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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近30年来中国的社会思潮 [打印本页]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7 11:35     标题: 近30年来中国的社会思潮

目录
(1)徐友渔:中国三十年各派社会思潮(第1－第13楼)
(2)汤一介：思想自由是最重要的(第14－第18楼)
(3)钱理群：「走近北大」及「寻找失去了的“大学精神”」(第19－第26楼)
(4)鲁明军：「古今之辩：2000年以来中国思想界的现代性之争」(第27－第31楼)
(5)宋君健:「中国近二十年社会文化寻踪」」(第31－第47楼)

中国三十年各派社会思潮


作者:徐友渔


2009年2月28日在三味书屋的演讲



徐友渔：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我非常高兴再次来到“三味书屋”跟大家探讨一些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我在各种场合，包括许多大学、国家图书馆都做过讲座，。但这里给我的印象最深，很亲切就像回家一样。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中国三十年的各派社会思潮”。2006年曾被大家叫做“中国的改革反思年”，从2006年以来，大家都在从各个方面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进行着反思。而现在刚过了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纪念日，我们也确实需要从各个方面对30年的改革开放进行总结，这意义是很重大的。总结中国的改革历程，可以从历史的层面、经济的层面、教育的层面，或者是公民社会形成的层面等等进行总结。我今天是想从思想文化层面来做一些总结。但是我觉得从思想文化层面来做总结，并不是把思想与工业、农业、经济、医疗作为并列的一个门类来做的。因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急剧的变化过程，或者更准确的说是经历了一个急剧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中国的社会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随着人们利益的分化，思想也产生了分化。代表不同的思想利益，反映不同社会问题的东西就非常之多，非常之丰富。总结30年来的思想变化时，大家可能是把它作为总结改革开放的一个门类。但我并不这么看，我觉得思想变化处在更高的层面上，整个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各种利益，都会反映到思想上来。我是从这种角度进行思想总结的。

　　首先我想解释一下什么叫“社会思想”，其实长期以来中国并没有一种叫做“社会思想”的东西，中国唯一的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因为长期以来经过官方宣传机构认可了的、批准了的才是思想。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及思想文化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觉得中国一些有公共关怀的、有独立自主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开始独立地观察中国社会，并对中国社会问题做出独立的判断。因此现在可以大言不惭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有了自己的思想，当然这种思想可能不像毛泽东思想那样崇高和伟大，但毕竟是自己的思想。它的影响力不会很大，因为它不会见诸于主流媒体，但是我觉得它的优点在于真实性很强，主流媒体不讨论、要回避的问题，它都在讨论。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邓小平在南方巡视以后，强力推动了第二次改革。在邓小平南巡之前，改革有停滞的趋向，要不要改革开放？又引起了很多的争论，这种争论从来都是左派挑起的，他们总要质疑中国的改革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所以他们在90年代初的时候就提出“要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不要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这种争论不休的情况，实际上使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受到了极大的干扰。邓小平后来干脆就来一句“不争论”。这句“不争论”我觉得从客观效果上是非常好的，我也是非常拥护的。因为在中国总有这种惯例，一旦争论起来，凡是先进的、进步的东西，总是争不过保守和守旧的东西。所以一句“不争论”就让改革开放可以排除干扰继续进行。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看，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引起了非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集中表现在贪污腐败、社会不公正，以及涉及医疗、教育、食品安全、社会保障等各方面。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到底应该怎么解决？随着中国社会转型越来越复杂，不论知识分子还是一般人的看法都与以前不一样了，有了各种各样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分歧是不可避免的，争论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邓小平非常英明、非常有用的“不争论”，实际上是管住了党内的意识形态争论。虽然党内那些左的人还不断地写“万言书”，不断地企图扭转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但总的来说邓小平的“不争论”管住了党的意识形态争论，而把那种对改革开放的合法性进行根本性挑战的力量强压下去了。这是一方面，而且这也是我非常支持的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是，社会上有那么多的问题。人们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看法，不可能没有分歧、没有争论。人们实际上也对这些问题进行争论，只不过这些争论没有出现在最主要、最显赫的媒体上，其实我们日常的报刊、杂志也充满了这种争论，这些我称之为中国的社会思想。而且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具有深刻性和全面性，这种思想也非常丰富。中国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应该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实际上在这二三十年以来，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看法，已经形成了不同的观点，甚至不同的派别。我今天想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些思想派别。

    这些社会思想，80年代已经有了相当的成熟并自成体系，它们从不同的立场、观点出发，提出不同的争论，这些不同的看法和争论，其实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每天也都在感受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这些形成了理论、形成了体系、形成了流派的思想，它们是怎么看待中国社会的问题的呢？它们的看法与我们的感受之间，有多少差距或多少契合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今天就跟大家讲这些，当然为讲的更系统一点，我想还是从这30年社会思想的变迁，从最开始到现在，我来做一个比较全面的总结。我把这30年社会思想的流派、分歧、争论，分为五个方面的问题。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30 13:09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7 11:46     标题: 中国三十年各派社会思潮(2)

　　

改革开放初期：奠定改革开放的共识



　　很多人包括在座的一些朋友，都不是非常了解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的思想状况。我自己从80年代开始就参与当时社会上的思想文化活动，也属于其中某一个思想派别的一员。我自己当时就有很多观察，客观地说，除了我自己的专业，研究西方哲学以外，我也把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想当作自己的专业，也积累了很多材料，写了不少文章。所以我想与大家分享。

　　现在好像人们很容易忽视的一点就是，改革开放实际上有个前提，也就是必须有一个思想解放运动，没有思想解放运动，中国只能按照以前毛泽东晚期的那种左的错误路线走下去。所以必须有个思想解放运动，这是中国搞改革开放的前提，而思想解放运动有个客观的社会背景，就是中国社会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解放出来。当初文革结束，把“四人帮”抓起来以后，整个中国弥漫着一种普天同庆的气氛。无论是官方还是老百姓，大家都相信官方的一个说法：打到“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我们就获得了第二次解放。那时候人们天天念叨的就是这句话，总以为中国从此就会走向一个美妙的时代，而文化大革命那种无法无天、法治遭到践踏、经济濒临破产的状况应该是一去不复返了。

　　说到许多人“文革”时期遭受的苦难，我想把它形容成一场噩梦或一场浩劫是毫不为过的。大家常举的例子就是刘少奇，他作为国家主席都被迫害致死，那么中国还有什么法治可讲？但最典型的例子是张志新，她是辽宁省委宣传部的一个干事，只因为她不同意打倒刘少奇，不认为刘少奇是叛徒，就被判处死刑，而且她的死是非常悲惨的。当初在辽宁省执政的是毛泽东的侄儿毛远新，就是他要求判处张志新死刑的。张志新是一个十分忠诚的共产党员，为了避免发生她在刑场上喊出“共产党万岁”的尴尬情况，在行刑前，她的喉管就已经被割断了，就不让她在临死之前喊出口号。“四人帮”垮台以后，《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叫《谁之罪》，就问的是这个问题，它最后就说是“四人帮”的罪，但未见得是“四人帮”亲自杀掉张志新的。那么这个事件，就要一直追问到整个大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制度上来。

　　当粉碎“四人帮”、我们获得所谓的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时候，人们欢欣鼓舞，都觉得中国的未来将无限美妙，但事实上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我自己的感受是，“四人帮”垮了以后，什么都没有变，渴望的很多东西都没有出现，因为当时整个社会思想文化跟以前基本上是一样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时说“四人帮”的罪行是什么呢？说“四人帮”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分子。因为根据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理论，根据毛泽东特别提倡的阶级斗争理论，中国最大的危险、最凶恶的敌人是资产阶级。既然“四人帮”是大坏蛋，那么它就一定是资产阶级。所以，当初批判“四人帮”的同时也在批判邓小平，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批判邓小平跟批判“四人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同时进行的。批判刘少奇时说的是因为他要复辟资本主义，批判林彪时也说的是因为他要复辟资本主义，批判邓小平也是这个理由，结果到了批判“四人帮”时理由还是他们要复辟资本主义。虽然我们把“四人帮”宣判为是我们的敌人，而他们作为敌人的属性仍然是资产阶级，他们犯的最大的罪过就是搞了资本主义。所以按照这条路走下去的话，中国仍然要沿着反资本主义的道路走下去。这样的话我们结束“文化大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把“四人帮”抓起来有什么意义呢？中国所谓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和往前走又是怎么回事呢？所以在我们改革开放的初期和起点上，这场思想解放运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四人帮是什么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什么问题，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什么问题？在这方面有个人我特别佩服，但宣传的太少，他就是当年的元帅，后来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叶剑英。他是第一个在党的工作会议上站出来说：“还把‘四人帮’说成是资产阶级是不够的”他明确说：“四人帮是封建法西斯分子。”我觉得这个词特别准。像刚才讲的迫害刘少奇、张志新致死的那种悲惨的案件，如果说是封建法西斯我就觉得特别准确。所以叶剑英在党的工作会议上提出：思想解放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叶剑英在他的讲话里还说：列宁说过，我们不仅要宣传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因为民主主义跟封建法西斯思想，跟“文化大革命”中的全面专政那一套东西完全是针锋相对的，中国现在应该提倡的是民主主义，而不是打倒、反对资本主义。他说我们不但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我们要破除封建主义所造成的迷信，从进步中把我们的思想解放出来。所以思想解放不是把我们从资产阶级思想里解放出来，中国还远远没有达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那时对中国来说还是个很遥远的东西。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7 11:47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7 11:49     标题: 中国三十年各派社会思潮(3)

我对那时候的情况比较了解，因为我当时在北京念研究生，我的导师也参加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还有我们所长邢贲思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辩论中也是冲锋陷阵的，所以当时党内整个情况我也是比较清楚的。除了叶剑英有这种思想以外，还有很多在文革里受过极大冲击的领导人都有深刻的反思，比如文化大革命前的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他也感到这是最大的问题，而且他对这个问题认识得非常深刻。李维汉先找胡耀邦进言，胡耀邦说这件事可能要邓小平才能拿主意，然后他就去跟邓小平促膝谈心，非常诚恳地谈了几个小时。他诚恳地对邓小平说：“我们中国共产党这么多年走了这么多弯路，犯了这么多错误，造成这么大的危害，其思想根源是封建的东西，是法西斯的东西，是跟专制联系在一起的东西，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所以我们思想战线反对的应该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封建法西斯的残余。”邓小平非常同意这个说法，最后形成党的决议和共识。

　　但是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曲曲折折，而改革之初的这个共识未见得就始终贯彻了30年，尤其是现在。其实在30年的前期、中期，甚至后期经常出现的主旋律仍然是反对资产阶级。所以我觉得特别有必要把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全党全国形成的共识重新提出来，这样我们才能看清楚这30年走过的曲折道路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还想要说的一点就是在中国，实际上极左的思想，封建专制的思想，甚至法西斯的残余思想力量是相当大的。我刚才介绍的改革之初的共识，我敢肯定地说，在这30年里完全没有得到始终贯彻，甚至在很多时候主旋律还是反其道而行之的。

　　

80年代：五大“派别”，百家争鸣



　　现在中国思想界、文化界一提到80年代都是用一种无限缅怀的口气来说的。当时的思想文化形势，可称为“文化热”，那时候文化确实特别热。现在读书界在回忆的时候都知道这个情况，那时候好像全民都在看书，刚入校的大学生要排一整夜队到新华书店去买各种各样的经典文学作品。这样说可能是夸张了一点，但当时的思想文化界还真有一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味道。或许这也是人们的一个心理作用吧，因为人们总是喜欢把以前的东西加以美化和缅怀。但是不论怎么说，80年代在思想文化上确实有其美好的一面。

　　80年代期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思想文化的独立探索和发展，而且这种探索和发展在社会形式上有保障。比如当初最大的思想文化活动是怎样进行的呢？它不是以社科院、清华大学或者北京大学为单位，而是完全打破了这种界限，由一群非官方的、意气相投、思想认识一样的一批人结成团体进行的。他们对中国的现代化形成了共识，然后结成了一个团体，用俗话来说就是形成了一个思想文化山头。这群人又跟出版社形成民间的合作关系。因为出版社没有那么多深刻的看法，也没有那么大的学问，而当时一个人要想出本书或发表文章也非常难，那么两者正好结成联盟。所以80年代文化界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这些文化学术团体跟出版社结盟，所谓的策划选题、编辑校对以至出版都是由这些民间文化学术团体自发地代替出版社做了。当时众多影响非常大的学术、文化、思想团体做事情都有自己特色，他们从各自的角度出发，都在为中国未来的现代化规划蓝图。这在当时中国还没形成民间社会的时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般海内外的研究者在回顾80年代文化热的时候，把这些团体分成三个很大的学术文化思想山头，但我自己认为三个是不够的，我认为有五个。我觉得，他们每一派的研究都不只是一些学理上的问题，而是紧扣中国现代化的实际问题，并且给中国现代化提供了思想基础。

　　第一个派别是以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汤一介先生为首的一批人，他们建立了中国文化书院。他们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很重要的，中国要走向现代化，传统文化应该能起到很大的正面作用，所以应该恢复和弘扬传统文化。而自从1949年以来，传统文化长期受到压制与摧残，传统文化被当作封建主义的糟粕而加以排斥。这批人的思想非常丰富，比如里边有李泽厚，有庞朴，最具有刺激性思想的是杜维明。杜维明当时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不应该像西方，像英美那样搞现代化，因为美国英国是有自己的传统文化的，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样不但不会反对现代化，甚至会给现代化提供一些特别独特和特别好的东西。他最强有力的论据就是当初的亚洲四小龙、四小虎，这些国家和地区搞的就不是西方的那种现代化。比如当时日本被认为马上就要取代英国美国成为最了不起和最有前途的国家，而日本的公司文化、制度与美国的就不一样，日本企业是家族制，这种思想就是从中国的儒家文化来的。他总的意思就是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但不妨碍现代化，而且我们如果利用中国传统文化来为我们的现代化提供一些精神和思想的支援的话，我们的现代化就会比已有的现代化好很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点，我们当然更应该这么做，因为中国是儒家文化的主体。所以，第一派我把它叫做中国文化书院派，它是以弘扬与复兴国学为己任的。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7 11:51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7 11:54     标题: 中国三十年各派社会思潮(4)

第二派别是以王元化为首的围绕《新启蒙》杂志的一批思想家，这其间还有当时的《人民日报》的副总编王若水。有一个人没有加入这个团体，但我觉得他应该包含在这个派别里面，他就是周扬。他们思路是这样的，他们觉得不管怎么说，中国毕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占主流的国家，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如何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与精髓？这个极大地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前途与命运，甚至是决定性的。比如文革就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是无产阶级专政，解释成是阶级斗争，毛泽东就要求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毛泽东曾说过，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阶级敌人在哪儿，就在共产党内找。当时虽然我还只是一个学生，但仍觉得荒诞的不得了，但中国的实践确实就是这样。在中国有一个大的背景与前提：那就是孙悟空是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的，这如来佛的手掌心就是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中国遭到浩劫，经历了一场噩梦，就因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理解成阶级斗争和专政的学说，而他们觉得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的学说，是充满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学说。他们也找了很多根据，比如《共产党宣言》里就说到：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一个自由人的公社。共产主义是这样的制度，在其中个人的自由是实现人性自由充分发展的一个前提条件。所以他们认为中国的灾难是因为几十年以来用一种极左的阶级斗争和专政来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如果我们如实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解和解释为提倡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思想，那中国的前途就很美妙了。

　　第三个派别是以《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为主的这一些人。这些人又有另外的特点。现在大家应该能看得出来，就像我刚才介绍的，每派都是志同道合的人结合在一起，他们与别派、别专业不一样，第一派是搞国学的人，比方汤一介、庞朴、杜维明，他们都是研究传统文化的一流的专家。第二批人是中国最优秀的、独立进行思考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是他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人性化的、人道的马克思主义。第三批人是中国科学院的一批研究者，以金观涛、刘青峰为首。当初组建的时候其实包遵信起的作用更大一些。这批人经常接触世界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他们最深刻的感觉就是中国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闭关锁国了三十年，导致中国对外界一无所知。中国的落后首先就表现在与世界上最新的科学技术发展大大脱节与落后，因此中国要搞现代化首先要吸取世界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而且因为他们研究的是思想文化这个层面，并不是说他们要引进一些具体的专利、技术。实际上当时在全球科学技术急速发展的背后，已经出现了一个科学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论了。科学的世界观与科学的方法论有一整套新东西，这套东西是建立在上个世纪科学发展的最新潮流之上的。所以他们认为：应该用这套东西来解释历史，解释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而不要用以前那些陈词滥调，那些老教条来解释。他们想给中国提供的是一个基于最新自然科学成果之上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他们所做的事情对年轻人影响很大。当时他们与四川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每一本都很薄，但内容十分丰富。在中国经历了几十年闭关锁国，人们对外面的世界了解很少的情况下，那代年轻人基本都是靠这套丛书接触到新知识的，比如中国人那时候才第一次知道发展并不是无限与无止境的。这套丛书中有一本书是《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里面就谈到了发展的危害，谈发展引起的能源和资源危机问题。还有一本书是谈人口问题的，这些人类面临的最新问题，当时中国是一无所知的，都是通过他们的介绍，人们才了解到的。

　　第四个派别是“文化中国与世界”，我当时就属于这个文化山头。这派人是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习当代西方哲学的刚毕业的一批研究生。我们这派认识到，前面这三大派别的思想体系并没有覆盖当代人类、当代世界的思想文化的所有版图，在他们之外还有很多非常非常重要的思想，那就是20世纪有极其丰富、极其深刻的人文主义的思潮，中国与这种思想是完全绝缘的。所以这一派思想与前面三派都不一样。我们首先介绍的有萨特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存在主义提供了另外一种人生观与世界观，这是当时的中国所不知道的。我们又介绍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也介绍维特根斯坦，也介绍英美的语言哲学。我们要告诉中国人，实际上从20世纪初，整个西方语言学的研究方向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如果不知道这种语言转向的话，对整个西方就没有把握。所以这个文化山头也是非常重要的，它的特点就是介绍当代，也就是20世纪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7 11:55     标题: 中国三十年各派社会思潮(5)

　最后一派一般人都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没有多做研究，但我个人特别重视它。这个派别以邓小平的大公子邓朴方为领导，他们出了一套丛书，叫《二十世纪文库》。他们专心致志地介绍当代国际上的社会科学。我刚才已经介绍了我所在的这个文化山头，介绍的是什么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主义，伽达默尔，按照中国的分法，这些已经是属于社会科学了，为什么又出来一个社会科学呢？严格说来中国的分法是很粗糙的，如果你在西方的大学里，你就知道，前者叫做人文科学，英文是humanitas，后者叫做社会科学，英文是SocialScience。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社会科学是与社会实际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而人文科学不是。社会科学与经验科学是有关系的，它像自然科学一样研究的是一个对象化的东西，而研究解释学充其量是以人或者人的精神为对象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实际上是处理外部世界的。所以第五个文化山头，也就是《二十世纪文库》研究的主题就是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这些东西。其中的活跃份子，有现在非常著名的邓正来，李盛平这些人。在90年代以后在80年代，我把它排在第五位的社会科学是越来越重要，因为中国出了那么多的社会问题，靠弗洛伊德，靠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人道主义这些争论来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够的。所以在90年代以后中国的显学应该是经济学和法学，而这些属于社会科学。

　　这些就是我对80年代中国社会思想的介绍。如果总结一下的话，可以看出80年代思想的特点是，它研究的是大问题，整个80年代的文化热，实际上是大谈主义的时代。比如那时候就争论马克思主义到底是阶级斗争学说还是人道主义思想，还谈弗洛伊德，存在主义，当然存在主义也是与人结合的非常紧密的思想，那时候很少谈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李大钊与胡适就有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胡适这一派是自由派，他们觉得中国应该研究问题，觉得李大钊这些人老是谈主义，但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而李大钊就批评胡适，说中国最苦难深重的大问题没解决，你去研究这些小问题，就像晏阳初或者是梁漱溟在农村办一个小学什么的，是根本不行的，首先中国社会要有根本的改造。所以，那时就有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我就觉得后来中国思想界又走上这条路是非常有意思的。8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主义的时代，大家争论的问题都是主义，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人道主义到底成不成立？中国所有的左派都在围攻这个，说人道主义一定就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另一边一定要说人道主义是好的，因为它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到了90年代谈主义的人就很少了，因为主义解决不了吃饭问题，一个农民工谈主义是不成的，一个下岗工人谈主义也不行。所以那阵就只谈问题了。

　　我现在总结一下，80年代是一个谈主义的年代，但是那时候谈主义我觉得是非常自然和正确的。因为当时中国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里走出来，有很多基本的大是大非的问题没有解答，人到底成不成其为人？人有没有个人天生的自然的权利？这些问题确实是终极关怀与个人安身立命的大问题，确实都是一些主义问题。人能不能为自己？那时候就讨论的很多。所以在80年代谈主义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现象。

　　

关于90年代出现的社会和思想转型



　　基本上以1989年发生的政治风波为分界线，之后中国的整个发展状况，社会状况，以及反映社会状况的思想文化都发生了完全的改变，所以90年代中国人考虑问题与做事情的方式与80年代完全不一样了，而且这种社会转型和思想转型一直延续到现在。

　　首先一个转型是，80年代发生了那场震惊中外的事件以后，中国的改革面临着到底还要不要改革的非常现实的危机与危险。那个事件之后出现的问题就是，在政治上是反和平演变，在文化上是反全盘西化。当时在党内，在高层，在社会中，80年代本来已被压制下去的反对改革开放的所有的思想、所有的社会力量一下子就都活跃起来，好像觉得经过这场政治风波证明他们是对的，中国搞的现代化改革开放是错的。所以他们就要问了，改革开放是姓“社”还是姓“资”？搞改革开放是不是又搞资本主义复辟？而且说以前的很多东西是不能否定的，也想来一次拨乱反正。所以向前走还是向后退？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实际上，当时的很多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已经开始走“回头路”了，这是非常明显的。全世界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前途都感到非常担忧，像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也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不仅停滞了，而且明显的是在往回走，往回走的势头还非常强，那时我们每天就是学习反和平演变。

　　但突然之间，让中国人和全世界都意料不到的是，邓小平突然搞了一个南巡，让全世界都非常震惊。他在南方就说改革开放好，这就把反对改革开放，把改革开放回头走的路给强行扼止住了。当时我对此体会很深，因为之前，我们都是整天忧心忡忡的，每天都是在学什么反和平演变，学得脑袋疼，一下子整个事情就变了，而且改革开放的势头比原先还要猛得多，这是很多人都没有料到的。而且邓小平当时就说：“谁不搞改革开放谁下台”，已经把话说到这地步了，那种严厉性没有政治经验的人可能很难体会。而这话是针对哪个级别的人说的？大家可以想象。当时杨尚昆的弟弟杨白冰是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秘书长，他也配合邓小平把话说明了，说中国解放军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大家可以想象当时的政治形势紧张到了什么程度。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7 11:56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7 11:56     标题: 中国三十年各派社会思潮(6)

　邓小平南巡之后，改革开放就以一种不可逆转的势头往前发展，但是问题又出来了，那就是80年代改革开放所有的理想光辉都没有了，天生所具有的合理性、合法性和正面性全部都没有了，因为改革开放造成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尤其明显的是贫富悬殊，有人大发不义之财，社会不公正的问题马上就出现了。所以我们要分析这种不可逆转的改革潮流是怎么形成的？当然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从2006年以来，大家也都在谈这件事，我自己也有我独特的解释，我认为80年代的改革，从胡耀邦、赵紫阳一直到知识分子，他们基本是怀着理想主义的想法，就是为中国好，为民族好，为老百姓好，但是那些守旧的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惯性逻辑，他们觉得改革开放就是资本主义，他们习惯于搞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坚持党的领导这一套。所以这一种思想上的斗争是很严重的，而当时的形势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从邓小平一直到胡耀邦到老百姓都是希望改革，真正对改革形成阻力的是中间的一些干部，他们觉得改革会触动他们的利益，而且他们习惯的道路、习惯的政策、习惯的行事方式都会发生改变，他们认为变动会给他们造成威胁与损害。所以当时事情非常明显，最高与最低的人都是拥护改革开放的，但是中间这些掌权的干部，现在称为公务员的人不喜欢改革，但是后来之所以改革会变成一个不可逆转的滚滚洪流，是因为邓小平南巡以后启动的改革终于使这一部分对改革持怀疑、观望甚至是抵制态度的人发现他们以前对改革的理解是个错误，正在进行的改革的根本方针是要放权让利，而中国的改革不像俄罗斯搞的休克疗法，中国的改革从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会是一个漫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实际上实行的是双轨制。双轨制给掌握权力的人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使他们手中的权力能与金钱进行兑换。而这个转轨过程不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这个过程一直到现在还远远没有结束，这使权力与金钱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复杂，而且对中间掌握权力的人非常有利。那些掌权的人终于发现，他们处于“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位置。所以我觉得90年代重新启动的改革开放，之所以会一下子变成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是因为利益驱动。说的不好听点，人性都是有恶的一面，利益的驱动一定会比理想主义的驱动力要大得多。所以80年代的改革会有那么多反复，有那么多斗争，而90年代的改革开放形成不可逆转的洪流，就因为曾经反对、观望和怀疑改革开放的人成了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集团。然而90年代改革开放固然是不可阻挡了，但由于这轮改革开放的根本驱动力是利益，所以改革开放的道义力量，道德上的光环全部没有了，民意的合法基础也受到了极大的危害，它的民意基础全部丧失了。

　　在80年代支持改革开放的知识阶层的看法是一致的，都是支持改革开放，他们的对立面就是保守派。那时候最有意思的说法是，要问一个高级干部或者一个知识分子，首先问的是他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大家都知道于光远是改革派，邓力群是保守派，大家都这么看的。到了90年代再问谁是改革派，谁是保守派就没有一点意义了，也许有一个天天高举改革旗号、天天高喊改革开放的人，其实他就是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他所呼吁出台的政策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所以90年代与80年代相比，那种根本性的社会思想立场的区分，改革派还是保守派这个区分，实际上是没有意义了。同时80年代争论的最大的问题即要不要改革开放，在90年代也没有意义了。因为要改革开放的人可能是为全民族谋利益的人，也可能是为特殊利益集团谋利益的人。所以90年代有意义的问题是从要不要改革已经明确变成了要什么样的改革，它的实质意思就是说改革的代价是由全民公平分摊，还是由一部分弱势群体来分摊？

　这种变化在文化上反映在那些方面？首先由于社会不公正，贫富悬殊这些问题非常严重，由于贪污腐败的治理也不是非常有成效，所以90年代与80年代相比社会问题成堆，而思想文化要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起作用，需要的知识是法学的知识，经济学的知识，社会学的知识，这就是前面说的第五个山头研究的内容。所以把90年代跟80年代做一个对比的话，就是问题取代了主义，社会科学取代了人文科学，关于制度安排的问题取代了人的终极关怀的问题。这个转向是非常明显的，我身临其中就是这么经历过来的。如果要做一个对比的话，最好的对比是这样，如果说80年代我们要找一个象征性的人，他应该是李泽厚。那时李泽厚非常自豪地说，80年代的大学生没有一个不是受他的影响成长的，当然这么说是夸张了一点，但我觉得这个说法基本上是对的。

80年代文化热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美学热，几乎每个大学生都是美学家，或者说是美学爱好者，大学生对宗白华的《美学散步》和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简直是津津乐道。因为大家关心的都是一些比较形而上的，比较虚无缥缈的东西，都是审美情趣，怎么做人，终极关怀这些东西。90年代思想界的代表人物我觉得有两个人，一个是何清涟，一个是孙立平。何清涟写的书是《现代化的陷阱》，跟她比较接近的是秦晖，他们以90年代揭露中国社会不公正，揭露国有资产在重组中间发生的大量流失这一类问题著称的。孙立平是专门研究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与中国社会的阶层冲突的，他有两本有代表性的书，一本叫做《当代中国社会分层》。自从1949年以来，我们的社会一直被描写成高度公正、平等的社会，但是90年代中国已经有了社会分层，有社会不同的利益，不同的矛盾，甚至有社会阶层的冲突，而且这种分层已经严重恶化。孙立平的另外一本书是《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里面说中国社会已经从一个以前表面上的和谐大家庭断裂成不同的社会阶层，人们处在不同的经济与社会地位上，他们的感受与诉求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把李泽厚与孙立平、何清琏的思想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到90年代与80年代的思想是完全不一样的。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7 12:03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7 12:05     标题: 中国三十年各派社会思潮(7)

那么到了90年代，我刚才谈的那五大学术文化山头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当然89年那场巨大的社会风波已经把这些文人学者的山头在同一瞬间就给摧毁了。但是这种种思潮它们的命运是怎么样呢？我来一个一个分析。

　　首先看中国文化书院，他们研究的国学后来得到了很大发展。我觉得89之后的形势对于国学的发展客观上起了非常好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反和平演变在思想上就是反全盘西化，整个思想学术界除了传统文化以外，别的的东西都给摧毁得一干二净了。当时认为西学就是配合和平演变的，谈西学肯定不行，但整个文化也不可能完全是真空，89之后由于政治力量彻底批判和平演变和全盘西化，于是使得国学在90年代得到了一个意外的发展机会。

　　关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和解释问题。在80年代，改革开放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争论得很厉害，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人道主义的思想还是阶级斗争也在争论。90年代这种争论实际上就完全停了，因为邓小平说了：不争论。这个说法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实现，因为上万言书的人特别多。其实那些残渣余孽我觉得力量挺大的，但总的来说让邓小平压住了。这种情况直到什么时候结束呢？直到07年谢涛先生提倡民主社会主义以后，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到底是科学社会主义这套东西呢？还是谢涛先生的更加人性化的、某种程度上比中国的传统更多的承认民主自由的东西？到底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东西？这也在争论。虽然我非常欣赏谢涛先生的立场和道德勇气，但是到底该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我觉得确实在学术上可以争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与精髓是专政理论跟阶级斗争学说呢？还是提倡民主自由？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是可以争论的。

　　而科学世界观这方面，“走向未来”这个山头我觉得也非常之萎缩，因为他们这派的头目也流落到海外去了。当时这派人出了一个电视系列片叫《河殇》，因此在政治上被批评得很厉害。因为当时《河殇》在中国的影响非常之大，后来赵紫阳把它送给李光耀，因而又带上了一些政治色彩。他们这派是搞自然科学的，本来问题应该不是那么大，但是由于他们的代表人物搞了《河殇》，赵紫阳拿去送给李光耀，这就跟政治牵扯在一起了，所以这一派也给打得完全没有了。另外他们提倡科学世界观和科学方法论，他们构造的东西是宏大的叙事，他们希望给中国人提供一些用当代最新的科学成果和方法论指导下形成的对历史的解释。所以，他们最有影响的东西就是世界观和历史观，而从80年代到90年代，社会思想发生了转变，大家由于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对于宏大叙事不感兴趣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体会，现在年轻人，你跟他谈那些大的东西他是非常没有兴趣的，而第三个山头，也就是谈科学世界观的这些人，他们宏大叙事的特点非常明显，所以我觉得这一派后来的影响就非常小。

　　第四个山头，也就是我所在的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我觉得受批判全盘西化的影响，这派在90年代之后也不怎么样，也是比较萧条。但这一块由于离政治比较远，现在说说反正也行，跟90年代不太一样。

　　最要提到的就是第五派，社会科学思潮，我觉得这一派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因为中国社会问题成堆，问题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需要专业知识来解决，所以，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是当今非常吃香的显学。

　　

90年代：社会文化思想呈现三大特征



　　与80年代相比，我觉得90年代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后现代主义一度代替了对现代化的追求，它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界最喧嚣一时、最时髦的主流。后现代主义传到中国来应该是1986年，当时西方有个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主义者叫弗里德里克·詹姆逊，他在北京大学做了一次讲演。但是他那次讲演基本没有影响，因为80年代整个中国的气氛是我们要走向现代化，我们要建设现代化，我们对现代性是肯定的；80年代还有一个特点是，我们要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我们应该提倡的是科学、民主、理性、启蒙。所以86年他到中国宣传的那一套跟当时的气氛不一致，所以没造成什么影响。90年代情况相反，因为89年以后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文化上，都对80年代有一个彻底的否定。所以90年代最流行的思潮就是后现代主义。当时北京有三个“后主”，北京大学的“张后主”张颐武，现在北京电视台，特别活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陈后主”陈晓明；北京师范大学的“王后主”王一川，他们两人都是中文系的教授。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的趋向基本持批评的态度，它的整个价值取向和思想文化取向都有非常大的变化，对现代性的东西都认为是应该受到批判的。后现代思潮当时影响非常大，我到各地去开会时就发现大家都在谈后现代，好像谁不懂后现代，谁就连说话的权力都没有。一批评什么都用后现代的词句，比如说我念一篇小说，他说这是解构一个文本；你讲大道理，他说那是宏大叙事。当初我可能是中国第一个出来反对这种后现代思潮的，因为我觉得中国对现代性的追求是没有过失的，而现代性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民主、科学、自由、理性、启蒙，但后现代连这些都要进行消解，它最后还要对意义进行消解，这种意义包括我们伦理学上的生活的意义的追求，包括语言的意义。他们就跟你胡搅蛮缠，因为他觉得你说话是按照固有的意义在说，他把你的意义消解了之后，再附加上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意义，我觉得这样连话都说不清楚了，所以我当初就提出来，后现代主义针对的是西方社会过分发达的理性，科学讲究的太多了，遵守规则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要把这些东西打破。但我觉得中国现在最缺乏规则，我们还处在要建立规则而没有规则的时候，现在中国消解意义怎么可能呢？我当时的最有力的论据是，当西方最有名的后现代主义大师知道他们的著作被翻译到中国而且被很多人信奉的时候，他们表现出来的忧虑，比表现出来的喜悦要多的多，因为他们有社会责任感。比如《走向后现代》一书的编者佛克马在该书中文版序言中写道：“后现代文学是不能模仿的，它属于特殊的、复杂的传统，西方文化主流的奢侈生活条件是后现代想象的实验基础，它对于还在追求温饱的地区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觉得他写得特别好，我觉得在中国推行后现代思潮，就相当于西北特别落后的边疆地区的一个农民，吃饭都吃不饱，有一天他跑到北京、上海，看到那些白领都在减肥，谁不减肥谁就跟不上潮流，然后他回到家乡去对周围的人说你们现在要减肥，你们现在是营养过剩。我觉得这个比喻特别能说明问题。幸好这个思潮现在并不是特别流行。所以，90年代社会文化思想的最大转变就是提倡后现代而反对现代化。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7 12:09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7 12:09     标题: 中国三十年各派社会思潮(8)

90年代社会思潮的第二个特征，是激进主义的思潮受到了极大的批评，最重要的批评者是80年代思想文化界最著名的领袖人物李泽厚和刘再复。刘再复89之后流亡海外了，现在又可以在国内发表东西了，最近他又写了几本书，也写得很好。80年代的时候他是社科院文学所的所长，影响也很大。他们写了一本书叫做《告别革命》，一般地中国的传统思想认为，革命的激进的东西是好的，保守的东西是坏的。在中国长期的传统里面，谁坏就说谁是保守份子，有些人曾经很好，后来变坏了就说他曾经是激进的革命的，后来变成一个保守份子。我们的教科书，我们的宣传主张的都是激进的东西。后来有人反思，认为从思想文化层面上分析的话，中国的事坏就坏在革命思想太多。他们认为，本来中国可以走一条很缓慢的道路，很多历史学家跟一些人回顾中国的道路的时候，觉得中国最好的道路是君主立宪，如果当初光绪皇帝实现了君主立宪那是最理想的，那样社会就不会有动乱，一步一步一点一点地建设积累，这样我们的法治发展了，经济也搞好了。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不过瘾，实行急速的变法，激化了跟慈禧太后等保守派的矛盾，结果搞不下去了。后来康、梁这些思想又被说成保守的，孙中山的革命一下就走的非常之远，再后来对孙中山这套又不满意了，于是又有了共产革命。所以他们认为人类的历史经验证明了，像英国的光荣革命这种保存旧体制，在原有体制思想文化内部一点一点生长新东西是最好的，而我们传统长期的教育就是彻底打碎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完全的新世界。他们觉得这种思潮，这种革命的传统思想跟激进的思潮实际上是不对的，所以中国要做很深刻的反思。我不属于这个思潮的人，而李泽厚、王元化当时就在进行反思，他们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都是持反对态度，他们觉得中国现在的改革开放还不是李鸿章那套吗？无非是引进外资、兴办实业这些东西，但在这中间我们浪费了多少时间啊？中间折腾我们的东西全是激进的东西，这些东西以后全部不要。这种思潮我觉得是80年代到90年代非常重要的第二个思潮。

　　90年代第三个特征是人文精神的大讨论，这也是很重要的事情。人文精神大讨论的来龙去脉很多人没搞清楚，它实际上是从1994年开始的，89之后中国整个思想文化、文学艺术是一片萧条，后来邓小平南巡以后，大家逐渐可以说一点话了，各种学术会议开始恢复了，这些文化人也开始进行交流了，大家感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整个文学艺术的萧条。上海的知识界对时局是比较敏感的，他们跟《读书》杂志合作搞了一次人文精神大讨论，一共出了大概有六期，这种讨论一直到最近还在进行着。当初上海的学者一开始提出的问题是，他们觉得现在中国的人文精神没有了，文学艺术没什么值得一谈的东西。他们就问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当时认为是中国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政治运动不断，政治上的压制以及对知识分子歧视、奴化教育使得人的精神萎缩了，知识分子根本就不能说话，一出作品就受到批判。所以他们最开始谈到中国人文精神萎缩的原因时，认为是文化大革命中跟文化大革命前的政治运动的摧残对知识分子造成的心灵创伤。他们说，人都不是一个扬眉吐气、顶天立地的人，又怎么可能写出好的歌颂人的作品呢？但后来的说法又给人另外一种印象，后来又说中国人文精神之所以会失落，中国的文学艺术之所以会凋敝，是因为邓小平南巡以后市场经济发展带来了拜金主义，低俗的大众文化出现了，人文精神的失落是因为金钱压倒了艺术，所以马上开始声讨拜金主义。当时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有一整套现成的非常深刻的理论分析市场经济跟资本主义制度下大众文化跟低俗文化是怎么泛滥的，那种高雅的艺术和文化是如何没落的？所以中国讨论人文精神时，就把这些思想拿过来，但王蒙先生首先出来说：你们说中国因为搞了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政策，所以人文精神没有了，金钱压倒了思想艺术，这话的言下之意，就是我们曾经有过一个非常好的人文精神，请问是哪一个时代？是57年反右的时候，还是文化大革命全面专政的时候？你们的意思是不是中国的人文精神，曾经有过一个如日中天的时代，这才会形成一个失落？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完全站在王蒙这一边的。后来，两边的争论就变成市场经济对中国的文学艺术到底是起了摧残作用还是别的什么作用，其实这个问题从卢梭时代以来就一直是一个经常争论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一个非常深刻和重要的问题。

　　关于所谓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

　　我觉得他们之间的争论应该是中国这30年间最重要的争论之一。

　　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后期，争论的背景是90年代上半期，邓小平南巡以后，市场经济得到了急速的发展，改革开放也从倍受争论变成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但问题马上就出现了，这些问题大概可以概括为两条。第一条就是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第二条就是社会不公，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这些我觉得是基本事实，没有任何人能否定。那么争论最厉害的是什么呢？是产生贪污腐败、社会不公，贫富悬殊的原因。问题大家都看到了，但产生问题的根源在哪？两派有不同的争论。所以我觉得自由主义跟新左派的争论之所以重要首先就在这一点。新左派认为问题根源出在中国搞了市场经济，因此他们批判的矛头指向市场经济。而另一派的回答则不是，他们觉得中国历来就存在着这个问题：那就是权力高度垄断和不受监督、不受制衡。实际上，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是非常不成熟、不规范的市场经济，几乎每一个方面都是受到权力的干扰与控制，正是由于权力在市场经济中间所起的超强作用，才产生了大量的腐败和社会不公等问题。所以两派最针锋相对的首先就在这个问题上，一派说出现这些问题应该由市场经济负责，所以他们大量地批评市场经济，大量地说市场经济不好的一方面；而另外一派说是市场经济受到了扭曲，需要的是一个规范的市场经济，中国还应该深化改革，而且更重要的是应该有法制，中国光有市场经济绝对是不行的，一定要用法律、法制来规范市场经济，这样中国腐败问题、社会不公等问题才可以解决。这是一方面的争论。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7 12:13     标题: 中国三十年各派社会思潮(8)

　第二方面的争论发生在90年代中后期，那时候中国还没加入WTO，争论的是中国对全球化的浪潮到底应该怎么看？对全球化是持正面的评价、欢迎的态度、积极参与的态度呢，还是持批评和拒斥的态度？具体来说就是中国应不应该加入WTO。新左派有个最明确的回答说：全球化浪潮会给中国带来灾害，如果中国迎接全球化？就会把自己变成西方发达国家的殖民地。其中有个说最明显的，是一个叫陈燕谷的，他的文章发表在《读书》杂志上，他也是我们社科院文学所的。他把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通过加入WTO组织，通过国际合作方式来走现代化道路明确称之为自杀式的道路。他说，为什么西方愿意输出技术，愿意跟第三世界进行合作？因为他们工业是高度发达，但他们继续在本国发展经济已经不可能了，因为会造成污染；实际上资本的出口，就是环境污染的出口，在这种情况下引进外资、发展经济实际上是一种自杀性发展。所以他提出的方案是先革命后发展。他说：现在明摆着世界呈现的是不平等的经济与贸易体制，世界经贸规则是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制订的，他们掌握了主导权，掌握了霸权。中国参加这个不公平的体系，就是把污染引进中国来，这岂不是一种自杀性的发展？

　　而自由派认为：不论你喜欢不喜欢，不论它有多少弊病，全球化都是个不可抗拒的潮流，你想卷入也罢，不想卷入也罢，最终都会被卷进去。这样的话，与其被动地不情愿地进去，用抗拒的姿态进去，那还不如以积极的态度进去，因为只有参与进去以后你才能去改造这个制度。实际上WTO的规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虽然它的经济合作体制是西方建立的，但经过乌拉圭回合、东京回合的谈判，在这框架之内发展中国家也还是有争取自己权益的余地的。最明显的事例是，当代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都是在参与了WTO之后发展起来的。我也参加了这次争论，我觉得中国最痛苦的教训就是文化大革命，文革时就讲要有个世界革命，所以我对“先革命后发展”这种说法非常反感，这种要先把不平等的制度打碎，并建立一个合理的制度之后，再参加进去，再去发展中国经济，我觉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这种争论最根本的问题是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对中国的国情判断的争论。新左派的判断是中国社会已经是市场经济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中国的社会问题就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问题，要对这些问题进行诊断，必须把它放到全球资本主义的框架内来诊断。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中国的问题跟美国的问题是一样的，都是资本主义的问题。而自由主义这一派坚决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中国的问题有中国自己的特殊性，特别是中国的问题主要还是权力的垄断和权力不受制约引起的，也就说中国的问题还是斯大林主义残余的问题。所以两派诊断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按照新左派第一个说法，中国贪污腐败泛滥的主要原因和主要出现的问题就是国际贸易与跨国资本。我相信跨国资本肯定也有问题，但我认为中国贪污腐败主要不是由别人引起的，新左派说法我觉得实际上是转移矛头。我从来没看到哪一个经济腐败案件的背后没有权力在起支配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我引证一句说的最好的话，前湖南省纪委书记2007年在《南方周末》发表过一篇非常长的文章，他是中国高级官员里，而且处在这种敏感部门里唯一敢出来说真话的人。他讲了自己很辛酸的经历，他说自己搞了十多年反腐败工作，实际上很多时候是失败的，得出的经验教训是自己实际上是在跟旧体制作斗争，所以中国反腐败的出路应该是建立一个规范的市场化的经济。我觉得最了解实际情况的人说的话，远比一些读书人在那里瞎争论的分量要重的多。我的判断是跟这个人相同的，而且我自己比较自信，我的判断没有错。

　　还有争论就是涉及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和80年代的文化热，争论的两派分歧也非常大。新左派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80年代的“文化热”表明了，中国所谓新派的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在心灵上已被殖民化了。新左派和后现代主义者他们在这方面认识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陈独秀、李大钊高举的德先生、赛先生的旗帜，倡导民主、自由、人权理性启蒙这些都是资产阶级话语。而中国的鲁迅、李大钊、胡适这些人，实际上是不自觉地对西方的话语自甘屈服、顶礼膜拜，他们只是把西方的话语横向移植到中国来，而且这种思潮一直延续到80年代。新左派觉得我们到现在还要提倡这些思想，实际上是证明了中国知识分子心灵早已被殖民化或者半殖民化了，中国社会不应该用这些价值观，这些思想实践是不应该继承的，我们应该明确认识，这是资产阶级的话语霸权的表现；而自由主义这一派则明确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目标没有达到。在这点上他们认同李泽厚的观点，认为“五四”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在中国搞启蒙运动，要提倡理性和科学民主，但中国很不幸，内外交困太多，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那李泽厚有个著名的观点叫做“救亡压倒启蒙”，他说我们正在思想上搞启蒙运动的时候，正在把以前那套“三从四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封建礼教变成对科学民主自由的追求时候，正要对中国人进行启蒙、改变国民性的时候，却陷入了战争，而战争一来，思想就变成一个军队、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这套东西了，要聚集国家的力量，那些科学民主自由就要靠边了，因为在民族存亡之际，必须要有另外一种更有效率的方法。此后民族存亡局势和越来越激烈的现实斗争，截断了启蒙的进程，使得“五四”思想启蒙运动半途而废，所以中国的启蒙事业是个未完成的事业，现在提倡科学民主理性仍然是有必要的，而且只有实现了这些价值，中国的现代化才能够完成。而另一派就认为这是西方的话语霸权，你们这些人就是被殖民化了。所以有一个新左派写文章明确提出，鲁迅、李大钊、胡适他们的心灵和思想已经殖民化或半殖民化了，批判他们没有自己的东西，他们就是屈从在西方的话语霸权之下。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7 12:15     标题: 中国三十年各派社会思潮(9)

还有一个很激烈的争论是如何看待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自由主义认为提倡阶级斗争、专政理论这些极左东西给中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比方大跃进、人民公社导致的大饥荒饿死三千多万人。文化大革命使法治荡然无存，使中国一亿多人被牵连到冤假错案里去，从国家主席到普通老百姓被迫害致死的不计其数。这些左的思想给中国造成了极大的灾害。所以，他们主张否定这些东西，批判这些东西，而且他们认为现在批判得还远远不够。

　　而新左派则认为毛泽东的很多实践虽然失败了，但是他的理想是美好的，在他的思想中包含了非常多的合理因素。所以他们认为对方轻率地抛弃了宝贵的社会主义遗产，他们觉得现在应该是恢复这些遗产价值的时候了。这里面最重要的代表是崔之元，他发表这种言论的时候是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当教师，现在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他提的最多的是现在改革开放搞的那么好，那就是毛泽东时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奠定的基础，没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根本不可能搞这么好。这其实也是中国老左派的一个理论。他们甚至有个观点说：宣传各种改革开放的成就是别有用心的，因为说当前改革开放好，实际上是说的是以前共产党的领导不好。在他们心目中共产党领导就是毛泽东左的那套。1996年崔之元在香港《明报月刊》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就是《要认真吸取文化大革命的合理因素》，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文化大革命七八年要再来一次。在我们这些人心中这句话是非常令人心惊胆战的东西，文化大革命真要七八年再来一次，按照毛泽东当年那个说法，无产阶级又要抡起铁扫帚，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就是说要把大学中学的校长教师全给抓起来批斗。所以“文化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这句话对中国知识分子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提到这句话就使他们想起那时候个人所受到的凌辱和摧残。但对新左派来说，他们认为毛泽东是要实现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理想，这个理想虽然失败了，但其中还应该是有合理因素的，所以“文化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应该在中国形成一个制度。当今两派思想的差别就有这么大。

　　大家从我介绍中可以看出来，中国社会有很多问题，尤其是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正的问题，这两派的观察和他们的判断以及他们开出的药方是尖锐对立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十分重要，不但在国内重要，在海外也非常重要。我记得1999年，2001年，我在牛津大学的时候，那里开了两个国际学术会议，讨论的题目都是自由主义跟新左派之争。

　　我补充讲一点，为什么这次争论叫做自由主义跟新左派之争呢？至少新左派这方面不愿意承认这点，他们说：你给我们贴了标签，扣了帽子。我觉得严格来说，简单化和标签化确实是有问题的，因为自由主义跟新左派这类的词都是从西方来的，但在西方不同的国家，它们的涵义是不一样的，比如在美国提到自由主义跟在欧洲提到自由主义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引来到中国后，可能概念又会发生变化。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当我们谈这些问题的时候，谨慎小心是必要的。如果有些问题与此无关，我最提倡的就是就事论事，不要给别人贴标签，说你是自由派或自由化分子，或者你是新左派，你就是跟左的东西一样的。如果有这些联想，就会非常糟糕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前面所提到的说法大致上是能够成立的。因为首先一点，新左派和自由派用来观察、判断中国问题的依据都是来自西方，他们的理论资源和思想资源都是这样的。比如看新左派的文章，他们引证的东西都是萨伊德，乔姆斯基，多斯桑托斯，还有福兰克这些人，就是说他们所有的理论都是引证西方当代新左派；而自由主义同样也是这样，比如自由主义提倡规范的市场经济，就要讲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写过《国富论》主张用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现在觉得光提市场经济不对，亚当·斯密也写过一本《道德情操论》，提出要用法治的道德的观点来规范市场经济。自由派也引证孟德斯鸠，因为孟德斯鸠最讲究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离。也引证洛克的东西，觉得个人权利和个人财产是必须受到保护的。所以两派的分野很明显。新左派的文章也发表在西方的杂志上，英国有个杂志名字就叫做《新左派评论》，像王辉很多的谈话与文章都发表在这本杂志上。所以这种联系与分野，从思想渊源上看是很清楚的，从基本立场上看也很清楚，比如自由派就主张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建设现代化的一个出路，主张权力的制约与分离；而新左派主要偏重谈市场经济的弊病和不好的方面，他们在谈到中国问题的时候更强调的是国家干预而不是用看不见的手来调节。我认为新左派跟自由主义的分野是成立的，但我们随时要记住标签化与简单化是有问题的。关于标签的问题我觉得至今还在争论，很多人说自由主义跟新左派是幻想出来的，是为了把对方说成是什么而贴的标签。我不这么认为，而且我觉得从理论上来看，只要中国社会弊病存在，就会有争论。

　　中国现在的贪污腐败和社会不公到底是什么问题引起的？要克服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走？我们究竟是完善市场经济，还是批判市场经济？现在自由主义跟新左派已经争论了十多年了，我觉得未来他们还会继续争论下去，因为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些问题。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7 12:17     标题: 中国三十年各派社会思潮(10)

关于传统文化与民族主义

　　9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自由主义跟新左派的争论是中国思想界最主要的问题，但从最近的事态来看，有关传统文化与民族主义出现了一些新的争论，这是个更重要的问题。我觉得，传统文化跟民族主义影响面会更大一些，从古今中外的历史中能看出来，从我们现在的情况也能看出来。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最近法国不是要拍卖中国圆明园的宝物吗，那两个兽首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看它？其中就夹杂了大量民族主义的东西在里边，最近几年国学的兴起和提倡读经的说法，从于丹、易中天的红火来看，我倒觉得现在传统文化和民族主义的复兴势头比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

　　民族主义的兴起是个非常有趣的事，其实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中国在意识形态里边是没有民族主义的地位的。被西方列强侵略以后，中国民族主义有过一轮高潮，后来八国联军入侵之后，也出现过民族主义的高潮，但那时候民族主义也有些很糟糕的东西，比如义和团运动。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又一次高涨，这是非常正常、正面的东西，但是49年之后，民族主义变得非常暧昧和尴尬，当时中国的思潮是很清楚的，正面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负面的是封资修。那么民族主义呢？民族主义没有任何的地位，从来没有人说民族主义好还是不好，是提倡还是不提倡？对青少年的教育是用民族主义还是不用民族主义？可以看出来，民族主义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地位。

　　但是自从89年之后，民族主义就被人主动提出来了，最早提出来的应该是何新吧，当初他的思路很明确，在《人民日报》写的文章很清楚。他说：89年中国出了这么大的一个事件，紧接着又出现了苏联东欧的剧变，这充分说明了中国现在的年轻人中间有一个信仰的真空，这个信仰的真空证明了我们以前政治课所教的干巴巴的马列主义教条是行不通的。那种东西，你不能打动人，不能让人真信，所以一有风吹草动，一遇到问题，那套说教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所以他就给中央出了一个主意，就是在维系这种信仰、在维系人们意识形态的时候，应该把民族主义利用起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中提出：要弘扬中国民族主义精神和弘扬中国文化传统，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我们教育和宣传的核心内容，要着重向全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广大干部灌输这种以民族利益为崇高本体的意识形态。这样才能弥补当时出现的信仰真空和意识形态真空。这就说得非常清楚了，就是说以前那套灌输给老百姓的说法不那么让人信服了，所以你看中国就会出问题！但中国又需要个大一统的东西，如果那套东西不够的话就用民族主义来补充。这是一个说法，另外一个说法更好，那个人叫萧功秦，他写的文章的题目就是《民族主义与中国转型时期的意识形态》。萧功秦是个著名的人物，在80年代就很著名，提倡新权威主义，那时候有个说法叫“南萧北吴”，吴就是吴稼祥。这篇文章说的是，中国处在转型时期，我们的意识形态一定要有民族主义。他是这么论证的，他说我们的社会制度和政权的合法性有两大要素，第一大要素是马列主义，这是不能动摇的，因为我们代表马列主义，所以我们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所以我们的政权是合法的；第二点合法性就是我们有政绩，我们建设四个现代化，带领人民建设，GDP增加了，取得成就了，因此我们是合法的。基于这两点，你们不能反对这个政权，也不能反对这个制度。但是这还不够，因为马列主义毕竟是一些干巴巴的东西，GDP数字也不能打动人心，现在要维系人心，让人们思想上信一个东西，应该充分利用民族主义这一重要的资源，利用我们的传统文化，这样当然就会增加政权的合法性。所以萧功秦的说法，我觉得比何新的说法更清楚。

　　90年代，民族主义急剧膨胀，我觉得负面的影响居多。我只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1996年出了本书叫《中国可以说不》，那是一本特别狂热的、非理性的鼓吹民族主义的东西。我觉得这本书偷换了一个概念，它把民族主义等同于与爱国，把爱国就简单地等同于反美。提出我们绝不参加世贸组织，绝不要美国的最惠国待遇等等这些言论。书中的论点是美国人不但是邪恶的，而且是愚蠢的。这本书里提到，美国人为什么是愚蠢的？因为美国的大学生对美国自己本身的历史文化的了解还不如中国的中学生对美国的历史文化的了解。它说美国未来的执政队伍，也就是现在的美国的大、中学生，从他们在吸毒问题、性爱问题、玩电子游戏机问题上的态度，就能看出美国未来执政队伍怎么样，他们这一代年轻人是堕落的一代。因此说他们既是愚蠢的，也是堕落的。然后紧接着又出了一本书叫《现代化阴影之下的中国》，写这本书的人的观点跟写《中国可以说不》一模一样，他从另一个角度来谈问题，他批评的已经不是一部分自由派的知识分子，甚至间接批评了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它说中国现在的整个政策是：忘记了在国际上是讲究实力的。我们中国人只是想在国际上做一个负责任的、守规矩的国家，但美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只讲实力，越守规矩，它越看不起你。因此中国要在国际上争取平等的地位，就不能当守规矩的好孩子，我们就是要敢于做坏事，越做坏事，别人越怕你，而现在中国唯一的问题是：我们已经失去了在国际社会上调皮捣蛋的阳刚之气，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唤回和恢复这种阳刚之气。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7 12:19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7 12:20     标题: 中国三十年各派社会思潮(11)

在谈到民族主义的时候，著名学者孙立平也发表了一些很持平的言论，对90年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特别是比较狂热和非理性的民族主义为什么会这么厉害，为什么90年代的情况与80年代不一样？对这些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他说因为80年代西方对中国来说，还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当时想到西方的时候，只想到它比较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或者是经济建设的成就。他认为90年代以后，中国由于在建设现代化方面做得越来越具体，跟西方接触越来越多，而且90年代中国真正卷入到全球化，西方已经不是一个遥远的理想化的目标。西方与中国之间大量地发生贸易关系，所以经济利益摩擦就会出现，实际上这种摩擦在西方国家之间也会有，相关国家都会拼命捍卫自己的民族利益，但不会把它上升到那么高的高度。那时候90年代一旦与西方发生什么问题，全国人民脑袋里想的，包括报纸上说的，就是美帝亡我之心不死。他说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以前我们把西方想的那么好，现在西方天天跟中国做生意了，当然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孙立平提出：我们进入全球化以后，与西方打交道时应该有一个平和的心态，既不应该美化它，也不应该丑化它，西方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我觉得这个看法比较好。

　　另外还有个叫王中江，他说：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在中国遭遇到民族危机的时候，外敌要侵略我们的时候，它能起到提高凝聚力的作用，抗击外敌的入侵。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特别容易发生像义和团那种排外主义的东西。而且民族主义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能激发我们的爱国情绪，但民族主义又非常容易把爱国主义情绪引向另外一个方向，把爱国等同于爱执政党。他说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还有就是把传统文化政治化的问题。因为要爱国，因此要爱传统文化，甚而把传统文化里的那些糟粕、落后的东西也说成是国宝了！其实爱国是个政治概念。所以现在有一批自由主义的学者，认为固然应该提倡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但我们应该提倡的是当代著名政治思想家哈贝马斯提倡的宪政爱国主义。就是说我们爱国，我们会有民族主义情绪，我们爱这个民族，但我们是爱宪法和法律的意义上的国家和民族。如果这个国家不是法治国家，我们要使它变成一个法治国家，我们推进这个社会制度改革，我们是爱国的，你不能把改革说成是捣乱。但我觉得自由主义所提倡的在中国很难做得到，我是非常悲观的。

　　还有个问题是最近几年国学热和传统文化的浮现，这可能是个在某些时候超过自由主义跟新左派之争，而且是长期连绵不断的问题。国学热的出现一般人觉得是2004年或2005年出现的，因为2004年被叫做文化保守主义年，那一年中国出现了很多大事。其实在这之前，在2003年就有媒体报道，中国已经有五百万个家庭在提倡少儿读经，有五十个大城市在进行少儿读经的经验交流。2004年之所以会被叫做文化保守主义年，因为那年有个叫蒋庆的年轻学者提倡少儿读经，并且编了12本一套的少儿诵经的读本，然后紧接着2005年人民大学又建立国学院。建立国学院本来是个教学事件，中国本来天经地义就应该有国学院，对这一点没什么争论，但是人民大学的纪宝成校长，他趁着人大建立国学院，就在媒体上高调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那种文章就像我刚才介绍的，文化保守主义的色彩很浓。他说中国的事情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搞坏的，打倒孔家店把传统文化也全部摧毁了。我想没有人会反对人民大学应该建立国学院，但是像中山大学的袁伟时教授，他是坚持启蒙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他说：建立国学院我不反对，但是把建立国学院与否定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相联系，说中国搞坏事情的人，都是过分提倡科学民主的人；把传统搞坏的这帮人，成了把中国搞坏的人，这说法是错误的。纪宝成说的这一点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论。2005年也发生了很多重要的事件，比如有人要纪念孔子的诞辰之类的，他们不是把这叫做儒学，他们把这叫做儒教，他们觉得儒学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干脆就是一个宗教，还有人就提出应该把儒教设立成中国的国教。我就出来反对这种提法。我觉得政教分离是人类好不容易才有的历史的进步，要把儒教设作中国的国教恐怕也有问题。这个争论一直争论到2008年，2008年还有个事情，以前封建专制王朝都把孔夫子的直系后代封成“大成至圣先师”，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官，现在海内外也有人提倡这个。去年孔子76代传人在台湾死掉了，大陆就有人说，我们还要去找，把孔夫子的第77代孙找出来封他当“大成至圣先师”。这些事情都说明传统文化在中国还有很重要的影响力。大概一个多月前安徽电视台到北京来做节目，它把人分成了两个阵容，一派是支持把孔夫子传人立为世袭的官职，或者支持儒教的，另外一派是支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人，包括我也是。两边几个学者辩论，结果从观众的反应来看，绝对赞成国学与提倡传统文化。我们这一派人，不说被臭骂吧，至少是没有多少人赞成的。

　　其实最大的一次国学热的浪潮是1994年，那时候《人民日报》就开始发表文章，题目叫做《国学在燕园悄然升起》，燕园就是北大。那时候有一大批最德高望重的，研究传统文化的老教授，最著名的是张岱年，包括温总理经常去看望的季羡林，他们当初有一个想法跟前面介绍的一样，觉得你光是干巴巴的马列主义教条做意识形态是不行的，应该充分利用国学，国学可以帮官方很大忙。所以1994年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浪潮，开始提倡国学。但是那时候有一个人，是我们社科院的，他自己也是搞国学的一个教授，他就指责这些搞国学的老教授，说你们提倡国学有个不可告人的政治上的动机，就是妄图利用国学来取代马克思主义。所以他这么一扣帽子，那些老先生真是吓坏了，胆都吓破了。因为我看到他们后来给中央写的信，表明自己根本没这意思，我也相信他们没这意思，他们其实特别想帮官方的忙。但官方的人又太教条太左了，他觉得我不需要帮忙，我已经掌握了真理。提倡国学的是一帮中青年，比方像蒋庆，他不怕这套，你说我反马列主义，我甚至连辩白都不辩白，你能拿我怎么样呢?所以现在提倡国学是越提倡，越热闹，不像那些老先生被一个帽子一扣，马上吓得狼狈逃窜。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7 12:22     标题: 中国三十年各派社会思潮(12)

　我觉得现在国学热里面实际上有两种明显的倾向，一种倾向我把它叫做文化儒学。这种观点我是非常赞成的，就像人民大学建立国学院一样。因为我认为：自从1949年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被叫做封建主义的毒素与糟粕，遭到极大的破坏，其结果是中国人，我敢大胆的说，包括在座的人，传统文化的修养是非常欠缺的。在与台湾打交道的时候就能体现出来，作为一个中国人传统文化太少了。最极端的例子是，前几年台湾的几大政党领袖到大陆来访问，比如宋楚瑜到清华大学访问，清华大学送一个字画给他，然后清华大学校长照惯例要念一遍，结果他念不下去了，因为他不认识那字体。这种事情发生了好多起，我就不多说了。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我觉得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那么多年的摧残和破坏，我们现在恢复、增加我们传统文化的修养是非常合理的。传统文化里有很多非常好的东西，它讲究亲情讲究邻里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讲究诚信。当前，在中国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提倡这些是作为文化上的补课，把以前严重的损失捞回来。这种文化儒学，我是非常赞成的，而且我觉得现在做得还不够。照我的标准，最起码从小学开始就应该学《论语》。但一般人只看到这一面：觉得我只是捍卫五四运动，是专门跟那些新儒家打仗的人。其实在这方面，我自己觉得我完全不是。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提倡新儒学、国学的这批中年代表人物，他们提倡的不止是文化儒学，还提倡政治儒学。其中最重要的代表是蒋庆和康晓光。蒋庆最明显，他就明确提出：现代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不行的，应该推行中国古代那种贵族制度。那种制度的基本核心就是要区分贵族与平民，区分君子与小人，用孔夫子的话说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现代政治讲什么？讲一人一票，在政治、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他说这怎么可以呢？一个六十岁的教授跟一个十八岁的待业青年，他们在人格上、在知识上、在见识上是根本不平等的，所以讲平等的现代政治是不对的。他还说古代中国的传统政治讲的是天地人三重合法性，天就是君权神授，地就是历史血缘的合法性，人是讲民心的拥护。而现代政治，只有一重合法性，就是人的合法性，这是不行的。有人问他，大家在读经书的时候发现有问题，可不可以提出疑问和批评。蒋庆的回答是绝对不可以。他说圣人有天生的教化的权力，老百姓只有天生的盲从和接受的权力。于丹总的来说，我觉得她普及国学还是好的。我不想像一些学者那样用很清高的态度去挑她的毛病。但是她把孔夫子的学问总结成安贫乐道，就是说社会再不公平，再不公正，你受再多的苦，你退后一步自然宽，不去想这些就好了。我觉得这对于中国大量弱势群体和需要维权的群体绝对是一个精神上的鸦片，再不公正，你退后一步不就行了嘛？其实在孔孟思想里面，孟子那套反抗强权、反抗不公正的思想，甚至都到了舍生取义的地步，我觉得是非常强烈的。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政治儒学中有很多问题，这些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我就讲到这里，讲得不正确的地方，请大家提出批评、指正，讲得不清楚的地方，或者大家有什么心得，我们可以交流和磋商。

　　主持人：

　　谢谢徐老师为我们做的思想流派的分析和梳理。可是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听起来就像在听历史课。徐老师在讲座当中多次提到由于年龄的关系，很多地方可能你们听不懂，这也就能看出：封锁、禁锢和洗脑的威力，以致人们不能思考，从而更容易被驱使。从文革至今，主流思想和意识形态究竟有多大的反思、批评与改变？我们必须进行严肃的追问，必须从思想文化和体制方面思考。下面我们进入交流时间。(摘录)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7 12:38     标题: 中国三十年各派社会思潮(13)

提问：目前来讲，中国学术界好像有一股热潮。像刘晓峰先生等人就介绍列奥·施特劳斯的学说。但是好像从学术界来看斯特劳斯对自由主义是持一个批评的态度。施特劳斯学派目前在中国不正常的热，您是怎么看这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作为高中生，对大家都在讲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按我自己理解自由主义是搞一个自由开放的世界观，而新左派说要搞大民主。我身边很多同学对毛泽东搞的这个大民主一点认识都没有。请您讲讲这是不是说当年文革诱惑人的时候，不是以现在这些被妖魔化的东西来诱惑人呢？就是现在对文革的批判和反思是不是太片面了？就只反思多么多么的不好，而没有一个更深入的批评。

　　徐友渔：我非常吃惊你说你是高中生！这两个问题的深刻性跟重要性，我觉得是非常高了，但我只能简要回答。你说施特劳斯学派的问题，实际上是学术界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般人也未见得能知道。刘晓峰提倡对施特劳斯的研究，我觉得在纯粹学术上做的贡献是很大，他们毕竟还是值得研究的人。但坦率地说我是非常忧虑，我觉得它负面作用很大。因为他们虽然有些独特的观点，作为一些重要的理论家值得研究。但是他们提倡我们看待整个西方哲学、文化跟文明都要通过施特劳斯的眼睛去看。这比较片面，最近已经出现了一些批评他们的东西。姑且不谈它对中国的自由、民主有什么作用，我觉得在学术上它也有一种误导的作用。它最大的问题是现在中国名牌大学最有思想最有发展前途的一批年轻人都跟着这么走，觉得我对西方的理解必须通过施特劳斯的眼睛去看。而且他们又主张一些神神怪怪的东西，他们觉得研究西方的经典看字面的意思还不行，还要看字里行间没有说出来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不理性的做法。从这种意义上，我觉得它对中国实际起的负面作用要大一些。虽然仅从学者来说，他们大量翻译、推广这种研究，如果他们有一个正常的心态我觉得应该提倡，但负面作用是太大了。我非常痛心中国名牌大学的最有才能的学生确实是在跟着他们跑。中国人以为：我要了解西方文明，钥匙就在施特劳斯手上，拿了这把钥匙什么都能打开，我觉得事情并不是这样。我觉得整个思想文化是个百花园，你进去以后可以对个别的东西感兴趣，最后成为那方面的专家，但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做一个整体的了解。我觉得一个人、一辈子就吊死在施特劳斯这棵树上注定是没前途的。如果在座的对西方的哲学跟思想感兴趣，千万别走这条路。你可以看施特劳斯的书，比较重要，但他绝不是第一流的思想家。如果你有精力跟兴趣看了也有好处，但是千万别以为这把钥匙就在施特劳斯手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太糟糕了。

　　我以前在这里讲过，我自己有个专业就是研究文革。我们一般说它是一场噩梦一场浩劫，法治荡然无存，无数的冤假错案，给中国造成那么大的破坏。但是有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全国的人几乎没有例外的，亿万人都卷进去了呢？而且当时是狂热的全心全意的，毫无保留的支持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不说别人，我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当时作为一个高中三年级的学生，真的就是“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就是要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这里面除了林彪搞的对毛泽东的的个人崇拜，盲目的、迷信的这些东西以外，毛泽东很高超的地方，就是利用了人民群众对民主的渴望。文化大革命历来有一个做法就是派工作组到学校去，到工厂去，那种做法是个标准的漠视程序化的做法。把人分成四等，左派，右派，可以团结的对象等，然后团结一部分，打击一部分，抓右派，打反革命分子，都是这么做的。结果那次毛泽东玩了一个花样，他把那个事情交给刘少奇和邓小平去做，邓小平和刘少奇就按传统的做法这么做。做了以后，毛泽东马上回到北京说，你怎么把群众搞得那么惨？你怎么把群众打成反革命？我是要保护群众的。而且当初提的口号给人的印象是整个建国以来1949年到1966年干部跟群众的矛盾极其尖锐，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欺负人民的这么一个阶层。毛泽东自己的原话是“形成了一个吸劳动人民鲜血的官僚特权阶层”。就是用人民对公平、民主、自由的渴望，给我们许诺了这些东西，我们才起来。所以，我觉得我个人的经历跟亿万人是一样的，除了那种无知、盲目和迷信以外，煽动文化革命里面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群众当家作主，我们要建立一个理想的公平的社会。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个非常复杂的东西。现在经历了文化革命的这一代人中间，我认为我是彻底反思过来了。我对那种大民主持批判的态度。现在大部分人还没有反思过来，他们现在仍然持怀念文化大革命的态度。这个态度在现在越发有吸引力。为什么呢？之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要把他一部分政治上的对手清洗掉，就把他们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个非常可笑的说法。刘少奇干了几十年革命，他凭什么要去走资本主义道路啊？他已经当到国家主席了，为什么会去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现在中国搞了市场经济以后，中国现在的政府官员大搞以权谋私。按照现在对文革没有反思的那一批人的看法，在现在这种市场经济条件下贪污腐败，再看毛泽东提出的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觉得特别合他们心意。所以不光是一般群众，还包括一些经历文革的人，比如我们所一些人都有这想法：“毛主席老人家就是英明，早就看透了邓小平是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所有的贪污腐化份子就是走资派。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反对贪污腐化的成效又相当小，所以他们特别希望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用那种大民主的方式，就是想抓谁就抓谁，想斗谁就斗谁的方式反腐。他们的初衷是可以理解的，是为了反对这种贪污腐败和特权。但由于中国社会长期封闭，很多人就不知道文明的做法、法制的做法该是怎么样的？所以对于现在这种情况我非常忧虑，比如每年春节的时候，像郑州这些文革闹得最厉害的地方，下岗工人加上文化大革命时那些造反派的领袖，他们会出来游行示威，他们打的标语、提出的口号都跟文革时所提的一模一样。这样一来问题就很复杂。中国官方只是简单地说文化革命大民主是个欺骗人的东西，但是他们其中包含更多的东西是对民主本身的恐惧，这点老百姓是不认可的。作为我个人，一个学者来研究，我也是彻底否定大民主的。我也是坚决不主张用文化革命的方式来解决现在的问题。但复杂的问题就在这里，由于文革在中国是个禁区不让研究，像我这种对文革大民主有彻底批判和认识的人，我的说法不可能得到传播。所以现在中国经历了文革的那代人身上，他们对文革的怀念，特别向往再来一次文革来清除他们认为的不公正。我觉得在中国社会里面正在酝酿一种很危险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有机会我还是会向当局恳求一下，说清楚研究文化革命不一定是跟官方对着干。实际上我觉得把历史的真相告诉大家，这是最重要的，至少我觉得像我对文革造反和大民主的研究是有利于中国走上一个法治轨道的。但是现在非常遗憾，现在仍然不让研究这些东西。我觉得不出问题则罢，万一出什么动乱的话，因为中国很多老百姓没有接触到那些更文明的东西，他脑袋里的东西就是他唯一亲身经历的文革，就是文革斗走资派跟大民主这些东西。他们唯一能够使用的，也就这些东西。万一有一个什么风吹草动，出点什么问题，我觉得是非常可怕的。我觉得作为中学生能感受到这个问题也已经是很不错了。

资料来源:「三味书屋」(2009年4月5日)
作者: NZWJ    时间: 2009-4-8 08:23     标题: 近30年来中国的社会思潮(14)

汤一介：思想自由是最重要的



经济观察报：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期，你在想什么？汤一介：大概就是想，我们得做点什么事情，因为感觉到1949年以后哲学研究上问题比较多。我们学习苏联的那一套东西，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了，不利于我们中国的健康发展。汤一介:1927年生，湖北黄梅人。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90年获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荣誉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八十年代创办“中国文化书院”，影响巨大，现在仍兼任书院院长。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思想、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国文化问题。主要著作有《郭象与魏晋玄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等。

　　

我讲的都是实事求是所以符合马克思主义



　　经济观察报：当时不仅是哲学，文学、历史等学科都受苏联的影响。

　　汤一介：比起文学、历史来，哲学尤甚。建国后进行院系调整，把全国的哲学系都并到北京大学哲学系来，全国就剩一个哲学系了，还请了两个教哲学的苏联专家，要我们学习苏联，听他们那一套东西，以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最基本的教材。特别是当时苏联有一个日丹诺夫，他关于哲学的观念和哲学史的观念影响了我们，使得我们整个哲学界都是按照苏联的模式来想问题。七十年代末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解放思想，那我们应该做什么？我的一个学生金春峰提出要重新评价唯心主义，因为唯心主义在苏联是被全盘否定的，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反动的，是为反动阶级服务的。

　　经济观察报：文章发表在哪里？

　　汤一介：好像是在《光明日报》上，大概是1979年或者1980年发表的。那时候我就有一个考虑：怎么才能使哲学研究特别是哲学史的研究突破原来的教条主义的框框？原来的说法是，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史，前者是进步的，后者是反动的。我就想，能不能把哲学史看成人认识的发展史？

　　经济观察报：是人的认识史的发展，而不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汤一介：既然是人的认识史的发展，不仅唯物主义会提高人的认识能力，唯心主义也可以提高人的认识能力。比如从西方哲学讲，当时都认为黑格尔是唯心主义，可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被马克思继承了。后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范畴诸问题》，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权威杂志《中国社会科学》上。文章认为，从范畴的发展史来看，有的范畴是唯物主义提出来的，有的范畴是唯心主义提出来的，常常是唯心主义提出的范畴在哲学史上影响更大。这样从人的认识史的发展来讲，就不好全盘否定唯心主义了。几乎是在我的文章发表的同时，有些老先生也发表了讨论哲学范畴的文章，比如张岱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

　　经济观察报：大家都在试探着突破禁区。

　　汤一介：我的文章是1981年发表的，当年正好在杭州开一个宋明理学的讨论会，还有国外的学者参加。会议中间我们一部分与会者还开了一个小会，以我发表的那篇文章作为讨论对象，专门讨论范畴问题。

经济观察报：就等于在哲学史研究上有了突破。

　　汤一介：不仅中国哲学史，实际上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也有了突破，大家不再限制在所谓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上来考虑问题。

　　经济观察报：这是不是有一个时代背景，就是八十年代初有一个人道主义的讨论？

　　汤一介：那个还稍微晚一点。人道主义的讨论是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时发生的，是1983年。但是当时文学界在这个方面可能也有些讨论，当然我不熟悉文学界的情况。1981年，我就在北京大学开了一门课，叫做“魏晋玄学和佛教道教”，这种课在1949年以后是很难开出来的。我开这个课非常受欢迎，三次换教室，一次比一次大，最后没有办法，就发听课证上课，外面来听的人很多，当时周一良教授也来听，他可是研究魏晋史的专家。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当时那么多人喜欢？

　　汤一介：因为是一个新的东西，当时没有过。另一方面，那些教条主义的课程很冷淡，这说明，传统哲学的东西只要讲得好一点，符合道理一点，大家还是很愿意听的。其他的课程都有这种情况。到1983年，著名的美国罗氏基金会资助我去美国做研究，我就来到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在哈佛大学，我首先遇到杜维明先生这些现代新儒家。

　　经济观察报：杜维明是海外的新儒家。

　　汤一介：他在哈佛大学做教授。我原来不是研究儒学的，我是研究魏晋玄学也就是道家思想的，可是出去就碰到这些新儒家。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8 09:05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4-8 08:38     标题: 汤一介：思想自由是最重要的(15)

经济观察报：以前知道这些人吗？

　　汤一介：知道，因为杜维明大概在1979年就已经来中国了，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教书，也常来我家。那个时候我对他们的思想并不了解。 到了哈佛，发现他们都讲儒学，我想是不是应该了解他们的思想？现代新儒学这个路子是不是好？新儒学受牟宗三先生的影响非常大。牟先生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中国的“内圣之学”可以开发出符合现代民主政治的 “外王之道”，中国“心情之学”能不能经过良知的坎陷开出认知的系统？我当时觉得这个路子可能有一点问题。他实际上还是希望从我们自己的思想传统里发掘出来西方的民主、科学思想。 当然不是说我们一点民主思想没有。但是是不是一定是这样的？我就想是不是可以从一些别的角度考虑。正好那时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邀请我去参加这个会。这个会议有几千人参加。


经济观察报：这么大规模？

　　汤一介：很大，会议要分很多组，可是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中国哲学的讨论组，只有一个东方哲学的讨论组，把中国和印度、日本等都放在一起。我是从哈佛大学直接去的，中国也派了一个代表团去，团长是社科院的副院长汝信。我在中国哲学圆桌会议上作了发言，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中国传统哲学的真善美问题。我认为，中国传统哲学问题可以从三个基本命题发挥出来，一个是“天人合一”，是解决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一个是“知行合一”，是解决人社会生活的问题；还有一个是“情景合一”，就是人的感情和外在的景物结合才可以产生美。我讲了以后大家热烈鼓掌，反应很好。

经济观察报：台湾学者参加了吗？

　　汤一介：参加了，台湾有一位学者给我提出问题，说你讲的这些东西怎么一句也没有提马克思主义呢？

　　经济观察报：这是将你的军呢。

　　汤一介：我说，什么叫马克思主义呢？马克思主义就是实事求是。我讲的都是实事求是，所以符合马克思主义。这就把他给顶回去了。大家觉得很有意思。

　　我们对思想解放起了一定作用

　　经济观察报：你什么时候回国的？

　　汤一介：我呆了半年多就回到国内了，那是1983年秋。第二年暑假，我在夏威夷参加了一次比较哲学会议，从这个会上回来以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年轻学者已经开始运作成立“中国文化书院”了。他们都是哲学系的助教，包括李中华、魏常海、王守常等人。

　　经济观察报：当时他们还都很年轻。

　　汤一介：年轻。他们得到了冯友兰先生的支持，张岱年先生也支持，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授们都支持他们。我回来以后，他们就找我，说我们是不是正式把它成立起来。我说当然可以了，他们就让我做院长，同时请冯友兰先生做名誉院长。光用北大的教授也不行，那个时候梁漱溟先生还在世，所以我们也就把梁先生请过来做我们学术委员会的主席。

　　经济观察报：阵容很可观啊。

　　汤一介：后来，中国文化书院慢慢扩大了，人员也不限制在哲学领域了，任继愈、季羡林、周一良、金克木、吴晓铃等先生都加入进来。有社科院的，北师大的，也有人民大学的。

　　经济观察报：中国文化书院是纯粹的民间学术团体。

　　汤一介：其实，在稍前一点已经有另外的社团，或者叫学术团体，一个就是“走向未来”丛书，他们主要介绍一些西方的思想，主编金观涛有科学主义的倾向，他是搞科学出身的。

　　经济观察报：他是北大化学系毕业的，最早提出“中国历史的超稳定结构”。

　　汤一介：他提出这个理论是在1980年之前，出版前就给我看过。我感觉至少是一种新的想法，他将科学方法引入到历史学的研究之中，利用控制论、系统论等科学工具来研究中国历史为什么长期停滞，可是也有些问题不一定能说得通。“走向未来”丛书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还有一个学术团体，就是比我们稍晚一点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以甘阳为领军人物，他们基本上是宣传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
作者: NZWJ    时间: 2009-4-8 08:48     标题: 汤一介：思想自由是最重要的(16)

经济观察报：有人说，你们中国文化书院是坚持传统文化的。

　　汤一介：这个说法不准确。我们的宗旨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介绍海外文化，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导师中各种思想的人都有，梁漱溟先生是坚持儒家之道的，反对儒学的包遵信也是我们文化书院的导师，还有主张“西体中用”的李泽厚。像我们这种年龄比较倾向于传统文化的是庞朴，他现在还主张“中体西用”。

　　经济观察报：有人说中国文化书院对于新儒学传入大陆起到了中介的作用，如杜维明的 “儒学的第三期发展”论，曾引发了范围广泛的讨论。

　汤一介：我们对新儒学进来有一点影响，因为杜维明是我们的导师，还有其他学说跟我们都有关系，如新道家，陈鼓应也是我们的导师。但是我们内部确实思想不一致，包遵信是非常反对新儒学的，我虽然不赞成新儒学，但是我不公开反对它，我觉得应该“和而不同”。

　　经济观察报：对不同的学说都很宽容？

　　汤一介：从我个人讲，愿意继承蔡元培“独立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各派都可以参加，没有问题。

　　中国文化书院、“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这三个团体虽然思想有差异，可是关系还是好。虽然我们想法不一样，可是我们并不互相抵制，是合作的状态，目的都是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原来教条主义的那一套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对思想解放起了一定作用。

　　经济观察报：思想解放就是启蒙。

　　汤一介：同时还有上海的王元化先生，他搞“新启蒙”。不过八十年代末期，这三个民间的学术团体都停止了活动。在社团重新登记时，就不让我们中国文化书院登记，但是我们还是努力做些事，开一点学术会议，出一点书，办班就不大可能了。这样停滞了三四年，一直到1993年才得以重新登记。

　　经济观察报：三个学术团体体现了不同的思潮，三股思潮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当时的文化思想。随着这三个学术团体的活跃，中国大陆在八十年代中期出现了“文化热”。

　　汤一介：应该说，这三个学术团体对当时的文化启蒙，对文化从原来的教条主义、蒙昧主义中走出来起了比较大的作用。中国文化书院除了出书以外，主要是办班，以函授与假期讲习班的形式研讨、传授学问。当时确实是文化热！我们办了一个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班，是一个函授带面授的班。一招生就是一万二千人！

　　经济观察报：今天很难理解这样的一种“文化热”。

　　汤一介：甚至西藏都有24个人报名参加。我们出版的书就是教材，我们把书发给学员，同时我们几乎每个月都编一个指导学员自学的小报。

　　完整的现代化包括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

　　经济观察报：也有人把你误认为新儒家的代表。

　　汤一介：这可能和我在深圳大学创办国学研究所有关。1982年底或者是1983年初，当时清华大学考虑恢复文科，校长刘达到处征求意见，也问到了我。我就跟他讲，清华大学要恢复文科，就首先恢复原来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现在你们有条件，因为冯友兰先生等人还在，把他们都请回来，清华大学的文科一下子就起来了。他觉得我的意见挺好，但是不久他就离任了，清华就办不起来了。那时正好北大和清华帮助深圳建深圳大学，清华的一个副校长到那边当校长，清华的宣传部长罗徵启去做副校长。罗徵启问我愿不愿意去那个地方？我说我不可能全去，你让我在那兼职也许可以，因为我不愿意放弃北大。后来我就在那儿办起来一个国学研究所。
作者: NZWJ    时间: 2009-4-8 08:55     标题: 汤一介：思想自由是最重要的(17)

经济观察报：开放前沿倒建成了国学研究所。

　　汤一介：1989年以后国学研究所停顿了，到21世纪又重新恢复了。

　　经济观察报：你如何看待新儒家呢？

汤一介：我一直不同意牟宗三的思想。我们为什么非得按照西方的模式来考虑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能不能对世界文化有我们自己的特殊贡献呢？我觉得“天人合一”就是一个特殊贡献。所谓“合一”，就是天离不开人，人也离不开天，对于这个自然界，人既要知道它、了解它，你才能够很好地利用它；对天有所敬畏，才可以对天尊重，不会随便去破坏它，现在我们的问题是破坏得太多了。

　　经济观察报：无知者无畏。

　　汤一介：对。知天可以很好的利用它，畏天可以很好的保护它，人有保护天、保护自然的责任。所以，我觉得我们不一定非得要按照西方的要求来考虑问题，西方哲学首先是要建一个知识系统，至于这个知识系统能不能实践，他们不大考虑。

　　经济观察报：在今天，你怎么来评价当年的“文化热”？

　　汤一介：大家觉得文化很重要。1985年我们在深圳开了一个“文化协调会议”，除了北京的学者外，还有上海的王元化、武汉的肖諲父、西安的陈俊民等等，清华大学的刘达也来了，同时也请了杜维明参加，还有美国社会科学委员会的主席魏斐德。后来我们发表了一个纪要，认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是不够的，除了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还必须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才是一个完整的现代化。

　　经济观察报：政治现代化这个说法在当时似乎有点犯忌。

　　汤一介：对，很犯忌，我们着重讲文化现代化。我们的想法就是，要真正现代化必须是全面现代化，你不能只是一个方面的现代化。其实从清末就要搞什么现代化，每一次现代化被打断的原因之一，就是只是考虑经济，没有考虑文化、政治，所以被打断了，夭折了，做不下去了。

　　经济观察报：这个思想在今天仍然是有现实意义的。也有人批评当时的“文化热”比较浮躁。

　　汤一介：那是肯定的，本来是有点浮躁嘛，因为一个问题刚开始的时候，不能都很深刻，不能都很正确。九十年代开始的“国学热”也不一定都正确。包括现在我们的学术界到底是怎么回事，也很难说。我现在主要是做我自己的事，我也不大参与他们的各种讨论，因为年纪大了，精力有限。

　　经济观察报：八十年代的学界、知识界是怎样的一种思想状态？

　　汤一介：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个，我们文化书院是办不起来的。虽然中间有些波折，比如反对自由化啊，清除精神污染啊，但总体上讲比文化大革命以前要好多了，给了我们一个空间可以做点事。

　　文化的发展应该是在全球意识下的多元化发展

　　经济观察报：但是进入九十年代，学术思潮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九十年代后期李泽厚有一个说法，认为八十年代是“有思想没学术”，九十年代“有学术没思想”。王元化先生反对这个说法。

　　汤一介：要严格地讲，李泽厚的说法当然不是很全面，可是他也有一点道理。我经过八十年代，很多问题并没有深入思考，因为太快了。
作者: NZWJ    时间: 2009-4-8 09:01     标题: 汤一介：思想自由是最重要的(17)

经济观察报：人们当时就说，“各领风骚三五年”嘛。

　　汤一介：太快了，可是你要说八十年代就一定有多少思想，也不尽然。也没太多的思想，李泽厚本人的思想大多在八十年代形成，但他九十年代就没有出太多的东西。九十年代“有学术无思想”，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但学术也不太多，因为九十年代经济大潮，“下海”影响太大了，学界更浮躁了，每年出版20万种书，很多是压在书库里。所以并没有多少人在真正做学术——当然也有，可是比较少。八十年代主要是提出很多问题来。

　　经济观察报：但是还没有真正解答。

　　汤一介：九十年代在学术上可能稍微注意一点，可是浮躁之风就是九十年代开始的，主要是要“下海”，要快，一年要出几本书。再加上我们的教育制度，评职称必须有著作才行，没有著作就不能当教授，而且一本还不行，这使得学术并没有真正地深入下去。

　　经济观察报：九十年代你个人主要关注什么？

　　汤一介：九十年代以后，我特别关注整个文化的动向。九十年代初，《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担忧，我就怕把中国传统哲学说得太好了，过分了，容易发生问题。

　　经济观察报：现在来看，你的担心不是多余的。

　　汤一介：对，我当时对来采访的《中国青年报》和《黑龙江日报》的记者说，文化的发展应该是在全球意识下的多元化发展，文化的发展必须有全球意识、全球观念，不能只看到你自己。

　　经济观察报：那时很多人就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认为20世纪就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只有中国文化能救世界。

　　汤一介：所以我担忧。原来的“西方中心论”不对，现在讲“东方中心论”也不对。“西方中心论”已经不行了，你再搞一个“东方中心论”也不行，搞“中国中心论”就更不行。所以我就发表了几篇文章，我说现在的时代还是文化的多元时代，我们还要认真地汲取西方文化的东西和其他文化的东西。今后的文化发展，应该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它不仅要解决你自己的问题，也应该考虑解决世界的问题才行。如果仅仅考虑自己，让自己游离于世界文化之外，是没有前途的。

　　经济观察报：几乎在国学热兴起的同时，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风行一时。

　　汤一介：在中国我是第一个发表文章批评“文明冲突论”的，我用的基本都是孔子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就是说，文化尽管不同，但可以和谐相处。从八十年代起，我写的文章就是讲“天人合一”,也就是“和谐”的问题。钱穆去世前，也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归结为“天人合一”四个字。那是钱穆的最后一篇文章了，这篇文章并没有完成。所以我写过一篇文章，是《读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化对人类社会可有的贡献》。“合一”是什么意思？就是天人要和谐。我认为中国文化有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就是讲和谐。天与人要和谐，人与人要和谐，情与景要和谐，不是非得“东风压倒西风”。

　　经济观察报：你这儿讲和谐，他那儿讲冲突。

　　汤一介：其实那个时候不只我一个人批评“文明冲突论”，很多人都批评。
作者: NZWJ    时间: 2009-4-8 09:02     标题: 汤一介：思想自由是最重要的(18)

　经济观察报：一方面批评 “国学热”会出现问题，一方面认为只讲文明冲突、不讲和谐相处也是一个问题。实际上你是“两面作战”的状态。是否可以说，九十年代你延续了自己八十年代的某些思考？
　
　　汤一介：可以这样说吧。世纪末的时候，费孝通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文化自觉”，就是要认识自己文化的来源、文化发展的历史、文化的特点和文化的走向，既要反对复古，也要反对全盘西化或者全盘他化。我觉得，在文化上真正看得比较清楚的是费孝通，比其他的一些老先生要清醒。

　　经济观察报：九十年代还有一个文化现象，就是“后现代主义”的流行。其实，“后现代主义”在八十年代已经传进来，但是并没特别流行，为什么在九十年代却大行其道？

　　汤一介：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现象？我想，就是要消解文化一元化的倾向。这是一个思潮。文化是多元的，而且是零碎化的，没有中心的。1992年以后国学在学界的悄然兴起，也是要削弱一元文化的思想，所以这两股思潮是冲击一元化思潮的。

　　经济观察报：总是有人想把某些东西定为一尊。

　　汤一介：定于一尊不行，实际上也没有办法这样定。一元化思潮出来了，也肯定会引出反对的声音。在全球意识观照下的文化多元化发展是大势所趋。

　　思想自由是最重要的

　　经济观察报：在今天的思想界，儒学、国学的影响还是蛮大的，有些人甚至主张搞国教，你怎么来看待这些？

　　汤一介：这当然是走不通的，因为从西方的经验来看，最后是要政教分离的。如果政教不分离，宗教要干涉政治的话，人民就没有自由可言。中国的历史经验就是，袁世凯要做政教合一，不可行，没法做，现在要做政教合一，怎么可能？特别是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框架下面，要做政教合一显然是行不通的。

　　经济观察报：也是背历史潮流而动的。

　　汤一介：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觉得提出来有好处，提出来让大家来讨论，来清理我们的思想，从西方的角度，从中国的角度，看看这个在历史上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是好呢还是坏呢？这个可以讨论。我觉得是行不通的。但是现在也有另一种思潮，比如在北京大学，原来由我编儒藏，我认为它不仅仅是做整理资料的工作，恐怕你还得做点研究才行，光做资料整理不行，我说能不能找一个研究机构做点研究，那就有人反对，说：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孔家店已经打倒了，你搞研究干什么？我觉得，五四运动确实有非常大的功劳，但是也不能认为五四运动的所有主张和口号都是正确的，当时废除汉字是正确的吗？当时要全盘把传统给废除掉都正确吗？不一定。所以得用一个展望未来的思维方式来考虑这个问题，不要认为凡是历史做过、曾经有过好作用和积极作用的，一定都是全盘对的，那也不一定。

　　经济观察报：也有人说，我们的传统文化里边就有民主的东西，比如以民为重、以民为本的思想，足可与西方的民主思想抗衡。

　　汤一介：并不能认为我们自己的文化已经把世界上所有好的文化都包含进去了，这是不可能的。西方有它的文化，有它的好处，也有它不足的地方，我们应该互补，这样才真正有文化交流的价值。如果我们都好，我们何必要去吸收其他民族的东西呢？或者我们都糟，我们也没有吸收人家的基础。

　　经济观察报：政治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就是民主，是不是这样理解？

　　汤一介：其实严复原来的说法也有他的道理，他是从“体”、“用”的角度来考虑，他批评“中体西用”说，我们不能牛体马用，体用应是统一的，他认为西方社会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我觉得他对西方的看法有他的独到之处。自由应该是一种精神，民主呢，就是怎么来保证自由的实现。因为自由是创造力的源泉，没有自由就没有创造力，所以要思想自由。蔡元培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倡导自由的教育思想。思想自由才有创造力，没有思想自由就没有创造力。从哲学讲，哲学的问题都是从怀疑开始，没有怀疑就没有办法进步。

资料来源:「经济观察报」(2008年3月15日)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8 09:06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8 10:17     标题: 走近北大 作者:钱理群(19)

钱理群，男，1939年1月30日生于四川重庆，祖籍浙江杭州，汉族。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58年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0年毕业。1960至1978年先后在贵州省安顺地区卫生学校、地区师范学校任教。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研究生，师从王瑶、严家炎先生攻读现代文学，1981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原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主要代表作：《心灵的探寻》、《周作人传》、《周作人论》、《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现代文学三十年》、《闲话鲁迅》、 《人间鲁迅》、 《谈周氏兄弟改造国民性思想——“食人”、“做梦”、“演戏”》、《金庸现象引起的文学史思考》等，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启蒙主义思潮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

走近北大


作者:钱理群



“走近北大”，这是一个相当诱人的命题。问题是，如何才能“走近”？

刚刚闭幕的北大百周年校庆庆典中，看到了无数的文章，当时也留下了这样、那样的印象，但时过境迁，已记忆模糊了；唯有一篇发表在边城小报上的短文，却使我如揣烈火，至今仍然感到那烧灼于心的疼痛。我要把它抄录在这里，也算是“为了忘却的记念”——

“北大是一种象征，也是一种寄托。

“远在边远之地的我们，在百年北大的喜庆中也感受到了一种北大精神的存在，凡俗的我们好像也跟着感染到了一种神秘的崇高与激动。随着辉煌的展示一天天地过去，一种淡淡的失望却悄悄地来到了心头。

“开风气之先的北大，您为什么没有今天的《新青年》呢？边远小城的书摊上人们见到的是《读书》、《南方周末》、《杂文报》……来自北大的声音是什么呢？听说你们有《北京大学学报》，可惜它只高居圣坛，民间没有它的身影。

“尊重科学与理性的北大，当你推出了《北大旧事》、《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青春的北大》等等几十种书刊时，为什么就没有《文革中的北大》、《红卫兵与北大》呢？难道精神的反思与自审不在百年北大的关注范围吗？但我辈真是不明白，北大的传统与理性为什么就不能阻拦红卫兵运动在燕园的疯狂？人称带有“兽性”的红卫兵队伍里，为什么就有‘北大方阵’？

“敢于‘兼容并包’的北大，历史上你有这么多可堪称道的包容，为什么到后来，你所包容的声音就越来越少了呢？在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面前，你‘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的风范何在呢？直到今天，也还有北大人不明白，为什么‘思想者’竟成了‘有问题者’，并因此成了‘严加防范’的对象。

“在历史关头举起过‘五四’大旗的北大，为什么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历史时刻，你就没有登高一呼的再度辉煌？你是没有准备好，还是最为珍贵的传统已经‘流失’得太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什么你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了表现自己的机会？被北大人一再提起的辉煌为什么总是集中在蔡元培时代的北大？

“‘集天下英才而教之’的北大，你们有一流的图书馆、现代化的教学楼、财源滚滚的北大方正，但为什么就没有《顾准文集》呢？作为‘精神圣地’的北大，有一个顾准比有一个北大方正更重要啊！因为在顾准身上，从《顾准文集》的字里行间，越看你就越能看到‘北大魂’。对旧思想的那种神圣权威的无情批判、鲁迅般的那种让人久久不能忘却的尖锐与深刻、大胆求索中的那种舍身忘我、勇往直前的自由精神、在反抗恶势力中的那种充满历史感的爱国情怀……这些都不是任何企业的 巨额利润能够换来的。 “北大！你应该永远是我们精神世界的神。我们愿跟着你，参加那必然到来的、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北大！你准备好了吗？“（景风：《圣坛上的北大》，原载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五日《贵州广播电视报安顺版》副刊《小世界》第23期）
人们（特别是北大人）可以不同意文章中的某些具体观点，却不能不正视它所揭示的一个基本事实：我们在回顾北大百年历史时，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许多东西。我们高谈北大的“光荣”，却不敢触及同样惊心动魄的“耻辱”；我们一厢情愿地描绘了一个“一路凯歌行进”的百年辉煌，却闭眼不承认前进路途中的坎坷、曲折、倒退与失误；我们用鲜花（其中有的竟是假制的纸花）与甜腻的歌唱掩盖了历史的血腥与污秽！而更为无情的事实，还在于我们在片面描述，以至曲解、阉割历史时，实际上正是在掩盖现实北大的种种矛盾、诸多黑暗与丑恶！当某些人用夸大北大的光明面（本来北大的光明面是谁也否认不了的，根本用不着夸大其辞）来壮胆，声嘶力竭地高喊“北大不败”时，却正是暴露了他们内心深处的缺乏自信与空虚。鲁迅早在五四运动中就已经指出：“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地满足着，即一天一天地堕落着，但却又日见其光荣。”（《论睁了眼看》）自称五四传统的继承者的北大在纪念自己的百周年时，竟然“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这是怎样的耻辱与悲哀啊！

这确实是一个关口：你要真正“走近”北大的真实的历史吗？那么，你必须如鲁迅所说：“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有勇气正视；蔡元培等先驱者是在承受着各方面的巨大压力下，开创北大精神的；北大人始终神往的“自由、民主、宽容”的精神天地，在北大的现实实现也是相对、短暂的，或许只有蔡先生实际主校的那七年间（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三年）；因此，它更是作为一种象征，作为努力、奋斗的目标，而存在于每一个北大人的心灵深处，但它确实又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北大人去与形形色色的反科学、反民主、反自由的势力，作坚决的抗争。正是在这样的抗争中，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体现了北大精神的“常为新的改进运动的先锋”，真正走出了“官的（商的，大众的）帮忙、帮闲”的历史怪圈的，独立、自由、批判与创造的“真的知识阶级”（鲁迅语），从而构成了北大传统的正面。但同时也存在着大量的屈从于强权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的奴隶与奴才、帮忙与帮闲，这样的“假的知识阶级（分子）”的负面传统，在北大也是代代相传的。问题的复杂性与尖锐性还在于，我们以上对真、假知识分子的明确划分，是就北大发展历史的总体趋向而言的，具体到每一个北大师生的个体，就呈现出某种模糊的状态：不仅会有昔日的独立的、自由的知识分子后来变成奴隶、以至奴才，或曾经是奴隶、奴才，以后觉醒了的；而且事实上，几乎每一个时期（时刻），在重大的问题上，北大每一个师生都会面临着“作驯服的奴隶、奴才，还是作独立、自由的人”的选择的考验，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人性的两个方面：兽性（动物化的奴性）与神性（对精神的独立、尊严的追求）之间的搏斗。这样，北大传统的正面与负面，就转化为每一个北大人的内在心灵与精神的矛盾。当对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选择居于支配性、主导性的地位，就形成了北大历史上的光明点（在下文会有具体的分析）；而当邪恶的力量以及奴隶与奴才方式的选择成为主导性倾向，北大历史就进入了自己的黑暗时期。正是光明的北大与黑暗的北大，两者的相互搏斗、影响与渗透，构成了北大历史的百年光荣与百年耻辱，忽略或掩饰任何一面，都得不到北大历史的真实。如上所说，由于北大的光明与黑暗是与每一个北大人的人性选择、知识分子道路的选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对北大历史，特别是它的黑暗面的正视与反省，就不能不成为每一个北大人对自我人性的弱点、知识分子自身劣根性的一次痛苦的逼视与反思。—这种自我逼视与反思当然不能代替与取消对制造黑暗的反动势力、制度、思想观念的弊端的批判，但仍然是不能含糊的。为展现北大百年的真实面貌，本书同时收录了有关北大光明与黑暗、光荣与耻辱的历史记载，但愿能引起北大人以及关心北大命运的人们深长的思索，并在这样的思索中真正进入北大历史以及自我心灵的深处。

文章来源:「中国文化书院」
http://www.bou.com.cn/htdocs/bou/scy/2/10.htm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8 11:22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8 10:26     标题: 寻找失去了的“大学精神”(20)

寻找失去了的“大学精神”


　　

——北大110周年民间纪念会上的讲话
　　

（2008年4月27日）


钱理群



又一次民间纪念


　　
　　今天我们是几代的北大人在这儿聚会，我是30年后的一代，今天到会的老校友蔡恒平他们是60后的一代，还有70年后的一代，在座的大都是80年后的一代，这么几代人这样聚在这里，来纪念北大的110周年。这是一个民间的纪念。所以我很自然地想起十年前北大的百周年校庆，那是非常热闹、非常轰动的。当时实际上也有两种纪念，一种就是官方的纪念，可谓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另外还有一种民间的纪念，我们当时专门演出了一出话剧叫作《蔡元培》，并围绕演出，开展了很多活动，其中心就是要寻找老校长，寻找失落的北大精神，大学精神，民族的精神。刚才主持人讲到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说的是在北大二十四周年校庆的时候的纪念，胡适是当时的北大的教务长，他在纪念会上提出，我们应该反省，其实我们北大是徒有其名。我看了很震撼：老一辈人把校庆日当成一个反省的日子，北大的百周年校庆却是一片颂扬之声，而且压制不同的声音。因此，我写这篇《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就发出一个不和谐的声音，提出要反省北大，寻找北大的真声音。本来这是一个很平常的命题，但是没有想到掀起了轩然大波。但是我想十年前的这个民间的纪念，它是会留存在北大的校史上的。今天我们又在这里进行十年后的110周年的一个民间的纪念。听说今年上面有规定，奥运会之前不能有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所以今年北大110周年的校庆，校方准备低调处理，我也同意这样的做法，不一定每一次都搞得那么热闹。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在一个小范围内举行民间纪念，就有一种特殊意义。为准备这次纪念，如主持人所说，我们编辑出版了一本《寻找被大——温习一些故事和一种精神》，大家推我作主编，其实我什么事都没有做，就写了一篇序言。

　　刚才老汉说这本书是遗老遗少的书，那么我就是属于遗老，所以对于北大历史大概是有一点发言权的，但是北大的现实我确实没有发言权，因为我在2002年8月从北大退休以后，基本上就和北大隔绝了。我记得在一篇文章里，就有这样一段话：“在我的感觉中，北大已经变得十分的遥远，更准确地说，现实的北大对于我是越来越陌生了。因此我需要将心中的北大推到远处，成为一个永恒的记忆，一个永远给我带来温馨的梦。尽管明知其虚妄，却如鲁迅之于他的故乡的记忆，愿意被它哄骗一生，并时时反顾”。大概就因为有了这点“时时反顾”，就欣然同意担任《寻找北大》的主编，并且今天在这里讲北大。
　　
　　

今天的中国不能没有梦


　　
　　讲到北大，我想还是从老汉刚才演唱的这首歌说起。以前我看了歌词就很激动，今天听了他自己演唱之后，就更受震撼，我真的想建议，把这首歌作为我们的校歌。这首歌，最能表现北大精神，最让我们感动的，自然是那句反复的吟唱：“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我的梦，就在这里”。我在序言里说，北大是每一个北大人，所有的中国人精神的梦乡。顺便在这里做一个广告，我马上要出一本书，把我所有关于北大的文章都汇集起来，我拟的题目就是《精神的梦乡》，副题是《我之北大观》，这本书出来以后，我会送给一些同学的。我就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不能没有梦，一个无梦的人生是很难想象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一个民族，特别是民族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做梦的那样一个精神的净土，精神的圣地，那可能是更加可悲的。前几年，我几乎每年都要收到大量的外地的中学生给我写信，他们都表现对北大的无限的向往之情，我每次看到这些信，心里的感情都很复杂，因为我在北大，我知道，这些青年梦中的那个北大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我每次写信都给他们去泼冷水，我说我欢迎你们来北大，但是你们先别做梦，你们做好准备，来了北大以后你们会大大地失望的。但我老这么回信，就转而一想，这不对，你老向别人泼冷水也不行，年轻人总要做梦，总要找一个地方，作精神的寄托，一个精神的圣地，让他做梦。如果这个地方都没有了，那这个国家就成问题了，这个民族就成问题了，所以哪怕这个梦多少带有点虚幻性，可能也得让它保留着，必须有一个精神的梦乡，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这样。我想，这就是所有的北大人感到骄傲的地方：我们生活在一个精神的梦乡里。

　　我今天要说的是，尤其在当下的中国，不能没有梦。这个话好像说得有点不大对，有点太脱离现实，不合时宜，因为今天的中国实在是一个无梦的国家。但是我还是固执地认为今天的中国尤其需要做梦。什么意思呢？所谓梦就是对现实的超越，梦本质上就是超越于物质之上的一种精神的追求。这种追求为什么对今天的中国特别重要呢？这就需要对中国的这三十年的历史作一个回顾。今年正好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回顾这三十年，我们可以说，我们国家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提高，这大概就是最基本的主要的收获，是来之不易的，中国终于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基本上进入了一个小康社会，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进步。当然，今天的中国还有很多的贫困的地区，还有很多的贫困的人群，还有很多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就大多数人来说，或者就大多数地区来说，我们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基本上解决温饱问题以后，这个社会应该向哪里走，这个国家应该往哪方向去发展，就成为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或者说今天的中国正走在一个十字的路口。我这几年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想提出一个我的想法，当然可能是梦，又是一个新的梦，我这人就是不断地做各种各样的梦。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四大重建。一个是制度重建，一个是文化重建，而文化重建的核心是价值重建，还有一个是生活重建，就是说我们需要建立一个让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大多数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的，比较合理的，比较健全的社会制度，文化，价值和生活。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8 10:35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8 10:32     标题: 寻找失去了的“大学精神”(22)

这样四大重建，无论是制度重建，文化重建，价值重建还是生活重建，其实都是一个精神问题，都提出一种超越于物质的精神的追求，而这样的追求它是需要用理想之光（也就是梦之光）来照耀的。我常常想，一个人最合理的生存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我想用两句话来形容，就是应该“脚踏大地，仰望星空”。我们现在就要解决这两个问题，作为人来说，或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或者作为一个大学生来说，要使我们获得健全的发展，最重要的就是这两条，一个是如何脚踏大地，如何和我们生存的这块土地，土地上的人民，土地上的文化保持密切联系，另一个就是如何仰望星空，有一种超越于物质现实生活的精神的追求，我想这就是今天的中国特别需要这样梦的精神的我的理由。

今天大学的精神危机


　　
　　那么，在这样一个制度重建、文化重建、价值重建和生活重建中，中国的大学，或者说中国的北京大学，它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有什么使命，应该发扬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第二个层面的问题。

　　按我的理解，或者我的大学的理想，我认为大学之为大学，就是它有两大功能，一个是保守性的功能，就是思想文化学术精神传统的传递和坚守。因此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这样一所大学，它应该成为民族精神的一个堡垒，一个圣地。另外，大学还有革命性的功能，应该有一种批判和创造的精神，应该对社会发展的既定形态，对已有的文化知识体系，以及人类自身，作不断地反省，质疑和批判，并且进行新的创造，这样，它就能够成为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学术的发源地。简单说就是两句话，一个是坚守，坚守民族精神，坚守思想文化传统；一个是批判创造，创造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学术。我们现在一直在说要创办一流大学，什么叫一流大学，我觉得一流大学就是要有两个标准，一是应该成为民族的精神堡垒，二应该是民族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的发源地。这就要说到北大的历史。我们通常说，北大的历史上有两次辉煌，第一次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蔡元培先生所领导的那个北大，成为当时中国的五四新文化、现代新文化的发源地，第二次是西南联大时期，把北大、清华、南开的传统发扬光大，在一个民族危难的时刻，成为民族精神的堡垒，同时它也成为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的发源地，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非常出色的科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都是西南联大所培育出来的。当然，不是所有的大学都能达到这样的高度，即使北大，也不是任何时候都有这样的辉煌。但是，其中的某些基本精神，却是具有普遍性的。

　　要作到“坚守”和“批判、创造”，大学就必须关怀现实，同时和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今天我在这里主要谈距离。在我看来，大学应该保持两个距离，一是要和时尚，和世风流俗保持距离，我是不主张不赞成大学要与时俱进的，大学有时候需要保守，不能那么“时髦”、“摩登”。大学还必须和现状保持距离，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的现状，既成形态，这样才能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势。

　　而要保持这两个距离，就应该有一些相应的精神。在我看来，大学特别需要三种精神：沉静，清洁，定力，也就是沉，清，定三个字。当整个社会陷入喧闹的时候，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应该沉静；当整个社会的风气被腐败所污染的时候，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应该清洁；当整个社会陷入浮躁的时候，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应该有定力。也就是应该“洁身自守”，保持自我精神的清洁和纯正，同时要守住一些基本的规范，学术的规范，做人的规范，它是不受外界影响的，不受任何压力和诱惑左右的，也是决不放弃绝不让步决不妥协的，要守住一些基本的东西。

　　当然今天说这些话是有些近于痴人说梦，因为现实的中国，现实的大学，也包括现实的北大完全反其道而行之：社会喧闹，大学更喧闹；社会腐败，大学更腐败；社会浮躁，大学更没有定力。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现实。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大学弥漫着两种可怕的思潮，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思潮。所谓实用主义就是完全被个人利益所驱使，有用就干，无用不干，因此必然是虚无主义，就是除了时尚和利益之外一切都不可信，一切都不足靠，一切都可以在与时俱进的口号下放弃抛弃。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就导致了大学的两个结果，一个是知识的实用化，一切与实用无关的知识都被大学所拒绝，既被大学里的老师所拒绝，也被大学里的学生所拒绝。还有精神的无操守，拒绝一切精神的追求和坚守。我觉得这样的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两大思潮所导致的知识的实用化和精神的无操守，是现在大学里的两个基本的弊病。同学们身在其中，必须有所警惕，这样才能真正作到“洁身自守”。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8 10:36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8 10:39     标题: 寻找失去了的“大学精神”(23)

另一方面是大学的批判功能，创造功能的削弱，以至丧失。在我看来，大学里的老师学者，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大学里的学生也应该努力培养自己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代表的是公共利益，所坚守的是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中的普世性的价值和理想，以及生命个体的思想与学术追求，大学绝不能代表国家意志，绝不能代表某一个利益集团的意志，更要防止自己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样大学才能真正保持自己精神的独立和思想学术行为特立独行。我觉得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一个基本的品格，基本的风格就是独立，精神独立和学术、思想、行为的特立独行，这样才可能有出于公心的批判和创造，才可能真正创造出能够成为社会公器的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

　　而我这样的理想同样是远离现实的，因为今天的社会正要求大学里的老师、学者、学生，成为现状的维护者和辩护士。我曾经用鲁迅的话来形容今天对教授，特别是文科教授，可能也包括大学生的要求，也是八个字：赞成（拥护），解释（用你的学术解释这个理论何等伟大正确，赋予合理性合法性），宣传，演戏。这就是今天对于大学教师与学生的要求，而这是得到制度的支持的。今天大学这种评职称，博士点种种制度，在我看来是新的科举制度，请君入瓮，你只要服从，同意，解释，宣传，做戏，那你一切都有，有房子，有职称，有地位，就成为重点学科，就能评奖，如果你拒绝同意，解释，宣传，做戏，一切都没有。就是这样一个制度的诱惑下，应该说相当多的教授学者都被收编，开始有点扭扭捏捏，后来越来越舒服，慢慢地就习惯了，最后就舒舒服服地被收编。当然坦白地，我今天来敢说这个话原因在于我已经退休了，如果我现在还在当教授，可能我还没有勇气说这番话。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制度造成，不单是个人的品德的问题。是教育体制使大学失去应有的独立自由创造的精神，这就是我们正在上演的，还会继续上演的大学失精神、失灵魂的悲剧，而且很多的悲剧今天都很难说是悲剧了，因为悲剧还能给你悲壮感，现在都成了滑稽戏了，现在大学里上演的滑稽戏太多了。同学们身在其中，自然有比我更多的体会。我在同学们面前常有羞愧之感，因为大学老师不能为人师表，不能坚守住最基本的东西，是会影响学生的。这些年我们前面所说的实用主义、虚无主义的思潮，在大学生中很有市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家目睹学校里校长、老师中的这些腐败现象，是很容易产生看透一切，调侃一切，进而自己也“玩世不恭”，放弃一切的情绪的。因此，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大学失精神，提出要寻找失去了的大学精神，北大精神，并不是和大学生无关的问题，而是直接关系着在座的每一个同学的精神成长的。我们必须明辨是非，追求大学所应该有的独立坚守的精神，自由批判创造的精神，这样才能有效地抵制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把自己培养成独立的现代知识分子，现代公民。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北大110周年校庆，寻找北大精神，大学精神的意义所在。
　　
　　

大学的自由言说空间和校园民主


　　
　　以上所说，是从我的大学理想出发的；下面，我想从更现实的层面，谈谈我的一些忧虑。
　　2007年，关于大学教育我心中有三大疼痛。尽管这些年我的注意力已经不在大学，我更关注中小学教育，更关注农村教育、边远地区的教育，因为我对大学已经失望了，也许在农村，在边远地区还有说话的某种余地，但我还是很关心大学教育，有三件事让我非常痛心，我称为“我的2007年之痛”。

　第一痛是关于我们北大的，北大三角地被取消，这件事引起我很大的震动，我想不只是我，应该说引起了所有的老北大人的心中之痛，因为三角地凝聚了我们最神圣最美好的记忆。我说北大历史上有两个标志性的地方，一个是老北大，解放前的北大，今天沙滩那里的北大民主广场，第二个地方就是今天的北大三角地，这两个地方可以说是北大的圣地，北大最光辉的历史瞬间都发生在这里。我在前面说曾经说过，北大历史有两次辉煌，我现在要补充，北大历史有五次辉煌，但是在座的同学可能只知道1917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有前面说的和清华、南开共有的西南联大的辉煌，其实还有三次辉煌，一次就是1957年北大五一九民主运动，这是一个北大学生发动的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民主运动，这个运动就发生在当年的大礼堂，即今天的百年讲堂和三角地。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8 10:43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8 10:44     标题: 寻找失去了的“大学精神”(24)

第二次辉煌，大家更不知道了，1980年北大有一个选举运动，当时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要改革什么，怎样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什么，这都关系着“中国向何处去”，就在这样的历史转折点上，北大学生站出来说话了，提出对中国改革的种种设想。今天改革开放三十年了，再回过头来看，就发现当年提出的许多预警，都不幸而言中，当年提出的许多任务今天还没有完成。我写了一篇《被遗忘的思想——1980年中国校园民主运动述评》，在网上发表了，同学们有兴趣，可以去看。再一次就是八十年代末，那也是中国改革的关键时刻。这些都是北大历史上应该记住的日子，都是和三角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三角地就成为了北大的精神象征。现在这个象征在整顿校园的合理合法的名义下被撤销了。要整顿校园秩序，好像你也没有什么话可讲，但背后却隐含了巨大的问题。问题不在于三角地撤不撤，由此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北大还要不要建立一个师生们自由表达思想，交换思想的精神空间，如何重新建立一个自由的精神空间。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要不要实行校园民主，我们怎样实行校园民主。这就已经不仅北大的问题，而是关系着中国大学校园建设的大问题。

　　我们已经很多年不提校园民主了，我觉得非常奇怪，因为民主已经是当下流行的词语，已经进入十七大报告，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民主，但是为什么校园民主就很少提呢？我在退休之后写的唯一的一篇关于北大的长文，没有人注意，那篇文章中谈到了这个问题，题目叫做《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我说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教师在学校中的地位和权利的问题，实际上现在高校里的普通教师是既无地位也无权利的，更没有维护自己权利和利益的组织，工会的职责被缩小为每年组织一两次联谊活动，所谓职工代表大会最多是一种咨询作用，特别是青年教师，实际上已经成为学校里的弱势群体，当今的中国大学，即使是教授也缺乏独立的利益诉求和自由表达的权利，以及参与学校各级行政领导的选聘，参与决策过程，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利，教授因其学术地位还有一点有效的发言权，而青年教师连学术上的发言权都没有，这种状况严重地影响了教职员工积极性，成为束缚教学和学术研究生产力的主要原因。

　　这里有两个问题我百思而不得其解，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也很怪，中国的大学也挺怪，中国的知识分子老想为别人争取权利（当然公共知识分子是有义务为公众争取权利的），却很少想为自己争取权利，不争取自己的民主权利，这是我不理解的。第二个，好像中国的大学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中国的教育部门老是例外，现在全国都在谈政府部门的转变职能，要分权，要放权，然而教育部越来越扩大自己的权力，几乎扩大到难以想象的地步，比如前不久竟然宣布，要规定中小学音乐课都要唱京戏，这种事该教育部来管吗？还提倡在中学跳华尔兹舞，权力扩张到可怕的地步。还有所谓的“教育评估”，更是有计划、有领导的，大规模，长时间的权力扩张，管了许多教育部不应该管的事情，弄得怨声载道，连大学生、研究生都受到牵累，但仍然坚持到底，舆论监督也没有用。全国政府改革的方向是要放权，这都是写在《政府工作报告》里的，作为中央政府职能部门的教育部，却反着来，这到底是为什么？这背后有没有既得利益问题？

　　现在全国进行政治体制，社会改革，要搞基层民主选举，我想大学能不能进行民主选举呢？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研究生会、学生会是怎么选的，研究生会、学生会是不是可以直选，是不是可以搞竞选（前面说过，北大本来是有竞选传统的），在农村可以搞，为什么大学不能搞呢？你说农民没有文化，那大学生总有文化吧。还有校长、系主任能不能民主选举，我刚刚说十七大报告已经提出来了，要政治体制改革，要民主，那大学能不能成为民主实验区呢？北京大学是不是可以做实验，民主需要素质，北京大学师生素质最高了，而且成本也不高，都在一个校园里。所以我百思而不得其解，也许我又在做梦，我早就提出建议，认为北大应该成为民主改革的特区，可以做些试验，可以先走一步。

　　这些事，并非和大学生无关，因为你们也是大学的主人，你们也有自己的民主权利。实际上，今天大学里最缺的，就是“主人”意识，大学教师没有，大学生也没有。没有这样的意识，不仅是观念上不提“谁是中国大学教育的主体”这样的问题，更是因为没有制度的保证。我们现在都在讲“依法治国”，大学也应该“依法治校”。那么，我们究竟有没有“大学法”，如果有，是否应该根据今天大学教育的新问题，进行修订？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关心与追问的。同学们是未来中国公民社会的主体，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要依靠你们，你们在学校期间，至少应该关心自己的民主权利，关心校园民主的发展，这也是你们的一个自我教育，自我成长的过程。我们不能空喊民主，民主是需要学习的，这里不仅有民主理念的问题，而且有履行民主的能力和习惯问题。所以大学民主，是更具有教育意义的：在实行校园民主的过程中培养具有民主意识，民主能力和习惯的未来的民主治国的人才，这关系到每一个同学的长远发展，更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未来，是不可以掉以轻心的。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8 10:49     标题: 寻找失去了的“大学精神”(25)

大学教育与就业
　　
　　去年有两条新闻看得我毛骨悚然。先说第一条。这是暑假以后新学年开始的一个报导，说是大学新生一报到，有些学校领导就约见学生家长，提出现在开始就要为学生未来的职业做准备，要对学生进行职业的训练和指导，好像我们北大还有专门的组织，指导学生根据求职的需要来设计自己四年的大学生活，还要让这些学生提前和招工单位的人事部门见面，以便公关。这真的让我大吃一惊，我曾经感慨应试教育之外的教育都进不了中学教育，现在我又看到了新的危机：要求大学生按照就业的需要来设计自己的大学生活，与就业无关的教育是不是也进入不了大学教育呢？

　　这就使我想起了暑期我在一个全国高校通识教育培训班讲我在大学讲鲁迅的情况。讲完了一位大学老师举手提问题，要我介绍一下在大学里讲鲁迅课，怎样有利于学生求职就业。我当时听了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心里却凉透了。我无意责怪这位青年教师，因为他在上课的时候别人也这么问他：你这个课和就业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我来听，没关系我不来了。这就非常可怕。当年蔡元培先生提出警告，说大学不能成为职业培训班。我想北大还不至于，然而北大也有这个趋势，今天的整个的教育是围绕着应试和就业来展开，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实。

　　这里涉及一个严重的，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就业和大学教育的关系问题。我曾经多次对80后的大学生讲，我非常同情你们这一代，你们中学碰到应试教育，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又面临着毕业以后可能没有工作。这在过去没有过，都集中到你们这里了。我1956年中学毕业考大学，当年大学招生人数比中学毕业人数要多，我们那一代人不存在应试问题。再早几年，我想蔡恒平他们那个时候，可能也不存在毕业后的就业问题。你们恰好碰到了，两个东西都给你们遇上了，这是这一代大学生所必须面临的现实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否认就业问题给我们大学教育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新的挑战。正是这一严峻的现实，出现了很多似是而非的论调，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澄清。这里我想谈谈对大学教育和就业关系的四点看法。

　　首先，我认为大学就业难，确实暴露了大学专业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比较陈旧，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新要求，造成了大学生知识结构的缺陷和不足。因此大学应该进行教学内容、课程设置上的更新调整。这是大学教育改革必须有的一个内容。第二，我们要具体分析一下，大学生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原因在哪里。在我看来，一个重要方面是精神素质的问题。很多就业单位，对大学生的素质有许多批评，我觉得我们大学生应该听一听这样的批评。他们主要认为现在的大学生，一个是独立自主能力比较差，一个是缺少团队精神，不善于和他人合作，还有知识面太狭窄，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不足。这些问题，其实都是精神素质问题。而这种精神素质问题，就是独生子女家庭教育和中小学应试教育的后果。正是因为这样，大学教育就应该补这个课。中学的应试教育造成了你们这些毛病，这些弱点应该在大学里弥补，大学不仅仅使你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技术有技能的人，更重要的是成为一个健全发展的现代公民。如果不着眼于这一点，只是按职业知识、技能的要求来设计自己的大学生活，那么，你们中的许多人就很有可能在中学成了应试机器，到大学又成了就业机器，这样来度过自己的青春时代，且不说会影响自己一生的长远发展，单就个人生命而言，也太委屈自己了。

　　第三个问题，我们对就业问题的看法，应该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我们常说未来社会是一个知识社会，信息社会，这个社会有什么特点呢？就是职业转换很快，很少有固定一个职业的人，因为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不断有一些新的专业、新的课题、新的职业出现。这使得每个人必须不断变换自己的职业、自己的社会角色，这是现代知识、信息社会的一个很大的特点。这和我们那时候不一样，我们那个时代分配到哪里，就永远不动了，一辈子做这个事儿。现在不行，它是不断变换的。你们可以问问蔡恒平这些师兄，他们从北大毕业以后换了多少职业。他们现在的职业所需要的知识、技能，都不是在北大学的，但北大训练了他的基本观念，能力，他们就能不断地变换自己，适应社会发展和自我发展的变化着的需要。这就是说，未来的知识社会、信息社会对人才是有自己的要求的，简单地说，它要求两种能力，一方面，应变能力要强，一方面创新能力要强，这是新的人才观。如果你过早的只顾及某一个职业，某一方面的训练、过分狭窄的训练，就不能适应未来的竞争。未来社会的竞争，是一个素质的竞争，一个学养的竞争，一个创新能力和应变能力的竞争。因此仅仅从就业的角度来考虑，也应该为自己设计一个全面的发展的规划。

    在我看来，大学里，除了我刚才说到的一些精神层面的问题、要成为现代公民之外，至少应该具备三大能力。一个是终身学习的能力，这里包括中外语言的听说读写能力，还有利用文献、工具书等能力。第二，研究能力，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实验、计算的基本方法和能力。第三是思维能力，具有开阔性、广泛性、创造性、批判性和想象力的思维能力。具备了这三大能力，你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就强了，可以不断变化自己的工作和社会角色，这才是未来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如果大家放弃这一点，只一味追求眼下的市场需求，把自己的视野、知识面、能力训练弄得非常狭窄，那么即使取得了一时之效，可能找到了一个工作，但是底气不足，在持久竞争中迟早要被淘汰。所以我要提醒在座的诸位，你们已经吃够了应试教育的苦了，在应试教育之下，你们的学养、素质已经非常的狭窄了，如果在大学里再浪费大好时光，再只关注一些眼前的利益，而忽略对自己长远发展的培养，那你是目光短浅，你要抱恨终生。第四个方面，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具体技能培养的问题，但我觉得只要在工作之前进行训练就行了，大家必须建立终身学习，终身进行职业技能培训的理念。具体的培训是可以通过训练班来解决的，不是在大学里来解决的。大学适当开一点这种课我也不反对，但大学主要的，我想还是我刚才所提到的两方面的发展，一个是作为人的现代公民的全面发展，一个是基本能力的培养。否则的话，眼光狭窄地把我们的大学办成一个职业培训班，那可能再度耽误大家，而且可能整个地耽误我们国家民族的发展。这是我去年感到沉痛的第一条新闻。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8 10:58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8 10:54     标题: 寻找失去了的“大学精神”(26)

　　
　　

大学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人才尖子？
　　
　　第二条新闻也让我吃了一惊。说新生未入学，家长和学生就忙成一团，通过一切途径，找各种关系以求打点，照应。据说很多大学生，还没上大学，就开始打听，大学英语课，是某某老师教的？哪个给分数高？团委和学生会哪一个比较有前途？评奖学金是不是只看成绩还要在学生会混得很好？还没进学校就开始打听这些消息。据说有一个没有正式报到的新生，把学校里主要领导、团委书记、班主任都摸得清清楚楚。这真让我目瞪口呆。公关思维、搞关系思维，已经渗透到大学一年级学生中，这是不能不引起警戒的。

　　因为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和我们北大是有关系的，人们经常说北大是全国的尖子的集中地，北大要培养尖子，要培养精英。我自己并不一般地反对精英，但是就我个人来说，我更重视非精英，更重视普通的学生。正像鲁迅所说，可能有天才，但是没有泥土就没有天才；而且，“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但是像北大这样的学校，培养精英是无可厚非的。我们现在需要讨论的是，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精英，或者我们每个同学要把自己培养成为什么样的尖子？这个问题是更加重大，也许是更加严峻的。

　　我现在恰好对这些尖子学生非常担心——当然不是全体——但是相当一部分尖子学生，也包括北大的尖子，让我感到忧虑。在我看来，真正的精英应该有独立自由创造精神，也是上次我在北大中文系演讲时所提出的，要有自我的承担，要有对自己职业的承担，要有对国家、民族、社会、人类的承担。这是我所理解和期待的精英。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教育，特别是我刚才说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出一批我所概括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谓“绝对”，是指一己利益成为他们言行的唯一的绝对的直接驱动力，为他人做事，全部是一种投资。所谓“精致”指什么呢？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他们惊人地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坦白地说，我接触了很多这样的学生，甚至觉得这都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典型，是可以作为一种文学的典型来加以概括的。下面就是我的文学概括，并不具体指某一个人。比如说吧，一天我去上课，看到一个学生坐在第一排，他对我点头微笑很有礼貌，然后我开始讲课。在一个老师讲课的时候，他对教学效果是有一些期待的，讲到哪里学生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等等。因此，我很快就注意到，这个学生总能够及时地作出反应，点头，微笑，等等，就是说他听懂我的课了，我很高兴，我就注意到这个学生了。下课后他就迫不及待地跑到我的面前来，说“钱老师，今天的课讲得真好啊！”对这样的话，我是有警惕的，我也遇到很多人对我的课大加赞扬，但我总是有些怀疑，他是否真懂了，不过是吹捧而已。但是，这个学生不同，他把我讲得好在哪里，说得头头是道，讲得全在点子上，说明他都听懂了，自然也就放心，不再警惕了。而且老实说，老师讲的东西被学生听懂了，这是多大的快乐！于是我对这个学生有了一个好感。如此一次，两次，三次，我对他的好感与日俱增。到第四次他来了：“钱先生，我要到美国去留学，请你给我写推荐书。”你说我怎么办？欣然同意！但是，写完之后，这个学生不见了，再也不出现了。于是我就明白了，他以前那些点头微笑等等等等，全是投资！这就是鲁迅说的“精神的资本家”，投资收获了我的推荐信，然后就“拜拜”了，因为你对他已经没用了。这是一个绝对的利己主义者，他的一切行为，都从利益出发，而且是精心设计，但是他是高智商，高水平，他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我能批评他吗？我能发脾气吗？我发脾气显得我小气，一个学生请你帮忙有什么不可以？这个学生有这个水平啊。

    但是，我确实有上当受骗之感，我有苦难言。这就是今天的北大培养出来的一部分尖子学生。问题是，这样的学生，这样的“人才”，是我们的体制所欢迎的，因为他很能迎合体制的需要，而且他是高效率，高智商，可怕就在这里。那些笨拙的、只会吹牛拍马的人其实体制并不需要，对不对？就这种精致的、高水平的利己主义者，体制才需要。这样的人，正在被我们培养成接班人。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我最担心的问题。我讲这番话的意思，也不是要责备他们，这也不是这些学生本身的问题，是我们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这是我们弊端重重的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结出的恶果，这是“罂粟花”，美丽而有毒，不能不引起警觉。

我今天讲这番话是希望在座的同学，你们应引以为戒，并且认真思考，自己究竟要追求什么，要把自己塑造成什么样的人才？不要只注意提高自己的智力水平，而忽略了人格的塑造。这样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的问题的要害，就在于没有信仰。没有超越一己私利的大关怀，大悲悯，责任感和承担意识，就必然将个人的私欲作为唯一的追求，目标。这些人自以为很聪明，却恰恰“聪明反被聪明误”，从个人来说，其实是将自己套在“名缰利索”之中，是自我的庸俗化，而这样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其对国家、民族的损害，是大大超过那些昏官的。而我们的大学教育，我们北大的教育，培养出这样的“尖子人才”，就不仅是失职，那是会对未来国家、民族的发展带来不可预计的危害，从根本上说，是犯罪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者对此毫无警戒，而我们的评价、选才机制，又恰恰最容易将这样的“有毒的罂粟花”选作接班人。在我看来，这构成了中国大学教育，特别是北大这样的重点大学至今未引起注意的重大危机。我个人，退休以后，在一旁冷眼观察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北大的教育，最感忧虑的就是这个问题，但我一直没有机会提出来。因此，我要感谢今天的座谈会能让我说出自己郁结已久的焦虑。

　　好像我说得实在太长了，这一番又是梦话，又是忧患之词，就此打住吧。谢谢大家！

资料来源:「豆瓣网」(2008年5月28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8 11:52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5-20 06:48     标题: 近30年来中国的社会思潮(27)

古今之辩：2000年以来中国思想界的现代性之争


作者：鲁明军



兴起于1990年代中后期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无疑将整一的中国思想界导向了分化。以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之自由市场和民主宪政理论为主张的自由主义认为中国的问题关键在于权力能否退出市场，腐败能否解决。因此，其强调的是「消极自由」、「间接民主」和「程式正义」。与之对应，以西方马克思（Karl Marx）主义、激进民主理论、依附理论、后现代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为思想资源的新左派通过揭示市场经济转型以来中国所遭遇的不公正的国有资产掠夺、极端的社会贫富分化等问题，主张「国家干预」、「积极自由」和「直接民主」。争论的结果是自由主义指责新左派太左，新左派批判自由主义太右。当然，争论过程中也不乏超越左右两极的「第三条道路」的主张，其以罗尔斯（John Rawls）、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等为思想资源，在承认民主宪政的前提下，试图以公民共和主义和商议性民主作为补充，在选举民主之外，重视公民文化、公民参与和公共领域的公共讨论1。

　　时至今日，争论早已平息，但左右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却始终主导着思想界的进深和新变。相对1980年代的集体启蒙，这一争论本身便意味着思想界已更加切近中国现实。且关键并不在于「消解分歧」，而是在于「如何提高争论的水准」2。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发现2000年以来的思想之争已没有了90年代的「诛心之论」，也少了激烈对峙。不过，这并不说明分歧被消解或弱化了。事实证明，在思想界整体格局日益复杂的前提下，争议非但没有消解或弱化，反而具有更多趋强的可能。

一、古今之争：反现代性与后现代政治的转向



　　2000年以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学说的兴起使得中国思想界的格局发生了另一重新变。其对于自由、民主的现代性价值之批判和弃绝，使得其「古今之争」这一政治哲学已然成为一股对立于自由主义的新思潮。与之相应，主张「政治儒学」的蒋庆则以中国传统儒家政治思想为依凭，同样展开对现代民主政治的反思与质询。且中西交叠形成了新保守主义这一新势力3。与新左派一道，共同赋予现代政治及现代人以彻底的指责和背离。

（一）从古今到中西：新保守主义的兴起

　　施特劳斯学说在国内思想界的始作俑者刘小枫、甘阳显然并非仅仅抽象地诉诸于一种政治主张，其更多致力于按施特劳斯的路径，深度解读古典原典，基于对「历史虚无主义」和「价值相对主义」的质疑，揭示文本的原意或施特劳斯所谓的「隐匿意义」，强调已然被现代政治所抹平和消解的政治传统和伦理秩序。

　　施特劳斯的反现代性主张正是源自其对于柏拉图（Plato）、色诺芬（Xenophon）、迈蒙尼德（Maimonides）、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an）、斯宾诺莎（Spinoza）、霍布斯（Thomas Hobbes）、洛克（John Locke）、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柏克（Edmund Burke）、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等西方思想家原典的精微解读。在这一解读背后，蕴含着其对于现代性的检省和质疑。在他看来，现代性前后有三次浪潮，第一次为马基雅维里、霍布斯，第二次为卢梭、马克思，第三次为尼采、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如果说马基雅维里是现代性起源的话，那么卢梭、马克思、尼采及海德格尔──包括之后的后现代──则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但是，这一批判非但没有对现代性形成制约，反而有效地推进了现代性及其虚无主义4。面对这一窘境，施特劳斯选择回到古典政制这一政治哲学。他认为，只有这一政治哲学才能越过其「显白」教导进入「隐匿」教导，才能真正走出柏拉图所谓的「洞穴」而洞识一切。

　　以施特劳斯学说为思想支撑的新保守主义的兴起有效地针对着当代中国经济转型以来，社会所面临的大众化、平面化、去道德、反秩序等困境。只是这一针对并非体现在对现实事实的简单指责，而是体现在对于古典传统的重新解读与意义揭示，以期形成「古今之争」这一新的价值选择与进路，从而试图探得走出这一现代性困境的可能。

　　蒋庆主张的「政治儒学」及其对于现代性的批判恰切地回应了施特劳斯的学说。在他看来，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如何实现自由民主政治，而是如何在中国本土资源中探得政治正当性。而儒教政治则无疑是中国政治之传统根基所在。为此，蒋庆提出政治儒学即王道政治之三重合法性基础，即：「天下归往的为民思想──确立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民意基础；法天而王的天人思想──确立政治秩序合法性的超越基础；大一统的尊王思想──确立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文化基础」5。这显然亦同样有效地对应着西方现代政制在当代中国可能遭遇的困境和陷阱。在他看来，「政治儒学的历史使命是创造中国式的政治制度」6，走出这一现代性困境。因此，他真正意在追诉如何回到古典传统政治模式及其伦理秩序。或许以中国古典传统政制回应西方现代政制是否正当尚值得质疑，但肯定的是，其同样意在回到「古今之争」这一价值维度。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20 07:12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5-20 06:53     标题: 古今之辩：2000年以来中国思想界的现代性之争(28)

　当诸多学者质疑政治儒学是否受「二施」──施特劳斯、施密特（Carl Schmitt）──的影响时，蒋庆坦言，在他思考撰写时，并没有触及「二施」理论，反因这一质疑，才诱使其阅读「二施」，结果发现的确不乏相近之处。但要说影响，其承认不少受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和柏克的影响。值此，蒋庆不无感慨地说：「前几年小枫对我言：『我理解你，你不理解我。』但现在我理解小枫了。『二施』学说与『政治儒学』之所以有相近之处，是因为『政治儒学』站在『孔子的政治』（公羊学理解的政治）批判当今世界的『政治现代性』，而『二施』学说也站在西方传统的立场（传统神学立场和古希腊哲学立场）批判当今世界的『政治现代性』，故中西面临的问题相同，而人类之心有同焉。」7由是可见，从古今到中西，尽管是不同的理论资源和价值之争，但在针对现代性及古今之争这一价值意义上则是一致的，其共同构成了中国新保守主义。

（二）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反思与批判

　　自90年代至今，汪晖对于中国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及其新左派立场是一以贯之的。以波兰尼（Karl Polanyi）的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反市场的资本主义、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依附理论、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权理论及萨伊德（Edward W. Said）的后殖民理论等为资源和支撑，汪晖界定了中国90年代以来的「去政治化的政治」这一政治范式，揭示了其已然及可能导致的种种社会积弊。事实上，不管是波兰尼，还是布罗代尔，抑或弗兰克等，与其说是政治学家或经济学家，毋宁说是历史学家，其关于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的立场是基于对于历史的深刻认识和理解，正是在历史演变及其经验的揭示中，洞察到为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之抽象主张所无法涵盖的真相。而同样信奉波兰尼理论的王绍光更是明确指出：「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哈耶克所谓的自发秩序的市场经济，市场本质上是一种双向运动。」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不能回避对于市场经济的国家干预和反向运动」8。

　　按照帕慈（Octavio Paz）和韦伯（Max Weberr）的逻辑，现代性是「自我反对自我的传统」这样一个「理性化及其限制」的悖论。汪晖对于中国现代性的界定──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同样置于这一悖谬的逻辑框架中9。这意味着，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已然是一个历史和现实事实，问题在于我们如何面对这一现代性范式所带来的困境。正是因此，新左派在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探得历史合法性的同时，尤其强调了反现代性这一批判立场本身。而这一反现代性之历史合法性的探求本身无形中被赋予了「古今之争」这一政治哲学意涵，即我们该如何回到历史已然存在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这一价值逻辑中。

　　当学界习惯将甘阳划归新左派阵营时，他自己则认为自己更倾向于保守主义10。事实上，我们从他主张的施特劳斯之「古今之争」及积极付诸实践的以古希腊自由教育为价值范式的通识教育也不难得到印证。不论是「通三统」，还是「儒家社会主义」，其中皆不乏对于中国传统儒家政治思想的认同和肯定，这自觉地赋予他保守主义的色彩。他认为，中国今天取得的成就应归结于三个传统──古代儒家文明传统，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传统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之宪政传统──的融合。其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解释，则对应于「共和国」的正是宪政之统，「人民」对应于「社会主义」，「中华」对应于「儒家」11。按照丁耘的说法，这恰恰回应了蒋庆之王道政治之三重合法性：「天人思想」对应「中华」、「尊王思想」对应「共和国」、「为民思想」对应「人民」12。巧合的是，这似乎或明或暗地对应了江泽民关于「三个代表」的论述：「先进文化」对应「中华」或「儒家文明」，「先进生产力」对应「共和国」或「宪政之统」，「最广大人民利益」对应「社会主义」或「人民」。而这无疑被赋予诸如色诺芬之「居鲁士（Cyrus the great）的教育」、马基雅维利之「君主论」、伊拉斯谟（Erasmus,D.）之「基督君主的教育」此类的「君王策」（或译为「君王术」，princely virtuosity）色彩13。

　　比「通三统」更进一步，2007年6月，甘阳在《中国道路：三十年和六十年》一文中提出中国改革开放的诸多经济社会制度事实上依赖于对于文革时期毛泽东传统的延续和继承，所以中国改革开放不能简单地以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来划分，而应该以共和国六十年整体地来看。他将其界定为「儒家社会主义」14。某种意义上，甘阳更为强调的实是儒家文明传统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传统──反现代性的传统。而这无形中弱化了邓小平之宪政之统及市场经济（包括「一国两制」）在中国的有效实践。这背后隐含着的无疑是他反现代性这一主张和立场。毋宁说，他与汪晖、王绍光等──尽管理论资源各异──并无二致，还是属于新左派阵营。正如他所说的，「中国人对民主法制误解很大，民主法制只不过是个相当低的、维持一个社会外在运转的最基本方式」。在一个民主社会，如何「成为一个人」这一根本的问题，「民主法制却并没有解决」。因此，它「只不过是达到一个外在的条件，一个使你不受欺压的理想一点的条件」15。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20 07:20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5-20 06:58     标题: 古今之辩：2000年以来中国思想界的现代性之争(29)

（三）左右尼采主义：后现代政治的转向

　　尼采作为现代性转捩和后现代的起源已是知识界的共识了16。加拿大政治学者德鲁里（Shadia B. Drury）认为，以科耶夫（Kojéve，A）为代表的特别是西方后现代思想家和左翼知识份子可以归为左翼尼采主义，而美国新保守主义者施特劳斯学派则被归为右翼尼采主义。在她看来，左右尼采主义及其共同的反现代性立场和主张构成了后现代政治17。而新保守主义在国内的兴起及其与新左派的价值重叠，也证明了当代中国思想界之后现代政治转向这一事实。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甘阳的身上。尽管前述将他归为新左派阵营，但实则我们已然很难区分或界定他到底属于新保守主义还是新左派，到底属于左翼尼采主义还是右翼尼采主义。毋庸置疑的是，其作为一个尼采主义者及其反现代性这一立场和对于「古今之争」这一价值诉求的实践本身。同样，也让蒋庆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被自由主义者批评为极右的『政治儒学』居然与新左派相近」18。

　　当然，左右尼采主义之间也不乏分歧，尤其体现在二者对于民主的立场和态度，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新保守主义者反对民主，而新左派强调民主。不过，二者对此却心照不宣地予以了回避19。即便如此，亦诚如德鲁里所言，新保守主义与新左派总归都属于「尼采主义家族」，特别是针对共同的敌人──现代性时，自觉地殊途同归：一方面批判和指摘现实，另一方面又认同和拥抱着现实虚无主义。这也是当代中国新保守主义和新左派共同身处的境地20。
　

二、古今会通：现代性及其正当性的重构



　　 随着新保守主义的兴起及其与新左派重叠的趋势，自由主义本身也在发生着变化。如果说，90年代的争论中，普遍仅只以哈耶克为思想支撑的自由主义还处于教条主义层面的话，2000年以来的自由主义已然不是单维的自发秩序的市场经济如此单薄，更多诉诸于法律、经济、政治、文化等之间的综合与平衡，亦更具理性与建设性价值。他们认为，新保守主义及新左派所谓的「现代性之政治叙事」「从实质上说是消解性的，是充满毒素的罂粟花。它们没有建设只有消解，没有改良只有否定，其历史的虚无主义和政治浪漫主义，只能使本来就步履艰难的中国现代政治走向更加危险的境地。因此，对于中国现代政治思想来说，关键的不是鹦鹉学舌地把西方的现代性思想理论搬运到中国，而是回到人家发育现代政治的优良传统之中，学习英美建设现代政治的真智慧，而不是法德反现代政治的伪问题」21。正是基于对新保守主义和新左派──后现代政治──之「古今之争」的这一价值断裂指向的质疑，其选择了「古今会通」这一生成性的价值诉求22。

（一）自由宪政与现代政治底色

　　不同于90年代，2000年后的自由主义明确指出英美体系的自由主义源于三个传统──英格兰传统（霍布斯、洛克）、苏格兰传统（斯密[Adam Smith]、休谟[David Hume]）及普通法传统（柯克[Edward Coke]、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之间的张力和平衡。尽管三个传统之间不乏分歧，比如斯密和休谟就对于霍布斯、洛克和普通法传统的去道德化予以了批判，而霍布斯与柯克之争更是法律与政治之争的历史典范，但正是这种分歧和张力，赋予现代政治更多建设、反思和平衡意义。

　　事实上，三种不乏分歧的传统所面对的问题──如道德、权利、法制等──恰恰对应了当代中国所面临的窘境。中国自由主义内部也同样面对着种种紧张与责难。高全喜强调国家主权，而秦晖则更倾向于有限政府；姚中秋强调自由宪政的基础是对于普通法的积极吸纳，而在高全喜看来「仅有普通法是不够的」，还需辅以形而上学作为道德支撑。无形中这已导致了道德、权利、法制及主权之间的张力关系，但本质上，这一张力更富有互相吸纳的积极色彩。因此，他们坚持「对于当今中国来说，面临的首要任务不是破除现代政治，不是指称现代性之病屙，不是像西方左右两派的现代政治之现代性叙事的观点那样用滔滔不绝的言辞来质疑现代政治，而是老老实实地从头开始，学习英美的现代政治之建设性道路」23。

　　历史业已证明，西方的左右两翼，其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性共识，即以现代政治或自由主义作为基本的价值底色。抑或说，左右之争总是属于体制内的争论24。因此，二者的分歧再大，总归万变不离其宗，对于自由主义或现代政治的基本认同是不变的。在这一前提下，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批判（甚至包括「古今之争」）反而被赋予了积极的建设性意义。而这也是其区别于中国新左派与新保守主义的根本所在。

　　正是因为这一价值底色的阙如，自由主义者提出中国现代政治的建构应追溯到西方现代政制之根源。在此基础上，还要「认真总结中国自身的新老两个传统。老传统属于王朝政治的传统，它看上去虽然断绝了多年，但历史的余绪不绝如缕。新传统又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国民党的政党政治传统，另一个是共产党的政党政治传统，它们都以不同于王朝政治的现代政治形式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中扮演了积极性的角色，塑造了现代中国的政治底色」25。可见，关于中国传统的重新认识及对其价值的重新认同，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新左派不乏共识。确如上述所言，在此中国自身传统反而具有成为争论之价值底色和前提性共识的可能。问题是，这样一个共识的建构对于中国现代政治之意义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呢？如果说，仅只缺乏现代政治之价值底色还有可能建构的话，那么，以中国政治传统作为价值底色是否意味着去现代政治更加遥远了呢？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20 07:21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5-20 07:08     标题: 古今之辩：2000年以来中国思想界的现代性之争(30)

（二）「软共和主义」与现代政治建构

　　90年代，新左派崔之元在《「混合宪法」与对中国政治的三层分析》一文中，提出了属于亚里斯多德和马基雅维里之共和政体的「混合宪法」理论及其混含着的对于整体的「三层分析法」是西方政治思想的主流，并分析了欧美现代政制包括中国地方政治实践对它的自觉与非自觉的吸纳和改造26。当然，就其本身而言，后虽经现代民主政治改造，但本质上还是属于古典政制的范畴。

　　2000年前后，基于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以「公共性」为中心的讨论将问题引至超越左右之争的「第三条道路」，即以哈贝马斯、罗尔斯为代表的「软共和主义」。而这不同于崔之元之「混合宪法」的「共和政体」的根本就在于，「软共和主义」是建立在现代政制前提下的反思与平衡，而崔之元的主张根本上意在回到古典共和政制。换句话说，「软共和主义」的目的就在于如何通过政治平衡回到启蒙。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还远未结束」27。而之所以诉诸「沟通理性」和「公共交往」，是为了「调停理性和意志之纷争」，以期在「自由主义进路与共和主义进路」之间寻找一种「审议政治」，「重新赋予宪政民主国家的政治原则和决策以正当性根据，最终重建正当性和真理（规范或者客观性）之间的关系」28。因此，即便其对自由主义不乏质询，即便与之相应的罗尔斯也曾遭遇诺齐克（Robert Nozick）的指责，但本质上还都是自由主义者。

　　事实上，90年代的讨论中也已经出现了「谁的公共性？何种现代性？」等诸如此类的诘难。而当时新左派汪晖便提出公共性的丧失与文化差异的抹煞是同一件事，它们都发生在现代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内部29。这一问题在2000年后的自由主义者看来，「公共性」的前提就是自由宪政。哈贝马斯明确指出，「17、18世纪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因为有了市场才有了经济性的市民社会，对于公共事务才有了要求，才催生出一个政治性的公共领域。」30不同之处是新左派的公共性本质上是基于反现代性的考量，而自由主义的公共性则是意在重新回到现代性。按照罗岗的说法，这具有双重意涵：「一是对于传统专制体制的批判，二是中国必须走的现代化道路的设计」31。

　　同属于「康得主义家族」的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这一「重叠共识」回应并补充了哈贝马斯的公共性及公共领域论述32。但是，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尽管哈贝马斯、罗尔斯皆试图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寻找一种平衡，但是前提皆是自由主义及权利平等的优先性和自由主义本身作为目的。因此，对于新左派的「公共性」解释，自由主义者尖锐地指出：没有「平等原则」，何来「差异原则」呢？33所以，其认为「软共和主义」真正意在为重新回到现代政治创造一个实践的可能性。

　　可见，新左派的共和政制真正属于「古今之争」这一价值维度上的「硬共和主义」，即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主张的回到古典共和主义。而自由主义的共和政制本质上则属于已经现代政治改造的「软共和主义」。这显然有别于「古今之争」，毋宁说，其属于「古今会通」这一政治哲学的范畴。

（三）古今会通：现代性及其正当性的重构

　　2000年以后的自由主义者显然并非简单地诉诸于市场或权利，而更多致力于古今政制思想的会通。无论是从英格兰、苏格兰及普通法三种传统之间的平衡，还是从「软共和主义」所主张的古典共和政制与现代政治之间的互相吸纳，无不证明了自由主义在建设性层面上于中国现代性及其正当性重构的努力。

　　在对潜在的「论敌」新保守主义和新左派同样关涉的两个问题上，自由主义者明确了自己不同的意见。一是关于「二施」学说的认识上，自由主义更为认同不同于新保守主义和新左派之既有的反现代性认识的另一种解释。即，「施特劳斯并没有反对自由政制，反而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同盟者，他所伐挞的乃是虚无主义的现代政制，至于经验主义的英国自由政制倒成为他钦佩的现代政制之典范」34。同样，在他们看来，施密特也并非是一个纳粹极权政制的辩护者，其真正意在如何区分他所谓的政治之「例外」与「非例外」。显然，纳粹极权属于政治之「例外」。而本质上，他是魏玛共和宪政的辩护者。因此，他真正还是一个自由主义者35。另是关于公共性的解释。自由主义者认为，公共性问题的真正目的意在重新回到启蒙，回到现代政治，而并非是新左派所谓的反现代政治、反启蒙。

　　这样一种解读已然不是施特劳斯所谓的「古今之争」这一价值指向，而是在「古今会通」的意义上重构现代性及其正当性。

结　语



　　2000年以来的新保守主义（包括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古典保守主义）尽管不乏分歧，但是在古今之辩──「古今之争vs.古今会通」──这一层面上却已涵有基本共识，并赋予现代性之争以积极的建设性意涵；而且在这一基本的共识前提下，生成了种种重叠性共识。不论是新保守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古典保守主义者），二者都具有保守主义这一价值底色，普遍体现在民族国家及国家主权认同、道德伦理秩序诉求等价值层面。而且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间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也实已潜在地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崔之元的「小资产阶级宣言」、王绍光的「社会市场」、甘阳的「通三统」等并不否定和排斥改革开放传统中的资本主义因素。与之对应，自由主义者高全喜也吸纳了中国王朝传统和共产党政党政治传统，秦晖源自密尔之「群己权界」这一思想更是意在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寻得一种有效的平衡。

　　当然，这些共识和重叠性共识的形成并未使其回到集体启蒙或集体信仰的时代，而是意在促使分歧与争论本身更具有建设性。因此，归根还在于二者的双重分歧中。第一重分歧，新保守主义（包括新左派）诉诸于中西古典政制，即回到弗兰克当所谓的古代自由（即政治参与的自由）或伯林所谓的积极自由；自由主义诉诸于西方现代政治（包括中国既有的现代政治经验）与中西古典政制的会通，即试图实现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即私人生活的自由）或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之间的综合与平衡。第二重分歧，「古今之争」强调去现代性和反现代性；「古今会通」则强调了其中现代政治相对古典政制之优先性，即现代自由或消极自由对于古代自由或积极自由之优先性。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20 07:22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5-20 07:47     标题: 古今之辩：2000年以来中国思想界的现代性之争(31)

尽管如此，这也使我们不得不怀疑，对于古典政制资源的共同认同作为二者争论的前提性共识能否成为一个真问题呢？对于新保守主义（包括新左派）而言，自由主义吸收古典政制因素是一种互相接纳的潜在体现，但对于自由主义者而言，对方则选择了对于──自己归根强调的──现代政治之批判和弃绝，证明了与对方根本性共识的阙如。这一不可弥合的分歧、隔阂决定了当下现代性之争的延续性和未知性。不过换一个角度看，设若现代政治作为基本共识时，又当如何呢？或许，此时已经没有了争论的必要，甚或又回到了集体主义的时代。因而可以肯定的是，「古今之争vs.古今会通」之古今之辩实已暗地重构了中国现代性之争的新的价值谱系。

注释



1 许纪霖：〈总论〉，载许纪霖编：《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页39。
2 赫希曼（Albert Hischman）：《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走向胜利前的政治争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页125。
3、 12　这一新保守主义更接近美国式的新保守主义，而非传统英国式的古典保守主义。丁耘：〈共和国的君主教育──试论「心性儒学」的政治性〉，思与文网刊，http://www.chinese-thought.org/shll/005083.htm。
4 施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载刘小枫编：《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卷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页43。
5、 6　蒋庆：《政治儒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页203-207；125。
7、 18　蒋庆：〈回应对「政治儒学」的批评：政治的孔子与孔子的政治〉，载陈来编：《孔子与当代中国──第三届中国文化论坛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8 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中国文化论坛网，http://www.forum1.cn/show.aspx?id=871&cid=160。
9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页368-371。
10 甘阳：〈前后左右之争〉，《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第20期，页73。
11 与之相对，强世功也区分了三种传统：礼法传统（对应儒家文明传统）、政法传统（对应毛泽东传统）、宪政传统（对应邓小平传统）。参见强世功：〈中国法学思想100年──以北大法学院为例〉，载苏力、陈春生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第四届文化论坛论文集》（待出版）；甘阳：《通三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页3。
13 「君王策」意在宣示作者的政治智慧和能力，以期在一位强有力的君主的宫中，为自己谋得一份谘议或秘书之类的职务。伊拉斯谟：《论基督君主的教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页18。
14 甘阳：〈中国道路：三十年和六十年〉，《读书》，2007年第6期，页1-6。
15 甘阳，〈通识教育是人的自我超越〉，中国文化论坛网，http://www.forum1.cn/show.aspx?id=851&cid=226。
16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页96。 　
17 不仅德鲁里，连其弟子罗森（Stanley Rosen）也将其归为后现代主义者。参见德鲁里：《亚历山大·科耶夫：后现代政治的根源》（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页339-343；罗森：〈施特劳斯与古今之争〉，载刘小枫主编：《施特劳斯与古典政治哲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页378。
19 倒是新左派自始至终将这一矛头指向自由主义。在他们看来，真正反民主的是自由主义。对此，自由主义也予以了回应：自由主义与民主从来就不是绝然背离的，而是一个不乏张力的平衡性整体，即如何在英国宪政与法国民主之间探得一种平衡。
20 与德鲁里不同，齐泽克（Slavoj Zizek）将传统主义的社群主义（泰勒[Charles Taylor]等）、现代主义的普遍主义（罗尔斯等）、后现代的分散主义（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等）皆归结为对于尼采的不同解释。在此，笔者更为认同德鲁里和施特劳斯对于尼采的解读。参见齐泽克：《敏感的主体：政治本体论的缺席中心》（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页196。
21、 23、25　高全喜：《何种政治？谁之现代性？──现代性政治叙事的左右版本及中国语境》（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页121；118；120。
22、 34　高全喜：〈法政思想与制度的历史生成〉，载高全喜主编：《从古典思想到现代政制──关于哲学、政治与法律的讲演》（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页8。
24 钱满素：《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页264-265。
26 崔之元：〈「混合宪法」与对中国政治的三层分析〉，载李世涛主编：《知识份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页528-529。
27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页120。
28 周濂：《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页193。
29 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载李世涛主编：《知识份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页83-123。
30、 31　许纪霖等：〈寻求「第三条道路」──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翼」的对话〉，载李世涛主编：《知识份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页313。
32 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页142-183。
33 高全喜：〈我为什么开设这门课程〉，载高全喜主编：《西方法政哲学演讲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页8-9。
35 何包钢：《民主理论：困境与出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页29-30；卡尔·施密特：《宪法的守护者》（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页1-7。

原载《二十一世纪》(2008年、总第80期、作者鲁明军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
文章来源:「思與文」(2009年5月13日)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5-30 11:16     标题: 近30年来中国的社会思潮(32)

中国近二十年社会文化寻踪


作者：宋君健



对我国改革开放29年中出现的种种偏差和失误从经济、教育、学术研究、文学，法学、民俗、宗教、社会消费文化的6个主要方面陈述并找出众生相的文化根源，指出经济失序、教育迷途、国学研究、文坛的阴霾、法制失度和社会风气的颓废的根源在我国旧的文化传统和旧体制新机制的结构性矛盾的影响，并非改革开放本身有错，也不是外来文化的影响所致。对传统文化未经清理和更新而成为社会转型的反作用力的必然性和因果关系进行了逐个的分析和归纳，呼吁更新古旧的文化观念，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确立新的社会文化坐标，使改革伟业有序的发展。



Seeking the Trace of the Chinese Social Culture in Recently 20 Years


Sung Chun-chien



This is the 3rd piece of the macro study on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and point out 29 flaws in the reformation.
With the point of tangency in economy ,education, academic research ,literature, science of law, folklore, religious, social consume ,analyze the economical disorders ,wrong path of education, poverty of ,stud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Learning ,haze in literature, inappropriate of making law, extravagant life way .they can not impute to reformation nor the western culture but ourselves traditional culture.Appeal for setting up the new coordinate of social culture for development of the refomation

    Key words：Disorder in economic  Official education  Limitations of Chinese learning  Inappropriate of making law  Deficient spirit of science


一、当代社会隐含着中苏两种文化的旧传统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大成就是扭转了此前对西方文化的否定和敌视，改变了自我封闭的文化心态，社会返回了近代开始的西学东渐正常的历史进程，文化开始主动与世界文明对话。此间前十年的文化讨论和与之并行的改革开放破冰期的回顾已在上文追述，本文只探寻最近二十年（1989-2009）的改革的成果和在实务所显现的种种失误与不足在观念和体制上的原因，用人所共知的材料追索其与旧传统的因果关系。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那场政治风波初平, 大局甫定.。苏联和东欧剧变使稳定社会成为第一要务。因此邓小平要求两年内不搞争论（1）。虽然中国的经济改革自八十年代破冰以来并未停止，但1980年代出现的我国第二次社会文化启蒙已经断裂且至今尚未复兴。在文化断层的最初几年, 社会还曾出现过短暂的复归前代的思潮。作为文革前奏的社教和动乱中的军训这两大法宝又被祭起；还有人着力策划革命歌曲大联唱，以卡拉ok形式与当时大众乐坛的西北风派. 野兽派, 劲歌摇滚派一争高下并欲“收复失地”，颇有“前度刘郎又重来”之势。.邓先生深恐其务实的改革大业中道崩阻, 在一九九二年南巡时发出警示：”不改革是死路一条。”（2） 江先生自出山伊始便强调科教兴国, 邓老先生的权威与江先生的神会相得益彰, 理论上终于迈过了“姓社姓资”的门槛。那种复归前代的欲望顿成回光返照。但社会并未因此确立新的人文坐标, 改革开放就在文化方向不明的状态下匆匆上路前行。十余年来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是不争的事实，也是改革开放大业继续发展的基础。传统文化的惯性和苏式体制的限制仍然交互作用于我国主流社会的意识与潜意识；前三十年的体制与构架还没改变。以僵化的计划经济时期的权力构架和行政方式来管理实际上的市场经济出现了不少深层的结构性矛盾。

　　中国当代的改革的对象既不是前清，也不是民国时期的社会而是我国在前30年照搬前苏联模式和由此形成的教条与僵化的传统。开放的范畴也不再只对苏联而是恢复与世界各国尤其英美等发达国家交流。前代确立的社会--人文坐标已经部分动摇，发生了改变。难耐的是旧体制作为被改革对象却仍在运转并驾驭着改革，除了经济方面局部更新之外，体制和观念基本未变。面对这种文化系统内部构性的矛盾，人们只好在模糊地带摸着石头过河。主流社会希望在稳定的前提下用良好的经济效益来证实改革国策的可行，开放的必要，等水到渠成后再立航标。这种体制内的改革使社会驱动力削弱。在新旧两种体制和观念交错的行程中，上层建筑领域如教育学术, 文学艺术, 法律行政, 生产消费，民风民俗诸多领域包括经济本身出现失序、失度和失语也就势所必至。社会实践在此验证了马克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子系统相互关系的论断。也许这是改革大业应付的代价和必然的过程。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成功的改革多半是在新旧并存，互相牵制的状态下艰难前行的。模糊总比禁绝好，前进总比停滞好。

二、拜金潮中经济失序

　　1992年全民经商潮起, 炒地下海真忙。我国自秦汉以来建本抑末，重农桑，轻工商的传统文化所缺乏的平等竞争、等价交换的思维定式支配着当代文化走向。新旧体制并存导致官商兼容和权钱交易；加上兵家的虚诈理论助阵，人们在精神和财力都极端贫困的起点上急于变富的心态使拜金论日炽；传统人伦屡经浩劫,早已不存。近世提倡的共产主义道德又因超前而难以在全社会普遍力行。伦理文化空缺，道德长堤溃决。儒家文化经世致用的传统如重世俗、讲实惠使得社会缺乏超越世俗的宗教类信仰和情感，民众少有自我约束的道德底线；虽然对外开放，但社会心理仍处自我封闭的状态，不愿也不能照搬外来文化模式而务求具备中国特色。但如何科学地界定中国特色只有官方的表述，没有明晰的文化目标也没有具体的行为准则。现代社会工业生产和商业行为所必须的理念和行为方式还没有固化，称不上文化积淀。在摸着石头前行的艰苦探索中干前无古人的事业，出现种种失误与曲折无可厚非。但如果以为凡工商社会初始，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必然要经此种过失序则难以自我解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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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5-30 11:58     标题: 中国近二十年社会文化寻踪(33)

几百年前，西方在市场经济初始时已经历了中世纪一千年基督教说教，社会的普遍信仰已经铸成。后有文艺复兴、文化启蒙对人文情愫的续补，即使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其社会心理中如原罪，忏悔，守规则，重团队，乐施舍等已能被社会普遍认同，成为个人的自我约束。而我国数十年来将儒家隐忍自省，诚信待人等修身之道早已被打翻在地，对马列主义之外的西方文明讳莫如深。数千年集权专制的压榨产生的社会反叛心理滋生出我国文化中无视社会规则，我行我素，为求成功不讲程序、不择手段等不好的传统成为了社会的潜规则。作奸犯科之徒受金钱诱惑与游民意识双重驱动铤而走险。法制滞后使社会失去了道德和法律的双重约束，剩下的只是求富的欲望和无视规则的冲动。笃信“胀死的大胆，饿死的小胆”。非理性的胆大只能带来经济失序，治安形势严峻, 生活质量的降低。

　　西方文化没有我国的官本位传统，他们古有神本位的精神恐惧，今有个人本位的公正平等，重契约，守成信的意识。我国人治的体制在市场经济中存在权力寻租的空间和市场，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使双方受益最快成本最低，既不要物流，也无须市场和仓储，只要有关系和少许感情投资。我国的血缘关系为主的宗法社会长达三千多年，人脉网络和“人情大于王法”容易是非正当竞争、行业垄断、专卖、三角债成为连环套。权力的诱惑和强权的存在产生的权力崇拜、商而优则官的价值取向。工商界的成功者大都跑官卖官，以进入官场取得个人安全和荣耀。经济地位高了，社会参予意识仍然淡漠，基层换届选举中贿赂并非罕见, 一些黑道人物也混迹其中。西方的成功人士办学校、研究所等公益慈善业，我们奔的是一官半职哪怕挂名儿也愿破财取利。商道即人道，没有人的道德底线又不惧神灵惩罚，没有良知良能总想游走于规则之外的人，就如活脱脱饿虎下山。在利益链中工厂制假商铺贩假，被官方一打一枯荣。 工业酒精酿酒、米粉中的碉白块、食用色素中的苏丹红、奶粉中加三聚氰胺，火锅料中放罂粟壳，不是个别而已成行规。在饮食中让国人完成了对化学材料的学而时习之；粮食、钢材和铝合金材料市场公开以小充大，短斤少两，公然明说就是靠少两赚钱。由于此类恶行普遍，工商物价部门奈何不得，逐渐成为不少行业的潜规则。市场经济的灵魂等价与质量反被漠视；寄身于消遣娱乐业的性服务工作者们登堂入室, 较之古时怡红院, 御香楼并不逊色；一夜暴富、挥霍豪赌一掷万金者宜乎众矣.；风水迷信被冠预测之名滥觞于市井，开讲授徒于学府。凡此种种，主流社会习惯归咎于国门打开后外部涌入的祸水病毒。这种不负责任的误诊显露出我国的文化浮躁和心理障碍。如摒除历史偏见与无知，对中西文化稍作梳理, 就发现这种种弊端并不来自异邦而源于本土。迷局出在工商界，病灶却是我国的传统观念和仿苏式社会机制的裂变。

　　二十年来我国社会在负重与艰难中发展成了世界第3大经济体，举世瞩目。但贫富悬殊，经济失序，资源环境，三农问题，可持续发展等隐忧和危机也同时凸现。至此经济问题变成了社会和文化问题。

　　有资料表明，有几个行业的国企从业人员只占全国就业总人数的8%却占了工资总额的52%。国企老总们的年薪80万元至450万元已非个别；电力、烟草行业的普通员工月薪达6千元是过时新闻。凡被整肃的高级官员，涉案金额少则数百万，一般几千万多则上亿。首都机场党委书记被判死缓，作案金额1.2亿元。人们要问，为什么制度可让他们屡屡得手而不受阻。当年被称为四大家族之一的宋子文，在美国的财产约500万美元，其子孙必须外出工作。今天这种高官该是多大家族？有人认为我国的官僚资本集团正在形成。如果资料可靠则此言不虚。仅十多年我们就创造了房价超过东京, 伦敦, 巴黎, 纽约的奇观；华人购买国外豪宅的底气，一次性付款数百万英镑的阔绰令人乍舌；据报载，国内1.4亿元一套的别墅也不愁买家。大中城市的超高房价使多数人按揭买套房而变成了终身房奴。 房屋有形，其价格与成本和利润一目了然。天文数字的房价是如何组成的？时下国内建房的成本大约为每平方米6-16个工日，加上材料,即是高档别墅造价应在每每平米一至三千元之间。每平米高达两万，三万元的房价无疑存在巨大的地价成本、高额管理费用和暴利。我国土地国有，缴收土地出让税是政府行为。如由于地价或税收太高使房价虚高是与民争利。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德政仁政的表现和国人千年等一回的愿望。不该再有涉于利益和权力时，社会就游离于文化常识之外。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5-30 12:01     标题: 中国近二十年社会文化寻踪(34)

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为新增居民提供住房时，决策者们怎么就只采用了商品房一途，而廉租房、实用房成了视野盲区和佐料。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那么富，难以承受。新居民首先需要的是安居，必须将他们与那些改善居住条件或者购房作为投资手段的业主加以区分。据此制定不同的建房规划，预算新增人口，按最低地价足量提供廉租房的土地并限定建房规格。离开公权机构科学有效的管理，企业家们追求的是自身的最大利润而不可能是社会公正。政府不能作为利益链的一环。住房这种特殊商品关乎国计民生，各方的利润应合理限制，如高额利润归开发商所得就有违反暴利的原则。事与公共权力机关如政府，银行，国企房产的利益相关时，物价、审计机关双双失语，显示了政府行政功能的缺失。此时此事“不作为”，何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高房价的谜团之二是取得开发资格,获得银行巨额贷款的暗箱运作。利益链的主环节如是国企无异饮鸩解渴；如系八旗子弟则是天下为私。如是政府就是与民争利。他们从高价获得国有土地，以国家银行资金周转，该高层楼房降低地价成本去获取暴利中饱私囊。国际房地产业利润通常在3-5%。我国同业者的胃口数倍于此。否则行业统计为何不敢公诸社会。住房类大宗商品允许期房销售明显使消费者处于不利，业主因期房与现房在规格、环境等不符而受到伤害的纠纷屡见不鲜。舆论界呼吁取消期房预售，主管部门却坚称不行。明显地站在商家一边。

　　在解决民众住房用地时现在还有两个反科学的概念。首先借助舆论过份夸大土地紧张的情形。城市化的集中居住照理比村落散居状态更能节约生活用地。城市发展战略应当按规划提供足够的土地而不被那些持一孔之箭的所谓专家的意见所左右，不造成人为的土地紧张气氛而让商家抬高地价。按科学发展观，还有必要限制开发商随意建高楼，降低地皮成本而抬高房价。有研究表明超过7层的楼房对于节约用地已毫无意义，但是高楼的建造和配套设施的成本大增，房价成倍提高。商家一次性赚足了钱走了人。据预算，美国一栋22层的高楼，64年的使用费比原造价高出4倍，住户等于被强迫为不需要的建筑成本和使用费埋单；据研究，高层楼房对人体健康有害。人居的房间离地高度超过50米，地球引力和地磁的变化会严重影响人们的健康。同时高层楼房所浪费的不可再生的资源太大，对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十分有害。这种既反科学又不公正，借节约土地为名建高楼是害国害民的误区，只对商家有利。香港日本等少数国家地区采用这种模式或是迫不得已，我国岂可东施效颦。

　　关于人们出“行”的路，.网上有资料说全世界收费公路有78%在中国，每年所收过路款仅用8%还贷, 余者用作了行业的消费。秦汉开始我国就驰道通天下，今日车辆交了养路费却只能在本埠城区行车。近又传实施燃油税。贸然实行了10余年的海南省对非车用油的价格等许多社会问题并未提供解决办法。国际原油涨价我们闻讯而动，垄断行业照赚不误，大叫亏损却报不出亏损数额，形同掩耳盗铃。近数月国际油价从147美元降至30多美元，下挫了三分之二以上，国内油商是王者顾左右而言其他。如果再出现油品的双重价格，大量官倒将死灰复燃，社会徒添一新病灶，那将是“剪不断，理还乱”的烦恼。

　　邮电部就凭20多年前一纸红头文件，手机巨额入网费和高于国际价格10倍的双向收费持了至今。任你舆论质疑千百次, 他自岿然不动。国外初兴此类新设施, 较高收费时通常给用户记发债卷, 以后可分红利，我们是为国奉献。一大二公的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数月亏损45亿元，末见问责那位年薪450万的掌门人；长江大堤维护的专款屡被挪用；对垄断行业的国企虽有拆分, 但他们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为自己的共同利益很容易结盟联手对付消费者。十余年来，教育乱收费因有涉千家万户成为众矢之的，其实只是小巫，将国家资源变为行业特权, 使社会产生大不和谐才是大巫。我们的对策是由上层派大员下来监管国企国资，但他们担此大任后是否真能充当国家资产的看护人，忠于职守，洁身自重，因无制度保障不可乐观其成。人性的阴暗面中外古今均有，既然部分封疆大吏都不尽职守节，连京沪要地和一些省部委主帅如成克杰、陈希同、陈良宇等数十人罪行昭然，怎敢奢望执掌监军巡按之职者能一夫当关，出淤泥而不染。也许人治的旧制改弦更张才是治本之法。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5-30 12:02     标题: 中国近二十年社会文化寻踪(35)

名士侈谈经济大势并影响中枢是我国古代门客幕僚制度和独尊一家之言的传统做法。现今经济学界少数专业人士效法其踪，确实也偶有真知灼见者。但香港学人丁学良愤而指出大陆仅有五位经济学家。当年西方的凯恩斯与近年的格林思潘的理论和操作的确曾作用于西方经济和美国金融。但他们的个人高见都得经过国会论证表决，按定制和程序才变为法令，避免了个人清谈误国的负效果。对我国的幕僚参议也必须规定程序和制度，否则只能是形似而神非。

　　由于前数十年的社会折腾起伏，我国实业界求速胜而不思长远，缺少品牌意识、忽视公共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作法盛行。大量制造价廉质不高的低端产品使我国废气排放已居世界二位，单位能耗比发达国家高出四倍，环境污染惨不忍睹。不仅无锡人不敢再唱《太湖美》，国内凡有工商旅游项目之处多是竭泽而渔，山河含悲，难觅芳草，人与自然极不和谐。此情此景之下，人们更多关注的还是实业发展，项目做大，注重的仍是GDP、科技,、资金、人才、 策划、信息等， 仍然漠视自然和社会经济这两大环境的生态和等价与诚信等基本原则。思悠悠，恨悠悠，这本末倒置何时方能休。

三、官学教育的失衡与失误

　　教育是人类文明最早的标志和传承的载体，其功能在现代文明中已不再限于实用范畴。个人固然可籍此学习知识专长来改变自身的社会位置，它还有增进综合国力、根治社会痼疾、决定民族未来三个重大作用。我国以吏为师、政教合一的传统将教育纳入实务时政而使得教育后三个功能几近偏废。一旦调整方略, 社会转型，教育产出总是力不从心。近二十年来教育在数量和实用人才培养两方面的发展有口皆碑，但当代教育的方向不明，特色不显、功能不全、有失公平、行政化管理、缺少人文精神，知识结构逼仄，师资格式化、流水线式的批量培养，规模集约化等10余种疾患也令人发怵。如果说1902年清廷下诏兴西学时的社会背景是上新下旧，民智和师资跟不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苏式政治框架和行政命令使教条进入误区，今天却是上下自觉地践行旧日模式，途迷而不知返。教改不知喊多少，但觉新人懒下楼。

　　我国基础教育板块有四个严重的失衡。一是“民间办学，国家考试验收“的官学传统使得基础教育被高考调遣全局，形成了变本加利的应试教育。二计划经济时代造成的城乡二元，重点与一般学校二元的状态。教育作为最重要的社会资源被行政机构作了违背社会公正的支配。公立名校办民校，天价择校费加重了国民的经济负担也使私立学校处于不平等的竞争位置而难以发展；三是功能偏废，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把“教育要使人社会化“socialized(3)的目标简化为政治化，把对学生人格品行风度的培养异化为单一的政治范畴，做人的教育被苏式思想理论的教条取代。我国文化中修身、齐家、立志、注重行为规范的优秀传承没登大雅。这种文化坐标影响了几代人的精神风貌和行为方式。社会变得任性粗俗，恭谦变为鲁莽，知书而不达理，腐蚀了公民社会的根基，使“五讲四美”变得空洞泛化而难以凑效。四是知识结构失衡，在中学是考什么教什么, 不考则不教。高就一分文理科势必形成学理科者半文盲，学文科者半科盲。最后使文理科均受到重创。官方和社会都只用升学率这单一指标作为评价指数。古代官学与科举让人们为利益而搏功名，为功名而考试，为考试而读书的遗风在当代愈演愈烈。

　　前数年湖南汨罗的黄泽南先生等曾鼓动所谓素质教育。官方将此作为应试教育的对立物加以提倡。其矫正之法似未得要领。何谓素质？如何强调素质等内涵均未成共识，终因各执一端未成气候。从“教书育人”一语流行就可知社会理性的淡薄。我国官方素喜将其意念口号化。极左时代的策士们长于弄墨而短于思考，盲于学理，惯于以势压人。自以为是，常说违背常理，本末倒置、误党误国之言。当年为抬高群体价值，高喊“大河无水小河干”。殊不知大河的水无法倒灌进小河，客观规律是“不积小流无以至江海”。他们无视“水往低处流”的常识而臆造规律。无独有偶，今日的内行主管竟然像门外汉，不知道不育人就教不好书，提出这因果倒置的反科学的口号，大伙儿以讹传讹。“少年新则中国新”，若人是废品，知识专长即使优秀，整体也是个次品。即使那次“素质教育”的内涵明晰，条规完整，与陈旧的社会价值观念和管理体制抗衡也苍白无力。注定为社会堕性所吞噬。

　　中国高等教育的误区和病态的表征是官衙门管理体制。环顾今日域中，几乎没所大学都没有传统和特点，缺乏起码的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科学精神和守望情操。师生普遍被功利驱动而日显浮躁，不能宁静致远、俭以养德[4]，缺乏怀疑和批判精神因而创新能力是无源之水；校园既不象精神家园也不像文化传承的火炬和学术摇篮。没传统，没远虑，没思想，没特点，整个儿倒酷似高级职业培训中心。我国办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是集约化，先拉起队伍扯出大旗。在高校产业化, 大众化进程中果然连创了在校学生人数最多与收费奇高两项世界之最。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30 12:06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5-30 12:07     标题: 中国近二十年社会文化寻踪(36)

如果从张之洞1896年创立两湖高等师范学堂{今武汉大学}算作我国近代高教的起点[5]，一百一十五年来如无反复折腾，我国的大学应该进入了成熟期，可以有些传统和特色了。可惜至今人们还只能从官方划定的等级来判断大学的差别。众望所归的大学少之又少，否则，那所仅在抗战烽烟中存在了8年，已经散伙63年的临时大学-----西南联大何以成为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公共话题？这本身就流露出社会的悲剧意识。君不见，现实中中存在的大学们纷纷张扬多少年校庆，时效和影响那么短暂而有限。纪念碑建在器物上和建在人心里就有差别。学人追忆西南联大是怀旧抑或暗叹今不如昔？遥想当年京津名校的师资在国难中一分为三。钱玄同、周作人等留在北平，林语堂等流落西安等地，流离在昆明的不足北大清华南开师资的一半。谈领导力量，当时北大校长为抗战大计游说于欧美，南开校长张公伯苓先生在四川开办南开中学。只有那位出身南开的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一人主持校政，跟今日各校强有力的领导力量与雄厚的师资比较是无过之而只有不及。梅先生后半生流寓异国，其本人的能耐也就能在美国的私宅中管理清华的海外校友基金。不同时期的国立大学奈何如此不同？差别就在办学理念与管理体制。在当年的特殊环境里，西南联大有较多的办学自主权，国府机关的照管或干预较少才有了西南联大、燕京大学的一度辉煌。

　　俱往矣，当今我国大学众多，政府的投资与过去相比更不可同日而语。可党国的钱款被用来建造大楼，制造“大师”；加官进爵，高薪养爷。官方管钱、管任命干部、管思想、管学术。人事部门以全国共用的标准认定导师和教授头衔；最高主管机关用同全国通用的表格来评估众多的院校。与“普天之下，莫非王臣”一脉相承。这大学想不千校一面都不行！校长们只能“江郎才尽”。办无特色的大学无异于简单的重复投资。各校的外在规模求大求新，为此不怕债台高筑。据说现今很多高校平均欠国家银行贷款近三亿元。有人担心我国大学是否会像当年的国企大量倒闭，但愿是杞人忧天。

　　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拥有大量的世界一流大学。据我所知，美国大学要获得社会名望与公认的特点有个要素，教学课程的特点，科研资源和条件、所培养的人才的档次与成就。专业人士和校际间互相认定不且竞争。很重要的是“挑战性课程”chellenge[6]，我有你无，形成自己教学特色和独特的研究领域。我们也建重点学科，但受主持者的内因和外部生态的影响大都没能达到“挑战同行”的高度。常见的“X级名师”、“精品课程”是课程建设等常规工作的必备环节。既然这程序大伙儿都得有，蜀中无大将，廖化得充充。与建立“独有、超群”的初衷渐行渐远。而认定的要害又是万能的长官意志和那大于王法的人情。这种评定只对学校的名声和专家们个人的进身之阶具有标签意义。真正让学生感叹“此课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次听”的名师少之又少。“著名”之类的廉价头衔多，有真知灼见，传道，能影响学生终生者、授业让门人名满学界，扬名天下者更是凤毛麟角。故曾有人解嘲：何谓博导，一驳就倒。学生选教师选课程的学分制、导师制不敢亮相就知庸师众矣。教育的投入与产出，学界的名望与实绩间巨大的反差证明当代高校病得不轻。

    今人谈及大学校长，百谈不厌的首推蔡元培先生。其实蔡在此任上不足三年。与西尔维纳斯.塞耶将军担任美国西点军校校长17年相比：二者均系国办大学，都是政府任命的校长。后者不过是该校1808级学员，在欧洲考察学习军事之后于1817年，32岁时便主持校政，制定严格的入学与毕业标准，增设专业课程，建立军校的“荣誉、责任、国家”等道义[7]和价值取向。此一标准和原则成为美国军校的传统并延续近两个世纪。以蔡先生晚清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光复会的发起人、辛亥举事后南北和谈的代表、民国元老的资历，其新学旧学的功底，中西方的社会声望，治理北大尚且举步维艰，难以为继，建树也是旧时楼台，昨日黄花。中国历史没给蔡先生这位近极少能被人记起的大学校长以时间和空间。五四运动后仅数月，学生就因考试卷制卷费些许小事与校方争执，蔡愤而离职。人走茶凉，他所厘定的治校新法也随着革新者的离职而“流水落花春去也“。为后世所重者主要是老先生“兼收并蓄”的办学理念和用人之道。他为聘陈独秀掌文学院，不惜屈尊到大栅栏旅馆坐等三次、近似三古茅庐的佳话；能诚邀有荷兰血统，精通西文但心性甚高，偏执清规的辜鸿铭先生和林纾先生等执教；敢请仅有高中学历的梁漱溟主讲印度哲学，在中国此举可谓大家风范，但今天不可能再有这种校长，诸多的政策和条律的限制非国立大学校长所能突破。前几年北大和上海高校试想废止职称评定，终未能成。即使成了碰上工资调整也会夭折。蔡非不如维纳斯.塞耶校长，乃是我国官学体制所困也。今日校长非不愿有为而苦于体制不能为之。耶鲁大学著名的“校董会不能住校内，校长不治校”，校长在最矮旧的小楼办公的传统不光使其居于名校之列，还为美国诸多大学仿效。官学与私学的得在此分野？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5-30 12:11     标题: 中国近二十年社会文化寻踪(37)

现今高校颇为时行套用流水线方式批量生产博士硕士。学位制度起源于西欧17世纪，最先是法国，但把学位学衔系列化、泛化的始作俑者是美国。那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为吸引世界人才，也确实得到了好的效益，国人对此尝以实用主义相讥。美国大学类别分明、各有特点和传统，至少没有官方的一刀切、齐步走。招生的决定权多在导师而不在部处等行政机构，更没统考和国家线。只以美国人重视个人声誉的行事准则作底线。这都得利于美国宪法规定教育乃地方事务而没有国立大学。官方对独立办学干预较少，更多的是平等竞争。西方尽管也没少出钟书先生笔下的方鸿渐。但其主流的声誉基本被世界认可。笔者曾于1977年报考我国首次招收的研究生并于1978年5月5日参加笔试与复试。记得当年计划招6000人，年龄放宽至40岁。1937年后出生的考生相聚一堂。我前后座的两位"同年”均出身于北大1966届，叶攻化学，周学生物。那时“往届”的时限之宽可与历代科场相比。而今增至每年46万。招生人数32年长了近80倍，但章法套路依旧。

　　我国大学的收费偏高而且没差别。1998年并轨之前，基本执行基础教育收费，高等教育不收或象征性收取的旧制。随着产业化的观念出台收费一路走高。不觉中又偏离国际轨道，露出了自身的马脚。不妨参考两个数据：美国大学收费差别甚大。1990年代以私立哈佛大学最高，每人每年学费约16000美元，最低的地方性大学每年仅收40美元，高低相差400倍。当时各州的贫困保障线为16000-32000美元[7]。一般人不致因无学费而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被视为受教育机会的平等。另有资料表明：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京沪等地的私立大学每年每生收费约为一个普通工人三个月工薪, 教会大学稍低，国立大学更低，仅为两月薪水。现今公立大学收费一哄而起，都高于民办高职院校，学费约在5000-10000元，三类本科更高。几乎是一个中等工人大半年的工资，比最低月工资高出8-12倍。超过了美国和民国时期国内大学的标准，尤其超出了中下层社会家庭的承受力。幼儿园有时比大学还贵，中学的择校费由于各方的利益链动辄两万三万，更加离谱且屡禁不止。虽然一对夫妇多数只有一个孩子，但择校和上大学都很感困难，得靠祖辈数人资助。国人重视子女教育，但这种消费心理能持续多久？大学能否可持续发展？社会公正何在？社会能否和谐？政府对此极为关注，采取了指令限价和银行无息贷款，号召社会捐助等理论上可行的诸多办法，可尴尬局面却每每出现。教育投资大幅上升但高校学费居高不下，而提供的服务未必比先前优质。

    今日大学聚财造了大楼造大师, 大批有文凭少文化的产品被造出。我国已变成“文凭社会”.而不是智力社会，显示出少有的文化浅薄与浮躁。高校的人文关怀与精神熏陶甚少, 学术氛围稀薄。拥有博士、教授头衔者抢占行政岗位，在自构的食物链中占尽先机, 独享政府高官与专业人士双重权利 。在封闭运行的化外之域, 其权力罕受钳制。闻已有十余名此类权势者因腐败下狱，但高校权大于学的官本位体制未变。去年报载深圳40名教授竞争1个处长名额。沿海大城市尚且如此岂不令人扼腕。社会上为竞争公务员的几个职位，考场是“硕士满礼堂，博士一走廊。待遇杠杆指向何方不言而喻。教授薪金名义上高于处长半级，这班人所以舍高求低，深层原因不是愚蠢无知，而是受权力崇拜传统驱使，被现实官员的特权所诱惑。可见社会价值体系不变，再高学位、高职称的个人依然是旧式人物，于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甚或还是阻力。

　　当前高等教育的人才评价系统存在5个缺陷。教师中令人愁煞的秋风秋雨一类的前代虎狼之士已春光不再, 但吃狼奶长成者仍执牛耳，冷战思维根生蒂固，此一患也。名实不符的职称制度，大学人才仅分4等， 淡化了教师的师德，学养，能力和实绩, 导致了职称的异化。旦有一纸文凭、两三篇职称文章、一次职称外语考试成绩便立马获得教授顶戴、博导的花羚甚或院士的爵位且终身受用。职称给此类人带来的经济收益每年仅以多获利三万元计，一生就价抵九十万金。由杂志社把关的一篇垃圾论文的含金量可能远胜国宝级文物和诺贝尔奖金，是为二患。上峰评估看资料, 考查师资数文凭，看科研成果翻统计表和杂志所载论文名目，唯独不看所出门人弟子是何等次, 社会作何评价。名实不符为第三患。钦定的掌门人为官一任已足, 哪管身前身后名。错借产业化管理的报表制度，硬性制定专业人员三两年内必须发论文的铁律, 因此有中科院高能物理所那位王姓的博士后因三年没发论文受不了降职称降薪、搬出原住房的虐待愤而自尽。

　　马克思写出巨著耗时19年，更遑论居里夫人和霍金等人数十年潜心探究方抵峰顶。马克思如生在今日中国要被解聘低聘6次，霍金如在中国大学任教，瘫痪近半个世纪该扫地出门久矣。古语“十年磨一剑”已成旧事，数精英人物，还看今朝。我国高校容不下持之以恒的志者以致与诺贝尔奖无缘。这种浮躁是第四患。数年前某名校的 x良山，力不能标注文言却大讲《老子》，写的满篇皆错的歪书竟由某院士包装在某省获奖, 直至被香港学者戳穿。京沪名校教授剽窃的跛行屡见报端, 斯文扫地。近乎淫词的一孔之见借助主流媒体泛滥。60年前黎东方先生在重庆以民间评话讲史，受众很少，而今话语者占国家资源为我所为一己私利随意打扮历史这个小姑娘{9}。既缺乏学术功底也无新论。大好平台不是用来刷新民智而是传布宫闱秘史来个人敛财，委实可惜。大学无虑肩负传承民族文化之责而随经济浪潮颠波。大言市场需求什么办专业。无视教育规律导致培养目标失误是第五患。”世界一流”大学不是民兵，招之即来，来之能战的游击战略与文化积累和传承怎能兼容？大学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与市场需要同步。这是高等职业院校的使命。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5-30 12:18     标题: 中国近二十年社会文化寻踪(38)

我国旧观念使高教陷入迷涂的还有“唯有读书高”和”学而优则仕”的儒家信条。它使家庭的教育投资进入误区。时下录用公务员的学历门坎为“全日制四年制本科”, 这一狠招胜过政府千百次督办高职院校的官文。这门槛的实质是文化歧视和社会不公，直接效应是使本科大学高歌猛进，高职院校顾影自怜，终有今日的技工荒。报载长安集团前数年招聘技师年薪六万, 与教授工资相平；广东更达15万年薪, 令十分看重货币的博导们汗颜。二十多年前本科生俏不可得, 今日轮回到了高级技工青荒不接。这全国一盘棋的大学怎么老是力不从心？ 在官方人为地对本科与高职两种学历划分楚河汉界的今天, 深谙“劳力者治于人”的中国父母谁愿舍弃儿女“早为田舍郎, 暮登状元堂”的进士之途而求其次.？一元化的观念和政令给社会的导向是进本科，贴标签。但实业界却不能全用只会电脑绘图的人员和长於公关的管理者打天下,还要众多的能工巧匠。现在职校教师多是出身普通大学的赵括不能实战, 很难使学生术有专攻。职业院校的学生家长看不到子女的前景，依旧不送人来，使我国高职教育处于恶性循环。

　　社会分工的不同中外皆有。英国的作法是16岁高中毕业后分流，但大学和职院毕业后在社会工作中殊途同归。后者的职技证书分5级, 持证者升至3级时可相当于学士学位, 至4级时就可与硕士学位同等看待[10]。他们很多学科至今也没设博士学位，硕士便是顶级人才。美国的小学就开设木工等工艺课, 大学招生不限年龄, 不同层级的大学校际间互认学分。让不同教育背景者均有成功的机会。个人成功的路径呈多元化，竞争机会平等。平等观念的内核就在这里。西方社会没有儒家理论和等级观念，看重的是人的实绩和能力而非功名文凭.。因此卡特、梅杰、卢武铉等没有高等教育背景的人士在高学历的国度里也能当选总统或首相，成为权力精英；比尔.盖茨为创业从哈佛二年级退学，这第一学历不高的人获得了非凡成功。稍加考察，我们发现他们为体现“机会平等”的原则而开通大学与高职之间的互通渠道是明智之举，不用投资就解决了普遍的难题。我国的传统文化极具行政隶属等级观念位特征，官方潜意识里认为职院毕业是劳力者应治于人。人为地设置政策障碍，以古人意念祸害今人，让传统阻碍社会的公平。儒家的等级观念肇成的社会文化岐视、大众的官本位意识、求取功名等”中体”，北魏以来的科举制正在支配着我们今天“西用”的社会。官方的观念和人为的沟堑不除，没准会使中华民族几代人的佳期又误。

　　我国高等教育在学科设置、命名称和课程结构都不科学。过去用苏联模式培养I型人才，即在4年内把高中生培养成专才，理工类为分627个专业，而美国仅29个。英国大学不分专业而用学分制。牛津大学每期同时开出近5千门课程，学生自选课程和导师。两个学分相同的学生的知识结构各不相同。这方面倒是应该与国际接轨。美国的医学专业开始的1-2年学习在高中的基础上深化的人文课程，培养良好的人品和人文情愫，第3、4年学习专业基础课。专业技能在研究生院或病房实习时深造。数年后才能成为住院医生。这样培养的医生治病做手术能把病友当人看，能理解病友的精神情感而不是简单地当作尸体解剖，很少出现右肾患病而误切左肾，一个病人一天输上万余元的血，人都死了两天还有医疗费入账的荒唐事故。

　　大学的学科命名与知识结构紧密相关。以外语专业为例，我国自1835年英人马礼逊在香港创英文学校招收容闳等13名中国学童开始，中国便有了外语专业教学[10]。63年后，京师大学堂成立并开设国文科，1902年开设了以桐城派古文的掌门人吴汝伦为总教习的外语专业，仿照国文科取名为“外文科”。此后我国大学的国文科变成了“中国语言文学系”，几乎所有的大学都以同样的思维定势，简单照套，将外语专业误称为“外国语言文学系”。于是课程结构以教习语言技能和文学为主。结果学生仅能使用外语作一般交流，正如英国的文盲，能听懂日常英语，看懂简单的文字材料，却不懂外国的社会文化和思想。中文系的学生因有母语的环境，自幼接故国文化熏陶，进大学前以学过10多年的史地、政治、修身等人文知识，有着10多年的文化积累。而对外语院系的学生，这一切不曾有。4年中即使学了点外国文学，对外国的社会文化的了解还支离破碎，即使语言娴熟，仍难进行深层交流和研究。对一个国家的国情如自然条件、地理资源、人们的价值取向，精神世界、文化心理乃至观念、典章制度全无了解，就很难观察、体会这种文化的内涵和色彩，就如培养了一个外国文盲。形同一辆性能较好但没有装货也无法荷载的“空车”[11]。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5-30 12:22     标题: 中国近二十年社会文化寻踪(39)

外语院系要改变培养外国文盲和制造空车的状况，必然要语言文化并重。除加强人文社科等文化知识的系统学习之外别无他途。这就得改变课程结构，依据实际需要该称为“外国语言文化系”。一字之差，课程和知识能力结构完全不同。但目前我国仅有北京中国语言文化大学的校名与此义相符，数百十所外语院校名称照旧，课程结构单一，教学的重点依然故我。数年前笔者曾在南京大学的学术会议上痛陈外国语专业培养制造“文盲，空车”之失，与会同仁多有共鸣，但专家学者人微言轻，于本专业的知识改构无足轻重。外语院系也仍沿旧法培养硕士博士。要求人文知识先天不足的人在数年内成为外国某方面的专家谈何容易。近年来虽然有大学提出“厚基础，宽口径”的方略，但全国一盘棋的管理模式和统编的教学大纲、教材都使新思维难有作为。我少时便耳闻的所谓“教育改革”，半个多世纪以来进境不大。近三十年的改革浪潮也较少冲刷到教育体制，它仍然是风貌依旧的长寿贵族。

　　教界的病态和失误还有数十年来教育目标偏移与手段的工具化。沿用儒家“以文教化”的传统，用培养一个阶级的先进分子的政治教育取代了社会大众的人格品行教育，削弱了社会人文知识的根基，助长了文化的短视和天下为私的心态，使大量东方和西方的非主流文化、非普世价值如暴力渲染，否定良知善行，批判人道、人性等不文明、反科学的斯大林式教条充斥教本和课堂，荒芜了学生的精神境界、毁灭青年的崇高理想、扭曲价值取向、误导行为规范；淡化了社会的公民意识的培养与熏陶，导致了今天大学师生普遍缺乏人类的同情，感恩，敬畏之心等文明社会最基本的人文情愫。恶果之一便是校园暴力。大中学生手刃老师、击杀同窗的惨剧时有所闻。此种病态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长远利益造成了极大戕害。斯大林时代在苏联都早已过去，其经济理论和体制在中国的改革中只是苟延残喘，但在观念文化的层面尚未认真清理。诸如充满斯大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之类的教条，鼓吹个人崇拜的极左的遗毒尚存并影响主流思想界的潜意识。近年拜金论又半途杀出，学校管理的格式化如教师的工作量制、4级职称薪金制、新建校园远离教师宿舍区等诸多因素从时间空间切割了师生间的联系。校园里师生来去匆匆，形同路人。往昔小园幽径踱俳徊，师友促膝两无猜的校园风景早已是昨日黄花。新校区的校园里课余时间出现的全是稚嫩的脸孔，街市上有研究生为其“老板”值守店铺的身形。国家花重金聘导师，导师雇用学生，经济效益为上，政工部门也视其为自然的校园生态。

　　课堂是传道授业的主渠道，过去三十年里受“农业学大寨”、“学工学农”的驱使，1978年后强调专业知识和各种考试是对政治冲击教学的回归。现在转为高科技、程序化管理，看似科学。电脑排课让师生在两节课之间的10分钟得跑两栋楼再上下若干层楼梯；专人管理楼房，一个人来不及在课前打开教室数十间，师生按校方要求提早10分钟抵达得吃闭门羹；下课后关灯锁门，师生交谈只能在楼道。教师不要工作量，多授一节课还得层层申请教室，否则，哪怕在空教室也有人干预。而这些都是在“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教学为本”的高调声里；听课评课时多媒体形式是基本要求。教师用电子教案，为移动鼠标在讲台和控制台之间猴样上窜下跳；多媒体（英语缩写为ppt,学生戏称为“骗骗他”）的长处是突出直观效果、减少教师的重复劳动、适合大班授课。但对大学的非识记性课程未必万能。它剥夺了师生学与问的过程。而学习的本质就是学与问加练习。如果学生每天接连看上几个课时的屏幕，怎能不酣然入睡？教师入神的娓娓道来少了，普通高校似乎变了电大。刻板的教学形式损害了内容。高科技于教学本来有益，但以一元论的思维不论课型，不分科目推行则顾此失彼。教师的电子课件得了奖，学生却没听好讲。因材施教的原则与程式化的原理是否本身就有冲突，还待专家研究。

　　与17世纪出现的生产工厂化、规模化同步产生，至今盛行的班级化教学的长处在扩大教育规模且能保证中等水平，短处在不能顾及两头。从学理看教学就应该顾及两头。所以至今培养高端和精英人才绝少用此法。班级化+多媒体+证照等级考试=流水线。加上前文所述的10余种偏差和失误，我国教育耗用社会大量的物力人力，为不致彷徨于制造大量有文凭而无文化、无理性、无情操的工具人的迷途，高等学校的许多环节先借鉴西方成功的经验，与国际接轨后再形成中国特色不失为良策。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5-30 12:24     标题: 中国近二十年社会文化寻踪(40)

四  国学和当代学术研究的失语

　　学术界是民族理性的营垒，学者是理性的代表。十数年来我国坊间出版物繁多，比起那革文化的命，8亿人看八个样板戏看八年的专制时代有天壤之别。对此不少人感觉良好并且以今人能纵深学理研究为荣。但从文化学的角度综观当代的学术研究大势有两点堪忧。 一是学者群对社会的人文关怀太少，二是当代学术研究没给社会文化增添新的思想资源，尤其在要弘扬中华文化的时候。此间最眩目的是国学热。不少人甚至以为国学热了中华文化就将振兴，走向世界。在极为难得的国际国内的环境下，当代学术界并没对庞大的文化体系进行清理，剔选出有益的文化资源。学术群体的失语和无作为，说明理性和文化坐标的缺失。今人研究中国学问即国学，不需重复前人已作的考注以表示我国古文化的丰富而应该理性分析哪些是我们文化的主体价值，哪部分能适用于当代的中国，可能成为当今世界认同的一般价值或曰普世价值。

　　何谓国学，学坛对此概念与范畴鲜有界定，当先考其源。在中国典籍《周礼》及其疏证中最早有“国学”二字，但意指由乐师主授礼乐课程的贵族小学即序，校等传艺之所。其功能和形式在此后两千余年中皆由太学 ，国子监等官办教育机构，宋以后加入民间书院来承担。系指我国古代的教育机构而非古文化的全称，故《周礼》之“国学”并非今日所说国学的源头。

　　对我国古文化的统称，秦汉时期为“经学”，明代与前清谓之为汉学，约指五经，六经，十三经加正史25部和其他古籍。汇集诸子之言的经学铸就了我国古代文化的灵魂即精神文明。各朝代的正史承载了我国社会变迁，属制度文明，但其《食货志》等部分涉及生产与消费的器物文化。将中国之学统称“国学”仅百余年！最初是近人梁启超为宣传新学，在1903年致黄遵宪函中，言及欲办《国学报》，始有近代意义上的“国学”之说。4年后章太炎在京师开办《国学讲习班》的告示中又列有“经,、史,、子、集及典章”等项。章将讲习班名为国学，内容如上列五项，可视为章先生个人对国学范畴的界定。梁章二位先师是否交换过意见尚不得而知，但名师所见略同，将中国学问统称“国学”而不再称经学或汉学。当时西学东渐已兴半个世纪，纯粹经学被目为旧学，已丧失权威和活力。梁章一代文化精英融会中西文化形成的流派当时被称为“新学”。回忆并记住这个时代背景对今天的国学人士十分重要。须知近代的所谓国学原本是在文化变局中来看中国之学，与清儒信而好古的注疏考据大有不同，甚或离经叛道。新学和国学的称谓自此方广为其师众及近人所用。由此可知近代意义的国学之称始于梁章二位先生而非古已有之。

　　使国学名实相符并社会化则功推1920年上海南洋公学的校长唐文治先生所创的“无锡国学专修馆（12）即后来的无锡国专和稍后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附设的“国学研究院”。经胡适先生等推荐，清华聘梁, 王, 陈, 赵[13]四大导师，为留美学在子传授故国文化以厚根基。此后再未见何人另行界定国学的内涵或厘定其范畴。国学即中国学问Chinese Learning泛指我国古文化或国粹经典的概念被学界基本认同。

　　在国学研究中致力于搜炼古籍，如校刊整理，训诂疏证、考据索引等在材料方法层面下大力也能出新，但说国学的研究仍可发掘新的学理和新鲜资源则不免自视甚高。君知否，两多千年来中国人就只读9本书即四书五经。古今多少人白头皓首，疏注考校，用注经方式增述一己之言。古代先贤所处朝代虽有别，但同为农耕文明的大背景，其意念与前人很是贴近，理解与表达也较合原义。明清几百年的文字狱令学界失语，学者个人如戴震、钱大昕、段玉裁、俞樾等只好穷毕生之力不厌其烦的在故纸堆里打天下、谋稻粮。国故的要籍早被清儒诠注多次，钩深擷微，索引勘误的成效都胜于前人，但鲜有新意。

　　今人研究国学的三大劣势是浮躁、先天不足和与古人的文化心理差异。能超越前儒的是凭占有的线装典籍的数量优势，可能从前人手记中淘出未曾公诸于世的文字材料，再可能就是借助钟馗，像某梁山和美女教授们那般肆意挥洒，信马由缰；未入堂奥者品评漫谈，对不识者误导，对有识者搞笑。“天不变，道亦不变”，国学产生的时代到现今天时已变，农耕文明步入了后工业文明，道也应当变。如以今人意念和思路来理解注释古人之作，必然与古人的原意相去甚远。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30 12:26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5-30 12:36     标题: 中国近二十年社会文化寻踪(41)

　当代国学研究的群体也有局限。说普遍先天不足恐太过绝对，但主体的结构确实如此。许纪霖教授曾自嘲说，1957 年生人，9岁遇上了文革。10余年虚度，1977年入了大学。我辈比起梁启超，王国维先生一辈16岁中秀才的国学基础只能望其项背。就算后半生倾注全力，差别也存在。要不怎说浩劫之年耽误了民族，耽误了个人？现在研究国学的老年梯队，功力大约有20来年，中年的不过10年左右。我国几十年格式化的教育体制决定了当代学人在硕士课程之前不可能专攻国故。因为不遵此格式，学校的课程肯定过不了中考高考大关，进不了大学何谈高学位？故一般人不可能有前人那样的童子功。凭在研究生院耕耘5、6年的观景，为专家或可，作学者则不足。难怪现在有人在《庄子》中读出了信息论，从《老子》中学到了电脑原理甚至源代码。在《孟子》中看到现代文明的思绪。这是古人之谬还是今人之误？实有羊头狗肉之嫌。 倘若先秦诸子的理念如此精深超前，奈何使我中华文化落得在500年前积弱衰微，终至近代落后挨打？

　　胡适之先生早在《学问的材料与方法》中早透出了谜底：五百年来西人注重研究自然世界，分析实证，国人专注于故纸堆的考注。可谓一语中的。500年前西方的社会坐标就已刷新。我们至今仍以中国的古今为主线，以传统文化评中华文化而不借助外来文化系统作参照的纯国学研究中想辨古今之变，从国学中发掘新的思想资源作用于今日社会文化恐是海客谈瀛。即使中国穿时光隧道重回宋明时期，汉学与国学那时作为我国文化主流，和边缘文化、流氓文化一起作用于治国安邦，已经孕育滋生出了光辉灿烂的中国古文明，领先于人类达千年之久，其功能和效绩之大毋庸置疑。在近现代社会沿用原来的道统已不合时宜也已被历史证明。正是有了百余年来西学东渐历尽周折才有今日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意想回归先秦前的农耕文明时代确有过的奇光异彩，返朴归真的意向既无可能也不可取。按主客观条件，今人做实在的材料整理和方法研究对保持国故颇有意义，但指望从中探求新意恐是竹篮打水。

　　国学研究方面，媒体近十年来炒热了王国维、钱钟书二先生，尊其为国学大师, 敬其为当代大儒 。对此我不敢恭维。我辈生也晚矣，不曾有缘直接受业于前辈大师。幸逢早年的业师和难友中有邵明礼先生等七位出身于清华国学研究院或西南联大，曾是王钱等大师门下。40余年前本是扫荡国故年代，我在学校虽受教数年但学术上少有师承。然而正是在这特殊年代的非常环境，我师生数人在武汉因反动学术权威、美蒋特务和反对林彪副统帅等不同罪名而同受政治迫害，两年在囹圄中同度铁窗生涯，后在牛棚中并肩躬耕陇亩，共有六年的患难岁月。作为带罪之身，早入“另册”者，我等反倒可以置身世外。彼时先师们已垂锤老矣，铁窗的日夜和牛棚的工余，追忆清华与联大是老者间第一谈资。耳濡目染，我因祸得福，对梁启超、赵元任、罗文干、刘文典、金岳霖、钱穆、张奚若、林徽茵、吴宓等巨匠其人其事、逸闻轶文耳熟能详并拜读过其师生间若干书信文扎，虽无今日的学位但使我受益终生。“此情可待成追忆，一寸相思一寸灰”，少时的困顿与屈辱的本不忍言起，所以不避“钓誉”之讥，意在缅怀泉下的恩师，也为表明冥冥中隔代师承的情感。

    论班辈我等当尊王钱二位为师爷。数年前逢当今一名流直呼大师名讳而未尊其号,我曾当众斥其不遵学统，未执弟子礼而有背师道人伦。此举可表我辈对先师爷们断无轻慢之意。但他们二位与蔡孑民先生和康梁不同。 静安先生16岁中秀才，后数次在杭州考举人不第，遂无意科举而赴西学甚昌的上海；两次承罗振玉先生资助提携，两度游学东洋，访大学凡十余所但不求学位。当年被胡适之先生向清华推荐时就因既无进士功名又非留洋博士为学界庸者所讥。幸得梁任公执言，镇住学界微词。王先生学力之强后世已知：《人间词话》等于词章考据疏证索引多有建树, 近人无出其右者；凭“历史演进论”视野，借助出土文物悉心考究，诸多高论如《商代诸先王先公考》等，将被原视为仅是古代传说的我国殷商一代实证为确存的古代文明，上溯我国古史源头近千年，至今尤为学界倚重；但王先生同时对西人尼采、叔本华等亦研究有年，所译西学使人耳目一新。后因见民国世事黑暗，闻南军克京后欲加其害愤而投湖，决不苟且。如此大智大勇之学者古今鲜有。

钱先生伉俪出身牛津且具博士学位, 二十七岁为西南联大教授,《围城>一书名重一时, “家笼”一说早成经典, 已为汉语增一语汇，为中国文学添一典故；钱先生前半生潜心治学，不屑与激进的同辈为伍；后于劫难中独守其志。晚年所著<管锥集>更显非凡功力与良知。王钱二先生都学贯中西, 均为前代才有的合成式的学问大家，堪称宗师泰斗。仅尊其为国学大师是以偏概全，张冠李戴。将二位与清儒齐观则是轻看。两位宗师于西学毫不逊色，对康德、叔本华、雪莱、拜伦等的研究同样专深。但综观二位大师的成就，我以为他们在各自学术领域的成就远胜其在社会思想文化方面的建树。以二位先生之禀赋和造诣，尚且未能发掘引证出国学之于社会文化有创新指导意义的学理和资源，今日国学传播者即使可续清儒前缘, 于国故整理自成一派，于当今中华文化发展也恐裨益有限。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5-30 12:37     标题: 中国近二十年社会文化寻踪(42)

国学的五大板块中经、子、集三部当属经学，是对我国古代文化的思想观念意识层面的论述与奉献。史部则重在典章制度文化层面，《小学》应是古文化的大众传播方式和载体。考诸我国近代学术史，自清末民初，章太炎先生上承名儒俞樾治经，下启刘师培、周氏（鲁迅）兄弟、黄侃和章门“五王”、刘文典及其传人张式微、汤一介和程千帆诸先生，成为我国近代国学研究最早的一脉，学术地位至关重要。从时序和地域来看，近代国学的主体还有无锡国专和清华国学院两支。无锡学派一脉从唐文治、钱基博、吕思勉、至广西师大宿儒冯振（振心）先生，秉持浙东学派或前清遗风，以治经为主，厚根基，重考注；清华国学研究院一派以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四大导师发轫至复旦蒋天枢教授收山，大都有外洋留学经历，于西学造诣甚深因而理性较强且不拘国学畛域，堪称新学集大成者。就学源来看，三派均源于江南尤其江浙一带，与浙东学派渊源甚深。半个世纪中三个支派常有兼容，汇为一流。章太炎、陈寅恪先生等均曾在无锡传道。其门人如朱东润、郭绍虞、唐兰、夏承焘诸先生包括英语界名师许国璋教授等1949年后分散于全国各大高校，执文史学坛之牛耳。他们在我国古今大变的近代保存了国学薪火，居功甚伟。尤其于劫难时中宠辱不惊，以不变应万变，谨守门户，不浮躁，不折腾，不与一般文人策士为伍，不为标新立异而添乱，其节操与守望之志委实可敬。但就传承百年前发轫的民主科学的思想资源而论，都未能作为民族理性的代表，践行读书人为自己的民族文化振兴探索新坐标的史命这一历史缺陷也不容讳言。半个多世纪风雨之后，近年按儒家“继绝世，举逸民”的传统，还诸位先贤先师以尊严和价值，体现了人间正道和学术良知。但爱屋及乌，对国学人物在我国新思想文化方面的建树言过其实也不合科学态度，亦恐非先贤所愿。

　　弘扬中华文化是不言自明的，但中国古文化不可能更不应该全部弘扬。如何扬弃，选择哪些文化元素加以弘扬才是当代国学和学术研究最为困苦，最为重要的主题。

　　说困难是因为古今天道不同，古训难合今时之用，说痛苦是文化一脉的感情难舍。所以数十年来从未厘清，以致今日钟磬不响、瓦缶雷鸣、泥沙俱下，文化的发展方向模糊。所弘扬的文化因素可能不好也可能不力。中国特色的主体和内涵含混不清。社会和民众处于集体无意识状态。照理被正确地选为弘扬的那部分文化元素应符合两个标准：对内合乎现代社会的需要，又能与外部世界互溶，成为现代人类文明的主体价值或规则的一部分。

　　我国以儒家学说为主干的官学文化经数百年衰微社会的检验，已无太多有益资源可资用于今日。诸如国人引以为自豪的的典籍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不是无史可据的杂烩便是经过了历代皇帝严格筛选，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决不能读的那类书。因为最高专制者依据自己的喜好和需要进行的这种筛选，对我国古文化的戕害远甚于秦皇一次性的焚书坑儒。它使得这类古文经典都带有强烈的王权指向，是专制文化的集大成者，让全民都作专制思维，与君主的话语相同，想王者所想，急王者所急。虽然王权文化也属人权文化，在人类文明早期的农耕时代是适用的，甚至是先进的。但它与民权文化相对立，因而断绝了我国文化的民主的基因。如我国未来选定民主法制为发展方向，传统文化将以负面影响为主。它羁绊中华民族进入现代文明，阻碍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也难于被国际社会容纳。必须克制民族感情，将其束之高阁，用作少数专家研究而不能大力弘扬。

　　但是我国古代文化并非只有儒家文化一种。墨家学说的兼爱、非攻、重农善工的观念与当代西方文化的博爱、人道、和平反战、重视经济等主流价值就很相同，容易互溶。即使作为儒家文化核心的人伦和人格体系与世界文明重信仰，守规则、讲礼仪的等现代国际社会的一般准则也极为相近，可以兼容。只是前者被荒没两千多年，重建价值颇不容易。后者在古代社会的传承主要以非官方的《小学》和评话、演义等形式在民间广泛传播，形成了传统。只是在近代被误伤而中断了三代人之久。虽然也与专制大一统和等级观念的核心价值相同，但比出自官学的王权观念稍淡，更多体现在人伦道德领域。合适的道德人伦和行为规范对建立社会秩序是必要的。所以倒是不为古今国学家们所重的《小学》这块还有些积极成分。

　　在重建中国文化体系时从这两点出发。复兴墨家文化的同时改造儒家文化，摒弃后儒增添王权因素，去掉其维护专制和独裁的说教。弘扬儒学的伦理观念和日常行为规范，推广《小学》类的儒家典籍如《三字经》、《弟子规》（前清康熙时秀才李毓秀所编）等。前者既普及了我国的文史常识又使国人知书达理，讲礼仪，明人伦。普及儒家文化作为朴学的有用部分如立志、勤学、尊师、谦顺、重人品、讲孝道。后者具体强调日常行为规范：“首孝弟，次谨信，父母教，须敬听，兄弟睦，言语忍，对尊长，勿呼名，衣贵洁。不贵华，用人物，须明求，凡是人，皆需爱，将加人，须问己”，提倡君子淑女德行。用孔孟之道来补筑当今社会道德长堤之溃决，扫除目下充斥于全社会的流氓意识，扭转不男不女，阴阳失序的大裂变形态。将儒家文化的人格主义如修身之道、敬畏之心、感激之情、仁善之德培植成一种类似宗教的情感而且社会认同的日常行为规范，如此可望救赎后代的灵魂，匡正当代中国不中不西的社会风尚。以重礼仪为中国特色。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5-30 12:40     标题: 中国近二十年社会文化寻踪(43)

可是今日国学研究中想穷理者多重复前儒的集注，讲致用者将八卦易经与五行揉合起来预测风水，双双处于误途。前者大谈《道德经》寓大智大勇，捧为智识之源，奢谈隐忍不争，小国寡民，与禽兽同栖之高论。其学理不过是汉魏玄学和谶讳的怪诞；所谓致用意在推销怒而不争, 遇强而退的出世之学，淡化民众的独立、民主和参与意识。古时有为之仕尚且弃此消极的人生哲学，今日头顶教授光环，月领数千元薪水, 居广厦，吹空调，食有鱼，行有车又有话语权的学者们故弄虚玄，自造迷蒙消极气氛就有帮闲之虞。倘若持此类高论者真能效法其先祖, 自身隐迹山野、结草为庐、风餐露宿、辟谷数年，亲身体悟后再出“山无蹊隧，泽无舟桥，同与禽兽居”，（12）“生与死、美与丑同”等清谈偈语，还多少显示其挚着的追求。如在尽享现代文明之福，受用科技之便的同时却偏倡此道则是自欺欺人。这类所谓成果用作评职称提工资可，陈列于古玩架亦可，唯独于中华文化振兴断无裨益。三十年前的策士们以政治教条来改编史籍为祸惨烈, 今日之穷经术士的文字游戏可以休矣。

　　古代文化阻滞当代社会文化的发展的另一领域是古代兵家理论的泛用。“兵不厌诈”成了社会普遍的文化心态。工于心计、过于精明的国民性必然摧毁社会诚信。报载曾有对外国人问卷调查对中国人的印象，多数人的回答就两点：精明，会武功。我国早期儒家极重诚信，对人的品德提出的“四端”被后儒概括为礼，义，仁，智，信。只是由于专制的逼迫和诱导使人们变得虚伪而未能成为古代文化的主流，被兵家理论乘虚而入。国人重祖的情结以为凡是古文化就可发扬，打着弘扬民族文化的旗号，兵家文化被持续渲染，当代社会又多一负面因素。

　　兵家学说也是我国的文化遗产。考古发掘的竹简证明确有孙膑，孙武其人，兵法著作是早期人类文明的重要部分。他把从动物到人类的搏斗与征伐的经验和方法总结归纳，是不可多得的瑰宝，是一家之言，当属国学范畴。但兵家只是“术”而非“道”。战术家、带兵者用此有助于攻城掠地，以求事半功倍。战略家就不定用此。因为战略上比拼比的是人心和实力，靠较真而不凭谋略和虚诈。冷兵器时代的智者也明此理，故此汉儒不将此类小技置于独尊来教化天下。

　　在热兵器时代，随着交通、信息的发展，兵家谋略在战术上的作用已经大减，但从事战术研究的专业人员深入研究中国兵法仍有必要。但将用兵之术超出征战范围推向全社会就有害无益。这是因为兵家的动机、手段和权力决定它是“特殊的政治形式”而不能滥用。用兵的目的在求得自我胜利，将对手击溃征服甚至取而代之。正常的社会行为不能这样。人们在常态下的生存发展的竞争更多的是求得双方共存互生。人际间应多有诚信、善愿而不应是欺诈和敌意。对于个体的人来说，即使面对怀有敌意者如果用兵家的行为方式将人打败致死也有悖于法制和理性而必被惩处。而用兵者一般都已享有生杀大权，在秩序之外用特殊规则行事，为取胜不择手段也不受社会伦理和法律约束。崇拜兵家的人无视这个大前提，不知道欺诈和心计会扼杀社会诚信这个人类最为宝贵的价值之一。可见当代社会的理性水平之低。

　　还可从实际体念考察，如一个团体36人都精通兵法，善以兵家理念行事，相互间瞒天过海、前面的人用美人计，后面的使离间计，左边的暗渡陈仓，右边的李代桃僵。每人使一计，即使不准用连环计就有36计。在这种冲满敌意和欺诈的环境里，包括用计者自己谁能安宁？秩序会混乱，人心涣散，团队就会解体。所以兵法是社会常态的大忌。诚信才是普世价值。国人经常因小失大。父母教子女别说谎，社会却在渲染阴谋。让人处于良知与生计的矛盾之中，千年来都在经受这灵与肉的冲撞。在这种社会生态中除了内斗还是内斗，你计我计，谁又能成功？所以那些鼓吹商场如战场，兵家理论有益于商道的理论有害无益。你以兵家的计谋击垮了同行和对手，当了唯一大佬，成了垄断者，对消费者并无好处。在法治的社会，成功的个人和单位也不能称王称霸。公正平等的普世价值生出了反垄断法，反暴利法保护正当竞争。以权谋欺诈手段获得成功和霸权，只在成则为王的野蛮时代对独裁者有用。在王者也不可自定规则的特权法制社会，更多的只是破坏个人和社会诚信和公共游戏规则。我国社会崇尚机谋和心计的文化心理的形成错不在兵家本身而在于学人的理性缺失。我们为泛化一种古代策术以表示文化悠远而付出国际形象的代价，可谓得不偿失。令人为这种无知与非理性而扼腕叹息。哪些国学能弘扬，理性与感性的不同选择，差别竟是如此之大。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5-30 12:42     标题: 中国近二十年社会文化寻踪(44)

五  文坛的喧闹和美感的失落

　　二十年来我国的文学艺术应该说环境宽松，姹紫嫣红，但颓丧与狂乱降低了真善美的感染力。文坛作家中美女派, 神童派, 清宫派, 武侠派你唱罢了我登场。不少新面孔的出现并不是作品本身，全仗小报娱记们造星炒作，制造了诸多的异端令人眩目。文学的美感成了过眼烟云，只剩下金钱、美女和喧闹。

　　当今文坛第一怪是美女写手们不写体液和和肌肤触感似不成其作。伊以身体器官为本钱，炒家以其貌美为由头，读者因炒作而猎奇。我国文学史上的女性班大姑、蔡文姬、李清照皆以诗文，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以奇美, 李师师赛金花以其媚, 鉴湖女侠以其勇而传名，然均不若如今女写手集美女才女淫女于一身。 英人勃朗特.夏绿蒂三姐妹因无芳照存留，今人不知其貌美丑，但她们名扬世界乃因其作品《简爱》，《呼啸山庄》而不必有美女作家之名。第.二怪是十余岁孩童长篇累牍，媒体与粉丝为之鼓噪喧嚣。唐人王勃以年少能文见于经传但仅存少许诗文，成名时也年在二十开外；俄国诗人普希金十六岁时仅有《皇村回忆》一诗存卷, 名作都在成年之后。针对文坛少年，两年前汤大民对神童现象曾引元人舒岳祥之语：“少锐者真识未定, 新涉笔墨行间, 雏鸟习飞, 自谓以冥鸿举矣, 肆口谈论, 固先生长者所羞也”，于今天的情势甚合。文学固可虚构，但但虚构者必须折射或反映尘世生活, 即使科幻也只能在已知世界内突发奇想。建安七子才华再茂写不出蜘蛛侠；苏东坡笔下有神，其诗文中并无超人；王实甫罗贯中写不出恐龙世界。古今中外凡传世佳作多以血泪写成而非文字笔墨。年方十多岁的作家，在英文中正被称为teen age，行走于家门与中小学校门之间，传奇的经历想是没有。最多是辍学潜沉网吧有年。读书不多，知识积累甚少, 阅历体悟全无。即便借助因特网，亦非亲历。此类文字即是率真也非厚积薄发，当习作推介以示鼓励并无不可，过此界限则是捧杀才俊，显示出文坛的浅薄。

　　第三种丑态是.数年前清宫戏受宠，辨子军马蹄袖一发不可收，把我国几乎所有王朝的昏君、馋臣、悍将、酷吏、大盗的阴谋诡计、淫威暴行以戏说之术全部搬上银屏。这类戏说的影视作品差不多组成了一整部充满凶暴荒淫的中国古代史史。在一个国家的银屏上如此直观地系统地显现古代社会的凶杀,权谋, 贼技,骗术的做法唯我国当代文艺界所独有。每部影视剧中人物名号、言语服饰、字幕解说出现的各种常识性错误少不了数十处，制作人员使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且不说，其社会效应实在堪虞。

　　我国二千余年大一统的专制史其实是流氓与帝王的家谱，本来乏善可陈。鲁迅蔽之曰“只有吃人二字”。今日因乘社会新的文化目标缺位之机，贴上民族文化的商标，诸如杀君弑父，三宫六院，骄奢淫欲，阉人奸党，尔虞我诈等专制谬种都堂皇登台。即使一些被人誉为明君贤臣忠良名士者，因必须置于古代的背景之中，其君临天下, 唯命是从, 人格依附的道德模式和言行举止也与今日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背道而驰。腐朽的专制幽灵借尸还魂，这是对百余年来我国几代志士仁人反专制、反极权的嘲弄，社会的倒退。根源在于当代社会文化免疫系统的缺失，社会一面呼唤法治，一面任由充满土匪强盗意识的“路见不平一声吼, 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主题歌唱彻大江南北； 朝野都呼吁社会主义民主，耳濡目染者却是山呼万岁、称孤道寡、为民作主、替天行道等独裁专制的恶行秽语。建设现代文明社会需要公民意识, 眼底却尽是聚啸山林，强人剪径的好汉身形。我国提倡了近百年的男女平等, 影视里看到的尽是男尊女卑, 七出休书, 三妻四妾。旧.的传统与当代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法如何相容？公堂上动辄“大刑侍候”的官衙审案如何用作文明执法的砧木?这类作家和文坛主宰、视频巨星们有半点社会责任感或稍通哲理，何致有如许贩卖旧道统反法制反民主的恶作剧。文坛阴霾的出现难道也能归罪于对外开放，而不是精英和大众都未分清国粹与国丑而错把糟粕当精华？

文坛第四丑态当数武侠派高人善用社会机缘，巧结权贵后滥造并倾销武侠文字，籍此名利双收。他们幽居名胜之地，登学府大雅之堂,版税收入富可敌国。所获尊荣财富远胜于70年前其开山祖还珠楼主何止千倍。纵使有人在学界己身与名俱裂，南邪北毒东丐西盗, 舵主帮主掌冂仍在诲淫诲盗于华人圈。文化是多元的，某些人偏好杜撰反法制、反道德、反科学、自定正邪标准草菅人命、采花谋财的流氓人物，文如其人，可文责自负。但社会受众的狂热，文学批评失语和社会理性的沦丧可悲可惧。从理性出发扫视这些泛滥于海内外，渲染武侠暴力的文字垃圾有四点流弊：首先是毁坏华人的形象于国际社会。其言必称的所谓江湖武林在我国无论古今都属乌有。匪盗帮会邪门历来为中华文化和主流社会所不容，必欲清剿而后快。中国自古乃礼仪之邦，是以王道霸道兼治天下的法制社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自春秋以来，侠客盗匪就被打入另册。渲染暴力淫秽的文字均列犯禁。儒家文化的人格标准是谦谦君子而绝非狂傲不羁，嗜杀好斗。虽然五四新文化时期的青年新锐为反专制而矫枉过正，从典籍礼教切入，将中华文化的人伦传统悉数打翻，在那有些幼稚的声浪中把推崇权谋和暴力的三国水浒红楼等历代禁书误为名著。但上列文著中毕竟是正邪两道较量而邪不敌正，归于道统，瑕玉并见。不比时下洋洋数十万字的小说，长达数十集的影视剧，整个儿就是一派胡言，一色的凶杀色情。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30 12:43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5-30 12:44     标题: 中国近二十年社会文化寻踪(45)

何以说渲染侠盗横行有损中国人在国际间的形象？因为从实际交往中了解华人者毕竟不多，国际人士主要通过文字材料来了解别国。上述垃圾作品文必有大侠帮主，丐帮盗匪充斥其中，必然引起国际间对中华文化的误解与厌弃。因为西方社会历来对匪盗乞丐目为赘物。法国大革命中都排斥“无裤衩汉”，英美主流文学中即使力主现实批评的德狄更斯等也少有对反社会反人伦，为民作主的草莽大王给于肯定就是证明。近二十年来这类扭曲中华社会的文字在海外如污水横流，使西人误以为国人尊丐敬盗，造成对华人人格形象和中华传统的重大误解是其一过；这类垃圾中的九公十爷，须眉俱白但功力最深,疯疯癫癫、半人半鬼的精神病患者战无不胜等颠倒黑白的诳语违反了科学规律。实际生活中凡是力竞技中能夺冠折桂者全是少年英豪, 体力角斗规律就是如此，奥运会不少项目20多岁称老将，30多为宿将，年过四十者极为少见，七老八十者谁敢争锋。武侠派的主题反自然, 反科学的描述误导读者尤其青年是为二过。书中人物凶杀骗盗后逍遥法外，不被追究，还以侠义自许，与社会法制与公民意识等现代文明直接对立是其三过。如此粗俗荒唐的文字所以泛滥的表层原因是功利驱动。编者、制作、演播、广告商四方组成了完整的食物链，各取所需，大家分肥是其四过。社会受众对此喜闻乐见，津津有味的深层原因是久存于我国边缘社会的游民文化在上世纪被美化后，社会性的流氓意识在此得到宣泄和满足；其次是.传统文化中论资排辈与排斥科学两个弊端野合而成的怪胎在文坛的畸形发育。

六、当代中国法制，从政治表态到考量失度

　　追求社会主义法治在我国已成共识并作为改革开放的目标之一，至少理念上如此。二十余年来过去的无法可依渐行渐远。社会从自乱章法，无法无天的暗室中逐步走向了法制，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人们的法律意识已大大加强。虽然离法治社会还相距甚远，但却是我国社会五千年来最为昌明的时代。人权记录较前代大有改观，对此务必珍视。

　　因为我国传统的专制文化和几十年间移植原苏联的社会法西斯教条这两种文化传统的惯性，我国主流社会至今笃信“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这一信条偏离了法律是对全社会都有制约和保护双重功能的契约和规则的本义。如果法律只为统治阶级服务必然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专制形态，不平则鸣，庶人不服，这样的社会不可能长治久安。所以中国人认为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规律，总有内战的消耗和折腾。这是源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对自由，公正，平等理念的敌视或曲解而形成的偏见和研究禁区。在这种理念下我国长期以来的立法形同政治宣誓，带着强烈的意识形态的烙印。这个信条虽未突破，但当代许多法律的制定事实上已经绕过或逐步超出了阶级的局限而着眼于全社会和全民族的意志和利益，是法制在我国的艰难的进步。但由于当代中国立法原则和程序仍处在前代制定的旧框架内，尚未转轨而致使法治文明滞后于社会发展。另外，立法者中行政官员居多而社会实体参与较少，立法过程中充分论证的过程不够，即使少数有话语权的学者专家出自善意也力不从心。这使得实体法存在条款每每考量失度、缺乏前瞻性和可操作性而不得不频繁修订，实体法之间吻合不够，司法实际中缺少独立性，法官个人素质普遍不高但自由度太大等五方面的明显不足，客观上削弱了法律的权威。世界各国在其社会转型时期都曾存在类似偏差和失误的历史过程。想尽快完善社会主义法制，首要的是解放是想，摒弃阶级和政治偏见，与时俱进，从长治久安和国际社会一般价值出发考订社会契约和行为规范，建立科学的合理的法律体系。

　　二十年多年前厉以宁教授主张的产业股份制在世界近代经济学理论中并不复杂，在外部世界已经历了几百年社会捡验，在我国也已被高层认可并试行了十余年，但要见诸法律仍殊为不易。邓先生“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国策已奉行一代人之久，今天我国多数人或多或少已有些私产，要在宪法中要写进保护个人合法财产的条款时，历时十余年欲说还休。理论上讲，这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部分、更是他对中国现代中国的最大贡献；尽管坚持邓理论是二十余年来主流社会宣称的矢志不渝的方针，但只要和前代教条和极左的残余碰撞时，人们潜意识中尤觉”二律背反”，底气不足。可以让自己的住房等财物没有法律保证，明知旧时教条的危害，但仍难醒悟的卫道心理还十分强固。哈耶克说得明白：“自由与财产权密切相关, 让人们靠自己的私有财产生活就是终极的善”（13），中国也久有“人无恒产则无恒志”的古训和藏富于民的德政伦理，但中西文化的合力也难解除前三十年的思想束缚。可见僵化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说其严重阻碍我国法治化进程绝不是危言耸听。这是当代中国最特殊、最重要、最复杂的国情。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30 13:03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5-30 13:04     标题: 中国近二十年社会文化寻踪(46)

观念的落后还使得社会经济转型后存在立法的盲区。湖北孙某客死广东收容所事件被披露后, 收容遣返方面厉行数十年的违宪的规则才被修改；前几年户籍制度的松动, 使国人自秦汉编户制度以来第一次享受到了宪法早已赋予的迁居自由的权利，总算迈出了中世纪。但几年前就外地户口进京的话题议论时，公安部某高官和北京市民在电视上的话语却惊人的一致：表示耽心。后来某名校的博导作为民主人士在北京市政协会上也大言不惭地提出外地人员进京要设门槛的提案，引发诸多反驳后, 始作俑者仍辩称其动机良好。从官员到民众和知识精英对我国城乡二元化这种社会歧视比对公正平等的理念更愿意接受。这就不仅是体制问题而是社会观念的文化问题。

　　法律缺少可操作性的实例可以某名校的法学博导在修改婚姻法时将婚姻的第三者现象纳入法律范畴并得以通过为例。配偶之间的情感纠纷在诉讼时难在自我举证，而司法认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此类案例在实际运作中要么因证据不足而难以认定事实, 要么得请私家侦探追踪。因我国警察只管公共安全而一般不介入民事纠纷。英国福尔摩斯类的私家侦探在中国能否存在现无法律规定。由此还可能产生隐私权,名誉权等其他纠纷。法学博导明知法律系统尚未完备而贸然制定新条款是浮躁和轻率。其出发点虽不错，针对包二奶的社会现象，为保护妇女权益。但法律不是恩怨相报的感情规则。对此各界早有岐见、最后通过时还是重道统轻法治的思想占了上风。类似的情况还有我国交通法的修订，将沈京沪汉深等省市已实施多年的地方法规中路人与机动车各负其责的条款改为机动车一方无过失也负赔偿责任，而且数额不少。据说其依据是以人为本。机动车上路必定有人驾驶, 驾车者与行路人同为公民应该同时为本。驾驶方无过错也要赔付在法理上有违平等和对成年公民对自己行为负责的原则，还可能滋长街头游民的“碰碰糊“等蓄意敲诈行为。.交通秩序是车辆驾驶人与步行路人两个平等的主体处于互动状态, 法律强制一方纵恿一方将使得交通的低效与混乱更难改观；如因机动车买了保险而具有赔偿能力，也应顾及保险业的额外负担。文明社会必须保护弱势群体，但不能以侵害一方来袒护一方。似乎有点当年斗地主，分田地的仇富的潜意识。立法考量失度的第三例要数年前颁布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本法对于青少年的恶性犯罪给与了不适当的宽容。诚然，优待妇孺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指向，中外亦然。现今我国的.家庭对独生子女的溺爱是未成年犯罪日趋严重的原因之一。古语说人看极小, 家庭和社会对少年犯严加管束是必要的。一味姑息可能使之有恃无恐、屡教不改。如让其危害社会直至成年，其个人和社会将付出更大代价。传统文化重感情，轻理智的文化心理正是导致立法失度的深层原因。

　　当代中国诸多法律频频修改说明了立法的前瞻性不足。立法过程中论证和听证程序不够充分，立法机构的组成人员成分近乎单一。人大代表大都为党政军中高级领导和基层先进人物。至近年有所变化，工商企业巨子比例在扩大。这与国人对代表一词的理解有关。作为立法机关的成员不同于其他荣誉和利益分配的代表。他们可能不全都懂法又多为兼职，平日对社会没能全面了解，个人观念意识滞后。发达国家做法是两会议员都是专职，立法时加强听证和论证过程，找专业团队到会咨询，不同的观点相互辩论，立法者们反复酝酿，在确知其利弊后再投票表决，绝不轻易表态。

　　法律的程序正义与实体法正义同等重要。可实际司法中存在三大弊端；一方面因无审判团的表决机制而使法官个人判案自由度太大。另一方面因党政机关的影响和干预又使法官无权独立办案。再就是法官专业水平偏低，前几年全国的法官专业考试，除广西，青海等少数地区合格率达到5%外，多数地方含许多发达省份竟然在3%以下，骇人听闻。权力或人情大于王法的文化传统使得社会环境产生众多诸如湖北的余祥林杀妻案等冤假错案便不足为奇了。.法院的高额收费未见人议。诚然，外国也收, 他们有审判团等费用，我国法官和其他党政干部一样,是国家公务员而非自由职业者，国库提供了工资，合议团无外界人士需要开支。权力机关得到国库拨款后再收费应视为滥收费。在司法系统内部也说不通，公检法三家的办案难度与经费耗用相比，法院没参与侦破等最费周折的环节，民事案件是“谁主张，谁举证“，由双方当事人自己取证，办案成本可说最小；鉴定费等也由当事人另付。。公民找公安寻求保护，向检察院举报均不交费，法院同是公共权利机构，为何要规定按.4%的收费。如果“有理无钱莫进来”讽刺的只是旧式官衙的幕后动作，今日法院的高额收费与偶作点缀的司法援助并存应该探讨。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5-30 13:16     标题: 中国近二十年社会文化寻踪(47)

七、当代社会的民风庸俗和消费失宜

　　考察我国当代民俗民风有颇多感慨。英人艾略特说“文化就是生活方式”。（14）面对都市的珠光宝气和纸醉金迷, 人们对此叹为人心不古。这满目的朱门酒肉和帝都京华的钟鸣鼎食，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风物情调不类欧美而多是旧时相识。古时多离乱，断鸿声里难求箪食瓢饮，粗衣淡饭足矣。在过年过节或太平时日，就歌舞升平、美味佳肴，春风得意者都想受用。所谓“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花开须摘终须摘，莫待无花空折枝”。这就是我国传统文化红枣的王权指向和奢侈追求。今日发财了，社会宽容了，该及时行乐。模仿谁呢，西方的大帝公爵懒得学，最熟悉、最容易找到的偶像当然是经典中的帝君。所以不是人心不古而是古已有之，古今一脉。我以商引的几句诗保证出自中国的男女，有官有民，绝对不是译文。

　　生活方式的选择是个人的权利。各有所爱。但是形成了社会性的铺张和非理性消费的观念后需要评论。消费误区又与现在笼统地“宏扬民族文化“的旗号有关。2003年为预防非典, 有些省级政府只能斥资区区二千万元, 但过亿元的豪宅、十八万元的年饭、八万元一盒月饼、上万乃至几万元一的酒、数千元一条香烟、数千元半晚的ktv包厢、数十万元的二两茶叶都不愁买主；“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反原意可借用于此。旧时皇家挥霍的生活方式进入了今天爆发的平民之家。中华民族的勤朴虽见于古籍和课堂但没能成为社会的价值指向。人们在贫困时勤快简朴，心里向往和追求的仍是高等级阶层的纵欲和奢华。这不是理性的追求而是迫不得已。从周文王开始就宫女逾万，陈胜面对豪华感叹道：“大丈夫当如此”。刘邦一进咸阳面对秦皇的阿房宫就流连忘返，唐太祖李渊称帝便移都长安，明永乐帝篡位伊始即营建北京。大臣都以自己的品级享受锦衣玉食，新科状元“春风得意马蹄疾”。形成了“功成名就就该纵欲享受”的文化传统，即有少数清官如海瑞、于谦、段祺瑞等克己者，并不能改变社会主流价值观。因为豪强也好，贫寒士子也好，生存在等级森严的宗法社会，所受的儒学教育就是以“立身立言立功”达到“封妻荫子，光大门楣”为人生的终极目标。修身齐家只是前期的准备罢了。

　　考察欧美，500百年前的那宗教革命产生了新教文化。其中最虔诚的清教理念传至新大陆。他们崇尚个人成功，主张节欲，过有产出而不是纯消费的日子，生活简朴，有钱后热衷于投资。严格遵循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伦理，禁戒烟酒；要求自己努力工作，精益求精；个人成功后，富可敌国者都热心于公义慈善。《独立宣言》的起草者，第三任总统杰斐逊离任后欠债25000美元而无钱就医，死于贫病交时仍在四处为加州大学募捐；八大财团之首的洛克菲勒一生投资8所大学和研究所。在北欧，瑞士乃至西欧民生较富，但民风淳厚，节用的风尚依然如故。因为他们不曾有我国的皇家的奢华和国粹饮食文化，即使设国宴，所制佳肴仍用常见原料而不是我们常用的生猛海鲜。看时下我国满街商铺的冠名令人百感交集，雅者取名帝王都, 新皇朝, 御膳庄，十足的王权的霸气；地方小吃谎称为”天下第一鲜”，一座楼的几层居然敢称“广场”，流露了”豪气”；俗者如“我是一匹披着羊皮的狼” 竞成手机彩铃，篱巴狗女人可作曲目标题, 显示出边缘文化的俗气。善恶颠倒、荣辱错位, 反映出消费文化的陈旧与病态。

　　当代中国科技日进但社会的科学意淡漠。五四所提倡的科学精神并无长进。社会普遍的非理性部分来自世俗情感和抽象地肯定民族文化。古人所谓的武功秘籍从未能够御敌卫国, 建功立业。祖传秘方也并没延长人的寿命。今人臆造的全息、遥感、意念等花招实际是为借生命科学之名来圈钱。借人们的民族文化情结，各种气功瞬时涌出，“大师、真人”纷至踏来，致有近年的功法之患。国人所以屡屡上当, 盖与想成仙, 求不死的鬼神论有关。高扬民族文化的旗号,有些地方政府组织、参与做法会、祭龙头、拜始祖、祀圣人、访名僧等社会活动助长了迷信，违背了文明社会政教分离的原则。

　　儒家作为我国主流文化曾阻碍了我国宗教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它作为维护高等级者的理论体系但缺少宗教应有的生活方式，因而在中下层社会不成气候。帝王们喜爱儒家、借用儒家却未必信仰力行。儒家文化是朴学，重“入世”，讲修齐平治，经世致用，靠的也是大一统的观念和行政体制的扶持才跻身主流。两汉至唐宋我国本土的道教的神仙意识和外来佛教的佛祖菩萨行善不杀生的观念在中下层和边缘社会得以确立。他们具有宗教文化所需要的信念和生活方式这两个要素，他们重“出世”，人出家就无后绝代，种族要消亡；修炼，不事农桑，田地荒废，无人当兵守边防，讲参禅炼丹，求今世成仙，身后为佛。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可能被权势者看中因而在上流社会影响有限，尽管帝王贵胄们个人热衷于此道者不乏其人。但他们存续靠的是民间的偶像崇拜和法术，影响主要在局部的地域和中下层人群。权势者们在正当道时是不想归依的。所以这两个宗教都没能影响主流社会。我国的社会信仰上下两层脱节，不能形成全社会趋同的精神情感，仍然保持着原始宗教那种无神不信，装神弄鬼.，关帝财神司命土地观音如来天师真人各显神通，宗教和迷信混杂，信仰体系处于分裂状态。原始宗教的那种偶象崇拜，祖先崇拜，他们不能收拾人心，教化社会。程朱等大儒把儒佛道三者糅合一处，制造出了理学。多数学者以此为中国文化的包容性而大加褒扬。殊不知，神权文化与人权文化两种不同属性的体系的糅合并不能成为美国文化的“溶解壶”，我国儒，道。佛三种文化的拼贴最多象加拿大的英法文化的“马赛克”式的景观。彼此间有明显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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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5-30 13:21     标题: 中国近二十年社会文化寻踪(47)

传统文化感情重于理智的特点在现代生活中的典型体现是春节鞭炮的禁与放。古代节日所以形成民俗当时都有其合理性。农业文明的生活节奏慢，居住状态散，家庭与亲缘关系紧密，生活水平不高，衣食不丰裕等都有利于形成春节这个最大节日。北半球的冬春之交，农事不忙，亲情需要交往，春节正合时宜。为排遣孤独，显示自家存在而放爆竹驱邪，全家团聚，吃饱喝足；长辈接受礼拜，得到精神的尊重同时反馈新衣和压岁钱给晚辈以物资刺激；中年人力行孝道，走亲访友，休闲娱乐；小辈穿新衣、解嘴馋、逗乐嬉戏。各取所需，其乐融融，唯恐不再。这种习俗因为符合天时地利人情和伦理，对外传入东南亚等处于同层次文明的地域，受到欢迎是理所当然。

　　今天社会环境起了大变化。古代的节日给近代社会带来了无解的难题.：数十亿人次在一月内要出行，日流量数亿，交通受到旷古未有的挑战；过年前后的一个月左右，社会生产处于半停顿, 浪费的人力与资源难以计算，这种低效率的休假方式难以国际化甚至不能被外资企业接受。随着社会转型，我国两代人为主的核心家庭增多，城市居住与乡村不同，春节被淡化是势所必至。但怀旧情感又一次压倒理智，朝野都误以为恢复燃放鞭炮就能换回传统春节的隆重气氛。2005年从昆明开始遍及全国，鞭炮由禁改限改放。笔者曾是八十年代基层人大的代表，当年曾极力促成所在的城市率先在全省制定禁放鞭炮的地方法规。听到鞭炮的回归我不认为是与时俱进而视其为社会理性的倒退。在对农耕文明的节日的取舍上主流社会妥协了。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与春节过年的形式是熊掌和鱼，难以兼得。古今团聚的愿望固然相同，但时间节奏和空间距离的变化与春节产生了矛盾。.以饮食文化为主要内涵的春节的被淡化不能靠鞭炮之声挽回,近数年的景况似已否证。

　　现代在城市放鞭炮至少有8个方面不理智。1，世界诸国皆有其节, 非汉文化圈的地区不放鞭炮，何以有节日气氛?2， “年” 者古为凶兽，或者就是感情寂寞和精神恐惧，放爆竹驱之为此俗源起，今日有无必要? 3，在村落散居的古代中国, 过年放鞭可营造气氛、显示自我存在但于他人无扰。今日都市人口密集，巨大噪声对他人尤其病老者更是折磨，于心何忍? 4，今人多住高层公寓，不再有古代人居的宽广空间,一栋楼上下层十数户同时燃放即便不伤人，炸坏楼下的汽车树木总难避免，后果谁来承担?5，火药是高危物资，生产储运销售三个环节都有安全隐患。在禁放年代也常发安全事故，放开后其概率必然增加，今年首都某大楼就因此罹祸，人们奈何自取其害?6，改成限放后仅京都一地每天就得动用五万警力，按劳动法规定节日发三倍工资，每个警察每天人均三百元，首都一天就达一千五百万，半个月就过两亿元。环卫部门还得花大量钱派人派车清扫垃圾，纳税人的钱就此灰飞烟灭。算算全国有多少亿元的开销能救活多少无钱求医者，多少贫困学生，支援多少特困户?7，旧俗中爱放鞭者多为幼童，穿新衣，放鞭炮，吃鱼肉，得压岁钱这三项因平日的苦寒不能常有而格外向往，所谓“小孩望过年。”现在独生子女不缺上述任何一样，玩具多多，独少伙伴，放鞭兴趣能有几多，能否形成所谓节日气氛?8，发明火药的民族用其制造噪音与热闹作为节日的铺张, 学习制造火药的国家用其造成利炮的历史遗憾还要延续? 上述存疑对于立法者恐非全然不知，只是大伙的理智不敌情感而已。

　　娱乐消费的陈旧还促成近年的社会性全民好赌，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男女, 文化高低, 职业身份地参与同一种娱乐。洗头洗脚满街坊，cara ouke日夜唱；宦乡醉臥酒楼者，都是春闺梦里人。每年数十亿元公款变成了“纸船明烛照天烧”。主张“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的孟夫子啊，是否泉下有知？

　　近二十年来几乎在所有社会文化领域，都存在与现代社会的不谐和音。好在江先生的三个代表和胡先生和谐社会定出了基点与目标。假以时日，恢复理智，社会对此认同后就可能成为新的人文坐标，只有完成这艰难的过程，中国才能真正跨入现代社会的门槛。

    注 释
（1）（2）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
（3）（5）（7）Zhuyongtao The society and culture of major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5
(4)《武汉大学校史》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5
（6）樊增川 〈西点军校〉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8）宋君健〈我国外语教学一百五十年〉山东〈外语教学〉1985.
（9）胡适 《胡适书信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
（10）（11）宋君健〈语言文化并重，培养和成式学者〉〈云梦学刊〉2004.2
(12)<庄子。马蹄〉
(13)(14)Peter Watson  The Modern Mind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s2001
(15) 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 三联书店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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