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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杨玉良校长主持奥巴马与中国青年对话实录 等多篇 [打印本页]
作者: NZWJ    时间: 2009-3-12 07:41     标题: 杨玉良校长主持奥巴马与中国青年对话实录 等多篇

复旦大学杨玉良校长文章集



【作者简介】杨玉良，1952年出生于浙江海盐。现任复旦大学校长。1977年复旦大学化学系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专业毕业。1984年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博士。 1986年，留学联邦德国马普高分子研究所，国际著名学者Spiess教授核磁共振技术研究的博士后。1988年，回复旦大学工作。1993年晋升为教授。1999年“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第一批特聘教授。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连续两次任国家“973”计划首席专家，2008年度被聘为国家“863”计划首席专家。1993年以后历任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高分子科学系首任系主任、聚合物分子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上海市高分子材料研究开发中心主任。1999年，任复旦大学副校长。2006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有多项国际国内发明专利。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和省部级奖励10余项，以及“求是杰出科学家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发表有大量著述和论文。

目录
(1)我心目中未来的复旦(第1－第4楼)
(2)也谈李约瑟难题(第5－第9楼)
(3)大学和学者都应坚守学术精神和学术传统(第10－第10楼)
(4)大学不需要“才子+流氓(第11－第11楼)
(5)大学使命与大学生责任(第12－第17楼)
(6)关于学科和学科建设有关问题的认识(第18－第25楼)
(7)重塑精神重扬理想(第26－第30楼)
(8)大学不能没有“精神围墙”(第31－第32楼)
(9)永不忘记出发时的远大理想(第33－第34楼)
(10)永远做学术精神的坚守者(第35－第36楼)
(11)校友，母校永远爱你们！(第37－第37楼)
(12)珍惜你们的学习机会(第38－第39楼)
(13)师承关系——两个科学王朝的故事(第40－第42楼)
(14)杨玉良校长主持奥巴马与中国青年对话实录(第43－第52楼)
    (请浏览照片:http://www.fudan.org.cn/newmx.asp?ShowId=689)
(15)复旦大学校长、复旦大学校友会会长杨玉良主持奥巴马与中国青年对话活动一组报道(第53－第58楼)
(16)在复旦大学校友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第59－第60楼)

我心目中未来的复旦(1)


作者: 杨玉良

   

    各位老师，同志们： 今天是本学期第一次党政干部大会，也是我到任后的第一次干部会议。原本今天是要我向大家布置2009年度的行政工作要点，但《工作要点》已经下发给各单位，我没有必要在这里拿腔拿调地念一遍，或是作一些“强调”和“解释”。我总觉得这样讲或多或少有一点“官气”，令人生厌。我相信大家回去后会认真阅读，具体落实。因此，我昨晚突然决定要换一种方式，一来不想使大家觉得“又是老一套”，二来想在这里说一点我自己想说的话。这样一来，我就不得不预先申明：下面的讲话没有受班子的委托。这或许有点自由主义，但是我保证我下面要说的是真话。

    掐指算来，我到任才刚进入第六周，要说一些所谓的“施政纲领”那是无稽之谈。最近一段时间，我找了学校的一些教授（主要是人文社科的教授），听听他们到底有些什么想法。我深怕职能部处给我留下一些先入为主的意见，因此在座的职能部处的干部我大多还没找。在与教授们的交谈中，我学到了不少东西，也有一些感受，谈出来求教各位。

    最近我随时在问自己一个问题：你到复旦来当校长，你准备好了吗？答案只能是“没有”。但是有人会说，你连准备都没有那你来干嘛！我说我在作一些调研，有人说我这是托词，也该谈点什么了！总而言之，我只是想和大家交流一下，如果有什么不恰当的地方，咱们就像北大 “兼容并包”那样，也把我兼容一下，尽管我是校长。

    作为一个大学校长，他的知识结构极其重要。有些专著上说，大学校长必须是一个通才。然而，专才容易，通才难得。所以，我的压力大家可以理解。从我的背景来看，我是一个自然科学家，再具体一点就是化学家，再具体一点就是高分子化学家，所以这点知识是非常有限的。其次，像我这样的科学家有一个习惯，说它好也好，说它不好也好，就是比较喜欢用逻辑的办法来看问题，但是现实告诉我这个世界又不全是逻辑。所以我在稿子的页边上写了一句话：“避免完全用一个科学家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或者说来看这所学校。”但是要改变这个思维方式确实很难，说实话我也只能力图改变。

    在座各位都知道，复旦大学从陈望道校长离任以来，已经有32年都是理科的人来当校长。我们不去分析为什么老是由理科的人任校长。北大的陈平原教授有过一句话：道理很简单，因为现在都要用院士，但是人文及社会科学没有评院士。但是我在回复旦任校长前，北大有一位退下来的副校长跟我讲，复旦大学是一所有非常深厚的人文社科底蕴的大学，你这个校长当得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人文社科的教授对你的接受、认可程度。说句实话，我听了以后出了一身冷汗，因为人文社科不是我的长处。我一想也有道理，人文社科是我国现阶段发展的关键学科，因为它关乎人的精神。而且，教育学就属于哲学的范畴。我经常自嘲，别人有时也这么评价，我只是有点知识，但是没有文化，也不懂管理，主要只有自己专业领域的知识。所以，让我扛着复旦大学校长的名头，这个压力是可以想象的。要想没有压力，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你对这所学校干脆就不负责任，但这显然不是我的选择。

    所以，对我来讲唯一的办法就是学习，向实践学习，向大家学习，向教授们学习，向书本学习。我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力图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这所学校，而不是完全用科学家非常逻辑的眼光。换言之，我们能否不只是简单看一个学校有多少院士、多少博导、多少SCI文章、文章引用率多少、得奖数多少......，我不是说这些不重要，而是能不能把这些所谓的“指标”先撇开，然后再看看这个学校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学校。
  
    看一所学校，尤其对于一所名牌大学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历史感。要看出复旦是一所活生生的、有文化底蕴的复旦，这是我所期望的。所以昨晚我起草这个发言提纲的时候，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我心目中未来的复旦。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1-22 08:03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3-12 07:44     标题: 我心目中未来的复旦(2)

在国务院学位办工作的这些年，我走了很多学校，但是我感觉在大学文化的坚守上，或者说是精神和使命的坚守上普遍有所缺失。大家都在忙忙碌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所以有一些荒唐事情就会出来。我最近在读余英时的《知识人与中国文化的价值》，序言里有这样一句话：“文化的价值虽然起源于一个民族的共同的生活方式中，但必须经过系统的整理、提炼、阐明，然后才能形成一套基本的规范，反过来在这个民族的精神生活当中发生了引导作用。这一整理、提炼、阐明的重大任务，就中国传统而言，一直是由‘士’承担着的。”如果按这个定义的话，一个民族的文化尚且如此，那么现在知识分子集中在大学里，大学的文化当然是由我们在座的、不在座的和已经毕业的所有成员来共同塑造、整理、提升的。

    春节团拜会时，我曾经引用过北大前校长许智宏先生在离任时的演讲。他说：“什么是大学的文化，她就承载于一些名师们的传说和轶事当中。”所以我想，一所好的大学必须有让学生感到自豪的“名师文化”。那天我也发了感慨，我觉得我们复旦大学的教师在写有关各学科名师的一些追忆类的文章比较少。但我相信，当学生们在传诵这些名师们的传奇故事的时候，就会透射出那种让人感动、激越、开怀并且已经升华了的大学文化，这种文化是靠学校的每一个成员，包括校友们共同传诵的。它对每一个学生起着潜在的精神引导作用，其效果往往超过刻板的、一本正经的“大事记”或者“校史”。

    另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最容易被传诵的名师大多是人文社科的教授，有人总结认为是因为文科的教师和学生比较善于舞文弄墨，写他们的同事和老师，而理工和医科稍欠缺些。正因为这样，我觉得人文社科的教授们的学问、才气、情怀和他们的一言一行，以及他们流传下来经过“歪曲”和“添油加醋”的故事，对这所学校的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延续是极其重要的。在传播这些老师的故事时，叙事者的“歪曲”和“添油加醋”恰恰是反映了他们心目中的“大学精神”。试想，如果学生对老师没有崇敬的心情，如果老师对学生没有关爱的话，如果学者和学者之间没有一种相互敬重、相互欣赏，那么这样的文章和故事就会少。所以这些传诵实际上是反映了这所学校的学术和文化环境，叙事者注入了自己的情感。比如说我们在读李登辉、陈望道等老校长的传记的时候，判断这份传记写得好不好的标准就是作者是否倾注了全部的情感。

    名师们的故事传诵过程，套用余英时先生的话就是一个提炼、整理的过程，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套学校学习、工作和生活的规范，并在大学师生的精神生活中发生引导作用。正因如此，我才会说，人文社科的学者形成的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在复旦精神的传承和发扬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无论是颓废的，还是积极向上的，无论是相互合作的，还是互相攻讦的，呆板的还是幽默的等等，都将改变或者延续学校的文化。我这里不是说其他门类，如医科和理科，就不会传诵精神与文化，但人文社科确实有其特别重要的功用。

    既然如此，令我有点伤感的是现今复旦大学有些院系及其名师的故事还能否有人继续传诵？一些学生和年轻教师对本系的发展史、本学科的发展史及其历史上的名师的故事知道多少？……大家要千万注意这一点，这实际上是我们学校发展的文化命脉。我们可以让一个本科生去参观校史馆从而能记住一些事件的时间节点，但是那些都不是活生生的内容。几十年前和当前的名师故事没有人传诵，无人整理，都没有留下来。这是非常可怕的。今天这里在座有很多院长系主任都应该明白，这个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小看，因为这关乎复旦精神的发扬和传承。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3-12 07:55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3-12 07:54     标题: 我心目中未来的复旦(3)

我曾经说过，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大学，如果把这方面工作做的很好的话，那么这所大学的每一面墙壁、每一草一木都将散发着育人的气息，年轻学子人人都会梦想成为复旦大学的一员。一旦进入其中，一种自豪感就会油然而生，并且由此激发出对人类、对社会、对国家、对学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所大学也就成为了曾经在其中生活、学习过的每一个校友的终身的精神家园。我们也就能够理解，校庆时很多老校友走路都很困难了，还坐着轮椅或者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回母校看看。

    今天这里在座有很多院长系主任都应该明白，这个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小看，因为这关乎复旦精神的发扬和传承。我曾经说过，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大学，如果把这方面工作做的很好的话，那么这所大学的每一面墙壁、每一草一木都将散发着育人的气息，年轻学子人人都会梦想成为复旦大学的一员。一旦进入其中，一种自豪感就会油然而生，并且由此激发出对人类、对社会、对国家、对学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所大学也就成为了曾经在其中生活、学习过的每一个校友的终身的精神家园。我们也就能够理解，校庆时很多老校友走路都很困难了，还坐着轮椅或者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回母校看看。

    校庆时如果对返校校友的年龄作一个统计，哪个年龄段的校友来的最多，那他们大学时必定是“文化精神”的佳期。反之，复旦大学则成为他们的“伤心之地”，而不愿回首，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只有具有厚重文化底蕴的学校，借其巨大的文化力量，才能使校外的英才宁到此来做“凤尾”，期盼着成为其中的一员。我从来不相信物质的东西能主导一切，因为优秀的学者是有自己的追求的。所以这方面的建设虽然说是软的，但是实际上比我们多一篇所谓的SCI文章、甚至是所谓Nature、Science的文章重要的多。这里，我没有任何贬低Nature、Science的意思，而只是说还有比它更重要的一种东西。

    那么我们的教授和学者们究竟应该向后辈传递一种什么东西？首先，我觉得大学天生是一面永远高扬的道德旗帜，其中的优秀成员必须是道德的楷模。人们对于大学的神圣和道德的纯洁性有着很高的企盼和信任，希望大学成为社会的净土。因此，当一所大学出任何丑闻，人们都会非常关注。所以，大学不仅需要“学问”，更需要“道德”和“精神”。这些年大学的道德和精神是有点缺失，有些学者身上出了不少怪事。一个道德败坏的学者是一所大学的污点，这一点毫无疑问。这让我想起鲁迅先生曾经讽刺过那些学术做得不错但道德水准不高的学者为“才子+流氓”。这样的人没有责任感和使命感，我想复旦大学不需要这样的人。

    北大的钱理群教授也有一句话，有些教授做了官以后，就是“帝王气+流氓”，帝王气就是唯我独尊，一切都是我说了算。我们大家都需要警惕这一点。当然，如果我身上有这种坏毛病，希望在座各位能及时向我指出来。而且，每一个教授的道德操守将影响我们对学生的教育。美国教育家德怀特•艾伦说过，“如果我们使学生变得聪明而未使他们具有道德性的话，那么我们就在为社会创造危害。”那么，如果教授本身成为危害的话，那我们就创造了危害中的危害！

    第二，我觉得大学的学者应该崇尚学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过，“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追求真理当作一种内在的需要时，才算是真正的学术研究。”每一个学者，包括我自己，我们都要拷问一下自己，我们在做科研的时候是否真的是出于自身内在的需求。人本主义哲学家马斯洛也说过，“当我们探索人究竟想从生活当中获得什么的时候，我们就接触到了人的本质。”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3-12 07:56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3-12 08:06     标题: 我心目中未来的复旦(4)

我们也可以问，你在做科研、做学术的时候到底想要得到什么。我完全赞成真正的学者应当坚守“学术本位”，尤其在现今，学术和市场结合越来越紧密，不恰当的政策将使学术研究沦为一种完全的商业行为，其一方面有利于学术的普及和成果转化（向社会和经济领域），并反过来成为学术研究的一种新的推动力，但是我们必须警惕学术研究出现完全商业化的倾向。因为这种倾向会下意识地使得我们在“考评”一个学者时候容易采用“计件取酬”的方法。有一位院士跟我说，现在我们似乎都是采用“大寨式”的评工分。你发一篇文章多少分，……，最后加起来就得到一种“定量”评价。事实上，这是一种学术研究和评价手段的本末倒置。

    我并不是完全否认这些定量的数据，关键在于对定量数据怎么看，赋予了多少它不应该有的内容，比如说跟学者的地位、收入等过分紧密地联系起来等，那就有问题了，其必定会产生大量的“学术泡沫”、“伪学术”，甚至“恶学术”。如果这种倒置成为一种制度，即，一套非常严密的等级式的量化标准和繁琐而不切实际的“操作程序”，虽然现阶段还很难避免，但从长远来看，将是十分糟糕的，它是一种“学术科举制度”，其促使少数人在这种体制下成为没有学问的“学霸”。

    因此，努力追求将自己的研究与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保持一种息息相关的联系，但同时坚守“学术为本”的思想是十分重要的。换言之，通常情况下，扎实的学术研究才能真正为社会提供高水平的“服务”。我想对任何学科都是如此，毫无例外。在此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各级干部和院长系主任包括教师，一定不要为了蝇头小利，为了多发几个奖金，而忘却了对“学术为本”的坚守。试想，大学里如果任何一个学科若不坚守“学术为本”，那么十年后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到时还能满足“服务社会”的期待吗？对此我们必须要非常的清醒。现今谈坚守“学术为本”相当于保持“热闹中的寂寞”，但这是非常重要的，可贵的。

    第三，大学学者要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尤其在用“学术”或“知识”换金钱，换官位，骗色，……成为可能的情况下，更需要额外提醒。我们教授在课堂上和社会上发表某种言论时，需要肩负一种社会责任感，不能引起社会的思想混乱。我们通常讲有两条底线，一条是法律底线，一条是政治底线。当然，在校内任何学术问题都可以讨论，但是你在课堂上讲课或者在发表文章时候，你要守住这两条底线。这个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学者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任何国家都是高度重视的。

    听我前面说的这些话，大家马上就可以感觉到，杨玉良是个理想主义者。我想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我们大家再想想，复旦的学者包括学生，跟其他的学校比起来，是不是就多那么点“理想主义”呢？这是我们的长处。令人有些沮丧的是，现在“理想主义”这个词好像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代名词。“理想主义”不能遭到如此贬义的理解。从哲学上来讲，理想主义带有彼岸性，你可以尽可能地逼近这个“彼岸”，但是你永远到达不了“彼岸”。她“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理想主义是“彼岸”的一座灯塔，如果没有她，就无法照亮“此岸”。

    关于大学的理想主义告诉了我们心目中的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只有她的存在，我们才能做到坚守“学术为本”，坚守“服务社会”，坚守“服务国家”，坚守我们的道德，这是我们的使命，这就是我心目中未来的“复旦”。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继承和弘扬复旦历史上的优秀传统和精神。就像在我的就职演说中讲过，我希望我们有一种崇尚道德、崇尚文化、崇尚学术的精神与文化，坚守使命，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那么复旦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美丽！

※本文是作者2009年2月24日在复旦大学党政负责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3-12 22:43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3-13 09:28     标题: 也谈李约瑟难题 作者: 杨玉良 (5)

也谈李约瑟难题  


作者: 杨玉良



英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J. Needham）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中国（古代）的这些发明和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据学者估算，在公元1世纪，中国的汉朝和欧洲的罗马帝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基本一致。直到1820年，中国仍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GDP总量占世界总额的32.4%。因此，多数学者认为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条件，中国早在14世纪的明朝初年就已几乎全部具备。但工业革命毕竟没有在中国产生。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后，中国的经济在世界上迅速从领先转变为落后。

　　

韦伯疑问和李约瑟难题



　　为何在宋代中国早已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而工业革命却没有首先在中国发生？此即所谓的“韦伯（Max Weber）疑问”。众所周知，中国自16世纪以来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情况相当不尽人意，李约瑟将这个疑问归纳为如下的两难问题：为什么历史上中国科学技术一直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为什么到了现代中国科学技术不再领先于其他文明？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问题一经提出，一直吸引着国内外不同领域学者从不同角度寻求解答。对这个看似矛盾的问题作出科学解释是非常重要的，它不只是一个历史研究问题，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找出一条中国通往现代化的道路。

　　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发明的方式已从工匠、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偶然的“试错”方式转变为发明家有意识的“试错和改错”的实验方式。尤其在15、16世纪的科学革命以后，发明家的实验更进一步转化为在现代科学引领下的实验。所以，真正使得中国从长期领先转变为近代落后的主要原因是科学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却在15、16世纪发生在欧洲。林先生将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归于中国的科举制度，它使有天赋、充满好奇心的英才无心学习数学和进行可控实验等，从而导致对自然现象的认识仅停留在依靠偶然观察的原始科学阶段，不能质变为依靠数学和控制实验的现代科学。

　　我认为，林先生将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归于科学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的观点是很精辟的，但将科学革命未发生在中国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科举制度的观点值得商榷。很难使人相信，一个科举制度就会扼杀中国人依靠数学来对观察和实验进行理论化的能力。

　　近代精密的科学理论诞生，首先需要有一个能够促使人们去探索自然的自然观，其次需要具备丰富的想象能力、出众的联想能力、高超的抽象能力、严密的逻辑推理和论证能力。这里，逻辑推理和论证的环节对于基于数学的现代科学理论的诞生，是极为重要和关键的。想象、联想和抽象能力对艺术的发展、传统的技术发明方式的进步非常重要。但是，若不再由此深入到严密的逻辑推理和论证，就难以将经验的发现上升为精确的现代科学理论。严密的逻辑推理和论证是精密科学的诞生所必不可少的，没有演绎逻辑学就不可能诞生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精密的近代科学。

　　本文拟从科学理论诞生所必需的精神基础和思想方法的角度，来探讨“李约瑟难题”。更重要的是要讨论，中国通往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在精神和方法论的层面上还缺少什么。

　　

“分析”文化和“综合”文化



　　从世界范围来说，现今自然科学的起源来自古希腊，源于古希腊积极的自然观及逻辑学。英国近代著名哲学家、数学家和教育家怀特海（A. N. Whitehead）说过：“希腊终归是欧洲的母亲。”

　　研究古代思想史可以发现，古代中国人和古希腊人对于自然界的看法存在巨大差别。

　　古希腊人认为自然界是有规律、有秩序的，更重要的是他们相信这种规律和秩序是可以为人们所认识、把握的。这种自然观在客观上会激励人们努力地探索自然。古希腊人这种对于自然的理性态度，对于科学革命在欧洲的诞生是极为重要的。事实上，现代科学的精神和传统就来源于“自然界是有规律的，是可以认识的”的基本理念。此理念虽有缺点，但只是技术层面上的，在根本性的层面上是重要的。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7 11:10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3-13 09:34     标题: 也谈李约瑟难题 (6)

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主流自然观却认为自然界在本质上是不可认识的。在方法论方面，东方神秘主义思想不追求以严密和精准的方式来认识自然，而更多的是凭直觉。虽然道家思想中还稍稍有些科学的观念，但其基本上乃是保守的。它主张“清心寡欲”、“无为而治”，面对自然界人们能做的只是“天人合一”，顺应自然。若从积极的角度去诠释这种思想，它在当今有助于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遗憾的是，在历史上其基本取向却是追求“天意”，“无为”和“出世”。这种消极保守的思想为古往今来的隐士们所崇尚。北京大学的章启群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老子》的‘无为’思想实质上也包含了一种对自然、社会和人生无能为力的消极含义。”这种消极态度的直接后果就是严重阻碍了人们探索自然的热情和积极性。

　　古希腊人不仅认为自然界是有规律和有秩序的，并认为它们是数学的，乃至是几何学的。他们对以逻辑推演和论证为特征的数学极其重视。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创办了一个学院（Academy），专门讲授逻辑方面的知识。该学院存在了九百多年，对普及希腊数理哲学精神起了巨大作用。学院门口有一块牌子，写着“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可见古希腊人对数学和以数学为代表的数理哲学的崇敬程度。柏拉图的“一切事物皆可归于几何”的思想已成为近代科学的主要传统。

　　在16世纪，笛卡尔又一次明确了几何自然观。其后，爱因斯坦（黎曼几何与广义相对论）、杨振宁（纤维丛与规范场理论）、威滕（E.Witten）（现代微分几何与弦论）等均以各自的方式继承了柏拉图的几何自然观传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古希腊人对数学的重视是最为天才的举动，也是留给近代科学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是近代科学的奠基石。公元250年左右，希腊的这种数理哲学思想由罗马传到欧洲。欧洲继承了希腊的科学遗产，促进了整个思想精神领域的改变。这种改变再与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结合，创造出了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近代科学。难怪兰德尔（J. Randall）在《现代思想的形成》一书中指出：“科学起源于用数学解释自然这种信念，而且在很久以前这个信念就为经验证实了。”

　　与此相反，古代中国人不很讲究以严密、精准的方式，而是仅凭自身的直觉来认识自然。与古希腊的几何学比较就会发现，我们缺乏逻辑和数学的严密性。大家认为勾股定理是中国人最早发现的，公元前570年左右，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也发现了勾股定理，更为关键的是当时毕达哥拉斯已经给出了勾股定理的几何学证明。即使这个证明不是最根本的，200年后欧几里德在他的《几何原本》里则给出了完全严格的几何证明，但中国却一直未能给出证明。

　　非平衡自组织和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普里戈金（I. Prigogine）在谈到21世纪首次索尔维会议在希腊召开的原因时说道：“我认为21世纪的首次会议在雅典召开是再恰当不过的，因为西方科学诞生于希腊。当然，埃及人、中国人以前也知道很多的事情。但埃及人、中国人的几何学主要是观察性的。他们没有发展出如同希腊人的理论和证明。” 　

　　我国学者顾准说过：“中国思想只有道德训条。中国没有逻辑学，没有哲学。有《周髀算经》，然而登不上台盘。犹如中国有许多好工艺却发展不到精密科学一样。”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认为：“中国科学未能发展同中国没有订出一个更完善的逻辑学有关。”中国的逻辑学发展没有走上形式化的道路，更没有将推理逻辑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杨振宁也指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是有归纳法，可是没有推演法。”在没有演绎逻辑学的情况下，中国的数学始终只停留在计算上。所以，一些数学家认为：中国没有数学（mathematics），只有算学（arithmetic），即中国的数学缺少严密的推理和论证。

　　古代中国人主要停留在依靠直觉和领悟（和西方的“启示”相类似）的方式来认识自然。基于此，可以说西方文化主要是以“分析”为特征，而东方文化则主要是以“综合”为特征的。“分析”文化以演绎逻辑为其主要的认识方法，而“综合”文化则以“悟”为主要的认识手段。

　　

痛苦的承认



　　缺乏以严密逻辑推理和论证为特征的数学哲学精神，是无法催生出现代科学的。克莱因（M.Kleine）在《西方文化中的数学》一书中说道：

　　“许多人把现代科学的兴起归功于大规模地引入实验，而且认为数学只不过是一种偶尔有用的工具。……实际上被他们完全颠倒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家是作为数学家而从事对大自然的研究的。……对伽利略、笛卡尔、惠更斯、牛顿来说，演绎方法，这一科学研究中的数学方法，总是比实验方法所起的作用大得多。伽利略推崇科学原理，甚至当科学原理是由实验方法得出的也是如此，因为从这条原理中推导出来的大量定理，远远超过这条原理本身所提供的知识。而且他说，他很少做实验，即使做也主要是为了反驳那些不相信数学的人。”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3-13 09:36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3-13 09:46     标题: 也谈李约瑟难题 (7)

　因为中国古代没有数学的自然观，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所以尽管有过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诸多发明，却最终没有诞生像样的科学理论。直到16、17世纪前，中国的技术发明走在世界前列，而在科学思想和精神上，在演绎逻辑学的方法论上，则远远落后于希腊。

　　纵观人类思想史，几乎在同一时期，东西方的思想都发生了革命性飞跃。在柏拉图时代，即中国的先秦时代，东西方都产生了一大批光耀人间的杰出思想家。但其后中国的学者大多停留在对古代思想的解读、注释或满足施政需要的“学以致用”上，而思想的发展却不如人意，罕有“百家争鸣”的兴旺局面。

　　百家争鸣的核心是学术自由，争鸣就需要说理，需要严密的论证，逻辑学就会得到发展。不幸的是，作为秦朝政治指导思想的商鞅学派，将独裁和文化专制主义制度化。到了汉代，汉武帝在思想文化领域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之后，经学成为官方学说，儒学也已意识形态化。“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的思想得到空前强化，“争鸣”已无可能，错对由皇上判定。从而，《墨经》中表现的逻辑学萌芽未能进一步发展，逻辑论证自然就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北京大学的武际可教授不无感慨地指出：“集权制的第一个恶果，就是使中国不可能产生精密科学所需要的逻辑学，从而也就没有推理的数学。”

　　在应该产生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时候，尽管中国已经具备了其他可能的条件，但因为缺少催人探索的自然观和逻辑论证的思想方法，使得当时的中国不适合近代科学的发展。正如杨振宁所说，“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近代科学才真正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扎根”。所谓扎根，即指有适合其生长的土壤和环境。

　　当前对中华文化的讨论很多，我的观点是：或许在我们传统文化中最缺乏的是理性精神和演绎逻辑学方法。作为一个中国人，承认这点是痛苦的，但只有看到这点，才有助于建立我们新时代的创新文化。

　　

此岸的出发，还不是彼岸的到达



　　有人根本不同意上述观点，斥之为“文化决定论”。他们认为，文化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文化是一种习惯，因而难以更改”。由此必定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即若是文化决定，则中国就没有希望了。这种立论是有问题的，他们忘了所有的文化都在发展，更何况本土文化和外族文化的交融是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最为重要的方式之一。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辉煌一面，也有不发达一面。中国文化具有巨大创造力，既非十全十美，也非一无是处。问题在于，不同文化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对象发挥的作用不同。在技术发明原始阶段，技术进步主要靠工匠和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偶然的“试错和改错”，这时以“综合”和“悟”为基本认识特征的东方文化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当事物的内在联系错综复杂、人们对其中原理不甚清楚时，“悟”的认识方法是有效的。想象、联想和抽象就是“悟”的方法论内涵。

　　我们中国人的想象、联想和抽象能力并不缺乏。如朱熹的《观书有感》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它写的是渠（象），但讲的是哲理（意）。古代的《易·系辞》中说到：“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 足见古人对想象的重视。到了现代，诗人艾青也在《诗论》一书中说过：“想象是经验向未知的出发；想象是由此岸向彼岸的张帆远举，是经验的重新组织。”

　　我曾在报上看到两张照片，一张照片是中国汉代的牛的雕塑，实际上就是把一块大石头拿来，略加斧凿，就得到了意象的“牛”。另一张照片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体雕塑“大卫”，人体结构和肌肉纹理精细而准确。照片下面的一句话是：“你看哪个更艺术？”

　显然，与中国古代雕塑相比，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是相当写实的、科学的，甚至可说是“数学的”。这些雕塑主要是解剖学成果，雕塑的肌肉和血管的纹理十分细致、精准。在现代，只要用电脑对健美的人体进行三维扫描后再转成雕塑就可基本达到类似效果。但是中国意象的“牛”无法通过对真牛进行三维扫描来得到。艺术应该高于现实。人们常说，如一幅画画得像照片，那必定是失败的；如一张照片照得像幅画，那倒是成功的。总之，中国传统文化在想象、联想和抽象的思想方法论方面是有辉煌成就的。

　　优秀的想象、联想和抽象能力，已足以创造出伟大的艺术。但对于精密科学而言，这还只是从此岸的“出发”，而不是彼岸的“到达”。要将“悟”的成果发展成科学理论，需要在抽象的前提下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和论证。科学革命没能在中国发生，除缺乏积极自然观外，认识方法论上的缺陷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3-13 09:50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3-13 09:51     标题: 也谈李约瑟难题 (8)

想象需要严密推理作支撑

　　在积极的自然观下，想象、联想和抽象是催生精密科学诞生初期阶段的重要思维方式。创新首先应该有想象、联想和抽象能力。摩根（A. Morgan）也说过：“数学发明的动力不是理性，而是想象。”以严密逻辑为基本特征的数学尚且如此，其他就更毋庸置疑了。

　　恰如贝弗里奇（W. Beveridge）在《科学研究的艺术》一书中所指出的：“想象力是重要的，其不仅引导我们发现新的事实，而且激发我们做出新的努力，因为它使我们能够看到有可能发生的结果。但梦想和猜测若无严密的推理作为支撑，也只是胡思乱想而已。”同时，他也指出：“在探索知识的过程中，想象力虽说是灵感的源泉，但若不受训练，也有可能酿成危险；丰富的想象力必须用批评和判断来加以平衡。”对于科学研究来说，他的话是有道理的。

另一位近代美国哲学家奥斯本（A. Osborn）也曾经警告说：“尽管想象力是创造力的必要条件，但并非所有的想象都有益处。存在许多‘非创造性的想象’。”并非所有的想象力都是有用的，即使产生了创造性的想象和联想，仍然是不够的，后面还需要的是理性的逻辑推理能力。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缺乏古希腊的理性精神和演绎逻辑思想，所以尽管产生了大量农业、畜牧和制造等方面的发明创造，但并未导致科学在中国的必然诞生。要克服胡思乱想，就要使自己必须具有判断力，具有足够的逻辑推理能力，来证明自己的想象和猜想的合理性；要使想象过渡成科学，必须运用的后续手段是理性、严密的逻辑推理。

　　有人曾经把科学家分成两类。一类是猜测型的，主要采用想象、联想和抽象的思维方法。但对一个问题进行猜测以后，必须设法证明它是否正确。猜测型科学家缺乏逻辑推理和证明能力，失败率极高，成功也多是依靠运气。另一类科学家是推理型的，不猜测，先收集足够多资料，再通过推理拿到一个很好的结果。这类科学家往往缺乏“想象”和“联想”。通常第二类科学家有很高的成功率，但一般只是在学科现有的范式下进行创造，很难取得重大突破。

　　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两者的结合，既有丰富想象和大胆推测，又有高超抽象和严密逻辑推理论证。只有这样，才能使丰富的想象力不仅仅停留在艺术创造的阶段，并推动想象转变成为严密的科学理论。

　　对具体研究工作而言，一般涉及两种研究方式，一是实证，二是抽象。抽象就是依据实证的研究结果，提取出带有共性的思想和理论来。我们做实证研究的很多，但却缺乏抽象。如在纳米科技和分子组装方面，我们主要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来合成一些东西，利用高分辨率电子显微镜看到规则、漂亮的纳米结构图案。大部分论文的水平也很高，只是不少没有太多的科学思想。每当有人说中国的纳米研究已经走到世界前沿时，我总有些疑虑。我担心有关纳米技术和分子组装的基本科学理论很有可能并不在我们这里产生，因为我们没有足够地重视建立严密、系统的科学理论。

　　

要改变对数学的态度



　　从想象、联想和抽象的思维结果向严密科学理论的过渡过程中，数学精神的贯穿是极为重要的。克莱因曾开宗明义地阐述道：

　　“在西方文明中，数学一直是一种主要的文化力量。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数学在工程设计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实用价值。但是却很少有人懂得数学在科学推理中的重要性，以及它在重要的物理学理论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数学决定了大部分哲学思想的内容和研究方法，摧毁和构建了诸多宗教的教义，为政治学说和经济理论提供了依据，塑造了众多流派的绘画、音乐、建筑和文学风格，创立了逻辑学，而且为我们必须回答的人和宇宙的基本问题提供了最好的答案，这些就鲜为人知了。作为理性精神的化身，数学已经渗透到以前由权威、习惯、风俗所统治的领域，而且取代它们成为思想和行动的指南。最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宝贵的，无可比拟的人类成就，数学在使人赏心悦目和提供审美价值方面，至少可以与其他任何一种文化门类相媲美。”

    西方的思想传统把数学作为一种思考问题的基本思维框架，一种思想方法。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数学仅被看作是一种计算技巧。我们常常仅把数学看成数、理、化、生里面的一门学科而已，在教学上也更多地注意操作（解题）层面上的东西，忽视了数学本身是人类文化，是思维方法的重要部分，是几乎所有科学（包括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基本思维方式之一。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3-13 10:19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3-13 10:46     标题: 也谈李约瑟难题 (9)

数学作为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培根（F. Bacon）早就有所强调。他说：“数学是进入各个科学门户的钥匙，如果没有数学知识，就不可能知晓这个世界的一切。” 很多科学家也认为：造物主就是数学家。很多理论物理学者更认为他们工作的原材料就是数学。

　　控制论的创立者维纳（N .Wiener）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数学的重要性。一个是氢氧混合燃烧，加氮气会对燃烧产生什么影响；另一个是传染病的传播。描述这两个事物的数学模型是相同的。因此，他得出一个结论：“数学的优势在于数学抽象能使我们的注意力不再局限于特定的情况，而是关注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和抽象形式的表达。它的一个好处是数学的描述可以毫无偏差的从一个领域到应用于另一个领域。”

　　恩格斯也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他还说过，世界的同一性反映在描述不同事物方程式的极端相似性上。扩散方程和热传导方程是相同的，但描述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自然过程。

　　数学还有一个重要作用，是使人们忽略细枝末节，提炼出最为关键的问题，然后概括成一个数学的表达式，精确地描述研究结果。

　　为了将理性精神和逻辑推理方法纳入我们的文化，我们首先要改变对数学的态度。应真正认识到数学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是人类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只把它看作自然科学中一门特定知识。

　　即便在非自然科学领域，数学精神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国学大师陈寅恪在招研究生时，首先要考查数学水平。他相信历史也应该像自然科学那样严密。别人考证到年代，他甚至希望能考证到年、月、日，然后具体到那一天的上午或下午。他做学问的严谨程度就是这样。事实上，在任何领域，研究者想要达到精确、严密和系统的理论化的境界，数学精神及其相应的方法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我们应在数学教育中更重视数学精神，而不应只注重解题的技巧。

　　

将数学作为一种思维框架



　　强化数学精神的教育在欧洲是有传统的，美国也十分强调这点。克林顿任美国总统时曾为一本叫《科学与国家利益》的小册子写过前言，他特意提到：“如果我们这个民族想要在今天乃至明天迎接挑战，这个国家就必须坚持在科学、数学及工程领域中的世界领先地位。”他把数学单独列出来（这在欧美是一贯的），是因为注意到数学是科学的普遍思维框架。

　　依我个人的国外经验，西方发达国家从事科学研究的教授和学生的数学水准（主要指数学精神）普遍比我们好。我在复旦大学的诺贝尔奖设立100周年纪念会上讲道：“一个令人焦虑的现象是，现在即使是理工科学生对数学教育的忽视也是如此之普遍，如果不及时注意，将会对我国未来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失。数学是抽象的描述语言，但许多人却对其感到恐惧，甚至反感，这种情绪使得他们与严密的科学之间形成隔阂。这种隔阂是一道屏障，使他们无法欣赏到科学真正的内在之美，使他们在面对可称之为人类智慧结晶的科学成就时缺乏必要的科学鉴赏能力。即便是做出了一些成果，他们也难以获得高格的愉悦感，会趋于功利化，更多会想到成果导致的个人经济利益，或者是个人荣誉和奖励。”

　　至今，这个现象仍无明显改变。因此，如果我们能把数学作为一种思维框架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以此为出发点来考虑和教学的话，或许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我们传统文化的缺陷，弥补因从未受过古希腊数理哲学思想的熏陶所导致的数学精神的贫乏。

　　为什么要这样来考虑和教学呢？怀特海的一个观点很令人深思。他说：“在古代的学苑里，哲学家传授给弟子的是智慧，但在今天的大学里，我们教育的目的只是卑微到教学生某些专业、学科的一部分知识。”他认为这是现代教育的失败，我们看今天我们的教育，如果纯粹是应试、升学和就业的话，那我们的教育目标就卑微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同时，他还指出：“凡是教的东西都一定要教得透彻，这个透彻不是什么都要告诉学生，而是你所要教的东西一定是你这个学科里最为精华的东西。”而要达到上述目标，他说：“一是使得概念转变成学生自己的概念，二是要告诉学生怎样使用这些概念。”

　　怀特海对教育还有一个惊人的说法：什么是教育，如果你忘掉了课堂上的内容，也忘掉了考试的内容，剩下的东西才是教育的真正结果。我想，他想要强调的是：教育更重要的是要教给学生真正的智慧，教给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因此，就数学教育而言，更为重要的是要将数学作为一种普遍思维框架来进行训练，要将其所代表的数学精神留在学生的头脑里。

　　

建立崭新的创新文化



　　创造、创新属于心理学和美学的范畴，它们和教育学一样同属于哲学这个大厦的屋檐下，我对此懂得不多，是外行。但我想强调的是：我们的文化中，自古以来就不乏想象、联想和抽象的传统，但我们缺乏的是理性精神和演绎逻辑的思维方式。我在此要强调理性，因为理性精神是医治浮躁的良药。

　　季羡林老先生认为，西方的分析文化已经走到了尽头，它导致了今天全球生态的破坏，环境的严重污染。反之，东方的传统文化注重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显然，季老先生非常注重德国史学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的观点，认为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

　　我认为，东方文化在新世纪中肯定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但简单地回到传统文化，甚至盲目地去“读经”是没有出路的。事实上，当今的西方文化也开始向“综合化”过渡，近二三十年来诞生的一些学科领域，如模糊数学，模糊逻辑，混沌理论，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等，均是这个“综合化”趋势的具体体现。就发展方式而言，在现代的综合、系统和复杂性科学分支的发展过程中，在其系统理论的形成过程中，严密的演绎逻辑和数学精神也必将贯穿其中。

　　因此，我们不能妄自菲薄，但更不应该夜郎自大。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不足，应该虚心地学习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和思想成果。因此，我们要认真地学习西方的“分析”文化，发扬我们自己的“综合”文化，从而建立崭新的创新文化，这才是真正的出路所在。崭新的21世纪才是崭新的中国文化的世纪。

（本文为作者杨玉良2007年12月14日在中国传媒大学、2007年12月26日在广州外语外贸大学、2007年12月28日在湖南师范大学、2008年5月28日在华东师范大学演讲内容的综合，本刊发表时略有删节，加了小标题，并经作者审阅)。

原载:<<科学>>杂志(2008年第60卷第5期)
转贴自「新浪博客」(2009年1月1日)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3-13 13:14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3-17 00:58     标题: 大学和学者都应坚守学术精神和学术传统

大学和学者都应坚守学术精神和学术传统


作者：杨玉良



　　自从古老的欧洲大学建立以来，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开始从贵族的"门客"的身份中解放出来，并逐渐转变成为"职业化"的研究人员。当历史进程跨入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之时，学术研究成为国家行为，体现了更强的国家意志。进入20世纪60年代前后，学术研究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工业界和商业界的介入使得学术研究的社会与经济价值得到了空前的发掘。这种深刻的变化反映了学术发展的必然，也是社会发展之必需。然而，谋取学术研究的经济社会利益也就随之成为学术机构和研究人员追求的目标之一，从而伴生出形形色色的学术失范行为。
　　
　　虽说"学术失范"行为不足为奇，但学术研究的职业化的一个严重的负面效应就是对"学术精神"和"学术传统"的解构。时至今日，"学术"不仅可以换取荣誉和金钱，谋取官位，还可为学术机构带来荣誉和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学术成绩就和学术机构、学者个人的利益形成了复杂、紧密的联系，从构成了对形形色色的"学术失范"行为温床。尤其是其中个人与学术机构在利益上的捆绑过于紧密时，学术机构也将揭露遮蔽"学术失范"的丑闻，因为问题的关联方都意识到此类新闻的媒体效应具有很大的杀伤力。这种"杀伤力"来自公众对"学术研究"、学术机构和学者的"神圣性"和"纯洁性"的高度期盼。遥想源于17世纪中叶关于牛顿和莱布尼茨关于微积分的发现权（以及是否存在剽窃）的争端，英国皇家学会乃至皇室也被卷入这场纷争之中，至今仍未完全平息。进入现代，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学术失范"案的争端也常常演变成国家之争，成为外交事件，政府首脑们也不得不为之亲自出动。
　　
　　反观当今国内的"学术失范"之风屡禁不止的现象，似乎还另有原因。首先当然是学者对自己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的自我认知不足，忘却了"公共知识分子"代表的是公共利益，坚守的是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中的普适性价值理想。除此之外，媒体本身对"学术研究"的报道也为其罩上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光环"，使"学术研究"带上了人为的"神秘感"，而缺少应有学术精神和严谨性。媒体的这种"广告式"的学术报道，往往连研究领域稍有不同的专家都难以理解，并常常对公众产生误导，但它却为学术机构和个人赢得一些实际的利益。这种做法的一个"隐动力"源自多年来风行的，严重背离学术精神的学术评价、评估和评审体系，其危害性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更具娱乐色彩的是，一些大学自己的"高等教育研究所"也热衷于向媒体发布"大学排行榜"之类的新闻，甚至还煞有介事地"定量"计算出我们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距离。更大的问题在于，这种颇具娱乐性的闹剧常常是我们大学自编、自导、自演并得到大学当局和教师的主动、半主动的配合的。当这种闹剧在相应的制度保证下被导演出来，它就有一整套繁琐的评价指标、严密的操作程序、定量的计算方法、……。这种颇像文革时期农村中的"大寨式评分"的考核与评估办法，或许对于"治懒"有一定的作用，但这种貌似精确的手段遏制了学术研究的灵魂，制造了大量"学术泡沫"，乃至大量的"恶学术"。

　　在这种不符合科学精神的评估及评价体系下，大学颇有可能沦为"大学排行榜"里的大学，"一流大学"成为"指标化"和"数字里"的"一流大学"。虽然，这样那样的"排行榜"的发布有时颇具热闹的"新闻效应"，但我们必须牢记，大学要"仰望星空"，要思考未来，更需要冷静与宁静。因此，在此类问题上，我们大学及其中的学者不应追逐此种"媒体效应"。
　　
　　令人担忧的是，与这种"大学排行榜"产生相对应的评价、评估方法正在成为一种制度，并演变为一种"学术科举制度"。这种"制度"还将"学术成就"与各种实在利益"定量地"、过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不仅使得"学术道德"和"学术精神"的消解，创造力的贫乏，而且还催生了诸多没有真正学问的"学霸"和"官僚化的学者"。因此，废除那些不符合科学精神和学术传统的学术评估和评价制度，或许可以对净化"学术空气"起到重要的作用。我们复旦大学正在着力开展这项工作。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诸多大学为了抬高自身的学术声誉，也为在一些评估的"数字"里有更好的表现，聘用了一些"学术大腕"来为之撑撑"门面"。有时这种"门面"还确实能为聘用单位谋得一些实际利益，但此举却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国家资源的配置。一些受聘者也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不顾自己的时间与精力而多处兼职。这种"不良兼职"现象的发生或多或少也是受到了评价、评估和评审体系的影响，到头来往往给受聘者和聘用单位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毒化了"学术空气"。因此，杜绝那些有名无实、徒有其表的"双聘"和"兼聘"，或许对遏制"学术失范"现象的发生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总之，作为学术机构和其中的学者，对学术、学术精神和学术传统的坚守是头等重要的。只有在"坚守"的基础上改革不良的学术制度，消除在学术、个人和学术机构在世俗利益链条上的附加的"增强链"，才能在最大限度上避免各类"学术失范"行为的发生。因此，所有的学术机构、学术管理机构、学者，包括媒体，都应为此努力。

文章来源：《新华网》（2009年3月15日）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3-17 12:23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4-7 11:05     标题: 大学不需要“才子+流氓”

大学不需要“才子+流氓

”

“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大学，每一面墙壁、每一草一木都应当散发着育人的气息。年轻学子进入其中，会油然而生一种自豪感，并由此激发对人类、对社会、对国家、对学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所大学也就成为了曾经在其中生活、学习过的每一个校友终生的精神家园。”新任复旦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杨玉良教授在踏上新岗位六周之后，近日第一次在全校大会上阐述了他对大学的期望。他说，我从来不相信物质的东西能主导一切，一所有精神追求的大学，比多一篇SCI文章、甚至比《自然》和《科学》文章更加重要。杨玉良教授面对学校党政干部所作的讲话，意外地引起了在校大学生们的极大关注。学生们把他的讲话贴到各大网站BBS上，也表达着自己对大学精神的向往。     
   
     
   

大学精神在于“名师轶事”的传诵


     
    “在国务院学位办工作的这几年间，我走了很多学校。我感觉大学在大学文化的坚守上，或者说是精神和使命的坚守上普遍有所缺失。大家都在忙忙碌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有些荒唐事情就会随之出来。”杨玉良教授称，他非常认同北大前校长许智宏先生离任时说的一句话，那就是“什么是大学的文化，她就承载于一些名师们的传说和轶事当中。”
     
    由学生传诵的名师“传奇故事”，实际上已经形成一种文化，对每一个学生起着潜在的精神引导作用，其效果往往超过刻板的、一本正经的“大事记”或者“校史”，“令我有点伤感的是，现今复旦大学有些院系及其名师的故事还能否有人继续传诵？”
     
    在杨玉良教授看来，教授们的学问、才气、情怀和他们的一言一行，以及他们流传下来的经过“歪曲”和“添油加醋”的故事，对这所学校的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延续极其重要。叙事者在传播老师故事时的“歪曲”和“添油加醋”，恰恰反映了他们心目中的“大学精神”。试想，如果学生对老师没有崇敬的心情，如果老师对学生没有关爱，如果学者和学者之间没有一种相互敬重、相互欣赏，那么这样的文章和故事就会少。校园故事的传诵，实际上反映了这所学校的学术和文化环境。
     
   

大学不需要“才子+流氓”


     
    杨玉良教授认为，大学天生就是一面永远高扬的道德旗帜，优秀的成员必须是道德的楷模，因为人们对于大学的神圣和道德的纯洁性，有着很高的企盼和信任。
     
    杨玉良坦诚地说，正因为人们都希望大学成为社会的净土，因此，当一所大学传出任何丑闻，人们都会非常关注。所以，大学不仅需要“学问”，更需要“道德”和“精神”。这些年大学的道德和精神确实有点缺失，有些学者身上出了不少怪事。一个道德败坏的学者是一所大学的污点，这是毫无疑问的。“这让我想起鲁迅先生曾经讽刺过那些学术做得不错但道德水准不高的学者为‘才子+流氓’。这样的人没有责任感和使命感，我想复旦大学不需要这样的人。北大的钱理群教授也有一句话，说有些教授做了官以后，就是‘帝王气+流氓’，我们大家都需要警惕这一点。当然，如果我身上有这种坏毛病，也希望大家能够及时地向我指出。而且，每一个教授的道德操守将影响我们对学生的教育。美国教育家德怀特·艾伦说过，‘如果我们使学生变得聪明而未使他们具有道德性的话，那么我们就在为社会创造危害。’那么，如果教授本身成为危害的话，我们就创造了危害中的危害！”
     
   

大学要警惕“学术科举制度”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过，‘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追求真理当作一种内在的需要时，才算是真正的学术研究。’大学的学者应该崇尚学术，而每个人包括我自己，都要拷问一下自己——我们在做研究时是否真的出于自身内在的需求。”杨玉良眼中的大学教授，应该坚守学术本位。
     
    他认为，现今学术和市场结合得越来越紧密，不恰当的政策将使学术研究沦为一种完全的商业行为，虽然一方面可以推动学术的普及和成果转化，并且成为学术研究的推动力，但是我们必须警惕学术研究出现完全商业化的倾向。因为这种倾向会下意识地使得我们在考评一个学者时，容易采用“计件取酬”的方法。
     
    杨玉良教授举了个例子。曾经有一位院士说，我们现在采用的似乎都是“大寨式”的评工分方式——发一篇文章得多少分，等等，最后加起来就得到一种“定量”评价。事实上，这是学术研究和评价手段的本末倒置。杨玉良说：“我并不完全否认定量数据，关键在于对定量数据怎么看，其中赋予了多少它本身不应该有的内容。如果跟学者的地位、收入等过分紧密地联系起来，那必定会产生大量的‘学术泡沫’、‘伪学术’，甚至‘恶学术’。而如果这种倒置成为一种制度，从长远来看，就更糟糕了，这将变成一种‘学术科举制度’，促使少数人在这种体制下成为没有学问的‘学霸’。”
     
    杨玉良教授认为，只有扎实的学术研究才能真正为社会提供高水平的“服务”。大学不能为了蝇头小利，为了多发奖金，而忘却了对“学术为本”的坚守。
     
    讲话中，杨玉良教授认为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不过“令人有些沮丧的是，现在‘理想主义’好像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代名词。其实，‘理想主义’不能遭到如此贬义的理解。从哲学上来讲，理想主义带有彼岸性，你可以尽可能地逼近这个‘彼岸’，但是你永远到达不了‘彼岸’。关于大学的理想主义告诉了我们心目中的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只有她的存在，我们才能做到坚守‘学术为本’，坚守‘服务社会’，坚守‘服务国家’，坚守我们的道德，这就是我们的使命。”
   
文章来源:「文汇报」(2009年3月20日)（作者:姜澎）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7 11:07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5-7 07:11     标题: 大学使命与大学生责任

大学使命与大学生责任


（2009年3月31日）


作者:杨玉良


　　
同学们，你们好！为了表示对听讲者的尊重，我不应该坐着讲话，而应该到讲台上站着讲。我是1月14号就任复旦大学校长这个职务的，到任不久就接到邀请，希望我给学生做一个演讲。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跟同学们一起来聊聊，我经常说，如果大学校长不关注他这个学校里最大的群体——大学生，那他就是一个不合格的校长。复旦大学学生工作部给我出了一个题目——“大学使命与大学生责任”。这个题目很大，但确实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题目。当前，谈这个题目的人不多，想听这方面内容的人也不多，而恰恰复旦的学生提出来叫我谈谈这个题目。这表明我们复旦学生的起点是很高的，因为这个题目既带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这个题目又是一个非常难的题目，很容易谈得很空泛。所以准备这个演讲我花的时间很多。芝加哥大学的前校长金普顿（Lawrence Alpheus Kimpton）就曾经说过：“我在这个大学里扮演着一个能说会道的博学家的角色。有时候我对于不太了解的事情要装得像权威一样。另一方面，有些事情我不得不学，有些还要学得很透。”这纯粹是为了公众的形象，但实际上大学校长跟大家一样，尤其我到复旦才两个多月，是这个位置上的一年级学生，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大学的使命以及大学生的责任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大学的使命


　　
　　1、大学的使命在于传承
　　
　　大学担负着人类文明和民族文化的积淀与传承的任务，这个似乎是大家比较有共识的。大学的这个任务决定了大学是世界上非常特殊的组织机构，和政府或企业都不一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有这样一股思潮，说大学校长要“经营”大学。但是很快就遭到了一大批人的反对。因为强调“经营”就有把大学当做一个大型的公司来进行商业运作之嫌。如果把大学看成是一个大型的公司，那么就忽视了她在知识的积淀与传承方面的重要功能。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即使是世界五百强的企业，也绝对办不出像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这样一所规模很小的名校，根本原因在于大学文化功能构建的独特性。
　　
　　同时，我要强调大学是一个民族性极其强的教育和学术型机构。国内曾经有这样一种思潮，认为我们应该把国外一流大学当做我们办大学的一个参照物。这在总体上是正确的，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把国外的一流大学简单地当做我们办学的模板。因为这样就忽视了大学的民族性特征。记得大概几年以前，国际上一个大学排行榜把北大排在了第十七位。那是非常高的。但当时一些头脑非常清醒的教育学者包括北大一些教师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你要数一数科研成果、诺贝尔奖获得者等等这些硬指标的话，那么北大根本算不上是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但是如果你要看一个大学在这个民族的文化以及在这个国家的转型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那么全世界没有一所大学能起到像北大和复旦等国内的一流大学起到的这么重要的作用。
　　
　　大学的特殊性还在于她有学生，她承担着培养人才的任务。学生，尤其是大学生，是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因此我们的大学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把思想、文化系统化，规范化，将其转变为课程，并且把它传授给学生，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所有的文明、精神进行传递，这种传递是学者们先进行研究后才能传递的。在大学里面，老师和学生共享着人类的知识，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吸收着人类最广泛的精神资源，用人类文化和一切知识财富来充实我们大学生的头脑。他们不仅学了专业知识，比如说医学的、化学的、物理的等等，更为学生一生的精神成长打下基础。
　　
　　大学培养的学生承担着将人类文明和文化传承和发扬的任务。任何学科专业，不仅仅是人文社会学科，还包括自然科学和医学等，都在起着这个作用，因为说到底科学也是一种文化。因此，我们复旦在前些年开始了通识教育。虽然它在很多方面还需要完善，但是我认为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因为大学，尤其像复旦这样的一所大学，传授专业知识固然重要，但培养一个人的精神是我们最最重要的任务。美国教育家德怀特•艾伦说过：“如果我们使学生变得聪明而未使他们具备道德性的话，那么我们就在为社会创造危害。”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5-7 07:16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5-7 07:19     标题: 大学使命与大学生责任(13)

　　英国著名教育家阿什比（Eric Ashby）曾经指出，任何大学都是遗传环境的产物。“环境”是促进大学改变的外部力量，而“遗传”则是大学对自己应有的道德与文化的传承。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是“保守”的。这里“保守”不完全是一个贬义词，“保守”有“坚守”的意思，指的是要“坚守”道德，“坚守”学术。大学的这个“保守”的文化品格，使得大学非常稳定而且有力量。众所周知，大学是世界上所有机构中最稳定的。这种稳定来自于大学的自信和对世事所采取的镇定自若的态度，也源于大学本身的自尊和自贵。
　　
　　当然，大学也不能脱离现实。但是从她的“保守性”来说，大学尽管不能脱离现实，但又必须要与世风俗流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我们经常讲大学要远离尘嚣，要保持宁静和清醒。前些年有个说法，要把大学的围墙拆掉。如果它只是指物理的围墙，我觉得可以拆掉，但是大学的“精神围墙”，绝对不能拆。大学没有“精神围墙”，就无法满足大众对大学的高尚性和纯洁性的期盼，从而也就丧失了大学存在的价值。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大学不仅不可以随波逐流，更不能对世风恶俗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大学应是社会的清洁剂、清醒剂。这些年，大学有不少有失规范的地方，国外的大学也有，国内的大学也有。其根本原因在于丧失了“精神围墙”。大学应该是社会思想的中流砥柱，尤其在民族危难和社会失范的时候，大学对精神的坚守显得尤为重要。大学也只有在稳定宁静的环境当中，才能够排除各种纷繁和躁动的社会干扰，潜心钻研学问，而学生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才能够一心向学，否则所受的干扰就太大。所以，有的学者才会呼吁“要给学生一张安静的书桌”。
　　
　　

2、大学的使命在于创造
　　
　　上面讲的是大学的“保守性”的一面，但大学同时也具有它“创造性”的一面。大学还必须进行思想、文化和学术的创造，对已有的社会发展形态、文化和知识体系以及人类本身，要不时地做出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因为人类的社会远不是完美的，所以总应该有一批人来非常认真地研究和批判我们现在的社会、文化当中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就放弃了大学应该担负的文化建设方面的责任。反省不仅仅是批判，而更是创造。大学不仅要回答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比如说当今的金融风暴和社会的道德问题等等，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为讨论提供思想和理论武器。这种讨论不应是泛泛而谈，发发牢骚，而应是深入的分析，并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大学教师不应是一个流行节目的主持人，他不应该仅仅煽情，而应该为学生提供分析这些问题的思想和理论方法。我们要关注未来中国和人类发展的根本问题，并对此进行研究和讨论，并给出我们的回答，就如温家宝总理在同济大学演讲中提到的“大学要仰望星空”。有些问题看来可能是非常纯的理论问题，跟现实问题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是这些研究恰恰是为国家、民族、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变革提供了新的精神资源。我们创造了新的精神资源、新的思维方法，丰富了想象力和创造力，这是大学具有极具“创造性”的一面。
　　
　　大学在“坚守”和“创造”之间维持一种张力。如果大学一味“保守”完全偏到复古，大学丧失了她的责任；但如果大学忘记了传统，完全流俗，那么也是丧失了大学的责任。因此，许多高等教育研究专家都认为，大学的这种“坚守性”，以及她的“创造性”，实际上构成了“大学之魂”。
　　
　　

3、大学的使命在于服务


　　
　　除了以上两个功能之外，大学还有第三个功能——服务社会。从大学的发展历史来看，这是一个新赋予的功能，如果你去念纽曼（Newman）的《大学之理念》一书，他没有明确地提到。我并不认同把教学、科研、服务社会作为大学的功能划分，因为教学不等于培养人，教学和教育不是同一回事，科研也不等于培养人，但科研必须与人才培养结合起来，你才能真正地培养人，所以我更倾向于用大学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对新的文化的创造，以及对国家与社会的服务，这三大功能来看大学的真正的使命和功能。
　　
　　从大学的历史来看，大学服务国家和社会这个特征起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那个时候，全世界为了反对法西斯，在很多国家，尤其在美国，政府给了大学很多资源的投入，希望她们为这场反法西斯战争服务。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MIT）就是在这场世界性的战争当中崛起的，因为他们发明了雷达，并发明了破译密码的方法等等，为赢得这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自从政府介入到大学事务以后，大学就带有了更多的国家意识。到了六、七十年代以后，大学跟工业界、实业界有了非常密切的联系。所以，自六、七十年代起，在美国的大学里建设了数百个和工业界联合的工业实验室，因为这个时候人们对科技知识以及各种其他的知识，能够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有了充分的认识。有了这个认识，大学就扩展了这一方面的功能。所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前校长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在《大学之用》一书中认为：“今日之大学主要的功能不止于教学与研究，并且已经扩展到服务。”他认为，大学与其所处的社会的关系，就是一种服务的关系。因此大学总是希望及时地就社会的需求做出反应，以满足这些不断变化的需求，并以各种方式对自身进行功能调整。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5-7 07:21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5-7 07:22     标题: 大学使命与大学生责任(14)

而我要说，这些调整（改革）是应该的，也是必需的。大学服务社会的任务应该讲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当前社会发展当中所面临的政治、经济、人口、文化、教育、卫生、科技、国际关系等等诸多问题，都需要依靠综合的、非常深奥的知识来予以分析，并提出解决的办法。事实上，只有大学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只有大学才有那么综合的知识，一大批学者在里边研究非常深奥的问题。同时，随着社会、国家和国际上各种竞争局面日益加剧，知识和人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大学作为知识的积淀、生产、传播者和人才培养机构，她必须为一个国家、民族和社会提供知识和人才的服务，大学也将以此为自己谋得一个更加合适的发展环境，因为一所大学的发展必须获得政府、社会和民众的支持。
　　
　　然而，到了八、九十年代，美国的大学就开始反省，他们认为在这一头走得太远了。我们必须注意到，大学在服务社会的同时也产生了两个倾向性的问题。
　　
　　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学与政府、工业界乃至整个社会的结合十分紧密，这使得某些大学有些自大。他们说，大学已经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这是一个不太客观的倾向性表述。我们必须认识到大学不是一个万能者，她不可能承担社会上所有的责任。正因为大学不客观地把自己放到如此重要的地位，认为大学就是社会的中枢，因此就承担了“无限责任”，从而遭受到社会各方面对她的诟病，无意间把社会出现的任何问题都归咎于大学出了问题。国内近些年来关于大学的讨论，都带有很强的这种倾向。事实上，当你把大学的功用强调地过头的时候，社会就会用这个过头的标准来衡量大学。
　　
　　六、七十年代有美国学者认为自己的大学已经堕落成为“服务站”，这是另一个倾向性的问题。金耀基先生认为，“服务站”就是：社会需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政府需要什么，大学也就给什么；市场需要什么，你大学也就给什么。这样的话，大学为社会提供的是即兴式的服务，不仅服务质量不高，而且使大学过度地社会化、政治化、市场化，大学和社会之间必须保持的精神距离就丧失了，这样必定导致道德与学术精神的消解。大学应该在坚实的学术研究的基础上，为社会提供高水平的服务。有学者认为，中国的近代大学从未有过“象牙塔”精神，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当前中国的大学对学术精神的“坚守”要比欧美的大学显得更加重要。
　　
　　为什么“服务站”思想会使得美国的大学沿着这条路走得很远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服务站”能够为大学带来财富和各方面的支持。实际上大学的这个做法是有点“媚俗”的，这种“服务站”理念使大学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媚俗”、“媚众”、“媚上”的种种陋习，大学本身独立的精神未得到应有的坚持。因此，这样的大学受到了很多学者，乃至大众的批评。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Hutchins）在上世纪70年代时，对大学“服务站”的做法提出了非常严肃的批评。他甚至说：“如果大学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学，那么改革她的唯一方式就是使它回到传统意义上的大学。”
　　
　　因此，为了维持大学的精神品格，大学在努力为社会提供各种高水平、有深度的服务的同时，我们一定要克服上面提到的两个倾向，要保持大学本身应该有的稳定性和宁静性。可能当今对大学来讲，“改革”固然重要，但是对大学精神的“回归”或许更加重要。因此，大学除了在“坚守”与“创造”之间存在着张力，在“改革”与“回归”之间或许存在着更大的张力。这些都是“必要的张力”。大学在这两个张力中前行。
　　
二、大学生的责任
　　
　　1、大学生的第一责任就是学习
　　
　　1912年，复旦大学的创始人马相伯先生在严复辞职以后代理北大校长，在他的就职演说当中有这样一段话，“诸君皆系学生，然所谓大学者，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也。诸君在此校肄业，须尊重道德，专心学业。庶不辜负大学生三字。”这是我们需要坚守的大学教育之精要。
　　
　　英国的教育家怀特海德（Whitehead）,他又是个数学家、理论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他1919年说过一句话：“归根结蒂，作为学生，你们必须要把学习当作一种享受、一种乐趣”。香港中文大学的前校长金耀基在一篇题为《大学之功能与大学生的责任》文章中也提到，“当一个青年进入到大学以后，他就被赋予了一种责任，即他应该以充实的学问为责任，他应该沉浸在理性的精神当中，于图书馆、实验室、教室里与教师一起，在知识的大洋中做创造性的航程。”所以学习是学生一进入大学即被赋予的职责。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5-7 07:23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5-7 07:24     标题: 大学使命与大学生责任(15)

最近我收到一份调查报告，说我们有些学生进入复旦以后找不到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导致学习成绩出现不及格。我觉得每个学生都要问一问自己，你为什么来到复旦上大学？你一路过关斩将进入了复旦大学，所以我希望大家非常认真地思考这一问题。尽管可能每个人的回答是多种多样的、五花八门的，但是你归一下类的话，不外乎以下几种回答：有些学生为了毕业以后找到更好的工作，比如说他要找一份白领的工作。也有些人会毫不忌讳地回答，我为了毕业以后能够赚大钱。也有一些学生是为了取悦自己的父母、亲戚朋友，也就是让父母亲和亲戚朋友觉得很荣耀。也确实有不少学生对他所选择的学问有非常大的兴趣，或者说有着更大的报负，他意识当今人类社会的不完美性，他意识到这个国家民族依然有很大的危机，他想对此负担责任，所以他来复旦学习。当然这个几种答案不是说每个人只有一种，而可能是几种交织在一起，这也无可厚非，但关键是看哪些东西是占了主导地位的，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国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李登辉先生对于为了前面的那些目的而来求学的是很不屑的。我想即使在现在，我们复旦的历任校长，也不会对纯粹因前面的那几种理由来上复旦大学的学生投以赞许的眼光。事实上在国外也是，德国的大学就非常鄙夷那些“为了谋生而求学”的学生。我想告诫学生的是，如果你淡化了纯粹“为了谋生而求学”的目的，那么你的学习就具有了高尚性，你对学问就有了一种尊崇。这样，你就有了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
　　
　　2、大学生应保持一种理想主义
　　
　　一般来讲，年青人是很有理想主义的。有人说，一个人年龄大了就会老于世故，所谓老于世故就是缺少了理想主义的成分。我认为理想主义不应是一个贬义词，但是近年来人们认为它和“不食人间烟火”似乎是一个同义词，这是错误的。
　　
　　我认为，如果你有理想主义的情怀，你才会认真学习，并设法让这个不甚完美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让人类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如果大家认真思索一下，我们整个人类面临着巨大的危机，比如现在世界上所存有的原子弹足以把地球毁灭几十次。美国金融界的寡头们的贪欲引发了当今这场危及全球所有人的“金融风暴”。我们想过没有，人类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我认为，我们应该认真地保护理想主义，为理想而学习，复旦大学将为具有理想主义的学生提供永久的精神家园。说到理想主义，如果你们去接触不同高校的学生，会感到有一些差别，这就是因为大学的文化氛围赋予的。复旦大学是一所具有理想主义传统的学校。复旦的学生，教师，校领导都具有更多的理想主义色彩，包括我自己在内。
　　
　　理想主义对于学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复旦大学校友王沪宁教授对此很有体悟。他说，“复旦大学的氛围让我立即感受到了理想主义的魅力，这是复旦给我的最宝贵的东西”。理想主义对于个人的人品和情操，我相信也是最好的磨石，越是敢于在理想主义磨石上磨砺的人，他的生命就越会放出异彩。”“因此我们应该时时审问：我还是一名理想主义者吗？”事实上，我觉得不仅是年轻人，包括我们年龄大一些的人，都需要审问自己这个问题。
　　
　　下面的事实与王沪宁教授的观点不谋而合。Google全球副总裁李开复先生在《做最好的自己》一书中提到了这样一个实例。1960年，有学者对哈佛大学1520名学生做了学习的动机的调查，就一个题目：你到哈佛商学院上学就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理想？结果有1245个人选择了“为了赚钱”，占到了81.9%，有275人他们选择了“为了理想”。有意思的是，20年之后，人们对于这1520名学生做了跟踪调查，结果让人大吃一惊：受调查的1520名学生中有101名成了百万富翁，而其中100名当时他选择的是“为了理想”。
　　
　　这个结果是发人深思的。我想，理想主义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为如果没有理想，你就会感到学习的苦。反之，因为理想主义是深藏于个人心灵深处的精神源泉，他不断地支持他在现实世界里生活，在受到俗事纷扰的时候，他就能够回到自己的心灵世界，滋养生息，重新出发。理想主义者不会被一时的挫折所打倒，因为他有信仰。所以历来理想主义者面对挫折，面对死亡，他都可以泰然处之，他有信仰，所以才能克服困难。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5-7 07:31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5-7 07:28     标题: 大学使命与大学生责任(16)

台湾有位学者叫黄进兴，他早年留学哈佛，写了一本书叫做《哈佛琐记》，人们认为这本书写得非常生动，而且深有体会。这本书栩栩如生地体现了哈佛那些人文学者的素养、做学问的方法和态度。这本书里叙述了一个名叫罗尔斯（John Rawls）的教授在哈佛讲课的情景。罗尔斯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的《正义论》被公认为西方政治哲学、法学、道德哲学领域里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和一些著作等身的学者不同，他只有《正义论》这一本著作。这本书是1971年出版的，全世界单单是研究它的论著就超过了5000多部，所以这本书显然是很有影响力的。在《哈佛琐记》里头，它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当罗尔斯结束了一个学期的授课的时候，教室里的所有学生立即自发地起立鼓掌。罗尔斯走出教室以后许久，学生们的掌声依然不衰。作者双手拍得又红又痛，忍不住悄悄问旁边的美国同学，你到底要拍多久？同学回答说：“让教授在遥远的地方还可以听到为止。”

这个故事说明了两点：第一，这个教授很有学养，学问过人，我相信他也有很高的道德修养；但是另一面，我们要问问自己，当你面对一个德才兼备的学者，他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贡献，在他讲课结束后，你会不会站起来鼓掌？而且是发自内心的鼓掌？这个举动反映了听课的学生有没有理想主义，有没有对学术尊崇的理念。显然，如果你为了赚钱而求学的话，我相信罗尔斯的课不会教你如何赚钱，你也就不会去鼓掌，因为他是讲哲学课的。
　　
　　作为一名学生，有理想主义情怀也会使你懂得该如何去学习。你们必须懂得，尽管你们在修习各种课程，但你们主要是在自己教育自己。恰如怀特海德（Whitehead）所说的：“你们不是一块块供聪明的教师捏成文化人的胶泥。”你们自己的努力，也只有你们自己的努力才是最重要的。“因此，说一千，道一万，对那些值得做和值得想的事情，你们还是要做到：一要培养兴趣，二要视为享受。你们的学习生活或者会苦不堪言，或者会其乐无穷，这要看你们怎样对待它了。”我相信在座的很多都是你们父母的独生子女，父母对你们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父母们把自己无法实现的期望都加在了你们身上。因为你们的父母绝大多数都是在文革中丧失了受教育机会的一代，所以他们把受教育看得极其重要，他们对你们寄予了很多不切实际的期望。这有好的一面，但是我想我们的学生应该清楚，你们也不是被父母随心所欲塑造成某个人的胶泥，因为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在自己教育自己。再次引用怀特海德（Whitehead）的话，“如果你们既不勇敢，又怕挫折，你们就不可能学业有成。”“你们不会对你们正在做的事情发生兴趣，除非你们树立了崇高的理想——渴望改善人类社会，乐于造福祖国人民，勇于迎着困难前进。”

3、大学生要承担各种社会责任
　　
　　除了学习，你们还承担着各种社会责任。金耀基先生对此有过很好的论述。他指出：“大学是一个栽培普遍性的理念和理想，如平等、公正、和平等的地方。这些理念与理想主义对于纯洁而有朝气的大学生具有启发与挑激作用。”然而，理想主要只是告诉学生这个世界应该是什么模样，但是它“虽不可及”，但可“心向往之”。理想主义是彼岸的一座灯塔，它可以照亮我们脚下的路。然而，理想与现实永远是有差距的，有时这个差距还很大。正因为这个原因，学生应该去当“志愿者”，去参加许多社会服务活动。美国耶鲁大学也极其重视这一点，他们把学生派到社区去做义工，因为这是一个认识社会的重要的实践活动。但是，当他们感受到理想主义与接触到的现实世界之间的差距时，大学生一般是很难加以容忍的，他们对不合理的现实较易采取一种不妥协的，激烈而又绝对的态度。当现实和理想产生差距的时候，学生的素养决定了他会有不同的表现。这个时候，大部分的大学生都会对社会上的不公平的事件会难以容忍，慷慨激昂，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社会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因为他们比社会上的一般人更有理想和道德精神的色彩。这种现象几乎是世界性的。
　　
　　我们的革命前辈李大钊先生故居有他亲笔写的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明显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当国家民族出现危难的时候，大学生总是冲在前头唤起民众。复旦的学生也是有此光荣革命传统的。“五四运动”是北大发轫的，而“五四运动”在上海、乃至在整个南方的策源地和组织者是复旦大学，当时的复旦被视为新思想和新思潮的摇篮。在日本侵华时，复旦的学生组建了“学生义勇军”，组建了“学生请愿团”去南京请愿，逼着蒋介石当着我们复旦大学的学生代表承诺“保证抗日”。所以说，复旦的大学生在民族国家危难的时候，所表现的民族责任感是非常强烈的。李登辉老校长就在当时提出了复旦的精神（spirit）：牺牲（sacrifice）、团结（solidarity）和服务（service）。我有时候把这个称之为“S of 3S”。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5-7 07:32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5-7 07:30     标题: 大学使命与大学生责任(17)

但是，我们必须强调这是在国家民族的危难时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大学的“坚守”和“创造”之间的张力十分巨大。这时大学生的责任实际上已经转换成“国民责任”，是一个有知识、受到过良好教育的青年的“国民责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大学生当然也不能例外。但是，这种激烈的方式在非国难时期，我们的学生是不能用的，是无谓的。近年来，发生在法国和其它一些国家的学潮很激烈，烧了汽车，也死了人，但他们没有达到真正的目的。在我国“文革”时期也具有同样的教训，大学生深深地卷入了这场动乱，打、砸、抢横行，人性尽失。你们若不熟悉这场“劫难”，可以去读一下巴金先生的《随想录》和季羡林先生的《牛棚十年》。这些学潮不仅达不到目的，反而辱没了大学的理性和尊严。有的大学生沦为了假革命的祭品。许多大学生运动常常以理性开始，而以悲剧告终。金耀基先生分析说：“如果不是‘非常’时期，非常局面，如果社会的现实问题必须要靠大学生去鸣不平，去纠正，去解决，则是社会的大讽刺，是学生的大不幸；大学生如果过早而无准备地掉进险污的陷阱而成为牺牲品，则更是个人的悲剧，社会的悲剧。”因为正常的社会应该有种正常的调节功能，用不到大学生采取激烈的行动。如果让学生这样参与社会的话，那就是让学生莫名地承担了“无限责任”。
　　
　　即便在“五四”时期，蔡元培先生为了阻止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的签署而不得已鼓动学生游行，导致了大量学生被捕。当这些学生被营救出来以后，他马上告诫学生们一定要“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并重申“以研究为第一责任”，“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所以大学生应该不断吸收知识，不断丰富自己的能力，再对社会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是要离开教室、离开图书馆、离开实验室去直接介入，如果不是“非常”时期，这并不是社会对你们的期待。
　　
　　总之，大学生的最大责任在于学习，创造和理性地服务社会。
　　
　　最后我简要地讲一下大学对大学生为什么如此重视，而且认为大学生比研究生更重要？根本原因在于你们对学校的贡献。哈佛大学的一位历史学教授说过，“哈佛之所以成为哈佛，全在于哈佛的学术；你们这些出类拔萃的学生聚集于此，这才成就了哈佛。”一所大学的影响力就来自于其学生的影响力，因为绝大部分学生都要离开学校，留下的只是一下部分。学生离开学校后的成就是大学为之骄傲的根本。所以，耶鲁大学校长在新生的欢迎会上说过：“耶鲁是什么？你们在座的就是耶鲁”。因此，人们称那些不重视本科教育的研究型大学为“没有灵魂的卓越”。
　　
　　大学生是一所大学“保守”和“改革”的张力当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改革”力量。所以美国斯坦福大学前校长肯尼迪（Donald Kennedy）在担任校长期间，每年就要给几个新生作指导。他发现，“这项工作得到了很好的回报，事实上，它有时是无可估价的观察方式，因为他找到了一个窗口，可以从学生的视角来观察这所学校。通过学生的眼光来发现大学里到底什么是管用的，什么是不管用的。”这是他当了大学校长之后的感受。而最重要的收获在于：“通过对这些聪明而又充满精力的年轻人发展私人交往关系，他们总是提醒我，大学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存在。”事实上，大学主要就是为了你们本科生而存在的。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前校长金普顿（Kimpton）也曾经说过：“我非常愿意告诉大家，我认为你们是这所大学里头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到目前为止，我认为你们也是最有趣的部分。你们很重要，因为帮助你们培养自我是我们的责任所在，你们有趣，因为你们聪明伶俐，但是尽管有个别迹象表明你们并非那么样的聪明伶俐，你们有时很幼稚。”
　　
　　我觉得这讲得很实在，没有任何取悦学生的含义。因为如果跟一个大学校长来比的话，可能你们在某些方面是比较幼稚，但是正因为这些幼稚，才能成为大学发展的主动性的，非保守性的一面。学校和教师就是要帮助你们克服这些“幼稚”，要培养你们好的德行，树立远大的理想，为人类的进步，为国家和民族的繁荣，也为复旦大学的辉煌而学习，而奋斗！
　　
　　我希望我们每一个教师也能抱着这样的情怀来培养我们的大学生。所以，最后我借用一句复旦学生常说的话来结束我今天的演讲：
　　
　　今天我们以复旦为自豪，
　　明天复旦以我们为骄傲。
　　
　　我相信复旦的每一位有理想的学生，你们将一定会取得巨大的成功，所以复旦大学一定会以你们的明天而感到骄傲。
　　
　　谢谢大家！

资料来源:「复旦新闻网」
最后更新：Apr 15, 2009　　
作者: NZWJ    时间: 2009-6-12 08:21     标题: 我心目中未来的复旦(18)

关于学科和学科建设有关问题的认识


作者:杨玉良



　　

学习实践活动开展以来，我主要负责学科方面的调研，在调研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想法。这里，我想围绕前段时间的调查走访工作谈两个问题，希望引起大家的关注和讨论。第一，什么是学科、如何进行学科建设。第二，根据对学科的科学认识，来谈谈我校在学科建设中的相关问题。
　　
　　今天要谈的问题主要基于三个情况。首先，回顾十年来的发展经历，应该说我们对学科和学科建设内涵的认识逐步深入。但同时就学科建设这个主题，在校内外乃至全国都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和争论。其次，当前国家要求我们朝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努力。学科是大学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基本构建单元和基层机构。一流学科是一流大学最根本的基础，没有世界一流的学科就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一流大学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在学校中建设一批世界一流的学科。再者，在学习调研阶段，教师们就我校学科建设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意见，也提出了许多好建议。这些意见和接下来如何做好中长期发展规划、进一步推进学校发展息息相关。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对“学科”的科学定义、学科成长与消亡的规律、学科间的科学关系，以及学科建设的内涵谈一些粗浅思考。我要预先申明，现在只是和大家交流我的认识，具体哪些该“为”，哪些该“不为”还没有结论，需要作认真细致的论证。
　　
　　

一、学科的定义和学科的诞生、成长及消亡的规律


　　
　　在英语里，学科称为discipline （或subject，但常译为“科目”）。Discipline的意思主要指“教学”和“训练”，是对某种心智和个性的培养，或者是按某种规则进行生活，和我们现在一般所指的“学科”有所不同。《辞海》（1980）对“学科”的解释：（1）学术的分类；（2）教学的科目；（3）学术的组织。这与克拉克（B.R.Clark）的观点很类似。他认为，学科是专门化的知识领域。结合discipline的词义来看，学科的划分主要是为适应教学的目的而对知识的一种划分。
　　
　　1、学科是一种范式，主要为方便教学不得已而为之。
　　
　　科学哲学家库恩（T•Kuhn）认为：“一门学科应有自己的范式（paradigm），即包括定律、理论、规则、方法和一批范例的有内在结构的整体。”“范式”包含了一些“专业基质”（disciplinary matrix）。如在牛顿力学中，基本的元素包括基本的公式、特定的模型和一系列的范例。我们判定一门学科是否称得上“成熟”，就是看这门学科是否建立起较为稳定的范畴和系统的范式。而后在相当时期内，该学科的范畴或者范式里面的元素不断充实和丰富，这就导致了前、后科学的分类。如果它相当完善，那就是后科学；如果还不够完善，范式随着时间改变，那么属于前科学；如果没有明确的范式，就不能称之为科学，不能形成学科。以前的特异功能研究，没有明确的研究范畴，没有范式特征，从科学的严格定义来讲，它不能成为学科。当一门学科发现有些事实不能纳入原有“范式”，形成危机，可能会对原先的学科观念进行局部修正或补充，也可能产生科学革命，形成新的范式。这是从科学发展动力学观点来看学科的定义及其发展。
　　
　　把人类知识划分为学科的另一重要动力是教学上的考虑。近代以来，科学快速发展，为了便于教学，人们不得不将所积累的知识进行分类，由此就产生了学科的概念。当知识的总量大大超过了个人的智力和寿命极限，我们不得不把知识分割成一个个狭窄的模块对学生进行教学。因此，我认为“学科”的主要含义是指“按教学和训练所定义的知识的分类”，即知识的条理化。学生在学习某门学科时，就是学习其“范式”,在“学科”框架里进行，尽管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无更好的途径。恰如怀特海（A.N.Whitehead）指出的：“朝向智慧的大道赋予提供知识过程中的自由，而通往知识的大道则在于获取它时的discipline。”
　　
　　虽然学科的划分主要依据的是共同的知识基础和工作范式，但常常带有强烈的人为因素、学术的时代特征和社会因素。坎贝尔（D.T.Campbell）根据分析结果指出，“将学科内容划入各院系具有高度的任意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事件的产物。”在看待一个学科的时候不要过分地固定，不要以为存在一个院系就一定代表了一个学科，往往一个学科的内涵可以分属于不同的院系，学科所归属的院系往往是历史原因所致。前面表明学科的划分和知识的划分主要是按照教学规律，学科的划分还有很多另外的判断标准，世界上有多个体系来讨论怎么划分学科。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学科有自己的层次结构。在这些层次结构里，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有本质的差别。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6-12 08:27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6-12 08:26     标题: 关于学科和学科建设有关问题的认识(19)

2、学科具有层次结构，基础学科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我们要澄清一些基本概念，这样可以更为准确地把握学科间的关系。
　　
　　学科间（Inter-disciplinary）：两个或数个学科间的空白地带（在两个或数个学科均未定义的领地）。其特征是，按各个学科原先的定义，这些学科间基本不存在交叠（Overlap）。学科间的研究有助于贯通原本不甚相关的学科。
　　
　　交叉学科（Cross-disciplinary）：两个或数个学科间的相互重叠的部分。其特征是，这些学科间的交叠地带由于学科发展的历史原因，可能采用不同的专业术语系统，或是保持各自传统的研究方法。说的同一个问题，但是用不同术语系统。开展交叉学科研究的意义在于，学科间有共同语言将提高研究能力，多种研究方法可能也随之而贯通。
　　
　　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数个学科间的全体，不仅包括学科间的空白地带，也包括交叠地带。其特征是，一个完整的集合，而单个学科只是其一个子集。开展多学科研究的意义在于，当我们面对的实际问题复杂且覆盖面十分宽广时，仅靠单一学科无法解决问题，我们必须采用多学科的方法。
　　
　　

3、学科有其诞生和发展规律。
　　
　　学科是一种范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范式也会发生改变。社会的重大需求使知识被不断重新条理化，一系列新的学科因为人类对自然社会认识的加深而产生，有些学科则走向消亡。在自然科学中，除了一些最基础的科学外，几乎所有的学科都会经历一个形成——发展——消亡的过程。这里用“消亡”而不用“死亡”是因为其“消亡”的学科将以另一种形式得以重生、嬗变（trans-mutation）。有时原属于不同学科的知识组合后也可形成新学科，如纳米科学。有时新学科的诞生还跟科学家的矛盾有关。有一门学科叫物理化学，有一份美国化学会主办的杂志《物理化学》，后来发现物理学家来稿总是被拒，化学领域的人读不懂他们的东西，术语系统也不一样。美国物理学会就办了另一本杂志《化学物理》，这两者之间有多大差别很难讲。在后者上发表文章的好多人得诺贝尔奖，杂志地位得以确立。后来，两边的一部分科学家自己组建了一个新的杂志《物理化学和化学物理》。如果一个学科从种种迹象看都已接近消亡，不寻找新的发展方向，它只有依据相对滞后的学科目录进行数据比较的意义。虽然我们在短期内进一步投入资源可能显示出在该学科上的优势地位，但从长远看，这反而阻碍了学术的发展。
　　
　　重大科学问题和社会需求往往孕育着新学科的诞生。科学发展的前沿不断拓展，催生了一些新兴学科，如分子生物学等。很多应用型学科因社会需求“应运而生”，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作为一所大学，我们的专业研究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为了适应社会需要，一种是保持原有学科的完整性。科学家有时候确实是保守的。当他走到另一个领域时会产生条件反射，认为这不是我的学科领域，于是就会退却，即使跨出去，在学科边缘上另一边的学科也会企图把他排挤出来。专业研究如果仅以保住原有学科为目的，甚至更严重的，个别有权势的学者为了实现自己“学术领地”欲望而形成“学科”，那么我们对知识进行合理分类和学术研究的目的就被异化了。芝加哥大学的前校长金伯顿说过：“任何形式的学术结构都不可能长久地满足我校的梦想与期望。”一所学校不得不随时代的发展进行一定的调整，调整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整个学术前沿的拓宽，另一方面是适应社会的重大需求。我们对此应保持清醒认识。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6-12 08:29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6-12 08:32     标题: 关于学科和学科建设有关问题的认识(20)

一般来说，新学科诞生是因为学者对自然、社会和科学规律有新的探索和认识。世界一流大学拥有一批一流的学科，往往就是这些学校围绕着一个重大问题开展学术研究，形成系统化的理论成果，开创了一个新的学科领域。例如，美国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成立于1901年，在1918年大流感爆发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洛克菲勒的科学家们一直致力于流感问题的研究。1926年，里维斯（T.Rivers）定义了病毒和细菌的区别，开辟了病毒学领域。1944年，艾弗里（O.T.Avery）和同事证明携带遗传信息的是DNA而不是蛋白质，这一革命性的论文导致了DNA双螺旋结构的重大发现，促进了分子生物学的诞生。洛克菲勒研究所在20世纪60年代发展成洛克菲勒大学，他们一直致力于研究疾病与健康问题，取得了许多开创性的成果，诞生了23位各类奖项得主。
　　
　　一个重大的综合研究项目有时往往可以催生一批相关新学科。围绕着1918年大流感诞生的学科还有人口统计学，重要的发明还有“盘尼西林”。而这些学科和重大发明从发现问题到科学研究到新学科的诞生，都建立在多位科学家十多年甚至几十年共同努力的基础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冯元桢教授建立“生物医学力学”也经过了这样的过程。从两仨个教授进行合作研究，到联合成立研究所并招研究生，再到成立系并招本科生，前后化了约15到20年时间。
　　
　　

4、学科划分具有局限性。


　　
　　除了一些在学理上具有合理性的科学规范，学科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人为性和随意性。恰如我校俞吾金教授所指出的，在很多情况下，“学科的概念是一种人为嵌入的结构”。
　　学科的划分对教学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对教育同时存在负面作用。虽然划分学科在教学的技术层面上具有积极意义，使知识条理化，但对教育（育人）的作用则常常是负面的，因为完整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已被割裂。学科划分的意义在于让更多的人，在有限的时间内学习思维范式，从而获得探索未知世界的基本能力。科学探索是对真、善、美三位一体的追求，这应该是通识教育的内涵。为了降低学科划分的负面效应，怀特海提出两条教育诫律。第一，不要设置过多的学科，尤其不能盲目设立过多的学科“空壳”。我感觉在我校也存在这个问题。第二，“凡是所教授的东西，一定要教得透彻，使得这些概念变成学生自己的概念，且学生懂得如何运用这些概念，使他能够理解生活中的事件，作出判断，从中体验到发现的愉快”。我们尤其要认识到，如果把研究领域圈得越来越窄，把专业学科分得越来越细，形成学科“分家”、单科独进的局面，对一所旨在培养领袖人才的研究型大学来说，是极其不利的，因为培养某一方面的专才并不是我们教育的全部目的。从教学的角度，我们强调专业与通识的平衡。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我们更要清醒看到，知识被院系、学科分割后，一个个本来联通性很好的模块，其内部联系被打破，这对教育和学术研究都非常不利。
　　
　　学科的划分对学术研究也有负面作用。我们所遭遇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需要解决的各类问题大多是综合性的、多学科的。而学科划分导致的领地观念，不利于不同学科的人员联合起来研究一些多学科问题。由于学科的划分，其中人员的学术态度和思维方式会形成定势，形成所谓的学科文化，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罗斯科（K.P.Ruscio）认为：“许多学术范畴都有自身的学术部落。”古代的部落之间常常会发生战争，不同学科间的争执也是屡见不鲜的。以至于克拉克认为：“如果社会学家走进英语系的大楼，即使没有受到英语学者‘充满敌意的弹弓袭击’，也可能会遭遇白眼。”这是一个玩笑，但这样的情况难免存在。物理和化学的学者研究生命科学问题的论文向生物类杂志投稿常常会被拒绝，然后不得不仍然发到物理或化学的杂志上。这显然对学术的发展是不利的。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6-12 08:35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6-12 08:37     标题: 关于学科和学科建设有关问题的认识(21)

甚至关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划分也存在一定问题。马克思特别强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分化有受历史制约的暂时性，并且预言：“自然科学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同样，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这将是一门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学科分类方案都带有一定的荒谬成分。上世纪50年代末，英国的史诺（C.P.Snow）在剑桥发表了题为《两种文化和革命》的著名演讲，引起强烈反响。他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存在两种文化，一极是人文知识所代表的人文文化，另一极是科学家所代表的科学文化。两者之间有很深的鸿沟，很难沟通。这种分裂和对立，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损失。他呼吁让两种文化沟通，但是很难。我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源自（不得已而为之的）学科划分的结果，不要看得过分重。
　　
　　总结起来，我们不能过分看重学科的划分，学科的划分充其量主要起两方面的作用。一是目录性的作用，规定了教学和研究的范围、领域；二是规范性的作用，指导人们认识和学术研究、教学和管理实践，因为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学科组织、制度、传统与文化。关于前一个作用，国务院学位办专门发文《关于学科专业目录的使用条例》，规定不能无限扩大目录的使用范围，也就是告诉学者们这不是在规定领地概念。
　　
　　

二、从学科的科学定义和学校发展来看如何进行学科建设
　　
　　我个人觉得复旦的学科有两个基本特色。一是综合性。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特别是2000年两校合并后，我校形成了以文理医优势学科为主干的研究型、以基础学科为特色的综合性学科体系。二是基础性。复旦是一所以基础学科见长，适当兼有技术学科的学校。由于复旦的学科文化以基础学科为主，因此我校工程科学的“团队文化”不够浓厚，工程学科在复旦的发展难度较大。有的技术学科教师感到受压抑，实际上只是学科文化上的不相容性。如何让比较自由的基础学科文化和工程技术学科的团队文化贯通起来，是我们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社会在进步，学校在发展，学科结构当然会不断调整。我校关于新学科的设立一直具有较强的“冲动”，但问题在于如何来发展新学科。一个学校总会产生新学科，也总有学科的消亡。通常，在一所研究型大学里，新的学科（在实践中往往是新的院系）的设立需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考虑：是否能够充分发挥学校的原有学科的特色和优势？是否符合科学前沿的发展态势，或满足社会的现实或潜在的需求？是否与其他相关学科相匹配、相适应，符合学科的合理生态？拟建的新学科起点是否高，是否在有限的时间内达到一流水平？
　　
　　1、学科建设一定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坚持一流的起点。
　　
　　学校的资源总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扩展。我们要保证一批优势学科首先达到世界一流，防止资源的过度“稀释”。要突出重点和特色，就必须有所舍弃。
　　
　　我先谈谈“有所不为”的实例。上世纪50、60年代，美国的州立大学由于投入增加而迅速崛起，高等教育竞争激烈。芝加哥大学在考虑如何保持一流大学地位的问题上，校长金伯顿（L.A.Kimpton）特别强调：“我们绝对无法容忍平庸，如果我们还想作为一个一流大学继续存在下去，我们就必须拒绝它。一旦发现平庸，就必须及时清理。”他们非常坚决地拒绝了诱惑。我们对社会的服务不应该是“社会需要什么就给什么”这样简单的服务站式服务，而是基于扎实的学术研究而提供的服务。原加州大学校长田长霖也强调：“世界上地位上升很快的学校，都是在一、两个领域首先突破。一个学校不可能在很多领域同时达到世界一流，一定要有先后，研究型大学一定要想办法扶持最最优异的学科，把它变成全世界最好的。”这是我们当下面临的最最麻烦的事情，因为我发现我们的冲动还是在扩张，怎样抑制这一冲动非常重要。田长霖还说：“把它变成世界最好的，其他的相应学科要做好配合。”金伯顿也有一句话：“好多人都强调他的学科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所有学科具有同等重要性的话，那就没有谁是重要的。”我们一定要认清这一点。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6-12 08:40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6-12 08:41     标题: 关于学科和学科建设有关问题的认识(22)

斯坦福大学荣誉校长卡斯帕尔（G.Casper）在2002年说过：“普林斯顿大学做的最聪明的一件事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承受住了建立法学院和商学院的巨大压力，他们进行了顽强的抵制。今天，普林斯顿大学依然是一所最好的大学。”加州理工学院的数理化很强，他们设立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你要办新的院系吗？可以，你能不能达到跟我的数理化一样的水平？如果可以你就办。”所以它虽然保持了很小的规模，但基本上每一学科都在第一方阵。耶鲁大学至今仍没有工学院。耶鲁的理由是：“我们不打算在这些领域发展成麻省理工学院或斯坦福大学那样的规模，但是我们相信我们能在化学、电子和机械工程中的少数几个领域得到国际承认。”耶鲁在大学的发展战略上坚持质量优先和规模控制的原则，它始终如一地反对平庸化，坚持把所要设置的一切学科都办成美国乃至世界一流的，达不到这一目标的就坚决关掉。
　　
　　我们面临的问题非常复杂，到底是要大还是要强？大而弱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迫于资源的有限性，我们的选择是痛苦的，但必须选择。早在1891年耶鲁就开设了第一门教育学科课程，1920年建立教育系，但是该系长期达不到一流标准，终于在1956年被关闭了。耶鲁大学和复旦大学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合作关系。耶鲁校长莱文（R.Levin）说，他看中复旦，是因为复旦不很大，而且有历史、有质量。这种舍弃的做法在国际上的著名大学中经常发生。斯坦福大学原有一所建筑学院，在全美建筑学院排名前10至12位，享有较好声誉，但斯坦福1969年撤销了建筑学院。理由有三：一是建筑学院规模很小，要开设一个大型建筑学院必须至少同时发展建筑学、土木工程等4个专业，投入很大，但当时美国建筑行业的就业情况并不理想；二是通过估算，觉得为了使该学院达到斯坦福大学所有专业排名都居于前5位的标准所付出的代价不值得；三是其友邻加州伯克利大学已有一所美国顶尖的建筑学院。最近，上海交大张杰校长告诉我，他们在全校64个学科中要撤销8个学科。建新的容易，撤旧的难。我理解，所谓撤销，不是把一批人赶出学校，而是把这些人更好地重组并充实到相关领域。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有所为”，特别是如何“为”的问题。如果“为”得不好，则肯定会导致平庸。关于如何拓展新的学科或组织多学科前沿研究，我也举个例子。早在1941年美国航空工业开始形成独立系统，普林斯顿大学工学院的领导者就预见到航空工业将会大大不同于传统工业。学校请航空界知名专家丹尼•塞尔进行专项调查研究，并采纳其建议成立了航空学系。这份调研报告不只是论证办航空学系的重要性，而是着重论证普林斯顿有没有条件办这样的系。在这个新学科的建设过程中，普林斯顿大学充分利用原先基础，将实践经验丰富的工业专家和理论人才进行科学整合，并一开始就确定了最高的目标。至今，这个系一直被评为全美最好的航空学系之一。
　　
　　我们在思考学科布局的时候，不应追求齐全、热门，而应该追求特色、优势和高起点。热门的东西很多，赚钱的行当也很多，要想全部做一做，最后会掉进平庸的深渊。复旦大学是富有理想和理性的，应当有自己的Mission和Vision。这是一流大学首先需要的东西。凡是与学校发展的Mission and Vision不相符合的，哪怕诱惑再大也能顶住。小孩看见别人拿着苹果吃不到，要么说苹果酸，要么在一旁流口水，这两者都是不理性的。学校也好，院系也好，在策划新的学科和新的研究方向时，要有科学的预见性。要做的话，一开始起点就要非常高。复旦办事，要么不办，要办就要办最好，否则就没有必要。办一批三流的院系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们决定要做一件事情，必须在国际的视野下，在国内的立足点上，来判断这个学科的发展前途在哪里，明确一下我们的比较优势在哪里。然后，在明确的使命前提下决定要不要搞。
作者: NZWJ    时间: 2009-6-12 08:43     标题: 关于学科和学科建设有关问题的认识(23)

　

2、共同的“学科基质”要求我们用“大医学”的观点来思考医学发展问题。
　　
　　我这里讲的是整个医学，不仅指基础和临床医学，还包括公卫、药学、护理等学科。医学有非常大的、共通的知识基础，相互支撑性很强。我认为“大医学”的学科建设应该从医学的整体来加以把握。如何增强“大医学”的整体效能，又能发挥综合性大学的多学科优势，来发展医学学科成为我们面对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很严肃，我们还要做深入的分析研究。为加强医学各学科的内在联系、基础和临床医学等各方面的联系，学校已经做了很大努力，但还有很多要做。
　　
　　同时，在医学的某些学科领域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些重大变革会从根本上改变学科的面貌。如果不做相应变革，就很容易被淘汰。我们的医学专家说，现代医学尤其是临床医学的变化翻天覆地，传统的外科学手段已经被微创手术、机器人手术等新技术逐步取代，流行病学、循证医学和转化医学等思想正在孕育着整个大医学的深刻变革。因此，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加强医学和生命科学、信息技术、物理与化学，乃至人文和社会科学之间的相互合作。
　　
　　在学位办工作期间，我走访了国内很多合并有医学院的大学，也曾到欧、美考察过，对各种模式的利弊做过一些思考。简言之，各种模式都有，各自都积累了一些经验，也有一些教训。我们要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解放思想，促进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产生新的发展动力。我的感觉是，必须从“大医学”的角度审视我们医科的学科格局和管理制度。目的在于，保证医学学科内部的内在联系，保证医学学科整体力量的体现，保证整个基础和临床医学研究的紧密结合，保证其他相关学科对医学学科发展的促进。
　　
　　

3、学科文化的不同，要求我们对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评价方法。


　　
　　由于学科文化和学科范式的差异，不同的学科具有不同的评价体系。我们应该思考，一个院系、一个学科、一个教授到底该怎样评价。我想，学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是不合适的。让自然科学多写1万字很难，规定人文社科达到3、4万字则相对容易些，这两者的标准肯定不同。对教授的评价，最科学的是本系、本专业的同行给予的评价。这要求同行们有非常高的学养和道德素养。在操作层面上，很多政策是跟我们教师的综合素养联系在一起的。总之，学科文化的差别会带来对学术成果评价标准的差别。我们一定要针对学科的特点来改革和制订评估和评价机制，其中包括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考核考评指标。
　　
　　

4、建立具有多学科特征的“独立研究机构”，以保持各相关学科间的连通性。
　　
　　现代很多高水平的大学均建立了一些独立研究机构。这些独立研究机构由学校直接管理，对学校直接负责。组建这些机构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发生了巨大变化，已经不能仅靠头脑、纸和笔了。同时，学科必须交叉融合才能研究、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国家重大“智库”项目更是如此。第二，对自然科学而言，传统的院系实验室难以完全超越学科知识体系和学科文化的界限，组织起对综合性问题的研究；对自然科学和医学等实验性科学而言，实验设备日益昂贵复杂，研究和操作人员不断增加，单个院系难以承受。因此，成立独立研究机构是为了保持相关学科间的连通性，加强多学科合作，以应对科学研究面对日益复杂综合问题的需要。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6-12 08:49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6-12 08:48     标题: 关于学科和学科建设有关问题的认识(24)

学科划分要力图做到“分类”但不“分割”。一般的做法不外乎考虑三个要素。第一，设法保持各学科内容之间的连通性。借用统计物理学里的一个词叫“Ergodicity”（各态历经），即其状态的相空间都是连通的。在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均能够做到“分类”而不“分割”。在不同的学科之间架一些立交桥，一般在不同学科交汇的枢纽地带建立一些交叉学科的研究中心或者是独立研究机构。第二，在教学方面，一定要开设一些学科间课程来弥补学科之间的缝隙，从而使跨学科的领域尽可能采用（或设法统一）学术“术语”，构建所谓的“common language”。第三，在校内组织上，除了纵向划分的许多学科，还要设立一些横向“枢纽”性质的多学科、学科间的研究中心，以保证相关学科间的Ergodicity。

       为了避免（或弥补）原有学科划分的各种缺点，保持各学科的连通性，很多高校会就一些系科共同关注的问题建立跨学科的博士培养项目，来探索处于学科之间模糊地带的前沿领域。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大多通过建设一些共同课程或相对松散的组织，来激发学科间的共鸣。另一个经常采用的方法是在大学里建立一些独立研究机构。这个做法非常必要，也很有效果。下面我举两个例子。
　　
　　近30年来，斯坦福大学建立了十多个不同形式的“独立科研机构”。这些机构面向问题、面向课题，以项目为导向组织不同专业背景的教师、学生和学者共同参与。成立于1982年的经济政策研究所，目的是为相关学者建立一个与工商界人士、科技人员和政府官员商讨经济政策的平台。成立于1998年的社会定量研究所则是为社会科学领域提供定量研究和信息技术的平台。理科的平台因涉及大型仪器和突破传统院系实验室的研究范畴，形态上更实一些。斯坦福大学“生物学交叉学科研究计划”（Bio-X）1998年启动，由朱棣文领衔，目的就是要把生物学、化学、物理学、工程和医学学科结合起来，开创新的研究领域。该计划除了组织综合研究项目之外，也把推进学科间的交流作为重要任务，如组织研讨会和学术报告、建立公用的核心实验室、发动相关院系讨论教学计划等。
　　
　　再如，芝加哥大学是一所十分强调发挥学科整体作用的大学。长期以来，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相互支持，以独立研究机构的形式开展多学科的共同研究，并各自取得了辉煌成就，“芝加哥学派”世界闻名。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研究，努力与政治学、教育学和经济学结合，形成了完整的城市社会发展理论，开创了城市社会学。同一时期，梅里安（C.E.Merriam）提出“新政治科学”概念，强调用心理学、社会学和统计学的概念和方法，使芝加哥大学成为政治学的学术中心。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诞生了24位诺贝尔和其他经济学奖得主，强大的经济学也为法学学科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以科斯（R.H.Coase）和波斯纳（R.A.Posner）为代表的芝加哥学者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方法全面运用于法律制度分析，使法律经济学成为新兴学科。
　　
　　再回到我校实际。前些年，通过“985工程”的建设，我校也新建了不少平台和基地，使学校的科研工作有了新的增量和交叉研究的平台。这些研究机构有些非常符合独立研究机构的定义。根据独立研究机构的特征，我认为要办好这样的研究机构，应注意四个要素。第一，平台基地是面对课题或项目的，应通过承接和解决单一学科无法解决的问题，来增强我们的综合研究能力。如果平台内没有单一院系无法解决的项目和问题，或者多学科的人员仍然是各干各的，那么平台的必要性就值得怀疑。第二，平台基地必须根据任务的变化动态地构建课题组。在这样的机构中，内部人员的流动是非常频繁的。如果内部固化，就表明可能没有真正的多学科共同研究问题的项目。第三，在国际上，所有独立研究机构的人员与原来院系的联系非常紧密，固定人员主要是行政管理和仪器技术人员。学校为平台基地提供相对于院系更好的仪器设备条件和研究氛围。随着研究项目的变动，它与院系间的人员流动是非常重要的。记得在构思平台建设的初期，秦绍德书记讲过，我们建立平台基地的目的之一，是要形成一种能够围绕国家重点项目、重大任务和重大问题能聚能散的科学研究体制和机制。我们当前的问题是，“能聚”不容易，“能散”更难。第四，由于平台基地的多学科特征，这就对平台基地的负责人提出很高要求。他要领导所有其他学科的人，对所有相关学科的知识要有相当的理解，对不同学科文化的融合起到推动作用。这将决定平台的成功与否。国外一般不赋予负责人过大的权力，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跨这么多的学科领域，通常都由几个委员会来制约负责人的决策权力。
作者: NZWJ    时间: 2009-6-12 08:59     标题: 关于学科和学科建设有关问题的认识(25)

4、只有大力加强基础学科，才能真正产生高水平的派生学科。
　　
　　几乎所有的应用学科均诞生于基础学科。因此，基础学科的持久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基础学科不强，也就没有能力去组建其它新学科。我们学校的计算机、电子工程、力学、管理科学等实际上都是由我们原有的优势基础学科派生出来的，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派生新学科是基础学科极其重要的任务之一。
　　
　　要发挥学科综合的整体优势和弘扬特色，对复旦来说，首先要加强文理基础学科的优势。复旦的历史表明，文理基础学科是新学科生长的源泉。如果不把基础学科做强的话，可能会面临后劲不足的局面。但这几年我们对基础学科的发展重视不够，面临队伍结构老化、年轻学科带头人缺乏、学科发展基础不扎实、特色发展不明显等问题，极可能出现优势丧失的局面。文理基础学科要寻找共同的学术语言，形成学术的共同体，这是复旦大学的内核，也是我们人才培养最为本质的部分。
　　
　　

5、关于学科布局和空间布局。
　　
　　所谓学科布局，也是我们如何认识学科分类的问题。国务院学位办有学科分类目录，大学的学科发展也有延续性，学科分类好像不成问题。但既然新学科不断诞生，那么大学必然不断面临学科分类的问题，尤其在考虑大学院系组织结构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学科相对独立性的一面时，往往分歧不大，但考虑到各学科内容相互连通的一面，考虑到人才培养整体性的时候，对于组织结构的设置会有很大争议。由于国内外已有不少研究结果，我不打算细论。在这里，我特别谈谈学科布局和院系的物理空间布局的问题。
　　
　　学科和学科间的物理空间布局十分复杂，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问题。在这次调研中，教师们反映的意见较多。我本人认为，对此必须高度重视。当年加州大学为了适应物理、化学的发展，造了相互联通的两栋楼。因为当时正好是量子化学快速发展的时期，量子化学是物理和化学交叉融合而形成的新学科，为了适应新学科发展的需要，他们才构建了这样一个物理空间的布局和结构，并为量子化学（结构化学）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我的观点是，学科布局与院系物理空间布局必须与学科发展、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规律相适应。为此，我们正在制定解决问题的“路线图”，原则是长期规划、寻找时机、分步实施，切实解决院系的物理空间布局问题。
　　
　　

6、学科发展与人才队伍建设。
　　
　　对有的学科来说，学科形态的改变也会对学科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在这里，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其中的一个侧面问题。例子讲的也是我们常会犯的错误。
　　
　　哈佛大学历史系一直是哈佛人文帝国的重要部分。他们一直自认为是哈佛品质最高的系科之一，一直担心聘用新成员“可能冲淡他们引以为傲的学术质量”，因此只聘请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这样的骄傲想法导致了不断的失败。在20世纪70年代初，耶鲁和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的终身教授超过了哈佛，并且哈佛历史系助理教授数量也急剧减少，这导致开课量的减少和对新的学术地带的忽视，对学科研究中的新潮流，没有足够的反应能力。青年教师和学生纷纷转向其他学校。到1995年，对历史系的一次评估表明哈佛已经落后于普林斯顿、耶鲁、伯克利、斯坦福、芝加哥和密歇根大学。哈佛历史系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历史学科的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从金字塔形变为平顶结构。金字塔结构意味着一小部分杰出的学者和系所占据最高点，并得到普遍认可；平顶结构则意味着出现了更多的历史学派，每一个都作为一个分支领域，有着各自的顶峰。哈佛历史系的一些老教授在金字塔结构中取得过辉煌成就，但他们很难适应新的学科形态。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在人才队伍建设的过程中，一方面要适应潮流，另一方面要根据这个学科的前沿形态来决定学科的人才规划。

※本文是作者2009年5月13日在复旦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辅导报告会上所作的主题报告。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6-13 07:33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6-24 08:19     标题: 我心目中未来的复旦(26)

　

重塑精神，重扬理想


—— 对话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


　　 　
今年1月，57岁的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回娘家”，重回复旦当校长。3年前，他是从复旦副校长任上离开北上京城的。如今，重回校园的杨玉良谦虚地说自己是“大学校长一年级生”。杨玉良是一个很有决断力和执行力的人。他亦向记者推心置腹，自己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决策时不允许摇摆，要有可持续性，不能把自己陷进去套牢。他不欣赏西汉时期的晁错，也不欣赏宋朝的王安石，尽管他们都是做对的事情，但使用的不是正确的方法。
　　
　　他学化学出身，就职演讲却引用舒婷的诗歌《致橡树》中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浪漫情怀和治校理念——“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杨玉良告诉记者，他希望大学人仰望天空，同时扎根大地。
　　
　　半年了，杨玉良在复旦各种场合大谈理想、理念，就是没有谈具体做什么，很多人疑惑地看着他。其实，杨玉良已经磨刀霍霍，他要向大学世俗化动真刀真枪。在国务院学位办这几年，他走访各地高校，看到的图景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杨玉良痛恨大学如此忙忙碌碌，随波逐流。
　　
　　“这是荒唐的。”访谈中，杨玉良多次蹦出这句话。
　　
　　

世界不完美，需要理想主义


　　
　　《南风窗》：杨校长，你给复旦本科生演讲时大谈理想主义，说报考复旦者要意识到当今人类社会的不完美，意识到这个国家民族的危机所在，并愿意负担责任。中国已经到了需要重燃理想的时候了吗？
　　
　　杨玉良：作为大学理念来讲，高扬理想的旗帜是永远的，只是这个问题这些年来似乎不谈了。我国实行市场经济后，社会价值观似乎变得越来越现实，但是一个社会没有理想不行。回顾过去20年，我们曾经风行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也风行过萨特主义，还讨论过新权威主义，各种主义都没有真正扎根，最近几年又开始国学热。我们在探索，但探索的过程实际上表明我们面临着一定的迷惘。实际上，我们缺少了一种东西，即一种理想、一种信念、一种精神。缺少了这个，你再去寻找什么东西似乎都不是你所需要的。
　　
　　这个世界的不完美性非常清晰。最近的金融风暴，给很多信奉自由资本主义的人狠狠打了一棍子，完全依靠市场经济的手的话，出现了极度的贪婪，暴露了人性中极度无耻的一面。所以在西方《资本论》热销，人们都在反思。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的不完美，尽管我们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发展迅速，但仍然面临很多问题，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等问题还是存在。
　　
　　《南风窗》：面对世界的不完美，大学该怎么办？
　　
　　杨玉良：这就是我们将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这就涉及通识教育了。我们不仅仅把学生培养成一个合格的公民，而是要把他们培养成对这个国家、民族、全人类富有崇高责任感的人。他应该有崇高的理想主义，他的心中应该对人类的未来有一种设想。理想主义虽不可及，但心可向往之。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6-24 08:31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6-24 08:25     标题: 重塑精神，重扬理想(27)

我们的通识教育要给学生灌输理想主义，但是又要有现实主义，这就要求学生一定要参加社会实践，使得学生对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有切身的感受。然后有责任去推动社会向着理想的方向前进。当下，在大学高扬理想主义的旗帜尤其重要。如果大学都没有了理想主义，那社会哪里还会有呢？大学要像温总理讲的要“仰望星空”。所以，我们培养的学生要有理想主义，要有广博的知识，要有全人类的全球的眼光，最后才是有特定的专业知识。
　　
　　这个顺序也反映了通识教育的要义。
　　
　　《南风窗》：我试着作为一名复旦的新生来回答你的问题，“为什么我来复旦”，来复旦要读一流的书，做一流的人，最后建一流的社会。
　　
　　杨玉良：是的。
《南风窗》：这就意味着复旦要教育自己的学生毕业后不要以财富为追逐的目标，这会带来价值观的维新和整合，并形成新共同体。
　　
　　杨玉良：谈到收入问题，很多暴富起来的人都把自己的暴富当成是理所当然，不会反省自己的收入是否合理。中国为什么还没有把捐赠文化形成为一种很好的风尚，这跟我们社会和个人缺乏反省能力有关。现在的中小学教育就很成问题，家庭通常会跟孩子说，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这是一种误区，社会除了竞争难道就没有其他了吗？互相帮助、尊老爱幼在哪里？所以，我们现在要弘扬我们传统文化中很多优秀的东西。
　　
　　《南风窗》：但是很多有理想主义情结的学生踏上社会之后却跌得很惨，被磨掉了理想主义情怀。
　　
　　杨玉良：这是因为他们在理想主义的另一面——知识功底不足、现实主义不够，就会在处处碰壁后锐气棱角全无，变得极其世俗。理想主义者受挫之后，完全可以回到自己的心灵世界，休养生息，整装待发，理想主义者不会失去信心。但他同时也必须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这就要求他必须立在民众当中，必须扎根在草根阶层。跟基层在一起，就不会成为一个独裁者，也不会是空中楼阁。这就是我就职演说中所引用的舒婷的诗句，“叶耸向云天，根扎在大地”。
　　
　　

拒绝“娱乐版通识教育”
　　
　　《南风窗》：复旦在本科生教学改革上最大的创新和特色就是推行通识教育，你作为新任校长，怎么理解通识教育？
　　
　　杨玉良：现代大学教育制度引进中国之后多数都是成功的，但是很遗憾把中国古代书院制给废了。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很像现在的研究生院，而且是通识教育。我们要注意一个倾向，通识教育可不是一个娱乐版的知识普及教育。把各种各样的知识给你一点，这就叫通识教育？
　　
　　教育的真谛是“在教师的指导下，教会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教育不是简单地拓宽知识面，而是教会你一种综合而独立的思考能力。恰恰，综合的思考能力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强的，西方文化强在逻辑思考能力。东方文化吸收了西方理性的、分析的文化后所融合出新的文化思维方式将会主导21世纪。通识教育就是告诉学生主导未来世界的文化是什么，然后教会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
　　
　　有人将通识教育简单地理解为人文精神教育，错了。大学是沉淀人类文化精华的地方，大学也是创造人类新文化的地方。我们要向学生同时传递科学和人文的精神。
　　
　　《南风窗》：有了这样的理念，准备怎么做？
　　
　　杨玉良：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都不可能是复制其他国家的教育，因为教育是文化的传承，脱离了本国文化谈教育是荒唐的。北大陈平原教授说过，“中国要办成世界一流大学的话绝对不是欧美大学的凯旋。”中国的通识教育要成功的话，绝对不是欧美通识教育的凯旋。我们必须要研究中国历史上的通识教育，比如书院制，集古今中外之优点。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6-24 08:32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6-24 08:30     标题: 重塑精神，重扬理想(28)

　　
　　是“H”型还是“N ”型好呢，“H”型代表下面是通识教育，上面是专业教育；N型代表先是通识教育多，然后逐步增加专业教育。欧洲是N型，美国是H型，美国的方式培养成本极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成本必须考虑，怎么样在有限的时间和成本的基础上获得好的效果。复旦的通识教育要走向精细化，不同学科和不同专业间课程设置是不一样的。

自主招生会稳一稳
　　
　　《南风窗》：有人说，如果没有自主招生配合，通识教育推行会很艰难。
　　
　　杨玉良：关键的第一步当然是选才，把最好的人才选进来，一种好的办法就有机会选到更多优秀的人才。现在本科教育是一种大众化的教育，大学不得不根据自己的教育方式来选择人才。这是大学对自主招生的动力所在。但自主招生和通识教育的关系不是那么绝对，因为自主招生只是一小部分学生，通识教育是对所有的本科生。教育上有一种理念，每个人都是可造就之才，关键是造就成什么才。应该说，自主招生为推动通识教育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带来了一股新风，创造了一定条件。
　　
　　《南风窗》：目前全国高校中复旦自主招生名额最多，而且试行面试录取这种全新的模式，还把权力交给教授。
　　
　　杨玉良：在选材上，判断起来最准确的不是一张考卷，实际上是教授。教授们毕竟接触过大量学生，有相当的经验和教育学知识、心理学知识等等，他们对学生的判断，总归是比较准确的，总会比一般的考卷要好得多。比如说，研究生让导师来选，好多人说，这不公平。但是，只要导师不把自己的亲戚朋友选进来的话，导师来选是最公平的。因为我很清楚，你能把研究做好，把博士论文做得好，而他做不好，尽管你考试考得不好。
　　
　　当然现在的自主招生仍然是一个过渡做法。如果高等教育全国平均毛入学率达到50%，也就是每一个高中毕业生人人都有机会上大学的时候，招生方法又得改变。我相信未来是一种百花齐放的局面，这对国家培养各种类型的人才是有利的。
　　
　　《南风窗》：但是社会质疑复旦模式的公平性。
　　
　　杨玉良：公平是有界限的。什么叫公平？有人说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一种公平。但真的公平吗？比如说，考大量记忆性的东西，背工好的人肯定都高兴了，但是对思维能力很强、记忆力不强的人呢，对他来讲不公平。还有人说，让每一个人的智力发挥到极限，这也是一种公平。譬如说，高考不能让一部分人的智力发挥到极限，但是自主招生可以，这是另外一种公平的发现。又有一种说法，让每一个人有平等的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这也是一种公平。所以，任何一种公平都是有一条界限的，任何一种招生模式都无法做到完全公平。
　　
　　我们现在在外省市试点，都是派教授到当地去，就是为了减轻农村孩子的压力，在当地实现相对的公平。人类还没有找到一条真正非常好的道路，来保证人人平等。关键是，公平的定义是因形势因环境而变的。
　　
　　

学生期望值下降了
　　
　　《南风窗》：今年经济危机背景下，复旦学生就业情况遇到挑战吗？
　　
　　杨玉良：复旦就业签约率，跟往年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似乎后面增长的劲，没有往年大。当然，这个只是预测。另外，跟学生期望值下降是有关系的，比如3500元月薪的工作原来我是不签的，结果他签了。情况还不错。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6-24 08:33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6-24 08:37     标题: 重塑精神，重扬理想(29)

《南风窗》：支持大学生去农村当村官吗？
　　
　　杨玉良：我支持。我就说我们国家也有不少的危机。这个危机不是说我们国家什么东西没做好，而是整个国家在转型的过程当中，东西部的差别是很大的，需要一大批受过教育的人到欠发达地区去。首先能改变欠发达地区人的思想观念。落后首先是观念落后，观念落后经常导致拿着金饭碗讨饭。所以，好多成功的村官一看，遍地是金啊，然后利用当地资源，马上就把老百姓的生活提升上去。
　　
　　遗憾的是，现在不少的年轻人不愿意去。他们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民族，缺乏这个感情。其实，比我们当时下农村好多了。我们当时下农村是遥遥无期的。现在你去一下是让你回来的，而且国家还给你很好的待遇，很好的工作。
　　
　　

校长的四条标准
　　
　　《南风窗》：其实大学校长不仅属于某一所大学，也是属于社会的，他也要站出来跟民众对话。
　　
　　杨玉良：我认为，大学校长应有几点要求。第一，他是先进文化的代表。他不一定真的这么好，但是人们这么看你。第二，他是社会道德的楷模。第三，他是大学里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的精神领袖。第四，他是大学整个学科建设的总体设计者。这是最基本的，还不是教育家的标准。
　　
　　有人说，大学校长职业化，我不相信这一点。世界上没有一个专业专门学习如何当大学校长。所谓的职业化只是说，你既然当了大学校长，就要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职业、一个事业。大部分校长原来都是专家，都是某个领域里非常出色的学者。既然当了校长，就应当摆脱原有专业的限制，不要把你专业的思维方式，转移到校长的位子上来，应该用更宽的思维来思考问题。
　　
　　《南风窗》：大学校长如果做到这四点，可以带来哪些积极变化？
　　
　　杨玉良：眼下，大学承担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中华文明向整个世界的传播和交流。中华民族当前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全人类和全球的视野下，要构建一个宏大的文化发展战略。而这个战略的构建和实施，最重要的一个机构就是大学，尤其是综合性的大学。
　　
　　我在德国做博士后的时候，德国的一个教授就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人会说德语的地方，就有德国的利益。这个世界上哪里有人知道康德和黑格尔，那么他们就懂得我们德国人是怎么思考的。非常精辟！为什么外国人对中国处理达尔富尔问题指责那么多，其实中国人已经做得很好了。你不能认为他们全都是反华的。我再引用一个人的话，撒切尔夫人博客里的话，她说你们都鼓吹中国威胁论，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中国没有什么可以威胁世界的，因为中国从来没有输出过思想和主义。你想想，我们应该做什么？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6-24 08:39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6-24 08:41     标题: 重塑精神，重扬理想(30)

　

拒绝平庸不容易
　　
　　《南风窗》：目前国家正在征询教育中长期规划意见，你最关心什么？
　　
　　杨玉良：我最关心大学的体制。大学的管理体制，包括国家对大学的管理体制和大学内部的管理体制。体制顺了，什么都顺。管理体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现在人们一般都不太敢提。《人民日报》上有过一些讨论。有人批评教育部对大学管得太多了，但是又不愿意直接说。实际上，教育部自己也有体会。
　　
　　国家对国立大学，到底管哪些事情？这个一直有一个博弈的过程。很多文章都在强调尊重大学办学规律，潜台词就是你不该管的东西你不要管。这种话说了，等于没说。现在中国人说话有个缺点，总想隐隐蔽蔽，总想遮蔽一些什么东西。要么就是过度，大谈自主权。
　　
　　我们研究一下美国大学的历史，尤其是私立大学，你吃人拿人的你就不自主。美国私立大学到二战之前，是非常自由的，到了二战的时候，为了反法西斯，所以美国政府就安排了大量的资金，要开发新的武器，给了钱就得按政府的指示做啊，所以它失掉了一部分自主权。二战胜利了，它就反弹了，这些学校就强调要自主权，要学术自由。到了60年代以后呢，工业界介入了，工业界给钱建了很多研发中心，又不自由了吧。由于冷战，军方又给了钱，又不自由了。所以到了60年代末，又一次反弹。永远在这之间拉锯。
　　
　　关键在于，在这中间要构建一种非常好的机制，就是大学内在基本的教育和科研规律要得到保持，然后满足国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需要，可以有很好的弹性。就像我们以前说的，政治也不要冲击业务。但也不是提到大学自主权就是不要管什么外面的事情，两耳不闻窗外事，这不可能的，否则，办大学干嘛？
　　
　　《南风窗》：现在大家都在比较北大还是清华培养的政治家多，复旦会跟风吗？
　　
　　杨玉良：我不以国内和国际上任何一所大学作为复旦的参照。或者说，博采世界上所有优秀大学的长处，作为我们的办学理念。
　　
　　首先，要办一所真正的中国的大学，这是非常重要的。其次，又是世界一流的大学。否则你办成世界一流大学，COPY了一所MIT，COPY了一所哈佛，COPY了一所耶鲁，不行的。我强调复旦两条都不能丢掉。否则这所大学看上去跟耶鲁一模一样，跟哈佛一模一样，这是一种失败。
　　
　　《南风窗》：做世界一流大学有时间表吗？
　　
　　杨玉良：没有具体的时间表。我希望，过若干年，复旦大学至少能跟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叫板。跟他叫板的意思是什么？我指的是，有那么一批学科均匀分布在人文社科、理科、医科，能够与世界上最前面的50所大学叫板。也就是咱们拿出来比一比，我不会比你差多少。这个目标是很难很难的，但只要中国经济继续发展，这一点我也是乐观的。
　　
　　《南风窗》：做世界一流大学，现在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杨玉良：最大的困难在于理念和观念。我们的教师准备好了没有？我不仅仅指教师的业务水平。我们的教师有这个胸怀吗？有没有这个意愿？有没有那个信心？如果大家有信心，我们就可以实现75%的愿景。思想先行，然后咱们再来解决具体问题。否则要解决什么具体问题，别人还不理解，干嘛要那么做？就是要取消那些俗气的东西。我一直说，有多大的胸怀才能做多大的事情。胸怀没到，啥都不行。高风亮节没有了，知识分子的骨气也就没有了。

来源：《南风窗》(2009年6月22日，记者:徐 瑗 陈统奎 发自上海)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6-24 08:48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7-5 09:45     标题: 大学不能没有“精神围墙”

《中国教育报》：【高端视点】

大学不能没有“精神围墙”


复旦大学校长 杨玉良


　
　　●大学没有“精神围墙”，就无法满足大众对大学的高尚性和纯洁性的期盼，从而也就丧失了大学存在的价值。
　　●正因为大学不客观地把自己放到如此重要的地位，认为大学就是社会的中枢，因此就承担了“无限责任”，从而遭受到社会各方面对她的诟病，无意间把社会出现的任何问题都归咎于大学出了问题。
　　对当今大学来讲，“改革”固然重要，但是对大学精神的“回归”或许更加重要。大学除了在“坚守”与“创造”之间存在着张力，在“改革”与“回归”之间或许存在着更大的张力。这些都是必要的张力，大学在这两个张力中前行。为此，认清大学的使命并以此为方向，显得尤为重要。 　　
　　
大学的使命在于传承
　　
　　大学担负着人类文明和民族文化的积淀与传承的任务，这个似乎是大家比较有共识的。大学的这个任务决定了大学是世界上非常特殊的组织机构，和政府或企业都不一样。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有这样一股思潮，说大学校长要“经营”大学。但是很快就遭到了一大批人的反对。因为强调“经营”就有把大学当作一个大型的公司来进行商业运作之嫌。如果把大学看成是一个大型的公司，那么就忽视了她在知识的积淀与传承方面的重要功能。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即使是世界五百强的企业，也绝对办不出像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这样一所规模很小的名校，根本原因在于大学文化功能构建的独特性。
　　
　　同时我要强调，大学是一个民族性极其强的教育和学术型机构。国内曾经有这样一种思潮，认为我们应该把国外一流大学当作我们办大学的一个参照物。这在总体上是正确的，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把国外的一流大学简单地当作我们办学的模板，因为这样就忽视了大学的民族性特征。
　　
　　大学的特殊性还在于她有学生，她承担着培养人才的任务。学生，尤其是大学生，是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因此我们的大学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把思想和文化系统化、规范化，将其转变为课程，并且把它们传授给学生，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所有的文明、精神进行传递，这种传递是学者们先进行研究后才能传递的。
　　
　　大学培养的学生承担着将人类文明和文化传承与发扬的任务。任何学科专业，不仅仅是人文社会学科，还包括自然科学和医学等，都在起着这个作用，因为说到底科学也是一种文化。因此，我们复旦大学在前些年开始了通识教育。虽然它在很多方面还需要完善，但是我认为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因为大学，尤其像复旦这样的大学，传授专业知识固然重要，但培养一个人的精神是我们最最重要的任务。美国教育家德怀特·艾伦（Dwight Allen）说过：“如果我们使学生变得聪明而未使他们具备道德性的话，那么我们就在为社会创造危害。”
　　
　　英国著名教育家阿什比（Eric Ashby）曾经指出，任何大学都是遗传环境的产物。“环境”是促进大学改变的外部力量，而“遗传”则是大学对自己应有的道德与文化的传承。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是“保守”的。这里“保守”不完全是一个贬义词，“保守”有“坚守”的意思，指的是要坚守道德，坚守学术。大学的这个“保守”的文化品格，使得大学非常稳定而且有力量。
　　
　　当然，大学也不能脱离现实。但是从她的“保守性”来说，又必须要与世风俗流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我们经常讲大学要远离尘嚣，要保持宁静和清醒。前些年有个说法，要把大学的围墙拆掉。如果它只是指物理的围墙，我觉得可以拆掉，但是大学的“精神围墙”，绝对不能拆。大学没有“精神围墙”，就无法满足大众对大学的高尚性和纯洁性的期盼，从而也就丧失了大学存在的价值。大学不仅不可以随波逐流，更不能对世风恶俗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大学应是社会的清洁剂、清醒剂。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7-5 09:47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7-5 09:54     标题: 大学不能没有“精神围墙”(32)

这些年，大学有不少有失规范的地方，国外的大学有，国内的大学也有。其根本原因在于丧失了“精神围墙”。大学应该是社会思想的中流砥柱，尤其在民族危难和社会失范的时候，大学对精神的坚守显得尤为重要。
　　
　　

大学的使命在于创造
　　
　　上面讲的是大学的“保守性”的一面，但大学同时也具有她“创造性”的一面。大学必须进行思想、文化和学术的创造，对已有的社会发展形态、文化和知识体系以及人类本身，要不时地作出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因为人类的社会远不是完美的，所以总应该有一批人来非常认真地研究和批判我们现在的社会、文化当中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就放弃了大学应该担负的文化建设方面的责任。反省不仅仅是批判，而更应是创造。大学不仅要回答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比如说当今的金融风暴和社会的道德问题，等等，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为讨论提供思想和理论武器。这种讨论不应是泛泛而谈，发发牢骚，而应是深入的分析，并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
　　
　　大学教师不应是一个流行节目的主持人，他不应该仅仅煽情，而应该为学生提供分析这些问题的思想和理论方法。我们要关注未来中国和人类发展的根本问题，并对此进行研究和讨论，给出我们的回答，就如温家宝总理提到的“大学要仰望星空”。有些问题看起来可能是非常纯的理论问题，跟现实问题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是这些研究恰恰是为国家、民族、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变革提供了新的精神资源。我们创造了新的精神资源、新的思维方法，丰富了想象力和创造力，这是大学极具“创造性”的一面。
　　
　　大学在“坚守”和“创造”之间维持一种张力。如果大学一味“保守”甚至复古，大学就丧失了她的责任；但如果大学忘记了传统，完全流俗，那么也是丧失了大学的责任。因此，许多高等教育研究专家都认为，大学的这种“坚守性”，以及她的“创造性”，实际上构成了“大学之魂”。
　　
　　

大学的使命在于服务
　　
　　除了以上两个功能之外，大学还有第三个功能——服务社会。从大学的发展历史来看，这是时代新赋予的功能。
　　
　　大学服务国家和社会这个特征起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时候，全世界为了反对法西斯，在很多国家，尤其在美国，政府给了大学很多资源的投入，希望她为这场反法西斯战争服务。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就是在这场世界性的战争当中崛起的，因为她发明了雷达，并发明了破译密码的方法等，为赢得这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自从政府介入大学事务以后，大学就带有了更多的国家意识。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大学跟工业界、实业界有了非常密切的联系。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前校长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在《大学之用》一书中指出：“今日之大学主要的功能不止于教学与研究，并且已经扩展到服务。”他认为，大学与其所处的社会的关系，就是一种服务的关系。因此大学总是希望及时地对社会的需求作出反应，以满足这些不断变化的需求，并以各种方式对自身进行功能调整。我认为，这种调整是应该的，也是必需的。
　　
　　然而，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的大学开始反省，他们认为在这一头走得太远了。我们必须注意到，大学在服务社会的同时也产生了两个倾向性的问题。
　　
　　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学与政府、工业界乃至整个社会的结合十分紧密，这使得某些大学有些自大，认为大学已经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这是一个不太客观的倾向性表述。我们必须认识到大学不是一个万能者，她不可能承担社会上所有的责任。正因为大学不客观地把自己放到如此重要的地位，认为大学就是社会的中枢，因此就承担了“无限责任”，从而遭受到社会各方面对她的诟病，无意间把社会出现的任何问题都归咎于大学出了问题。
　　
　　另一方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美国学者认为自己的大学已经堕落成为“服务站”。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金耀基先生认为，“服务站”就是社会需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政府需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市场需要什么，大学也就给什么。这样的话，大学为社会提供的是即兴式的服务，不仅服务质量不高，而且使大学过度地社会化、政治化、市场化，大学和社会之间必须保持的精神距离就丧失了，这样必定导致道德与学术精神的消解。
　　
　　为什么“服务站”思想会使得美国的大学沿着这条路走得很远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充当“服务站”能够为大学带来财富和各方面的支持。实际上，“服务站”思想使大学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媚俗”、“媚众”、“媚上”的种种陋习，大学本身独立的精神未得到应有的坚持。因此，这样的大学受到了很多学者，乃至大众的批评。芝加哥大学前校长赫钦斯（Hutchins）在上世纪70年代时，对大学“服务站”的做法和思想提出了非常严肃的批评。他甚至说：“如果大学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学，那么改革她的唯一方式就是使她回到传统意义上的大学。”
　　
　　因此，为了维护大学的精神品格，在努力为社会提供各种高水平、有深度的服务的同时，我们的大学一定要克服上面提到的两个倾向，要保持大学本身应该有的稳定和宁静。

文章出处：《中国教育报》2009年6月29日
作者: NZWJ    时间: 2009-7-10 08:19     标题: 我心目中未来的复旦 (33)

永不忘记出发时的远大理想


——2009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2009年6月26日）


杨玉良


　　
　　各位2009届的同学们，你们好！
　　
　　我想先擦去眼角的一些泪花，否则我恐怕看不清楚我的稿子。
　　
　　4年以前，你们来到复旦，和所有的复旦人一起享受复旦的百年庆典。那时候，你们作为最年轻的复旦人，积极忙碌在校庆的各项活动中。和以往历届的学生相比，甚至是和以后若干年的各届学生相比，你们在复旦的生涯有着一个不同凡响的开端。
　　
　　4年以前，同样在这个体育馆，我们举行开学典礼。4年以后，你们中的大部分人将离开复旦，或者说暂时离开。你们是我就任校长以来送走的第一批毕业生，我既为你们感到高兴，内心也充满了遗憾。这半年来，除了一次面向学生的公开演讲外，单独和毕业生的交流只有两次，一次是“我为母校献‘金点子’”座谈会，一次和去国外留学的毕业生代表的交流。我希望和大家的交流能够更多些，更深入些，更广泛些，也更生动随意些。
　　
　　如果有更多的时间，我最想和大家交流的是有关通识教育的话题。4年前你们来到复旦，我们一起见证了复旦学院的成立。根据我们对人才培养的理解，我们希望通过建立书院的制度，鼓励有不同兴趣、专长、天赋及学科背景、不同地区，甚至不同国家的学生朝夕相处，促进多元文化融合。同时透过复旦学院这一平台，我们不断完善通识教育体系，其目的是希望复旦的学生能够了解不同知识的统一和差别，了解不同学科的智慧境界和思考方式，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养成完整的人格。
　　
　　4年后我们来评价第一届复旦学院的学生和以往的学生有什么不同。他们告诉我，至少有两点值得肯定。首先是你们有更多的朋友，除了本专业的同学外，许多同学和第一年在复旦学院认识的同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是一笔不小的人生财富。前两天我去看毕业墙，我看到上面除了在醒目的地方写着“天黑请闭眼”之外，许多学生都在自己的名字后面注上自己在复旦学院时班级的名字。第二，你们自我意识较强，个性独立而张扬，对自己感兴趣的事物充满热情，并积极投身其中，为其付出不懈的努力，并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组织能力也很强。只是也很难听取辅导员和老师的批评意见。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7-10 08:20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7-10 08:22     标题: 永不忘记出发时的远大理想(34)

如果仅仅是这些，那么离我们的期望还有很大的差距。客观地说，我们推进通识教育，确实面临各种各样的障碍，受到中国整体教育方式片面性和社会大环境的功利化倾向的影响，但更主要的问题来自于学校自身理念认识上的模糊和分歧，体制机制的制约和师资资源准备上的不足。我们经常说要通过推进通识教育，高扬复旦的精神，努力改变本科教育狭窄的现状，扭转应试教育带来的弊端，进而抵制社会普遍的功利心理，这是复旦的理想主义，是复旦的社会责任。
　　
　　我们坚持贯彻通识教育理念的决心和勇气，但我们也决不回避存在的问题。你们是第一届复旦学院的学生，体会很深。有的同学反映，在复旦第一年的生活就是被各种活动折腾，到毕业的时候调侃说，被折腾也是成长的一部分；也有同学说，复旦学院“散养”这一年，少了点指引，多了点诱惑到毕业时，你们也调侃说“散养”才导致了个性的独立和张扬。当然，你们发现，这几年我们一直在不断改进，我们建立了六大板块的核心课程，并且不断充实内容，不断加以规范。但依然存在核心课程内涵不足、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脱节等问题。
　　
　　复旦的通识教育，应该同时传递科学和人文的精神。显然，通识教育不是娱乐版的知识普及教育，把各种各样的知识给学生一点，不叫通识教育；同时，通识教育也不仅仅是人文精神教育，还有科学精神。希望我们复旦的毕业生怀着理想之心，带着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走上社会，保持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不断增强对生命的感悟力。叶应该耸向云天，根却要扎在大地。我们的通识教育要引导学生尊重理想、尊重科学，善于探究，追求真理。
　　
　　复旦的通识教育，应该展示不同的文化和思维方式。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不同种族的人们有着不同的文化传承，展示出独特的智慧光芒。通识教育要告诉学生主导未来世界的文化是什么，然后教会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在纷杂的世界里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特的个性，同时在与人相处和沟通的过程中，养成宽容、尊重、公正和坦诚的精神。和以往的学生相比，你们这一届的学生有着更多的出国交流的机会，统计显示有15.0%的学生先后参加过出国出境的交流项目。我们将尽学校最大的力量让学生有更多海外交流的机会。
　　
　　复旦的通识教育，应该充分展现学术的魅力。通识教育的课程不是根据知识的类别来设置的，它关注的是当代社会与人类的发展问题。我们要求复旦的学生要“关注人类命运，关注社会发展，关注百姓疾苦”，既然有这样的培养要求，那么我们的课程就要展现这些基本的问题，哪些是涉及人类命运的根本问题，环境、资源、文化的保存等等；社会发展的趋势和可能性，科学技术、文明冲突、组织形态等等；还有现实的问题、百姓的诉求和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等等。很难想象，这些课程背后没有专业思维的支撑，没有我们最新的科研成果、学术见解的支持。通识教育有责任让我们的学生通过最基本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的训练，赋予大脑逻辑、推理、论证等复杂的能力，理解不同学术专业思维的不同，不同的复杂程度，不同的潜力，不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有一个调查显示，我们09届的毕业生，有近90%的人感到为了理想而奋斗是快乐而有价值的。我想，这种快乐不仅在于我们能够怀着理想走上社会，更有赖于我们在大学四年所作的知识的准备，学术的训练，独立判断和创造的能力。我知道，因为全球经济不景气，毕业班的学生感受到了就业的巨大压力，也再一次感受到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感受到了抉择的痛苦。很不幸，这一抉择必须你自己来作出。父母、同学和师长，都不能替代你去判断，去决断。今天，在这么一个炎热的天气里，我穿着这身华丽的袍子，站在这里冒充“无所不知的校长”，也不能代替你们抉择。我只能告诉大家，如果没有理想，生活的一切都会是苦的。我年轻的时候下乡六年，在农村做过五年赤脚医生，过得苦而快乐，因为我有理想。理想主义就是我们深藏于心灵深处的精神源泉，它不断地支持我们在现实世界里生活，在受到俗事纷扰的时候，回到自己的心灵世界，滋养生息，重新出发。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毕业墙上的文字来作为结束：毕业万岁，青春万岁，梦想万岁，友谊万岁！我自己再加一句，复旦万岁！

来源:「复旦新闻」
最后更新：Jul 6, 2009
http://www.fudan.edu.cn/fudannew ... nnel=1&id=21907
作者: NZWJ    时间: 2009-8-11 08:11     标题: 永远做学术精神的坚守者 (35)

永远做学术精神的坚守者


——在2009届研究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2009年6月26日）


作者:杨玉良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各位家长和家属、各位来宾：
　　
　　下午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举行复旦大学2009届研究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欢送又一届毕业生告别复旦，踏上新的人生征途。首先，我代表学校向圆满完成学业的2009届毕业研究生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向几年来为同学们的成长呕心沥血、倾注智慧和爱心的全体教师和员工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向出席今天典礼的毕业生家人表示最诚挚的欢迎！
　　
　　“岁月不居，天道酬勤”，研究生生活转瞬即逝。几年前，同学们满怀着青春的朝气、求知的热情和对未来的憧憬从四面八方来到复旦这所学术圣殿。几年来，你们在“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校训的指引下，置身于浓厚的学术氛围和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中，秉承复旦“刻苦、严谨、求实、创新”的学术传统，勤学、敏思、力行，不仅铸就了深厚的学术功底，为学校科研工作发挥了重要的生力军的作用，而且在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开阔了眼界、磨砺了意志、增长了才干。今天，同学们即将满载收获与梦想离开培养你们的母校，奔向五湖四海、乃至世界各地。在人生的长河中，研究生求学的几年时间并算不长，但是这段经历必将成为你们永远珍存的美好记忆和宝贵财富。
　　
　　与本科阶段的学习不同，各位同学在研究生阶段接受了更为专门、更为严格的学术训练。你们至少已经是学术研究的入门者，有人甚至可以说已在学术研究上颇有成就。但对你们来说，最重要的也许还不在于你们学到的那些知识，也不是发过的那几篇文章。复旦希望你们珍视的是你们在学术训练和学术研究中所感受到的、所培植起的学术精神。无论今后你们是否继续从事学术性的工作，你们都应该坚持这种精神，永远做一个学术精神的坚守者。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8-11 08:15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8-11 08:18     标题: 永远做学术精神的坚守者 (36)

学术精神首先是一种诚笃的精神。香港中文大学的前校长金耀基教授在题为《大学的理念》的文集中提到，在学术的探索中，“知识的诚笃”（intellectual integrity）是特别重要的德性。所谓intellectual integrity，就是指对知识追求的真诚不欺。这种德性不仅是作为一个“学人社会”的大学的道德支柱，只有当这种德性充分发挥时，知识的尊严与学术的纯洁性才能真正地建立起来，而且从长远的意义上说，发扬光大这种德性也是大学以及她所培养的学子能够对社会文化所做出的最大的贡献。
　　
　　学术精神也是一种独立的精神。学术独立是复旦的核心价值之一。复旦早期的毕业生、著名学者陈寅恪说过：“我以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有自主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自近代以来，学术研究逐渐“职业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的关联越来越紧密，谋取学术研究的经济社会利益也就随之成为学术机构和研究人员追求的目标之一。但无论如何，学术独立的精神和传统不应被消解。坚持独立思索和自由探究的精神不仅有利于对科学真理的探求，而且也有利于我们对形形色色的世风流俗、对纷繁躁动的干扰羁绊保持必要的张力。
　　
　　学术精神还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说过，大学是学术勃发的世界，也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对终极价值和绝对真理的虔敬是一切教育的本质”，如果缺少对“绝对”的热情，一切就变得没有意义。所以，大学应该成为孕育高尚性和超越性、孕育理想主义的精神家园。复旦是一所具有鲜明理想主义传统的学校。正如王沪宁校友所言，“复旦大学的氛围让我立即感受到了理想主义的魅力，这是复旦给我的最宝贵的东西”。只要大家都能更加自觉地坚守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那么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充满超越现实、超越自我的无尽激情和力量。
　　
　　同学们！今天的毕业典礼过后，你们就将成为复旦的校友。其实，从来到复旦的那一刻起，你们的情感和命运就已经同复旦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了。由衷地期望你们常想着母校，欢迎你们常回母校，也由衷地祝愿大家前程似锦，走向更为广阔、更为美好的未来。我相信，复旦一定会以你们的明天而感到无比的骄傲。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毕业墙上的文字来作为结束：毕业万岁，青春万岁，梦想万岁，友谊万岁！我自己再加一句，复旦万岁！

来源:「复旦新闻」
最后更新：Jul 6, 2009
http://www.fudan.edu.cn/fudannew ... nnel=1&id=21908
作者: NZWJ    时间: 2009-9-14 11:10     标题: 校友，母校永远爱你们！(37)

校友，母校永远爱你们！  


作者:杨玉良



各位校友：

  很高兴参加此次由上海复旦大学校友会、北京校友会和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举办的复旦大学企业家同学会交流论坛。我谨代表复旦大学向各位领导与校友的到来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说到校友，我是心情非常激动，我刚才在下面讲，校友是个极其重要的资源，虽然说资源有点功利，但校友确是学校最最宝贵的财富。我没当校长之前没有这个体会，但我以前在复旦读书的经历告诉我，应该怎样让学生对学校有认同感，后来我当副校长管理企业，我认为只要是复旦学子办的企业，不管多大，或拥有多少的股权，只要有成绩，就是学校的光荣。

  现在有人说，大学校长应该职业化，我不赞同这样的话。因为世界上从来没有这样一个专业，专门来培养怎样当校长，一个人在自己的专业里容易工作，离开了自己的专业范围，怎样做好，那就需要想办法。我在当校长后，怎么办呢？只有阅读。我明白了大学为什么最重要的对内是培养本科生，对外是团结好校友资源。本科生是一所学校里数量最大的一个群体，毕业后表现的好坏，不但是学校影响力的一个标志。同时也体现出对母亲的感情。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只要听到是复旦的校友，那种感情可以超越官阶的大小、年龄的差距、性别的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复旦未来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校友。在中国，大学的发展，除了政府、校友，我找不到第三方，所以我说校长并不重要。

  我曾对中央首长说，当大学校长不是我的意愿，我更愿当一名学者。既然当了，那办好学校就是我的人生追求，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因为我们有一大批优秀学者和杰出校友。我相信，有大家的努力，不久的将来，复旦大学一定能按照中央的要求，办成世界一流的大学。

  在这里，我还要告诉大家，今年9月份，复旦大学校友会正式成立，世界校友联谊会也将在安徽芜湖召开，今天，芜湖市市长杨敬农校友也特地赶来参加会议，现在隆重地介绍给大家。同时，欢迎各位到时参加复旦大学校友会的成立，同时出席世界校友联谊会。

出处:「上海复旦大学校友会网」(2009年6月20日)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0-30 08:22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30 07:56     标题: 杨玉良：珍惜你们的学习机会(38)

杨玉良：珍惜你们的学习机会


——在2009级本科生入学典礼上的讲话



同学们，老师们，大家好！

对一所大学而言，一年中有两个仪式最为重要，那就是新生入学典礼和毕业典礼。对每一位学生来说，参加入学典礼和毕业典礼代表着人生的一段美好时光，一段大学生涯，这段时光将使你难以忘怀。因为，从今天起，你们成为了复旦人，复旦大学将成为你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今天这个令人激动的场景，使我想起35年前（1974年）我进入复旦时的情形。那时还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学生被称作是“工农兵学员”，教室和寝室的破旧，实验室的简陋自不待言，更加荒唐的是那时的教师不敢教，学生不敢学。我本人就曾经被扣上“白专分子”，“红口袋装知识”等等一系列的帽子。在那个年代，也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入学典礼，也没有毕业典礼。在那个年代，“知识”被看成是一种罪恶，“阅读”被人讽刺为“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天天嘴里喊的只有空洞的政治口号，晚上教室里和图书馆灯光稀疏。

那个时候，我是抱着对大学的巨大的神秘感从农村来到复旦的。起初，我真的还以为大学就是像我看到的那样的一片乱象，上课可以去，也可以不去，从来没有考试，老师在讲到科学定律和理论时不许用外国人的名字，学员每周都要对教师在讲课中是否有“政治错误”进行评议，……。这些时常令年轻的我感到十分茫然。

对我来说，幸运的是1976年“四人帮”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很快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整个复旦的气氛几乎是一夜之间发生了变化，真可谓“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图书馆和教室在晚上灯火通明，座无虚席，人人都是埋头看书。当时的中青年教师主动在业余时间开课，记得当时倪光炯教授讲《量子力学》，王兆永教授讲《数学物理方程》，卢鹤绂教授讲哥本哈根学派的哲学思想，……听课的人都是复旦的青年教师和学生，大教室里除了讲台，所有的地上空间都被坐满了。这些课都是自发的，在晚上开的。课程内容非常浓缩的，譬如，倪光炯教授的《量子力学》课，每天只有两学时，总共上了两周。现在回忆起来，我的《量子力学》、《线性代数》、《数学物理方程》、《分析力学》、《电磁学》等都是那时学的，因为那时化学系的“工农兵学员”是完全不开这些课的。那时打下的基础至今仍然让我十分受用，可最令人怀念的是当时大家突然迸发出来的巨大的，没有那么多的功利主义色彩，更多的是为了“求知”和“探索”的学习热情！
为什么要在这里和你们讲这些呢？因为我相信你们中的大多数对大学生活还缺乏了解。当你们有了一年大学生活的体验后再想起我对当时那个年代的描述，你会感到更加的不可思议！“荒唐”与“热情”都表现得不可思议！当你对学习感到厌倦时，你或许该想象一下当学习的权力被剥夺时的感受，……。我要想说的一句话就是：今天你们在复旦所能够享用的一切，包括大楼，图书馆，教室，包括教师，包括你们自己的时光，……，都是来之不易的，你们一定要珍惜！

面对未来四年的复旦生涯，我不知你们是否已经认真思考过究竟该如何度过？你们没有了“考大学”这样的具体目标，你们父母、亲友为你们成功考入复旦大学的兴奋、赞扬将逐渐褪去。你们离开了父母的贴身关照，来到了以“自由”著称的复旦大学，你们或许真的需要静下心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否则，就像复旦的一位学子说的：“我们走得太快，灵魂都跟不上了。”复旦每年都会出现因沉溺网络游戏而被劝退的同学，他们的灵魂掉了队，让我们深感惋惜。学生有聪明的头脑，但未必能有聪明的选择。

我并不觉得作为校长在这里提几点听起来“语重心长”但实质上是俗不可耐的所谓的“希望”是我的“荣耀”或“特权”。我只想引用两位校长曾经说过的两句话，虽然有些久远，但仍然十分有益。一位是1916年，哈佛大学校长Lawrence Lowell，他在给耶鲁大学新生讲话时说：“如果我们以自由之名不务正业，或碌碌无为，或汲汲于一己之利，那就是文明社会的失败，……。建设文明社会最关键的，是把青年培养成为能造福世界的人。”前面一句是对新生的告诫，后面一句是对学校的要求。另一个时间更早，1912年，复旦大学的创始人马相伯先生在严复辞职以后代理北大校长，在他的就职演说当中有这样一段话，“诸君皆系学生，然所谓大学者，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深渊之谓也。诸君在此校肄业，须尊重道德，专心学业。庶不辜负大学生三字。”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0-30 08:23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30 08:04     标题: 杨玉良：珍惜你们的学习机会(39)

因此，我想强调：学习就是你们来到复旦后最首要的责任。香港中文大学的前校长金耀基说，“当一个青年进入到大学以后，他就被赋予了一种责任，即他应该以充实的学问为责任，他应该沉浸在理性的精神当中，于图书馆、实验室、教室里与教师一起，在知识的大洋中做创造性的航程。”你们的航程从复旦学院开始，学院将通过大学导航、学养拓展等一系列计划使你们尽快熟悉大学的学习方式和生活方式；你们的辅导员们热切地期盼了整整一个暑假，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把他们所知道的关于复旦的一切，他们的经验和教训，收获和遗憾，以及对复旦的热爱都迫不及待地告诉你们；你们还将接触学校著名教授为你们开设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其中有陆谷孙教授的《英美散文欣赏》，王德峰教授的《哲学导论》，丁耘教授的《西方经典导读》，……。你们将接触许多新的知识领域、新的观念、新的思维方式，你们还会在寝室、课堂、实验室、社团、暑期实践和国际学术交流等各种场合和机会中遇到志同道合的人，或者是知识背景和性格差异都很大的人，不要放弃各种交流的机会，要勇敢坦诚地去面对。

你们一定要认真学习，乐于学习。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朱维铮教授说过，大学的学习要有长远的眼光，要懂得去积累。通过阅读经典的文献，掌握最新的学术动向，发现了有价值的问题，形成了自己独立的见解，你就逐渐学会了和老师、同学进行学术交流的语言，你就进入了大学最令人激动和流连忘返的世界，“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冯至《十四行集》）。大学求知，如临大海，虽然难免有望洋兴叹之憾，但也何尝不会有乘长风破万里浪的畅快呢！

复旦是一个实现梦想的地方。大学所拥有的知识、智慧和活力，可以为我们的成长作最好的铺垫，使我们的梦想一步步地变成现实。但我们不仅要有勇气坚持自己的梦想，有时也要有勇气调整，有时甚至是改变自己的梦想。大学生活和你以往的学习生涯有很大区别，无论是你所接触的知识的深度和广度，还有你周围的师长、朋友的阅历和思维，都会给你带来新的冲击和灵感，使你能够更加深入地发现自己，认识世事，理解人情。复旦大学中文系陈思和教授写过一段话：“一个知识分子（你们也将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如果对当代生活没有激情，没有热望，没有痛苦，没有难言的隐衷，那么，他的知识，他的学问，他的才华，都会成为一些零星而没有生命力的碎片……”所以，尽管你必定会遇到很多困难，但你们的视野开阔了，心智成熟了，梦想就会更加高远，人生也会更加精彩。

同学们，你们来复旦这几天，我想你们已经参观了校史馆。复旦大学这一百多年来的历程，和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在民族危难时期，复旦虽然几度陷入解体的困境，但仍以坚韧不拔的精神贡献国家、服务社会。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复旦又能把握一次次的历史机遇，取得迅速的发展，且凭借一代代复旦人的努力，把复旦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复旦有自己的梦想，这梦想寄托在一代代复旦师生对复旦办学理念的理解与坚持和对复旦未来的丰富的想象中间。今天，这个梦想交到了你们手上，它将和你们的人生梦想一起成长。

“复旦欢迎你，让梦想在这里汇聚，有勇气就会有奇迹。”这是复旦学生根据奥运歌曲“北京欢迎你”改编的歌词。这段“复旦欢迎你”的视频挂在网络上，有很高的点击率，因为它代表了所有复旦人对你们的热情。作为复旦大学的校长，我引用它来表达复旦对你们的欢迎。

我相信复旦将塑造你们的人生，而你们则将塑造复旦的未来！

出处:「复旦新闻文化网」(2009年9月8日)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0-30 08:23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1-1 09:01     标题: 「你们则将塑造复旦的未来！」 (40)

师承关系——两个科学王朝的故事


在2009级研究生入学典礼上的讲话


（2009年9月4日）


杨玉良



同学们，老师们，你们好！

今天我很高兴看到有这么多有志于学术研究的青年学子，你们选择了学术，选择了复旦，选择了你们所尊敬的导师。你们将在复旦与这些导师们朝夕相处，共同钻研。因此，我今天借此机会来谈谈师承关系的两个故事。
记得3年前我去国务院学位办工作，因为国内学界有不少的师生矛盾很激烈，甚至告到国务院学位办。我作为主任，为了工作，又重读了Robert Kanigel写的《师从天才》一书。我被其中关于导师与学生的共同奋斗，共享快乐的生活，相互间的怨恨及其化解，……，的生动描写所吸引。书中讲的是现代药理学的创始人Bernard B. Brodie及其传人（人称其为一个“科学王朝”）的丰功伟绩，以及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

Brodie人称“药物代谢之父”。Brodie和他的助手Julius Axelrod长达十年之久的合作关系因微粒体酶的发现权之争而破裂。1967年Brodie获得了被认为是诺贝尔生物医学奖预备奖的Lasker奖，而他的助手Julius Axelrod却在1970年获得了的诺贝尔奖。虽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Brodie应该和Axelrod合得该项诺贝尔奖，但却没有。有人评论Brodie未能合得该诺贝尔奖的原因是“他在这个领域太有名，太活跃，太咄咄逼人，主导了这一领域，确实有一些敌人。”人们都说Brodie很伟大，但也太独裁。
有意思的是Axelrod的博士后Solomon Snyder （与其学生Candace Pert）又因发现了鸦片受体而得到了Lasker奖，但Pert（文章的第一作者）却未能获奖，只有Snyder得了。因此，Snyder和Pert就闹翻了。Solomon Snyder的H指数为全世界最高，许多人认为他早该得诺贝尔奖，但他至今未得。人们说：“只要沾上一点丑闻，那么他肯定得不了诺贝尔奖。”

尽管Pert因未能与导师Snyder共享Lasker奖而产生纠纷，并说：“是我阻止了Snyder获诺贝尔奖。”然而，她在回忆时仍认为和Snyder工作的那段时间是激动人心的。据此，R. Kanigel不无感叹地写道：“我为了收集有关资料在采访科学家时，总是碰到一个屡见不鲜的现象：只要我一提到对方导师的名字，对方马上就会停止面无表情地背诵过去的情况，其声音或变得柔和，或语速加快，或因愤怒而提高，总之是充满感情。我发现导师不是好的就是坏的，极少有中性的。”当师生关系结束后，“双方常会怀有强烈的感情:仰慕和藐视，欣赏和怨恨，悲伤、愤怒、痛苦及宽慰——正如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结束后一样。”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1-1 09:03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1-1 09:04     标题: 师承关系——两个科学王朝的故事(41)

上面的这个故事中人物，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是极其优秀的科学家，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的科学贡献均是令世人瞩目的。我觉得，在取得成果时，或许在他们的心中都夸大了自己的贡献，从而争吵不休，最终是两败俱伤。几乎所有的同行都认为，如果Brodie与Axelrod继续合作，他们一定会取得更为辉煌的成就；如果Snyder与其学生Pert不破裂，他们也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或许早已获得来诺贝尔奖。

说完了Brodie科学王朝的有些伤感的故事，我们转向另一个感人的故事。200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Wolfgan Ketterle，他和他的导师David Pritchard都是宗师I. Rabi （1944年诺贝尔奖得主）的传人。这个科学王朝迄今已诞生了6位诺贝尔奖（物理）得主。这得益于这个王朝的学术传统。Ketterle于1990年起跟着MIT物理教授Pritchard做博士后研究。三年后，Ketterle得到了其他研究机构的工作位置，要离开MIT。然而，如果Ketterle离开Pritchard，那么他将不得不退出他在其中起到非常重要作用的有关Bose—Einstein Condensation（BEC）的研究工作。Ketterle是一个极其出色的物理学家。Pritchard明知BEC研究是一个极重要又有前途的研究领域，他本人也为之奋斗了多年，他十分爱才，为了使Ketterle能留在MIT继续从事BEC研究工作，他按照美国大学的惯例（在同一个系里不能有完全相同的研究领域的两个教授），作出了一个无私的决定：让Ketterle接手原本是他自己的BEC研究实验室的工作，而自己则选择了改变研究方向。7年后，2001年，Ketterle因BEC的工作而获得了诺贝尔奖。

参加了诺贝尔颁奖典礼后，Ketterle将自己的诺贝尔金质奖章复制了一份，然后到Pritchard的办公室，请他辨认哪一块是真的。Pritchard一眼就挑出了真正的金牌。这时，激动人心的事发生了，Ketterle告诉Pritchard：“这一块是您的，您才是配得上它的人。”并把真的金牌留给了Pritchard。

Ketterle获奖后不久，MIT邀请校董和著名校友参加Ketterle的诺贝尔奖学术报告会。报告之前，Pritchard问道：各位谁想看一看哪块真的诺贝尔奖牌？说着就从口袋中掏出那块金牌让大家一一传看，并且笑着说：“看完后要还给我，我还要带它回家。”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1-1 09:09     标题: 师承关系——两个科学王朝的故事(42)

我们或许可以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Rabi的“科学王朝”可以诞生6位诺贝尔奖得主！与Brodie的王朝相比，可谓是“冰火两重天”！

我要请大家原谅的是，由于我的知识背景，我的两个故事都是自然科学学科的。然而，我相信对人文、社会科学也会有参考价值。

其实，上面的例子在本质上是反映了一个学风道德问题。它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高尚的学风道德，什么才是值得称道的师生关系。当今世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学术界的浮躁之风相当盛行，抄袭、造假、剽窃……在高校时有发生，严重败坏了学生、学校、学者的名声。我们一定要杜绝这样的事情的发生，对发生了的，我们将毫不手软地加以严惩。我希望，我们研究生和导师一起来捍卫学术的高尚性和纯洁性。

上面的例子也告诉我们：师承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他可以培养年轻科学家对好的问题及关键课题的感觉，传承研究风格，以及教导自己未来学生的方式，以致可以代代相传（其中有好的，也有坏的）。Harriet Zuckerman在分析了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情况后总结道：“徒弟从师傅那里获得的东西中，最重要的是‘思维风格’，而不是知识或技能。”中国也有一句古话——名师出高徒。因此，导师对你们日后的学习和研究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复旦大学对所有新上岗的研究生导师进行了岗前培训，希望他们真正做到爱护学生，“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同时，我们也要求研究生尊重导师，努力学习和研究。师生关系要靠导师和学生一起来营造和维护。一个和谐的师生关系，可以使大家身心愉快，工作才会有效，才更能出成果。

研究生同学们，你们是我就任校长后迎来的第一批研究生，你们和我肩负着同样重大的历史责任。年初，我在我的就职典礼上引用了MIT第九任校长Karl Taylor Compton的座右铭：“当你离开每一块营地时，它都应该比你初到时更加美丽。”我现在也想把这句话送给你们。

我想说：复旦欢迎你们！相信复旦因为有了你们，未来一定会更加辉煌而美丽！
谢谢大家！

出处:「复旦新闻文化网」(2009年9月7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1-1 09:10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1-17 07:19     标题: 杨玉良校长主持奥巴马与中国青年对话实录(43)

2009年11月16日于上海科学会堂 12:58分奥巴马进入对话现场。

奥巴马在上海与中国青年对话全程实录



[杨玉良]

让我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美国总统奥巴马先生。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同学们，请让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杨玉良，复旦大学的校长。今天请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奥巴马先生，他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同时，然后来到这里，而且我非常高兴作为主持人在这里主持这场对话。因为奥巴马总统非常重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尤其是重视我们年轻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所以今天我们将用一种非常轻松、自由的方式，而且我相信也将会是愉快的方式，奥巴马总统将和大家一起讨论中美关系问题，包括这个世界未来的问题，包括我们人类所面临的所有的可能的全球性的挑战性问题。今天在现场的所有的同事们，包括同学们，都可以现场提问题。但同时我们也会选择问题，从网络上选择一些问题，选择由网民向奥巴马提问的问题。用英文来提问题，也可以用英文回答。如果你觉得你的英文还不足够表达你深邃的思想的话，你可以用中文来提问和中文来回答问题。我想在正式开始之前，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驻华大使洪博培先生有几句话要讲。

[洪博培]

杨校长，谢谢你。可是我们在上海我应该说家乡话，侬好。这么多人，今天就是太好了，美中关系30年，这个时刻从双边地区和全球的角度来说，最适合进行一场好的交谈，这种活动在中国没有先例。

[洪博培]

我们两国元首具体说过，他们要推动一个积极建设性全面的关系。如果没有美中两国的合作，几乎没有哪个全球性挑战能得到解决。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把我们的交往提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有谁比我们更高层领导人更适合参加我们的讨论呢？

[洪博培]

那我很荣幸向你们介绍第44任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

[奥巴马]

你好。诸位下午好。我感到很荣幸能够有机会到上海跟你们交谈，我要感谢复旦大学的杨校长，感谢他的款待和热情的欢迎。我还想感谢我们出色的大使洪博培，他是我们两国间深厚的纽带。我不知道他刚才说什么，但是希望他说得很好。

[奥巴马]

我今天准备这样，先做一个开场白，我真正希望做的是回答在座的问题，不但回答在座的学生问题，同时还可以从网上得到一些问题，由在座的一些学生和洪博培大使代为提问。很抱歉，我的中文远不如你们的英文，所以我期待和你们的对话。这是我首次访问中国，我看到你们博大的国家，感到很兴奋。在上海这里，我们看到了瞩目的增长，高耸的塔楼，繁忙的街道，还有企业家的精神。这些都是中国步入21世纪的迹象，让我感到赞叹。同时我也急切的要看到向我们展现中国古老的古迹，明天和后天我要到北京去看雄伟壮丽的故宫和令人叹为观止的长城，这个国度既有丰富的历史，又有对未来憧憬的信念。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1-17 07:26     标题: 奥巴马在上海与中国青年对话全程实录(43)

[奥巴马]

而我们两国的关系也是如此，上海在美中关系的历史中是个具有意义的重大城市，在37年前，《上海公报》打开了我们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接触交往的新的篇章。

[奥巴马]

不过美国与这个国家的纽带可以追溯更久远的过去，追溯到美国独立的初期，乔治华盛顿组织了皇后号的下水仪式，这个船成功前往大清王朝，华盛顿希望看到这艘船前往各地，与中国结成新的纽带。希望与中国开辟新的地平线，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在其后的两个世纪中，历史洪流使我们两国关系向许多不同的方向发展，而即使在最动荡的方向中，我们的两国人民打造深的，甚至有戏剧性的纽带，比如美国人永远不会忘记，在二战期间，美国飞行员在中国上空被击落后，当地人民对他们的款待，中国公民冒着失去一切的危险罩着他们。

[奥巴马]

而参加二战的老兵仍然欢迎故地重游的美国老兵，他们在那里参战。40年前，我们两国间开启了又一种联系，两国关系开始解冻，通过乒乓球的比赛解冻关系。我们两国之间有着分歧，但是我们也有着共同的人性及有着共同的好奇，就像一位乒乓球运动员一样，那时的国家就是一样，但是这个小小的开头带来了《上海公报》的问世，最终还带来了美中在1979年建交。在其后的30年我们又取得了长足的进展，1979年美中贸易只有50亿美元，现在已经超过了4000亿美元。

[奥巴马]

贸易在许多方面影响人民的生活，比如美国电脑中许多部件，还有穿的衣服都是从中国进口的，我们向中国出口中国工业要使用的机器，这种贸易可以在太平洋两岸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我们的人民过上质量更高的生活。

[奥巴马]

在需求趋于平衡的过程中，这种贸易可以是更广阔的贸易。如今我们有着积极合作和全面的关系，为我们在当前重大的全球问题上建立伙伴关系打开了大门，这些问题包括经济复苏、洁净能源的开发、制止核武器扩散以及应对气候变化。还有在亚洲及全球各地促进和平和稳定，所有这些问题我明天与胡主席会谈时都会谈到。1979年的时候，我们两国人民的联系十分有限，如今当年乒乓球运动员的好奇可以在许多领域建立的联系中都可以看到，在美国数量最多的留学生都来自中国。而在美国的学生中，学中文的人数增加了50%。我们两国有近200个友好城市，美中科学家在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和发现领域进行合作，而我们两国人民都热爱篮球，姚明就是个例子。不过，此行中我不能观看上海鲨鱼队的比赛，有点遗憾。

[奥巴马]

那么我们两国之间的这种关系给我们带来了积极的变化，这并不是偶然的，中国使得亿万人民脱贫，而这种成就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而中国在全球问题中也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也目睹了我们经济的成长。中国有句古言，温故而知新。当然，我们过去30年中也遇到了挫折和挑战，我们的关系并不是没有困难的，没有分歧的。但是我们必须一定是对手这种想法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由于我们两国的合作，美中两国都变得更加繁荣、更加安全。我们基于相互的利益、相互的尊重就能有成就。

[奥巴马]

不过，这种接触的成功要取决于我们要彼此了解，要能够进行开诚布公的对话，彼此进行了解。就像当年美国乒乓球运动员所说的，我们作为人有着共同的向往，但是我们两国又不同。我认为我们两国每个国家都应该勾画出自己要走的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它有着博大精深的文化。相对而言，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它的文化受到来自许多不同国家移民的影响，而指导我们民主制度文件的影响，我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向往，代表了一些核心的原则，就是所有的人生来平等，都有着基本的权利，而政府应当反映人们的意志，贸易应该是开放的，信息流通应当是自由的，而法律要保证这个公平。

[奥巴马]

当然，我们的国家历史也不是没有过困难的地方，从很多方面来讲，很多年以来，我们是通过斗争来促进这些原则或者是所有的人民能够享受到，为了缔造一个更完美的联合，我们也打过一个很痛苦的内战，把一部分我们被奴役的人口释放出来，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使妇女有投票权，劳工有组织权，包括来自各地的移民能够全部被接受。即使他们被解放以后，非洲裔美国人也和美国人经过一些分开的、不平等的条件，经过一段时间才争取到全面的平等权利，所有这些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对这些核心原则的信念我们取得的进展，在最黑暗的风暴当中是作为我们的指南针。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1-17 07:31     标题: 奥巴马在上海与中国青年对话全程实录(44)

[奥巴马]

这是为什么林肯在内战期间站起来说过，任何一个国家以自由、以所有人类平等的原则能够长久的存在，也就是为什么金博士在林肯纪念馆的前台站起来，说我们国家要必须真正的实现我们的信念。也就是为什么来自中国或者肯尼亚的移民能够到我们的家，也是为什么一个不到50年前以前在某些地方连投票都遇到困难的人，现在就能够做到那个国家的总统。

[奥巴马]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永远为了全世界各地的核心原则说话，我们不寻求把任何政治体制强制给任何国家，但是我们也不认为我们所支持的这些原则是我们国家所独有的，这些表达自由、宗教崇拜自由、接触信息的机会、政治的参与，我们认为这些是普世的权利，应该是所有人民能够享受到，包括少数民族和宗教的族群，不管是在中国、美国和任何国家，对于普遍权利的尊敬，作为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开放态度的指导原则，我们对其他文化的尊重，我们对国际法的承诺和对未来的信念的原则。

[奥巴马]

所有这些都是你们知道关于美国的一些情况，我们有很多要从中国学习。我们看看这个伟大城市的各地，也看看这个房间，我就相信我们两国有很重要的共同点，也就是对未来的信念，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对现在的成就不能感到自满。虽然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你们也是充满信心展望未来，致力于下一代能够比这一代做的更好，除了你们不断增长的经济之外，我们很配合中国在科学和研究方面所投入的力量，包括建设的基础设施和使用的技术，中国是世界上使用互联网技术最多的国家，这就是我们很高兴互联网是今天活动的一部分，这个国家也拥有最大的机动电话网络，对新的投资保持继续增长，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有新的投资，我也希望两国加强这方面的合作。

[奥巴马]

但是更重要是看到年轻人你们的才能、你们的献身精神、你们的梦想在21世纪实现方面会发挥很大的作用。我说过很多次，我认为世界是互相连接的，我们所做的工作，我们所建立的繁荣，我们所保护的环境，我们所追求的安全，所有这些都是共同的，而且是互相连接的，所以21世纪的实力不在零和游戏，一个国家成功不应该以另外一个国家的牺牲作为代价。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寻求遏制中国的崛起。相反，我们欢迎中国作为一个国际社会的强的、繁荣的、成功的成员。

[奥巴马]

再回到刚才的谚语，我们应该考虑过去。在大的国家合作的时候，就比互相碰撞会取得更多得好处，这就是人类在历史上不断吸取的教训。我认为我们合作应该是超越政府间的合作，应该是以人民为基础，我们所研究的内容，我们所从事的生意，我们送获得的知识，我们所进行的体育比赛，所有这些桥梁必须是年轻人共同合作建立起来，这就是我为什么非常高兴我们要大大的宣布我们到中国学习的留学生人数，要增加到10万人。这样交流就会表现出我们是愿意致力于加强两国人民的联系，而且我是绝对有信心。对美国来说，最好的大使、最好的使者就是年轻人，他们和你们一样，很有才能，充满活力，对未来的历史还是很乐观的，这是我们合作的下一步，惠及两国和全世界。

[奥巴马]

今天可以吸收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我们不断地向前推进。非常感谢。现在欢迎各位提问题。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1-17 07:33     标题: 奥巴马在上海与中国青年对话全程实录(45)

[奥巴马]

顺便说一句，这在美国是非常常见的传统——举行这种市政会议，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如果你有兴趣提问的话请举手，我会说请你提问。我会从在座的观众中问一个问题，然后再让这些学生代表以及洪大使从网上代为提问。我先找个男生再找一个女生，来回这么找，让大家知道我是公平的。

[奥巴马]

这位小女孩你来开始吧。请等一下我给你话筒。

[现场提问]

我叫程熙，我是复旦大学的学生，上海和芝加哥从1985年开始就是姐妹城市，这两个城市进行过各种经贸、文化、政治交流，你现在在采取什么措施来加深美国和中国城市之间的关系。世博会明年将在上海举行，你是否准备参加世博会呢？

[奥巴马]

非常感谢你的问题，我在来之前和上海的市长共进午餐，他和我说他跟芝加哥，也就是我的家乡有着很好的关系，他两度访问芝加哥，我认为城市间有这种交流非常非常好，我刚才和韩市长谈的问题之一就是我们这些城市如何可以彼此进行交流，比如就洁净能源的策略进行交流。因为美中两国共同面对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在人口增长的过程中，又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同时减少我们二氧化碳的排放。[ 11-16 13:22]

[奥巴马]

很显然，在美国以及在很多发达国家，人均能耗量都比中国的人均能耗量大，不过在中国成长的过程中，能耗量会增加，因此，我们找到新的战略，这符合我们两国的利益。我们刚才谈了大众捷运，我知道上海和其他城市之间就有这种快轨，我相信美国以及芝加哥可以在这种快轨方面向中国学习。而在美国我们也在学习如何建造这种绿色建筑，当然，在上海我看到有很多的吊车，很多的建筑在盖起来。因此在这些新的技术上我们进行合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使得我们每一个建筑在采光、取暖等等方面都能减少能耗，使能源效率更高，这方面是我们两国可以相互学习的。

[奥巴马]

我知道上海世博会的焦点之一就是提高能效的问题，刚才韩市长跟我讲了这个问题，我将非常乐于参加上海世博会，当然，我现在不知道那时候我的时间安排怎么样，不过我感到非常高兴上海世博会将有我们的美国馆，我们知道现在参观世博会的人会有七千万人。芝加哥已经举办过两次世博会，这两次世博会都给我们芝加哥带来了巨大的好处，我希望上海情况也是如此，谢谢。

[现场提问]

总统先生，我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我的问题是，您来中国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你给中国带来什么？又想从中国带走什么？

[奥巴马]

好。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就是加深我对中国和中国对未来的愿景的理解，我已经和胡主席进行了几次会晤，我们一起参加20国峰会，就是应对金融危机，另外，我们就范围广泛的问题也进行磋商。但是我认为很重要的是美国要继续不断的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同样中国要不断加深对美国的了解也是重要的。至于我这次会晤希望有什么成果或者访问的成果，除了能够看紫禁城和长城这么伟大的好的机会，还有会见各位，所有这些都是我的一些高潮和亮点。

[奥巴马]

除此以外，我打算和胡主席谈到一些问题，也就是洪大使提到的一点，世界上除非美中两国一致，不然能够解决全球的挑战是极少的。我举个例子来说，刚才谈到的气候变化这个问题，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的排放者，也就是造成全球变暖的因素。那么美国作为一个高度发达国家，就像刚才说的，从人均来讲，人均消耗的能源多得多，排放的温室气体按人均来算比中国多得多，但是中国增长速度快得多，人口多得多，所以除非我们两个国家都愿意采取一些关键的步骤来应对这个问题，我们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奥巴马]

那么12月份举行哥本哈根会议，世界的领导人正在努力找到一个方案，能够使我们大家都作出承诺，是有区别的，不会说每个国家承担的义务一样，显然中国贫穷的人数多得多，所以他不需要跟美国做的一样。但是各方都应该承担一些具体的义务，就是有关我们打算做些什么来减少温室气体。这只是一个例子，我希望会晤的成果，就是我和胡主席能够就美中两国怎么共同发挥领导作用而达成一致。因为我可以告诉各位，甚至很多其他国家他们将等着我们，他们要看我们做什么，他们要说，“你看美国、中国他们对这个并不认真，那他们也不会认真”。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1-17 07:35     标题: 奥巴马在上海与中国青年对话全程实录(46)

[奥巴马]

那两个国家就要承担做领导的责任。所以我们越是能够讨论这个问题，越是能够向全世界展现在这些问题上的领导作用。好吧，我想现在轮到男士。

[现场提问]

我是同济大学黄立赫（音）。首先我想引用“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话来欢迎您，在《论语子路》中有一句话叫和而不同，我们中国人民的理想就是在世界构建一个文化多元化的和谐世界。我们知道美国文化本身是在历史沉淀当中由不同的文化元素所积淀而成的多元混合型文化，请问在您的这届政府中会采取哪些措施来共同构建这个世界向着文化多元化发展？在您的外交政策中会有哪些措施去尊重各国的不同的历史文化？我们中美两国在此方面会有哪些合作？谢谢您。

[奥巴马]

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一点，美国的优势之一就是我们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文化，我们那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因此，这对于美国人长什么样，你确实不能一言以蔽之，比如像我家我父亲来自肯尼亚，我母亲来自中西部的堪萨斯州，我妹妹是半个印度尼西亚人，她又嫁了一位加拿大的华裔人。因此当你看到我们奥巴马全家聚会的时候我们就像联合国一样，什么人都有，而这就是我们美国的力量所在，因为它意味着我们从不同的文化、从不同的饮食，从不同的想法中相互学习，这使得我们社会变得更加富有活力。同时每个国家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中，每个国家有着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因此我认为对于美国来讲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推断说，我们有好的做法适用到别人身上的时候也可以带来好处。实际上这方面我们要虚心一点才行，对别的国家这种态度要虚心一点才行。

[奥巴马]

如果要说正如我在开场白中所说的一样，我们确实认为一些基本的原则是所有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文化，对所有人都应该是共有的共性，比如在联合国我们非常活跃于联合国来努力确保世界各地的儿童都能够得到某些基本权利的待遇。当然，有些地方儿童受到剥削、压榨，强迫他们做童工，尽管以前不同的国家包括美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但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应当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就是要以比过去更好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儿童，这是一个普世的价值观。

[奥巴马]

我相信对妇女的问题上情况也是如此，我跟上海的韩市长在吃午餐的时候进行了很有趣的讨论，他跟我说现在有很多专业人士，在中国的专业人士中，比如在大学生中女生比男生还多，而且她们的表现非常的好。我认为这是一个取得进展的很好的、很小的指标，因为你看看世界各地的发展，一个最好的指标就是一个国家是不是成就斐然的一个最好的指标就是他的教育以及妇女所受的教育。而那些能够发挥妇女的潜力的国家，那些做得好的国家他们得到好处就比那些不发挥妇女潜力的国家要大。当然，男女关系中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做法，不过我认为在美国，我们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确认世界各地妇女的权利，当然，有些社会中妇女受到压迫，她们不能得到足够的机会，还有妇女受到暴力的影响等等，见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都会直言不讳地提出来的。当然，有些人可能不同意我们的观点，我们可以就此展开对话，但是我们能够实现我们的理想才行。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1-17 07:37     标题: 奥巴马在上海与中国青年对话全程实录(47)

[奥巴马]

当然，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我们要虚心，我们并不是十全十美的，我们在很多问题上也要取得进展，你跟美国的妇女讲的时候，她们会跟你说：很多男人对于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还有一些成见。因此我们绝不声称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但是我们认为就这些问题，普世的原则我们还是要谈的。下面听听网民的提问。

[现场提问]

总统先生，您好。我们非常荣幸来到这儿，我叫张新（音），来自于上海外国语大学。我想找一个网上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来自于台湾的一位同胞。他说我来自于台湾，现在我在大陆做生意，现在两岸关系在近年来不断地改善，我现在在大陆的生意做得很好。当有人在美国说，美国想向台湾售武的时候我们非常担心，因为这样的话会破坏两岸关系。总统先生，我想知道您是否支持改善两岸关系。当然，这个问题是来自于一位商人。但是其实对于所有的年轻中国人来说，其实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听下您的看法。谢谢。

[奥巴马]

我过去很明确，我的政府全面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也就像三个联合公报所反映出的那样子，就是几十年前开始的关于针对与台湾的关系，也包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在内。我们不愿意改变这个政策和这个态度。我非常高兴看到紧张局势的缓和和跨海峡两岸关系的改善。而且我非常希望我们继续看到两岸不断地改善关系，解决很多这样的问题。

[奥巴马]

有一个事情，美国在对外政策当中，也包括针对中国的政策，我们一直寻求的一件事情就是要通过对话和谈判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我们一直认为这是最好的途径。我认为这个地区正在发生着经济和商务的联系，正在帮助缓和很多在你们出生或者我还没有出生以前就已经产生的紧张局势，有些人还希望回顾过去来考虑问题，而不是展望未来，我还是希望能够展望未来。就像我刚才说的，现在建立的商务关系是有益的，有人认为做生意赚钱的话，他们会考虑得很清楚，而不会那么过分地担忧这些意识形态的问题，而且我认为这个地区已经看到这个现象，我们非常支持这样的进程。好吧。现在轮到女生。

[现场提问]

谢谢。总统先生，我是来自于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位学生。我想问一个您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个问题。您是如何看待您得奖的？您得了奖对您来说是不是意味着更多的压力和责任？您有更多的责任去推动世界和平。同时，这会不会影响你解决世界问题的一些态度？

[奥巴马]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谢谢。正如我开始所说，关于我得到的和平奖这个问题最惊奇的就是我自己，当然，这是一个殊荣，不过我认为这个荣誉我有点不配。因为考虑到以前得奖的人所做的工作我有点不配，但是我希望做的工作就是以本着非常卑谦的态度来对待这个事情。那就是他们这个诺贝尔提名委员会对于美国所发生的变化以及美国对世界事务的态度所发生的变化受到了启发，所以他们把奖项颁发给了我，不过我只是对我们对世界态度的变化的一个象征而已。

[奥巴马]

我感到这是一种殊荣——能够成为美国总统。正如我夫人经常提醒我说的，有时候我抱怨工作太忙了，她经常提醒我说：你是自己找的这份工作。英文里说你自己铺了床你只好自己到里面去睡觉。这个意思就是说有时候你要想得到什么东西真要小心一点，你真有可能得到这份东西，我认为我们每个人要在世界上促进我们的和平，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1-17 07:38     标题: 奥巴马在上海与中国青年对话全程实录(48)

[奥巴马]

现在世界上有很多冲突，这些冲突有数百年的历史，比如你看看中东的情况，这些战争和冲突他们来源于一千年以前的斗争，比如在非洲有部落的冲突，这都很难得到解决，作为美国总统，我的工作之一是我们美国武装力量的总指挥，我的当务之急首先要做的就是保护美国人民，由于911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世界各地的恐怖事件造成无辜人的死亡，我有这样的任务就是要根除这些恐怖主义组织，要和很多国家进行合作来应付这种恐怖暴力。当然，我想我们不可能完全杜绝国与人以及国与国之间的暴力，但是我们可以大大减少这些暴力。这个做法就是通过交流、通过对话，通过加深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理解来做到这一点。

[奥巴马]

此时此刻，一个人可以引爆炸弹，带来很大的破坏。因此，我们要实行这种和平的策略就变得更加重要了。技术可以造福于人，但是也可以使这些少数人造成巨大的破坏。正因如此，我希望在我跟胡主席的会谈中，以及今后进行的会谈中，美国和中国可以共同合作来共同减少我们在世界各地所看到的冲突。同时，我们还要牢记这样一个事实，当我们动用军事力量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大国、强国，我们自己要三思而行，我们要看看自己有什么动机，有什么利益来确保我们不仅仅由于别人管不了我们我们就动辄使用我们的军力，而这些大国要在世界之林中本着负责任的做法采取行动才行，我希望美国和中国能够共同地帮助建立国际准则以减少世界各地的冲突。

[奥巴马]

好吧，我现在请我的洪大使，现在有一个网民通过我们使馆网站提了一个问题。

[洪博培代网民提问]

第一，有这么多互联网使用者的国家，有6000万写博客的人，你知道防火墙的事情吗？第二，我们是不是应该自由的使用TWITTER?

[奥巴马]

首先让我说，我从来没有使用过TWITTER。我注意到一些年轻人，他们一直很忙，有各种各样的电子器材，很笨重。但是我还是非常相信技术的作用，非常重视开放性。在信息流动方面，我认为越是能够自由的信息流通，社会就变得越强，因为这样子，世界各地的公民能让自己的政府负责，有一个问责制度，他们自己会思考，这样会有新的想法，鼓励创造性。所以我一直是坚定的支持互联网开放的使用，我是非常支持不审查内容，在美国我过去谈过，这是我们的一个传统，我也认识到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传统，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在美国，我们有没有受限制的使用互联网的机会，这是我们力量的来源，也应该受到鼓励的。

[奥巴马]

但是我也应该很诚实的告诉各位，作为美国总统，有的时候我还是希望信息不是那么自由的流通，因为这样我就不需要听到人们在批评我，我认为很自然的。

[奥巴马]

在人处于一个实力地位的时候就会想到，你为什么这样说我，你这样说是很不负责的。可是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因为在美国信息是自由的，因为在美国有很多人批评我说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我还是认为，这样才会使得我们的民族制度变得更强，使我变成一个更好的领导人，因为它迫使我听到一些我不愿意听到的意见，也迫使我审查我正在做的事情，每天都要审查，要看我是不是真的为美国人民做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所以我认为互联网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更强的工具，可以让公民来参与。

[奥巴马]

实际上，我这次胜选，当了总统的一个原因之一我们能够动员很多年轻人，通过互联网来动员。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我会赢，因为我们不是得到最富裕的支持者、政治上最有权利的人支持我们，可是人们通过互联网看到我们竞选，他们开始感到很兴奋，他们就组织起来成立一些竞选的活动、事件和集会，结果就产生了这些从下往上的一种行动，使我们很成功。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1-17 07:39     标题: 奥巴马在上海与中国青年对话全程实录(49)

[奥巴马]

这不仅在政府和政治，在企业界一样。像Google这种公司，不到20年前，它只是两个年龄跟你们差不多一样的人创业，本来是科学的实验，后来因为互联网，他们能够创造一个产业，这个产业使得全世界各地的商业发生一场革命。

[奥巴马]

所以要不是有很自由的开放性，就像互联网所提供的开放性，那Google不会存在，所以我很支持一个做法，就是不要限制互联网的使用、接触或者像TWITTER这种信息技术，越开放越能够沟通，使全世界联系在一起。像我的两个女儿玛丽亚和娜塔莎，一个是11岁，一个是8岁，在她们的房间可以上网，通过互联网可以达到世界任何地方，可以学到她们想学的内容，这是她们巨大的力量，她们拥有这种力量，也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

[奥巴马]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技术也有负面，恐怖分子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做一些以前他们做不到的事情，有一些极端分子也可以动员。当然开放性肯定要付出某种代价，这是不能否认的。可是我想好的远远多于坏的，所以还是保持开放是好的，这是我很高兴互联网也作为这个论坛的一部分。最后两个问题。

[现场提问]

我想说我非常荣幸，站在这里向您提问，我认为我很幸运，我也感谢这个机会，您的演讲非常清楚。我是周元天（音），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学生，我想问一问，现在已经有人问您得诺贝尔奖的问题了，那么我不会以同样的角度问您，我想问的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因为您很难才能得到这个奖，所以我在想您是怎么得到这个奖的？还有您的大学教育怎么样使您得到这个奖项？我们很好奇，想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校园经历，如何才能走上成功的道路？

[奥巴马]

首先我要说的是，我也不知道有什么课程学了之后可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这是不能担保的。不过很显然的，在座每个人都在非常努力地学习，非常有好奇心。同时，愿意自己去思考一些新的想法等等。

[奥巴马]

而我现在经常见到的这些人他们对我最有启发的以及最成功的这些人，我认为这些人都是那些愿意不断努力工作的人，同时还不断地通过找新的途径进行提高的人，他们不仅仅是接受现状、接受常规。很显然，在成功的问题上殊途同归，有些人进入政府服务，有些人想当老师、教授，有些人想经商。但是我认为不管你从事哪个领域的工作，如果你不断地努力更新和改进，而不只是满足于现状，一直在扪心自问，看看是否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话，那么不管是科学也好、技术也好、艺术也好，去尝试前人没有用过的方法，只有这些人才能出人头地。

[奥巴马]

我还有一个忠告，这个忠告对我来讲很有用，就是说我最敬仰的那些成功的人士，他们不但考虑自己，他们同时还考虑超越自己的事情，他们希望对世界做出贡献，他们希望对他们的国家做出贡献，对他们的城市做出贡献，他们希望除了对自己的生活有所影响，同时对别人的生活也带来影响。有时候我们会忙于挣钱、买好车、买大房子，所有的这些都重要，但是那些真正在青史留名的人是因为他们有更大的向往，看如何帮助更多的人能够吃饱饭，能够让更多的儿童受到教育，如何能够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等等。只有这些人他们才能在世界上做出贡献，我相信只要在座的你们努力的话也能够做出这样的贡献。

(连载中)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1-18 06:34     标题: 奥巴马在上海与中国青年对话全程实录(50)

[奥巴马]

这是最后一个问题，时间过得真快，最后一个是网民的提问。

[北京网民提问]

总统先生，很荣幸问最后一个问题。我是复旦大学的学生，今天我也是中国的青年网民代表。这个问题是北京的一位网民问的，他非常关注您的阿富汗政策。他想知道，恐怖主义是否仍然是美国最大的安全威胁？您如何看待在阿富汗的行动是否会升级成另外一场阿富汗战争？

[奥巴马]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首先我还继续认为对美国安全最大的威胁是像“基地”组织那样恐怖的网络。原因是因为虽然他们数量少，他们已经表明他们是无良心的，这是毁灭无辜人民的行为。

[奥巴马]

因为今天的技术，使得那样的组织得到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比如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在一个城市使用，不管是在上海还是纽约，只是少数几个人也可能杀害几万人、几十万人，所以这是构成极大的危险。

[奥巴马]

我们原来进入阿富汗的原因是因为“基地”组织在那里，塔利班接收他们在那里，现在他们已经过了边界，他们现在在巴基斯坦，继续和该地区的“基地”保持网络的关系，所以很重要的是我们要使阿富汗实现稳定或者使阿富汗的人民能够保护自己，也同时能够作为伙伴来帮助减少这些极端组织的力量。

[奥巴马]

很显然，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我这个工作最难做的一件事情之一就是命令年轻的男女要到战场去，我经常要会见那些战争死亡人员的父母亲，他们没能回家，这使我心里感到非常痛苦。幸好我们的武装部队的年轻的男士、女士们，他们为国家服务的信念这么强，他们还是愿意去，所以我认为还是有可能，通过更广的联合合作，包括北约的同盟者和其他的，像澳大利亚做贡献的人，我们可以一起帮助训练阿富汗人，使他们能够拥有一个发挥作用的政府，拥有自己的安全力量，然后我们可以慢慢的撤出我们的部队。

[奥巴马]

因为已经不再存在塔利班刚刚走的时候原来真空的状况，但是这个任务是很不容易的。是最终要击败这些恐怖主义的极端分子，我们要记住他们不只是支持恐怖活动，还会什么事情使得年轻人变成恐怖分子，出于什么动机他们愿意搞自杀炸弹。

[奥巴马]

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其中包括有一种歪曲宗教的作用，使人们认为这种暴力行为是适当的，就像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发生的因素之一，那些人没有受到教育，也没有机会，所以他们看到在生活中没有向前走的路子，所以他们就想唯一的选择就做那种事情，所以我们在阿富汗要实现的目的之一就是找到一些方法来培训老师，建立学校，改善农业的状况，给人民更大的希望。

[奥巴马]

这个不会改变本拉丹的想法，他们的意识形态是非常固定的，就是要打击西方，但是他们会改变一些年轻人的想法，这个很重要。从更长远来讲，这个事情比我们采取的军事行动可能是更重要的。

[奥巴马]

今天我过得非常愉快，非常感谢各位，首先我想说我对大家的英文印象很深刻，很明显你们是很用功的学习。有机会和大家见面，使我感到美中关系的未来是很有希望的，我希望你们很多人有机会到美国来，你们会受到欢迎，我想你们会发现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是很热情的，而且我是充满信心，向你们这种年轻人和我在美国所认识的青年，我们两个伟大的国家会继续繁荣昌盛，会帮助实现更和平安全的世界。

[杨玉良]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各位同学，刚才一个小时的对话，我想我们刚才有非常精彩的问题，同时也有非常精彩的回答。所以我相信今天的对话能够增加两国人民的互相理解，同时推进两国的合作。我们希望奥巴马总统能够经常来中国，来加强交流，尤其是和年轻同学们的交流。这样的话，我相信未来中美关系一定是美好的，我们非常衷心地期望奥巴马在中国，在上海、在北京待的愉快，也祝贺您这次访问非常顺利，而且富有成果。谢谢。

14:04分直播结束。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1-18 06:38     标题: 附:“奥巴马在上海与中国青年对话”演讲全文(51)

附:“奥巴马在上海与中国青年对话”演讲全文



你好。诸位下午好。我感到很荣幸能够有机会到上海跟你们交谈，我要感谢复旦大学的杨校长，感谢他的款待和热情的欢迎。我还想感谢我们出色的大使洪博培，他是我们两国间深厚的纽带。我不知道他刚才说什么，但是希望他说得很好。我今天准备这样，先做一个开场白，我真正希望做的是回答在座的问题，不但回答在座的学生问题，同时还可以从网上得到一些问题，由在座的一些学生和洪博培大使代为提问。很抱歉，我的中文远不如你们的英文，所以我期待和你们的对话。这是我首次访问中国，我看到你们博大的国家，感到很兴奋。在上海这里，我们看到了瞩目的增长，高耸的塔楼，繁忙的街道，还有企业家的精神。这些都是中国步入21世纪的迹象，让我感到赞叹。同时我也急切的要看到向我们展现中国古老的古迹，明天和后天我要到北京去看雄伟壮丽的故宫和令人叹为观止的长城，这个国度既有丰富的历史，又有对未来憧憬的信念。

而我们两国的关系也是如此，上海在美中关系的历史中是个具有意义的重大城市，在30年前，《上海公报》打开了我们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接触交往的新的篇章。

不过美国与这个国家的纽带可以追溯更久远的过去，追溯到美国独立的初期，乔治-华盛顿组织了皇后号的下水仪式，这个船成功前往大清王朝，华盛顿希望看到这艘船前往各地，与中国结成新的纽带。希望中国开辟新的地平线，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在其后的两个世纪中，历史洪流使我们两国关系向许多不同的方向发展，而即使在最动荡的方向中，我们的两国人民打造深的，甚至有戏剧性的纽带，比如美国人永远不会忘记，在二战期间，美国飞行员在中国上空被击落后，当地人民对他们的款待，中国公民冒着失去一切的危险罩着他们。

而参加二战的老兵仍然欢迎故地重游的美国老兵，他们在那里参战。40年前，我们两国间开启了又一种联系，两国关系开始解冻，通过乒乓球的比赛解冻关系。我们两国之间有着分歧，但是我们也有着共同的人性及有着共同的好奇，就像一位乒乓球运动员一样，那时的国家就是一样，但是这个小小的开头带来了《上海公报》的问世，最终还带来了美中在1979年建交。在其后的30年我们又取得了长足的进展，1979年美中贸易只有50亿美元，现在已经超过了4000亿美元。

贸易在许多方面影响人民的生活，比如美国电脑中许多部件，还有穿的衣服都是从中国进口的，我们向中国出口中国工业要使用的机器，这种贸易可以在太平洋两岸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我们的人民过上质量更高的生活。

在需求趋于平衡的过程中，这种贸易可以是更广阔的贸易。如今我们有着积极合作和全面的关系，为我们在当前重大的全球问题上建立伙伴关系打开了大门，这些问题包括经济复苏、洁净能源的开发、制止核武器扩散以及应对气候变化。还有在亚洲及全球各地促进和平和稳定，所有这些问题我明天与胡主席会谈时都会谈到。1979年的时候，我们两国人民的联系十分有限，如今当年乒乓球运动员的好奇可以在许多领域建立的联系中都可以看到，在美国数量最多的留学生都来自中国。而在美国的学生中，学中文的人数增加了50%。我们两国有近200个友好城市，美中科学家在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和发现领域进行合作，而我们两国人民都热爱篮球，姚明就是个例子。不过，此行中我不能观看上海鲨鱼队的比赛，有点遗憾。

那么我们两国之间的这种关系给我们带来了积极的变化，这并不是偶然的，中国使得亿万人民脱贫，而这种成就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而中国在全球问题中也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也目睹了我们经济的成长。中国有句古言，温故而知新。当然，我们过去30年中也遇到了挫折和挑战，我们的关系并不是没有困难的，没有分歧的。但是我们必须一定是对手这种想法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由于我们两国的合作，美中两国都变得更加繁荣、更加安全。我们基于相互的利益、相互的尊重就能有成就。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1-18 06:52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1-18 06:54     标题: “奥巴马在上海与中国青年对话”演讲全文(52)

不过，这种接触的成功要取决于我们要彼此了解，要能够进行开诚布公的对话，彼此进行了解。就像当年美国乒乓球运动员所说的，我们作为人有着共同的向往，但是我们两国又不同。我认为我们两国每个国家都应该勾画出自己要走的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它有着博大精深的文化。相对而言，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它的文化受到来自许多不同国家移民的影响，而指导我们民主制度文件的影响，我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向往，代表了一些核心的原则，就是所有的人生来平等，都有着基本的权利，而政府应当反映人们的意志，贸易应该是开放的，信息流通应当是自由的，而法律要保证这个公平。

当然，我们的国家历史也不是没有过困难的地方，从很多方面来讲，很多年以来，我们是通过斗争来促进这些原则或者是所有的人民能够享受到，为了缔造一个更完美的联合，我们也打过一个很痛苦的内战，把一部分我们被奴役的人口释放出来，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使妇女有投票权，劳工有组织权，包括来自各地的移民能够全部被接受。即使他们被解放以后，非洲裔美国人也和美国人经过一些分开的、不平等的条件，经过一段时间才争取到全面的平等权利，所有这些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对这些核心原则的信念我们取得的进展，在最黑暗的风暴当中是作为我们的指南针。

这是为什么林肯在内战期间站起来说过，任何一个国家以自由、以所有人类平等的原则能够长久的存在，也就是为什么金博士在林肯纪念馆的前台站起来，说我们国家要必须真正的实现我们的信念。也就是为什么来自中国或者肯尼亚的移民能够到我们的家，也是为什么一个不到50年前以前在某些地方连投票都遇到困难的人，现在就能够做到那个国家的总统。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永远为了全世界各地的核心原则说话，我们不寻求把任何政治体制强制给任何国家，但是我们也不认为我们所支持的这些原则是我们国家所独有的，这些表达自由、宗教崇拜自由、接触信息的机会、政治的参与，我们认为这些是普世的权利，应该是所有人民能够享受到，包括少数民族和宗教的族群，不管是在中国、美国和任何国家，对于普遍权利的尊敬，作为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开放态度的指导原则，我们对其他文化的尊重，我们对国际法的承诺和对未来的信念的原则。

所有这些都是你们知道关于美国的一些情况，我们有很多要从中国学习。我们看看这个伟大城市的各地，也看看这个房间，我就相信我们两国有很重要的共同点，也就是对未来的信念，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对现在的成就不能感到自满。虽然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你们也是充满信心展望未来，致力于下一代能够比这一代做的更好，除了你们不断增长的经济之外，我们很配合中国在科学和研究方面所投入的力量，包括建设的基础设施和使用的技术，中国是世界上使用互联网技术最多的国家，这就是我们很高兴互联网是今天活动的一部分，这个国家也拥有最大的机动电话网络，对新的投资保持继续增长，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有新的投资，我也希望两国加强这方面的合作。

但是更重要是看到年轻人你们的才能、你们的献身精神、你们的梦想在21世纪实现方面会发挥很大的作用。我说过很多次，我认为世界是互相连接的，我们所做的工作，我们所建立的繁荣，我们所保护的环境，我们所追求的安全，所有这些都是共同的，而且是互相连接的，所以21世纪的实力不在零和游戏，一个国家成功不应该以另外一个国家的牺牲作为代价。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寻求遏制中国的崛起。相反，我们欢迎中国作为一个国际社会的强的、繁荣的、成功的成员。

再回到刚才的谚语，我们应该考虑过去。在大的国家合作的时候，就比互相碰撞会取得更多得好处，这就是人类在历史上不断吸取的教训。我认为我们合作应该是超越政府间的合作，应该是以人民为基础，我们所研究的内容，我们所从事的生意，我们送获得的知识，我们所进行的体育比赛，所有这些桥梁必须是年轻人共同合作建立起来，这就是我为什么非常高兴我们要大大的宣布我们到中国学习的留学生人数，要增加到10万人。这样交流就会表现出我们是愿意致力于加强两国人民的联系，而且我是绝对有信心。对美国来说，最好的大使、最好的使者就是年轻人，他们和你们一样，很有才能，充满活力，对未来的历史还是很乐观的，这是我们合作的下一步，惠及两国和全世界。

今天可以吸收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我们不断地向前推进。非常感谢。现在欢迎各位提问题。（以上文字根据文字直播整理）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1-20 07:12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1-19 17:54     标题: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的文化外交图景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的文化外交图景
                          作者：李关云



11 月16 日，美国总统奥巴马选择在象牙塔之外的上海科技馆，与中国大学生进行对话。知情人士透露，这是为遵循西方“市政厅会议”(town hall meeting)的形式，场地需要确保听众环坐听讲。

11 月17 日，作为奥巴马此次“公共外交”的后续动作，中美发表联合声明确定，美方将启动一个鼓励更多美国人来华留学的新倡议，今后四年向中国派遣十万名留学人员。而目前美国在华留学人员约为两万名。来而不往非礼也。作为16 日对话奥巴马活动的现场主持人，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17 日告诉本报，他也有一个宏大的“文化外交计划”——以教育为突破，推动中国文化全球传播。

“来而不往非礼也”

杨玉良校长承认，奥巴马可以在1 分钟之内，就表现出非凡的亲和力。11月16 日中午，杨玉良和3 名代表网民提问的学生在电梯口等候奥巴马，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奥巴马一出电梯知道我是主持人后主动与我合影，然后与3 名学生寒暄并一一合影。”

演讲结束之后，杨玉良作为中方的唯一代表送奥巴马离开，在电梯里面，奥巴马也随口问自己的幕僚：“我今天没出什么纰漏吧？”16 日的这场公开演说，奥巴马顺利谢幕。

早在1984 年4 月，罗纳德•里根就在复旦大学开创了美国总统对话中国大学生的先河。除了发表演讲之外，里根还安排了一个小插曲，他步入一间普通教室，打断英美文学大家陆谷孙教授的一堂有关莎士比亚文学的课程，并回答学生提问。

25 年之后，美国在公共外交的平台上已经不再满足于说，他们还打算进一步“读懂中国”。奥巴马对杨玉良说，他真希望能够像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那样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奥巴马指着周围的多名幕僚告诉杨玉良，他们的孩子现在都在学习中文。他希望有更多的人学习中文，也希望向中国派出更多的留学生。

来而不往非礼也。杨玉良告诉本报，明年1 月他将赴美国，与耶鲁校长讨论进一步增加学生与教师交流项目，并打算合作研究未来二三十年的中美关系。

文史哲出海

杨玉良是中国第一个去德国攻读博士后的人。当时的德国总统邀请他作客总统官邸，杨玉良问总统，德国人的英文水平很高，为什么还要建那么多的歌德学院？首相说的两句话令杨玉良铭记于心。第一句是，哪里有人会说德语，哪里就有我们德国人的利益。第二句是，只要人们能读懂康德与黑格尔，他们就能理解我们的思维方式。

撒切尔夫人的一句话也令杨玉良耿耿于怀。她曾经说过：不要担心中国威胁论，因为中国直到现在还没有输出任何思想与主义。杨玉良说：“中国不是说要输出价值观，我们只是不想被人误解。现在在很多地方，中国被误解得太多了。”杨玉良觉得，消除文化障碍和误解的最根本方法，就是加大各种层次人员的海外交流，尤其是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以前出国的主要是理工科方面的科学家，他们容易陷入在实验室里，比较难融入美国社会。

杨玉良表示，在对外交流方面，复旦将会对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给予“特别照顾”。他认为目前高校人才出国交流的结构不合理，文科过分集中于经济、管理等专业，人文领域出国交流太少。

(未完待续)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1-19 18:4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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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uaaj.org/bbs/attachment.php?aid=601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1-20 07:20     标题: 复旦大学校长透露奥巴马想学中文赞其随和亲切(54)

复旦大学校长透露奥巴马想学中文赞其随和亲切



中新网11 月18 日电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上海青年交流活动的余韵17 日仍在沪上流传，16 日主持会议的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教授17 日上午接受香港《大公报》记者专访，畅谈与奥巴马接触和参与活动后的感受。

杨玉良认为，透过这样的短暂交流，奥巴马充分认识到了中国青年的能力，两国应当加强沟通和交流，特别是要注重对各自文化的了解与理解。作为大会的主持人，杨玉良在活动开始和结束后都与奥巴马有近距离接触。活动开始之前，他带着3 名学生在电梯口迎接奥巴马。在交谈中，奥巴马盛赞杨玉良和学生们的英语水平，并提出分别与他们合影，这出乎意料之举，在杨玉良看来展现了奥巴马的随和与亲和力。

活动结束后，杨玉良送奥巴马和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等乘电梯下楼，奥巴马轻松地问身边的人，自己在会场是否表现得体，奥巴马向杨玉良指指身边的几个工作人员，称他们的孩子都在学中文，他还由衷感叹地说，“真希望和洪博培一样学中文”。

杨玉良表示，乘电梯下楼短短一分钟，但他感受到奥巴马对于中文和中国的重视，这应该也是奥巴马在演讲中提到将准备再派10 万人来中国学习的主要原因，此前在中国学习的美国人只有1 万多人，大大低于中国赴美留学生的数字。

对于奥巴马在演讲和答问时反复推销美国的价值观，杨玉良认为，青年们有自己的判断，不要以为都会全盘接受。他说，当晚活动结束后，看到网上还有不少人向奥巴马提问，其中不乏对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的行为猛烈抨击。他相信，如果对话时间更长一点，肯定会有人提出类似更尖锐的问题，之前他是准备好现场会有激烈交锋的，但有交锋也正常，毕竟成长于不同的历史文化环境中，中美双方对于利弊判断的标准不同，这也再次提醒中国学界，需要认真思考，如何更好地让中国文化为世界所了解和理解。

杨玉良透露，此前作为中美两国的合作典范，复旦大学和耶鲁大学一直有良好的合作，今后将更加注重合作研究人文学科和艺术教育，他还设想双方能够合作研究未来20 年至30 年中美关系的发展问题。他预计，中美关系应该是未来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需要两国学者加深了解和互动。

值得一提的是，复旦大学的美国研究中心是国家最早建立的专门从事美国研究的主要机构之一，也是国家高校第一个专门从事美国研究的机构。

作为美国研究中心的创始者，复旦已故校长谢希德教授为中美关系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85 年，谢校长以其远见卓识和不懈努力，在内地高校中首创美国研究中心，并亲任该中心主任。此后，她多次亲赴美国，带回了美国国会持续资助复旦美国研究的诺言，也带回了美国人民的友谊。20 年来，美国研究中心获得美国国会拨款资助近1000 万美元。

来源：《中国新闻网》(2009 年11 月18 日)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1-20 07:23     标题: 专访奥巴马与中国青年对话活动主持人杨玉良(55)

专访奥巴马与中国青年对话活动主持人杨玉良



新华网上海11 月16 日电 11 月16 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上海科技馆与中国青年进行对话，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主持此次对话活动。在中美关系中，复旦大学有着特殊地位。在接受新华网记者专访时，杨玉良教授说，百年复旦见证了中美两国关系，尤其是教育、科技领域的交流合作与发展。近100 年前，两位耶鲁大学毕业生——李登辉先生(1873-1947，1913 年至1936 年担任复旦大学校长)和颜福庆先生，对复旦大学和复旦上海医学院的创立、发展与壮大投入了毕生心血。他们引进以耶鲁大学为代表的美国一流大学的优良传统与制度，并结合中国国情，开启了两校长达一个世纪的合作篇章。

杨玉良说，复旦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关系，相当于是一个世纪的关系，“现在，除了一般的学生交流、教师交流以外，我们还专门有个复旦、耶鲁的教育中心，通过远程网络，我们的课程都可以共享。”

1985 年，复旦大学老校长谢希德先生创办了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这是中国高校第一个专门从事美国研究的机构，20 多年来，为国家的外交决策、对美政策等提供了大量咨询报告和参考意见。

杨玉良表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在对美国国会的研究、中美关系的研究、美国历史的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从某种程度上可称为“第二个外交轨道”，实际上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起到了很多的促进作用。

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总统里根、副总统切尼曾先后访问过复旦大学，并发表演讲。16 日，奥巴马总统在上海科技馆与中国青年进行对话，部分复旦师生也来到现场，与奥巴马“面对面”。

杨玉良对担任此次活动主持人感到很荣幸。他评价说：“这次是采用一种非常轻松的、没有任何障碍的town-hall-meeting 的方式来进行互动交流，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形式。我相信，也期望，通过这次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访华，中美关系能够以此为一个新的起点，今后取得更好的、更加健康的发展。”

出处:http://www.cjr.com.cn 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CJR)(2009 年11 月17 日)

(未完待续)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1-20 07:24     标题: 360°对话奥巴马(56)

360°对话奥巴马


——美国总统与中国青年学生对话侧记


作者：陶韡烁、冯玉乔



2009 年11 月16 日， 140 余位复旦同学有幸在上海科技馆近距离接触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这场前所未有的360°“Town Hall Talk”中，亲身经历的复旦的师生有哪些难忘的记忆，又发生了多少有趣的插曲呢？我们不妨也用不同的视角，360°地重新审视这场对话活动。



60°：忐忑的等待

很多同学在活动开始前的两三天，收到了本次活动的通知。这些幸运的同学在兴奋与期待中等待着16 日的到来。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冯玉乔同学告诉记者：“在活动前两三天，我就一直在琢磨，如果有幸向奥巴马总统提问题，我要问他什么。我想，这个问题既要传达当代中国大学生的关切，同时又要能体现出复旦人的水平。”她准备了三个问题，最想问奥巴马总统的是他将采取什么措施推动两国关系向更积极、全面、合作的方向发展。和她一样，新闻系研究生马凌也对自己的问题酝酿了许久，她告诉记者，如果有机会，她将问奥巴马“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如何推进中美两国的合作”。

而学习环境科学的赖文冲准备的问题与他的专业密切相关。他希望征询总统如何看待在碳排放问题上，中美两国可能采取的合作方式。此外，奥巴马政府会不会调整能源政策也是他关注的方向。

120°：候场

终于到了“奥巴马总统与中国青年面对面”的活动当天。早上8：30，复旦师生陆续在光华楼前登车，启程前往会场。此次活动的安保程序异常严格。所有人员都须核对身份证、学生证，手机、提包等杂物都不能带入会场，每个人都要经过如机场般严格的个人全面安检。考虑到听众的等待时间较长，主办方特别为所有听众准备了点心和饮料，并且在上海科技馆IMAX 巨幕影院中为大家播放一部3D 立体电影。不过，这部名为《深海猎奇》的影片，只有英文原声却没有中文字幕。“或许是让我们提前熟悉英语环境吧，为对话预热一下。”同学们相互打趣道。

12：00，听众开始陆续分区域进场。曾经来过科技馆参观的同学才发现，这次对话活动被安排在2001 年曾经召开过APEC 领导人非正式峰会的场地。如今，这里已被改建成一个能够容纳500 多人的360°圆形报告厅。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1-20 07:27     标题: 360°对话奥巴马(57)

180°：在“公共采访区”享受“奥运选手待遇”除了别具一格的场地，很多同学还第一次看到了那么多扛着长枪短炮的记者。在圆形演讲大厅外，本次活动的主办方设置了一个大约200 平米的媒体区，每一个进入会场的同学，都需要在媒体区绕行一圈，犹如奥运会的运动员通过公共采访区一样。在会场内，世界各大电视台和通讯社的记者也围满了演讲现场。许多记者站在通道围栏后，向学生大声提问。

很多同学笑称，这次享受了一把奥运会冠军的待遇。事实也正如同学们所说，在与奥巴马总统的交流活动前以及活动结束后，记者们都利用一切机会“冲”向中国的青年人，尤其是境外媒体的记者显得更为积极，仿佛在他们眼里中国的年轻人比美国总统更具采访价值。交流活动安排的这一细节，从一个方面展现了国家的进步和开放。从一定意义上说，与奥巴总统的对话，也是当代中国青年人面向世界的一次风采展示。

240°：奥巴马的握手

奥巴马总统的演讲以及和中国青年的对话十分精彩。而同样让所有参加此次活动的中国青年人难忘的，是奥巴马在演讲结束以后特地绕场一周，花了近15 分钟时间和前排的每一位中国青年人亲切握手话别。

作为一位以个人魅力著称的总统，奥巴马在中国也没忘记他一贯的作风，而中国学生也对他的风度和亲和力留下了深刻印象。“您比电视里看起来更有魅力”、“欢迎您再来中国”、“欢迎您带第一夫人和您的女儿一起来中国”……大家利用着难得的握手机会，向美
国总统传达了中国青年的善意。而奥巴马也用自己的行动向中国的未来领导者们表达了自己的诚意，表达了美国希望与中国加深理解和信任、共同推动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良好愿望。

300°：复旦提问者的感想社会学系06 级学生陈曦，在整场交流活动中得到了首个提问的机会。她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我想可能是我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我坐在第一排的中间，我看到奥巴马总统的目光四周看了一圈，最后定格到我的位子上。”对于奥巴马的回答，陈曦还比较满意，她认为奥巴马体现了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诚意。

管理学院07 级学生朱源天也幸运的被奥巴马点到。“可能是我的表情比较丰富，”朱源天兴奋地告诉记者，由于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美国总统，所以他有些紧张，在现场也较为拘谨。奥巴马在回答他的问题时提到要做一个成功的人，就不能只追求物质享受，而要考虑能够给别人带来什么，能够为社会贡献什么，朱源天觉得这对年轻人很有启示意义。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1-20 07:29     标题: 360°对话奥巴马(58)

国际政治系07 级学生邓贝西，作为学生代表，有机会从网上选择了一个问题，向美国总统提问。他是昨天8 个问题中的最后一问。邓贝西觉得现场前7 个问题都偏软，奥巴马回答起来轻松自如，因此很有必要抓住最后的一个机会，问一个比较硬的问题。所以他选择了阿富汗问题。听了他的问题后，坐在邓贝西身旁的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对他：“这个问题很好。”

360°：杨玉良校长与奥巴马总统的幕后对话

作为本次交流活动的主持人，杨玉良校长迎接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并在活动结束后送走了他。在会场外，他和总统先生进行了一些交流，也发现了一些特别的信息。杨校长告诉记者，奥巴马的确十分随和。原来的议程安排中并没有总统和中国青年合影的议程，但是奥巴马总统一走下电梯就主动走到他身边并让记者为他们合影。同样，他也和三位迎候他的学生一一合影、寒暄。

全场活动结束后，杨校长成为送奥巴马总统上车的唯一一位中方人员。“在电梯里，奥巴马总统感慨地对洪博培大使说，如果我能说中文就更好了。”杨校长向记者描述了他和总统先生及其随从在电梯里的对话，“奥巴马随后称赞了我的英语，我告诉总统，我的英语不算好，但我的学生们、中国的年轻人英语都学得很好。总统再次对我表示，他对中国青年人的英语印象深刻，他认为这为中美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杨校长表示，奥巴马告诉他，美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学中文，“总统指着身边的官员说，他的儿子在学中文，他的女儿也在学中文”。

杨玉良校长说：“奥巴马总统和所有的美国官员都对中国青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对这场对话活动非常满意。”

出处:「复旦新闻文化网·相辉笔会」
http://news.fudan.edu.cn/2009/1117/22841.html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1-22 07:46     标题: 复旦大学杨玉良校长文章集(59)

在复旦大学校友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杨玉良


2009年9月19日



亲爱的各位校友、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在复旦大学104年的历程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我们隆重举行复旦大学校友会成立大会。作为复旦大学校长，我要对复旦大学校友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对来自海内外校友会的与会代表表示诚挚欢迎，复旦大学不仅是复旦师生的校园，更是20余万复旦校友的家园！不过此时此刻，我更是复旦大学校友会首任会长，一个在复旦学习、工作了35年的复旦人，我的心情既振奋激动又诚惶诚恐，深感责任重大。

校友对于学校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为学校的发展贡献了巨大力量。国外很多大学从成立之初就认识到校友的重要意义。例如，斯坦福大学建于1891年，是由Leland Stanford和他的家族用他的农场一起创办的私立大学。建校之初，便明确指出：“我们不要成为其他大学可怜的翻版，我们要成为先进的大学”。第二年即1892年，斯坦福大学校友会成立。正是遵循先进大学的宗旨，其校友会的任务是负责管理校友活动和为校友提供服务，为共同创建先进大学而努力。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建于1908年，是公立大学，其校友会成立于1918年。该校友会的宗旨是“帮助我们特有的母校的发展”，目标是“提高和增进大学和她的校友们的利益和福祉。此外，美国大学从领导层到普通师生都很重视校友工作。目前，国内的部分高校已经认识到校友和校友工作的重要性，将校友视为高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和力量。校友工作也逐渐从学校的战略边缘向中心工作转移，成为高校深入改革、重点加强、积极推动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在这样的情势下，我感到，未来的10年应该是复旦大学校友工作开展的重要时期。

下面，我谈谈对校友会工作的认识。

校友是学校声誉的重要载体。“校友是学校面向社会的一张名片。”一所学校的办学质量最终会反映在毕业的校友身上，体现在校友的工作能力和工作业绩上。目前在国内，毕业生质量已经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评价的范畴。国际上，像泰晤士报的教育增刊，每年推出全球顶尖高校排行榜，有6个评价指标，其中之一就有雇主满意度评价，占总分比例10％。还有美国新闻（US News）的高校排行榜，以校友捐赠率作为一级指标，普林斯顿大学07、08连续两年因此超过哈佛大学排名第一，这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校友是衡量一个学校好坏的重要标准。

此外，优秀校友的成功事例在提高母校社会声誉方面的作用不言而喻。翻开美国大学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良好声誉是与学校培养出的杰出人才分不开的。哈佛大学培养了7位总统，耶鲁大学培养了5位总统，美国的这些名校还培养了大量的诺贝尔奖、普利策奖得主、政界要人、商业领袖，以及活跃在各个领域的社会精英。校友工作通过对这些杰出校友事迹的宣传和追踪，直接提升了学校的声誉和品牌形象。

校友是学校发展的重要依靠力量。李登辉老校长曾经说过：“造就学生者为学校，而造就学校者则其学生。”校友资源对于学校发展而言，是一个非常珍贵的资源库。秦绍德书记曾经总结过，校友资源是多方面的。一是“品牌”资源。宣传优秀校友，就是宣传复旦。二是育人资源。校友对在校的学生而言，既是学长，也是编外老师。校友们的社会阅历、成长历程和人生体验是学生的生动教材，校友的榜样示范作用对学生具有重要的说服力和感召力。三是智力资源。我们有很多校友活跃在科技、教育、文化各界，在学术上卓有成就，他们对于学校的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引进等工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每年有多位活跃在海内外的科技界、教育界、企业界校友受聘母校长江学者、名誉教授、兼职教授等职，许多校友应邀返回母校开设短期讲学、论坛和讲座，把国际最前沿的学科动态、学术成果、管理理念带回母校，有力地推动了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四是信息资源和人脉资源。校友是母校重要的信息来源，是公共关系的直接对象，也是扩大复旦与社会公共关系的媒介。每一位校友都是学校公共关系上的一个结点。五是物资资源。校友的财力、物力为母校发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支持。像我们的经济学院大楼、管理学院综合楼、物理楼、新闻学院图书楼、学生活动中心都是我们的校友们襄助建造修缮的；在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向海外的拓展过程中，正是有了校友全程积极参与和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鼎立支持，才确保了美国年会和香港年会的顺利召开。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1-22 07:47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1-22 07:51     标题: 在复旦大学校友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60)

校友是学校联系社会的重要渠道。服务社会是大学义不容辞的责任。面向全国、服务地方，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已经成为复旦大学创建一流大学的主要战略。为此，学校必须和社会保持广泛密切的联系，及时了解国家建设发展的重要信息，把握社会前进的脉搏。近年来，广大的海内外校友和各地校友会，与社会的联系日趋密切，成为学校的一个重要对外窗口，为学校与地方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合作积极牵线搭桥。在服务校友、服务学校的同时，促进了地方经济建设和发展。

在这方面，复旦大学世联会发挥了很大作用。第九届无锡世联会期间，我们开始探索校友联谊、校地合作、服务社会的校友工作新模式，促成了无锡市人民政府与复旦大学的全面科技合作协议。第十届南昌世联会，这种模式得到进一步发展，开启了复旦服务地方新的通道，促成南昌市与复旦大学领导间多次互访，推动了南昌市人民政府与复旦大学全面合作协议的正式签订，落实多项合作项目的实施，不仅为江西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也为国家的中部崛起战略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校友也是每一位校友自身发展的依靠。每一位校友在工作、生活、社交、发展中碰到困难时，校友会是你的坚强后盾，借着校友的网络，你们各位的事业发展一定会更加顺利，更加辉煌。

复旦大学爱国荣校的校友会传统深厚而久远，遍布海内外的复旦学子对于母校都有着深厚感情。1915年9月，复旦历史上的第一个校友会——复旦同学会在上海徐家汇的李公祠内成立。1923年，第一个海外同学会——“美洲同学会”在美国成立。1939年香港同学会成立。1946年，复旦大学校友会台湾分会成立。到1945年复旦校庆40周年时，全国共有同学会44处。而现在，复旦大学已有海内外校友会83个，其中，国内校友会65个，海外校友会18个。海内外校友会已成为母校与校友，校友与校友间联络与沟通的重要桥梁。各地校友会在加强联谊、服务校友和共谋发展的同时，也积极组织校友和社会各界为母校的建设和发展献计献策，捐款出力，已经成为学校最可信赖和重要的依靠力量。在此，请允许我对多年来热心从事校友会事业，关心支持母校发展的复旦校友们表示真诚的感谢和深深的敬意，也恳请大家今后一如既往地关心校友会、支持校友会、情系校友会。

迄今复旦大学海内外共有83个校友会，可谓是：“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历史悠久的地方校友会组织已经成为复旦大学校友工作的基石。近三年来，各地校友会因地制宜，创新机制，呈现百花齐放，各具特色的良好形势。随着校友工作方式和内涵的不断深化，海内外校友会组织和广大的海内外校友纷纷通过不同途径，采取各种方式向母校表达了希望尽快成立复旦大学校友会的期望，呼声十分强烈。经过慎重考虑和积极筹备，学校决定成立专门的校友组织——复旦大学校友会。作为首任会长我深感任重而道远，唯恐自己才疏学浅，能力有限，担当不起这个大任。但是，好在有83个海内外校友会坚实的发展基础，有20余万复旦校友的热情和才智，还有学校党委的坚定支持，我有信心有决心和广大校友一道，把我们自己的校友之家——复旦大学校友会建设好，发展好。

我理想中的校友会应该扮演两个重要的角色：一是桥梁。校友会应该是连接复旦大学与全世界复旦学子、复旦大学与海内外校友会、复旦大学与社会的桥梁。通过校友会，遍布世界的复旦学子可以及时了解学校的信息；海内外校友会与母校、各个校友会之间可以更加有效地沟通、交流；复旦大学可以更广泛的与社会联系，尽己所能为社会各个方面服务。二是校友之家。家是什么，是你疲惫时可以歇息的地方，是你快乐时可以与人分享的地方，是你遇到困难时可以求助的地方。校友会就是27万复旦学子共同的家，这个家的大门永远向所有的复旦学子敞开，时刻关心支持广大校友，为各地校友提供的相互交流、继续学习的优良平台，成为促进校友事业发展、个人成长、学校发展的重要力量。

亲爱的校友们，老师们，同学们：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的校友会事业才刚刚起步，但“志不求易，事不避难”，只要我们心中永不忘记出发时的远大理想，我们的事业就注定可以载入复旦大学、载入中国高等教育的史册！

谢谢大家！

（連載中）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1-22 07:5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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