑和平土改；但很遗憾，出于调动农民积极性、使其更拥护自身政权的目的，各地土改仍然延续了暴力路线。

　　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第二条，就是“民权主义”。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建设民主政治。这一条，蒋介石也完全丢了，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及其根据地的政府，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前却继续捍卫着、实践着。

　　前几年，有人编了一本书《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把我们党在抗战直至解放战争期间有关民主政治的言论，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以及《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的社论，汇编在一起。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出来，在抗日战争直至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及根据地的人民政府，是把民主政治和政权建设放在重要位置上的，热烈呼吁民主政治和政权的建设。

　　就我自己来说，我始终记得当年印象非常深刻的两段话。第一段话是毛泽东在1944年说的。他说：“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第二段话，是1944年2月《新华日报》社论中说的：“是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

　　这两段话说得何其好啊。那时，我们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深恶之痛绝之，对一党专政所带来的腐败也都耳闻目睹。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政府，要摒弃这些恶政，还权于广大人民，我们是多么地拥护。像我这样年少即参加革命，转战南北，出生入死，为了什么？不就是在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旗帜下，为了民族解放、为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为了建设一个不同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人人享有民主和自由的好政府吗？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政府能不为人民所拥护吗？

    因此，民族解放、土地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这三个方面大获成功，共产党和它领导的解放区人民政府壮大起来了，在1949年建立了一个全国的新政府。毛泽东以上的功劳应当给予肯定。当然，这份功劳不是他个人的，属于整个领导集体，属于全党。但是，毛泽东起到了领袖的巨大作用。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14 09:17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14 09:18     标题: 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13)

两个毛泽东之二：有大错的毛泽东

　　可是，1949年建立政权后，毛泽东就好似换了一个人，也就是说，出现了与此前不同的另一个毛泽东：夺取政权前的毛泽东基本上是个好毛泽东，夺取政权后的毛泽东则犯有严重错误，是一个不好的毛泽东。在这方面，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称《决议》），其结论总体上是正确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十七年中，中国的发展也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严重失误：包括“反右运动”“大跃进”“共产风”“反右倾”，也包括八届十中全会把阶级斗争绝对化的一系列错误，毛泽东都要负主要责任。而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十年“文革”，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惨重损失，可谓一场浩劫。这场“革命”是由毛“发动和领导的”，这也无可争议。

　　因此，虽不能说晚年毛泽东27年的执政绝对错误，但在重大决策上，特别是内政决策上，基本上是失误的。他的后半生是一出悲剧。

　　“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须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决议》中的这段分析，值得体味。

　　悲剧的核心是什么呢？有很多人在探讨。有人把毛泽东的变化主要归咎于个人品质、“帝王术”那一套，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有片面性。不错，毛泽东古书读得多，他烂熟《资治通鉴》，也的确有封建帝王的思想，“帝王术”那一套他也用过，比方说，拉一方打一方等等。但这不是问题的实质。依我看，毛的悲剧的产生，大致有这样三个原因：一，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认识上有误区；二，背离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三、制度的缺失，中国没有一个好的政治制度或者好的政治体制。

　　先说第一条。毛泽东有着浓厚的“乌托邦”情怀，也就是刘少奇说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后来，学者胡绳概括为“民粹主义思想”。毛泽东努力在中国搞试验，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继续革命”为手段，借助政权的力量强制推行。他憧憬每个村庄人人劳动，人人自由，人人有权，人人平等，人人有文化，甚至每个村庄都有大学，兵民一体，学校同时是工厂。他的梦想是如此“美丽”。平分土地没几年，就搞合作化；刚刚搞了初级社，马上就拉起高级社，紧接着就闹人民公社，锅碗盆勺一概归公。当他这一套实践证明根本行不通并为人们所反对时，他就拿出“继续革命”、“阶级斗争为纲”的武器，打击不同意见。“反右派”“反右倾”都是如此。即便在三年大饥荒饿死千百万人后，他那一套搞不下去了，在七千人大会上，他作了检讨，但紧接着就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强化阶级斗争学说。可见前次检讨时，他的乌托邦主张并没有改变，不过是政策上作了暂时让步。到1965年，形势稍有好转，他马上准备和发动了“文革”。“文革”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他要“继续革命”，实现他的乌托邦。

　　公允地说，毛能这么“折腾”，也不能把账全算在他身上。1949年我们夺取政权后，一方面，大家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清醒的没有几个；另一方面，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毛的威望在全党全国完全树立起来了，跟着他走，能有错吗？

    以我自己的经历而言，解放战争时期，我学习了一些苏联的东西，知道了农民要搞集体化，按劳付酬。解放后，在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形成了这样一个概念，社会主义就是集体化、大生产、“苏维埃加电气化”。后来到了马列学院，经过学习，又受到“八大”精神的鼓舞，我当时的理解是：在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后，除了认真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外，国内的任务主要是提高生产力，使国家尽快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我和我的朋友们都觉得毛泽东和党中央当时作出的决策，是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的。那时，我们都会说毛泽东讲过的那几句话，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新中国建立起来了，我们想怎么画就怎么画。那时我们真是认为中国甚至整个世界好像只是我们手心里的面团，我们想怎么捏就怎么捏。我们这种对毛服膺的心态，也助长了毛的为所欲为。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14 09:27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14 09:33     标题: 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14)

再说第二条。这第二条，事实上与第一条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有第一条的原因，毛才能弃置新民主主义理论。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而创立的科学理论。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明确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必须经过较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然后才能进入社会主义，并具体规定：“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他认为，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不是资本主义，又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还容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在1945年《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甚至说要使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的发展”。在那个时候，就说共产党搞革命可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要坚定地反对民粹主义，（注：民粹主义思潮出现在19世纪中叶的俄国。一些代表小生产者的知识分子，以人民的代表者和社会精粹自居，提出“到民间去”，发动农民打倒沙皇的封建统治制度，建立以村社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其主要观点是：否定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甚至本能地、先验地仇视资本主义，认为通过贫苦农民的“村社建设”就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毛主席恐是我们党内第一人。可惜的是，建国后从1953年开始，毛泽东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强调这条总路线的实质是解决所有制问题，实行消灭一切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把新民主主义理论抛弃了。

　　学者胡绳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在建国后的重大失误之一，是离开新民主主义的正确道路，以民粹主义观点看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急于消灭资本主义。这一评论，触及到了建国后我们党在毛泽东领导下一系列“左”的失误的思想认识根源。胡绳以非凡的勇气指出这一点极其重要，不但对于我们从更深的层次，即从究竟应该以马克思主义还是以民粹主义看待问题制定政策这一理论层次，来理解和总结毛泽东的失误非常有益；并且，在中国这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绝对多数的国家，警惕那种往往容易从民粹主义出发，误把民粹主义路线当作人民大众路线，来处理路线方针政策问题，更是具有理论和现实双层针对意义。

　　再说第三条。毛泽东1944年答中外记者团的谈话中说：“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这话当年我们就印象深刻，认为说得很符合实际，很对很对。

　　然而，为什么到了1949年建国后却没有实现?我想答案之一是，这是制度方面或者体制方面的问题，我们中国缺少一个好的政治制度或者好的政治体制。1980年，邓小平在谈到毛泽东的错误时说：“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邓小平这些话说得好，这也是建国后毛泽东犯错误的根本性原因之一。我想，很多人也和我一样记得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中对”。1945年黄炎培同几位民主人士访问延安，谈到治国的方略，他对毛泽东说，希望中共诸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这段话强调民主，强调人民监督，强调人人起来负责，看起来很对很好。但是，这是他上台（在全国执政）以前的话；上台以后，情况变了，他的地位不同了，他也变了，这些话就不作数了。1957年他动员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请求他们“监督”，结果他打了五十五万人为“右派分子”；并且公然说他当初的动员是“引蛇出洞”。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14 09:42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14 09:36     标题: 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15)

　　我年轻时候信仰的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最活跃的因素是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简单地概括就是“经济决定政治”。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我有些醒悟了。1949年后毛泽东之所以犯大错，他能随随便便抛弃党的决议中确立下来的新民主主义建国方略，能为所欲为地追求他的“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能随心所欲地打击持反对意见的人，就是因为我们的政治体制，没有提供制约他的很好的政治机制。

一个社会为什么需要好的制度，原因有两条：一条，人是可能变的，品质差的人未始不可能改善一些，品质好的人也可能变得很坏。二条，权力很诱人，它有很大的魅力，越是英雄好汉越可能抵挡不住它的诱惑。一种好的制度，能够管住掌权的人，使他们不可能站到“法”之上来损害人民的利益。西方哲人说：“不受制约的权力腐蚀人，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蚀人。”有人说：“那种不受其他权力制约的权力，是一种什么样的坏事都能干得出来的权力。”历史证明他们说得很深刻。所以，对越是权力大的职位越要有严密的立法管住，并且非得有其他权力来制衡不可。只有几种权力相互制衡，人民的权利才有保障，国家才能长治久安、繁荣昌盛。

我觉得，一个真正实现了民主的社会，是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的经济形态的。一个没有好的政治体制的社会，不但可以阻止民主政治的发展，也会扼杀生产力，不让它发展。中国的现代历史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只是我们付出的血和泪也实在太多了。

　　邓小平：“叫什么主义都可以”

　　毛泽东之后的邓小平，是一位划时代的人物。尽管他在世时，有人就对他颇有微词；尽管对他的评价，若干年后才能更清楚一些。但在我个人看来，从他主持的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来看，他在中共党史上、中国现当代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杀的，论功绩，比起毛泽东恐怕还会大一些。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这是扭转乾坤的壮举。邓小平带领人民开辟了这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顺应人民要求的发展道路，迎来了中国经济大踏步前进的时代。

　　邓小平曾坦承，他读书不多，他只懂得对人民好一点，办一点实事。赵紫阳同志生前也曾对我说，他不认为邓小平有这个理论那个理论，而就是四个字：求实胆大。这种说法是否准确，姑且不论；可以肯定的是，邓小平的治党治国的路线确实突破了中共层层陈规陋习。个别人讥讽“白猫黑猫论”，说它不够深刻，但是，国家富强，百姓生活幸福，这就是一切！邓小平为这个目标奋斗了一生。

　　邓小平和毛泽东的最大区别在哪里？在我看来，就是邓小平重新回到了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演变而来的，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质上是新民主主义论的回归和发展。

　　邓小平理解的新民主主义的内容又是什么？政治思想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法律不是指令；政党制度是多元的，不能叫多党制，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多党是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但这是靠共产党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靠说理，靠服人；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人大，而不是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六七千万中共党员仅是全国13亿人口中的一部分。经济上，更是多元的，有国有的，也有大量私营的，中外合资的，个体的，哪种形式对发展有利，谁就占主体地位。政治意识形态的管理上，也是从一元化向多元化渐进，在毛时代不可能有的西方文化也已陆续进入国内。

　　应当说，邓小平这种理解，是从进行中国建设的现状出发的，而不是机械地去强调什么主义。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14 09:43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14 09:37     标题: 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16)

　在《邓小平文选》中，我们能读到这样的话：大意是，我们搞了二十多年社会主义，可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并没有搞清楚。我至今记得一篇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对非洲领导人的谈话记录，遗憾的是它没有收到《邓小平文选》里。第一句，“我劝你们现在不要搞社会主义”；第二句，“我建议你们集中精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第三句，“只要经济搞上去，人民生活改善了，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对这段话，我非常欣赏，最后一句话尤其精彩。上面引述邓小平的几句话，是否字字绝对准确？我不敢说死，但大意绝不会错。

　　尽管在有些人眼里，邓小平这些话足以扣上“叛徒”的帽子，但是，面对着毛泽东时代留下的穷困凋敝的局面，先去强调什么主义再发展，势必又会陷入到毛时代那种抽象的社会主义纯洁性标准的争论中而不能自拔。先确立改革开放的国策，让人民、国家富裕起来，再谈什么主义也不迟。这正是邓小平的高明之处。

   经过几年发展后，党的十三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949年建国前，我们党确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准备阶段。这个阶段，毛说要十五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这个阶段是什么？可以说是“准备阶段”，我看叫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在我看来，如果不从政治上抠字眼的话，“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质上就是来源于新民主主义理论，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回归。而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回归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但更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比如说，邓小平的“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的发展，必须服从于发展生产力的要求”的思想，就是对几十年流行于国际和国内的“生产关系至上”的错误认识的突破；“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思想，就是认识到，我们既往生产力的发展所受到的束缚，不是来自资本主义，而是来自于某些对社会主义的错误观念相联系着的不适当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打破对计划经济的迷信，打破对市场经济的禁忌，不但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利用市场经济这种手段,而且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积累起来的、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一切市场经济的经验，利用过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个新概念的重要性更表明，我们所实行的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符合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而不能依据抽象的社会主义纯洁性的标准。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每走一步都充满着争论。争论的焦点无外乎所谓的“姓资姓社”的问题。如果我们从“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这个角度来考虑，是不是可以减少一些无谓的争论？当然，这方面理论有待学者阐述完善，进一步公开地把道理讲透，而继续纠缠“姓资姓社”其实是没有意义的。现实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我们目前的生产力水平、人民的觉悟程度、社会组织程度、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等一系列因素，都决定了现在的中国只能执行邓小平主张的这样一条路线。以后会怎样？过一百年再说。未来会是一元化吗？我看未必，恐怕会更多元，更文明。但展望未来，为未来奋斗，不能再靠“乌托邦”思想。

　　

邓小平留下的未竟事业是政治体制改革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我们已经实践了30年。这30年来当然也是问题丛生，困难重重。但是，邓小平时代的30年与晚年毛泽东时代的30年，放在一个甲子的历史变迁下去认识，去比较，中国近30年的进步何其巨大，又何其艰难！简直是富有戏剧性的历史变革。反对改革的人士可以对今天充满抱怨，可又有谁能把中国拉回到30年前？60年的风风雨雨，个人的经历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这也是允许的。但是，两个30年的变迁，是历史的大变革，是历史的大进步，是能够超越个人的经历，也能够超越个人看问题的角度的。未来中国的方向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14 09:44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14 09:41     标题: 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17)

　  近来，有一种声音逐渐在引起人们的注意。这种声音是，主张反对新的“两个凡是”，这显然是指对邓的评价。的确，邓小平不是神，也不是完人，他不可能句句正确、事事正确，有的也恐有大的失误，对他确实不能搞“两个凡是”。但我以为，必须仔细分析应该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应当承认，邓小平最重要的思想精神遗产，就是坚定不移地在中国推进改革开放方针，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其实质即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这是必须继续弘扬的主要遗产，而他的失误与不足的地方要改进和完善。

   邓小平生前曾说过，“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为此，他在1980年和1986年曾有过两个极为精彩的讲话，阐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并有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观愿望。当时，像我这样的老同志们，都热切地期望邓能把政治体制的改革提上议事日程。为什么期望？是因为我们觉得，邓在全党、全军、全国有极高的威望，他的魄力也已为事实所证明。但遗憾的是，邓却步了，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进展不大，改革一直在“跛足”进行。因此，我以为，邓小平留下的最大的未竟事业就是政治体制改革。

　　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完成邓未竟的事业，越来越成为时代强烈的呼唤。像我这样八十多岁的老人，都能感到这种时代的呼唤，中南海比我们的感受应更加深刻。恩格斯在评价欧洲文艺复兴这个伟大的历史时代说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话：“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改革开放30年，造就了邓小平这位巨人。

邓小平去世后，江泽民那一届中央领导人继承了邓小平的路线，并且根据时代的要求，力所能及地向前推进。现在，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时代对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胡锦涛这一届中央领导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改革越深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就越迫切。因此，这个时代，也仍然是需要巨人并且可以造就巨人的时代。

　　2009年纪念共和国成立60周年，必然也是思想解放、争议纷呈的一年；加之国际经济风云动荡，中国国内的改革大业也面临严峻考验。对于改革开放的争论，似乎又有一轮蜂起的态势，有些人不免忧心忡忡。我的一位“忘年交”朋友戏拟一副对联的上联给我：“左安门，右安门，左右交汇新华门，左右安稳”。他没有想到下联，但从上联看，他是有些担心的，甚至有些消极情绪在里面。而依我看，尽管有所谓的“左”和“右”的争论，但“新华门”的态度是明确的，那就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高高举起的改革开放伟大旗帜不能动摇，邓小平理论不能动摇。

古今中外的政治家行事都要权衡方方面面，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在国际形势如此复杂多变之时，谨慎周到极有必要。改革的促进者们应当理解、支持和富于建设性地提出主张。而政治家的思考必当是先讲是非，后讲利害；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既是决策的出发点，也是决策的归宿。至于什么是“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从建国60年中的两个30年的对比中，从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的最主要区别中，从新民主主义理论回归与发展的历程中，是不难搞清楚的。改革发展到今天，最能体现“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就是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不动摇，并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即政治体制改革。

　　历史的潮流浩浩荡荡，我是乐观的，也是有信心的。

文章来源：「炎黄春秋」(2008年第4期 )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14 09:44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14 09:49     标题: 杜导正：晚年考试成绩好些

杜导正：晚年考试成绩好些


采访者：吴晓晶　王永亮



我最早知道“杜导正”这个名字是在1989年，当时我大学即将毕业，他是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为制定《新闻法》、《出版法》尽心竭力。等我参加工作，杜老已退出了政治舞台，我很快看到了他任社长的《炎黄春秋》，这本杂志是我步入新闻事业的启蒙老师。在之后的十多年里，我从各种资料、传闻中上熟悉了杜老，对他产生了一种景仰之情。今年春天，我有幸走近杜老，聆听他叙述风云激荡的人生历程和对历史的反思之言。泪珠婆娑中，我分明看到了一个我自认为应该“大写”的人！

　

从“娃娃党员”到“跟着扔石块”



　　记者：杜老，从您的履历上我们知道，您在1937年14岁就加入了共产党，是个不折不扣的“娃娃党员”。可以让历史风云舒卷到近70年前吗？

　　杜导正：我出生在山西省定襄县一个农村小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杜希贤是个农村小学教师，母亲是造纸作坊的一个普通工人。我原名杜毓芷，现在的名字是1938年参加革命之后自己改的，“导正”是取指导政治之意，一直用到现在。小时候家境非常贫寒，常常遭到富家子弟的侮辱。在家境上没有任何优势可言，我就勤奋学习，通过优异的学习成绩讨回做人的尊严。

　　1934年，我考入定襄高级小学读书，当时日寇进犯河北，热河省、冀东21县和察哈尔省相继陷落。1936年9月，山西省成立了抗日牺牲救国同盟会，11月，我就参加了牺盟会组织。1937年，我14岁时考入了定襄县立初级中学。就在这一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停课，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回到了家乡蒋村。当时村里正驻扎着刚从红军改编的八路军，八路军发动群众抗日救亡，掀起了参军热浪。我就毅然报名参加了“蒋村脱离生产武装抗日自卫队”。之后，薄一波同志领导下的抗日战争动员委员会成立，吸收我参加，我成了定襄县第二区动委会的工作员。就在这一年，115师教导队的邓森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我只有14岁，是个刚懂事的娃娃党员。

　　记者：在抗日战争中您是如何进行革命工作，并与新闻事业结下毕生缘分的呢？

　　杜导正：入党后，我被组织上分配到繁峙县任县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之后，在雁北地区工作了将近7年。1944年9月，我到晋察冀中央局党校学习，在那里读了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并逐字逐句学习了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比较系统地接受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观点。这些革命理论的学习，不仅拓宽了我的知识领域，就是在对人生的选择，对世事的看法上也产生了一些飞跃。同时，也更加强了我对党所领导的事业的自信心。

　　抗战胜利后，我从党校毕业，到中共北平市委报到。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同志找我谈话，决定让我去当记者。但是我文化功底较差，感觉难以胜任，觉得自己搞党务和农民工作还比较合适一些。但小舟同志坚持认为我可以写东西、当记者。于是我被分配到新华社北平平郊支社，任采访科长。从此，我开始了漫长的记者生涯。

　　组织为我选择这个职业，大概是因为我曾经发表过一些新闻作品。在抗战时期的1941年，《晋察冀日报》社的一位特派记者雷行到繁峙县采访时，就曾鼓励我写稿。开展农民工作我不生疏，可是写文章的事还是头一遭，我不敢动笔。可是经不住雷行的一再鼓励，我终于提起笔来采写了几篇小消息。1942年，和我共事的繁峙县妇女抗日救国会宣传部长赵明升英勇就义，我含着泪写成了1500字的通讯，发在石印的雁北地委机关报上，很多读者受到感动。读者的青睐使我感受到了新闻的力量，也激发了我的写作激情，但后来成为一个专职记者却是万万没想到的。

　　在解放战争中，我又担任了《晋察冀日报》的记者、编辑、随军记者，在战地采访中写下了不少战地通讯，有些人物报道在晋察冀一带产生了一定影响。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14 09:51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14 09:52     标题: 杜导正：晚年考试成绩好些(19)

记者：建国后，您还继续从事新闻事业吗？

　　杜导正：是的。我告别了部队后，就到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工作，稍后到新华社河北分社担任社长。1954年9月,我带职到马列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在马列学院整整两周年，我受到马列主义理论和部分文化课的较全面的训练。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有了提高。如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抗日战争时期，我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极为简单的。那时，我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平分土地、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1943年，我在应县任县委常委兼民运部长，曾在群众大会上演讲，说抗日战争胜利后，每个农民都可以分到土地，地里收下的全归农民自己，连公粮也不用缴。解放战争时期，我学习了一些苏联的东西，知道了农民要搞集体化，按劳付酬。解放后，在华北总分社，我形成了这样一个概念，社会主义就是集体化、大生产、“苏维埃加电气化”。到了马列学院，经过系统的学习，我认识到：在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后，除了认真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外，国内的任务主要是提高生产力，使国家尽快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在我的一生中，在马列学院这段时间中，读书最为系统、全面，新闻理论、新闻技巧，全学了。两年后毕业时，意气风发，我想，自己本来有一些实际工作的经验，这次又掌握了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又有刚刚结束的“八大”精神，我正年轻，只32岁，只要兢兢业业拼命干，后半生是可以为党和国家干些事情的。可是，哪里想到，从这以后，反倒逐渐开始了我在政治上受挫折，跟着瞎胡闹又跟着挨棍子的时期。

　　记者：您说的跟着瞎胡闹又跟着挨棍子是什么意思？

杜导正：我这句话是个通俗的说法。要解释这一点还有从大的历史背景来说。

　　1956年9月，经过两年的学习，我从马列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毕业，被分配到新华社广东分社任社长。这时，党内“左”的错误慢慢膨胀开来，以后是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1959年反右倾，一个政治运动挨着一个政治运动，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大的考验到来了。此后，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总的来说，是毛主席由正确路线逐渐向消极方面转化的一个渐变长过程。1956年以后，向消极方面的转化加速，越来越快地向“深渊”滑去。当然这中间也有正确的时候，正确一下，错误一下，总的趋势是越来越不好。作为新华社的一个记者，一个组织者，是不可能离开或回避党的这一历程的。我所谓的考验，就是如何对待党的这个趋势，核心问题就是敢不敢实事求是，能不能实事求是，敢不敢尊重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我在这个考验面前，有时顶住了，有时跟着犯错误。犯错误，有时是主动的，有时是盲目的。那些时候，我不是像有的同志那样头脑清醒，一直抵制。我不是那样的，没那么清醒。但我也不像有些人那样一直坚定不移地跟着干，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我还是独立思考，有所抵制的，但没抵制住，也不可以抵制住。没有那么清醒或抵制不住的时候，就要跟着瞎胡闹了。

　　1956年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广东农民就有意见，个别地方闹事出现了问题。我写过这方面的内参稿，但不多。这时我下乡已不那么深入，而且头脑中带着框框，全是毛主席的指示精神。

　　1957年反右派，我开始是犹豫的，后来动员大会一开，中央一讲话，我就跟着干了。广东分社40多个人，划了4个右派，全是最优秀的记者。先划的两个人,平时有些骄傲，我给人家上纲到右派已经很不对了，后划的两个人，各方面都挺好，我就下不了手，不愿意在处理决定上签字。说老实话，当时并不知道被错划的同志后果那么严重，只以为批判一下，以后接受教训，改正就完了。哪里想到把人家弄到敌对阶级堆里，整得那么惨，二十多年以后才给人家平反。

　　记者：在这期间，您也通过新闻推动政治运动，有哪些文章值得反思呢？

　　杜导正：是啊！现在想起来，时常感到内疚。反右派运动中，广东有个民主人士，老同盟会员罗翼群。1957年夏，他去粤东，到处讲话，骂共产党，说中国农民到了饿死的边缘。他在前面走，我带着个记者后面跟着，他一讲话，我俩就写文章批判他，发在《南方日报》上，连篇累牍，有三四个整版。后来罗翼群被押回广州，一路上，走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就批斗他，他怕被整死，躲在汽车后排的麻袋包底下，我就写了一篇《麻袋包下》。这篇文章夹叙夹议，写得很挖苦。现在看，罗翼群先生那么咒骂共产党是错误的，但我那么给他上纲上线，整他写他挖苦他也是很“左”的。以后这一位对民主主义革命作过贡献但也有错误的老同盟会员被划成极右分子，处境很惨。这些我都是有责任的。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14 09:55     标题: 杜导正：晚年考试成绩好些(20)

1958年搞三面红旗，我写的新闻报道很多，有一篇歌颂公社食堂的《三餐干饭不要钱》，新华社发通稿，全国各主要报纸全都登载了，《人民日报》发在第一版上。大炼钢铁，我也报道过。当时头脑热得不得了，我跟着省委工业书记文敏生到肇庆去看炼钢，我也就热情地给予报道。农业上放高产“卫星”，弄虚作假，我们也是糊里糊涂地报道。粤北有个星子公社，声称一亩地收水稻64000斤。曾和我一起在马列学院学习过的周方写了稿子给我看，他说这64000斤是用23亩水稻并在一亩地的数字。我多了个心眼儿，说，这篇稿子要发，应说明64000斤是怎么来的，写在括号中。稿子改好，我送给省委秘书长看，他说，老杜，怎么把这个也写上了？于是，稿子上括号里的字被我违心地删去发往北京了。

　　这一段总的来说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领导的头脑发热，我的头脑也热得很。那时，错误是全党性的，主要是主观主义、脱离群众、“左”倾冒进。至于我自己呢，也就像巴金老人所说的，有时候跟着扔石块。

　

我是“科学地拥护‘三个代表派’”



　　记者：从我们接触到资料来看，反右倾时您曾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是不是与您已经开始清醒，对形势有些思考有关？

　　杜导正：是的。我的头脑真正开始冷下来，开始认真思考一些问题，是在1959年年初。这年年初，由于“大跃进”的瞎折腾，广东到处叫没粮吃、犯水肿病，省委还是没有充分警惕。直到发现100多万人的广州市只有7天的口粮了，才真的着急了。陶铸同志下紧急命令，动用战备粮。有人怀疑，农民是不是把粮食藏起来了？东莞等县就搞了个反瞒产运动。我到东莞县去看，介绍的人说哪个草垛下哪个草垛下搜出多少粮食，说得煞有介事。也确实搜出一点粮食来，后来才知道那全是事先放在那里供领导人看的。县委书记林若也是上当受骗。省委在东莞县召开反瞒产经验交流会，我又发了文章，说反瞒产如何成功。

　　这年的3月底4月初。那时，《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揖和记者聂眉初来到广州，要到湛江、海南岛去看一看，我陪着他们去了。到了海南，我目睹许多村里的农民有浮肿病，商店里的货架子空空的。在这之前，我听说从化县的农民没粮吃，很多人要饭吃，以为可能有些问题，便派两个记者到从化调查，我给这两个记者提出调查的目的是：放警报、想办法，帮助省委度过困难。当时有人说，老杜你是否把问题看得重了？这次到海南岛，我亲眼看到了农民缺粮的严重情况，内心受到了深深的震动。

　　从海南回来，经过慎重的思考，4月19日晚上，我给新华总社副社长缪海写信，报告农村缺粮的真实情况。我写道：广东发生灾荒，农民大部分处在饥饿状态，浮肿的很多，有的已断炊，情况非常严重。我写了自己看到的现场情景，然后说，粮食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个政治问题，是个政权能否维持下去的问题。还写了1958年我党犯有错误。

　　那天天气闷热，我在灯下奋笔疾书，一口气写了4900字。写完信，衣服也被汗水湿透了。写这封信以后，有感于记者的调查研究是多么重要，又多么艰难，我写了《记者的调查研究》长文，先在《新闻业务》刊上发表，后被多家书刊转载。

　　记者：您这篇文章我们读过，现在看来，观点依然是正确的，对我们从事新闻事业的人有指导作用。不过，在您写这封信后不久，您又遭受了什么磨难？

　　杜导正：1959年8月，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广东省委根据中央精神在布置反“左”。一天晚上，省委开电话会，我参加了。散会后在走廊里，省委候补书记张根生面带愁容，悄悄对我说：“不好了，庐山传来消息，要反右了，已经搞出彭德怀来了。”我心说，坏事了！我马上想到4月间写给缪海的那封信。

　　果然，两个月后，省委宣传部长王匡到北京开会，遇到缪海，海把我的那封信给他看了。他马上给省委写信，要求省委“就这封信立即组织对杜导正的批判”。不久，《新闻动态》刊物上又点了9名新华社分社社长的名，有我和尤淇、纪希晨、陈勇进、冯森龄、林麟、程光远、孙全、吴振全，说这9个人怀疑中央路线，右倾，我列在第二名。于是，对我的批判就开始了。前后共批了我16场。起初批判会限制在二三十人的规模，全是省新闻界处长以上的干部参加。后来扩大到60人，最后一场在广州体育馆，6800人大会批判。主要批我三条：一、怀疑1958年的三面红旗；二、把大好形势看成大坏形势，自以为是，其实根本脱离实际；三、狭隘的农民观点，把自己打扮成普救天下的英雄，悲天悯人，似乎党和毛主席都不关心农民，就你杜导正关心。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14 10:10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14 10:16     标题: 杜导正：晚年考试成绩好些(21)

记者：对于这些批判，您在开始时能想通吗？思想上是顺从屈服还是坚贞不屈？

　　杜导正：经过七斗八斗，我想我大约是错了。错在哪里呢？是不是我把困难程度估计得过高了？5月份我在给中新社广东分社做报告时曾说：“我们党遇到了遵义会议以来最严重的困难。中国的农民太好了，我们党在农民中威信太高了，不然我们党就会垮掉，太危险了。”这是不是把问题估计得太严重了？但又想，我到湛江和海南岛农村看了，你们批我，但没下乡去，你们知道下面的情况严重吗？

　　就这样左思右想，辗转反侧，后来是读到列宁的一句话，才使我在当时想通了自己的错误的所在。列宁说：“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曲折……散布惊惶情绪……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我想，就算我对情况的估计不错，但也不能散布惊惶情绪，我的确错了。

    我承认自己错了，但大家仍不依不饶。我的问题越揭越多，说我说过“人民公社办早了”，我说过“大炼钢铁严重影响了粮食生产”，我说过“大炼钢铁炼出的铁跟牛屎一样”。最后有人揭发我，说我反对毛主席反对总路线。事情是这样的。1959年夏，我到高要县去，与地委书记罗克明有过一次谈话，我们俩很熟。罗说，1957年毛主席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没有讲客观规律。我同意罗的意见。我和一位要好的老同志在车上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只讲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这就是1958年失败的根本教训。我说，总路线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中间加上“实事求是”四个字就好了。这位同志此时把这事也揭了出来，说我妄图篡改毛主席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罪可就大了。

　　批判会上有人说我是“广州的小彭德怀”。我怎么能和彭德怀同志相比呢！这我不能同意。不同意不行，我就在自己内心深处找问题，后来还是毛主席的一句话，让我服了气。毛主席在庐山批评张闻天同志是“热起来热得蒸笼里坐，冷起来冷得牙关锉”。我把这句话往我身上一套，觉得正合适。我不就是忽冷忽热吗？划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是不可以接受的。于是我虔诚地批判了我狭隘的农民观点，在六千人大会上做了两小时的诚恳检讨。

　　1960年5月，中共广东省委对我正式做出书面处分决定：“兹定杜导正同志为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另行分配工作”。

　　

这个决定，是经陶铸同志定的。



　　记者：当时陶铸同志是不是对您有意见？

　　杜导正：陶铸同志自我到广东来后，一向是很关心、爱护、信任我的，由于工作接触机会很多，他对我言传身教，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方法上、工作作风上对我的成长发生过重要的影响。他在当时那种历史背景下，比较地能独立思考，勤读书，一年十二个月至少下乡四五个月。他善于思考，长于概括，这常使他胆识过人。他工作上全力捕捉主要矛盾。他知识渊搏，礼贤下士，能诗能书，很有才气。我在许多高级干部身边工作过，像陶铸同志这样德才兼备的人，在我心中是第一位。在农民问题上，他多次带着感情地说：“我陶铸一生奋斗的目标，就是要让中国农民吃饱饭，三餐干饭不要钱！”这话更引起我内心深处的共鸣，我对他不只敬佩，还杂有一种恋恋的感情。跟着他工作，我感到各方面成长速度加快了。但由于对1958年的情况认识程度不同，陶铸同志有一段对我不高兴。

　　1959年5月，陶铸同志在汕头召开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我参加了。会议上总结1958年的教训，我不发言，可陶铸同志指名要我发言：“杜导正，你讲”。我讲了四条：第一，对一些过头的东西，我们应该顶住，可惜没有顶住。四川就顶住了一些；第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第三，保护和鼓励大家发表不同的意见。还有一条，现在记不起来了。我的话，陶铸同志听不入耳，我一面讲他一面插话：“是嘛，粤北的五岭低，外面的风刮过来咱们顶不住，四川北面是秦岭呀，所以李井泉他们就顶住了”。

　　汕头会议结束后，我不知趣，还要求坐陶铸同志的车一同回广州。路上又向陶铸同志讲了鹿回头宾馆的事。海南岛盖给中央首长避暑住的鹿回头宾馆，家具全是酸枝木的，非常豪华。我说，老百姓在饿肚子，盖这么高级的宾馆不好。陶铸同志又不愿意听，他大声斥责我：“什么酸枝木的！”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14 10:41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14 10:26     标题: 杜导正：晚年考试成绩好些(22)

　　汽车路过正在建设的东江水电站，工程指挥部的负责人、省工业厅的一位副厅长给陶铸同志洗尘，晚饭时八个人，除陶铸和他的秘书外，还有我和散文作家林遐等。桌上的酒是绿色的，我完全无心地跟林遐说了这事，陶的耳朵灵，他问：“老杜说什么？”林遐把我的话告诉了他，他拉长声音说道：“好嘛，老杜的意思是说咱们纸醉金迷、灯红酒绿呀！”这时，我才知道他真不高兴了。

    汕头会议结束后，我不知趣，还要求坐陶铸同志的车一同回广州。路上又向陶铸同志讲了鹿回头宾馆的事。海南岛盖给中央首长避暑住的鹿回头宾馆，家具全是酸枝木的，非常豪华。我说，老百姓在饿肚子，盖这么高级的宾馆不好。陶铸同志又不愿意听，他大声斥责我：“什么酸枝木的！”

     汽车路过正在建设的东江水电站，工程指挥部的负责人、省工业厅的一位副厅长给陶铸同志洗尘，晚饭时八个人，除陶铸和他的秘书外，还有我和散文作家林遐等。桌上的酒是绿色的，我完全无心地跟林遐说了这事，陶的耳朵灵，他问：“老杜说什么？”林遐把我的话告诉了他，他拉长声音说道：“好嘛，老杜的意思是说咱们纸醉金迷、灯红酒绿呀！”这时，我才知道他真不高兴了。

     七八月间，为了迎接建国10周年，广东省筹备出一个大型画册，陶铸把他身边的几个“秀才”找去商量这事，其中也有我。陈越平、黄文俞他们讨论封面是用紫红缎子还是鲜红缎子，字烫金还是不烫金。我坐在一边不说话，心想，老百姓饿得那个样，哪有心思这么大事铺张。陶铸同志就问：“老杜为什么不说话，你是不是不高兴？”我没多说，只说：“都好吧”。陶铸的脸就拉下来。

　　所以，后来批判我，陶铸同志是支持的。我的问题被揭发出来后，陶铸同志讲了一段话，他是在省委讲的，别人给我传达了。陶说：“黄河长江自西而出滚滚向东流，湘江之水自南而出滚滚向北流，杜导正的思想像洪水泛滥四处奔流”。意思是说我的思想摇摆不定。

　　后来知道，毛主席通令各省划几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划不行。陶铸同志被迫违心地划了12个人，我是其中的一个。划后的第二天夜里，林里同志来电话传达陶铸同志的话：“相信老杜在新岗位上能工作好”。话虽短，我听了很受感动。

　记者：那么您是怎样凭借乐观主义和坚强意志，熬到平反那一天？

　　杜导正：1960年4月底，我带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下放到暨南大学，筹办新闻专业。搞了几个月，有人告状，说：“怎么能让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办大学？应该让他去劳动”。于是我又被下放到新会县农村。劳动了六个月，新会县县委书记党向民说：“这是个记者，应该让他写东西”。他把我调到县里写《人民公社史》。

　　1961年夏天，陆定一同志挺身而出，为我们新华社七个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分社社长讲话，说是“七司马事件”，搞错了。同年7月，我被摘掉帽子，回到暨南大学开课执教，但结论仍留有尾巴：“杜导正同志仍犯有严重错误，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962年2月，中央七千人大会以后，省委副秘书长陈越平、文教部长梁嘉代表省委找我谈话，说：“陶铸同志让我们转告你，说杜导正同志当时对农村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比我们正确”。

　　

听了这话，我泣不成声。



　　2月底，我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的职务。

　　记者：据我所知，您的劫难仍未结束，“文革”中您又被打倒，批斗。经历了这么多挫折，这些年来，您在反思中有哪些收获？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14 10:44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14 10:34     标题: 杜导正：晚年考试成绩好些(23)

　　杜导正：经过了“反右倾”的挫折，表面上看我似乎胆子小了，实际上是独立思考增多了，盲从性少了，心中常常有了一些实事求是的想法。面对中国农村那么困难的形势，我赞成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同志的主张，很同意采用灵活的方法，如借地给农民，实行包产到户甚至单干等，我很赞成邓小平同志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提法，这些都反映了我的独立思考。经过“文化大革命”正反两方面的实践，历史经验也更丰富了一些，独立思考的也就更多了。年前，香港有一报刊写文章说我是“科学的拥邓派”，我觉得我也是“科学地拥护‘三个代表派’”。加上“科学”这两个字就对了。科学与迷信、盲目是对立的。我往年吃了盲目的亏，晚年有所长进，认为凡事都要独立思考，尤其要用科学与民主的尺度去衡量。

　　杜导正：穆青在大是大非面前，能够保持独立的清醒的判断，能够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不管经历什么样的风浪，他基本上能坚持真理，不屈从，不逢迎。他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即使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也仍然保持着。“文革”开始后，穆青就成为国内部的重点批斗对象，后来还发生了“朱穆李”事件，这些都反映了穆青在一些重大关头上做出的正确选择。

　　当时穆青对眼前的形势也是非常忧虑的。1976年3月底，新华社在上海由穆青主持召开了分社社长座谈会议。会上，他虽然没有多说什么，但在私下谈心时却表露出心迹。一天晚上，穆青同志找我谈话时说：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要有最严重情况发生的心理准备，第一准备被免职，第二准备坐牢。我说：我早已经准备好了，他欣慰地笑了。

　　记者：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新闻史上的名篇《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据我所知，您当时也参与了这篇电讯稿处理过程，在这件事上尤能看出穆青，也包括您的过人胆识、默契配合，能否透露其中的“内幕新闻”？

　　杜导正：当时人们强烈地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但由于“两个凡是”方针的推行，这种呼声被漠视了。穆青和我们一批同志希望寻找机会，揭开这个盖子。

1978年11月，参加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周鸿书，在拿回的会议报道中有一段肯定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的话。我当时任国内部主任，看到这个报道稿后，觉得对有关天安门事件的这段话淹没在三四千字的大报道里，不突出，应该突出报道，这样就可以冲破“两个凡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所设置的禁区。我们国内部几个负责同志商量后，向穆青同志汇报，他赞成我们的想法。他说，你们现在就摘出个两三百字的短新闻，突出“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这句话，其余的统统删去。我们把摘出来的稿子送给他后，他和曾涛同志商量后于11月16日，将这则电讯稿发出去了，全国都以大字标题刊登了这条消息。在当时中央对这件事情还没有公开明确的说法，新华社这样做，在舆论上推动了“天安门事件”的彻底平反。

　　记者：在新时期轰轰烈烈的“三大工程”——平反冤假错案、真理标准讨论、包产到户——的宣传报道上，新华社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大张旗鼓地支持、鼓励编辑记者全力报道。能否谈谈穆青和您是怎样演奏用新闻力量推动历史进程这首大合唱的？

　　杜导正：1978年5月，《光明日报》在邓小平、胡耀邦支持下，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将“两个凡是”的观点从根本上推翻了。我见到这篇文章，像得到宝贝一样，征得穆青和李普同志的同意，立即以新华社通稿将全文转发全国。我提出，把每个省委书记的反映都由新华社逐一发表，请他们表态，以造成全国范围解放思想的强大舆论氛围。从同年8月开始到12月，一共播发了27个省、市、自治区和11个大军区的党委和主要领导人就这一问题的发言。最后，全国只有两个省委书记没有变态。当时新华社内部的意见也不一致，个别社领导说，你们这么逼人表态不好，而且内容千篇一律，恐怕没有多少读者。针对这种情况，我说，现在重复表态就是政治，新华社不怕重复。对我的意见，穆青和李普同志则全力支持。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14 10:49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14 10:38     标题: 杜导正：晚年考试成绩好些(24)

关于包产到户的宣传，穆青在我们国内部召开的农村记者座谈会上，讲了一番鼓动性非常明显的话：“大家都有一股子干劲，要让农村来一次革命。革命是怎么发生的？就是到了再也维持不下去了，才会爆发革命。现在大家觉得要爆发革命，认为有爆发革命的必要，事情就好办了。没有这种精神状态，就不能改变农村的面貌，就不能改变我们国家的面貌，也不能改变农村报道的面貌。要革命，就要换一种思路，换一条路子走。过去的那条路走不通了，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路，就要把那一套东西推倒。推倒旧事物，肯定会有阻力，会有干扰。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最大的干扰就是我们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要改革，首先要从这里改起。我们的农村记者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要密切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要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呼声。”很多人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新华社记者采写了大量的反映中国农村实际的报道，却很少有人知道穆青同志这篇讲话所起的作用。

   记者：穆青的新闻作品、新闻主张和新闻实践，均为20世纪中国新闻史不可或缺的珍品。他身兼双重角色：新闻事业管理者和新闻记者。站在新闻事业管理者的角度，他对新闻的功能有着高屋建瓴的理解。作为一代名记者，他对记者所承载的社会责任有着真切的感受。您是怎样评价穆青的？

　　杜导正：我们在穆青同志领导下工作多年，对他人格的魅力感受地更多一些。穆青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虽然不健谈，但许多与他接触过的人，常常会被他所吸引。他的魅力源于他高尚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在新华社，和穆青关系亲近的人，既有我们这样的中层干部，也有普通工人；既有资深记者，也有刚进社不久的年轻人。他一生都与最低层的人民群众血脉相连，息息相通。这种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深厚的爱，造就了他坚定的政治信念和堂堂正正的人格力量。

　　在向穆青告别时，我写下了这样的挽联：“非常非常地思念您，老朋友，老上级。”我这样写，没有任何夸张。在长期的工作中，穆青同志和我们不但是上下级关系，也是亲密的朋友关系。他的欢乐与苦恼我们感受着，我们的喜悦与忧虑他分担着。这种休戚与共的情感，使我们在送他走后的悲哀依然难以抹平。

不能如实反映情况的教训，太沉痛、太深刻了！

　　记者：从您以上所谈的自己和穆青，我听您反复强调“记者一定要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您是如何形成这个思路的？

　　杜导正：讲真话，是一个在新闻界长期议论的话题。它在当前仍有着极强的意义。保护和鼓励记者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对处于领导位置的同志来说，尤为紧要。

　　刘少奇同志在1948年10月2日《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中对这个问题，有透辟的阐述。他说：“我们坐在这里，危险得很哩！搞错了没有？这是我们经常要考虑的问题。”他说，党领导的记者和领导机关，担负着下情上达、上情下达的任务，是党领导与人民最紧要的联系渠道。别的渠道也有，但没有这条渠道这么频繁而便捷。所以党做出一项决议后，党中央是很想依靠你们到群众中去考察，看看这个决议执行中有什么问题。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群众真正满意，你们反映上来，我们更放心了，那我们便坚持下去；群众基本满意，有不满意的地方，我们就坚持对的部分，修正不恰当的部分；如整个决议错了，那我们就接受群众意见，更改这个决议。所以记者的责任太大了，太光荣了。他几次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反映了真实情况，帮助了党，我们感谢你们。但是你如果讲了假话，导致中央做出错误决策，那可就害死人了。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14 10:50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14 10:50     标题: 杜导正：晚年考试成绩好些(25)

　　少奇同志这篇著名谈话，教育了一代记者。这一代记者，建国前后，说真话成为一时风尚，但反右派、反右倾后，这个风气便消失了，变坏了。记者多看上级眼色行事，上边喜欢什么，记者报什么。上级厌恶什么，多数记者就绕开不敢写。好了，这便产生了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时的记者竟放高产卫星，徐水县已经进入共产主义天堂等等说来好笑、当时却信以为真的报道局面。回头看，1958年“三面红旗”捅了那么大的乱子，自然是许多因素造成的，但新闻记者的铺天盖地的虚假报道、片面报道，确实起了煽风点火的恶劣作用。1960年、1961年，“大跃进”的闹剧酿成悲剧，成千上万人饿死了，浮肿了，而新闻记者的公开报道甚至内部参考报道，却仍然是莺歌燕舞、歌舞升平。它对中央认识并纠正错误，制止悲剧的恶性发展，继续起了粉饰的作用，延缓的作用。至于“文化大革命”中，不实报道，颠倒黑白的报道，导致了什么结果，更不必提了。新闻记者不能如实反映情况的教训，太沉痛、太深刻了！

   记者：1982年，您告别新华社，来到《光明日报》任总编辑。您是否也把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带到了那儿？产生了哪些实际效果？

　　杜导正：我是1977年夏从广州调回新华总社，五年后，也就是1982年初奉命到《光明日报》工作。当时，党中央在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胡耀邦领导下，整个党的求实求真风气越来越浓厚。中央十分重视报社与记者如实反映真实情况。在这种良好的氛围里，加以我本人在反映实情上有过切肤之痛的体会，所以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我以为《光明日报》记者那几年做得是较好的，《光明日报》领导成员也还是称职的。

　　那五年《光明日报》歌颂优秀知识分子如孙冶方、蒋筑英、张华、华山抢险英雄群体等等，一是一，二是二，事实准确，歌颂有度，读者是信服的，已经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对党政领导中有关政策执行中的偏差、漏洞、错误的揭发与批评报道，《光明日报》也做了有声有色的积极报道、连续报道。山西太原“关系香烟”的报道，就是这样。在这个烟厂中，成十上百条的香烟被上级领导人无偿索取，或本厂领导为讨好上级，成十上百条地送礼，职工看在眼里，极不满，就是不能反映，反映无效。《光明日报》用列表格的方法，将姓名、职务、收受香烟条数、时间，在报上一一公布，引起震动。然后又将按价还款的姓名、职务、时间公布，效果极好。当时全国正轰轰烈烈地贯彻知识分子政策，而北京市怀柔县却发生了村干部殴打几个女教师的事件。《光明日报》抓住这个事件，作了连续三个月的报道，发表批评新闻、特写、评论74篇，五万多字，引起了小平同志的关注，指示了处理意见。《光明日报》还做了许多典型的批评报道，效果都很好，根本没发生什么负效应。《光明日报》那五年，我还鼓励记者采写了大量只供领导机关参考，不公开发表的内部材料、内部信件。我鼓励记者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将看到听到的真实情况，大胆发到报社，在报刊内部刊物上发表。有些文章，报社作为手抄件，报告了中央和有关部门。少奇说：“鼓励你们去考察，依照你们的材料、看法提出问题来，如果政策正确，就说正确；如果政策错了，就说错了。你们不仅可以这样做，而且你们的任务就是如此——在群众中考察党的政策执行得怎样。你们不要怕反映黑暗的东西。”这一条《光明日报》记者那时大体上做到了。

　　记者：新闻的真实性和记者要实事求是反映情况是中外新闻界公认的新闻价值准则和职业操守，这一点，新闻史上记载着：《光明日报》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出了榜样，那几年的《光明日报》红红火火，影响巨大。您作为总编辑，有哪些切身体会？

　　杜导正：少奇同志对华北记者团谈话，用很多篇幅谈了掌握真实情况很不容易。说你一个记者，初来乍到，群众有些话不会对你说的。必须坐在炕头上，慢慢扯，一个礼拜不行，两个礼拜。从我这个老记者的亲身经历中，包括在《光明日报》这五年，则感到掌握真实情况，并非那么困难。表扬报道、批评报道、内部反映情况，真实、准确、自然是第一位的，不可马虎一丝，但不是很难的。最难的是真实情况已经掌握了，但是考虑到这事触及到高层领导的痛处，可能引起决策者也就是领导人的不愉快，有时甚至给自己招来横祸——对报道者的打击报复，当记者的此时便犹豫起来了，报社领导也犹豫起来了。《光明日报》那五年，这种情况，不能说没有发生过。我的想法是，反映真实情况，一要准确，二是积极，即反映的后果对党对国有利，三要勇敢，这三点中，最难的是勇敢，这要有一点无畏精神。我的体会是，是非不清，不要说话；是非清了，情况清楚了，又事关紧要，就要学习彭德怀、邓拓、田家英，像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讲话要求的那样，挺身而出，不计个人得失，道出真情。这个问题上教训太多太多。《光明日报》那五年大体上做得还好，这是可以告慰老朋友的，我心里至今也觉得踏实。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网」(2004年10月15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14 10:52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5-27 09:12     标题: 中国民主同盟曾经走过“中间道路”吗

中国民主同盟曾经走过“中间道路”吗


作者:丙丁



一、关于民盟的“中间道路”

“中间道路”在民盟内部曾经受到三次集中批判。

第一次是1948年1月在香港的民盟一届三中全会上。这次会议的“政治报告”说：“自从本盟被南京反动政府勒令解散以来，一切所谓‘中立’‘中间’的说法和幻想，实际早已被彻底粉碎了。”（《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395页，以下简称为《文献》）在一次会上，马叙伦“用老实话去批评三中全会以前的民盟”。（《文献》第408页）复刊后的民盟机关报的《光明报》发表了《我们对自由主义的态度》的社论，并陆续发表了黄药眠的《自由主义的批判》、邓初民的《答施复亮先生论“中间路线兼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李相符的《伪自由主义分子的两条道路》。《民盟史话》（以下简称《史话》）说，复刊后的《光明报》“即发表文章和漫画，批判自由主义和中间道路思潮……澄清路线上的混乱思想”。（《史话》第202页）李维汉说：这时“在我们党的影响下，全国许多大城市都公开地进行了批判中间路线的辩论。所有这些都推动和帮助了民主党派中左派的斗争”。（《李维汉选集》第466页）

第二次集中批判是在1949年11月～12月期间的民盟一届四中全会上。会议在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中，又对“中间路线”猛烈批判，对罗隆基特别指名道姓上升到“亲美路线”来批判。罗隆基与张澜关系密切，在民盟被勒令解散以后，留在上海的张澜、黄炎培、罗隆基、叶笃义形成一个民盟在沪中委不成形的核心。后来担任过民盟中央副主席的叶笃义在其晚年写的回忆录中说：这次“批判对象集中在罗隆基的亲美路线。在这点上，我与罗隆基是分不开的。会上虽没点我的名，而我则感到灰溜溜的不好意思。大会开到一半，我就撂挑子推说有病，回到家里不想干了”。（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第73页）

民盟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自1948年12月3日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和1949年6月30日《论人民民主专政》文中对“中间道路”（第三条道路）严厉指责后，更使批判不断升温。

张澜历来对社会发展主张改良，“力图阶级谐调，防止阶级斗争”。他的这个观点当然是批判的标的。有关他的一件事，正可说明批判的激烈。

张澜在民盟四中全会的开幕词中，原有一段否认民盟曾有“中间道路”的存在的话。这段话说：

民盟原是□□□□复杂阶层的组织，或多或少是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作风……但反帝反蒋，及与中共一致行动的原则性认识，是始终没有任何人变动过的。所以本盟在过去，有时虽显示第三者面貌，但那是根据于时代条件而产生的策略运用……事实上并没有第三条路线。（原载《史话》第414页。原注释说：“□”系字迹模糊，原稿现存张澜女儿张茂延处）

《史话》作者认为这是民盟不主张走第三条路线的证明，笔者则认为张澜这样写，正是当时强烈批判民盟领导人中的走第三条道路的反映。但这段话最终被删去，主要是因为张澜不愿说违心的话。

这次批判是在中共支持下进行的。周恩来在《出席民盟四中全会扩大会议人员的讲话》中说：“要使这个组织更加健全，就像人一样，检查一次‘身体’是必要的......要抓住几个历史关键问题检查一下，好的发扬，坏的去掉。”

这次批判弄得不可开交时，周恩来又出来解围，毛泽东也出了马，才告停息。张茂延说：“批判相当激烈，后经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统战部调解，始暂告平息。”（张茂延《略论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和三中全会的召开》，载《四川盟讯》1985年第三期）毛泽东在“调解”时，说了一句很风趣又很策略的话，说这次批判是“演了一出‘古城会’”。（见民盟中央专职干部陈新桂于《四川盟讯》1985年第三期所写文章）周恩来在会上的讲话还说：对错误要弄清“三分、七分”的问题，“有人一时对美国有幻想，说话不恰当，是属于‘三分’的问题。所以要把团结放在第一位。对错误应该批评，但必须谨慎，才能治病救人，不要闹得不欢而散”。

周恩来在讲话中还说：“在这个时期（三中全会以后——笔者注）是不是也有个别错误？比如个别人发表谈话、发表文章中是不是有错误？也会有的。”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27 09:14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5-27 09:16     标题: 中国民主同盟曾经走过“中间道路”吗(27)

要知道，这次批中间道路，是在1948年和1949年初张澜对外国（法新社和合众社）记者发表谈话，“希望毛泽东做中国铁托”，希望中共应“加点民族主义，‘共’字上加上‘中’”，“不要为世界共产主义而战”，否则“将加以反对”（后文将要谈到。以上见叶笃义回忆文和1946年1月6日上海，《申报》。）之后，以及罗隆基北上北平，周恩来与毛泽东对他争取，而罗竟表示要与中共平起平坐，要毛泽东公开有党员身份的盟员（后文将谈到）的谈话之后进行的。这样的批判又给他们一个台阶，并对在建国初期对民盟领导人的人事安排和种种对待给了一个恰当的说明。可以说做得恰到好处。

第三次批判则是由编写盟史引起的。

1981年，是民盟成立四十周年。民盟中央文史委员会于11月就《中国民主同盟四十年（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

书稿说：“中国民主同盟……少数领导人曾向英美学习，设想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第67页），“一大”“提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第19页），“这是一个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利益，在当时政治形势下有一定进步性的政治纲领”（第5页），即“所谓‘中间’路线”（第51页）纲领。“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民主同盟与美蒋反动派的公开决裂，摒弃了所谓‘中间’路线。基本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这是中国民主同盟历史上批判中间路线走向革命路线的转折点，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新生。”[《中国民主同盟简史（征求意见稿）》(1941—1949)第51页]

编者这样写，至少代表了盟内当时主要领导人的意见。这本《征求意见稿》本是在盟内征求意见用的，当时参加编写的盟外人员竟把这个观点写成学术文章公开发表。这就是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二期刊载的邱钱牧、林健柏先生合写的《论民主同盟三中全会——民盟的历史转折点》一文。文章指出，盟内有的领导人曾经幻想寻找第三条道路，即中间道路。直到民盟三中全会才结束这条道路，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三中全会“对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彻底的清算”。然后提出三中全会是民盟历史的“转折点”和“新生”论点。

相继出版的北京师大历史系编《中国现代史》、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稿》等历史专著和大专院校历史教材，都有指陈民盟中间道路的论述。《中国现代史稿》还说：“中间集团主张国共双方都把军队交出来……有的更幻想由中间集团来代表‘国家’接收双方交出的军队，以实现‘和平’。这种幻想，反映了他们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企图。”（转引自《四川民盟》1985年第三期阳俊明文）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在盟内批判三中全会以前的中间道路的新高潮。张茂延说：“由于极左思潮影响，到了1983年，竟又出现了突出一届三中全会，否定过去的文章，提出什么‘转折点’和‘新生’的论断。”后来于1991年成书的《中国民主同盟简史》仍说三中全会“无疑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历史转折点”。（该书第119页）

1991年6月21日，《光明日报》又载王桧林先生（《中国现代史》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历程——三条路线、两种斗争、一个结局》的文章。“两种斗争”，即中共在统一战线的“内外斗争”。

因为“中间道路”主张英美议会制度，当然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被认为是要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是与中共争夺国家领导权的反动路线。

1991年王桧林的文章出来以后，有几个老盟员刘雅清、李实育、张茂延、沈自强（其中多为党盟交叉关系）于张澜120周年诞辰写了一篇纪念文章——《中国民主同盟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兼评史学界王桧林等对民盟性质和历史的错误论断》。他们认为，民盟“无论从它的组建、主张、行动都是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民盟当时要强调它是站在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者的立场，不仅是从独立的组织角度出发，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从策略上的需要”。而王桧林等即以此指责民盟走旧民主主义道路，是“对民盟性质和历史的歪曲，实质上是对党的统一战线的否定”。（见《民盟在重庆》第172～174页）

刘雅清等四位盟员于1992年5月给中共中央统战部写信，并附去该文，说明王桧林等人的文章是“左”的流毒的反映；还指出“有的经过三次‘左’倾错误的老同志，也忘了过去教训，仍在信口开河，并把他们的观点登载于报章杂志中”。信中对此提出了严厉指责。（此信见《民盟在重庆》第181～184页）

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厅信访处回复了一函。摘录于下：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27 09:21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5-27 09:19     标题: 中国民主同盟曾经走过“中间道路”吗(28)

对你们来函其文章我们进行了认真地研究。我们党的文献中历来的提法是民主革命时期存在着两条路线、两种前途的斗争。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属于中间阶级、阶层，他们总的政治倾向是同共产党合作，同国民党进行斗争，不宜不加分析地说三个集团、三条路线。解放前夕，民主党派有少数人提倡过中间路线，但很快就纠正了。我们党对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所发挥的作用历来是持肯定态度的。关于民盟，我党已经在民盟五大的贺词中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五大贺词中说，民盟“长期同我们党风雨同舟，并肩战斗，是我党的亲密战友，具有爱国的、革命的光荣历史”——笔者。此复函见《民盟在重庆》第185页）

统战部信访处这封复函，与其说是对历史的说明，毋宁说是一种策略性的答复。

给统战部写信的四人之一的李实育，还曾撰文论驳了以“第三条道路”帽子来否定三中全会前民盟的历史的观点。他说：“什么‘资产阶级政党’、‘第三条道路’……等之类的帽子，长期压了很久……盟里部分领导人，也包括盟总部请来搞盟史的邱钱牧等人的观点就是代表。他们不愿说解放前民盟是革命的，要说革命，也只能从香港三中全会以后才算。因此他们说什么香港三中全会‘是民盟历史的转折点，是民盟政治上的新生’，‘是对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错误路线进行了彻底的清算’。他们不把三中全会看成是继承和发展，而是把它看成是‘转折’，是‘新生’，是‘清算’，那就否定了民盟三中全会以前的全部历史。它既否定了……成立时盟的同志们忧国忧民之志；也否定了盟的反对独裁、反对内战、要民主、要和平等全部政治活动；当然也否定了一大批为捍卫民主而英勇斗争的同志们，其中也包括了李公朴、闻一多，还有1947年六一大逮捕而锒铛入狱的同志们。因为这些事都是发生在香港三中全会以前，不是个人行动而是整个盟的活动的一部分。如果三中全会以前的革命历史应该否定的话，那么死了的、活着的盟的同志们都是不能答应的。”（《缅怀过去，策励将来》，载《四川盟讯》1985年第三期）

很明显，对立的双方都存在着把三中全会以前的历史和“中间道路”问题互相对立起来的观点。这是“非白即黑”思维方式导致的必然现象。最初用这种思维方式来审视民盟中间路线的是沈钧儒。他在三中全会闭幕会的民主人士招待会上说：过去所标榜的“中间路线”，现已走不通。除参加革命或反革命，即无路可走。（《民盟历史文献》第408页）

1985年3月9日，民盟四川省委盟史工作座谈会上，与会者普遍认为民盟不存在“中间路线”问题。但也有个别人认为，民盟历史上存在着“中间路线”问题。

上面说盟内曾有过的三次批判“中间道路”之事，也涉及盟外一些学者著述对“中间道路”的批判。

笔者手边有一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由彭明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参考书《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六册（1945～1949），其中选有1945年8月15日《中国民主同盟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一篇，文末注明“选自《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4辑”。又，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科研组《政治协商会议资料选编》中所选《民主建国会向政治协商会议提供初步意见》（1946年1月）一篇，文末亦注明“选自中国人民大学《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4辑”。可见，不知是在什么时候、什么范围内、由中共的什么部门、什么缘由，发起过一次对“中间道路”的批判，而且规模相当大。手边的只是批判资料的第4辑，不知共有几辑。批判对象有民盟、民建，还有没有其他民主党派？其他民主党派也是走“中间道路”的？囿于见闻，便不知道了。

二、民盟的“中间道路”无可回避

“中间道路”须从中间派说起。

民盟的“中间道路”是由“中间派”而来，但中间派又不全等于中间道路。

民盟成立时，只是因为“当时形势的需要而作此联合行动”，“本身不是一个政党”（《光明报》1941年10月16日社论）。后来渐次提出较全面系统的政治主张，到1944年9月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纲领草案》，特别是到1945年10月临时代表大会（后追认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政治纲领》，就基本具备政党的初步条件了。

罗隆基在《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一文中，曾对两个时期两种不同意义的中间派有过解释。第一，是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期（应包括统一建国同志会），民盟自称中间派的意义；第二，是在民盟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即当时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上，发表了大会宣言、政治报告和四十九条政协纲领以后，民盟仍自称中间派的意义。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27 09:21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5-27 09:22     标题: 中国民主同盟曾经走过“中间道路”吗(29)

第一个时期的中间派，只是为了调解国共双方矛盾的第三者的中间派。当时认为双方矛盾问题的根源是以武力从事党争，主张党退出军队、政权机关和学校，主张党派之间“彼此互以理性相见，而视大众趋向为依归” ，提出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的两个口号——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这都是从解决问题的方法的角度来提的。

到了1945年10月，民盟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这时民盟已于1944年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发表了政纲、宣言和政治报告。这时民盟仍宣称自己是中间派，但这时已经不仅是调停人的第三者地位的中间派，更重要的是在三个文件中着重宣传政治上要走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外的第三条道路的中间派了。

这时，抗战已经胜利结束，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十分迫切和重要的问题，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的问题。作为一个政党必须拿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对面临的头等大事作出回答。民盟的这个回答，就是要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的民主潮流和全国人民摆脱专制统治强烈愿望的大好形势中，“把握住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把中国建造成一个实足地道的民主国家”。三个文件通篇讲的是人权、民主自由、议会政治，以经济民主充实政治民主，以民主政治建设民主的经济。临时代表大会的文件，被有的学者称为“中国自由主义的大宪章”（许纪霖《另一种启蒙》）。所有以上这些政治主张，不是充分表明了民盟既不走国民党道路，也不走共产党道路的“中间道路”吗？这就是第二个时期的中间派的意义。

“中间道路”（路线）或称“第三条道路”（路线）。笔者孤陋寡闻，最初见到的是施复亮1946年7月14日在《何为中间派》文章中提到“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后来1947年3月12日张东荪在《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文章中提到“中间性路线”。正式用“中间道路”一词的最早是毛泽东。毛泽东在审改1947年11月6日新华社时评《蒋介石解散民盟》一文时，加了一段文字：“民盟方面，现在应该得到教训，任何对美国侵略者及蒋介石统治集团（或其中某些派别）的幻想，都是无益于自己和人民的。应当清除这种幻想，而坚决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义革命方面来。中间道路是没有的。”（《毛泽东文集》上卷第1102页）毛泽东在这里就明明白白地指出民盟的“中间道路”。所以，民盟的“中间道路” 无可回避。

周恩来和李维汉也说过民盟中间道路问题。周恩来1948年1月《关于当前民主党派工作的意见》中说：民盟“接受国民党的命令自行宣布解散以后，全国性的第三大党运动已经失败，第三条道路的想法已经破产”。（《周恩来文选》上卷第283页）周又于1949年12月6日在民盟一届四中全会上《对出席民盟四中全会扩大会议人员讲话》中说：民盟“在国共双方对立中，有些人想走中间路线，以缓和同国民党的斗争。这固然同当时客观形势有关，但主观上有些人也觉得中间道路可以存在，而实际上在中国中间道路是走不通的”。这里也明白地提出了民盟的中间路线问题，只不过提为民盟中的“有些人”。

长期做统战工作并担任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于1962年在《红旗》杂志第3、4期连载长文《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后收入《李维汉选集》），把与“中间道路”的斗争放在中国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问题上提出来。他说，“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就在统一战线的内部和外部，长期的存在着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存在着新民主主义和旧民主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民族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幻想，曾经形成了一条所谓‘中间路线’或者叫做‘第三条道路’。在日本投降以后，所谓中间路线，曾经喧嚣一时”。“一九四八年一月，在左派的推动之下，民主同盟在香港举行了三中全会，国民党民主派也在香港成立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它们和其他民主党派都先后转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方面，都声明反美反蒋” ，后来响应了“五一号召”，“至此，中间路线已经宣告破产”。（《李维汉选集》第463、466页）

李维汉这篇文章，是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道路作斗争的系统论述中提出的论点。现在可清楚地看到，这样的论点成为民盟中央编写《民盟简史》时对民盟性质认定和历史定位的理论依据，也即是邱钱牧、王桧林等和当时一些历史论著及高等院校历史教材编写立论的依据。但应该说其中王桧林先生把中共领导政权的建立归结为“三条路线、两种斗争、一个结局”，应是相当准确地概括了这一历史进程。当然，这样的论说，也是从李维汉那里得来的。

我们还知道，“转折点”的论点早在1963年8月《中央盟讯》悼念沈衡老专刊上已屡有所见。如史良的悼念文章说：“一届三中全会……是民盟历史上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转折点。”（第53页）千家驹说：“三中全会是民盟组织坚决走上革命路线的转折点。”（第61页）田一平说：“在这次会议上，民盟中的左右派的斗争非常激烈，衡老始终坚定不移地高举左派旗帜，终于战胜了右派。这次会议，成为民盟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第63页）

沈老追悼会于1963年6月举行，这已是李维汉1962年在《红旗》发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斗争文章后一年时间，也是盟内数次批中间道路突出三中全会以后，盟内一些左派人士据此创造出的一种新的提法。这个新的提法，成为被继承下来的理论资源。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27 09:26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5-27 09:25     标题: 中国民主同盟曾经走过“中间道路”吗(30)

周恩来说民盟“有些人想走中间路线”，李维汉也说1948年1月民盟三中全会“在左派的推动之下”才“转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方面”来。他们的意思很清楚，三中全会是“在左派推动之下”的产物，民盟“临大”几个文件宣扬“中间道路”是少数右派所为，照李维汉的说法是“少数右翼分子”所为。他说，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响应“五一号召”后，“中间路线已经完全宣告破产。少数右翼分子还不死心，还继续兜售这种货色”。（《李维汉选集》第466页）

对此，曾长期任民盟宣传部部长、“临大”文件的起草人和执笔者罗隆基，在已经成为右派以后，撰文对此予以澄清。他说：

到了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结束后，民盟在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中，大家当然注意到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了。大会全体一致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四十九条纲领，那是代表着当时民盟的政治思想和主张的。第一个文件‘政治报告’是我执笔的；第二个文件，四十九条纲领，我是起草人之一。这些文件是两个委员会的集体产品，并且经过全体大会一致通过的，不能说是代表某一个人的思想，但（疑为衍文——笔者）它们的确代表了当日整个民盟的共同意见，特别是代表了民盟领导层集体的政治思想。当时民主同盟的一些领导人，大家都认为民主同盟不但在抗战时期应该是一个中间派，就在今后建国时期中仍然应该是一个中间派，民盟在建国方针上应该走国民党同共产党两党以外的道路，就是所谓的第三条路线。（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载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第303～304页）

罗隆基这段话，不仅清清楚楚地说明要走“第三条路线” ，也说明主张走中间道路的民盟“一大”（“临大”）的文件不是“有些人”或“少数右翼分子”所为，而是“全体大会一致通过的”。讨论时可以想象会有不同意见出现，这本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最后是“一致”的意见。这里，我们还应注意到：罗文中提到“民主同盟的一些领导人”“认为民主同盟不但在抗战时期应该是个中间派，就在今后建国时期仍然应该是个中间派”。这里提到“一些领导人” ，那就存在“另一些领导人”的问题。当然那时还不知道今后历史发展的曲折道路和剧烈斗争，但已说明在领导层中，那时已有对历史前途的不同政治倾向存在，这也为其后的民盟历史所证明。

特别是1945年2月26日张澜在《新中国日报》发表的《中国民主同盟的缘起主张与目的》一文，针对国共双方各拥有武装进行党争，各对“主权在民”的三民主义的民治都一再表示拥护，而国方长期“未见实行”，共方“得而利用”，进行了批评。声明民主同盟主张实行“主权在民”的真民主，与三民主义民主政治完全一致。告诫“国民党能实行三民主义的民主政治，民主同盟即与之携手，取友好态度，如国民党徒以三民主义为口号，仍想藉训政为名，保持一党专制的独裁，民主同盟亦绝不与之合作”。“共产党能放弃阶级斗争，走上民主道路，民主同盟即与之携手，取友好态度，如共产党要蹈袭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斗争，民盟决不与之合作”。接着重申民盟“始终是要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毛泽东在后来不久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说张澜的声明说明民盟“有它独立的意见，它现在是‘左右开弓’，区别于两方面，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是不赞成国民党一党专政，另一方面也不完全同意共产党，它说它是站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间。这个话说得很透彻，是对的，它自己规定了它的性质，属于中间派”。（《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306页）这里说的“独立的意见”便是“中间道路”的意见，“左右开弓”、“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便是坚持“区别于两方面”的“中间路线”的斗争。

总之，民盟主张走“中间道路”是不容置疑的。

三、为什么走“中间道路”

先从统一建国同志会和民主政团同盟成立的缘由说起。统一建国同志会和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皆缘于第三者深感于国共两党不协、妨碍抗战而做调停人自动组织起来的。民盟领导人也多次谈到这点，但中共的有关人士文章和记载却有另一些说法，说是在中共的帮助支持下建立起来的。这里举两三例：

钱俊瑞是中共在救国会中的成员，建国后曾任教育部、文化部副部长，主持工作。他在纪念沈钧儒的文章中说到他受党的委派与沈联系促成民盟成立的事。文章说：“一九四零年初，党的南方局考虑到，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国民党拉拢民社党、青年党等为虎作伥，我党为扩大抗日民主阵营，应设法帮助建立一些独立的民主政团，以便联合一致，同国民党进行斗争。周恩来同志要我去征求沈钧儒和邹韬奋的意见，可否把救国会或者以救国会为主，推动一些民主力量，建立这样一个政团。衡老及韬奋当即表示同意，以后就由沈衡老联络各方民主力量，建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爱国主义的伟大旗手——纪念沈钧儒先生一百一十周年诞辰》，载《沈钧儒纪念集》第83页）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27 09:30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5-27 09:31     标题: 中国民主同盟曾经走过“中间道路”吗(31)

中共《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记载，“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九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前身是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在南方局推动下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该会由国共两党以外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及少数无党派人士联合组成……在中共积极帮助和国民党顽固势力反面教育下”“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成立会议。”

《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综述》也说：“1939年10月，董必武又积极帮助沈钧儒、邹韬奋、张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以及青年党、民社党负责人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将参政会中热心国事，主张团结抗战实施民主宪政的人士初步组织起来。”并说民主政团同盟也是在中共“坚决支持”并“通过救国会人士的积极工作”建立起来的。他们说：“在变化了的形势下，组织松散的‘统一建国同志会’已不能适应需要。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张君劢、左舜生等多次秘密集会，酝酿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团结中间党派进行争民主反内战活动。他们与周恩来会谈，要求中共给与支持合作，共同抵抗国民党的压迫。周恩来、董必武对此极表赞赏，坚决支持。在南方局的帮助下，通过救国会中人士的积极工作，第三党、青年党、国社党、职教社、乡村建设派等三党三派的领导成员经过酝酿、筹备，于1949年3月19日在重庆特园秘密召开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大会。”（《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综述》第12页、第15～16页）

这里《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和《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两处史料都说“统一建国同志会”是在南方局“推动”和董必武“积极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其中《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还说是为了“将参政会中热心国事，主张团结抗战实施宪政的人士初步组织起来”。根本没说到是由于梁漱溟在战区看到国共两党互相火并“无所不用其极”、“问题严重，无以复加”的背景下自动组织起来做调停人而建立起来的，而是在中共的“推动”、“帮助”下建立的。

三个材料都说政团同盟的成立，或是“中共积极帮助”，或是钱俊瑞奉周恩来之命通过沈钧儒、邹韬奋去工作，或是周恩来、董必武“坚决支持”、在“南方局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其中，有两处都说成立是或“以救国会为主”或“通过救国会中人士的积极工作”而实现的。就是说，政团同盟一开始便有救国会，而且以它“为主”。

事实是，民主政团同盟一开始便避开认为是中共外围组织的救国会。

政团同盟与统一建国同志会一样，都是在国共两党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下的产物。没有两党的对峙不协，便不会有作为第三者的调停人的出现。后面我们将详细谈到建立的缘由。

救国会是被共产国际（包括中共）认为“比较成熟的政治组织”，在民盟的组织成分中更接近中共，中共对它的宣传往往有溢美之词。因此，政团同盟成立之初，本没有救国会，它暂缓参加，到1942年才加入民主政团同盟。梁漱溟说，开始不让救国会参加，是“民盟的产生却不愿被人看做是出于中共的策动”。（《梁漱溟自述》第319页）

为尽量和中共的宣传保持一致。1981年民盟中央文史委编印的《中国民主同盟四十年》及《简史（征求意见稿）》的“结束语”中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民主同盟”（该书第67页）。这种说法曾一度在民盟组织中流传，也曾经受到一些盟员的批驳。因为这不仅仅是对历史事实的背离，也是对民盟先辈们的不公。远在没有中共这个组织以前，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苟利国家，生死以之”，在民族危亡之秋，不须人推而后动的。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27 09:36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5-27 09:38     标题: 中国民主同盟曾经走过“中间道路”吗(32)

民盟在政治上为什么走“中间道路”？这还得从“中间派”的历史由来说起。

自从1935年中共在苏联为了自身利益（害怕日本西进）的干预下纠正了苏区过“左”政策，转向团结救亡政策以来，在国民党“安内而后攘外”政策背景下，中共积极组织领导了民族救亡运动，使许多知识青年向往和奔赴延安。待国共合作抗日实现以后，更是集中展开了这一运动。还在国共合作前，中共就已有打算。毛泽东认为：“经过这种努力而争取千百万群众在我党领导之下的话，那我们的革命任务就能迅速地完成……并实现全部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57页）

毛泽东抓住孙中山遗嘱中的话做文章：“‘必须唤起民众’，大哉言乎！”于是倾全力做救亡工作。这个工作确实做得有声有色。当时的群众工作，那种对现行体制统治的引而不发的冲击和民气的张扬，虽没有打出共产党的牌子，但上至国民党官员，下至老百姓，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时国共双方的政治理念互不相容不说，单从十年苦斗刚刚下来，彼此都怀有戒心。国民党曾企图把救亡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事与愿违，国民党一些官僚党棍，怎么也不能和朝气蓬勃的中共党组织相匹敌。国民党对此就有了自己的打算。

梁漱溟说：“（1937年）10月某日，我与晏阳初一同见蒋，指证民众运动不够，并称道中共在晋北如何发动群众，颇触蒋怒。”“此时民众动员工作由于国民党猜忌排外，包而不办。”（《梁漱溟自述·我的努力与反省》）

自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政府退到重庆。日本侵略者战线拉长，放松了对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攻。内外形势的变化，使蒋介石把政策重点由对外转向对内，由抗战逐渐转到防共、反共方面。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设立防共委员会，并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理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办法》。对中共领导的救亡运动，实行镇压迫害。

国民党改变了对中共的政策，这只是一个方面。在中共方面，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把王明排挤下去后，把王明主持制定的统一战线高于一切的抗日政策改为以蒋介石为最终敌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利用一切机会打击国民党军队和巧妙利用各方面力量打击国民党军队的政策。

接着，便是敌后国共两党摩擦不断，甚至互相火并。

梁漱溟谈民盟成立由来时说：“党派不协，妨碍抗战，因又从一般朋友之后，努力团结运动。中国民主同盟之组织，始于此。”（《梁漱溟问答录》）

梁先生简明扼要地说明了民盟成立的历史背景和成立宗旨。民主同盟的历史，追溯上去，还有民主政团同盟和更早的统一建国同志会。

统一建国会这个组织，是梁先生提出的。

1939年2月1日到10月23日，梁漱溟在华北、华东各战地作了数月查访。他当时十分惦记他原在山东、河南做乡村建设工作时的数千干部在敌后的情况。此外，他本人也对敌后工作“素抱有极大兴趣”。他历尽千辛万苦，身临了许多“惊险剧”（梁自述原话），亲见了许多触目惊心的情景。他把亲身感受总括为三句话：“第一句是老百姓真苦，第二句是敌人之势已衰，第三句是党派问题尖锐严重。”现在只说“第三句”。他说：

第三句话，所谓党派问题尖锐严重，似亦无烦多说。大要游击区短兵相接，与大后方雍容坐谈者不同。我初去时，问题将开始，还没有大决裂，方自谓可于此尽些力。哪里晓得，第三者是不见容于双方的。而且问题是整个的，不能于局部解决。简直是一句话不能说。在归途上所见所闻益多，所以忙着回来想根本办法。两年来所得消息，愈演愈烈，我们自己朋友学生亦连连被杀（我到山东时已有之），多少事不必述，只‘无所不用其极’一句话，可以包括。问题严重，无以复加，又非当时之比了。（《梁漱溟自述》第211页）

梁先生谈到他的朋友和学生连连被杀时表示，他在山东推行乡建工作时，这些朋友和学生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支持下成为搞地方自治的工作干部，日寇入侵后，他们被编入国民党军队战时训练团，因而在国共冲突中被杀害。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5-27 09:40     标题: 中国民主同盟曾经走过“中间道路”吗(33)

关于国共摩擦，当时毛泽东著作里指出国民党制造了“平江惨案”、“确山惨案”和山西、河北、山东、鄂东杀害共产党、打游击队等和陕甘宁边区的“点线工作”等，说国民党顽固派是制造摩擦的专家。国民党也说：抗战初起，中共向全国宣告四点（彻底实现三民主义；取消暴力赤化运动和土地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取消红军番号，接受政府军委会统辖）之后，“原冀中共幡然悔悟，共同致力于抗战建国，讵知曾不旋踵，又复自食诺言，到处骚扰，一再称兵”。（1949年4月20日《中国国民党对于“国内和平协定”之声明》）

其中说的“山东秦启荣打游击队”的事就很有代表性。据《毛泽东选集》一条注释说：“秦启荣匪部在博山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游击支队，惨杀八路军团级干部以下四百余人。”（1940年2月1日《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79页）

梁漱溟于日记中记1939年7月19日：“夜半闻远处有枪炮声。后知是八路军围攻国民党秦启荣部某一游击队。但延至今日未得解决。”（《敌后游击区域行程日志》，《梁漱溟自述》第521～522页）

黄炎培日记记1943年9月25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讲话说到“中共问题”时说：“国内事大家须忍耐，政府须反省，虽有诬蔑诋毁不计较，只是对既死的抗战将士不可侮蔑的，秦启荣为国牺牲还侮蔑他是不对的。吾人对死者无以为报，复忍毁他的人格么？”

再说，这次梁漱溟回到重庆，急于要向国共双方反映，而“蒋公恰赴桂林，又转湖南前线，不获见面，而中共方面的参政员如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等各位先生正在参政会开罢，尚未离渝，（10月）26日晚间访晤于曾家岩五十号，上述诸位全在座同谈”。

我谈话，先从战地见闻谈起，所有八路军如何不对以及我的学生如何被他们杀害，皆爽直说出。秦（邦宪）先生一面听我谈，一面笔之于纸，但他们诸位对于这些事不甚表示意见。其意似谓你既历历有见有闻，而我们见闻未及，又无其他报告，无所判断其是非。既不能否认，亦不便遽皆承认。（《梁漱溟自述》第219页）

这一记载实是说明中共代表无言以对。下面便是梁提“军队必须脱离党派，统一于国家”的问题。

国民党在1939年1月连续制定了若干防共、反共政策，而毛泽东又是把抗日战争的国、共、日三方作为“三国志”来对待的。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坦白地说到这一问题。他说到抗日战争问题时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李锐《庐山会议实录》记7月31日毛泽东的谈话）毛泽东在他公开的著作里，只说中共的“自卫斗争所引起的过左倾向，却是普遍地发生了”，而未说“三国志”。国共双方形成当时的对立冲突，事所必至。

抗战问题是民族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好不容易终于实现了国共合作的全民抗战，而抗战开始不久，在强敌面前，不协力抗敌，而是内力相销，并已达到“无所不用其极”，“问题严重，无以复加”的程度。

梁漱溟说过：“我生而为中国人，恰逢到近数十年中国问题极端严重之秋，其为中国问题所困恼自是当然。”他目击了抗战关键时刻大敌当前却自相火并，怎不痛心？

梁先生返回成都，恰好遇着黄炎培、晏阳初、李璜诸人。大家都属国共双方之外的第三者。梁向他们报告前线国共问题尖锐严重，非想办法解决不可。“第三者于此，无可逃责”，而零零散散，则尽不上力，故第三者须联合起来，共同努力。黄、晏、李都表示赞成，相约到重庆多觅第三方面朋友商量进行。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5-27 09:41     标题: 中国民主同盟曾经走过“中间道路”吗(34)

梁等对第三方面的界说是“意指两大党以外的各党各派以至无党无派的人物”。而这些人物，大都集中于当时国民参政会中。这时参政会里，大家正热衷于宪政运动。梁认为，大敌当前“应以团结统一为急”，“要从统一到宪政，而不能从宪政到统一”，“统一运动入手处，在先谋第三者之联合”。梁“专志于此，宪政运动便没有参加”。又因第三者之联合，大家也本有此意，大家也不怪梁漱溟的偏执，经过多次聚议，确定组织名称为“统一建国同志会”。11月23日在重庆青年会召开成立大会。

统一建国同志会名称重“统一”。“统一建国同志会”成立“此会以‘统一建国 ’为名，其宗旨可见”。（《梁漱溟全集》第六卷第615页）可以说，统一建国同志会是在国共两党矛盾背景下的产物。建立的目的就在调解双方的矛盾，求得“统一”，共同对敌。同志会《宣言》说：“中国之兴，必兴于统一，中国之亡，必亡于不统一。”而其核心主张就是《信约》中的“一切军队属于国家统一指挥，统一编制”。

“统一建国同志会”建立后，对调解也作过努力。在参政会里曾经商量协调党派关系提案，后因措辞意见较大，遂由梁漱溟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个《请厘定党派关系，求得进一步团结，绝对避免内战，以维国本案》。后参政会决议五项，其中第二项：“各地民众运动应遵守抗战国纲领，并服从政府法令，所有政治性防制办法一律撤销，以收团结一致之效。”就是针对以上问题作出的。

但是，国共冲突继续扩大，“二十九年春河北省境内冲突最厉害，中央朱怀冰一军全军覆没”，“夏秋间江苏北部之冲突又剧，李守维一军亦覆没。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皓电，责令中共所有军队限一个月内一律调至老黄河以北，否则剿办”。梁漱溟说，在这紧张之时，“双方都常常向我们中间派诉说曲直”。（《梁漱溟全集》第六卷第615页）

国共双方摩擦不断升级的同时，国民党一党专制，更胜于前，而统一建国同志会又松散无力。1940年12月24日晨，梁漱溟在报上看到国民党公布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人选名单，“既于名额一再扩充，而上届在选之党外人士或敢言之士顾屏除不少（沈钧儒、章伯钧、陶行知、邹韬奋等都被排除），殊失人望”。这天早饭后，梁信步来到张君劢住处，恰好黄炎培、左舜生亦先后来到这里，“彼此感慨同深，遂发同盟之议，四人自晨至暮，议论整日，多所决定”。次日，黄炎培又约了职教社的冷御秋和江问渔来，共商定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所以梁漱溟说，“同盟之发起，在民国廿九年十二月廿四日”。（《梁漱溟自述》第238页）

有一种说法，说“皖南事变”后，“中间派认为，蒋介石敢于打击拥有武装力量的中共，小党也只有团结起来才能生存”。民主政团同盟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刘孝良等编著《周恩来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持这种说法的人不少。现在，历史证明了这些说法的无稽。

以上诸人都是青年党、国社党、中华职教社、乡村建设协会负责人，再由梁漱溟告知第三党的章伯钧，章亦欣然表示同意。统一建国同志会成分中的救国会，大家认为与中共关系密切，如果这个组织里有救国会，就有“外围组织之外围的嫌疑”。所以救国会暂缓加入（后来缓一年加入）。

他们又考虑到张澜，认为他是一位长者，有声望，但无党派关系，筹备时没有他，及至成立时，才由梁漱溟去请他参加的（以上见《梁漱溟问答录》第70～71页。据黄炎培日记，1941年2月25日、3月12日、3月18日三次筹商民盟成立问题的会议，张澜曾参加）。

“张澜接任主席后力主接纳救国会。他认为‘现在是抗日救国时期，凡是抗日救国的，无论是谁我们都欢迎’（据张茂延回忆）。1942年1月，张澜主持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和通过了邀请沈钧儒等救国会（成员）入盟的决定。”(余科杰：《张澜评传》279页）从此完成了政团同盟三党三派构成的主体格局。

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酝酿期中，1941年1月发生了“皖南事变”，形势急遽恶化。“正是在这种形势之下，我们在为力争团结抗日的局面不公开破裂，积极奔走于两党之间的同时，加快了民盟的组织建立工作。”（《梁漱溟自述》）所以，梁漱溟说：“（1941年）二三月间奔走的是同志会亦可，说是民主政团同盟亦可，因为表面上都没有以团体的名义出面，而实际上同志会已改组为同盟了。”（《梁漱溟自述》第225页）政团同盟于3月19日在重庆成立。黄炎培有《息争》诗纪政团同盟成立。诗云：“早从不息识天行，亦仰犹龙悟不争。忧国心肠三合作，照人肝胆两同盟。”黄诗题为《息争》，就是在大敌当前要促成各方面合作，学老子“为而不争”。他把这次与参加孙中山同盟会并提为对民族的忠心，并不是为自己“争”什么东西。

所以，民盟是在民族存亡关头，两党发生激烈冲突，一批爱国上层人士，为调解两党纠纷而发自内心的“照人肝胆”的爱国行动，并非如一些人说的是小党为了自己的生存在一种外在力量的推动下建立起来的组织。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5-27 09:47     标题: 中国民主同盟曾经走过“中间道路”吗(35)

上面说到罗隆基说的第一个意义的中间派到第二个意义的中间派的转变，即作为调停人的中间派转变为国共两党以外的第三条道路的中间派。那是一个必然过程。从根本上来说，因为没有政治道路上区别于国共两党的中间派，便不可能居于第三者的调停人地位。同样，居于国共两党以外的第三者所要走的政治道路，也必然是国共两党以外的第三条道路，即中间道路。这个转变，在中国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便会自然显现出来。

民盟为什么政治上走中间道路？

这是对中国国情的基本认识。罗隆基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说到这一点。他说，“我们认为中国的阶级社会是一个橄榄形的社会，它是两头小、中间大的形式”，“大资本家和官僚资本家是少数，无产阶级也是少数”，“小私有者的农民和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是多数。这个极大多数是中间层”，民盟“是代表中间层的一个政治组织，所以它是中间派”。“经济上是平均财富，消灭贫富阶级，是‘确定公有和私有财产，而不是彻底消灭私有制’，所以就是第三条路线。”“把民主同盟造成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外的第三大政党”，“同这两个大政党走不同的道路”。

这里还应该谈到：对当时中国社会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形式的认识，不但是以后在中国掀起的“中间派”社会思潮的著论基础，也曾经被毛泽东认为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毛泽东1941年11月21日《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说：“中国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产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各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的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政策。”（《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64页）毛泽东和罗隆基说的完全是一个意思。

再看“中间派”理论代表者施复亮（民盟、民建交叉身份，民盟上海支部委员）的论述。他说：“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手工业占优势的小生产制社会，阶级分化还不十分尖锐，中间阶层还占着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民族企业家、手工业者、工商业从业员、知识分子（公教人员及自由职业者）等，都是今天的中间阶层。……这些中间阶层，都是中间派的社会基础。”中间派的对内政策的主要标准，一是促进政治民主化，一切政策必须照顾到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与一切民主力量合作，协力建设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新中国。（施复亮：《何谓中间派》，转录自《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六册第295～296页）

两头小中间大的中国国情，是中国社会的基本事实。中共在一段时间内，以之为策略基础与国民党围绕民主宪政开展政治斗争，以“三三制”形式加以实施，取得成功，确使中共力量迅速壮大起来，出现了毛泽东说的“十没有”社会。

可以认为，民盟提出走中间道路，是它的领导层对建设中国深思熟虑的结果。这样看来，“中间路线”，更是无须讳言的了。

还应该看到，构成民盟的一些小党派，本就是走中间道路的改良派。

第三党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同时又反对暴力革命，有所谓“三分反共，七分反党”的说法。该党在中国第一次提出走国共两党以外的道路。民社党的创始人张君劢早年在德国留学时，就深受社会民主党人的改良主义影响，认为一党专制是“制造革命，酝酿混乱”的根源，又认为对“共产活动”“必须以国家主义以限制之，融化之，抵消之”。青年党自认为“在夹攻中继续奋斗，一面反共，一面反对党治”。职教社与乡建派都是温和的改良派的典型。黄炎培说职教社的目标“往远处说是实现一个民主幸福的社会……达到‘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就近处说是在以最高的积极性参与抗战建国的努力”。后来以职教社为主要成分建立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时他说，“本会需尽力强调并握定中间性的态度，不偏任何一端”，“不拟向任何方面采取斗争态度”。梁漱溟的乡建派，用改良的方法来改变中国现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乡村建设为解决中国问题，完成中国社会改造的一条大道。”又说：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之建设，或可云一种建国运动”。主张从村治入手，达到民族自救、振兴中华的目的。虽然中共开始便已介入救国会，而且所发表文件初稿还出自中共人士之手，但那时中共需要由抗日力量出面来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甚至希望他们出面提出中共废除苏维埃和工农红军，组成抗日联合战线，也是站在中间立场说话的。

当然，也应看到，这些小党派中，有的中间偏左，有的中间偏右，有时言论与国民党接近，有时言论与共产党接近，但主体是中间派则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原属国社党的罗隆基，这时已退出该党，为无党派关系人士。他是民盟中常委“一大”三个文件的起草者之一和执笔人。他在《新月》任主编时期，是著名的人权派。他开列的35种人权文本，被认为是中国的人权宣言，也是一个著名的老牌中间派。民盟主席张澜，无党派，他反对阶级斗争，主张社会谐和，社会和平顺遂发展。他接连被推为民盟主席，以中间道路为旗帜是主要原因之一。

所以民盟的“中间路线”还有先天的原因。

自1944年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后，民盟吸收了大量自由知识分子入盟，自由主义色彩更加浓厚，互相影响，形成浓烈的自由主义空气，成为民盟中间道路的重要组织基础。

文章出处:《领导者》（双月刊）(2009年4月号，总第27期）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30 08:07     标题: 民主协商建国 纪念《共同纲领》制定60周年(36)

杨奎松：国民党代表谁？


作者:杨奎松



读《胡绳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1]，能够深切体会到胡绳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对中国近代史曾经有过相当深遽的思考。他的许多看法，都深具新意，比如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事情”。比如指出中国革命中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人都很少，大多数是中间势力，而“中间的力量自发顺着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中间势力的态度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比如肯定“近代中国有两次机会有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次是1927年国共合作；另一次是1946年旧政协达成和平协议之后。甚至在抗战时期“也可以利用抗战来为发展资本主义创造一些条件”的。因此，按照他生前的看法，如果当时条件下国民党能够走资本主义道路，“工农、小资产阶级中的很多人也可以跟着它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一定都跟共产党走”。换言之，如果国民党当年在大陆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中间力量大多数跟着国民党走，最后成功的很可能会是国民党。

历史固然很难假设，但是胡绳先生的上述观点还是很能够引发我们的一些思考和联想。尤其是注意到蒋介石国民党是因为没有满足占人口大多数的中间势力的愿望而失败，这对重新探讨中国近代史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只是，笔者却马上想到了一个问题，即国民党究竟代表谁？

之所以会马上联想到国民党代表谁的问题，首先是因为我们在看中国近代史的时候，通常会习惯于套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这种分析的方法，要求为每一个政党贴上阶级的标签。因为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那么做为它的对立面的国民党，理所当然应该代表资产阶级。中国的情况虽然比较特殊，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依照传统，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当中与封建地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大资产阶级，或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大概不会有错。既然国民党的基本阶级性质是资产阶级的，它也就自然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不论对它在大陆实践资本主义的成绩如何评价，其到台湾后，像胡绳先生所说的：很快“发展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应当是可以印证这一观点的一个事实。然而，胡绳先生如今却告诉我们说，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它没有搞资本主义。而“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中间力量怎么会跟它走？”

说“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那么我们过去所了解的国民党的阶级性质就多少成了一个问题。国民党代表谁的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要被提了出来。但胡绳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却并没有改变传统的说法。他依然强调：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这也不能说错。”“国民党总的说来是带有资产阶级倾向。”至于何以说带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国民党反而不搞资本主义，他的解释是说：“笼统讲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也不行。”因为“中国资产阶级很复杂。”应该说，“国民党代表着资产阶级中不同层次的人，是个复杂的集团。”比如宋庆龄，至少宋子文、于右任、孙科、冯玉祥等，就多半“倾向民主主义，想走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的倾向本是比较多的”。问题是，“蒋介石为首的主流派，1927年后成为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官僚资产阶级。”

那么，是不是说，因为国民党的主流派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或者干脆就是官僚资产阶级，它就不搞资本主义了？这大概也不是胡绳先生对问题的准确解答。因为在世界各国历史当中，以大资本或官僚资本的形式掌控政权，大行资本主义之道的例子有许多，说大资产阶级或官僚资产阶级就不搞资本主义，也不通。可以想象的是，胡绳先生生前想到了需要肯定资本主义对近代中国的进步意义，而他对由此所带来的对传统观点的冲击，却尚未来得及做出更加周密的思考。因为我们在他时断时续的十次谈话当中，发现他实际上给了我们留下了至少四种并不完全一致的解释。

一是说蒋介石主观上就不想搞资本主义，“说资本主义怎么不好，最典型的就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蒋即使有过想搞资本主义的动作，也不过是为了拉拢中间派所做出的某些“姿态”而已。

一是说蒋介石主流派也不是一点不搞资本主义，问题是“他们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不敢真正反帝，和帝国主义有密切联系”。即“解决不了反帝、反封建两大问题”，只能“在不触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范围内搞资本主义，十年间（指1927－1937年－引者）经济虽有所增长，但资本主义并没有发展起来，没有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

一是说搞资本主义就要赞同民主，蒋介石政治上搞“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结果就搞成了法西斯独裁”。本来抗战时期“中共这边毛主席已自觉提出中国应发展资本主义，蒋介石依靠的美国也有些人是支持中国搞资本主义的。可是就在这时候，蒋介石却公开提出不但要反对共产党，而且要反对民主主义。这样他当然不可能去搞资本主义化。”

一是说国民党在大陆搞不成资本主义的关键在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因为按照胡绳先生说明的情况，其实蒋介石到台湾后，也还只是“半独立的地位”，照样没有实行民主，但他搞了土地改革，就成功地“发展了资本主义”，“走上了现代化道路”。

二



其实，说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是它不搞资本主义，得不到中间势力支持的结果，这个问题本身就容易使人产生疑问。因为一个最有力的反证就是：共产党也并不就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啊，何以它就成功了呢？胡绳先生的意思似乎是说，毛泽东是中共党内最早讲应当让资本主义有发展前途的，新民主主义就是允许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发展。这看起来没有错。问题是毛泽东所提出的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奋斗目标，且它正像胡绳先生自己所说的，也并不就是资本主义，而是“又不是资本主义，又不是社会主义”的一种便利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制度形式。它容许资本主义暂时存在和适度发展，但在毛泽东眼里，其中占主导地位的，至少是起主导作用的，也应当是社会主义因素，而非资本主义因素。换言之，主张新民主主义，不仅不等于主张中国应当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且其言外之意，就是主张中国下一步就应当发展社会主义。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何以还未开始宣布以新民主主义建国，毛泽东等人就已经在强调新社会的主要矛盾将会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了；何以1949年“共同纲领”规定以新民主主义为目标不过两三年的时间，毛泽东就公开改变方针，决心立即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了。关于这种趋势，其实还在1949年新政协召开，讨论共同纲领之际，不少中间派人士就已经看出来了。他们不仅不主张发展资本主义，而且当时就曾建议，不妨直接写上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30 08:13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30 08:12     标题: 杨奎松：国民党代表谁？(37)

更进一步，如果因为强调中国中间势力的倾向具有决定作用，强调他们“自发顺着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进而使人得出他们是因为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发现毛泽东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因而选择了共产党的结论，恐怕距离事实就更远了。

蒋介石确实有反资本主义的倾向和主张。这不仅有其《中国之命运》一书为证，而且也有蒋自五四时期至二十年代许多言论文字为证。但蒋介石为什么会有反资本主义的倾向？这却不是偶然的，是与当时条件下中国社会思想舆论环境有着密切关系的。

在近代中国，最早主张师法欧美的，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了。二人百日维新失败，先后流亡到美洲和日本。但目睹了资本主义因贫富悬殊而造成的社会两极分化与阶级对立之后，他们却极大地动摇了以往的想法，转而开始对正在欧美日本如地火运行般的社会主义平等主张和理想，抱以了同情的态度。康有为随后做《大同书》，梁启超在日本疾呼“社会主义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也明矣”，就是他们思想出现变化的一个写照。

同样的情况，孙中山是以创建西方共和制度为目标开始其革命生涯的。但他在去了英国之后，思想上同样出现了重要的转变，开始公开表同情于社会主义。其以后关于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以及三民主义以民生为终极目标的理念，都包含着强烈希望中国避免重蹈资本主义覆辙的愿望。

值得一提还有1903年激情膨湃地写下《革命军》一书的留日学生邹容，在日本两年左右的时间，同样受到了日本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影响。其1905年回到上海时，竟在法庭上公开宣告，他今后将以争取社会主义为毕生之事业。

这种情况，即使在十年之后，也同样极大地影响着中国的思想界。五四运动兴起，陈独秀等虽以提倡民主、科学开其端，但在目睹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巨大成功和亲历了巴黎和会上列强各国的出卖行径之后，这场运动最后也不能不转而以社会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和讨论而收其尾。

综括这一段历史，我们所能了解到的是，近代中国的志士仁人群起而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之际，恰逢资本主义各国两极分化，阶级对立，战争频仍，危机四伏，而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整个二十世纪前半期，接连两度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及其穿插其间的造成世界性大恐慌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再比较社会主义苏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迅速成长为强大国家的鲜明例证，国人对资本主义抱以怀疑态度，几不可免。即使是胡绳先生提到的少数坚持中国应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知识分子代表胡适，其实也是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在去过一趟苏联之后，他甚至颇为感慨地告诉他的朋友说：如果中国能够像苏联那样迅速地强大起来，哪怕要暂时牺牲一些自由和民主，他也愿意。直到1947年之后，他才开始公开检讨他对社会主义和苏联20多年的“梦想”和推崇是一个“错误”。不难想象，在当时那种环境下，不要说蒋介石，中国多数政治领袖和知识精英，恐怕都染上了某种反资本主义的倾向。

比如，以邓演达、谭平山、章伯钧、彭泽民等为首的中华革命党（即后来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三党－中国农工民主党），自初创之日起，就确定了“超资本主义的”目标，主张通过革命手段实现劳动平民阶级政权，然后“开始非资本主义的建设，而达于社会主义”。

比如，胡绳先生特别提到的，在五四时期曾经主张应当首先发展资本主义的张东荪、张君劢等人，在目睹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后，也明显地改变了过去的看法。张君励等人之创建中国国家社会党，其标榜的也是要引导中国不再走资本主义的老路，主张用“国家社会主义”的办法，使农民人人都有土地，使工人人人都成股东，然后把公私经济统一在计划体制之下，以达成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目标。

尤具代表性的还有集合了包括第三党、青年党、国社党、职教会、乡村建设协会和救国会等诸多党派在内的中国民主同盟，它在1940年代初成立伊始，就公开主张要以“平均财富，消灭贫富阶级以保障人民经济上之平等”为目的，“以期渐进于社会主义之实行”。它清楚地反映出那个时代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存有某种恐惧乃至排斥的心理。

当然，鉴于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处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中的现实，国人对资本主义的了解和认识，也不能不是相对发展和变化的。但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近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多半不希望看到中国重蹈欧美资本主义的覆辙，并部分地肯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是显而易见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正是处在这样一种大的历史背景之下，受到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影响，曾试图找到一条多少不同的道路。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30 08:14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30 08:17     标题: 杨奎松：国民党代表谁？(38)

就这一点而言，它与众多中间势力的想法未必有太大的区别。与其说它是因为不搞资本主义，失去中间势力的同情而失败，倒不如说它是因为太长时间没有找到一条能够使中国摆脱积贫积弱、四分五裂状态的发展道路，使中间势力失去了耐心与同情，而不在于他是不是赞成资本主义。因为，历史清楚地显示，中间力量并非不曾寄希望于蒋介石。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胡绳先生所谈到的蒋抓住了大题目的那个抗战前期，而且也发生在胡绳先生批评国民党并“没有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事实上民族资本在此期间有过明显的发展！）的1927－1937年的十年里。只要注意到1936年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在全国所引起的强烈反响，以及他平安返回洛阳和南京引发举国庆贺的盛况，就足以了解当年中间力量曾经对蒋在此十年中所做的努力，给予过以多么大的肯定。

三



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道路是由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人所选择的。由于受到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所制约，这种选择当然不见得尽善尽美。经过半个多世纪讳言资本主义之后，转而承认1949年以前的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事情”；相信“对于国民党统治22年间那些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或总的倾向于资本主义的人”，应当“重新作出估价”，这种大胆反思和探索的精神值得肯定。但若是由此使人得出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共产党当时更接近资本主义，本身是“资产阶级”或至少是“带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国民党，反而更远离资本主义的认识，难免会让人有点不容易理解。毕竟，不管是什么样的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也好，官僚资产阶级也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说，它都必定反映或代表着资本主义的某种生产关系。说一些人代表着，甚至本身就是某种资产阶级，同时却又说他们不搞或没有搞资本主义，这在逻辑上似乎难以自圆其说。

之所以会造成这样一种困扰，说起来可以讨论的原因很多。比如蒋介石说的和做的也许未必一致，只看到他不赞成资本主义的一面，却可能忽略了其政策的实际倾向与后果。又比如也许存在着对资本主义概念的理解不同，过多地看到50年代以后的那个增强了社会责任意识的变革中的资本主义，却可能忽略了蒋所反感的其实是那个充满了太多的私欲、放纵和贫富悬殊的自由资本主义。再比如可能对历史事实的认知有所不同，过分强调了国民党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妥协的作用，却忽略了作为一种现实的生产方式，其虽确有半封建的一面，但它也具有半资本主义化的另一面。（类似的情况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左派知识分子中间发生的有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中，就出现过。当时一派人认为中国的生产方式已经开始资本主义化，另一派则坚决否认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有丝毫改变。）但另一个可能更为直接的原因却在于，一方面注意到历史上的国民党和资本主义之间未必能够划上等号，一方面却还未能完全突破传统的阶级分析的框框。胡绳先生在这一点上的的突破仅仅在于，他强调不宜“笼统讲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问题是他同时又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这也不能说错”；说：“国民党总的说来是带有资产阶级倾向”的；说：蒋介石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官僚资产阶级。”既如此，不宜“笼统讲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的话等于没说。

关于国民党的阶级性质问题，至少就历史学研究来说从来就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因为历史研究重的是证据，它甚至未必要对国民党究竟代表了哪个阶级的问题做出回答。即使有必要了解国民党的阶级代表性问题，历史学者也更多地应当侧重于先就具体时间的具体问题进行考察，看国民党在什么时间、什么问题上具体做过些什么，它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外交及其他有关领域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具体对哪个阶级（亦或是哪些阶级）最为有利。但是，过去的近代史研究当中，谈到国民党的阶级属性的时候，人们却很少在这方面下功夫。只是简单地照抄照搬过去政治斗争时的种种政治结论。结果，因为国民党在不同时期与共产党的关系不同，共产党对国民党不同时期的定性不同，谈及国民党阶级属性的近代史著作，通常也无法得出一个一以贯之的结论来。1924年前后的国民党被说成是四个阶级联合的党；1925年冒出一个“西山会议”派，才开始有所谓大资产阶级代表的说法；大资产阶级既然已经离开，1926年蒋介石发动“三·二0”事件，通过《整理党务案》，就只好被解释为民族资产阶级造反；1927年蒋一发动“四·一二”事变，又不能不相信民族资产阶级也走开了，武汉时期的国民党就只好被判定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了。1927年以后的南京国民党政府，长期被定性为地主资产阶级政权；抗战开始前后共产党与国民党又有了统战关系，国民党的地主阶级头衔自然被取消，于是得以被重新判定为资产阶级政党；1940年以后国共两党磨擦冲突愈演愈烈，毛泽东遂将资产阶级划分成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决心把蒋介石排除在外，由是国民党“顽固派”又开始与地主阶级相提并论，并被戴上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帽子；等到1947年内战爆发，共产党人逐渐注意到国民党政权手中的国有资本问题，进而将其划入官僚资本的范畴，据此又认定了蒋介石等人的“官僚资产阶级”成份。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30 08:19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30 08:21     标题: 杨奎松：国民党代表谁？(39)

十分明显，历史上对国民党的这种种定性，更多的是基于瞬息万变的激烈政治斗争的需要，简单地照搬过去政治斗争时期的说法，在今天当然有所不妥。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当年的共产党人也还要因时因地，依据国民党不同时期的具体行动和政策，随时改变对国民党的政治判断，我们今天在谈论国民党的阶级属性及其历史作用的时候，又怎么能够不加慎密考据，完全离开具体的历史时段和历史环境，用一个阶级或一顶帽子就盖棺论定了呢？当然，历史研究不反对“大胆假设”，问题是这种“假设”性的看法必须建立在“小心求证”的基础上。也就说，当准备我们提出某种看法和观点，纵使是那些可能已经成为老生常谈的观点时，在今天都必须时时提醒自己，我们是否做到胡适先生所要求的：“拿证据来”？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共产党人在1927年把蒋介石归类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时，一个美国学者却用实实在在的证据告诉我们说，这个“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1927年建立南京政府之后，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其实相当紧张。

国民党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严格说来极为复杂，并非三言两语和简单化的一个结论就能说清。尤其是在国民党成为执政党之后，这种情况就更是复杂。在目睹了共产党几十年来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艰难过程，了解到革命党与执政党大相径庭的特性和使命之后，我们今天理应在谈及国民党的阶级属性的时候，表现得更加谨慎和客观。因为国民党毕竟也是一个有过二十多年执政历史的执政党。作为执政党，无论它愿意或不愿意，它在相当多数的情况下都不可避免地需要站在国家利益和大多数国民利益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和制定政策（此即涉及到我们今天经常提到的“合法性”问题）。何况国民党从来不是我们所熟知的共产党那样的革命党，它从来没有共产党人那样强烈的阶级抱负和超越民族国家的宏大政治理想。它摆脱革命党的角色，开始扮演一个在某种程度上超越单一阶级利益和阶级目标的执政党的过程，照理远比共产党人要容易得多。

当然，笔者并非在这里主张应当要改变目前教科书中对国民党阶级属性的判断。笔者所强调的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们怎样去提出问题，包括做出假设，而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拿出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这样的问题或假设是正确的。可惜的是，至今大陆学者随意使用“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头衔来定义国民党的人很多，真正深入去研究过国民党与国内资产阶级关系的人却寥寥无几。结果是，几乎所有人都理直气壮地继续使用着传统的说法，这也正是胡绳先生进行了全新的理论思考，肯定了国民党不等于资本主义之后，何以仍旧无法不按照传统观点来看待当年的国民党阶级属性的重要原因所在。可是，有没有人具体地研究过那些被国民党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在中国金融工商资本中究竟所指为何？他们与国民党的关系到底是怎样一种情况？以及就历史事实本身，包括从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严格意义上，为什么说蒋介石国民党就是“官僚资产阶级”？

2000年《近代史研究》第3期刊登了汪朝光先生的一篇文章，他从日本人当年留下来的档案中找到了蒋介石等人用私人名义在外国银行分存巨款的一些记录。这些来源不清的记录为相信蒋介石国民党是“大资产阶级”代表或“官僚资产阶级”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可是却很少人真正重视这一值得深入去考据和研究的材料。因为在许多人的头脑中，这个问题都好象早已是盖棺论定，无可置疑的了。也许，与国民党的阶级属性问题相比，这种对一切以往结论全盘照收，不加思考的态度，才是一个更亟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呢。难道人们真的就如此健忘，真的再不记得历次政治运动中轻信他人，不重证据所造成的种种恶果了吗？政治生活中是这样，历史研究中又何尝不是这样？

要想避免在学术研究上出现明显的错误，甚至要想避免在生活中重演历史的悲剧，我们都有必要时时记住胡适先生的那句话：“拿证据来”！


[1] 转见《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以下凡引自该谈话者，均不再注明出处。

出处:《读书》(2002年第4期)。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8-1 08:32     标题: 民主协商建国 纪念《共同纲领》制定60周年(40)

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另一方案


——旧政协“建国方案”评析


作者:龙士云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共两党谈判的基础上，各党各派于1946年1月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经过二十余天的反复磋商，最后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确立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案。对于旧政协的建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目前学界并没有专门、深入的研究，是中共党史和现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盲点。对于“方案”的性质，目前有两种倾向：一种只是简单地认为它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共和国，如在关于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一些教材、著作和为数有限的涉及到这一问题的文章中持有这种看法；另一倾向是采取回避的态度间接地否定其资产阶级性质共和国的说法.。如由教育部社政司组审，庄福龄和王顺生等人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于2003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思想概论》就间接肯定其新民主主义性质的说法；湖北省教育厅组编的同类新教材则改变了早先认为它是“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的提法，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涉及到这一问题的较新研究文章有宋连胜等发表于《理论学刊》2004年第7期的《民主党派的早期国家观——中国民主同盟关于建立“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思想论析》，该文一方面肯定了“方案”提出和形成的合理性，但其基调仍然认为它是“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对这一问题进一步进行研究，既可以深入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后期到抗战结束初期的战略目标，也可以为现在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某种启迪和借鉴，意义重大。现将拙见献诸同仁，以求校正。

　　一、国体与政体具有相对独立性

　　认为“方案”属于资产阶级共和国，所持的主要论据就是它是按照资产阶级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的基本原则来构建国家的政治制度，要在中国建立西方式的议会制国家政权。众所周知，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大都是按照权力分立、制衡原则建立起来的。但就此将权力制衡、三权鼎立同资产阶级政权或资产阶级专政划等号则是不妥当的。首先，权力制衡、权力分立的民主制度只是国家的管理方式，是政权的组织形式，是政体，它并不决定国家的阶级性质。要判定某一政权属于何种阶级性质，必须透过其政体看它到底是由哪个或哪些阶级在掌握实际权力，运用政体即国家管理形式来实现其目的和利益。第二，形式与内容具有相对独立性，国体和政体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形式与内容可以相对独立的原则也适合于它们之间的关系。在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中，没有哪个阶级只运用某一种政体来实施其统治，也没有哪一种政体只能为哪一个阶级所使用。例如，专制政体产生于奴隶制时代，但封建地主阶级却长期用它来实施其统治，即使在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后，虽然大多数采用的是民主制，但有些时候，资产阶级也利用专制政体来作为自己的国家管理形式。反过来，分权制、议会制，从理论到实践，虽然是到资本主义社会才得到充分发展和完善的，但它的萌芽形式早在奴隶社会就已经产生。如古雅典民主共和国的人民大会，500人会议，50人团，实际上就是将国家权力分割为不同的部分，由不同的国家机关或人员来掌握和行使。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也有一些欧洲城邦国家采用民主制度。由此可知，国体即国家的阶级构成与政体即国家的管理形式之间是可以相互分离的，要确认某个政权是何种阶级属性，仅从其形式上判断是找不到正确答案的，必须从具体的历史实际中去考察其阶级构成，制定、执行的政策符合哪个阶级的利益，要保护和发展的是什么样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即什么样的经济制度与经济基础。要弄清“方案”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还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就必须看它符合和体现了哪种国家类型的基本原则和阶级构成。

　　“新民主主义国家”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新型国家理论，它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作为一种国家类型，它最突出、最基本的原则有：第一，建立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包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样经济上对立的阶级在内，可以处于同一政权之中，共同执掌一个政权；第二，这个联合专政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建立、巩固和发展的政权；第三，国营公有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多种其它经济成份可以同时存在和发展。[1](P635-639、957-963、969-970)下面根据这些原则和特点来考察“方案”的政权性质。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8-1 08:36     标题: 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另一方案 (41)

　二、“方案”确立的是几个阶级联合专政的国体

　　(一)联合政府体现了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原则

　　在抗日战争中后期，中国共产党曾几次与国民党进行谈判，要求国民党废除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但由于国民党的顽固，没有取得实质性结果，“方案”正是在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成果。

　　“方案”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突破首先表现在联合政府上。“方案”将和平建国进程分为两大步骤：第一步是建立联合政府，第二步是全面实施宪政。政协会议一开始，中共和民盟代表明确提出要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国民党企图再次进行抵制，挖空心思地想了种种办法来抗拒。会议之初，国民党代表王世杰便提出所谓“扩大政府组织法”。[2](P83)提“扩大”而不提“改组”，用意深沉。所谓“扩大政府”，就是扩大国民党原有的“国民政府委员会”。该委员会并无实际权力，是国民党元老人士养尊处优的机关，“有薪可领，无事可做”，王在提案中首先就表明它是“一个政治指导机关”。所谓”指导”，就是可以在里面空发一些议论，但不能作出具有实际意义的决定，也没有对政府人事、行政、财政等进行监督的权力。扩大该委员会，就是要共产党和中间阶级的党派选几个代表参加到里面去，对国民党政府机关进行“指导”。国民党的用心非常明确，就是力图用这种方法把共产党及其它党派哄进一个没有任何实际权力，也不起任何作用的机关，使其有改组政府之名而无改组政府之实，达到装饰门面，继续维持一党专政的目的。针对国民党的这一态度和方法，中共同民盟密切合作，在形式上接受国民党代表的建议，但是坚持要求把这个委员会变成有实际政治权力的最高国务机关，拥有决定国家重大施政方针、人事任免等方面的权力。经过反复斗争，最后通过的《政协会议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确认了这些原则和内容。它规定：在宪政实施以前，“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政府之最高国务机关”，具有讨论和议决如下事项的权力：“甲，立法原则；乙，施政方针；丙，军政大计；丁，财政计划及预算；戊，各部会长官及不管部会政务委员之任免，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之任用事项”等，“国民政府委员会之一般议案，以出席委员之过半数通过之”，但“其性质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者，须有出席委员三分之二赞成始得议决某一议案，如其内容是否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发生疑义时，由出席委员之过半数解释之”。⑶[P80-81]这样，根据政协规定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委员会”就有类似于西方国家议会的权力机关。

　　在使“国民政府委员会”成为权力机关的基础上，中共和民盟通过努力与合作，使上述“协议”同时作出了使自己能够在其中发挥实质性作用的规定。按照其规定，“国民政府委员会”总“名额为四十名”，“名额之半由国民党人充任，其余半数由其他党派及社会贤达充任，其分配另行商定”。[4](P80-81)“其余半数”具体如何分配，虽未写入协议的有关条款，但它肯定了该委员会必须由各党派的代表来组成这一基本原则，并且达成了中共和民盟可以拥有三分之一强名额即拥有否决权的口头协议，[5](P245-247)从而使中共与民盟拥有对涉及施政纲领等重大议案的否决权，以防止国民党作出不利于其它党派和广大人民利益的决议。这样，中共等其他党派在改组后的政府中便不只是一种摆设，可以发挥实质性作用，国民党的一党统治在根本上被突破。因此，按照政协决议改组后的国民政府，是一个既包括国民党，也包括中间党派及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在内的联合政府，是几个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与新民主主义“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在原则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国民党及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也属于这个联合政府中的组成部分，但它将在和平的方式下受到改造而不是象后来实际发生的那样被一下子打倒和抛弃。这样的阶级构成清楚地表明，“方案”所确立的联合政府与旧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有着根本的区别。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8-1 08:38     标题: 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另一方案 (42)

　(二)宪政实施后，无产阶级可以保持自己在政府中的地位

　　判定“方案”确立的政权性质最为关键的不是第一步的联合政府，而是其第二步宪政的实施，即在全面实施宪政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及所代表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能否保持住自己在政府中的地位，是否会因为不能保持这种地位而最终演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法国共产党曾经与资产阶级也组成过联合政府，但不久之后便被资产阶级撵出政府。这种情况会不会落到中国共产党身上？中国有许多与法国不同的特点，中国共产党不会重蹈法国共产党的覆辙。

　　首先，中国的联合政府，阶级构成非常复杂，中国的资产阶级不象法国资产阶级那样是铁板一块，并且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中国的资产阶级分裂为买办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大部分，它们之间的矛盾和以往冲突、斗争的历史决定了它们不可能融合一体来一致地对付中国共产党。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曾经一度追随、依附于官僚买办大资产阶级，对国民党持赞成、拥护态度。但是他们很快便发现，在国民党那里根本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不得不再次同大资产阶级代表国民党分道扬镳。此后，他们同国民党进行着有时激烈有时相对和缓的斗争，从没停止过。因为如此，他们在抗战期间乃至抗战以后，才与共产党一样，强烈地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各阶级的联合政府。共产党因为有他们的密切合作，他们也因为有共产党的真诚帮助，最后才在政协会议期间迫使国民党接受和通过了旨在结束“一党统治”的有关协议，取得了各自在未来联合政府中的一席之地。这样一种历史和现实的相互关系，民族资产阶级非常清楚，在按照“方案”组成联合政府后，只有继续保持同共产党的合作，以往的斗争成果才有可能被保持下来。否则，转而去依附大资产阶级，只能是自掘坟墓，自食其果。因此，在按照“方案”建立的联合政府中，不会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这样一种简单的阶级关系和矛盾斗争的局面，而是无产阶级继续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在一起，共同对付大资产阶级，形成三种势力，鼎足而立的状况。

　　其次，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国民革命和抗日战争两次统一战线的实践，有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成熟的领导集体，成功有效的斗争策略和方法。国民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因为经验不足，没有在统一战线中坚持必要的斗争及相应的路线与政策，最后招致了失败。中共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层，形成和采取了“既联合又斗争”，“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等一整套的策略方针。抗战的实践表明，这些策略方针用于处理统一战线中的阶级关系和矛盾是行之有效和成功的。同时，在遵义会议后形成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驾驭复杂形势，处理复杂问题日臻成熟和老练。所有这些，为中国共产党在联合政府中处理好与其他阶级的关系提供了可靠的主观条件，不可能象法国共产党那样，被资产阶级轻易地排挤出政府。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8-1 08:43     标题: 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另一方案 (43)

其三，中国共产党不会被武力方式强行排除出政府。从土地革命开始，历经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不仅有武装斗争的经验，更建立了一支与人民血肉相联的武装力量。虽然按照“方案”的规定，军队要进行整编，并且最终要军党分立，但这并不会造成资产阶级可以运用国家机器中的暴力组织即军队来驱除中国共产党出政府的局面。因为：(1)在联合政府组建阶段，根据政协《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和随后达成的《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的规定，在全国军队整编完成后，中共部队最终有十个师会被保留下来，与国民党保留的军队的比例为1：5。[6](P115-116)虽然相对数量较少，但中共军队军政素质高，内部凝聚力强，从士兵到军官能为党的目标、任务一往直前奋战到底。在建立联合政府，走向宪政的过程中，这是一个使其它党派不敢随便使用武力进行党争的制约因素。(2)抗战胜利后，中共领导的正规军有120多万，虽然其中绝大部分要被编遣和解散，但他们经受的军事训练和斗争实践的锻炼而形成的思想政治素质、战斗素质及斗争能力并不会因此而消除，他们的阶级觉悟依然存在，中国共产党也不会对他们放手不管，他们中的党员、团员因为不是作为在编部队会保留其党籍团籍而融入所在的地方党团组织，继续接受党的教育和领导。因此，假如联合政府中有任何其它方面违背政协决议或宪政实施之后的有关法律规定，敢于以武力作为党争工具，中国共产党被整编、解散的部队是可以在不太长的时间里重新集结、组织起来，拿起武器走上战场的。(3)在宪政实施后军党、军政完全分离的情况下，中共保留下来的十个师的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虽然不能再对其进行直接领导，但他们因党的教育其政治素质仍然存在，为实现党的目标和任务的性质不会改变，中国共产党仍然可以采取间接的方式对其施加影响和领导。在国家政治活动按照政协决议，宪政规则正常运转时，他们会恪尽职守，保卫国家的主权与安宁。如果有意外情况，即他党他派有擅自用军队危害民主宪政原则而自行其是，对共产党施以武力压迫时，它仍然是制约这种现象发生的重要力量。

　　其四，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现实政策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决定了在宪政实施以后，不仅能够保存自己的力量，巩固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而且还可以使自己的地位不断得到加强，力量得到发展（具体理由参见后面的领导权问题)。

　　综合上面的分析，“建国方案”充分地体现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基本原则，按照它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其阶级构成既包括了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它进步力量与阶层。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8-1 08:45     标题: 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另一方案 (44)

　三、“方案”实施后无产阶级可以实现自己的领导权

　　“方案”由于国民党的蓄意破坏最后没有能够实现，代之而起的是国共三年内战。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召开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确定了建立新中国的原则与形式。在这一基础上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无产阶级居于领导地位。在这一政权形式下，无产阶级直接作出有关的决策并组织其实施使领导权得以实现。由此形成了一种看法：新民主主义国家只有新中国这样一种形式，只有在有关法律条文里明确写上“无产阶级领导”等内容，才算是体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片面看法，其原因在于历史上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只有新中国，且实践时间短暂，没有表现出多种多样的形式来。但这并不等于它就不存在其它形式的可能性。从事物发展复杂性，多样性角度来分析，新主主义国家作为一种国家类型，也可以采用其他形式，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现也可以有其他方法。如果“方案”得以实施，无产阶级同样能够采取其它方法实现对该政权的领导。

　　关于领导权，毛泽东曾经进行过具体分析，作出过比较确切的定义。综合他关于领导权的论述，可以归纳为两个重要方面：一是为统一战线确定总的前进方向和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的具体目标；二是朝着确定方向前进和实现具体目标的手段与方式。这些手段和方式首先就是无产阶级特别是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共产党自身的纪律性、统一性及其队伍的发展壮大；其次是建立适当的与同盟者的关系，争取同盟军。[7](P241、242)以此为依据来理解领导权，如果当年“方案”得以实施，联合政府建立，民主宪政真正实行，中国无产阶级是可以实现自己的领导权的。

　　第一，共产党可以防止国民党把中国引向错误的发展方向。如前所述，在国民党一党政府改组的问题上，中共与民盟一是坚持将“国民政府委员会”变成拥有国家最高权力的国务机关，二是坚持占三分之一强的名额，从而拥有否决权。前一点正式写进了有关决议里面，后一点蒋介石在口头上作出了保证(由于没有形成文字，蒋介石后来在这一点上拼命刁难，以致最终破裂。这也从反面证明“方案”的性质)。因此按照“方案”确立的原则，在联合政府阶段，中共与民盟可以运用这一条件阻止那些不利于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的政策出台与实施，使社会政治经济不朝错误的方向发展。事实上，政协会议的召开和一系列协议的形成本身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推动下进行的，是中国共产党促使中国社会朝正确方向发展的重大成果，从而也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历史时期内实现领导权的具体表现。

　　第二，在宪政实施后，中共可以把自己的主张转化为政府的方针政策，使整个社会朝自己的目标前进。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就是要使自己在政府中处于主导地位。

　　政协会议期间，曾经有中间党派人士问毛泽东：“假使有一天我们认为不需要枪杆护卫，可以自由活动，如欧美的民主国家一样，用自由竞选的方式取得政权，毛先生，你愿否放弃所有的枪杆呢?”毛泽东很技巧地回答：“……你相信或不相信共产党的政治斗争技术，不在任何政党之下吗?”，“……你想，假使我能凭政治斗争技术，以取得政权，我为甚么要负养数十万大军的重担呢?”[8](P449-450)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在和平、民主的环境中保持共产党在政府中的地位，以至争取到优势和执政地位是相当自信的。他的这种自信是建立在种种客观条件的基础之上，有事实根据的。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8-1 08:48     标题: 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另一方案 (45)

(1)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与现实政策能够赢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地为中国各族人民谋利益和实现共产主义，其现实政策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客观实际出发，扫除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封建势力和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推动土地改革，发展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多成份社会经济，调节劳资关系。这样，中共不仅能够得到广大农民群众、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支持，而且能在相当程度上获得民族资产阶级的拥护。政协前后，民族资产阶级党派愿意同中国共产党合作，这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2)经过国民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二十多年的艰苦斗争与工作，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政策已经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内被人民群众所了解。事实上，已经有许多群众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他们深知，只有共产党才能想他们之所想，急他们之所急，求他们之所求，能够表达他们的呼声与愿望，代表他们的利益。在民主宪政条件下他们只会投共产党的票，希望共产党作他们的代表而不会另选他人。

　　(3)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发动群众，争取群众，团结群众的丰富经验、优良作风和工作方法。一个政党能否争取到选民，既取决于其宗旨与政策是否符合他们的利益和要求，又与其工作作风、方法紧密相联。中共从诞生时起，便把争取群众，组织群众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经历二十多年的实践之后，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探索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同群众打成一片等等，形成了良好的工作作风。所有这些，使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形势下，能够争取更多的群众了解自己，把他们吸引、团结和凝聚在自己的周围，形成自己的政治优势，处于主动主导地位。

　　很显然，中国共产党在按照“方案”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建立联合政府和最终实现民主宪政后，在主观上有信心，客观上有条件左右和决定中国社会总的发展方向及总方向下的不同具体目标，并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和模范、表率作用促使社会各阶级、阶层朝这些目标前进。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方案”当年如果最终实施，中国共产党完全能够以另外一种方式实现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只是不会像后来实际发展的那样简单和直接，而是以间接的、更复杂的形式来实现。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8-1 08:51     标题: 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另一方案 (46)

四、“方案”确立了与新民主义一致的社会经济发展原则

　　新民主主义国家在经济方面的显著特点就是在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之上，国营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经济等多种成份多种性质的经济同时发展。“方案”明确肯定和体现了这一原则。首先，官僚资本将被改造和丧失其发展的政治条件。《和平建国纲领》（以下简称《纲领》）规定：“凡有独占性之企业，划归国营，……本此原则，对于现行设施进行检讨与改进。”同时，“防止官僚资本之发展”。[9](P74)在当时，“有独占性之企业”，一是帝国主义在华企业，再就是官僚资本，以不同方式将它们转变为各阶级联合执政条件下的国家经营，其原有性质也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它不再是为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工具，将变成振兴整个民族经济，服务于全国人民的经济支柱，成为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公营经济。

　　其次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会获得空前的发展机会。《纲领》又规定：“除独占性以外的其它企业一概奖助人民经营之”，“改革税制，根绝苛杂与非法摊派，归并征收机构，简化稽征手续”。[10](P74-75)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从产生时开始，便身受双重压迫，在封建势力、帝国主义的夹缝中求生存，处境相当艰难，发展非常缓慢。这些规定及相应的政治环境的形成，以往种种不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将不复存在，从而使其有了空前良好、快速的发展空间。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一新的形势下，将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劲旅，为民族经济的发展，国家的繁荣富强充分显示其巨大的作用。

　　其三，封建土地所有制将被消灭。《纲领》规定：“实行减租减息，保护佃权，保证交租，……并实行土地法，以期达到‘耕者有其田’之目的”。[11](P75)“减租减息，保护佃权，保证交租”是减轻封建剥削，不是消灭封建土地制度，但“实行土地法”，达到“耕者有其田之目的”则明确表示了最终目标是要消灭封建土地制度。

　　其四，《纲领》规定：“整顿并发展农村合作组织”。[12](P75)合作经济是将农村分散的个体小生产引导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它是集体经济的萌芽，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向社会主义发展。在共产党参加政权，发挥领导作用的情况下，可以逐步地把它引向社会主义。

　　很明显，“方案”规定的社会经济总体框架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是大体一致和吻合的。只是它对旧时代经济制度即官僚资本和封建土地制不是象人民解放战争过程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那样，采取比较激烈的强制没收方式来进行，而是以渐进性的、相对和缓的改良、改造的途径来达到其目标。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不影响对旧有经济制度的改造和新的经济制度的形成。事实上，用和平渐进方式消灭旧的经济制度并不鲜见。如日本和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台湾等，都曾通过这样的途径消灭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中国共产党当年鉴于“方案”有实施的可能，曾有过这方面的设想，就是准备从实际出发，根据不同的情况用不同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8-1 09:13     标题: 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另一方案 (47)

综合上面的分析，按照“方案”确立的基本原则，所建立的国家是新民主主义国家而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它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另一种方案。正是因为如此，国民党中的顽固势力才拼命地加以反对和破坏。“方案”出来后，国民党中的顽固分子便拼命叫闹：“国民党的天下是打来的，谈是谈不去的”。蒋介石在政协会议后的2月10日对国民党部分负责人谈话时就曾认为：政治协商会议议决之宪法草案等，“余事前未能详阅条文”，以致宪草“对五权宪法则多所改易”，“宪草所决定之原则与总理遗教出处颇多”，若照此办理，“本党不啻自己取消党纲，而失其存在之地位”，“祸患将不堪言”。[13](P245)蒋介石担心的国民党将“失去存在地位”和面临的“祸患”，就是“方案”如果真正实行，不仅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不复存在，更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政府中的优势和执政地位也将会被其他党派取代而丧失，以致最终可能沦为在野党甚至无足轻重的小党派。在政治上能够形成优势，超过乃至取代国民党的当然不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其党派，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根本就不具备这种力量，能构成这种威胁的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无产阶级及其他广大劳动阶级。国民党顽固派拼命反对并最终不惜发动全面内战将它破坏殆尽，最为关键、最为要害的原因就在这里。他们所担心所害怕的不是因为“方案”要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而是按照它确立的原则，将建立起一个中国共产党在事实上处于领导地位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中国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及其它劳动阶级将在自己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率领之下，在国家政权中不仅会占有一席之地，而且这种地位在随后的发展进程中有不断加强的趋势，以致中国的命运、前进方向都可能掌握在他们的手里，由他们来左右中国的航向。正是因为这一点，国民党才竭力阻挠和破坏“方案”的实施。事实上，“方案”从产生时起，便注定了它只有两种命运：要么付诸实践，按照它的原则和框架，建立起一个与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形式相区别的、以另外的具体形式出现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要么被破坏、被践踏，根本就是一纸空文。它根本不存在一个资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的前途和可能。

　　参考文献

　　[1]关于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基本原则请参阅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文章，《毛泽东选集》第二、三卷[A]·1966年横排本·

　　[2]·解放日报（社论）·1946年1月19日·评“扩大政府组织之意见”·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六〕[C]·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第1版·

　　[3][4]·政协会议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同⑵[C]·

　　[5]罗隆基·从参加政协到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第二十辑〔合订本第六册〕[C]·中国文史出版社·

　　[6]·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国共谈判文献资料选辑[C]·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第1版·

　　[7]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一卷[A]·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1版·1966年横排本·

　　[8]蒋匀田·同毛泽东主席的一次谈话·同（2）[C]·

　　[9][10][12]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编·国共谈判文献资料选辑[C]（1945·8-1947·3）·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第1版·

　　[13]引自杨奎松·失去的机会[A]·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出处：「炎黄春秋刊外稿」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9年7月月31日)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8-30 11:51     标题: 民主协商建国 纪念《共同纲领》制定60周年(48)

国民党何以失败，共产党何以胜利之诠释


作者:张金才



在新中国成立60年之际，有个问题仍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这就是“国民党为何失败了，共产党为何胜利了”。对这个问题进行历史的诠释，可以得到一些深刻的启示。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开幕词中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抗战胜利后，这两条路、两种中国之命运进行了激烈的决战。经过三年多解放战争，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引领人民走上光明的道路，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国民党从革命、进步到背叛革命，走到人民的对立面，以致丧失在大陆的政权，与共产党从弱小到强大，从边缘走向中国政治舞台，再到后来建立新中国，这两个事件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二者此消彼长。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一、国民党：从革命、进步，到背叛革命，蜕变为人民的敌人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无数仁人志士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了国民党的创建活动。1905年，他发起成立中国同盟会，完整地提出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纲领。同盟会成立后的几年间，联合其他革命团体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终于在1911年10月10日取得武昌起义的胜利。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而且终结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人民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这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人民思想解放产生了巨大影响，是国民党为中华民族建立的一大历史功绩。

　　辛亥革命的胜利和中华民国的建立，曾在许多中国人心中燃起过希望。但这种希望很快就破灭了，革命的果实落到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中国社会随之被拖入黑暗混乱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孙中山为捍卫民主共和，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与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军阀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这些斗争均以失败而告终，中国仍处于帝国主义列强控制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严酷的现实使孙中山认识到，要想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并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适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国共合作的实现，为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国民党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和政治活力。

　　但是，好景不长。正当北伐战争胜利进军之际，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翼势力，为独吞革命的胜利果实，于1927年4月12日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公然走上了背叛革命的道路，使国民革命遭到了失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成为国民党从革命进步到背叛革命的转折点，也是其从生机勃勃走向没落的开始。在此后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间，国民党对共产党采取了坚决消灭的政策，先后对红军发动了五次“围剿”。甚至当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民族危机已空前严重的关头，蒋介石仍然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坚持对日本的大举侵略一再退让，而以主要兵力“围剿”主张抗日的工农红军。这就违背了人民的意愿，日益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注定了国民党后来失败的必然命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第二次合作，形成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迎来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8-30 11:54     标题: 国民党何以失败，共产党何以胜利之诠释(49)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但在武汉失守、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实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掀起了包括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内的三次反共高潮。面对国民党的挑衅，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并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蒋介石发动的反共高潮不但没能达到其预期目的，反而使更多的人认识到了共产党确以民族利益为重，使国民党完全输了理。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使他们失去了全国的人心，进一步滑向了失败的深渊。

　　抗战胜利后，争取通过和平的道路来建设自己的国家，是经历了八年残酷战争后中国人民的普遍愿望。但蒋介石却自恃其远远大于共产党的军事力量，顽固地坚持内战和独裁的方针，图谋通过内战消灭共产党，消灭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人民军队，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其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蒋介石在加紧准备内战的同时，故作和平姿态，于1945年8月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谈判。为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局面，推迟内战爆发，并教育人民，争取中间势力，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显示了中共争取和平的诚意。经过43天的谈判，双方于10月10日正式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然而内战独裁是国民党的既定方针，尽管他们在有关谈判协议上签了字，但并没有停止内战的部署。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调动22万大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以此为起点，发动了全面内战，暴露了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本来面目。

　　蒋介石发动内战，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是不得人心的，自然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许多国民党官兵厌战、反战，军队士气极为低落，阵前倒戈事件时有发生，因此，貌似强大的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却是屡战屡败。国民党在军事上失败的同时，在经济上也陷入了空前的危机，其突出表现就是恶性通货膨胀，各阶层人民生活不断恶化。从1946年12月起，在国民党统治区兴起的广大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也日益高涨。这一斗争，迅速得到了工人、教员和其他劳动群众的支持和响应。以青年学生为主体，有各阶层人民群众参加，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主要内容的各界人民反蒋斗争，形成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崩溃。事实证明，无论是在军事战线上，还是在政治战线上，国民党都打了败仗，蒋介石政府已经处在全民的包围之中。仅仅经过3年多的时间，国民党就在自己发动的内战中彻底败北，并于1949年12月退守台湾，结束了其在大陆22年的短暂统治。

　　二、共产党：从弱小到强大，从边缘到中心，成为人民利益的维护者和实现者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创建时，全国仅有53名党员，力量不可谓不弱小。但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满怀信心地以改造中国为己任，并坚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这就为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和斗争道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就有了可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革命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8-30 11:56     标题: 国民党何以失败，共产党何以胜利之诠释(50)

　1922年7月，党的二大在全国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人民走向光明的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1923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革命立场，作出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的决定。国共合作的实现，是中国共产党实践民主革命纲领和民主联合战线政策的重大胜利。此后，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更加广阔的政治舞台，并在革命斗争的锻炼中发展壮大，日益成长为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和政治力量。

　　国共合作实现后，很快开创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但正当北伐战争胜利在望的关头，国民党右翼势力却公然背叛国共合作，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致使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归于失败。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通过这场革命，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党的组织也得到很大发展。短短6年间，中国共产党已由起初的50多人发展成一个近5.8万党员的政党。所有这一切，都为党领导人民把革命斗争推向新的更高阶段准备了条件。

　　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前夕的十年，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并达到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党一方面领导根据地的农民实行土地改革，进行政权建设;另一方面又以极大的精力创建人民军队，开展武装斗争，使大革命失败后似乎已陷入绝境的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斗争，又重新壮大起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中经受的又一次严峻考验。但由于党在日本占领东三省后积极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促成了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党非但没有溃散，反而奇迹般地度过了最黑暗的时刻，开创出了抗日战争兴起的新局面。

　　抗日战争的八年中，共产党始终高举争取民族解放的大旗，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坚持团结全国最大多数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因而博得了人民的信任。通过抗日战争的实践，大多数中国人对共产党有了正确的认识，并给予大力支持。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中的许多人，也明显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同党建立起了友谊。在此过程中，党及领导的革命力量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壮大。抗日战争胜利时，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拥有120多万党员的大党，抗日根据地的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发展到260多万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和比重，同抗日战争前相比已大大增加。此时的全国人民，谁都承认共产党和国民党已是国内的两大政治力量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顺应全国人民希望从此过安定生活的普遍愿望，尽一切可能力争和平。1945年8月，毛泽东亲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使许多人进一步认识到了共产党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受到舆论的热烈赞扬。在和平无望的情况下，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向国民党发起了自卫战争。在此过程中，党一方面在解放区普遍深入地开展土地制度改革运动，以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使解放战争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持;另一方面以极大的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经过3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共产党彻底打败国民党，取得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8-30 11:58     标题: 国民党何以失败，共产党何以胜利之诠释(51)

国民党反动政权既被推翻，筹建新中国的条件便已成熟。早在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就发出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经过充分筹备，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在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下，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带领人民走上了光明的道路，迎来了光明的前途。中国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纪元。

　　三、深刻的启示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经验和启示：

　　其一，民心向背决定一个政党的兴衰成败。国民党之所以日趋没落直至失败，共产党之所以日趋强大直至胜利，其中民心向背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国民党开始时由于革命进步，因而顺应民心，呈现出勃勃生机与活力。自背叛革命后，国民党一方面处心积虑地要消灭共产党，并为此不惜牺牲民族利益，甚至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一方面又违背人民的民主愿望，顽固地坚持一党独裁，压制和迫害民主党派。这些都使国民党日益失去民心，不可逆转地走向了失败。与此相反，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大革命失败后，党坚持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因而得到了农民的真心支持和拥护。国难当头之际，党始终坚持以民族利益为重，使全国人民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利益的最坚定的维护者。解放战争时期，党积极争取和平与民主，同时团结和支持民主党派。这些都使共产党赢得了民心，并最终夺取了民主革命的全国性胜利。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给一个县委书记的信中说：我们要“站在大多数人民的一边”。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要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要靠人民的拥护。在辽沈战役中，我们党在东北实行了土地改革政策，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和支持，从而为夺取战役的胜利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在淮海战役中，我们党面对强于自己多倍的国民党的优势兵力，之所以能最终取得胜利，其主要原因就是得到了成千上万老百姓的支持，正如陈毅所说：淮海战役是小车推出来的。你代表老百姓的利益，老百姓就会衷心地拥护你。这就是民心向背。

　　其二，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统一战线的政策。从二大起就强调要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三大作出实行国共合作的重大决定，开创了国民革命的新局面。日本侵占东三省后，为动员全国各族各界人士共赴国难，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后又改为苏维埃民主共和国，以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抗日战争时期，党在边区政府实行“三三制”政权，改没收地主土地政策为减租减息，团结了开明士绅，坚持和发展了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时期，党始终高举联合政府的旗帜，与各民主党派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同坚持独裁统治的国民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正是依靠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才把蒋介石政府置于了人民的包围之中，并最终将其推翻。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8-30 12:03     标题: 国民党何以失败，共产党何以胜利之诠释(52)

其三，始终重视政权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政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政权建设。从一大起就提出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于1931年在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其国体为“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其政体为全国工农兵会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和全面管理国家的第一次尝试，为后来全国性政权的建设积累了经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抗日民主政权，其政体为民主集中制，在边区政府实行参议会制。这种政治体制，继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后，为创建新型国家又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步。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进一步加强政权建设，坚持和发展了抗日战争以来的联合政府思想。这些都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和建设全国政权奠定了基础，探索了道路。

　　其四，永葆先进性是一个政党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国民党之所以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失去了先进性。国民党是顺应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和时代使命而诞生的，因此开始时是先进的。正因为其先进性，中共三大才决定与之合作。但自国民党背叛革命后就失去了先进性，不再代表人民的利益，而是走向了人民的反面，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代表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最终被历史和人民所抛弃。同样，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胜利，其先进性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以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走上历史舞台的，从一开始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武器为指导。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先进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所进行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受到了人民的拥护，并在人民的支持下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作者单位：当代中国研究所)

出处:「北京日报」(2009年8月24日)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8-30 12:10     标题: 民主协商建国 纪念《共同纲领》制定60周年(54)

蒋介石溃退台湾后如何反省国民党失败原因



在台湾中部南投县的丛山之中，有一个全省最大的天然湖。湖面海拔740米，面积4　5平方公里，最深6米。湖中有一座小岛，岛北为日潭，南为月潭，以轮廓近似日月而得名。这里群峰环绕，林木扶疏，湖光山色，相映成镜。夏季，这里是台湾中部的避暑胜地。到了秋天，明月朗朗，静影沉璧，“双潭秋月”，更成为吸引天下游客的绝胜风景。此时正值20世纪40年代最后一个年头的冬季，尽管台岛是海洋气候，也有点寒意料峭。冬日的海外洞天将会迎来什么客人呢？

　　圣诞节的前夜，兵败大陆来台的蒋介石率全家自台北抵日月潭，共度圣诞之夕。然而国民党军队在大陆崩溃的消息传至后，又给冬日的日月潭增添了几分寒意。连日来，蒋氏父子整日闷坐日月潭的涵碧楼中，除了兴叹“英雄的末路悲怀”之余，偶尔也反省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党务诸方面。为了给读者一个整体轮廓，笔者将蒋介石的反省作一系统整理。

　　第一，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很多，“而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军事的崩溃”。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卷第1924页。军事崩溃的原因有以下七点：

　　(1)军队纪纲败坏是军事崩溃的首要因素。蒋介石在1950年3月19日讲述《国民革命第三期任务之说明》中称：

　　“就过去一年失败的情形看来，以军队纪纲的败坏最为严重”。“最显著的一点，就是一般军长、师长，不经过请假的手续，可以随便离开自己的职守，自由行动……即此一点，就足以知道我们军队的纪律扫地。”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卷第1960页。

　　蒋介石还沉痛地说：

　　“过去北洋军阀被打败是他们本身腐朽”。但在北伐后，“所有北洋军阀的毛病，我们的军队都已习染，不论在精神上、在行动上，都渐次趋于腐化堕落”，“几乎与北洋的军队如出一辙”。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卷第1962页。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8-30 12:14     标题: 蒋介石溃退台湾后如何反省国民党失败原因(55)

蒋介石告诫各级将领说：

　　“如再不彻底觉悟，那这种军队非自取灭亡不可。”

　　(2)对三民主义的动摇是军队崩溃的重要原因。1949年10月20日，蒋介石在军官会议上讲授《军事改革之基本精神与要点》时称：

　　“今天我们军队的失败，就是没有奉行三民主义之故。换言之，就是我们军队已经失去战胜的基本条件，……我们的军队已经成了没有灵魂的军队”，失败则是必然。②③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第1929页。

　　蒋介石当面指责受训的高级军官说：

　　“你们平时口头讲信仰三民主义，但是你们在行动上，究竟是不是实行三民主义呢？对于三民主义是不是只有形式的信仰，把三民主义当作了一个口头禅而已？”②

　　蒋介石特别强调：必须“加强我们主义的信仰，唤醒我们军队的灵魂”。③

　　(3)军事崩溃，是由于军事制度——诸如教育、人事、经理制度皆未能健全建立。蒋介石非常沉痛地说：

　　“自从抗战末期到现在，我们国民革命军内部所表现的贪污、腐败的内容和实情，真是光怪陆离，简直令人不能想象。”《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3卷第26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印。

　　蒋介石在《敌我双方优劣之检讨及“战争艺术化”的意义》演说中，列举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八大缺点：

　　(一)“本位主义”(“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平时相处则互相摩擦，互相攻讦，在战场上则不能协同一致，互相合作”)。

　　(二)“包办主义”(“一切事情，不论自己是否可以胜任，先就包揽下来，不许大家过问，其结果使得彼此争权夺利，而业务则废弛拖沓”)。

　　(三)“消极被动，推诿责任。”

　　(四)“在办事的时候，不能分别轻重缓急，不经过研究考虑，大而无当，粗制滥造。”

　　(五)“含糊笼统，不求正确。”

　　(六)“因循守旧，得过且过。”

　　(七)“迟疑犹豫，徘徊却顾。”

　　(八)“主观自大，故步自封。”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第1942—1943。

　　蒋介石还指出：

　　“我们军队里面，功过不分，是非不明，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军队里面没有监察制度”。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第1930页。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实行党代表制与政治工作制度。后来“因为所有部队长官都受过党的训练，又因为军队职权宜求统一，故采取一元制度，即以各部队长为建军的骨干”。“自从党代表制取消，政治部改成部队长的幕僚机关以后，军队的监察即无从实施，同时因为政工人事的不健全，故政训工作亦完全失败。”“整个部队即失其重心”，如此，“我们军队怎么能不失败，不崩溃呢”？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第1947页。

　　对于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蒋介石分析说：

　　我们一般军官和美国人相处，受了美国人的教育，对于美国军人的长处一点没学到，则专门模仿美国人的生活及缺点，诸如“滥肆吸烟、酗酒、打牌、嫖妓”，殊不知这只是美国军人生活的一面，“而对于工作业务之活泼认真，乃是对国效忠精义之所在”。真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这是我们军事最近4年来失败的最大原因，也是我们中国最近4年来，党务、政治、军事彻底崩溃的最大原因”《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3第104页。。

　　造成上述状况的另一原因是：

　　“根本没有现代的军事学识”。原因是：“学得太少，又不注意补充”；“大多数出身于农村社会及资产阶级子弟，偏于保守型的多”，一向安于“养尊处优的环境”。蒋总结说：“大家虽然生在现在科学时代，而大家的精神、学术、生活、行动，都不配做一个现代的军人。”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第1931页。

　　如何克服上述缺点呢？蒋介石说：

　　“今天我们要彻底改革过来，振作军队的精神，转移部队的风气，根本着手之点，还是要着重于建立制度”，特别要“确立一种健全的监察制度”。“要确立军队的监察制度，必须彻底改革现在的政工制度”。因政工人员多为主管推荐，“今后军队的政工人员应由党部遴选，透过政府予以委任，绝不能听由部队主管擅自任用，并且对部队负起监督的责任，来挽救今天一般军官腐败贪婪，无法无天，自由行动的流弊。”③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第1931页。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8-30 12:18     标题: 蒋介石溃退台湾后如何反省国民党失败原因(56)

　(4)官兵对立、军民脱节是军事崩溃的另一原因。蒋介石指出：

　　“许多高级指挥官每到作战的时候，不是在陆上准备了车辆，就是在水上准备了船舶，一到紧要关头，就不管他的部下生死，而先自上车或者登船逃命。这样没有人格的官长，可以说是寡廉鲜耻，怎能再取得部下的信仰呢？而且一般高级将领，在生活上骄奢淫逸，尽情享受，何尝还有一点同甘苦、共患难的意思？”在军民关系方面，“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我们军队每进到一个村庄，这个村庄中较好的房屋，就一定被我们军队占领；……借了人民的东西不归还，损坏了人民的器具不赔偿。这样，当然使人民对我们发生反感，而不愿帮助我们”《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3第42页。。

　　针对军队存在的上述弊端，蒋介石提出必须予以“纠正”。如何“纠正”呢？须要“官兵一体”、“生活一致”。蒋要求各级首脑与士兵同甘共苦。在军民关系方面，蒋提出了“军民合一”的口号。③

　　(5)军事失败的近因，乃是由于战略的错误。蒋介石将战略上失败的错误归咎于马歇尔的调处。他说：

战争爆发之初，“我们政府误信马歇尔的调处，将最精良的国军开到东北，以致内地空虚，各战场都感到兵力单薄，战略上一经犯了错误，那在战术上是无法补救的，如此，当然失败得更快。”《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3第27页。

　　(6)历史定律失败论：在蒋介石头脑中有一失败的定律，即：

　　“我们中国历史上同一系统的军队，只能有一个特定的任务，当这个任务达成以后，就一定要腐化堕落，终至于失败消灭，这已成为一个历史的定律。”张其昀：《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册第1961页。

　　蒋介石还列举了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的湘军剿灭太平军，但不能征讨捻军的例子来说明。

　　蒋介石认为：

　　“抗战胜利后，我们军队的腐败现象更加显著，在整个军队，都表现一股虚骄之气；这种军队我早就知道非失败不可。”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第1962页。

如何克服这一缺点呢？蒋介石认为必须在军队中建立各项制度。

　　(7)军事崩溃是“失败在外交上”。蒋介石在1956年所著《苏俄在中国》一书中称：

　　“从军事方面检讨，首先要知道打仗是求胜利的；而俄帝的诈术，乃使他的敌人不能打仗，却又使他不能求得胜利。”

　　抗战胜利后，“我们克敌军事是无往不利的，国军处于这样优势、本可一鼓作气，勇往直前，而军事调处的3人小组，每在我国军进展之处，总是提出严重的抗议，妨碍阻挠，真使我国军束手挨打，不能不使之功亏一篑。而敌人受了致命打击之后，不仅还有喘息的机会，反而使之能从容整补，养成其坐大反噬，卒使我们遭到这样最后的崩溃”。“所以我们军事失败，可以说仍然是失败在外交上的”。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8-30 12:20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8-30 12:21     标题: 蒋介石溃退台湾后如何反省国民党失败原因(57)

第二，蒋介石认为“戡乱失败最后一步就是党的失败”。蒋介石在《复职的使命与目的》的讲话中说：

　　“党内有若干不肖之徒，自认为本党已经失败，不惜充当汉奸的走狗，来卖党变节，甚至趁火打劫，浑水摸鱼，弄得廉耻尽丧，丑态百出，以致民心涣散，士气堕丧，形成分崩离析的局势。”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第1957页。

　　“我们今天失败到如此地步，最主要的致命伤”，就是因为党的“一般干部普遍犯了虚伪的毛病，相习于虚浮夸大，而不能实事求是。这种风气流行的结果，使得部队、机关和学校一切办事、命令和报告，都是互相欺骗、互相蒙蔽，而没有几件事是完全实在的，可以相信的。”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第1926页。

　　何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呢？蒋介石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1)“党的失败的主因，是在三民主义信仰的动摇”。蒋介石认为：党的干部之所以发生动摇、不是误信“新民主主义”就是民主主义，或者是“革命的三民主义”。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第2247页。

　　(2)“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中央组织之庞大复杂，内容之分歧矛盾，是亦为党务失败原因之一。”“当37年底38年初，我们军事失败之时，顿呈分崩离析，一般党员，甚至中枢高级干部，都认为我不下野，共产党不会与政府和谈，我不下野，美国援助亦不会再来。”其结果，蒋说他的下野，导致中枢无人主持，一败而不可收拾《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5第131、133页。。

　　(3)“本党若干干部，本身已不甚健全，尤其是心理上犯了极大的错误”，即“失败主义的心理”。④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第1925页。

　　何以会产生这种心理呢？蒋介石分析说：

　　“自从去年徐蚌会战以来，许多的同志看到我们国家处处失败，于是就以为党在军事、政治上，已经陷于无可挽救的绝境。几乎成了束手无策、坐以待毙的囚犯。这种人就是彻底的失败主义者。”④

　　另一种错误心理是“投降主义的心理”。

　　再一种错误心理是“依赖主义的心理”。蒋介石在分析产生这种心理的原因时说：

　　“自从抗战后期以来，一般同志过分重视国际关系，甚至以为我们国内问题的解决，也非有外国的援助和谅解不可：尤其是对于美国，格外存一种依赖的心理，以为没有美国的支持和援助，我们就不能###，更不能反抗苏俄帝国主义者。大家都感到###的胜利几乎已经绝望。”⑥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第1926页。

　　如何改正上述错误呢？蒋介石提出两个方案：其一是“改造”、“重建”国民党；其二是开展“实践”运动。他宣称：

　　“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来打破失败主义的心理，必须以卓然自立的人格，来铲除依赖主义的心理。”⑥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8-30 12:23     标题: 蒋介石溃退台湾后如何反省国民党失败原因(58)

第三，蒋介石认为：“政治上的失败”，也是导致国民党在大陆总崩溃的原因。蒋对这方面反省不多。他在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开学演说时称：

　　“按照总理建国大纲规定，‘由训政到宪政，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我们也明知训政的程序没有完成，明知人民的智识还没有到实行民主政治的程度，但因为内外环境关系，使得训政时期一切旧的制度完全破坏，而宪政时期新的制度还没有建立。简单地说，就是新的制度未曾建立，而旧的制度早已崩溃，所以在政治上形成这样混乱脱节的现象，这是我们政策的失败，以致整个政治濒于崩溃。”

　　1949年，蒋介石在内战失利中退守台湾，这年他62岁。

　　蒋介石在七大政治报告中认为：“政治上的失败”，“不能归咎民主宪政”，但民主政治存有“弱点”。除了“民主政治的弱点”之外，主要是“政党政治的失败”。他举例说：“在国民大会选举副总统的问题上”，有些人“竟走到不顾党的纪律，而要强求自由竞选；本党就在这样自由竞选斗争攘夺之中，而招致整个的崩溃”。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第1925页。

　　如何避免政治上重蹈在大陆失败的覆辙？蒋介石提出：

　　“要尊重民主宪政的体制，更要研求增强组织力量，发挥民主政治的效能的途径。”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第2245页。

　　第四，蒋介石在多种场合讲话时称：“组织不严”是在大陆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在1950年1月5日阳明山演讲《国军失败的原因及雪耻复国的急务》时说：

　　“军队腐败、政治贪污只是失败时候的各种现象，而不是促成失败的根本原因。”“军队为什么会腐败，政治上为什么有人会贪污，据我研究的结果，我们所以失败，第一在于制度没有建立，第二在于组织之不健全。”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5卷第126页。

　　第五，“经济上的失败”导致了政治、军事与社会的瓦解。蒋介石认为：

　　经历了八年抗战，中国“农村凋敝”，“而工业尚未恢复战前的繁荣”，“国民就业的机会不能增殖”；“特别是民国36年间，行政院宋院长擅自动用了中央银行改革币制的基金，打破了政府改革币制的基本政策，于是经济就在通货恶性膨胀的情势之下，游资走向投机垄断，正当的企业不能生存，中产阶级流于没落；社会心理日趋浮动之中，经济崩溃的狂澜，就无法挽救。这是大陆经济崩溃最重要的环节，亦是今后经济事业最重要的教训，不可不特别警惕，这是经济失败内在的原因，至于外在的造成经济加速崩溃的原因就更多了。至于外在的造成经济加速崩溃的原因就更多了。”《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5第126页。

　　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经济方面又重蹈大陆时期通货膨胀的覆辙。为克服这一危机，解决生存问题，并奠定“反攻复国”基础，蒋介石令台湾省主席陈诚加紧改革币制，抑制通货膨胀，改革土地制度等。蒋介石还提出将台湾建成“三民主义模范省”。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9-25 09:10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25 09:14     标题: 民主协商建国 纪念《共同纲领》制定60周年(59)

在1949年的时候，所有人的心都比较齐，觉得现在仗快要打完了，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活，这个新的家怎么布置，什么格局，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大家想的都是这个问题。(章立凡/口述余娉、殷俊/采访整理)

父亲章乃器亲历的建国


作者：章立凡



出席新政协时的章乃器

　　我是1950年建国后出生的。但是后来听我父亲说了很多他亲历的事情，自己后来又研究近代史，所以对这段历史还有一定的了解。

　　我父亲是1948年底去了东北，先从大连到哈尔滨再到沈阳，一直等着开政协，可是关内还在打仗，南京还没打下来，所以也开不了。

　　最早一拨去东北的民主人士，是先坐船到仁川，从朝鲜进入中国境内。后来因为共产党越来越往南打，我父亲与李济深等是第三批，就直接到大连了。

　　我父亲他们坐船到大连，第一次体验什么叫“供给制”。周恩来都安排好了，住最好的旅馆，吃多少钱一桌的席，每个人给他们配皮大衣。那个大衣我还见过，是那种貂皮领的，还有那种帽子。我父亲领到皮衣，就习惯地掏出腰包要付钱，人家告诉他“不要钱”，他很吃惊，以前不懂得拿人家东西还可以不要钱。

　　当时中共先后大概运了六批人到解放区，都是从香港坐船到东北。这里有个掌故：当时曾经有打算定都在哈尔滨。因为哈尔滨离老大哥近，在日据时期也是有相当的建设。还有苏联当时的想法是划江而治，哈尔滨当首都也比较合适。只不过这个想法时间很短，后来随着战争形势发展，这个念头就放弃了。

　　从1948年底等到1949年底，这批民主人士从哈尔滨到沈阳又到北京，等了一年才把新政协等来。这期间也是很无聊的。我记得周海婴好像说过这个事儿，说那时候他们闲着没事儿干，就是等开会，平时除了参观、学习，还是没事干，怎么办呢？就打桥牌。我父亲，还有沙千里、朱学范、李济深这几个人打桥牌，周海婴当时还是十几岁少年，也一起打。他回忆说，其他几个人牌打得特棒，李济深的牌技不行，当时他老不让李济深，李济深的秘书屡屡示意，但是他年少气盛就是不让。

　　他们那会儿还有一个打发时间的手段就是逛旧货市场，像章伯钧访求了好多旧书，也是那段时间去淘的。我父亲就是搜集古董，因为这些东西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候不值钱，就都被抛到市场，甚至地摊上，你可以大把大把地买到，而且有非常好的东西。这些古董后来捐给故宫一千多件。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25 09:16     标题: 父亲章乃器亲历的建国(60)

1949年2月25日，我父亲来到北平，住进北京饭店，他们已经一连住了几个月的饭店。不久，父亲自己在中国人民银行找到事情干了，随后中央财经委员会也成立，一部分人是提前进入状态的，其他人还得继续等待。真正的工作是到了8月份才启动，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开始高速运转，然后起草共同纲领，定国歌、国徽，然后到9月初开会。

　　一件比较深远的事，就是国号的讨论。《共同纲领》有一稿曾经写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当时是民革代表陈劭先提议加上的。为这件事在六国饭店（就是现在的华风宾馆）专门开了一次会。我记得李敖在凤凰卫视做过一年的“李敖有话说”节目，曾经谈到关于国号的事。当时他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叫周善培（字致祥），是一个前清的进士，早年的维新派，辛亥革命后就当了遗老。他一直是不喜欢国民党，所以建议毛泽东改国号。这是李敖的说法，没有文献上的证据，但是确实有口碑，我从小就听到过这个说法。

　　在六国饭店开会时，有两种意见。何香凝提出，她早年追随国父搞革命，虽然蒋介石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但是从感情上来讲，还是希望保留“中华民国”这个简称。会上其他人反对意见居多，比如司徒美堂、周致祥都反对，最后反对的意见占了上风。李敖还谈到，1965年毛泽东接见法国《人道报》记者马嘉丽时表露出后悔：如果49年不改名的话，会减少很多麻烦，解决很多问题，好比联合国问题、台湾小朝廷问题等。

　　定一个新盘子

　　现在看旧政协和新政协有什么不同？一个是他的目的不同，旧政协是不打内战，但是新政协是打了内战，洗完牌了然后定一个新盘子。旧政协当然也是提出一个盘子，但是这个盘子是为了先别打仗，咱们提出一个盘子协商成不成？但是最后是不成，所以才打了仗，打了仗的结果就产生了新政协，大家重新坐下来。但是把其他的牌洗掉了，国民党的牌洗掉了，跟国民党走的中间势力的牌洗掉了，剩下的这些人坐下来商量这天下怎么治理，实际上就是这么个事儿。

　　现在都说八个民主党派，实际上1949年的政协是十一个民主党派，但是到当年就有三个消失了，最后就剩了八个，这个格局是在政协开完会，到1949年底之前就完成了。

　　这三个党派里面，有两个本身就是国民党分裂出来的派系，就合并到民革。另外还有一个救国会，自己宣布解散了，但实际上所有的成员都在民盟里面。张澜逝世以后，救国会就正式掌控了民盟的领导权。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25 09:18     标题: 父亲章乃器亲历的建国(61)

　民盟最早是1941年3月19日，由三党三派联合组成的民主政团同盟，三党三派即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和救国会、中华职教社、乡村建设协会。到了1946年的时候，国社党和青年党这两个主要的党就已经撤出了，三党只剩下一党；三派里，黄炎培的职教派后来改组为民建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派本来就没几个人，只剩下了救国会这一派。所以实际上剩了一党一派了，1957年以后，农工在盟内一蹶不振，从沈钧儒到史良、胡愈之，领导人都是救国会派。

　　当时西南的一些军阀，比如说云南的龙云、卢汉，四川的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都跟民盟有关系。张澜实际上跟四川地方实力派有很深的关系，不少人是他的门生故吏，其中也有哥老会这一层的关系。

　　这些民主党派的阶级属性，当时并没有那么明确，后来笼统地称为资产阶级政党也是不准确的。色彩比较鲜明的是我父亲所在的民主建国会，因为其成员主要是民营企业家，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其他党派的代表性不那么直接，什么职业的人都有。1949年以后给各民主党派划定了发展领域，被戏称为“防区制”，比如说台盟就发展台湾省籍人士，致公党就发展华侨……，后来就变成民主党派的分工。

　　据说当时还有一个计划，就是八个党派再变成四个，就是把九三学社和民进都并入民盟，当时已经做了这种安排，把马叙伦、许广平等民进负责人都安排做民盟的常委，还想把致公党并入民革，因为致公党跟李济深关系也是非常深远。这个计划最后没实行，据说毛泽东说还是八个好，多一点好看。

　　政协虽然说是八个民主党派，但无党派人士也列为一派，后来又增加一个工商联，实际上是十个。当时有一些小的党派，让他们以个人身份参加的政协，比如中国农民党的董时进，民社党革新派的沙彦楷等。所谓民社党革新派，其实是从张君劢的国社党（原名民社党）分裂出来的一部分人。

　　张君劢这个人不能小看，他从清末就开始跟随梁启超，民国初年1912年的时候就参与发起共和建设讨论会，一直到后来的进步党，民国第一届国会时他们就在搞政党政治，一直延续下来了。现在回过头研究张君劢的时候，发现他的很多宪政思想还是很精辟的，今天还是很有指导性的，他是一种传承，实际上是从清末的维新派、立宪派这样传承下来的。

　　国社党参加了“国大”，一些人还进入了国民政府，所以后来张君劢也被列入了战犯名单。但实际上他自己并没有参加“国大”，也没有跟国民党到台湾去。他还是要保留对国民党的批评权。当时的自由主义者有一种共识，就是不能站在政府里，要保持自己独立的批评地位。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25 09:20     标题: 父亲章乃器亲历的建国(62)

先稳住阵脚再慢慢换血

　　前面说过，我父亲到北京以后，一直等着开政协。他们这些人平常都是忙人，一闲下来就受不了。后来看到报上的一条消息，说华北人民政府招聘经济人才。他和千家驹、沈志远就联名写了一封信给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说：我们有点做经济工作的经历，希望参加这方面的工作。当时人民银行的负责人是南汉宸，就去找他们，请他们到中国人民银行去当顾问。

　　当时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中央财经委员会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1949年的7月就正式成立了。战争还在进行，但城市要运转，百姓要生活，这个是一天都等不了的，不能说等你建完国回过头再管这些事儿，那边还在打仗这边就得恢复经济，因为民生是每天的需求，不是一个阶段性的需求，等你腾出手来那边就饿死了。

　　当时来看，中共90%的成份是农民，知识分子特别是管理型的人才在党内确实是很少很少，所以不太可能完全靠自己的干部去管理经济。原来准备是五年打完解放战争，实际上三年就打完了，培养干部也来不及。你要管一个城市，跟你说打进去抢了一拨东西就撤，那是不一样的。你要长期在这儿住下去，你要永远地统治下去，一开始不可能换血太快，必须是慢慢地来，先要稳住阵脚然后再慢慢换血。

　　国民党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要比共产党多，像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这批人，他们个个都是管理专家，又是经济专家。民主党派中也有一些经济专家，比如我父亲在银行服务多年，懂金融，也干过实业，还管理过财政。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25 09:21     标题: 父亲章乃器亲历的建国(63)

　我父亲在1938年应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安徽省主席李宗仁的邀请，出任省政府财政厅长。他就办了一个财训班，毕业的人基本上后来都去了新四军。1949年建国的时候，不少副部级、厅局级的经济管理干部，尤其是在中央和华东，基本上都是他的学生。毛泽东曾为此特别向他表示感谢。

　　毛泽东在进城以后，4月15日就请民建的负责人到双清别墅，谈接管上海的事儿，因为民建主要人物都来自上海工商界。中央财经委员会成立后，具体的事就更多一些。一个就是接管上海以后的各种事情，然后全国这些大城市陆续的接管都提到日程上来。

　　中央财经委员会成立以后没几天，我父亲就陪陈云去上海了。到真如车站的时候，国民党的飞机就来轰炸，把机车的水箱给炸了，换了一个车头才开到上海。他们在上海可能呆了差不多有一个月，在那儿开了第一次的全国财经会议，把当时各解放区的财经方面的负责人都召集到上海。那个时候的会议好像不分什么党内党外。

　　后来我看父亲的笔记里，还有每个会议薄一波讲什么，陈云讲什么，还记了一大堆数字。当时他还有一个工作，当时找这些工商界的老朋友做工作，共产党来了生意还得照做，生产赶紧恢复，实际上就是落实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因为刘少奇天津讲话我父亲也在场。

　　那时候体制比较乱，就是占了一块地方就成立一个人民政府，比如说人民银行成立在华北地区了，华北政府就先管着，建国后又归入中央政府系统。我父亲当时是中国人民银行顾问，上海刚被攻占,报纸就讹传“中国人民银行总裁”章乃器，正准备接受四大银行。

　　那个时候中共领导人很虚心学习，当时陈云还谈到：“有一天，晚上十点钟，我还拖住章乃器先生给我上课，讲讲外汇问题。章先生就讲，在外汇中，进出口占第一位，侨汇占第二位，其他零碎的是第三位。所以，合作是必要的，只有大家合作，工作才能做得好。”（陈云：《关于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报告》，1949年6月4日)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25 09:22     标题: 父亲章乃器亲历的建国(64)

临时手段变成了长期政策

　　接管上海以后，上海出现了物资的恐慌，一个是粮，一个是煤，两样东西的供应储备已经接近底线了。陈云主持开了一次会，我父亲主张说，粮可以从铁路运输，煤就得用货轮来运。货轮当时都是外籍轮船居多，包括中国很多的轮船也是巴拿马注册的，与会的人员就发生争论，说利用外轮运是不是卖国？我父亲就跟陈云解释说，实际上船东都是中国人，船挂的旗不是一个问题。姚依林在屋子里来回转圈，最后说那我们就“卖一次国”吧，反正钱还是中国人赚了。这样陈云就把这个事拍板定下来，就是可以用外轮来运煤了。

　　大概1949年11月的时候，又出现了物资的恐慌，主要是粮食、棉布这些生活必需品，因为物资紧缺，就有投机商囤积居奇。陈云指挥打了一场经济战役，毛泽东夸奖说不下于淮海战役，就是用政府干预的手段，囤积大量的物资，一下子抛到市场上去，这样物价一下子下来了。我父亲也参与了，他当时还比较着急，主张早点抛售，而陈云说一定要到火候再揭锅。这么做确实有效，一下子把那些投机商全都弄破产了。但是这也开了先例，就是政府干预市场和控制物资的先例。

　　那个时候有一个口号就是统一财经，实际上就是要人民币来流通。一个新朝代成立，肯定要统一货币。那个时候首先把上海证券交易所给封了，然后把黄金、银元、外汇的私人买卖全都禁止了，控制了硬通货。这些举措，从当时稳定局面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是有必要的，但是最后变成一个长期政策了，从此证券交易就没了。实际上对经济是有深远影响的。但是当时意识不到，作为一个临时措施采用了，而采用了以后就不改了，然后就这么一直下去了。

　　我父亲最早提建议要发行公债，后来就接受了他的建议。当时发行的第一种公债叫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因为货币不稳定，规定公债的募集和还本付息均以实物为计算标准，其单位定名为分。每分以上海、天津、汉口、西安、广州、重庆六大城市的大米（天津为小米）3千克、面粉0.75千克、白细布1.33米和煤炭8千克的批发价，用加权平均的办法计算。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25 09:23     标题: 父亲章乃器亲历的建国(65)

下一步就是统一金融，1949年以后最早全行业实现公私合营的就是金融，在1952年完全实现。就是把全国几十家私营银行、大钱庄合组为公私合营银行，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手段。到银行公私合营了以后，国有化的企图就已经出来了。

　　物资控制后来也是延续下去，对棉纱、布这些物资，政府就控制起来了，由国营的公司来掌控这些东西，这就影响到敏感的轻工业，当时黄炎培做轻工业部的部长，他就提出来，说政府不要与民争利，当然是很委婉的批评，实际上就是指垄断经营。对粮食统购统销，民主党派内也有相当多的反对意见。像黄炎培就多次写信反映统购统销的偏差。

　　对物资的控制，到后来发展到对粮食的控制，就是统购统销。当时在打朝鲜战争，确实出现了粮食恐慌，很多民间的粮商把粮食囤积起来，准备卖个好价钱。所以像北京、天津都出现了排长队买不到粮的情况。我父亲那时候已经当粮食部长了，他跟杜润生去向陈云汇报，还是认为可以通过调高收购价在市场上解决，而无须强行征购；薄一波也曾谈到，当时连同征购在内共有八种解决方案，但是最后陈云还是选择了征购。这个选择影响非常深远，一直实行到80年代，本来可能是一个战争时期的临时手段，但是最后变成了一个长期政策。实际上这还是苏联的思路：重点发展重工业，以农养工，就是靠农业积累来发展重工业。

　　说到土改，黄炎培他们当时对土改的意见也很大，主张“江南无封建”，认为土地地租收入已经不见得是江南地主的主要收入，更多的是工商业的收入。

　　我有一个舅舅叫王艮仲，是上海浦东的大地主，他资助黄炎培办职业教育，还出了很多的钱办实业、办农场，修路、办地方公益，完全是一套现代的经营模式。土改的时候，他在做国务院的参事，家乡要他回去土改，就是要批斗他了。这个时候他就跑去跟黄炎培求情，说我回去就没命了。后来黄炎培就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周恩来批示说：王参事的事还是在北京解决。最后家乡就把他家的管家给斗死了，这是1950年的事情。柳亚子也是他的管家替他挨批斗。

　　许多事情后来回过头去看，感触很多。但是在1949年的时候，所有人的心都比较齐，觉得现在仗快要打完了，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活，这个新的家怎么布置，什么格局，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大家想的都是这个问题。我觉得1949年的心态还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心态，无非可能有点私心，就是我在这家里占多大的份。但是总的来讲，还是庆幸把从前的“恶仆”赶走了，这回我们人民真要当家作主了，后来发生的很多事，当时谁也没料到。（发表时口述者未及审定，此文本为口述者本人审定稿）

出处:《世界博览》(2009年第18期)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9-25 09:24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21 07:54     标题: 民主协商建国 纪念《共同纲领》制定60周年(66)

国民党60年前为何大溃败


作者：雷颐



从1894年孙中山创办兴中会起，到1949年国民党仓皇逃离大陆，国民党在大陆度过了55个春秋。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风云中，它从一个仅20余人的秘密小团体成为一举推翻清王朝的巨大政治力量、经过种种曲折终成统一全国、拥有最强大武装的执政党；但在权力达到顶峰时，它却轰然坍塌、黯然离去。历史兴衰每每令人慨然兴叹，但感叹之后的深思，恐更有意义。

　　从革命党走向执政党

　　1894年深秋，年仅28岁、可说一无所有的孙中山与20几位同龄人在远离中国的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提出“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当时，这只被少数与闻者认为是几个少不更事的年轻人的“痴人说梦”，没有几人会认真看待。其实，这却是中国历史舞台一出全新之剧的序曲，当然也是剧中主角国民党的开端。

　　在某种意义上说，“革命”的成功与其说是革命党人的“制造”，毋宁说是由于统治者统治无方、使社会矛盾长期积累酿成社会危机，面对危机又处置不当的结果。兴中会成立的时候，正是中日甲午战争，清军惨败。不久，希望在体制内改革、变法的维新派被清廷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血腥镇压，这就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体制外的革命党人推上了历史舞台。拒不变革，使清王朝丧失了“一线生机”。其后，各种革命小团体大量涌现，终于在1905年汇集一处，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近代意义的政党———中国同盟会。

　　同盟会领导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已经腐朽不堪的清王朝。中华民国的成立，民主气氛高涨，“政党政治”一时成为热潮，在很短的时间内竟出现上百个政党，出现党派林立的局面。同盟会一些领导人甚至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口号，在宋教仁的鼓动下，同盟会在1912年3月通过了新修订的《总章》。这个新纲领核心精神是将同盟会从过去秘密的“革命党”变为公开合法的“政党”。在他们的心目中，“政党”就是西方那种在议会中通过选举取得执政权的党，而“革命党”并非“政党”。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将“革命党”同盟会改造成“政党”国民党。1912年8月，以同盟会为骨干、联合其他四小党的国民党在北京组建。但历史表明他们确实过于天真了，在袁世凯的统治下，政党政治终成幻影。

　　1912年12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正式拉开帷幕，第二年3月，选举初步结束，国民党赢得了国会议员竞选的胜利。国民党在国会选举的胜利，无疑是袁世凯独裁的一大障碍。因此，他暗杀了国民党领袖宋教仁，从而引发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但只两个月，组织涣散的“二次革命”即告失败，也宣告了中国初试“政党政治”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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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25 09:28     标题: 国民党60年前为何大溃败(67)

事实说明，在革命刚刚成功、一切尚未稳定时即匆匆取消“革命党”确是革命党人的重大失误。不过，他们提出的从夺取政权的“革命党”到掌握政权后成为“执政党”这种转变的意义，却不能完全忽视。

　　国民党建立一党治国模式

　　在总结革命失败教训时，孙中山认为主要是由于国民党“徒以组织号召同志，但求主义之相同，不计品流之纯糅”，“故当时党员虽众，声势虽大，而内部分子意见分歧”，“徒眩于自由平等之说，未尝以统一号令、服从党魁为条件耳”。“至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因此，他着手重组革命党时便强调“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党员必须绝对服从他一个人，入党时还要按手印。

　　对此，他的战友黄兴认为党员在誓约上写明服从孙中山再举革命已是不平等，而还要按手印则是人格侮辱，因此坚决反对。平心而论，孙中山本意是为扭转国民党的涣散、软弱，出于公心，不如此确实很难取得革命胜利。然而黄兴等人的反对也确有道理，因为誓言规定只服从领袖，当领袖是出于公心时固无问题，但当领袖变质或更换时，领袖究竟仍是大公无私还是抱有个人野心则无法保证。或许，这是“革命党”不得不面对的“两难处境”。

　　对于未来的治国方式，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纲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一党治国”模式：“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非本党不得干涉政权，不得有选举权”。这种治国模式对今后中国历史的影响之深之远，此时恐无人料及。

　　但如何将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革命党”付诸实行，孙中山毕竟毫无经验，因此“中华革命党”不仅无法夺取政权，本身亦渐式微。从1916年到1922年，中国政治一片混乱，陷入军阀割据之中。孙中山两度联络部分军阀“护法”，却都因军阀背叛而惨遭失败。在极度困难之中，他在1919年10月将越来越不景气的中华革命党改建为“中国国民党”。中国国民党虽对中华革命党的章程作了一些修改，但在党与政权的关系上仍与中华革命党一样，规定：“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这时，以极富组建革命党经验的列宁为首的“第三国际”和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向孙中山伸出了援助之手，开始了第一次“国共和作”。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开始了自上而下较为严密的组织建设和党军建立。

　　1927年4月，国共合作的北伐正在乘胜前进，两党矛盾空前尖锐，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件，开始“清党”，国共合作破裂，开始了血雨腥风的“十年内战”。

　　在这十年间，国民党建立起了一党独裁的政体。1928年，国民党就通过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虽然规定“五权分立”，但各部门组成人员全部为国民党员，并规定“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导及监督，掌理全国政务”，初步确定了国民党对政权的控制和垄断。而《中华民国训政纲领》规定国民党总揽一切权力，公民和其它一切政党事实上不得享有包括选举权在内的所有政治权利。以后的各种条文、法规规定国民党以外的任何其它政党都是“非法党”。1929年国民党“三全”大会对国民党“一党治国”的解释是其独裁的基本“理论”：“中华民国人民，在政治的知识与经验之幼稚上，实等于初生之婴儿；中国国民党者，即产生此婴儿之母；既产之矣，则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而训政之目的，即以保养、教育此主人成年而还之政，为其全部之根本精神；故训政纲领开宗明义即以中国国民党依照建国大纲，训练国民使用政权”。因此，国民党要“独负全责领导国民，扶植中华民国之政权治权”，规定“于必要时，得就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强调国民必须服从国民党、拥护“三民主义”。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25 09:30     标题: 国民党60年前为何大溃败(68)

从1929年到1931年，又进一步确立了“领袖”蒋介石的独裁地位。总之，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行政、立法、司法、人事、监察等全部权力都归国民党独有。

　　国民党的这些规定，通过特务体系和保甲制度得到贯彻实行。国民党的特务机构于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产生、组成，以后发展成为“中统”、“军统”两大特务系统。特务活动延伸到一切军事、政治、经济、文教系统，造成全面恐怖。同时，国民党大力推行保甲制。从1928年到1934年，保甲制逐渐严密。“保甲”成为全国普遍推行的基础政权组织，对国民实行“管、教、养、卫”。即清查户口、监视居民，一户犯罪、各户株连，实行“党化教育”，缴纳各种苛捐杂税，并以“自卫”的名义进行军事训练。

　　通过这些措施，国民党一直实行严酷的独裁统治。

　　抗战胜利成了国民党的灾难

　　虽然国民党一直采取种种办法镇压“异党”，但以共产党为主要代表的“异党”一直未被其消灭。而且，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越来越严重，要求全国各党派团结起来共同抗战的要求、呼声越来越强烈。1936年年末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国共再次合作，也为中国结束一党独裁实行民主政治提供难得的契机。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停止了对异党的镇压，在一定程度上与其他党派实现了局部合作。国民党释放了一些被捕入狱的共产党员和一些因反对蒋介石被捕的其他人士，允许各地成立抗日救国团体，放松了对新闻出版物的查禁，《新华日报》等共产党报刊可在“国统区”公开、合法发行。特别是1938年7月国民党邀请各党派人士“共商国是”的咨询机构国民参政会成立，更表明国民党受到抗日民主浪潮的影响和冲击。

　　虽有此种种变化，但国民党并不想放弃“一党独裁”的基本政治模式。因此，它实际拒绝了中国共产党在1944年秋提出的“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因为这一主张是对国民党一党独裁制的彻底否定。抗战胜利后，在国共的重庆谈判中，中国共产党仍把反对一党独裁专制、争取民主政治作为谈判的重要内容。

　　以后的历史表明，这可能是历史给国民党提供的“一线生机”。然而，国民党被抗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将这难得的历史机遇白白丢失。

　　1945年8月10日，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浴血抗战，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普天同庆。这是百余年来，中华民族在大规模反侵略战争中第一次取得彻底胜利，而且在抗战期间，以英、美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为先导，百余年来列强强加在中国身上的不平等条约已基本废除，租界已经收回，领事裁判权被废除，被日本强占半个世纪的台、澎列岛即将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在联合国任常任理事国，百年积弱的中国一跃成为“五强”之一……这一切，不能不令人欣喜万分，也不能不使国民政府、国民党的威望突然高涨，达到多年未有的高度。抗战胜利，确使国民党得到一笔巨大的政治财富或曰政治资本。然而，就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国民党的威望却一落千丈，并就此埋下了几年后失败的祸根。何以至此，的确令人深思。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25 09:31     标题: 国民党60年前为何大溃败(69)

　一切，都源于对“敌产”的接收。

　　日本的失败，使国民党突然面对一笔巨大的财富。按说，对敌产的接收，应是代表国民政府的军政大员接管沦陷区敌伪政权全部政治、行政和军事机关及一些日伪所拥有的公、私产过程。具体说，要对工厂、公司、办事处、仓库、住宅等查封清点。查清财产多少，属谁，来源等，该没收的没收，该还原主的归还原主。应有统一机构和严格的规章制度。但国民党的接收却是多头齐下，互相争夺乃至冲突，谁先抢到就是谁的。如9月上海成立了“敌伪机关及资产接收委员会”，但10月又成立了“不动产处置委员会”和“敌伪侵占平民工商企业处置委员会”。以后各种有关机构越来越多，如第三集团军、海军总司令部、国防部、经济部、粮食部、上海市政府等都有自己的“办事处”负责接收。各机构后面是不同利益集团，代表不同集团的利益，各有各的后台，根本无法统一。一些部分将“敌产”贴上封条，另一些部门来后撕下原封条，换上自己的封条。有时竟然架起机枪，武装相向。在这种情况下，本来有关规章就不健全，实际完全无人执行。如1945年8月底，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法令，宣布一切由日伪政权登记、注册的土地契约全都无效，但迟至一个月后才公布清理敌有土地专门条例。这一个月的“空白期”使许多“接收者”鲸吞大量土地，后来者自然也不甘心，所以这个“专门条例”只是一纸空文。敌伪的许多财产其实是掠夺中国公民的私产，理应归还原主，但“接收”者往往找出各种理由拒不归还，甚至将其盗卖。金融稳定是经济稳定的最重要方面，但许多接收大员却正是金融投机的“推手”。日伪投降，使沦陷区使用的伪币作废，但中央政府不可能在短期内向沦陷区投放大量法币，所以一时还不能不继续使用伪币，其“身价”自然大贬。不少接收大员随身携带大量法币进行黑市兑换，同时“利益集团”居然有意推迟确定法币与伪币的兑换率，以牟取更多非法暴利，加剧金融动荡。

　　胜利者的接收，就这样成为贪官污吏的“劫收”。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汉奸的妻妾)是“接收大员”巧取豪夺的对象，被人戏称为“五子登科”。“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句民谣，直观生动地说明了民心向背的瞬息之变。国民党一位负责接收的要员也不能不承认此点，向蒋介石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有人意识到，这样的接收使政府“基础动摇，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当时即有舆论称这种“光复”是“胜利的灾难”。

自救失败大厦崩塌

　　此种情况，国民党最高层当然完全清楚。所以在194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国民党要“革新”，宋子文承认自己当时是负责接收的行政院院长因此“不能辞其咎”。六届二中全会“政治报告决议案”则明确提出许多“革新”的“要点”，第一项即“多年以来，官商主义，早已构成政治上最大弊害”。“结果所至，官吏不知责任为何物，对于主义政策，不知尊重。此种弊害，在胜利以后，尤完全暴露。复员时期各种工作，多无准备，而一部分接收人员，败破法纪，丧失民心，均为平素漠视主义，不知尊重国家制度之结果。”此“决议”列举的几十条“改革措施”其中一条即“清查战时暴利之财富，课以重税。清查不法接收人员之赃产”。《中央日报》在“革新运动的纲领”中列举四条纲领，其中第二条即：“打倒官僚资本，实行民生主义。”并进一步阐述说：“谈到实行民生主义，那就必须立刻伸出打倒官僚资本的铁拳。这铁拳当然是从党内打起，然后再打到党外。我们应该查一查：党内的官僚资本家究竟有若干？他们的财产从何而来？是‘国难财’的累积，还是‘胜利财’的结晶？是化公为私的赃物，还是榨取于民间的民脂民膏？”提出要“实行一次大扫荡的运动，从党里逐出官僚资本的渠魁，并没收其全部财产，正式宣告官僚资本的死刑。”

　　这些“决议”、文章，其文字何其冠冕堂皇、正气凛然，但历史证明这些其实都是“满纸荒唐言”，根本没有、其实也不可能实施。孔、宋家族是公认的最大的官僚资本，谁敢动其一根毫毛？“利益集团”是此时的国民党无法克服的顽症，因为它在党内坚持领袖独裁，对外拒不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提出的以“联合政府”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政治制度。既无党内民主更无党外力量的制约，突然面对巨大财富，它就无可避免地更加腐败，加速其走向失败的步伐。在“劫收”中民心失尽的国民党，在随后的“大决战”中注定要“在劫难逃”。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得到的那笔堪称丰厚、至为珍贵的政治资本，就这样被它突然得到的物质财富所吞噬所糟蹋。“政治财富”与“物质财富”不是相得益彰，而是后者吞噬前者，此诚国民党的悲剧，更是历史的吊诡。

　　历史，不是没给国民党机会，而是国民党自己一再拒绝了历史的赐予，最终难逃大溃败的历史命运。

出处：「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2009年10月25日)

【作者简介】雷颐，195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85年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著有：《取静集》、《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雷颐自选集》、《经典与人文》、《图中日月》、《萨特》、《被延误的现代化》、《历史的进退》、《历史的裂缝》。译著：《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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