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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与印度：文化与人类学的视角 [打印本页]

作者: NZWJ 时间: 2009-3-29 11:11 标题: 中国与印度：文化与人类学的视角

中国与印度是相邻的文明古国,两国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共性,这些共性源自两国的地理幅员、人口规模和悠久历史。西藏地区位于汉文化和印度文化之间,汉人和印度人在与藏人交往时显示出不同的态度,这与中国和印度两种文明的特征和两个社会的不同性质有关。在文明的传播过程中,汉文化的传播与印度梵文化的传播也有各自的特点。中国的炎黄大祭宗与印度教的教仪式相比，炎黄在祭祀者心中，是五千年前的先人，他们发明或创制的文化福祉的后代，所以隆重公祭，但恒河边的印度教徒们却认为他们敬仰的创造与毁灭之神湿婆却是永生之神，他会来恒河边巡视，会拯救信众的灵魂，而这种神圣的宗教仪式每天举行，成为教众与旅游者的文化大餐。没有行政力量，没有政府投入，甚至没有警察维护现场，每年二三百万人参与的世界级文化活动，就这样悄然举办了，富有生命力地进行着，千年如斯。

目录
(1)中国与印度：从人类学视角来看文化边陲 (第1－第4楼)
(2)印度对中国的文化启示(第5－第9楼)
(3)中国与印度发展的问题与前景(第10－第16楼)
(4)印度落后的真正原因(第17－第19楼)
(5)印度民主：一个成功范例(第19－第21楼)

中国与印度：从人类学视角来看文化边陲

作者:中根千枝译者:马戎

作为首届费孝通纪念讲座的主讲人,我感到非常荣幸。我并不想在这一个讲座中把中国和印度这两个社会进行全面的比较,我想在这里谈的是,我自己作为一个人类学家在这两个国家中生活和从事研究时的一些亲身感受。从很早时候开始,我的研究领域之一是中国的西藏地区,我曾经分别从中国内地和印度一侧的喜玛拉雅地区出发旅行到藏区,从事西藏研究的田野调查,为此我在这两个国家里一共生活了好几年。

我第一次来到印度的加尔各答是在1953 年,对我来说,这里的每一件事都具有异国情调,同时也令人惊奇。但我很快就回想起我早些时候在中国北京生活时所感觉到的十分类似的氛围,这种熟悉的氛围使我容易和轻松地开始了在印度的生活。后来我才逐渐意识到,这种感觉肯定来自一种只有在一个幅员辽阔并具有悠久历史的大陆社会才会产生的社会氛围。尽管中国和印度通常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但事实上它们也显示出一些令人关注的共性。

请让我首先指出我在这两个社会所观察到的一些重要的方面,并从社会- 地理环境的角度来探讨“汉化”和“梵化”在这两个国家的影响,最后我想讨论一下中国西藏、中国内地和日本三地在接受佛教时的不同态度。

社会- 地理环境中的共同特点

首先,中国和印度这两国内部的各区域间在语言、区域文化特征上都显示出了巨大差异,这些地区差异与目前的行政单元大致吻合:中国有23个省,印度有25 个邦,除此之外还都各有一些特殊的行政地区(如自治区和直辖市) 。两个社会都可以被粗略地区分为北部和南部两个部分(如中国的“北方人”、“南方人”;“北印度人”、“南印度人”) 。这些划分与各自地区居民的饮食与生活习惯密切相关,在北方,人们主要的食品是小麦,而在南方主要食品是大米。

其次,两个社会内部都包含有许多少数民族群体和一定数量的穆斯林人口。中国有55 个少数民族,而在印度大致有400 个(缺乏制度化的统计数字) 。在印度,这些少数群体被称为“部族”,其中大多数是人口不多的小群体,平均人口规模约在30 万人上下。这些少数民族当中的大多数人都居住在边远的山区,也有少数人居住在印度村落外围的贫瘠平原上。他们的居住地散布在许多地区,包括几乎所有的邦。他们集中聚居的地

区是印度东北部的边境地区,包括阿萨姆邦。这些山地部落居住的地区从东北部一直连接到缅甸的北部、泰国北部和中国的云南,这样就在这一狭长地区形成了一个山地部落的分布带。虽然这些部落在各国被划分为许多小族群,但是这些人群所居住的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基本上相似,所以从印度的阿萨姆邦到中国云南的这一地带可以观察到在当地族群之间存在着种种联系。

不同于这些南方的山地群体,中国有几个十分重要的少数民族群体,它们不仅人口规模要大得多,而且它们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曾发挥着重要作用,有的甚至统治过中国。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对这些少数群体的研究工作,在中国主要是由偏重历史的民族学家们来开展的。这些研究成果的最好代表是费孝通教授著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些民族的历史情况,而历史对于理解这些民族是最关键的。而在印度,对少数群体的研究工作主要是由体质人类学家和社会人类学家来进行的。由于研究领域和专题的不同,学者们所采用的学术研究方法也就难免有差异。

回族穆斯林人口是中国总人口的0.7 % ,中国10 个穆斯林民族的人口为中国总人口的1.6 %。穆斯林人口是印度总人口的1.7 % ,印度的穆斯林人口甚至超过了巴基斯坦的总人口。这些穆斯林人口和印度人(Hindus) 一起构成了印度总人口的93 %。在中国,回族仅是许多个少数民族之一。而在印度,穆斯林具有一定的优势地位,这与在英国人统治之前统治了印度长达300 多年(公元1526 —1540 年,1555 —1858 年) 的莫卧儿帝国的影响有关。莫卧儿帝国对印度的影响,可以与清朝在中国的统治(公元1636 —1911 年) 相比较。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5-29 08:29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3-29 11:19 标题: 中国与印度：从人类学视角来看文化边陲(2)

今天,穆斯林人口在这两个国家的地理分布方面具有相同的模式,他们散布在国家的各个地区,而且他们聚居区也都在各自国家的西北地区:如回族聚居在中国的甘肃、宁夏,印度的穆斯林主要居住在克什米尔。他们的居住现象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都居住在多数民族和其他民族(如藏族) 交界之间的地区。费孝通教授曾经称之为中国西北的“伊斯兰走廊”,而我在印度西北部地区也发现了完全相同的情况。所以,不论我是从中国内地还是从印度进入藏区,我总是必须首先经过穆斯林居住区。

“汉化”与“梵化”的影响

我们已经看到,同为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大陆社会,中国和印度的社会结构中具有巨大的差异性,那么造成各自统一和内部融合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我认为必须从“汉文”和“梵文”在文化传播中所扮演的角色当中去寻找。这两种语言在古代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且这两种语言和相应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都是两个国家上层社会中的那些有教养的人。当然,经过了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之后,由这两种文化所包含的基本观念已经逐步渗透到了社会的普通民众当中。

汉文承载的特殊文化,可以在政治思想的伦理当中体现出来;而梵文则揭示出社会制度中的哲学与宗教思想。两者都对社会秩序和共同价值的创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汉文化的代表是中原的政权,“汉化”即汉文化向四周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皇朝政治体制的行政权力来推动的,接受了汉文化并进入到这一政治体制的人们,就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组成部分。

“梵化”体现的是基于印度价值的一种社会秩序,特别体现在印度的种姓制度上。不论是种姓制度内部或外部的人群,凡是接近和发展出与这一秩序相似特征的人群就会逐渐成为印度社会的成员。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能以某个个体加入印度社会,而必须以一个群体的方式成为印度社会的组成部分,成为印度人。于是,“汉化”和“梵化”就分别在中国和印度产生了与世界上其他国家都不同的社会,由于以不同的方式不断吸纳新的成员,这两个社会没有像目前的民族- 国家那样的明确的边界,它们的边界都是模糊的。

我再举一些边缘地区族群交往的例子。在汉人与藏人有密切接触的边缘地带,我们观察到一些十分有趣的现象。这里的汉藏交往不仅造成一些族际通婚,这些通婚的夫妇的居住也有其特点,在这些的汉藏通婚案例中,汉人男子与藏人女子通常都生活在藏区,而很少见到藏族妻子迁往并生活在汉人地区。同时,那些在藏区生活了几代的汉人家庭都被藏化了,根本看不出来他们是藏人还是汉人。而且我发现,在那些地区的汉人具有令人惊奇的能力来克服他们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差异。在这些地区,藏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汉人的文化。例如作为当地社区或寺庙首领的藏人一般都会讲流利的汉语,而且通晓汉文,通常在他们的藏族名字之外还有汉人姓名。一眼看过去,很难看出他们是汉人还是藏人,但是他们对自己的藏族身份认同还是很清楚的。

但在印度这一侧印藏相邻的基层社区里,情况则很不相同的。几乎没有印度人生活在藏区。在这些文化边缘地带,印度人- 藏人的接触比起汉人- 藏人的接触来,要少得多。然而,许多藏人包括贵族和农民,很长时期以来都在冬季为了朝圣而访问印度,他们对印度有着崇拜的心情,因为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当地的印度人也以友好的态度接受了这些佛教徒。一些上层的藏人过去在印度喜玛拉雅地区还有住所,他们与印度人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但是在印藏之间的通婚却极少发生。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印度人在他们内部一直严格地实行种姓内婚,这已经形成了一种传统:即结婚的对象必须属于同一个种姓,但又来自不同的家系。

作者: NZWJ 时间: 2009-3-29 11:22 标题: 中国与印度：从人类学视角来看文化边陲(3)

社会的构造

我刚才讲到了“种姓内婚”。印度的种姓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社会制度。在谈到这一点时,我想对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的社会结构进行比较。关于中国的社会结构,费孝通教授曾经提出了著名的“差序格局”。在中国社会,“自我”是一个起点,社会关系像同心圆那样一波一波扩展开来,最后达到了最外圈的“天下”。这些关系的性质是灵活的,而且在各组之间没有明确的边界。

当你观察印度的种姓社会时,另一个很不同的模式显现出来。印度社会是由无数群组构成的,它们形成一个镶嵌模式。由种姓作为代表,每一个群组都是一个边界清晰的实体。群组的聚合是由各种因素促成的,如地缘联系、相同职业、在种姓等级制中地位的相近,等等。此外,印度的种姓主要还是一个职业群体,每个种姓都有一个特定的职业,这样的例子很多。为了维持日常生活与经济活动,每个种姓都需要其他种姓提供的服务,通常会需要30 个以上不同种姓的配合。于是,它们和其他种姓之间保持着经济功能方面的联系。但是其中任何一层联系都不可能扩展到整个社会。所以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不管一个人在印度社会里走到哪里,不管当地的语言和习俗如何不同,他都可以发现那里有着关于种姓体系的相同原则,也许各地会有些小的变化,但他们都分享着同一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的基本原则。所以他们可以辨别出其他人的身份,也因此确定自己的身份,马上就可以根据这一身份把自己纳入到当地的社会结构中,而不需要任何基于血缘或亲属关系的联系。所有的个人和群体,都属于不同的种姓,都认同这一个种姓体系,每个人都具有自己的位置,即使是迁移到其他地方,也很容易迅速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这样一个体系的运作中,一个社会的整体凝聚力也就产生了。

这两个社会的图景呈现出了一个有趣的对比。尽管在两个社会组织结构的构建上存在差异,但我们在社会组织的“核心”里还是可以发现一个显著的共性,那就是“家庭”的重要地位。在这两个社会中,传统家庭结构的理想类型是相同的。在家庭的基本结构中既有家庭成员之间垂直的关系,同时也有横向的平行关系:既有垂直的父子关系,也有父母相同的平行的兄弟关系。这样一个水平和垂直交叉的结构,固定了家庭的核心,家庭成员的亲属关系再扩展到外部的成员。在一个家庭和一个父系宗族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其功能边界的产生取决于一些既定的场景,如共有的财产、成员们的个人因素。

中国的父系关系的识辨根据族谱可以上溯或者下延许多代,这里我们就会想到中国的祖先崇拜。在印度,父系集团被称做“gotra”,它构成了一个种姓群体的组成部分,一个种姓群体由许多不同的“gotra”所组成。“gotra”的功能就是建立起共同成员身份的认同,而不是表现与祖先之间的关系。每个“gotra”有一个共同的神龛和名字,它不同于常说的“姓”。“gotra”的名字与中国的姓相应,但它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并不使用。现在许多年轻的印度人都不一定记得自己的“gotra”,但是到他们找对象结婚时,一定会去问自己的父母,自己属于哪个“gotra”, 因为男女如果属于同一个“gotra”,表示他们之间存在一定的父系血缘关系,是不能结婚的。印度人的婚姻必须发生在同一个种姓内部,但是必须在不同的“gotra”之间。

尽管我们发现在中国和印度社会中存在着不同之处,但在两个社会中对血统(亲属) 的承认,在社会组织底层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日本社会中则有所不同,在家庭确定内部和外部成员关系方面起关键作用的是“户”(household) 这个单元,而不是血统(kinship) 。事实上,家庭脉络的延续是“户”的延续,在一“户”的下一代中只有一个儿子和他的妻子可以把这个“户”继承下去,其他兄弟们将分家出去,另立门户。当一个家长(父亲) 没有生下儿子来继承自己的“户”,他就选择一个男子来收养,这个男子可能来自自己的亲属中,也可能与自己没有任何亲属关系,这个收养的男子会合法地继承家长的姓氏和“户”的全部事业。

虽然日本从中国接受了许多重要的文化成分,但是日本的社会制度和继承制度保持了原来的传统。在日本社会的制度里,像“户”这样的组织在个体成员的联系中比血缘亲属关系更为重要。这一原则进一步发展成了这样的现象:个人的社会交往范围通常仅限于他现在所属的组织(“户”的变种与扩展) 的围墙之内,这也就造就了日本人对组织(公司) 的忠诚。而在组织之间的那个层面上,交往网络也是存在的。例如,在一些经济界的个案中,父亲公司和儿子公司构成了一个巨大的企业集团,彼此建立起了远比经济关系更密切的忠诚关系。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案例中,网络的功能也被限定在组织环境当中,人们的行为仍然受到“组织”体系的严格约束。所以,看到中国人和印度人能够拥有和运用如此丰富灵活的个人关系和功能网络,我们日本人是十分惊奇的。从日本人的眼光来看,中国和印度社会的差别和共性表现得是十分清楚的。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3-29 11:24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3-29 11:26 标题: 中国与印度：文化与人类学的视角

接受佛教:汉人、藏人和日本人的差异

佛教经书(经典梵文) 的汉文翻译,以《般若心经》为例,它是公元403 年由龟兹人鸠摩罗什翻译的,他精通梵文和汉文。之后《般若心经》又被玄奘法师于公元660 —663 年再次翻译为汉文,玄奘从印度取经后返回了长安,专心翻译佛经,玄奘的译本在中国更为流行。

佛经的藏文译本出现较晚,因为藏文字母是在7 世纪从Nagari 字体(印度几套书写字体之一,包括梵文等书写形式之一的天城书) 借来一些元素而合成创制的复杂文字,所以在8 世纪开始把梵文经书译成藏文。特别是在11 世纪时,佛教在西藏特别发达,出现了一些非常杰出的僧侣学者。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曾留学印度,同时印度的梵学家们也应邀访问西藏。这些藏人学者被称作Lotsa wa (翻译人) 。在那个年代的西藏,学者与翻译人是同义词。藏人学者们极力地使用藏文术语来与梵文词汇和概念相对应,他们的翻译工作有时是与印度梵学家共同完成的。最先《梵藏佛教词典》的编写早在9 世纪初叶就已经完成,所以藏人对佛教的接受从一开始就接受了梵文的体系,因而是学院式的,他们的学术标准非常之高,也正是这些学者为后来藏传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我在这里应当说,今天藏文佛教经文对于世界上的学者们来说具有独一无二的重要性,因为它们使我们有可能把印度经文恢复到初始的版本,而这些印度经文当中有许多在印度已经失传。

与之相比,中国高僧们在把梵文佛经译成汉文时走到这样的境地:由于汉文和梵文之间在语言上的巨大差异,汉文翻译不是每个词一一对应来翻译的。它们具有两个特点:第一,它在翻译时所参照的概念和术语,通常是一些已经存在的相关的汉文概念和术语,所以这里有一个“汉化”的倾向性;第二,在把原始的梵文经文翻译成汉文时,译者通常会根据汉文已有的思想表达方式而加以简化或筛选。其结果是,在印度用梵文表达的精心设计的思维与逻辑话语并没有被翻译过来,参与那些玄妙的隐喻话语,似乎并不是这些汉人译者的兴趣。中国人的思想方式是十分务实的,往往只关注那些可以带来实际成果的东西。所以这也显示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印度人的思维方式很不相同。当然,我必须说,汉文经文自身也具有其优雅的风格和华美的词汇,充分表现出了中国佛学的渊博思想。

与汉人不同,刚刚接触到佛教的藏人则尽可能地完整吞下印度的逻辑思维,这些对于他们是十分新鲜和高深的事物,他们为如此发达的文明和智慧所折服。这种把梵文经典严谨地译成藏文的倾向,与他们当中许多人与印度梵学家有密切接触是有相联的,他们受到这些印度梵学家的很深的影响。可以说,与梵文的密切关系贯穿了藏传佛教的整个发展历程。在中国内地,佛教的鼎盛时期在7 世纪就已经结束,到了11 世纪,政府组织的佛经翻译工作已完全停止,译者们也随之消失。而正是这时,藏传佛教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

最后,我想讲讲日本人接受佛教的态度,特别是对使用Sutra (经典) 的态度。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日本直接接受了汉文版佛经而没有把经书译成日文。理由可能有以下几个:第一,在7 世纪时汉文字母已经在日本识字阶层中移植得很好并被广泛使用,言辞精美的汉文佛经也显示出一种神圣性;第二,汉文佛经可以使用日文发音来优美地诵唱,这对于佛教在民众中的传播已经够用了,经典中的深刻含意对于一般的日本人来说并不需要特别去搞清楚;第三,尽管一些学问较多的僧人也尝试着去解释汉文经典,但是他们或多或少结合了日本人的思维方式。不管那个宗派《, 般若心经》是人们最熟悉的经典,而且玄奘翻译的流行文本太简短了,所以佛教研究者们和思想家们出版了许多的著作和文章来解释《般若心经》。

但是对于佛教研究只是基于汉文译本的情况,在近期开始有了一些学者们开始越来越关注佛经的梵文初本。近期在日本出版了一本有关学术翻译的评论文章,探讨从藏文恢复的梵文版中初始的佛经含义,它是由中村元、纪野一义翻译的(1960 年和2003 年,岩波文库) 。另外,几位藏族僧侣对佛经的评论和解释也已经被译成日文,包括《般若心经入门》(2004) 。所以现代的日本学者已经不满足于对汉文佛经的解释和研习,开始对藏文佛经给予更多的关注,并且努力从藏文佛经中探讨原典。

上面我通过对边疆地区社会的分析讨论了中印两国的特点,我认为这些边缘社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研究的视角。

今天世界发展的趋势导致各独立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并不以它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接触也开始显现出令人鼓舞的动向。两国首脑胡锦涛主席和辛格总理实现了会谈。在许多领域中(包括学术领域) 出现了更多的交流。这一发展趋势不仅深受两国民众的欢迎,同样也受全世界及邻国的欢迎。

在这一增进接触的过程中,人们通常会比较关注当代的政治、经济和技术领域,但是我们还需要理解彼此的社会,理解它们是如何走到了今天,在现成化发展的背后它们保持着什么传统的因素。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以及在与他国交往中什么是最适当的方式。

作者:中根千枝,女,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东洋史学系,就读于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社会人类学系,1959 —1987 年任教于日本东京大学,现为日本东京大学荣誉教授

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3-30 09:08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3-30 09:19 标题: 印度对中国的文化启示作者:吴祚来

印度对中国的文化启示

作者:吴祚来

一、挑战我们想象力的城市：瓦纳拉西

从新德里机场到我们住宿的宾馆，一百多里地用了三个小时，这对我们的想象力形不成挑战，但在古老的恒河边的城市瓦纳拉西，一切都似乎在挑战一个中国人的想象力与思维模式。

叫一辆摩托三轮车从宾馆到恒河边，也就三公里路程吧，他开口就是一千块卢比（1元人民币约对换7卢比），过一会儿从天上的价格就降到了地上，一百块卢比。这不算什么，坐上三轮车，你会发现各种惊奇纷至沓来。

街道上看不见一个警察，但红绿灯却还是起作用的，三轮车、轿车、马车、牛车、自行车，甚至还有六岁小朋友也在骑自行车，都海鱼一样的向前涌，混行在一起，谁也不让着谁，但谁也碍不着谁，似乎是风推着向前进，水涌着向前进，如果遇到路中间突然出现一条牛或一个人，这些车辆会突然分开车流，你会发现它是那样的和谐有序，很难看见两车发生严重相撞事故，而当两车轻微碰撞时，司机会嘟哝一声，一踏油门，就过去了。整条大街上，没看见过人与人相争相吵。

你会说，这不算什么，交通拥护世界各地都有，牛马车汽车混行我们的小城市也多有所见，那么接着看下去。

一头牛或几头牛卧在马路边上，甚至卧在马路中间，人们熟视无睹，车辆绕行，狗也懒懒地躺在路边，没有任何一个人驱赶，还有羊，走着走着，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都市中的村庄，村庄式的都市，一百多万人口的古老城市，就是这样的无政府状态生存着，发展着，各种摊贩都自行开张，甚至一个修理铺开在马路中间了，但没有任何一个人去过问，主马路边上有人家养了几头牛，在那儿拉屎撒尿，而胡同里却藏着更多的牛，还有花白奶牛，没有人觉得那是不合适的，或影响了城市卫生，孩子和狗都自得其乐地看着游人，孩子们像狗一样，狗也像孩子们一样，各得其乐，互不伤害。当然还能看见猴子，从一个楼向另一个楼层跳去，孩子们也会好奇地观望，但并不介意。

去一个城市，如果你对它不信任或担心受到伤害，那么观察那个城市的狗，如果狗对人不设防，对人友善，那么这个城市伤害陌生人的机率就很小。我们一同行照相时将脚轻放在狗身上，立即就有店主跑过来制止，因为他担心狗受到“伤害”。有网友在我介绍印度的行记后跟贴说，印度低种性的人生活猪狗不如，他可能不知道印度的动物在印度人心中的地位，因为讲求众生平等，所以动物们生活在印度的城市乡村还是受到善待的，印度城市乡村不仅向无家可归者施粥施饭，还会同样照顾各种动物，街头村头都有供动物饮水的设置。照顾生命是他们的善心所存，是他们的生活习惯。

只有一点为我们不解，他们为什么就照顾不了城市公共卫生呢？

只有一个解释，外在的生活状态对他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心的干净与宁静。他们在恒河里洗的，不是身上泥污，而是心中的罪恶。他们生活在精神与内心世界里，所以对外在世界并无我等常人一样的知觉。

就这样，厕所没有人修，但神庙修得金碧辉煌，瓦纳拉西城有数以百计的寺庙，沿街也有一些精致的小寺庙供人膜拜献花，但却难觅一处像样的厕所，街边唯一看到的厕所是我们小时候学校里的那种露天厕所，无遮无掩的，男人们站那儿对墙就方便，便液并没有流入下水道，而是沿街边的排水沟流向下边，居然还有环卫工作人员在沿街清理垃圾，牛的粪便似乎并没有带来恶臭，也许是街上污染太严重了，这种味道被其它味道冲淡了，回国后看《环球时报》，说印度人发明了牛尿可乐，一些饮料中加入牛尿味道很好，而草药中还会加入牛粪，甚至可以防癌治病。东邻日本人有饮人尿治病保健的习俗，西邻印度人却喜欢牛尿治病，在家门口铺上牛粪可以避邪驱毒，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看着养牛的胡同的里孩子那么健康快乐，再想想自己儿时与牛棚牛粪那样贴近，也许印度人是有道理的。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3-30 09:57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3-30 09:23 标题: 印度对中国的文化启示(6)

最能挑战我们想象力的地方当然是恒河，这条印度的圣河，我们早起看恒河日出，大概五点多沿街走过去，发现沿街的屋檐下，睡满了无家可归的人，主要是老年人，他们可能是到这座圣城来等着进入天国的，一些人已睡醒，就坐起来看着行人，当我们看日出归来，正是早饭时间，一些慈善组织义工们沿街支起大锅，给流浪的人们辟柴做饭，每人发一片大树叶，然后盛上早饭，流浪者们都用手抓饭。

每天晚上都举办盛大的宗教法事，每次都有上万人参加，但没有一名警察在现场维护秩序，只是看到一名警察在主干道入口处设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安检门，每一位进入恒河边上的准备参观祭祀活动的人都要经过安检门，但谁都知道，通往恒河的小街巷有无数条，这种安检有什么实际意义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一个半小时的法事活动庄严而隆重，而散场后我们通过主街道返回时，并没有发生严重拥堵，各种车辆与行人混行，自行其是，无规则之中却互相体谅互相谦让，人类的无意识理性在潜在地发挥着作用。

我们看见的是自在自由的人，而没有看见政府的行政力量或政府的“手脚”。上万人的群众聚集没有警察参与管理，这在中国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如果出现突发事件，谁来负责？这样的活动谁来主管谁来审批？这都是中国人的问题，我当时最想找到的是活动主办者的上级主管单位，想了解一下他们组织管理方式与思路，但最终是徒劳的，因为这样的活动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完全是宗教组织的民间活动，人们到这里来参加活动也与我们一样，是完全自发的，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就行了，一些宾馆饭店前面有较好的观景座位，座位不收费，但得有一定的饮料消费，每饼饮料的费用相当于10元人民币左右。恒河里也漂满了船，花十几二十几块钱，就可以坐上二个小时。再花上十个卢比，就可以向河中漂流一片树叶与花朵做成的烛光了。在这里你感受到的不是一种凡间的美丽，而是一种超人世的神圣感与神秘的心灵体验。如果有文化大师在这里“含泪”寻找中国式的所谓诗意美丽，那他可能是“新来的”。

瓦纳拉西似乎对中国人城市管理思维是一种挑战，只要是中国城市管理中觉得不允许的，他们都认为可以，可以了，又能怎么着？可以了，会造成什么样的状态？

中国人在创造一种积极的秩序与和谐，通过管制的或强制的方式，来使其干净美观，但印度瓦纳拉西城却以政府无所作为，来消极地获取和谐，人们可以为所欲为，最终却成为一种令游客称羡的“文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

二、瓦拉纳西给我们的文化启示

之一

去印度之前，一位印度文化学者就告诉我，去印度应该去一趟瓦拉纳西，不去那儿办无法感受印度的心灵。

因为瓦拉纳西的历史就是印度的文化史，新德里是印度的政治首都，而瓦拉纳西，则是印度的圣都，瓦拉纳西边上的恒河，是印度的圣河，对于印度教徒来说，到瓦拉纳西结识圣人、住瓦拉纳西、洗恒河晨浴敬湿婆神还有就是在恒河边仙逝火葬并将骨灰撒入恒河，是他们一生的梦想与追求。因此，恒河被视为天国之门，瓦拉纳西离天国最近。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3-30 09:27 标题: 印度对中国的文化启示(7)

瓦拉纳西以前称为贝拿勒斯（Benares），历史上还有"加西"（意为神光照耀的地方）之称，因城市地处印度北方邦恒河中游的瓦拉纳和阿西两河之间，1957年改为现名称，是取两条河的名称合成的。瓦拉纳西享有"印度之光"的称号，是印度恒河沿岸最大的历史名城，相传6000年前由作为婆罗门教和印度教主神之一的湿婆神所建。早在公元前4至6世纪，这里已成为印度的学术中心。公元前5世纪，佛祖释迦牟尼曾经来到这里，在位于市西北10公里处鹿野苑首次布道、传教。唐朝高僧玄奘当年历经千辛万苦，最终要到的极乐西天，指的就是瓦拉纳西。

瓦拉纳西现有人口100多万。该市有各式庙宇1500座以上。市内小巷曲折，拥挤而繁复，庙宇宫殿林立，每年接待朝拜者或到恒河洗圣水澡的人二三百万。步行在瓦拉纳西古城，你感受到的是极致的自由与宽容，牛与羊可以在大街上遛达，大街上甚至可以养成群的牛羊，当然胡同里饲养得更多，修理铺可以开在马路中央，神圣的恒河边可以晒成片的牛粪，当然更可以沐浴、洗衣、更是整个城市的火葬场，印度教寺庙与伊斯兰教寺庙邻街而建，不同肤色的人在这里和平相处，所有生命的权力在这里都平等善待。除了搞恐怖活动，一切人类的或动物的活动在这里都是不被禁止的。

有学者认为，古代四大文明只有中华文明得以流传至今，面对瓦拉纳西与伟大的恒河文明，我们不知道印度古老的文化在哪里断流了？是的，印度文化板块的历史就是被异族征服的历史，中亚的穆斯林曾创建了持久而繁华的莫卧儿王朝，无数的古城堡、辉煌的古皇宫还有伟大的泰吉玛哈陵都是明证，甚至莫卧儿王朝对印度教文物进行大清洗与铲除，特别是对瓦拉纳西城进行宗教改造，使其完全穆斯林化，但伟大的印度文化与恒河水却平静而无声地滋养并复苏着本土文明，现在信仰印度教的信众占印度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二以上，而他们对异教徒与异教建筑却是宽容与友善对待。

这种大包容使印度文化斑斓多姿，在宽容中体现博大与丰厚。公元前三世纪亚历山大大帝率军打到印度河边，一位印度高僧对这位千古一帝充满悲悯之情，他说，孩子，这片土地永远会在这里，你远征这里，除了造成横尸遍野，你还能这自己与这片土地带来什么呢，你要证明自己是英雄，也没有必要通过杀戮的方式获得。也许是这位高僧的启悟，唤起了亚历山大远征军的思乡之情，他们打马回程，结束了对印度的征服之旅。是的，印度这片古老的土地，包容了一切入侵者，他们占领了永恒时间中的片刻，但他们没有占领土地，更没有占领人们的心灵，土地还在这里，属于印度人的文化在人们心里，印度河与恒河，依然流淌着远古的神话传说。

冲击我们心灵的，是那些错落有致、历经千年风雨的老城，还是鲜活而无限魅力的恒河文化与印度人？

硬硬的城只是文化的背景，而软软的文化与和善自在的人才是感动我们的精神主体。

宗教与信仰使瓦拉纳西成为活态的文明

与我们的炎黄大祭相比，炎黄在祭祀者心中，是五千年前的先人，他们发明或创制的文化福祉的后代，所以隆重公祭，但恒河边的印度教徒们却认为他们敬仰的创造与毁灭之神湿婆却是永生之神，他会来恒河边巡视，会拯救信众的灵魂，而这种神圣的宗教仪式每天举行，成为教众与旅游者的文化大餐。没有行政力量，没有政府投入，甚至没有警察维护现场，每年二三百万人参与的世界级文化活动，就这样悄然举办了，富有生命力地进行着，千年如斯。

神圣不在河流里，不在古城里，神圣在每一个心中，宗教信仰与仪式唤醒的，是每一个人心中的神圣感与对终极关怀的渴求、渴望。

当我们看到恒河边或瓦拉纳西是脏污的或混乱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到它同时是神圣的与真实的？特别是安祥的、平和的、宽容的还有慈善的。对狗对牛对所有动物慈善并关照的族群，肯定有着非凡的内心修炼与心灵境界。

与其说瓦拉纳西离天堂最近，不如说瓦拉纳西是天堂的一部分，因为它众生平等，因为鲜花与牛粪一样获得人们的尊重，因为极贫困与丑陋的人在这里不但不被驱逐与歧视，反而会得到施舍。那巨大的铁锅，就支在主干道路边，义工们辟柴烧饭，当街施舍，没有人觉得难堪与羞愧，而夜晚无数流浪者就宿在街坊铺面门口或过道上，没有一个人觉得有碍观瞻、有损印度的国际形象。

印度人没有面子，只有"里子"，里子朝外，让你看个遍。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3-30 09:33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3-30 09:48 标题: 印度对中国的文化启示(8)

这是一个不靠政府治理的地方，靠神与神话来照料这片古城与信民。政府不自上而下的举办文化活动，文化在民间，由民间自己主导，远古神话与传说是他们的精神力量，也他们创作的源泉，他们赞美神赞美恒河，但他们不会去赞美政府或赞美某项政策。他们只赞美永恒的、福祉所有人神圣存在。神圣是存在的，因为人心对神圣的非凡体验、美妙体验，这种体验唤起人们的神圣感受，唤起每一个的神圣感，使每一个超凡脱俗，他们因此漠视凡俗的存在，而更多的关注内心的精神生活。

这是一片神治的土地，因此是一片神圣的土地

之二

他们解决了的是终极的问题，人生的终极关怀与终极焦虑。

这种终极关怀只有通过宗教信仰来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主导的儒家信奉的是子不语怪力乱神，对鬼神敬而远之，只问生不问死，对终极关怀没有眷顾，而宗教却为人间创设了三个世界，天堂、人世与地狱，既然人行善就可以升入天国，那么只要平静面对生活，行善而不作恶，既可以升入天国，还可以有机会重新做人，生命在轮回中重生，这对人心灵魂是莫大的安慰，正是这种大安慰使人心安祥沉静，使每一个在生命过程中得大自在，这种自在本质上是一种心灵的自由与无忧状态。

只有认识到印度宗教精神对人心的浸润，就对印度社会生态的平静安祥有真正的认识与理解，也会理解印度人生活不急不燥甚至没有效率的原由。当然，印度因其宗教信仰更不会去造假售假，坑蒙拐骗。大规模造假只会发生在没有宗教信仰的社会之中。

相比之下国人则普遍焦虑，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从诗经到唐诗宋词到明清小说，还有当代人的生活现实，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人无所不在的忧愁与焦虑。为什么会存在如此普泛的忧虑情绪呢？因为没有信仰，因为没有真正的宗教，所以对生命充满畏惧与焦虑，对未来充满迷茫与怀疑。人与人之间互信因此成为严重的问题。因此造假，因此说假话，因此让别人说假话，以此安慰自己虚妄的内心。

中国古代阴阳五行五大元素，是金木水火土，都是实在的物质形态，但印度人不同，他们将空气与空看成世界构成的五大元素之一，空在世界中的意义因此突显，而正是这种空的精神，使印度人在数学上为什么做出了巨大贡献，就是发现或发明了"零"，有了零进位制因此成为可能。空故纳万物，中国人是三生万物，而印度人发明或发现了"零"与空，使物质实在的世界有了巨大的容量与无限的变数。

这种零的精神与空的精神具体到生命意义与价值上，就使人获得一种超然于世的情怀，印度国家格言是真理不可战胜，真理具体到生活中，就是本真的生活，本真的生活与本真的人，也是不可战胜的，任何虚假的繁华与伪饰在本真的生活面前，都会无地自容。他们因此用鲜花敬神，同时用牛粪取火或解毒。中国人用鲜花、牛粪来形成形象反差，而印度人却将它们和谐而平等在置放一起，与自己生活相伴随，不离不弃。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3-30 09:50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3-30 09:52 标题: 中国与印度：文化与人类学的视角(9)

当然印度也会给游人假像，譬如乞丐与流浪者似乎漫大街都是，但你只要更深入一步，会发现村庄与城边上的贫民窟中，孩子们并没有乞讨的习惯，特别是村庄里，可以说与中国农村一样静谧安祥。我们停车休息时，到一村庄看村民们取水，孩子们对远方来的客人们报以友好的笑容，没有一个孩子向客人伸手，我们所有行程中更没有发生一起被偷盗的事情，反倒是一个同行客人钱包拉在消费的地方，被他们追着送回。尽管如此，当地陪同还是提醒客人们，注意防范东西丢失，他说小偷还是有的，但印度治安总体还是相当的好。

因为在旅游景点总是被乞讨的孩子包围，给我们印象似乎孩子们都是乞讨者，我们在宾馆后面空旷的地方发现一对母子在捡拾柴火，就拿出10个卢比给小朋友，我们发现，孩子母亲一点反应也没有，而孩子对客人给钱显得非常木讷，直到我将钱塞入他的小手，他才勉强接受，而在贫民窟中，孩子们成群结队，但没有孩子主动向客人讨钱，当我们给其中一个小朋友10卢比时，孩子们的妈妈呵斥大孩子，不要拿钱，而大孩子只好抱还不能走路的小弟弟来取客人赠送的钱，其它小朋友都笑着观望。当然他们也希望获得小赠送，我们同行的朋友也给其中几个小朋友一些小额卢比。

我们接触的更多可能是商业经营方面的印度人，譬如出租司机或三轮车司机，譬如小贩或商场营业员，宾馆服务人员，当然他们的服务行业效率经常使人生畏，我们甚至觉得他们思维有问题，简单问题弄得复杂无比。他们喊价也是没有任何规则可循。

我们一次离开宾馆准备上车时，碰到上百名印度青壮年聚集在宾馆外面，使我们觉得有些吃惊，同行朋友问我，为什么这儿有这么多人呢，我说是民工讨要工资吧，因为在我们国内经常会有这种情形，但再细瞧他们每一个人，面容平和，一二百人排着队，有些松散的排着队，但没有任何噪杂声，也没有互相大声交谈的情形，他们面容上有一种自信与清爽的神情，后来才知道，这些人是来求职的，他们或是大学毕业生，或是没有工作的中年人，当我们提出与他们合影留念时，他们并不介意，我们就站到他们中间，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他们的精神状态与国内青年相比，少了许多浮燥与骚动，他们更多的沉静与平和，当然与国内青年最大的不同，是没有看见一个人在不停在使用手机发短信，从精神深层次来讲，用手机频繁地发送短信其实是一种交流依赖症，必须通过不停在交流，来消解自己的焦虑与孤独感，而这正是内心空虚造成的。我真的看好这来一群印度新生代，不管他们从来什么职业，相信都会给印度带来清新之风与效率。

至于种姓制度，它似乎是安居印度人身心的一种格式化方式。因为天生为一个种姓，那么就不必要去做更多的追求与努力，我们知道印度的种姓制度与印度的历史一样漫长，最早的婆罗门教就有着极严格的等级制度，后来的印度教与之一样，将信众分为五个等级，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还有最低等级贱民，婆罗门是天然的贵族，掌握统治权，而刹帝利则是保卫力量，吠舍是工商阶层技术力量，首陀罗是农民工人，贱民则是苦力与无家可归的人们。中国人也有出身命定之说，就是算命先生所言，一个斤斗翻下地，八字命定了规，一个人生命的时间决定一个人的生命轨迹与贵贱。但中国人还是讲行成在人，通过科举或忠孝来改变人的身份地位，但在印度的种姓制度中，任何努力都是不可能的。这也使印度成为一个没有活力的国家，印度之所以不断成为外族统治对象征服对象，根本原因应该是宗教精神形成的。

由于几千年的种姓制度，使印度各阶层的人也安身立命，不再为此困扰，瓦拉纳西一所印度教大学教授沃玛说，低种姓的人并不介意自己身份，他们如果有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譬如做城市清洁工，他们也会为此自豪，因为自己有用于他人，并因此有自己收入。这与中国人提倡的职业无尊卑，品行有高下的道德诉求精神相近。

文章来源:「南方网」(2009年2月17日)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3-30 09:54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5-8 07:42 标题: 中国与印度：文化与人类学的视角(10)

中国与印度发展的问题与前景

主讲人：奎•朗格沃尔评议人：茅于轼刘小雪方晋

盛洪：今天是我们天则所双周论坛的382次，今天非常有幸请到了朗格沃尔博士，他是瑞典经济学院的教授。今天的题目是《中国与印度发展的问题与前景》，这是一个中国和印度进行对比的很好的话题。实际上这个话题激起了很多人的兴趣，近些年来也有很多不同角度的对中国和印度的比较。我们作为中国人，为中国的经济奇迹感到自豪。同时我们也要关注另外一个世界大国——印度。他们的发展模式跟中国不一样，但是他们也取得了成就。我们要关注他们跟我们有哪些不同，哪些地方我们需要学习，在跟印度的对比下，中国是否还有可以进行改进的空间，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

奎·朗格沃尔：

我在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任教，这是欧洲的一所著名大学。在2004年8月受林毅夫的邀请来到了北京大学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我本来打算在中国呆7个月，但是现在差不多五年了，我还在这里。我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宏观经济和发展。我的三个小男孩和我的妻子也都在北京。我的妻子现在在北外任教。

我和徐建勋教授受清华大学的邀请，参加了一次关于中国和印度的会议，在那个会议以后，我们开始思考中国和印度的最大区别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中国在减少贫困方面取得这么大的成就而印度在这方面进展不是很大？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并不能给出很满意的解释。所以我们开始着手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发现中国和印度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选择了两个非常不同的发展模式。我们去年去了印度，与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都有接触，并且去了印度的农村地区进行实地考察。我们回到北京以后开始撰写这本书，对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情况进行比较。这本书将于今年的六到七月出版，它的英文版将在九到十月份出版。

在座的很多人都比我更了解中国，我们都知道中国和印度同属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同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两国都在改革开放及与全球经济融合方面取得重大成就。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是：印度会赶上或超过中国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这本书回答这个问题，并且解释为什么。

什么是中国和印度关注的主要问题呢？在70年代时，这两个国家的情况很相似。这两个国家的居民的收入非常低，因此有很低的储蓄率，因此国内投资的可能性很小，这就意味着要产生新的就业机会很难。由于工作机会少，又反过来导致了低收入，所以整个国家就陷入这个循环当中。

问题是如何打破这个贫困循环？这也是中国与印度开始走向不同道路的开始。为了打破这个循环，中国决定实行开放政策以获得国际订单。因为国内投资的不足，中国采取了吸引外资的策略，这样中国还可以利用劳动力低廉的比较优势。我们都知道这样的政策的结果：外国投资者来到了中国，并且在这里建厂，新的就业机会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了工业生产中。因此居民的收入增加了，这样的变化逐渐地增加了中国的储蓄，进而进行投资，对中国的经济起了很大的作用。由此，中国便跳出了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贫困循环。

印度在一定程度上做了与中国相同的事，甚至在当时来看，比起中国，印度处在一个更有优势的地位上。它有着同样廉价的劳动力，但是印度的英语水平较高，金融系统也更加完善。印度决定更多地关注高技能的劳动力，更多地发展了IT服务业，这意味着大量的教育和技能水平较低的劳动力被忽略了。虽然印度IT产业的发展很成功，但是IT行业仅能雇佣1·6%的劳动力，大多数的家庭难以提高其收入。经过了15年的经济发展，印度的就业率反而更高了，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也表明了这一点。中国利用了自身的比较优势，在为低技能的劳动力制造劳动机会方面很成功。印度却没有做到这一点。这不是一个好的发展策略。这也正是印度今天的问题，印度必须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必须增加大多数家庭的收入。印度不仅选择了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而且选择了在国际市场上与主要发达国家竞争。中国则不然，中国选择了先发展低技术含量的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销售，并没有与发达国家竞争，经过多年的经济发展和学习，中国劳动生产率也得到了大幅地提高。对于今天的印度来说，要与中国在争取国际订单上竞争是非常困难的。

作者: NZWJ 时间: 2009-5-8 07:45 标题: 中国与印度发展的问题与前景(11)

从1978年至2006年的实际GDP的增长率来看，中国经济的波动较小，比较稳定。而印度的波动更大，这主要是因为印度把政策的重点放在了国际市场的竞争上，尤其是高科技产业，因此受国际商业周期的影响更大。

从两国GDP和对GDP的分解的数据中可以看出，两个国家的个人消费都是呈下降的趋势，而两国的投资都呈上升趋势。同时中国经济的波动在逐渐减小，印度的波动幅度有很明显的扩大趋势。

中印的发展模式是不一样的。中国采取了经济学家所认同的发展模式：首先发展农业，然后逐渐实现工业化，同时发展服务业，这样使人们的收入从贫困逐渐过渡到中等收入水平。工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但是在印度，服务行业则是印度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实际上，在印度，服务业占GDP的比例超过了50%。我们相信对于像印度这样存在着大量贫困人口的国家来说，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策略。同时非常重要的是，中国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均高于印度。同时中印两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生产率水平之间的对比也存在差异。在中国，制造业的生产率水平要远远高于服务业的生产率水平。这并不新鲜，因为中国逐渐从农业转向制造业，边干边学，制造业的生产率水平得到了巨大的提高。而在印度，服务业的生产率水平要远高于制造业的生产率水平。

这样的区别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中国各省单位产出的劳动投入（ULC）大幅下跌，而其生产率（ALP）增长则快于其工资增长（ALC）；印度大多数邦的单位产出劳动投入呈增长趋势，而其生产率增长则落后于其工资增长。对于印度来说，在制造业上，印度与中国进行竞争的能力正在下降——如果你的单位产出的劳动投入正在增加而你的竞争对手的单位产出的劳动投入正在减少的话。

所以印度到底应该如何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呢？我等一下会回到这个问题来。

如果我们来看一下基础设施的话，与中国相比，印度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这仍是其发展的主要约束。当我在印度的首都的时候，与很多印度的政府官员接触。官员开玩笑说他们不知道所谓的基础设施指的是什么。不管是机场、铁路、公路、建筑、电力，简直都是一团糟。当我回到北京的时候，好像跨越了上百年的时间。这两个国家在基础设施方面基本上就是无法比较的，当然我也知道在北京以外，在中国的很多边远的地区，基础设施也非常落后。我在印度的时候，曾经到过他们最发达的地区，并且参观那里的大学，那是在印度排名第六的大学。这所大学的条件非常差，当出租车司机把他们停在校门口的时候，我甚至怀疑是不是去错地方了，我无法辨认出这是一所大学。

那么相较于中国，印度有什么优势呢？印度的金融系统比中国完善，更加有效率，印度的平均的投资回报率5至6倍于中国的回报率。印度有一个比较健全的法律体制，法律程序合理。印度的政治制度与中国的也不一样，印度采用的是西方普遍认同的民主制度，这种民主制度是一种更稳定的制度。

在70年代的时候，中印两个国家有着相同的比较优势。这里还有部分国家在全球出口中所占比例的数据：15年以后，中国的出口占全球的比例为8%，每年创造了几百万个工作岗位，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印度的出口占全球的比例仅为1%。

所以，印度到底应该如何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呢？解决失业问题，创造就业机会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印度必须得到国际订单。国内的市场太小，印度必须利用国际市场，获得国际订单。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5-8 07:51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5-8 07:52 标题: 中国与印度发展的问题与前景(12)

虽然，最近很流行，但是认为印度会最终赶上并超越中国是一个轻率的预期。如果中国能够重组其扭曲的金融部门，中国就可以一直保持对印度的优势和经济增长。现在有着来自金融危机的压力，这需要中国逐渐实现产业的重组和升级，加快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发展步伐。同时，中国和印度可以达成某种合作，并将一些制造业向印度转移。去年在印度有一千四百万的人，离开城市，回到农村，降低生活的成本。这是逆经济发展的进程的。这也我的祖国瑞典不一样，在那里，人们能够得到很好的工作和很高的收入，所以他们会到乡村去享受大自然。印度则不一样，人们回到农村因为不能维持城市的较高的生活成本。这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

所以这是我们这本书的主要思路。我们在思考什么是发展经济学，它是怎么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它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以中国和印度为例子。实际上，发展经济学影响着一个国家的贫困问题。

我的书出版以后，我会拿一些给你们。我希望在座有研究中印对比的可以跟我一起讨论交流。非常谢谢。

盛洪：

非常感谢。这是一个很好的结论，是对中国的一个肯定——说印度离中国还是比较远。但是这也可能不是一个好的结论，中国人可能会因此放松，不再努力。当然，朗格沃尔博士后来也提到了，中国还要进行金融改革，这是很重要的。还有可能朗格沃尔博士对中国的危机了解得不太多，对中国过于乐观，其实中国正面临着一些新的危机。对于这个危机，中国人还是需要非常警惕的。

我们请了几位评论的专家：茅老师、刘小雪博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方晋博士——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现在请茅老师先做评论。

茅于轼：

我很欣赏你的报告，我也同意你的两个结论。

我在2005年和2007年两次去了印度，所以有机会直接看了一下印度的情况。就像你所说的，印度的基础设施非常糟糕，不是一般的糟糕，是糟糕到了极点。这使得整个社会的效率降低得非常厉害。在新德里的机场，我们用了50分钟等行李。在北京，5分钟、10分钟行李就到了。这不光是基础设施，整个社会组织都是这样的。你没有提到的另外一个不同就是印度的教育也非常糟糕。成群的小孩在马路上要饭，不上学，在农村也是这样，这种情况在中国是完全没有的。不管家里多穷，中国小孩都上学，不但要上小学，还要上中学，而且想尽一切办法让小孩上高中、上大学。小孩的教育是国家的未来，从这个方面来看，印度在10年、20年内不可能赶上中国，它的教育太落后了。而且基础设施也不是3、5年就能搞成功的，中国的基础设施也搞了15、16年了。

中国和印度还有一个重大区别，就是政治制度不同。政治不同导致了什么结果呢？我们都说民主政治好，但是印度“享受”了一切民主政治的坏处，而没有得到任何民主政治的好处。都说独裁坏，但是中国人，说老实话，享受了不少独裁的好处，当然也有独裁的坏处。印度的政治体系是非常腐败的，而且效率非常低，必须等上10年才能等到一个诉讼的结果。我们的司法不公正是存在的，但是速度是比较快的。在印度告一个状，要10年才知道结果，这样的司法也等于没有。英迪拉·甘地是被暗杀的，她的儿子拉吉夫·甘地也是被暗杀的，政治系统是这么的糟糕。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5-8 07:54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5-8 07:56 标题: 中国与印度发展的问题与前景(13)

中国有没有政治家被暗杀？中国没有的。有的独裁系统有暗杀，但是印度这个民主系统也有暗杀。而且印度还有很多老百姓之间的冲突，教派、宗教、民族的纠纷，每年都要死几万人。中国没有这样的问题。印度的腐败不光是法院，是整个系统的腐败，比中国也好不了多少。其实我们看印度，我们搞民主不能搞成这个样子。印度的政府非常软弱，为什么基础设施搞不起来？就是因为政府非常软弱。我们的政府非常强势，说要修一条路，说拆就拆，有抗议的，但是也是白抗议。但是我们的基础设施确实搞起来了。

再有一个就是印度的文化太保守了，比如说印度到现在还没有超级市场，这是无法想象的。中国里的小城市里的一个小铺就是超级市场。其实超级市场是一个特别好的发明，它有什么好处？它没有讨价还价的。小铺是人对人，在超级市场里就不是对人了，是对着商标，对着价钱。说买就买了，没有讨价还价，这就消除了人上当受骗的心理。你别看这个小小的超市，好像是一个很普通的东西，但是它大大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印度的文化特别落后。

不过我也同意印度的金融业比中国强多了。印度的服务业占了GDP的一半，我们只占40%，中国的金融业相当得糟糕。

有一点，我跟你的结论有所不同：你认为中国为了打破贫困循环，必须参与国际市场，靠国际贸易。但是我认为不是这样的，主要还是要靠国内贸易。到了2000年以后，我们开始有了比较快的国际贸易发展。因为在加入世贸的时候，我们的外汇储备只有几百亿。现在是两万亿，几百亿对两万亿，是增加了一百倍。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是在加入世贸以后，在2000年以后。我们是怎么打破恶性循环的？靠的就是自由交换。我们每个老百姓都得赚钱，怎么赚？就是靠交换。现在我有一个很新的看法：一个社会的发展是赚钱，是社会财富的产生，而不是搞高科技。高科技对经济好不好，要看能不能赚钱。如果搞高科技要赔钱，高科技不但没有好处，只有坏处。马路上摆的小摊，赚不赚钱？它赚钱，它赚的钱跟高科技赚的钱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中国的改革开放三十年，财富增加那么多，不是靠一个外贸，也不是靠什么劳动密集型，就是靠交换，国内交换和国外交换，任何一个交换都产生财富。我在印度看风景点，我想买一瓶矿泉水，但是没有，要跑到五十米之外，才能买到矿泉水。但是你看北京也好，长城也好，无数的小摊，卖什么的都有。在印度，所有的创造财富的机会都没了。而我们把一切创造财富的机会都开发起来，我就回想我们解放之后，搞工业化。为了搞工业化，农民的生活很苦，工人的生活很苦，搞积累，结果没搞成。我们最后改革，没有什么工业化，就是自由交换。财富就出来了，工业化也完成了，我们现在的钢产量达到4亿吨。我跟你的解释是相当不同。我觉得在中国，为了打破贫困循环，我们发展了各种形式的交换，不仅仅是国外贸易，更重要的是国内交换的发展，这才是关键。

这就是我的评论。

奎·朗格沃尔：

印度50%的人口的年龄在30岁以下，这些人大部分都没有工作，而这些人会通过媒体、电视等与中国人进行比较，因为在这些媒体上可以看到中国年轻的一代是怎么生活的，这样的比较以后会使他们有相同的要求，要求与中国有相同的生活水平。这样就对印度的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印度政府必须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满足这一代人的要求。

刘小雪：

大致我都同意你的观点，就是最后的结论有一点不同。

我先补充两点。在做中印比较的时候，有一点大家必须特别清楚地就是中印不仅政治体制不一样，而且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也不一样。这点特别重要。中国政府在经济中是leading role, direct China to the export-oriented economy·但是印度而不一样，政府是responding, someone posts the question and the government respond to it·对于印度来说，为什么制造业没有发展起来？为什么选择发展高科技？政府不是intentionally choose this way。我们知道制造业需要的是基础设施，国家没有实力大规模地改善基础设施时，像SEZ, Special Economic Zone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国家没有实力提供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所以你必须choose some place。但是SEZ在中国和印度的发展就特别不同，中国的SEZ发展得很快，中国政府圈地就能发展起来，但是印度SEZ就发展不起来，基础设施就很难大规模建立起来，很难有大规模的利益集团要求政府做什么。

作者: NZWJ 时间: 2009-5-8 07:57 标题: 中国与印度发展的问题与前景(14)

在印度开放以后，随着PC的发展，正好有一个大的市场出现。而欧美的供应商不能满足这样的需求，印度很快就找到这样的新的突破口，能够利用它的优势。在这个产业发展之后，才相应地要求政府提供各种各样的支持，包括放松对计算机进口的限制，建立高科技园区，提供卫星网络服务，这个时候政府才做出respond。中国的学者老问原来亚行印度的顾问说，印度政府给高科技产业什么样的优惠政策？政府是怎么扶持高科技产业发展起来的？他就说没有，什么都没有，包括印度产业界的人也说没有任何政策，但是中国的学者就不相信，认为一定有政府政策的扶持，才能发展起来。我们自己的这个思维就体现了在中国，政府政策特别重要，政府是经济中首要的经济player。但是在印度是不一样的。我们说印度的发展模式的时候，要考虑这是不是一种模式？因为我们说模式的时候，一般是主动选择的结果，但是印度不是主动选择的结果，是它走上这条路以后发现这条路不合适，高科技产业不能解决就业问题。所以在曼莫汉·辛格上台之后也提出要重新发展制造业，重新走工业化得道路。但是这样还是有困难，因为还是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印度的productivity比中国低，因为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不仅包括劳动者自身的素质，还有一方面就是equipment level，这些包括在基础设施里面，电力供应等印度都跟不上，这就是为什么劳动生产率低于中国的原因。世行也做过一个比较，印度纺织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不到中国的30%，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电力供应和交通设施保证不了，所以印度平均的劳动生产率低于中国。实际上，基础设施是一个大的瓶颈。基础设施问题又回到了政府的作用，政府在提供public goods时候作用是非常大的。印度政府想尽办法改善这个方面，但是财政能力不足。现在印度希望通过引入私人力量利用BOT提供public goods，但是私人力量在这一方面是有限的，而且需要有很多政策跟上，在这一方面印度也做不好。在基础设施不能解决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没办法大幅度提高。由于印度市场的开放，导致了国内和国外的价格接轨，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和日常消费水平在很快地上升，但是劳动生产率跟不上。

现在说第二点，印度经济波动的原因在哪？为什么印度开放以后经济波动更强？我们一直在做印度经济的研究。在本世纪初或者说2005年之前，印度经济波动最主要是与农业有关，农业的大小年特别明显。农业波动的时候，整个经济就跟着波动。农业两三年就有小年，农业收入大幅度下降，整个经济就下降。为什么现在印度的波动更强了呢？因为还加入了国际的因素，在国内农业对经济的影响还很大的情况下，又加入了国际因素，会扩大它的波幅。我是这样的考虑，但是在这方面没有做具体的量化分析。它的波动与开放有关系，和国内更有关系，特别是农业。

第三点是中印前景，我没有您那么乐观。当然说印度超越中国这个说法本身也很玄，怎么超越？究竟是增长率超越，还是人均超越超越？如果是增长率的话，中国早就超过美国了。但是从人们收入来看，当然还要很长的过程。为什么我不乐观呢？因为现在印度的改革已经到了一定阶段，大家都知道要发展制造业，要开放，印度就朝这个方向走，keep doing。但是对于中国来说，we are standing at a turning point，要转型是更难的。制造业已经占到50%以上，全球市场已经很大了，所以要继续增长很难了。国内还面临着那么多环境问题。中国发展20年以后，出现了很多政治上的问题，是一个大的转变在等着你。要说挑战的话，谁的挑战更大呢？实际上中国面临的挑战更大。中国面对的是big change，但是印度只要是keep doing。我觉得印度更乐观，会发展，而且发展很快，加速发展。但是中国在保持30年的高增长以后，本身就有理由让你怀疑下面该怎么走。

奎·朗格沃尔：

我很了解中国人，但是对keep going 的说法，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生产率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在印度的出租车司机，他们每天必须赚200卢比。100卢比养家，另外100卢比维持车的运行。如果有一个外国人给了他400卢比，如果是在北京，这个司机还是会继续工作，一天可能赚上千。但是在印度，那个司机会觉得已经赚了400卢比了，所以可以回家睡觉了。我觉得一个国家的文化业非常重要。

刘小雪：

我更愿意相信是制度，而不是文化，对经济非常重要。比如说印度人在美国和在印度，同样是印度人，都有印度文化，但是在美国，他就懂得抓住一切机会。我们这次在印度访问的时候，接待我们的印度司机也是来自印度农村，他就利用一切机会赚钱，甚至cheat us。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5-8 08:05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5-8 08:00 标题: 中国与印度发展的问题与前景(15)

方晋：

2003年7月哈佛教授Tarun Khanna和黄亚生在美国的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杂志《外交政策》发表了一片文章，提出印度会超过中国。这篇文章引发了后来几年的辩论。他们最根本的观点就是印度的发展模式比中国好，印度的制度比中国优越。他们也承认两国未来发展都面临着问题，但是他们认为中国面临的问题比较难以克服，印度面临的问题比较容易。所以他们的结论就是印度是能够超过中国的。这篇文章的时机特别好，正好在2003年的时候中国的SARS刚刚结束，不管是中国国内还是国外，对中国的发展和稳定性都产生了怀疑。在2003年的第三季度，印度GDP的增长率是9·1%，是它的历史最高水平，正好超过了中国当时的GDP增长率。所以当时印度感觉也非常好，这篇文章又出来了，在学术界引起了激烈的讨论。

这篇文章出来以后，西方和印度的分析人士基本上是同意它的分析逻辑，也同意这个结论。我为什么对这件事记得比较清楚呢？因为我在2004年初的时候，刚好写了一篇文章反驳它，我既不同意印度的发展模式比中国好，特别是印度对竞争和开放的保守态度。我也不认为印度比起中国具有制度优势。刚才不管是朗格沃尔博士，还是刘博士，都谈到了很多关于制度的具体比较。当时我是从一些国际组织上查了很多数据。有一些国际组织对所谓的制度也做了打分的比较，比如说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印度和中国基本上是相当的；而世界银行发布的政治稳定性，中国是优于印度的；政府效率中国也是优于印度的；法制水平中国略低于印度；国际透明组织每年发布的腐败指数，印度是不如中国的，而且长期不如中国；唯一一个比较理想的是美国有名的NGO“自由之家”的发表的政治自由指数，印度要远远好于中国。所以至多也是说，中印之间的制度是各有千秋的。

印度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官僚化和腐败问题，这两个问题对经济增长是非常不利的。中国面临的挑战确实是很严峻的，但是中国的成功之处就是中国一直在改革，一直不断地去面对和克服这些挑战。中国的成绩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成功的。5年前，我的预测是即使中国会遇到各种挑战，但是中国会逐渐把这些问题克服，包括金融行业改革。印度的问题，说句实在话，可能更多的是制度性的、内生性的，并不容易克服。比如说它的宗教和族群之间的冲突，现在增加的恐怖主义。还有就是印度的基础设施不好，但是为什么印度的基础设施不好？难道印度政府不知道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吗？是不是因为它的政治体制，官僚制度和决策机制导致它的基础设施发展缓慢？我当时还做了一下计算。即使在一些非常乐观的假设下，印度名义GDP要超过中国也要60年。到时候，中国早就实现工业化了，超不超过的意义不是很大。

过去5年的发展进一步证明了这个观点，因为中国在过去5年又进入了一个高速的发展期，印度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但没有减小，实际上是在扩大。过去几年的发展，也从另一个角度把这场辩论的误区暴露了出来，比如说印度可以跳跃工业化来实现现代化。现在基本上没有人，包括印度自己的人，也没有人再这么讲了。印度需要一个很强的制造业，才能使大量的贫困人口走出贫困。这个问题刚才谈的比较多了，我就不说了。

我觉得其实印度在1991年改革以后发展得很好，而且我也相信这样下去，印度将来也会实现特别好的发展，在这个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这是印度人一直梦寐以求的。为了成功，印度根本不需要超越中国。老想赶超别人，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好的成果，像中国当年的大跃进一样。

奎·朗格沃尔：

是的，印度发展的主要问题还是就业问题，它需要帮助人们找到工作，不管用的是哪种经济发展策略。中国现在的一个问题也是中国需要一个非常高的增长率来产生足够多的就业机会。我们比较容易得到一个较好的GDP，只要增加投资就可以了，投资是GDP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投资于基础设施是否能够增加就业就会就是一个问题了。所以我也同意，我们不应该过多地关注增长率和国家为了保证高增长率能够做什么。最有效也是最简单的就是人们需要工作。否则，人们还是非常贫困。我们从中国的现实中知道中国，即使是在今天，也能产生做够多的就业岗位，推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经济也向高效率部门的推进。但是在印度却不然。中国和印度各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比如说印度的宗教问题可能会制约经济的发展，而中国可能存在改革的问题。不管中国还是印度，主要的还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只有这样以后，我们才能再去讨论政治体制、政治自由等问题。就业是最基础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是很成功的。

听众：

我的问题很简单，在座的老师都提到了制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朗格沃尔博士比较没有具体地提到制度的影响，当然也认同了制度的作用，但是博士更多地强调的是就业机会的增加。除了制度因素以外，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增加就业机会？

奎·朗格沃尔：

我在书中是没有很多地讨论到制度因素，我们更多地关注用什么发展的学说可以解释中印之间的区别。当然制度是增加就业机会的一个必要因素。法律体制、金融体制、社保体制、市场自由度、产权保护这些对创造就业机会都非常重要。我们在谈及经济的长期增长时不可能不谈到制度。制度是一个很宽的概念。教育也非常重要。重要的不是受教育的年数，怎样的教育才是最合适的呢？我们必须考虑这个问题，考虑它对经济的影响。在1986年我读高中的时候，人们不需要上大学也能获得很好的工作，你工作的时候会得到一些基本的培训。但是现在为了得到同样的工作，你必须在大学花费四到五年。所以我们必须考虑教育在经济发展中到底起着怎样的作用。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5-8 08:12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5-8 08:17 标题: 中国与印度发展的问题与前景(16)

听众：

我有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我刚才听到说印度的金融系统要比中国要好。但是按我的理解，金融是在实体经济的基础发展起来的，为什么印度的第二产业没有那么发达而更多的是服务业？当然服务业更多的可能是借助它的语言优势，更多地做一些外包或者IT产业。但是金融业是基于什么来发展使它很发达，超过中国的？背后有什么原因吗？

奎·朗格沃尔：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并不同意只有在8%-10%的增长率下才能有一个很好的金融系统。印度的金融系统为什么比中国的有效率呢？中国的国有银行的效率在过去十年中大大的降低了，即使这些银行实现了IPO。部分的原因在于银行的结构问题。印度的银行没有来自政府的支持。这两个国家银行的风险管理是非常不同的。印度的银行在管理上更有压力，特别是风险管理。这与经济的增长是1%还是10%没有多大的关系。我们常常提到中国银行的低效率，同时还说中国的银行非常稳健。这是因为他们有政府的支持。即使所有银行的资本金被消耗了，中国的政府和中央银行还是有能力维持银行的稳健性，通过剥离不良资产维持资本金率。这样的银行在其他任何国家都只能是破产清算。从这个方面来看，中国的银行系统非常的稳健。更不用说，中国银行和印度银行的盈利形式也非常不同。在中国，银行通过短期的负债（存款）和长期的资产（贷款）获得盈利，依靠利差。在印度、欧洲、美国等其他国家，银行的收入主要是手续费收入，而不是存贷款利差。所以这是很难比较的。我们必须考虑组织结构、银行所处的大环境和制度等。

盛洪：

我补充两句。对于基本的结论，我是很赞成的。只是结论太简单，还可以进一步讨论。

第一点，我觉得可能还得再有更细致的比较，因为仅用GDP和基础设施来比较的话，还是有很多欠缺的。GDP和基础设施只是财富和效用的一部分，而且这都是能看得见的，还有大量看不见的。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需要注意。中国的基础设施之所以发展得比较快是因为中国政府能够用强力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以很低的价格获得土地，农民的效用是遭受到损失了。但我们一般看不见。这是需要注意的。

第二点，中国和印度之间互动的关系也是需要注意。为什么中国更多地依靠了国际市场，而印度没有像中国那么多呢？我想有可能存在中国和印度的竞争问题。并不是印度不想做出口，而是在跟中国的竞争中，中国更有效率。

第三点，不仅要比较中国和印度的劳动力成本，还要比较中国和印度的劳动力质量。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中国的劳动力是成本低、高质量的劳动力。这是要注意的。

第四点，我还是比较同意茅老师所说的，其实中国的发展不仅是依靠了国际市场，而且还依靠国内市场。国内市场怎么从无到有？是有一个市场化改革的。在原来的计划经济中，就是没有市场的。一旦进行市场化改革，市场就出现了。当然我认为更全面地说，中国国内市场的改革和走向国际市场，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第五点，我想评论的是为什么印度没有发展起来像中国这样的市场体系？第一个原因，我在想可能和民主制度有关。我们一直认为自由和民主是连着的，它们是有关系，但是有时候它们是互相冲突的，这是需要非常注意的。有时民主可能会导致对经济自由的限制，因为议会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对经济权利的管制，限制了自由，并不是鼓励自由的。中国享有更多的自由，更少的民主，但是印度有更多的民主和更少的自由。第二个原因可能跟文化有关系，中国文化是一种有市场经济传统的文化，我不知道印度的文化是不是有市场经济传统。我猜想是这两个理由，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结果。

最后我还是想说，分析中国和印度还是要看现在的情况。我认为现在中国的情况并不是很乐观。因为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今天，对中国的政治结构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经济改革所带来的市场发展和巨大财富形成了很多巨大的垄断利益集团。而这些垄断利益集团深深地渗透到了中国的政治结构中，影响到了中国的政治决策。而这些政治决策导致的结果是限制经济自由。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现象都是逆改革潮流而动的，包括这次的医改方案。很惊讶居然能够这样全面的宣布说我们的医疗是公共物品。还有很多，比如中石油、中石化在光天化日之下就能做一些蛮不讲理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中国是不容乐观的。

奎·朗格沃尔：

非常感谢这些评论和问题。

我们在比较两个国家时必须考虑很多方面的问题。如果把所有的指标都考虑进去，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限制分析的范围。

今天听到了很多评论，我会尽量在将出版的书中考虑进去。有一些能够编入到现在的框架里的，我会编进去。其他的会在以后的研究中有所体现。我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我也学到了很多。

盛洪：

非常感谢朗格沃尔博士为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演讲，让大家有很多的讨论。也谢谢大家的评议和讨论。

资料来源:「天则经济研究所·双周论坛」(2009年4月10日)

作者: NZWJ 时间: 2009-5-29 07:03 标题: 中国与印度：文化与人类学的视角(17)

印度落后的真正原因

作者：秦晖

尽管长时段中印度的落后有文化方面的因素，但是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印度落后于中国的差距拉大了。可见就制度方面而论，印度经济中的积弊也的确甚多，这也是包括多数印度学者在内的学界公论。当然，对于积弊何在，国外的主流看法却可能与国内的官式说法相反。独立后的印度长期实行所谓“尼赫鲁式社会主义”，前苏联一直把她定义为“已经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加之该国实行联邦制，各邦各自选出的政府有左有右，拥有相当大的自治功能，选择的发展模式也差异很大。像喀拉拉邦、西孟加拉邦等地长期是共产党执政，就更难说是“资本主义”了。

一般地讲，印度的“社会主义”也属于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但是与瑞典式的“福利国家”不同，后者以二次分配为特色，主要以高税收高福利从私人经济中抽取资源，以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国家直接经营企业不是它的基本特征。而印度的“尼赫鲁社会主义”政治上学英国搞宪政民主，经济上却不是学瑞典，而主要是学苏联办国营企业。

原来印度的“国父”圣雄甘地虽然因主张宗教宽容而被印度教极端分子杀害，但他的经济主张却是极有印度传统特色的：主张回归自然，耕织立国，反对工业化，也对建立“现代强国”没有多少兴趣。但他秉性宽容，默许其门徒尼赫鲁另搞一套。而尼赫鲁是个工业化迷，一心要通过国家集中投资来赶超发达国家，把印度变成工业化强国。尼赫鲁和英迪拉·甘地父女两代（连同几位过渡总理）执政37年，一直以“五年计划”的方式搞经济。而且好搞大型企业。因此印度经济的产业集中程度相当高，很多基础工业部门的生产集中于若干大型国营公司。当然，作为宪政国家印度没有没收私人资本，私营工业一直存在并且有一定发展空间。但各基础工业部门都是以国营占优势的。例如钢铁工业，独立以前只有私营的塔塔钢铁厂，后来连续建起波卡罗、比莱、维萨卡帕特南、鲁尔克拉等六大国营钢铁公司，控制了90％以上的钢铁生产。其中最大的波卡罗、比莱等厂都是苏联援建、按苏联的“马钢宪法”模式管理的。然而有趣的是，虽然大钢厂中硕果仅存的私营公司塔塔集团厂龄最老（1907年建），设备相对陈旧，产量在全印总产中也只是一个零头了，但它一直是印度钢铁业中“管理得最好的企业”，其效益比那些国营巨无霸都强，工人工资也更高。

因此印度的“社会主义”不仅如瑞典那样具有分配意义，也如苏联那样具有生产意义。就整个联邦范围而言，在90年代以前印度政治上固然是近似于西方的宪政民主，经济上却更多地搞命令经济。国有企业比重之大、市场管制程度之严、外贸保护手段之多都相当突出。印度如今也在搞经济体制改革，努力革除旧弊，实行市场化与开放式竞争，但其进展还不如我们。

当然，如今印度的市场化程度不如中国，但比起改革前的中国连农民养鸡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农民兴办集体企业也被说成是“集体资本主义”的那个时代，印度再怎么搞“尼赫鲁社会主义”，其市场空间与经济人的活力还是要大得多。为什么当时的中国官方仍然能够以印度为垫背的来进行“比较”呢？尽管如前所述，那时的中国经济是否真的比印度好，实在大可怀疑，但是无论如何，印度经济那时也并没有明显胜过中国，至少不像亚洲小龙以至巴西、墨西哥等国家当时那样，其繁荣与中国的凋敝形成那么鲜明的对比，否则当时的中国官方也不会老拿印度做“比较”的垫背了。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5-29 07:09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5-29 07:17 标题: 印度落后的真正原因(18)

其实80年代初中国经济改革政策部门一个代表团对印度进行访问考查后有个内部报告，其中的基本结论是：印度的私营企业比我们中国的企业搞得好，但是他们的国营企业比我们的搞得差。这个说法很耐人寻味。

大家知道，80年代初中国的工业正处于“乔厂长上任”时代，那时工业还是国营的一统天下，私有化还没有起步，但是文革的大轰大嗡已经结束，“修正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市场社会主义”，就是当时苏联的那一套）上了台，实行了或者说恢复了苏式的“劳动纪律加经济核算”企业管理制度。而这样的国企尽管不如印度的私企（实际上也就是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但却比印度的国企强——实际上也就是苏式的国企比“民主社会主义”的国企强。由于当时印度的私营工业比重不大，所以印度的国企比中国的国企搞得差，就成了问题的主要方面。

“民主社会主义”至今仍然是既反对苏联模式又不赞成资本主义的许多好心人向往的东西，说它还不如苏式企业可能是一个煞风景的观点。其实笔者对民主社会主义的人道理想也是心向往之，但是如果把人道、平等这类价值判断放下而仅就企业管理而论，“民主的国营企业”在效率上的确是经常既不如私营企业，也不如“专制的国营企业”。

仔细想想，这道理其实并不复杂：企业不管国营私营，它的运转要能够理性化，就必须有某种约束机制，即科尔奈所说的“预算硬约束”。在契约式的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方与劳方是利益有别的主雇关系，双方通过博弈而形成一种约束机制：资方不会贪污（企业是自己的，他贪污谁？）而工人不会“偷懒”。在“专制的国营企业”中，管理者与劳方不是主雇关系而是“主奴关系”，前者只对上而不对下负责，虽无积累激励，却有升迁激励，也可能从严治厂而实现理性管理。在产权明晰的全员股份制企业中，经理与工人除了主雇关系外作为股东还共同对企业负资产责任，约束机制更是双重的了。然而在“民主的国营企业”中，管理人与工人既非主雇关系也非主奴关系同时又无资产责任，理性约束机制因此很难建立。相反却容易出现不顾企业利益的双方“共谋”。管理者既不像资方那样把企业作为自己的产业来用心打理，又不能追求升迁而无视工会与“工人民主”的意向扮演技术官僚的理性专制角色，于是短期行为、“内部人控制”、经理“讨好”工人、双方都吃企业坑国家之类的积弊便难以避免。

实际上，这也是西方民主国家“国企病”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工业文明的高度发达形成的许多行为规范使这些国家的国企病不像“印度病”那样严重。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何以中东欧转轨国家在民主化以后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执政，尽快完成国营企业私有化都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因为他们不像中国，可以靠温铁军先生所说的“奴工制优势”来使国营企业虽不景气但还能半死不活地维持。东欧民主化之后的国营企业，科尔奈所说的那种“预算软约束”危机往往会比专制的旧体制下更加严重。即使在转轨前，相对而言专制比较宽松的波兰，其国营企业状况也明显不如昂纳克统治下更为专制的东德，尽管波兰的经济学在东欧是水平最高的。实际上，中国文革时代的企业管理混乱也有类似原因：尽管文革既非宪政民主更不是“经济民主”，宪政国家“民主的好处”根本无从谈起，但是“民主的坏处”，或者用学者的行话说，“过度参与造成的交易费用剧增”却毁了企业，大轰大嗡之下正常的企业管理无法进行，规章制度都成了“管卡压”而被废除，其后果是众所周知的。

作者: NZWJ 时间: 2009-5-29 07:21 标题: 印度落后的真正原因(19)

东欧民主化之后，这些国家的国营企业，尤其是大型国企，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工会势力强大、经理权力削弱、企业管理困难、财政状况恶化等问题。面对这种情况，即便你在理论上如何反对“休克疗法”，赞成“渐进改革”，在实践中也往往不由自主地希望快刀斩乱麻地解决私有化问题。而的确，像波兰这样的国家，在私营企业里工会漫天要价的情况就大为减少，甚至许多企业在私有化之后，工会运动竟然被主雇关系中个人化理性化的讨价还价所取代，出现“工会消亡”现象。团结工会这样共产党当年严厉镇压都未能摧垮的力量，一旦上台掌权就气数已尽，很快走向瓦解，在经济转轨进行到如今后已经没有多大影响了。

事实上印度（在更大程度上还有孟加拉）如今还是工会、农会乃至形形色色的公民维权组织极为活跃的民主社会。我们这次盛会也充分体现了这个国家里“公民社会”力量的强大。印、孟如今吸引外资都不容易，虽然他们的劳动力不可谓不廉价（据了解，在浦那这个地方，印度最好的私营企业塔塔公司汽车装配线上的的工人平均月薪为270美元，而浦那普通劳工的月薪更仅有45美元左右——至少今天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已经比他们高。但是印孟的工会农会可是不大好对付的，“便宜但不听话”的劳动力未必能使外资感兴趣。相比之下，中国没有真正的工会，政府，地方政府眼里除了上司就只有老板，工人的服帖天下无双，天下哪里有这么好的“投资环境”啊！

因此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人道理想虽然仍会有生命力，但在没有更可行的制度安排的情况下，“专制社会主义”、民主资本主义，甚至专制资本主义的“可行性”都比她要大。自1947年独立以来就确立了宪政民主制度的印度当然不可能转向专制社会主义或者专制资本主义，因此从民主社会主义转向民主资本主义大概就成了她唯一的选择。但是民主制的悖论就在于：虽然“民主制下的国营企业”比专制奴工制下的国营企业更加急需改革（仅就经济效益而言），可是偏偏它也最难改革。因为“民主分家”的讨价还价多，“交易成本”要比强权之下的“掌勺者私占大饭锅”式的改革大。专制国家可以驾轻就熟地把“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变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它昨天可以运用强权不受制约地化公为私，今天就可以同样运用这个条件不受制约地化私为公。它可以把工人说撵走就撵走，土地说圈占就圈占，公产说给谁就给谁，民主国家可没这么容易。

东欧转轨之难是如此，印度从“民主社会主义”向民主资本主义转轨也是这样。印度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说说也有多年，真正起步是在80年代末的拉·甘地时代，而最近十年才真正出现实质性突破。虽说比中国改革晚，然而印度“尼赫鲁社会主义”旧体制中保留的市场成分本来也比改革前中国的毛泽东式社会主义要多，改革基础还是有的。但这种改革不仅要面对印度传统中前述的一些惯性阻力，更要经过社会各阶层各利益群体的反复谈判，因而难免举步维艰。就在前年（2002年）4月，以孟买为中心就曾发生全印一千万工人反对经济改革（主要是抗议“减员增效”和拍卖国企）的大罢工。

当然民主国家“吵吵嚷嚷分家难”既是一种难以避免的制度宿命，但同时也并非没有积极意义。充分的讨价还价虽然不是“公平分家”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即便在谈判实力与信息收集双重不对称的局限下最后的博弈结果并非“实质公平”，但是充分的博弈权利体现的形式公平仍然是转轨后形成的产权结构具有公信力和道义合法性的基础。而缺乏这种公信力的“掌勺者私占大饭锅”虽然在强权与黑箱作用下可以较快完成原始积累，然而道义合法性的缺失将妨碍其进入正常的交易与配置机制，而一旦强权动摇、黑箱打破，这样的原始积累很容易引发清算情绪乃至引起社会动荡，那时“制度变迁的总体成本”恐怕就不会比民主转型更小了。

而民主转型虽然在一个时期需要付出较多的“交易成本”，但转轨结果的公信力会使它具有较好的后势。就印度而论，其经济改革前期由于交易成本的增加并未很快表现出推动增长的效果。但是从前年起，印度经济已经开始明显加速，去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超过8%，股市市值增长七成，出口、投资、消费都出现强劲增长。许多观察家认为印度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景乐观。

文章出处:「光明网」(2006年10月8日)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5-29 07:25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5-29 08:27 标题: 印度民主：一个成功范例(20)

印度民主：一个成功范例

作者:程华

对印度民主制度的褒奖并不意味着否定这个国家存在的问题。虽然自1991年拉奥改革以来，印度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但它无疑还有很高的贫困率、文盲率和营养不良。但民主制度在赋予政府合法性、维护国家稳定和消除饥荒方面功不可没。从2009年4月16日到5月13日，印度进行了第15届人民院选举。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资料，有7.14亿选民参加了本次大选，仅工作人员就超过600万，投票站达828804个，竞选政党有上千个，候选人4000多名，耗资超过1000亿卢比（约合25亿美元）。虽然这样的选举显性成本无疑较高，但它给予中央政府以极大的合法性，也再次证明在人口众多的大国同样能够实现普选。

　　据美国国会图书馆资料，印度是除非洲以外文化、语言和种族最为多元化的地理实体，印度的民主制度给予这些多样化的人群参与的权利，无疑对这个国家独立五十年来的统一和稳定起了重大作用。据2009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网站数据，印度的主体民族印度斯坦族也不过占总人口的46.3%，很多邦和地区的主体民族都不是印度斯坦族。虽然印度教教徒占总人口82%，但这个国家自古代以来就是宗教冲突很频繁的国家。另外，除了印地语和英语以外，印度宪法还认可21种其他语言。由此可见，无论经济增长或者其他领域的绩效表现如何，印度民主制度的贡献都是不可低估的。

　　当然应该指出的是，印度的民主制度既是英国人留下的遗产，同时也是印度的传统所致。直到英国殖民以前，印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个地理概念，虽然印度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相对强大的王朝，但邦国和村社一直保持着高度自治，中央政府也几乎从未将辖区扩展到印度半岛南部和部分沿海地区。

　　印度独立后的数十年间经济发展绩效不佳，常常被作为批判印度民主的一个靶子。但正如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巴罗（Robert Barro)所指出的，民主制度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民主国家一般也不会太贫穷，两者之间表现出一种抛物线关系。但研究也发现，经济发达的国家一般都是民主国家，经济自由的扩展与经济增长也是正相关的。因此，印度独立后的经济相对停滞的原因应该从其他方面上找。

　　印度裔经济学家拉尔（Deepak Lal）在《印度均衡》一书中以充分证据表明，印度独立后经济停滞是因为贸易保护和内向型、越来越低效和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化所致。这一方面源自英国人的遗产，另一方面也是印度民族主义和苏联的影响导致。19世纪末以来，银对黄金比价的下跌以及外汇市场的不稳定导致银币卢比对金本位的英镑贬值，印度殖民政府面临着严重的兑换问题。直接增加税收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这样有导致政治骚乱的危险。因此放弃银本位、将关税作为增加收入的来源被认为是最佳策略，这样也赢得了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支持。

　　印度独立后，印度的国父甘地和尼赫鲁的理念左右着国家的整体进程。甘地曾担心印度的产业在印度独立斗争过程中会被英国的产业所支配，尼赫鲁则欲借苏联模式来追求经济发展，所以长期以来印度一直都在推行自给经济及进口代替产业战略。由于印度本土市场购买力不足，又没有利用西方市场，所以印度没能像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一样赢得经济高增长，也没有能增加农业外就业。经济学早已证明，贸易保护只能令被保护产业长不大，事实上，在19世纪自由贸易时期，作为当时主要工业的印度棉纺织业在经历初步冲击后就已经做出有力回应，印度当时也是除日本外亚洲发展最快的国家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5-29 08:31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5-29 08:33 标题: 印度民主：一个成功范例(21)

　印度经济改革后的高增长证明了以上理论的正确性。随着20世纪80年代断断续续和局部经济自由化的开始，印度趋势增长率上升到了5.5%。1991年拉吉夫·甘地被刺杀后，纳拉辛哈·拉奥执掌了政权，他启用了现任总理曼莫汉·辛格等一批经济学家，放弃工业计划并实现经济局部开放，此后十年印度趋势增长率上升到6.6%。

　　不错，印度可能还是个贫穷的国家，但令人吃惊的是，它自独立以来从未发生大饥荒。与此相比，俄国1920年代和1930年代和中国1960年代的不幸令人深思。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森(Amartya Sen)在《贫困与饥荒》中道出了原因。饥荒的发生主要并不是因为人均粮食产量的减少，而在于最贫困人口交换权利的丧失，以及缺乏有效的信息传递机制使得及时援助变得不可能。“事实是显着的：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而又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世界之大，概莫能外。”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暴露出印度的贫困和种族冲突，当然值得人们警醒，它的制度的可贵也部分在于不利信息的有效传递。但是在很多专制国家又何尝没有相似的甚至更严重的问题，只是后者的新闻记者和文艺工作者连反映这类现实的权利都没有。

　　当然，印度有它自身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种姓制度。拉尔就指出，古代印度并不是个人口过多的国家，在这么大的一个次大陆上两千年来一直维持着1亿人口，种姓制度正是控制劳动力的一个制度。它在过去的合理性体现在维持了一个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印度1750年人均收入大概与1960年类似，约相当于1965年价格的150美元。这种情况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没有被其他国家超越，不过用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一水平是停滞的甚至是很低的。随着印度人口大幅增加和工业化加速，种姓制度维持的“印度均衡”的确正在打破。

　　印度的家族政治正是种姓制度的体现。印度独立62年来，有52年是由国大党执政，52年中又有41年是由同一家族统治。这是因为在农村人口占据多数的印度，种姓势力依然很大，很多人都习惯于按照政党和种姓而不是政策取向来投票。但要注意的是，衡量民主政治必须要看它是不是实行竞争性的政党制度。不错，印度国大党执政时期是很长，但在普选制度下，如果没有足够的选民支持它也照样得下台，印度人民党的崛起和执政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正因为有这种机制的制约，无论是哪个党或者哪个领导人上台，印度都没有出现特别大的动荡或人为灾难。随着印度的城市化和居民受教育水平提高，印度的家族政治的确正在消失。拉胡尔·甘地清楚地知道，家族政治走向没落，这也是政治现代化必然规律，尼赫鲁－甘地王朝亦难例外。他认为一个现代政党的关键应是“不管谁是你的母亲或者谁是你的父亲，而要看你在该地区有多少支持者。”国大党内部的民主化亦是大势所趋。

　　印度如今已经走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与中国快速上升的老年人比重不同，印度的年轻人比重正在不断增大，这与它的制度一道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最有价值的资源。印度总理辛格在G20峰会上谈到：“从长远来看，我更看好印度作为一个正常运转的民主国家对法治的承诺。我们的体制行动缓慢，但我相信决定一旦做出，便能更加持久。”

资料出处：「路透中文网」(2009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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