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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破解全球经济危机的理论探索 [打印本页]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2-3 08:29 标题: 破解全球经济危机的理论探索

目录
(1)张茉楠:全球危机探源(第1－第4楼)
(2)党爱民:以主权货币破解经济危机(第5－第15楼)
(3)秦晖: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评全球经济危机(第16－第22楼)
(4)陈志武:危机底部——中国的抉择与出路(第23－第26楼)
(5)厉以宁：世界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第27-第31楼)

全球危机探源

作者:张茉楠

近来，正当全球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纵深蔓延，世界各国全线阻击危机时，美国却抛出了全球失衡的根源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高储蓄率导致的论调，将危机的根源归咎于中国，力图推卸肇发危机的责任。美国的解释是：由于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储蓄和投资取向，全球经济出现失衡，新兴经济体的高储蓄为全球信贷泡沫埋下种子。但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产生失衡？失衡的根源在哪里？笔者认为全球价格体系的错误定价才是危机的根源。价格信号引导着经济运行，价格扭曲必然导致价格体系的失衡和经济扭曲，从而引发全球性危机。

失衡并增长着：全球价格扭曲下的超常繁荣

近20年来，全球经济最大的格局之变就是日益广泛的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体系的不断深化。长期横亘在南、北国家之间的经济藩篱终于被打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巨大的生产要素价格差，也完全展现在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面前。由资本追逐利润的强烈动机所驱动，包括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在内的国际资本开始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流动（在过去20年里，全球GDP年均增长了3.5%，国际贸易年平均增长7%，而国际资本的流动增长是14%），这也就是为什么国际资本流动的格局和规律，与全球经济分工不断深化下贸易的大趋势达到如此惊人的契合。

事实上，定价合理的价格体系是经济系统正常运行的信号装置，而价格体系所包括的价格周期因素、价格连接因素，即货币价格、资源价格以及资产价格的扭曲和迷失都可能成为引爆危机的导火索。

第一，全球化红利得益于两大价格体系失衡

当代发达国家进入了长期的快速工业化过程，并且展开了水平分工体系，也同时形成了发达国家之间的价格体系，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工业基础相对落后，只能与发达国家展开水平垂直分工，即主要以初级产品与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交换，由此不断拉开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发达国家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随着经济规模的急剧扩张，不断提升发达国家经济体系内的生产要素价格，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工业化进程滞后，生产要素价格水平的提升速度十分有限，这样就形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高低相差悬殊的两种体系。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体系趋于融合，市场的力量必然会对这种极不正常的扭曲情况进行校正，其基本方向就是通过资本与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发展中国家外部创造了一个不断增长的巨大需求，不断拉升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共同推动了货币渠道与商品渠道的通货膨胀。特别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格体系中缺乏定价权，“进口高价格，出口低价格”。中国等国虽然对世界大宗原材料贸易形成强大的需求拉动，却没有掌握大宗原材料市场竞争的“主场权”，全球价格体系话语权的缺失使资源定价权由资源生产国转移到资源消费国。

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在多种大宗商品上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不断提高，这被世界市场冠称为“中国因素”。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资源性大宗商品进口国，目前我国是全球铁矿石、铜、天然橡胶和大豆的最大进口国，是原油的第二大进口国，同时也是棉花、玉米、小麦、氧化铝、镍等大宗商品的重要进口国。其中，对原油、铁矿石、氧化铝、天然橡胶和镍的进口依存度在40%～60%之间。尤其是近年来，由于国际市场能源、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中国付出了更多的外汇用于进口资源能源类大宗商品。另一方面，中国的大宗商品出口量逐年增加，价格却急剧下降，在价格主导上也处于被动地位。如2005年，中国石油的进口量占世界石油贸易总量的6%，但在影响石油定价的权重上却不到0.l%。中国成为全球的加工、生产中心，但主导了生产，主导不了贸易和资源定价，形成了中国补贴全球生产成本，补贴美国消费者福利，补贴全球化红利的失衡格局。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7-7 09:23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2-3 09:25 标题: 全球危机探源(2)

第二，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价格失衡的叠加效应

反思全球金融危机给我们最大的警示是金融资本主义失衡发展和经济虚拟化已经严重地改变了传统全球经济运行的规律和结构。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向来都存在正负效应，一方面，虚拟经济以其高流动性和高获利性吸引大量零散资本，并将这些资本直接或间接地投入到实体经济中，满足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金需求，而且，虚拟经济有着很强的信号作用，提高了实体经济运作的效率；但另一方面，金融市场大量投机和炒作行为的存在，使得虚拟经济背离实体经济成为常态，尤其是虚拟经济自身的过度扩张和虚假繁荣。

在价值结构上，全球经济表现出金融资产迅速膨胀，美国金融资本主义最大的特征就是金融资本自由化和金融扩张。美国利用发达的金融体系导致大量资本在股市、汇市、债市、期市以及各类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循环流动、杠杆放大。据初步统计，当前全球金融衍生产品总的市值超过了680万亿美元，是全球GDP规模的10倍以上，为全球提供了75%的流动性，大大高于各国通过货币创造的流动性（仅占全球GDP的11%）。从美国总资产及其主要构成情况也可见这种变化，美国在1945—1980年的35年中，虚拟资产只增长44.69%，而在1980—2006的24年中，虚拟资产却增长了453.00%，26年的增长量是35年的10倍，其中，金融和地产所占比重占绝大部分，在90%以上。这些过剩的流动性不仅催生了金融资产价格泡沫、房地产价格泡沫，更通过全球期货市场向实体经济转移。在发达国家的虚拟资本把期货市场金融化与衍生产品化的时候，还会继续把实物生产领域中所有可以与衍生金融产品沾边的各种合约方式衍生产品化，这也是发达国家之所以可以在物质产业长期萎缩后仍能长期维持贸易逆差的原因，货币创造了自己的需求，即只有需求的增长而没有供给的增长，或需求增长率远高于供给增长率。

而另一方面，美国在2000-2005年，经济年均增长率是3.5%，但制造业增长率年均只有0.7%。美国将传统的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中的生产制造环节，甚至部分低端服务业大规模向外转移，特别是有资源优势、成本优势、市场潜力和产业配套能力强的新兴市场地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被不断地纳入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和生产链条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日益成为全球生产制造基地和各类制成品出口基地，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持续上升，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但是事实上，中国和美国在贸易格局中是不对等的。全球价格体系的失衡使得中国生产者在为美国消费者提供补贴。根据相关计算，中国通过提供廉价商品和购买美国国债，每年大概向美国提供 200 亿美元的补贴。

第三，价格结构性失衡形成全球价值洼地

全球经济格局表明，资本已经成为主导全球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通过国际资本流动实现资源配置是有效配置资源的高级形式。增值是资本运动的内在动力，在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这块利润，使发展中国家获得了在以往全球化过程中所未有的贸易强势，但这块新利润的来源是价格体系扭曲的结果。发展中国家要素价格红利倒贴了美国的国民福利，价值洼地吸引国际资本长期流入的巨大磁场效应主要体现在高收益、低成本两方面。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2-3 09:30 标题: 全球危机探源(3)

从资本回报率分析，国际资本偏好于新兴的制造业大国或资源出口类国家，据统计1995年-2005年投资于新兴国家的利润回报率为15.3%。中国的投资收益率更高，长期维持在20%左右。高收益利润缘何而来，很大程度上源于劳动力价格长期扭曲。就劳动力成本而言，过去近30年，我国资本回报率上升迅速，而劳动力回报率增长缓慢， 1998年到2005年，工业企业利润平均增长30.5%，劳动力报酬年均仅增长9.9%，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远远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

从生产要素成本来看，中国一直在经历着要素价格扭曲并承担着相应的成本。30年来，我国长期处于低要素价格状态，包括低土地成本、低环保成本、低资金成本，这是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的一个重要条件。多年来，为了招商引资，许多地方政府以几乎零租金的价格向外商提供土地，这意味着外国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是在土地资源价格存在大量扭曲的情况下发生的，而正是这种扭曲在某些行业和地区造成了外商直接投资的超常流入，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以低价的中国制造出口全球，并通过贸易顺差回流境内的格局。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长期保持经常账户顺差意味着穷国向富国出口资本，以便为富国的消费和投资提供融资来源。另外，能源密集型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也是由于能源定价低所形成的隐性补贴。所有这些失衡不仅意味着资源的错配，也使我国成为投资洼地，呈现出资本流入与利润流出的异常格局。

价格异常波动与失衡如何成为全球危机的风险链条？

纵观历史，不难发现每次经济和金融危机的爆发前都伴随着资源（石油、原材料等）价格或资产（股价、房价、汇率等）价格的剧烈波动。例如，日本20 世纪80 年代末期经历了一次典型的泡沫经济，突出表现在随着实体经济的扩张，股票与房地产价格急剧上升，货币供应和信用迅速膨胀，到了90年代初泡沫崩溃，房价和股价暴跌，此后日本经济经历了长期衰退。90年代中，墨西哥由于金融管制放松，大量投机资本流入国内，造成投机资产价格泡沫，泡沫破裂后，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比索急速贬值，股市爆泻，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打击。但仅仅过了两年，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而实行浮动汇率制后，随着泰铢急速贬值的导火索点燃后，亚洲金融危机又全面爆发。而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表现也为全球的价格危机。其摧毁的是扭曲亢奋高速攀升的能源、有色等大宗商品价格体系：目前CRB指数已经从高位下跌近40%，原油高位下跌超过70%、黄金高位下跌20%、铜高位下跌48%、农产品中大豆高位下跌超过45%；一起摧毁的还有全球贸易结构关系、经济合作关系等等。这是一次在经济运行周期配合下强制纠错、扭转全球资源价格错配和经济畸形运行的经济危机。

从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的相关性来看，价格是经济运行的信号甄别系统，由于价格的敏感性，因此往往作为经济周期的晴雨表。一般而言，经济周期总是经济扩张——资产价格飙升——商品价格飙升——资产价格回落——商品价格回落——经济收缩——经济萧条。因此，可以说中国经历了一轮从资产价格膨胀、资源类商品价格膨胀，到商品价格膨胀再到资产价格回落、通货紧缩的经济周期。

那么全球价格变动中的结构关系和传导机制如何？它是如和演变为一个风险链条的？事实上，价格传导通过国际分工渠道、国际贸易（国际收支）渠道以及国际金融渠道使全球主要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外汇及其衍生品市场、商品期货市场、黄金市场指数的波动特征出现极强的相关性，股指-黄金-石油-美元（美元指数）的波动关系形成全球价格波动的标示性信号，凸显出全球金融周期的同步性。

价格波动改变了各类商品和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体系，从而从实际产出、消费和资源的有效配置等诸方面对全球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影响。从全球经济的整个生态链上看，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各种金融工具提高了包括不动产在内的资产流动性，并利用这些业已呈现泡沫的资产来置换亚洲制造品和国际大宗商品生产国的要素资源。即本轮全球经济增长的行情是美国等发达市场利用易于泡沫化的金融资产来换取其他国家的实物资源，或者更确切地讲这轮全球经济增长根源于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所发生的借贷关系。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2-3 09:36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2-3 09:34 标题: 破解全球经济危机的理论探索

从贸易分工的渠道看，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除了被动地接受由于资产价格泡沫破裂所传导出来的经济滞胀风险外，自身也内生着诱发经济滞胀的风险。一个原因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亚洲制造圈)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要素价格管制措施。在发达市场资产价格泡沫尚不严重前，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在扭曲的要素价格和扭曲的比较优势作用下，对发达市场由于资产价格泡沫所带动的通胀上行苗头起到了遏制作用，保障了全球经济度过了几年失衡的高增长、低通胀的年代。但随着能源等要素价格的持续上涨甚至飙升，中国等通过对要素价格管制使得制造的成本优势变得难以维系。在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和产业升级上升下，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制造成本越来越高。

随着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要素价格的逐渐理顺，整个全球经济开始逐渐失去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反通胀支持，从全球收支体系看，通过资本项目逆差输出美元往往意味着对本国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的需求增加，导致本国实体经济增长；而通过经常项目输出美元，在黄金非货币化的条件下，意味着对本国实体经济的需求减弱和对本国虚拟经济（包括房地产、股票、债券及其他可以反复炒作的资产）的需求增大，这将导致本国制造业外移和经济的虚拟化，并通过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这类高增长性低端生产者进行国际生产分工，将货币资本与产业资本输入到这些后发国家，造成全球收支体系的重大失衡，为全球性危机埋下种子。

三、后危机时代纠正价格失衡与价格稳定的应对策略

反思全球金融危机给我们最大的警示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严重地改变了原有宏观经济运行的规律和结构，出现经济虚拟化和货币虚拟化特征。在此情况下，资产价格波动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供应量具有非稳定性，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基础条件、传导途径、作用效果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我国的货币政策应该进行结构性优化，货币政策目标不能仅仅关注实体经济目标（通胀、经济增长、就业、国际收支），而是要同时关注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目标（金融体系稳定、资产价格稳定）。未来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应该逐渐从单一实体经济目标（控制通胀或经济增长）转移到“经济稳定+物价稳定+金融稳定”的三重目标（调控中介：增长率+通胀率+金融资产价格与收益率），货币政策应将资本市场价格的波动纳入调控范围。

金融危机中各类要素和资产价格大幅波动，严重失真，偏离了价值增值的基本原理。首先，对虚拟资产价格而言，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通过消费和投资的组合，紧紧联系在一起。而这二者之间均衡与非均衡、协调与背离的关系，则是通过利率、利率、资产价格和信用增加额等作为传导媒介的。因此课题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存量指标的比较、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流量指标的比较、价格泡沫（显性泡沫和隐性泡沫）以及泡沫系数（膨胀为正，紧缩为负）等变量”作为重点监测指标。因此，拓展的货币政策调控将更有利于统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发展，能够稳定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

对于实物资产价格而言，此轮价格危机的典型特征是石油、粮食和原材料等大宗商品价格的先行上涨，而造成价格上涨的原因固然有需求增大的原因，但国际大宗商品的金融属性化及其价格形成机制的缺陷也是重要的助推因素。通货膨胀仍在全球蔓延，其深层次的根源在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固有缺陷、美国的宽松货币政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以及全球资源分布的严重不均衡。在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元充当了国际储备货币、交易货币和结算货币，非国际货币国家为了防范风险和维持汇率目标，不得不被动地持有美元储备资产。这种国际货币体系本身具有内在的缺陷，容易产生通货膨胀。因此稳定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的避险体系有助于国内能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和定价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从国内角度而言，稳定价格策略以及深化价格改革要对一些涉及面宽、触及利益深、配套性强、风险比较大的资源性产品价格、垄断行业价格、要素价格等进行“攻坚”，理顺价格，放松价格的管制，让政府从能够施加影响的领域逐步退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让要素价格真正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以及污染损失成本。产业都是内生于价格的，价格顺了，扭曲的产业结构才能调整过来。应该从三个方面着手推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一是建立反映资源稀缺性、供求状况和环境代价的资源价格体系，二是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三是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

本文转贴自「经济观察网 eeo.com.cn」(2009年2月2日)
作者为: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后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2-4 08:34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2-4 08:38 标题: 破解全球经济危机的理论探索(5)

以主权货币破解经济危机

作者:党爱民

本文以明斯基提出的“华尔街范式”和马克思关于“货币资本循环”的理论为基础，分析这次全球经济危机的发生机制，认为全球经济陷入了利润枯竭式萧条。本文主张，发行一种无负债、无利息、无需担保、无需赎回的主权货币，用它替代部分商业银行货币创造功能、恢复部分本来属于国家所有的铸币税，并把它直接发给民众以增加消费，是迅速解决当前危机的可持续的制度性措施。按人发钱是为市场注入令其起死回生的利润，是生产过剩条件下的一项帕累托改进。

1．导言

　　目前，世界经济遭遇了百年一遇的大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进一步侵蚀全球实体经济。中国在这场危机中也没有得以幸免，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纷纷倒闭，紧接着内地企业也受到冲击。由中国社科院编写的《社会蓝皮书》指出城市调查失业率达到9.4%，而曾湘泉今年1月份接受《香港商报》记者访问时说，中国的调查失业率已经达到24%。如何早日摆脱危机，实现经济复苏，是本文研究的主题。

早在20世纪初，一些经济学家就提出了企业过度负债有通货紧缩效应的理论。1932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 Fisher）首次完整提出了债务-通货紧缩理论（Fisher, 1932，1933）。他认为，经济主体过度负债有通货紧缩效应，同时通货紧缩也会加重企业债务负担，这两个因素相互作用，互相增强，从而导致经济衰退，甚至引起严重萧条。

　　费雪认为，在经济处于繁荣阶段，企业和金融机构都受到繁荣前景的鼓励，企业更容易从金融机构获得大量贷款进行投资，这种借贷将一直持续，直至企业“过度负债”的状态出现，以至于企业没有足够的流动资金来清偿到期债务。这时候“债务-通货紧缩”效应就会发生，债务人、债权人对企业的过度负债发生恐慌，开始清算债务，进而发生一系列导致危机的连锁反应。

　　后凯恩斯主义者海曼•明斯基（Minsky,1985,1991,1992）和金德伯格（Kindlberger,1996）进一步发展了费雪和凯恩斯的分析，强调金融市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提出了金融市场不稳定假说。

　　明斯基（Minsky,1975,1977,1986）指出，新古典经济学把现代资本主义描绘成一幅虽然具有发达金融系统，却仍然是贫穷的、纯粹物物交换的“乡村集市”，即只从物物交换中抽象出相互有关的经济规律，再往里面添加一个方便交易的货币。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图景与这种乡村集市完全不同，因为人们首先看到的是资金、债券、股票等金融工具，之后才看到货物流动。所以要想真正的认识经济中所存在的问题，就应该先分析金融市场，放弃把货币仅仅看作是方便交易的观念，明斯基把这种研究问题的方式称为“华尔街范式”。

在这一新的分析框架内，金融体系与生产活动一开始就发挥作用，华尔街上的交易所与银行在经济周期活动中处于核心地位。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与公众对未来的态度都会影响投资与就业，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不确定因素。与“乡村集市范式”相比，“华尔街范式”把货币和信用置于首要地位，而使生产处于从属地位，这基本符合具有高度发达金融市场的现代经济的实际情况。明斯基认为，在信用制度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华尔街”的行为在经济周期中处于核心地位，“标准理论”所采用的“乡村集市范式”对于分析有着复杂金融制度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不适合的。金德尔伯格（Kindlberger, 1996）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由工业资本主义过渡到金融资本主义，从而金融资产的波动对就业和实际产出有巨大影响。

　　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远远不是简单的物物交换（W-W），也不是加入了货币的简单再生产（W-G-W），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扩大再生产（G-W-G’）。（这里W代表商品，G代表货币，G’包含G的增殖，增殖部分要分解为利息、利润、税收。）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只不过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马克思还批判资本主义国家“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赚到钱”（马克思，1975b，P68）。这一点套用到今天的华尔街上，就再也适合不过了。马克思还指出，当资本家的剥削是以满足自身消费为目的时，还带有一点“温和的家长制的性质”，但是，当资本家的剥削是以赚钱为目的时，他的剥削就是贪婪的、毫无节制的（马克思，1975a，P263）。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2-4 08:39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2-4 08:47 标题: 以主权货币破解经济危机(6)

为抑制经济不稳定，明斯基提出了“大政府”和“大银行”的概念，这在主流经济学中也是没有的。“大政府”指的是扩大预算赤字的财政政策。主流经济学忽视财政赤字也许是因为财政赤字不像货币政策那样可以独立地做出，需要经过立法机关的批准，这样，财政政策就不像货币政策那样可以对经济下降作出快速反应。（马克思（1975a，P823）说：“一个国家的人民负债越多就越富这一现代经济理论是合乎逻辑的。”）“大银行”指的是中央银行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主流经济学不赞成实施最后贷款人的救援行动，其理由是它会带来道德风险，但如果不实施最后贷款人的救援行动，经济将陷人大萧条的境地。

　　本文第2节分析这次危机的性质，第3节分析现代货币制度的缺陷，并分析和估算铸币税利益的流失，第4节提出破解危机的办法，第5节给出一个简单的结论。

2．资本主义陷入“利润枯竭式”危机

2.1 赚钱的目的

　　今天，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是围绕着货币运转，货币是资本主义的灵魂。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货币获得了如此大的魔力，以至于让整个资本主义为之疯狂？

　　对于一个从事自己专业的人而言，他的劳动是一项简单轻松的劳动。对教授而言教书是简单劳动，对歌手而言唱歌是简单劳动，对医生而言治病是简单劳动，对飞行员来说驾驶飞机是简单劳动，对建筑师而言设计房屋是简单劳动。。。让歌手去治病行不通，让医生去开飞机也行不通。。。所有人借助于自己的简单劳动取得货币，然后买来他想要的任何商品或服务。比方说，教授可以拿钱去听歌、去看病、去乘飞机、去买房，其他人也是这样。而這些买来的商品或服务，如果让他自己亲手去实现的话，必须付出千倍万倍的劳动，——有些甚至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除了专业化劳动，即使那些在生产线上从事简单劳动的工人，他们的劳动成果也是惊人的，也远远超出了个人劳动的简单加总，表现出了规模效应。

专业化分工与交换，使人获得了千倍万倍于自身力量的魔力，而这项魔力的获得，必须借助于货币，于是，也就给货币注入了魔力。魔力，是一种涌现。人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出售自己的简单劳动，取得货币，从而扩张自己的魔力。货币，让凡人获得了魔力，成了现代人。没有货币，就没有魔力，就是原始人。这就是整个资本主义着迷于货币的根源。

　　货币的使用促进了交换，促进了专业化分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以货币为纽带，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了一个相互依赖的网络，借助于这个网络，使人们自身的能力得到了极大地提高。或者说，货币的使用间接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节约了劳动。

2.2赚钱是“华尔街范式”的核心

　　在“华尔加范式”下，现代资本主义如同一个大赌场，它的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赚钱（泛指各种金融资产的增值），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围绕着钱展开，而满足社会需求是资本主义的副产品，居于次要地位。为了钱，就要生产；要生产，就要利用资源、就要雇佣劳动。现代资本主义是用资源和劳动力换钱，而不是相反。钱是资本主义的灵魂，钱是资本家的命根子。资本家残酷压榨穷人，并不是他的本意，而是为了赚钱。马克思说，资本家“象鹿渴求清水一样，他们的灵魂渴求货币这唯一的财富”（马克思，1975a，P159）。这好比一个叫《大富翁》的电脑游戏，在激烈的竞争中，如果他不赚钱，游戏的对手就会把他吃掉。因此，资本主义是极其残酷的，不仅对穷人残酷，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也很残酷。土地、环境、自然资源和劳动力，都是资本家之间展开生死决斗的工具，他们会尽一切手段把这个工具榨干榨尽。这一切，都是为了赚钱，而不是“乡村集市”中的赚物，也不是故意残害人。以钱生钱，让钱变成更多的钱，俗话叫“赚钱”，这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内容。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2-4 08:50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2-4 08:51 标题: 以主权货币破解经济危机(7)

分析发现，当代资本主义既不是纯粹的“乡村集市范式”，也不是纯粹的“华尔街范式”，而是两者的一个混合体，参看附录1的数学模型。（马克思认为，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一部分，而且还是它最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个人消费的动机总是和发财致富的动机相伴而生，同时又和它对立（马克思，1975b，P457））。特别地，当市场没钱可赚时（利润枯竭时），经济就会朝向纯粹的“乡村集市范式”退化，爆发经济危机。很显然，这是一幅极其萧条的景象。只有把握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个逻辑关系，把“华尔街范式”纳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框架内，才能够理解今天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纷乱现象，才能够找出破解资本主义危机的办法。

2.3资本主义赚谁的钱

　　明斯基吸收了Kalecki(1965)-Levy(1983)关于总需求结构决定总利润的观点。在一个仅有资本家和工人的模型中，总利润等于总投资。如果把政府和出口加入到这个模型中，总利润就等于总投资加政府赤字再加净出口。如果把亏损的企业和盈利的企业分开来考虑，就会变成下式（党爱民，2004，P153）：

　　　　　　总利润=总投资+政府赤字+净出口+总亏损

　　在上式中，如果没有后三项，仅靠投资来实现利润要受到诸多限制，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并不是所有投资都具有市场价值。资本家必须找到合意的投资项目，方才可以实现利润，而这样的机会将随着投资的增加而递减。例如，如果建了高速公路却收不到过路费、造了房子却卖不出去，等等。因此，以投资获得利润是有条件的。这样一来，后三项（其实都是其他经济主体的亏损）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明斯基按照“债务-收入”关系将经济主体分为三种类型：对冲型（Hedge）、投机型（Speculative）和庞氏型（Ponzi）。对冲型的经济主体在每个时期都能够偿还债务及利息，是最安全的一类经济主体。投机型经济主体虽然无法偿还债务本金，但可以偿还债务利息。这类经济主体需要靠债务滚动（借新还旧）来维持。滚动发行债务的政府、企业以及银行是典型的投机型经济主体。庞氏型经济主体不能靠经营所得收入来偿还债务本金甚至不能偿还债务利息，只能变卖资产或者不断增加未到期的债务来偿还到期债务。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是一群人乘着一条小船在大海上漂泊了很久，没有了食物。为了尽可能让更多地人活下去，船上的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通过抓阄来决定谁应该被同伙吃掉。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办法，但如果不这样做，整船的人就会统统死掉。

　　这样的故事离我们并不遥远。在“华尔街范式”下，这样的悲剧时时刻刻都在上演。没有亏钱的，就不会有赚钱的，亏赚正好相等。没有庞氏经济主体的亏损和倒闭，就不会有对冲型经济主体的盈利。如果拒绝给事先预知的庞氏型经济主体融资，那么，部分原来的投机型经济主体就会演变成庞氏型经济主体。庞氏型经济主体把钱借出来，让其他经济主体有钱可赚。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提出需要一个非生产阶级（如地主、官吏、牧师等）来消化生产过剩的观点。
　　我们知道，现代西方货币创造制度，所有的货币是信用货币，所有货币的背后必然对应着与其等额债务。货币扩张，意味着债务扩张。公众手中的货币，是人吃人、企业吃企业，吃出来的。人们手中每多出一笔钱，就对应着商业银行多一笔坏账、企业多一笔亏损。如此创造货币的社会代价是非常大的。钱真是来之不易啊！

　　在中国，最先扮演被吃角色的是财政，俗话叫“跑部钱进”。财政不愿赤字以后，就采取“拨改贷”。国有企业从银行贷一笔款，搞投资、缴税、发工资，最后无法收回贷款，国有企业跨掉了。在国有企业跨掉的同时，私有企业却壮大了起来。这时候，有人就说国有企业是扶不起的阿斗，于是不给国有企业贷款了，贷给私有企业。结果可想而知，贷给私有企业，照样形成坏账，照样会被同伙吃掉。在山穷水尽之际，又找到了一条路——出口。美国的华尔街，通过大量的冒险的金融创新，印出了大量的钞票。全世界都争着抢着拿自己在国内榨取的剩余价值，与美国的美元相交换，让资本主义经济得以延续。这之间，是一种默契，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现在，美国这个利润的源泉枯竭了，于是，全世界的经济陷入了百年一遇的萧条。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2-4 08:57 标题: 以主权货币破解经济危机(8)

2.4 全球资本主义将陷入“利润枯竭式”萧条

　　美国次贷危机其实是债务危机——哪些或明或暗的庞氏型经济主体的问题，陆续暴露出来了，它们的债务链条断裂了，再也无法维持正常的经营了。这是注定要来的，只是时间早晚而已。美国已经不可能继续靠举债来吸收全世界的生产过剩，这也意味着诸多发展中国家已不可能继续靠出口赚美元来消化国内生产过剩。全球资本主义面临一个极其严峻的问题，那就是，它们梦寐以求的利润从哪里来？谁愿意以自己负债的增加为代价给整个经济注入利润？谁来购买过剩产品？包含G’中的那部分货币增殖从何而来？简而言之，就是一个字：钱！钱从哪里来？都想赚钱，钱从哪里来？谁愿意自己把钱从银行贷出来，让大家来赚？哪家商业银行愿意把钱贷给没指望还钱的人？那个甘愿让大家吃掉自己、以保全其他人性命的献身者是谁？

　　用马克思的观点来说，就是技术进步排挤了工人，给剩余价值的生产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但同时，失业和低工资，造成社会需求萎缩，于是反过来给实现剩余价值带来了巨大的障碍。

　　因此，全球资本主义因为利润枯竭而进入一个长时间的萧条期。在这个萧条期中，由于发达国家有比较完善的救济与保障制度，人们的生活或许不至于太凄惨。但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失业和贫穷将加剧，这是一个漫长而寒冷的冬天。

2.5中国的扩大内需政策

　　由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沿海地区出口需求瞬间崩溃，外向型企业纷纷倒闭，工人提前回家返乡，各种宏观经济数据急转直下。面对危机，中国政府连续出台了各种板本的扩大内需政策。

　　对于这些扩大内需的政策，民间并不看好，本文也不看好。不看好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些政策不能给市场带来它最渴望、最迫切需要的利润。这些用于投资的钱，不是主动献身、让大家赚的钱（利润），而是要赚钱的钱（资本）。没有利润，就没有信心。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虽然这些投资大概有10%会转化为工资，但这种转化效率实在太低，杯水车薪，解决不了大问题。这种低效率的投资政策，如果搞得太多，不仅会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率，还会给银行带来大量坏账。

　　要想早日摆脱危机，走出困境，就要早日给市场注入利润。谁给市场注入了利润，谁就会走出危机。然而，这个人是谁？谁能担负起这个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使命？

3．现代货币制度的弊端
3.1 货币的商业创造缺乏控制

　　德国经济学家Huber(1999)和Huber and Robertson (2000)认为，由于现代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商业银行创造了各种支付手段，如活期存折、支票帐户、信用卡、借记卡、承兑汇票，甚至通过网上银行，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交易。这些支付手段参与日常的交易，事实上完全充当了货币的角色。今天，我们已经在理论上无法界定哪些属于货币，当然也就根本不知道货币的数量。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导致货币失去控制。

　　在中央银行强制结汇的背景下，中央银行被动收购来自于国内贸易顺差和资本帐户盈余的美元，这也使得基础货币的投放失去控制。
3.2 银行扮演了顺周期角色，导致经济不稳定

1）内生货币导致不稳定。在经济高涨的阶段，银行愿意冒风险放贷、企业也热衷于借贷投资，个人也大胆借钱买房买车消费，即使利率高一点，也无法抑制这一系列冲动，于是推动经济过热。在经济萧条阶段，银行变得极其谨慎，企业和个人也变得吝啬保守，即使利率再低，企业因为没有合意的投资减少借款，个人因为收入减少或预期减少而缩减消费，于是，让已有的萧条雪上加霜，参见Huber(1999)和Huber and Robertso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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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2-4 09:00 标题: 以主权货币破解经济危机(9)

党爱民等（2004，P117）提出了财富增长的两难命题，认为财富增长必然要求货币增长，于是债务也增长，反过来，如果要停止债务增长（或削减债务），就要制约财富增长。

　　2）热钱导致不稳定。追逐短期利润的投机热钱，也具有顺周期的性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它们蜂拥而入，推动经济高涨；当经济萧条时，夺路而逃，加剧经济萧条、金融动荡。

　　3）大量金融衍生品的出现，使得现代金融制度更加诡异，变得不可知、不可控、不稳定，加剧经济波动。这次由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就是因为金融创新失去控制引起的。

　　4）在金融危机中，中央银行扮演最后贷款者的角色（“大银行”）变得无效。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央行都采取了相应的挽救措施，但收效甚微。同时这种挽救暗藏着巨大的道德风险。

5）导致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银行一般以资本的形式贷款给企业投资，或者直接由政府主导投资（“大政府”）。也就是说，银行把本来属于全社会的铸币税收益让渡给企业或政府搞投资，长期这样做，就会造成投资过多，消费不足，浪费资源的畸形发展格局。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2007年消费、投资、净出口占GDP的比例分别为49%(其中居民35.3%, 政府13.7%)、42.1%、8.9%。一般认为，发展中国家，如中国，适当的消费率是居民消费约50-55%，政府消费大约15-20%，投资30%。而一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应该在30%左右。

3.3 鸠占鹊巢——铸币税损失（削弱国家主权，侵蚀公共利益）

　　铸币是宪法赋予国家的特权，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但现行货币制度从以下三个方面削弱国家主权，侵蚀公共利益。

　　1）利用货币创造制获得铸币收益，参见Huber(1999)和Huber and Robertson (2000)。个人把钱借给银行，银行把其中一部分花掉，维持垄断部门的非正常特殊利益。银行业最怕挤兑，如果公众同时到银行取款，银行必然立即崩溃。而现实是，一般情况下，公众不会在同一时间取款，于是，银行可以拿公众的钱给公众支付利息、支付本金，相安无事，四平八稳。因为银行支付给公众的利息很低，而且有很多优质的客户，骗局一般不容易穿包。但是，公众的财产也面临着很大的风险。明斯基把银行划为投机型经济主体，但是，当发生通货紧缩时，银行业就会演变为庞氏型经济主体。这次美国四大投行的倒闭就是最好的例子。与庞氏骗局一样，设局者也获得了大量非正常收益。

　　参与这种骗局的还有从银行贷款的企业。它们也可以不断借新钱还旧账，用借来的钱支付旧账的本金和利息。一旦银行收紧信贷，他们中间大多数必然要破产。一般来说，小企业没那么幸运，它们一般无法得到众多银行的支持，经常会倒闭破产。但是，受到众多银行支持的大企业，一般可以把这种游戏持续玩下去。

　　被银行和企业以很隐蔽的方式占有这些利益，在本质上属于国家的铸币税，属于公众利益的一部分，但被国家无偿放弃了。如果按照M2的增长计算（扣除现金增长），我国2007年损失铸币税约5.4万亿，如果按照M1的增长计算（扣除现金增长），大约为2.2万亿。

　　2）不正常的外汇储备导致铸币税流失。中国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把自己的产品卖到国外，最后换回来美元，央行把人民币按当时汇率付给企业，再用这些美元购买美国国债。这种流程可以看做是美元充当了基础货币的角色，因此，美国享受了铸币税利益。美国正是利用美元充当国际储备货币的优势，对全球征收铸币税。2007年底的外汇储备比2006年增加4619亿美元，如果按1比8的汇率计算，约3.7万亿人民，全部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如果不花出去，将合计损失铸币税16万亿人民币。

　　3）活期存款的利息与同业拆借的利差。同业拆借的利率大约为2%，而现在活期存款的利率降到仅有0.36%，同业拆借利率大致就是活期存款的正常市场收益率。2007年的活期存款M1为15.256万亿，用这个数乘以利率差1.64%，得到2500亿元人民币，这也是公众利益的损失。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2-4 09:02 标题: 以主权货币破解经济危机(10)

4．以主权货币破解经济危机（珍珑棋局巧破解）

在上世纪30年代的那场大危机中，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他们的独特见解。1932年1月，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就联名向当时的胡佛总统发去了一封电报（Davis，1968）。他们的建议包括6点，其中包括允许美联储用政府债券作为货币发行的抵押，用财政赤字支持公共工程支出。1932年4月26日，芝加哥学派的12位经济学家联名向参议员Samuel B. Pettengill提交了一份备忘录（Davis，1968）。在这份备忘录中，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极力反对让财政政策保持中立而等待经济自动复苏的立场，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会引起生产力的巨大浪费，给社会带来剧痛。他们主张给经济注入足够的购买力，使得大部分生产在现行的成本下有利可图，并认为这种方法虽然易于被滥用，但只需要中央政府采取有勇气的财政政策。所谓“有勇气”的财政政策，就是向美联储出售债券，用来扩大财政支出（Tavlas，1998）。

4.1早期芝加哥学派的观点

　　芝加哥学派反对所谓“健全财政”的思想，认为要求每年都做到财政收支平衡，如同要求每月、每周都做到收支平衡一样荒谬。不仅如此，针对那些主张在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内做到财政收支平衡的观点，他们也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当财政行为受到跨期预算的约束时，政府不仅要考虑到现在，还要考虑到将来，于是，政策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因为今天增加支出，预示着明天要扩大税收。因此，西蒙斯（Simons）主张，财政政策无需考虑长期预算平衡，而只应着眼于当前问题的解决，“为了一个没有人可以预见的经济周期而作打算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必然对当前经济政策的效果产生影响”（Davis，1968）。Jacob Viner明确地说道：“用新银行信用或新钞票来满足赤字被证明是萧条财政的合理原则”（Davis，1968）。

　　费雪（Fisher, 1935）的“100%货币”以及包括西蒙斯(Simons,1948)、弗里德曼（F,1948）在内的芝加哥经济学家们提出的“芝加哥计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它的意图是废除失去控制、没有限度的银行活期存款创造，这被认为是货币及商业周期严重不稳定的主要罪恶根源。该计划强制银行对所有活期和定期存款保有100%的现金储备。于是，这些存款就会重新变成真实且安全的货币储蓄，这在中古的意大利和现代早期的整个欧洲被采用。任何人都能拥有无现金支付的方便，而不必担心自己的钱会丢失。另外，货币当局发行的货币覆盖100%的存款种类，将完全控制货币的供给。

　　芝加哥学派的这些观点，必然导致明斯基倡导的“大政府”、“大银行”。“大政府”将导致权力腐化，资源配置无效率，特别由政府主导的投资会导致需求结构失衡，造成严重浪费。而“大银行”是指中央银行扮演最后贷款人角色，对出现危机的银行实施救助。但是，这种救助蕴含着很高的道德风险。美国的120多位经济学家联名反对美联储救市，道理就在这里。因此，我们要寻找更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4.2 按人发钱的理论

　　在货币理论上，道格拉斯（Douglas）的社会信用（social credit）（或曰国家信用、消费信用）理论是值得重视的。Munson（1945, P166-180）和Armstrong（1996, P112-116）介绍了道格拉斯的理论。道格拉斯非常重视利息的作用，他认为，信用创造的货币仅够用来偿还信用，而没有创造出偿还利息的那部分货币。要偿还利息，就要占用别人的信用，于是，由利息引起的差额部分会呈指数增长，结果要么是信用创造受到限制，要么在债权人和债务之间重新分配收入。于是，由这种缺陷导致了需求不足、商业周期以及失业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道格拉斯认为可以通过发行一种无债务的社会信用来解决。而这种无债务社会信用既可以通过投资及政府开支注入经济，也可以直接把它发给全体公民，通过消费途径注入，后者也就是米德（Meade，1936，1938）等人倡导的无条件社会分红（党爱民，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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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2-4 09:05 标题: 以主权货币破解经济危机(11)

党爱民（2004, 2007）提出过一个合伙生产模型，意思大概是这样的。有两个人张皮和李馅合伙包饺子，一个皮换一个馅，李馅饭量小，吃10个就饱了，而张皮饭量大，要吃20个才能饱。尽管他们各自能够提供足够多的要素，但必定要出现资源闲置、张皮每天得饿肚子的情形。这种不和谐在现实中比比皆是，夫妻生活不和谐就是一个最好的典型，而在现实经济中，由于资本家集团的消费达到饱和，劳动与资本之间的交换被迫停止，于是就出现了资本闲置、工人失业贫困的经济危机。

　　这个模型大致有两种改进办法，一是调整交换比例，亦即调整分配比例（党爱民，2007），二就是按人发钱。这里只讨论后者。如果给他们两人每天各发10元钱，假设市场上皮和馅都售每个1元，那么，李馅每天会赚到10元钱，而张皮也可以吃饱肚子。这个改进后的经济包含了“乡村集市范式”和“华尔街范式”的内容：一是他们借助货币进行物物交换，每天有10个皮换10个馅的交易，二是他们进行货币与实物的交易，李馅每天卖出10个馅，赚来10元钱。由于这个交易完全是自愿的，且大家的境况也都得到改善，因此，按人发钱是一项帕累托改进。按人发钱的更加学术化的术语就是社会分红。

4.3 国家纸币和现代不兑现信用纸币

　　国家纸币是由国家法律强制发行和流通的一种不兑现黄金的纸制货币符号，发行的目的是为了应对当时的紧急需要，弥补财政赤字，发行环境是物资短缺，没有实物基础，因此，发行的结果必然恶性通货膨胀。历史上出现过多起为人诟病的国家纸币超量发行的事件，如美国1861-1865南北战争期间发行的“绿背纸币”（Green back），法国大革命时期发行的“阿西拿”（Assignats），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马克和旧中国的伪“法币”（何问陶，1996）。

　　现行的由商业银行创造的不兑现信用货币与国家纸币一样具有不兑现、不赎回的性质，但前者国家没有收到相应的铸币税，相当于国家放弃了这份公共收入，不同之处是前者有相应的物质基础作保证，不致像后者那样引起恶性通货膨胀，但前者却导致债务危机、导致金融不稳定。

　　国家纸币是以国家的信用作担保的，而现在由商业银行创造的各种非现金货币，是以银行的信用作保证的，信用级别降低了。现在的这个系统之所以能够正常运转，完全是由于有相应的社会生产力作保证。

4.4用主权货币破解经济危机

　　为了应对利润枯竭的经济危机，我们必须增加利润。如果以别人负债得形式发现货币，为市场补充利润，谁也不愿意。这时候应当有人站出来舍身取义，伸出脖子让别人宰，甘做冤大头，先牺牲自己，再凤凰涅磐，浴火重生。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宪法赋予其印钞职能的中央银行。

　　补充利润、补充货币的根本措施是发行主权货币。主权货币是一种纯货币（plain money）。纯货币是一种无负债、无利息、无需担保、无需赎回的交易工具。主权货币是由中央银行依照宪法赋予的权力发行的一种纯货币，它的数量完全按照实际经济对货币的需要来决定，以现实的生产力作为发行的物质基础。主权货币主要用于社会分红，通过消费途径注入经济循环，也可以用于公共开支及作为减税的基础。

　　只要有过剩的生产力，就可以发行主权货币，这样做不仅不会导致通货膨胀，还会使实际产出增加。主权货币与历史上发行的让人诟病的“国家纸币”看上去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仔细分析会发现，它们之间有两点本质上的区别：一是发行的条件不同。国家纸币一般是在战争等非常时期发行，这时普遍存在物资短缺的现象，它的发行必然加剧通货膨胀。而主权货币是在目前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大环境下发行的，有充足物质基础作保证。二是使用的方式不同。国家纸币由政府使用，用来敛财，而主权货币由全民公平使用，用于散财，消化过剩产能，让人民共同分享发展成果。

　　主权货币与现行不兑现信用货币相比，它让流失的铸币税重新回到国家手中，变成公共利益，同时也有助于稳定经济，化解周期性的经济危机。Huber(1999)和Huber and Robertson (2000)详细论述了以纯货币恢复国家铸币税的诸多优点及其具体实施细节。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2-4 09:07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2-4 09:07 标题: 以主权货币破解经济危机(12)

4.5主权货币体系的运行

　　主权货币体系的运行，其实就是对现行的商业银行货币创造制度在保留其原有运行规则的基础上，对具体的运行参数进行技术上的调整。具体来说，就是以主权货币作为基础货币，加大基础货币的供应，降低商业银行货币创造规模，由国家回收部分铸币税利益，并把这些利益回馈给社会。（比方说，在存款准备金率为10%的情况下，1万元的主权货币，商业银行可以再创造出9万元，合计10万元货币，9万元债务。如果把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50%，同时把货币总量仍控制在10万元，但央行就可以发行5万元的主权货币，商业业银行据此再创造出5万元货币，债务降低了，公共利益增加了。）

当经济处于萧条时，企业贷款意愿降低，使得货币乘数降低，即使降低贷款利率，企业也不敢贷款、银行也没有合意的借款客户，同时，消费者开始节俭，导致货币流通速度降低，这时候就会表现出通货紧缩。传统的货币政策几乎无法应对这种状况。因此，传统理论应对通货紧缩的主要办法就是财政政策，加大财政赤字，实行反周期财政政策。但这却会给政府带来巨额财政赤字，这又为下一波经济危机的埋下种子——一旦政府企图补偿赤字，就会造成经济收缩。而如果用没有负债的主权货币对抗通货紧缩，就不会有这种后遗症。主权货币的数量完全按照经济对货币的需要来决定，如果不发生通货膨胀，就不必刻意赎回。如果持续生产过剩、通货紧缩，就持续发行这种货币。主权货币发行完全以潜在经济增长为导向。如果发生通货膨胀，首先应当发展生产力，扩大供给，其次可以通过增加税收的办法收回这些货币。如果主权货币是以全民平均分配的形式进入市场的，它就有助于迅速调整投资过多、消费不足的畸型需求结构，其它优点参看党爱民（2008）。

　　这项改革可以让商业银行专注于自身的业务，从“政策贷款”的负担中解脱出来。主权货币旨在补充利润，挽救经济，如果把它看作是临时的救贫救穷措施，就显得过于狭隘。当然，经济学的终极目的就是消除贫穷，而本文的这个解决方案就是要提供一个可持续的制度化的措施，而不是临时的应急的措施。

4.6 主权货币的需求

　　对主权货币的需求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流通需求，主要体现在每年需要增加的M1上。这部分需求属于流通需求，它的量比较小，而且可以由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功能来实行。但是，如果以主权货币替代其中一部分，就等于回收了部分铸币税权利，它可以用于公共利益。

　　二是资产需求（有人叫保值需求），大致等于M2减去M1的那部分。这部分货币充当储藏手段，需求量最大。现在人们经常提到，由于我们在医疗、养老、上学、就业等各方面的保障不健全，每个人都需要自己储蓄一部分钱来应对自身的收入波动。这部分需求也是对纯货币的需求，也对应着一笔巨大的铸币税收益。目前的以负债形式发行货币的货币供应政策，根本就无法满足这部分货币需求——因为没有人愿意为别人负债、也没有任何人有能力承担这么庞大的一笔债务！这是目前最主要的矛盾、最紧迫的事情。

　　三是人民币作为区域结算货币以后，在周边国家和地区，也出现了以上两种需求。这里也包含着一笔很大的铸币税利益。

4.7 与主权货币相关的法律

　　国务院于1993年发文禁止财政向央行借款，随后于1995年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法》。该法第29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

　　这些法律法规出台的背景是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处于通货膨胀状态，出台这个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抑制通货膨胀。1994年以前财政向央行借款累计1582亿元。为了这笔钱，央行和财政争吵了多年，最后国务院于2003年10月23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次会议，正式提交了《关于规范处理1995年以前中央财政向人民银行借款问题的报告》。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2-4 09:08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2-4 09:10 标题: 以主权货币破解经济危机(13)

《中国人民银行法》把货币政策的目标锁定在维持币值稳定上，认为购买本国政府债券会释放高能货币，导致通货膨胀。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我国法律规定财政不能向央行借款、央行也不能直接包销国债，但央行却用人民币购买大量美元、再用这些美元去购买美国的国债和公司债券。

　　虽然理论界把通货膨胀归结为货币现象，但其归根到底是需求大于供给。事实上，出口导向式增长比内需驱动式增长更容易造成通货膨胀，因为出口是以实物财富换回货币，物资减少了，货币增多了。而按人发钱，是以闲置的生产力为基础、以原本要出口的物资为基础，物资仍然在国内，因此，更不容易造成通货膨胀。

　　今天，几乎所有行业都面临着产能过剩的困扰，同时也出现了长期持续的通货紧缩。我们应当坚持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而不是被动收购美元、根据美元的多少来发行人民币。我们应当根据目前的生产力状况，适当调整那些针对通货膨胀制定的法律法规，以符合我们经济发展的要求。

4.8按人发钱是21世纪货币经济常态

　　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始终无法赶上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生产过剩、需求不足将是未来经济的常态。这就是说，发行主权货币的物质基础是坚实的。发行主权货币，一方面让社会生产力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让企业得到了它梦寐以求的利润，这是一项帕累托改进。简而言之，由于企业对利润的渴求是无止境的、是一种常态，因此，按人发钱也会成为一种常态。

　　有人认为，我们的共同富裕可能会受到自然资源的约束，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诺奖得主舒尔茨(1998)曾经指出，先前的经济学家夸大了土地的重要性，而忽视了人力资本和技术对土地面积的拓展。套用这句话，我们可以说，现在很多人夸大了自然资源的重要性和稀缺性。舒尔茨说：“历史证明，我们能够通过知识的增加来扩大资源”（舒尔茨，1998）。

　　有人预言（Brain, 2003），未来20年机器人技术进会取得长足进步，会导致大约50%的就业岗位消失。在这样的情况下，给每个公民发钱，将会成为21世纪的常态。科学技术的发展，替代了很多原来的人类劳动，这个技术进步使得人类不再需要为自身生存而忙碌，人类完全可以从各种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享受充分的自由，逐步进入共产主义。

5．结论

　　本文以明斯基提出的“华尔街范式”和马克思关于“货币资本循环”的理论为基础，分析这次全球经济危机的发生机制，认为全球经济陷入了利润枯竭式萧条。本文主张，发行一种无负债、无利息、无需担保、无需赎回的主权货币，用它替代部分商业银行货币创造功能、恢复部分本来属于国家所有的铸币税，并把它直接发给民众以增加消费，是迅速解决当前危机的可持续的制度性措施。按人发钱是为市场注入令其起死回生的利润，是生产过剩条件下的一项帕累托改进。

　　适合作为主权货币的币种，一般是那些政治稳定、生产力比较发达的国家的货币。中国的人民币完全具备作为主权货币的条件。而一些小地区小国家的小币种要成为主权货币，会遇到一些障碍。因为这些小币种一般仅仅是在其发行区域内充当流通手段，一般不会用来充当储藏手段，尤其对那些资本帐户开放的国家或地区而言更是如此。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生产力仍然比较落后，政治也欠稳定，人们对持有本币没有信心，一旦赚到钱，就会立即拿来换美元，本币始终在实体经济中循环。因此，一旦增发本币，很容易导致通货膨胀，发生金融危机，如1994年的墨西哥和1997年的东南亚。

附录1：相关数学模型

　　本文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是“乡村集市范式” 与“华尔加范式”的混合体。明斯基的“华尔加范式”对现代复杂的金融市场没有作出合理的抽象和概括，使我们对“华尔街范式”难以得出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华尔街范式的核心就是赚钱，也就是马克思描述的G-W-G’，我们只需往“乡村集市范式”中加入一个“赚钱”的要素，就可以帮助我们深刻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实质。下面给出一数学模型，这个模型出现在党爱民等（2004，P56-58），本文再给它添加一些解释。

　　党爱民等（2004）认为，基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资本家的消费和投资之和存在一个极限——饱和值，假设这个饱和值为q。我们考虑一个仅有资本家和工人的模型，假设资本家的边际消费倾向为零、工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为1，假设工人和资本家的分配比例分别为α和β（很显然，α+β=1）。那么，全社会的总需求Y将由下式决定（假设资本家的饱和需求为100，分配比例资本家和工人各占50%，则全部有效需求就是200；如果本家的比例减少为25%，则有效需求为400）：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2-4 09:13 标题: 以主权货币破解经济危机(14)

（1）
在如此规模的生产中，工人会得到工资Qm：
（2）
我们再假设在t=0时，给工人一笔钱m0（比方说来自于转移支付），那么，工人就会有如下式所示的有效需求：
(3)
当t=1时，资本家仍然按照意愿消费和投资,他们的有效需求始终为q,而工人有效需求仅为Q0，全社会的总需求等于q+Q0，工人会得到工资Q1：
(4)
同理，当t=2时，工人只能消费由t=1时所拿到的工资，同时又得到工资Q2：
(5)
同理，当t=3时，工人只能消费由t=2时所拿到的工资，同时又得到工资Q3：
(6)
一般地，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差分方程：
(7)
求解上式所示的差分方程可得：
(8)
把（2）式的边界条件代入上式，得到:
(9)
我们把（9）式的这个解表示在图(1)中。
Q
qα/β
t
0 1 2 3 4
图（1））转移支付模型的动态均衡过程
由于α<1,所以，当t趋于无穷大时, αt趋于零，工人的消费达到稳定的数量，即：
（10）
这也就是（2）式的结论。
　　在这个模型中，由于资本家的需求（包括消费和投资）已经达到饱和，他们生产的目的除了满足他们意愿的需求以外，剩下的就是为了赚钱——因为他们对金钱的需求是不会饱和的。
由于在单位时间内资本家的消费始终是q，故社会共生产了(q+Qt)的产品，故单位时间的总产出为：
（11）
这个模型的结果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把社会生产分为以下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即q/β）为货币可再生的可持续的生产，也就是“乡村集市范式”的生产，也就是马克思描述的简单再生产（W-G-W）。这类生产的规模由资本家的饱和需求和分配比例决定。资本家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雇用劳动、发放工资，同时出售产品收回工资，周而复始，循环不断，货币仅充当交换的媒介。由于在短期内，分配比例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因此，这个生产规模是稳定的。
第二部分（即m0αt）为不稳定的货币耗散型生产，也就是“华尔街范式”的生产，也就是马克思描述的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G-W-G’）。这类生产的源动力是资本家为了赚取工人手中的钱。随着赚钱活动的开展，转移支付给工人的那部分钱会越来越少，于是，这类生产逐步萎缩，直至消失。因此，这类生产是不稳定的。因为它是靠货币推动的，因此，我们称为货币耗散型生产。
同理，如果这个经济有来自外部的需求冲击M’，经济就会扩张，赚取M’。当这笔钱赚完以后，经济又会回到原来的均衡水平。信用扩张、财政赤字、对外净出口都具有扩张经济的作用。一旦这些生钱的来源发生障碍，就会发生经济危机。如果我们连续不断地在每一期都给全体居民一笔适当数量的钱，则“货币耗散型”生产（即“华尔加范式”下的生产）就会持续进行下去，达到一个像水电站那样的“非平衡稳定状态”，这便是“按人发钱”的理论来源。而降低资本所得份额、提高劳动所得份额是由该模型得出的另一个政策建议（党爱民，200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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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2-4 09:14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2-4 09:15 标题: 以主权货币破解经济危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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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人大经济论坛」(2009年2月1日)
作者:广州求心经济研究所党爱民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2-4 09:20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16 00:43 标题: 破解全球经济危机的理论探索(16)

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评全球经济危机

两种危机的互动——十字路口的全球化进程

秦晖

自由、福利双膨胀肯定是有问题的，道理很简单，民主国家不能想收税就收税，但是公共福利开支不能想减就减，这个国家非高负债不可。同样，美国的病因也许就是我们的良药。我们用学习美国的方法来“反美”，左手争福利，右手争自由，这种东西在美国走火入魔了，但在我们这里还是有或无的问题。所谓学美国，其实就是学民主国家，既学他们的自由主义，也学他们的福利制度。

主题：两种危机的互动：十字路口的全球经济
时间：2009年4月11日
地点：银科大厦20层2006室

2009年4月11日，秦晖教授在燕山大讲堂做了题为“两种危机的互动：十字路口的全球经济 ”的演讲，以下为主要内容：

美国人的恶习

全球经济危机是一个大家关注的话题，那么，如果将此次危机与1929年大萧条相比，有何不同？ 1929年危机的特征是投资积累过度，而导致的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在今天的世界上，恐怕中国发生的是这种类型的危机，我们的过剩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一直叫做内需不足。但是中国的危机没有1929年危机的破坏性那么大，因为我们的过剩，由于强大的外需被缓解了。这次由于美国的危机，外需缩减，导致我们的情况凸显出来。

而美国发生的危机，几乎是一种完全相反的危机。我们总是说自己消费不足，但在美国恰恰相反，大家都公认美国人的消费过度导致了这次危机。讲的简单一点，他们过度消费、在全球进行透支，导致信用链条的崩溃。这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一种危机。有人认为，这是福利国家的危机。大家知道，福利国家其实是对狭义资本主义的一种对抗，是一种反资本主义行为，就是通过政府行为来逆资本主义的规则而动。

表面上看的确是这样，美国发生的危机有虚拟和实体两个层面。虚拟层面就是次贷，美国人过分支持穷人买房子，而实体危机较为典型的就是美国汽车业。按照众口一词的说法，他们的工会太强大，福利太高，自由的雇佣关系几乎不存在，导致他们的竞争力下降。

有人编了一段通俗的对话解释1929年危机。煤矿工人的孩子对妈妈说，“我冷，为什么我们不生火呢？”妈妈说，“我们没有煤，爸爸失业了”。小孩就问：“为什么我爸会失业呢？”妈妈说：“因为煤太多”。为什么煤会过剩呢，因为劳工太弱势，消费能力不够。但是在今天的美国恰恰相反，有人编了这样一段对话，通用的职工对老婆说，“这个月我们不供房了，因为房价下降了”。老婆问：“为什么房价跌了？”说：“因为政府收紧银根，不贷款了”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要‘铁饭碗’，企业需要的补贴太多，财政受不了”。“为什么要这么补贴呢？”，“因为我们都要买大房，所以导致我们都不供房了”。

很多人为了意识形态的需要，仍然想用传统的意识形态来解释美国的危机。有些人说，美国还是消费不足，穷人要靠借钱买房，为什么不用现钱呢？但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世界上哪个国家的穷人可以用现钱买房呢？即使他可以用现钱买房，你仍然说他为什么不买一座城堡。消费不足从来不是对消费欲望而言的。同时，消费不足也不是针对贫富差异而言的。古代曾经有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但那时没有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消费不足其实就是全社会的消费相对于资本积累而言，资本积累过度，产能太强，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无法容纳。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发生了过剩危机，一个最简单的指标是消费率和积累率的对比。中美几乎是两个极端，在世界主要的经济体中，中国的消费率最低，美国的消费率是最高之一。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4-16 00:45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16 00:51 标题: 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评全球经济危机(17)

因此大家都骂美国人，说美国人有恶习。1929年时我们总说美国穷人如何可怜，但是今天我们嫌他们太挥霍。我们现在的左派也经常说美国人太不象话，如果都像美国人这样消费，要20个地球才够。我觉得美国人的确该骂，他们过度消费，向全世界透支，透支那么大个窟窿出来。讲的简单一点，这个危机就是美国人透支消费造成的一个大窟窿。美国人的恶习的确该骂，但真正的问题是美国人为什么会有这个恶习呢？是资本主义制度吗？按照以前的说法，资本主义制度其实应该造成相反的现象，消费不足才是资本主义的特征。是福利国家的弊端吗？也很难说得通，因为美国不是福利国家的典型，欧洲比美国更加福利国家，但也没有出现这种恶习。

有人说和经济制度没关系，可能和文化有关，叫做美国消费文化，美国人就是喜欢超前消费。而我们中国是相信天人合一的，因此很会克制自己，所以我们是低消费的。这样的说法太悬了，因为一谈到西方文化，我们就会想到韦伯，韦伯提到过新教伦理。与消费文化恰恰相反，新教伦理说新教徒都有禁欲、节俭和积累的现象。美国人大多数过去都是新教徒，现在也仍然是新教徒，他们的消费行为怎么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这里我还要说一句，其实美国人的消费也是说变就变的。最近几个月美国的储蓄率正在很快回升。你要说这是文化，恐怕很难说通。

美国人的“宝葫芦”

其实直接原因很简单，美国人超前消费就是因为有个宝葫芦，那就是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就是美元的全球透支功能。全世界都认美元，美国可以随意发行。谁拿着这个宝葫芦不会超前消费呢。我们能拼命的印人民币去世界上消费吗？不行的，全世界只有美国可以。

问题在于美元真的是宝葫芦吗？有人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和黄金挂钩，就不会发生这种危机。但由于美国无力给全球美元提供兑金，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了。这里有个问题不好解释，布雷顿森林体系是谁逼美国建立的吗？不是的，是它自己要建立的，那时正是美国如日中天的时候。为什么会垮掉呢？因为美国相对而言不那么强势了。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的时候，全世界反美舆论欢欣鼓舞，包括中国人。我最近翻一翻旧日记，在1972年我是18岁的知青，在离县城200里路的小山村里插队，还曾写了一首打油诗叫“美元危机”。这里有个问题，最强势的时候是有制约的，不强势了反而没有制约了，这能说得过去吗？总而言之，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美国滥透支有很大的危险，这个危险不只是对别人，对美国人来讲也是很危险。正因为这样，后布雷顿森林时代，美国当局一直把它们的巨额逆差，向全世界透支当成一种不好的现象而力图改变。他们解决不了问题，于是就怨天尤人。比如说怪中国，说我们向他们倾销，但这是没有道理的，是美国愿意买。但也不能说美国的怨天尤人是装出来的。从美国的利益出发，这样无限制的超前消费，到一定程度肯定会出大问题。

今天美国发生问题，很多人都说“我早就预料到了”。比如写《货币战争》的先生说他一年以前就预料到了。我们发展研究中心的王健先生说，他五年以前就预料到了。其实你看看美国的舆论界，早在十几年前就有人做这种预料。不管是学者还是政论界，很多人都讲这样很危险，包括美国当局也这样讲，但就是解决不了。为什么解决不了？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原因不在于经济制度，也不在于文化，那是不是和政治制度有关呢？我觉得可以从这方面去考虑。我是支持民主的，而且我认为中国也要民主化。但是我并不是民主浪漫主义者，民主也会有它的问题，我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尺蠖效应”。我们需要政府，授予它权力，所谓授予权力就是约束我们的自由。我们为什么要授予它权力，约束自由呢？因为我们希望它能承担责任，给我们安全。这个安全包括广义的安全，就是社会保障、福利……这就有两种选择，有些人认为我需要更多的保障，要政府承担更多的责任，所以授予政府比较多的权力。这就是所谓福利国家。有些人认为政府权力太大很危险，可以侵犯我的自由，所以希望政府权力小，但也不敢奢望它能承担多大的责任，这叫自由放任国家。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4-16 00:54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16 00:55 标题: 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评全球经济危机(18)

从逻辑上来讲，这两种做法都是宪政民主下的自有之义。如果非宪政状态就会出现一种现象，这种社会也会有左派和右派，但是左派和右派都是看“皇上”的脸色行事的，“皇上”需要左派因为他要扩张权力，“皇上”也需要右派，因为他要推卸责任。这么搞就会使统治者变得权力很大，但是责任很小。权力大，大家的自由就被侵犯了。责任小，大家的福利就没有了。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的。

为什么要有宪政制度呢？宪政制度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让统治者的权责必须对应。我授予你权力是以你承担责任为前提的，我不允许你只有权力而不承担责任。但是民主制度在某些条件下也会产生一种反向的“尺蠖效应”。其实老百姓和皇上在人性的局限这一点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都从自己考虑。为什么民主国家的老百姓会把右派选上台，因为老百姓希望有更多的自由。但如果要取消福利，老百姓很可能就不干。为什么老百姓会把左派选上台呢？因为老百姓希望有更多的福利。如果左派上台要减少自由，老百姓还是不干的。换句话说，民主制度下会产生一种和专制制度下相反的“尺蠖效应”。左派上台福利要提高，但是自由不能减，右派上台自由要提高，但是福利不能减。这样的结果就会使自由和福利双膨胀，这是不能持续的，道理很简单，你又要高福利，又要低税收，这怎么可能呢？自由意味着不能劫富，福利又要济贫。从理论上讲，统治者的权力最小化，又要他的责任最大化，这就会出现问题，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实际上在任何民主国家都有这种现象，只不过看它能走多远。这种现象走不了多远就会碰到问题，碰到问题当然就会出现一些小危机，逼得你不得不改变。如果你走得很远，本来不该持续的东西，却持续的很长，窟窿肯定越来越大，一旦暴露了，就会更严重。

以美国而论，从罗斯福新政到肯尼迪•约翰逊时代，美国都在向福利国家发展。罗斯福搞新政要使穷人免于匮乏，肯尼迪约翰逊讲“向贫困宣战，搞伟大社会”。但后来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70年代整个西方出现滞胀，使得凯恩斯主义破产，美国出现向右转的趋势。从尼克松上台，一直到小布什，这30多年虽然也有克林顿，也有比较左的几年，但是大体上被称为保守主义回归的时代，也就是美国向右转的时代。虽然被称为向右转的时代，但这30多年间，美国财政的实际趋势却相反。无论在环境保护、公共卫生、扶贫济老，还是在增加妇女及少数主义机会等各个方面，政府的作用都在明显加大，这些方面的财政开支增加了4倍之多。也就是说，右派上台并没有把福利压下来。欧洲也有这样的问题，所谓右派执政的典型就是里根•撒切尔。撒切尔夫人毫无疑问是反对福利国家政策的，她一再讲她上台要搞改革，要结束公共开支难以控制，国家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但是她上台以后就发现这个事情做不成。撒切尔夫人连续当了两届首相， 7年过去英国的社会保障开支反而增加了1/3。在她任期快要结束的时候，觉得实在忍无可忍，就搞了一场税制福利改革。这个改革刚一公布，就引起强大的反对，大家把她赶下台。撒切尔夫人的第二任期实际上没有任满，之后接替她的梅杰马上宣布取消改革。

福利、自由双膨胀的问题

研究福利的学者也指出，在议会民主条件下很难减下来福利，充其量是能够延缓它增加的速度。右派要搞福利改革，往往是说得容易，做得难。话又说回来，削减福利无所作为，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别的方面就无所作为，压缩不了福利，但是可以增加自由。怎么增加呢？政治自由老实说不知道他们还能走多远，已经自由到这种地步了，而且在这方面，左派和右派也没有什么区别。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16 00:56 标题: 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评全球经济危机(19)

实体经济的自由、基本财产的自由，国家不能强制拆迁，这些早就已经没有什么余地了，还能怎么提高呢？于是所谓的增加自由，基本上是朝虚拟方向发展。讲的简单一点，原来允许你自由交易有形资产，后来可以交易无形资产，也就是信用，最后信用的信用也可以交易，最后衍生的链条越来越长。各种各样的金融创新层出不穷。这种现象最根本的动力其实就在于我刚才讲的，左派、右派争相讨好老百姓。按照以前的说法左派是比较亲穷人的，但这里有个问题，右派就敢得罪穷人吗？民主国家不管左派还是右派，都要靠多数票的。

在美国左派经常说我要建立一个福利社会，右派说我要建立一个“业主社会”。 “业主社会”就是让所有的人都当“业主”，实际上就是要让穷人当“业主”，因为富人早就是“业主”。左派说我上台国家就会照顾你们，右派说国家再照顾也是寄人篱下，我让你们自己“抖”起来不是更好吗？“业主社会”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当老板，实际意义就是要使美国穷人都要有自己的住房。不是穷人要有房住，而是要有自己的住房。美国公共政策中，住房问题大概是仅次于就业问题的。1934年美国国会通过第一个《住房法案》，一直到70年代美国国会曾经11次通过《住房法案》，为住房保障层层加码。

他们认为住房政策的核心已经不是穷人有房住了，是穷人当房主。哪一个国家能够让穷人当房主？即使是高福利的瑞典，也不过是给穷人提供公屋。让穷人当房主，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一个办法也就是用低首付、长周期的按揭来解决这个问题。美国的次贷照我看，是从罗斯福时代延续的一个传统的极端化。美国从罗斯福时代就推出了低首付、长周期的按揭，而且总的趋势是首付越来越低，按揭周期越来越长。

所谓次贷无非是增加了两个创新，第一就是所谓的可以再按揭。也就是说，如果供房有困难，你可以以房价提高为理由，把升高的那部分作为抵押，再借新的贷款。第二个做法就是按揭的证券化，讲的简单一点就是银行把钱借给你，明明知道你是不还钱的，但是它可以把高风险债权再卖给别人。为了鼓励发债银行发放这种贷款，美国政府专门成立了“两房”，用我们的话说这是政策性公司，既然是政策性的公司，为什么还要上市？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制度延续下来肯定是要出问题的。“两房”中的房利美是罗斯福新政时代建立的，两个创新也是在克林顿时代发展起来的，严格说都是左派执政的时候。美国1999年废除了监管比较严的法律，这个创新的闸门最后被拉开。在小布什执政的8年，次贷有非常大的发展，最后窟窿暴露了，而且由于经济全球化和美元全球透支功能的作用下，这个窟窿透支到全世界，大家都麻烦。

次贷的确是个馊主意，说穿了次贷就是为穷人买房，给全球投资者下套。有人说这是一个类似于传销的游戏，的确也是。但是穷人和直接贷款行在这个游戏中都是上线，下线就是最终买了这些风险债权的大投资商。基本上都是那些跨国投资商。按照我们现在看到的材料，美国次贷按揭大概有70%都在雷曼兄弟手里。贷款行没有破产，而那些投资银行大量的破产，他们的股东全球都有，因此全世界都有人破产。

但是，如果没有次贷，也会有别的问题。因为自由、福利双膨胀肯定是有问题的，道理很简单，民主国家不能想收税就收税，但是公共福利开支不能想减就减。不用说美国，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像东欧这些国家现在的处境和美国也差不多，也出现高消费的危机。这种超常消费，首先会造成高负债。自由、福利双膨胀的国家，劫富不可以，济贫是需要做的，那就完了，这个国家非高负债不可。更重要的是它会造成消费者的高负债，因为自由和福利都会推动消费。有福利的人敢花钱，自由多了大家就会花钱，尤其是信用自由，这是一个消费杠杆，它还会放大消费能力。你越自由，消费权利就会被释放得越彻底，甚至会被超额释放。

美国这样的国家大量负债，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大量的印钱，那会产生通货膨胀。第二个办法就是发国债，谁来买？正好世界上有另外一类截然相反的国家，肯定是低消费。这些国家就是天然的买主。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现象，贫穷的中国人补贴富裕的美国人，也就造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局面。有人说世界上出现了一个很怪的现象，有一帮人只消费不生产，有一帮人只生产不消费。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4-16 00:59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16 01:01 标题: 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评全球经济危机(20)

既然这样，民主制度不要了吗？其实我要讲，美国这种情况是很特殊的，别的国家如果这样早就出问题了。不可持续的东西，竟然持续如此之久，这需要两个条件。第一，要有一个透支工具，这就是所谓的像宝葫芦一样的美元，不管印多少全世界都认。这个条件只有美国有，欧洲、日本都没有，只有美国可以搞这么一个大窟窿。但是这个条件还不够，大家知道借钱毕竟不是抢钱，还要有人愿意借给你。恰巧中国，可以大量长期的借款给美国。

截然相反的两种国家互为条件，构成了一种有趣的互动。这两种国家哪一个都是以对方作为条件，没有中国向美国输出大量的廉价商品，只要一张白条，就是顺差，同时大量购买美国国债，美国人的恶习不会被惯到今天。反过来讲，如果没有美国的巨额外需，中国的过剩危机早就会爆发。在平时好像大家觉得都不错，在这种游戏中美国人得到了高消费，中国人得到了高增长，有人说这叫做“利益共同体”。但是这种“利益共同体”玩下去，会是什么结果呢？最终游戏玩砸了，双方都埋怨，美国人埋怨中国人向它倾销，中国人埋怨美国人开动印钞机就把我们的血汗钱卷走了，而且美元一贬值，我们的白条就全部作废了。

但是又很奇怪，危机一旦爆发，双方虽然互相抱怨，但实际上互相的依赖好像也明显升级。美国窟窿越大，就越希望中国买更多的美债。而中国过剩危机越严重，就越希望保住外需。我们的《劳动合同法》也不怎么提了，增加出口退税。总而言之，我们要想办法把我们的商品卖得更便宜，美国人不是消费能力下降了吗，我们要卖得更便宜，否则外需就很麻烦了。

就程度而言，这次的危机显然不能跟1929年相比。要度过这一次的危机，不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不是十分难。但是这个机制会不会发生变化呢？如果不发生变化，只是糊了一个盖子把窟窿盖住了，我们照样玩游戏。最后窟窿越来越大，我们连同盖子掉下去了呢？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中国人的低消费

中国人的低消费率，所谓的内需不足，有很深刻的制度原因。中国的消费率曾经有一度是明显提高的，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消费率一度达到52.5%的历史最高峰，以后出现了一段停滞，到了1989年以后就明显的下滑。下滑的趋势发展到1994年已经很严重，但是1994年正好中国做了一件事，就是人民币汇率并轨，实际上就是人民币大幅度的贬值，马上打开了外需市场，就使得中国经济避免了硬着陆。1997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出现，我们开始讲提高内需。第二个转折就是入世。从入世的那一年开始，中国的消费率大幅度的下跌。于是就出现了一种现象，全世界的资本涌入中国，中国的廉价商品涌入全世界，中国只生产不消费给美国人填窟窿。现在我们碰到危机了，就讲我们要解决内需问题。但是内需问题能够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解决吗？其实内需本身并不是想提高就能提高的。

去年年底我们在东莞遇到了一场有趣的讨论。吴敬琏先生一直在讲，我们的外向型经济非常吃亏，代工企业生产一双鞋子在美国零售市场上要卖90块钱，但我们的出口价只有10块钱，80%都是被美国人贴了一个名牌就卖那么贵。我们要拉长产业链条，向下游延伸。但是东莞很多制鞋企业的老板很不以为然，他们说，其实和我们合作的美国品牌商，他们的日子很难过，他们的利润率只有1%；而我们的利润率有20%到30%。让我们去学他们，这不是见鬼吗。

这反映了什么问题？这反映了价值链与利润率的悖论。价值链我们只享受的12%，但是12%的价值链高度集中。这里的高度集中不是说企业拿走太多，其实政府拿走了更大的一块。而美国人在价值链拿走了88%，这88%在美国充分竞争的第三产业的各个环节中被摊得非常之薄，从进口到一级批发、二级批发、创意、广告、售后服务等等一系列的环节，这88%的分享面是比较广的。而我们本来就只有12%的价值链，还那么集中，这种状况不改变，消费率能提高吗？改变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是解决我们现在面临问题的根本途径。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4-16 01:02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16 01:03 标题: 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评全球经济危机(21)

重建国际金融体系？

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大家知道，游戏说穿了就是两种“尺蠖效应”通过美元的透支功能来进行互动。这两种“尺蠖效应”我们解决不了，能不能取消美元的透支功能呢？美元现在的确是千夫所指，如果我们能够重建国际金融体系，怎么样呢？这里当然有两个问题。

第一，能不能重建国际金融体系。周小川以及很多人都提出来要搞一个超主权的国际货币。我是完全支持周小川主张的，我觉得也应该提，即使不能实现，把它作为一个筹码来跟美国人讨价还价也是好的。但实事求是的讲，应该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太可能实现。超主权的货币在理论上能不能存在也是一个问题，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货币。既不是真金白银，又没有国家主权作为支撑？有人说欧元是这样的货币，其实大家都知道，欧洲之所以能够存在，是由于欧盟的主权化过程，欧盟实际上已经接过了各成员国让渡的主权。

那么，就算我们能够把美国人管住了，或者我们用另外一种不能透支的货币取代了美元，又怎么样呢？我们把现在2万多亿美元的存量债务转换成那样一种假想的货币，即使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也只是实现了一个目标，我们手中的这张白条不被赖掉。因为美元只要一贬值，就赖掉了。但是白条在现有的游戏规则下，仍然是没有办法变现的，白条还会越滚越大。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外需，不就是靠美国人不守规矩乱透支来维持的吗？如果美国人守了规矩，我们的外需问题就更大了。美国危机爆发以后，短短半年居民负债率就明显下降，储蓄率上升，现在已经达到3%。曹远征提出这个问题，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我们的外需就危险了，这意味着美国人放弃了恶习，变得比较守规矩了，我们的过剩不就更加加剧了吗？所以我觉得，即使美元的透支功能我们能够解决，我们也还需要改变一种玩法。

我们准备好了后美元时代的互动模式吗？这个事情说难办非常难办，因为美国和中国都形成了路径依赖。但是说好办也好办，正是因为两者是互相依赖的，只要其中一个改变了，另一个就很难持续。如果我们不搞“血汗工厂”，美国人就没得透支。如果美国人不透支，我们“血汗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卖给谁呢。这个事情是周瑜打黄盖，要么是周瑜不愿打，要么是黄盖不愿挨。美国人如果学了中国人，游戏马上就改变了。

张五常先生说中国建立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体系，他主张福利国家学低福利国家，低福利国家学无福利国家。不要以为这句话是开玩笑，如果将美国汽车业的罢工权利全部取消，工人想讨价还价，就是破坏招商引资，马上就起死回生。如果美国废弃民主铁腕治民，美国人的消费狂马上就会消失。但是第一个问题是美国人愿意吗？第二个问题假定美国人愿意，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现在很多人都说你看美国不行，我们行，华盛顿共识破产了，北京共识崛起了，大家应该向我们学习。的确现在左右派都说要学中国，左派说你看中国的自由少，我们应该学它。右派说你看中国的福利少，我们应该学它。我觉得他们也就是说说而已，其实谁也学不了。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4-16 01:04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4-16 01:05 标题: 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评全球经济危机(22)

话又说回来，假如我们学了美国呢？假如我们的自由和福利都提高了，有保障的人敢消费，有自由的人会消费，我们还存在内需的问题吗？美国人还能透支我们吗？透支不了。即使他们还是民主国家，他们的恶习恐怕也难以为继了吧。这里就有个问题，这次危机是美国人捅的漏子，大家骂他还来不及呢，你还说要学他？这不是很荒唐吗。这有什么荒唐呢？仔细想想，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既然中美的病是两个极端，那么他们的病因也许就是我们的良药。他们是“肥胖病人”，摄入的热量太多，我们是“干瘦病人”，我们多摄入一点热量，不恰恰是对证入药吗。

有些人总讲，像美国人那样20个地球都不够消费，这句话跟美国人讲是对的，跟中国人讲是什么意思呢？中国不管搞什么主义，都不可能消费到那种程度，我们只当苦力不消费吗？我们操心拉动内需已经十几年，而苦无良策，美国的内需旺盛得压都压不住，我们学学他们能怎样呢？当然美国很糟糕，现在拼命的印钱，先透支然后又赖帐，太缺德了，我们不能学。可是换句话说，我们即使想学，能学得到吗？他有美元的透支功能，我们没有，想学坏都学不坏，欧洲、日本都没有，何况我们呢。退一步讲，就算我们建立了人民币霸权，全世界像认美元一样认人民币，那又怎么样呢？我们去透支谁呢？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美国可以透支中国，中国可以透支谁呢？我们去透支越南？越南毕竟太小。所以我们再怎么学美国也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去透支别人，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做到别人不透支我们。

我不是说中国就要减少出口，但至少可以增加进口。有人说中国进口之所以提不高，是因为美国人向我们搞军事封锁，不愿意卖有可能被军用的东西给我们。但是，哪一个大国的进口是靠军事物资来维持？美国的确不应该向我们搞这种封锁，但我们能靠进口军火来维持我们的贸易平衡吗？怎么东欧的贸易就可以平衡呢？所以我认为真正的问题还是我们的制度。

用学习美国的方法来“反美”

因此，我说我们的确是要学习美国，我们的自由和福利都提高了，我们就可能玩另外一种游戏了。美国人的确很讨厌，他现在借着我们对外需的依赖，可以拿我们一把。我们不依赖这个外需了，不就完了吗？现在有人总要反美，我觉得这就是最有效的反美办法，就是学习美国。

我们不这样反美，还有两种反美法：第一种，还是玩以前的游戏。我们继续坚持低成本竞争，《劳动合同法》不要提了，出口退税要增加。对美国有害吗？似乎没什么。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办法，我们反美，干脆连经济全球化都不玩了，那美国人肯定是不高兴的。问题是我们自己愿意吗？

我觉得我们还是用学习美国的方法来反美，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过程完全可以从一些具体的事情做起。我们需要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消除左手压自由，右手压福利的“尺蠖效应”，而产生左手争福利，右手争自由的另一种“尺蠖效应”。这种东西在美国走火入魔了，会造成自由、福利双膨胀，但在我们这里还是有或无的问题。我们现在所谓学美国，其实就是学民主国家，既学他们的自由主义，也学他们的福利制度。

以住房而论，美国是低福利国家，他的住房福利覆盖面只有10%。中国在改革之前也有福利房制度，但这是单位按照特权等级分的。农民是没有份的，城市的二级企业明文规定是不解决住房的，国营大中型企业理论上讲是要为工人解决住房的，但是很少兑现。往往是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大龄青年没有住房不能结婚。我们的福利房覆盖面不会超过10%，但恰恰相反，美国覆盖的是最穷的人，我们覆盖的是最“牛”的人，这能一样吗？

为什么就不能学学这种福利制度呢，实际上我们正在学。我们最近在搞廉租房。在美国廉租房给谁呢？没有争议的一点就是失业的人可以申请。我们现在说要扩大廉租房，但廉租房总要有人申请，现在没有住在棚户里的人，谁来申请？如果说美国为穷人当业主，给全球投资者下套，那的确是太过分了。但是我们对农民工的住房，不仅根本不承担责任，还要指责他们自己盖房的做法不改变，就连廉租房都没人申请。提高自由和提高福利，在中国当下是完全一致的，没有什么抵触。从根本上我们不能要求自由、福利的两个都最大化，但是我们现在谈这个问题，实在是太过遥远。

就自由而言，美国的金融业过度创新的确是应该管，可是我们对正常的民间金融，尤其是农村民间金融也不给生存空间，这不是另一级的过分吗？所以我今天的演讲最终的结论就是两句话，我们要骂美国人的恶习，更要学习美国人的民主。我们要维护中国人的权益，就要改革中国的体制。谢谢。

燕山大讲堂简介：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主办、腾讯网承办的公众论坛，创办于2008年5月，每周邀请著名学者和公众人物就当下的热点话题发表演讲并回答提问。燕山大讲堂一直坚持建设性、开放性、前沿性、学术性，培育国民的理性精神，推进中国公民社会建设。

资料来源：「腾讯评论专稿·燕山大讲堂」(2009年4月14日)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4-16 01:07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1 09:07 标题: 破解全球经济危机的理论探索(23)

危机底部——中国的抉择与出路

陈志武

编者按：对于中国和全球经济的走势，应该如何把握？美国经济的走向对中国复苏的关系如何？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源泉又是什么？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周慧兰和曹理达就相关问题专访了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

美国的救赎与隐忧

《21世纪》：根据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历史经验，世界经济从繁荣走向衰退往往在短时间完成；但是，要结束衰退，实现复苏，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您如何判断美国经济复苏的前景？

陈志武：从数据和迹象看，美国经济还在危机中，但前景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悲观。近期公布的“银行压力测试”结果表明：过去半年以来，人们对美国金融体系和经济问题的担忧有些过分。

尽管从逻辑上看，为了增加大家的信心，美国政府存在着粉饰评估结果的嫌疑；但实际上，从今年3月以来，所有金融市场都有了较大程度的回升：股市反弹了30% 左右，公司债券市场、地方政府公债市场、住房按揭贷款衍生证券市场、CDS等市场均有了大幅的反弹。美国消费者信心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提升，从3月到4月回升近50%。对这些数据的判断说明，在美国社会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倒下去又爬起来”的创业精神，没有因这次危机而消失，就像在以前历次危机一样，这种“要活下去”的精神正在也将会把美国带出危机。

从消费层面来看，虽然美国金融业受到很大的冲击，但迄今为止，美国人的生活也还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这和美国1930年代所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很大关系。尽管这次危机影响很大，很多人的财富都缩了水，但这些财富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属于未来的，如有些人的退休金可能缩水一半，但至少也要过十年、二十年，他们才会用到这笔钱。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以后，财富的损失并不会马上对人们的消费和生活造成实质上的冲击，所以美国人的消费、冒险和创业精神又重新振作起来，不久以后会恢复到从前的状况。到今年三、四季度，危机在美国见底后，美国经济复苏的速度会比克鲁格曼预测的快很多。

《21世纪》：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汽车行业等实体经济也受到了重创，这加剧了人们对于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渗透的担忧，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陈志武：美国汽车行业的问题是一个局部问题。不管有没有这次金融危机，美国汽车业也好景不长。一个总体的印象是，中国的制造业水平很高，绝大多数产品中国都能制造。汽车制造业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技术上比较成熟，使得很多发展中国家能够快速追赶。

相对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成本，GM、福特、克莱斯勒的工人则是非常昂贵的，怎么可以跟中国浙江、山东的汽车制造企业相竞争呢？美国的汽车制造作为夕阳产业，这些年先后被日本、韩国的汽车公司挤压，现在又被中国、印度的汽车公司抢占市场。这是美国汽车业本身面对的问题，只不过金融危机加速让其危机表现出来而已，并不能表明此次金融危机的严重性。而奥巴马政府花这么多纳税人的钱来救GM、克莱斯勒等公司，等于是拿美国纳税人的利益去补贴底特律汽车行业的工人，这是非常不公平的转移支付，这样做的结果无非是把应该淘汰的汽车公司养起来。底特律的问题更多是美国政治问题，不是一个系统性的经济危机问题。。

《21世纪》：您如何看待美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它会否为将来埋下通货膨胀的隐患？

陈志武：可能会带来严重隐患。现在，中国已经在担忧美元贬值的压力了，接下来美国政府增发国债，美元贬值和通胀的压力会随之上升。目前看来，美国政府并没有从这次危机当中得到教训，道德风险问题将会凸现。回顾美国的历史，我们发现：和1907年、1929年等几次金融危机相比，这次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冲击并不是那样严重，而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是比以前大得多了，这是因为金融全球化，把危机分散到世界各国。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6-1 09:17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1 09:19 标题: 危机底部——中国的抉择与出路(24)

我并不支持奥巴马所实施的那些过激救市政策，这些举措将很多人们本应从这次金融、经济危机当中得到教训的机会迅速地拿走了。政府救市使得市场经济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无法发挥出来，这一原则就是通过受挫逼着人们去纠正非理性行为。但是政府过激的救市行为，大大缩短了金融危机对美国社会产生冲击的时间，让人们没有得到应有的教训。一旦经济开始出现复苏的苗头，很多人的消费和经济决策行为又会和原来相似。上世纪30年代的危机以后，美国社会的一代人从此变得勤俭、节约，经济决策上更保守，比较怕冒险；而这次危机之后，美国人的行为方式并不会发生太大的改变。

《21世纪》：有人将奥巴马政府所实施的救市举措与罗斯福新政相比较，提出罗斯福新政并没有救美国，是二战救了美国，您如何看待？

陈志武：罗斯福新政包括很多内容，其中一些内容和简单的政府干预经济是有区别的。比如对于证券行业新的立法、社会保障的立法，这些都是立足于为整个市场经济建立的基础性支持框架，它和“凯恩斯主义”意义上的罗斯福新政的内涵是不同的。这些政策对于自由市场经济本身的发展是有利的。有了社会保障体系，市场可以更加自由，即便自由行为在有些情况下带来严重后果，社会也能得到安全网的保障。

罗斯福新政还有一块内容是修桥、建高速公路等，这些举措对于美国社会当时的就业和未来的经济增长都起到了促进作用。罗斯福新政之后，美国修建了很多高速公路，这也使得奥巴马政府想要重复真正意义上的罗斯福新政非常困难。从罗斯福新政至1950年代，美国已经修建了很多高速公路和机场，这些设施迄今仍运作良好，如果把这些机场和公路拆掉重建，美国的纳税人是不会答应的。所以，奥巴马此次的经济刺激方案中并没有包含太多的修建高速公路、铁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

《21世纪》：对于美联储所实行的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人们担心出现诸如1990年代的“日本陷阱”那样的局面，即利率逐渐趋向于零，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最终失效。您认为美国的货币政策还有多大的操作空间?

陈志武：美国金融体系的结构和日本不一样，日本至今仍是以银行为主体，而美国的金融体系则已远远超出以银行为主体的时代。

现在美国银行间基准利率接近于零，和日本当年差不多，但通胀率却达到2%左右，这就意味着真实利率约为-2%。这一状态还要维持几个月，原因是目前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信用放大的功能仍处于抑制状态。银行没有发放太多的贷款，并不是因为银行不愿意放贷，而是因为企业出于对未来的担忧不敢借钱。但只要经济信心一恢复，企业贷款的倾向就会上升，银行和其它金融公司扩大信用的倾向也会增加。这样一来,美联储货币政策工具的空间就会逐步增加。

关于日本在1990年代的经历，人们有一个盲点，那就是真正崛起的中国制造业对以制造业为主体的日本经济的挑战。人们总认为日本1990年代所经历的衰退是由其货币政策引起的，而今后的美国也会重复日本当年的经历。但实际上,中国的企业经历了1980-1990年代的改革之后，对于日本许多制造业都构成了威胁，日本的出口市场正在被中国取代。同时，中国和日本的经济模式和结构太类似，而中国人口多、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使得日本在1990年代的复苏变得非常困难，再加上日本经济转型的能力本就不如美国，故而进入了长期的衰退。

所以，我不认为美国会重复日本1990年代的经历，但是，中国如果不进行经济转型，就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重复日本的经历。

金融创新的是与非

《21世纪》：危机发生以后，对于美国经济的过度金融化、杠杆化有诸多指责，您认为此次危机会否从根本上改变美国金融市场的这种局面？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6-1 09:29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1 09:28 标题: 危机底部——中国的抉择与出路(25)

陈志武：肯定会有一些影响，银行、金融业将来会受到更多的监管。但从银行杠杆率来看，欧洲银行的杠杆率比美国银行的要高很多，前者大约在六七十倍，而后者如杠杆率最高的雷曼兄弟、摩根士丹利等投行，去年7月份公布的数据在30倍左右，现在均已下降为十几倍，去杠杆化程度达到了三分之二。金融危机趋于缓和后，美国银行业的杠杆率可能会恢复一些，但可能不会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另一方面，很多离开华尔街的人都开起了自己的公司，金融公司的数量会增加。一旦金融市场企稳，对冲基金、私人股权基金之类的金融机构的杠杆率会很快上升，甚至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美国金融市场的格局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这主要是由需求方决定的。金融深化发展之后交易风险、违约风险越来越高，监管方也会重新制定一些规则，来规范金融市场主体的行为。之所以美国历次金融危机不仅没有停止金融发展，反而使其继续深化，是因为金融需求持续存在，并随着经济结构和收入的变化，强化了人们对金融证券市场的依赖度。这次也不例外。只要人们还需要跨越时间、空间配置收入或风险，对金融交易的需求就一直在。市场上有这么多的金融衍生产品，不是金融从业者在虚玩，是因为有真实的需求存在。那种认为除了基础性证券市场之外的一切衍生品市场都是泡沫、都没必要存在的想法，是不了解金融市场的一种表现。

比如，美国的住房按揭贷款和信贷资金为什么供应量很大，利率很低呢？这当然和衍生证券市场的发达程度分不开。衍生证券市场让不同的市场参与者可以按照自己的偏好重新配置风险和收益结构。通过衍生品交易分散风险，银行和各类金融机构就能够承担更多的风险，于是，它们能够提供的资金更多，能够承受风险的能力更强，所以要求回报率更低。很多人会说，不是因此而增加交易风险了吗？是的，但这只是如何做得更好的问题，不是要否定金融深化。这个道理就好比触电会死人但还是得用电。

《21世纪》：这次危机使得中国的银行跻身到全球银行排名的前列。中国的银行业的未来发展前景是怎样？银行业和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点是什么？

陈志武：我认为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金融业还是会以银行为主体。过去这些年，中国的企业到香港和美国上市，这让人们看到，美国式的资本市场所提供的资本化能力，和银行所提供的资本化能力和性质很不一样，银行没有给创业者和企业家提供变现未来预期收入的手段。看到资本市场发展的好处以后，中国A股和H 股市场将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资金管理行业也会进一步发展，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当然，这一变化是渐进的，还需要时间。

相比而言，中国的银行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的打击不算太大，这让很多人得出错误的结论，即严格管制才是让银行生存下去的唯一做法。事实上，中国银行业一直以来是管制太多，而美国的银行业则是另一个极端。对于中国来说，未来还需要进一步放开金融创新的空间，以此改变现在中国银行体系的经营模式。现在国内一些主要商业银行90%以上的收入都来自利差，这一利差是央行送给他们的，并不意味着银行的经营能力很强。而美国的银行，其存贷利差占总收入的比率不到10%。因此，中国银行业还有很漫长的改革之路要走。

市场化改革是中国经济的动力之源

《21世纪》：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形势判断的分歧主要源自对外部经济环境的判断不一致，经济危机使得人们担忧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动力在消退，那么，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哪里？

陈志武：这些担忧是很有道理的。对于中国来说，这么多的外汇储备和投资都在美国，尤其是三月份美联储还购买了这么多的公债和其他类型的债券，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如果一个政府通过它的财政部发债，同时又由中央银行购买这些债券，这一运作流程完全是在印钞票，让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为美国的货币、金融政策承担风险。所以，3月份中国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也是很应该的。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6-1 09:36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6-1 09:40 标题: 危机底部——中国的抉择与出路(26)

内需增长当然是补充外需不足的一种重要方式，但从中国的体制来看，只要中国经济还是以国有企业、国有资产为主导，经济增长就还是会靠制造业、工业基础设施和投资来拉动。国内需求短期内可以继续上升，但最终不可能取代出口，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而且，我认为，接下来美国经济复苏很快会为中国的出口提供新的需求空间。美国经济走向也许是判断中国经济复苏时间和速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人们很熟悉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储蓄率很高，但其实并不是民间的储蓄率高。中国民间储蓄率水平跟东南亚其它国家差不多，这些年储蓄率的增长主要靠政府和企业储蓄。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储蓄，近年来增长很快，这是因为绝大多数国企的利润没有分红和上缴，他们把赚的钱留下来做投资，投资之外的资金存在银行。而这些企业所进行的投资，大多是工业项目，带来产能的持续增长。

从收入分配来看，企业产权和资产升值所带来的收入并没有流向民间。国有企业和民间收入和财富的差距进一步恶化，会带来很多负面效应。在我国的经济结构中，国家资产升值和国有企业的资产收入，不会反映到老百姓家庭的消费、投资预算中去。这是长期以来，中国内需潜力增长有限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尽管目前出口拉动的模式已经几乎走到头了，但制度安排决定了中国未来还是要靠出口。而且，美国采取了这些经济刺激措施以后，中国的制造业也可能较快地受益。从3月份到4月份，美国消费者的信心指数翻了50%，这对于中国的出口行业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和积极的变化。如果消费者信心指数上升的趋势再继续几个月，中国出口企业的定单也会相应增加。但倘若由此放弃改革，延续出口依赖的经济模式，是得不偿失的。这次金融危机应该让更多的人意识到，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政策制定者在实施刺激方案的同时，也需要关注体制和结构的根本性改革。

《21世纪》：危机使很多人对美国的自由市场制度产生了怀疑，认为政府管制是更优的模式，您如何评价？

陈志武：现在危机没有完全结束，很多人都在讨论新的凯恩斯主义抬头，美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制度终结之类的话题。其实，这种言论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经出现过，而且比现在还更有挑战性。1930年代和1940年代，苏联和美国搞竞赛，一边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大萧条，另一边则是苏联高速的经济增长，对市场经济的挑战性言论显得更加有说服力，以至于从那以后，很多国家都争先恐后地进行了社会主义和国有经济的发展；但到了1970年代，由于国有企业的亏损，很多国家都出现了财政危机；1980年代，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进行了私有化改革，逆转了二战以来的一系列集体化、国有经济发展的举措。

市场化、私有化改革持续了30年左右。现在我没有想到的是，人们的记忆力竟会如此短暂，这样一场危机就让人们重新走入到二战前后的思维当中去了。特别是很多人据此反对中国正在推进的市场化制度，认为政府管制的经济模式更好。我却认为，中国过去30年之所以有这样快速的经济增长，恰恰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过去的三十年，中国本身朝着市场方向迈进了很多，政府尽量地把经济事务交给市场。市场化进程才是中国过去30年增长的一个根本原因和推动力。既然中国的经济崛起靠的是市场化改革，为什么今天我们反而说市场不灵了，政府应该更多地干预呢？难道我们要逆转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这恰恰说明这些人对于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并不理解。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变化如此之大，增长如此之快，以至于很多人根本不了解背后的原因，也照样可以享受到市场经济的好处。这本身就说明市场化是多么奇妙啊。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5月31日，周慧兰、曹理达北京报道)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7-7 09:07 标题: 破解全球经济危机的理论探索(27)

世界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调整

作者:厉以宁

〔摘要〕从一种体制转换成另一种体制，称作制度调整。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引起了西方各国人民对自由市场经济机制和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新的思考。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欧国家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速度在经历了几十年间或快或慢的进展后，从现在起速度有可能逐渐加快，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刚性或不可逆性也会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可以作出如下的推测：在这次全球严重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的制度调整会以比以前更快的速度进行，而且制度调整的刚性或不可逆性也会比以前表现得更加突出。不管从2008年起西欧国家是转入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第三阶段的开始，还是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第二阶段的延续，资本主义制度调整都将持续下去。这就是对今后较长时期我们可以作出的判断。

〔关键词〕世界经济危机；世界金融危机；资本主义；制度调整；体制置换；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混合市场经济体制；美国；西欧

      一、制度调整的含义


      制度调整和制度更替不同。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被另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所替代，称作制度更替。而在一种制度之下可以有不同的体制，不同的体制代表着该种制度下不同的治理方式和不同的经济运行方式。从一种体制转换成另一种体制，称作制度调整。

      制度调整是在同一种制度之下进行的。体制转换了，但制度并未改变，这种变化只不过是制度本身的一种调整而已。从制度调整的角度考察已往的历史，我们可以对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变迁以及历史的连续性等等有新的认识。〔1〕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同样存在着制度调整的过程。资本主义制度同样会有不同的体制。不能认为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的体制同一二百年前的体制是一模一样的。资本主义制度自从确立以来，体制也在不断变化。但资本主义国家的体制的变化不等于资本主义制度不再是资本主义制度了。“能不能作这样的思考：资本主义制度依然是资本主义制度，但同19 世纪相比，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体制却改变了，转换了，从而在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延续下来了。”〔2〕

      在西方国家确立资本主义制度以后，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展，不断遇到新的问题，也不断产生新的矛盾和新的社会冲突，因此资本主义的制度调整一开始是带有自发性的，即主要来自民间。当然，即使来自民间的、自发的制度调整，最终仍需要由政府予以肯定，由议会制定法律，但这并不是否定民间行动的积极意义，例如，企业制度的完善、市场信用体系的建立、社会公益事业的开展等等，都属于制度调整之列，但都是民间自发调整在先，法律制定在后。又如，全民普选制度的实现和民党通过公开竞选方式组成政府，以及选民对政府官员行为的监督等等，情况也如此。这些制度调整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已陆续实现了。

      然而，对资本主义制度调整起着更大推动作用的事件则是1929 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和持续。在当时严重的经济危机冲击下，失业人数激增，社会动荡加剧，社会上要求政府对社会和经济承担更多责任的呼声大为高涨。西方国家的政府从这时起相继采取了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措施，如干预经济以增加就业，关注民生问题以缓解社会矛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一些西方国家在维持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和推行社会福利政策方面采取了比较有力的措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半个多世纪内，西方国家的经济从总体上说是平稳发展的， GDP逐步增长，人均收入也随之提高。尽管各国的经济增长率有高有低，各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有所差异，各国资本主义的制度调整进度也有快有慢，但各国社会基本上都能够接受制度调整的现实，使得资本主义制度依然存在，制度调整的结果也继续存在，并被一些国家的法律固定下来了。

      二、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引起的西方各国人民的思考


      2008年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并且很快就影响到实体经济，西欧国家也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波及。这是自1929 - 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未曾发生过的社会经济大震荡。这场由美国开始并把西欧国家席卷在内的严重经济危机，使西欧各国的政界和经济界人士感到震惊。为什么这次由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来势这样迅猛？影响面这么大？为什么经济平稳发展了这么多年一下子会受到这样严重的冲击？为什么政府事前未能察觉并采取措施制止？总之，究竟是哪一个环节出了差错？还是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出现了问题？对此，有些人甚至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出了问题。

      经济学家对于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有过各种各样的解释，但这些解释大多只涉及表面的问题，而没有进入深层次去探究危机的根源所在；有些解释至多也只是提出一些应急的、救市的措施，而没有从制度上、体制上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这一方面会引起人们的不满，另一方面却引发人们作较深入的探讨，为资本主义制度寻找出路。有关金融危机引起的思考，在西欧国家比在美国更有市场，更有民众的响应，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调整方面，西欧总是走在美国的前面，西欧各国的一些政党和职业政治家们所考虑的制度调整问题要比美国一些政党和职业政治家所考虑的更深刻。西欧各国一些群众团体在资本主义制度调整方面似乎也比美国一些群众团体更加激进。因此，尽管这场金融危机并非起始于西欧，而且除个别国家以外，一般西欧国家所受到的来自美国金融危机的打击并不比美国厉害，但西欧社会对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反思却远远走在美国的前面。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7-7 09:12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7-7 09:14 标题: 世界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调整(28)

严重的金融危机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所引起的思考，首先在于对自由市场经济看法的进一步转变。回顾70 多年前， 1929 - 1933 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曾经导致人们对完全自由市场经济产生怀疑，而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既认为是对自由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缺陷的一种补充，也认为是更好地贯彻亚当·斯密经济学理论的必要手段，因为亚当·斯密在论述自由市场经济作用的同时，也分析了社会正义和公平的问题。依赖于政府的调节，不仅不会阻碍自由市场经济目标的实现，反而会使这一目标的实现具有可能性。正因为社会上有越来越多的人的观念发生了上述变化，所以才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初期西欧社会、政治、经济中的一系列变化，如国有化的试验、政府经济计划的实施、政府加大对低收入家庭的补助等等。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制度调整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关于这一点，西方经济学界并不否认。

      然而，也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从20 世纪50年代起，由于美国经济的繁荣和西欧主要国家经济的恢复增长，再加上西欧的国有化试验未能取得预料中的成效，经济中明显地出现了效率下降、创新动力减退等现象，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初期的社会改革情绪也有所降低，但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势头并没有停止，因为20世纪60- 70年代出现的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如环境恶化、地区收入差距扩大、青年对教育制度不满、种族歧视再度引起社会关注等等问题，进而推动着资本主义制度调整，使得西欧国家在社会政策上也有相应的转变，即比过去更加关心国内社会矛盾问题的缓解。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西欧国家，政府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并没有减弱，而是在继续加强。主要表现于对环境保护、环境治理的重视，对社会保障事业的注意以及对人权状况改善的关切等等。这些都反映于若干政策的重新制订和修改上。

      2008年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对西欧经济造成的冲击和由此发生的银行倒闭、企业亏蚀、失业人数增加、房价下跌、股市低迷等问题，引起西欧国家一些人的忧虑，进而对自由市场经济机制和资本主义制度调整有了新的思考，从而会进一步影响政策的调整。

      思考之一：为什么西欧经济会这样快地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除了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以后美国和西欧国家在经济上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而外，是不是也与西欧国家本身经济和金融业的明显缺陷有关？

      这里所说的西欧国家经济的明显缺陷，主要反映于西欧经济对美国的依赖性过大；西欧各国金融业的明显缺陷，主要反映于西欧各国金融业同美国的金融业一样，缺少必要的监管，听任金融机构为了盈利的目的导致金融泡沫滋生，以至于一旦发生资金链断裂便全盘陷入困境。这样，在下一步的资本主义制度调整方面，应当加强对金融的监管，从制度上保证金融的平稳运行，防止信贷失控，防止资产泡沫、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的出现，而且在一旦出现泡沫苗头的时候，政府应当加大干预力度，及早化解金融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为此，应当建立有效的金融运行预警机制，以免在问题越积越多、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再着手干预，从而可以避免更大损失的发生。

      思考之二：为什么西欧经济会过度依赖美国经济，以至于美国金融和经济一有风吹草动，便迅速使西欧金融和经济受到牵连？这被认为由三个原因造成。

      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形成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以美元为中心的体系，西欧各国都必须依靠美国和美元的流入以振兴战后的经济，从而美元的霸主地位得以长期存在，美国经济从多方面影响着西欧经济。

      二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冷战格局的形成，西欧各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必须依靠美国，同美国紧紧地联结在一起，承认美国的霸主地位。这是不以西欧各国政府意志为转移的冷战格局的产物。尽管到了冷战后期，西欧一些主要国家的经济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社会上要求西欧国家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主要地位的呼声日益高涨，但西欧国家的历届政府仍然无意于摆脱这种战后初期形成的冷战格局。冷战结束以后，形势有所变化，西欧国家对于如何处理今后同美国的关系也产生了分歧，有些国家的自主性加大了，有些国家仍同以前一样，但从总体上说，西欧同美国的关系变化不大。这就是现状。

      三是西欧各国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国情不同，经济结构也各不相同，这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它们各自同美国经济的关系。美国对西欧的投资、同西欧的进出口联系，以及股权的相互渗透，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不同的西欧国家，因此，美国经济的波动必定通过不同渠道传递到西欧国家。相对于美国而言，西欧国家一般都是较小的国家，即使像英国、德国、法国这三个西欧最强大的国家，同美国相比仍相当逊色。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经济实力的距离使得单个西欧国家不可能同美国抗衡，更说不上同美国较量或一争高下了，所以只有走经济联合起来的道路。然而，尽管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欧一些国家即尝试着走联合的道路，直到如今，它们在联合方面已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西欧各国之间矛盾很多，对统一的对内对外政策经常出现分歧，加上各国经济结构不一样，经济发展程度不一样，往往抵消了合作的努力，所以仍然无法同美国抗衡。这也是不能不承认的事实。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7-7 09:17 标题: 世界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调整(29)

根据以上的分析，既然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不是一下子就能改变的，从政治上考虑西欧各国即使同美国的利益不尽一致但也不能不保持紧紧依靠美国的现状。西欧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都不如美国，而联合起来一致行动又因内部矛盾重重难以协调。所以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西欧各国政府更多考虑的是如何救市，如何向困难中的银行和大制造业公司注入政府资本，以帮助它们及早摆脱困境。改变世界货币体系或重建国际经济新秩序之类的大问题则只可能进行意向性的争论、探讨和谈判，在短期内不可能取得重大的进展。争论、探讨和谈判还将继续，而且西欧某些国家的政府也开始认识到，要改变世界货币体系或重建国际经济新秩序，不能缺少新兴大国的参与，同样也不能没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这就给西欧国家以启示：在今后国际经济的交往中，不仅需要有西欧各国在现有联合行动基础上的进一步内部磋商，解决分歧，同时也需要同新兴大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强合作，使世界货币体系逐步走向多元化的格局。

      思考之三：为了拯救陷于困难之中的西欧各国银行和大制造业公司，政府的注资行为看来已成为一项救急的政策措施。这是对现有自由市场经济机制的补救，同时也是对下一步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推动。国家在包括西欧和美国在内的西方经济中的作用增强了，政府所承担的经济调节职能加大了，但政府注资于私营大银行和私营大公司的措施会引发如下两个问题：

      第一，政府注入的资本归根到底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的钱为什么要帮助私营大银行和大公司呢？当初，如果这些私营大银行和大公司的资本家不是那么贪婪，那么疯狂追逐暴利，现在会陷入危机之中吗？私营大银行和大公司的资本家之所以陷入危机困境，这是自作自受的结果，为什么要用纳税人的钱来帮助他们呢？但主张政府注入资本挽救私营大银行和大公司的人则认为，注资并不是单纯地拯救这些私营大银行和大公司及其投资人，总的说来是拯救西方经济，使国家经济得以走出萧条，使就业者保住工作岗位，使纳税人受益、使国家受益。这场争论看来是后一种意见逐渐占了上风，实际上却又反映了另一个值得西方社会各界思考的问题，即为了拯救资本主义制度，拯救美国和西欧各国的市场经济制度，这样做，值不值得？有没有必要？较多的人仍然认为市场经济制度是值得保留的，资本主义制度虽然需要调整或改革，但并不是想用社会主义制度替代资本主义制度，而是想用社会主义的某些做法弥补资本主义制度的不足。这种态度实际上同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态度是一样的，即资本主义制度在经历调整、改革之后依然保留下来，但使之更适合新的形势的要求。

      第二，尽管西方国家的政府领导人主观上并没有想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但由于加大了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力度，尤其是国家向私营大银行和大公司注入了巨额资本，使它们成为国家参股、甚至控股的企业，有人说，其结果会不会出于西方国家政府领导人的预料而把国家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上去？然而，社会各界的看法不一定认同这种预测。理由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某些西欧国家曾经这样做过，以至于被认为是在转向社会主义，但结果并非如此，因为这些做法都属于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范畴，即使西方国家采取了这样一些做法，经济中多多少少发生了一些变化，但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之下实现的，资本主义制度照样存在，仍同以前一样运转。理由之二，加大政府干预力度和向私营大银行、大制造业公司注入国家资本的措施，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西欧国家，尤其是英国工党执政期间，都有过类似的做法，但根据这些西欧国家的经验来看，很可能是临时性的、应急的措施，或者是并不成功的经验，等到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以后，这些国家又会逐渐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重新把自由市场经济奉为准则。至于国家投资所拥有的企业中的股份，会被部分售出或全部售出，即实行所谓的“非国有化”。〔3〕这些经验清楚地表明，在危机来临时西方国家所采取的加大政府干预力度和向私营企业注入资本的措施，包括某些企业、甚至某些行业实行“国有化”的措施，并不等于这些西方国家从资本主义制度转向了社会主义制度。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7-7 09:18 标题: 世界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调整(30)

三、资本主义进一步实现制度调整的可能性

      2008年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经济危机，至今仍在继续深化之中。对于危机可能带来的后果之一，是否可以作出如下的判断，即资本主义进一步实现制度调整的可能性增加了。

      要知道，尽管包括美国和西欧各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政府领导人，主观上想早日结束经济衰退，稳定社会，使经济能够较快地转上复苏的轨道；并且，尽管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采取了加大政府干预力度和向私营企业注入资本的措施，但他们并不想使自己的国家转入社会主义的轨道。这一动向是十分明朗的。但这里还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一个问题是西方国家，尤其是西欧某些国家的中低收入阶层民众是怎么想的？他们会怎样看待本国政府应对当前经济危机的政策措施？另一个问题是西欧某些国家的左翼政党是怎么想的？他们在未来的大选中会提出什么样的纲领、主张，以争取选民的支持？为什么这里只提西欧某些国家而不提美国，是因为社会党人在西欧社会一直有着很大的政治影响，社会党与保守的政党之间的角逐可说势均力敌，交替执政的情形屡见不鲜，而不像美国那样社会党势力(不管它们以什么名义出现) 很难成气候。

      下面先讨论第一个问题。西方国家，尤其是西欧某些国家的中低收入阶层是怎样想的？又是怎样看待本国政府应对危机所采取的措施的？

      如上所述，尽管政府应对危机的措施不是社会主义措施，但在西欧国家，中低收入阶层长期以来认为社会党所倡导以及执政期间所推行的福利政策等等，就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政策，所以中低收入家庭认为西欧国家在经历这场严重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之后转向社会主义是值得欢迎的。这样也就在政治上产生了双重的后果：一方面，政府进一步采取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阻力会减少，获得的支持度会增大，从而使进一步的制度调整进行得比较顺利；另一方面，既然中低收入家庭认为这些政策措施是转向社会主义的政策措施，这就增加了进一步向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刚性或不可逆性，从而使得西欧国家在金融形势和经济形势好转之后试图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度或试图撤出国家对私营大银行、大公司的注资时，会受到来自中低收入家庭和社会各界的压力，甚至会引起政治上的风波。目前虽然看不到这种迹象，但未必以后不会出现政治上的动荡，未必以后在大选中政党之间不会就此发生激烈的争辩。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欧国家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速度在经历了几十年间或快或慢的进展后，从现在起，速度有可能逐渐加快，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刚性或不可逆性也会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因此，可以作出如下的推测：在这次全球严重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的制度调整会以比以前更快的速度进行，而且制度调整的刚性或不可逆性也会比以前表现得更加突出。

      进一步分析，能不能作出如下的推测：在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确定以后，资本主义的制度调整就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在经历了19 世纪和20世纪初期之后，自由市场经济的作用到1929 -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前夕已经达到了顶点，越过这个顶点，自由市场经济的作用受到普遍的质疑，因为世界经济危机表明了自由市场经济作用的局限性，从此西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便有了合理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欧国家的议会先后用法律形式使得政府的经济干预具有合法性。隔了半个多世纪的今天，当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降临，在西方各国普遍遭到打击的情形下，自由市场经济的作用又一次受到质疑，于是就有了政府加强对经济干预和国家向私营大银行、大公司注入资本的呼声，并相继在西方各国成为具体措施。如果以1929年为分界线，把1929年以前的资本主义和1929年以后的资本主义看成是两种不同体制之下的资本主义，即1929年以前的资本主义可以称为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本主义；1929年以后的资本主义可以称为混合市场经济(或者像德国经济学界经常采用的“社会市场经济”) 体制下的资本主义。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本主义的特征，一是反映于自由市场经济运行基础上国家的干预力度增大了，政府在认为必要时对经济进行的调节力度加强了；二是反映于私营经济为主的条件下国家对经济的股权参与或国有化比重增大了。而这两个特征中，在美国主要以第一个特征为主；在西欧一些国家，两个特征是并存的，甚至是并重的。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7-7 09:20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7-7 09:24 标题: 世界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调整(31)

从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角度来看，制度调整实际上就是体制的转换。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本主义转到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本主义，并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但体制却转换了。中低收入阶层的倾向性和他们在大选中的作用，是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推动力。

      再讨论前面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在西欧某些国家，左翼政党是怎样想的？他们在未来的大选中会提出什么样的纲领、主张，以争取选民的支持？

      要知道，今天西欧国家的左翼政党在相当大程度上已经不同于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前期西欧国家的左翼政党了。当时仍处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资本主义时期，西欧国家的社会党奉行的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学说，打出“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以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作为政治目标，而社会党的支持者一直以工会会员为基本队伍。〔4〕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社会党的基本队伍逐渐转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人权主义者、绿色运动的活动分子，当然也有一部分产业工人。不仅如此，社会党的纲领也在变化之中。例如，在欧洲所有各个社会党中间，最有影响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它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开展了一场大争论，争论的中心是：保留数十年来一直沿用的“民主社会主义”概念，还是改用“社会民主主义”概念？〔5〕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看来， “民主社会主义”的主体是“社会主义”， “民主”则是形容词；而“社会民主主义”的主体则是“民主主义”， “社会”则是形容词。〔6〕这一动向是值得注意的，意味着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和政策的调整，即已不再把“社会主义”作为目标，而是把“民主主义”作为目标了。〔7〕

      这场争论显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进程中，包括社会党在内的西欧国家各个政党从总的说来都接受了资本主义制度调整这一事实，各个政党的差别主要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力度够不够大，调整的范围够不够广，还有哪些方面应该及早调整而没有调整，等等。几乎没有哪一个党是不同意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因为不同意资本主义制度调整，在选举中将失去选民的支持。在这种形势下， 2008 年世界经济危机对西欧社会经济的巨大冲击不可避免地会对西欧国家今后的政党活动和竞选纲领产生有力的影响。社会党，无论是作为执政党还是作为在野党，都会把继续推进资本主义的制度调整当成是争取选民的纲领性目标，其中将包括下列措施，如加强对私营银行和私营大公司的监管，建立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预警机制，扩大有利于低收入家庭的福利保障，在教育、医疗卫生、就业、老年福利方面继续进行改革，以缩小社会的收入差距，等等。尽管这些依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进行的，但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制度调整将被继续推进。在今后的大选中，西欧各国的左翼政党看来不会忽视继续推进资本主义制度调整这一可以争取选民支持的纲领，不管它们能否成为执政党，都将使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速度加快。

      如果把19世纪后期到1929年之间的资本主义制度调整(尽管这时的资本主义制度调整只是零星的、局部的) 称作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第一阶段，把1929年以后的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称作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二阶段的话，那么能不能把2008年看成是另一个分界线呢？也就是说，主要对西欧国家而言，能不能把2008年以后称作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第三阶段呢？

      现在作出这样的预测肯定为时过早：一是由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刚刚发生，现在还难以预料2009 年是否已到谷底， 2009 年会不会出现转折，由萧条转向复苏，而且危机给西欧社会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二是由于目前西欧国家为了应对危机而采取的救市措施是否见效，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的观察才能得出结论，特别是还有没有后续的政策措施，如果有的话，究竟是哪些后续的政策措施，这同样需要经历较长的时间才能对后续政策措施的效应，尤其是它对西欧社会经济的影响作出判断。因此，现在还只能处于观察阶段。经济学家的预测仅仅是一种预测而已。

      在这里，有必要重提本文一开始就已阐述的论点，即资本主义制度调整始终是资本主义框架内的制度调整，或者说，始终是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体制改革、体制转换，这种体制改革、体制转换的目的无非是为了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使它更适合当前的形势，使社会矛盾不致激化，以及更顺应社会各界的要求。不改体制，制度难以继续维持；改了体制，制度将继续保留下来。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实质。

      不管从2008年起西欧国家是转入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第三阶段的开始，还是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第二阶段的延续，资本主义制度调整都将持续下去。这就是对今后较长的时期我们可以作出的判断。

文章出处：「社会科学研究」( 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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