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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智库面临巨大挑战 [打印本页]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28 09:03 标题: 中国智库面临巨大挑战

中国智库锋芒待砺：各种类型智库缺陷日渐明显

作者:王健君韩冰

　　思想库(thinktank)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独立于政府决策机制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是政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在社会发达国家,思想库已经成为影响政策决策科学化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和社会发展进步的大潮，当代中国各个层面和领域对决策咨询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尤其是在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进程中，直接促进了形形色色的智库在中国蓬勃而起。这后面的一个深刻背景就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开始逐步进入了知识产业大发展的时代。但是，面对这样一场巨大的社会发展和知识需求相互激荡的变革，今天中国智库的发展并没有做好体制准备，智库研究的水平和对服务需求满足的差距，使得无论是作为需求方的各级政府和企业机构，还是作为供给方的各类智库机构，尚未在其间形成较为完善的现代智库运行机制，直接促成了眼下中国智库数量庞大而鱼龙混杂的局面。

多视角看中国智库

　　这的确是一个硬梆梆的现实，我们在调查中看到，不少智库，无论是官方型还是民间型，由于研究经费的短缺和管理制度的错位、缺位、无序而惨淡经营；面对各种不同目的和利益取向的资金诱惑，一些智库在独立研究和社会公正面前为“五斗米折腰”……

　　这个时刻，我们需要批判的不是中国智库“泥沙俱下”的发展现状，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在智库研究这个既有政治属性、社会属性又有市场属性的特殊行业，一方面，作为决策咨询产品的提供者，中国智库需要重建自己的社会担当；另一方面，作为主要管理者和主要需求者的政府，应该从国家精神和软实力的高度重新审视过去偏于物质生产的发展模式，重视且积极推动中国现代智库战略力量的发展。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智库锋芒的磨砺和破空而出，既需要中国智库自身的努力，更离不开国家决策部门建立在对其重视和信任基础上的强力支持和需求驱动。□(文/王健君）

　　正如伟大的决策还需要政治家的决断一样，一国智库的繁荣和强大也离不开国家决策部门建立在对其充分重视和信任基础上的支持和需求

　　“联合国不行了，八国集团的能力也越来越有限，中美应该联合起来有所作为。”2008年11月中旬，在华盛顿一次私下拜会中，面对奥巴马对华政策主要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俯下身子提出的这番“G2”设想，来访的中国一位高层官员颇为惊讶。无论这位美国智库界顶尖的地缘战略思想家是在试探还是心有所戚，访客和他的幕僚只能“姑妄听之”。

　　“2008年7月美国《外交》杂志突然提出的‘中美G2模式’，国内大部分国际战略研究机构普遍认为是‘无稽之谈’，或者将其猜想为一张‘有毒的馅饼’，或者不予理会。”采访中，一位知名国际问题政策研究人士很遗憾地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至少在对等的智库交流层面，对于美国高层决策咨询人士提出的这个重大战略构想，“好也罢，坏也罢，中国研究者没有做好思想准备。”

　　当然，这不算是最令人尴尬的时刻。作为政府决策思路和战略分析的提供者，近年来，中国智库在关键领域，特别是在此次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形势反转中表现得并不尽如人意。

　　比如，2007年底，中国社科院某著名经济学家还在强调4%是中国通胀承受极限、中国经济不会出现大起大落时，CPI在2个月后不但达到月度8.7%的高值，而且2008年下半年急转直下跌落到12月份的1.2%；2007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蔓延，面对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宽慰之谈，中国主流智库大部分都相信了美国金融危机“是暂时的”，甚至提出“脱钩论”，公开强调“这只是美国的问题，对中国影响不大”；2008年7月份，当国际油价将突破每桶147美元时，国内不少重要能源研究机构几乎同时跟在国外分析家后面鼓噪200美元的年终预测，而12月底每桶35美元的价格棒喝了这一切……

　　尽管类似误判和失策的根本原因不能归于智库，但中国智库在满足国家决策信息需求上的不足、缺位已是不争的事实。

　　另一方面，过去20年却是中国智库类型、规模和数量迅速扩大的“黄金时期”。其中，既有中国社科院这样门类众多、人员庞大、资源丰富的巨型智库，也有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这样天天面临生存危机的民间智库；既有军事科学院这样纪律严明的军事决策咨询部门，也有洛克菲勒中国研究发展中心这样完全由外资独立运营的研究机构；有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这样全部依靠政府基金支持的智库，也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样依靠福特基金会建立的政策咨询机构；既有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这样政策驱动型的研究机构，也有零点调查公司这样营利性的商业咨询机构……

　　据不完全统计，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已形成五大系统，共有研究机构2500多个，专职研究人员3.5万，工作人员27万。这其中除了哲学、语言和文学等非决策信息研究的机构外，以政策研究为核心、以直接或间接服务政府为目的的“智库型”研究机构大概有2000个，数量甚至超过智库发展最发达的美国(《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最新统计美国共有1777家)。

　　“在关注点上和预测中漏掉了或低估了重大历史性事件，这确实表明中国智库的发展开始面临巨大的挑战。”社科院亚太研究所研究员张宇燕向《瞭望》新闻周刊分析说，“30年来的改革开放，一个重要的伴生现象就是形形色色的智库蓬勃发展。这种现象的产生背景是，迅速且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社会的变化，直接引发了当代中国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对决策咨询的巨大需求。而根据定义，智库的基本功能就是为社会提供‘思想观念’和‘专业知识’。需求的数量巨大，需求方的层次不同，领域各异以及支付能力上的差别，客观地促成了中国智库数量庞大又鱼龙混杂的局面。”

　　他分析说，“从供给的角度看，智库的功能发挥得也远非尽善尽美，比如，对美国次贷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最初都严重估计不足。在目前的中国，无论是作为需求方的各级政府和企业与机构，还是只作为供给方的各类智库，其间还没形成一个完善的现代智库运行机制。这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当然也需要时间。”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28 09:06 标题: 中国智库锋芒待砺：各种类型智库缺陷日渐明显 (2)

现代智库进入中国

　　新年初，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历经一年调查发布了《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该报告按照自己的评判标准认为目前全球共有5465家智库。从地区看，北美和西欧有3080家，占比56.35%，亚洲只有653家，占比11.95%；从国别看，美国以1777家最多，其次是英国的283家和德国的186家。印度拥有121家智库，为亚洲最多，日本其次，为105家。中国大陆被认可的智库仅有74家。

　　这份报告以六点解释了智库快速发展的原因：信息革命，政府对信息垄断的瓦解，政策问题日益复杂和技术化，政府规模和政府官员的信心危机，全球化和国家或非国家行为的增多，及时精确信息和“正确时间用正确方式行事”的需求。这些分析事实上也很好地解释了中国智库迅速发展的原因。

　　正如二战后美国科技革命和经济空前繁荣，以及日本上世纪60年代经济迅速发展遇到国内外各种矛盾和挑战，刺激了上述两国智库机构的迅猛发展，中国现代智库的真正开端也发轫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面对千方百计重振经济、打开国门吸收先进经验和推行经济社会改革的迫切需要，国家决策层深刻认识到了决策咨询的战略意义。

　　采访中，一位原国家计委高级顾问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这种认识最初还是来自教训。”其中，对当时国家决策层影响最深刻的事件之一就是宝钢工程项目的最初决策。这一原有决策在选址、地基处理、设备引进以及经营方针等方面暴露出严重失误。

　　此事发生后，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在经济改革和决策中开始高度重视政策咨询和相关机构的发展。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制订很多改革方案，需要大量的政策智囊和分析研究者，诸如“智囊团”、“思想库”、“头脑公司”、“脑库”、“思想工厂”和“顾问机构”的概念和思路纷纷从发达国家介绍进来。

　　接受采访的一位资深智库专家向《瞭望》新闻周刊回忆说，当时中央在各部门搜集人才，开始不定期地到中南海去讨论研究，后来通过借调逐渐集聚在一起形成了研究机构，并最终发展成为现在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第一批初具现代智库意义的政策咨询机构。

　　与此同时，1983年，介绍信息革命的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中文版问世，译介西方现代思潮特别是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的《走向未来丛书》出版。这一本译著和一套丛书将“知识就是力量”的智库思想大范围地传播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

　　由此，就在上世纪80年代开放中国对现代智库初识阶段，迎来了中国智库发展的第一波“活跃期”：一方面，百废待兴之下，大量的知识分子进入国家政策部门甚至中南海参与决策制定和咨询，推动了现代智库在官方层面的形成，比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另一方面，其中一部分优秀人士又抱着创建独立思想库的热情，从国家政策研究部门走出来，“下海”组建了中国第一批民间智库；而且体制内外也联手互动，比如1989年2月，由马洪、李灏、陈锦华、蒋一苇、高尚全等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和企业家自愿联合发起成立的综合开发研究院。

　　对此，有民间智库研究者对《瞭望》新闻周刊解读说，“智库的出现是时代的产物和需要，它不是几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与国家发展、改革内容与阶段密不可分，更与其自身发展规律分不开。”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28 09:08 标题: 中国智库锋芒待砺：各种类型智库缺陷日渐明显 (3)

　世纪之交的分野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邓小平南方谈话启动了新一轮改革开放，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民营企业遍地开花，国企改革全面拉开，加上开放进入“入关”谈判新阶段，驱动中国智库不再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仅关注国策研究，而是进入多元化和多领域发展阶段，其中既有学术研究、政策分析，也有企业咨询和商业规划等。

　　比如，1992年，原隶属于海南省政府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退出事业单位，走上社会化运行的道路；当时被经济学界称为“京城四少”之一的樊纲，依靠中国改革发展基金会，成立了半官方的国民经济研究所；林毅夫离开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靠福特基金会资助在北京大学创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对国内智库长期跟踪研究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认为，也正是在这个被称为中国智库“第二个活跃期”的历史阶段，中国智库研究的类型开始初步分野。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按照中国现有法律法规的界定，中国逐步分化出了四种智库类型：

　　事业单位法人型，指在具备法人条件的事业单位中，专门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的机构。例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社科院；企业型，指那些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政策问题咨询机构，如零点调查公司；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型，指专门从事政策的研究和咨询工作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如天则经济研究所；大学下属型，是指隶属于大学的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的组织，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国情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等。

　　在他看来，“事业单位是中国特有的一类独立法人组织，由于它们从经费和人事上并没有和政府完全分离，所以我们把事业单位型智库认为是半官方智库，将其他三类智库称为民间(或非官方)智库。”

　　这其中，发展速度最快的要数薛澜所定义的后三类智库构成的民间智库，尤其是大学下属的智库。随着1993年和1998年国务院和教育部分别启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211”工程和“985工程”，国内重点建设大学纷纷成立了众多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从海内外吸纳了各种学科人才，通过研究政策问题、向政府部门汇报研究成果、公开发表文章出版著作，积极推动其在国家和社会层面发挥决策咨询影响。

　　比如，1999年，在海协会前会长汪道涵和国务院新闻办前主任赵启正支持下，清华大学引进新华社高级记者李希光等人才群，成立了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期间，该中心密切参与政府“软实力”和国家形象研究，与国务院新闻办共同开创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发挥了智库作用。类似的案例同样发生在其他国内重点院校。

　　进入21世纪以来，在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矛盾凸显的关键时期，中国智库发展进一步得到了国家高层领导的关注和重视。2004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明确指出，“要使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2005年5月19日，胡锦涛同志专门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工作汇报，强调要“进一步办好社会科学院”。

　　尤其是2006年11月9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首届智库论坛和次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二届智库论坛，显示出中国智库开始寻求摆脱被动角色，有了自主发展的新气息。对此，薛澜认为，中国智库和政策过程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可以预计，随着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越来越复杂，中国政府也越来越重视决策咨询工作的开展，中国智库在中国政策过程中的作用将更加突出，，从事智库和中国政策过程关系研究的学者和机构将越来越多。

　　但是，不能不承认，仍然处在变革中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决定了中国智库在新旧体制转换中呈现出“泥沙俱下”的状态。尤其是在利益分层日益明显的社会背景下，天然与利益游说和政策影响难以分割的智库，面对生存现实和独立研究的构成的矛盾冲突，不可避免会发生难以预料的变异和分化。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28 09:12 标题: 中国智库锋芒待砺：各种类型智库缺陷日渐明显 (4)

打开的“潘多拉盒子”

　　2008年3月20日，北京长安街东方君悦大酒店，美国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举办了盛大的招待会，欢送已经在中国工作9年、即将离开中国的首席代表华安德(AndrewWatson)。有媒体在报道中对此评价说，“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和公益界求‘钱’若渴的时代，这是他连续9年连任三届‘首席代表’的必然结果。”

　　一位参加了这次活动的国内某知名政策研究所负责人在采访中向《瞭望》新闻周刊回忆说，整个招待会大概邀请了40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来自于中国各重要部门，也有科研、教学和政策咨询部门的知名专家学者，同时他们过去也都接受过福特基金会各种形式的资助。“参加者人数如此之多、层次如此之高、学科范围如此之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尤其让这位经常参加高规格会议的人士震撼的是，据说，福特基金会自1988年在华活动以来20年，花费了大概4亿美元，“也就是说，仅用4亿美元就获得了对中国学术界如此规模的影响力。”在他看来，中国现在每年在贸易上有数千亿美元的顺差，但在学术和政策影响方面则存在着巨大的逆差，“对此我们得好好算算账，这对整个中国未来的发展，包括智库的观点、影响力，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太重视看得见、有形的、物质的东西了。”

　　对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学院经济安全中心主任江涌也深有感怀。他从体制上为《瞭望》新闻周刊分析了中国智库发展面对的社会局面，“过去30年来，中国智库大部分依然是官方和半官方的事业单位研究机构，遭遇到的最大的现实就是事业单位改革的影响。这个过程中，受过去国家财力薄弱和侧重于物质建设的政策环境，不论是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还是大学研究机构，都出现了管理混乱和经费困难的问题。”

　　“其中，最令人尴尬的就是经费。由于一个时期相对忽视社会科学研究的财政投入，加上财力不足，许多单位不得不在市场化大潮下自己找食吃。”在江涌看来，接受和寻找外部资金甚至海外机构和跨国公司赞助资金，已经成为很大一部分中国智库当前谋生存的主要手段，而弊病就是“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

　　这种背景下，大量海外基金会和在华跨国公司也利用和借助中国智库经费短缺的薄弱环节，纷纷进入中国智库运行体系。某官方智库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自己去日本100多次，所有的经费全都来自日本方面，没有一次是自己掏钱，而且也掏不起。另外，据《瞭望》新闻周刊从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了解到，某中央级政策研究机构主管的基金会和某部门级外交政策研究机构，其将近50%的资金来自外资。“尽管不能说这些智库拿外面的钱就一定替人家说话，但多多少少受到影响是不可避免的。”江涌说。

　　《瞭望》新闻周刊在调研中发现一家半官方研究机构，其经费来源中来自主管单位的资金只占2%，委托课题费用占27%，相比较，一家美国慈善基金和一家德国跨国企业的资助共占63%。其负责人说，面对生存现实，接受外部资金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他也承认，为保持研究的独立性少受影响，该机构最多做到不碰与两家外资利益相关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是管理。江涌说，中国许多事业单位编制的智库机构，可以说是“有组织、无纪律”，“尽管接受政府管理和支撑，具体工作中几乎是无约束运行，没有明确的管理制度，政策研究没有指导思想和立场，不知道为谁服务。”

　　其结果，外部资金进来的同时，乘机也将国外的评价标准和价值立场引了进来。表现最突出的就是，中国社科研究机构和大学研究机构的学术评价机制和激励考核机制，几乎全面追随西方体系。比如，一个研究者和研究机构的评价标准，往往与其在国外刊物发表文章多少、参加多少次国外会议、在海外机构受邀担任什么职务等挂钩。

　　“国外的经济理论，是以欧美为基础的，他们的市场经济是什么情况？我们的市场经济是什么情况？不可能相互套用。中国的经济学研究、经济政策研究以及政策建议，必须有中国特色。”采访中，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黄卫平对此非常担忧，“我们的研究机构应该学习先进经验，但完全用西方价值标准指导中国的政策研究，长此以往，负面影响是很可怕的。”

　　黄卫平举例说，自己曾经接触过美国某基金会，“最早是在经济学方面合作搞短期培训，随后是一年制硕士班，后来就提出要资助研究。我们感觉其战略开始转变，急于影响中国政策的制定。我坦率地跟他们讲，不要想这个事情，中国政策有中国政策的脉络，你想影响，哪那么简单？”

　　也因此，许多国内关键部门在制定政策过程中，为了防止泄密和干扰，在选择政策咨询机构方面越来越谨慎，表现就是，一方面对许多智库的信任度在降低，另一方面控制决策信息数据。

　　这样的结果有可能让许多智库拿不到关键信息和数据，做出的政策研究往往被认为质量水平低下，决策部门越来越不愿意看，进而更加不信任，形成了严重的恶性循环。于是，逼得许多研究者到报纸上写文章，批评不到位又加剧了和决策部门之间的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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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28 09:17 标题: 中国智库锋芒待砺：各种类型智库缺陷日渐明显 (5)

　　同时，《瞭望》新闻周刊也了解到，中国智库在向政府部门提供政策研究服务过程中，面对部门利益，也遇到“拿人家手软”的尴尬。一位承接某部门一项改革方案研究的课题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我们一开始本着独立研究做出方案，但他们领导看后不满意。为了完成课题，我们只好不断修改数据，直到符合他们领导的意思。”结果同样损害了智库的声誉和发展空间。

　　面对这一切，经常接触国际智库研究机构的江涌认为，“中国智库其实在研究水平和对战略问题的把握和分析上，与国际顶尖智库差距不是很大，个别领域研究还一直走在前列，关键是体制不顺，经费不足，管理无序，尽管数量和规模在不断扩大，但一直没有形成一个良性的生存发展环境。”

亏空的“软实力”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国内各种类型智库的缺陷已经日渐明显。

　　一些官方智库体制内的生存模式，摆脱不了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的双重角色，由于其生存发展受到上级主管部门影响，怎样提出最科学的研究成果就不一定是其考虑的重点，更多承担了对政策维护和解释功能。

　　大学智库那种象牙塔式的研究成果与社会实践往往存在一定的差距，加上政府本身对自身决策咨询机构和官方智库的信任和依赖，多数大学智库对政府决策部门而言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

　　民间智库批判手段的不当运用是造成其生存发展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导致其与政府之间缺乏正常通畅的对话交流机制。

　　“中国智库的这些缺陷严重影响了现代智库应有的社会功能发挥。”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在“中国软实力发展战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中发现，中国智库在社会功能发挥上的缺陷，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中国软实力的建设和国家形象的正面传播。

　　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说，现代智库应该发挥的作用表现在，建议与参与国内政策的形成；参与设定全球性议程的形成；创造能转变为政策的新思想；为政策建议提出政策论点和论据；具备出思想的人才、经费、与政府的沟通渠道、变思想和建议为政策的机制，“这些内容相当程度上构成了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但我国智库在这些方面都做得很不够。”

　　反映到软实力的建设上，就是议程设置能力和话语权的弱小，难以与活跃在全球政治经济社会诸多方面的西方智库相匹敌。这方面集中体现在2008年的西藏“314”事件、西方抵制北京奥运、北京举办奥运三个典型案例中，我方发言的权力被剥夺，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界更没有自己的声音，无力运用设置议程，丧失了“自由”、“民主”、“人权”的定义权和使用权。而历史多次证明，谁拥有“自由”的定义权和使用权，谁就获得了设定议程的能力。“中国的话语总是被西方牵着鼻子走，总在回应西方政府和媒体，总在为自己辩护。”李希光说。

　　反映在国家形象传播上，就是信息被扭曲而全面失真。李希光举例说，中国的国内政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代表大会、民主协商，到国外却变成了没人权、没自由、政治不透明；经济政策是经济改革、可持续性发展和环境保护，到国外也失真为受管制的市场经济、破坏气候和不鼓励竞争；外交政策是睦邻外交，在国外被歪曲为支持失败国家、非洲新殖民者、威胁日本……“在西方，政府的政治理念、核心价值观、政策被智库、学界和媒体传播了，通过非政府组织反映的民意迎合政府政策的议程设置需求，就变成了议程设置。而我国这方面非常薄弱。”李希光认为，中国的软实力在智库这种非政府组织方面面对着巨大的亏空。

　　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张宇燕刚以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所长的身份访问了尼泊尔，会见了尼泊尔前首相和现任的多个部长，拜访了毛派总书记和国际关系部部长，听取了他们发展双边关系的意见。访问期间，他的身份让他更加广泛和全面地与尼泊尔群众和学者作了深入的交流，感受到了尼泊尔民众对中国的真实感情和政治力量的所思所想。

　　这位出访过大部分周边国家的亚太国际政策研究人士，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深深感受到，无论是政策咨询还是非官方外交活动，智库作为“中间人”和“第三方”所发挥的作用，使一国的国家力量在具体施展中能够真正做到刚柔相济、游刃有余。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28 09:21 标题: 中国智库锋芒待砺：各种类型智库缺陷日渐明显 (6)

　“时势造英雄”

　　采访中，对于如何推动中国智库走向成熟，专家们各抒己见。

　　江涌认为，其一，要规范经费来源。强调智库的筹资渠道可以多元化，但一定要有明确的规则和底线，而且需要透明化。其二，要完善评价机制。首先要扭转西方不合中国国情的研究和学术标准对中国研究机构的束缚，注重智库研究的实践、实用和可行。其三，制定智库的行业规范。通过立法形式，针对不同类型智库出台宽严相济的行业管理条例，比如官方智库的管理趋于严格，民间智库相对宽松，等等。

　　结合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内政策研究机构的分析失误，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曹红辉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一定要推动国内机构走出去实地调研全球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没有一手的数据和资料，没有第一现场的亲身感受，甚至不了解当地的文化社会环境，要做好智库研究，几乎就是建‘空中楼阁’。”

　　有专家则提出，整个社会尚未摆脱“官本位”的思想体系，政策咨询服务大都被官方智库垄断，很难愿意让民营部门分食这一领域的利润，“但公平竞争的机制早晚要引入这一领域，智库也不可能完全由政府来操办。”政府改革步伐的加大、政府智库改制和转型逐步提上日程，将会促进中国智库的成熟和完善。

　　无论作出怎样的建议和判断，这些智库的实践者们都认识到，随着中国社会和经济体制的变革，中国社会群体正在发生分化，代表各个群体和阶层的思想和利益也不断出现。这使得中国智库多元化发展成为大势所趋，基于不同立场和目标的智库，在公开市场进行充分的交流和交锋，将大大助益于政府决策的公正、有效和准确。

　　面对当前中国智库发展状况，张宇燕认为这既是一种自然的结果，同时也存在相当大的改进空间。现实可行的做法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创造一种更有利于良性竞争的环境，让各种智库之间展开充分竞争，以提高中国智库“产出”的水平和“产品”质量；其二是智库产品的需求方，在充分考虑到当前中国具体国情和自身需求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重点支持或发展相关的智库。

　　说到这里，他还特别提到，智库产出的品质，关键在于有没有优秀的、全心投入的专家。这和电视连续剧《暗算》中寻找破解密码者有点类似，最关键的就是找对人，“找对了，可能几个人就能解决问题；找不对，成百上千人也解决不了问题。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而言，除了要找对人，还要真正地信任他们，同时也要允许他们犯错误。面对如此复杂的社会，每次都能够作出准确的预测和判断，那是神而不是人。”

　　采访最后，张宇燕告诉本刊记者，做到准确判断和准确预测始终应该成为智库追求的目标，同时也要看到，任何智库提供的只是某种或某些可供选择的方案，最终的决断还是要由智库产品的需求者来作出。随着智库的发展和智库产品市场的繁荣，其结果之一似应是对同一问题不同智库往往会给出对立看法。这一方面能够丰富人们对诸如全球金融危机问题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为政治家、企业家和机构领导人展示其智慧和判断力提供了舞台。从这个意义上讲，智库发展有点“时势造英雄”的味道。

文章来源：「瞭望新闻周刊」(2009年1月27日)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29 07:45 标题: 中国智库面临巨大挑战 (7)

“中国思想库”：涵义、分类与研究展望

作者:薛澜、朱旭峰

中国经济政策的巨大成功带动了社会各个方面的全面进步，但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社会的进步使政策决策的重要性比其它任何时候都显得突出。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在2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成为了中国公共政策发展的目标。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我国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政策决策开始向科学化与民主化方向发展。1986年7月，国家科委召开全国软科学工作座谈会，万里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做了题为《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重要讲话。党的十四大把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作为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环节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要求“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充分发挥各类专家和研究咨询机构的作用，加速建立一套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制度”。

1994年12月如江泽民曾经指出：“我们要顺利实现建设和改革的任务，必须保证决策的科学性。从中央到地方，在决策的研究、论证、咨询、制定和组织实施中，知识分子的作用都越来越突出。”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要认真进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而2005年，政策决策的专家参与制度建设进一步加快，国务院为提高政府行政能力，修订了《国务院工作规则》，对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和专家参与提出了具体要求和制度原则。

政策的研究和咨询是实现政治文明重要目标的时代要求，是中国政策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政策的研究者，如何通过自己的研究改进中国的政策过程，如何进一步加强政策研究的作用，如何进一步完善政策研究体制，如何进一步提高政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从而更有效地实现社会利益，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因此，研究中国思想库、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探索其未来发展模式，不仅对政策科学的基础理论，而且对今后的政策研究和政策决策的实践有着重要意义。

1、学界对于“思想库”概念上的分歧以及梳理

“思想库”（Think Tank，它的其它称谓有“智囊团”、“脑库”、“外脑”、“智库”等）一词最早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用以指称当时军事人员和文职专家聚集在一起制订战争计划及其他军事战略的安宁环境。后来美国前总统哈里·杜鲁门在1964年庆祝他80岁生日的讲话时，将思想库一词来取代“智囊”[1]。思想库是政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在西方社会已成为对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和对社会发展起巨大推动作用的组织。所以，有人思想库称为美国的第四部门[2]，也有人把它们称为第五种权力[3]。同样，在中国，思想库积极参与到中国的政策过程中去是大势所趋。

就目前的进展来看，国内外的学者仅在对思想库进行组织的界定时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组织的界定尚无法确定，那么研究其对象的范围就很难确定，以至于研究者在估计思想库数量时出现很大分歧。根据《协会大全》统计，美国的国内和国际机构已经约有25000个，其中起到核心作用的也有几千个。但有的统计资料显示少到只有69个[4]，有的学者则认为有1300个[5]。研究美国思想库发展史的麦甘认为，广义而言，美国的智库数量有1200到1400左右，若是狭义定义，则只有约115个而已。[6]而在中国，有人将所有的“软科学研究机构”称为思想库，并认为中国的思想库约有1000多家[7]，根据最新的软科学研究机构统计，我国有软科学研究机构1600多家[8]。而也有人仅将中国类似于天则经济研究所这样的民间研究机构认为是思想库，这样看来中国的思想库也就十几家。目前，关于“思想库”的概念界定，近30年学者们主要侧重于如下几大方面的讨论。

（1）强调组织社会职能。
迪克逊是第一个提出现代意义上思想库概念的学者，1971年，他从社会职能角度对思想库进行了定义：“思想库是一种稳定的相对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其研究人员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广泛的政策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在与政府、企业及大众密切相关的政策问题上提出咨询”[9]。之后，英国学者詹姆士对思想库进行了相似的较为简洁的定义：“思想库是从事于力图影响公共政策的多学科研究的独立组织。”[10]从詹姆士的定义可以看出，思想库的首要目标是影响公共政策。

（2）强调社会制度安排。
凯莱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定义了思想库，认为它“是一种组织的安排（arrangement），在其中，企业部门、政府机构，以及富人，把数以百万的经费拿出来，交给组织的研究人员，而这些研究人员必须花费时间来完成研究案，最后研究者与机构将其研究成果以研究报告或专书的形式公开或不公开呈现，此所谓思想库。”[11]

（3）强调机构运作特点。
威佛认为，思想库是指“非营利的公共政策研究产业”[12]。由于威佛本人就是美国权威思想库布鲁金斯（Brookings）学会的资深研究员，他所给出的简练的定义反映了作为具有美国思想库领袖地位的布鲁金斯学会的立场——思想库必须是非营利的。卡罗尔·卫斯[13]在她的研究中，分析了一些与思想库具有类似政策研究功能组织的区别。她认为政策的研究组织有两种形态，第一种是存在于政府内部的机构，第二种是独立于政府部门之外的非营利组织，而思想库是属于第二种形态的政策研究组织。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1-29 08:32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29 07:50 标题: “中国思想库”：涵义、分类与研究展望 (8)

基于这种观点，卫斯认为应排除以下三种组织作为思想库，设在大学附设的研究中心、民间咨询公司（consulting firms）与其他营利性质的研究机构（for-profit research organization）等。卫斯指出大学的政策分析组织应该着眼于基础理论的建构与探讨，它不适合开创政策；另外，营利性质的以及隶属于政府部门的政策研究机构因其独立性与中立性的问题受到质疑，而被排除于思想库的行列之外。为了清楚地界定中国思想库，我们有必要对思想库的基本涵义以及过去研究者在思想库概念上的争论焦点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一定分析。

（1）本体——政策研究机构。首先，思想库是一种组织，它与“智囊”的细微差别在于智囊可能是单独的政策咨询家或政府决策者聘请的政策顾问（在古代可以认为是“幕僚”），同时，智囊与决策者之间存在着很强的依附性；第二，思想库作为一种参与政策过程的组织，不同于政府机构。它主要从事对各类公众关心的或者关系国家地位和安全的政策问题进行研究并向政府提供政策决策咨询，而并不参与政策的直接制订和执行；第三，思想库也不同于利益集团，这些团体一般具有自己的利益倾向和代表立场，他们主要不是通过发表或公开研究成果来影响政策制定，而一般通过“压力”、“游说”等方式。

第四，思想库不同于协会、学会、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因为这些团体只是学者们进行学术和思想交流的平台，它们的主要社会职能是通过会议和出版物介绍研究成果，但它们本身并不是智囊机构。第五，思想库不同于“俱乐部”、沙龙等未进行注册的组织。如罗马俱乐部和布达佩斯俱乐部都不是一个严格的“组织”，在俱乐部里，具有共同主张的世界精英不定期的聚会，就一些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探讨研究；最后，思想库也不同于大众媒体，媒体的主要目的不是影响政策而是传播信息。媒体虽然也对大众关心的话题进行评论，并发表自己的意见，但媒体影响政策决策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向政府施加公众舆论的压力来完成的，而思想库具有更广泛的受众，不仅包括公众，而且还包括政府机构、官员以及媒体。

（2）目标——影响政策。思想库的所有政治、经济与学术的行为都是围绕它们的根本目的影响政策产出而展开的。无论思想库的大小和兴趣，它们的研究者总是寻求机会向官员、记者、资助人和其它公共组织的负责人尽可能宣传自己的观点，从而通过这些行为，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政策的产出。

（3）地位——独立。思想库的独立性是各类思想库的研究中争论最激烈的话题。斯通（Stone）详细分析了独立性的内涵，归结起来，她指出具有独立性的研究机构意味着独立于政府、政党和利益集团。[14]这一思想被之后的研究者普遍采用[15]。但是，在碰到具体某个思想库时，这一独立性的界定却过于严格，而且缺乏判断依据。这是因为西方的思想库总和政党之间或多或少有所联系，思想库与政府或某个政党存在着非常强的依附关系的情况也很常见。

如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1948年成立）就是美国军方成立专为军方提供政策建议的思想库；布鲁金斯学会被称为是民主党的“阵营”，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AEI，1943年成立）被称为是共和党的“天国”，胡佛战争、革命和平研究所被称为共和党的“影子政府”。在英国的“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Policy Studies）及“亚当·斯密研究所”（Adam Smith Institute）与保守党关系密切，而“政策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Policy Research）则与工党关系密切。如果一个思想库的定义将这些世界公认的著名研究机构排除在外，那这个定义是失败的。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1-29 07:55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29 07:58 标题: “中国思想库”：涵义、分类与研究展望 (9)

因此，针对思想库独立性问题，我们认为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考虑比较合适。1）思想库的独立性可以分为独立运作和观点中立：一方面，相对于政府组织是独立运作的：思想库是在法律上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实体，它们的负责人能够决定什么时候做什么研究，所以，虽然有些政府机关下设的机构也从事着和思想库类似的提供政策咨询的职能，但它们都不能属于思想库范畴（如各级党政政府的政策研究室）。其实，这些研究机构从事的工作是参与直接的政策制定过程，而不是思想库从事的决策咨询工作；另一方面，相对于“观点”是中立的：虽然思想库中的专家可能具有某些政治观点的倾向，但从整个思想库的外在表现来看，它们的观点都是基于独立意识的判断结果。2）思想库的独立性又分实质独立和形式独立：在中国，有些挂靠于政府的政策研究院所，虽然许多在方面看似在“政府内”，但它们的研究课题的来源以及观点等都表现出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特征；而有些研究机构表面上是独立的事业单位或民间组织，但由于各种原因，它们摆脱不了政府或一些机构的影响，事实上具有非独立的本质。所以，在我们研究某个思想库时，一定要深入地考察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4）状态——相对稳定。思想库不是临时机构，它应该具有稳定的组织结构，固定的工作地点，长期的运作能力。例如，在我国三峡工程的论证和决策过程中，根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有关问题的通知》（1986）的精神，1986年，原水利水电部成立了论证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组织了14个专家组，通过各方面对三峡工程的可行性进行论证。到1988年11月，各专家组就各自领域向政府提出了自己的论证结果后，专家组就此解散[16]。这样大规模的政策咨询行为在中国是第一次，但是，这些专家组都是临时组建的，为单独一个政策进行咨询的组织，它们不是思想库。

2、“中国思想库”概念的争论与辨析

针对中国思想库如何界定的问题，我们并不能够照搬西方学者关于“思想库”的概念，因此我们认为还是有必要在这里就中国思想库的组织界定进行系统的阐述。

大陆学者尚没有给出中国思想库的定义，他们有时采用照办西方学者早期的定义；也有时只对思想库进行非常简单的定义，而绕开近期西方学者对思想库界定问题上的细节的争论，如华长明将思想库认为是一种高级形式的咨询机构——“综合性咨询机构”[①]。但这种定义过于笼统；或者有些学者对思想库进行过于抽象的定义，如汪廷炯认为：“思想库是提供卓越的全部整理有序的科学思想使决策者能深化改进，犹如在权力和知识件架设一主要桥梁，思想库从各种途径提供政策有关的信息（知识），达到决策者（权力）的耳眼，以增强政府决策的能力”[18]，而这个定义也不具备可操作性。

留英台湾学者赛明成（Ming-Chen Shai）曾详细比较了西方思想库与亚洲国家和俄罗斯思想库的区别。他认为，用西方思想库的理念去界定东亚国家思想库是困难的。中国的政策研究机构要称为“思想库”，必须采用一个较之西方社会思想库概念而言非常宽松的理解。在赛明成看来，中国思想库无法保持知识分子的自主性（Intellectual autonomy[②]），他们的观点是为领导和政党服务的。他认为，中国思想库的成立有两个目的：1）使领袖的政治地位合法化，2）帮助领导为处理越来越复杂的国内外经济政治问题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因此，中国思想库主要是官方的和半官方的机构，而它们的职能主要是过滤信息、为政策辩护以及介绍新思想。[20]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1-29 08:06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29 08:05 标题: “中国思想库”：涵义、分类与研究展望 (10)

按照赛当时的定义，1990年代在中国大地渐渐兴起的民间政策研究机构没有进入他的视野。这可能是由于他主要参考的国外关于中国政治的文献具有滞后性所导致的。而4年后，在他这篇会议论文经修改正式出版时，他已经意识到中国私有和民间研究机构的存在了[21]。但是，赛仍然认为中国的官方和半官方思想库界限非常模糊。而在下文中，我们将提出分清这一界限的标准。学术界关于思想库概念的争论主要围绕三方面问题展开。我们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针对此三方面问题进行分析，从而最终实现对“中国思想库”概念的界定。

问题一：如何判断思想库的独立性？

从思想库地位的独立性角度讲（这一般是思想库界定中争论的焦点），我们认为，只要某个主要从事政策研究咨询的机构在行政上不属于政府机关且独立运作（主要根据其是否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那么该组织就可以认为是思想库。思想库的最基本职能就是以政府“外脑”的形式对政府的政策决策进行辅助，这也是其之所以称之为“思想库”的最主要原因。

而我们对独立法人资格的强调除了为了便于研究的统计工作外，主要是因为独立的政策研究咨询机构在对政策进行研究时可以保证其目标是服务于社会的，而那些非独立的机构的研究成果除了服务于社会外，还有相当程度是服务于其上级组织的。如在一些大型企业内也设有政策研究咨询部门，而且这些研究部门也进行类似其它思想库的一些活动，如发表文章等，但这些研究组织进行这些研究活动的目标是为了其上级企业的利益，提出的政策建议从观点上带有明显的倾向。

那么什么样的机构是独立于政府外的呢。国外一般认为，如果一个咨询机构每年的研究经费超过80%以上来自政府，那么其实质就是官方的咨询机构，不是思想库。而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对思想库的边界问题进行法律上的考察。国家统计局为其统计工作能够规范实施，2001年颁布的《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办法》中，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进行综合，指出独立的法人单位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2）独立拥有和使用（或授权使用）资产，承担负债，有权与其他单位签订合同；3）会计上独立核算，能够编制资产负债表。独立于政府外的法人单位包括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和其他法人。

另外，关于中国大学下属的政策研究机构是否属于思想库范畴，学术界也有争论。因为一方面它们一般不是独立的法人，另一方面前文提到的卫斯对大学的政策研究分析组织是否应该列入思想库曾有阐述：大学的政策分析组织应该着眼于基础理论的建构与探讨，它不适合开创政策。但是由于中国的大学附设研究机构的政策研究和政策建议职能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还因为它们的观点也都是服务于社会的，而不象企业下属的政策研究机构那样其观点服务于所在的企业。

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的大学附属研究机构完全具备思想库职能。至于中国的大学附属政策研究机构之所以不具备独立的法人地位，主要是因为上级大学为了便于的统一管理（此类研究所还有教学等职能），但是，上级的大学一般不会对研究机构观点施加过多影响。所以我们将它们作为一类特殊的思想库雏形看待[③]。

因此，从我们关于中国思想库的独立性问题上界定，思想库至少应该具有独立的运作权力。

问题二：是否应该将接受合同研究的政策研究咨询机构纳入思想库范畴？

这个问题源于对思想库观点中立性的考究。由于通常认为，思想库的观点应该具有“中立性”，而接受了合同研究就会造成其观点的非中立，因此我们可以将此问题转化为，受某组织委托对政策进行研究，并将研究结果以公开或不公开的方式呈现是否导致思想库观点的非中立呢？

从实际经验来看，在美国，许多公认的思想库（如兰德公司）均接受政府或企业等的委托研究项目，但它们仍然坚持着观点中立性姿态。即便他们的研究发现违背了委托人的初始想法，他们仍将此成果呈现，而不去刻意迎合委托人的意愿。又如在中国，天则经济研究所在和政府、国外组织和国内企业签定研究合同时，都会附加维护其研究中立性的条款。这些都至少说明，实证上，合同研究并不是影响政策研究咨询机构的观点中立性充分条件。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1-29 08:10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29 08:13 标题: “中国思想库”：涵义、分类与研究展望 (11)

当然，每个思想库都可能在研究中显现出自己的政策信念（policy belief）的偏好。但思想库政策信念的偏好和观点的中立性并不矛盾而且可以同时存在。政策信念的偏好源于思想库对客观世界的独立理解，而在理解的意识形态上的不同是思想库内的研究人员学术和专业背景以及信息的不完备等原因造成的。特别是，有时合同研究的委托方在有意只提供一些对自己观点有利的数据，从而希望思想库在研究成果中得出自己满意的结论。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委托方总是愿意寻找那些本身政策信念就与自己相符的思想库，而且被选中的思想库的政策信念有机会在此次合同研究中得到了强化，但是，必须承认，这并不意味着思想库原先所具有的信念由于研究合同而有所改变。因此，我们不能根据政策信念的偏好与否来判断其观点是否中立。所以，合同研究所表现出的思想库政策信念经常偏向委托方的现象，并不能代表思想库在观点上非中立。

综合以上论述，我们认为，接受合同研究和思想库的观点中立性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因此，我们在研究中仍然应该将接受合同研究的政策研究咨询机构称之为思想库。

问题三：思想库是否必须是“非营利组织”？

研究思想库的学者，特别是美国（由于美国的501（c）3条款的规定）学者，将思想库严格限定为是非营利的，而有些学者则并不对此进行限制。根据非营利组织的定义，它应该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主要从事社会公益性服务，它的营利所得完全用于发展自身事业，而不能图利他用，政府免征非营利机构的所有税种。在美国，非营利机构一般由政府投资或社会捐赠，它的成立要报政府核准，但一般情况下只要申请就能核准。非营利机构经营营利性事业也是被允许的，比如将营利的钱进行投资，但此时该机构必须重新纳税。

另外，有一些政策研究机构虽然注册的是营利性的企业，但从事着和非营利研究机构一样的职能。他们成立时之所以注册为企业，只是因为成立其它类型的法人的手续比较烦琐（如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注册的就是股份合作企业，它依靠合同研究以及各地演讲的收入来维持机构运转。天则经济研究所成立之初也是企业性质）。特别是，对于中国的思想库而言，由于法律不健全，捐助的法律激励不强，很多民间研究机构均存在经费短缺问题。在中国存在着典型的所谓“挂两块牌子”的组织，就是指同一单位分别注册了非营利性和营利性的两种组织形式，从而通过部分营利业务的收入补贴非营利的业务。所以，我们认为，将思想库的非营利性进行严格的规定，特别是在中国，对思想库的研究是不必要的。

由此，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作出能够涵盖中国特点并符合思想库基本特征的中国思想库定义：思想库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且独立运作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1-29 08:27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29 08:30 标题: “中国思想库”：涵义、分类与研究展望 (12)

3、中国思想库的分类

思想库已经成为一个数量众多、组成复杂的系统。国外的一些学者曾经对思想库进行了不同维度的分类，如根据它们的党派背景，或根据它们的政治主张流派[④]等，但这些分类方式都是基于西方的思想库特点，不适用于对中国思想库分类。有的则是根据思想库的职能分，如威佛认为思想库应分为三类：1）以研究为导向的机构；2）以接受合同（委托）研究为主的研究机构（the 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s），又称之为“政府合同的研究组织”（government research contractor）；3）倡导型思想库（advocacy tanks）[23]。但是，此分类方法的问题是，通常一个思想库可能同时履行上述三个职能，以至于我们在运用威佛的方法来界定某一思想库类型时发生了非常大的困难，所以，根据职能的思想库分类方法并不可取。

中国的学者一般根据组织形式对思想库进行分类，而且分类的对象也仅限于西方思想库。如：丁煌则把思想库分为官方的咨询研究机构、半官方的咨询研究机构、民间的咨询研究机构、大学的咨询机构等四类[24]。汪廷炯将思想库分为四类：合同制研究机构、单一课题组、大学的研究机构、倡导式思想库[25]。贠杰把政策研究组织分为行政型政策研究组织、半行政型政策研究组织和学术型政策研究组织三类[26]。

王晓民等将思想库分为两类：以兰德公司为代表的公司类研究机构和以传统基金会为代表的社团类研究机构[⑤]。总结国内学者对思想库的分类，都可以发现其内涵和思想库在定义上有所差别，而且类别之间也可能存在交集。作者以下的分类方式，也是以组织形式作为分类依据的，但作者采用的标准严格按照中国现有法律法规的界定，从而较为妥善地避免了过去思想库类型分类中存在交集的现象。

中国思想库可以分为：事业单位法人型思想库、企业法人型思想库、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型思想库、及思想库的雏形——大学下属型思想库，共四类。

（1）事业单位法人型思想库：事业单位法人型思想库是中国思想库的最普遍形式。根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规定，事业单位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事业单位法人是指经国务院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编制管理机关核准登记或备案，具备法人条件的事业单位。在符合条件的事业单位法人中，专门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的机构即事业单位法人型思想库。（简称事业单位思想库）我国比较典型的事业单位思想库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及中国社科院下属的各个专业的研究所（社科院本身也是事业单位），如经济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所、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等。

（2）企业型思想库：企业型思想库是指那些专门从事政策的研究和咨询工作的企业法人。企业法人是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1988）、《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1994）等，经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取得法人资格的企业。作为一类企业，企业型思想库是营利的咨询机构，它们接受政府或其他机构的委托对一些社会和政策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并将研究结果以咨询报告的方式提交给委托人。

（3）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型思想库：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型思想库（简称：民非型思想库）是指专门从事政策的研究和咨询工作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规定，民非单位（在《条例》颁布前，我们将此类组织称为“民办事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民非单位又分为：法人、合伙和个人。而根据《条例》，民非法人是经国务院民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或备案，领取《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的各类民非单位。从思想库的职能来看，一般认为是它们是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根据《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审查与管理暂行办法》（2000），科技部负责指导全国科技类民非单位的登记审查工作。如天则经济研究所属于中国比较典型的民非法人型思想库。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29 08:34 标题: 中国智库面临巨大挑战(13)

（4）大学下属型思想库是指隶属于大学的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的组织。上文已经论及在法人地位上不独立的大学附属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可以纳入思想库范畴。大学型思想库存在于属于事业单位的大学中，它们除了承担着一定的理论研究和教学任务外，在许多情况下，中国的大学型思想库从事的某些工作和法人型思想库几乎相同，如研究政策问题、向政府部门汇报研究成果、公开发表文章出版著作等。它们与事业单位法人型思想库的主要不同是，它们没有权利和校外的独立法人签订合同，财务上不能独立核算。由于这类思想库数量众多，且也不在任何一个国家行政管理部门的登记并接受管理，所以大学型思想库的数量比较难以估计。也正如前文中讨论过的那样，中国的大学型思想库之所以不具备法人地位上的独立性，主要是大学为了便于的统一管理。目前比较有影响的这类思想库有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等。

值得指出的是，党政机关内的政策研究咨询机构，我们称之为行政型（或官方）政策研究组织，它们不属于思想库，因为这些政策研究咨询机构都属于“机关”（指各级政党机关和国家机关）。从行政层级分，我国行政型政策研究组织可以分为中央政策研究组织和地方性政策研究组织。中央政策研究组织，是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及其各部委直接领导下的政策研究机构，如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全国人大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以及各部委的内设调研室等。地方性政策研究组织，隶属于地方各级党委、人大、政府及其各部门，包括地方各级党委、人大和政府下设的政策研究室，以及党委和政府各部门下设的政策研究机构，等等。，有的尚不具备法人资格。

另外，事业单位是中国特有的一类独立法人组织，由于它们从经费和人事上并没有和政府完全的分离，所以我们把事业单位型思想库认为是半官方思想库。我们将其他三类思想库称为民间（或非官方）思想库，它们与政府的关系比事业单位型思想库的远得多，受到政府的影响和直接资助也小得多。我们将在以后讨论到这两大类思想库的不同。

4、研究展望

应该承认，以政府外的政策研究与咨询为职能的中国思想库的研究在中国也才刚刚起步，本文的主要工作是明确了研究对象“中国思想库”的概念和类型，这是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思想库的基础。随着中国的政策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中国思想库及其对社会的作用的研究也将越来越受到关注。然而目前我国对中国思想库的研究尚不成熟，还有许多基础性工作亟待开展。

首先，我们需要完善中国思想库的登记管理制度。清楚地了解中国所有思想库的基本情况以及变化趋势是研究中国思想库的前提，所以，我们首先应该调整关于思想库的登记管理。目前，在我国，不同类型的思想库隶属于不同的政府注册登记管理体系。如属于企业型思想库咨询公司需在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科技及软科学研究的民非型思想库需在科技部和民政部进行登记；按照级别高低，事业单位型思想库将在不同级别的政府主管部门中进行登记，并统一由国家编制委员会管理；而大学下属型思想库则没有统一的政府注册和登记口径。如此复杂的登记体系使思想库归口不一，同时也给研究中国思想库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

其次，思想库的法人地位需要明确。我国的法人组织管理不够完善，这主要体现在民非法人型思想库没有正式的归属的问题上。民办非企业法人型思想库与事业单位、企业、社会团体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们是由原“民办事业单位”转变过来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如“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就是在民政部注册的发改委主管下的民办事业单位），但从《民法通则》（规定的四类法人：机关、企业、事业和社团）中无法找到与民非法人型思想库对应的法人形式的相关规定。这导致了民非法人型思想库的相关民事责任规定无法明晰。所以如何完善中国思想库的登记管理和法人组织管理制度是中国思想库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三，构建思想库评价的指标体系，开展中国思想库的统计工作。构建思想库评价的指标体系是将思想库能力以及影响力大小等不易量化的概念通过一些可观测的指标的组合定量化。通过评价体系的构建，我们希望勾勒出中国思想库如何发挥其政策咨询作用大致的途径和模式。同时，开展以此指标体系为蓝图的统计工作，便于我们理解思想库优劣差距，树立中国优秀思想库的榜样，促进各思想库间的学习与交流。而政府则可以通过评价指标以及统计结果，了解目前中国思想库的现状与动态，妥善制定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中国思想库以及政策研究与咨询政策，更有效地配置资源，使它们更好地为中国政策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服务。

另外，建立中国思想库的资料库也是一项比较重要且艰巨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中国思想库队伍力量还不够强大，有许多在某些方面具有相对特点与优势的思想库并不为人所共知。建立中国思想库的资料库，通过中国思想库的信息平台，有利于提升思想库的知名度，促进思想库间的交流；建立中国思想库的资料库，有利于研究者进行相关的统计和研究工作，使知识得到积累和提升；建立中国思想库的资料库，还将有利于政府在决策中调用所需的信息，使政府能够比较便捷地了解过去中国思想库对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等情况。

中国思想库和政策过程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可以预计，随着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越来越复杂，中国政府也越来越重视决策咨询工作的开展，中国思想库在中国政策过程中的作用将更加突出，人们对思想库的认识将更加全面、系统，从事中国思想库和中国政策过程关系研究的学者将越来越多。

文章来源:「博客中国」(2006年8月11日)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1-29 08:45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29 08:50 标题: 中国智库面临巨大挑战(14)

民间非营利研究机构的成长与21世纪的中国

作者:张曙光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社会活动大致可以包括三大领域，即政治活动领域、经济活动领域和社会活动领域，与此相适应，人们的社会组织也可以分作三类，即政府组织、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如果说政府组织是第一部门，营利组织是第二部门，那么，第三部门就是各种非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总称或集合。改革前的中国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社会，政府处于绝对的控制地位，从中央到地方，从大小城市到穷乡僻壤，都有党的组织和政府机构，所有人员和一切活动都在政府的控制之下；营利组织并不以盈利为目标，几乎所有的经济组织都是行政机构的附属物；非营利组织更无独立地位和自主权利，一切以政府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说中国的企业不象个企业，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企业，那么，中国更没有第三部门，所有的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都是靠财政吃饭、为政府服务的准政府组织。

改革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是政府绝对统治地位的削弱，另一方面是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的独立和发育。虽然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和社会改革相对滞后，政府的相对控制依然很强，第三部门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仍然存在很多障碍和困难，但是，营利组织的独立发展得到了法律的确认和保障，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也逐渐成为社会进步的潮流。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和现代化，中国的非营利组织还会有一个大的发展。

一

中国的第三部门究竟有多少，目前尚无确切的统计。根据目前的登记管理规定可以分作三类，即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国办事业单位。国办事业单位由各级政府批准设立，由国务院及各级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审查登记，全国有110万个，编制2850万人，由于其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和经费来源均由政府决定和财政供给，还很难看作是第三部门，这里暂不讨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是由民政部门登记管理的。据民政部1996年6月的统计，经过合法登记的全国性社团1800多个，地方性社团近20万个。由于对社会团体的发展采取了一种严格限制的方针政策，已经注册登记的要清理整顿，新注册登记的基本上一律不予办理。因此，自由结社的权利基本上还是象征性的和不完全的。至于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管理，民政部门已经制定了暂行条例，但还没有公布实施，而在市场化的进程中，又涌现出大量的民办非营利组织，于是一些其他政府部门也开辟了非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登记注册的后门，很多单位成为非营利组织挂靠的上级部门。比如，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就挂靠在北京大学的下面，而天则所则是在科委系统登记的。

在中国，创办和运作非营利组织的具体途径和办法五花八门，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种：一是由原来的人民团体分化嬗变而来，以中国青少年基金会最为典型。这类组织通常都会依托原来的某个组织机构，其启动资金和运作人员往往来自原来的组织，因而与母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是完全由私人出资创办，天则所可以作为一个代表。这类组织没有上级主管部门，其资金、人员和活动均由自己决策；三是由个人或社会团体创办，政府或国有事业单位资助或共同创办。这类组织都有一个上级主管单位，但主管单位对其管理却视情况有很大的不同。

对于中国第三部门的理论研究也刚刚开始。最近，中国基青会组织和资助了“中国第三部门研究项目”，出版了“第三部门研究丛书”。目前，对中国第三部门的产生和发展提出了两种理论的解释，一是利用“市民社会”和“法团主义”来描述和揭示中国的“社团现象”（康晓光，1999），二是借助于“组织分析的制度主义”所提出的“形同质异”的概念进行分析（沈原等，1999）。其实，对于中国的现实，几种解释也许可以互补。市民社会的描述可以解释私人非营利组织的产生和发展；从“国家法团主义”到“社会法团主义”可以描述政府支持和管制下的社团，而“形同质异”假说则适用于解释原有组织的演变。中国的事情是复杂的，理论的思考也需要从多方面入手。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1-29 08:52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29 08:55 标题: 民间非营利研究机构的成长与21世纪的中国(15)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塞拉蒙教授的理论（1995），非营利组织有6个基本特征：1）“正规性”，即具有正式注册登记的合法身份；2）“民间性”，即在组织机构上与政府分离；3）“非营利性”，即不得为其拥有者谋取利润；4）“自治性”，即能够控制自己的活动；5）“志愿性”，即在其活动和管理中有显著的自愿参与的成份；6）“公益性”，即服务于某些公共目的。按此衡量，中国目前符合这6条标准的非营利组织的确不多，甚至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从上述三类组织的情况来看，正规性是必备的条件，作为挂靠单位下属、不需注册登记的机构不是独立的组织；没有登记注册的独立组织是非法组织。而非营利性和公益性则就有了分野，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为了生存，有些非营利组织甚至从事某些营利性活动。至于民间性、自治性和志愿性，则差别更大，从明显的官方背景和政府色彩到完全的私人性质，形成一个光彩夺目的七色光谱。这是中国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的一个重要特征。

观察中国的非营利组织，有几个问题是相当重要的。一是经费来源是否独立，有无财政拨款，有财政资助的组织，通常就有政府背景，其民间性和自治性就要打一个折扣。二是组织章程的设计和实施，是独立设计制定，还是按登记部门的标准格式照抄照搬，或者根本就没有自己的章法；是照章运作，还是章程是一回事，运作是另一回事。三是领导机构和人员的遴选和更换，是内部独立选定，还是要报请上级主管部门批准，或由主管部门推荐和委派。四是活动和财务公开性和透明度。由此来看，中国非营利组织的独立发展和规范运作还要走很长一段路程。

二

非营利组织或第三部门的成长对于中国社会的转型和改造及其在21世纪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许，目前我们对此的认识和估计还很不足。

社会国家化和国家社会化既是我们的传统，也是我们的现实。要完成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改造，建立一个区别于和外在于国家的自主而多元化的社会，第三部门的独立和发展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也是一个重要的途径。由于立足于大政府小社会、强政府弱社会的现实基础，由于对意识形态的控制甚于对经济生活的控制，第三部门的发展空间很大，发展速度却相对缓慢。由于第三部门的独立发展是建立在个人的独立自由权利得以确立和保障的基础之上的，是随着缩小政府活动范围、限制政府自由权力和规范政府行为方式，完成对国家的改造而进行的。因而，对于21世纪的中国来说，第三部门的独立发展就带有根本的性质和决定的作用，其独立程度和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为中国社会进步和现代化的标志。

在第三部门的发展中，民间非营利研究机构的发展是一支重要力量。作为社会的思想库，其对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有着很大的影响。这里，我想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实践为基础，谈几点感受。概括起来，是实现以下四个方面的转变。

天则所成立于1993年7月26日。经过6年的苦苦经营，不仅坚持下来，而且有了一些发展，去年已经实现经费自给。今年10月，进行了一次重大的结构改革，把学术和咨询分开，正式成立天则所咨询有限公司，在工商登记注册，完全向商业化方向发展，天则所则变成一个非营利的公众机构。经过几年的探索，终于明确了自己的优势，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树起了自己的旗子，有了自己的产品，打出了自己的一片天下，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首先，从学在官府到学在民间。改革前，中国的所有学校和研究机构都是官方机构，经费由财政拨款，人员由国家分配，工作和活动由宣传教育部门控制和管理。这样的教育和研究机构不是以学术发展和思想创造为目标，而是以解释政策、思想灌输和舆论控制为已任，政府对教学研究机构、教学研究经费和教学研究人员的垄断和控制，造成了罢贬百家，独定一尊，舆论一律，思想一致的结果。学者们独立思考和自由创造的空间很小，既难出现真正的教育家、大师级的学者，也很难出现真正的传世之作，反而造成了无数学者的悲剧。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1-29 08:59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29 09:00 标题: 民间非营利研究机构的成长与21世纪的中国(16)

思想自由是学术之生命。学问之道是求实求是求新之道，来不得半点虚假，容不下丝毫迎合，也与墨守成规、抱残守缺无缘。要做到这一点，学者必须确立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以学问之事为乐，以知识之增长和科学之进步为本。只有独立的探讨，自由的思考，相互的竞争，充分的交流，方能有所成就。这一切，又以民间非营利教育和研究机构的发展为依托。只有非政府非营利教学研究机构的发展，才能为学者们的独立思考和学术创造开拓出一片自由的空间。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反复证明：“学在民间”。对此，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的大思想家章太炎有过精辟的论述。他在致王鹤呜的信中写道，“中国学术，自下倡之者则益善，自上建之者则日衰。凡朝廷所置，足以干禄，学之则皮肤而止。不研精穷根本者，人之情也。会有贤良乐胥之士，则直去不顾，自穷其学。故科举行千年，中间典章盛于唐，理学起于宋，天元、四元兴宋元间，小学经训，方于清世。此皆轶出科举，能自名家。宁有官吏奖督之哉？”可见，非官方、非营利教学研究机构是思想创造和学术发展的主要阵地和基本载体。天则所以经济自由主义为宗旨，以学在民间为已任，努力使自己成为学者们进行自由思想、自由探索、自由讨论的一块园地。

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曾对非营利研究机构的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自由秩序原理》（1960）中，他把学术自由定义为应当有尽可能多的独立的研究工作中心，聚集了一批已被证明有能力增进知识发展并专心于自己的研究工作的人士，他们能够自行确定自己的研究问题，能够不受约束地阐述和讨论已经获得的结论，而不管这些结论是否符合雇主和大众的愿望。不仅如此，其研究经费能够自主自立，因为，对研究经费的控制是科学进步的真正威胁。可见，机构独立、人员自主和经费自筹是学术自由的必备条件。天则所从成立时候起，就非常珍视自己作为一家民间学术研究机构的身份，没有为了某些权利和方便而挂靠一个上级主管单位，也没有为了经费而依附于某个营利机构；它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国家法律的范围内，自主决策，自已承担相应决策的责任和义务。它的人员全部招聘，它的经费全部自筹，一部分来自向社会提供服务的收入，一部分来自国内外机构和个人的损赠。

保持学术自由必须实行学术公开。在天则所的成立大会上，我们就确立了开放式办所的方针，它的一切学术活动和学术讨论都是公开的，对国内外以及所有人都是开放的，我们举办的150多次双周理论讨论会，既有国内各方面人士的自由出入，也有国外学者和外国在华机构人士的参加。自学术和咨询分立以后，我们还要进一步使自己的财务公开，接受社会的监督。这样做一方面有利于在学者之间消除门户之见，杜绝学阀作风，创造合作氛围，开展自由讨论，另一方面，有利于在学者与大众、学者与政府之间达成相互的理解和沟通，这既有利于知识的传播和应用，也可以避免由于误解而引起的干预和麻烦，既给决策者和实践家以选择的自由和承担选择后果的义务，也给学者以自由探讨的环境和条件。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这样做还有着一个特殊的意义，它是学者自我保护的一个重要方法。

其次，从政治宣传到解释世界。为了建立和实行计划经济，必须保持思想一致和行动统一，于是建立了庞大的宣传部门和宣传队伍，教育和研究部门就成为这支队伍的一部分，被置于政府的严密管制之下，其主要任务也就变成政治动员和思想宣传。加之长期受经世济民思想的薰陶和影响，对理论联系实际的片面化和庸俗化宣传和理解，以及市场化进程中的行为失范和巨大诱惑，中国知识界并不乏人文关怀，参与意识也很强，缺乏的是独立意志和自由精神，认认真真解释世界者不多，急急忙忙改造世界者不少，很多研究机构和学者定位于幕僚阶层和社会活动家，而不是思想库和思想家，一方面是“奏章学”的泛滥，另一方面是“广告学”的盛行。因此，中国非营利研究机构的发展还面临着一个自身的改造。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1-29 09:04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29 09:02 标题: 民间非营利研究机构的成长与21世纪的中国(17)

其实，作为思想库，学者和非营利研究机构的基本任务是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不是直接去改造世界，更不是去从事政治宣传和思想灌输，改造世界是政治家以及企业家和生产实践家的任务，政治宣传也是政治家和宣传家的工作。不过，解释世界的过程本身也是改造世界和影响世界。一是人们都是按照自己的认识行动的，即使一些盲目的和潜意识的行为，也是以其“默会的知识”为基础的；二是解释世界本身就是在观念形态上对世界的建构，而这一建构的过程也是建构者本身被建构；三是话语的作用和话语霸权不可小视，任何一种对世界的解释都有一套话语，必然会对人们特别是有相同话语的人们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本身就是一种对世界的改造，同时通过这种影响来改变受其影响的人们的行为，更是对世界的进一步改造。这是知识生产者改造世界的特殊方式。天则所目前还比较小，影响也不够大，但却是以学术为本，以学问看家，以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为已任，以建成中国的一个思想库为目标，并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着这个方向前进。

再次，从注解政策到评议政府。在发展中和转型中国家，政府的作用和影响很大，政府及其官员行为的随意性也很大，政府的非规范行为往往起着逼良为娼的作用，直接阻碍着制度的变迁和经济的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力量太小，社会组织太差，形不成对政府及其官员行为的应有制衡和监督。因而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往往只有政府一个声音，而无民间的不同的声音，研究机构和学者也缺乏独立性，其注意力集中于解释政策，并为其寻找理论上的依据。随着市场化的推进，非营利研究机构的独立和进一步发展，其与政府的关系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必然会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作为思想库，民间非营利研究机构是“社会的良知”，既要独立于企业，也要独立于政府，其对政府的关系就要保持一个超然的立场和批判的态度，既要支持政府的正确作法，也要批评政府的错误行为。对于政府的每一个政策决策和管制措施，都可以作出评论，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指出其利弊得失，使其多做善事，少做恶事。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对政府政策持批评态度，正是非营利研究组织和学者的社会责任。也许有些话目前只能在学术刊物上讲，很多传媒不能发表，但该讲的还要讲。尽管目前在很大程度上，政府和官员的行为往往没有监督和不受监督或者监督非常不力，但随着非政府机构的发展壮大，就会成为一种制衡的力量，这种情况就会逐渐改变。另一方面，作为思想库，非政府组织并非反政府组织，独立学者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也要向政府提供战略和政策的咨询和帮助，推动政府实施正确的政策和规范自己的行为。这也是思想库产生的重要原因和存在的价值之一。在这种互动和博弈中，非政府组织也会找到自己的正确位置，壮大自己的队伍，成为中国社会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这里，天则所一向坚持一个原则，政治家和企业家有选择的自由和决策的权力，学者有思想的自由和讲话的自由，我们的意见能否被政府接受和采纳并不太重要，也不可刻意追求，只要能讲话能发表就行，自然会有它的社会影响。我们坚信，学者和民间非营利研究机构的力量不在于政府的态度，而在于思想的力量和逻辑的力量。

最后，从孤立封闭到国际合作。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力量还小，发育更不充分，相互间的联系不多，与国外的联系更少，要能够使自己尽快发展壮大起来，除了在国内的努力以外，发展对外交流和国际合作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其好处有，一是可以学习国外非政府组织成长和运作的经验，加快自身的结构调整和改造，从而使自己的管理和运作逐步规范化；二是可以取得国外的资源和资助，增强自己的实力，三是可以提高自己的地位，扩大自己的影响。凡发展较快和影响较大的非政府组织大都是这样做的，很多做得很成功，天则所对此也给予了一定的重视，与国外的一些组织建立了一定的联系，在天则所的成长和发展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康小光，1999，《权力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的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
2，沈原、孙五三，1999，《制度的“形同质异”——以中国基青会及其对外交往活动为例》（打印稿）。
3，lester m. salamon and helmut k. anheier, the emerging nonprofit sector: an overview.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5.
4，哈耶克，1962，《自由秩序原理》（中译本）邓正来译，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8。

文章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2003年4月23日)。
本文为 1998年7月26日作者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致福轩，由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所･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主办的讲座上的演讲发言，转贴时章节作了变动。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1-29 09:4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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