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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公共知识分子与当今中国 [打印本页]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1 09:37 标题: 公共知识分子与当今中国

目录
(1)龚举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当下状况及重建必要(第1－第7楼)
(2)萧功秦:当今中国的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第8－第10楼)
(3)许纪霖:当今中国的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第11－第14楼)
(4)谢泳：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与衰落(第15－第19楼)

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当下状况及重建必要

作者:龚举善

20世纪末以来，“公共知识分子”已经越来越成为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心向神往的一个热门话题，并一度成为新世纪之初的前卫性思潮。回溯这一理念的生成路向，正视公共知识分子话题的中国语境及当下症候，进而思考重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当代形象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同样是一个具有现实和学术意义的重要课题。

一、知识分子及其公共职能

毫无疑问，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仍然是知识分子，只不过较一般专业知识分子更多地显示出社会参与性和公共影响力罢了。所以萨义德说：“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1] 在为BBC电台所开设的讲座上他讲得更明白——纯属个人或纯属公众的知识分子都不存在，只要用文字表达，就意味着进入公众视野。“因而，学院和知识领域的藩篱将在商业社会受到更大的挑战，面向公众发言的知识分子的声音在现今媒体发达的时代具有前所未有的影响力。”[2] 布迪厄则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切入，认为知识分子其实就是统治阶级中被统治的一部分文化人，他们由于占有文化资本而被授予某种特权。

从生成逻辑上看，知识分子必须首先是一个知识者，然后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对社会发言的行动者。换言之，只有那些具备了相应知识背景和社会良知的人士才有可能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如此说来，公共知识分子并非近现代以来的特有现象，就其本质形态和社会功能而言，当是古已有之。但最早明确提出“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应该是美国哲学家雅各比。在其1987年出版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他首倡公共知识分子理念。“其后，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布迪厄，美国学者萨义德等对公共知识分子问题作了进一步论述，形成西方‘公共知识分子’理论思潮。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中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当立足专业，放眼天下，用自己的言行和创作参与社会运转，并呼吁知识分子要富有社会责任感、勇于充当引路人。在他们看来，大学教育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得到普及之后，社会进入了学院化、专业化时代，与此直接相关，技术专家和大学教授成了知识分子的主体，自由身份的作家、艺术家退居后台，技术专家和大学教授们仅为专业读者写作，知识分子公共性的存在成了问题，随之，公共知识分子就消亡了。”[3]

“公共知识分子消亡论”显然是一种不满于当时知识分子总体状况的激进化表述。从这个意义上看，与其说雅各比的判断有失公允，毋宁说这种判断实际上是对日渐麻木的知识分子的一种深度刺激。其实，如果将米歇尔·维诺克的界定稍加补正，我们便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指那些已经并且正在思想界、科学界、社会学界和文艺学界取得一定声誉并利用这种声誉从某种世界观或某些道德伦理的角度出发参与社会事务监管的公共性人士。

就国内的讨论而言，朱苏力和许纪霖的阐述较有代表性。在朱苏力看来，公共知识分子就是“越出其专业领域经常在公共媒体或论坛上就社会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分析和评论的知识分子，或是由于在特定时期自己专业是社会的热点问题而把自己专业的知识予以大众化的并且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关注的知识分子”。[4] 许纪霖则认为，“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5]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29 08:10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1 09:46 标题: 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当下状况及重建必要(2)

也有人将公共知识分子的主要特征描述为这样三个方面：“一是具有一定的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这些学者或文化人对社会公共的影响力不是来自于自身专业成就，而是对公众关心的社会公共领域问题提出‘惊人’的见解或采取超常的行动。二是标榜以中立态度或公正的立场出现，宣称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心完全出于个人的兴趣，出于对社会强烈的责任感和自身具有的社会良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代表着社会共同理想、普遍价值和公众利益，与自己的个人利益无关。三是有的‘公共知识分子’，以‘意见领袖’和社会‘牛虻’自居，自认为掌握着理性批判的武器，具备‘为正义而献身’的勇气，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为口号，宣告‘挑战一切传统和权威’。”[6] 这种认定虽然未必完全准确，但大体涵盖了公共知识分子应有的文化承担和社会功能。

事实上，无论是知识背景还是社会良知，所谓公共知识分子都必须具备最为起码的使命意识和“发言”勇气。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知识分子并不是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特殊群体，而是知识分子中一种相对突出的文化表征，即，在通常情况下，这类知识分子更加强调自身的公共化伦理使命，并以积极的姿态随时随地地将自己纳入公共化的现实领域，为建立一种自由公正、合理合法的现代文明秩序而努力。”[7] 但是，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表征、精神或力量仍然源自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亦即你首先必须是一个有知识的知识分子，然后才能成为对社会有效发言的公共使者。因此，“任何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都不可能以自己的专业为理由而漠视社会伦理秩序的混乱，拒绝与公众进行交流和沟通；反之亦然。这决定了知识分子必须负载着双重使命：一是专业化的科学使命，一是公共化的伦理使命。”[8] 回眸历史，中国本土文化传统中并不乏这种建立在安身立命、修德齐家基础之上的治国平天下的士人儒家精神。北宋的张载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句话来概括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人生哲学的最高目标，“从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其中所包含的吞吐宇宙的浩然大气、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以及勇于承担振衰起弊的文化责任、向往乐观清正社会的美好情怀，这些正是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已任’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自然流露和真切表达。”[9]

同时，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还应该拥有必要的独立精神、辨别能力和批判情怀。但这并不意味着彻底的反叛，尽管人们曾经认为反抗是公共知识分子最舒服的姿势。之所以需要独立精神，这是因为，“理论上的自觉、经济和人格的独立，使知识分子彻底摆脱了传统的等级关系，形成了以理性为基础的平等交往关系，这种独立、平等精神对公共领域的建构不可或缺。”[10] 至于辨别能力和理性批判，法国哲学家班达（Julien Benda）在其《知识分子的背叛》中表述得很明白，因为知识分子的现实主义激情正是“知识分子的背叛行径”，所以主张公共知识分子应当像苏格拉底和耶稣那样用抽象的真理和理性来批判现实。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既然应该是理性的，那就意味着他们的批判必须同时是建设性的。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建设性的批判才能达致超越性的创造。换言之，公共知识分子“对那些普遍的、神圣性的问题永远感兴趣，对新观念抱有好奇心并乐于向大众表达。公众从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论中，不仅可以看到他们在用怎样的方法和角度思考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们用自己的言行提供了一种超越性的价值并为捍卫、维护这种价值而做着不懈的努力。公共知识分子要面对的一个难题在于，他们不仅要向社会提供值得信赖的观念和思想，而且要唤醒那些在市民社会中被日益腐蚀麻痹的心灵，使它由异化变为正常”。[11]

务实地看，我们也不宜盲目夸大知识分子的精神魅力以及公共知识分子对现实的影响力，广大知识分子更不必在自己的误认或别人的吹捧中迷失航向，倒是应该多一些清醒的身份定位。简言之，“将知识分子这一角色过于理想化同样是个错误，一些中国学者顽固地将之塑造成类似索尔仁尼琴那样的异议分子，他们只强调知识分子批判性的一面，却忽略了批判本身并非目的，而当为了批判而批判时，批判本身就成了一种机械的重复，它失去了知识分子最珍贵的思考与创造精神。”[12] 记住这一点，或许与强调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意识与建设职能同样重要。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4-1 10:22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1 09:50 标题: 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当下状况及重建必要(3)

二、当下知识分子的“逆介入性”或“去公共化”

如前所述，公共知识分子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应该是“公共”的知识分子，因此具有相对明显乃至突出的知识性、介入性、担当性、超越性和建设性。鲁迅曾如此推崇章太炎先生：“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13]钱穆也认为，“中国在晚清之末，民国之初，有康有为、章太炎。论其学问知识，决不能定其为一文学家，或史学家，或哲学家、政治学家等。然论其在社会上所具有之力量与影响，亦断非西方任何一大学教授所能比。故中国一知识分子，其在社会上之地位与责任，实远较一西方知识分子为重大。”[14] 但是，毋庸讳言，搁置“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时期不说，仅19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介入性、担当性似乎已经出现了整体性退化的趋势，亦即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逆介入性”或“去公共性”的问题。

１、“逆介入性”的表现

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逆介入性”倾向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知识取向的学斋化倾向。受社会边缘化和个人学术趣味的双重制约，“当代知识分子……已逐渐转向以学术为重心。如果说知识分子的政治边缘化是一个民族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选择，那么其社会边缘化则带有浓厚的悲剧意味。作为知识的拥有者、阐释者和传播者，知识分子在当代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合法性，连他们所秉承的人文精神这种情怀也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因为现代性的启蒙与救赎话语在现时代已经失效。尽管如此，当代知识分子仍然努力承担起了这种悲剧性的历史遭遇。他们自觉地对自身的边缘身份进行了确认，他们的学术活动和思想活动也由‘公共领域’转入‘私人领域’。”[15]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面对日渐艰难的生活时世，众多当下中国知识分子在意识到公共关怀乏力之后，已经自愿或无奈地回到了书斋，以图以所谓学术兴趣来固守最后一片灵魂净土。正如有人批评的那样：“也许还有人秉持绝对的知识分子岗位意识，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不应该参与公共问题尤其是政治问题的讨论的。这其实是对知识分子岗位意识的误解，介入并不就是丧失自己的岗位意识，只要时刻不忘自己的学术操守，时刻不忘自己的学者身份。”[16] 对于那些有意躲避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有人干脆称之为“知道分子”。萨义德批评说， “他们并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识分子，而只能说是专业化的知识分子，或者说得严厉一点，是一种典型的犬儒主义。他们‘很可能成为关在小房间里的文学教授，有着安稳的收入，却没有兴趣与课堂外的世界打交道’。”[17]

二是公共利益的泛化倾向。逃避现实固然有悖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但大而无当的公共诉求未必见得就是圆满的社会介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以忧国忧民的姿态感时伤世，一度形成众声喧哗的嘈杂局面。譬如，“2000年前后，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时刻，改革面临原来没有料到的新问题。主流意识形态两侧形成了‘公共知识分子’新的左右对垒。尽管中国普通百姓对‘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之间这场论战并不十分在意，官方主流意识形态也不置可否，因此有人戏之为‘茶杯里的风暴’。但是，内外知识界对它十分关注，甚至誉之为‘跨世纪的争论’。这场争论并非所谓‘普世性’、‘超然性’的学理之争，而是中国知识界着眼于中国改革的实践对一些重大现实问题进行的‘介入性’思考，其广度和深度，远远超越了二十多年改革的时限和时下体制改革的视阈。……（他们中的一些人）以体制外甚至局外人的口吻就许多‘公共问题’纵论天下，不断扩展公共话语内容：一是对中国目前社会现状的看法；二是对‘两极分化’、社会公正、平等优先还是效率优先等问题的看法；三是关于公民社会或曰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转型问题；四是对国际问题的争论；五是其他一些相关学理问题，诸如‘告别革命’与民粹主义问题、公共性的差异性与社会现代性认识问题、‘第三条道路’的存否问题等等。”[18] 这类关怀并非不好，只是其中的不少话题已经脱离了中国的现实语境，客观上已经陷入了另一条纸上谈兵的学术歧路。难怪有人质疑，“中国现今的公共知识分子们最踊跃发言的是哪类话题呢？很明白，如‘9·11’，如伊拉克战争……对此，网上签名发表宣言，搞得不亦乐乎。确实，这也是巨大的公共利益话题。但是，也正因为有了这种对比，我愈发怀疑中国当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于公共利益关怀的真正动机和信仰。”[19]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4-1 10:23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1 09:57 标题: 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当下状况及重建必要(4)

三是“极限介入”的错位倾向。虽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中国知识分子一贯的价值目标，但“直接参政”式的“极限介入”无疑更容易蒙住知识分子本应明澈的双眼，进而使其丧失基本的现场甄别力和社会推进力。一般说来，官场知识化或许合理，而知识官僚化则很可能是一种错位。因此说，“中国知识分子在实践‘以天下为己任’抱负的路径选择上却长时期偏离了自身的资源定位，即没有立足于他们所拥有的文化资源，而是将文化资源变为文化资本进而转化为一种政治资源，进而直接投身政坛，参与实际政治活动，以政治活动实现人文关怀，在这里，知识与政治融为一体，政治被人文化，知识被政治化，即所谓‘学而优则仕’。虽然这是一种十分务实的选择，在这条路径上也曾经行走着中国历史上众多知识分子出身的杰出政治家，如王安石、苏东坡等，他们既是知识精英又是政治精英，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都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但这样的选择无疑也会消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使他们长期与当政者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对权力和政治具有一定程度的依赖性”。[20]

于是有人感叹，伴随着萨义德、德里达和桑塔格的相继辞世，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也仿佛约好了似地离我们而去——“其中隐含的文化意义，使得他们的辞世成为了某种意味深长和值得深入探究的公共事件。而差不多与此同时，中国的思想界和媒体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也进入了一个空前热门的阶段，并且随着南方某家刊物发起评选的‘五十名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名单公诸于世，成为了媒体和舆论关注的焦点。正是在此背景下，萨义德、德里达和桑塔格身上所具有的批判知识分子特征，恰好暗合了当下对公共知识分子的一般性描述。”[21] 而这种描述也正好隐含着当代中国对于真正公共知识分子的期待。

２、“去公共性”的原因

公共知识分子在当下中国的疲软状态固然有其自身的种种原因，但我们显然并不能就此否认大时代环境对于知识分子的人格挤压以及由此而来的知识分子发言兴趣的位移等最为基本的现实症状。

首先，并非完善的公共话语平台限定了知识分子的亚介入状态。社会的急剧转型，现代媒体的趋利性特征，使得未有充分准备的文化生态一时还难以完全调适过来，致使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一时无所适从，只好暂且跟着时尚感觉走。正如人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由于公共社会的畸形发育，尚未形成一种真正具有民主氛围的社会对话机制，再加上权力与资本对舆论的双重渗透，使得中国的大多数公共知识分子要么附庸于那些已经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到国家决策层的企业精英用利益打造的丰满羽翼之下，要么就是活跃于各种同样为企业集团收购或控制的强势媒体的所谓‘媒体知识分子’或媒体名人，借用许纪霖的话表述，这些媒体知识分子的身份是多种多样的：作家、艺术家、技术专家、人文学者等等，虽然看起来与过去的公共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区别，似乎也是面对公众，除了大量令人厌烦的插科打诨之外，有时候谈论的似乎也是一些严肃的公众话题。但媒体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的区别在于，即使在讨论公共话题的时候，他们所遵循的，不是自己所理解的公共立场，而是隐蔽的市场逻辑”。[22]

其次，全球化趋势中工具理性的大规模入侵造成人文精神的快速分裂。“与经济资本运作方式相关的是技术操作、工具理性大规模侵入知识界。知识领域也出现了技术化和专业化的分工。人文学科同样如此。知识界不再有一个统一的‘知识场’，而是形成了各种知识的‘共同体’(Community)，这些共同体之间，主题、观点甚至立场都不一定相同，从而使得知识的‘公共性’也失去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再具有以往那种普泛化的眼光和视野，他们进入现代知识体系成为某一领域和某一研究对象的专家，对更为广阔的社会公共生活的兴趣逐渐减弱。”[23] 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知识分子视人文情怀和社会批判为多余，半推半就地重新埋头于学斋和实验室，并希望藉此获取心灵的安逸和历史的尊重。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4-1 10:24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1 10:03 标题: 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当下状况及重建必要(5)

再次，多元化的消费景观不同程度地遮蔽了知识分子的观察视线。全球化时代的技术崇拜和消费快感一方面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也麻痹了部分知识分子原本敏感的神经。于是，现有的技术进步和一时的经济增长成了让人快慰的事实，消费的至尊感受竟比创造性的社会引领更为轻松实惠。举目四望，“大众已经难以或者拒绝承受以往那种真理、神话、理想和主义之类的现代性信仰，连爱、友谊、信任这些最基本的人道主义范畴也受到了怀疑。人性变得暧昧起来。对他们来说，那些虚幻的话语是一种现代性焦虑。倒是那些优雅的古典情韵以广告、传媒和商品的形式出现，成为现代人的生活调节剂，也成为现代人的一种感情怀旧和价值怀念。”[25] 由此可见，当“享受生活”成为一种客观情境时，个人化的消费需求必然上升为显要的社会伦理，它在取悦公众的同时势必剥蚀知识分子的锐气。

三、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重建

上述严峻情势，使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重建问题。

１、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形象重建的必要性

一是现代社会结构的需要。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一种强有力的结构性改变，而这种改变绝对需要知识分子的介入而不是退场。说到底，“现代社会是一种结构一体化与功能分殊性相结合的社会。在社会组织母结构中，各种社会功能高度专门化，各种子结构各具独特的社会功能，彼此功能形态上相对独立，功能原理上又耦合相依，从而形成一体化与多元化互动的有机整合体。这种社会结构势必要求知识分子一方面参与社会角色的分工而成为富于‘超然’精神的专家；另一方面又要求知识分子不乏严肃的社会使命感，必须‘介入’关乎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公共性问题’。”[26] 就当前的中国而言，我们虽然不可避免地被笼罩在全球性经济危机的阴影之下，但正是因为如此，经济发展、政治民主、法律平等、教育公正、环境改善、分配透明、食品安全诸问题才更加需要有知识、有良心、有智慧的知识分子的科学引领与合理监管。

二是确立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需要。鉴于当前知识分子公共品位弱化和介入兴趣降低的尴尬事实，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问题。当然，独立不是独处，也不是独语，而是指不要盲目从众，简单追求时尚，或自说自话，得过且过。有人曾这样批评部分知识分子的明星化倾向：“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自身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不成熟，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与受各种利益集团牵制的媒体的关系过于亲密和暧昧，未能保持足够的距离，以至变得过分的明星化，从而使公共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身份变得可疑，影响了其承担社会责任的合法性。”[27] 这种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就本质而言，一味自闭或过分时尚都有悖公共知识分子的资质，自然也无益于健康公共趣味的形成与提升。

三是革除书斋积弊的需要。历史地看，中国知识分子大体经历了三重嬗变：一是知识化，二是城市化，三是体制化。所谓知识化，就是通过各种必要的学习成为特定时代特定认同的知识拥有者。关于城市化，主要指知识者在统治阶级的吸引或自身表达的需要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所实现的由乡村向城市的聚合。众所周知，“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侵蚀和近代工商城市的兴起，加之科举制度的废除断了进身之路，知识分子开始反思自己的前途和人生价值，为了更新知识，寻找出路，谋求发展，他们纷纷走出闭塞的农村，来到城市，有的甚至走出国门，接受西方文明和城市文化的熏陶，学习先进适用的知识和技术，而在完成学业以后，由于城市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文化生活大大优越于农村，他们大多不愿回去而留在了城市，逐步完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城市化。”[28] 同时，现代社会的高度组织化和分工精细化几乎把一切知识分子都纳入到了特定的体制之内，否则，你很难获得发言的机会，自然也就难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是体制，作协、文联是体制，就连“知识分子”这一称谓本身也是一种流动的体制。所以说，当今时代，“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有机化、体制化和专业化了。既然知识分子话语的合法性是由知识体制提供的，就意味着只能在知识体制内部寻求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途径。”[29] 上述三重嬗变，都隐含着如下逻辑，即知识分子的学者化和书斋化。学者化和书斋化或许是知识分子的必经过程乃至宿命，但严峻的自然和人文生态却异常迫切地要求知识分子走出书斋，面向公众，兴利除弊，开启未来。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4-1 10:25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1 10:08 标题: 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当下状况及重建必要(6)

四是防止知识分子话语霸权的需要。有一类知识分子，借助体制分工和某种权力机制，走进了知识阶层的顶端或高位，并随之滋生出霸权欲望、官僚心态和奴性意识，有意无意地阻碍和妨害他者话语，或者以暧昧的目光鼓励低俗的趣味。面对如此反知识、非文明的“文霸”、“文奴”现象，重建公共知识分子新形象的课题自然被摆上了桌面。“尤其是随着大量的知识分子在各种专业领域中霸权地位的形成，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中的表现，常常不是以批评者、建设者和引导者的身份出现，而是以明星式的话语集权者的形象出现。他们打着所谓的‘知识分子’旗号，凭借自身的专业知识和大众传媒的力量，在公共领域中四处招摇。”[30] 这就要求优化当下知识分子的品性，重塑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形象。

由此可见，重建公共知识分子的新形象，是我们继续解放思想、不断深化改革、构建和谐社会、增强综合实力、提升国际形象的现实必要。

２、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形象重建的可能性

重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新形象，不仅必要，而且可能。

首先，社会转型为公共知识分子提供了形象重建的肥沃土壤。“大凡处于转型过程中的社会，都会面对这样两种基本问题。一是原先的社会价值系统（包括其中的核心信仰）瓦解了、崩溃了，但新的价值观又并未在全社会普遍而牢固地建立起来，故此，社会状态趋于因失范无序而导致的混乱。二是社会利益面临重新分配，竞争因此日趋激烈甚至残酷，特别是由于缺乏足够的法律和道德约束，功利性的或不择手段的竞争，往往置社会整体利益于不顾，演化成对社会利益的疯狂掠夺，这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的危机化。此时此刻，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道德正义为使命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就成了社会公共空间中的中流砥柱。”[31] 一般而言，我们把“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新时期统称为转型期，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此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亦即通常所说的经济快速发展、政治日渐文明、文化相对繁荣。转型期的丰富实践表明，我们正以较高的效率追赶发达国家的脚步，中国的综合国力正越来越受到世界的注目。但是，正因为转型期的超常性与跨越性，使得许多问题突显出来，我们几乎是在匆忙的状态下促成了一场全方位的社会变革，不少问题需要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前来梳理和打点，公共知识分子正可谓大有用武之地。

其次，知识分子的启蒙身份决定了形象重建的内在契机。尽管转型时期的外在吁求成为知识分子走出书斋、融入社会的客观因素，但知识分子的启蒙性文化身份显然是其实现形象重建的关键性内因所在。正是知识分子相当程度上的先知性、预见性以及由知识结构所规定的公平眼光和正义要求，使得不少知识分子获得了“良知”（而非“劣知”），进而成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勇士和真理的捍卫者。就此而言，“知识分子的公共言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面对的并非能力问题，亦非专业问题，他们行动的动力更多的是基于一个普通人的良知和勇气，他们所要努力维护的仅是一些最普通的常识而已。

从伏尔泰之于卡拉斯事件，到左拉之于德雷福斯事件，再到萨特之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这时知识分子的专业局限与他所捍卫的真理和正义来说已无所联系。这是因为知识分子不光是在专业领域从事知识研究的一分子，而且是生活在公共生活中的一分子，更是因为他承担着人类的良知和道义。‘捍卫真理和坚守正义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职业道德’。在一定程度上，知识分子正是真理和正义的守护神，任何专业的知识分子都有义务去维护这一法器免受亵渎。”[32]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划定真正的公共利益范围。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尤根·哈贝马斯在《公众领域的结构转换》一书中提出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概念。“公共领域”中的公共利益既是普通民众的利益集合体，也是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最为基本的价值目标。而要“重建公共知识分子的伦理体系，彰显公共知识分子的伦理价值，我们不仅要强调知识分子的思想力量，还要强调他们思想行为的实践价值，使其在公共领域的‘现场’意义上凸现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而不是事后诸葛亮式的是非判断”。[33] 正是这种思想与能力、外驱与内动、理论与实践的和谐统一，才使得公共知识分子从一般知识分子中脱颖而出，并保证其内在特质和社会职能达成一致。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4-1 10:26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1 10:31 标题: 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当下状况及重建必要(7)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在重建公共知识分子新形象的系统工程中，有些观点显然值得商榷。如“多余的公共知识分子”观。该观点认为，“既然‘超然’和‘介入’构成了现代知识分子缺一不可的两个侧面，并体现了公共性的两方面内涵，那么兼顾‘超然’和‘介入’就是现代知识分子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区分‘公共知识分子’与‘非公共知识分子’就没有实质意义。从这一学理看来，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语境中没有多大必要倡导‘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34] 再如“媒体学者”观。这种观点将某些媒体视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必备阵地，并以此作为衡量公共知识分子的标准。颇具代表性的主张是，“一是看一些主要网站是否设置有他或她的个人网页；二是过去二十年里是否经常在《读书》、《东方》、《天涯》、《南方周末》等报纸杂志经常发表学术随笔或就社会热点问题发表短文；三是他或她的文章引发的社会的‘学术’关注程度；以及最重要的是一般说来社会是否认同他或她是学者。”[35] 公共知识分子当然是学者，当然要借助必要的媒体向公众发表意见，但未必一定要通过学术随笔的方式发言，更不一定非《读书》、《东方》、《天涯》或《南方周末》上的文章不可。

总之，公共知识分子是一种历史的、具体的、客观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其中国语境下的形象重建虽然多少带有苦涩的意味，但仍不失为一个具有现代蕴涵的现实课题。笔者坚信，只要我们的社会还会持续前行，只要我们的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公共知识分子话题就不会没有意义，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重建也不会没有希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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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李庄.当代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公共性的丧失[J].重庆师院学报,2002,(2).
[16] 燕舞.多一些“公共知识分子”[N].中国经济时报,2003-03-19.
[17] 洪治纲.公共知识分子：审视与追问[N].羊城晚报,2004-08-14.
[18] 陈冬生.“公共知识分子”话语及其公共性辨析[J].理论视野,2005,(6).
[19] 吴俊.“公共知识分子”质疑与思考[N].文艺报,2004-10-26.
[20] 杨海平.近代中国公共领域与知识分子[J].新闻界,2006,(5).
[21] 刘继明.公共知识分子：告别还是开始[J].天涯,2005,(2).
[22] 刘继明.公共知识分子：告别还是开始[J].天涯,2005,(2).
[23] 李庄.当代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公共性的丧失[J].重庆师院学报,2002,(2).
[24] 刘继明.公共知识分子：告别还是开始[J].天涯,2005,(2).
[25] 李庄.当代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公共性的丧失[J].重庆师院学报,2002,(2).
[26] 陈冬生.“公共知识分子”话语及其公共性辨析[J].理论视野,2005,(6).
[27] 刘继明.公共知识分子：告别还是开始[J].天涯,2005,(2).
[28] 杨海平.近代中国公共领域与知识分子[J].新闻界,2006,(5).
[29] 许纪霖.知识分子是否已经死亡[A].陶东风主编.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C].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43.
[30] 洪治纲.公共知识分子：审视与追问[N].羊城晚报,2004-08-14.
[31] 吴俊.“公共知识分子”质疑与思考[N].文艺报,2004-10-26.
[32] 陈占彪.论公共知识分子的专业性与公共性[J].社会科学战线,2008,(4).
[33] 洪治纲.公共知识分子：审视与追问[N].羊城晚报,2004-08-14.
[34] 陈冬生.“公共知识分子”话语及其公共性辨析[J].理论视野,2005,(6).
[35] 朱苏力.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J].天涯,2004,(5).

文章来源:「价值中国网」(2009年3月17日)
作者: 龚举善，1964年10月生于湖北竹溪。郧阳师院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硕士生导师，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审读专家。“湖北省跨世纪学术骨干”、“湖北省新世纪高层次人才工程人选”、“湖北省人民政府专项津贴专家”。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29 07:43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1 10:48 标题: 公共知识分子与当今中国(8)

当今中国的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

作者:萧功秦

在中国当代社会变迁过程中，有两种人对于现代化的发展承担着特殊的社会功能，一种人是新兴的知识型的中产阶级，另一种人是具有道德批判的话语权力的知识分子。本文试图对这两类人的特点作一简略的分析。

以知识为"软资本"的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Middle class）也可以译为中等阶级，这一名词长期以来被狭义地理解为资产阶级的同义语。这种概念等同之所以出现，乃是因为中产阶级这一概念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上，欧洲封建社会后期的中等阶级，即富有的商人阶级，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与冲击下发展为居住于城市中的资本家阶级。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中产阶级就是西方历史中的资本家阶级或称为布尔乔亚阶级。由于对这一狭义概念的惯用，当我们谈到中国有一个中产阶级时，不少人就会习惯地以为，中国变成资本主义了。为了捍卫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与避免被人误解，中产阶级这一用语很少被人们运用来表述中国现实生活中已经出现的这一分层化现象。
　
　　实际上，中产阶级在其原生意义上，指的就是介于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之间的中间阶层。这一阶层是在市场的资源配置与社会纵向流动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运用这一具有很强涵盖性的概念来表述近二十年来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分化，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属于当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中产阶级人群，主要有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如建筑师、律师、私人企业中的技师、商业营销人员、经理、与市场运作密切相关的影视工作者，收入较高的教授、医生、股票经纪人与自由职业者，等等。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所受的教育、专业技能与知识智能，成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换取各种稀缺资源（财富、地位、名望与权力）的"资本"。这种"软资本"使他们在市场经济竞争中与广大蓝领阶层相比处于优势地位。这样，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他们与普通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平的差距就逐渐拉大，这种社会分化中的向上流动过程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中间层就应运而生。他们比普通收入的蓝领阶层更富有，但与暴发致富的、有权有势的保守的既得利益者相比，在生存态度上与价值观上则更具进取心。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能把所有在经济收入方面比较富裕的人士都称之为中产阶层。中产阶级从本质上说，是指那些运用自己的知识技能作为"软资本"来参与市场竞争，并因此而取得竞争优势的人们，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的审美趣味、生活态度与价值观念，一般而言较为精致化。那些投机商、暴发户、利用权钱交易的权势寻租者，利用权力地位取得财富、地位等稀缺资源的人们，严格地说，并不属于社会学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知识型企业家与知识型能人是当今中国中产阶级的主体。如果说，一个社会中的市场竞争可以分为有序部分与无序部分的话，从理论上说，中产阶级是属于前一部分而不是后一部分的产物。当然现实生活中的光谱并不那么清晰可辨。
　
　　那么这一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与下层和上层社会阶级相比，有什么属于他们自己的特点？他们在现代化过程中承担着什么特殊的社会功能？　
　　
　　社会学家指出，首先，由于他们相对富有，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享有较高水准的生活质量，拥有较为轻松良好的工作环境，凡此种种，都会使他们对现实生活与现存秩序相对比较满意，他们是现存秩序的得利者，这就决定了他们对社会主流价值与现存秩序有着较强的认同感。他们本能地反对震荡疗法的"革命"，这种温和的保守性（这里的保守是一个中性用语），使他们对社会对立与社会矛盾起到缓解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既存秩序的新的社会基础。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4-1 10:50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1 10:51 标题: 当今中国的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

其次，他们又并不完全满足现状，因为他们的利益往往受到钱权交易与官僚系统中的非法行为的侵害与不正当的阻碍。因此，他们希望社会制度与法制的进一步完善，希望中国通过渐进的政治改革与制度建设，来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希望有更大的自由发展的空间与机会。
　
　　一位公司经理曾对作者说过这样一段话，过去，他们不得不通过"走后门"来获得某些机会与方便，不得不以某些不合法的方式送礼送钱，以打通各种关节；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他们觉得，通过非正当途径来获得发展的机会所支付的"交易成本"与代价越来越高，反不如通过制度的透明化来取得正常的收益，因此，他们越来越寄希望于政治体制改革与法制健全。

这种思想在相当一部分知识型企业家中具有代表性。由此可见，中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也成为支持改革与社会进步的新的社会基础中的一种重要力量。如果说，暴发致富的特权阶级满足于体制的不健全，并从现存体制的漏洞中大量获取食利机会，那么，知识型的中产阶层则未必满足于这种现状。他们更倾向于体制改革。与特权者相比，他们有着更强的改革要求与愿望。
　
　　正是以上两方面因素结合，一方面，他们希望变革，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希望激进的变革来否定现存体制与秩序，这一特点使他们成为渐进的改良政治的支持者。正如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所指出的，凡是中产阶级在社会分层中占较大比重，而上层与下层所占比重较小的"橄榄型社会"，将会是一个既具有进取的潜力而又较少激进的心态的社会；相反，中产阶级较少，上层与下层之间又充满对立与冲突的"工字型社会"则往往会成为激进革命的温床。

当今中国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　

　　当今中国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中产阶级已经作为一种社会势力崛起。一般而言，中产阶级对政治的直接兴趣并不很大，他们忙于自己的日常事务，较少有兴趣在社会上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然而，人们可以通过私下谈话与交流，大体上了解他们对社会政治问题所抱的态度。　

　　作者在80年代文化热中结识的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朋友，有不少人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以后通过下海经商而成为私人业主与三资企业中的白领人士。与十年以前相比，这些人当年所具有的激进知识分子的心态，可以说已经有了脱胎换骨式的变化，甚至几乎可以说前后判若两人。他们确实对现存秩序下的变革方式持相当积极肯定的态度。他们认为，目前中国存在的这种社会贫富分化过程是现代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企业重组与股份化中的"过程不公平"，将由于资源的市场化的合理配置，而最终达到"结果公平"。
　
　　一位在北京与上海从事房地产经营的知识型企业家曾这样对作者说，"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实际上就是毫无指望的"无人所有制"，国有资产"流失"到他们这些民营企业家手中，这种过程确实充满了灰色地带，也确实存在着诸多不合理性。然而，他认为，民营企业家本人与其家庭可能消费的部分，充其量只是他们全部拥有的资产的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他们会把其余的绝大部分资金通过最为精打细算的方式，投入到市场经济的生财过程中去。
　
　　例如，他本人为了上一个房产项目，曾在上海某一地块上反复考量了整整四个月，充分地考虑到可行性以后，才作出决定。以市场规律合理地配置其余百分之九十甚至千分之九百九十的资源把它们用来创造就业，发展生产，这种生财行为，不但有利于自己，也同样有利于社会与民族。
　
　　他们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稳定高于一切。任何对这种稳定的破坏，都是对民族不负责任的行为。他们相信，由于中国二十年来的改革与国力的增长，使国家有足够的能力与资源来应付可能出现的危机与困难。他们与地方官员过从甚密，共同商讨投资事宜。通过这种私人交往，他们中不少人认为，当今中国的大多数地方各级官员，是建国以来最热心于地方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技术官僚。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4-1 10:53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1 10:55 标题: 当今中国的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10)

　总之，他们对中国的现状与前景抱有相当乐观的态度。他们比较关注中国新的市民社会的出现，认为温和的知识分子、知识型的企业家与新一代的技术专家这三种社会力量的结合，将会使中国在经济市场化过程中逐步为实现中国民主与中国社会进步创造必要的经济基础。他们认为中国目前选择的先经济后政治的发展模式是中国进步的希望所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改革二十年以后的当今中国，新兴中产阶级成为主张在保持政治稳定的条件下的渐进变革的"新保守主义"改革思想的社会基础。　

　　然而，中国当今的中产阶级还有其自身的弱点。在涉及政治社会方面的问题时，他们主要以自己的切身利益作为参照点，他们中大多数人缺少超越自身利益的、更为前瞻的社会关怀。似乎也没有强烈的道德激情。对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公正、下层民众面临的困难与问题，缺乏切身的体会与关注。他们自身的利益的获得，又与特权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有这一些特点，都会使他们缺乏社会批判精神。　

　　作为"观念人"的知识分子
　

　　如果说，中产阶级缺乏道德激情，然而却务实而稳健，那么，与中产阶级相比，作为"观念人"的知识分子却恰恰相反，他们充满强烈的道德激情与正义感，然而却往往不切实际，容易产生全盘改造现实的"乌托邦情结"。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中，他们对中国的历史选择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这里指的作为"观念人"的知识分子，不完全是一个与"劳心者"的内涵相当的职业概念。更具体地说，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指的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受过高深的人文教育，习惯于通过抽象概念来思考社会问题，同时又拥有比一般人更多的文化知识与信息来源，因而对社会问题与弊端更为敏感。这种知识与敏感的结合，使他们自愿地承担起以关注社会、改造社会、改良社会为己任的道德使命。他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往往与个人所属集团的利益没有直接关联，而与他们所自觉承担的道德使命感有关。他们往往会根据自己确认的信仰、价值与理念，来献身于社会改造与改良的行动。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为理念而献身的行动倾向性，往往又会导致知识分子希望以某种自己认为合理的、全面的、带有乌托邦性质社会工程的蓝图，来改造社会。
　
　　从近代以来的世界现代化历史来看，凡是中产阶级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如英国与美国，观念型知识分子并不很多，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相当有限。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都有自己的代表，这些代表人物主要通过社会压力集团来申张自己的利益。在美国，从事社会公益事业，为社会而申张正义的人，一般都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观念人"，而是被称之为"专业人士"（Professional）的人群。每个专业的利益集团中总有一些以自己的专业立场与自身利益为基础，同时又为社会公益事业而积极活动的人士。
　
　　然而，在欧洲大陆国家、俄国与中国以及东方各国的历史上，知识分子"观念人"则一直具有重要的作用，几乎所有的革命运动，都是以那些视理念为生命的知识分子为核心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区别？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作出如下的解释。　

　　凡是产生知识分子"观念人"的社会，如欧洲、俄国、中国，都具有社会阶层分层较为显著的社会结构。在这种传统社会结构中，只有少数人可能有机会受到较高深的教育。这些精英分子与没有受过教育、较少受到人文价值熏染的人们相比，会油然产生一种精英主义的责任意识、道德义务感与某种优越感。这是一批高于众人之上的、因拥有知识运思能力而变得对政治与社会问题特别敏感、因执着于人文价值而具有对社会的批判能力的社会群体。他们力求从理论上来概括社会问题，并力求从哲学、理念的高度来对社会中的不公平问题及其根源作出根本的判断，并谋求对自己所意识到的社会弊症作出根本性整体性解决的人群。这种人的最基本特点是，由于抽象理念中的理论因素而产生的社会政治判断，与道德关怀相结合，而产生一种行动化的方向。从本质上说，知识分子更具有激进的理想主义的倾向性。
　
　　更为概括地说，一个阶层分层较为明显，从而仅为少数人受人文教育提供了可能的社会，以及社会矛盾与问题成为他们进行知识反思的资源的社会，是产生此类知识分子的温床。这种少数受到教育的精英与广大没有受教育的下层民众的两级对峙，造成了精英与平民的分野，就会有一种人产生强烈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激情冲动。如果这个社会恰恰又有许多困难、矛盾以及面临无法振拔的困境，那么掌握理念与思辩能力的精英们，就会充当了政治运动的发动机。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观念型知识分子在20世纪政治中总会起那么重要的作用。而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旦"观念人"取得意识形态上的话语权力，他们就会以自己的理念来改造社会，其结果，往往会由于不切实际而事与愿违。　
　　
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互补中的相互促进

在中国当今社会，出现了这样一种新的现象：一方面，发展中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与困境，如贫富两极化、官员腐败、社会不公与种种矛盾，使传统的观念型知识分子具有了以道德理念的话语权力来进行诠释的巨大机会，使他们追求完美的"乌托邦情结"仍然有用武之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世俗化过程，又使那些崇尚务实与稳健，但缺乏道德激情与社会批判精神的中产阶级不断强大起来。　

　　中国在现阶段的进步，实在需要这两种人的相互补充与支持。如果每个中国知识分子能在保持他的道德热情的同时，又能以一个专业人员的方式，而不是以哲学家和诗人的方式来考虑中国问题；如果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在求得自身发展的同时，能多一点社会关怀，中国就可能一方面避免以"观念人"的激进的乌托邦来主宰人们对问题的思考，另一方面又会以渐进、稳健、务实、妥协与宽容的精神来选择我们民族的前途，这样的民族无疑是更有希望的。

原文刊载:《上海采风月刊》( 2007年第7期 )
作者:萧功秦，湖南衡阳人。1981年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变革史、中国思想文化史、当代中国转型政治、当代中国思潮方面的研究。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29 07:45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3 11:15 标题: 公共知识分子与当今中国(11)

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作者:许纪霖

近年来，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许多人对当代中国的复杂现象迷惑不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们是如何自我认同的？这个时代的精神生活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这个时代的核心价值和公共文化又是什么？这一切，都是我们无法绕过的大时代中的大问题。

一、为什么富裕地区庙里香火旺

当代中国，已经全面进入了现代化。所谓现代化，从精神形态而言，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经典论述，这是一个世俗化的时代，是一个除魅的时代，是一个价值多神的时代，是一个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的时代。

在前现代的传统社会，无论欧洲还是中国，人们的精神生活之上，都有一种超越的神圣价值。这种神圣价值，或者以上帝这样的人格神、造物主、意志主宰的形态存在，或者以天命、天理、良知等形态出现。这个神圣世界，提供了世俗世界的核心价值、终极关怀和生活的意义。然而，现代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便是神圣的超越世界的崩溃。世界进入了一个韦伯所说的祛除神魅的时代。人替代超越之物成为自己精神的主宰。人们的终极关怀、价值源头和生活的意义不待外求，而要从世俗生活本身自我产生，精神生活开始走向世俗化。
当超越的神圣世界失落之后，世俗社会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公共文化的共同基础是什么？这些本来都不成为问题的问题，如今都发生了问题。

社会的主流思维模式从传统社会的价值理性逐渐转向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人们考量生活和行动的重心，不再是衡量其有何终极性意义，而是作为达到特定世俗目的之手段，是否有效和合理。人的精神生活不再追求超越的意义，达到上帝的彼岸，或成为现世的道德圣人，而是看其在现实生活中占有了多少具有社会象征资本的稀缺资源。由此，个人的自我理解也发生了变化。这一物欲主义的世界观和个人观，在一个生产欲望、消费至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之中，便呈现为消费主义的世俗意识形态。

物欲主义和消费主义这一彻底的、全面的世俗化，是一个全球性的精神现象，目前正借助经济、文化和人员流动的全球化大潮，正在向全世界蔓延，也深刻影响到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大发展和全球化大潮中，世俗化大潮铺天盖地，不仅垄断了经济和社会生活，而且也侵蚀到精神生活领域。市场社会的出现，使得市场的金钱逻辑成为生活本身的逻辑，在全球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支援下，物欲主义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倒性优势价值观，侵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为什么一个千年礼仪之邦，一旦进入世俗化社会，物欲主义的出现会比其他世俗化的发达国家更凶猛？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乃是中国在进入世俗化社会的时候，宗教同时发生了衰落。一旦市场经济激发起人性中的原始欲望，那种没有灵魂的、赤裸裸的物欲主义便很容易迅速弥漫。

物欲主义的价值观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即便在当代的日常生活中获得了主流地位，但与以往的宗教、哲学和道德学说相比，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它不具有超越和神圣的性质，无法成为一套进入宪法、教科书、宗教、公民教育等主流建制的冠冕堂皇话语。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的实践层面，它已经被公众默认了，成为不言而喻的“潜伦理”“潜规则”，但永远无法登堂入室。于是，物欲主义便自我包装。在当代传媒和广告所呈现出来的物欲，都不是直观地、赤裸裸地呈现，而是以一种精神、艺术和审美的方式巧妙地体现。物欲精神化、消费审美化，原来的物欲与精神、消费与审美、世俗与超越、亵渎与神圣的明确界限，奇迹般地被遮蔽了。现代消费主义的包装术、整容术，令沉浸在物欲异化中的消费大众，茫然无知，竟然从物质的消费中还感受到一丝精神救赎和审美快感。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4-3 11:16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3 11:17 标题: 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12)

虽然如此，由于物欲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具有超越性和神圣性，而只是个人欲望的满足和利益的实现，因此它们无法完全替代传统的宗教和道德。后者之所以在世俗社会仍然有一席之地，乃是因为人们除了欲望和利益之外，还有对希望的渴求、对不可知命运的恐惧和建立各种宗教、情感共同体的需求。这一切，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无法提供的。于是，很有趣的现象在当代中国出现了：越是经济发达、生活富裕的地区，庙里的香火越是旺盛，各种祭祀和宗教仪式越是隆重。当神圣性从前门被驱逐出来之后，又从后门溜进来了。

但这已经是世俗时代的神圣化了，对各种超越事物的信仰，无不带有功利的目的、物欲的期望，与纯粹的精神信仰相距遥远。在这个世俗社会之中，世俗审美化，神圣也被物欲化了。

二、为什么个人独立换来巨大压力对人的

本质的物欲化自我理解，背后蕴含着一种不可救药的历史乐观主义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当物欲化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开始笼罩市场，它也参与了对人的重新塑造。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不仅是关于消费的特殊观念和方法，它也是关于自我形成、自我认同的普遍性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关于美的理想。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塑造了世俗时代一个完整的个人：他是充满欲望想象的，具有无限的物欲追求；他也同时具有实现这种欲望的能力和本钱。从无穷的欲望到无穷的满足，构成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所勾勒的个人形象。

这样的个人，就是麦克弗森所说的“占有性的个人主义”。在一个占有性的市场社会中，个人的本质被理解为既不是一个道德主体，也不是某个社群的组成部分，他就是他自己，他通过对自己以及自己所拥有的财产的占有，来证明自己。社会就是由这样一些个人所有者所组成的。90年代以后，一些经济学家也鼓吹，将人之本性理解为所谓的“经济人”。

对人的本质的物欲化自我理解，背后蕴含着一种不可救药的历史乐观主义，相信人的无限创造能力，相信科学和技术之万能，能够在有限的地球资源之中，无穷满足人的占有和消费欲望。人不仅能够生产欲望，也能够生产知识，而知识就是力量，一种魔幻性的物质力量。这种历史乐观主义几乎完全忽视了人类内心世界的调控，特别是精神、道德品质的提升。这种以物欲、占有和控制为目标的“英雄主义”，若无人文主义或宗教精神的制约，将成为毁灭性的力量，以精细而又盲目的理性，摧毁自然的家园和人类社会本身。

进入世俗化社会之后，人不仅在精神世界中与过去的神圣世界割裂，而且在现实世界中也与各种文化社群和公共生活割裂，成为孤零零的原子式的个人。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和私人空间的拓展，个人从国家关系中解放出来，但在这个时候，各种社会的共同体，无论是传统的家族或地域共同体，还是现代的市民社会和公民团体，不是残落凋零，就是尚未组织起来。于是，被解放了的个人，很多便被抛到社会上，成为无所依傍的孤零零的原子化个人。

这种世俗时代的原子化个人，他孤独地面对整个世界，而这个外部世界，也主要就是一个以利益为轴心的市场世界，缺乏温情。市场的残酷竞争，使得原子化的个人，失去了任何共同体的保护，不得不独自面对一切来自社会的压力，而所有的社会问题也被化约为个人的生存能力，让个人独自去承担。在80年代，个人的独立曾经是人人羡慕的解放力量，而如今却成为了弱势个人不堪承受的巨大压力。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4-3 11:22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3 11:23 标题: 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13)

当代社会的个人，越来越有了非常清晰的个人权利意识，也学会了公开表达自己的意愿和声张自己的权利。但由于公共生活的缺乏，却缺少相应的义务感和责任感。在民法所调整的私人领域里，人们非常清晰地知道自己拥有的权利，而在公法调整的公共空间，由于相应的权利之匮乏，所谓的责任和义务也就流为口号。被各种瓦解了的共同体抛出来的个人，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人，实现了“以自我为中心”，却找不到与公共生活、公共社群的有机联系，因而也难以产生社会所需要的相应担当，于是有的就成为了“无公德的个人”。

三、为什么追逐时尚让人紧张不安世俗时代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操控多数人比操控个别人容易得多

在世俗时代之中，不是没有文化和精神生活，而是文化和精神生活发生了很大的世俗性转向，传统的精英文化不再成为主流的文化，而逐渐为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所替代，后者不仅塑造和建构了一般民众的精神生活，同时也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主要来源和消费对象。

世俗时代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多元化。文化出现了分化、断裂和分层：城市内部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贵族文化和平民文化、城市以英语为表征的全球化文化与乡村的本土文化之间，出现了深刻的裂痕和鸿沟。在此背后，则是社会的隐秘分层。社会等级的差别，不仅体现在收入上，而且也体现在文化身份上。文化变成了可炫耀的象征资本。对于一部分城市中产阶层而言，泡酒吧、听歌剧、喝咖啡，不再仅仅是精神生活本身，而蜕变为周期性的高贵身份之自我验证。不过，从整个趋势而言，传统的精英文化和民俗文化处于衰落之势，而城市的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逐渐占据文化的主流。2005年的“超级女声”，作为一个文化事件，是文化平民主义诞生的精神宣言。文化从过去少数精英（无论是思想精英还是艺术精英）对民众的启蒙式教育，变为由公众广泛参与的娱乐狂欢。谁是文化英雄，不再有超越的预设标准，而是通过直接投票、现场欢呼得以产生。一切取决于个人的口味和意志的选择，众声喧哗，一个文化平民主义时代出现了。

从表面看起来，当代的文化是平民的文化，是多元的文化。个人归属于什么文化，不再有外在意志和外在标准的束缚，似乎完全是个人趣味和意志自由选择的结果。然而，如果只是一个充满了物欲追求的经济理性人，当个人的内涵被掏空之后，他也就失去了自我的判断能力，于是市场的标准便成为了个人的标准。流行和时尚内化为大多数人的审美观念和价值准则。表面看起来，世俗时代的人们是自由的，有自由选择的空间，实际上，大多数人却被“匿名的权威”所摆布，只要控制了公共传媒，控制了广告的发布权，便可操控多数人的口味和意志。

世俗时代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操控多数人比操控个别人容易得多。操控的方式有多种多样，其中一个最简便的方法便是制造偶像。世俗时代的明星与以往神圣时代的先知和理想主义时代的英雄不同，他们不承担任何价值的重负。他们只是平民理想的化身，是各种欲望的人格化：成功、富有、青春、健康、风流、潇洒……于是，娱乐界和体育界的明星便成为世俗时代最辉煌的人物。他们是残酷竞争中的优胜者，是赢者通吃的王者，是集财富和美丽于一体的欲望化身。当平民文化能够越来越深入地介入偶像的制造时，那些反精英的、反英雄的草根好汉、邻家女孩，也越来越具有大众的偶像意义。芙蓉姐姐的大获成功，便是这种背景的产物。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4-3 11:28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3 11:29 标题: 公共知识分子与当今中国(14)

近十年来，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化的存在方式、日常生活方式、社会互动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网络已经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文化，一种我们目前还不可知、还在继续发展中的文化。网络也在生产自己的价值。它所生产的价值，却一点儿也不虚拟，反而极大地影响了现代生活的价值观。现实生活中的核心价值是靠一系列公认的世代相承的经典维持的。网络时代的年轻人也有自己的经典：那就是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大话式的文化作为一种“无厘头”文化，只有当下和现在。一切意义只有在当下语境之中才能体现。不求永恒，只要瞬间。瞬间的快乐、幸福和意义，构成了世俗时代文化的核心内涵。

四、为什么子女教化成为尴尬任务

共同体的核心价值并非靠一纸法律或某人的意志得以产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空前活跃，高速发展，但这种变化和发展是不平衡的，于是造成种种的断裂。为什么会发生社会的断裂和文化的断裂？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公共文化和核心价值的某种丧失，出现了价值的相对主义、实用主义乃至虚无主义。

价值的相对主义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便是关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善、什么是正当这一系列有关价值的核心标准的模糊和不确定。法律和道德法则对于许多人来说，只是外在的、强制性的规范，而不是自觉的、天经地义的良知。一方面它们几乎无所不在，另一方面，很多规范却形同虚设，并不为公众所真正信仰，只要缺乏有效的行政权力的监视，人们便会毫无顾忌地违法，并不因此而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和良知义务。

在日常生活之中，普遍地违背公共道德和公共规范，其实并不意味着公众普遍地丧失了道德的感觉，而只是他们将价值相对化和实用化了。价值的内涵、道德的标准成为一种权益性的、可变通的工具。在不同的语境下实用地、灵活地理解和运用价值标准，也成为日常生活的潜规则。对于许多家长来说，如何对子女进行道德教育，如今已经成为一个颇为尴尬的任务。一方面，在抽象层面上，家长们要向孩子灌输那些千年不变的大道理，但在具体的实践语境之中，他们又不得不向孩子传授一套高度变通的潜规则。久而久之，在这种普遍的价值实用主义的氛围之中，人们便习惯了按照道德的双重标准、乃至多重标准生活，道德人格趋于分裂而又不自觉地按照某种实用理性统一起来。

价值的相对主义和实用主义虽然否认统一的、至上的道德标准，但毕竟还承认道德本身的正当性。但在当代中国一部分价值虚无主义者那里，连价值和道德本身也被唾弃了：崇高和伟大开始成为可笑和虚伪的代名词，道德的神圣性开始剥落，任何重建价值的努力都被判定为压迫性的“宏大叙事”的复辟。2006年以胡戈为代表的恶搞之风的出现，更将价值虚无主义推向了高峰。虽然各种虚伪、造作和矫饰轰然倒塌，但社会所赖以存在的那些核心价值也同时被漫画化、虚无化，更进一步加剧了公共文化的危机。

核心价值的衰落，与公共生活的缺乏直接相关。进入世俗化社会之后，过度的政治化变为过度的私人化。如今的中国社会，私人生活非常丰富，也相当自由，各种形式的交往关系也异常地活跃。然而，过去由国家统一组织的公共生活，却没有转化为自主性的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公共生活由此而大为衰落。

公共生活，本来是公众们为了实现公共交往和公共利益而建立起来的公共空间。共同体的核心价值并非靠一纸法律或某人的意志得以产生，而是通过共同体内部成员经常和持久的公共生活，通过相互交往、相互对话而逐渐形成的，并由此内化为每个成员的基本信念。

在培养公共文化、塑造核心价值方面，学校本来是最重要的场所。学校所传授的，不仅是有用的知识，而且是社会的公共文化，这些公共文化，是几千年历史传统的传承，体现了人类文明的核心价值。然而，这些年学校教育的产业化，使得教育成为了一项买卖知识的交易。大学内部人文学科的衰落与应用学科的旺盛，使大学失去了塑造核心文化的功能，传媒和网络替代学校成为塑造灵魂的最重要的场所。然而，传媒本身提供的价值是多元且混乱的，而网络的交往又大多是同代人或小圈子的互相影响。于是，社会的文化传递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同代人的文化替代了上下代的文化传递，人类文明的传承发生了断裂。而同代人的文化又是多元的、复杂的、多变的、随机的。经济上的盛世伴随着人心中的迷乱，形成了一个空前活跃又无序的现实景况。

这就是我们所期盼的现代生活吗？这就是世俗化所不得不付的代价吗？当“和谐社会”的理想确立的时候，发展与和谐、多元与整合、世俗与精神诸般因素之间，又该如何协调？这是新世纪给走向世俗社会的中国人提出的严峻问题。

文章来源:「搜狐博客」(2009年3月27日)
作者:许纪霖，1957年生于上海。1982年华东师大政治系本科,1988年华东师大政治系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专业硕士。现任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历史系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任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香港中文大学《21世纪》杂志编委。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研究。代表著作有：《无穷的困惑：近代中国两个知识分子的历史生涯》、《智者的尊严：知识分子与近代文化》、《中国现代化史》(主编)、《寻求意义：现代化变迁与文化批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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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NZWJ 时间: 2009-4-29 07:53 标题: 公共知识分子与当今中国(15)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与衰落

作者：谢泳

一、西南联大的设立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与中国抗战共始终的一所著名大学，系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简称西南联大。西南联大从1937年平津沦陷后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至抗战胜利后复员北上（1937年11月1日－1945年7月31日），前后共计八年，为战时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这些人直到今天依然活跃在各个学科领域（1955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部委员中出身于西南联大的有118人，占学部委员总数 473人的24.9％。参阅周发勤等：《西南联合大学的历史贡献》，《科学与研究》第8卷第2期，第22页，北京，1990年6月19日，黄志洵：《西南联大与中国自然科学家》，《百科知识》1986年第7期）。西南联大不仅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等大批自然科学家，而且也培养了何炳棣、邹谠、王浩等人文科学家，还养育了像殷海光这样具有思想家气质的学者。西南联大的存在对于分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活动有重要的意义。正如一位西南联大学生所言："西南联大便具备了双重意义。一个是表面的意义，那当然就如其名称所揭，是一个'学校'，是一座研究学问、传授知识的最高学府；但在另外却还有一重不为人们所见的隐潜意义，那就是一个酝酿舆论，领导思想的政治中心。这一面虽然潜隐不露，非能一望而知，但却是西南联大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意义'。若弃此不顾，只谈上课讲学，那实在不能算是了解西南联大。"（张起钧：《西南联大纪要》，见《当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第13页，台湾，南京出版有限公司，中华民国七十年十月）

西南联大的设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国民政府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同时也说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政府决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西南联大设立的动议直接来源于胡适等人，1943年1月 2日蒋梦麟致胡适的一封信中说："弟则欲求联大之成功，故不惜牺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总觉难免，有时不免痛责兄与雪艇、孟真之创联大之议。数月前在渝，孟真怪我不管联大事，我说，不管者所以管也。"（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5月）七·七事变前夕，蒋介石邀请了许多国内知名人土在庐山举行国是谈话会，当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都应邀参加，同时还邀请了大批教授前往，如陈岱孙、浦薛凤、庄前鼎等。事变后，北方各校纷纷去电告急，要求几位校长返校应变。当时留在北平的教育界著名学者、教授李书华、陆志韦、查良钊、罗隆基、梅贻宝、郑天挺等21名教授联名致电庐山谈话会，要求守土抗战。同时潘光旦、查良钊等人致电蒋梦麟、胡适、梅贻琦："就同人观察，华北局面症结在地方最高当局对中央尚有疑虑，深恐地方对日决裂后中央反转妥协退（原文如此），使地方进退失据。务请向介公进言，对地方作具体表示，俾祛除此种疑虑。"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三〗上，第2－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7月17日梅贻琦电告清华教务长潘光旦"今早重要会议，当局表示坚决，并已有布置。"（同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决定将三校迁往湖南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此事经三位校长回南京和教育部进一步磋商后决定实施。8月148，教育部密电梅贻琦、顾毓琇：'政府拟在长沙设临时大学，特组织筹委员会，敦聘先生为委员……"（同上）8月28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致梅贻琦一封公函说："奉部长密谕，指定张委员伯苓、梅委员贻琦、蒋委员梦麟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杨委员振声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秘书主任。"（《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征求意见稿，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简讯》第11期，第9页，北京，1882年4月）梅贻琦接信后，立即赴长沙进行筹备工作。长沙临时大学即为西南联大的前身，1938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陷落，武汉告急。后经蒋梦麟亲自请示蒋介石，才决定将长沙临时大学迁往云南省会昆明，1938年4月2日，教育部以命令转知：奉行政院命令，并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7月1日正式启用关防。西南联大在昆明前后约八年时间。1946年7月，西南联大返回北方，分别重建清华、北大、南开大学。当时，国人对西南联大的成功有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民主传统，宽容精神"的结晶。在国家面临危亡的历史时刻，那些教授身上表现出的吃苦耐劳、团结合作精神，实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西南联大的成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笔精神财富，我们今天迫切需要对联大精神，联大风格进行深入研究，以发扬中国知识分子的真精神。张申府在抗战即将胜利的时候，曾向政府进言，希望保护大学教授的热情，他的话也算是对西南联大精神的一种肯定。他说："这几年来，国人中表现的比较最规矩、最公正、比较最有知识最能感觉、最关怀国家、忍受的苦难也比较最多，最不失为固穷的君子的，就是若干大学教授。今后国家一切改革，总应该对他们多加些重视才是。"（《张申府：一个呼吁》，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第515页，重庆出版社，1992年1月）

作者: NZWJ 时间: 2009-4-29 07:57 标题: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与衰落(16)

二、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

所谓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主要指在西南联大工作过的教授和学生这两部分人。由于在战争环境下，中国的大学教授和学生有较强的流动性，所以我不以在西南联大的时间长短来界定这个群体，而将所有曾和西南联大发生过关系的知识分子都算作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所谓关系指在西南联大讲过课和西南联大聘任而未到任的教授，比如胡适，1938年1月20日西南联大聘其为文学院长，但他未到任。萧公权被聘为政治学系教授也未到校，还有1945年10月19日蒋梦麟辞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后，教育部聘任了傅斯年为西南联大常委，但傅斯年一个月后就离开了。另外钱穆、罗隆基、熊十力、钱钟书等只在西南联大作过短期停留，研究院还聘请过丁声树、李方桂为导师，笔者也将其归为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需要略作说明的是这个群体并无组织、纲领，也没有多少联系，用群体概括是在抽象的意义上注意到他们价值观的一致性。以往对于西南联大贡献的评价，我们往往过于重视西南联大在八年中的成功合作，而忽视三校过去的传统，八年的成功合作只是结果，那么它的原因在哪里呢？我认为在于中国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出现，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算起在抗战到来时已存在了近40年时间，这期间1904年京师大学堂派出第一批47人留学生，其中31人留日，16人留西洋（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第23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10月）。作为制度性的大学留学制度已经完成，清华大学的前身游美学务处成立于1909年，比京师大学堂的设立晚15年，但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校，则完全是为留美学生而办的。到1928年国立清华大学的出现，虽然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起步较晚，但到抗战前夕，不到40年的时间内，已经初步形成了可与世界著名学府相比的现代意义的大学教育体制。南开大学从1904年建立中学到1919年成立大学，时间比北大、清华稍晚，但大体在同一时间，根据以上的观察，我们可以说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起步于二十世纪初，而在三十年以后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个奇迹。（参阅刘克选：（三十年代清华大学成功原因初探》，《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年第3期，第26页，北京，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西南联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是抗战爆发的特殊历史条件，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三所大学汇聚在一处，形成了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

我们观察西南联大三位常委的年龄结构和教育背景。

姓名-----生卒年-------早年教育背景---留学国家-------联大时年龄
蒋梦麟---1886～1964---上海南洋公学---美国-----------51--------
梅贻琦---1889～1962---南开学堂-------美国-----------54--------
张伯苓---1876～1951---北洋水师学堂---考察日本教育---61--------

从三位校长的年龄上看，他们基本是十九世纪末出生的人，他们出生的年代大致比北大、清华、南开初创的时间早15年左右，这决定了他们的小学和中学教育是传统的，而大学教育则是现代的，梅、蒋留美的教育背景大体代表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一般状况，而他们前代的知识分子即梁启超那一代的教育背景则以留学日本为基本特征，中国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建立，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大体是同步的。如果没有抗战，这个群体同样存在，只不过没有像现在西南联大那样密切合作而已。指出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是想说明；中国在二十世纪初进入现代化起步阶段，本来有一个良好的开端，然而这个过程太短了，从清华1909年首次制度性派赴美国留学生，到抗战爆发，这期间实际上比较活跃的是两代知识分子，即十九世末出生的那一代人（以胡适为代表）和二十世纪初出生的那一代人（以钱钟书为代表）。本世纪三十年代前受过完整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回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尚比较适于他们生存，这批知识分子中除少数人进入政府做官外，绝大多数成为大学教授，抗战爆发时，这两代知识分子中年长的是在50岁左右，更有像钱钟书、华罗庚、陈省身这样刚刚学成归来的少壮教授，他们的年龄不过30岁。西南联大的教授中以出身于清华的为多，这意味着它的美国化程度。以1909－1929年清华留美学生为例。在这期间每一年度的留美学生都有成为西南联大教授的，1909年梅贻琦，1910年胡适、赵元任，1914年金岳霖，1915年袁复礼，1916年吴宓、陈达、燕树棠，1917年查良钊、汤用彤，1918年刘祟鋐、叶企孙，1919年钱端升，1920年曾昭伦、萧公权，1921年浦薛凤、李继侗，1922 年闻一多、罗隆基、潘光旦、吴泽霖、雷海宗，1923年顾毓琇、施嘉炀、吴景超，1925年汤佩松、李楫祥、庄前鼎、刘晋年，1926年任之恭、陶葆楷、贺麟，1927年柳无忌、丁佶，1928年陈之迈、赵诏熊，1929年张荫麟、王赣愚、沈有鼎、杨业治。（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四〗，第636－646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从这个统计中可以看出除初期1911、1912、1913三个年度中没人进入西南联大外，在近20年的时间内每个年度都有留美的学生成为西南联大的教授，而且人数越往后越多。通过以上观察，我们大致可以说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群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抗战前中国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第一流学者主要集中在西南联大。

作者: NZWJ 时间: 2009-4-29 07:59 标题: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与衰落(17)

三、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特点

从年龄结构上看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下限为1920年前后出生的人，也就是说1920年前后出生的人是西南联大的最后一批学生，这个年龄段大致可以将1945年考入大学的学生包括在内。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由教授和学生两部分人组成，我在本文中主要分析教授群体，学生群体另有专文论述。教授中年龄较大的是梅贻琦、张伯苓、陈寅恪、刘文典那一代知识分子，年龄较轻的是钱钟书、费孝通、陈省身、华罗庚这一批1910年前后出生的人。从教育背景上考察，陈寅恪那一代知识分子多数带有遗民色彩，他们中的多数人受的是完整的传统教育，但同时又有留学欧美的经历。钱钟书这一代知识分子多数也受完了传统教育，但其传统的深度与前一代有了距离，但总体上说，他们可算是中国传统教育的最后一批受惠者，加上比较完整的现代大学教育，他们这一代人中许多人成为中国新的人文学科的创始人。陈寅恪、刘文典那一代知识分子多治传统的中国学问，虽然已经使用了西方的方法，但从学科的角度看，他们多数是在研究中国的文学、历史、哲学。而从钱钟书、李景汉、潘光旦那一代知识分子之后，中国的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教育学等新的学科才逐步建立和成熟起来，在自然科学方面，新的学科也是在1910年前后出生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中成熟起来的。西南联大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她的教授多数留学美国。1945年西南联大北上复员时，由西南联大学生编过一本《联大八年》的纪念册，这本纪念册的第四部分"联大教授"的前言中有一个统计："联大179位教授中，97位留美，38位留欧陆，18位留英，3位留日，23位未留学。三位常委，两位留美，一位未留学。5位院长，全为美国博士。26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及两位留欧陆，3位留英外，皆为留美。"（《联大八年》，昆明，1946年）这个统计充分说明西南联大带有极强的西方色彩，特别是她的教育思想和课程设计，主要受美国自由教育思想的影响。在西南联大，教授治校、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已成为公认的价值标准。我们注意西南联大的贡献，不仅在于她为战时及后来的中国培养了许多专业人才，更在于她的融汇东西文化的优长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个范例，就是说如果有较长时间的社会稳定，西方文化至少在中国的大学环境中是可以生根的。1947年马歇尔在国共调停失败后曾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政治中所应有的地位寄予厚望，在他离华前发表的声明中曾预言："此种问题之解决，自余视之；须使政府中及各小群之自由分子获得领导权，此种人物颇为优秀，唯无政治权力以运用其控制力量。"（《大公报》1947年1月10日3版）马歇尔的这种评价直接源于他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接触和了解，他的这种期望是极富远见的。费正清也说："我们在中国培养自由主义已有百年之久。我们的传教士曾带去个人价值的信息。中国官员曾研究我们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制度。中国教育、新闻、银行、工业等方面的领袖人物曾学习我们的榜样。我们所知的近代中国，就是由那些借鉴我们经验的人建立起来的。"（陶文钊选编：《费正清集》，第31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1942年费正清访问西南联大后，对这里的教授做出如下评价："这些在美国接受训练的中国知识分子，其思想、言行、讲学都采取与我们一致的方式和内容，他们构成了一项可触知的美国在华权益。"（陈惠勤等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223页，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年5月）作为战时美国的外交官费正清希望美国政府能对"美国培养的昆明清华大学教授"给予援助，因为他们是"美国在华的一种投资和财富"。（同上，第225页）在昆明时费正清与陈福田、张奚若、钱端升等12位教授进行了交谈，认为他们是"中国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熏陶的学术界人士中间的精英。"（同上，第226页）费正清虽然是从美国的在华利益方面着眼观察西南联大教授的，但他对这批教授的整体评价，符合当时的情况。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另一个特点是虽然他们多数有留学欧美的经历，但在伦理道德层面却明显留有儒家文化的色彩，他们可以说在专业和政治结构上倾向西方。而在生活的层面上还完全是中国化的。这个特征使他们成为当时的道德楷模和精神领袖，任之恭回忆当年的经历时写下了这样的话："首先，战争时期为保存高等教育而奋斗的主要动机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对学识的尊重，在以儒家为主的传统中，中国学者被认为是社会中的道德领袖，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精神领袖，那么，从这一观点出发，战时大学代表着保存知识，不仅是'书本知识 '，而且也是国家道德和精神价值的体现。"（任之恭：《一个华裔物理学家的回忆录》，第101页，山西高教联合出版社1992年4月）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群是承担了这种责任的。1941年国难当头，国家经济异常困难，当时教育部规定，凡属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费"，但西南联大的各院负责人不愿因此而引起广大教授不满，联名上书校方指出："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联大档案，转引自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清华大学校史稿》，第314页，中华书局，1981年2月）表示拒绝领受这项特别补助，从中不难看出他们身上深重的中国文化影响。王浩说："我觉得当时联大有相当多的人在看事和做人上兼备了中西文化的优点，彼此有一种暗合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王浩：《谁也不怕谁的日子》，《清华校友通讯》复18册，第66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88年）

四、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生存空间

1949年前，对中国的大学教授而言，曾经有过一个较为宽阔的自由生活空间。国民政府虽然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做过种种限制，但作为教授生活的几个基本条件并未丧失。首先教授享有自由流动的权利，其次有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虽然有较为严格的新闻审查条例，但任何团体和个人都可以注册出版报刊，这是新闻自由的第一要义，政府可以查封甚至迫害，但从理论上还没有完全否定民间报刊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大学教授享有自由流动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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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NZWJ 时间: 2009-4-29 08:01 标题: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与衰落(18)

所谓自由流动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这里主要指当时大学教授的主动选择。它包括：一，迁徒的自由（在国内外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二，择业的自由（在国内外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这两种选择完全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不受任何限制。从历史资料看，大学教授的这两种权利是得到基本保障的。我统计过北大、清华、南开、北师大1949 年前的一百位教授的自由流动情况，他们当中自由流动三次为一般规律，多的有流动四五次的。

自由流动只是大学教授的一个普通权利，这个权利并非大学教授所独有，所以特别强调这个基本权利对大学教授的重要性是因为：大学教授作为知识分子在其谋生之外，有天然的关怀社会价值的倾向，就是说，他们在谋生过程中同时承担许多道义上的责任，他们要通过写文章、办报纸刊物、自由选择党派、随意批评政府等行为来体现自己的存在，这些特征决定了大学教授是一个主体性极强的群体，其生存环境也就具有相对的多变性，他们比其它阶层要难于在一个固定的环境中长期生活下去，这时候自由流动就必然成为他们生存的基本保证。如果失去这个，对大学教授来说实在太痛苦了。可以设想，当一个大学教授既不满足于自己的工作环境，又厌恶自己的顶头上司，可他又无法摆脱这样的困境，那么他们的才华不但得不到充分展示，而且会日益枯萎。从一般意义上讲，人们以为大学教授不宜于合作，但这只是基本的道德评价，对大学教授来说以道德评价一切显然是不够的，这个群体由于具有较强的专业特征，他们更追求志趣、见识、水平的大体一致，所以选择性也就较强，这种要求当然比一般随意混碗饭吃的谋生要多一点矛盾。但由于自由流动的权利存在，所以大学教授往往不会在矛盾激化的情况下才做选择而是感觉不适即主动回避。1926年鲁迅辞去厦门大学的教职而改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兼教务长。但第二年3月，中大文学院院长傅斯年聘了顾颉刚来中大，而顾与鲁有积怨，所以鲁迅的第一个决定是和许寿裳迁居校外，一个月后鲁迅就辞去中大的一切职务，10月底便和许广平到了上海。以鲁迅的性格。如果他没有自由流动的权利，既应了中大的教职，而不能离开，那他非气死不可。但由于有这个权利，各人都可做主动选择，鲁迅不走，顾颉刚要么不来，要么来了也会走的，合则聚，不合则散，自由流动是最符合人性的活动规律。此类情况在当年大学教授中是常见的，那时大学教授终身只服务于一所大学的例子极少。

自由流动本是宪法中迁徒自由的具体化，它的实现与大学教授的经济地位直接相关，自由流动的存在必须以经常性的运作来体现，否则单说有这个权利，而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活动的实例，那自由流动也就是一句空话，1949年以前，大学教授的经济地位是较高的，我们从清华梅贻琦就任校长后的一项规定就可看出。当时教授的收入为 300－400元，最高可达到500元，而且每位教授还可以有一幢新住宅；讲师的工资为120－200元，助教为80－140元，一般职员30－100 元，工人9－25元。（转引自刘克选：《三十年代清华大学成功原因初探》，《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年第3期，第29页）很显然教授工资（以最高为限）是工人的20倍，我们如果不以阶级的观点来评价这种差别，而从管理本身来看，这种差距是有其合理性的，经济地位的确立使自由流动成为可能，同时也激发了大学教授钻研学问的热情，因为它使每一位大学教授总能在不断的流动中找到自己最佳的工作环境，一旦不适，便又重新选择，在这样的流动过程中，从精神到物质，他们总能较长时间地保持最佳状态，多数人自觉固定下的大学，总是最心满意足的。闻一多在1926～1930年间流动于上海、南京、武昌和青岛的著名大学，最后于1931年在清华安定下来，朱自清在同一时间内也由杭州一师、扬州第11中学、吴淞中国公学、台州中学、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最后固定在清华。（季镇淮编著：《闻朱年谱》，第117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86年8月）自由流动本身是一种双向选择的过程，是一个活的机制，在这过程中，以趋同为基本特征，只育学术水平、爱好兴趣、道德水准都基本协调的人最终才会聚在一起，1949年前同一学科中水平接近的大学教授基本上都有过曾经同事或共处一校的经历，这对学术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对大学来说，自由流动的结果总是能将磨擦和矛盾减少到最低程度，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持教授间的平静与和谐，而自由流动又不断打破这平静与和谐，在流动中始终保持活力。

对大学教授而言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最终都要体现在自己的思想和学术成果能否进入传播，在三十年代，传播的意义主要在于能否变成铅字，即能否以出版的形式流传。西南联大时期，集中体现教授这种权利的是教授的任何学术活动政府没有干涉，在教授中先后办有《当代评论》《今日评论》《战国策》这样政治倾向明显不同的时评周刊。对当时的学生来说，他们享受了和出版的自由，在校园内以各种形式的壁报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形成了一个较为活跃的思想空间。在整个抗战期间，西南联大做为自由精神的堡垒，自觉地抵制了国民党试图强加给学校的思想控制。这种来源于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念影响了西南联大的学生，直到今天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中依然能见到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活动的身影。殷海光晚年谈到自己的人生经历，认为主要"受五四的影响和五四后期的西南联大的薰育。"（《殷海光遗札》，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一，第310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8月）他在西南联大时，受到金岳霖的赏识，这对他一生的思想具有决定作用。"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而已，并且是一个道德感极强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 （同上）王浩认为，对当时西南联大自由民主的学风，身临其境的人才有最亲切的感觉，这里不论年资权位，教师与教师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每个成员因为品格和学识不等，会受到别人的尊重或轻视，也有些人为了个人的复杂心理，作事对人不公正。但是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都是好的。"（王浩：《谁也不怕谁的日子》，第66页）余英时论钱穆时曾说："他承认三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已酝酿出一种客观的标准，可惜为战争所毁，至今未能恢复。"（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第15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实际上在西南联大时期，这个"客观的标准"还是存在的，真正的消失是1949年以后。

作者: NZWJ 时间: 2009-4-29 08:03 标题: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与衰落(19)

五、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精神状态
（略，参见作者《从〈观察〉的言论看四十年代大学教授的精神状态》一文）

六、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衰落


作为整体的知识分子群体，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从1949年后开始衰落。虽然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中的多数人在这一巨大的历史转折关头，留在了大陆，但他们的选择与他们曾经拥有的价值观念之间出现了巨大差距，这是困扰许多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者的问题。本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大陆普遍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受过西方教育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强迫他们放弃原有的价值观念。五十年代初，几乎所有在高校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被送去"革命大学"洗脑筋。如果说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还仅是新政权试图以学习的方式，在短时间内强迫他们接受马列主义的话，那么1952年进行的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却从结构和体制上将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根本打散了。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主体是出身清华的留美学生，但在这次院系调整中，清华受的打击最大，这所有自由精神和独特学术传统的综合性大学，被强行改成工科大学，使原有的充满活力的人文环境只剩下半壁江山，这个群体中的许多知识分子离开了大学而进入了受政府控制的社科院系统。随着自由流动权利的逐步丧失，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固定在单位中。同人报刊的很快消失使知识分子表达思想的基本方式完全被纳入固定的意识形志中。朱光潜本来对自由主义价值观是很向往的，1947年《观察》周刊争论"自由主义往何处去"时，他也参加过论战，他认为自由主义者不属于一个政党，只体现一个中立的超然的态度。朱光潜认为，既然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不应该有组织。因为有组织就得遵守共同的信仰和纪律，因而难免"党同伐异""阿其所好"。这与自由主义的精神是背离的。他认为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应当仇视自由分子。他写到："我敢说在三十年乃至五十年的未来，中国真正的民意还要藉社会上少数优秀自由分子去形成、去表现。假使这一部分人被逼得终归于没落，民主政治的前途恐怕更渺茫。"（朱光潜；《自由与民主政治》，《观察》第3卷第19期，第8页）正是这位朱光潜，在1949年后，作为北京大学西语系的主任，很快就发现自己不适于作领导工作，多次向校务委员会主任汤用彤辞职。但这也逃不出很快到来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朱光潜依然成为北京大学的重点批判对象。后来朱光潜认真研究过马列，并在1951年翻译出版了一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探讨艺术问题的路易·哈拉普的《艺术的社会根源》。（常风《回忆朱光潜先生》，《黄河》文学双月刊1994年第！期，第163 页）按说朱光潜该是一个被人改造过的人了，但在1980年以后，朱光潜率先著文为沈从文鸣不平（邵华强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册，第379页，花城出版社，1991年1月），并对自己在《西方美学史》中不敢提叔本华和尼采，表示强烈自责，认为"这是由于我的顾虑，胆怯，不诚实。"（《朱光潜全集》第2 卷，第210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由朱光潜的经历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高压下的心态。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相当一批西南联大知识分子都有相似的经历。五十年代初，他们都曾努力否定自己的过去，以适应新的环境，但最终都未能逃出被批判的命运。晚年又都对当年的自我否定表示反省。金岳霖晚年曾说："在解放前，我没有搞过什么政治，那时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解放后是不是失去了这个自知之明呢……"（参阅王中江：《理性与浪漫 ——金岳霖的生活及哲学》，第4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156-161页，三联书店，1984年12月。宋祖良、范进编：《会通集——贺麟生平与学术》，第74－75页，三联书店，1993年10月）话虽婉转，但不难感到对自我否定的反省。

由批判电影《武训传》到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前者的明显用意有否定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意味，因为陶是留美的学生。而后再将矛头指向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大规模的批判胡适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斗争中，试图将西方的影响扫除干净，同时构造知识分子"原罪"论的神话，让知识分子从灵魂深处否定自己过去所受的教育。1957年反右运动的到来，终于导致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彻底衰落。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中国民主同盟从中央到各地的主要负责人几乎无一幸免，而民盟又与西南联大有较密切的关系。1942年底，民盟宣传部长罗隆基到昆明建立地方组织，罗隆基和周新民等人将西南联大许多教授吸收入盟，如闻一多、吴晗、潘光旦、费孝通等。这样到了1957年，西南联大知识分子自然也就在劫难逃。毛泽东曾说过："原本想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力量，帮助整党。想不到他们这样不可靠，最坏是民主同盟，他们是男盗女娼。"1957年以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中被打成右派的比例很高，从此作为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缩影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再也未能恢复元气。

本文选自《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

文章来源：「天益社区」（更新时间：2009年4月24日)
作者:谢泳，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知识份子史及中国现代文学史。著有《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份子》、《储安平与〈观察〉》、《中国现代文学的微观研究》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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