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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G20峰会，争取国际金融舞台话事权的中国 [打印本页]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3-31 09:27 标题: G20峰会，争取国际金融舞台话事权的中国

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连续两天在央行官方网站发表三篇文章，倡议将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发展为超主权储备货币，并逐步替换现有储备货币即美元。周小川认为：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改革应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循序渐进，寻求共赢。由基金组织集中管理成员国的部分储备，不仅有利于增强国际社会应对危机、维护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能力，更是加强SDR作用的有力手段。之后，中国副总理王岐山亦在英国《泰晤士报》撰文，要求G20峰会就改变IMF的投票制度定立时间表，让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有更大的发言权。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也呼吁,加快推进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建设。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高层言论的背景之一是,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发布政策声明,宣布将在未来六个月内买入总额为300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中国作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资产面临缩水的危险,与此同时,拥有巨额外汇储备的中国却又不得不宣布会继续按需要投资美国国债。因此,有人认为,在当前美元独霸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中国被美国国债“绑架”,中国迫切希望长期内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争取国际金融舞台的话事权。在G20伦敦峰会结束后英国首相布朗主持的新闻发布会上，布朗宣布，中国将向IMF增资400亿美元。日本与欧盟将分别增资1000亿美元。这表明了中国强调大国的责任，欲争取在国际货币基金会(IMF)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发挥更大的作用，有更大的发言权。

目录
(1)周小川：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第1－第2楼)
(2)周小川：关于储蓄率问题的思考(第3－第5楼)
(3)周小川：关于改变宏观微观顺周期性的进一步探讨(第6－第10楼)
(4)王岐山:G20目光不能仅限于自身需求(第11－第11楼)
(5)胡锦涛在G20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上发表讲话(第12－第13楼)
(6)CCTV:货币战争:英镑是怎样取代黄金的(第14－第18楼)

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

作者:周小川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使我们再次面对一个古老而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国际储备货币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上的银本位、金本位、金汇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都是解决该问题的不同制度安排，这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立的宗旨之一。但此次金融危机表明，这一问题不仅远未解决，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反而愈演愈烈。

　　理论上讲，国际储备货币的币值首先应有一个稳定的基准和明确的发行规则以保证供给的有序；其次，其供给总量还可及时、灵活地根据需求的变化进行增减调节；第三，这种调节必须是超脱于任何一国的经济状况和利益。当前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是历史上少有的特例。此次危机再次警示我们，必须创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向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

　　一、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

　　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而言，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经常产生矛盾。货币当局既不能忽视本国货币的国际职能而单纯考虑国内目标，又无法同时兼顾国内外的不同目标。既可能因抑制本国通胀的需要而无法充分满足全球经济不断增长的需求，也可能因过分刺激国内需求而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理论上特里芬难题仍然存在，即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

　　当一国货币成为全世界初级产品定价货币、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后，该国对经济失衡的汇率调整是无效的，因为多数国家货币都以该国货币为参照。经济全球化既受益于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储备货币，又为发行这种货币的制度缺陷所害。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金融危机屡屡发生且愈演愈烈来看，全世界为现行货币体系付出的代价可能会超出从中的收益。不仅储备货币的使用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发行国也在付出日益增大的代价。危机未必是储备货币发行当局的故意，但却是制度性缺陷的必然。

二、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

　　1、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主张虽然由来以久，但至今没有实质性进展。上世纪四十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未能实施，而其后以怀特方案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显示凯恩斯的方案可能更有远见。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于1969年创设了特别提款权(下称SDR)，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遗憾的是由于分配机制和使用范围上的限制，SDR的作用至今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发挥。但SDR的存在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一线希望。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4-6 09:56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3-31 09:31 标题: 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2)

2、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一个全球性机构管理的国际储备货币将使全球流动性的创造和调控成为可能，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做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

三、改革应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循序渐进，寻求共赢

　　重建具有稳定的定值基准并为各国所接受的新储备货币可能是个长期内才能实现的目标。建立凯恩斯设想的国际货币单位更是人类的大胆设想，并需要各国政治家拿出超凡的远见和勇气。而在短期内，国际社会特别是基金组织至少应当承认并正视现行体制所造成的风险，对其不断监测、评估并及时预警。

　　同时还应特别考虑充分发挥SDR的作用。SDR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同时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因此，应当着力推动SDR的分配。这需要各成员国政治上的积极配合，特别是应尽快通过1997年第四次章程修订及相应的SDR分配决议，以使1981年后加入的成员国也能享受到SDR的好处。在此基础上考虑进一步扩大SDR的发行。

SDR的使用范围需要拓宽，从而能真正满足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

　　●建立起SDR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清算关系。改变当前SDR只能用于政府或国际组织之间国际结算的现状，使其能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公认的支付手段。

　　●积极推动在国际贸易、大宗商品定价、投资和企业记账中使用SDR计价。不仅有利于加强SDR的作用，也能有效减少因使用主权储备货币计价而造成的资产价格波动和相关风险。

　　●积极推动创立SDR计值的资产，增强其吸引力。基金组织正在研究SDR计值的有价证券，如果推行将是一个好的开端。

　　●进一步完善SDR的定值和发行方式。SDR定值的篮子货币范围应扩大到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也可将GDP作为权重考虑因素之一。此外，为进一步提升市场对其币值的信心，SDR的发行也可从人为计算币值向有以实际资产支持的方式转变，可以考虑吸收各国现有的储备货币以作为其发行准备。

四、由基金组织集中管理成员国的部分储备，不仅有利于增强国际社会应对危机、维护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能力，更是加强SDR作用的有力手段

　　1、由一个值得信任的国际机构将全球储备资金的一部分集中起来管理，并提供合理的回报率吸引各国参与，将比各国的分散使用、各自为战更能有效地发挥储备资金的作用，对投机和市场恐慌起到更强的威慑与稳定效果。对于参与各国而言，也有利于减少所需的储备，节省资金用于发展和增长。基金组织成员众多，同时也是全球唯一以维护货币和金融稳定为职责，并能对成员国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监督的国际机构，具备相应的专业特长，由其管理成员国储备具有天然的优势。

　　2、基金组织集中管理成员国储备，也将是推动SDR作为储备货币发挥更大作用的有力手段。基金组织可考虑按市场化模式形成开放式基金，将成员国以现有储备货币积累的储备集中管理，设定以SDR计值的基金单位，允许各投资者使用现有储备货币自由认购，需要时再赎回所需的储备货币，既推动了SDR 计值资产的发展，也部分实现了对现有储备货币全球流动性的调控，甚至可以作为增加SDR发行、逐步替换现有储备货币的基础。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2009年3月26日)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3-31 09:36 标题: G20峰会的中国，争取国际金融舞台的话事权(3)

关于储蓄率问题的思考

作者:周小川

关于储蓄和消费行为规律，至今经济学和统计上尚未有令人满意的解释。随着金融危机不断蔓延，近期各界对危机原因的讨论升温，部分观点将东亚和产油国较高的储蓄率视为全球失衡和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旨在探讨影响储蓄的因素，分析造成东亚和产油国较高储蓄率及美国低储蓄率的原因，简要介绍了中国储蓄率的变动情况及调整思路，并提出调整储蓄率的可能选择。本文主要观点已在2009年2月10日马来西亚央行高级研讨会上做了探讨。

　　一、影响储蓄率的因素

　　本文所指的储蓄是广义概念，包括狭义的国内储蓄、国际收支经常账户顺差及外汇储备。目前，尚无充分可信的学术研究说明储蓄率高低与特定因素，如以人均GDP衡量的富裕程度、汇率、金融媒介和资本市场发育程度、民族传统、人口结构、社会保障的优劣等相关。汇率与储蓄率在统计上存在相关关系，但相关系数不高且统计检验不显著，似乎不能仅靠调整汇率来调整储蓄率。

　　分析决定储蓄率的主要因素是各国政策选择时无法回避的，只有弄清导致高储蓄率的因素及权重，才能找到有效的调整工具。

　　二、东亚国家和产油国储蓄率高有多重原因

　　东亚国家储蓄率偏高有多重原因：一是民族传统。东亚受儒家思想影响，有崇尚节俭、自律、提倡克制、中庸（低调）、反对奢华等传统。二是文化因素。可能需从大量教科书和文学作品中找出文化差异。与东亚相似，拉美国家并不富裕但储蓄率也并不高，因为居民拿到工资后很快就消费光了，其中就有文化因素。三是家庭结构。东亚家庭结构紧密，社会对家庭依赖程度高，家庭承担着赡养老人、抚育子女等大量社会责任。四是人口结构和经济增长阶段。从弗兰克×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假说考察，壮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增加，会使个人储蓄增加以备将来养老、医疗之需；从经济增长阶段考察，经济非同寻常的高速增长将使多数增加的收入转为储蓄，导致储蓄率高于正常比例。中国正好符合上述条件，储蓄率高不难理解。日美两国对比也可说明上述因素的作用。日美均属发达国家、人均收入高、社会保障体系各有缺陷，但日本储蓄率远高于美国，主要因为其在社会文化、家庭观念、人口结构等方面与其他东亚经济体十分相似。

社保体系不完善导致储蓄率高逻辑上正确，但并无太多实证支持，且该观点以理性人为假定，认为社保体系不健全时，人会通过增加储蓄预防未来医疗、养老等需求，但实际上不一定成立。

　　产油国高储蓄率也有客观成因。产油国禀赋特殊，地下埋藏的石油财富远超出正常消费需要，必然以储蓄方式积累下来。

　　经济学初级教科书从供需和价格开始，使人们容易联想是某一价格，如汇率和利率，在左右储蓄和消费选择。但事实上储蓄率高低还与多种因素有关，不能简单地认为通过名义汇率调整可以大幅改变储蓄率。民族传统、文化、家庭结构、人口、社会保障体制等都非短期内能够改变，即使政策有效也需长时间显效。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3-31 09:38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3-31 09:42 标题: 关于储蓄率问题的思考(4)

三、亚洲金融危机对东亚储蓄率的影响

　　GDP中的储蓄包括居民、企业和政府储蓄。当总储蓄大于国内投资、而对外投资又不足时，余者就会转化为外汇储备。东亚国家储蓄率与贸易不平衡问题从1997年后逐渐突出，对其分析需从亚洲金融危机对其经济行为和储蓄率的变化入手。

　　东亚国家的高储蓄率和外汇储备，是对掠夺性投机的被动防范。危机前后，对冲基金肆意投机，短期先资本大量涌入后急剧逆转，使东亚各国经济雪上加霜。东亚人民受到惊吓，并对这类投机行为充满痛恨。危机后，不乏观点认为缺乏管制的掠夺性投机是导致危机的重要原因，并希望国际社会加以必要监管，但部分国家出于种种考虑不主张监管掠夺性投机资金，也不认为需调整监管框架，相关国际组织也未能承担对资本异常流动的监管责任，迫使东亚各国大量积累外汇储备以求自保。

　　东亚国家储蓄率和经常项目顺差提高也是国际组织救助方案的自然结果。在帮助东亚国家应对危机过程中，国际组织对本应加强管理的国际投机资本不置可否，对救助附加过多严格条件，并要求东亚国家加大紧缩力度：实施财政和货币紧缩、提高利率、减少财政赤字、增加外汇储备。东亚国家十余年来吸取了教训，增加国际储备和国内储蓄，意在提高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

　　东亚国家自身在经济发展模式、外债管理、制度建设等方面也有不足。危机后，各国大举改革了企业和金融机构，同时完善社保体系，改革教育卫生制度，只是上述措施并非短期能够见效。

　四、中国能否有效地调整储蓄率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没有采取人民币贬值的政策，并为此付出了代价，经济恢复一直较慢。中国当局克服困难、坚持稳定汇率，对阻止当时危机蔓延是有贡献的。

　　危机后，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推进，企业和政府部门改革力度加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效益改善，政府财政状况良好，居民收入稳步增长。 2002年后，储蓄率开始显著上升，且以居民储蓄平稳增长，企业储蓄明显上升为突出特点。中国的储蓄率从1998年前后的37.5%升至2007年49.9%，其中企业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1997年的13%升至2007年的22.5%，而同期政府可支配收入的占比仅上升2个百分点。

目前，中国企业储蓄占GDP的比例已处于全球高水平，这与经济转轨过程未能充分解决企业成本/利润扭曲密切相关。计划经济时期，工人的住房、医疗、养老等长期性支出都由企业和政府承担，无需从工资中列支，居民的储蓄动机不强，储蓄被称为“强制性储蓄”，即排队太长买不到东西。 90年代后的改革打破了“铁饭碗”，企业不再直接负担上述支出，但社保体系并未有效建立，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显著增强；同时，由于劳工工资成本的真实化进程是渐进的，企业未将成本扭曲形成的超高利润转移成工人养老、医疗和保险等支出，导致企业储蓄显著上升。这也是有人建议中国将上市公司部分国有股权划拨给社保基金的重要原因。

　　中国政府降低储蓄率的意图是明确的，2005年以来中国将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作为基本国策，其综合效果必然是降低储蓄率，但对影响储蓄率的因素及其弹性、具体调整措施等仍需深入研究。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3-31 09:51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3-31 09:52 标题: 关于储蓄率问题的思考(5)

此外，公共部门、国有企业等领域的改革仍不彻底，影响了储蓄率的调整。尽管目前民营、私营企业已实现市场化和成本真实化，但政府机构体系没有纳入社会化管理，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的改革虽取得较大进展，但由于成本因素不确定，货币化程度不够。当前应当加快政府部门改革和职能转化。

　　五、对美国家庭低储蓄率的观察

　　美国家庭储蓄率变动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前长期维持在7-10％；二是1997年后，伴随着“双赤字”特别是贸易赤字显著上升，储蓄率显著下降。有观点认为，这是90年代中期后各方对美经济“过度乐观”（Euphoria）所致。 80年代末90年代初，前苏联和东欧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解体，经济滑入下行轨道；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欧洲经济也因劳动力市场僵化等结构性问题表现不佳。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具有最优的经济体制，似乎无人能敌，唯一能在增长模式上对其形成挑战的是东亚模式，但1997年后，亚洲经济也受到重挫。近年来，尽管美国经济也遭遇了“9.11”和高科技泡沫破灭等冲击，但表现出很强的灵活性和恢复能力，致使市场对其“过度乐观”。这种观点显著影响着美国居民的储蓄行为。由于此次危机规模空前，预期这种过度乐观的情绪危机后会出现较大调整。

从储蓄率波动的时间分布看，美国本轮低储蓄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而东亚国家储蓄率提高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储蓄率上升更是在2002年以后，两者并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

　　六、储蓄率调整的可能选择

　　全球储蓄率不平衡客观存在，储蓄率高低差异的原因多样，似不能简单地将储蓄率高低说成只与汇率有关。希望某些长期特性在短期内改变不切实际，需从更广泛的宏观角度，综合考虑。

　　首先，解决储蓄失衡问题，需要综合药方。尽管高消费-低储蓄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持续，但当下并非美国提升储蓄率的最佳时机，还需同时平衡刺激消费和恢复经济增长。东亚国家降低储蓄率也需从增长模式、产业结构、价格体系等多方入手。当然，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也是其中一部分。在此次危机应对和调整中，中国通过扩大消费内需丰富经济增长动力，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规模在全球位居前列，且以纯支出型政策为主，注重改善民生、促进就业，增加农村地区及弱势群体收入。

　　其次，各国和国际组织应加大合作力度，加强对国际投机资本的监管。本次危机表明，需进一步加强对国际投机资本的监管，提高国际资本流动透明度。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应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预警体系，防止掠夺性投机冲击。国际社会应加强合作，完善救援机制。在新兴市场出现短暂性国际收支危机时，国际救援措施应迅速，附加条件应适当减少，以提高新兴市场国家的安全感。从国家层面讲，会鼓励这些国家减少外汇储蓄，扩大内需。

　　再次，合理引导储蓄盈余更多地流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新兴市场的储蓄流向发达经济体既不合理，也不符合后者寻求增加储蓄的愿望。东亚国家储蓄率调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显效，产油国高储蓄率在油价未大幅下降前提下仍将维持较高水平，因此全球储蓄不平衡在一段时期内仍会存在。为使储蓄合理流动，提高全球资金配置效率，可以考虑将储蓄盈余更多引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它们是未来全球经济的高成长点，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但缺乏发展必需的资金。

　　最后，应继续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当前，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计价结算大部分都集中于美元，美元是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据IMF统计，截至2007年底，美元外汇储备仍占63.9%。当一些国家储蓄增加时，如表现为美元外汇储备，就不可避免地使资金流向美国。虽然美国为克服金融危机短期内仍需资金继续流入，但长期看，美国要调整经济增长模式，并不希望资金都流向本国。同时，全球外汇资产过度集中于单一货币，容易出现事与愿违的异常现象。因此，除加强监管合作、引导储蓄资金合理流动外，国际社会还应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经济金融政策监督，提升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长期内稳步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向多元化发展。

文章来源:「中国网」(2009年3月27日)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3-31 10:01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3-31 10:03 标题: G20峰会的中国，争取国际金融舞台的话事权(6)

关于改变宏观微观顺周期性的进一步探讨

作者:周小川

人们就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已经展开了很多讨论，包括在货币政策、金融监管、会计准则等方面的经验教训等。本文旨在讨论金融体系中的一些顺周期性因素、可能采取的补救措施以及货币和财政当局在严重市场危机下如何发挥专业作用。本文还简要介绍中国金融业改革以及我国应对经济增长放缓而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本文中的部分观点曾于2008年11月15日巴西圣保罗G20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阐述过。

一、金融体系的内在顺周期性特征

谈到系统稳定性，我们可以借助电子工程或控制论的部分概念。在复杂系统里，通常有多个反馈环，有些是正反馈，有些是负反馈。正(+)反馈环强化了放大作用（类似于增效器），从而产生自激震荡（如同繁荣和萧条的顺周期性）和零点漂移（如同泡沫的参照点）；而负(-)反馈环削弱放大作用，从而有助于系统稳定和零点的自我校正。近年来在经济金融体系中，宏观和微观的层面上有太多的正反馈环，而负反馈环不多，因此系统呈现非常明显的顺周期性。我们现在并不需要完全重建整个系统，而是需要给系统添加几条负反馈环，这可以充分改变系统的特性。

金融危机往往起源于泡沫的积累及其破灭。经济学家通常着重阐述宏观层面的顺周期性，然而，在微观层面上，目前市场结构蕴涵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顺周期性特征，在应对当前危机、改革金融体系时应予以解决。在现有的市场结构中，需要在微观层面安排更多的逆周期机制（即负反馈环），以确保金融体系更为稳健。

1．信用评级问题和来自外包的羊群现象

全球金融体系在投资决策和风险管理时高度依赖外部信用评级，从而产生了显著的顺周期性特征。信用评级业由少数几家大型机构主导，它们几乎提供了全部重要的评级服务。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的具体评级相关性较高，它们叠加在一起产生了强大的周期性力量。经济繁荣促使乐观情绪产生，经济衰退则导致悲观。众多市场参与者使用三大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并作为业务操作和内部考核的标尺，在机构层面产生大量的“羊群行为”。此外，由发行人付费的评级机构的经营模式使评级过程存在很多利益冲突（发行人还给评级机构支付产品结构设计方面的咨询费用，从而产生更多的问题）。与抵押贷款相关的结构性产品的评级模型也存在不少缺陷，在本轮由次贷问题引发的危机中，评级机构曾给予很多次贷类产品较高的评级，后来又在短期内大幅降低其评级导致金融机构大规模减计资产。

羊群现象还可以理解为正反馈环过多从而导致自激振荡。在投资决策时，我们强调要分散投资。投资组合分散化意味着在看涨某些投资品种时，也要防备另外一些资产价格下跌。投资者多元化则意味着市场既需要乐观者也需要悲观者。因此金融体系不应鼓励投资者千人一面或大家采用一模一样的投资组合。然而，太多的金融机构的内控系统及其投行人士和交易员在内部评价、风险控制中所使用的技术路线模型是外包的，包括前些年很多金融机构所使用的程序交易（program trading）模型也是外包的。如此普遍的系统技术的外包就造成了金融体系中千人一面的局面，产生了强烈的顺周期性。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3-31 10:04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3-31 10:06 标题: 关于改变宏观微观顺周期性的进一步探讨(7)

对于复杂的金融产品，大多数金融机构均使用了由少数金融工程师设计的模型，这些模型在金融业使用广泛。在一定条件下，上述模型在同一时间产生的方向性结果类似，也就是说模型结果高度相关。当全球金融业均使用上述模型时，资产价格繁荣和衰退的程度都被加剧。此外，由于市场参与者使用相同类型的模型，其行为也高度同步，从而产生了系统性风险。监管者应要求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通过内部判断来补充外部定价模型。为强化结构性产品发行人做好风险评估的动力，监管机构应要求其在资产负债表中持有一定份额的标的资产，从而减缓“发起—配售”（originate-to-distribute）商业模式产生的贷款发放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和欺诈性贷款发放等问题。

从评级的使用者方面看，道德风险问题长期存在。在全球范围内，很多规定都要求投资管理决定和风险管理做法要确保金融产品达到主要评级机构给出的一定水平的评级。这样做使得从业人员可以搭外部评级的顺风车，只要金融产品满足了门槛评级标准就无需担心其内在风险了。长此以往，金融业习惯了这种做法，非常依赖于外部评级并为此感到自满。有些市场参与者似乎已经忘了，评级不过是以历史经验为基础得出的违约概率的指标，它永远不能成为未来的保证。与感到自满一同滋生的还有投资经理产生惰性和马虎态度，不去质疑投资组合中投资产品的内在风险。一旦问题发生，就像此次危机一样，指责的矛头都指向了评级机构。使用评级结果的机构（资产管理公司、金融服务企业等）应该最终对其客户和股东负责，应对风险做出独立判断，而不是光把风险评估职能外包给评级机构。在必须使用外部评级时，还要进行内部独立判断并以此作为外部评级的补充。事实上，上述问题相当严重。监管者应鼓励金融机构提高内部评级能力，减小对外部评级的依赖。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需要出台新规定，要求金融机构外部评级的依赖度和使用率不超过业务量的50%，至少对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应该这样规定。同时，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还应加强内部评级能力，对信用风险做出独立判断。

2．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盯市原则和按模型定价

现有的国际会计准则（IFRS，由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制定）和公认会计准则（GAAP，由美国的金融会计标准委员会、会计师协会和美国证监会共同制定）都要求根据资产负债的不同特征和管理者的持有意图对不同类型的资产负债进行混合计量，即对交易目的资产和可出售资产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对持有到期的资产、贷款和没有公允价值的负债按照历史成本计量。

GAAP和IFRS相类似，都把公允价值定义为一种资产或负债能够与有意愿的交易对手以有序方式进行交易和清偿的价格。两种会计框架都提供了分层次的公允价值计量方法：层次1－在活跃市场有可观察的价格，因而采用市价对资产和负债进行价值计量，也称盯市原则；层次2－没有活跃市场时可采用模型来估值，但需要输入可观察的参数，称为按模型定价；层次3－类似盯住模型的方法，用不可观察的输入参数和模型假设进行。GAAP和IFRS都要求对公允价值方法的运用、特定假设、风险暴露、敏感性进行披露。

在此次危机中，公允价值暴露出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一是公允价值较之于历史成本加剧了市场的波动。公允价值较之于历史成本更加动态，更能反映资产和负债的实时价值，但另一方面也加剧了资产和负债的价值变化，并通过公允价值计价工具的损益变动加大了收益的波动性。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3-31 10:26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3-31 10:17 标题: 关于改变宏观微观顺周期性的进一步探讨(8)

在此次危机中，各金融机构因为持有大量抵押类证券，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出现了大量未实现（unrealized）且未涉及现金流量的损失。这些损失仅具有会计意义，但这种天文数字的“账面损失”却扭曲了投资者的预期，形成了“价格下跌—资产减计—恐慌性抛售—价格进一步下跌”的恶性循环。二是缺乏在非活跃市场运用公允价值的指引加剧了市场的动荡。从公允价值的定义来看，有序交易是其运用的一个前提，但在危机中，大量机构被迫变现资产，形成的价格并不符合公允价值的前提，但会计准则中缺乏对此类情况的具体指引，使得会计主体不得不按照不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公允价值计量，进一步增加了“账面损失”额，加剧了“价格下跌—资产减计—恐慌性抛售—价格进一步下跌”的恶性循环。

可以说，在正常情况即低频波段时，盯市是个负反馈环。然而，在极端情况即高频波段时，盯市就追赶不上相位变化了。当相位滞后大于90度时，负反馈环就呈现正反馈环的特点。这时我们需要切断反馈环，因此就需要一个断路器。在情况恢复常态时再使系统重新恢复使用。在经济系统中，我们需要建立这样一种断路器机制，抑制特殊情况下盯市原则和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带来的顺周期性。

3．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内部评级法

2004年发布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Basel II）中，对资本充足率的框架进行了完善，从单一的资金充足约束转向突出强调银行风险监管，将最低资本要求列为银行监管的三大支柱（监管资本要求、监管响应、信息披露和市场监督）之一。该协议延续了８％的最低资本要求，将风险加权资产由原来单纯反映信用风险改进为全面反映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同时对计量风险的方式加以升级和多样化。自发布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在制定实施新协议的步骤和时间表，其中欧洲主要国家已经基本上实施了资本新协议。我国也在为实施资本新协议做积极准备。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框架允许金融机构使用内部评级法对复杂产品定价并评估其风险。资本充足率计算中的风险权重来自内部模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当经济高速增长时，风险权重通常较低，资本充足率因而较高；而在经济衰退时，风险权重通常较高，资本充足率则较低。因此，金融机构倾向于在好年景时提高杠杆率，而在年景不好时则降低杠杆率，从而促进了繁荣期的泡沫积累，以及衰退期的信贷紧缩与资产抛售，导致周期性波动上升。这体现了较强的顺周期性。

金融稳定论坛成立了工作组，并与巴塞尔委员会合作研究强化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框架、解决本次危机中体现出来的该框架的弱点包括顺周期性的方法。

二、发挥好各国负责整体金融稳定的部门的专业作用，建立资本约束的逆周期机制

对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中，资本充足率要求是最重要的约束机制之一，此次危机表明，良好的资本实力对于银行的抗风险能力以及更广泛的金融稳定至关重要。有效克服现有资本监管框架中顺周期因素以及增加银行资本的质量是防止严重金融危机的必要前提。危机反映了银行机构在资本充足性方面存在许多脆弱性，表现在：Basel II对复杂信贷产品的风险重视不够；最低资本及其质量要求未能在危机中提供足够的资本缓冲；资本缓冲的顺周期性加速了金融动荡；以及金融机构间在资本衡量标准方面存在差异。在国际上，目前正在致力于强化资本约束的普遍性，包括对资产证券化、表外风险敞口和交易账户活动提出资本要求，以及提高一级资本的质量和全球范围内最低资本要求的一致性。此外，作为资本充足率要求的补充，构建适当的杠杆比率指标可以在审慎监管中发挥作用，既可以作为潜在承担过度风险的指标，也可以起到抑制周期性波动被放大的作用。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3-31 10:27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3-31 10:24 标题: 关于改变宏观微观顺周期性的进一步探讨(9)

在克服现有资本充足率框架的脆弱性尤其是资本缓冲的周期性方面，可以积极发挥各国负责整体金融稳定的部门的专业作用。当经济周期发生异常变化或经济系统需要非常规的逆周期调整或特殊稳定手段时，可以考虑让负责整体金融稳定的部门发布季度景气与稳定系数，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可以使用该系数，乘以常规风险权重后得到新的风险权重。因此根据这个风险权重得出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和其它控制标准（如内部评级法）可以反映整体金融稳定的逆周期要求。

传统上来说，财政当局可以实施逆周期的财政政策，货币当局可以使用逆周期的货币政策工具，但这些工具都是宏观的。为解决微观层面的顺周期性，可开发使用逆周期乘数，抑制顺周期因素，如内部评级法算出的风险权重。如上所说，负责整体金融稳定的部门可能有必要开发一套景气指数，并从中导出逆周期乘数。目前市场上已经有不少与经济周期、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相挂钩的各类指数。景气指数可以建立在这些指数的基础上。在市场繁荣期，资产价格一路走高，乐观情绪占主导地位，景气指数维持高位。经济衰退期则正好相反。一旦有了景气指数，推导出来的逆周期乘数就可以运用到顺周期因素中，如上面提到的风险权重、用于评级的违约概率和金融交易中使用的各种抵押物的折扣率。在合适的形式下，景气指数和逆周期乘数还可以用于其他的顺周期因素。举例来说，可以在经济繁荣期时对内部评级法计算得出的风险权重使用大于1的逆周期乘数（如1.5。这只是一个例子，实际的乘数取决于具体的计算，以下同），在经济衰退期时使用小于1的乘数（如0.7），从而缓解顺周期问题。乘数的大小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如产品类型、行业种类和风险敞口的国家类别。通过逆周期乘数的运用，除有助于克服顺周期因素以外，并通过改善抵押品的管理和作用于信用评级的违约率，更好地管理复杂信用产品的风险，从而提高资本金的质量。

为了稳定严峻危机下的市场，财政部门和中央银行必须迅速行动，采取非常规措施。即使采取了强有力的正确措施，但应对不及时或延误的行动滞后于事态的发展，将会降低措施的效果。在现代西方社会，赋予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稳定市场的特殊授权往往需经历较长的政治过程，因而常常错过最佳行动时机。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案例。今后，各国政府和立法机关也可能考虑事先授权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在特定的、定义清晰的危机情形下采取非常规手段以控制系统性风险，从而使其迅速采取大胆行动，而无需经历冗长甚至艰难的批准过程。这种系统性的事先批准的职责将使财政部门和中央银行的专业技能在市场最需要时发挥最大作用。

三、中国的金融业改革和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措施

2003年，基于对我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隐患的深刻认识，中国政府作出重大决策，决定对四大国有银行进行重组改制。当时普遍认识到，我国的银行业尤其是四大国有银行如果不进行认真的改革，将无法抵御大的经济下行周期的冲击。冲击尤其是外来冲击可能会触发对银行体系信心的危机，导致系统性风险的爆发。中国政府首先决定对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进行外汇注资。银行业改革起步迅速，抓住了较好的时机，并取得了成效。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3-31 10:30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3-31 10:44 标题: 关于改变宏观微观顺周期性的进一步探讨(10)

改革前，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等主要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较高，资本金水平较低甚至为负，并且不对股东价值负责。通过注资和公开上市，这些银行在经历了过去几年的快速增长后，现在仍然保持充足的资本。通过剥离不良贷款并加强风险管理，上述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均保持在较低水平（低个位数）。在公司治理方面，董事会组成中由独立非执行董事和专职董事占大多数，他们可为银行的发展提供战略指导，并起到有效的制衡作用。银行还引入了海外战略投资者，帮助其改善风险管理、业务流程、产品创新、现金管理、信用卡业务等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重组、公开上市及提高透明度的措施，这些银行开始实施问责制，股东价值受到了尊重。

在证券业，有问题的证券公司被关闭，一些重要的证券公司得到了政府的注资，进行了重组。证券公司客户的交易保证金与主要银行建立了独立的托管安排，防止客户资产被挪用。银行业改革和证券业清理取得了成功，为金融部门抵御经济衰退尤其是本次金融危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例如，尽管过去一年中股市大幅下跌，但截至目前证券公司尚未出现任何重大问题。主要银行经营稳健，能够承受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工、建、中三家国有银行的市值位居全球金融业前三位。改革提升了我国金融业的实力，是我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强有力保障。同时，我国金融体系还得益于循序渐进的对外开放策略，对国外市场的风险敞口有限，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受到次贷危机的负面影响。虽然中国的银行业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主要银行改革后并未经历完整的经济周期，在很多方面还需改进。经济增长放缓将是对银行稳健程度的一次实实在在的压力测试。

尽管金融业非常稳健，但中国经济仍然感受到了世界实体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特别是出口部门。去年四季度以来，针对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对我国经济负面影响日益加重的情况，我国政府反应迅速，果断提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提出“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的工作要求，迅速研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一是提出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计划两年增加约4万亿投资，重点投向“三农”、保障性安居工程、交通等基础设施、节能减排和社会事业等5个方面。二是启动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加大对企业政策扶持力度。目前已先后出台轻工、汽车、钢铁、纺织、装备制造、船舶、石化、有色、电子信息及物流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通过振兴规划努力遏制和扭转工业增速下滑的状况。三是加大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去年9月以来，先后五次下调基准利率，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足，促进货币信贷稳定增长。此外，还出台了9方面金融措施加大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四是着力促进就业，改善民生，加大支农惠农力度，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五是推进增值税转型、成品油税费和医药卫生体制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通过上述措施，中国可望削减对外部需求的过度依赖，并通过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力量。

总体来看，宏观调控政策已初见成效，一些先行指标有回暖迹象，经济增速过快下滑的局面基本得到遏制。事实表明，综合比较世界上主要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我国政府在出台重大举措时决策及时、果断、有力，体现了独特优越性。

文章来源:「中国网」(2009年3月27日)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3-31 10:59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3-31 11:56 标题: G20峰会，争取国际金融舞台话事权的中国(11)

英国《泰晤士报》27日刊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的署名文章“G20集团的目光不能仅限于自身的需求”。王岐山指出，为应对危机，即将召开的伦敦金融峰会必须发出国际社会携手合作、共克时艰的强烈信号。他还认为，国际社会应大力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王岐山说，中国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努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世界经济尽快走出困境做出贡献。王岐山指出，为克服当前困难，国际社会应进一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国际社会应正视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采取实际行动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国际社会应大力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着力调整国际金融组织的治理结构，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峰会应就此制订明确的改革目标、时间表和路线图。以下为“G20集团的目光不能仅限于自身的需求”全文。

G20目光不能仅限于自身需求

作者:王岐山

始于去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为应对危机，即将召开的伦敦金融峰会必须发出国际社会携手合作、共克时艰的强烈信号。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及时、果断地出台了扩大内需、调整结构、改善民生的一揽子计划，这些措施已初见成效。当前，中国经济仍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挑战既来自于我国以扩内需、保就业、调结构，实现保增长的高目标要求，亦来自世界经济衰退以及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等因素形成的外需萎缩。中国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努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世界经济尽快走出困境作出贡献。

　　去年华盛顿G20峰会以来，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国家，中国已通过各种方式，向一些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大量的帮助和支持。与有关国家和地区签署了58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参与清迈倡议多边化项下的货币储备库建设；参与国际金融公司贸易融资计划；成立“与美洲开发银行合作联系机制”；中美两国进出口银行洽谈签署了200亿美元贸易融资协议。在此期间，中国政府组织企业采购团赴欧洲进行采购，采购额达136亿美元。我们将在南南合作的框架下，继续向其它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

　　克服当前的困难，国际社会应进一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大力开展贸易和投资合作，为经济增长提供坚实支撑；加强中小企业合作，确保就业稳定；加强节能减排、环保、新能源和新技术合作，培育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

　　国际社会应正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采取实际行动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投资保护主义。

　　国际社会应大力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着力调整国际金融组织的治理结构，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峰会应就此制订明确的改革目标、时间表和路线图。强化对所有金融市场及其参与机构的审慎监管，加强区域和国际监管协调与合作，以避免类似危机重演。

　　关于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增资问题，我们的看法是：

　　中国在确保资金安全和合理收益的前提下，支持IMF增资，愿与各方积极探讨融资方式并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我们主张IMF按照权利与义务平衡、分摊与自愿相结合的原则筹集资金。

　　在增资规模上，要考虑不同国家发展阶段、人均GDP水平、外汇储备资金性质和形成、积累过程以及本国经济安全对其依赖程度的巨大差别。简单以外汇储备多寡确定出资规模既不现实也是不公正的。

　　在增资方式上，应首先考虑增加份额。如短期内难以增加份额，应按现有份额出资。当份额出资不足以解燃眉之急时，IMF即可启动发行债券方式，中国将参与认购。对美国倡导的“新借款安排”（NAB）方式，中国将认真研究。对于“双边借款安排”方式，多边会议不宜讨论和决定此类双边问题，应由相关国与IMF单独协商。总之，此次增资应在IMF框架中以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

　　在资金使用上，IMF必须加强能力建设，进行治理结构改革，确保资金对缓解国际金融危机、遏制世界经济衰退发挥明显效用。资金使用要进行科学评估、合理规划、严格监管，做到公平、公正、透明、有效。我们倾向应重点帮助受危机影响严重的发展中国家。

　　我们坚信，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一定能战胜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资料来源:「中国证券报」( 2009年3月30日)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4 00:59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4-4 00:51 标题: 携手合作同舟共济胡锦涛

携手合作同舟共济

　　——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上的讲话

　　（2009年4月2日，英国伦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

　　尊敬的布朗首相，各位同事：

　　很高兴在春暖花开的时节来到伦敦，同各位同事共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恢复世界经济增长之策。首先，我对布朗首相的盛情邀请和周到安排表示衷心的感谢！

　　4个多月前，我们在华盛顿出席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就合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强金融监管、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问题达成一系列共识。华盛顿峰会以来，各国纷纷推出稳定金融、刺激经济的政策举措并取得初步成效，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前期工作正在展开。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在蔓延和深化，对全球实体经济的冲击日益显现，世界经济金融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不少国家经济陷入衰退、社会稳定面临巨大挑战。

　　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全力恢复世界经济增长，防止其陷入严重衰退；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维护开放自由的贸易投资环境；加快推进相关改革，重建国际金融秩序。我们应该进一步落实国际社会达成的共识，树立更坚定的信心，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开展更广泛的合作，实施更合理的改革，努力取得实质性成果。

　　第一，进一步坚定信心。经过长期发展，世界经济形成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我们具备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客观条件。各国宏观调控工具明显增多，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大为增强，我们具备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手段。国际社会愿意加强协调和合作，我们具备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共同意愿。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共同努力，就一定能渡过难关，实现我们共同确定的目标。

　　第二，进一步加强合作。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合作应对是正确抉择。我们应该认清形势、加强沟通、相互支持、携手合作、共克时艰。我们应该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导向总体上的一致性、时效性、前瞻性。作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二十国集团，是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重要有效平台。我们应该大力开展各项实质性合作，加快结构调整，稳定市场，促进增长，增加就业，改善民生，千方百计减轻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和影响。我们应该大力开展贸易和投资等实体经济合作，为恢复世界经济增长提供坚实支撑。我们应该大力加强贸易融资合作，尤其应该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融资投入。我们应该大力加强中小企业合作，帮助它们尽快摆脱经营困境。我们应该大力推动国际新兴产业合作尤其是节能减排、环保、新能源等领域合作，积极培育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我们应该大力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充分依靠科技进步的力量，不断增强世界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

第三，进一步推进改革。我们应该抓紧落实华盛顿峰会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原则，推动国际金融秩序不断朝着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方向发展。尤其要在以下方面作出努力。一是加强金融监管合作，尽快制定普遍接受的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和规范，完善评级机构行为准则和监管制度，建立覆盖全球特别是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早期预警机制，提高早期应对能力。二是国际金融机构应该增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救助，有关国际和地区金融机构应该积极拓宽融资渠道，通过多种方式筹集资源。中方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愿同各方积极探讨并作出应有贡献。同时，我们认为，注资应该坚持权利和义务平衡、分摊和自愿相结合的原则，新增资金应该确保优先用于欠发达国家；应该建立快速反应、行之有效的国际金融救援机制，对借款国采取客观、科学、全面的评估标准。三是金融稳定论坛应该发挥更大作用。论坛不久前已成功实现扩员，应该尽快理顺机制，制定规划，着手工作，及时就稳定金融市场、加强金融监管提出更多可行性建议，并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加强协调，共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早日取得积极进展。四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加强和改善对各方特别是主要储备货币发行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的监督，尤其应该加强对货币发行政策的监督。五是改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治理结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六是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健全储备货币发行调控机制，保持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相对稳定，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化。下一阶段，各方应该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制定出可供操作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扎扎实实推进改革，创造有利于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4 00:54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4-4 00:55 标题: 携手合作同舟共济(13)

第四，进一步反对保护主义。近来，贸易保护主义和其他形式的保护主义明显抬头，这不符合我们在华盛顿峰会上达成的反对保护主义、避免政策内顾的共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保护主义曾盛行一时，带来了严重后果。历史的教训一定要汲取。当前，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应借刺激经济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我们应该共同反对以保护本国就业为由对外国劳务人员采取歧视性做法。我们应该共同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反对以各种借口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和各种以邻为壑的投资保护主义行为，共同反对滥用贸易救济措施。我们希望有关国家放宽对发展中国家不合理的出口限制，努力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多哈回合谈判事关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我们应该共同坚守2008年7月有关各方达成的共识，在现有框架基础上继续前进，推动谈判早日取得全面、均衡的成果。

　　第五，进一步支持发展中国家。当前，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形势恶化，社会政治动荡加剧，值得我们高度重视。虽然国际金融危机给各国造成了很大困难，但我们不能因此中断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进程。继续推进这一进程，也有利于恢复世界经济增长。我再次呼吁，国际社会应该高度关注和尽量减少国际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造成的损害；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应该承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继续履行援助、减债等承诺，切实保持和增加对发展中国家援助，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维护金融稳定、促进经济增长，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克服困难，不断改善这些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

　　各位同事！

　　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主要表现在：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进出口继续下滑，工业生产明显放缓，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就业难度加大。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不期而遇，新的挑战与既有矛盾相互交织，加大了我们解决问题的难度。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国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形成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计划。我们大规模增加政府支出，实施总额4万亿元人民币的两年投资计划，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多次降息和增加银行体系流动性，大范围实施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大力加强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继续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大力拓展国内市场特别是农村市场，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现在，这些措施已取得初步成效、呈现出积极迹象，国内消费需求比较旺盛，投资需求稳步提高，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这表明中国的应对思路是符合实际的，政策是积极有效的。中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采取的一系列举措不仅对本国经济、而且对区域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将产生积极影响。

　　虽然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不利影响继续显现，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和长期向好趋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支撑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的根基没有动摇。经过改革开放30年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积累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体制环境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优化升级、科技进步和创新、生态环境保护、居民消费、社会事业等方面有巨大发展空间，扩大内需潜力巨大，人力资源丰富，金融体系总体稳健，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有较大余地。中国正在努力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把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程度，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们将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我们坚信，一个充满活力、更加开放的中国，不仅有利于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势头，而且有利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各位同事！

　　中国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始终积极参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

　　中国在面临巨大困难的形势下，保持了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公司贸易融资计划，并决定提供首批15亿美元的融资支持。我们支持地区性开发银行开展融资业务，愿继续同国际金融机构和有关国家协作，进一步加强多边、区域和双边贸易融资合作。

　　中国尽最大努力向有关国家提供支持和帮助，同有关国家和地区签署了总额达65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还将根据需要签署更多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我们积极参与清迈倡议多边化项下的货币储备库建设，维护地区经济金融形势稳定，促进地区金融合作和贸易发展。

　　中国组织了大型采购团赴海外采购，显示了中国坚持对外开放、推动恢复世界经济增长的坚定态度。

　　中国明确承诺，将认真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确定的各项援非举措，在力所能及范围内继续增加对非援助、减免非洲国家债务，扩大对非贸易和投资、加强中非务实合作。中国将在南南合作框架内，继续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包括无偿援助、债务减免、贸促援助。

　　中国将继续同国际社会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积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稳定，为推动恢复世界经济增长作出应有贡献。

　　各位同事！

　　寒冬过后必将迎来万物复苏、万象更新的春天。只要我们增强信心、携手合作，就一定能克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文章来源:「人民网」(2009年4月3日)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4 00:57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6 09:00 标题: G20峰会，争取国际金融舞台话事权的中国(14)

货币战争:英镑是怎样取代黄金的

在刚刚结束的G20领导人峰会的闭幕记者会上，芮成钢向东道国英国的首相布朗提问，会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建议成立超主权的储备货币来代替美元，本次峰会上，是否讨论了这一建议？布朗说，由于没有具体提案，本次峰会讨论并没有具体讨论这一话题。其实在人类数千年的货币史上，使用范围最广、历史最长的货币是黄金，这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超主权货币，但直到近代史上大英帝国崛起，由英格兰银行独家发行的代表英国国家权利的英镑替代黄金在全球通用，人类史上第一只主权性质的国际储备货币诞生了，此后美元、西德马克、日元以及欧元，为了争夺更多经济话语权引发了一场又一场的货币之战。这些主权货币，为什么成为全球硬通货，它们成功的路径是什么，又是哪些因素导致了它们的衰败？从今天起，我们将用一周的时间，分别讲述英镑、美元、日元、欧元等主要货币的发展简史，一起回顾我们曾经经历，并且现在还在持续的货币战争。今天我们先来了解第一个主要国际储备货币——英镑的兴衰。

英镑如何成为第一个称霸世界的货币？

1609年，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随后，阿姆斯特丹银行成立了，大约比英国的英格兰银行早一百年，主要功能就是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和稳定荷兰的经济。发达的金融市场使得阿姆斯特丹在17世纪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荷兰成为当时的世界海上霸主。但是，由于当时还没有形成世界经济体系，荷兰盾也没有搭上荷兰称霸的顺风车。在不列颠人先后击败西班牙、荷兰、法国、俄国，成为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之后，英镑成为第一个称霸世界的货币。这段历史首先要从英格兰银行的成立开始。

17世纪的欧洲，战争成为所有国家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每一个欧洲国家都面临着其他国家的战争威胁，而军队的建设和战争的军费开支，都必须从民间筹得。而在16世纪打一场战争需要几百万英镑，到17世纪末，则需要几千万英镑，而在拿破仑战争末期，开支就要达到上亿英镑。当时最繁荣的国家都无法靠平时正常的收入来应付这一时期的战争开支，于是国家便开始借款打仗了。

中国英国史学会常务理事陈祖洲：“在这之前国王是可以随意借贷的，你有钱我跟你借，你不借也不行，我借的时候可能讲好三年还的，我三年到那时候我就可以不还，那甚至你跟他讲好不收利率的，随意可以更改。”

如何筹到战争款项成为了英国王室最头疼的问题。在这个时候，1688年，支持议会的辉格党人与部分托利党人将国王詹姆士二世废绌。詹姆士二世仓惶出逃。议会决定詹姆士二世的女儿玛丽和时任荷兰奥兰治执政的女婿威廉夫妇共同为英国国王，因为这场革命未发一枪、没有流血，后人称之为“光荣革命”。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国王由议会决定产生，意味着君权从“神授”变成了“民授”，它根本性地改变了在英国已经存在了千年之久的王权性质。从1688年起，英国正式确立了议会高于王权的政治原则，并逐步建立起君主立宪制。从此，国王借了国民的钱也必须归还。

陈祖洲：“在光荣革命这个解决方案当中，它也一个权力法案，对这个做了明确的规定，你国王不能随意侵犯国民的这个财产。”

“光荣革命”后的第二年，英国就卷入了同法国长达百年的战争中，而所有英国有钱人，都不能不关注这场无休止的战争。尽管当时伦敦的民间借贷非常活跃，但他们仍然不愿意贷款给王室，因为有两点担心：一是王室赖账不还，二是王室打了败仗，自己将血本无归。以至于开战时的1689年，英国王室只筹集到了很少的一笔钱。由于法律规定国王不能赖账之后，一个为战争筹款的机构应运而生。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4-6 09:21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6 09:14 标题: 货币战争:英镑是怎样取代黄金的(15)

陈祖洲：“在1694年，当时伦敦有1286个商人，他们以股份制的形式，贷给国王一笔钱，当时的利息了是8%，那么这个就促使了英格兰银行的诞生。”

在短短的11天内，英格兰银行就为政府筹借到120万英镑，极大支持了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军事活动，但为了避免英国王室滥用这笔资金，同时建立起银行的信任体系，英格兰银行制定了非常严格的规定，1811年，英国财政部拿着议会刚刚批准的100万英镑军费的批文前往英格兰银行支付，时任审计长格伦威尔发现上面没有盖国王的印张，拒绝支付一笔上上百万英镑的军费。

陈祖洲：“那是什么原因，因为国王当时正在拉肚子，没办法，他生病，没办法盖印，所以尽管政府在正在前线在打仗，很需要这笔钱，但是由于它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在里面，这笔钱当时的审计长格伦威尔并没有付给财政部，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英格兰银行在它建立以后，它通过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使得它能够得到这个信用，取得这种信任。”

正是有了如此严格的法制化银行信用体系，源源不断地民间资金才流入到英格兰银行资助英国进行战争，而一次次胜利又给这些投资者带来了丰厚的收益。英国当时的对手法国，无论从国土面积还是国家经济实力，都比英国要强大，为什么英国在战争中总能获胜，就是因为法国财政在筹集军费中遇到了困难，而英国的军费却非常充足。因此当时的欧洲有一句名言：战争中，获胜的一方往往拥有最后的一块金币。

南京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陈晓律：“英国的对外战争基本都能获胜，人们愿意支持这样一个能够一本万利的战役，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它这个战争，也可以称之为某种意义上的货币战争，但不是那种货币战争，就是通过钱来打胜自己的对手，从而最后获取最大的利益。”

英格兰银行成立之前，英国社会上流通的货币主要是银币和金币，1694年，英格兰银行开始发行纸币——英镑。但那时的英镑还不能算真正的货币。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副所长王松奇：“当时的英镑只是一种纸钞，因为当时这个黄金在流通，它只是记录黄金的单位，本身没有价值，所以有电影百万英镑的故事就是一个英镑的纸币可以印成一百万，它可以换金块，可以换黄金。”

1687年，牛顿出版了自己最著名的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这本深奥难懂的书中，牛顿用数学方法证明了万有引力定律和三大运动定律，这四大定律被认为是“人类智慧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成就”，然而这个著名的科学家在12年之后成为了英国皇家铸币局的局长，并工作长达30年之久，1717年，牛顿将黄金价格定为每金衡盎司3英镑17先令10又二分之一便士。从此英镑按黄金固定了价格，牛顿对金融贡献虽然可能是偶然的，但他提出的金本位制最早雏形对后来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英国史学会常务理事陈祖洲：“很多学者讲1816年英国实行金本位，其实在1717年的时候，英国就有实行金本位制度，它是这样讲的，那从这里面看，至少牛顿在英镑和黄金之间建立这样一个这样的比例关系的话，它对他金本位的实行那肯定是一个促进作用。”

1816年，英国通过了《金本位制度法案》，从法律的形式承认了黄金作为货币的本位来发行纸币。1821年，英国正式启用金本位制，英镑成为英国的标准货币单位，每1英镑含 7.32238克纯金。

金本位的确立，英国经济贸易的迅猛发展，世界货币进入了英镑世纪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4-6 09:24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6 09:15 标题: 货币战争:英镑是怎样取代黄金的(16)

1821年，英国正式确立了金本位制，所谓金本位制，就是以黄金作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在该制度下，各国政府以法律形式规定货币的含金量。这一制度的典型特点就是自由铸造、自由兑换及黄金自由输出和输入：公民可以将持有的纸币按照货币含金量兑换为金币，各国之间不同的金铸币按各自含金量形成固定比较，建立比较稳定的国际货币联系，并允许黄金在国际间自由流动。金本位的确立，加上英国在当时经济贸易的迅猛发展，很快也确立了英镑的霸主地位，世界货币进入了英镑世纪。

经过三次英荷战争，英国最终迫使荷兰接受了《航海法》，《航海法》规定：输入英国及其属国的货物，必须使用英国的船只或者是输出国的船只。从此，荷兰船只逐渐退出驰骋了近一个世纪的茫茫海域。在打败了西班牙、葡萄牙之后，英国人将海上马车夫荷兰也赶下了海上霸主的位置。

有了国内军费源源不断地支持，英国已显示出不可阻挡的强劲力量：连续的征战中，英国建立起一支欧洲最强大的海军，它的商业触角已经伸向全世界，1686年时的一个统计表明，当时有近一半的英国船只都在从事美洲或印度贸易，而在1914年一战前夕，英国的海外投资曾高达40亿英镑，占西方国家总投资的一半。

大量的商品需求促进了英国生产技术的进步，“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产业大国，利用自身首屈一指的工业优势，英国开始积极推行自由贸易政策，逐步建立起了自由主义的经济体系。它率先采用取消贸易限制的办法来扩大国外市场，也就是用取消别国产品输入英国的限制，来换取别国取消对英国产品的限制。自由贸易成为英国的国策。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金融系主任王长江：“当时从全世界来说，当时唯一一个最强的就是它(英国)了，所以从它的实力，它的信用，从它的制度完善上面，它代表一个强国的象征，所以当它这样表示的时候，当一个老百姓拿到一个英镑的时候，那就能够知道它能够代表，因为它有一个信用在那，它能够代表多少黄金，所以所有人对它就是一个信任的。”

英镑走向全球化，不仅是基于世界对英国经济实力强大的信任，更有赖于英国完善的金融制度和法制化的金融监管，1720爆发了史上著名的“蓝海”股票泡沫事件也就成为英国完善金融制度和加强金融监管的开端，科学家牛顿也成为蓝海泡沫事件的受害者。

1711年，英国政府为了向南美洲进行贸易扩张，而专门成立了一家公司——南海公司。为了迅速筹集还债资金，英国政府决定把南海公司的股票卖给公众。在政府的默许下，公司管理层为南海公司编造了一个又一个美妙的故事，也唤起了英国人超乎寻常的狂热。从1720年3月到9月，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南海公司的股票价格一举从每股330英镑涨到了1050英镑，此时股票市值，相当于整个欧洲的货币流通量的五倍，连大名鼎鼎的科学家牛顿也禁不住购买了蓝海公司股票，当年作为皇家铸币局局长的牛顿年薪为2000英镑，这笔钱能够建造4个格林威治天文台，然而随着蓝海股票泡沫破裂，牛顿损失超过2万英镑，事后，他不无伤感地写道：我可以准确地计算出天体的运动规律，但我却无法计算出股票市场的变化趋势。之后英国用了100年的时间来不断完善货币发行、监管制度。

王长江：“最终影响政府出台了一个反泡沫法，这个实际上是一百年英国政府在思考，思考什么，怎么样完善一个制度，所以通过一个货币英镑制度，那么英镑这么一个货币制度实际上是不断的完善英国的金融制度，所以我觉得一个国家的货币发展实际上是有利于国家的金融制度的不断修改相关的法案。”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4-6 09:28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6 09:28 标题: 货币战争:英镑是怎样取代黄金的(17)

1844年，英国颁布了《英格兰银行条例》，英格兰银行成为唯一能够发行英镑的银行，1872年，英格兰银行开始为其他银行在困难时提供资金支持，从而维护了英国经济的稳定，此时的英格兰银行已经是作为中央银行在发挥作用，有效地维护英镑的坚挺地位。

英镑在全世界的广泛使用，加上数百年英镑同黄金汇率的稳定，让伦敦成为当时的世界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凭借其经济、军事优势，英国让葡萄牙、德国、丹麦、瑞典、挪威、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瑞士、荷兰、西班牙等国也先后过渡到金本位制，促成了国际金本位体系在19世纪70年代的最终形成，英镑成为世界货币，亦成为国际结算中的硬通货，与黄金一起发挥着世界货币的功能。

1850年时，英国的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60%；铁产量超过了世界上所有国家铁产量的总和；煤占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二，棉布占全球的一半以上。

南京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陈晓律：“我认为英镑这个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所以和英国和当时的英国的发展的硬势相配合的话，它的确对推动英国的发展，建立英国在全球性的这种世界霸主经济是有密切关系的，同时的话，一个国家，我认为它的综合国力到了一定程度的话，它也必须让自己的货币体现自己的实力。”

“一种货币只会死在自己的床上”

德国证券教父安德烈?科斯托拉尼说过这样一句格言：“一种货币只会死在自己的床上。”它形象地指出了一种货币的价值与其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英镑在金本位制度下占据霸主地位将近100年之后，也面临一些瓶颈，比如黄金生产量的增长幅度远远低于商品生产增长的幅度，导致黄金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商品流通需要，这就极大地削弱了金铸币流通的基础。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是导致了金本位制度的崩溃，也导致了英镑走向衰落。

1914年6月，奥匈帝国皇储在萨拉热窝被刺，以此为导火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大战前夕，各参战国为了准备这次战争，加紧对黄金的掠夺，战争爆发以后，由于军费开支猛烈增加，各国纷纷停止了金币铸造和纸币与黄金之间的兑换，也禁止黄金输出和输入，这就从根本上破环了金本位制赖以存在的基础。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此时，作为世界金融中心及世界霸主的英国，在战争中士兵伤亡约80万，军费开支近100亿英镑，国民财富损失了三分之一，对外贸易方面，1918年达到13.16亿英镑，同时英国的出口额仅为进口的二分之一。巨额的贸易逆差，迫使英国变卖海外投资的四分之一即10亿英镑去补偿贸易的巨额逆差，这场战争使得英国变成了一个债务国，只能通过举借外债解决财政困难和贸易逆差，战前美国欠英国国债约30亿美元，战后英国倒欠美国47亿美元，同时，英国内债因战争而直线上升，战前英国内债为6.45亿英镑，战后猛增为66亿英镑。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日不落帝国”经济出现衰退，英镑的强势地位也就遭到了质疑。

独立经济学家向松祚：“如果我们一定要选一个日子，就应该选在1913年这个美联储诞生的一天，美联储诞生，看起来是偶然的事件，实际上他是代表着美国整体的综合国力，综合的力量已经超越了英国，所以美联储它一诞生，它就已经是世界最强大的中央银行，那也标志着美元已经开始取代英镑成为世界最主要的货币。”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4-6 09:30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6 09:31 标题: 货币战争:英镑是怎样取代黄金的(18)

大西洋的另一岸，第一次世界大战却给美国带来了普遍繁荣，大规模的战争物质采购极大促进了美国各行业的生产和服务，到了1929年，美国的工业产量至少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42.2%，这一产量大于所有欧洲国家的产量，世界经济因为一战而完全改变，但是称霸世界一百年的英国人是不愿意看见金本位崩溃的，他们不断地做着努力，1925年时任英国财政大臣的丘吉尔就曾把英镑恢复到金本位制，然而，世界经济危机的到来不得不使英国又一次放弃。

向松祚：“但是时间延续了不到6年时间，1931年，6年多一点的时间，1931年的9月21号，英国又脱离了金本位制，英镑脱离了金本位制以后一直再没有回来过，恢复过金本位制，所以这个时候就标志着英镑它从世界一个主要货币，已经衰落下来了。”

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回忆录里这样描述自己参加雅尔塔会议时的心情：“我的一边坐着巨大的北极熊，另一边坐着巨大的北美野牛。中间坐着的是一头可怜的英国小毛驴。”这句话形象地描述出当时英国的国际地位。二战后，英镑开始逐步贬值，1949年9月，英国宣布英镑贬值30.5%，将英镑兑美元汇率贬到2.80美元；1967年11月，英镑再次贬值，兑美元汇率降至2.40美元，英镑含金量也降为2.13281克。最终，英镑在70年代尾随美元进入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时代。

而随着二战之后的1945年，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即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正式确立。英镑作为世界结算货币逐渐被美元所取代，世界货币开始进入美元世纪。

半小时观察：纸币如何变“硬”？

货币的兴衰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经济政治实力的深刻体现，英国和美国，在它们各自最强盛的时期，它们牢牢地控制了全球的经济、贸易，决定了全球的政治和军事版图，而它们全球霸权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它们的主权货币在全世界享有无可撼动的话语权。但让我们好奇的是，为什么在英国之前崛起的大国荷兰，它的货币荷兰盾没能成为全球硬通货，而在英国之后崛起的另一个大国法国，它的法郎也没有像英镑那样牢牢占据着全球经济霸权的地位？历史中成与败的每一细节，都值得我们今天深思。

一只主权货币的崛起，它需要有坚实的物质基础，比如这个国家的经济强大和繁荣；它还需要有信心基础，这个国家应该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有坚定、清晰的国家意志，这样其他国家的持币者才能怀有信心；它还需要有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和完善的金融体系，这是一只硬通货的市场基础。

当英镑成为全球储备货币之后，英国利用这一全球金融霸权获得了太多太多的好处。从这样一个细节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比如英国的国力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走向衰落，它在经济、军事方面的实力已落后于美国、德国甚至法国等西方列强，但直到20世纪40年代英镑才最终被美元替代，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英镑的霸权是让英国维持大国地位最重要的支撑之一。

我们看到，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道路不是一定水到渠成的，它不仅需要实力，还需要意志，还要有技巧，需要决策者严谨细致的规划并且持之以恒地实施。事实上，英镑、美元为什么会成为硬通货，它们硬在哪里？正是它们国家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强大，凝聚在一张薄薄的纸币上，这张纸币硬度就可以媲美黄金。

资料来源:「CCTV」( 2009年4月6日)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4-6 09:5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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