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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 [打印本页]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2-17 08:10 标题: 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

据香港《文汇报》1月14日报道:美国《新闻周刊》最近刊登了题为“中国何以运转乾坤”的专题文章，详述中国的“指令性资本主义经济”如何有效运转，使之成为当今的金融海啸下，唯一能取得显着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之所以能于全球经济乱局中鹤立鸡群，是因为她是唯一打破经济学教科书常规的国家。中国并没有完全放任市场经济，政府会于适当时候插手市场，重点的行业仍由政府主导，而银行业的重要职位都由政府官员出任，他们会听从国家指示，选择合适的贷款和投资对象。事实上，中国经济没有像其他5大经济体一样迅速减速，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具备自由派经济学家通常嗤之以鼻的国家干预能力，如在金融业中，中国限制外商投资，也不全盘引进外国的创新而复杂的投资工具，终能避开这次严重的金融海啸。中国看来最能抵御这场最严重的全球衰退，其指令性资本主义为何能奏效，这个问题更具时代意义。经济学家一直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他们往往把国家功能看得一无是处，而市场是灵丹妙药，而如今欧美也在向国家干预靠拢。中国官员面对危机时，可以像西方政府一样采用传统的市场手段，但也会加入干预，是指令式资本主义的后盾。比如去年初内地楼市过热，中国下令银行缩减房贷，接着当住房销售下滑时，他们又推出刺激楼市措施。同时，他们也会发布在西方被视为不当“干预”的指令，比如早前当局要求国有企业通过在国内外收购新资产，“积极扩大”在经济中的作用。　中国的国家干预曾被视为不成熟经济的坏习惯，现在却获西方国家奉为圭臬，视之为稳定的堡垒。里昂证券经济师罗斯曼说：“大部分的资本密集型行业由政府控制，我因此对中国的前景感到乐观。”美国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罗奇表示：“在经济困难时期，中国的指令控制型体制的确比其他的市场体系更有效。”

目录
(1)中国在危机中重新寻找发展模式(第1－第2楼)
(2)时代在震荡中逆转：论中国社会未来二十年的变化轨迹(第3－第5楼)
(3)从发展型国家走向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第6－第11楼)
(4)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第12－第18楼)
(5)我写《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前因后果(第19－第21楼)
(6)近期有关“中国模式”研究观点综述(第21－第23楼)
(7)关于中国模式若干问题的研究](第24－第28楼)
(8)市场，社会，民主(第28－第28楼)
(9)新自由主义败因与社会民主主义处方(第29－第30楼)
(10)全球金融危机呼唤世界新秩序(第30－第33楼)

中国在危机中重新寻找发展模式

作者：郑永年

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俨然已经被很多人视为是有别于美国和西方的发展模式。在一些敏感的人的眼里，中国和美国所代表的两个发展模式已经处于较量之中。尽管整个世界还处于危机之中，各国政府都在想方设法救金融、救经济，但很多人已经在提问中国在未来世界金融秩序重建过程中能够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金融危机以来，有人赞扬中国，有人批评中国。但无论是批评者还是赞扬者，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心态，就是对中国的高度期待。在当今世界上，很少有像中国那样乐观的了。西方的危机还没有看到底，中国本身的危机依然存在，但从政府到民间，已经呈现出相当乐观的情绪。很多人已经在开始预测经济什么时候回弹了。乐观情绪非常重要。没有了信心，经济活动就很难恢复正常。举个简单的例子说，如果没有信心，人们就不会去投资，不会去消费。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有责任激励社会的信心。
　

　　当然，客观上说，中国也有很多因素促成人们的乐观。中国政府和西方政府在对付危机的能力上不同。美国和西方政府只有金融杠杆，而无经济杠杆。但中国政府两者都有，除了金融杠杆之外，中国的经济杠杆可以通过巨大的国有部门得到发挥。再者，美国政府和大多西方政府都是赤字政府，而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良好。可以说，中国政府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比较富有的政府。

　　目前内需比外贸重要

　　但也很显然，也有一些人的乐观情绪并没有多大的理性。有人看到美国西方倒下去了，就乐观起来。但客观的现实是，别人的倒下并不意味着自己能够站立下去，更不用说是去拯救他人了。

　　在西方，看到中国表面现象的人总是担心中国模式会取代西方模式。但是比较理解中国体制运作的人则深不以为然。

　　前些时候，一位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并曾经效劳克林顿政府的美国经济学家，当问到中国在应付全球经济危机的作用时强调，如果中国人民银行不能改变到目前为止所扮演的美国和西方贸易“清算银行”的角色，那么中国在全球经济复苏过程中作用就会非常有限。

　　这位教授指的是中国外向型经济对中国本身和世界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受外贸驱使，整个金融体系也是为这个外向型体系服务的。

　　出口型经济创造了大量的外汇，再用外汇购买西方的诸多金融产品。结果如现在所看到的，中国购买西方金融产品一方面促成了西方金融市场的“腐败”，但同时也因为购买金融产品而受到巨大损失。

　　这也就是一些西方政治经济人物指责中国的其中一个原因。这些指责尽管并没有道理，但却值得中国的思考。

　　外向型经济增长依赖于出口，依赖于西方市场。在过去的30年里已经形成了中国生产、西方消费的模式。这次危机告诉人们，无论是要解决危机还是要长期的发展，都不能依赖于西方市场，依赖于西方消费者。必须主要依靠自己，就是说要建设一个内需型经济体。

　　一个内需型的经济体并不是说不要外贸和出口了。但一个高度依赖于外贸而内需不足的经济体，其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在全球化环境下，内需和外贸是两个最为重要的经济支柱。对中国这样大的经济体来说，内需无疑要比外贸重要得多。

　　消费社会需要基本保障

　　那么这次金融危机是否在促成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在转型？中国政府已经推出了诸多拯救危机的方案，但这些措施能否促成整体经济模式的转型还有待观察。

　　很显然，中国迫切需要在危机中继续寻求新的模式。要寻找新模式，首先必须对危机的深度有更为深刻的意识。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2-22 10:06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2-17 08:19 标题: 中国在危机中重新寻找发展模式(2)

　　有人说中国是船大不好调头，也有人说中国现在仍然处于早期救火阶段。但不管怎样，当政者必须让人知道，船长的确努力在调转船头，而非仍然在原来的航道上前进。

　　同时也要知道现在的救火方式能够有效地把火泼灭，否则大把钱烧进去了，火还是泼不灭。

总体说来，中国各方面可能对这次危机的深度估计不足。因为中国和西方经济的高度相互依赖性，只要西方还处于危机，中国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就是说，中国在这次危机之中很难置身事外。

　　上个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最终得以解决，并非来自罗斯福新政，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罗斯福新政只是“救火”。今天世界各国政府所做的并没有在任何意义上超过罗斯福新政。

　　如果相信这次危机和上世纪那场危机同等严重，甚至更为严重，那么由此可知现在各国政府所采取的各种举措远远不能解决危机。

　　中国政府现在所采取的应付危机的模式，基本上承续了处理1997亚洲金融危机的模式，即以公共投资为主体，附带拉动内需。

　　很显然的是，1997年之后，政府在前一方面非常成功，但在打造内部消费市场方面并没有很大的成绩。当时，因为西方市场没有危机，中国的出口不久就恢复了。但现在的情况已经很不一样。西方没有了需求，不管怎样的刺激外需的努力都不会很有效。

　　所以，努力的方向和重中之重应当是扩大内需，建立消费型社会。笔者曾经论述，中国缺失一个消费社会所要求的基本社会制度，例如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等。这次中国在努力扩大这方面的投入，但很显然大多数投入还是流向基础设施、产业升级等方面。

　　亦须抗拒西方转移危机压力

　　到目前为止，各国政府应付危机都显现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面。中国政府要有效解决危机，也必须克服这方面的倾向。全民共度危机、全球共度危机应当是解决危机的大思路。就是说各国内部社会各阶层要分享负担（内部责任），国际社会各国也要分享负担（外部责任）。

　　就中国内部来说，如果既得利益过于自私，试图把危机转嫁给弱势群体，甚至利用危机再进一步获利，那么就不能克服危机。

　　中国诸多社会制度难以建立和既得利益的阻力分不开。如果既得利益不能克服，就会造成政府“只取不予”的局面。中国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治国经典。如果只取不予就会导致深刻的社会政治危机。

　　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不胜枚举。危机时刻必须“用之于民”。反之，“用之于民”也是政权强大之根本。如果中国不能建设一个有效消费社会，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危机。如果这次危机不能促成基本社会制度的确立，未来经济增长就会缺失动力。这些并不是很多人所意识到的。

　　同时，中国也应当承担外部责任，就是和国际社会协调，共同对付和解决危机。因为经济的全球化，如果每一个国家过于自私，那么危机就会向纵深发展。

　　全球化必然要求各国间的协调行动。中国一方面需要承担自己的国际责任，但同时也要抵制西方转移危机的压力。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弱势就是容易受西方的影响，就是说西方很容易把危机转嫁给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上。

　　应当对这次危机对中国所带来的风险及其包含的机会作深度思考。如果危机促成社会制度建设和经济发展新模式的确定，那么中国外部的影响力的性质就会得到根本的改观。

　　内需和外贸是持续经济发展的两条腿。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倚重的是“外贸”这条腿，那么解决危机意味着中国要确立另一条腿，就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社会。到了两条腿走路的时候，中国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国。

文章来源：「联合早报」(2009年2月3日)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2-17 08:20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2-17 08:23 标题: 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3)

时代在震荡中逆转：论中国社会未来二十年的变化轨迹

作者：李剑宏

自2007年起，世界许多地方频繁发生重大地质灾害和气候异常现象，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流血冲突迭出，尽管缺乏确凿的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许多人还是发现自己原定的生活轨道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更多的人则发现平静的私人生活也莫名其妙地出现一些重要的改变。到了2008年，更多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而且发生的是那样突然和残酷，人们甚至没有做好接受这些事实的心理准备。这种状况已经普遍引起了每个人的重视——既便如此，可以预见却无法阻挡的美国金融危机还是爆发了，这场金融飓风推倒了“多米诺骨牌”（1），迅速让全球陷入经济危机之中。比经济危机更可怕的是经济恐慌，世界正在发生变化，而人们茫然无措。在2009年到来的时刻，经历了非常不平凡的2008年的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提出一个相同的问题：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我们在变化面前需要做些什么？

　　我的回答是：一个在震荡中逆转的时代已经来临，这个震荡时代将经历长达二十年的漫长发展过程，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会承受这种震荡带来的冲击，接受这种逆转带来的变化。

　　一、形成震荡时代的根源

　　1、国际根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阵营掌握了国际规则和秩序的主导权。在马克思《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结构性缺陷日益凸显的时候，在国际格局中权重最大的美国政府，特别是小布什执政团队，仍以政治保守主义态度坚持其“金玉其外、败絮其内”的政策（2），对外以基督教、“人权大于主权”作为一脉相承的意识形态输出工具、在“新帝国论(3)”思想的指导下耗费巨大财力精心编制全球军事网、用直接发动战争的军事手段和“分而治之”的外交手段控制产油国和保持美元在金融市场上的霸权地位、挑起非西方国家，主要是新崛起国家和伊斯兰宗教势力的对抗，孽生了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民族、宗教、军事、环境、地区等诸多方面“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危机。

　　一些学者在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仍然坚持乐观的态度，认为这次危机，不过是历史的小插曲。如果有这样的观念，是值得商榷的。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集中体现了西方政治、经济模式的根本性缺陷。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将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持续发酵，引发一连串的政治、经济、军事反应，其影响将是深远的。我同意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沈联涛先生对这场金融危机的看法：“未来，历史学家会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与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相提并论。那场大萧条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接下来80年内的金融版图。同样，现在这场危机之后，可能也会出现经济理论、哲学观的重大转变和机制结构的重大调整”（4）。

　　2、国内根源。在经历了“以阶级斗争为纲”造成生产力和文明倒退的年代之后，1978年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国策，实质是通过生产关系革命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此恢复、巩固和发展既有政治体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咬定青山不放松”，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既定国策，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但是，也产生了负面结果——由于这场改革的特点是政治和经济改革不同步，造成了一股执掌公权力的腐败力量利用政治体制的内在缺陷，与资本力量媾和，形成了建立在权贵资本经济基础之上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人数不多，却掌握了非常庞大的社会资源，集公权力、资本、话语权于一身，并具有自我复制、不断转化、持续蔓延的发展趋势，象癌细胞一样严重破坏了国家的政治基础。民营资本家和工、农阶级的合法权利不时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侵犯，不能公正享受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成果。权力的黑恶势力发展，造成了各种利益矛盾的冲突和激化，民众群体性抗争事件呈不断上升态势。（5）

　　二、震荡时代的表现

　　在中国逐渐融入全球化大潮的今天，国际经济环境不断恶化、国内负面势力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必然影响和激化国内矛盾，既得利益集团和民众之间的利益矛盾冲突必然呈现上升态势。这是不容回避、必须面对的现实。

　　1、震荡时代的总体性特点

　　毋庸置疑，中国30年的改革，实质是一场生产关系的革命。30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对生产关系进行了彻底的改造，经济的市场化方向已经是官方和民间的不言自明的共识，并在实践中得以实现。我们事实上已经迎来了后经济改革时代，并为此承受了改革付出的巨大代价，即阶级和阶层的政治经济地位变化，其中包括权贵资本力量的孽生。

　　今后的改革，在经济领域是更为具体的生产方式、分配制度的调整和经济政策的制订，而生产关系已经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三十年改革造就的GDP基数，使经济增长率再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已经是越来越艰难的事情。（6）加之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使中国的出口外贸型经济遭受重创；中国经济结构的缺陷和国内消费水平普遍偏低的状况，特别是政治和社会的一些负面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形成一定的阻力。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2-18 10:16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2-17 08:33 标题: 时代在震荡中逆转：论中国社会未来二十年的变化轨迹(4)

　震荡时代的总体性特点是：一方面，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逐渐减缓，另一方面，各种社会矛盾开始逐渐激化。二者成反比的关系。社会矛盾的激化必然造成社会的震荡，影响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但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减缓，也会使各种社会矛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的表现出来。　

2、震荡时代的阶段性特点

　　在未来二十年内，中国将面临震荡时代带来的冲击和挑战，主要将经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各种不具有明确政治诉求的利益矛盾冲突加剧，民族宗教问题也因此突出。

　　中国30年改革，经济日新月异。但与此同时，政治改革长期迟滞不前，政治与经济改革的不同步，从根本上造成了罔顾民生疾苦、促成社会两极分化的“杀贫济富”的分配制度之形成，从根本上造成了党政公权力不能得到有效监督和制约，从而形成公权力机关大面积腐败并引发社会腐败，形成工农阶级的群体性事件和上访事件大规模爆发之局面，形成部分民众对现实的不满、不安和埋怨情绪，形成社会各阶层之间和官民之间的冲撞与矛盾，进而威胁到执政党的合法性地位。

　　目前，中国社会已经进入“矛盾凸显期”(7)。弱势群体，特别是待业大学生、离退休职工、复转军人、拆迁户、农民工、出租车司机、教师、矿工等群体，以及部分企业降薪、裁员、破产等造成的无最低生活保障的低薪工人和失业工人，因为经济利益和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受害群体会出现维权、泄愤等突发性群体性事件，出现罢工、示威、游行等群体性行为。

　　而地方政府若处理不当，不能有效引导和公正解决上述群体的问题，一味动用国家暴力机器、实施封堵的简单化、粗暴化管制措施，就会造成官民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引发更为恶劣的群体暴力事件，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

　　西藏、新疆等地方，也会因为不同群体的利益矛盾，在国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引发民族宗教问题。

　　第二阶段：随着国内经济形势的恶化，利益诉求的矛盾主体将扩大，出现普遍的具有明确政治诉求的活动。

　　在国际经济危机的持续发酵下，国内经济形势不容乐观。除了外贸出口型产业受到较大冲击外，受国内经济结构的制约，民众消费需求低迷的影响，许多产业会出现大兼并、大组合的局面。许多企业的经营和生存会越来越艰难，特别是缺少政策扶持的劳动密集型民营企业、小本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在生产资料上涨，消费市场萎缩的情况下，将面临日不敷出的破产结局。更多的民营资本家、中产阶级和个体工商户将卷入贫困的行列。

　　为刺激经济发展，国家将会出台一系列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放开银行贷款限制，并放开一些项目申请的管制。权贵资本力量在取得这些项目和获得资金方面，具有先天的竞争优势，在不断壮大自身力量的同时，会利用当前困难的经济状况，进行更为明目张胆的圈地、圈钱活动，进一步恶化市场环境，侵犯弱势群体合法权益，并会利用公权力在司法和行政领域为自己攫取更多的“合法”利益。与民争利的行为将会集中在这个阶段出现，并随之引发大面积的受害群体抗争事件和泄愤事件之发生。

　　一部分破产的或濒临破产的民营资产家、中产阶级、个体工商户会加入诉求利益的矛盾主体之中，部分关注公共问题的知识分子和维权民主人士，将会就社会矛盾冲突越来越尖锐的现实状况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提出改革政治的主张，并会由此产生一系列围绕明确的政治诉求，如人权、民主、宪政、公正、惩治腐败等问题展开的活动，但这些政治活动将会是地区的、小规模的、小群体的、缺乏相互之间联系的、缺少统一共识的和缺乏完备组织的活动，虽然这些活动将会在全国大多数地区出现，但不会对中共的执政地位产生根本性的冲击。

第三阶段：国内矛盾集中在政治领域，政治权力的来源问题成为焦点。

　　如果上述两个阶段的表现没有从根本上加以治理，第三阶段的到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中国在经过四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后，私营资本家会成为一股独立的经济力量，他们既没有权贵资本攫取利润的罪孽，也没有依靠官方背景发展壮大自己实力的家底，是一个清白的精英阶级。这个阶级虽然在经济上占有绝对的权重和享有一定的经济资源，但在政治上是弱势阶级。他们中虽会有一些人被吸收到人大、政协中，但这股力量能够觉悟到必须有能够真正代表他们政治经济利益的代言人。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2-17 08:44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2-17 08:39 标题: 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5)

　　在这个阶段，业已形成规模的成熟的民营资本家力量会要求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分享国家权力，维护民营资本的应有利益，并和一部分知识分子联合起来，与受权利侵犯的工农阶层一道，推举自己的代言人和领袖，建立政治组织，开展政治宣传和组织活动。

　　在思想领域，将会有更多的人关注政治权力问题，民营资本介入的传播媒介将会把多党竞选、轮流执政的政治诉求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围绕中国的政治方向问题，将会发生激烈的争论。由这些组织所领导的群体性事件也会此起彼伏地、普遍地发生着。政府的管制措施将会是无效的，执政党将面临空前严峻的执政合法性危机。

　　这一阶段，将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关键点。

　　三、震荡时代可能的变数

　　我在上文就震荡时代的未来表现作了分析和推断，但历史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事件共同书写的。对于未来，我们也相信偶然性对历史必然性的影响。

　　（1）执政党主动开启政治改革。执政党通过主动开启政治改革，逐渐革除既得利益集团得以孽生的权贵资本经济毒瘤，真正实现人大、政府、法院独立行使相应职权，贯彻真正意义上的人大代表选举、监督、立法制度，确保新闻舆论的自由开放，则各种社会矛盾会在高效运转的国家治理机制下得到纾解和释放，各类积攒的矛盾和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2）重大军事战争转移社会矛盾。不排除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中国因为领土争端问题而与外国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战事一旦爆发，尤其是胜利，一切国内矛盾都会得到暂时的转移和平息。

　　四、结论

　　震荡时代的到来，是各种社会矛盾积攒和交织在一起的必然产物，是对执政者和民众的一次重大历史考验。我们不能回避，也不能畏惧，更不能“顾左右而言他”，正视它，需要勇气，也需要耐心，更需要策略和智慧。正如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所说：“人类的多元性成就了所有人间事务的宏伟与悲怆，政治哲学家应以此多元现象为其惊叹思索之课题。”（8）

注释：
　　
[1]多米诺骨牌（domino）是一种用木制、骨制或塑料制成的长方形骨牌。玩时将骨牌按一定间距排列成行，轻轻碰倒第一枚骨牌，其余的骨牌就会产生连锁反应，依次倒下。多米诺骨牌效应常指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在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中，一个很小的初始能量就可能产生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人们就把它们称为“多米诺骨牌效应”或“多米诺效应”。
　　
[2]这类佐证是很多的，例如德国社会家、哲学家哈贝马斯最近接受美国《时代周刊》访谈时说：“在美国，布什政府推行极端的取消管理的政策，造成物质上、道德上和文化上的明显破坏，这次危机已经恶化了。”（《时代周报》2008年11月6日）笔者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的“思与文”网站上发表的《人类究竟选择生存还是毁灭？——写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夜》（2007年8月14日）一文，对此做过详细的分析，并预言了这场西方社会危机的到来。
　　
[3]张立平，《“新帝国论”在美国政治外交中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08/26
　　
[4]沈联涛,《这场危机的本质》，《财经》2008年第26期。
　　
[5]于建嵘,《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湖南省H县调查》，《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3期。
　　
[6]这一点可以和二战后同样高速经济增长的日本为参照，1964年日本举办奥运会后，日本经济从假象的繁荣坠入了急性萧条之中；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给日本工业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当1973年原油价格上涨三倍的时候，日本真实的GDP增长率从60年代的10%降低到1974年的负增长，并且随后出现了4年的经济萧条。
　　
[7]任仲平,《再干一个二十年——论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人民日报2004年7月12日头版。
　　
[8]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哲学与政治》，林晖译，载《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贺照田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作者简介】李剑宏，男，1977年生，中国历史文化和政治社会学领域独立研究学者，剑虹评论网总编。主要著作有《韩非子政治思想阐微》、《国学的现代精神与价值》等，发表论文有《中国能否孕育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等三十余篇

文章来源:「学说连线 http://www.xslx.com」(2009年1月9日)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2-17 10:49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2-17 08:48 标题: 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6)

从发展型国家走向民主社会主义国家？

作者：阮思余

从1949年新中国建国以来，虽然我们一再坚称我们是在搞社会主义，八十年代以后，尤其强调我们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果从国家模式的转型来看，中国国家模式的变迁却经历了从集体化国家、极权国家到发展型国家、社会民主国家的转型。这一点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建国以来，我们建立了高度一体化的集体化国家。其所有制的理论依据就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其典型表征就是，通过各种动员机制，国家建立起所谓的“命令性经济”，通过这一套指令性计划体制组织整个国家的生产。其权力终端是共产党的最高权力核心。随着这种集体化国家的发展壮大，其不可避免的走向就是极权国家。极权主义国家不仅将经济，而且将教育、文化、宗教、家庭生活、意识形态等统统置于国家的巨臂之下。其恐怖性在于，高压政治、警察统治、全面监控与高度意识形态操纵。由此，市民社会与私人领域完全淹没在极权主义的滚滚洪流之中。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国家与集权化国家逐渐让位于发展型国家和社会民主国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降，国家积极扮演促进经济发展的角色。其典型表现就是国家积极介入经济生活，千方百计搞活农村市场、促进工业发展，通过各种可能的形式推动经济增长。集体化国家、极权国家和发展型国家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国家干预。但性质完全不同。发展型国家的干预主要在于，政府逐渐通过各种合法的与非法的途径，尽一切可能、想方设法促进经济的增长。诚然，这种发展型国家的极致表征就是唯GDP崇拜。当发展型国家取得一定经济绩效、GDP崇拜左右一切之后，呼之而出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其目的就是通过强化公平、公正、自由、团结等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来规制发展型国家的不足。

　　质言之，纵观最近一波民主社会主义的讨论，不管是自由主义论者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冰冷拒斥，体制内精英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热情拥抱，还是民间学者与海外学人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如实接纳，不管我们承认与否，当今中国已经逐渐从发展型国家步入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轨道应该是不争的事实。本文正是要详细讨论这一内在的发展逻辑。为什么我们会逐渐走向民主社会主义？如何看待这一变迁？本文的基本观点就是，“方向灯”之所以会往民主社会主义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是在遭遇发展型国家的弊病之后，试图超越这种发展型国家的内在困境，而做出的一种替代性选择。因而，我们需要分析的问题就是，发展型国家有什么弊端？中共又是如何超越这种发展型国家，做出了哪些替代性的选择？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本文的主要运思逻辑。由此，我们首先就要转入到超越发展型国家的讨论。

　　一、超越发展型国家

　　当我们将视野置于发展型国家的讨论之时，我们首先必须回答这些问题：发展型国家是一种什么样的国家？它具备哪些特征？这些特征导致了发展型国家的哪些弊端？

　　1、发展型国家及其特征

　　关于发展型国家的言说，最早是源于东亚工业化的特定解释。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查默斯·约翰逊教授对日本的考察为之做出了开创性的、也是奠基性的贡献。[1]其次，是论者顺延约翰逊教授的思路，分别对韩国、台湾等地区的考察与分析。[2]发展型国家被认为是介于英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之间的计划—理性(plan-rational)模式。一方面表明国家采取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却极力强调国家干预。具体而言，政府给予工业政策最大的优先，重视国内工业的结构，提升其结构以强化国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与英美的市场—理性(market-rational)类型不同，计划理性的国家比市场理性的国家更有意识地介入市场运作，而不只是制订市场运作规则。换言之，发展型国家强调国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者和组织者，因为它将发展视为国家存在的第一要义；国家的合法性自然也就建立在推动和维持社会经济发展这一经济（绩效）合法性上。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2-17 08:54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2-17 09:02 标题: 从发展型国家走向民主社会主义国家？(7)

发展型国家，被形象地描述为，它“是由政治的、官僚的和财阀势力组成的无缝网络的简称”。[3]根据对发展型国家的这种界定，如果对发展型国家的特征做一描述，特别是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政治变迁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发展型国家具有如下几个特征：其一，将强国家，而非弱国家，视为国家存在和维系的政治社会基础。这种强国家能力往往表现在，在基本完成国家建设之后，逐渐提高政权的制度化水平，以及国家对社会的整合能力。其最重要的制度特征被视为国家必须具有较高的自主性。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以胡鞍钢、王绍光等人为代表的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极力主张国家能力建设，建立一个强国家，并逐渐获得高层认同，就是最好的明证。尤其是在革命后社会，从战场上凯旋归来的老革命家们对一个强国家的呼唤，对早日走出殖民主义，真正独立自主的期待，更是容易赢得曾经惨遭蹂躏的普通百姓的支持。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共的国家口号一直是，要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一呼声尤为高涨。尤其值得关注的就是，这里“富强”是排在第一位的重要。

　　其二，有效的经济政策。既然发展型国家采取的是“计划－理性”模式，是要建立一个强国家，因而，一个高效的经济政策被赋予极为重要的地位，其目的就是要维系持续的经济增长。具体举措包括，国家掌控战略发展导向，充分利用税收和财政政策、改革金融体制，扶持国有银行或分配信用，对战略性产业提供有利的贷款、政策扶持，并鼓励私人资本从事大规模扩张和出口。在考察奥地利、芬兰、韩国与台湾地区时，论者发现，这四个国家或地区都运用了极为类似的政策工具，包括投资资助、价格控制、信贷配额，以及人为地保持低水平的利率。从国家的经济增长的战略而言，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对内的一系列开放政策，开拓城市市场与农村市场，到九十年代持续拉动内需，鼓励扩大出口、强调国际贸易，发展旅游业，等一系列的经济发展的战略布局，无不是在在国家的支持与扶助之下进行的。有相当多的经济行为是在政府的直接干预或者推动之下进行的。

　　其三，理性务实的经济官僚体制。要建立一个强国家，实施有效的经济政策，必然需要一个理性务实的经济官僚体制。这一体制被视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操盘手、掌控者。这一点，只要简单审视国家发改委的变迁，即可窥见一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成立于1952年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原“国家计委”曾长期承担着中国政府对综合经济管理的职能。但是，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转变，“国家计委”的功能不断发生转变。1998年3月，在朱镕基总理任内，将原“国家计划委员会”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并把该部门的主要的职责放在管理有关国民经济全局的事务上，着力制定发展战略，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并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减少了繁多的行政审批手续。2003年3月，温家宝上台后，继续对该机构进行改革；将原国家经贸委的部分职能和原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一同并入，并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从而使得“计划”二字，完全地从中国政府的部门中消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历来是政府第一部委，被称为“小国务院”。近几年来，一大批出身于“国家发改委”的官员，纷纷出掌国务院的财经要职，显示了发改委在政府中的特殊地位。由于“发改委”的职能几乎涵盖国务院工作的各个方面，在其中任职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宏观经济社会发展，积累更多的经济管理经验。曾在“发改委”任职的中共或政府高级领导人包括，曾培炎、郝建秀、汪洋、马凯等。[2]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中共是何其重视搭建一个理性务实的官僚体制，何其重视培育这些经济精英。很大程度上，经济增长的前景将有赖于这些经济精英与官僚体制的理性、务实、有效作为。

　　其四，国家与资本之间的复杂关系。国家与资本本属不同的领域。在一个宪政民主国家，二者之间应当有天然的界限。在发展型国家，国家与资本之间往往具有较为紧密的关系。诚如埃文斯所指出的，对于发展型国家来说，与社会的联结就是与工业资本的结合。易言之，在某种程度上，发展型国家是大工业家的乐园。[4]这些关系，包括压制、竞争、合作、勾结等。时至今日，这几种关系都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存在。比如，改革开放以来，官方对私营经济的态度就是最好的例证。我们从不承认私营经济、国营（后来改为国有）经济一统独大，到逐渐允许私营经济合法地位，再到实际上鼓励扶持私营经济茁壮成长，到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再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必要组成部分，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演变过程。时至今日，这种资本与权力的关系问题，更多的表现在它们之间的勾结、共谋方面。这就是人们使用频率极高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的结盟、特殊利益（分利）集团。[5]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2-17 09:08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2-17 09:30 标题: 从发展型国家走向民主社会主义国家？(8)

最后，发展型国家有一套独特的“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话语模式。观察发展型国家，其中一个比较容易把握、也是较为管用的方法就是对官方与媒体的话语分析。发展型国家的话语分析，完全迥异于革命时代的话语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迈向发展型国家的过程之中，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话语特色与表述习惯。其关键词就是，经济、建设、发展、稳定、GDP、政绩。其经典表达就是，在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流行的话语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胡温新政以来，新增的话语是，“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发展是第一要务”。地方政府使用得最多的发展语词就是“GDP增长率”、“招商引资”。近年来，媒体对这种发展型国家批判所使用的最多的关键词就是，“GDP崇拜”，“官员政绩”。

　　2、发展型国家的弊病

　　在明晰了发展型国家及其特征之后，接下来我们需要讨论的就是，发展型国家具有哪些弊病。从发展型国家的历史来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型国家在遭遇了各种经济增长的瓶颈之后，纷纷面临着转型的问题。实际上，这里面反映了发展型国家本身所存在的各种危机与弊端。就中国而言，这种发展型国家的弊病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GDP崇拜，二是以GDP作为官员政绩判定、升迁与否的晋升竞标赛，三是绑架型国家的成型。

　　首先，GDP崇拜统领一切。从上述对发展型国家的界定及其特征可以看出，发展型国家的根本特质在于，其是以维系持续的经济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正是这一根本特征使得发展型国家难以摆脱GDP崇拜的噩梦。注重GDP增长本身没有什么问题。然而，当一切都以GDP为中心，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置换成“以GDP崇拜为中心”，当一切发展都为GDP崇拜开路之时，这样的发展本身就值得怀疑。其后果必然令人堪忧。“一组数据被屡屡引证：中国以世界水泥消耗总量的50％、钢铁的34％、煤炭的31％、氧化铝的25％、电力的13％，实现的却仅仅是世界4％的GDP总量——即便我们想维持这种以高投入、高消耗为代价的高增长，资源与环境也将无力承受。”“现实矛盾也空前激化：2003年多个省市上访、群访批次创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纪录，其中拆迁问题的上访量激增50％——对GDP的片面追求，正在不断聚积着更大的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6]

　　其次，晋升锦标赛恶化泛滥。如上所述，GDP崇拜会导致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重重。其中，就官员的政绩判定与仕途发展而言，长期以来，GDP成了一个关键性的、甚至是唯一的评判筹码。其严重后果就是导致官员政绩与升迁锦标赛，或者说晋升锦标赛。因为，对于一个官员来说，其职位的稳固，最大的威胁，并不是来自政界或者利益集团，而是来自其他官员。[7]毕竟，官员彼此的升任与否之间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

　　关于经济增长与官员政绩锦标赛的关系问题，周黎安做了相对较为详细的研究。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晋升锦标赛结合了中国政府体制和经济结构的独特性质。在政府官员手中拥有巨大的行政权力和自由处置权的情况下，这就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激励地方官员“自觉”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治理方式。从国际比较的视野来看，如果说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中作用巨大的话，那么这种作用的制度基础就是晋升锦标赛模式。晋升锦标赛也是一把双刃剑，它的强激励本身也内生出一系列的负作用，比如行政竞争的零和博弈的特性导致区域间恶性经济竞争；在政府职能呈现多维度和多任务特征时，晋升锦标赛致使地方官员只关心可测度的经济绩效，而必然漠视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内涵；晋升锦标赛使得地方官员是地区间晋升博弈的运动员，同时政府职能又要求他们必须是辖区内市场经济的裁判员，这两者本来就存在内在的角色冲突，政府职能转换之艰难便源于此。另外，通过晋升激励支撑的对企业的扶持和产权保护肯定不如通过健全的司法保护更透明、更持久，更具合法性。[8]

　　再次，绑架型国家逐渐成型。GDP主宰一切，地方官员不得不卷入晋升锦标赛，其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什么？实际上，在这二者的共同推动之下，逐渐型塑了一个绑架型国家。绑架型国家指的是，政府及其官员的独立性丧失，被一种制约其政治前程的要素与理念所控制与支配。这些要素和理念的关键词往往是与我们前述的所谓发展型国家的话语模式（“经济”、“建设”、“发展”、“稳定”）有关。具体而言，我们的政治体制已经完全被我们的经济增长所绑架，我们的地方官员被政绩与升迁所绑架，我们的地方政府已经被我们的GDP崇拜所绑架，我们地方政府及其主要领导干部、公共政策已经被我们的资本、各种利益集团所绑架，我们的政策、制度、法治被我们的招商引资、打造政绩、仕途升迁、政治正确所绑架。在绑架型国家，全社会、尤其是弱势群体，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来为这种种绑架行为买单。

　　广为人知的是，（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国家政策，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诚如丁学良所极力诟弊的，“在中国，人们多半能讲出那些特殊利益集团之后，各自有哪些人脉？因为每个利益集团都不只需要在经济资源上运作，更重要的是要有政治上的保护。特殊利益集团必须是政治资源与商业资源的结合体。”“今天中国的普通公民，哪怕对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再不满，也没有办法对付。而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公共政策特别是国家的发展政策后所造成的负面结果，却是要全社会、尤其是弱势群体去买单。”[9]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近年来大量落马官员的经济问题，相当多无不是与招商引资、开发建设、项目工程等有关。易言之，是资本、金钱、商人、（特殊）利益集团绑架了这些官员，直至彻底断送他们的政治前程。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2-17 09:33 标题: 从发展型国家走向民主社会主义国家？(9)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绑架型国家与青木昌彦所谓的勾结型国家的关系，既有内在的不同，也有相通之处。[10]就二者的差异而言，主要有二：其一，二者的地位不同。笔者所强调的绑架型国家是一种一者对另一者的完全控制或者实际支配状况。更多的强调二者地位的差异性与不对等性。勾结型国家，强调的是，二者的勾结、合谋与串通。二者之间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当的，主要是策略的不同而已。其二，二者的主体不同。勾结型国家主要指的是政府与利益集团的勾结。其行动主体主要是政府和利益集团。绑架型国家则不同，它涉及的范围更广。可以包括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也可以包括资本、利益集团、政府、官员、公共政策、政制、法治等。简言之，绑架型国家比勾结型国家适用范围更广，更加具有解释力。诚然，这二者之间也有一致性的地方。绑架型国家，也可能包含着勾结型国家的成分和要素在内。比如，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合谋、勾结起来，在征地拆迁过程之中，使失地农民权益受损。

二、中国逐渐迈向民主社会主义的四大表征

　　基于以上分析，发展型国家的内在困境，必然需要一种替代性的国家发展模式。要判断一种政权所选择的“主义”模式，实质上是要考察这一政权的意识形态选择。意识形态选择，也就是改造社会模式的选择。亦即通过改造现有政治系统，建构一个比现状更为美好的社会。选择一种意识形态，也就是选择一种改造现有社会的行动计划。意识形态越是符合现实，越是务实，也就越能够成为整合国家与社会的粘合剂，也就越是能够将各种党派、团体、社会组织、企业、各阶层人士等有机凝聚起来。易言之，主政者也需要不断调适意识形态，使之更加稳健、务实、理性。从而最大限度地迎合各阶层、各组织的期待。

　　从最近十来年的发展脉络来看，尤其是从胡温执政以来，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色彩日渐浓厚。从中共近年执政理念可以看出，诸多方面恰与民主社会主义相契合。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中共逐渐放弃封闭的意识形态：中共入党标准的全面开放；（2）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的提出；（3）“公正”置换“效率”：公正成为中共高层的口头禅；（4）“团结”的中国模式：北京奥运会将举国体制合法化。如果说，中共入党标准的全面开放以及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兑现民主社会主义关于“自由”的承诺的话，那么，后两者，更是直接回应民主社会主义关于“公正”与“团结”的价值诉求。

　　1、中共逐渐放弃封闭的意识形态的典型标志：中共入党标准的全面开放

　　民主社会主义正在抛弃梦幻般的、某种封闭的、号称是真理的意识形态，而转向一种更加务实的、批判的、可期待的意识形态。1972年9月17日，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指出，“我认为我们应该放弃对未来社会的梦幻。未来社会完全是另外一种社会，那时的人完全不同于以往和现今，是另外一种人。我们必须学会用怀疑的眼光去生活，因为怀疑具有创造性。我们必须寻求同某种真理告别，并学会与真理共存。我们必须与道德力量、坚忍不拔和忠于信念以及警惕而自信地与国际上的和社会中的各种各样冲突共存，同时必须坚持不懈地处理这些冲突，使他们得以和平解决。正因为是为了每一个人和各国人们，我们不仅要保障人类的生存能继续下去，而且还要为所有人创造一种具有人类尊严的生活；正因为我们对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提出了高要求，所以我们作为民主社会主义者就自觉地以具有人类尊严、自由、平等和团结的，不可放弃的基本原则作为我们的依据。为在本阶段胜任民主社会主义的使命，我们不需要去谋求某种封闭的意识形态或世界观的靠不住的庇护。”[11]在这一意义上，他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没有世界观”的政党。就党员的结构来说，社会民主党坚持一种平民主义、而非精英主义的立场。“社会民主党不是精英党，而且也从未是过。我们是、而且仍将是全民运动。”[12]

　　毫无疑问，通往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意味着一种不同于我们认为是经典（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经济改革的进程。也就是所有制的公有形式和私有形式，即混合经济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存。这就要求不仅将广大科技人员、而且将广大的现代企业的新人员结合进新社会。[13]于是，放弃一种封闭的、所谓真理的意识形态，主动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这是民主社会主义论者开放意识形态的第一要义所在。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中共是一个典型的民主社会主义论政党/国家。她强调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她不断与时俱进地推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本身就意味着中共已经学会“用怀疑的眼光”放弃号称真理性的、封闭的、靠不住的意识形态。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江泽民全面开放入党对象，则是中共在放弃僵化、封闭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又一标志性事件。这也是中共“与时俱进”的典型表现。从此，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第一次获得中共首肯与接纳。“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14]从此，他们中的不少人逐渐加入中共，并且逐渐担任党和国家的要职。这与此前中共对他们的警惕、封杀截然不同。这也就是说，中共逐渐放弃其精英党的立场，而趋于一种平民主义。至少在入党标准方面，我们可以这样评判。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2-17 09:35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2-17 10:40 标题: 从发展型国家走向民主社会主义国家？(10)

　
2、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在发展观上，民主社会主义论者也在不断调整其理念与思路。这一点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改变传统的稳定观与秩序观。“只有社会思想意识跟上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就是有一天赶到了自然科学的前面，才能稳固地赢得更加人道地塑造世界的胜利。基于惨痛的教训，社会民主党摒弃了陈旧的、近乎盲目的进步观念，可是它至今仍‘相信’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但却不会勉强同意依照老生常谈的‘稳定’就能争取实现稳定的经济与社会。稳定只能意味着我们在不断变化的、无论愿意与否终究是会发生的过程中，坚持不懈地为防范各种灾难，在认识上采取先期行动。”[15]实际上，这就是对自然科学统治人类、人类要掌握主动权的反思。其二，发展不只是经济增长、量的积累，它还涉及到生态平衡、质的提升。“‘从经济到生态’这句时髦的口号不应成为‘反对增长的论点’。但是我们的确要让我们的经济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改变，使它能有质的改善。”[16]

胡锦涛在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要做到五个“统筹”，即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还要做到四个改革“协调”，即努力实现宏观经济改革和微观经济改革相协调，经济领域改革和社会领域改革相协调，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相协调，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相协调。这实际上就是按照民主社会主义的思路，逐渐改变传统的稳定观与秩序观，以期“更加人道地塑造世界”。五个“统筹”的提出，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从经济到生态”的构想。这就是要实现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就这一点而言，中共比民主社会主义走得更远。

　　3、“公正”置换“效率”：公正成为中共高层的口头禅

　　民主社会主义坚持自己的基本价值立场，这就是自由、公正、团结。“我们在纲领中谈到，社会民主主义者或相同含义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一个人的个性都可以得到自由发展，同时作为社会共同的有用之材能够负责任地在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共同发挥作用’。自由与公正互为前提是我们的出发点。社会主义意愿的基本价值就是自由、公正与团结，即‘从共同联合中产生出的相互义务’。”[17]社会民主论者视自己为启蒙运动的后代，因为自由、公正与团结，正好与自由、平等与博爱相对应。因为，平等的观点是社会主义一直追求的核心价值之一。“社会主义最原始最强大的动力就是反对经济上的不平等。”[18]而且，他们特别强调，公正绝不是要搞平均主义，而是以追求公正地对待、实际机会的均等为目的.。“我们的目标不仅局限于最初机遇的均等，因为这样其他一切都可以愈加无所顾忌地置于‘每个人都是他自己命运的主人’的谎言之下。公正的基本价值不以平均主义为目的，而是以均等总能得到实现为目的，也就是说，在于生活机遇的平等所能实现的程度。”[19]

近年来，从民间到学界、从媒体到官方，对“公正”二字的呼唤日益高涨。令人欣慰的是，这些呼声终于得到中共高层的认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温家宝总理专门撰文阐述社会主义的两大任务。“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认识和把握好两大任务：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一是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上述两大任务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是统一的整体，并且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一系列不同发展阶段的长久进程中。没有生产力的持久大发展，就不可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本质所要求的社会公平与正义；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相应地逐步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就不可能愈益充分地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因而也就不可能持久地实现生产力的大发展。”[20]应该说，在这一时期，温家宝总理将逐步实现公平与正义提高到社会主义的两大任务之一，这说明中共高层对公平、正义的重视已经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其二，在最近中共高层领导人的谈话中，公平、正义、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词之一。2008年年5月８日，胡锦涛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讲，特别提出要将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促进和谐，就是要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强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21]由此可见，主导的意识形态不再单纯诉求效率的意义，而是更为凸显公正的价值。实质上，这就是承认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之一“公正”在当代中国及其未来走向的要义所在。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2-17 10:42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2-17 10:45 标题: 从发展型国家走向民主社会主义国家？(11)

　
4、“团结”的中国版本：北京奥运会将举国体制合法化

　　民主社会主义用“团结”代替传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集体主义”。这就使得民主社会主义的理念更为容易接纳、更加具有统合力。“民主社会主义的传统表明，我们把各种具体的社会条件、它们和其他社会条件的相互关系以及对联合的要求放在了社会工作的中心地位。我们要求彼此团结、对他人的关怀照顾，并谋求休戚与共的关系。这在当今社会里形成一种优良风习。”[22]团结的实现，有赖责任的担当与个体利益的忍让。而这一切就建立在道德良知、公民美德的基础之上。“团结的基本价值目的并不在于个性的消除，而是在于甘愿为他人承担责任和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最后。”“现代社会民主党人的标志是，他们充满了承担责任的勇气，而这对他们来说又不可能是‘权（力）本位’……责任必须建立在良心的基础之上。” [23]

　　如果审视“团结”的中国版本的话，那么，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极为典型的案例佐证。从奥运会结束时中国官方对中国代表团的骄人业绩的评析，到胡锦涛在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讲话，反复提到的一个关键词就是举国体制。什么是举国体制？“举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涉及的领域、部门、地区众多，需要举全国之力。围绕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这个中心任务，中央奥运筹办工作领导小组加强统筹协调，各有关部门加强配合，跨部门协调小组密切协作，各省区市讲大局、讲风格，形成了上下贯通、内外衔接、协调运行的工作格局。”[24]实际上，这里的举国体制，就是团结全国可以团结、动用全国可以动用的一切力量。奥运会的举国体制，现在已经完全政治化、合法化了。与举国体制相关的表述有：举国关注、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这些语词都是官方领导人反复使用、频率极高的语词。通过这次奥运会，举国体制再次成为我们讨论中国政制的一个关键词。毫无疑问，其目的就是要达到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团结”。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从评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发展的逻辑提出本文的问题，如何认识当代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发展逻辑？在详细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型国家特征，及其弊病的基础之上，我们讨论了国家走出发展型国家弊病的替代性选择，民主社会主义。并且，我们从意识形态的视角，考察了当代中国具体走向民主社会主义的历程。经过最近几年有关改革的论争，一种“新的改革共识”正日益成为当代中国的主流价值选择。这种“新的改革共识”就是强烈要求中国的改革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而不再是片面追求“效率优先”；要求改革的结果是“共同富裕”，而不再是“少数人先富”；要求改革更加明确“以人为本”，而不再是盲目追求GDP增长；要求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而不再是广大人民为改革无限买单。[25]本文的分析业已说明，这种“新的改革共识”，实质上表明的恰好就是，中国正在从发展型国家走向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诚然，后者是对前者的超越与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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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7] [美]查默斯·约翰逊：《通产省与日本奇迹》，戴汉笠等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33页。
[2][3][4][美]禹忠恩编：《发展型国家》，曹海军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1、19－20；1；19－20页。
[5]陈尧：“发展型国家模式及其转型”，《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3期，第52－59页。
[6]周国洪：“2004年的中国宏观调控”，《瞭望东方周刊》，2004年第52期，第57－58页。
[8]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第48页。
[9]丁学良：“利益集团绑架国家政策”，FT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2530。
[10] [日]青木昌彦、奥野正宽、冈崎哲二：《市场的作用，国家的作用》，林家彬等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年版，第6－10页。
[11][12][15][16][17][19][23] [德]维·波兰特（Willy Brandt）等：《社会民主与未来》，丁冬红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30；13；31－32；2－3；101－102；89、102、26页。
[13] [西班牙]圣地亚哥·卡里略（Santiuago Carrillo）：《“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钟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8－71页。
[14]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年7月1日），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1页。
[18][22] [奥]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史集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04页。
[20]温家宝：“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02/26/content_5775212.htm。
[21]胡锦涛：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演讲，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 ... content_8131916.htm。
[24]胡锦涛在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讲话，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8/09-29/1399096.shtml。
[25]甘阳：“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学术中国网，
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12706。

文章来源:《21世纪》(2008年12月号)。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2-18 00:27 标题: 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为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所撰序言

谢韬（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

二十世纪是人类理论的高峰。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有一批信徒和追随者，打着他们所信奉的旗号登上历史舞台。这是一场评选最优社会制度的“模特大赛”，供人类在较长时段内，听其言，观其行，通过理性的比较作出判断和选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西斯主义灭亡了，帝国主义衰落了，世界上剩下三种社会制度展开了和平竞赛。第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第二种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制度（辛子陵在本书中称之为暴力社会主义），第三种是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竞赛的结果是民主社会主义胜利，既演变了资本主义，又演变了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正在改变世界。辛子陵在本书《结束语》中生动而深刻地讲述了这个历史发展过程：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推翻和消灭的关系。这个真理已经为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闪亮崛起和前苏联暴力社会主义的黯然消失所充分证明。二十世纪末，社会民主党以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竞选执政、使欧洲和平进入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成就，告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天之灵。欧盟十五国中英国、法国、德国、瑞典、芬兰、奥地利、葡萄牙、荷兰、意大利、丹麦、希腊、比利时、卢森堡等十三个国家是社会民主党或工党执政。社会党国际以红玫瑰为徽记，世人惊呼欧洲红潮涌动。二○○三年四月十六日，欧洲各国首脑云集希腊雅典。在卫城遗址见证下，欧盟成员国以及十个新成员国的国家首脑共同签署了一项入盟条约。从此，捷克、爱沙尼亚、塞浦路斯、拉脱维亚、立陶宛、匈牙利、马耳他、波兰、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加入了欧盟大家庭，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欧分裂局面的终结。一个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新欧洲的出现，给纷扰的世界平添了几分亮色。全世界那些企图保留他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的改革者们，都把目光转移到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上来。

　　社会民主党人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贡献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和平的、理性的进化过程。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创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过去我们局限于暴力革命的狭隘经验，指责人家是“修正主义”，现在看来应给修正主义恢复名誉。因为社会民主党人不是对资产阶级没有斗争，不是单方面让步，不仅“修正”了社会主义，而且“修正”了资本主义。

　　一九六五年，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长处，克服自身发展的困难，曾聚集美国费城召开过一次震撼全球的“世界资本主义大会”，并发表《资本家宣言》提出：“借鉴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经验，实现股份制的人民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的经验，实行从生到死包下来的福利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验，实行国家干预的计划资本主义。” （卞洪登：《资本运营方略》，改革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第二二七页）

　　我们习惯称之为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都已成为新资本主义，不同程度地民主社会主义化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英、德、法、瑞典、挪威和美国纷纷出现全国性的劳资协调，以阶级妥协取代原先誓不两立的劳资对立，若干人士开始提倡用公共建设来解决失业问题，也就是说以国家的积极介入来解决市场经济失灵的危机。领导美国走出一九二九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罗斯福总统就大胆引进了民主社会主义政策。

　　以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为代表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是修订版的民主社会主义。二○○○年六月三日，克林顿参加了在柏林召开的第三条道路（第三次）首脑会议，他在会上说：“我们要经济增长又要社会公正。我们不相信自由放任主义，但我们也不相信单靠政府能解决这些问题。”会议公报强调：“我们相信市场经济必须同社会责任相结合，从而创造长期的经济增长、稳定和全面就业，而国家必须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维持稳定，支持健全的公共财务措施，坚决制止通货膨胀；国家也应促进金融市场稳定，提高透明度和提倡公平竞争。” （阮宗泽着：《第三条道路与新英国》，东方出版社二○○一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二九○～二九一页）

　　最近点算结果，美国参众两院有六十一名议员（全是民主党）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会员。美国民主党的经济理念，植根于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主张政府引导市场经济，适度的国有化，实行全民医疗保险，政府办学校，减免穷人税收，提高福利，提高最低工资，更多地关怀弱势群体。共和党上台也不改变民主党的社会政策。民主社会主义把美国“赤化”了。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2-18 01:47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2-18 00:33 标题: 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3)

民主社会主义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这一成就使苏联模式的暴力社会主义黯然失色。这是促成苏联和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根本原因。社会民主党人用团结资产阶级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办法，实现了差别日益缩小的共同富裕。在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没有农村和农民了。据二○○三年九月一位旅行者随机采访的资料，在法国小城波尔多市，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普通市民月收入约一千五百欧元（欧元与人民币的比价为一比九），在郊区和乡间工作的人（原来的农民）月收入为一千至一千二百欧元，白领阶层月薪为一千八百至二千欧元，医生、律师、教授更高些，有的月薪达八千欧元，大企业的股东、上层管理人员、葡萄庄园主的收入则远远高于这个水平。随着知识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产业队伍的构成也在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阶层急剧缩小，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阶层迅速扩大。二十一世纪初，德国蓝领工人只占工薪阶层的百分之六。被《共产党宣言》当作革命主力军与资产阶级对峙的工人阶级变成少数了，这少数人的生活水平也超过了罗马尼亚总统。工人阶级用不着起来革命，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这样“解放”了。三大差别的缩小，不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彻底灭亡上，而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上。

　　中国没有在苏东巨变中垮台，这要归功于邓小平在这之前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当改革开放路线得到大多数人支持取得主流地位以后，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和他的主要助手胡耀邦和赵紫阳顶住“复辟资本主义”的压力，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废止近乎单一的公有制（一九七八年公有制比重占百分之九十九点一），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资本家请回来了，把先进生产力清回来了。读者可以看到，这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在江泽民主持下，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废止计划经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二年加入WTO，与世界经济接轨。胡锦涛主政伊始，二○○四年三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这标志着中国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领导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这是足以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的“硬道理”。温家宝总理在世界扶贫大会上宣布：“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从一九七九年到二○○三年，国民生产总值由三千六百二十四亿元，增加到十一万六千九百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增长了八点四倍；同期，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百分之七；按现行汇率计算，二○○三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千○九十美元，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二○○三年，创造了高于一九七八年三十三倍的劳动生产率（据国家统计局计算，一九七八年一年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二○○三年十一天的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新制度战胜旧制度、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民主社会主义战胜暴力社会主义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无庸讳言，改革开放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贪污腐败、国资流失和分配不公。特别是分配不公导致的两极分化，闹得沸沸扬扬，人心浮动。由此引发了对改革开放的回顾和检讨。大多数人是怀着珍惜改革开放成果的善意献计献策，以期纠正偏差，发展大好形势。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党内“左派”空前活跃起来，他们利用部分群众对改革开放不满的形势，从根本上否定改革开放，鼓吹回到毛时代去。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先把知识分子推上祭坛，点名批判一些对改革开放建言献策、作出过贡献的“主流学者”，说他们推动市场经济的主张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又把领导主持改革开放的各级领导干部分成“资改派（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派）”和“社改派” ，鼓吹在党内外开展一场大斗争，向“资改派”夺权，打倒“资改派”。他们对国内政治形势是这样表述的：“即将到来的这场决战，实质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改派掌权还是社改派掌权、作美帝国主义附庸还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生死搏杀。”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2-18 00:36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2-18 00:38 标题: 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4)

　“左派”的外交主张掖很骇人听闻：“必须以社会主义国家为小核心，以中国、巴西、委内瑞拉、伊朗等第三世界国家为中核心，以中、俄、印为大核心，结成在某种程度上包括欧盟、加拿大等在内的最广泛的反霸统一战线，同霸权主义进行不可避免得斗争，是我们党和国家外交路线的基轴。” （二○○五年十月张德勤网文：《庸俗发展观是“百病之根”》。以下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见此文）

　　当胡锦涛向世界宣示对内建设和谐社会，对外实行和平崛起的战略构想时，“左派”要通过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改变中央的内政外交路线。他们认为现在的改革开放是改变社会主义方向，是和平演变。“是受到了老修正主义的'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新思维'之类谬论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理论上的失误，是没有分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究竟在哪里？“反修防修”的极左理论时时回潮，干扰改革开放，逼得执政者只能采取“打左灯，向右拐”的策略，改革开放是在政治上受保护、意识形态上受非议的状态下推行的。中央主要领导人，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只有执政权没有话语权。“不争论”的政策只是取消了自己的答辩权，“左派”对改革开放的攻击和非难一天没有停止过。

　　今日极左理论大回潮，“左派”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夺权，是二十七年来在意识形态上妥协退让的必然结果。

　　正当我“杞人忧天”之际，老友陈叔平教授（他是研究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专家）向我推荐辛子陵的书稿《千秋功罪毛泽东》，我读了一些重要篇章，特别是画龙点睛的理论部分《导言》和《结束语》，兴奋不已。我们两个共同认为，无论在历史事实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这是一部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彻底完成拨乱反正的书。作者以精湛的马克思主义学识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为改革开放争得了历史正统地位，建立了改革派在马克思主义领域的话语权。

　　首先，作者以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辛子陵书稿的《结束语》指出：

　　一八六六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危机过后，资本集中有了惊人的发展。大规模投资银行和股份公司的出现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随着一个新的银行制度的出现，资本积累不再依靠企业家个人的节俭、储蓄来自我筹集资金了，而是依靠全社会的储蓄。吸收社会的资金办企业，股份公司就应运而生了。在欧洲大陆，首先是钢铁工业，接着是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和纺织工业，一个部门接着一个部门变成了股份企业。马克思非常看重这一变化，认为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实行扬弃”。“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以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会自行扬弃的矛盾，那显然只是作为一个过渡点，以便进入到一个新的生产形式中去。”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第二版，第五○四页）

　　资本家不再拥有私人企业，而只是拥有私人财产，这份私人财产是用货币量化的企业资产的一部分；他们不再是企业主，而只是企业的股东、公司利润中一定部分的合法债权人。股份公司造就了组织和指挥生产的经理、厂长阶层，使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相分离。管理者阶层掌握着企业的经营权，使资产阶级的统治虚幻化。这一项分离是一场和平“革命”，使和平过渡到一种新制度成为可能。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和资本所有权分离，劳动也已经完全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一个必经的过渡点，以便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所有，不过这时它已经不是当作一个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中文版，第五○二页）

　　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 .《资本论》第三卷推翻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论，不再需要“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了。马克思心目中的曼彻斯特资本主义（原始的资本主义）灭亡了。其后资本主义在《资本论》的冲击下逐渐社会主义化。《资本论》第三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皓首穷经研究资本主义几十年的最终结论，经恩格斯十年的编辑和修订，于恩格斯逝世的前一年——一八九四年六月出版。

　　马克思一八八三年逝世后，恩格斯继续领导国际工人运动达十二年之久，并于一八八九年成立第二国际。恩格斯具体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合法斗争，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成功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有很大的意义：“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七三页）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2-18 00:41 标题: 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5)

　一八九五年三月六日，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引者注：指《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在一八四八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旧式的起义，在一八四八年以前到处都起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愈益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改了。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五九五、五九七、六○三、六○七页）

　　说完这些话不到五个月，一八九五年八月五日他就去世了。如果盖棺论定，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革命策略问题的最后意见。他期待得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应该说，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后遗言，是对《共产党宣言》“旧策略”的重要修改。

　　由此可见，不是伯恩施坦（1850～1932）“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提出了和平过渡理论，伯恩施坦只是重复恩格斯的话，继承和发挥了恩格斯对马克思和他共同创立的革命理论的反思和修正。倒是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列宁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布朗基（1805～1881）是十九世纪法国秘密社团领导人，第一国际内的暴力革命派，巴黎公社的军事领袖。布朗基主义的要义是坚信：不管生产力的发展处于什么水平，只凭革命暴力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世界。

　　毛泽东没有读过《资本论》，没有读过恩格斯晚年的着作（恩格斯晚年最重要的着作《〈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一九三○年才在苏联出版，一九五六年才在中国出版），他读得比较多的是列宁和斯大林的着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是列宁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他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武装夺取政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完全正确的；但建国以后，不顾中国生产力非常落后的国情，放弃新民主主义即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坚持要搞共产主义，所凭借的是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布朗基主义——列宁主义对他的影响。毛泽东走上暴力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承认一八四八年的错误以后，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才是《资本论》的最高成果，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个正统叫做民主社会主义。

　　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社会民主党就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列宁标新立异，一九一八年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共产党，成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分裂了国际工人运动。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们把恩格斯摈弃的“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当作旗帜挥舞，从“左”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2-18 00:44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2-18 00:46 标题: 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6)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是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社会进步的基础。差别、贫富和社会分化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财富增加的结果，因而总体说来是社会的进步；但同时又包含着退步，出现了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统一体，这是人类告别野蛮时代进入文明门槛社会存在河发展的形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着眼点是前者，这是唯物史观的基石；过分强调后者的是空想社会主义流派。

　　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等，是调动社会成员积极性、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操纵这个杠杆，有一个合理的“度”（现代经济科学称之为“基尼系数” ），超过了这个“度”，社会就要爆炸；消灭了这个“度”，社会就失去了活力和前进的动力。其结果都是矛盾统一体的破裂，让位给新的王朝或新的制度。领导者或统治者的全部艺术就是掌握好、调控好这个“度”。共产党人为理想社会奋斗几十年，政策上最大的误导就是企图消灭这个“度”，用“大锅饭”的办法“均贫富”，只要公平，不要效率，甚至以“均贫”而自豪，造成几十年来生产的停滞和衰退，所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老也发挥部出来，砸了“社会主义”的牌子。

　　在小生产占优势、工业不发达的前资本主义国家，用变动生产关系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以来共产党人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错误。列宁在晚年认识了这个错误，并提出了新经济政策，他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道路、方法和方式。” （《论粮食税》，《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三四二页）

　　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完成了他引为骄傲的“三大改造”之后，迅速认识到了这是个错误，提出过他的新经济政策。他说：“上海地下工厂同国营企业也是对立的。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袖子一长一短，扣子没有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做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二百五十万人（工业一百六十万，商业九十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定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稿资本主义。” （《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汇编》[1953～1956年]第三○八页）

　　这是毛泽东认识到了但没有勇气实行的一项政策。这些对自己错误的反思仅停留在嘴上，正确思想的火花一闪很快就熄灭了。现在我们要把毛泽东认识到但没有勇气改正的错误改正过来，实行他的新经济政策。不要因噎废食。看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就惊呼：“大事不好，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了！”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近代的欧洲。没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社会主义在这个永远是空想，永远是“大锅饭”的水平。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各种生产力的发展，更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更有利于一个高级新社会形态所需的各种要素的创造。“ （《资本论》第一卷，一九六六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九六二页）

　　如果把第二国际（社会党国际）和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所建立的社会制度比作两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实验的话，后者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它没有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这样一个条件，而且连资本主义的萌芽都消灭了。正如辛子陵所说：“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由此可见，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都是“左”倾修正主义的失败，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社会民主党人所作的那个实验，以瑞典模式为代表，影响了整个西方工业国家，改变人类历史的方向。我们要更加重视、更加尊重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果——民主社会主义。

　　其次，辛子陵以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所谓“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他在《导言》里指出：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大目标，这是一个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年提出来晚年抛弃了的命题。一八四七年十月恩格斯写了《共产主义原理》一文，勾画了这位二十七岁的青年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一八九三年五月十一日恩格斯七十三岁时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表谈话，否定了年轻时设计的未来社会模式。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2-18 00:48 标题: 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7)

恩格斯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六二八～六二九页）

　　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谈到，勃列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 前苏联领导人的错误不在于放弃共产主义目标——一旦发现这是不能实现的空想自然应该放弃——而在于拿自己不再相信的理论继续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欺骗人民。一个带领人民前进的政党必须像恩格斯那样与时俱进地对自己的奋斗目标作出调整，并郑重地告诉人民。

　　设置终极奋斗目标是基督教的文化传统。相信耶稣基督降生后一千年，基督要复活，要在世界上建立天国。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从这里衍化而来，是基督教天国理念的现代版。黑格尔和马克思、恩格斯都相信，人类社会的进化不是无限连续，永无止境，而是要达成一个终极目标，完成一个社会形态。在这一点上，黑格尔和他的弟子马克思、恩格斯都违背了辩证法。对黑格尔而言，这是自由国家；对马克思、恩格斯而言，则是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成了乌托邦的旗帜。当伯恩施坦主张扎扎实实地改良社会，切切实实地为工人谋福利，提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时候，他理所当然地成了高举共产主义旗帜的列宁的敌人。

　　建立天国的想法，表现了科学尚不昌明时代人类对具体地改善处境、提高生活质量的无奈，把现实中实现不了的事情推向遥远的未来。所谓“共产主义”大目标在各个历史时代是不同的，是具体的，变化的。马克思说“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时候，不会想到人人需要一部电脑；恩格斯曾说人人都住上有暖气的房子就是共产主义了。我们在延安时代理想中的共产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事实上，我们今天所拥有、所享受的物质文明，早已超过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想象，超过了他们所制定的共产主义标准。

　　用所谓“长远利益”否定“当前利益” ，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叫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把戏。这一切都应该收场了。

　　反“右派”以后仍然没有停止思考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顾准说： “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 （《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三七○页）

　　我常常想，德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马克思，俄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列宁，就像我们比外国人更懂得孔夫子一样。为什么德国人扬弃了的马克思主义不适合现实生活的部分，为什么俄国人抛弃了的列宁主义，我们要当作神物供奉着？当作旗帜高举着？

　　民主社会主义剔除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空想成分，使马克思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现实。作为活着的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生根的马克思主义，是给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带来高工资、高福利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乌托邦。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人既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又代表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有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不是挑起阶级冲突，激化社会矛盾，而是把社会各阶级团结起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社会财富总量的不断增加中，调节分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共同富裕不是让有产者变成无产者，而是让无产者变成有产者；不是让富人变成穷人，而是让穷人变成富人。这是社会民主党人治理国家的总的思路。这个崭新的思路比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劫富济贫的思路高超百倍，前者是共同富裕，后者是共同贫穷。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2-18 00:52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2-18 00:51 标题: 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8)

　　就在暴力社会主义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民主社会主义在西北欧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富裕＋专制腐败也不是社会主义。普通民众的富裕和政府官员的廉洁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两大亮点。民主社会主义寄托着人类的希望。

　　辛子陵从历史大视角回顾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为批了多年的所谓“修正主义”翻案，为民主社会主义正名，为中国共产党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扫清了障碍。他指出，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经验对我们度过难关、解决面临的棘手问题有重要参考价值：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唐刘禹锡：《陋室铭》）瑞典虽是小国，瑞典社会民主党虽是小党，但它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它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在民主宪政框架内，瑞典社民党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得以连选连任、长期执政的经验；在经济建设中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实现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经验；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调动工人和企业家两个积极性，实现劳资双赢的经验；有效地防止特权阶层出现，杜绝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长期保持廉政的经验，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辛子陵新书《结束语》）

　　构成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是民主宪政、混合私有制、社会市场经济、福利保障制度。民主社会主义核心是民主。没有民主的保障，其它三项都会异化和变质。“四大法宝”我们学了后面三样，就是不学民主宪政。

　　晚清以来，中国学习西方文明有一条祖训：“西学为用，中学为体。” 学工业，学科学，学教育，这是所谓“用”的部分；至于“体” ，即政治体制，那是祖宗家法，不能变的。祖宗传下来的专制独裁，是最好的政治体制，改进一下都不行，君主立宪都不行，结果清朝亡了。

　　孙中山创立民国，有了宪法，有了国会，但蒋介石强调一个党，一个领袖，党在宪法国会之上，领袖在党之上，还是专制独裁。

　　毛泽东取代了蒋介石，各党各派，全国人民，希望毛泽东兑现延安时的民主诺言，成为中国的华盛顿，开民主国家新纪元。住进中南海，毛泽东变了脸，宣称他是 “马克思＋秦始皇”，而且比秦始皇还要厉害一百倍，成为不穿龙袍的皇帝。他设计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是保证和不妨碍毛泽东乾纲独断的一种制度。由于不受任何制约，不听任何反对意见，三年大跃进，饿死了三千七百五十万人，成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有人说我们的制度好得很，决不学西方民主、三权分立那一套。一个制度好不好，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实践是检验真民主和假民主的唯一标准。我们的制度不能阻止把五十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不能阻止公社化和大跃进的疯狂发动，当法西斯式的文化大革命废止宪法、停止议会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制度没有任何反抗。说这个制度在保障民主、保障人权、保卫宪法尊严方面，形同摆设，丝毫不起作用，难道不符合事实吗？

　　二○○四年胡锦涛在法国国民议会的演讲，郑重昭告世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权利。” 给中国的民主政治带来了新的希望。

　　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企图保留毛泽东模式的政治体制，只在经济上改革开放，会重蹈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走向灭亡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现在正在酝酿通过党内三权分立（将决策权、监督权和执行权分离：党的代表大会及其常设委员会行使决策权，党委会行使执行权，纪律检查委员会行使监督权）、实现领导体制民主化，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并在一些地区试点。由绝对排斥到结合实际地探索三权分立的实现形式，这是政治体制改革指导思想的突破。

　　要造成这样一种政治局面：作为党的领导人错了，在党内能够得到有效抵制和纠正；作为执政党的官员错了，能够得到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的有效抵制和纠正。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运作方式要作根本的改变，要在宪法之下活动，而不是高居宪法之上。要让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切实行使民主国家议会的职权，在政权体系中建立防止独裁、防止腐败、防止失误的纠错机制。有意识地设置和强化这样一个对立面，将保证我党成为民主决策、清正廉洁、领导正确的执政党。

从执政党领导体制的改革到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这种两步走的战略，可能是中国特色的宪政道路。

　　我的入党介绍人张友渔在一九九四年弥留之际曾对我说：“抗战胜利后，我们目睹国民党专制独裁贪污腐败，最终失尽人心丢掉政权。我们这些老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党也走上这样一条路。” 当时相对唏嘘，并无良策。读了辛子陵的书，兴奋之余，写下了上面一席话，算是执行张老的临终嘱托。耿耿救党之心，同志朋友亮察。

※此文以《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为题,发表在《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2-18 01:51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2-18 01:03 标题: 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19)

我写《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前因后果

作者:谢韬

又想跟同志们见面，又怕跟同志们见面，跟同志们见面是从心里面想，中国有许多问题可以跟同志们沟通，“天涯何处无芳草”，中国有独立思想和独立见解的人多的是，但都是各自为战，分散的孤立的。我今天简单谈两个问题，一个从那篇文章的写成和反映，谈中国社会的动态．谈共产党的动态；一个谈谈17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理论问题。我的文章06年2月份就写出来了，但一直压了近一年，直到07年2月份才发表。这样的文章不是短时间能够写出来的．而是长期的积累、我们今天在座的．年轻时都是满腔热情追求民主走过来的，指导我们的思想、一个是抗日，一个是反蒋，不管民主同盟也好，黄炎培的职业教背也好，梁漱溟的乡村教育也好，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都是共同的理想。新民主主义是我们的最高纲领、新民主主义是个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这是个理想而已。

　　我们都长寿。长寿有个好处，看了几个全本，看了蒋介石的全本，苏联的全本，毛泽东的全本，希特勒法西斯全本，邓小平全本。胡锦涛讲科学发展观，科学的发展观必须是建立在科学的历史观上，没有正确的历史观就不可能有科学的发展观。所以，总结、反思历史是我们中国人民今天的主要任务。

　　有个同志曾经说过两句话．毛泽东时代对中华民族的最大损害：一是使全民族丧失了思考，全中国当时8亿人，只有一个脑袋会思考；二是道德的破坏，使每个人变成了二重人格，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成为常态。一个是使全民族失去思维，一个是使全民族变成二重人格。邓小平时代使全民族失去记忆：反右不能谈，大跃进不能谈，文化大革命不能谈，……丧失记忆的结果是用新的愚民政策进行统治。所以，毛泽东时代，不但使人失去思想，而且思想有罪，使每个人丧失了道德感。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节操和道德观完全摧毁殆尽。邓小平时代使整个民族失去记忆。人民没有历史感，使人民完全成为新的另一种形态的螺丝钉。这是老百姓群众中提炼出来的最深刻的思想和历史的概括。

　　我们今天在座的都是走过那段历史的，有亲身体会的。我也跟大家一样，在这段历史中不断思索总结，特别是十年监狱重读马克思着作。过去旧时代说监狱是读书的好地方，对读的书没有限制。我当时读的书有4卷本的《马克思选集》，2卷本的《恩格斯选集》。l卷本的《列宁选集》，3卷本的《毛泽东选集》，报纸只能读人民日报。我当时在秦城监狱，胡风他们关在东边，是单间，我没有和他们在一起，我是协助管理战犯。在战犯管理所跟范汉杰、黄维、廖耀湘、王陵基和特务头子康泽、王文举等在一起。党交给我的任务是“戴罪立功”，给战犯讲马列王义。当时给我扣的帽子是“埋藏最深、最狡猾的反革命分子”。由于我自己的家庭出身好，个人经历也简单，而且慢慢查明许多问题都没有。本来1958年就解决我的问题，但我是毛钦定的要犯，当时，把胡风集团吹得那么厉害，收不了场，所以一直拖了7年，当废物利用。直到65年才说我出身好，给战犯讲马列主义也讲得好，给我解决了。

　　我们的宣传把国民党说的很愚蠢、腐朽、黑暗，其实国民党的统治者很多是很有头脑和见地的，也有不错的军事思想。我们的许多仗能打赢，不是赢在军事思想上，而是情报工作做得好，他们的机密作战计划都被我们掌握了。所以，我跟新旧政权的统治集团都有接触，了解了不少政治和经济的内幕，给了我很多启发，有了一定的积累，也促进我不断思考，从政治立场、阶级斗争、经济发展等多方面慢慢地形成了一些观点，一些思想。

　《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发表后的反映

　　当时感觉到文章出来后会有比较强烈的反应，但反应到这么强烈没有估计到。但总觉得还是有大的冲击。我所知道的，在全国特别是老同志。在边疆地区都有很强烈的反应，在中央，所有中央政治局常委都看过，包括乔石、万里、李瑞环，但中国政治的特点，看了都不讲话，都等着看胡锦涛的态度。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2-18 01:08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2-18 01:10 标题: 我写《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前因后果(20)

　《炎黄春秋》在发表我的文章前，开了几次全体编辑在内的会议，做了三种可能出现的形势的准备。一是查封《炎黄春秋》。二是这期不准发行。三是准备做检讨。当时准备抛出责任编辑，说责任编辑审查疏忽，今后不再发表类似文章。可是，我的文章发表后，三个多月一直没有动静，（去年）2月11日中宣部给中央有个汇报，但没有提处理意见，只是说《炎黄春秋》发表了我的文章，等待中央的处理意见。一直到（去年）5月20日，中央都没有任何表态，好像没有这回事一样。据我现在了解，中央当时准备对这件事做淡化处理，中央没有表态，中宣部也没有任何动作。

　　所以2、3、4月，三个月没有任何动静，包括我和《炎黄春秋》的心都悬着的。但左派反应很强烈。中国社科院曾组织150人的批判大会来评判我。毛泽东旗帜网在人民大学开了110人的批判大会。在上海、杭州等地也组织了几十人批判会，我所知道的，在许多地方的老干部都是人人有一份，都自觉地学了我的文章，争论非常激烈，甚至发生了对骂。拥护的很坚决，反对的也很坚决。我收到了许多同志的来信，包括新疆、甘肃、内蒙等偏远地区的反应都很强烈。在今年3月的两会期间，许多地方代表，都在打听这篇文章的后台是谁，背后是否有新的政治动向。地方反应很强烈，左派攻得很凶，左派是明攻我，实攻中央，说中央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走资本主义复辟道路。马宾等17人公开表示、宣传，要回到毛泽东时代。所以说，左派帮了我的忙，中央本来想冷处理、想淡化也不行了。原来左派本来还想在全国发动批判我，借此造成给中央施压的态势，因为社科院和党校基本上都拿握在老同志或偏左派的手里，他们准备在全国各地的社科院和党校联合批斗我，给中央施压。他们的口号是：“谢韬是反宪法、反党章、反党、反社会主义，是颠覆性的。”龚汉西（音）还写一篇文章《谢韬你要干什么？》。

　　在这种形势下，（去年）5月10日，中央在人民日报第9版发了一个几百字的答读者问，就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区别进行说明，说二者本质不同，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说民主社会主义有它产生的历史根源，有它的贡献，但没有对其评论。这是中央找专家学者写好后，交给人民日报发表的。后来，我了解到，在中央内部给各媒体有一个表态，对我的文章不传播，不评判，不争论，但个人可以表态。上海社科院社曾发了两版，一版是反对，一版是赞同。

　　另外，胡锦涛（去年）6月访问瑞典。温家宝（去年）5月4日访问人民大学说：要发扬五四的民主的科学的传统精神，勇于追求真理。新华社发表消息时将“勇于追求真理”改为“追求真理”。有朋友对我说，你看你的文章发表后的效果：胡锦涛访问瑞典，温家宝访问人民大学。这样群众的反应慢慢就转过来了。

　　原来大家银担心文章发表后不知道会有什么情况发生，我已经做了坐牢的思想准备，接受压力的思想准备。（去年）3月份人民大学开党委会时，有人说，社科院在批谢韬，建议人民大学也批。党委书记说：他们批是他们的事，我们听党中央的。所以，人民大学没有人来找我，我生日时还派人专门来看我。

　　（去年）6月25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讲话发表后，8月30日，《求是》杂志的一个记者打电话来征求我对6月25日胡锦涛讲话的看法，我说：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左右都能接受，但理解可能有很大的偏差，因为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本来就比较模糊，宽松，作为改革开放的理论可以充实。第二，胡锦涛对有各种思想争论时要正面引导的提法很好，说明胡锦涛接受了历史的教训。我最后想，应该让他将我的想法转达给中央，于是，说我很感谢中央对我的文章的宽容和开明的态度。

　　我听国外一个跟中央理论班子比较接近的朋友透露：胡锦涛对这篇文章的意思是，理论学术的争论中央最好不介入。最后，为了保持理论的统一，在17大时，没有提民主社会主义，还是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左派也出现新的情况。邓力群4次写万言书给中央的执笔人。《当代思潮》原主编段若飞打电话给我说：左派批判你，你不要生气。左派攻击你，是你的光荣！想突你提出的问题在我们理论界是多年来想破而不敢突破。我对你的勇气感到钦佩！中国的经济既然在搞市场化，必然会带来政治的民主化。你现在是站在历史的前沿。另外，人大参加批判我的大会的人有些事后告诉我说，不知道是开批判我的会，要知道就不去了。左派里还有一个情况，反对我的人，是坚决反对，他们认为我是在走戈尔巴乔夫的道路，是叛徒。总之，对我的观点赞成的有80％多，动摇的有10％多，坚决反对的有3％左右。另外，上海大众的企业家说，民主不仅你们知识分子需要，我们也需要。黑龙江的一个老领导，原省委副书记说，我们今天不接受一党专政，省一级的领导也需要民主。所以，民主不仅下面需要，上面需要，在党内的中层干部也需要，他们在不民主的生活里面有他们的痛苦。

国际上反应也很强烈，瑞典一个记者，在胡锦涛访问瑞典前，来采访我，说我是中国第一个公正地、客观地介绍瑞典民主社会的学者，准备在胡锦涛访问瑞典时发表采访我的文章。另外，我会见了中联部组织的一个欧洲8国议会的来访团，我跟每个人见面，他们都说读过我的文章。欧洲还准备邀请我到欧洲去作访问交流。包括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共同社等国外的各大媒体都准备采访我，还有美国的一个作家也准备来拜访我。他们把我作为100年来在中国大陆上可以公开谈论第二国际的第一人。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2-18 01:23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2-18 01:14 标题: 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21)

　　我写这篇文章是想把心里多年来想说的话表达出来，我老了，随时可以走。过去，我们当两面派，二重人格，一开会，都自觉掌握分寸，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说到什么程度，都很有技巧。现在我老了，该说说真话了。我有首诗：“八十人生正风流，精神枷锁笑中丢”。我们一辈子都套着精神枷锁，现在把它丢掉了。但也有可能在某个时候我会成为替罪羊，在某个时候借宣传科学社会主义而批判民主社会主义又再批判我，但这种可能性不大。中联部给中央有个报告说：不能批谢韬，批谢韬会影响我国的外交，因为批谢韬就等于批第二国际。杜润生同志说，谢韬的文章开展理论思维是我们民族复兴的希望。他还透露一个未公开的资料：邓小平1987年说：“讲什么马列主义，我们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了，老百姓拥护了，讲什么主义都可以。”

　　关于17大及今后中国的改革展望

　　从17大看中国今后的未来，有乐观的，也有悲观的。从客观历史的进程和中国领导人大智大勇人物的出现，大致在20大，要5年到20年才可能。因为有几个问题。首先，今天，在中国政治上没有形成一个政治力量能取代共产党，与之抗衡。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会乱套，这是个渐进的过程。其次，在经济上，民主的进程要建立经济基础，建立公民社会，只有人民有了财产才会有权利观念，权利与财产是分不开的。要建立公民社会，使社会中产阶级化，产生大量的中产阶级是基础，中国今天还没有建立起公民社会的经济基础。我们现在还正像鲁迅先生说的是“当了奴隶希望巩固当奴隶”的时代。我们也乐意当奴隶，中国人愿意当奴隶，不愿意当主人，当主人太累，现在觉得共产党好让大家有饭吃的思想根深蒂固。所以．我希望继续改革开放，平稳过渡。

　　中国的前途，有三个：一，矛盾激化，社会动荡，推翻共产党，那就会乱，乱的结果必然是一个铁腕人物来收拾残局，会延缓中国发展的进程。二，是民主的改良，对老百姓有利。三，以暴力克服暴力。第二种方式，民主的改良对中国的发展最好，但时间就比较漫长。中国13亿人口，经济基础薄弱，不能急。急不了，也不能等，只能促。从两方面促。促进共产党的领导接受历史教训，顺应历史潮流，自觉地进行改良。

　　胡在17大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作为党的基本路线，这是个重大贡献。17大在旧的框架内推进民主进程，用新的四个坚持，代替旧的四个坚持，现在四个坚持是坚持思想解放，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坚持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这样就把思想从苏联模式、毛泽东思想、封建专制中解放出来。二，建国目标也有所改变，17大提出要建立繁荣、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第一次在党的历史上把民主、文明、和谐的理念提出来。另外通过温家宝的讲话，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正义、公平、公正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果，不是哪个阶级的理念提出来。通过了《物权法》。《物权法》的通过，说明中国在保护私有财产，恢复个人所有制上有所进步。所以，17大虽然是在旧的框架下来推动社会发展，但也有新的内容，在中国政治上应该肯定17大。

不管怎么样，要推动他向这个方面走，上面促，促使他接受每一个进步的措施；下面促，促进群众提高觉悟，保卫自己的权利，保卫自己的利益，以维权运动促进民主运动。上面促，接受历史教训，顺应历史潮流，放步前进；下面促进，群众采取正确的措施保护自己的权利，以法治国。两方面结合，逐步推进中国社会的发展。所以，我提出来，不能急，急就要乱；也不能等，只能促。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13亿人口能够在10年转变，那就算很快了，要有耐心。今天任何改革，任何进步，都会触犯两部分人的利益，一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一是部分群众的利益，这两个利益很难平衡，不能激化矛盾，所以任何改革只能逐步前进。

　　我们这些老同志，我讲几句，我们应该骄傲，我们生长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我们早生几十年，最多能达到康、梁的水平，晚生几十年，我们只能读历史。但我们刚好生在20世纪，旧民主主义革命我们赶了个尾巴，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们参加了全程，我们参加了社会主义革命，还参加了历史怪胎文化大革命，又参加了改革开放的革命．我们一生5个革命，虽然当了右派，挨了整，但我们亲身经历了中国2000多、3000多年来剧烈变化这5大革命都集中浓缩在一起的历史。我们是跨越两世纪，一生5革命，不必悲观。我们都是“两头清，中间昏”。中年是最保守的．因为现实的利益，逼迫他们去保住现在的利益。年轻人呢？是什么都是假的，搞到钱才是真的，所以，我们青年一代是丧失了理想主义的一代。所以，现在中国出现了老的打先锋，中年保守，青年漠然的态度。

　　中国现在的统治阶层，一个是两个老三届，76、78届；一个是秘书班子；一个是高干子弟；一个是留洋回来的：四股势力掌握政权。因此中国要等到我们这些老的，包括胡温他们全部死掉，新的那一代起来，没有历史包袱和政治上的牵连，又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现在大约20岁左右的年轻人掌了权，中国才能改变。

　　胡温将历史推进一小步，他就完成了历史任务。他既不敢跑，也不能退。就只有慢步走。现在中国的经济存在很大的危机和泡沫。17大后，关键要看下面的措施怎么实施了。

文章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8年11月11日)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2-19 08:29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2-19 08:22 标题: 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22)

近期有关“中国模式”研究观点综述

作者:庄俊举张西立

近年来，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受到了海内外舆论界和学术界的格外关注。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学术界围绕“中国模式”的历史背景、主要内涵以及发展趋势和未来影响等话题进一步发表意见。现将有关观点整理如下。

（一）关于“中国模式”近年来特别受到关注的原因

实际上，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国外学者已经开始关注中国发展道路问题，这其中包含了对“中国模式”的初步探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吉尔伯特·罗兹曼在20世纪70年代末编著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就集中分析、探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有利因素及障碍。以色列学者艾森斯塔德则在《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对多重样现代性的反思：欧洲的、中国的和其它的诠释》等著作中，从传统社会文化的秩序特征以及中国社会变迁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发展的路向。

关于近年来海内外舆论对“中国模式”或中国发展道路特别关注的原因，学者们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苏东剧变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的重新审视。苏东剧变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发展态势先后抛出“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关于“中国威胁论”方面的论点以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伯恩斯坦和芒罗撰写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为代表。“中国崩溃论”始于1984年美国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布朗提出的“谁来养活中国？”一说，继而引起全球性的争论。自2001年以来，针对中国经济的新的论调又在国外盛行，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有“国际经济乌鸦”之称的克鲁格曼教授提出疑问说，中国这个亚洲奇迹中的最大奇迹，是否会成为下一个崩塌的神话。美国华裔律师章家敦(Gordon G.Chang)则提出，“与其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还不如说中国正在崩溃”。而中国历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经济危机还能保持比较稳定和快速发展使得这些言论不攻自破，也使得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乃至于美国和欧洲最近对金融市场的干预都被认为是在学习中国。

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在应对汶川特大震灾和举办北京奥运会上展现出的“举国体制”，让全球对中国政治体制刮目相看。长期以来，针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显著成就，国际舆论界一种有代表性的声音认为，中国经济奇迹的背后是陈旧落后的政治体制，一党执政的格局不改变，市场经济的发展就没有保障。然而，面对无论是“神舟”系列航天飞船的太空空间活动，还是2008年成功应对雨雪冰冻灾害和四川特大地震灾害，显示出的中国“举国体制”所具有的巨大威力，国际上怀疑、批评乃至否定中国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声音明显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对中国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肯定和赞扬。有学者认为，作为一个尚存许多问题的发展中国家，能够给世界留下如此众多和非同凡响的奥运遗产，光用经济发展和国力的增长还不足以完全解释，而“举国体制”无疑是这一切奇迹中的关键。还有学者认为，举全国之力，集中优势资源，聚焦特定的工程、项目、事件，往往可以形成跨越性、突破性、高效率的发展，同时还能够形成带动效应，提升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正像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所说，在这次奥运会中，单单是出动这么多的人力就没有其他国家能够企及。中国有13亿人口，这样的资源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还有，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在财力方面的投入也是其他国家没有办法达到的。

三是以“华盛顿共识”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造成重灾区和“中国奇迹”的出现所形成的鲜明对比，使得人们更加关注“中国模式”。“华盛顿共识”主张私有化、自由化的经济发展道路，结果在东欧、拉美和亚洲造成了三个重灾区。特别是随着这次华尔街金融风暴肆虐全球，人们在深刻反思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同时，不由得把目光纷纷投向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事实上，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奇迹”。据世界银行统计，过去25年来全球脱贫所取得的成就中，约67%的成就应归功于中国。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正反两方面的比较使得国际社会不得不进行冷静反思，开始认真探究中国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所包含的丰富意蕴。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2-19 08:28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2-19 08:31 标题: 近期有关“中国模式”研究观点综述(23)

（二）关于“中国模式”蕴含的主要内容

30年的改革开放，不仅大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极快地提升了中国的经济实力。不少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很值得他们借鉴。中国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参考的、可供选择的模式之一。那么，在外界看来，中国发展模式有哪些成功之处呢？

其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是“中国模式”最突出和最令人赞叹的地方。有学者认为，世界上许多大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比得上中国如此大的经济成就。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国民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世界的平均速度。中国过去30年内在减少贫穷人口方面成绩显著，远远超过印度和越南。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贫穷人口，从改革初1981年的65%大幅减少到2001年的18%左右，其下降幅度是世界少见的。中国各级政府在推动经济开放、吸引外资、扩大出口、招商引资方面，成绩显著。中国在1980年建立头四个经济特区，在1992年接受市场经济，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迈向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方面，步子大，也有相应的防范措施，是发展中国家做得最出色的。

其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功经验在于采取了以比较优势为中心的综合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主要内容有：其一，在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方面，中国找到了平衡点，即在坚持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其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指导方针非常务实，即集中精力满足人民最迫切的需求，首先就是消除贫困，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三，不断地试验、总结和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不断进行大胆而又谨慎的制度创新；其四，确立了先易后难的优先顺序，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后内地。

其三，中国改革采取了积极稳妥的步骤，避免走极端。首先，中国的改革就其本质而言是一场革命，因为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其次，中国的改革就其过程而言是渐进变化的，这种并不惊天动地的平稳变化累积的效果，深刻地改变了计划经济。有学者认为，中国领导人不赞成激进的政治民主化，只支持渐进的政治试验和温和改革。中国的这一做法，引起外界诸多争议，但中国保持了政治稳定，保证了投资者的信心。

其四，“中国模式”既不同于苏联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而是有着自身鲜明的制度特色。中国不实行全面私有化，而实行以公有经济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虽然也引入了市场经济制度，但政府调节和干预的程度比西方国家要强大得多；中国没有推行多党制和议会政治，不搞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中国虽然允许不同思想流派的存在，但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

其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模式”的实质内容，它是与时代潮流相随、与世界文明相伴的道路，是一条与全球发展既相联系而又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不少学者认为，“中国模式”的实质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为实现社会现代化所做出的一系列自主选择的集中体现。改革开放以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中国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坚持走自己的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理论创新推进实践创新，结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卓越理论成果，同时在其指导下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如果说“中国模式”有什么成功之处的话，对此最精辟的概括就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提到的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2-19 09:01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2-19 09:00 标题: 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24)

上述学者对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进行的总结，各有侧重。总的来讲，“中国模式”的内涵还需要在实践中继续完善和补充，相应地，人们对“中国模式”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三）关于“中国模式”的发展趋势及未来影响

其一，“中国模式”导致的中国崛起，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深刻改变了国际政治格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世界历史进程。有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在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现代化的经验。它不仅是中国巨大的精神财富和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是对人类社会的重要贡献，必将对在探索中前进的其他国家产生积极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中国崛起带来的可能是一种全新的思维、一种深层次的范式变化（paradigm shift）、一种西方现存理论和话语还无法解释的新认知。

有学者认为，对于中国说来，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这两种模式的较量意义重大，因为这既关系到经济利益又关系到政治利益。如在非洲大陆，“中国模式”就有着相当大的吸引力。如果北京成功地让国际社会接受“北京共识”的话，北京就可以使得世界重新意识形态化，质疑西方规范的普世性。

其二，国内外学者对“中国模式”有期待、有信心。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在2004年曾撰文论述中国现代化进程及其发展模式的国际意义。她认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成功解决深刻的国内和国际矛盾的经验，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鲜活的榜样、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现代化模式，更为它们发展与中国的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印度学者在比较中印发展模式时，认为中国发展模式所取得的成果远远高于印度发展模式。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而印度选择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在减少贫困、财富分配、人均寿命、识字率和电话普及率等方面，中国的表现都远远好于印度。

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中国改革开放伊始就对中国的发展充满了信心，他说：“西方观察者不应低估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火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融为一炉”，“如果中国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的礼物。这个礼物应该是现代西方的活力和传统中国的稳定二者恰当的结合体。”

华尔街金融危机暴露出经济全球化的深刻弊端，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会也不应因此而中断。事实上，只有全球的多样性的相互交流才能催生世界的和谐。“中国模式”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种积极回应和参与全球发展的社会发展模式，是坚持社会主义、强调民族特色、同时又倡导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共处竞争、对话合作”的社会发展模式。“中国模式”的出现，丰富和发展了世界发展模式，为全球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健康、鲜活的因素，必将为人类文明不断走向繁荣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学网」(2009年2月17日)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2-19 09:05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2-19 09:10 标题: 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24)

关于中国模式若干问题的研究

作者:托马斯·海贝勒

中国的发展进程有鲜明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是“适应”阶段；中国是分散的或分权的权威主义体制；中国是一个发展主义的国家；政治实用主义是中国发展模式和政治文化的显著特色；中央领导层和中央政权拥有合法性与信任；中国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富有侵略性的、外部化的意识形态，不如说越来越多地具有对内的职能；从中国的政治发展过程看，中国正在日益从统治向治理转型。

探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特征及其发展趋势不仅对于了解中国国内的发展，而且对于了解中国的国际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凸现，因此了解中国国内的发展和变化将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因此我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中国的这一转型期将伴随着急剧的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这一过程是渐进的、增量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然而，中国的发展进程有着自己鲜明的特征，有其特殊性，甚至可以认为是独一无二的。我试图从七个方面探究中国的发展。

一、中国共产党的一党领导体制在经历了“转型”、“巩固”两个阶段后，目前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即“适应”阶段。这一阶段有五个特征：1.意识形态作用减弱。意识形态逐渐为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实用主义所取代。这种减弱实际上并非政权衰退的一个迹象，而是政治稳定的一种征候，因为意识形态总是与冲突相关联。而中国的领导层清楚地认识到，冲突会破坏政治和社会的安定。2.新兴社会力量的出现（例如企业家、中产阶级、利益团体、互联网聊天群体）要求党在社会内部重新定义党的角色。3.新政治精英出现（一个新兴的、富有创新精神的、技术管理的阶层）。4.批判性知识分子阶层再次出现。这个阶层不是反对中国的政治体制，而是试图改善这个体制的结构和治理能力。5.地区与跨地区的社会集团和组织（例如像同乡会那样的传统性组织，或是像企业家协会或职业协会那样的“现代化”协会）日益要求参与和影响政治体制。

二、中国并非是一种同质的（homogeneous ）、铁板一块的权威主义政体，而是一种分散的或分权的权威主义体制（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这种分权权威主义具有四个特征：第一，有不同的行动者（中央政府、省、地方政府、军队、新兴的社会阶层、新兴的社会组织、公众舆论等）对政治产出产生影响。这既适用于对内政策，也适用于对外政策的政治产出。因此，对外政策并不是由中央领导层单独决定，而是由不同的行动者共同决定的。

第二，中国的政治体制（party-state）并非一个同质的（homogeneous ），而是一个多样化的实体。因此，我们必须解构中国的“政府”的概念：没有社会，它就无法存在，它建立在政府和社会这两者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此外，政府可以在垂直和水平的方向上再细分为不同的层次和组织。因此，必须将政府理解为各种组织同社会在不同层面上相互作用、并由内部的紧张与冲突塑造而成的一个整体。

第三，在中国国内，我们发现很多不同的、相互间有分歧的“模式”（我将此称为“一国千制”）。所有这些不同的模式共同依存，并为政治领导层所接受。例如，在河南省的南街村，那里的老百姓又重新回归到新共产主义模式（neocommunist model），带有极强的毛泽东时代的色彩。南街村只允许存在单一的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与南街村相隔不远的一个村子，则只存在个人所有制，那里的领导人主要是由企业主组成。这些不同的发展模式共存并为政治领导人所认可。第四，一个成长中的公共领域正在形成（例如，通过互联网络，以及非政府组织或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并且舆论在日益影响着对内和对外政策。

三、中国是一个发展主义的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 ）。其特征是：第一，发展型国家具有一个使国家成功发展的政府。这样的政府是一个“有目的”的政府，它有发展的决心和意志。第二，中国有这样一个使国家成功发展的政府：它成功地发展着经济；它知道应该何时停止（比如，通过放弃计划经济和发展市场经济，或是通过丢弃它的“阶级特征”）。第三，中国的领导层很清楚，计划经济排斥了想为一个共同目标奋斗的那些人，而市场经济则将这些人包容在内。第四，中国道路的突出特点是，政治权力可以积极有效地为经济上的小康服务（通过以长期增长与结构变革为关键目标；通过对经济的政治管理；通过制度建设与制度革新）。第五，中国政府是拥有“国家能力”的强政府。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2-19 09:38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2-19 09:25 标题: 关于中国模式若干问题的研究(25)

我认为中国政府的这种国家能力由五个元素组成：其一，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为其公民所接受；其二，社会控制与社会调节意义上的调节与控制能力；其三，强制性资源（财政手段与强制手段，以及人力资源）；其四，协商能力，即与新兴社会团体、协会和组织合作进入协商阶段，并能在不同的排他性的利益冲突中找到平衡的能力；其五，学习能力，亦即从错误和失败中学习的能力。国家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对于贯彻一种成功的发展规划以及对于成功地处理国内的问题和冲突是很重要的。

四、政治实用主义是中国发展模式和政治文化的显著特色。这种实用主义的特征如下：经济上，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或者说政治的经济化。政治上，共产党已经从一个阶级的政党发展成为一个人民的政党。意识形态上，政府的目标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共产主义”，而是一个不太遥远的“和谐社会”。政权的合法性不再基于意识形态之上，而是基于对现代化、增强国力、维护安定、建立社会主义民主等的承诺。许多事例都表明了这种政治实用主义，例如，经济改革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在发展过程中允许私人成分的加入、允许外资的流入、认可社会的急剧变化等等。我们甚至可以从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变化来解读中国的政治实用主义。

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从1956年至2002年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1956年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自己的行动指南”，1982年改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1997年则变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2002年又修改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党章表明中国当时是照搬“苏联模式”，而从50年代末期中国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这一点可以从“毛泽东思想”的提出和确立，进而在1982年写入宪法中得到体现。“邓小平理论”则表明了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国政治和社会的经济化的特点，这一理论还表明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党的宏观控制能力。邓小平的一句名言“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则突出表现了中国发展的重点从政治领域转向经济领域。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表明了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不仅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而且还成为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利益的代表。另外的一个例子是中国国内的一篇文章写道：马克思所描述的股份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精髓”，现在已经被理解为“通往共产主义”的必不可少的现象。相应地，2005年3月12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写道：“改革没有止境”，这表明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存在任何政治禁忌。

还有一则事例可以表明中国老百姓对生活的实用的态度。中国传统的习俗是人死后被埋葬时烧“冥钱”，但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这种“冥钱”变为“硬通货”——美元。商贩们对此解释说，那些死去的人到阴间后，传统的纸币已经不顶用了，美元更能派上用场。

五、中央领导层和中央政权拥有合法性与信任。在中国，人民区别对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合法性。中央政府获得了广泛的信任，地方政府则较少甚至没有获得群众的信任。中国和西方的研究发现，城市和农村人口中很大部分支持中央政权，这主要归功于成功的经济发展、实现港澳回归等国家目标以及维护政治安定的能力，这使得人民确信中央政府已经将中国从可能重蹈前苏联的覆辙的命运中解救出来。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2-19 09:36 标题: 关于中国模式若干问题的研究(26)

六、中国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富有侵略性的、外部化的意识形态，不如说越来越多地具有对内的职能。这种意识形态目前主要有两种功能：其一，它是一种整合的民族主义，旨在进一步达到国家建设和民族建设的目标；其二，它是一种现代化的民族主义，旨在为了一个共同的利益目标对人民进行动员。因此，台湾问题不是外部侵略的一个标志，因为中国把台湾问题视为其内部事务，更愿意把它视为其民族国家建设（nation-building）的一个问题。

七、中国的发展趋势和结论。从中国的政治发展过程看，中国正在日益从统治向治理转型。政权只有强大才能生存下来。这样一种力量无法由伟大的领袖们独自保障。它需要越来越多有能力的、负责的公民有意识地参与社会事务。参与不仅仅是提高政策及其执行的质量的一种方式，而且也是减少冲突的一种方式。冲突理论认为：在一个假定的社会里，参与的程度越高，这个社会的对内和对外政策中暴力使用的程度就越低。

那么，我说的“公民”有什么含义呢？公民有三个标准：一是扩大了的人民参与的规模，二是生活水平在提高，三是公民权。这种参与的扩大包括建立基层选举制度、将社会福利任务转到社区（扩大社区参与）、将动员起来的参与作为一种参与的学习过程、同时接受非参与者的选择（个人自治的一部分）。显然，中国目前只有有限的公民权。但是近年来，参与的规模得到了扩展（例如通过在乡村和城市社区确立草根阶层的选举，通过培养社会参与），特别是在城市地区，我们可以观察到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在提高。

公民结构的最初形式在发展——被称为公民社会的一个前提条件。毛主席的“群众”逐渐转变为公民，至少在城市是如此。目前党领导下的政府面临着人民对参与不感兴趣、加入参与行动的社会“志愿者”的数量依然很少等问题。因此，政府试图在城市创造新的“共同体”，并动员经济上或组织上有依赖的人，例如党员和社会弱势群体。政府的目的是要发动一个自上而下的“公民社会”，我称之为“权威性的社群主义”的模式。

这一“自上而下”的社群主义模式的含义是，国家作为公民社会过程的发起者动员民众参与，建立不同的社会团体，这些社会团体包括相关的“志愿者”（如党员、低保户），而其中的社区应作为城市中的“基层单位”。如何组织自己的生活现在是每个人的私事，政府不会干预。这样，个体自治在日渐增多。

最近，由中国领导层提出的“和谐社会”这一概念与这种“权威型的社群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按照中国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所说，这个概念的含义是：提高中产阶级的数量、降低低收入人群的数量并进行反腐败。和谐社会的纲领也是对儒家模式的回归，以达到“大同”这一儒家社会理想。与以最大限度追求利润、财富及消费为标志的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社会不同，和谐社会的目的是建设一个社会公正的、安全的社会，一个社会与政治和睦的社会。

中央通过提高地方政府的透明度和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日益从统治向治理转型。很明显，民主本非目的，而是让一党制更为有效、更为负责，并为其提供一个更为合法的基础。中国并非像西方很多人感觉的那样是一个纯粹的专制政权，并且近几十年没有发生变化。其实，中国正在迈向一个自治、法治和参与程度更高的开放社会。中国未来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国内问题。中国内部的差异是巨大的，很难预言未来几十年里会朝哪个方向发展。但是，只要经济平稳发展，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和参与程度不断提高，那么，社会和政治的安定就可以得到保障，中国也将日益成为国际政治中一个值得信赖和负责任的伙伴。

作者: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东亚学研究所所长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5期)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2-22 08:21 标题: 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27)

市场，社会，民主

汪丁丁

这篇评论发表在最新《财经》“观点评论”栏目，下面附了陆克文的原文。我的评论被编辑删节得太多以致失真，只好全文发表在这里。

作为中国人，我们不仅习惯于——而且我们应当如此——以演化的视角——而不是以就事论事的态度——审查我们周围的世界，包括目前我们共同经历着的这场危机。在演化视角下，只要足够长期，我们就会看到，目前的这场危机，连同“安然”公司和“长期资本”案件这类先导性事件，恰好是战后出生的西方人在1960年代的社会反叛中已经充分表现的西方传统价值瓦解过程的一部分。它每一次都试图颠覆既有秩序——至于它是从金融部门还是从其它任何部门发动它的挑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包括宪法在内的西方社会既有秩序的价值假设，在战后的年代里迅速地“过时”了。西方社会迫切需要的，是在新生代的核心价值体系之内对社会构成原则的重新讨论。

目前的危机，就其本质而言，仍是对基本价值的信任危机。如以往一百五十年西方思想家们不断指出的，它源自西方理性的固有缺陷和基于宗教情感的自律精神的衰微。如果我们仅仅把它看作是金融界的问题从而急于批评我们的金融家们丧失了良知，或者，在另一极端，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整体失败从而不惜任何代价地要重建计划经济体制，我们就仍将停留在对市场的错误认识之内，从而只能等待从下一次危机中学习我们尤其是我们的政治领袖们令人遗憾地始终忽略了的关于市场、社会和民主的基本原理。这些原理，绝不是如忽略了它们的人们想象的那样容易掌握。因为，它们是实践的原理，它们根本不能简单地从教科书里习得，它们是通过使自己成为千百万人的生活习惯而成为“原理”的。它们之所以被有些误导地称为“原理”，是因为没有其它更合适的语词可以概括它们对于任何一个人类社会的正常运转所具有的重要性。

例如，所谓“市场”，它的本质仅仅在于“定价”。当然，与这一定价方式联系着的，是它引发的社会问题。不过，只要资源稀缺，我们就无法回避定价问题——不论是用市场的方式还是用其它方式。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用其它方式定价可以引发远比市场定价更严重的社会问题。目前美国政府面临的问题，恰好在于，当政府试图阻止市场定价过程时，它立即丧失了为“有毒资产”确定合理的收购价格的能力。又例如所谓“社会”，它的定义应当是：从一群自觉地或无意识地分享着某些行为规范及其意义的个体之间长期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宏观秩序，它不是任何个人或群体的理性能够设计出来的，它的演化过程也不是任何个人或群体能够预期的。所谓“社会演化的复杂性”，是指社会变迁的路径既不是完全不可预测的又不是完全可预测的。惟其如此，如下述，“民主”才可能成为任何社会赖以生存的要素之一。

有效运转的市场经济总必须与当时当地千百万人的生活习惯相适应，并因此而在政治领袖们那里获得适当的表达——可以是“社会市场经济”，可以是“社会民主主义”，也可以是“新自由主义”。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些名称是否真确地概括了特定历史情境内人们所欲求的“市场”、“社会”与“民主”，问题的关键在于以这些名称表达的各种政治诉求和经济诉求之间是否保持了合适的竞争关系。后者被称为“政治”过程，也被称为“基于自由讨论的治理”（governance by free discussion）。如果这篇文章的作者鼓吹的“第三道路”，是试图整体设计上述的基于自由讨论的社会治理，那么我们相信，他鼓吹的其实是乌托邦。虽然，我们同意作者的看法，我们应同时拒绝“极左的”和“极右的”，或任何激进主义的极端态度。因为，人类社会及其市场经济从来没有因为人类的激进态度而变得健康起来。与此相反，社会健康的标志，往往在于人们，尤其是他们的政治领袖们，在多大程度上遵循了“中庸之道”。这样的政治智慧，被亚里士多德称为“黄金中庸”。

中庸，它的前提是承认世界的复杂性。惟其如此，我们才必须警惕任何政治纲领所表达的过分自信（可称为“理性的狂妄”）。在各种政治纲领当中，我们最应警惕的，是那些不仅过分自信而且以实施纲领的名义要求我们放弃已有的自由——包括“市场”、“社会”、“民主”，以及与自由密切相关的其它方面。

世界复杂，社会问题复杂，社会危机问题复杂，故而我们只应相信“基于自由讨论的”政治过程，尽管我们无法预先知道这一过程是否能够提供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言论自由，与言论责任一样，是基于自由讨论的政治过程的前提。对言论自由的否定，犹如社会拒绝知道关于致命打击的消息一样危害着社会的健康和生命。由于前途的极端不确定性，我们应当格外鼓励带给我们“致命消息”的行为，并且格外警惕“报喜不报忧”的行为。如西方社会一样，中国社会也迫切地需要一个基于自由讨论的政治过程。否则，重大社会问题的求解，便希望渺茫。

不论如何，与文过饰非相比，那些直截了当承认本土社会危机的政治家们，更值得我们尊重。与空洞的政治口号相比，那些能够唤醒广泛的危机意识的政治口号，更值得我们尊重。与无法实施的纲领相比，那些沿着大致正确的演化路径配置资源并切实解决问题的纲领，更值得我们尊重。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2-22 09:20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2-22 08:40 标题: 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28)

新自由主义败因与社会民主主义处方

陆克文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已向人们表明：这是一场涉及体制、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它让人们开始质疑过去30年以来盛行的新自由经济理论——在此理论基础上建立的国家和全球监管框架是如此不堪一击，根本无法阻止经济重创造访全球。这并非历史首次。社会民主主义者面临的国际性挑战就是在资本主义之中拯救资本主义：既要承认开放的、竞争的市场的巨大力量，又要摒弃极端资本主义和过度贪婪这些近代对全球金融体系造成重大危害的因素。为了应对当前危机带来的巨大挑战，全球金融体系需要将个人利益与公共责任恰当地平衡。一条主线就是：依靠国家机构重建规范的市场和重新拉动国内、国际需求。

　　社会民主主义者面临的理论上的挑战，不仅是驳斥造成今天混乱局面的新自由极端主义，还要推进社会民主国家对保持恰当监管的竞争市场的生产力提供最好保障这一理念，同时保证政府是管理者，政府是公共产品的出资人和提供者，政府按照公正原则补偿市场不可避免的不平等。社会民主政体具有政治合法性，因为其具备平衡私有和公有、利润和工资、市场和国家的能力。

　　世界上的社会民主政府还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应对危机，重振受损的经济增长，同时为未来的金融市场制定新的监管机制。

——新自由主义败因

　　我们需要对新自由主义在造成当前经济危机的原因中所起的核心作用进行坦诚的分析。我们还要深入分析如何以社会民主的方法恰当管理市场，以及国家如何在制定未来政策中发挥正确作用，避免左翼和右翼的极端主义。政府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将上述分析与坚定地寻求全球合作相结合。

　　新自由主义政策源于无管制市场至上的核心理论信仰，尤其是无管制的金融市场。而这些说法又以“效率市场假说”为基础。这一假说中最强硬的一派认为：金融市场价格和股票市场价格一样，融合了各种信息，因此可以反映出对资产价格的最佳评估。如果市场完全有效，而且价格又完全有根据，那么，就没有理由相信资产价格会产生泡沫。如若发生，市场会自行修复，因此，政府也就没有理由介入。

　　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市场有效性出现偏差都应归结为外部原因。泡沫和其他问题的产生是政府和其他方面的“不完善”导致的，而非市场自身原因。这一理论支持个人自我利益不受任何限制，市场决定的收入分配是自然的和天然公正的。市场是文明社会自发的和自我调节的产物，政府是外来的强行入侵者。

　　新自由主义的宣扬者尽一切可能地瓦解社会民主国家的各个方面。体现在他们将共同提供公共产品上的社会团结概念，简单地理解为中央集权制下的愚蠢行为。

　　但是，由于目前的危机，现在是宣告过去30年伟大的新自由主义试验失败的时候了，是宣告皇帝没有穿衣服的时候了。

社会民主主义处方

　　这次新自由主义的挫败，使国家的作用又一次被提升到基础性地位。在应对这次危机中，国家显然在三个领域做出了首要贡献：拯救私有金融体系，防止其崩溃；提供对实体经济的直接刺激，抵消社会需求的减少；以及建立国家和全球性管理机制，由政府来承担确定和实施这一系统规则的最终责任。

　　社会民主主义者今天所面临的挑战是把国家和与之配套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经济的角色，重新塑造成为一个面向未来的全面哲学框架，它既适应危机时期，也适应繁荣时代。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2-22 09:21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2-22 09:02 标题: 新自由主义败因与社会民主主义处方(29)

　　20世纪90年代，“第三条道路”这个名词在政治语汇中流行起来，而很久以前，社会民主主义者就认为，他们推出了处于中间道路的政治经济形式。他们拒绝国家社会主义，也排斥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他们积极支持市场经济，但是主张市场只能在混合经济体中发挥作用，国家的角色是管理者和公共产品的赞助者和提供者。而且，由竞争机制和消费者保护法来保证的透明和竞争中立至关重要。

　　社会公正也是社会民主主义工程的关键组成部分。社会民主主义对社会公正的诉求，建立在平等这一价值信念之上，而不是完全实用主义的论证，就像衡量某项教育投资是否值得，不是看其能否提高生产力。

　　社会民主主义者一直强调，投机泡沫和破产存在带来系统冲击的潜在危险。金融管理措施必须允许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成为家庭储蓄和商业投资的中间人，同时，又不会成为系统不稳定的来源。这就需要有更加审慎的监管措施，而不仅仅是确保这些金融机构在正常经济状况下，遵循那些为保护它们免遭破产而设立的标准。必须约束整个金融行业可能增加系统风险的行为，如无止境地扩大衍生产品市场。这次危机还表明，公司内部的激励机制对个人的风险行为水平有很大影响。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者而言，系统的稳定和完整本身就是公共产品，它永远优先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别机会。

——全球协作

　　面对当前危机，社会民主主义者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危机前所未有的全球规模。这包含两个方面：首先是金融市场之间的融合和相互依赖，导致了危机的迅速传播；其次是一个国家需求的减少，影响到另一个国家的出口，从而对实体经济产生了影响。

　　全球金融系统不但没有通过将风险分散到全世界以避免危机，反而把危机强化了。由此产生了三个应对的基本原则：首先，国家金融市场需要有效的全国性管理；其次，现有的全球金融交易量竟能够击溃大部分单个经济体，这一点足以说明全球金融市场也需要有效的全球性管理；再次，实现这两个层面的有效管理，只能通过各个政府的团结协作。

　　这就是为什么世界要通过20国集团会议以协调各个政府的行动：为全球金融系统迅速提供流动性；协调必要的财政刺激措施，应对全球衰退所产生的增长缺口；重新制定未来的全球管理条约，包括新的《巴塞尔协议III》；改革现有的全球公共机构，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赋予它们在21世纪中所必需的权力和资源。

　　各个政府应该制定一致的全球金融管理制度，以避免经济急速触底，资本流入全球经济最缺乏管理的领域。我们必须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建立更强的全球公开标准。还必须建立更强的监管框架，鼓励负责任的公司行为，包括监管管理层薪酬。

　　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审慎分析的权力必须得到扩大，其对机构漏洞的早期预警系统也应得到加强，管理方式也必须改革。如中国这样迅速成长的发展中国家，理应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类多边机构作出更大的贡献，也应在这些组织中获得更多的决定权。

　　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应对当前全球危机中还有另一个作用。世界银行的干预、发展双边官方援助，以及千年发展目标的继续实施，都是应对危机影响的关键因素，否则，许多发展中国家就将被危机推回贫困之中。社会民主主义者无论是出于本性还是传统，都倾向于推动这些进程。但是，在此次危机中，由于发达国家预算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这一行动将变得越来越艰难。

　　社会民主主义解决新自由主义遗留下来的挑战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还有待观察。对社会民主主义者而言，完美地完成任务至关重要——不仅是把开放市场从自我毁灭中解放出来，还要在管理得当的市场中重建信心，以防止极左或极右的极端反应占据优势。社会民主主义者必须完美完成任务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的赌注太高，包括长期失业的经济与社会成本，贫困再次将魔爪伸向发展中世界，以及对现有国际政治与战略秩序的长期力量结构的影响。

　　我们必须成功，因为现在有无数人信赖我们，寄望我们成功。
　　
作者:陆克文（Kevin Rudd），现任澳大利亚总理
原载:澳大利亚《月刊》（The Monthly）2月号
文章来源:「财经」杂志第231期(2009年2月16日)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2-22 10:11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2-22 09:26 标题: 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30)

全球金融危机呼唤世界新秩序

——从基辛格的“创意外交”到陆克文反思“华盛顿共识”

作者:王健民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正以巨大的破坏力扫荡着各行各业，引发了一场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对于这场危机的源头，各国的政界和学界都在进行研究和探索，并对有关经济理论和现行国际秩序进行反思。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一月中旬撰文，认为现存的国际秩序已经不能适应目前国际政治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全球化条件下的经济已经与目前的政治体系脱节。他呼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否则世界将陷入混乱。而根据他构想的这个国际新秩序蓝图，中美两国将建立命运共同体关系，太平洋两边的两个大国，将成为世界进步与繁荣、和平与稳定的中流砥柱。

就在基辛格勾画国际政经新秩序蓝图的同时，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也在二月份（提前出版）的澳大利亚《月刊》（The Monthly）发表长文，认为目前全球出现的经济危机，恰恰是新桃换旧符的机会，是世界改朝换代的开始，是时代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一次次巨大的危机震撼，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一个旧的道统（orthodoxy）被推翻，另一个新的道统出现”，因为旧道统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新自由主义是金融危机的元凶？

陆克文要迎接的新时代，实际上与基辛格所呼吁的国际新秩序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说，在这种转折的过程中，其背后的意义通常都不是显而易见的，“只有在回顾的时候，只有从历史的高度来审视，才能看得清楚”。作为西方重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首脑，陆克文批评主导西方资本主义将近三十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neo-liberalism）,正是目前人类面临的这场全球性经济灾难的罪魁祸首，但它却是欧美资本主义社会过去将近三十年经济理论的道统（economic orthodoxy），所以现在已经是到了告别这个“自由经济原教旨主义、极端资本主义和过度贪婪特殊商标”的时候了。

事实上，无论是基辛格对世界目前政经体制的批判，或是陆克文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反思，涉及的都是政治经济学有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基本常识问题，即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否则将制约生产力的发展，一定的上层建筑由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且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而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显然已经不能适应目前世界经济发展的要求，终于导致了混乱。如基辛格所言，这次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几乎是在同时出现，史无前例，“毕竟政经密不可分，但在过去几年经济荣景的时代，世界的经济和政治架构之间已经被一道鸿沟悄然隔离”。

近三十年来在西方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指当代西方经济理论中强调自由放任理论与政策的经济学体系和流派。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哲学，反对国家对于国内经济的干预，强调自由市场机制作用，主张减少对于商业行为和财产权的管制。在对外政策上，新自由主义支持以政治手段，即利用经济、外交压力或是军事介入来打开国外市场，并支持透过国际组织或有关条约，对其他国家施加多边政治压力。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2-22 09:43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2-22 09:31 标题: 全球金融危机呼唤世界新秩序(31)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恰逢美国的经济危机和大萧条年代，生不逢时，相当一段时间未能得志。但70年代初期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为导火线，导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高通胀、高失业、低经济增长的困境。面对“滞胀”，凯恩斯主义政策束手无策。在这样的情况下，多年受冷落的新自由主义适应这一需要，终于有了发挥的机会。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也恰是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上台，（中国改革开放也在这个时候拉开序幕，开始了市场化进程，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与这个时期国际主流经济学理论各取所需，并为这一时期世界经济突飞勐进作出巨大贡献），在全球一片否定凯恩斯主义的声浪中，新自由主义从那时开始一直占据了美英等国主流经济学地位，并且是全球绝大多数政党所采取的政治和经济趋向。

陆克文间接批评“华盛顿共识”？

近三十年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把反对国家干预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系统化和理论化高度，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全球秩序的理论和思想体系，其完成形态则是“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其基本原则简单而言就是：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私有化。因此，无论是西方国家80年代的私有化浪潮、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还是拉美国家进行的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经济改革，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产物。

但是现在，新自由主义却面临千夫所指，被认为是目前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而作为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陆克文对新自由主义的公开批判，不但是对这一学说的反思，更是对其产物“华盛顿共识”的公然挑战。

陆克文说，仅仅十八个月，这场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已经造成了75年来对全球经济稳定最大的破坏，是现代史上一次最大的调节机制失败，不但在金融市场，而且在实体经济领域，政府财政方面带来了巨大损害。短短时间内，全球的资产市场，已经从最高峰时的总值，至今损失了大约32万亿美元，相当于西方七大工业国（G7）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信贷市场几乎枯竭，其增长率降到了二战以来的最低点。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全球的实体经济领域将面临有史以来最困难的阶段，发达国家将遭遇60年来第一次的经济萎缩，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失业人口，将剧升到800万人。而国际劳工组织则预测，发展中国家因金融与经济危机，将再新增一亿的贫困人口。与此同时，危机给各国政府带来的债务和成本，将达到破纪录的高峰，波及的影响将在未来数十年显现。仅美国政府2009年的赤字，将高达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12.5%；而实际使用和拨备的银行担保金和准备金，估计将逾13万亿美元，超过了近百年来美国用于其所参与的历次战争费用总和。

面对如此严重局面，陆克文认为，华尔街的危机实际上已经扩散，从金融危机变为总体的经济危机、就业危机，很多国家已经发展成社会危机并转化为政治危机，甚至已经给地缘政治带来了长远的影响，削弱了西方尤其是美国未来的战略影响力。

所以，这次世界性的危机，不但在有关的监管、调节机制方面需要检讨，而且也是“知识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危机”。陆克文呼吁深入检讨过去三十年来主导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道统地位，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目前已经不合时宜。

陆克文提倡社会民主主义

他认为，作为这些年来世界经济学主流正统理论，新自由主义经济无助于及时发现有关监管调节机制的问题，从而防止目前出现的这场危机，“历史已经一次次证明，只有社会民主主义者（social democrats）才能救资本主义，这是社会民主主义者面对的国际挑战，社会民主主义拒绝极端资本主义和反对不受约束的贪婪，同时承认开放和竞争市场的巨大力量”。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2-22 09:47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2-22 09:41 标题: 全球金融危机呼唤世界新秩序(32)

陆克文指出，这样的挑战曾经落到有同样理念的罗斯福总统肩上，他负起了大萧条之后重建美国的重任；落在了深受凯恩斯经济理论影响的美国民主党人肩上，担起了战后美国国内扩大内需的责任，负起了重建欧洲马歇尔计划的使命，并参与制定了推动战后国际经济活动的布雷顿森林协议。今天，同样的责任落在了民主党总统奥巴马身上，也落在了支持他的其他国家领导人身上，以重建一个适当平衡个人利益和公共责任的国际金融秩序。而这些例证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必须倚靠国家机器以重建规管得当的市场并重建内需和外需信心。

陆克文强调，社会民主主义的上述理念，并非要将小孩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由于这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越演越烈，不少人的日子将会日益艰难，因此可能会有人提出退回到大锅饭，即国家提供一切的模式，并放弃国内和国际市场开放与竞争的进程。在这样的情况下，贸易保护主义事实上已经出现，虽然比起美国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显得“相对温和隐晦”，“但无论是软的或硬的，贸易保护主义一定会把我们从目前的衰退带向大萧条的深渊，导致全球需求的崩溃”。

因此，陆克文认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对新自由极端主义，就不能只停留在口头的谴责，而是要表明在保证政府只是监管者，政府是公共品的出资者或提供者，政府保证对所有人公平的前提下，可以确保有规管的竞争市场最大的生产率。陆克文还表明了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哲学理念，就是平衡公与私、利润与所得、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他号召全世界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府行动起来，迎接进一步的挑战，以制定可行的政策应对经济重建的重任，同时为未来的金融市场设计出一个新的规管机制，“否则，极左和极右派会趁机发声夺回他们业已失去的合法地位，历史上有很多此类让人极度不安的先例”。

华尔街银行家必须要有道德约束

作为澳大利亚工党政府的总理，陆克文的讲话虽然被认为有极其浓厚的意识形态成分和党派色彩，在某种意义上有为保住其政权，借机清算前任自由党政府之嫌，并为多年之后竞选连任进行舆论准备，却也不乏积极的成分。比如其对经济制度的看法与主张，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些共同点，双方都主张政府对市场适度的干预和调节，反对放任自由，都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双方也都主张对现行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理论，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

温家宝总理日前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演讲中就曾表示，市场不是万能的，一味放任自由，势必引起经济秩序的混乱和社会分配的不公，最终受到惩罚。而真正的市场化改革，决不会把市场机制与国家宏观调控对立。既要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又要发挥政府和社会监管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两手都要硬，两手同时发挥作用，才能实现按照市场规律配置资源，也才能使资源配置合理、协调、平衡、可持续。

温家宝还说，真正的经济学理论，决不会同最高的伦理道德准则产生冲突。陆克文则批评华尔街银行家们贪得无厌的巨大胃口，有违人类的良知和道德，“当危机造成大量失业、减薪以及资产大量缩水，人民生活受到巨大影响之际，金融界的高管们却与现实脱节，继续领取天价的薪酬”。资料显示，2007年，标准普尔五百大企业行政总裁，人均薪酬达一千零五十万美元，等于美国普通工人年薪的344倍。美国前五十大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经理，人均薪酬更达五亿八千八百万美元，等于美国普通工人年薪的一万九千倍。2007年，华尔街五大投行付给高管的奖金达到惊人的390亿美元，而他们的公司则在之后由美国的纳税人予以救助。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2-22 09:49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2-22 09:51 标题: 全球金融危机呼唤世界新秩序(33)

显然，对于陆克文文章中最值得注意的，除了他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鲜明的立场，更重要的是他借此间接表达了对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的态度，拉开距离。他表示必须坦率分析新自由主义在目前这场经济危机中的中心作用，检讨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应该扮演的角色。据说在这篇文章发出之前，陆克文曾经与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打过招呼，进行了沟通。

基辛格：建立中美命运共同体

其实，无论是基辛格对新世界秩序的呼吁，或是陆克文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批判，都表明一个阶段的世界政治经济关系似乎已经走到尽头，到了一个需要重新洗牌的时刻。基辛格作为地缘政治学的鼻祖，基于对国际关系新格局的洞察力和对各国力量对比的最新判断，提出了“创意外交”（creative diplomacy）的说法，认为目前国际体系极度动荡不安的性质，为这样的“创意外交”展现了一个独特机遇。

那么这个“独特机遇”意味着什么？“创意外交”又有什么样的内涵？它与传统外交有什么不同？显然，基辛格并非无的放矢，根据他提出的未来世界新秩序构想，中国无疑将在其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而中美关系将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两国将共同在未来的国际新秩序中携手并肩，共同维护世界的稳定与安全。

基辛格明白指出，中国在未来国际新秩序中的作用是关键性的。他认为，过去的几十年来，中美当初基于各自需要为牵制共同敌人而设计的战略关系，已经进化到国际体系的支柱作用。中美关系互惠互利，“中国购买了美国国债，使美国得以消费挥霍；美国则对中国货开放市场帮助了中国经济的现代化”。

今天，为了收拾国际金融危机的残局，太平洋两边的这两个大国更需要相互合作与配合。他认为，全球性的金融崩溃，已经重创了中国的出口市场，虽然中国目前已将重点放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拉动国内消费，但改弦易辙需要时间，中国经济的增长估计可能暂时下降到百分之七点五以下，即降到中国专家认为将影响政治稳定的警戒线。

因此，未来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几年中美双方如何打交道。基辛格认为，双方关系如果处理的不好，让中国受挫，则中国可能收缩战线，重新审视仅限于亚洲的区域性组织，比如目前已经存在的东盟（ASEAN）10十3架构。与此同时，如果美国保护主义加剧，或把中国定位为长期宿敌，则这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将损害未来世界秩序的前景，将整个世界拖回到十九世纪外交和重商主义的时代，世界分成各个相互竞争的区域，产生危险的长期后果。

为此，基辛格提出了中美关系命运共同体（a common destiny）的概念，更将此提升到类似战后美国与欧洲关系（trans-Atlantic relations）的高度。这是一个突破性的构想，而是否这就是基辛格所说的“创意外交”？果若如此，国际关系的格局将在这次危机的洗礼之后焕然一新，一个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蓝图跃然纸上。基辛格表示，中美关系必须提升到新的层次，两国的这一代领袖有机会完成这样的关系设计，他认为，比起当年的美欧关系，中美关系“目前更多的挑战是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没有军事问题”。

基辛格对未来国际政经新秩序的构想，与陆克文总理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批判以及对“华盛顿共识”的间接反思，说明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绝对真理。任何理论、任何学说、任何政治架构都要与时俱进，决不能墨守成规，否则将被历史所淘汰。不可否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为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但任何事务都有两面性，真理与谬误，进步与反动只是一线之差，过了头就要出问题，带来灾难。我们目前面临的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但人类社会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个教训和经验中不断成长，在一破一立中不断发展，在危机中发现新的机会，发现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也发现一个更加美好的新时代。

文章来源:「天大研究院」(2009年2月12日)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2-22 09:5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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