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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有关中国企业家的伦理 [打印本页]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3-16 11:04 标题: 有关中国企业家的伦理

圣严法师是当代佛学理论大师，其开示说法以幽默风趣见长。法师以禅闻名，在一次海外聚会上，有位观众问他：“我听来听去还是不明白什么是禅，可不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告诉我什么不是禅？”结果法师的答案是“每样东西都是禅。”同样一次与企业家的对话会上，与会者就佛法与世俗利益的矛盾请求法师解惑：法师认为，办事业者应把个人的事业当成社会的事业，我们是在替社会管理财富，而非为个人累积财富。法师认为理想的领导人，应具备宗教家的情操，哲学家的修养，才能够有足够宏观的视野展望未来，善用地球的资源，而非迷于眼前的利益。法师比喻，贪图眼前的利益，好比章鱼饿得没东西吃时，就吃自己的脚。自私的营业方式无非自断生路，虽也能致富，但毕竟是昙花一现。

目录
(1)中国企业家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第1－第4楼)
(2)论企业家的素质与修养(第5－第８楼)
(3)荣氏家族的百年浮沉 (第9－第14楼)
(4)近代政商缩影(第15－第16楼)
(5)中国企业家的本土传统在哪里？(第17－第20楼)

中国企业家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傅国涌

记者：之前你出的书都是关于知识分子的命运和百年中国言论史，现在这本《大商人》[中信出版社2008年10月版]关注的却是实业家群体，是不是一种转向？

傅国涌：其实没有转向，还是对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探寻，还是围绕着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这个轴心，我关心的内在东西是相通的，那就是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能不能过得更好，他们能不能像其他的文明人类一样在一个文明时候里呼吸，有尊严地面对世界。以前我更多地关注知识分子的思考和作为，关注近代中国的言论史，没有留意实业家这个群体的努力、影响和他们的命运起伏，在读史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文明不是依靠超人的大脑在密室中设计、策划出来的，而是从千百万的个体生命的努力中生长出来的。文明是靠不同领域的人在不同侧面一点一滴共同推进的，这当中实业家决不能忽略。推进文明大致上有两条基本路径，一条是激进的、豪迈的、大刀阔斧、不计代价的，追求毕其功于一役，一条是渐进的、温和的、一步一个脚印的，不相信一夜之间可在地上建成通天塔，不指望天上掉馅饼，也就是张謇和胡适都喜欢说的“得寸进寸”。实业家就其本质来说更倾向于后一条路。我感觉，知识分子和实业家这两个近代产生的阶层，就如同历史的两个轮子，他们都是推动社会进步不可缺少的力量。上世纪50年代，批胡适和整个实业家阶层被迫集体退出历史舞台差不多同时，那是我们民族最重大的损失，是所有不幸中最深刻的不幸之一，它意味着“得寸进寸”的渐进路径被彻底抛弃，等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并且肯定这一切的时候，几十年的光阴白白耗费了。这是我关心实业家群体的初衷。

记者：你说近30年来的企业家是从零开始，你们从张骞到荣敬宗、卢作孚这两代实业家，面对的又是什么样的传统，如果他们是从零开始，是从哪里获得了经商的动力、资源和智慧？这两代实业家又形成了什么样的商业传统（请做一概述）？这一"传统"又是如何"失去"的？

傅国涌：从张謇到卢作孚，大体上是两代企业家，历史给他们的时间并不多，但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公益事业特别是教育的热忱，与他们不断扩大企业规模的冲动是不可分割、融为一体，创造了一个实业报国、实业救国的传统。他们通过办企业推动城市化的实践已经融入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从而创造了一个个极富个性特征的范例，张謇以企业办社会的“南通模式”，造厂力求其快的“荣宗敬速度”，小鱼吃大鱼的“卢作孚神话”，范旭东的“永久黄”团队精神，穆藕初引入的科学管理法，刘鸿生用西方谚语概括的感悟式格言……这些都是中国企业史上值得珍视的本土传统。

他们办企业的动力首先来自中国当时面临的危亡局面，是为了救国。其次，他们在前人那里汲取商业的智慧同时又超越了前人。在他们之前，晋商，徽商，乃至胡雪岩这样的“红顶商人”，他们可以把生意做得很大，甚至富甲天下，也形成了自己的商业传统，但他们是封闭社会的产物，经商只是附属于绝对皇权之下的一种谋生方式，缺乏自身的独立性，商人们最终向往的还是红顶子，换言之，他们没有全力经营事业的自觉，当然皇权也不允许生长出自己所陌生的新事物。

这个传统的失去是因为刚性的外部制度变迁，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资本主义改造运动，从公私合营到最后私营企业退出历史舞台，这个传统已没有存在的空间。

记者：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出现的新一代企业家与近代实业家有哪些可比之处？有没有继承他们的传统？工商界开始有人呼唤商业文明，是否意味着出现了对商人伦理的自觉？他们在当下的转型期能发挥什么作用？

傅国涌：最近三十年重新出现的企业家阶层，和近代的实业家还很少有可比性，也很难找到他们前辈身上曾经闪现的品质，原因是历史有过数十年的断裂，今天的实业家几乎是从零开始的，包括他们的文化素养、所处的外部环境都和近代大不相同。比前辈更优越的是，他们处于一个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化时代，地球变得很小，接受外界信息极为方便，与世界交往、沟通、融合的门槛降低了。这些新因素是不是能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使他们最终超越狭隘的企业利益和私人利益，像前人那样做出令后人怀抱敬意的事业，接续前人留下的好传统，现在还不敢断言。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4-20 08:45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3-16 11:12 标题: 中国企业家从哪里来？到哪里去？（２）

今天才来谈商业伦理虽然有点晚，但总算我们开始正视、直面这个问题了。几年前有个企业家武克钢曾呼唤“工商文明”，提倡“商本位”，其中就包含了类似的意识，虽然企业家阶层要洗刷掉给世人的惟利是图印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好在这个阶层中有些人开始了反思，明白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而且开始做事情。他们掌握相当的经济资源，并具有行动能力，他们在转型时代能做的事很多，比如环保、公民教育、行业自治等方面，还有在帮助弱势群体比如农民工群体的培训等方面，在推进大的制度创新方面，他们都可以有作为。我指出这个阶层要负更多的社会责任，与纠正三十年来一味重商的风气并不矛盾，老实说，这里所谓的“重商”只是惟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代名词罢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重商，一种合乎现代价值的商业伦理目前尚在孕育当中，还没有成型。企业家负责任、关心社会公共事务恰恰也是培育商业伦理的题中应有之义。

记者：在晚清、民国的实业家的时代可能发生毒奶粉这类事吗？有哪些因素在约束他们？现实的落差在哪里？“官本位”是不是孕育企业家精神的阻碍？

傅国涌：不可能，他们所处的时代，道德底线还没有被突破，不管是实业家还是其他社会阶层都还遵循着一些基本的做人底线，这是无数个世代积累起来的一种文化基因，已根植于他们的生命深处。一轮又一轮的王朝更迭都没有触动、改变这些社会道德规范。对于他们来说更多的甚至不是来自外在的约束，而是内在的自我约束。当然，这不是说那个时代就没有问题了。要说今天的企业家和他们之间的落差，我想，对他们中许多人而言，从来不缺把企业做大、做强的冲动，因为这后面有强大的利益驱动，也不缺将企业制度化的冲动，他们缺的往往是社会责任感，更缺的是健全的现代核心价值，他们办企业到底为了什么？在企业做到一定规模之后，他们的方向感在哪里？支撑他们继续往前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深思的。

“官本位”确实严重阻碍了商业精神的正常发育，如果不是外部力量的冲击，中国近代企业的产生可能还会晚得多。官本位，就是权力本位，把做官看作是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甚至是唯一体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做官。虽然离辛亥革命把大清王朝送进博物馆已近百年，但要真正破除官本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社会的价值评判标准必须变化，包括公民意识的普及，公民社会的逐渐成熟，官不再是一个凌驾在社会之上的特殊东西，国人不再崇拜、迷恋和畏惧权力。要做到这一点，最终当然要靠一个能制约权力的制度，官不再享有无限的权力，而是处处受到明确的限制，做官只是一种服务社会的职业选择。到那个时候，官本位会逐渐让位于商本位、学本位和其他本位，归根到底就是人本位，以个人价值为本位。

记者：你笔下的"大商人"是所谓民族资本家的典型，这既是指商业上的成功，也是指其人格道德。

但在一个强调以法律规范经济活动的时代，商人本分仅止於合法经营，继续以人格道德评价企业家，是否是一种苛求？比如地震期间我们对王石的要求，是否已经逾越了限度？

傅国涌：任何外在的法律规范总有它不能抵达的地方，对于从事经济创造并拥有资源的企业家而言，合法经营仅仅是最底线的要求，但要真的做到这一点，也需要他们在人格道德上有主动的追求，尤其是负有一定社会声望的企业家，他们事实上扮演着公众人物的角色，对他们有人格道德上的要求也是正常的，关键是他们要主动地为社会服务，奉献自己的财力，而不是以盈利、积累财富为唯一目标。当然，公众的有些要求也是盲目的、过分的，比如要求企业家捐多少数字，大地震时对王石的要求就属于这一类。

记者：在中国谈商业伦理，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企业家的第一桶金是如何得来的，第二，他后来在竞争中胜出是靠市场（技术、管理和商业模式）还是靠权力（主要是行政垄断），这是伦理问题，更是法律问题，如何评价"大商人"在这两个问题上的表现？他们有没有"原罪"的困扰？对解决这两个问题，历史有没有给我们更有教益的思路？

傅国涌：我所说的“大商人”，特指那些创办民营企业的近代企业家，和富豪、有钱人不是一个概念，所以不包括官商，也不包括那些靠权力发迹的商人。“企业家”本来是有特定内涵的，不是什么人都担当得起，只是这个概念今天被滥用了。对于我说的这些“大商人”，他们的第一桶金是干净的，不存在“原罪”的问题，他们之所以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一方面是风云际会，赶上了创业的好时光，一方面是他们自身的天赋和努力，他们与权力的关系不是一种依附和交易关系，但也必须与权力打交道，与权力搏弈。大凡成功者只是在权力的夹缝中幸存下来，并发扬光大的。他们走过的道路，他们提供的出色示范，已经给今天有志于办企业的人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3-16 11:20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3-16 11:23 标题: 中国企业家从哪里来？到哪里去？（３）

记者：从你的书中，我们不得不注意到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既有合作，又有冲突，企业既因依附权力得利，而又因为官方的觊觎而危机重重。实际上，从洋务兴起、官督商办到一战后大批民族资本的兴起，乃至49年后屡屡批判的所谓"官僚资本"，乃至今时今日的垄断国企等等，权力始终是中国商业中不可忽视的存在因素。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工商阶层的发达，既可能与权力合流而成新贵，也可能与权力抗衡而引起社会的变迁，为何有这两种走向的差别？

傅国涌：从资本的性质来说，官企或者说垄断性的国企，本来就是权力的产物，与民营工商业之间有着天然的鸿沟。缺乏健全的制度保障，民营企业的处境总是艰难的，不同的人因此有了不同的选择，同一个人在不同时候也会有不同选择。国民党在1927年上台之后，以宋子文、孔祥熙代表的豪门资本，以及资源委员会掌握的官营资本，处于绝对强势，荣家企业、刘鸿生企业、民生公司、永利公司和刘国钧的大成公司等等，几乎所有成熟的大型民营企业，几乎都一而再地面临被官资、官企吞并的危险。荣家兄弟、刘鸿生、范旭东、卢作孚为此吃够了苦头。所以，卢作孚才会感叹：“做得越大越成功便越痛苦。”当他们寻求国外贷款时不仅得不到官方支持，反而是常常是要挟。在我的这本书中有很多具体的叙述。民营企业今天的处境企业家们心中更清楚，我相信前人的经验教训对他们一定会有启发的，包括那些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技巧。荣德生早就明白，政府只要让人民安居乐业，收税即可。如果政府能充分发挥民力，不必国营，国用自足。如果不能使用民力，即使一切官办，也没有用，只是徒增浪费而已。

趋利避害是基本的人性，如果时代没有给工商阶层一个自由生长的空间，只有靠与权力合流才能立足，才能发展，那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自然会走这条路。如果有一定的社会空间可以容许他们选择，他们中的一部分乃至多数都会选择自主发展，保持更多独立性，显示自身的独立价值，从而推动社会进步。这一幕我们在晚清到民国几代企业家身上都可以看到，他们在大时代中的影响，在中国近代转型中的贡献，都足以成为后世的楷模。关键还是要在制度层面保证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为民营企业家提供一个能发挥出最大创造力的外部环境。

记者：工商之利可以强国，可以富民，当然也可以扶持公益。近期世道不济，广东检方甚至公开提出，在涉及犯罪方面，对企业家和普通市民要采取双重标准，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中国特色，还是转型时期的特色？又或者这是现代化的普遍经验？

傅国涌：我不赞同所谓“双重标准”，说到底我们的制度转型没有完成，有很多举措都是临时性的权宜之计，当然算不上“现代化”的普遍经验，相反，这是“反现代化”的。放在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来看，当代有许多不顾道德、惟利是图的商人屡屡被曝光，不是商人这个阶层特有的孤立现象，只是整个社会问题中的一环，不能把他们单独摘出来，而且用不同的标准来对待，何况商人本身也是从普通人中来的。

记者：你说，近代以来，企业家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两个轮子。他们都在上世纪50年代遭到重创甚至夭折。我记得你曾在篇文章中指出，一个民族要形成自己独立的健全的精神谱系，逐步造成一个足以与世俗世界抗衡的精神共同体。我们曾有过这样的精神共同体吗？根据你的观察，最近二十年来，知识分子群体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还有可能重新形成这样的精神共同体吗？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精神链条已重新接上了吗？

傅国涌：就历史来看，晚清时在戊戌变法前就有一个追求维新变法的精神共同体，在广东、湖南、上海、北京等地，他们不仅在理念上相通，而且付诸了行动。五四时代围绕着《新青年》、《新潮》等刊物的人们就是一个精神共同体，虽然他们出现了分化，以胡适代表的这批人和他们的读者群，通过《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一直到1940年代后期的《观察》周刊，在现实中的影响绵延数十年而不绝。这样的精神共同体不是雷霆霹雳，不是急风暴雨的力量，并不是要包打天下，许多时候甚至抵挡不了暴力的呼啸。它是一种和风细雨，是空气，阳光，润物无声，潜移默化，它给社会提供的只是方向感，也就是核心价值。但是从长远来看，一个正常的社会是靠这样的精神共同体支撑的。古老中国王朝轮回不断，每次都是换汤不换药，就是因为背后支撑那个社会的仍然是那些信奉儒家价值的读书人，他们也可以说是一个精神共同体，尽管我不认同他们的那种价值。

说近一点，上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普遍有理想、有热情，关心社会是一种常态，不管是那个学科的。在一个大的历史事件之后，知识分子分化了，许多人出现了价值转向，复古的有之，皈依神学的有之，倡导新左派的有之……更多的人躲进了专业的象牙塔，我不是说纯粹的学术不好，一个民族总要有人去做这样的事，问题是许多人对现实的态度变得十分暧昧。何况不能直面真问题的学术到底有多少价值也是可疑的。二十年来，知识分子群体最大的变化就是众所周知的大面积的犬儒化，可以说，职业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今天已丧失社会良知的角色，分别归到各个其他阶层去了，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了。但这并意味着重新形成这样一个精神共同体是不可能的，事实上通过互联网，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个精神共同体的雏形。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3-16 11:28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3-16 11:27 标题: 中国企业家从哪里来？到哪里去？（４）

简单地说，近代以来中国自由主义的谱系从严复、梁启超到胡适再到储安平，然后在大陆出现了断链，在海峡对岸殷海光接续了这个链条，他的弟子包括散落在海外的那些华人学者都是这个谱系中的。在大陆，从林昭、顾准到李慎之，以及现在信奉自由主义的许多知识分子和年轻人，这个链条又重新续上了。我想说的是，在胡适他们身上，自由主义不是单纯学理上的认同，更不是一种标签，而是一种生活方式，是用来践行的行为准则。中国今天更缺的是作为生活方式的自由主义，我常常喜欢讲自由而不主义，就是担心主义会导向某种封闭、排他、独尊，而自由主义在本质上恰恰是最讲包容、宽容和兼容的，有容乃大，对不同意见的容忍，这些都是我我们中国固有文化中缺乏的因子。

记者：你在新浪网的博客叫“追寻失去的传统”，请问在你心目中，何谓传统？你怎么看待传统文化？

傅国涌：“追寻失去的传统”本来是好多年前谢泳兄为我的一本集子写的序言题目，被出版社用来做了书名，那本书是关于百年中国言论史的，我追寻的是文人论政的传统。两年前，新浪网给我开博客，编辑就以这个书名来命名。在我这里，传统是有特指的，那就是近代中国产生、后来中断的一些好传统，包括言论史、教育史，也包括企业史等方面的，和我们通常讲的传统文化没有关系。我们提到传统，往往就会想到那些“传”之久远的“统”，其实，不一定所有传统都是古老的，曾经出现并在历史中有过影响的那些人和事都可以成为传统。中国最强势的传统当然是专制主义，但是在中国数千年中也有过一些值得延续的传统，比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比如“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比如“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这些价值事实上也已经融入人类的普世价值之中。如果我们以开放的心态、世界的视野、现代的尺度来看待传统文化，在读先秦经典的同时，也不排除读希腊经典，那么我们就不会片面地呼吁国学复兴，就会自然而然地认同普世价值。

记者：在你看来近代中国产生过哪些值得我们追寻的传统？它们还可以延续吗？

傅国涌：近代出现的许多新生事物，包括报纸、出版、银行、企业、新式学校、律师等等，在这些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关键的一点就是民间享有相当大的自主空间，可以保持相对完整的独立性，可以不听命于其他利益集团，比如《大公报》的传统就是“四不”（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传统就是服务社会，蔡元培为北大奠定的传统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包括我们现在说的荣家企业传统、张謇和大生的传统、卢作孚和民生的传统、范旭东和“永久黄”的传统，这些传统即便曾经中断，但它们已融入民族的血液，渗入我们的土壤里，是可以唤醒，可以复活的。我们延续传统，第一步就了解那些传统，重新接续那些传统，而不是从零开始。

记者：作为一个处于学院之外的独立学者，你说自己的职业是“读书写字”，可以说说你的日常生活吗？

傅国涌：多年来，我的个人理想是做一个独立的公民，即使在公民权利还无法落到实处的时候，也尽可能地像一个公民那样思想、说话、行事，不断地发出内心真实的声音，保持独立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我喜欢独立这个词，正如我向往有制度保障的自由而尊严的生活，前者是我现在的生活方式，后者是我追求的人生归宿。

我的日常生活十分简单，甚至有点单调，在家的日子，读书占去我主要的时间，每周写点小文章，做点读书笔记，写书的时候会比较集中，每天要写半天，以前，我每天去爬一次山，现在只是晚上走走路，体力锻炼严重不足。日起日落，我的生活节奏不快也不慢，只是要读的书太多，要想的问题太多，要写的题目太多，时间实在不够。偶尔与朋友相聚聊天，算是放松休息。但我很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我在物质上所求甚少，青菜豆腐，五谷杂粮，一日三餐，维持生命就足矣，我不喝酒，不抽烟，除了读书，几乎没有什么嗜好，连对美食都没有什么追求。我在乎的是精神生活，一种阅读、思考的生活，当然我也关心脚下的这片大地，和生活在上面的与我一样的无权无势的普通人的命运。

【作者简介】傅国涌，1967年生于浙江乐清。独立撰稿人。著有《追寻失去的传统》、《叶公超传》、《金庸传》、《百年寻梦》等，1999年以来在《书屋》等数十种报刊发表一百多万字,主要关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百年言论史等知识分子问题。

本文原载：「新民周刊」（2009年3月16日）
本栏从「博客中国」・「傅国涌博客专栏」（2009年3月11日）转贴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3-16 11:41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3-16 11:51 标题: 有关中国企业家的伦理（５）

论企业家的素质与修养

作者：曾庆学

摘要：中国目前缺乏的是优秀的管理人才、真正的企业家。本文首先对企业家的地位和作用作简要分析，然后，着重对一个真正企业家应具备哪些优良的素质与修养作研究和探索。

一、企业家的地位与作用

作为社会经济细胞的企业，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它在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中，履行着社会资产和财富的保值增值、社会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三大职能。而企业资产的提供者（国家、集体、个人或其他经济组织与团体）仅仅拥有存量资产，一般来说他们不懂或不善长资产的运作和经营管理，他们只希望获得资产运作带来的剩余收益只有真正的企业家，他们以专门从事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为职业，他们有丰厚的经营管理知识和经验，他们有胆有谋、敢于创新、敢于冒险和承担责任，他们才懂得如何去配置企业的资源，去经营管理企业的资产，从而使资产获得最大增值。因而，他们才是真正的企业社会经济发展职能的承担者，他们的管理才能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在一个企业里，企业家的地位与作用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企业家经营管理是否成功和有效，关系着企业全体员工的利益。如果一个企业家经营成功，他将为企业创造丰厚的利润，职工的工资、福利就会得到提高，股东也会获得丰厚的利润分红，国家的税收就有了保障。如果企业家经营失败，企业出现亏损那么，上述利益都要受到严重的影响。

(二）、企业家的战略决策行为决定着企业成长与发展的方向。大海航行靠舵手，企业家就是他所经营管理企业的舵手。企业家指领着全体员工在复杂多变和充满着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乘风破浪。企业家具有雄心伟略，能高瞻远瞩，能够跟据市场发生的变化迅速地做出反应，制定出相应的战略目标、方针和政策。以他巨大的感召力，号召大家向既定的目标方向大踏步前进。

(三)、企业家的经营理念和管理哲学是建立企业文化的基础。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全体员工共同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信仰、经营理念等组成的稳定体系，它是企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的总和。企业文化在企业成长与发展过程中起着巨大的凝聚和激励作用，它能凭借一股无形的引力让企业全体员工团结在企业家周围。而企业家的经营理念和管理哲学是因企业文化的核心和基础。企业家靠他巨大的威望把这种理念和哲学潜移默化地灌输到全体员工心目中去，从而使得整个企业上下士气高昂、意气风发，使得企业的发展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和活力。

（四）、企业家精神是整个企业生命的灵魂，企业家是企业变革的源泉。一个企业是否能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获得长期的生存与发展，关键在于这个企业制定的战略目标对环境变量的实应性和企业的组织结构对战略目标的适应性。当三者发生重大不协调时，企业就需要变革，这正是企业家精神的体现。企业家能明察秋毫，洞察一切。当市场技术和社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企业组织结构、战略目标变得不适应时，企业家能迅速地掉转船头，带领全体员工驶向新的航向。因此，企业家是企业变革力量的源泉，是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企业战略重组、企业再造的主要策划者。

可以说，企业家在企业内部是整个企业的核心，在企业外部他代表着整个企业的行为。由此可见，一个企业家良好的素质修养对一个企业的发展、企业的成败得失有多么重要。

二、企业家良好素质与修养体系

一个企业家良好素质与修养是企业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企业家良好素质与修养首先在于“三识”与“三性”的培养。“三识”即胆识、见识、与学识 “三性”即悟性、韧性、与理性。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3-16 12:34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3-16 11:54 标题: 论企业家的素质与修养（６）

胆识就是企业家有胆有谋、有魄力、勇于竞争、善于挑战，就是要高瞻远瞩具有远见卓识，要足智多谋有韬略，要机智果断能随机应变，要标新立异敢与创新。企业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及时把握市场的机遇，勇于创新、敢于冒险，及早地作出决策和采取行动，始终走在同行业的前列。

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唯一职能就是创新。他认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就是把生产要素按一种新的方法组织起来。这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熊彼特把企业创新分为五种情况：（1）引进新产品（2）引进新技术，即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的市场（4）采用新的原材料（5）实现新的组织。企业家就是要不断创新，引进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从而推动企业的迅速发展。

见识就是企业家要有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要能了解整个市场、技术发展的趋势，了解国家的政策趋向，能迅速预见未来环境的变化。审时度势，权衡利弊迅速做出反应，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制定出相应的战略目标，是企业立于不败之地。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家要懂得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律。市场经济讲求效率、讲求竞争，同时竞争中存在着危险。着就要求企业家在经营过程中要有竞争意识，更要有风险防范意识。济南三株集团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集团老总缺乏风险意识，没有合理地预期经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建立起风险防范体系。当一件小小的“常德事件”发生后，就失去了对策，结果使企业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学识就是企业家要思维敏捷，知识渊博。在现代知识经济社会和信息社会，企业家必须牢牢掌握三方面的知识：一是有关本企业经营领域和相关领域的技术知识二是丰富、先进和完善的现代管理科学、决策科学和领导科学理论和方法体系三是要掌握有关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的知识。除此之外，企业家还应掌握一定的诸如法律、社会学、环境科学等其他学科的知识。

目前，我国很多企业家都缺少科学的经营管理知识。许多企业家都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改革浪潮中抓住了某一个机遇而成功的。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后，这些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就不知道如何去运作和经营他们的企业了。他们往往不知道如何去分析、发现和认识市场环境中存在的机会与威胁，不懂得如何去评价企业自身的优势和劣势，不懂的科学决策的程序，从而无法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制订正确的战略目标，企业的发展没有明确的方向，这种企业最终只有失败的可能。

悟性就是要求企业家有迅速接受知识的能力。企业家要有很强的思维能力、记忆存储能力，逻辑推断能力、敏锐的洞察力和科学的预测决策能力。企业家往往都是“千里眼”、“顺风耳”。企业家有敏锐的眼光，能从纷繁复杂的现象、数据资料中把握本质、反应迅速，能在别人睡醒动身之前早行一步。

韧性是企业家成功的保障，它体现了企业家的人格魅力。企业家往往都有坚强意志，稳定的情绪和丰富的情感都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毅力都有对自己从事的经营管理事业崇高的敬业精神有克服自己情绪冲动的忍耐力和克制力。只有这样，企业家才能在经营管理中，做到不骄不躁，沉着冷静，才能激发出企业家最大的智慧。

理性就是要讲求实事求是。其实，实事求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做到了什么事情都容易解决。“江南首富”江苏省华西村的党委书记吴仁宝就说过“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讲了实事求是，就没有过不去的难关。”企业家在经营管理中，一定要按照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办事，切忌主观臆断、盲目冲动去做决策，这样只会导致决策的失败。

中国很多企业家身上都缺乏一定的理性。沈阳“飞龙”集团总裁姜伟在总结他失败的原因是就说过，因为缺乏理性才导致了他的失败。世界著名投资专家沃伦·巴非特曾讲过“我的成功并非源与高的智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理性。我总是把智商和才能比作发动机的动力，但是输出功率，也就是工作的效率则取决与理性。”由此可见，理性对于一个企业家成功地经营管理一个企业来说是相当重要的。而中国很多企业家往往在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后，就让胜利冲昏了头脑，不按客观规律去办事，异想天开。比如：1996年《南德世界》，牟其中几年内就要成为世界五强巨人集团刚有点发展，就要建亚洲第一大厦三株在本世纪末要进入世界企业500强，成为日不落“生物王国” 亚细亚要在中国建立起“最大的零售企业连锁帝国”等等。另外，中国还有很多企业都有“世界企业500强情结”。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不需要为企业的发展制定远景目标，关键在于目标的制定，要具有科学性，要站在战略的角度，否则理想只会变成空想、幻想。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3-16 12:33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3-16 12:03 标题: 论企业家的素质与修养（７）

企业家除了认真培养上述“三识”与“三性”之外，一个优秀的企业家良好的素质修养还表现在：企业家应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要把自己个人的利益与整个企业和整个社会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要顾全大局。企业家制定战略决策和目标一定要以满足人民的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为出发点，要以民族沧桑为己任。只有这样，企业才能获得长期的生存与发展企业家还应敢于负责，勇于承担责任。特别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企业公司制最大的特点就是实行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而且公司只对债务清偿负有限责任。企业家一般只是公司、企业的经营者，不是所有者。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得真正懂管理的人才来经营、运作企业，有利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比如所有者与这经营者之间激励不相容，即所有者与经营者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产生的目标取向不一致信息不对称，即经营者掌握有关生产经营过程的全部信息，而所有者很难获得责任不对等，即经营者对企业经营失败承担的责任遭受的损失要比所有者小得多。正因为存在这样的矛盾，就容易产生经营者不负责任的决策行为，甚至直接侵害所有者的利益。这就更加要求企业家的决策行为一定要对整个公司的资产负责，要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与增值。这些品质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家来说尤为显得重要。

说到道德，我们不能不提到我国古代的儒家管理思想的“义利观”。“义”主要是指对管理者的道德要求，“利”主要是指管理者的物质及精神需要。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求仁。”旬子曰：“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 ——是荣辱之大分也。”“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这些都说明了一个普通的道理，用到这里，那就是企业家制定战略决策和经营管理过程中，要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和整个企业集体的利益为重，要考虑企业的长远发展。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完善的过程中，海尔、长虹、联想、北大方正等企业之所以能够取得快速的发展，不能不说除了与张瑞敏、倪润峰、柳传志，王选等优秀企业家优秀的经营管理素质与修养外，还与他们高尚的道德情操有关。他们总是以民族沧桑为己任，从长远出发，全局出发，来考虑企业的发展。

上述企业家的素质与修养的综合形成了企业家的素质与修养体系。这个体系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企业家的基本素质修养，包括企业家完备的知识体系、高尚的道德情操、高的智商（IQ）等其次是企业一般经营管理方面的素质与修养，包括企业家应掌握现代先进的管理科学理论与方法，充分了解市场环境发展的规律、发展趋势，有敏锐的政治头脑等。最后是最高层的战略决策素质，包括企业家高的情商（EQ），即坚强的毅力、稳定的情绪、丰富的情感、崇高的敬业精神，企业家的远见卓识，企业家要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等。企业家要有勇于竞争、善于挑战、敢于冒险、敢于承担责任的精神，企业家要标新立异、富与创新的精神等等。前两部分是整个体系的基础，是每一个普通经营管理者都应有的基本素质。只有后一部分才是整个体系的核心，它不是一个一般经营管理者所具备，它要通过企业家在长期实践过程中的自我修养和锤炼才能形成的。只有具备战略决策素质与修养的经营管理者才能称得上真正的企业家。

三、企业家的修身养性

一个企业家良好的素质与修养不是一朝一夕能形成的，它要通过企业家在长期的经营管理过程中不断的自我发展、自我锤炼才能形成。《大学礼记》中有一句话：“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如果这里把“治国”、“齐家”比着是管理好一个企业，那么“修身”就是指企业家自身的修身养性了。因此，从前面的一句话可以看出，企业家要成功地经营管理好一个企业，首先必须通过“修身”来不断完善自己。首先，企业家都应具有鲜明的个性。在一个人的个性结构中，性格处于核心地位。性格是人们对现实的稳定态度，以及与之相适的习惯行为方式。企业家经过长时间的修身养性，应该形成具有下列性格特征的人：理智型性格特征的企业家，在分析处理问题过程中能够深谋远虑，理智地去衡量一切，能够较好地排除感情因素的影响，科学地支配自己的行动意志型性格特征的企业家，在行动中受意志的支配，目标明确，行为主动，决断能力强，毫不优柔寡断独立型性格特征的企业家，观察处理问题有自己的主见，信念坚定不易受其他因素的干扰。善于发挥自己的力量，不屈服于暴力或权势，坚持真理外向型性格特征的企业家，性格开朗活跃，善于交际，性格虽有稳定性，但也有可塑性。具有上述性格特征的人，应该努力使之巩固和强化。不具有上述性格特征的人，应该努力锤炼自己进行性格改造，加强主观调节，顺应客观环境的变化，性格改造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企业家除了培养和塑造上述性格特征外，还应具备与企业经营管理相对应的行为特征。企业战略不同，对企业家的领导风格、领导艺术的要求也不相同。具体来说，根据企业家的战略行为类型，可以把企业家行为模式划分为：开拓者、征战者、谨慎者、重效率者、守成者等五类。

开拓者。当企业经营环境特别动荡，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的时候，企业需要采取“出其不意的创造性发展行为”的战略的情况下，开拓者“出山”，力挽狂澜，披荆斩棘开辟成功之径。开拓者的素质特点：①非常灵活、极富创造性，偏离常规 ②性格非常外向，很有鉴别力和魄力，容易受环境驱使和左右，多疑、自由不羁、性急 ③极富能动性，过分积极、好动 ④易受独特物刺激，善于提出和接受挑战，有时有点蛮干 ⑤思想方式：思维直观，非理性，思索无条理，有独创性。行为特色：①寻求新奇的冒险 ②善于创造，致力于创造性活动 ③工作重心倾向与企业外部，是“外向”型 ④领导风格与艺术：依赖创造和超凡魅力 ⑤时间倾向性：创造（企业的）未来 ⑥工作方式：频频创造 ⑦工作方法：头脑风暴法、风险管理 ⑧对变革的态度接受未知的变革 ⑨成功模式：依靠创新——企业家的机能。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3-16 12:05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3-16 12:08 标题: 论企业家的素质与修养（８）

征战者。当企业经营环境动荡，企业面临发展的有利机遇和挑战时，企业需要采取“积极的扩张行动”的战略的情况，征战者“挂帅”，针锋相对争夺市场，大刀阔斧开出新天地。征战者的素质特征：①有节制地不遵守常规，具有发展新事物的创造性 ②性格外向 ③精力充沛、对情绪有很强的自制力 ④考虑风险，不蛮干，情绪稳定 ⑤思想方式：有理性、但不刻板，不受框框限制。行为特色：①寻求不平凡的冒险 ②有创造精神，致力于创业性活动 ③工作重心倾向于企业外部，属“外向”型 ④领导风格与艺术：依赖严格的协调 ⑤时间倾向性：指向企业可觉察的未来 ⑥工作方式：频频思考 ⑦工作方法：收益分析，方案分析，特尔菲法等 ⑧对变革的态度：接受间接性的变革 ⑨成功模式：有效的多种经营，即征服竞争者，争取一切有利机会。

谨慎者。当企业的经营环境不太动荡，企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不多时，企业需要采取“持续发展”的战略的情况下，谨慎者坐阵，避风躲浪得稳定，见缝插针求发展。谨慎者的素质特征：①遵守常规 ②性格温和，与人友善，富于合作性 ③受目标驱使、稳定、守信誉 ④追求平稳发展 ⑤思想方式深刻、有条不紊、专一、严谨认真。行为特色：①追求通常的冒险 ②善于计划，致力于有计划的反应性活动 ③工作重心放在内部和外部平衡点上，既重视外部，又重视内部，属“平衡“型 ④领导风格与艺术：依赖于激励、认同和同舟共济，靠“目标”诱导 ⑤时间倾向性：指向推测出来的未来 ⑥工作方式：面临现状，实现最大化 ⑦工作方法：采用预测技术、实现最最佳化 ⑧对变革的态度：渐渐地接受变革 ⑨成功模式：有效地增长、致力于扩大市场占有率。

重效率者。当企业的经营环境平稳，企业面临的竞争挑战较弱的时候，企业需要采取“增加产量求发展”的战略的情况下，重效率者主事，千方百计避风险，厉行节约增效益。重效率者的素质特征：①教条、死板、重视规章制度、恪守程序 ②不主动，不得已而为之 ③靠外界刺激 ④思想方式过于理性、不思变革。行为特色：①承认通常的冒险 ②善于组织生产和控制成本，致力于稳定增产和降低产品成本 ③工作重心放在企业内部，属“外向”型 ④领导风格与艺术：依赖惩罚和控制 ⑤时间倾向性：指向当前 ⑥工作方式：诊断 ⑦工作方法：采用投资分析、作业研究、工艺革新、财务分析等方法 ⑧对变革的态度：接受最低限度的变革 ⑨成功模式：高效率的执行（生产高效率）。

守成者。当企业的经营环境相当稳定，市场基本饱和，竞争较弱，在既无生存威胁，又很难发展的情况下，企业需要采取“巩固现有经营状态”的战略，守成者登台唱主角，按部就班守惯例，维持现状求稳定。守成者的素质特征:①温和，古板 ②有教养、善于合作 ③性格稳重、冷静、缺乏主动性和激情，过于理智 ④缺乏创造能力、遵从惯例 ⑤思维方式：往往角度单一，善于接受他人（尤其是权威人士）的观点，不善于独立思考和提出问题。行为特色：①回避风险 ②以惯例作为行为准则，不越雷池一步 ③工作重心放在企业内部，重复以往的工作 ④领导风格和艺术：重视指挥和行政命令，监督、看管 ⑤时间倾向性：指向过去，以过去为参照系 ⑥工作方式：发现差错，追究责任，惩罚责任者，警戒他人 ⑦工作方法：着重采用作业研究，作业组织财务管理等内部管理方法 ⑧对变革的态度：反对变革，追求稳定性和重复性 ⑨成功的模式：稳定中求生存，维持现状和保住自己的势力范围就是成功。

四、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家素与修养的特殊性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以智力为支柱，以高新技术为依托，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的经济。知识经济时代有三个最大的特点：一是知识将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尤为显得重要二是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创新的速度越来越快，技术发明、创新到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周期越来越短。英特尔公司总裁安迪·格鲁夫在他的《十倍速生存》一书中就说过，科学技术革命正在以十倍速发展，人类进入了十倍速时代。也就是说未来社会竞争更加注重技术发明和创新的质量与速度三是人类将进入网络信息时代，各种数据信息的取得和分析将变得非常简单和特别重要。知识经济是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充分发展的产物，是信息社会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与以往经济形态有很大的不同。知识经济建立在发达的信息网络技术的基础上。未来社会经济将强调产品和服务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强调敏捷制造和个性化生产，它是能够按照用户需要进行有效生产和服务的经济。

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在生产、经营、管理、和组织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生产来说，知识将成为一种崭新的生产要素。以往重资源、重资本、重资金的投入，重资源开发的传统观念无疑受到了冲击和挑战。随着知识经济时代到来，企业将树立谁拥有知识、智力，谁掌握技术，谁占有信息，谁就可以创造财富的观念。当代企业普遍大批量生产或大规模生产。所谓批量生产是单一产品或少品种产品的重复性制造。知识经济时代，这种生产方式将被“敏捷制造”、“柔性制造”、“精益生产”等以快速、小批量、多品种、多规格、准时、计算机化、智能化的生产方式替代。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到来，电子商务和网络营销等新地销售方式将被越来越多的企业重视和采用。企业的管理思想将从以物为中心的管理向以人为中心的管理转变生产管理从生产管理向知识管理转变管理模式从传统的经营管理向系统战略管理转变。管理组织将从刚性组织向柔性组织转变，未来的企业将是计算机化的企业。企业的发展将建立一种新型的企业，这种企业充分利用了计算机化的空间的革命，是一种灵活的、虚拟的、网络化的计算机控制的、全球化的企业，它是一种动态的和快速学习的企业。企业的虚拟化是指企业间的一种暂时的联盟方式，也就是说，具有不同优势的企业加盟公司，通过组建虚拟企业，将各项优势结合起来，以充分发挥集群效应和协同效应，保证联盟目标实现。因此，企业组织边界将通过虚拟化可以无限地扩大。

企业家作为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在自身素质修养上要特别强调：一是要进行观念更新。要树立知识、智力=财富的价值观念树立人力资本第一的观念树立“技术与创新是企业的生命”的观念树立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的观念树立全球意识和国际化经营观念树立超强竞争的观念等。二是企业家要不断建立和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家要懂得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和组织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和发展的趋势，并且要会充分利用这些变化和趋势企业家要有完备的计算机、信息科学知识，在知识经济时代一个不懂计算机的“企业家”要能管理好一个企业是很难想象的。三是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就说过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十八个月。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家要有防范于未然的强烈意识，要有勇于创新、敢于竞争的精神，同时要合理预测和估计在未来的经营中可能出现的危机与风险，建立起风险防范体系，增强企业的风险抵抗力。最后，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家更要强调自我驾驭和控制能力。企业家要把自己的大脑看作为一部电脑存储器，必须随时存进新的知识、观念和新的理论和方法，同时删掉那些永久过时的东西，让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知识结构尽可能地适应时代潮流。这样才能使得自己经营管理的企业永立不败之地。

五、结束语

本文仅对一个优秀企业家应该具备那些优良的素质与修养做了初步的研究和探索。我们都知道，管理和技术是推动未来社会前进与发展的两大车轮。如果说技术使提高原来经济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和非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效率有了可能，那么，管理则是寻求一种制度、方法把技术和经济资源很好的组合起来，发挥它们的协同效应，最终使生产效率和资源的利用效率的提高得到实现，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工业经济时代，我们国家在经济上走在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后面，就是因为我们缺乏好的技术、好的管理。因此，现在在知识经济时代，我们要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赶超发达国家。这就要求，一方面我们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发展我们的管理科学，培养出大量优秀的管理人才，从而提高我们的管理水平。管理水平低也是我国企业改革步履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我们需要、我们呼唤优秀的企业管理人才，优秀的企业家。仅希望本文所做出的研究和探索能对国企业家队伍的素质建设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编贴自「新浪博客」・「生命不止・奋斗不息」（2009年1月28日）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3-16 12:39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4-19 08:26 标题: 有关中国企业家的伦理（9）

荣氏家族的百年浮沉

多面荣智健/荣氏家族百年浮沉/近代政商缩影

作者:孙春艳、李赫然、孙冉

　　2009年4月8日，香港最知名的商人之一、荣氏家族的第三代传人荣智健辞去中信泰富董事长一职。而在5天前，作为对中信泰富涉嫌虚假陈述和串谋欺诈行为调查的一部分，香港警方搜查了该公司总部。荣智健及其所代表的荣氏家族的命运，一直被公众高度关注。曾经的中国式民族工商业与政治之间的广泛联系，不但给荣智健这位资本运作的长袖善舞者提供了远较他人华丽的舞台，也提供了他个人成长的非凡际遇。荣智健黯然谢幕，但荣家的故事显然远未结束。荣氏家族的荣耀沉浮，已然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轨迹的重要部分。

多面荣智健

作者:孙冉孙春艳

“之所以还把荣家与中信等同在一起，是人们还留恋这种家族传奇。而对于企业来说，荣智健的离去是一种必然。如今依靠头面人物来为大企业牵头的时代早已结束了”

　　4月8日晚，辞职后的荣智健黯然离开香港中信大厦。这也意味着中信泰富“荣智健时代”的谢幕。而此前，荣智健曾数次向公众表示，他从未考虑过退休。

　　身为荣氏家族的第三代传人，荣智健的性格并不像父亲荣毅仁那么低调平和。荣毅仁曾手书示子，望他能“隐忍”。但荣智健显现在世人面前的，却更多是“另”一面。

　　少年荣智健沉浮

　　荣智健1942年生于上海，那时荣家正处于内忧外困的艰难时期。

　　太平洋战争一爆发，日军开进租界，荣氏企业纷纷被日军接管，荣家上下焦头烂额。

　　4年后，日本人离开上海，本以为自此天下太平的荣家又遭不测，荣智健的爷爷荣德生被人绑架了34天，荣家前后支付100多万美元后才息事宁人。

　　1949年解放前夕，许多民族资本家商人举家离开大陆。除了荣德生与荣毅仁父子，荣家人几乎都跑光了。近的去香港、台湾，最远的到了美国和巴西。

　　但外面世界的变化，并不影响荣智健在大宅子里衣食无忧地长大。

　　《荣智健传》中引述荣智健的描述：“我家在上海的大房子是私产，家里有多个佣人和中西菜厨师。父亲出入乘坐别克，后来换了一辆奔驰300。连国外的亲戚都羡慕我家的生活，因为比他们还要优越。”

　　1952年，10岁的荣智健第一次开车，开的是父亲送给他的一辆红色皮座的英国singer敞篷跑车。

　　1957年，父亲荣毅仁在公私合营运动中率先接受改造，并得到当时上海市长陈毅的支持，当上了上海市副市长。此时，虽然已经完成了公私合营，但荣智健感觉家中的生活标准并没有改变。

　　1959年，荣智健考上天津大学电机工程系，离家北上。上学期间，他经常请同学下馆子吃排骨。而当时的大跃进运动正让中国的社会经济处于混乱中，吃排骨在当时可谓奢侈享受。

　　1966年，荣智健大学毕业后来到吉林省长白山水电站做技术员，所谓下基层锻炼。不意文革突然爆发，荣毅仁被打倒，荣智健也因此被发配到更加偏远的四川凉山龚嘴水电站。而做技术员的工作，就是抬路轨、背石头。

　　离开了父亲荣毅仁的庇护，青年时期的荣智健，过早体会了命运的沉浮。在四川凉山，荣智健一待6年。

　　这期间，年过半百的荣毅仁夫妇当过看门人，干过重体力活。中间荣毅仁患了肝炎及眼底出血，由于耽误了治疗，造成左眼失明。

　　1971年，荣毅仁在周恩来的关照下，调回北京。荣智健也于随后的1972年来到清华大学电机系，参与华北电力系统的稳定研究。几年之后，荣智健意识到，他已错过了科学研究的黄金年龄。

　　1978年，荣毅仁受国家之命，组建中信公司，意在向国际融资。几乎就在同期，荣智健放弃了清华的研究职位和家人，独自去香港闯荡。

　　这次是荣智健本人主动选择离开父亲。但是，随后荣智健却发现，父子之间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荣智健凭借父亲荣毅仁在香港的一些既有财产，从600万港币起家。他最早与两位亲戚共同开了一家叫爱卡的电子厂，专门生产集成电路与电脑随机存储器，以出口到美国为主。虽然美国订单节节上升，但荣智健很快发现，更大的市场应该在内地。

　　彼时，大陆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消费者从未见过如此物美价廉的电子用品，荣智健的产品成了畅销品。爱卡越做越好，6年后，被一家美国公司fitelec公司以1200万美元的高价收购。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19 10:19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4-19 08:39 标题: 荣氏家族的百年浮沉(10)

荣智健出走美国创业，依然盯准电子产业，做起了电脑自动设计。1982年，荣智健在美国注册了一家叫做加州自动设计的公司，却把营销的目光瞄向香港。此时，正是香港电脑业大启蒙的时候。荣智健回到香港，游走多方朋友，频频在港开办各种研讨会和展览。港英当局都给他面子，“电脑化”迅速成了香港人的口头禅，市场很快打开。两年后，又有一家美国电脑设计硬件的Mentor Graphics 公司重金收购了他的公司，荣智健乘势跳了出来。

　　短短几年，荣智健的个人财产已经升至4800万美元。

　　1986年，荣智健正式加入香港中信，出任总经理。

　　此时，荣智健已来港多年，早已不是那个初入商界的名门之后，他的一番资本运作成绩，似乎是为了向外界证明，自己不仅仅只是荣毅仁的儿子。

　　“紫筹股”中信泰富崛起

　　进香港中信，荣智健只有两个条件，“用人制度自主“和“相当的权利”，这实际是提给父亲荣毅仁的。

　　条件一获许可，荣智健一系列“收购香港”行动就大张旗鼓地展开。彼时，中英已经签订联合声明，‘97回归乃迟早之事，香港内的英资和华资，都在迷茫地寻找出路。

　　荣智健第一战就计划把刚上市的国泰航空公司纳入旗下，他看重的是香港作为进出口重镇对运输业的依赖。但是这一计划遭到了香港中信董事局的否定，因为国泰航空属于英国太古集团，是外资。

　　荣智健凭着“只要认准的事情，就一定坚持干到底，绝不因故轻易放弃”的果敢干练作风，直接北上去找了父亲荣毅仁。在荣毅仁的支持下，国务院不仅完全同意他的计划，还借给他8亿的收购资金。

　　1987年1月，45岁的荣智健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收购案。香港中信一跃成为国泰航空第三大股东。

　　由此，似乎形成了荣智健日后做事的方式：只要香港中信不听取他的意见，他就北上直接请奏，而结果，往往会出现戏剧性变化。

　　之后，荣智健的收购变得频繁无比：1990年，收购港龙航空，成为第一大股东；1990年收购香港电讯，成为第二大股东。1991年，荣智健用铁腕手段，以40亿元资金收购了资产值70多亿元的恒昌企业。

　　恒昌的这次收购，也充分显示了“荣公子”善于交际、借力打力的斡旋本领。

　　荣智健向以高超的高尔夫球技而闻名香港华人圈。而全资收购恒昌行，也凭借了荣智健在高尔夫球场与李嘉诚的一次洽谈。据说香港商界传闻，荣智健收购恒昌之前，买下泰富并经过资本运作上市成功的过程，均受惠于李嘉诚的帮助和指导。

　　《荣智健传》中提到，当某次高尔夫球场上荣智健与李嘉诚对杆时，有些开玩笑地说：“如果球进洞了，我就买下恒昌行。”身为荣毅仁好友的李嘉诚由此顺水推舟、成人之美，主动出让了恒昌的股份，并动员郑裕彤等其余股东让出股份，成就荣智健的收购。

　　通过一次次蛇吞象的收购举措，荣智健时代中信富泰的商业帝国版图辽阔，从房地产、贸易到隧道、再到民航、发电，包罗万象。

　　很难说是不是因为荣智健特殊的政商身份，使其他商人给其礼遇。不仅李嘉诚、郑裕彤、郭鹤年等代表华资的香港顶级富豪曾在关键时刻助他一臂之力，许多英资企业也频频向荣智健示好。

　　1990年，进入中信4年就让其成功买壳上市的荣智健踌躇满志。他带队前往欧美日巡回推广，想吸引更多的外资，却遭到了冷遇。

　　《荣智健传》中记载：外商大肆批评中信泰富乘“九七”过渡之便，在香港左买右卖。尽管中信泰富拥有旗下多家蓝筹股公司的股权，但中信泰富本身没有自己经营的生意，不可以作为长线投资的对象。

　　外商们的看法，或许能够窥视到当时舆论的微妙。在香港，荣智健是风头人物，人人欲想通过他打开一条通往内地的光明大道。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19 08:41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4-19 08:44 标题: 荣氏家族的百年浮沉(11)

　　荣智健的长于斡旋，使得中信泰富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发展之路。“公私分明、公私混合、共同投资、共同发展，”中信泰富一直与大股东中信集团若即若离。但他开创的这种体制，却让中信泰富愈升愈快，成为一只“紫筹股”。

　　而荣智健最令人们意想不到的，是1996年，向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提出分家请求。此时，父亲荣毅仁已经成为了国家副主席。

　　当时中信集团内部高层，没有人相信王军会同意荣智健的请求。但结果以荣智健为首的中信泰富管理层获得了25%的股权，而荣氏也一跃成为中信泰富第二大股东。

　　坊间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是：他巧妙地利用了1997年香港回归的背景，表示放股管理层，可以体现中央对香港的灵活态度，展示一个认同世界规则的中国政府。

在对中信泰富实施管理层收购后的第二年，荣智健就遇上了亚洲金融危机。据悉，当时他就不得不求助于北京的中信集团，而中信集团也出手以10亿计的港元帮助中信泰富渡过难关。

　　2002年开始，荣智健登上了中国首富的位置。这与他6年前的分股事件有着脱不开的关系。作为一个大型国企集团中的核心人物，能够敢于冒出头来做首富的，荣智健应是第一人，他由此频频进入公众视野，张扬其个性。

　　“我决不想过清教徒式的生活”

　　作为家族第三代传人的荣智健，与李嘉诚等富豪的勤俭不同，生活较为豪放。完全西化的行事作风，虽令香港人士对中资企业的观感改变，但仍引来不少“挥金如土纨绔富豪”的议论。荣智健对此很不以为然。

　　《荣智健传》援引了一段他的自述：“我决不想过清教徒式的生活”，他认为富裕之后依旧过苦行僧的生活，是一种伪君子。他喜欢过豪华生活，爱开豪车、住大屋、吃大餐。

　　个人生活喜好别人无从议论，不过荣智健“在商言商、不热衷慈善”的形象，在香港人心中已经扎根。

　　在中信泰富爆出澳元巨亏事件前，荣智健在2005年也曾一度成为香港人关注的焦点。当时，他所参股的香港东区海底隧道和西区海底隧道不顾多方反对而坚决加价60%，引起香港民众极大的反响。

　　据香港交通署及东、西隧道的资料显示，香港东隧道在2005年5月1日加价后，收费从原来的8港元至45港元不等，猛增至13港元至75港元不等。这导致三条隧道中的红隧，成为三条过海隧道中收费最便宜的一条，在多个香港机构团体向香港特区政府提出收回中信泰富隧道经营权未果的情况下，大量司机涌向红隧，一度造成严重的交通堵塞事件。

　　荣智健辞职前后，也有不少香港立法会议员建议，特区政府应该趁机向荣智健讨回东、西隧的经营权。

　　中信泰富炒汇巨亏之后，小股东们多要求荣智健和范鸿龄引咎辞职。香港部分议员，也纷纷要求廉政公署“打大老虎”。

　　荣智健近年来多次荣登福布斯和胡润中国富豪榜榜首，但是，荣智健在中国富豪慈善榜上却“默默无闻”。在2004年福布斯大陆富豪榜上，荣智健家族以控股中信泰富14.9亿美元荣登榜首，约合人民币120亿元。他每一次被评为首富的同时，都会带来一些港媒的指责，甚至有评价认为，假如评一个中国富豪奢侈榜，他还可以再夺一冠。

　　他的奢侈纪录也被很多人津津乐道：比如，荣的座驾是日本皇室用的President，荣还拥有私人专机和私家森林；为满足女儿出海畅泳的爱好，荣智健特意购买了价值逾千万港元的新游艇；在英格兰的别墅原主人是英国前首相麦可米伦。

作者: NZWJ 时间: 2009-4-19 08:57 标题: 荣氏家族的百年浮沉(11)

荣智健也是唯一一个会在周末带着私人厨师到欧洲庄园享受生活的大陆富豪。他在英国伦敦的私人马场里，养着4匹分别名为“天演”“活力先生”“奔腾”和“昆仑”的冠军级名马。荣智健的爱驹，最喜欢吃的食物是薄荷糖。

　　而平时，荣智健行事颇为低调，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只是经常与儿女出入香港赛马场。

　　这种作风虽然迥异于他的父亲。曾经是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1998年退休后与老伴在北京一间四合院中安静地度过晚年。《荣毅仁传》的作者计泓赓到荣毅仁家去做客时发现，他们的睡床由一张单人木床与双人木床拼成，双人床竟是荣智健结婚时用的。其他家具也都是不配套的老家具，像椅子就是一般家庭早就淘汰了的50年代常见的、刷着清漆的木头椅子。

　　平时饭菜以家常菜为主，基本是三菜一汤。荣毅仁妻子杨鉴清曾说，“菜多了毅仁要说话，好东西一般留在请客时吃。”荣毅仁爱吃蹄膀，但一只蹄膀要吃好几顿。

　　在气度和做人方面，望族公子荣智健并不如他的祖辈们。荣氏家族向以“兴资助学、好善乐施”的家风良德而被家乡后代敬仰。其祖父荣德生，曾在无锡市开办8所小学，后又创办了公益工商中学和江南大学，还捐资建造了“江南第一大桥”无锡宝界桥。

　　曾有无锡学者为荣德生的公益事业立传，竟写了厚厚一本。而对于荣智健来说，人们对他的了解，更多来自他征服香港，挺进大陆，走出国门继续并购不绝的野心。

　　在历史学者傅国涌看来，荣氏家族企业早在1956年公私合营时就已结束。之后荣毅仁父子为中信集团所做的商业贡献，只是一种象征意义。荣毅仁是政治上的旗帜，荣智健则是资本上的操盘手。

　　“之所以还把荣家与中信等同在一起，是人们还留恋这种家族传奇。而对于企业来说，荣智健的离去是一种必然。如今依靠头面人物来为大企业牵头的时代早已结束了。”傅国涌说。

　　而财经作家吴晓波则认为，荣家的光荣百年来一直都未消散。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荣毅仁采取外债吸纳外资的开拓做法，以及荣智健对于香港中信泰富的贡献，都具有深远意义。

荣氏家族百年浮沉

一个家族的数次磨难，刻下了时代的缕缕印记

作者:孙冉

　　荣氏家族第三代传人荣智健离开中信泰富，在荣氏家族的百年历史中，不过是无数危机中的一次而已。百年间，荣氏家族企业共经历过三次巨大的危机。而这三次大危机之中，荣氏家族企业也像一叶小舟，飘荡在政治的宦海中，浮沉不已。

　1934年，申新纺织大危机

　　75年前的1934年，荣氏家族企业曾有过一段最暗淡的时期。中国民族工商业代表之一的“棉纱大王”荣宗敬和荣德生两兄弟，其头牌企业申新纺织搁浅了。

　　1934年7月4日，荣德生的四子荣毅仁只有18岁。当天的上海报纸，纷纷报道了“申新搁浅”这一事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的荣毅仁看到消息，一下子呆住了。

　　申新纺织是荣氏兄弟立业的基础，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纺织企业，拥有当时中国五分之一的纱锭。从1915年创办申新纺织企业开始，荣氏兄弟在不到20年间，将一个小纱厂发展为1934年下设9个工厂、55万只纱锭，占有全国纱锭总数的20.6%的棉纱大王，其事业发展之快、之大，完全可以当得起民族工商业突飞猛进发展的代表。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19 09:03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4-19 09:06 标题: 荣氏家族的百年浮沉(12)

　荣氏家族企业之所以发展迅猛，既得益于无锡早年开放的通商环境，也得益于当时人们对于棉纱的需求猛增，更得益于荣氏兄弟勤勉和努力扩大企业的作风。这也是当时民族工商业的普遍环境和发展伦理。

　　荣氏老大荣宗敬，向有“扩展力求其多”的发展理论。荣德生的女儿荣漱仁对此的回忆是，两位老人家从无置产、牟利和奢侈享用的思想，大部分积蓄皆用来添机建厂，更新设备。荣宗敬更有名言“多买一只锭子赛过多得一只枪”。

　　荣家企业滚雪球一样壮大。但大哥荣宗敬这种“靠一文钱做三文钱事”的方式，在弟弟荣德生看来，乱世中的任何风波都会让荣家因债务而破产。

　　荣德生的担忧，在经济不好的环境下，终于变成了现实。

　　1934年，世界经济危机的阴影日益笼罩到中国。美国颁布意在补贴白银生产商的《白银购买法案》，法案通过后，美国政府开始收购白银，世界银价因此飞涨。

　　中国白银外流，直接导致了银元危机，通货紧缩，人心浮动。

　　之前，民国政府的赋税已经日渐增多。1928年，南京政府开征特税，实行一物一税，如每袋面粉征统税一角，面粉袋也要另外征税。这大大加重了民营企业的负担。仅申新纺织一家，就被抽去特税达1500多万元。

　　申新纺织向财政部长孔祥熙提出减免新税，孔祥熙答复，“成本高了，你们为什么不让它降低？”

　　接着，国际倾销潮一波波来袭。日本纱厂所产棉纱在中国的倾销，致使民族纺织工业一直在不景气的环境中挣扎。1934年，纺织、面粉又同时受到世界性倾销的影响，申新的几个纱厂存货堆积如山，荣氏家族的各面粉厂也全部停工。

　　而荣氏老大荣宗敬的投机失败，也加剧了荣氏企业的困难。1926年开始，荣宗敬和他两个儿子荣辅仁和荣溥仁开始投机“洋麦”和“洋棉”。由于频频在交易所买空卖空，在遭遇世界性倾销潮后，荣氏企业终于巨亏1000多万。

　　这立即加剧了荣氏各厂的资金周转困难。以申新纺织而言，其全部资产为6800万，负债却超过了6300万。

　　此时，债权人索债日频，却已经没有银行愿意再贷款给荣宗敬，若非要走这条路，各银行则要求申新纺织内部必须进行“倒阁运动”，逼荣宗敬让出总经理的位置。

　　荣宗敬自1933年起，就不断给国民政府的人写信寻求援助。而国民政府实业部的陈公博给出的方案更加直接，打算以财政部拨款三百万为由，接管申新纺织。

　　由此种种，荣家彻底断了对国民政府的幻想。

　　申新纺织情况越来越紧急。到了当年6月，需向银行还款500万，此时的荣宗敬已经毫无办法。

　　最后关头，荣德生出手救了申新纺织。他连夜赶到上海，与银行商量，将荣家面粉厂的股票和余款以及家中所有有价证券全部抵押做担保，终于向银行借到500万，渡过了这一生死时刻。

　　而最后，这次危机仍导致两个纱厂因此停工，近4000工人失业。

孤岛中求生

　　荣氏兄弟的振兴计划还未来得及实现，中国就进入了全面抗战。上海随即陷落，对于那时在上海的民族企业家来说，只有两条出路。要么继续留在租界内，要么随国民政府西迁入川。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19 09:12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4-19 09:13 标题: 荣氏家族的百年浮沉(13)

　蒋介石对工商界作了许多承诺，包括刘鸿生在内的许多巨商，都开始向内地迁徙。但荣氏兄弟与蒋氏素有过节，内迁无门。

　　最终荣氏家族选择了留下来。兄弟二人分别在上海和无锡静观其变。

　　荣氏兄弟，已经不是第一次在战争的突发状态中，保存和发展企业。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城使得北方粮食急缺，华北及东北到上海采购小麦的金额直线上升，荣宗敬当时在沪经营的广生钱庄因而汇兑业务繁忙之至，盈利大增，这为一年后荣氏的第一家面粉厂兴建打下了资金基础。

　　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却将大量的面粉订单送到了荣氏兄弟手中，二人借此“国内机制面粉的黄金时代”，大力扩充事业，使其面粉产量占据了当时全国总数的29%。与此同时，申新纱厂出产的“人钟”牌棉纱被定为标准纱，并很快打入国内外的市场——荣氏企业至此在中国牢牢站住了脚跟。

　　而即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荣宗敬也能以一名商人的冷静头脑，通过适时地抛售和吃进日元并配合舆论宣传工作，一手引导了当时日元对银元的比价。有记载说，他最终从中净赚了近400万日元。

　　但随着上海、无锡相继陷落，荣家企业蒙受了巨大损失。

　　当时上海形势已经日渐危急，荣家的申新一厂和八厂虽然地处战区，却依然照常生产。

　　1937年10月27日上午，日军重型轰炸机向申新八厂投下了19枚千磅以上的炸弹。纺织厂迅速烈火腾腾。在这一次轰炸里，这两个工厂死亡职工430多人。

　　在日军发动全面战争的头几个月里，荣家所有处在战区的14个工厂，全部遭到了日军轰炸。

　　然而只过两年，情形突变。在1939年到1941年这段时间里，上海租界内由于战时环境特殊而人口激增，外来人潮携来的大量资金，使得租界内物价大幅上涨。

　　据当时的记录，那段时期，上海租界以外沦陷区纱厂不是被敌人炮火所毁，就是被日军强占；而内地对纱布的需求极大，在租界内继续开工的纱厂，“无不市利百倍”。

　　那段时间，竟成了上海纱厂的高速发展期。荣家在战难中赚来的钱，不仅还清了战前相当于17万两黄金的全部银行贷款，还开办了银行与一些贸易公司。

　　在战争中，仅有商人的精明显然不够。在租界内，荣氏企业借用的是美商和英商的名义。1941年7月，日本人曾指使汪伪政府接收申新的两个厂子“归为国营”，但因为两厂所依靠的美商和英商的抗议与交涉，荣家才得以继续保有两厂的所有权。

　　抗日战争初期，荣家也曾考虑依靠“上海市民协会”为其寻求保护，这是一个日军变相成立的带有“维持会”性质的组织。

　　1938年元旦，上海《大美晚报晨刊》刊登消息：各界爱国人士集会声讨“上海市民协会”，认为这是汉奸走狗的活动组织。

　　仅仅几天后，荣宗敬与长子溥仁匆匆离开了上海，从水路启程赴香港。在香港居住的那段时间里，荣宗敬每日以泪洗面。2月10日，荣宗敬脑溢血症复发医治无效离世，终年65岁。

公私合营考验

　　新中国成立前，位于上海及江浙一带的民族工商业的商人，又开始了大规模的对于出路的抉择。当时的“十大资本家”，有9家举家迁徙，有的出国赴美或者赴欧，有的则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

　　荣氏家族的大部分人也选择了离开，唯独荣德生执意留下来。他对此是有考量的，当年他在无锡创办的公益小学，在无锡解放前的两年里，一直是中共无锡工作委员会机关所在地。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19 09:17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4-19 09:21 标题: 荣氏家族的百年浮沉(14)

1948年底，中共无锡工委书记高山，通过地下党转告荣德生，“搞好生产，不要外迁”。而荣德生对于共产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十分重视，曾经反复研究。

　　荣毅仁的家眷，此时已经先期去了香港。对于荣毅仁的留下，如今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他决定与父亲共进退而自愿留下；一种是他那时在上海还有一起官司需要出庭，正好赶在上海解放那天，阴差阳错地留下了。

　　留下的荣毅仁接手了上海的荣氏企业。而此时的荣氏工厂，已经是个烂摊子。被其他荣姓家族抽走海外的资金，据上海市纺织工业局一份史料记载，高达1000多万美金。

　　1949年6月2日，上海工商界人士在上海外滩中国银行大楼4层举行座谈会。荣毅仁第一次见到了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和副市长潘汉年。

　　陈毅一句“共产党鼓励工商业者在新上海的建设中起积极作用”，终于让荣毅仁心中的石头落了地。

　　之后，陈毅还带着家人公开到荣毅仁家里做客，表示要与荣毅仁交朋友。这些做法，在人心还不稳的上海迅速传开，有人称，这是“共产党团结工商界的一次感人动作”。

　　“团结”很快就真的有了动作。

　　1950年2月，国民党的飞机再次轰炸上海，导致了上海工商业的突然崩溃：工厂停工，资金短缺，销路不振。那时正处在春节前夕，申新纺织几乎发不出工资。

　　一些申新六厂的女工直接找到荣毅仁家，堵在荣家的客厅，大有“不拿到工资不出荣家门的架势”。陈毅很快得知了此事，马上找总工会的负责人前去疏通工作。并帮厂里申请了贷款，让他们暂渡难关。

　　1950年，荣毅仁从申新自身的生存出发，思考出关于“加工订货”的想法。这是针对很多工厂商品卖不出而想到的法子。当时的中央财委主任陈云对此高度重视，很快就在全国推行。

　　所有这些，都让荣毅仁兴奋不已。只是他没想到，后面的转变比预料得更快。

　　下半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这对商人们来说又是一次发财的机会。许多商人不愿再接受加工订货，而想把商品拿到市场上卖高价。但为了完成政策，有些商人开始在商品里以次充好。最严重的是，解放军攻打舟山群岛，需要白棕绳，而次品使得在战斗中绳索绷裂，造成11艘船沉没，80人牺牲。

　　陈毅对此大怒不已，1951年底开始了三反五反运动，在上海，让工人当面揭发“资本家”。有文章记录，那段时间，经常能看荣毅仁在8楼会场外眉头紧锁，兜圈子，踱方步，可见他思想斗争激烈。

　　1952年底，荣毅仁父亲荣德生去世，直到死荣德生仍不能理解“工厂全归工人主政” 等违背企业运营模式的做法。

　　1954年，荣毅仁带头拉开申新纺织与政府公私合营的大幕。许多股东都不能理解，担心财产全部被充公。荣毅仁却说，“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走也得走。只要接受改造，大家都会有饭吃有工作，而且可以保留消费财产。”

　　由此，荣家发展了半个世纪的产业，变为国家所有。当年，申新集团成立，荣毅仁成为总经理。

　　而荣毅仁也因此举获得了共产党的尊重。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称荣毅仁为“红色资本家”，并以上海市前市长身份，为他助选上海副市长。荣毅仁在最辉煌时，成为中国国家副主席。

作者: NZWJ 时间: 2009-4-19 09:41 标题: 有关中国企业家的伦理(15)

近代政商缩影

作者:李赫然、孙冉

　　像荣毅仁和王光英，是比较特殊的，在那个时代做一面旗帜。而做了不同选择的其他商业家族，则各自留下了不同轨迹。

董氏家族之沉浮

　　与荣毅仁的决定不同，香港前特首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在1949年携家眷离开上海，举家迁往香港。这在当时，是很多有资产者的共同选择。

　　早在此前八年，董浩云便在香港开始铺展他的产业，重组并注册了中国航运信托公司。命途多舛的企业后虽然在战乱中经历了日本的没收、美国的扣压，董浩云还是抓住香港经济上行的大势，在60年代已经奠定了自己“世界级船王”的地位。

　　随后，董氏家族产业东方海外(国际)有限公司1973年在香港挂牌上市，整个70年代发展如日中天。

　　好景不长，1982年，世界航运业陷入低潮，董家产业陷入财务困境，欠下的债务高达230多亿港币。当时有人曾经说：董建华所欠的款项，与奥地利一国的国债一样多。

　　同年4月15日，董浩云心脏病突发去世。董氏家族产业走到生死存亡的关健时刻。

　　眼看父亲几十年心血创下的海上王国行将要在自己手中毁于一旦，彼时的董建华四处奔走求救，动用了父亲在日本、台湾政界、商界建立的良好关系，却一直无果。不仅台湾银行拒绝了他的贷款，日本方面也拒绝推延交货时间，这对于资金短缺、船舶过剩的董家企业无异于雪上加霜。

　　就在此时，汇丰银行伸出了援手，向董建华提供了1亿美元的备用信贷。一家大陆银行为其分担了5000万美元，这家银行就是中国银行。

　　这是董家自1949年离开大陆后，第一次和中国政府建立联系，从此，董氏集团的兴盛和大陆再也分不开了。

　　1986年3月14日，董建华获得了著名香港富豪霍英东的1.2亿美元注资。这次注资至关重要，两个月后董建华宣布公司重组计划，并随后乘风破浪，于1990年偿清了所有债务，开始赢利。

　　霍英东是著名的“红色资本家”之一，由于他与中国大陆的特殊关系，这一次注资引起了各界的极大关注。关于这次神秘注资，传说很多，最盛行的一种说法认为所注资金并非霍氏所有，而是来自大陆方面。

　　《霍英东全传》的作者冷夏曾经六七次反复问他，他才勉强谈到“其实情况是中方注资”，“我们只是中间人，不是主动的⋯⋯”

　　至于背后的原因，众说纷纭。可以肯定的是，从此之后，董氏集团开始扩展大陆业务，并最终于1989年完成宇宙号的上海首航，阔别40年后重回内地。

　　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和市长朱基都到场祝贺，江、董二人交谈愉快，这是董第一次与大陆高层领导人“亲密接触”，这或许为董之后当选特首埋下了伏笔。

1992年，“东方海外”在上海开设了它在中国大陆的第一个办事处。随后，在中国大陆的投资额迅速上升，截至1995年6月底，“东方海外”在中国大陆的总投资达到5.33亿美元。

　　在和中国大陆进行多方位的经济合作同时，董建华也开始了其政治生涯。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19 09:44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4-19 09:47 标题: 近代政商缩影(16)

“火柴大王”刘鸿生

　　旧中国著名的“实业大王”刘鸿生的产业也随着近代中国变动的政局而飘摇不定。

　　他曾说：“中国之所以受气，是因为没有工业，没有科学，因此就想利用口袋中的现钞做点事”。于是他相继开创了一系列的民族企业。

　　20世纪20年代初，刘鸿生以自己的经济实力，开始经营火柴、水泥、纺织、码头等与民生攸关的实业，业绩显著。

　　1934年，他兼并了长江沿岸7家中小火柴厂，成立了大中华火柴公司。不久，“大中华”的资本激增至365万元，年产火柴15万箱，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火柴公司，刘鸿生也被人们冠以“中国火柴大王”称号。并以此开始了“刘氏托拉斯”的梦想。

　　“刘氏托拉斯”也和同时代的民族企业一样，在政治的变动中风雨飘摇。

　　20世纪30年代，刘因同意出任人人视为畏途的招商局轮船公司总经理，得罪了一批官商。与此同时，他自己的“刘鸿记账房”也陷入欠债危机，当刘向曾经许诺的宋子文求助时，却只得到了宋的嘲笑。

　　抗战开始后，住在上海租界的刘鸿生不仅担当起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动员子女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爱国后援工作，在受到蒋介石家庭宴请后，更是担当起了向“大后方”提供物资援助的重任。

　　刘鸿生积极部署在港、渝、川东创办火柴厂、毛纺织厂、火柴原料厂，冒着虎口夺食的危险，派四子刘念智将浦东章华毛纺织厂的机器费劲千辛万苦从上海运出，辗转缅甸仰光运抵陪都重庆。

　　然而在随后筹款开工时，刘鸿生却遇到了无法解决的困难，导致他大呼上当：“我这个昔日上海的大老板，如今倒成了他们的小伙计啦！”

　　1949年4月，他远走香港，后来在周恩来的感召下，毅然返回大陆。1956年初，官方实行公私合营政策，刘鸿生拿出其价值两千多万元的刘氏企业申请公私合营。

　　同年10月1日，刘鸿生平静地离开人世。他告诫后人：“定息可以分取，但不要多取，每人至多拿几万元，拿多了对你们没有好处。其余的全部捐献给国家，这是我对中国共产党一点微小的表示，也是我最后的嘱咐。”

　　刘鸿生死得早，没遇到后来的运动，可称他的幸运。与他同期的商人卢作孚，在“三反”期间，就被他的养子揭发为在公私合营期间，收买公方代表。而所谓“收买”，不过是吃了一顿饭。

　　在“三反”运动中，这个被毛泽东称为中国民族工业“四个不能忘”之一的人最终自杀，当时新华社内参报道时，在卢的自杀消息上，加了“畏罪”两字。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4月17日)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19 09:48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20 08:17 标题: 有关中国企业家的伦理(17)

中国企业家的本土传统在哪里？

　　作者：傅国涌

寻他们所开创的本土企业传统，我们不仅能找到中国企业家真正的财富精神源头，而且可以看到一个古老民族在近代曾经达到过的高度，这应该是一个起点，而决不是终点。

　　一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曾做过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就在一本书中惊人准确地预言过，进入21世纪后，在中国最具象征性的将不再是国营钢铁厂中辛勤劳作的产业工人，而是掌握了高技术、在环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市场上积极竞争的工商企业家。

　　经过30年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我们蓦然发现，一个曾经消失的阶层不仅重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而且掌握了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几乎占据着社会舞台的中心。

　　在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和社会主义改造中，整个企业家阶层被连根拔起，历史的链条曾经中断，一切归零。脱胎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经济改革，成长于90年代的新一轮市场化浪潮，在21世纪初全面崛起的这个新阶层几乎是从零开始，伴随着这个阶层的日益壮大，是发财术、掘金术的泛滥，充斥书店的是大量满足人们发财欲望、教人一夜暴富的书籍，报纸版面上弥漫着金钱的气味，刊物封面是娱乐明星和财富明星二分天下，电视屏幕上到处演绎着红顶商人、大宅门、白银谷这类老财富神话，或未经沉淀的当代新财富神话。压抑了30年的发财梦一夜之间被释放出来，如同打开了所罗门的魔瓶。

　　曾几何时，连高居学府讲坛之上无比显赫的经济学也逐渐丧失学术的尊严，或明或暗地成为新兴企业家阶层的代言人。贫富两极分化的鸿沟仿佛将这个泱泱大国撕开了，仇富的心理和追逐财富的愿望一样遍地生长，经济的繁荣并不必然孕育出一个健康的社会，一个缺乏自己精神背景的新阶层，无论手里攥着多少财富，都是肤浅的，面容苍白的，没有底气的，很难以足够的勇气和能力承担起历史的未来。

　　前些年，当我们听到个别企业家呼唤工商文明的声音时，可以说，这个新阶层当中至少有人开始在思考比利润、比金钱更深刻的问题了。如果说，这样的声音还只是停留在言论层面的话，那么在“5·12”地震中某些企业家的行动则把企业家如何承担社会责任这些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在思考这些问题时，由于本土资源的匮乏，人们常常把眼睛投向异域，西方那些第一流的企业家的作为和表现成了许多人挂在嘴边的话题，也就是说，在讨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精神背景和企业家意识时，我们的参照系常常来自横向的外部世界。这个时候，纵向地追寻我们自己本土的企业家传统，回望历史烟尘中被掩埋的那些身影面容，挖掘那些曾经在幽暗的历史长夜里一闪而过的经典范例，变得犹为迫切。

　　我们在讨论一个古老民族的现代化进程时常常会想到“路径依赖”这个说法，那些在工商业领域积极竞争、走向国际市场的新兴企业家追根的时候，常常把自己的根追到徽商、晋商的身上，追到红顶商人胡雪岩那里，这些题材已产生了大量的虚构文学、电视剧，他们的故事为人们津津乐道，他们的经营技巧、商业智慧以及和官场打交道的能力，都成为人们学习的样本。杭州的胡雪岩故居、胡庆余堂，山西太谷，祈县的那些百年老宅，几乎都成了朝圣的地方。

　　但这个根实在是追错了地方。尽管他们可以把生意做得很大，甚至可以富甲天下，也形成了自己的商业传统，其中蕴涵着许多值得肯定的因素，比如诚信为本的理念等等，但是，他们都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产生于一个封闭社会当中，经商只是他们附属于绝对皇权之下的一种谋生方式，缺乏自身的独立性，经商不能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内在追求。他们头上还笼罩着不可超越的官本位的障碍。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4-20 08:50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20 08:25 标题: 中国企业家的本土传统在哪里？(18)

只有到了晚清，时代发生重大变化，在洋务运动兴起之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机高涨，外国企业在中国的通商口岸纷纷生长起来，洋货占领市场，刺激国人自办企业，以寻求救国之路时；特别是经历了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变局，皇权衰微，甚至连朝廷都公开奖励投资工商业，不惜以子爵、男爵来奖励投资者，并且颁布一系列法律、法规来保障企业的创办和经营，此时才有可能出现新型的近代工商业以及新型的企业家阶层。

　　我们知道，创立湘军，帮助清廷削平太平天国的曾国藩，号称“中兴名臣”，功高震主，显赫一时，也不过得了个侯爵，长盛不衰的李鸿章只是个伯爵。而到了晚清，一个人凭投资办企业就可以得子爵、男爵，光宗耀祖，对一个官本位根深蒂固的民族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

　　当代企业家阶层的重新发育和起步大致上已经30年了。30年，对一个人来说是大半生，司马迁在《史记》中说30年为一小世，这是一个回头总结的时刻，也是一个再次出发、找到一个新起点的时刻。此刻，我们回过头来寻找中国本土企业家曾经的传统，看看前人曾经达到的高度，站在前人的起点上，比完全从零开始要好得多。一旦找到了真实的根，明白自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民族的土壤里面生长起来的，这个新兴的阶层就将拥有一个可以依托的精神背景，不再是依附在虚无缥缈的东西上面，也不至于只能到域外去寻求自己的精神资源。

二

　　大约在2005年的夏天，我逐渐意识到，一部中国近代史不仅是军阀、枭雄、权势者和革命者书写的，也是社会各个领域一直坚持走自己独立道路的那些人书写的，拉开历史的距离，从某种本质的意义上看，后者往往更具有建设性，留下的遗产也更为实在，更为具体。由此我把眼光放在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新闻救国、出版救国这些代表人物身上。这是我关心实业救国的起点，我因此阅读了大量晚清、民国企业家的史料。

　　我发现，长期以来，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当中，企业家阶层的作用、努力、影响特别是他们的精神价值，在很大程度上都被遮蔽了。我们对这个阶层、这种独特的社会力量的认识几乎都是带着偏见的，充满了符号化、简单化。即使是那些有关他们的传记也往往停留在他们经营有术、创业有成的表面上，大多没能把握他们的财富精神实质，更没有深入他们背后的历史，将他们放在整个大历史中，同时又把他们看作是一个自主的主体，还给他们血肉丰富的形象，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到2006年底，我深感仅仅停留在纸上的寻找是远远不够的，从2007年初开始，到2008年初，我的寻访之旅断断续续，历时一年，在无锡、南通、上海、南京、天津，在武汉、重庆、宜昌、乐山五通桥……在晚清以来几代企业家们留下遗迹的城市、乡镇，我亲身感受到了他们昔日的追求，昔日的创造，昔日的梦想，昔日的辉煌，当然也感受到了他们的痛苦、失望和无奈。经过多少风雨沧桑，风云变幻，他们的企业几乎都已湮灭，有的只留下一个厂名，昔日的传统也多已无处寻觅，但是站在物是人非的旧厂房乃至荡然无存的遗址上，我仍然有过一次次的感动，有过一次次的欣喜或哀伤，一次次的振奋和失落，我深切地体会到，他们的事业和理想没有随时间而成为齑粉，因为有历史在。

　　随着时光的消逝，那些早已离世的企业家形象渐渐在我的心中复活，他们办企业，办教育，投身公益，致力于推动一个保障企业发展的健全制度环境，这是他们创造历史的过程，也是他们自我塑造的过程。

从1895年状元办厂的张謇到1938年指挥完成宜昌大撤退的卢作孚，这是一段可以歌可以哭的历史，几代企业家几乎都是白手起家，聚沙成塔，平地起高楼，每一个工厂、每一个报馆、每一个出版社、每一个银行，几乎都是一个奇迹，在中国的南北东西，他们所能凭借的甚少，所能依靠的只是自己的诚实、勇气和努力。不幸的是，这个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进程因制度变迁的刚性因素被迫中断，但是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几代企业家筚路蓝缕，开创了一个个具有示范性的良好传统，足以成为今天企业家们的精神背景。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4-20 08:51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20 08:37 标题: 中国企业家的本土传统在哪里？(19)

　我第一次到南通，在几位朋友的帮助下，走马观花，一天之内看了张謇在南通留下的主要遗迹，在他离世80多年后，经过无数的变迁，南通处处都还有他的影子。毫不无夸张地说，张謇仍是今日南通的灵魂。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一个人竟然可以如此深刻地影响一个城市，造福一个地方。我到了他创办第一家大生纱厂的唐闸镇，我在运河边上看着夕阳西下，码头依旧，钟楼依旧，只是失去了往日的繁华，这是张謇建设南通的起点。

　　在上海，我曾两次去寻访商务印书馆的遗踪，河南路上商务发行所的旧址已面目全非，宝山路上商务编译所、印刷所最老的建筑早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毁于日军之手，此后在天通庵路上易地重建，今天已衰败不堪，老厂房加了一层，不再是当年的样子，只有钟楼上商务的标志，让我依稀想见老商务的黄金时代。1897年，当排字工出身的夏瑞芳、鲍咸恩等集股创业之初，这不过是一家小小的印刷厂，之后却发展成为中国出版业的巨无霸，它编印、发行的教科书长期占据主要的市场份额，它出版的书籍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现代知识系统，保存了大量文化典籍，在一个动荡的年代提供书本而不是子弹。这几乎是一个文化企业所能达到的极限。

　　无锡荣家兄弟号称“面粉大王”、“纺织大王”，他们在无锡的第一家面粉厂旧址，昔日荣家事业的发祥地，如今成了“无锡民族工商业博物馆”。在上海江西路上，荣家鼎盛时期建立的三新大厦，如今看来已算不得气派。沿着苏州河、黄浦江星罗棋布的荣家企业已全部无处寻觅，荣氏后人新建的中美合资上海申南纺织公司，与过去的申新公司并无传承关系。上海滩上，只有荣家两兄弟往日的别墅仍在，一在繁华的路口，一在僻静的弄堂，如同兄弟俩不同的性格。

　　上海宁波路上，陈光甫一手创立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还巍然挺立着，现在是浦东发展银行在用，80年了，一点也不显得落伍，从宽大的营业大厅就可以看出。在四川中路上我找到了“火柴大王”、“水泥大王”、“企业大王”刘鸿生的企业大楼，这幢8层的大楼外观基本保持着原貌，只是被改名为“创业大楼”，继续当作写字楼在用。企业大楼见证了刘氏企业的兴衰。上海延安西路上，当年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的那幢大楼，上海自然博物馆仍在使用，坚固而漂亮的西式建筑，可以想见当年中国纺织业的盛况。

　　我到西南寻找卢作孚的遗迹，从他的故乡合川到他建设的北碚，从万县到宜昌。民生公司的第一个办公处是个庙宇，摇摇欲坠，里面还住着人，进门有狗吠，花开，只有断壁残垣见证着民生初创时的艰辛。从一条小船起家，民生的船队进入了整个长江，通向了世界。我在宜昌长江边一个叫做九码头的地方，感受那场中国实业史上惊心动魄的“敦克尔克大撤退”，那些紧张有序、激情满怀的日日夜夜。正是卢作孚指挥民生的船队，精密计算，分段航行，不畏艰险，日夜不停，调动所有力量，最大限度地发挥民生公司的运输能力，奇迹般地完成了宜昌大撤退。在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这大概是一个民营企业能做到的极限了。

三

　　一幅近代企业家的群像在我心里变得越来越清晰，由他们各具个性特色的努力所构成的本土企业传统也渐渐在我眼前浮动。这个独特传统的内核就是实业救国，张謇、荣氏兄弟、穆藕初、范旭东、刘鸿生、卢作孚，他们都是近代以来实业救国的代表人物。

　　不仅他们，“五四”时代就读于浙江高等工业学校电机专业的胡西园，最强烈的愿望就是“一定要让中国人能够用上自己制造的电灯泡！”1921年，他在上海开办了灯泡厂，1923年正式注册“中国亚浦耳灯泡厂”，赢得了“灯泡大王”的称誉。简氏兄弟创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也是抱着“实业救国”、“挽回利权”的愿望，中国的卷烟市场大部分为英美烟草公司垄断，他们提出“中国人吸中国烟”的口号，创“大爱国”、“大长城”、“大喜”等品牌，以国货为号召。这和刘鸿生办火柴工业的动机几乎如出一辙。宋—’卿在天津办东亚毛呢纺织有限公司，提出“国人资本，国人制造”的口号，将毛线品牌命名为“抵羊”，商标图案是两头抵着角的羊，其实包含着“抵制洋货”的意思，国人一看就明白。东亚的“抵羊”牌迅速击败日本的“麻雀”牌和英国的“蜜蜂”牌，占有了全国87%的毛线市场。

　实业救国，可以说那是一个时代的风气，不是个别人的选择。所以，法国学者白吉尔在《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中有个著名的论断，与西方17世纪的新教徒企业家不同，20世纪中国的企业家把自己的成功看作是拯救国家命运的希望之举。

　　不断求新、求大，追求新工艺、新技术、新机器，把企业一个变二个、变三个，从荣家兄弟、刘鸿生、卢作孚等人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特点。“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荣宗敬的这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一个经典性的范例。刘鸿生晚年回顾平生：“我的全部理想，只是为了发展民族工业。我总希望把我的企业从一个变成二个、三个，越多越好。”卢作孚对于轮船不嫌其多，民生公司船上的设备包括无线电台等在当时都是领先的。而且民生的投资涉及许多不同的领域。这是企业家之所以成为企业家的内在动力，只有把办企业本身看作是终极追求，而不是跳板、敲门砖，把办企业看作是一种独立的行为，自身即拥有最高价值，才有可能会有不竭的动力，推动着自己往前走，而不是在已有的成就上停下来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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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20 08:48 标题: 中国企业家的本土传统在哪里？(20)

制度建设，这是任何一家成功的近代企业能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以商务印书馆为例，它真正发扬光大是从张元济进入开始的，他的抱负是扶助教育，同时他又有一个愿望，就是要“为中国实业造一模范”。他戏称自己是制定规章制度的“专家”，亲手为商务制定了大量的制度，从企业运作、财务管理、人事进退、奖惩到职工福利甚至包括困难职工子弟的教育补助等，都有一系列完善的规定。比起这些有形规定更重要的还是他身体力行提供的示范，比如他请客公私从来分开，比如他主张高层管理者子弟不准进公司，他儿子张树年留美归来想进商务，就被他拒绝了。1918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前来取经，索要商务印书馆的有关章程，当时南洋公司刚把总厂迁到上海，准备进行改组，希望参考商务印书馆的管理和人事等制度。

　　1922年进入商务的王云五，从主持编译所到主持整个商务，他引入的科学管理，对于1932年商务遭遇浩劫之后的复兴，产生了重要作用。在他手里，商务不仅继续保持出版业的领军地位，而且有更进一步的发展。穆藕初在他创办的纱厂最早引入了科学管理法，卢作孚对民生公司也强调科学管理，而且落实到每个细节上面。张謇在办大生纱厂前夕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手定大量章程制度，大生最后的失败固然有种种原因，制度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就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点。

　　陈光甫在1915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之初就设定了“服务社会”的宗旨，他认为，服务是银行的生命线，普通的商店是卖货物的，银行能卖的只有服务，他说：“凡私人所有的工业、金融机关、大企业等等，请牢牢记着‘我是来服务的’这句话，否则，它们的灭亡，无论如何，是逃避不了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它的服务意识，为此他确立了六条原则：不辞烦碎、不避劳苦、不图厚利、为人所不屑为、从小处做起、时时想新办法。不仅陈光甫如此，其他企业家也多如此。荣德生曾经对钱穆说起了兄弟俩办厂的最初动机，就是救助社会失业，也就是为百姓解决就业问题。

　　保持独立性，这是近代企业家阶层留下的一个不能忽略的传统之一。从晚清商会的诞生，到民国时的勃兴，以企业家为主体的商会在中国社会一直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晚清立宪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曹锟贿选、“九一八”事变后呼吁宪政、“一二八事变”、抗日战争……在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我们都能看到他们活跃的身影，听到他们的声音。多数时候商会都是站在时代前面的。最重要的是商会具有相当的自主性，其领导机构都是选举产生的，当选者基本上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即使是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商会、工业会之类的社会组织也没有完全失去这种独立性。1948年11月22日，全国工业总会在上海开会，刘鸿生当选为理事长，凭的是实力和资望，因为当时国民党当局属意的人选是陈蔼士。在当选的15位常务理事中，包括了“永久黄”团体的李烛尘，荣氏企业的李国伟、荣尔仁，以及胡西园等人。

　　承担社会责任，从造桥修路到捐资助学，或兴办学校，近代企业家对公益事业热忱始终受到社会舆论的肯定和历届政府的鼓励。张謇自述办实业的动机是为了教育，他从办第一家大生纱厂到二厂、三厂，到铁厂、油厂、面粉厂、印刷厂、轮船公司、垦牧公司，把实业作为支点，以实业为母，教育为父，办师范、办普通中小学、办幼稚园甚至办大学，然后建博物苑、图书馆、气象台、剧场、公共体育场，以及育婴堂、养老院、济良所、残废院、医院、公园大量的慈善和公益事业，几乎是以企业办社会，南通成为他建设“新新世界”的试验田，也成了那个时代中国的模范城。“张南通”真的是名副其实，他不仅奠定了南通一隅的现代化基础，而且他创造的这个“南通模式”直接影响了荣氏兄弟、范旭东、卢作孚、穆藕初等人，间接影响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卢作孚主持的重庆北碚建设几乎就是对“南通模式”的一个翻版，他在建设北碚之初，一方面修公园，整顿匪患，训练人，一方面办工厂、开矿，然后办学校、办图书馆、办电影院，甚至建起了中国西部科学院。

　　在寻访近代企业家遗迹的过程中，我发现有许多地方都是“因厂成镇”，比如大生一厂所在的南通唐闸镇，大生二厂所在的启东九隆镇，大生三厂所在的海门三厂镇干脆地名都叫“三厂”。这些都是以工业化推动城市化活着的范例。他们办企业的行为因而也成了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如果我们想到这一切都是依靠一个企业家、一家民营企业完成的，我们感叹的又岂止是工业化的力量，或者那些企业家的个人魅力，在这些因素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值得我们去追问、去寻思。

　　他们的作为早已超越一般做善事、关心公益的层面，而是体现了近代企业家群体在推动工业化的同时推动城市化和整个国家现代化的用意。张謇以30年的时间致力于实业、教育、宪政和地方自治，被人称为中国的现代化之父。卢作孚曾直截了当地提出现代化的目标，荣德生到晚年仍耿耿在念：“中国要富强，非急速变成一个工业化国家不可”。追寻他们所开创的本土企业传统，我们不仅能找到中国企业家真正的财富精神源头，而且可以看到一个古老民族在近代曾经达到过的高度，这应该是一个起点，而决不是终点。

文章来源：「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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