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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周瑞金最新访谈录及其政论 [打印本页]
作者: NZWJ    时间: 2009-3-8 07:39     标题: 周瑞金最新访谈录及其政论

【作者简介】周瑞金，1939年10月生于浙江平阳县。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历任《解放日报》评论员、评论部副主任、主任、副总编辑、党委书记。1991年以“皇甫平”的笔名，主持撰写《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评论文章，引起海内外广泛反响。1993年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并兼任华东分社社长。有多篇作品获得全国好新闻、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出版专著《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与人合作编著了《编辑学》、《现代科技新成就》、《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读本》等书。本网「东瀛光华论坛 」曾于2008年7月20日转载过「周瑞金(皇甫平系列评论作者)的访谈和最新演讲」，请参见:http://www.fuaaj.org/bbs/viewthr ... &extra=page%3D5。本栏这次介绍周瑞金的最新访谈及其政论文章。

目录
(1)金融危机对中国改革有一种推动作用(第1－第5楼)
(2)民间动力：中国改革发展的希望(第6－第8楼)
(3)改革的希望，在于人民的强势(第9－第15楼)
(4)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第16－第31楼)
(5)周瑞金：权贵资本主义的危机(第32－第36(楼)
(6)中国改革动力的历史考察(第37－第41楼)


周瑞金：金融危机对中国改革有一种推动作用


作者:王爱军 赵继成



■ 访谈动机
又到全国两会，各界聚焦改革。今年的中国改革面临哪些新形势、新变化？下一步改革如何突破？日前，本报记者再次赴沪，专访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改革陷入徘徊时，曾起过重要推动作用的政论家周瑞金，听他讲讲对今年改革形势的看法。这是自2006年起，本报连续第四年在全国两会期间与周瑞金先生对话。

周瑞金
笔名皇甫平，1939年10月生于浙江省平阳县。曾任《解放日报》评论部副主任、主任、编委、总编助理、副总编辑、中共解放日报委员会书记兼副总编辑、《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等职。1991年以“皇甫平”的笔名，主持撰写《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评论文章，引起海内外广泛反响。2006年年初，再次以“皇甫平”的笔名，发表《改革不可动摇》一文，引发关注。2008年提出“新一轮思想解放的重心是还权于民”，引起反响。

今年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共克时艰，应对全球金融危机

新京报:又到了全国两会，今年的改革与往年相比，最大的变化，应该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作为中国改革长期观察者，您怎么看当下改革所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

周瑞金:我们走过30年改革开放历程之后，突然遇到了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对中国的冲击，主要表现在:出口下滑，企业经营困难，投资信心不足，消费需求不振，两千万农民工、上百万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支撑中国30年经济繁荣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遭到颠覆性的影响。这就是当前我们国家面临的最主要问题。

所以，今年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共克时艰，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所有的改革，都要有利于实现这个目标，这一点上下已经形成共识。

新京报:这场危机对中国改革，是促进还是延迟甚至阻碍？北大周其仁教授认为，“中国的改革是被逼出来的，这次危机是推动中国改革有实质性进步的契机”。有没有化危为机的可能？

周瑞金:我基本同意周其仁的观点。因为改革都是危机之下的改革，30年前能进行改革，就是因为“文化大革命”这场大浩劫，使我国经济走向崩溃边缘，政治冤案遍域中，民怨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老一代领导有强烈的执政危机感，不改革死路一条。后来不断碰到问题，不断靠改革推动。

这次危机如果对改革有影响，首先是一种推动作用，克服危机本身就是改革的机遇。

危机之下，三个方面的改革有可能取得突破

新京报:化危为机，在这场危机的冲击之下，哪些领域的改革，有可能获得突破？

周瑞金:三个方面的改革有可能取得突破，第一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下决心把出口导向型经济转为内需拉动型，突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日本还有亚洲四小龙，都曾经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在实行二十年以后都遇到问题，最后需要转型。今天，这个转型对我们更加迫切。

第二，从政治上说，这场危机将推动政府更加注意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接受民众监督，也能进一步推动民主政治。因为要度过这场危机，必须上下合力，让民众广泛参与，共克时艰靠的是上下一心锐意改革，在克服危机中端正党纪政风，抑制腐败。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1-28 11:52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3-8 07:53     标题: 周瑞金：金融危机对中国改革有一种推动作用(2)

第三，这场危机能推动民生问题的解决，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确立。今天碰到的最大困难，是几千万人遭遇了失业，这种状况下民生问题就突出了。当然，这些问题，不全是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而是过去30年积累下来的，比如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保障问题。危机中要通过改革，推动这些问题的真正解决。国家要大力投入，改革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国家财政预算要向民生倾斜，向增加消费方面倾斜，增加老百姓收入。

但也要警惕这场危机对改革的负面影响。现在有一种错误的看法，好像危机是市场过度发展带来的，有人提出反对市场自由；有的以我国金融体系没有受到冲击，说明我们的金融体制没有必要深化改革；也有的认为我们的政治体制模式完全不需要再做任何改革了。

这种种议论对改革起消极作用。问题出在，我们没有弄清楚这场危机的深刻根源是什么。

这场危机是新经济时代的产物，不表明自由市场不行了

新京报:这场危机的根源究竟是什么？您去年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美国人怎么看待经济危机的根源？

周瑞金:危机期间，我在美国观察了一下，也找一些专家交流探索。我感觉，这场金融危机，很多人同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相提并论，我认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上次经济危机是经济周期性发展带来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骤然兴起银行和工业资本结合，形成金融寡头集团，大量垄断社会资源，引起民生凋敝、社会矛盾激化。后来通过解决危机，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得以建立，抑制了寡头，劳资关系得到改善。

本次美国次贷引发的危机，是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引发的危机。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繁荣，世界信息的地球村推动经济全球化。美国由于发展信息新产业，产生新经济形态，推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这20年时间，经济全球化正是依赖于信息革命。中国等新生经济体所以有后发优势，就在于以信息化推动了工业化。

而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来说，新技术革命推动了虚拟经济的蓬勃发展。借助网络发展虚拟经济，使得金融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金融，大量崭新的金融衍生产品出来了。对这种金融创新产品的大量涌现，监管手段一时跟不上。美国这一次爆发危机的根源，就在于此。因为新经济支持的金融发展失控了，失去了监管。

用一句老话说，就是经济基础变化了，上层建筑却没有跟着变。

新京报:应对的思路也与上次不同？

周瑞金:要有新的手段、新的办法。美国人通过研究，提出在加强对金融创新监管的同时，需要以新的技术革命来应对危机，他们着重在研究以新能源革命作为振兴经济的途径。

以科学技术和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这是美国的特点。布热津斯基、基辛格他们都持这样的看法。

我认为这样看就比较正确了。我们要从这个层面认识危机的根源，不能认为是自由市场不行了，更不能认为要走计划经济的回头路了，那样会走上错误的道路。

即便金融危机不来，中国经济早晚也会出问题

新京报:关于当下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有几种观点，有的坚持是国际因素造成的，有的坚持是中国经济结构自身存在问题，国际的影响并不大。您的观点呢？

周瑞金:我认为，世界金融危机对我们有影响，但不是主要的，即便这场金融危机不来，我们的经济也会出现问题，内生因素是大于外生因素的。

第一，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结构、分配不合理，过分依赖投资、出口，在国家财富分配方面，国民收入占的比例过低，投资比例过大，导致消费萎缩。对外依存度畸高也是我国经济的一个病症，这些年一直没能实现很好的转型，加上这几年的国进民退，大量资源向政府和大型垄断企业集中，市场化开始走回头路。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3-8 09:09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3-8 07:57     标题: 周瑞金：金融危机对中国改革有一种推动作用(3)

第二，这两年实行“防过热、防通胀、防资产泡沫化”的“三防”政策，这个方针是否符合实际，当时就有不同看法，结果这个政策出来不久，就赶紧调整了。更严重的是，当时大家把“三防”的重点放在民营经济，打击的都是民营企业，导致资源、资本向政府、国企垄断，民间活力丧失。

结果，国际金融危机一来，订单减少，一部分外资撤退，珠三角、长三角中小型出口企业大幅度萎缩，大量工人失去了工作。

而且，我在美国切身感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的是华尔街白领阶层，这些人早已赚饱钱了，危机来了，他们没有生活之虞，不少出去环球旅游，或到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就业，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相反，在中国金融界的白领阶层受到的冲击很小，主要是外向型企业的农民工大量丢掉饭碗，这就直接影响到民生问题。

所以，我们应对金融危机，和美国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美国要研究怎么监控金融衍生产品，我们中国呢？金融还不发达，体制问题多多，我们是要提倡金融创新，进一步开放，在创新、开放中研究管理、监督的制度和措施。

4万亿投向民生、社保、中小型民营企业，鼓励创业，才是治本之道

新京报:这几年，中央将推动4万亿投资来刺激经济，拉动内需，解决就业。您对投资的方向有什么看法？

周瑞金:我国政府财力十分雄厚，投资积极性空前高涨，这是改革开放使我国国力大大提高的结果，令人鼓舞。

然而，投资比重畸高、消费比重畸低、对外依存度畸高，是我国经济的一个病症。在这种弊端明显的经济发展模式下，财富大部分集中在政府手里，今天应对危机依然以增加本来就畸高的投资来刺激经济，这就难免让人担忧:这场投资虽然能收取保增长、缓解就业压力的短期效益，但是会不会带来我国经济结构更加畸形、产能更加过剩的结果呢？

4万亿大量用在建设基础设施，比如铁路、港口、航运，当然短期内对于保持就业有好处，但从治本看，还不在这。

比如杭州到上海，要修一条半小时就到的高速铁路，这个即便不投资，差半个小时，对老百姓生活、对经济发展，有多大影响呢？这项投资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民生改善？能对经济长远发展起多大作用？这就值得研究。

新京报:您的建议是什么？

周瑞金:在我看来，一些学者关于不要把提振经济完全押宝在扩大基础设施的投资上，不要将民众银行储蓄没完没了地注入国有垄断企业，金融政策要重新向民营中小企业倾斜，开放教育、文化、艺术、传媒、卫生等行业的民营企业准入机会，更多地刺激民营企业投资而不是垄断国企低效投资，打破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户籍壁垒，通过发放消费券甚至释出部分垄断国企股权平均分配给民众等方式，推动国家财富向国民财富转移，建立完善的社保体系……

这一类思考和建议，都是值得认真思考、严肃对待的课题。

总之，4万亿要更多投向民生，投向社保，大量用在推动中小型民营企业，大力鼓励民众创业，这才是治本之道。

如果只重视基础设施和国有大中型企业，而对受冲击最为严重的民营经济不假援手的话，对调整经济发展模式不利，对改变收入分配不公和开放垄断领域不利，对新社会阶层显失公平。

反腐败，关键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新京报:人民网等网站连续几年的两会热点调查，反腐倡廉都排名第一，怎么看公众对反腐的期待？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3-8 09:13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3-8 08:03     标题: 周瑞金：金融危机对中国改革有一种推动作用(4)

周瑞金:大家关心的其实是政治体制改革。

腐败与体制有关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掌握了大量政治、经济、社会资源，大量民营企业很难得到这些资源，必然要通过政府得到这些东西。

不正之风80年代开始就有，但不太严重，为什么90年代开始严重？主要是房地产开发，土地要素资源掌握在政府手里，资本金资源掌握在国有银行手里，为占有土地、资本这些生产要素，导致了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产生大量腐败。

新京报:反腐败的出路在哪里？

周瑞金:公民社会的体制由三方面权力组成，第一，公共权力，政府掌握；第二，社会自治组织，有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力；第三，企业，有掌握市场资源分配的权力。三方面权力，相互配合、相互监督。公民社会就建立在这三元权力构架之上。

但现在，社会权力全集中到政府，社会自治组织发展不足。因此，改革政府的全能主义，才能消除腐败。

这既是政治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去年我提出，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体制改革，只有这个解决了，才能从根源上解决腐败问题。

新京报:当下，备受瞩目的一项改革，就是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全国推广此项改革的时机是否成熟？

周瑞金: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是建立民主政治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阿勒泰改革的反响非常强烈，我认为这项改革应该提上议事日程。

当然，官员财产公开难度很大。工资、奖金公开容易，不动产公开不易，到底有几处房产就不易搞清楚。至于金融性财产就更不容易搞清楚。况且，现在有很多腐败，官员本人并没有直接拿钱，大都通过子女、妻子、情人的渠道，甚至是无形的，或者是退休以后得好处。

所以，我认为监督要逐步来，先从财产公开开始，一步步做起来，能公开就是一种监督。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实际上就是还权于民

新京报:去年全国两会期间，您曾提到，新一轮思想解放的重心是还权于民，您认为，去年一年政府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

周瑞金:去年提了还权于民后，影响很大，也引起了一些质疑。

其实，还权于民不是说把政府的公共权力给老百姓，这就成无政府主义了。而是说要保障公民的权利，十七大提出要保障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还有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只有把这些权利落实到公民身上，才是还权于民。

现在政府提出要“问政于民、问计于民”，实际上也就是还权于民，因为既然要问政问计于民，首先要把情况告诉公众，信息公开，他才能出主意，才能参与，才有了表达和监督。

我认为过去的一年，在还权于民上，是有进展的，比如决策层越来越重视网民的意见，包括官员出国、抽名烟等事件被网络曝光后，都很快得到了解决，说明网民的监督权得到了重视。

还有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思维有了进步。原来总认为是“别有用心的人”操纵，说群众“不明真相”。现在公安机关提出“一般不动用警力”，是非常正确的。今天再发生群体事件，不能再说群众不明真相，人家可能比当地一些领导对真相还要了解，关键是利益格局调整中带来的问题。如果政府坐到利益那一边，维护了不法商人的利益，老百姓当然要反抗。当然，个别人打砸抢，这不可纵容，但不是主流，还是要解决老百姓的问题。这也是去年还权于民方面取得的进步。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3-8 09:14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3-8 08:11     标题: 周瑞金：金融危机对中国改革有一种推动作用(5)

一切关心社会进步的人，应当乐见“新意见阶层”的崛起

新京报:面对今年新的改革形势，应该如何继续解放思想？

周瑞金:今年我想提的，就是要正确对待“新意见阶层”，这是我年初就提出来的。

据统计，截至2008年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2.9亿，网民规模居世界第一位。这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获得的最令人鼓舞的发展成果之一。我把这批关注新闻时事、在网上直抒胸臆的网民，称为“新意见阶层”。

如果说“新社会阶层”具有巨大的经济能量，“新意见阶层”则具有巨大的舆论能量。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健康现象，特别是社会不公，他们不平则鸣，特别是遇到突发事件，从民间反日风潮、奥运火炬传递，到汶川大地震、瓮安群体性事件，他们口无遮拦、激情四溅、呼风唤雨，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凝聚共识、发酵情感、诱发行动，影响社会。

新京报:怎么评价新意见阶层的力量？

周瑞金:我认为，互联网上蕴藏着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甚至可以说，网络民意恐怕是鼓舞体制内改革的第一推动力。

去年胡锦涛总书记与人民网网民在线交流，今年全国两会前温家宝总理到新华网与网民在线交流，凸显了网络媒体是国家领导人了解民意、沟通民情、消除民瘼、吸取民智的重要政治平台。

在当前情况下，迫切需要把互联网舆情研究提上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组织传播学、社会学方面的专家，开展网络舆情研究，定期撰写网络舆情、社会思潮热点报告，摸索建立网络舆情的汇总分析和应对化解机制。要关心爱护“新意见阶层”，满腔热情支持他们健康成长。

在新的一年，一切关心国家命运和社会进步的人，应当乐见“新意见阶层”的崛起，让“新意见阶层”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改革的动力，源自上层的政治胆识与民间的推动

新京报:不久前，您曾写文章，提到对中国改革动力进行历史考察。下一步改革的动力是什么？在金融危机冲击下，用什么力量来化危为机？

周瑞金:深化改革，说来容易实行难。即使个人意识到深化改革的紧迫性，一旦企图有所改弦更张，都有一种备受各方牵制的无力感。

下一个30年，中国改革的动力何在？从过去30年的经验来看，答案只有一个:官民互动、上下借力，共度时艰。

中国改革的真正动力，源自执政党上层的政治胆识与民间力量的推动和强力支撑。

回顾历史，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是以亿万民众脱贫的强烈愿望与执政党那种“不改革就死路一条”的强烈执政危机感互相推动，而浩浩荡荡发动起来的。

90年代解决温饱问题之后，中国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政府注重GDP增长提升政绩的强烈愿望与企业管理者占据更多生产要素的强烈愿望的结合。

在相当程度上，官商形成利益共同体，或曰“既得利益阶层”。结果带来负作用，产生了把GDP当成一切，忽视社会事业、民生的发展，官商结合、权钱结合非常突出。

新京报:今天，新的改革动力在哪里？

周瑞金:近年来，党内一些感时忧国的有识之士发出“新一轮思想解放”的呼声，尤为可贵。

今天，新的改革动力，就是亿万群众，特别是以新社会阶层、新社会组织、新意见阶层为代表的广大民众，要求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与今天的决策层要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改革的强烈愿望和崭新执政理念的结合。这是今天改革的动力所在。


还是要强调改革不能动摇，危机之下更要锐意坚持改革

新京报:您对2009年改革有什么期待和方向性的建议？

周瑞金:还是要强调改革不能动摇，危机之下更要锐意坚持改革。

现在有一种错误的想法，因为中国经济取得了成就，就固步自封，感觉不到改革的紧迫性。

我们必须要认清世界发展大局，要从根本上看到我们的弱点，“四位一体”的改革不能松懈，要继续推进。而且，改革不能仅仅局限在目前化解危机，而要看到与世界的差距。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要正确总结经验教训，既要看到改革30年的成就，也不能怕讲前30年的失误。要勇于看到问题所在，对历史出现的重大问题要勇于总结教训。

改革30年后民间积累了丰厚的经济、社会能量，要在应对这一轮严峻的经济危机中得到充分施展，这是中国闯过劫难，乘风而起的关键。（原题:继续解放思想必须重视新意见阶层）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3-8 09:20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3-20 10:09     标题: 周瑞金最新访谈录及其政论（６）

民间动力：中国改革发展的希望


作者：周瑞金



在对中国民主政治的遐想中，一个13亿人的大国，一直为纷纷扰扰的民间意见的表达渠道难以畅达所困扰。让我们或许猝不及防，或许惊喜莫名的是，互联网的出现，从技术层面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走过30年改革开放历程，面对世界性金融危机的袭来，中国往何处去？执政党领导层已在各种场合表明了深化改革、科学发展的立场。胡锦涛总书记以“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表明了坚定不移的改革发展立场。温家宝总理称，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永恒动力。这表明最高决策层已认定改开放、科学发展并非权宜之计，这面旗帜要高张下去。不少地方特别是改革先行一步的地区，都表示要掀起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大潮。

有意思的是，有些文章对胡锦涛“三不”的解读，重点放在了“不折腾”，且有很强的倾向性，似乎“不折腾”的含义，就是莫对改革的去向和思路问东问西，否则就是“折腾”了。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的动力在哪里？国际?济危机势不可挡之际，用什么力量化“危”为“机”，使危机真正变成转机？

从30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验看，第一阶段的动力，来自亿万民众摆脱贫穷的强烈愿望与执政党那种“不改革死路一条”的危机感的相互推动。进入初步小康后，改革开放的动力则来自执政党注重GDP增长提升政绩的强烈要求，与企业家占据更多更好生产要素的强烈愿望的结合。在这一阶段，一些民众被边缘化，地区、城乡、贫富三大差别被à大。

目前，改革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在执政党决策层的意愿非常明确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是：中国改革发展的真正动力源自民间，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力量源自民间。也就是说，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阻力，在于对民间改革动力的不信任不鼓励甚至压制；而所谓新一轮思想解放，最需要解放思想的并非广大民众，而是执政理念落后又失去深化改革愿望的官员，是那些在第二阶段的改革发展中获取巨大利益的既得利益阶层。

“草根人物”有追求幸福的强烈意愿和无穷才智

上一个30年，每当改革面临重大进展或某个局部改革取得重要突破，几乎都?着这样的线索展开——

民间小人物“胆大妄为”的冒险“违规”，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得到开明的地方领导干部的默许甚至鼓励，经由目光敏锐的媒体报道，引发热烈讨论和争议，最终得到高层认可，推向全国，并以政策或法律使之制度化。从计划经济到“计划?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从“有计划的商品?济”到“社会主义市场?济”，对中国经济的体制性探索，从“涓涓细流”到“惊涛拍岸”的市场化大潮，就是在民间草根阶层坚持不懈的推动下，得以最终完成的。

农村改革序幕的à开，始作俑者是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个穷得叮当响的农民。他们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签下“大包干”生死状，并一举大获丰收，这点星星之火，才渐次燎?全国。而从乡村涌向城市、最初被报界称为“盲流”并欲严厉禁绝、后被称为“农民工”的“民工潮”促使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推动了城市化并成为托起“中国制造”奇迹的基石。这股大潮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旧有的土地制度、城乡壁垒和工农业的“剪刀差”。

工业方面，浙江萧山的鲁冠球悄悄办起的乡村小小农机厂，在财大气粗、包揽几乎所有资源的国营工业的夹缝中渐成气候。众多的“鲁冠球”和千万个曾被蔑视的“个体户”一起，艰难磨砺、胼手胝足，把曾?被体制和政策“围追堵截”得灰头土脸的乡村工业和小摊点小门面壮大成被红头文件从否定到默认，到鼓励、赞许，最终蔚为壮观的民营?济，在中国?济中三分天下有其二。

安徽“傻子瓜子”拥有者年广久的出现，冲决了“雇工8人以上就是剥削，必须打击”的铁律；温州街巷中涌现的小摊主、小业主“八大王”的命运起伏，抓而又放，成了民间市场及多元流通渠道走向合法化付出的局部代价；浙?海盐一剪子剪开国企改革帷幕的“小裁缝”步鑫生、河北石家庄斗胆承包亏损造纸厂的小小业务科长马胜利??来自年轻知识阶层的IT人士及新技术人士代表，如阿里巴巴的马云们??不管其后的命运怎样，他们都在不同层面冲击着几十年计划经济的体制性堤坝。

几乎每一项改革的起步，都站着这样一些“舍得一身剐”的草根小人物，而他们的背后，是无数双渴望个人幸福、渴望国富民强的眼睛。

13亿人的渴望和才智，才是推动中国改革发展的最大动力。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3-20 10:37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3-20 10:31     标题: 民间动力：中国改革发展的希望（７）

新社会阶层有强烈的改革发展冲动

30年前，“白领”、“民营企业家”、“中介组织”、“自由职业者”、“新上海人”（或“新北京人”、“新广州人”）??这些称呼会让人匪夷所思，不知所云。但今天，他们活跃于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不但成为中国?济运行和发展的润滑剂，更成为有强烈深化改革冲动的阶层。没有改革发展，就没有他们；只有继续改革发展，他们才能拥有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才能获得人生价值和成就感。因此，他们是改革发展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和依靠力量。

据中共十六大报告的定义，新社会阶层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济过程中产生的，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

据一年多以前的粗略估算，新社会阶层及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多达1.5亿，其人员构成较复杂，但有鲜明的特征：相对学历较高、拥有较多财富、多为非中共人士、不太“安分守己”、有愈来愈强烈的维护自身权益的诉求。

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产物，这个阶层对社会作出了巨大贡献，其能量已不仅仅局限于?济领域——占GDP总量65%的非公?济就出自这一阶层之手。这种能量也强烈波及社会、文化乃至政治领域。仅从立法看，保护私有财产写入宪法、非公?济36条的制订、《物权法》的最终出台，都呈现着新社会阶层的强力推动。

与此相映成趣的，还有新社会组织，即方兴未艾的各类民间性的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部分中介组织、行业D会、慈善组织以及社区活动团队，也包括在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中让世界刮目相看的志愿者队伍。这些民间人士在扶危济困、解决就业、环境保护、协调各界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发展慈善事业等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是，初生的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组织，由于人员构成复杂，价值观极不稳定，职业流动性较大，因而社会认可度仍然不高，甚至经常被虎视眈眈的“权力精英阶层”有意无意地排斥。那些能利用行政权力轻易攫取社会资源的人群，垄断发展机会，贪占改革成果，这对靠市场开放空间扩展、社会宽容度增加方有腾挪之机的阶层和组织造成很大伤害。因此，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组织有着强烈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欲求。

目前炙手可热的报考公务员热，就是一种值得警惕的社会现象。这说明体制内人士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已?到了尽人皆知、趋之若鹜的地步。年轻人一窝蜂地往体制内挤，力求在体制内分一±羹，而不是壮大创业队伍，这已说明中国改革到了一个非冲决不可的体制瓶颈。体制内的好处越明显，官本位的追求欲望越强烈，表明权力寻租对社会的腐蚀性越大，改革也就越发迫在眉睫。如果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失去创业的愿望，失去加入新社会阶层的冲动，深化改革的活力必然丧失，改革发展的道路必然障°重重。

对待新社会阶层的态度，可以说是改革的风向标之一。应对世界性金融危机拿出的4万亿，如果只重视基础设施和国有大中型企业，而对受冲击最为严重的民营?济不假援手，必定不能化“危”为“机”，也对新社会阶层显失公平。

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上世纪80年代为了保国企，防止新生的民营企业与国企争?材料、争能源、争市场，而出重手打击，阻滞了民营?济的同时也阻滞了改革进程。而所谓的“防过热，防通胀，防资产泡?化”“三防”之策，在一些地方竟被误读成专门针对民营经济，造成大量中小民企生存空间被人为挤压，在金融风暴袭来之前，就已“危”倒了一大批。

因此，要化解当前金融经济危机，要深化改革、科学发展，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首先必得借重新社会阶层的力量，重视发挥新社会组织的作用，它们或许是化解危机、实现转机的一把有效钥匙。

“新意见阶层”是改革最可依靠的民间舆论力量

有人说2007年是网络公共元年，那么刚刚过去的2008年，冠之以“中国网民年”并不过分。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3-20 10:46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3-20 10:49     标题: 民间动力：中国改革发展的希望（８）

民间“新意见阶层”在网上的崛起，是近几年来自然灾害和人为事故频发、社会矛盾加剧的情况下，中国社会一抹难得的亮色。中国网民忧国忧民的视线，锁定了诸多事关重大公共决策的事件。在网民和媒体有意无意地联手下，疏通了张扬社会公平正义的理性解决渠道。

有了网上的意见表达渠道，中国公众参政议政的声音，5000年来从未像今天这样嘹亮；中国网民推动民主政治进程的力量，从未像今天表现得这样醒目；各级政府对网络舆情的重视，也从未像今天这样焦渴——胡锦涛被人民网评为2008年度“强国论坛”最佳嘉宾。网民之于推进政治文明的积极意义，终获决策层的正面肯定。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场景，中国民意表达与最高决策层的思谋，开始走向合拍。关于“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官方表达，在网民群体得到了由衷的响应。

现在，决策层已?清晰地感受到网络庞大的民意力量。他们不再讳言乐于通过网络了解民意。每年的“两会”已成网民与中南海互动的良机。数十万网民曾在网上以“我有问题问总理”等方式，共商国是。甚至可以说，网上汹涌的民意，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决策的决心与出台的时机，甚至影响到国际舆论对中国立场的研判。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中国民主政治的遐想中，一个13亿人的大国，一直为纷纷扰扰的民间意见的表达渠道难以畅达所困扰。让我们或许猝不及防，或许惊喜莫名的是，互联网的出现，从技术层面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网络来势汹汹，铺天盖地，对某些抱残守缺的管理者来说，是天字第一号的难题，因为它防不胜防，堵不胜堵。尽管管理者可以对媒体说“不”，但网民们却如无数不在编的“记者”、“编?”、“评论员”，实时更新着对任一事件的报道和评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新意见阶层”，是改革最可依靠的民间舆论力量。回顾这些年来，在官员问责制的建立、政府公开条例的问世、打击权贵阶层的腐败等一系列政治文明进程中，都可鲜明地看到这一阶层强有力的推动。

如何对待民间三种力量是各级领导的试金石

如何对待上文所说的民间推动改革发展的三种力量，是封堵、漠视，还是鼓励、支持和因势利导？对广大民众改善物质生活、维护个人权益、扩大政治参与的要求，是看作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还是看作潜在的不安定因素而“严管、严控、严查”？这是衡量各级领导思想是不是解放、深化改革有没有紧迫感、坚持科学发展是不是动真格的试金石。

记得鲁迅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曾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维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现在的中国，绝大多数百姓分享了改革开放的成果，一部分人可能享受得多些，另一部分人可能雨露均沾，但仍心犹不甘。所以，要进一步改革开放，最需要解放思想的目标人群，恰恰是“曾?阔气的”和“正在阔气的”。他们时常不由自主地“左”、“右”摇摆，安于现状，有意无意地拒绝改革往纵深行走。事实上，当前呈现的不少矛盾与冲突，往往是这个群体为了守住和扩大既得利益、钻体制的空子而产生的。

改革大潮浩浩荡荡，人心所向，势不可挡。中央领导明确指出，继续前进必须进一步“打破束缚人们的思想和体制桎梏，极大地调动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今天，我们应当充分尊重来自民间的利益呼声和改革发展主体力量，才有可能在深化改革中打破“思想和体制桎梏”，化解金融危机，原来今后的日新月异。

笔者的结论是：执政党坚持科学发展，坚定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改革的执政理念；这种理念与新社会阶层、新社会组织、“新意见阶层”及广大民众对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的强烈要求相结合——这就是当前中国改革发展的动力和希望之所在！

文章来源：《同舟共进》（2009年第3期）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3-20 10:51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15 06:50     标题: 周瑞金最新访谈录及其政论(9)

改革的希望，在于人民的强势


作者:周瑞金



世界金融危机袭来，经济日益萎缩，失业率逐步攀升，国际贸易和投资不断下滑，保护主义壁垒有所抬头。这对支撑中国30年繁荣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产生极其严重的影响，中国往何处去？中国领导人已经在很多场合表示：迎难而上，锐意改革，共克时艰。在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为危机应对献计献策，温家宝总理在新华网与网友进行了坦诚热烈的交流。近一段时间以来，网民对政府的4万亿提振经济计划，对农民工失业和大学生就业问题，对城镇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补助，对中小企业的命运，对危机时期的政风政纪等等，表达了自己的利益诉求和善良愿望。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寒冬中，民生多艰，诸多民怨需要排解，但民心可鉴，民气可用。改革30年后民间积累的丰厚的经济、社会能量，能否在这一轮严峻的经济危机中得到充分施展，这是中国闯过世纪劫难，乘风而起成为世界强国的关键。

强势政府的底气来自强势人民

面对世界金融危机的挑战，中国政府再次显示出强势政府的姿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举全国财政之力，首先出台4万亿投资计划，主要投向基础设施。接着，各部门、地方纷纷出台投资计划。初步统计，将达10万亿以上。这说明什么？我国政府财力十分雄厚，投资积极性空前高涨。这是改革开放使我国国力大大提高的结果，令人鼓舞。

在经济强势扩张的同时，在社会稳定方面，针对2009年这个多事之秋，若干个历史事件的整数周年，经济危机背景下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政府继续绷紧自北京奥运会强力“维稳”的那根弦。从新闻宣传、互联网管理到政法部门，均以严防死守的姿态，随时捕捉发现和扑灭任何“不稳定”因素。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和60年历史的执政党，面对当前困难的国际国内形势，这样沉重的责任感、使命感可以理解，可谓用心良苦。然而，本来我国投资比重畸高，消费比重畸低，对外依存度畸高也是我国经济的一个病症。在这种弊端明显的经济发展模式下，财富大部分集中在政府手里，今天应对危机依然以增加本来就畸高的投资来刺激经济，这就难免让人担忧：这场投资“大跃进”虽然能收取保增长、缓解就业压力的短期效益，但是会不会带来我国经济结构更加畸形、产能更加过剩的结果呢？

英国《金融时报》评论指出：“目前，中国公布的财政刺激计划，并没有试图提振公共和私人消费，而是旨在使中国经济渡过难关，直到可以再次出口。这是行不通的。”“对中国来说，真正的问题并非仅仅是应对当前的全球经济衰退，而是中国现有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持续。现在，正是做出改变之时。”

加拿大《环球邮报》也发表文章说：“今天中国拥有了像样的基础设施、令人称赞的建筑和过大的工业基础。所缺的是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的足够的个人消费。要扭转这种局面，中国需要加强其人民对未来的经济安全感，使个人收入随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相应地提高。”

其实，并非只是旁观者清，我国经济学界也有类似的呼吁。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提出，不赞成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应对这次严重的世界金融危机。他怀疑政府通过增加信贷和扩大需求的办法，就能把经济从萧条当中挽救出来，担心政府对破产企业的拯救会扭曲市场的惩罚机制，导致更多的投资行为和更多的坏账，损害市场的自我修复机制，使萧条持续更长时间。张教授指出，“通过产权制度和激励制度的改进刺激生产”，才是治本之策。

另一位经济学家许小年教授也认为：中国不需要凯恩斯主义，中国需要邓小平理论。在许教授看来，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让市场发挥作用，让民众的创造力充分地涌现”。因此，他呼吁解除政府对经济的过度管制，在医疗服务、金融服务、电讯服务、交通运输、港口机场等行业放开管制，让民间资本自由进入，让民众充分地发挥想像力。

目前关注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学者和媒体，都对这样一个现象表示深深的疑虑，这就是广义的“国进民退”现象。改革之初，邓小平等人深感几十年极左政治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在经济和社会（包括思想文化）两方面大胆放开严格管制，允许农民包产到户、分田到户，摆脱人民公社体制的束缚；允许城镇居民自谋职业、第二职业，推行国有和集体企业承包制，发展非公经济；鼓励港资、台资、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允许中国公民为非境内资本企业打工。整个80年代改革，中国社会财富的涌流和物质的繁华，以民富为本，以“民富”实现“国强”。以八九十年代之交为拐点，在经济上出现了让“不法”个体户“倾家荡产”的政策宣示，在社会管理上“稳定压倒一切”的理念取代了“再也不能发生文革”的忧思。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在保护国民经济命脉、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的考虑下，经济政策向国有企业大幅度倾斜，非公经济虽在继续发展，但得到更多发展机会的不再是像80年代年广九那样的平民百姓，而是有着浓厚官场背景、擅长官商勾兑的企业管理者。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15 06:57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15 06:58     标题: 改革的希望，在于人民的强势(10)

为了进一步看清这个问题，我想摘录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丁学良在一篇文章中引述的两组数据：

据清华大学研究社会流动（socialmobility）的李教授及其小组发现，改革的前期即1978-1990年间，中国很多社会基层家庭的子女，能够走出其父母所在的低阶层的机会，远高于1990年代初之后。因为在这之前，家庭所承担的教育支出较少，主要由国家买单，很多贫寒子弟可以通过高等教育，在社会里获得上升的通道。但此后社会流动变得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到了1990年代末及本世纪初，就更难发现大面积的、来自中国社会底层的青年人找到上升的机会。

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等人的研究指出：在1990年前的十多年，中国的金融系统和地方政府，对非国有、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相当大。然而，从1990年代初以后，中央政府的经济金融政策越来越大量照顾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的垄断性国有企业。到了2007年，全国资产性的财富总量中，76%掌握在政府，只有1/4在民间。特别是从1995年税收政策改变到2007年的12年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5.7倍，而同时期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只增加了1.6倍，农民的人均收入只长了1.2倍。这些数据揭示的问题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在世界金融危机日益拖累甚至可能拖垮实体经济的时候，在中国GDP增长靠政府投资和出口两轮驱动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如果真正实现国内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听听丁学良先生的告诫是不无益处的，即“必须让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重大转型，从‘少数人先富起来’，转向大众资本主义——让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有发财的机会、从而有递增的民间消费能力，这才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最重要的轮子”。这里，我们似不必拘泥于“大众资本主义”还是“大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辨，更重要的是丁学良先生所言：“在各行各业里创业和发展的资源及条件，应该大量开放给普通的公民，而不是垄断在政府手里、然后大量暗中输送到权势者亲友的手里。”

如果我们意识到上述忧思不是空穴来风，更非别有用心，那么，一些学者关于不要把提振经济完全押宝在扩大基础设施的投资上，不要将民众银行储蓄没完没了地注入国有垄断企业，金融政策重新向私营中小企业倾斜，开放教育、文化、艺术、传媒、卫生等行业的私营企业准入机会，更多地刺激民营企业投资而不是垄断国企低效投资，打破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户籍壁垒，通过发放消费券甚至释出部分垄断国企股权平均分配给民众等方式，推动国家财富向国民财富转移……这一类思考和建议，都是值得认真思考、严肃对待的课题。

在“文革”后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时刻，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果敢地启动思想解放运动和中国改革进程；今天，在应对1929-1933年以来最严重的世界金融危机的历史关口，同样需要思想解放、七嘴八舌、集思广益，让中央和地方、党组织和普通党员，党内和党外，对于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挑战和深化改革的思路广泛建言、畅所欲言，并认真倾听国外有识之士的学术建议，借鉴国际组织和外国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社会和谐稳定”，需要政府和民间双引擎，上下一心，形成合力。要真正把民间作为经济发展、利益协调的主体，在危机中政府这个权力主体与民间这个权利主体一定要顺畅沟通，共同发力，携手破解避免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的诸多难题。

经过30年经济改革和社会进步，中国民间蕴藏着极为丰厚的发展资源，共产党领导的强势政府采取充分发动民众的政策取向，就具备了抗御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底气。

经济危机是社会不稳定的预警信号

世界性的危机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说是挑战，西方发达国家可能利用相对成熟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修复机制，在危机中率先脱险，还有可能把危机转嫁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美国债务的最大持有人中国，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搞不好也有可能翻船；说是机遇，在1929-1933年那一次世界危机中，成功摆脱危机的美国一举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头牌强国。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15 07:01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15 07:04     标题: 改革的希望，在于人民的强势(11)

对于中国而言，目前面临的挑战是相当严峻的。且不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三，绝非30年前较小的经济规模可比，在庞大的基数上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更为困难；30年改革过程中绕过去的很多历史深层次问题，30年改革后产生的很多新的深层次矛盾，都在积累、发酵。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在经济危机中最容易发生社会不稳定。经济高速发展时，几乎所有社会群体都从发展中受益，区别只在于受益的多寡（贫富悬殊当然也是个严重问题），可谓GDP增长“一俊遮百丑”；但根据詹姆士·戴维斯的“J曲线理论”，人们的期望值容易被繁荣的经济鼓动得很高，一旦经济增长出现拐点，生活状况的改善难以满足人们的较高期望，社会上不满情绪便高涨起来。因此，动乱常常发生在长时期经济繁荣之后突然萧条的时候。2009年，经济下行可能还没触底，我们还要为GDP增长“保八”而奋斗，保持社会和谐尤其是政治稳定，与保持经济平稳发展同样重要。2009年这两个“稳”字需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我们还需看到，经过30年改革，社会管理体制发生深刻变化。在经济领域，中国人获得了较大的自由度。在消费者权利、物权、人身自由等方面，中国人的权利意识复苏，公民维权行动得到长足发展。特别是近两三年来，互联网的普及，增加了社会现实矛盾的能见度，网络舆论成为现阶段最现实也最具影响力的权力监督手段。这是改革30年在社会自由和民主化方面的重大成就！但是，问题也有它的另一面：社会透明度的增加，网络监督的抬头，必然要求形成强有力的权力制衡机制，要求司法公正，要求廉政和依法行政，要求透明的公共财政，要求切实保障公众的政治参与。但正如党内外几乎一致的共识：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严重滞后。在这种情况下，公民特别是网民的参与意识越强烈，内心的被剥夺感也会越深刻。我们有必要重温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的一段警世之言：“革命的发生并不总是由于萧条、衰退和条件恶化。一个习惯于忍受的民族，根本不知道有压迫的存在，而当这种压迫减轻了时，他们反而意识到了压迫，于是开始反叛。被革命摧毁的统治，往往就在它作出改进和改善的时候，往往就在它接受恶劣统治的教训的时候，往往就在它迈出改革第一步的时候，革命却发生了。”党领导中国已经进行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从过去大一统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引进多种所有制和市场经济，进行了邓小平所谓的“第二次革命”，釜底抽薪避免了另一种我们不愿看到的“革命”的发生；但要避免相当程度的社会动荡，还必须在中国改革前30年对我们的政治体制进行了“改进和改善”后，下大决心实施较为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

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滞后，将让中国社会，包括执政党，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这类话，党内外有识之士说了很多年，在世界金融危机蔓延的2009年，恐怕更不能视为危言耸听了。

中国改革动力的历史考察

深化改革，说来容易实行难。似乎上上下下各有苦衷，即使领导者个人意识到深化改革的紧迫性，一旦企图有所改弦更张，都有一种备受各方牵制的无力感。下一个30年，中国改革的动力何在？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实体经济势不可挡之际，用什么力量来化“危”为“机”？

从过去30年的经验来看，上述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官民互动、上下借力，共度时艰。中国改革的真正动力，源自执政党上层的政治胆识与民间力量的推动和强力支撑；化解经济危机的力量，除了党和政府的果断决策、坚强领导，还需要来自民间，要十分重视发掘和释放民间的经济社会能量。换言之，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阻力，是对民间改革动力的不信任、不鼓励甚至是压制；而所谓“新一轮解放思想”，最需要思想解放的，也不是民间不是百姓，而是缺乏远见更缺乏担当精神的官员。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15 07:06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15 07:08     标题: 改革的希望，在于人民的强势(12)

在我们熟知的以历次党代会、中央全会和若干个“一号文件”、“N号文件”构成的中国改革史之外，我们不妨再做一次改革动力的历史考察，看看来自中国民间的力量，如何与励精图治的几代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上下呼应，江湖与庙堂联动，自下而上地瓦解了束缚经济发展的传统体制，松动、融化了被传统体制板结了的中国社会。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看民间的作用力：

一、中国民间“草根人物”的崛起，始终拥有要求改革、寻求发展、追求幸福的强烈意愿和无穷智慧

上一个30年，每一次改革面临重大进展，或是某个局部改革取得重要突破，几乎都循着这样一个线索展开：

——民间小人物“胆大妄为”的冒险“违规”，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得到开明地方领导干部的默许甚至鼓励，经由目光敏锐的媒体记者的报道，引发热烈讨论和争议，最终得到高层认可，推向全国，并以政策或法律将之制度化。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体制性探索，从涓涓细流到惊涛拍岸的市场化大潮，就是在民间草根阶层坚持不懈的拱动下，才得以最终完成。

农村改革序幕的拉开，始作俑者是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个穷得叮当响的农民。他们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签下“大包干”生死状，并一举大获丰收，这点星星之火，才渐次燎原全国。而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城市化的推动者、托起“中国制造”奇迹的基石，更源自从乡村涌向城市、最初曾被党报称为“盲流”欲严厉禁绝、后来被称为“农民工”的“民工潮”。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冲决了旧有的土地制度、城乡户籍壁垒和工业农业的剪刀差。

工业方面，浙江萧山的鲁冠球悄悄办起的乡村小小农机厂，在财大气粗、包揽几乎所有资源的国营工业的夹缝中渐成气候。众多的“鲁冠球”，与千万个曾被蔑视的“个体户”一起，把曾经被体制和政策“围追堵截”的灰头土脸的乡村工业和小摊点小门面，胼头胝足地壮大成蔚为壮观的民营经济，“红头文件”从否定到默认、鼓励，最终在中国经济中三分天下有其二。

而安徽“傻子瓜子”年广九的出现，冲决了“雇工8人以上就是剥削，必须打击”的《资本论》铁律；温州街巷中涌现的小摊主、小业主“八大王”的命运起伏，抓而又放，成了民间市场及多元流通渠道走向合法化付出的局部代价；浙江海盐一剪子剪开国企改革帷幕的“小裁缝”步鑫生，河北石家庄斗胆承包亏损造纸厂的小小业务科长马胜利，从监狱里出来就敢用国企积压的罐头从苏联换回飞机的川人牟其中，阿里巴巴的马云等年轻知识阶层的IT新技术人士……不管他们最终的命运怎样，都在不同层面冲决着几十年拒绝市场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性堤坝。

几乎每一项改革的起步，都站着这样一些“舍得一身剐”的草根小人物，而他们的背后，是无数双渴望个人幸福、渴望国富民强的眼睛。

13亿人的渴望和智慧，是推动中国改革最大的动力。

二、中国民间新社会阶层、新社会组织，因改革而诞生而壮大，始终拥有最强烈的改革冲动

30年前，“白领”、“民营企业家”、“中介组织”、“自由职业者”、“新上海人”（或“新北京人”、“新广州人”）、“消费者协会”、环保NGO……这些称呼会让人匪夷所思，不知所云。但今天，他们活跃于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不但成为中国经济运行和社会进步的润滑剂，更成为有强烈改革冲动的阶层。没有改革，就没有他们；只有继续改革，他们才能拥有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才能获得人生价值和成就感。因此，他们是改革最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和依靠力量。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15 07:09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15 07:13     标题: 改革的希望，在于人民的强势(13)

根据中共十六大报告的定义，新社会阶层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产生的，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６个方面的人员。

据出自统战部官员一年多以前的粗略估算，新社会阶层以及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人数多达1.5亿。他们人员构成较复杂，但有鲜明的特征：相对学历较高，拥有较多财富，多为非中共人士，不太“安分守己”，时有逾界行为，有愈来愈强烈的社会改良意识和政治诉求。

作为改革开放产物的他们，对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的能量已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占GDP总量65%的非公经济贡献就出自他们之手，也强烈波及了社会、文化乃至政治领域。仅从立法看，私有财产保护的写入宪法、非公经济36条的制定、《物权法》的艰难出台，都呈现着他们的强力推动。

与此相映成趣的，还有新社会组织。也就是方兴未艾的各类民间性的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部分中介组织、行业协会、慈善组织以及社区活动团队；也包括在南方雪灾、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中，让世界刮目相看的志愿者队伍。他们在扶危济困、解决就业、维护公民权益、推动环境保护、协调各界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立下汗马功劳。他们可以疏通民间不满情绪的宣泄渠道，充当社会矛盾的减压阀，在政府和民众之间开辟出辽阔的中间缓冲地带。

但是，初生的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组织，由于人员构成复杂，价值观极不稳定，职业流动性较大，因而社会认可度仍然不高，甚至还经常被体制内有意无意地排斥。那些习惯于公权力唱独角戏的大一统社会治理模式的领导干部，那些沉迷于凭借行政权力轻而易举占有社会资源、垄断发展机会、独占改革成果的人群，对这些靠市场的开放空间、社会宽容度增加才有腾挪之机的阶层和组织，造成很大的伤害。

目前炙手可热的报考公务员热，就是一种值得警惕的社会现象。说明体制内人士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已经到了尽人皆知、趋之若鹜的地步。年轻人一窝蜂地往体制内挤，力求在体制内分一杯羹，而不是壮大中产阶层——说明中国改革已经面临一个非冲决不可的体制瓶颈。体制内的好处越明显，表明权力寻租对社会的腐蚀性越大，改革也就越发迫在眉睫。如果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失去加入新社会阶层的冲动，改革的活力可能丧失，改革的希望可能泯灭。

因此，决策层对待新社会阶层的态度，可以说是改革的风向标之一。应对经济危机，拿出的四万亿，如果只重视基础设施和国有大中型企业，而对受冲击最为严重的民营经济不假援手的话，对调整经济发展模式不利，对改变收入分配不公和开放垄断领域不利，对新社会阶层显失公平。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上世纪80年代为了保国企，防止新生的民营企业与国企争原材料、争能源、争市场，而出重手打击，阻滞了民营经济的同时，也阻滞了改革进程。而前年提出的“防过热、防通胀、防资产泡沫化”的“三防”之策，在一些地方也被误读成专门针对民营经济，造成企业生存空间被人为挤压，在金融风暴袭来之前，危机已现。

而决策层和执行层对新社会组织的压制，则会在社会矛盾积聚、凸显、日益濒临爆发点的情况下，使党和政府直接面对因利益受损或期望受挫而无助、愤怒却又散乱无组织的各类草根民众，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可能连一个可以对话沟通的民众代表都不容易找到，也没有了居间调停缓和民众情绪的社会中介组织。结果，只能使任何一个原本针对某个地方、某项具体政策、某些基层小吏的不满，迅速升级放大为对政府的总体抗议，对干部阶层治理能力和廉洁度的总体否定，甚至是对执政合法性的质疑。

因此，要化解经济危机，要深化改革，要解放思想，必得借重新社会阶层、新社会组织的力量。他们可能会成为协助化解危机的一把有效钥匙。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15 07:14     标题: 改革的希望，在于人民的强势(14)

三、新意见阶层的问世，营造了舆论民主的平台，丰富了意见表达的渠道，成为深化改革的舆论先声

民间“新意见阶层”在互联网上的崛起，是近几年来自然灾害和人为事故频发、社会矛盾加剧的情况下，中国社会一抹难得的亮色。中国网民忧国忧民的视线，锁定了诸多事关公共决策的大大小小的事件。细细梳理近年来的网络焦点，诸如陕西华南虎照片的真伪之辩，山西“黑砖窑”的曝光，厦门PX项目的迁址与上海磁悬浮建设是否影响沿线居民的争议，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以及《物权法》大讨论，西藏拉萨事件与西方媒体的对峙，汶川大地震诸多救人线索的网上披露以及对校舍建筑质量、救灾物资公平分配等问题的反复诘问……诸多事件，是在网民和传统媒体的联手下，拓展了张扬社会公平正义的理性解决渠道。

有了网上的意见表达渠道，中国公众参政议政的声音，五千年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嘹亮；中国网民推动民主政治进程的力量，从来没有像今天表现得这样醒目；各级政府对网络舆情的重视，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焦渴——胡锦涛与人民网网友在强国论坛的交流，成为“中国网民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因此，胡总书记无可争议地被评为2008年度“强国论坛”最佳嘉宾。网民之于推进政治文明的积极意义，终获决策层的正面肯定。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场景，中国民意表达与最高决策层的思谋，开始走向合拍。关于“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官方表达，在网民群体得到了最由衷的响应。

现在，决策层已经清晰地感受到网络庞大的民意力量。他们不再讳言通过网络了解民意。每年的两会，已成网民与中南海互动的良机。数十万网民曾以网上“我有问题问总理”等方式，共商国是。温家宝总理在两会答记者问中，以网友提问作为开场白。而各地“诸侯”网上给网民拜年，与活跃网友见面对话，已蔚成风气。最近，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网民各界人士调查委员会”，到晋宁县看守所实地调查农村小伙子李荞明因“躲猫猫”游戏而触墙死亡事件，虽然于法理无据，也不宜提倡，却创造了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上的第一次：网友可以堂而皇之进入事发现场，而不需要像前些年一些突发事件中偷偷摸摸当“公民记者”。地方党政机关不想“躲猫猫”，更体现了政府对民意的尊重和某种敬畏。而洛阳一些活跃网友和版主被推选为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则表明地方政府有诚意也有胆识，建立整合与吸纳网络舆论的机制。我们甚至可以说，网上汹涌的民意，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决策的决心与出台的时机，甚至影响到国际舆论对中国立场的研判。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中国民主政治的遐想中，一直困扰于一个13亿人的大国，纷纷扰扰的民间意见表达的程序和渠道难以十分畅达。让我们或许是猝不及防，或许是惊喜莫名的是，互联网的出现，从技术层面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网络来势汹汹，铺天盖地，无远弗届，无孔不入，对抱残守缺的管理者来说，是天字第一号的难题，因为它防不胜防，堵不胜堵。尽管管理层可以对传统媒体说“不”，但网民们如无数没有编制的“公民记者”、“网络意见领袖”，时时更新着对任一事件的报道和评论。

而这个新意见阶层，正是改革最可依靠的民间舆论力量。回顾这些年来，我们在官员问责制的建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问世、打击权贵阶层的腐败等一系列政治文明进程中，都鲜明地看到了他们强有力的推动。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15 07:21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15 07:23     标题: 改革的希望，在于人民的强势(15)

警惕普通民众在改革中被边缘化

美国历史学家胡克在一本薄薄的专著《历史上的英雄》中指出：“历史上的英雄是在决定一场争端或事件发展方向时无可争辩地起了主要作用，而且若不按其方式行事就将导致极其不同后果的那个人。英雄能找到历史前进道路上的岔口，但也可以说他能自己创造一个。他凭借他那理解事务的超常素质，选择另一途径以增加成功的可能性。”胡克相信，判断一个社会能否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的依据是：“它的领导层的质量和它的人民的品质”。30年前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领导层，从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特别是多年惨烈的党内斗争中一路走来，是传统体制的内耗中硕果仅存的优秀分子；而广大人民群众从新中国几十年的折腾中大彻大悟，积累了改革旧制、创造历史的强烈冲动。当时“领导层的质量”和“人民的品质”足以傲视世界，是几十年极左政治浩劫后为民族复苏留下的一线旺盛的血脉。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正是以亿万民众脱贫的强烈愿望与执政党那种“不改革就死路一条”的强烈执政危机感互相推动，而浩浩荡荡发动起来的，是自下而上的破旧立新和自上而下的规划实施完美结合的伟大革命。

90年代进入小康社会后，中国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政府注重GDP增长提升政绩的强烈愿望与企业管理者占据更多生产要素的强烈愿望的结合。在相当程度上，官商形成利益共同体，或曰“既得利益阶层”。深化改革，最大的障碍往往是“既得利益阶层”。而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和整个80年代居于改革舞台中央的普通民众，则急剧边缘化。据社会学家孙立平等人的研究，改革初期激发中国活力的社会流动到90年代基本停止，官民、贫富分野而且代际相传，从社会底层进入社会上层的门槛越来越高，基本上难以逾越。这一情况值得我们忧思。如果一个社会大面积堵塞了底层民众的上升通道，这个社会就将丧失变革的动力和能量，结果可能会像地震后形成的“堰塞湖”一样，民怨、民愤淤积，最终可能会冲毁改革以来形成的经济繁荣和制度化成果，出现全社会上上下下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因此，近年来党内一些感时忧国的有识之士发出“新一轮思想解放”的呼声，尤为可贵。我觉得，事实上，如何对待上述三个层面的民间推动改革的力量，是封堵、漠视，还是鼓励和因势利导？把广大民众改善物质生活、维护个人权益、扩大政治参与，看做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可以调动、整合，还是潜在的不安定因素，需要“严管、严控、严查”？这一点是衡量决策层思想是不是解放，改革是不是动真格的试金石。

面对世界金融经济危机袭来，中国新阶段改革发展的动力和希望究竟何在？如果说改革30年前两个阶段的主要动力，来自民众脱贫的强烈愿望与执政党强烈的执政危机感互动，政府注重GDP增长提升政绩的强烈愿望与企业管理者占据更多生产要素的强烈愿望相结合，那么今天，中国改革发展的新动力、新希望就在于：执政党坚持科学发展、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改革的强烈愿望和崭新执政理念，与新社会阶层、新社会组织、新意见阶层及广大民众强烈要求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的完美结合！

上一轮经济危机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33年的就职演说值得我们深思借鉴：“现在首先是要讲真话的时候，坦率地、大胆地讲出全部实情”；“在我们民族生活中的每一个黯淡的时刻，坦率和有力的领导人都得到人民自身真诚的谅解和支持，而这正是胜利之本。”近来，我们常说企业对投资要有信心，公民对消费要有信心，还有一个信心可能更为关键，就是政府对自己的人民要有信心。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首创精神，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这是共产党人的经典口号。我们说了几十年。但真正做到这一点，需要各级领导干部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勇于担当的胆识，需要视民如殇的人道主义情怀，说到底，也需要领导层的坦然自信。不仅要教育人民群众相信党、相信政府，各级领导干部自身也要相信人民群众，是经济和社会双“维稳”的主体和动力，而不是在群体性事件等场合“维稳”防范的对象。要相信党和政府具备改革创新的能力，相信“领导层的质量”和“人民的品质”，具备抵御世界经济危机、化解规避潜在社会动荡、甚至化危为机，迈向世界强国的政治实力。要真正做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并智慧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样才能汇聚起攻坚克难的强大力量。

如此，则中国前途幸甚，中国人民幸甚！

文章出处：「炎黄春秋」(2009年第6期)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15 07:24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13 06:53     标题: 周瑞金最新访谈录及其政论(16)

【作者按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一个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起步，经过60年的发展，特别是近31年的改革开放，新中国成功地崛起于世界的东方。60年一个甲子、一个轮回，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党，对我们的人民，有理由也有信心抱一份美好的期待。正如胡锦涛主席在国庆日的天安门城楼上所庄严宣告的：“中国人民有信心、有能力建设好自己的国家，也有信心、有能力为世界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


——国庆60周年感言


作者：周瑞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一个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起步，经过60年的发展，特别是近31年的改革开放，新中国成功地崛起于世界的东方。

　　人民共和国的60年并非一帆风顺。辉煌的成就来自于沉痛的教训。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57年的反右派“造成了不幸的后果”；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1959年的“反右倾”导致“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因此，我们在欢庆共和国60周年伟大胜利的同时，决不能忘记“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中数以千万计的冤魂，还有更多的遭受残酷整肃的优秀人才和普通公民。国庆期间文化部组织上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用4分钟的时间表现“文化大革命”，不回避不渲染，值得肯定。勿忘历史教训，方能鉴往开来。正是因为清醒地认识到那些年的种种失误，才有了邓小平同志主导的伟大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说，回避历史教训，只讲辉煌60年，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凭借我们党和人民百折不挠的韧性和灾难修复的能力，在至少整整两代人流汗、流泪，甚至流血奋斗的基础上，新中国60年才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社会进步。外国政治家、媒体和学者只要不带政治偏见，都会承认这一点。美国纽约帝国大厦在9月30日晚至10月1日清晨，首次为中国国庆亮灯，“向中国人民致敬”，是一个代表。

    从国际环境看中国，更能体会到新中国沧海桑田的伟大成就。整整90年前，旧中国是帝国主义列强饕餮宴席上待宰的羔羊。1919年巴黎和会签订的“凡尔赛和约”，粗暴地把战败国德国在战胜国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回中国引发了愤怒的“五四”学生运动。1945年2月美英俄三国《雅尔塔协定》绕开反法西斯战争主力之一的中国，秘密商定恢复沙俄时期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包括苏联控制旅顺、大连两个不冻港，以及穿越中国东北的中东与南满铁路，让八年抗战胜利在望的中国人民咽下一颗苦果。斗转星移，今日新中国已经上升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在近一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中，全世界更是深切地感受到中国的份量。经常有外国媒体议论G8（西方八国集团）、G20（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20国论坛）还是G2（中美共治）的问题。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0-13 07:00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13 07:01     标题: 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17)

　60年一个甲子、一个轮回，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党，对我们的人民，有理由也有信心抱一份美好的期待。正如胡锦涛主席在国庆日的天安门城楼上所庄严宣告的：“中国人民有信心、有能力建设好自己的国家，也有信心、有能力为世界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邓小平晚年谈话的警醒

　　据《邓小平年谱》记载：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同志与弟弟邓垦谈话时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364页）

　　16年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就以其极具前瞻性、穿透力的政治眼光，看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提出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今天，为了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人民大众的福祉，国庆60周年大典过后，是我们勇敢地正视这些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的时候了！

　　列宁说过，纪念伟大的历史节日，为的是解决和推动当前的革命任务。实际上，这些年来，党内外，特别是互联网上，对于如何解决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凝聚深化改革的动力，疏通国家继续前进的航道，已经有很多敏锐的感悟和深刻的思考。目前在方方面面担负重要领导工作的一些同志，对于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艰难，对于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性、繁重性，更有深切的体会，时时怀有重整纲纪的冲动和孤军难振的无力感，很多抱负和无奈只能深埋心底。

　　我作为一名先后在地方党报和中央党报工作近五十年的老兵，现已退休多年，个人了无牵挂。在新中国六十华诞之时，谨以对我们党、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一份痴诚，有责任知无不言，直陈己见，同时也可以说是概括和转述了党内很多老同志的一些忧虑与思考。

纠正利益格局的倾斜

　　70年代末到90年代上半叶的改革语境比较单纯，就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松绑，减少行政权力的干预，让城乡老百姓和公有制企业的普通职工有独立谋生、自由创业或自主经营的空间。这实际上是执政党和政府向全国人民让利、让权的过程。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0-13 07:08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13 07:09     标题: 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18)

　这样的改革唤起民间极大的创业热情。非公经济创业和公有制企业承包经营对年轻人的感召力，从当时的一个流行语“出生入死”（离开政府机关则活，进入政府机关则死）可见一斑。而当时大多数机关干部尚能安于计划经济体制内的福利，对利用所掌控的社会资源与市场勾兑尚有政治和道德的自我约束。因此，前十几年的中国改革和经济增长成果，基本上做到了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分享，老百姓从改革中得到最多实惠。

　　在农村，最典型的普惠制改革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小岗村18户农民分田到户的铤而走险，得到万里同志等开明官员的同情和庇护，最后由于邓小平同志的有力支持和胡耀邦同志的热情鼓动，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广开来。改革前，在人民公社体制下，每三个农民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贫困之中。改革后，广大农民怀揣发家致富的冲动，推动了农村的经济增长，在消除贫困方面创造了令世界敬佩的奇迹。从1978年至2007年，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2.5亿下降到1479万，减少了2.35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从30.7%下降到1.6%。

　　在城市，政府的改革政策也主要造福平民。在两三千万“知青”回城的压力下，政府鼓励自谋职业，恢复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空间。胡耀邦同志在中南海接见个体劳动者代表，赞扬他们扔掉铁饭碗，自食其力，为国分忧“最光彩”。由于总书记的这句话，私营经济在新时期也被称为“光彩的事业”。从部队营级干部转业的姜维，在大连市动物园门口摆摊照相，后来领取了新中国第一张私营公司营业执照。而出身草莽的年广久经营“傻子瓜子”，三次受到邓小平同志的关照，指示政府不要动他，“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

　　那是一个牧歌般行进的改革年代。正如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所言：“农村面貌一新，农民心情相当舒畅”；城市“人民生活由于工资调整、就业增加、住房增加，也开始逐步有所改善”。1984年10月新中国35周年大庆，天安门广场游行队伍中北京大学的学生自发打出标语“小平您好！”这正是来自底层的民众以最朴素的情怀，表达了对党和政府改革开放政策的由衷拥护和感激。

　　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为市场经济的大发展扫平了道路。1993年以后，朱镕基总理在江泽民总书记大力支持下，主导实施大规模的国企改革、税制改革、外贸改革、金融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如果说80年代主要是非公经济的增量改革，规模有限，那么90年代推进的则是公有制经济存量改革，涉及国家的经济家底，伤筋动骨，影响深远。在战略上，政府提出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在理论上，明确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大规模的五大改革，特别是中小型国企改制，终于撼动了长期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也为人民大众自由地谋取利益，为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拓展了广阔的道路。五大改革带动了90年代私营经济的发展大潮，加上对外资扩大开放，新中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私营企业在内资企业的比重已经上升到7成多。据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介绍，目前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已从1979年的不足1%提高到60%左右，吸纳的就业人数占全国城镇就业的70%以上。市场机制在我国已发挥基础性作用，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和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市场调节价所占比重已分别达到95.6%和92.4%。可以说，经过几十年清一色的公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闭关锁国的曲折教训，新中国已经成功地扬起了市场经济的风帆，创造性地开辟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的新航道。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13 07:12     标题: 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19)

　国企改制中出现了管理层MBO、员工持股、破产改制等多种产权改革做法，虽然存在国家监管不力、交易不够透明、国有资产流失等严重问题，但如果当时不痛下决心改革，国有资产在市场发展的度量衡中会流失（贬值）得更快。

　　进入21世纪，特别是发生了市场化方向的改革争论以后，另一种政策取向占了上风。一些同志转而强调扩大国企的市场份额和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认为只有强化国企特别是央企才能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于是，在电力、交通、能源、电信、金融等领域，出现了超大型国企，块头之庞大直逼世界500强企业（但经济效益，如资源产出率等与之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它们不仅保持着经营高度垄断，而且影响到、甚至一手把持了市场定价权和政府的产业政策走向。

　　与此同时，普通民营企业介入大中型国企产权改革的通道被基本堵塞，公司内部人收购办法也被基本叫停。虽然在党内外有识之士共同努力下，政府出台了“非公经济36条”，即2005年2月19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承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对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资核准、融资服务、财税政策、土地使用、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与公有制企业“实行同等待遇”，但实际上非公经济在金融服务、通讯电子、新闻出版等近30个产业领域仍然存在市场准入阻碍。民盟中央的一份提案揭示：从税费制度看，民营企业创业门槛越来越高，收费越来越多，创业积极性受到打击；从融资体系看，民营企业融资还不及全社会的10%，银行对非公企业的拒贷率超过56%，超过70%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从去年11月制定的4万亿投资扩大内需计划，到今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9500亿元财政赤字，如此巨大的蛋糕，舆论普遍担心大多被“国”字号切走，民营企业的流动性、市场和政策空间会受到进一步挤压。在今年全国“两会”中，不少民营企业界政协委员呼吁：让民企共同参与国家4万亿的投资，产业振兴要多考虑民企，保增长和保就业的重点是保民营企业，因为数量巨大的民营中小型企业是中国最大的劳动力蓄水池。然而，与全国“两会”的呼声背道而驰，今年受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民营中小型企业的日子很不好过，钢铁、地产等行业频频出现了民营企业因经营困难而被国有企业收购的案例。而以“做大做强”或“安全整顿”为名，侵占私有产权的现象也在一些地方公然出现。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13 07:22     标题: 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20)

90年代的“国退民进”中，人们担心的是“掌勺者私分大锅饭”，搞不公平的私有化。现在的趋势倒过来了，是“国进民退”，民营中小企业受到损害。改革进行了31年，国企还没有从很多竞争性行业退出，或者退而复进，在银行信贷等方面仍然是国企优先。1993年启动的大规模“国退民进”在很多领域被喝止，由此出现了新的问题：一些国企管理层和掌握社会资源配置权的某些政府官员勾兑，与民争利，贪腐成风。如果说90年代的国企改制中曾经存在透明度不高、政府监管阙失，今天超大型国企的内部管理如利益分配等透明度更低，政府对于其管理层薪酬、税收贡献、贪污受贿等问题的监管更加乏力。

　　“国进民退”的新格局，“非公经济36条”贯彻乏力，暴露出普通民营企业的发展困境。但这并不妨碍某些掌握社会资源配置权力的官员亲属以民营企业身份，通过公权力，以各种瞒天过海的手法大肆攫取国有企业财产，大肆攫取各种公共资源。例如，在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土地管理和矿产资源开发、金融等中纪委反腐“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都有他们长袖善舞的身影。伴随国家资本主义增强的趋势，这些具有特殊权力背景、“高举高打”的民营企业，厕身其后的官员亲属及其“特殊关系人”群体，也包括像黄光裕这样出身寒门但精通官商勾兑的商人，从中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赚得盘满钵满，引起社会民众对民营企业的反感与误会。

　　在改革启动阶段，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从而“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显然，这里的一部分人，主要指的是较少受到政府经济管制的普通民众。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政府为减轻财政负担而鼓励经济自由化的结果，而且只有依托于市场自由竞争中的谋生、谋利方式才有可复制性，才谈得上别人“向他们学习”，才有可能成为“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与此同时，邓小平同志严厉要求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恢复延安的光荣传统”，艰苦创业，“反对特殊化”，防止“成了老爷”，并称之为“一场严肃的斗争”。在经济改革进入第31年的时候，我们的改革政策取向，是否极大地增加了政府财政负担而压缩了经济自由化的空间，在多大程度上还能给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生活先好起来”的努力机会，在多大限度上能有效地制约政府机关和国企党员干部的“特殊化”和“成了老爷”，值得深刻检讨。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13 07:24     标题: 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21)

与“特殊利益集团”的切割

　　回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国改革发轫期，一大批老一代革命家主导中国政局，以震古烁今的胆识，引导党和国家走向改革开放的新航道。邓小平、叶剑英、陈云、胡耀邦等人以对党的历史的深刻反省和道德内疚，更是以对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远见和历史担当，作出了与解放后愈演愈烈的极左路线分道扬镳的战略决策。三中全会后党的领导集体，在政治生活中击退“文革”中的造反派及“凡是”派等；在经济政策上，以“西水东调”工程为突破口，告别“一大二公”的大寨经验；以“渤海二号”事故为切入点，清理计划经济时期石油会战式的经济组织方式。老一辈革命家勇于与传统政治经济利益结构切割，毅然放下自己熟悉并参与缔造的传统理念和执政手法，壮士断臂、大破大立，才开启了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

　　今天，本着十七届四中全会勉励我们“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的精神，我想探讨一下党和政府如何清理改革以来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问题。社会主义中国实行人民当家作主的国体，政府努力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但是也要承认，随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全社会过去高度整合的利益格局发生了分化。早在1988年3月，十三届二中全会就富有远见地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不同利益集团的分化和相互竞争，不仅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常现象，而且是市场体系发育成熟的一种标志。但值得警惕的，是以公权力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出现和日益壮大。

　　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在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中，在前述房地产业、矿山资源产业、金融证券业以及能源产业等领域，政商勾兑寻租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进入新世纪，伴随“国进民退”和普通民营企业受到贬抑，部分国有垄断企业，以及不少具有官员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以公权力为靠山和保护伞，肆无忌惮地赚取超额利润，甚至寻求非法资本回报。这引起经济学家吴敬琏等人的极大关注，近年来吴敬琏先生反复强调要严重注意防止我国走上权贵市场经济即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这绝非无的放矢，而是有着尖锐的现实针对性。

　　先来看看大家经常诟病的国有垄断行业。国有垄断企业不一定都是特殊利益集团。在发展航空航天、军工和某些高新技术产业等方面，大中型国企是中小型民营企业难以企及的主力军；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以及去年南方雪灾、汶川地震等场合，国企在危难中发挥了“共和国长子”的中流砥柱作用；在发展国际能源和资源合作，进行海外资本扩张和兼并方面，国企特别是央企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有关部门曾以“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为由，提出国有经济必须对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保持“绝对控制力”。对此，要做具体分析。这些垄断行业资源依存度高，而这些资源本应属于全民所有，其中不少市场本应向全社会开放，但正如有专家所言，一些大型国企特别是央企“长期盘踞公共资源高地并独占利润，把相当一部分应当归社会共享的成果变成部门利益，享受过高的收入和过高的福利，极力追求本部门、本人的利益最大化”。对部分垄断性企业的批评，集中在垄断市场定价和利润分配两个环节。它们总能以不容消费者置喙的方式，挟持国家的价格政策，攫取着市场“超额利润”；与此同时，每年数以千亿计的国企利润游离于预算之外，既不用上缴国库，也没有兑现转化成国民福利。有人呼吁：应考虑从垄断型国企中提取分红，再分配给国民特别是弱势群体。特别是在国家应对世界金融危机而奋力保就业、保民生的艰难时刻，出现了国泰君安“天价薪酬”、中石化“天价吊灯”等负面新闻，严重背离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性质和宗旨，引起网民和老百姓的强烈不满。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13 07:27     标题: 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22)

再看看民怨沸腾的房地产行业。一些房地产商、地方政府结成利益共同体。据全国工商联在今年全国政协会议上的一份大会发言《我国房价为何居高不下》称，一项针对去年全国9城市“房地产企业的开发费用”调查显示，在总费用支出中，流向政府的部分（即土地成本＋总税收）所占比例为49.42％。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可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政府与民争利产业，而且是腐败高发领域。从征地拆迁、土地出让、调整土地用地性质、规划审批，到项目选址、施工监理、工程验收、调整容积率、产权登记等环节，充斥了权钱交易。近来各地相继爆出了一批身价越来越高的“地王”，纷纷屯积级差地租最高的地块，已经引起各方面的强烈关注。由于房地产收入是地方财政增长的最重要来源，在世界金融危机中，一些地方政府频频出现房地产救市的声音和土政策。那位因一盒“天价烟”而丢官、后又因为受贿而被判刑的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长周久耕，不就曾经扬言惩处敢于降价销售楼盘的开发商吗？当普通百姓眼巴巴期待远远背离实用价值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楼市大降价的时候，地方政府却能从扶持、提振房地产行业中收获GDP政绩，而一些官员则可以继续中饱私囊。

　　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对70个国家经济数据比较的结论是：非公经济条件下4%的GDP增速能给社会带来的消费和欣欣向荣程度，比中国8%、10%的GDP增长速度所带来的欣欣向荣程度还要高。因为在那种体制下，老百姓分享增长好处的途径除了劳动收入外，还有财产性收入，有资产升值的收益。而中国GDP增长对老百姓消费增长发挥的作用基本上只有通过劳动收入这单一渠道，财富增值这个渠道被国有制封住了。比如中国的土地增值这么多，但是都通过土地财政或其他方式变成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可以花的钱。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等一年的天价利润本可以转移到老百姓的腰包里，可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些转移的通道是封住的。

　　还有个民营（私营）经济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问题。公有特别是国有企业，具有权力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对普通民企经营空间的挤压，政府职能部门对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限制和利润盘剥，其严重的后果将是扼杀社会经济活力。国务院早在2005年制定了“非公经济36条”，承诺凡是竞争性产业，都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凡属已经和将要对外资开放的产业，都允许对内资民营经济开放；并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4年过去，落实得并不理想。有人甚至断言：各行业主管机关实施的审批制度或许可制度，成了扼制民营资本流向的无形之手，卡住了民企的脖子。“每一个民企被限入的领域，都是民企和全体国民被迫向特殊利益集团输送利益的管道。”只要权力配置资源的格局不改变，民营经济要发展，像黄光裕那样的商人就会选择买通权力，为自己获得某种特权，同时向权力所有者输送利益。强势资本精英与强势权力精英合谋和交易，左右政府的公共政策，瓜分鲸吞国有资产，穷奢极欲地占据和挥霍本应属于全民所有的公共资源，这才是典型的“特殊利益集团”！

　　“特殊利益集团”的势力坐大，不仅表现在他们对自然资源的“盘踞”，如垄断性国企和少数权贵对全国矿山资源的瓜分，而且表现在收买专家为其垄断行为辩护，制造话语权。以至于一些行业的“专家”在网民心目中堕落为“有奶就是娘”的墙头草和助纣为虐的无良书生。但最为严重的一点，在于“特殊利益集团”对政法系统的渗透。有人说过，官员的腐败国际上常见，但被称为社会良心的法官腐败少见。据统计，美国立国二百多年来只有四十余名法官犯案；新加坡自独立至1994年，没有一名法官犯案。而我国现阶段由于法律规范的不完备，给了法官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而现行体制对公检法机关和法官的监督力量十分薄弱，给贪赃枉法提供了不小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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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13 07:32     标题: 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23)

2006年深圳中院的“沦陷”，5名法官被中纪委、最高检“双规”或逮捕，其中包括1名副院长、3名庭长、1名已退休老法官，卷入调查的法官、律师多达数十人，令人心惊。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因以权谋私、严重经济问题和生活腐化被免职后，成为1949年以来因涉嫌贪腐被调查惩处的级别最高的司法官员。著名法学家梁慧星教授拍案而起：“天天讲公平、讲正义的法院，最高院的副院长出了这样的事，令最高法院也'颜面扫地'！”梁教授还说：“黄松有的案子动摇了社会对法治的信心”，“现在到了这样恶劣的地步，令我非常震惊，我这个搞了30年法学研究的人都感觉受到了侮辱”。

另一个危险的迹象，是“特殊利益集团”在寻找政治代言人。在社会资源从权力配置向市场化配置转型的过程中，官场最容易被“特殊利益集团”所裹挟，甚至被拉下水。农村改革元老杜润生同志早就警告过：政府如果又定制度、定规则，又参加游戏，权力进入市场会引起腐败。党的领导一定要体现于政治、政策、思想领导，退出具体经济事务干预。社会学家陆学艺希望，目前中共正在推行政府职能的转变，让政府担当“仲裁者”“服务者”“监管者”角色，防止其成为任何局部狭隘利益的代言人。今后，政府将主要靠制度和民主程序来协调利益关系、调控利益矛盾，让各利益主体在同一平台博弈的基础上达成共识，而决不能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橡皮图章。

　　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对所谓“分利集团”或“特殊利益集团”进行了严肃的探究。他认为利益集团是客观存在，并不是所有利益集团的作用都是消极的，一种是“广泛性利益集团”，在追逐个人或集团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总收入的增长；一种是“特殊性（亦称狭隘性、分利性）利益集团”，他们孜孜以求的不是竞争而是瓜分，不关心增加社会生产率只希望坐收渔利，本质上是一种寄生性质的“分利集团”。“特殊利益集团”阻碍了资源的流动与合理配置，阻碍了技术进步，却提高了利用法律、政治与官僚主义进行讨价还价等活动的报酬，可以说是提高了社会交易成本而降低了社会经济效益。有人形象地称他们不是要从社会经济成长中“分蛋糕”，而是在进行有破坏性后果的“抢瓷器”。“特殊利益集团”在当下中国社会的高调扩张，不仅破坏了市场公平和社会公正，而且严重打击了中国社会的创新冲动，扭曲年轻人的价值取向，毒化社会风气。只要看看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往往削尖脑袋报考公务员和其他掌握丰厚公共资源的企事业单位，而很少有人愿意到民营企业打拼或自己创业，就可以证实奥尔森的判断：“增加生产的动力减退了，而企图多占有一些产品的动力则增加了”，进而会“改变社会演化的方向”。

　　“特殊利益集团”的扩张，已经成功地给自己涂抹了一层意识形态合法色彩。他们对上打着保卫“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等冠冕堂皇的口号索取政策保护，对下玩弄“国际惯例”和“中国特色”这两手盘剥消费者，上下要挟，左右逢源。他们对社会公平和普通民众的伤害，对党的执政宗旨的践踏，对政府公信力的玷污，正在造成严重后果。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13 07:35     标题: 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24)

本来，社会主义的优势是将重要的资源和资本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这也带来很大的风险和问题，就是权力、资本和资源结合在一起，容易滋生腐败，将会导致权贵集团粗暴地垄断经济增长成果，放肆地侵占平民百姓的利益。这恰恰又容易成为社会矛盾的爆发点。近年来，许多有识见的了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之所以迫切地要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正是看到了我国这种资源、资本、权力三者如此高度的集中，将导致走上权贵资本主义道路的严重危险性。

　　在世界金融危机一周年之际，传来消息：当欧洲、美国和日本奢侈品牌需求普遍萎缩时，中国奢侈品消费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占全球市场的25%。与此同时，宝马集团全球销量同比下降19%，但在华销量同比增长26%。中国已是全球豪华汽车购买力最强的国家之一。据世界银行报告称，拥有百万美元以上金融资产的家庭数量仅占中国家庭总量的千分之一，却掌握了全国41.4%左右的财富。而全球咨询业巨头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的另一组数据表明，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这正如邓小平同志16年前所预言的，分配的问题大得很！

　　在“特殊利益集团”的另一端，是生活陷入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弱势群体。据统计，1999年至200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要多；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社会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多数非公职就业者的工资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提示很大一部份人没有分享到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在计划经济时期的福利保障基本取消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步伐缓慢，老百姓被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四大难题”压得喘不过气来。世界银行于2007年12月1日在北京发布将完成的《贫困评估报告》初步研究结果，显示在2001年至2003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而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人群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中国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幅低于高收入群体，导致收入不平等加大。与改革初期贫穷人口主要在农村不同，目前贫穷人口蔓延到城市。就在各个发达地区和繁华都市的灯火阑珊处，都有为数不少的贫民在生存线上挣扎。特别是在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就业压力增大，弱势群体的生计更加艰难。就在我们身边发生了这样的人伦惨剧：在外地打工的成年男子因为交不起1000多元火化费，含泪用麻袋水葬母亲于异乡；9岁少年发高烧，见父母为了掏不出10元钱看病而争吵，在床梁上用红领巾自缢，幸亏被发现得早保住了一条小命。这是怎样的沉痛与苦涩？

　　上个世纪初，维新志士梁启超痛斥晚清政府拒不改革致使中国成为“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在“新政”已是大势所趋，地方绅商人心思变的情况下，载沣把持的朝廷只关心满族特别是皇族在未来政治格局中的地位，组成“皇族内阁”，剥夺地方路矿权益，错失了和平变法的最后机会。今天，党内外有识之士莫不对“特殊利益集团”尾大不掉而深感忧虑。这个问题不解决，再高的经济增长也不能给民众带来普遍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而只会带来深刻的挫折感和被剥夺感。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13 07:55     标题: 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25)

不公平的增长甚至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甚至社会动荡的导火线。当前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力推动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和民营经济的发展，缩小垄断行业的空间，减少官商勾兑的机会，严肃法制和政纪，坚决阻断和严厉打击强势资本精英与强势权力精英之间的交易与合谋，特别是给普通民众的就业、创业提供宽广的市场空间和有力的政策后援。北宋政治家范仲淹曾经义正词严地告诫官场说情者：“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封建政治家尚有这么的胆识和胸襟，今天为了人民大众的福祉，为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我们更要痛下决心，与只图眼前灯红酒绿而不管将来洪水滔天的“特殊利益集团”毅然切割，要像明史记载的那样：“救一路哭，不当复计一家哭。”

　　遏止基层权力的失控

　　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当前，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的建设状况、党员队伍素质总体上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是适应的。同时，党内也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四中全会连用3个“严重”发出警告：这些问题“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

　　当前，人民群众对中央践行“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的执政宣示和巨大诚意抱以厚望。特别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据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进行的“汶川地震灾区居民需求快速调查”，灾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感与对家人的信任感几乎持平。中央政府以人为本、视民如伤，倾情高效的救援，感动了全中国和全世界，俯察民意果断暂停奥运火炬传递、设立国家哀悼日，深得人心。去年5月19日下午2点28分，天安门广场上神圣的国旗第一次为死难平民而低垂，那一刻党心和民心，政府和人民水乳交融，是“非典”应急处置以来“胡温新政”的又一个民意高峰。

　　然而，从近几年的一些突发公共事件，特别是群体性事件中，也要看到民众心目中，政府的公信力和美誉度，从中央到地方，从地方到基层，呈现逐级下降态势。特别是一些基层政府，比如群体性事件高发的县城和县级市政府，对于民众特别是一些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基本人权，表现得麻木不仁，甚至胡作非为，到了惊人的地步。

　　例如湖北巴东县邓玉娇案，明明是邓贵大、黄德智这样的基层无良官员到色情场所索取色情服务，被拒绝后使用了暴力，涉嫌强奸，巴东警方最初却认为邓玉娇涉嫌故意杀人，让网民感觉官官相护。网民挖苦说：这样办案，邓贵大快成为因公殉职的烈士了。在舆论的压力和上级的干预下，巴东县政府在案发21天后才宣布涉案官员黄德智被开除党籍、辞退和治安拘留，另一名涉案官员邓中佳也被辞退。在邓玉娇案中，邓贵大只是一名股级官员，黄德智、邓中佳连股级都算不上，是聘用员工借调在政府招商办工作，连跟他们的“切割”，决心下得如此艰难，令人感慨。

　　再如贵州习水县嫖宿幼女案，在前后2个月甚至更久的时间里，11名未满18岁的女生被有组织地嫖宿，嫌犯有5人为公职人员，令人发指。事发后的调查过程也艰难曲折，如果不是省委领导做出批示，此案或许仍未水落石出；如果不是迫于上级命令和舆论压力，如此恶劣的刑事案件，很容易被当成“一般卖淫嫖娼”案件处理。连《人民日报》也看不下去了，在一篇“人民时评”中指斥基层官员需要“健全的道德认知、法律规范和责任意识”。党的基层干部缺乏“健全的道德认知”，这个批评分量很重啊！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13 07:57     标题: 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26)

　在湖北石首市（县级市）骚乱中，青年厨师涂远高坠楼身亡，家属不服警方的自杀结论，不肯将尸体火化。近7万名“不明真相”的市民和周边县镇群众上街声援死者家属，把前来抢尸的警方堵在街头。这起比贵州瓮安事件更为严重的官民对峙、警民对抗事件，表明我们的基层政权已经失去相当一部分民意的信任，相当一部分民众对国家机器的强制力心存蔑视，这是很可怕的。

　　在一些党员和领导干部言行中，“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触目惊心地存在，严重影响民众对党和政府的观感。例如据媒体报道，深圳那位酒后涉嫌猥亵11岁女孩的林嘉祥，自恃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在女孩父母找他理论的时候，口出狂言：“我就是干了，怎么样？要多少钱你们开个价吧。我给钱嘛！”“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还有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面对媒体追问经济适用房用地为什么盖上了别墅，脱口而出质问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本来党章中明确宣示：“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现在逯军副局长竟然把党和老百姓对立起来，好像党在老百姓之外还有自己“特殊的利益”，需要媒体刻意维护。

　　千万不要低估“P民”和“替谁说话”这两句话对我们党和政府的伤害！有些网民挖苦说：一语惊醒梦中人，林嘉祥和逯军就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里面那个说了实话的小女孩，道出了人民在如今一些党员干部心目中的真实地位。后来有交通部同僚为林嘉祥辩护说，网络“仇官仇政府”情绪让公务员成了“弱势群体”。我看这是倒果为因。恰恰是那些政府人格化代表的官员的所作所为“无人民”甚至“反人民”，才戳中了民众心中长期的隐痛，引发了几乎是全民愤怒的讨伐。我也愿意相信同僚所言林嘉祥平时是个“很好的干部”，但越是如此，越可能验证了这样一个假设：“一个飞扬跋扈的权力者是被一个坏体制惯坏的，而并非他的道德人性有多么的恶劣。”因此，四中全会要求“全党警醒”，“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这是对党的建设和政府管理现状的清醒观察和深刻把脉。

　　有必要由此反思官场的政治生态，是如何形成这样两种思维和行为惯性的：一方面与无良官员藕断丝连，把网上反贪官的呼声下意识地解读为反体制，顿生敌意；另一方面对张海超矽肺鉴定这样的平民事务态度冷漠，逼着人家去“开胸验肺”冒死明证，到头来还要惩处那家开胸医院。这样做，是置政府于不义，而把当下中国社会公正的旗帜拱手让给自由知识分子甚至境外媒体。本来，我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府，是最有善意也最有能力推进和保障社会正义的。这不正是值得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深长思之吗？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13 07:59     标题: 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27)

　我们党是靠基层工作起家的。1945年共产党军队进入东北时才10万人，而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有30万人。但因为帮助400万农民获得了土地，3年中有145万农民参军，辽沈战役期间支援前线的民工多达160万人。基层的民心向背，一下子扭转了东北战场的实力对比，为新中国打下了第一块成片的解放区。近年来不少地方基层干群关系、党群关系紧张，从历史上的鱼水关系，变成了鱼肉关系，甚至水火关系。基层管制能力的失控，在一些地方，导致政府公信力荡然无存，连基层政权的执政合法性都受到了挑战，应该引起我们深深的忧虑。

　　去年冬天以来，全国组织了县委书记、县纪委书记、县公安局长、县级法院院长等一系列基层干部培训，不少省市组织了县派出所长培训，都是要提高基层干部排解矛盾、聚拢民心的执政能力，夯实我们党持续执政的群众基础。郡县治，则天下治；郡县不安，则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稳定都无从谈起。近年来推行的“省管县”体制，除了财政方面绕开地级市、强县扩权，也有省直管县主要干部、强化基层权力监督的考量。这些都体现了中央的良苦用心。在加强和改进自上而下的提点和监察的同时，还需要引入自下而上的监督特别是选举机制。这就是继续推进和逐步扩大80年代开始的基层自治思路。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委员长彭真1987年11月23日指出：“长期以来，我们自上而下的很多，自下而上的东西很少。”彭真寄希望于村民自治这样的基层民主实践，把一个村范围里的公共事业，交给群众用民主的程序来决定，一步一步地掌握民主的操作方法。“老百姓现在如果通过这种直接民主形式管理好一个村，将来就可能管好一个乡，管好一个乡以后，将来就可以管好一个县、一个省，真正地体现出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把自上而下的勤政和反腐倡廉要求，与自下而上的选举、监督结合起来，可能是提高基层管制能力、解决激起草根民怨甚至民变的吏治问题的治本之策。

　　基层民主需要一个有序推进的过程，不能操之过急，但从各地非常事态频出看，这个问题具有特殊的急迫性。从河南灵宝王帅案到内蒙鄂尔多斯吴保全案，以“诽谤政府”为由而“跨省抓捕”网民，成为某些基层政府面对批评而自保的本能反应。今年六七月间，杞县发生钴60放射源故障，在政府沉默1个多月后，人民纷纷举家出逃。结果，政府非但没有为这起现代版的“杞人忧天”向民众道歉，反而迁怒于在恐慌中交流不实传言的民众，宣布抓获5名“造谣者”，其中包括只是在网上复制粘贴核事故传言的网民。近年来，网络监控技术流入县市级，成为某些基层官员对付舆论监督的工具，尤其令人不安。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13 08:01     标题: 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28)

要落实四中全会提出的“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任务，遏制某些基层官员的恣意妄为，基层民主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在灵宝王帅案中，网友“8个佘祥林的家属”在人民网发帖说：“这些地方官吏的认识与中央的认识有差距，必须加强学习提高认识。如果继续逆潮流而动，则必定会被淘汰清除出领导干部的队伍。有必要提醒这些地方官吏的是：中国老百姓只要鼠标轻点，就跟总书记胡哥在一起了。”可以这么说，在今天，切实保障人民大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保障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权，是对现阶段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有力补充。推进基层民主，揭露和制止基层官员扼杀民众表达和新闻监督的行为，就是保障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保障中央的政令畅通，保障新中国的红色江山不因那些无良官吏而变色。

　　反思维稳逻辑 唯求长治久安

　　近年来，改革和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凸显和叠加。在城市，企业改制、职工下岗、拖欠工资、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拆迁安置、城市管理、乱摊派乱收费、社会治安、干群关系、警民关系、非法集资等问题经常引发各种矛盾；在农村，土地承包流转、土地征用、水源林地之争、矿山开采、环境污染、村委会换届选举、干部作风等问题很容易挑起冲突。各地城乡突发公共事件此起彼伏，有的甚至酿成群体性事件。各级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祥和环境，做了大量的工作，经常是投入了昂贵的经济和人力成本。但往往工作没少做，钱没少花，还是顾此失彼，按下葫芦起了瓢。我想，可能有必要对一段时期以来的维稳逻辑做点分析。

　　社会转型的一个难题，就是改革要讲求节奏，发展要保持稳定，维稳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维稳工作中孰轻孰重，涉及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和政治伦理，其短期效果和长期效应也大不一样。

　　维稳的第一层次是不出事，或者出了事赶紧平息事态。因为如果地方政府门前出现静坐示威，或者村民维权占据了国道，非同小可，搞不好就会被问责罢官。现阶段地方政府在这个层次上煞费苦心，耗力甚巨。其实，在中国的现实环境里，没有公权力做不到的事情，关键要看在维稳过程中现在和将来要付出的成本有多大。在邓玉娇案中，为了制止记者前来报道和网友前来“旅游”，巴东县政府组织了多少力量，长江航线巴东码头停运，在巴东境内汽车上盘查外地人身份证，宾馆宣布“客满”，野三关因“防雷击”而停止电视转播。但巴东政府和警方就是迟迟不肯给邓玉娇的防卫行为做出恰当的定性，不对涉案官员进行惩处，结果民怨难平，巴东仍然难以实现稳定。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13 08:03     标题: 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29)

在平息突发事件的过程中，有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公权力对强制手段的滥用。有的地方领导干部遇事不敢到现场去、到群众中去听取意见、解决问题，而是动辄把警察推到前面。但警察不是解决矛盾的主体，而是一种辅助力量。解铃还需系铃人，公权力的主要责任要由党委和政府来担当。前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人民武装警察法时，人大常委和社会舆论普遍认同武警“参加处置暴乱、骚乱、大规模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恐怖袭击事件和其他社会安全事件”，但不少人强烈支持该法对地方政府调动武警权限进行限制，认为以往一些地方政府把武警“当做拿枪的城管”而滥用的情况比较严重，必须予以纠正。据媒体报道，武警法草案一审稿中曾规定，县级政府就有权调动武警；正式颁布的文本修改为具体权限和程序由国务院、中央军委规定。

　　实际上，近年来“群体性事件”这个中性概念的提出，本身就表明政府以现代执政党的思维，对聚众示威、罢工等行为作出了新的定性，从过去的阶级斗争观念，转变为政府在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乃至冲突中维持秩序、调和鼎鼐的理念，依法处理，民主处理，科学处理。如果我们固守革命党的传统思维，对于群体性事件，习惯地以为大多数群众“不明真相”，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破坏”，境外敌对势力的“策划支持”。从而，一开始不能对事件性质作出正确科学的判断，而后又不能对自己的错误处理方式进行实事求是的反思，结果不但事态不能及时平息，甚至扩大了事端，酿成撕裂干群族群关系的痛心后果。这个教训应当记取。

　　维稳的第二层次，是认真对待当事人的利益诉求，帮助解决老百姓的民生和权益保障等实际问题，用妥善调节利益冲突来构筑社会稳定。云南省委宣传部最近的一个紧急通知说得好：各种公共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虽然诱因复杂，但矛盾的焦点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党委、政府和群众的关系上，往往与党委政府决策不当、工作不力、作风不实等问题有关。实践证明，人民内部矛盾中大多数群众的共同诉求都有合理的地方，绝大多数群众是讲道理的。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能一味指责群众“不明真相”，甚至给上访群众乱扣帽子。今年8月26日，云南陆良县村民与煤矿发生冲突，多人受伤，连带现场维持秩序的警车也被砸。事态平息后，县里工作组没有像过去那样追查“聚众闹事”的“幕后指使者”，而是与媒体一道走村串户，听取村民意见，并把互联网当成群众意见表达的新平台。县委、县政府组织多个职能部门现场办公，特事特办，逐一落实了村民的6条合理诉求，同时驳回了一条按人头补助、按庄稼赔偿的不合理要求，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谅解。云南尝试“以群众诉求为中心”的处理突发事件和维稳新思路、新机制，值得充分肯定。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13 08:06     标题: 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30)

维稳的第三层次是修复在突发事件和日常工作中被质疑和伤害的政府公信力，促进官民协商对话，化解政治对立情绪，增进社会和谐。每次网络热点事件的处置结果，相当于一种不成文的判例，会影响公众对社会正义的信念，对共产党领导的信心。近年来很多突发事件的处置由于没有达到人民群众的期待，事态降温和平息后，民间会以娱乐化的方式，比如“三个俯卧撑”、“欺实马”、“被自杀”等网络流行词，留下永久的记忆，从而给党和政府的公信力留下永久的伤害。为政者不能不察。不能简单地指责民众偏激，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官员过于傲慢跋扈，凭借公权力的绝对强势地位，甚至不屑于对老百姓讲一点沟通技巧，一次次“侮辱公众的智商”。我们可以要求人民群众珍惜安定团结的局面，理性地看待官员贪腐、社会不公等问题，言论和行为不能走极端，但更要在现实生活中抑制强权，扶助弱势群体，维护社会正义，修复社会信心。希望在突发事件的处置过程中，政府与公众及时开展良性的沟通互动，而不是加剧官民对立，加剧当下弱势群体和官商“特殊利益群体”之间的政治不认同。突发事件的不当处置，特别是如果存在颠倒是非、官官相护、社会不公等行为，将导致民心的进一步丧失，而一次次民怨的积累最终必将酿成大患。如果听任党组织和政府的公信力、党员和干部的纯洁形象在一次次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中不断磨损和溃散，最终将损害党在基层群众中长期执政的感召力甚至合法性。像邓玉娇案、石首骚乱这样不恰当的维稳措施，对政府公信力的透支，要比透支下一代的自然资源严重得多。

　　能不能说，内在的社会和谐比表面的社会稳定，是更值得我们重视和维护的目标？必要时采取强力措施压制社会骚乱、恢复社会秩序，是人民政府的职责和权力；但局势稳定后，还是要下大力气来面对和化解导致事态恶化的种种社会不和谐因素。一味依靠强制措施，甚至凭借蛮力，强行缔造的稳定，是遮掩甚至加剧了社会不和谐的表面稳定、暂时稳定，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火山爆发前的地火运行。不去反思突发事件的深层原因，社会深层矛盾仍在，老百姓内心的怨怼仍在，甚至因为应急处置不当，旧怨又添新恨，只会为下一起更加激烈的群体事件准备火药。各级政府要重视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平时更需要通过制度建设，来培养对社会不和谐因素的消化能力。要致力于建立和完善正常的利益表达和博弈机制，推动政务信息公开，保障政府响应民众诉求、司法公正、弱势群体的权利救济，以及传统媒体和互联网的舆论监督，以增进社会和谐来保障社会稳定。只有社会内在和谐的稳定，才是真正的稳定，才是釜底抽薪、长治久安之道。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0-13 08:08     标题: 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31)

在这里，我想提出一个“维稳”成本问题。在不少地方，政府在常规制度建设和完善方面投入的精力太少，平时用很少一点钱就能解决的问题，就是麻木不仁，甚至冷酷无情。非要等到“小事拖大，大事拖炸，以暴易暴”以后，才迅速出面：一手实施强制，公检法等政府机构超常运转，比如各地的“截访”就是一笔不小的人手和财力开销；一手实施“赎买”，用政府财政大包大揽的办法安抚闹事群众，一些地方有“人民内部矛盾要用人民币来解决”的说法。“强制”和“赎买”这两手，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

　　“维稳”成本居高不下，还与政府无视社会力量的存在、力图全面控制社会有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人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出现利益多元化和不同的利益群体，市场中介组织、社会中介组织开始蓬勃兴起。在各种利益矛盾和冲撞中，市场中介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以及职业道德、行业规范、公民伦理，本可成为调节矛盾的第一道防线。但是，在传统的高度集权逻辑下，习惯于把“公民社会”视为政府管理的对立面，把志愿者的公民伦理也下意识地视为对政府的离心倾向，心存防范和忌惮。例如去年汶川大地震中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百万志愿者，其中一半以上是“80后”，通过网上QQ群、BBS和网下民间社团自发集合，急赴灾区，救死扶伤，为政府救援力量拾遗补缺，表现出可歌可泣的爱国情怀和献身精神。可惜，这笔宝贵的道德伦理财富和社会组织资源未能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社会力量的虚化，只会让任何地区性、行业性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全部指向政府和执政党，使得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的政府疲于应付各种琐细的具体矛盾，经常让政府自身也成为矛盾的一方，甚至是本可相互制衡的各种社会利益集团的一致斗争目标，而失去了宏观调控的政治高度。

　　值得警惕的是，有些地方和职能部门常借维稳之名，任意夸大社会上某些不和谐、不稳定因素，以恐吓和绑架上级，换取更多的财政投入，制造政绩。这种不负责任的“维稳”实际上已经“产业化”了，距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操守更远了。


　同样需要警觉的是，在维稳防乱的旗帜下，把那些普通而复杂的利益矛盾政治化，上纲上线，超常规地强化各种传统的管理机制，遏制普通老百姓正当的利益诉求，无视和拖延社会深层矛盾的解决，无期限地推迟本该进行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政治管理体制改革。例如，信访工作中如果继续按照信访量给各地排名，并厉行信访责任追究制，只会鼓励地方政府更加卖力地派人进京“截访”。而推进司法改革，保障和修复司法这道社会公正最后的“底线”，才能最有效地“截访”于无形。

　　古人云：“防为上，救为次，戒为下。”能不能对地方和行业的领导干部提出这样一个要求，为官一任，既要保眼前少出事，也不能得过且过，类似“看守内阁”的心态最要不得！出现群众“闹事”固然是个严重问题，但民意的畅通表达，民怨的合理宣泄，官场风气的清浊，社会人心的聚散，恐怕是对一届政府和领导干部更为重要的考核指标。早在2000多年前，孟子就警告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心斯得其民矣。”为官之道，贵在赢得民心。说到底，是作为执政党成员，人民的公务员，有没有历史担当的精神。不仅要平息眼前事态，而且要化解长远矛盾，保党和政府的一世英名，保国家和人民的万世太平。这是提高执政党执政能力，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关系的题中重要之义！

　　六十华诞，人民共和国的成就如日月之辉，任凭谁人抹之不去。而我国面临的经济发展、社会公正、政治清廉、民族和谐等诸多问题的困扰，却更需要全党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千万不能只顾眼前，急功近利啊！要清除几千年的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的影响，要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的全面改革，要真正建设民主、富强、文明、和谐的小康社会，前进道路上还会有重重阻力，还要对付许多急流险滩，任重而道远！

　　“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翻读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让人忧党忧国之心不减、百感交集啊！

本文为「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9年10月12日)首发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0-13 08:12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1-27 07:44     标题: 周瑞金最新访谈录及其政论(32)

周瑞金：权贵资本主义的危机



“特殊利益集团”的扩张，已经成功地给自己涂抹了一层意识形态合法色彩，他们对上打着保卫“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等冠冕堂皇的口号索取政策保护，对下则玩弄“国际惯例”和“中国特色”这两手盘剥消费者，上下要挟，左右逢源。他们对社会公平和普通民众的伤害，对党的执政宗旨的践踏，对政府公信力的玷污，正在造成严重后果。

　　采访时间_2009年10月12日

　　采访地点_上海延安西路真锅咖啡馆 被采访者_周瑞金

　　周瑞金，1939年生于浙江平阳县，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历任《解放日报》评论员、评论部副主任、主任、副总编辑、党委书记，1993年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任华东分社社长，1991年以“皇甫平”的笔名，主持撰写《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评论文章，在全国率先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新思路，引起海内外广泛反响。著有《宁做痛苦的清醒者》、《新闻改革新论》、《做清醒的新闻工作者》、《中国改革不可动摇》、《周瑞金肠荡气集》《现代科技新成就》、《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读本》，编有思想库文丛《用头行走》、《大道低》等。

　　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改革动力不足

　　主持人：作为一位老报人，您对共和国走过的60年历程有什么感慨？

　　周瑞金：经过60年的发展，特别是近31年的改革开放，新中国成功地崛起于世界的东方。但是，人民共和国的60年并非一帆风顺，现在的辉煌成就来自沉痛的教训。回避历史教训，只讲辉煌60年，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沉醉于既有的成绩，而是要勇于直面现实问题。列宁说过，纪念伟大的历史节日，为的是解决和推动当前的革命任务。

　　主持人：这些年来，许多有识之士都在思考如何解决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大家感慨的是现在的改革动力不足。

　　周瑞金：深化改革的动力不足，确实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上半叶，执政党和政府向全国人民让利、让权，改革唤起民间极大的创业热情，而当时大多数机关干部尚能安于计划经济体制内的福利，对利用所掌控的社会资源与市场勾兑尚有政治和道德的自我约束。因此，前十几年的中国改革和经济增长成果，基本上做到了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分享，老百姓从改革中得到最多实惠。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1-27 07:46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1-27 07:49     标题: 周瑞金：权贵资本主义的危机(33)

主持人：您曾经说“那是一个牧歌般行进的改革年代”。

　　周瑞金：当时社会各界普遍心情舒畅，改革如牧歌般行进。可是进入21世纪，特别是发生了对于市场化方向的改革争论以后，另一种政策取向占了上风。一些同志转而强调扩大国企的市场份额和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认为只有强化国企特别是央企才能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于是，在电力、交通、能源、电信、金融等领域，出现了超大型国企，块头之庞大直逼世界500强企业（但经济效益，如资源产出率等与之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它们不仅保持着经营高度垄断，而且影响到、甚至一手把持了市场定价权和政府的产业政策走向。与此同时，普通民营企业介入大中型国企产权改革的通道被基本堵塞，公司内部人收购办法也被基本叫停。

　　主持人：2005年出台的“非公经济36条”承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非公经济在金融服务、通讯电子、新闻出版等近30个产业领域仍然存在市场准入阻碍。

　　周瑞金：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从去年11月制定的4万亿投资扩大内需计划，到今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9500亿元财政赤字，如此巨大的“蛋糕”，舆论普遍担心大多被“国”字号切走，民营企业的流动性、市场和政策空间会受到进一步挤压。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不少民营企业界政协委员呼吁：让民企共同参与国家4万亿的投资，产业振兴要多考虑民企，保增长和保就业的重点是保民营企业，因为数量巨大的民营中小型企业是中国最大的“劳动力蓄水池”。然而，与全国“两会”的呼声背道而驰，今年受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民营中小型企业的日子很不好过，钢铁、地产等行业频频出现了民营企业因经营困难而被国有企业收购的案例；而以“做大做强”或“安全整顿”为名，侵占私有产权的现象也在一些地方公然出现。

　　主持人：如果说，在90年代的“国退民进”中，人们担心的是“掌勺者私分大锅饭”，搞不公平的私有化。现在的趋势倒过来了，是“国进民退”，民营中小企业受到损害。

　　周瑞金：“非公经济36条”贯彻乏力，“国进民退”的新格局，暴露出普通民营企业的发展困境。但是，这并不妨碍某些掌握社会资源配置权力的官员亲属以民营企业身份，通过公权力，以各种瞒天过海的手法大肆攫取国有企业财产，大肆攫取各种公共资源。例如，在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土地管理和矿产资源开发、金融等中央纪委反腐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都有他们长袖善舞的身影。伴随国家资本主义增强的趋势，这些具有特殊权力背景、“高举高打”的民营企业，厕身其后的官员亲属及其“特殊关系人”群体，也包括像黄光裕这样出身寒门但精通官商勾兑的商人，从中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赚得盘满钵满，引起社会民众对民营企业的反感与误会。

　　主持人：与“牧歌般行进的改革年代”比起来，现在的利益格局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不同的利益集团。

　　周瑞金：随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去高度整合的利益格局逐渐发生分化，出现不同的利益集团也是难以避免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分化和相互竞争，不仅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常现象，而且是市场体系发育成熟的一种标志。但值得警惕的，是以公权力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出现和日益壮大。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1-27 07:52     标题: 周瑞金：权贵资本主义的危机(34)

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越来越大

　　主持人：特殊利益集团是怎么产生的呢？

　　周瑞金：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在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中，在房地产业、矿山资源产业、金融证券业以及能源产业等领域，政商勾兑寻租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进入新世纪，伴随“国进民退”和普通民营企业受到贬抑，部分国有垄断企业，以及不少具有官员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以公权力为靠山和保护伞，肆无忌惮地赚取超额利润，甚至寻求非法资本回报。

　　主持人：近年来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反复强调要严重注意防止中国走上权贵市场经济即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

　　周瑞金：这绝非无的放矢，而是有着尖锐的现实针对性。不妨看看房地产行业。一些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结成利益共同体。据全国工商联在今年全国政协会议上的一份大会发言《我国房价为何居高不下》称，一项针对去年全国9城市“房地产企业的开发费用”调查显示，在总费用支出中，流向政府的部分（即土地成本＋总税收）所占比例为49.42％。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可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政府与民争利产业，而且是腐败高发领域。从征地拆迁、土地出让、调整土地用地性质、规划审批，到项目选址、施工监理、工程验收、调整容积率、产权登记等环节，充斥了权钱交易。近来各地相继爆出了一批身价越来越高的“地王”，纷纷囤积级差地租最高的地块，已经引起各方面的强烈关注。由于房地产收入是地方财政增长的最重要来源，在世界金融危机中，一些地方政府频频出现房地产救市的声音和土政策。那位因一盒“天价烟”而丢官、后又因为受贿而被判刑的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长周久耕，不就曾经扬言惩处敢于降价销售楼盘的开发商吗？当普通百姓眼巴巴期待远远背离实用价值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楼市大降价的时候，地方政府却能从扶持、提振房地产行业中收获GDP政绩，而一些官员则可以继续中饱私囊。

　　主持人：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对70个国家经济数据比较的结论是：非公经济条件下4%的GDP增速能给社会带来的消费和欣欣向荣程度，比中国8%、10%的GDP增长速度所带来的欣欣向荣程度还要高。

　　周瑞金：因为在那种体制下，老百姓分享增长好处的途径除了劳动收入，还有财产性收入，有资产升值的收益。而中国GDP增长对老百姓消费增长发挥的作用基本上只有通过劳动收入这单一渠道，财富增值这个渠道被国有制封住了。比如中国的土地增值这么多，但是都通过土地财政或其他方式变成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可以花的钱。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等一年的天价利润本可以转移到老百姓的腰包里，可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些转移的通道是封住的。另外，公有特别是国有企业，具有权力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对普通民企经营空间的挤压，政府职能部门对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限制和利润盘剥，其严重的后果将是扼杀社会经济活力。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1-27 07:58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1-27 07:54     标题: 周瑞金：权贵资本主义的危机(35)

国务院制定的“非公经济36条”落实得并不理想，有人甚至断言：各行业主管机关实施的审批制度或许可制度，成了扼制民营资本流向的无形之手，卡住了民企的脖子。“每一个民企被限入的领域，都是民企和全体国民被迫向特殊利益集团输送利益的管道。”只要权力配置资源的格局不改变，民营经济要发展，像黄光裕那样的商人就会选择买通权力，为自己获得某种特权，同时向权力所有者输送利益。强势资本精英与强势权力精英合谋和交易，左右政府的公共政策，瓜分鲸吞国有资产，占据和挥霍本应属于全民所有的公共资源，这才是典型的“特殊利益集团”！“特殊利益集团”的势力坐大，不仅表现在他们对自然资源的“盘踞”，如垄断性国企和少数权贵对全国矿山资源的瓜分，而且表现在收买专家为其垄断行为辩护，制造话语权。
主持人：一些行业的“专家”在网民心目中堕落为“有奶就是娘”的墙头草和助纣为虐的无良书生。

　　周瑞金：但最为严重的一点，在于“特殊利益集团”对政法系统的渗透。我国现阶段由于法律规范的不完备，给了法官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而现行体制对公检法机关和法官的监督力量十分薄弱，给贪赃枉法提供了不小的空间。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因以权谋私、严重经济问题和生活腐化被免职，成为1949年以来因涉嫌贪腐被调查惩处的级别最高的司法官员。法学家梁慧星教授说，“黄松有的案子动摇了社会对法治的信心”，“现在到了这样恶劣的地步，令我非常震惊，我这个搞了30年法学研究的人都感觉受到了侮辱。”还有一个危险的迹象，就是“特殊利益集团”在寻找政治代言人。在社会资源从权力配置向市场化配置转型的过程中，官场最容易被“特殊利益集团”所裹挟，甚至被拉下水。

　　主持人：“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发展，使中国确实面临着“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

　　周瑞金：如果不进行改革，这种危险就会越来越大。

　　“救一路哭，不当复计一家哭”

　　周瑞金：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对所谓“分利集团”或“特殊利益集团”作了严肃的探究。他认为利益集团是客观存在，并不是所有利益集团的作用都是消极的，一种是“广泛性利益集团”，在追逐个人或集团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总收入的增长；一种是“特殊性（亦称狭隘性、分利性）利益集团”，他们孜孜以求的不是竞争而是瓜分，不关心增加社会生产率只希望坐收渔利，本质上是一种寄生性质的“分利集团”。“特殊利益集团”阻碍了资源的流动与合理配置，阻碍了技术进步，却提高了利用法律、政治与官僚主义从事讨价还价等活动的报酬，可以说是提高了社会交易成本而降低了社会经济效益。有人形象地称他们不是要从社会经济成长中“分蛋糕”，而是在从事有破坏性后果的“抢瓷器”。“特殊利益集团”在当下中国社会的高调扩张，不仅破坏了市场公平和社会公正，而且严重打击了中国社会的创新冲动，扭曲年轻人的价值取向，毒化社会风气。

　　主持人：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往往削尖脑袋报考公务员和其他掌握丰厚公共资源的企事业单位，而少有人愿意到民营企业打拼或自己创业。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1-27 07:57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1-27 07:59     标题: 周瑞金：权贵资本主义的危机(36)

周瑞金：这恰恰证实了奥尔森的判断：“增加生产的动力减退了，而企图多占有一些产品的动力则增加了”，进而会“改变社会演化的方向”。

　　“特殊利益集团”的扩张，已经成功地给自己涂抹了一层意识形态合法色彩。他们对上打着保卫“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等冠冕堂皇的口号索取政策保护，对下则玩弄“国际惯例”和“中国特色”这两手盘剥消费者，上下要挟，左右逢源。他们对社会公平和普通民众的伤害，对党的执政宗旨的践踏，对政府公信力的玷污，正在造成严重后果。本来，社会主义的优势是将重要的资源和资本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这也带来很大的风险和问题，就是权力、资本和资源结合在一起，容易滋生腐败，将会导致权贵集团粗暴地垄断经济增长成果，放肆地侵占平民百姓的利益。这恰恰又容易成为社会矛盾的爆发点。近年来，许多有识见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之所以迫切地要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正是看到了我国这种资源、资本、权力三者如此高度的集中，将导致走上权贵资本主义道路的严重危险。

　　主持人：据世界银行报告称，拥有百万美元以上金融资产的家庭数量仅占中国家庭总量的1‰，却掌握了全国41.4%左右的财富。全球咨询业巨头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的另一组数据表明，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

　　周瑞金：在“特殊利益集团”的另一端，是生活陷入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弱势群体。据统计，1999年至200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要多；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社会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多数非公职就业者的工资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提示很大一部分人没有分享到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

　　主持人：如何公平地分配利益，如何平等地分享经济成果，已经成为一个焦点问题。

　　周瑞金：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同志与弟弟邓垦谈话时指出：“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16年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就以其极具前瞻性、穿透力的政治眼光，看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提出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今天，为了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人民大众的福祉，国庆60周年大典过后，是我们勇敢地正视这些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的时候了！

　　主持人：但是许多人尽管认识到问题的紧迫性，面对现实却充满无奈，有些人甚至对前景悲观，因为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性、繁重性，一些改革领域出现的倒退局面都让人们难以乐观。

　　周瑞金：上个世纪初，维新志士梁启超痛斥晚清政府拒不改革致使中国成为“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在“新政”已是大势所趋，地方绅商人心思变的情况下，载沣把持的朝廷只关心满族特别是皇族在未来政治格局中的地位，组成“皇族内阁”，剥夺地方路矿权益，错失了和平变法的最后机会。今天，党内外有识之士莫不对“特殊利益集团”尾大不掉而深感忧虑。这个问题不解决，再高的经济增长也不能给民众带来普遍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而只会带来深刻的挫折感和被剥夺感。不公平的增长甚至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甚至社会动荡的导火索。当前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力推动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和民营经济的发展，缩小垄断行业的空间，减少官商勾兑的机会，严肃法制和政纪，坚决阻断和严厉打击强势资本精英与强势权力精英之间的交易与合谋，特别是给普通民众的就业、创业提供宽广的市场空间和有力的政策后援。

　　北宋政治家范仲淹曾经义正词严地告诫官场说情者：“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封建政治家尚有如此的胆识和胸襟，今天为了人民大众的福祉，为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我们要勇敢地正视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我们更要痛下决心，与只图眼前灯红酒绿而不管将来洪水滔天的“特殊利益集团”毅然切割，要像史书记载的那样：“救一路哭，不当复计一家哭。”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1-28 11:50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1-28 11:17     标题: 周瑞金最新访谈录及其政论(37)

中国改革动力的历史考察


作者：周瑞金



深化改革，说来容易实行难。似乎上上下下各有苦衷，即使领导者个人意识到深化改革的紧迫性，一旦企图有所改弦更张，都有一种备受各方牵制的无力感。下一个30年，中国改革的动力何在?从过去30年的经验来看，上述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官民互动，上下借力，共度时艰。中国改革的真正动力，源自执政党上层的政治胆识与民间力量的推动和强力支撑。

　　从三个维度看民间的作用力

　　在我们熟知的以历次党代会、中央全会和若干个“一号文件”、“N号文件”构成的中国改革史之外，我们不妨再做一次改革动力的历史考察，看看来自中国民间的力量，如何与励精图治的几代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上下呼应，江湖与庙堂联动，自下而上地瓦解了束缚经济发展的传统体制，松动、融化了被传统体制板结了的中国社会。

　　首先，是中国民间“草根人物”的崛起，始终拥有要求改革、寻求发展、追求幸福的强烈意愿和无穷智慧。上一个30年，每一次改革面临重大进展，或是某个局部改革取得重要突破，几乎都循着这样一个线索展开：民间小人物“胆大妄为”的冒险“违规”，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得到开明地方领导干部的默许甚至鼓励，经由目光敏锐的媒体记者的报道，引发热烈讨论和争议，最终得到高层认可，推向全国，并以政策或法律将之制度化。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体制性探索，从涓涓细流到惊涛拍岸的市场化大潮，就是在民间草根阶层坚持不懈的拱动下，才得以最终完成。

　　农村改革序幕的拉开，始作俑者是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个穷得叮当响的农民。而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城市化的推动者、托起“中国制造”奇迹的基石，更源自从乡村涌向城市，最初曾被党报称为“盲流”欲严厉禁绝，后来被称为“农民工”的“民工潮”。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冲决了旧有的土地制度、城乡户籍壁垒和工业农业的剪刀差。

　　工业方面，浙江萧山的鲁冠球悄悄办起的乡村小小农机厂，在财大气粗、包揽几乎所有资源的国营工业的夹缝中渐成气候。众多的“鲁冠球”与千万个曾被蔑视的“个体户”一起，把曾经被体制和政策“围追堵截”的灰头土脸的乡村工业和小摊点小门面，胼头胝足地壮大成蔚为壮观的民营经济，“红头文件”从否定到默认、鼓励，最终在中国经济中三分天下有其二。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1-28 11:18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1-28 11:24     标题: 中国改革动力的历史考察(38)

而安徽“傻子瓜子”年广九的出现，冲决了“雇工8人以上就是剥削，必须打击”的《资本论》铁律;温州街巷中涌现的小摊主、小业主“八大王”的命运起伏，抓而又放，成了民间市场及多元流通渠道走向合法化付出的局部代价;浙江海盐一剪子剪开国企改革帷幕的“小裁缝”步鑫生，河北石家庄斗胆承包亏损造纸厂的小小业务科长马胜利，从监狱里出来就敢用国企积压的罐头从苏联换回飞机的川人牟其中，阿里巴巴的马云等年轻知识阶层的IT新技术人士……不管他们最终的命运怎样，都在不同层面冲决着几十年拒绝市场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性堤坝。

　　几乎每一项改革的起步，都站着这样一些“舍得一身剐”的草根小人物，而他们的背后，是无数双渴望个人幸福、渴望国富民强的眼睛。

　　13亿人的渴望和智慧，是推动中国改革最大的动力。

　　其次，是中国民间新社会阶层、新社会组织，因改革而诞生而壮大，始终拥有最强烈的改革冲动。30年前，“白领”、“民营企业家”、“中介组织”、“自由职业者”、“新上海人”(或“新北京人”、“新广州人”)、“消费者协会”、环保NGO……这些称呼会让人匪夷所思，不知所云。但今天，他们活跃于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不但成为中国经济运行和社会进步的润滑剂，更成为有强烈改革冲动的阶层。没有改革，就没有他们;只有继续改革，他们才能拥有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才能获得人生价值和成就感。因此，他们是改革最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和依靠力量。

　　根据中共十六大报告的定义，新社会阶层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产生的，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6个方面的人员。

　　据统战部官员的粗略估算，新社会阶层以及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人数多达1.5亿。他们人员构成较复杂，但有鲜明的特征：相对学历较高，拥有较多财富，多为非中共人士，不太“安分守己”，时有逾界行为，有愈来愈强烈的社会改良意识和政治诉求。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1-28 11:25     标题: 中国改革动力的历史考察(39)

作为改革开放产物的他们，对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的能量已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占GDP总量65%的非公经济贡献就出自他们之手，也强烈波及了社会、文化乃至政治领域。仅从立法看，私有财产保护的写入宪法、非公经济36条的制定、《物权法》的艰难出台，都呈现着他们的强力推动。

　　还有新社会组织。也就是方兴未艾的各类民间性的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部分中介组织、行业协会、慈善组织以及社区活动团队;也包括在南方雪灾、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中，让世界刮目相看的志愿者队伍。他们在扶危济困、解决就业、维护公民权益、推动环境保护、协调各界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立下汗马功劳。他们可以疏通民间不满情绪的宣泄渠道，充当社会矛盾的减压阀，在政府和民众之间开辟出辽阔的中间缓冲地带。

　　但是，初生的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组织，由于人员构成复杂，价值观极不稳定，职业流动性较大，因而社会认可度仍然不高，甚至还经常被体制内力量有意无意地排斥。那些习惯于公权力唱独角戏的大一统社会治理模式的领导干部，那些沉迷于凭借行政权力轻而易举占有社会资源、垄断发展机会、独占改革成果的人群，对这些靠市场的开放空间、社会宽容度增加才有腾挪之机的阶层和组织，造成很大的伤害。

　　目前炙手可热的报考公务员热，就是一种值得警惕的社会现象。说明体制内人士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已经到了尽人皆知、趋之若鹜的地步。年轻人一窝蜂地往体制内挤，力求在体制内分一杯羹，而不是壮大中产阶层——说明中国改革已经面临一个非冲决不可的体制瓶颈。体制内的好处越明显，表明权力寻租对社会的腐蚀性越大，改革也就越发迫在眉睫。

　　因此，决策层对待新社会阶层的态度，可以说是改革的风向标之一。应对经济危机，如果只重视基础设施和国有大中型企业，而对受冲击最为严重的民营经济不假援手的话，对调整经济发展模式不利，对改变收入分配不公和开放垄断领域不利，对新社会阶层显失公平。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上世纪80年代为了保国企，防止新生的民营企业与国企争原材料、争能源、争市场，而出重手打击，阻滞了民营经济的同时，也阻滞了改革进程。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1-28 11:40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1-28 11:38     标题: 中国改革动力的历史考察(40)

而决策层和执行层对新社会组织的压制，则会在社会矛盾积聚、凸显、日益濒临爆发点的情况下，使党和政府直接面对因利益受损或期望受挫而无助、愤怒却又散乱无组织的各类草根民众，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可能连一个可以对话沟通的民众代表都不容易找到，也没有了居间调停缓和民众情绪的社会中介组织。结果，只能使任何一个原本针对某个地方、某项具体政策、某些基层小吏的不满，迅速升级放大为对政府的总体抗议，对干部阶层治理能力和廉洁度的总体否定，甚至是对执政合法性的质疑。

因此，要化解经济危机，要深化改革，要解放思想，必得借重新社会阶层、新社会组织的力量。他们可能会成为协助化解危机的一把有效钥匙。

　　最后，新意见阶层的问世营造了舆论民主的平台，丰富了意见表达的渠道，成为深化改革的舆论先声。民间“新意见阶层”在互联网上的崛起，是近几年来自然灾害和人为事故频发、社会矛盾加剧的情况下，中国社会一抹难得的亮色。中国网民忧国忧民的视线，锁定了诸多事关公共决策的大大小小的事件。诸如陕西华南虎照片的真伪之辩，山西“黑砖窑”的曝光，厦门PX项目的迁址与上海磁悬浮建设是否影响沿线居民的争议，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以及《物权法》大讨论，西藏拉萨事件与西方媒体的对峙，汶川大地震诸多救人线索的网上披露以及对校舍建筑质量、救灾物资公平分配等问题的反复诘问……诸多事件，是在网民和传统媒体的联手下，拓展了张扬社会公平正义的理性解决渠道。

　　各级政府对网络舆情的重视，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焦渴——胡锦涛与人民网网友在强国论坛的交流，成为“中国网民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因此，胡总书记无可争议地被评为2008年度“强国论坛”最佳嘉宾。网民之于推进政治文明的积极意义，终获决策层的正面肯定。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场景，中国民意表达与最高决策层的思谋，开始走向合拍。

　　在对中国民主政治的遐想中，一直困扰于一个13亿人的大国，纷纷扰扰的民间意见表达的程序和渠道难以十分畅达。但互联网的出现，从技术层面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网民们如无数没有编制的“公民记者”、“网络意见领袖”，时时更新着对任一事件的报道和评论。而这个新意见阶层，正是改革最可依靠的民间舆论力量。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1-28 11:39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11-28 11:44     标题: 中国改革动力的历史考察(41)

　警惕普通民众在改革中被边缘化

　　90年代进入小康社会后，中国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政府注重GDP增长提升政绩的强烈愿望与企业管理者占据更多生产要素的强烈愿望的结合。在相当程度上，官商形成利益共同体，或曰“既得利益阶层”。深化改革，最大的障碍往往是“既得利益阶层”。而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和整个80年代居于改革舞台中央的普通民众，则急剧边缘化。据社会学家孙立平等人的研究，改革初期激发中国活力的社会流动到90年代基本停止，官民、贫富分野而且代际相传，从社会底层进入社会上层的门槛越来越高，基本上难以逾越。这一情况值得我们忧思。如果一个社会大面积堵塞了底层民众的上升通道，这个社会就将丧失变革的动力和能量，结果可能会像地震后形成的“堰塞湖”一样，民怨、民愤淤积，最终可能会冲毁改革以来形成的经济繁荣和制度化成果，出现全社会上上下下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因此，如何对待上述三个层面的民间推动改革的力量，是封堵、漠视，还是鼓励和因势利导?把广大民众改善物质生活、维护个人权益、扩大政治参与，看做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还是潜在的不安定因素，需要“严管、严控、严查”?这一点是衡量决策层思想是不是解放，改革是不是动真格的试金石。

　　上一轮经济危机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33年的就职演说值得我们深思借鉴：“现在首先是要讲真话的时候，坦率地、大胆地讲出全部实情”;“在我们民族生活中的每一个黯淡的时刻，坦率和有力的领导人都得到人民自身真诚的谅解和支持，而这正是胜利之本。”近来，我们常说企业对投资要有信心，公民对消费要有信心，还有一个信心更为关键，就是政府对人民要有信心。

　　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首创精神，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这是共产党人的经典口号。我们说了几十年。但真正做到这一点，需要各级领导干部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

　　勇于担当的胆识，需要视民如殇的人道主义情怀，说到底，也需要领导层的坦然自信。不仅要教育人民群众相信党、相信政府，各级领导干部自身也要相信人民群众，是经济和社会双“维稳”的主体和动力，而不是在群体性事件等场合“维稳”防范的对象。要真正做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并智慧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样才能汇聚起攻坚克难的强大力量。

　　如此，则中国前途幸甚，中国人民幸甚!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1-29 13:31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1-29 11:04     标题: 周瑞金最新访谈录及其政论(42)

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


——国庆60周年感言


作者：周瑞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一个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起步，经过60年的发展，特别是近31年的改革开放，新中国成功地崛起于世界的东方。人民共和国的60年并非一帆风顺。辉煌的成就来自沉痛的教训。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57年的反右派"造成了不幸的后果"；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1959年的"反右倾"导致"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因此，我们在欢庆共和国60周年伟大胜利的同时，决不能忘记"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中数以千万计的冤魂，还有更多的遭受残酷整肃的优秀人才和普通公民。国庆期间文化部组织上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用4分钟的时间表现"文化大革命"，不回避不渲染，值得肯定。勿忘历史教训，方能鉴往开来。正是因为清醒地认识到那些年的种种失误，才有了邓小平同志主导的伟大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说，回避历史教训，只讲辉煌60年，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凭借我们党和人民百折不挠的韧性和灾难修复的能力，在至少整整两代人流汗、流泪，甚至流血奋斗的基础上，新中国60年才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社会进步。外国政治家、媒体和学者只要不带政治偏见，都会承认这一点。美国纽约帝国大厦在9月30日晚至10月1日清晨，首次为中国国庆亮灯，"向中国人民致敬"，是一个代表。

　　从国际环境看中国，更能体会到新中国沧海桑田的伟大成就。整整90年前，旧中国是帝国主义列强饕餮宴席上待宰的羔羊。1919年巴黎和会签订的"凡尔赛和约"，粗暴地把战败国德国在战胜国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回中国引发了愤怒的"五四"学生运动。1945年2月，美英俄三国签订《雅尔塔协定》绕开反法西斯战争主力之一的中国，秘密商定恢复沙俄时期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包括苏联控制旅顺、大连两个不冻港，以及穿越中国东北的中东与南满铁路，让八年抗战胜利在望的中国人民咽下一颗苦果。斗转星移，今日新中国已经上升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在近一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中，全世界更是深切地感受到中国的分量。经常有外国媒体议论G8（西方八国集团）、G20（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20国论坛）还是G2（中美共治）的问题。

　　60年一个甲子、一个轮回，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党，对我们的人民，有理由也有信心抱一份美好的期待。正如胡锦涛主席在国庆日的天安门城楼上所庄严宣告的："中国人民有信心、有能力建设好自己的国家，也有信心、有能力为世界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未完待续)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1-29 13:3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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