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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让复旦各方面更美丽——访复旦大学新校长杨玉良 [打印本页]

作者: kokachou 时间: 2009-4-6 08:15 标题: 让复旦各方面更美丽——访复旦大学新校长杨玉良

让复旦各方面更美丽——访复旦大学新校长杨玉良

(转载)

2009年4月6日

（新华网）

复旦大学14日迎来新校长杨玉良。57岁的杨玉良在履新大会上即兴朗诵了一段诗人舒婷的《致橡树》，以表达对复旦的情感和希望。

当天，复旦大学举行全校骨干教师和干部大会。会上宣布，任命杨玉良为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复旦大学校长职务。

王生洪从1999年初开始担任复旦大学校长，他表示，过去十年令他深感幸运、欣慰和难忘，他将永远为自己是一名复旦人而感到光荣和自豪。全场师生起立为王生洪鼓掌，掌声经久不息。

杨玉良在讲话中衷心感谢中央的信任，感谢复旦师生的信任，感谢王生洪校长为人楷模、为学校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他回顾了自己在复旦35年的学习工作历程，表示作为新一任校长，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崇高。

杨玉良:我国第一代高分子学博士

杨玉良，1952年出生于浙江海盐，男，汉族，教授，博士，中共党员。杨玉良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专业并留校工作。1984年在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获博士学位，并荣获中国化学会首届青年化学奖。1986年，留学联邦德国马普高分子研究所，成为国际著名学者Spiess教授核磁共振技术研究的博士后。1988年，回到复旦大学工作。1993年晋升教授。1999年成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第一批特聘教授。2003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连续两次任国家“973”计划首席专家，2008年度又被聘为国家“863”计划首席专家。1993年以后，历任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高分子科学系首任系主任、聚合物分子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上海市高分子材料研究开发中心主任。1999年，任复旦大学副校长。2006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2009年1月任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院士是我国第一代高分子学博士，在高分子化学和物理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果。

“重新回到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倍感亲切，责任重大。我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让复旦大学的各方面都更美丽，”昨天刚刚到位的复旦大学新任校长、中科院院士杨玉良教授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只在全校教师大会后“见缝插针”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说：“为麻省理工大学发展做出过卓越贡献的第九任校长康普顿有一句座右铭‘当你离开每一块营地时，它都应该比你初到时更加美丽’。而我今后在复旦的岁月，也将为此而奋斗！”



昨天上午，杨玉良在金山为他所从事的关于碳纤维研究的863项目忙碌了整整半天，直到下午开任命大会前才匆匆赶到学校，在笔挺的西装下面，还穿着一条浅蓝色的牛仔裤。这位一向以思维活跃、言语坦率，在科研和教育领域同样出色的教授，昨天一如他过去那样，展示出随和、睿智的学者形象。



杨玉良教授1974年就进入复旦大学学习，后来担任复旦副校长，分管科研工作。用前任校长王生洪教授的话来说，复旦是杨教授的“老土地”。人们注意到，个性鲜明的杨玉良教授，曾对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各种弊病发表批评声音，并引起广泛反响。



在讲话中，他说：“复旦的薪火从王生洪校长手里传给了我，我感到责任非常重大。”他表示，离开复旦的这两年多政府工作，使他有机会访问了许多不同类型的大学，结识了一批名家、学者和领导，并有机会向他们当面学习，“我也进一步感受到复旦所肩负的使命是何等崇高，作为复旦的新任校长，责任是何等重大！作为这样一所大学的校长何等不易！稍有不慎，就会辜负党和国家的嘱托，就会辜负广大师生员工的热切期望。为了复旦的事业，我希望能够当一名合格的校长。为此，我会认真学习，努力工作。”



在昨天的讲话中，他以美国著名的麻省理工大学为例，该校在遴选校长时需要评价候选人“对学校的情感”以及“对学校的想象力”。杨玉良教授说：“或许，舒婷女士《致橡树》中的几行诗句，恰好可以代表我对复旦的‘情感’和‘想象力’。”随后他深情地背诵了这首诗：“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止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甚至日光。甚至春雨。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做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



昨天下午，复旦不少中层干部都在综合楼遇到了行色匆匆的杨玉良校长。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说：“碰到杨教授后，他一下子就叫出了我的名字，说好久不见，这让人十分亲切。”曾在校办工作过几年的一位中层干部说：“杨玉良校长的思维很活跃，当他还是副校长时，就对自己分管的科技工作了如指掌，而且常常能够想出新的点子，现在复旦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大部分还是他在复旦工作时拍板的。希望他的回归，能给复旦带来更多的活力。”

科学家不应该沦为科研机器

问：作为校长，您首先是个科学家。在您眼中，怎么给科学家画像？

杨玉良：科学家首先必须是一个人格完整的人，否则就容易变成科学上的“怪人”、“狂人”，不顾科技这把“双刃剑”的消极面，做出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来。这样极端的事在国内外已屡见不鲜：农民用硫磺熏木耳漂白，给黄鳝用避孕药增肥……背后都有科技人员的影子。在我看来，人格的完整性首先源于知识的完整性。科学家不应只简单掌握本领域的知识，沦为从事科研的机器，相关科学的知识、人文社科类的知识都必不可少。只有人格完整的科学家，才会体会到民族大义，心中充溢着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老一辈战略科学家们，他们不仅有广博的知识，更有健全的人格。

问：科学界出现的一些功利现象，是不是也与此有关？

杨玉良：的确如此。现在有些特别看重科学的功利性，强调由其延伸的技术的应用价值，而科学更重要的一面是文化，一种可以改变人们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文化。我想强调的是，既要提高人文社科学者的科学素养，更要提高科学家们的人文素养。遗憾的是，社会价值取向多元后，一些科学家尤其是年轻科研人员的人文素养并不高，所以才会出现学术造假的事情。

问：应当如何改变这种状态？

杨玉良：我想要从基础抓起，从培养孩子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着手。一个好的介质就是科普读物。好的科普读物贯穿着科学的思想红线，而市场上很难发现国产优秀的科普读物。对普通大众来说，这是一种科学精神的丧失，非常危险。

成材的“三Ｃ理论”

问：您是文革期间上的大学，好多人在大学里并没有学到多少东西，您怎么过来的？

杨玉良：我初中只读了一年书，就下乡６年。在我最想读书、最有创造力的时候，我没有机会，我们是不幸的一代。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当时整个教育陷入混乱，我也没有受多少老的教育方式的束缚，受到的不良影响小，这对我来说又是幸运的。对于好学的人来说，这是件好事。当然，前提是好学。

问：在化学家里，您的物理、数学、生物等学科的知识也很丰富，如何做到这一点？

杨玉良：应该说我比较重视基础。我还有幸成为复旦大学物理系的兼职教授，这得益于大学时的兴趣，靠自学，由此也养成了我的一套学习模式。

问：我对这套学习模式很好奇？

杨玉良：比如学一门课，我至少找来三个版本的教材比较着看：两本国内、一本国外，比较学习可以汲取每本书的最精华部分。再如，看一本书先从框架入手，如同看房子，先看看门窗朝向、进出通道，再进去细看房间，就不大会迷路，知道它在整个学科知识架构网上处于什么位置，为今后的融会贯通打下基础。还比如，我上大学时有个习惯：内容看懂了，不盲目地做太多的习题，尤其是同一概念下的同类型习题。

问：理工科不是很强调练习的重要性吗？

杨玉良：我进大学时已经２４岁了，再按部就班地学，那得学到什么时候（大笑）？我学习的过程有点类似中国经济，虽然有些不平衡，但总归是要加快发展的。我的逻辑是：学一门知识，把握了精髓、搭起了框架，就等于绘制了导航图，可能对细节你并不稔熟，但一旦需要，随时可以翻出来研究，同样能解决问题。这叫急学现用，但决不浮光掠影。

问：您对青年人成材的品质要求是什么？

杨玉良：我总结出一个“三Ｃ理论”，青年人成材应有自信心（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沟通能力（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和合作能力（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做任何事，首先要有自信，没有这个什么都完了。杨振宁先生曾说过，他一生最大的贡献也许不是得诺贝尔奖，而是帮助中国人改变了一个看法――中国人不如外国人的看法。其次，很多你认为正确的观点是需要你去为之辩护的，没有良好的沟通能力不行。最后一点是合作能力。现在，大部分的科学问题都离不开团队的合作，合作能力自然十分重要。特别要强调的是，合作者是平等的，哪怕是自己的博士生，彼此也是合作关系，不存在谁为谁打工。

好心态可以做好任何事

问：您身上有哪些品格让自己满意？

杨玉良：如果有的话，第一，做任何事情我都很投入，不管是不是自己最感兴趣的。比如化学，上大学时我很不喜欢它，总认为它过于经验，缺乏理性的思辨，但我还是满腔热情地去学，而且学得还不错。同时，我也不放弃我的爱好，如物理、数学、生物等。后来才发现学科之间是可以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的。

第二，做任何事情，都乐观处之，从不认为老天多么不公平，保持了一个积极的心态。在我看来，人的幸福感从来都是通过比较产生的，而并非在于你实际得到了多少。

第三，人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萍！”保持很低的心理起点，你会很容易满足。当然，工作上要认真，尤其做科研，一是一，二是二。

问：那您平时就没有烦心事？

杨玉良：有，但基本不动气，更少发火。人干活就怕心累。好心态可以做好任何事。当然，这需要“修炼”。

问：退休后您会做什么？

杨玉良：大概会去写一点科普读物吧！相信到那个时候，人的阅历更多，知识更多，对事物的理解恐怕会更深刻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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