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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问题的研究 [打印本页]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12-27 00:26     标题: 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问题的研究

【编贴者按】范毓周，1947年出生于河南开封。1978年河南大学历史系毕业。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毕业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任助理研究员。现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东方书画艺术中心顾问和兼职研究员。长期从事古文字与出土文献、先秦社会历史文化、美术考古与艺术史、文明探源与比较研究工作。出版有:《甲骨文》、《早期中国文明》13卷本(与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教授共同主编)。并发表有:Some Comments on Zhouyuan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Military Campaign Inscriptions from YH127, The Charges of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Should Be Viewed as Questions, 「殷代武丁时期的战争」、「甲骨文月食纪事刻辞考辨」等论文70多篇。作者认为: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研究已经经历了80多年的发展历程，在各个领域均已取得可喜的成就。今后需要做的工作，一是在理论方法上进一步系统化、本土化和体系化；二是要积极推进结合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课题所进行的学术探索性考古发掘和研究。三是要全面整合已有考古资料，按照地区和文化类型，分区分系地整理和研究，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依照考古文化自身体现出的发展轨迹，多方位展现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实际历程。四是要充分借鉴国际上已有的人类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研究经验，加强已见成效的与其他文明间的比较研究，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

                           

目录



(1)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作者:范毓周(第1－第9楼)
(2)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共同孕育中华文明(第10－20楼)
   长江流域及其他地区的原始稻作 作者:游修龄

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作者:范毓周



中国文明源远流长，是世界上唯一连续发展、未曾中断的文明体系，也是起源和形成时期最早的文明体系之一。因此，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问题很早就引起学者的关注和探索。有关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探索与研究，如从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J．Gunner Andersson)在发现仰韶文化后发表讨论中国文化的起源算起①，迄今已经有87年的历史。80多年来，尤其是近些年来，国内外学者分途并进、共同探讨，在有关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研究领域里已经取得许多可喜的成就，但是仍然有不少问题尚难定论，需作进一步研究和讨论。在当前中国文明探源研究全面展开的新时期，系统回顾80多年来有关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探索与研究的历史进程，认真分析其中的得失，从中寻绎未来前进的方向，对于推动有关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本文不揣简陋，愿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就这一问题作一简要回顾与前瞻性述评，提供海内外同仁参考。

一、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早期研究



有关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问题的探索与研究，几乎是和中国考古学的发轫和发展同步的。中国考古学一般认为始自1921年安特生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著名的仰韶文化遗址开始的。①仰韶文化被发现后，限于当时的认识，安特生只能与已知的中亚和中东的考古发现进行比较，经过比较发现仰韶村出土的仰韶文化彩陶器上的纹饰与中亚土库曼斯坦的安诺等地的考古遗址出土的彩陶纹饰颇为相似，他曾提出著名的中国文化西来说。②他的这一说法曾在当时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直到前些年仍有学者受其影响，对中国文明的起源持相似看法。③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对殷墟进行大规模科学发掘后，发现仰韶文化与殷墟文化有很大的差别，它们之间有相当的距离。殷墟发掘是由于甲骨文发现引起的，殷墟文化的时代一开始就很明确是商代后期，根据殷墟出土的诸如甲骨文、青铜器、大型建筑基址和墓葬等各类文化遗物与遗存，学者间普遍认为这一时期国家已经出现[1][2]，殷墟文化标志着中国文明已经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在当时还有一定影响。殷墟文化的内涵引起不少学者对其来源进行探讨的兴趣。1931年徐中舒先生在不能完全摆脱安特生中国文化西来说影响的情况下，对于已经进入文明形成状态的殷墟文化，提出了它与仰韶文化应当分属两个系统的说法。[3]他的这一说法颇具影响，1933年傅斯年发表《夷夏东西说》明确提出了东、西文化的二元对立假说。[4]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发展、龙山文化向西发展，从而在中原地区形成混合文化的二元对立看法在考古学界仍很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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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安特生于1923年发表讨论仰韶文化的著名论文《早期中国文化》见An Early Chinese Culture，Bull．Geol． Soc．Of Ching 5(1923)，No．1，p1～68；后又收入其 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Studies in Prehistoric China，The MIT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U． S．A．,1973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2-28 13:44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12-27 00:50     标题: 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前瞻(2)

1933年在殷墟发掘中执牛耳的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在论述殷墟文化的来源时强调骨卜、龟卜、蚕桑业和部分制陶业“完全是中国至少是东亚创始并发展的”。同时，仍然认为殷墟文化中的文字和部分农业、制陶业“显然受过西方的影响”。但是他经过殷墟与西伯利亚、欧洲出土青铜器的比较后，则明确指出：“与殷虚青铜文化最有密切关系的西伯利亚青铜文化，要比殷虚迟若干时，而在欧洲所出的类似殷虚的青铜实物有散在各地，所以说这种青铜器完全是欧洲或西伯利亚传到中国的，都说不通。”他并指出：“殷商以前仰韶以后黄河流域一定尚有一种青铜文化，等于欧洲青铜文化的早中二期，及中国传统历史的夏及商的前期。”[5]也就是说，商代后期的殷墟文化应当另有其本土前源，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他的这一看法应当说是很有见地的，已为后来考古发现的大量事实所证实。

从1930年到1931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山东章丘发掘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后，龙山文化引起了学者的特别关注。与此同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殷墟也发现了含有殷墟文化、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三种文化依次叠压的地层关系。[6]1933年考古学者梁思永先生根据这一现象撰写了《小屯、龙山与仰韶》的著名论文[7]，认定了中国史前文化发展到文明阶段的殷墟文化是由仰韶文化经由龙山文化而完成的。1939年，梁思永在研究龙山文化与殷商文化的关系时，进一步论证龙山文化与殷墟文化有多方面的类似特点。他在当年提交第六届太平洋学术会议的论文《龙山文化一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中，把在殷墟发现的后冈二层文化作为龙山文化的豫北区类型，论定豫北区的龙山文化是豫北殷文化的直接前驱。[8](p69～79)他的这些看法对后来的考古学界影响很大，实际上已为确立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是与中原地区的文化发展具有密切关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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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也有学者认为应从1900年瑞典学者斯文·赫定(He- din Sven Anders)、斯坦因(Aurel Stein)进入我国新疆地区在楼兰、尼雅遗址进行发掘开始。
②参阅J．Gunner Andersson，An Early Chinese Culture， Bull．Ge01．Soc．ofChin95(1923)，N0．1，PP．1～68；后又收入其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Studies in Prehistoric China，The MIT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U．S．A．，1973．
③参阅德国华裔学者张聪东(Tsung-tung Chang)论文：A New Thesis on 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Late Neolithic Age，Sino-Platonic Papers，N0．7，Jan．1988，Edited by Victor H． Mair．Univ．of Pennsylvania，U．S．A．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12-27 00:54     标题: 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前瞻(3)

二、考古工作弥补了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进程的空白环节


   
应当指出，在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几乎所有重大问题的提出和解决都是由考古工作的重要发现促成的。
   
殷墟文化发现后，经过将近10年的科学发掘，大量丰富的文化遗物和文化遗存向人们展现商代后期中国文明已经相当成熟。为了寻求殷墟文化的源头和探索中国文明的形成进程，考古学者作了长期的不懈努力，终于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考古工作中揭示出从龙山文化发展到殷墟文化的实际轨迹，从而弥补了中国文明形成进程的空白环节。
   
20世纪50年代初，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河南郑州二里岗发现了商代前期的文化遗物，经过1952年到1953年在当地的大面积考古发掘，发现有异常丰富的商代前期文化遗物和遗迹，并将这类文化遗存命名为二里岗文化，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并再细分为二里岗下层和二里岗上层前后两个阶段。[9]1956年以后，考古工作者又在此基础上发现了殷墟之前的商代前期都城郑州商城，整个城垣用夯筑法筑成，城垣相对完整，东西长约1870米，南北长约1700多米，周长约7000多米，加上后来发现的外郭遗址和相关遗存分布，其范围约在25平方公里左右，其始建时代约在二里岗下层偏早时期，直到殷墟文化兴起后还在继续使用，它是殷墟文化的直接前源。①这些发现不仅弥补了从龙山文化发展到殷墟文化的中间缺环，而且把人们对于中国文明形成进程的认识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与此同时，考古工作者还在中原地区发现了比郑州二里岗文化更早但又晚于龙山文化的二里头文化。1953年考古工作者先在河南登封的玉村、1954年又在郑州的洛达庙、洛阳的东干沟发现了一种早于二里岗文化而又晚于龙山文化的考古文化，当时曾被命名为“洛达庙文化”②。此后考古工作者在豫西和晋南地区相继发现了几十处文化面貌与之类似的文化遗存。[10](p212)为了探索夏文化，1959年，徐旭生先生在河南偃师进行夏墟调查，在调查中结合文献记载指出1957年已经发现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一处重要的都城遗址[11]，考古工作者立即在二里头遗址进行试掘，随后从1960年到1964年先后进行8次发掘，发现这里是一处早于郑州商城的都城遗址。[12]在对这类文化有了比较全面深入的认识后，考虑到二里头遗址在同类文化遗址中规模最大，面貌最为清楚，于1962年改称“洛达庙文化”为“二里头类型文化”。[13]二里头类型文化的分布范围相当广泛，除了上述豫西、晋南以外，在豫中、豫南、鄂北、陕西、河北的一些考古遗址中都有发现。[10](p212)经过对一些典型遗址的地层叠压打破关系的分析和放射性碳元素C14测定，基本确定二里头文化比属于商代前期的二里岗文化更早，是处于龙山文化与二里岗文化之间的一种考古文化。二里头类型文化在上述广大地区的普遍发现，使人们的学术视野更为开阔，对于中国文明的形成进程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并进一步引发了学术界对于夏文化深入探索的浓厚兴趣。对于二里头类型文化的时代与性质，学者间曾经有过不同认识，并曾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过相当激烈的长期争论。考虑到二里头文化与龙山文化和二里岗文化的相互关系，经过学者长时间的争议，大多倾向于二里头文化是属于文献记载的夏代范围的考古文化，从而弥补了从龙山文化发展到商代前期二里岗文化的中间缺环，把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问题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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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看安金槐：《郑州地区的古代遗存介绍》，《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8期；河南省博物馆等：《郑州商代城遗址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一)，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商城外夯土墙基的调查与试掘》，《中原文物》1991年第1期；裴明相：《郑州商代王城的布局及其文化内涵》，《中原文物》1991年第1期。
②韩维周：《河南登封县玉村古文化遗址概况》，《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6期；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第一队：《郑州洛达庙商代遗址试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洛达庙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9年第4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1958年洛阳东干沟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笫10期。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12-27 00:57     标题: 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前瞻(4)

为了进一步加深对二里头类型文化性质的认识，对于二里头文化的中心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进行有计划的全面发掘显然已经十分必要。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考古工作者在二里头遗址进行过多次大规模发掘工作，先后发现中国最早的青铜冶铸作坊遗址和青铜礼器、最早的围绕中轴线左右对称布局的宫室宗庙建筑群遗址等重要文化遗存①，经过学者们近半个世纪的研究，目前已经认定规模宏大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应为夏代的都城遗址。根据这些发现和研究，不少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形成期的中国古代“原生文明”的代表[14]，二里头文化代表的夏文化是中国最早进入文明时代的文化[15]。

最近一个时期，为了配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自2001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又运用聚落形态理论和方法，把偃师二里头遗址作为中国文明形成初期的中心型聚落遗址，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钻探和发掘，对其布局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认识。[16][17]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这些新的认识对于我们重新考虑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均有积极意义和影响。[18]最近，连国外的学者也已开始把它纳入到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问题的重要研究领域中来。[19]
   
1983年春，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偃师东距二里头遗址约6公里的尸乡沟新发现一座商代城址，随即进行了勘探和发掘，基本上查清了它的范围、形制和建筑布局，为以后的发掘和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20]此后20多年来，考古工作者对这座商代前期城址进行了多次发掘和深入研究[21]，基本上确认偃师商城就是商汤灭夏后所建的第一座都城遗址。一些学者并认为它是继偃师二里头遗址向郑州商城发展的中间环节，是夏、商文化的分界[22]，尽管学者间对此还有争议，但对人们如何认识偃师商城的价值和意义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偃师商城的发现与研究从考古学上填补了中国文明形成进程上的缺环。
   
对于龙山文化的来源及其与仰韶文化的关系，也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通过考古工作获得了答案。1956年，安志敏先生在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进行发掘时，发现了庙底沟二期文化。发掘资料显示，庙底沟二期文化既有仰韶文化的特点，又有龙山文化的新文化因素萌芽，是由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中间环节。根据这一发现，考古学者对于中国史前文化与商代文化问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看法，普遍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进程应当是在中原地区由仰韶文化发展为龙山文化再进而发展为商代文化的一元化轨迹。[23][24][25]这一看法进一步强调了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进程的本土化连续发展特点，但从另一方面也使人们认识到中原地区是中国文明的源头和形成进程的中心。这种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问题研究中的中原文化中心论在此后相当一段时间里曾产生过极大的影响。

郑州商城与二里岗文化、偃师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偃师商城和庙底沟二期文化的一系列发现和发掘，不仅丰富了人们的认识，而且明显地展现出从仰韶文化，经由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到殷墟是一个基本上未曾间断的发展轨迹，使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及其早期发展进程的脉络清晰可见。考古工作者通过他们的不懈努力，为我们进一步探索和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问题，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连续发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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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5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4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年第4期；偃师县文化馆：《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8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1980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河南偃师二里头二号宫殿遗址》，《考古》1983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1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1982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九区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1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1984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几座墓葬》，《考古》1986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新的铜器》，《考古》1991年第1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7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宫城及宫殿区外围道路的勘查与发掘》，《考古》2004年第1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考古新发现》，《考古》2005年第7期。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12-27 01:00     标题: 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前瞻(5)

三、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深入探索



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引发了考古学者探讨夏文化的浓厚兴趣，学者们在结合二里头文化探讨夏文化的同时，对于中国的国家起源和形成问题展开了讨论。[26][27][28]河南的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山西临汾陶寺等龙山文化晚期考古遗址的发现[29][30][31]，使学者进一步把夏文化的探索与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问题密切联系起来，相继展开了热烈的讨论。①讨论中，有的学者提出，龙山文化晚期的文化已经是夏文化[32]，有的学者则结合对陶寺文化的分析对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进程进行了探索。[33][34]与此同时，山东泰安发现了大汶口文化重要遗址[35]，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在原有基础上发现了良渚文化重要遗址[36][37]，辽西地区的辽宁喀左县东山嘴也新发现了红山文化遗址[38]，使人们对于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问题产生了全新的认识。②围绕这些新的发现和认识，学者一度展开讨论和探索③，他们的看法对于深入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问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考古学者李济先生就在他赴美国讲学的学术演讲中就中国文明应从殷墟开始提出看法[39]，但在当时应者寥寥。到了70年代后期，美国华裔学者张光直先生开始关注国内学者的发现和研究，发表论文进行探索。[40]他的研究引起西方汉学家的浓厚兴趣，90年代国外学者纷纷进行讨论和探索④，至今未衰。
   
20世纪80年代中期，正当学术界对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探索兴趣日趋浓厚时，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在1983年3月应日本广播协会(NHK)邀请在日本进行学术演讲，发表了著名的《中国文明的起源》，提出了中国文明形成的3个标志分别是都市、文字和青铜器，并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和起点提出了系统看法。[41]夏鼐的看法提出后，促动学术界围绕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作更加深入地研究和探索，苏秉琦、田昌五、佟柱臣、李学勤、严文明、安志敏、邹衡、童恩正等考古、历史学者相继发表讲话和论文，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问题提出意见和看法。⑤其中尤其是苏秉琦先生，在此后的一个时期，多次论证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并用以印证他关于中国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学说[42][43][44]，在考古学界具有广泛影响。为了从考古工作中开拓出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新局面，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门成立了“中国文明起源课题组”，并及时举办了“中国文明起源座谈会”和“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45][46]，后来又专门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聘请国内外专家组成专家委员会和担任客座教授，组织国家大型课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47]，直接推动了学术界、尤其是考古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和探索。各地的考古工作者在积极参加讨论和探索的同时也相应围绕这一主题开展田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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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看安金槐：《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年第3期；赵芝荃：《试论二里头文化的渊源和去向问题》，《考古学报》1986年第1期；邹衡：《中国古代文明的诞生》，《文物》，1987年第12期等论文；又邹衡：《关于探讨夏文化的条件问题》、安金槐：《对河南境内夏商城址的初步探讨》、高炜：《试论陶寺遗址和陶寺类型龙山文化》，均载《华夏文明》(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②参看唐兰：《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光明日报》1977年7月14日；《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纪要》，《文物》1978年第3期；孙守道、郭大顺：《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文物》，1984年第6期。唐兰：《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光明日报》1977年7月14日。
③参看邵望萍：《远古文明的火花——陶尊上的文字》，《文物》，1978年第9期；汪遵国：《太湖地区原始文化的分析》，《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黎家芳、高广仁：《典型龙山文化的来源、发展及社会性质初探》，《文物》，1979年第11期；刘式今：《试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样地》，《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田昌五：《古代社会断代新论》第11、62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李学勤：《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人文杂志》1982年增刊。
④参看Paul Ropp，ed．，Heritage of China：Contempo rary Perspectives on Chinse Civilization，(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其中收录诸如Keighley，David N．，Early Civi- iization in China：Reflections on HOW It Became Chinese等的探索论文。
⑤参看苏秉琦：《中国文明的新曙光》，《东南文化》1988年第5期；田昌五：《仰韶文化社会性质与中国文明起源若干理论问题》，《中原文物》1986年特刊；佟柱臣：《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多中心发展论和发展不平衡论——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规律和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1986年第2期；李学勤：《考古学与古代文明》，《北方文物》1986年第3、4期；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安志敏：《试论文明的起源》，《考古》，1987年5期；邹衡：《中国文明的诞生》，《文物》，1987年第12期；童恩正：《南方——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12-27 01:05     标题: 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前瞻(6)

根据文献记载，夏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文化的探讨是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20世纪80年代后期，为了推进这方面的研究，河南省考古学会、河南省博物馆共同编辑出版了《夏文化论文选集》，对有关夏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进行了系统汇编[48]，中国先秦史研究会也在同时组织学学者讨论，出版了《夏史论丛》[49]，考古学者郑杰祥出版了专著《夏史初探》[50]。

1994年10月，中国先秦史学会和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在洛阳共同举办“全国夏文化学术研讨会”，并出版《夏文化研究论集》。[51]1999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展后，考古工作者对从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连续发展的新密的新砦遗址进行了进一步发掘，并在该遗址发现了城址，不仅从考古学上弥补了从龙山文化过渡到二里头文化的中间环节，而且成为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进程的一个重要发现。[52][53]这些研究成果和新的考古发现，无疑都有力地推动了夏文化的深入研究。值得注意的是，1992年以来，考古学者在中原地区相继发掘了河南的辉县孟庄、郑州西山、新密古城寨和山西襄汾陶寺等4座距今4000多年以上的城址①，这些发现开阔了人们对中原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进程中地位与作用认识的视野，促进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进程的研究向更加纵深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还引发了学术界对黄河流域的文明发生与发展开展了研究。[54]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人们普遍把中原地区当作中国文明的摇篮，一度形成中国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论。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考古工作的展开，中原以外的许多地区都有重要的史前文化遗址发现，各地的考古工作者开始强调本地区考古文化的重要性，提出中国文明应有多个起源中心的看法，人们的认识开始发生变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上学术界逐渐兴起一种多元化的“满天星斗”看法。[43][55]

在中原地区之外，最为引人注目的首先是海岱地区的考古工作，根据苏秉琦先生开展环渤海考古研究和东夷文化与中国文明起源关系研究的建议[56]，对大汶口文化墓葬和龙山文化城址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并相继召开两次“环渤海考古”座谈会。[57][58]通过考古工作者的多年共同努力，不仅对章丘城子崖城址作了更大规模的发掘，发现城子崖城址经历了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两个时期，应为中国文明形成初期夷族建立的方国遗址[59]，同时还相继发现了上百座大汶LI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聚落遗址，其中尤其重要的是19大汶口文化开始，至岳石文化，海岱地区有多座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城址发现。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山东寿光边线王[60]、临淄田旺[61]、邹平丁公[62]、阳谷景阳岗[63]、日照两城镇[64][65]、五莲丹土[66]和江苏连云港西诸朝的藤花落[67]等龙山文化城址。这些城址的发现为探索东夷地区社会复杂化和进入文明的进程提供了重要依据。根据大量考古资料，人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海岱地区从北辛文化开始，经由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发展到岳石文化，社会的复杂化和走入文明的历程与中原地区基本上是同步的，地处东部沿海地区的东夷族群，在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考古工作者在长江中游两湖地区也发现多处距今4000年以上的城址。其中比较重要的当推湖北的天门石家河城址[68][69]、石首走马岭城址[70][71]、荆州阴湘城城址[79][73]、应城的门板湾城址与陶家湖城址[74][75]、公安鸡鸣城遗址[76]、荆州马家垸城址和湖南澧县的城头山城址[77][78][79]。此外，在黄河中游的河套地区、四川成都平原和中原地区等地也都有许多新石器时期晚期的城址相继发现，这些城址和海岱地区的城址一样，反映这些地区与中原地区一样在新石器时期晚期开始其社会复杂化和走向文明。[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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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辉县盂庄》，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郑州西山仰韶时代城址的发掘》，《文物》1999年第7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密市炎黄历史文化研究会：《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梁星彭、严志斌：《陶寺城址的发现及其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的学术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1月。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2-27 01:06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12-27 01:07     标题: 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前瞻(7)

与此同时，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在发现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北阴阳营文化、崧泽文化、薛家岗文化、良渚文化等一系列考古文化之后，对于这一地区的考古文化发展序列和文明发展进程也逐渐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1986和1987年，在浙江余杭县的良渚遗址群中，先后发掘了反山和瑶山两处遗址[81][82]，张忠培先生认为这一发现表明良渚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83]。1992年至1993年，考古工作者又在浙江余杭莫角山良渚文化中心遗址和1999年江阴高城墩墓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84][85]，尤其是近期考古工作者又在莫角山良渚文化中心遗址新发现古城城址[86]，使我们认识到长江下游地区有可能更早进入文明状态。其文明起源与形成进程与中原地区应当是基本同步的[87]，在对红山文化和相关的考古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后，学者们在辽西地区的文明起源和形成进程问题上也有同样的认识。①与此同时，长江上游的考古发现也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2002年6月由中国古都学会、成都古都学会主办，成都文物考古工作队、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具体承办的“长江上游城市文明起源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都学2002年学术年会”在成都举行，就“长江上游城市文明起源”和“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88]，引起学者进一步探讨的兴趣[89]。2006年5月，中国先秦史学会、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中华文化论坛》编辑部又共同举办了“巴蜀文化与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就古蜀文明起源和巴蜀文化与中国文明起源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认识。[90]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夏文化的探讨和中国文明起源讨论的深入开展，一系列新的考古发现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经历了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多元论认识之后，重新审视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有的学者则把伊洛河系文化作为中国最早文明的主流[91]，有的学者把伊洛河流域看作是中原文化核心地带[92]，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问题上多数学者主张中国文明发端于仰韶文化晚期，经由龙山文化进一步发展，至二里头文化进入文明，而中原地区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并起主导作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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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看何贤武：《辽西地区文明探源》，《辽海文物学刊》1994年第1期；郭大顺：《辽宁史前考古与辽河文明探源》，《辽海文物学刊》1995年第1期；及《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郭大顺：《辽河流域文明起源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②参看严文明：《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石兴邦：《中国文化与文明发展和形成史的考古学探讨》，《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台湾中研院史语所，1997年；徐苹芳：《中国文明的形成》，《燕京学报》1995年5月；范毓周：《中原文化在中国文明形成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12-27 01:10     标题: 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前瞻(8)

四、理论方法的讨论与思考



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研究已经经历了80多年的学术历程，80多年来，学者们分途并进，除了不断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以期通过新的资料获得新的认识之外，也在运用新的理论方法上各出心裁，力图将一些学术问题纳入到较高的认识层次上进行讨论。

首先是对于“文明”概念的认识。“文明”虽然见于《易传》的《文言》和《尚书·尧典》，但在今天讨论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时使用的“文明”一词却是西方学术传人中国后的翻译术语。由于一些学者对于“文明”和“文化”在西方学术中的差异理解有误，曾经一度使用“原始文明”、“史前文明”、“技术文明”、“制度文明”等各种用语，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学术界对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探索兴趣日趋浓厚，学者间开始就“文明”的概念范畴进行讨论。[93][94]为了廓清学者间的岐见，夏鼐先生首先对“文明”进行了理论界定[41]，苏秉琦先生也就“文明史”和“文化史”的不同含义作出界定③。他们的观点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可和遵从。④在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举办的“中国文明起源座谈会”上，许多学者还就“文明”概念的理解发表了看法。[45]此后，不少学者继续对“文明”概念的含义进行分析和讨论⑤，直到最近仍有学者进行讨论。[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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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苏秉琦先生曾明确指出：“首先要澄清文化史和文明史两个不同的概念。原始文化即史前文化可以上溯到100多万年前；而文明史则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和具有较高水平文化的历史。”说见《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东南文化》1988年第5期。
④参看安志敏：《试论文明的起源》，《考古》，1987年第5期；陈星灿：《文明诸因素的起源与文明时代——兼论红山文化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考古》1987年第5期；蔡风书：《中国文明起源“新说”驳议》，《文史哲》1988年第4期；邹衡：《中国文明的诞生》，《文物》1987年第12期；郑光：《中国新石器时代与中国文明》，《华夏考古》1988年第2期。
⑤李伯谦：《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华夏考古》1995年4期；孙淼：《关于“文明”的涵义问题》，《夏商文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贾{山我}：《简述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洛阳考古四十年》，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段启增：《“文明”与“文明时代”》，《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5期。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12-27 01:11     标题: 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前瞻(9)

近些年来，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起源问题的讨论上，文明起源问题与文明形成问题是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因而，文明形成的理论和标准成为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在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探讨中，运用最多的是摩尔根——恩格斯理论，不少学者都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的“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为理论依据来论证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问题。①20世纪80年代后期，已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96][97]，90年代初，更有学者引入“社会复杂化(social complexity)”的理论用以阐述文明形成的理论[46]，有的学者则引入“酋邦(Chiefdom)”、和“早期国家(early state)”的理论和概念②，另有一些学者则提出“古国”、“方国”和“帝国”的分级概念来概括中国文明的起源、形成和早期进程③，在这一理论影响下，有的学者进一步提出了中国文明有孕育、形成、发展三阶段的理论[98][99]。这些探索对于打破固有的成说，启发人们从全新的角度认识理论问题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研究方法上，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者们逐渐从考古资料的排比和对社会发展理论的单纯阐释与过渡到从文明要素和形成标准角度寻绎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进程的轨迹。因而判断文明是否形成的标准，首先成为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理论问题。实际上，文明形成的标准又直接关系到文明起源研究中要确定的文明要素，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20世纪80年代，最为大家所熟知并普遍接受的是张光直先生的“青铜冶金术、文字、城市、国家组织、宫殿、复杂礼仪中心”六项标准和夏鼐先生的“都市、文字、青铜器”三项标准[100][41]。对此，学者们曾经进行过认真讨论，提出过不少新的标准体系。④在后来的讨论中，许多学者又把判断文明形成的标准当作探讨文明起源和形成的要素或基本因素提出种种意见。⑤

国家重点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后，学者围绕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展开讨论和探索，并对重要的考古遗址进行学术探索性发掘，推进研究逐步向深层发展；自然科学技术手段被日益广泛应用；聚落形态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并开始注重各地区社会复杂化和走向文明进程的研究。许多学者提出在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问题时应重视礼制的产生、发展及其作用的研究。[101]2004年12月，由北京大学“21世纪哲学创新论坛”和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共同发起，举办了“首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论坛”。2006年郑州大学也举办了“中原文化与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国内外学者就中原文化在中国文明形成中的地位与作用等相关问题展开交流与讨论。[102]中国社会科学院也举办了六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论坛围绕中华文明起源这个主题，不断总结研究经验，评点研究成果，探讨存在的问题，并就对待古史传说的态度、对夏商周时期文献记载的引用和对中华文明形成模式的认识展开讨论和探索。目前，在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中正在形成一种开展跨学科交流与对话，积极倡导新方法，努力促进新发展的良好学术新局面。[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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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例如夏鼐先生即认为文明是指一个社会由氏族解体而进入由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说见所著：《中国文明の起源》(小南一郎译)，日本广播出版协会，1984年版；又《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他的看法一直到今天仍有影响。
②参看张光赢：The Chinese Bronze Age：A modern syn- thesis，“in Wen Fong(editor)，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p35～50．New York：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又中文版译为《中国青铜时代》，收入《中国青铜时代》，三联出版社1982年版；谢维扬：《中国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酋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5期；龚缨晏：《略论中国史前酋邦》，《杭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陈淳：《酋邦的考古学观察》，《文物》1998年第7期；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陈淳：《早期国家之黎明——兼谈良渚文化社会政治演化水平》，《东南文化》1999年第6期；王和：《关键在于突破部族结构的桎梏——关于文明起源问题的一点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③参看苏秉琦：《<中国考古文物之美>序》，《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车广锦：《论古国时代》，《东南文化》1988年第5期；郑超雄：《从古国到方国》，《广西民族研究》2003年第4期；曹兵武：《聚落·城址·部落·古国——张学海谈海岱考古与中国文明起源》，《中原文物》2004年第2期；王震中：《从邦国到王国再到帝国：先秦国家形态的演进》，《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张学海《东土古国探索》，《华夏考古》1997年第1期。
④参看郑光：《中国新石器时代与中国古代文明》，《华夏考古》1988年2期；佟柱臣：《中国夏商王国文明与方国文明试论》，《考古》1991年第11期；李绍连：《华夏文明之源》，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杜正胜：《考古学与中国古代史研究——一个方法学的探讨》，《考古》1992年第4期。
⑤陈剩勇：《中华文明起源研究随想》，《浙江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安志敏：《中国文明起源始于二里头文化——建议多元说》，《寻根》1995年第6期；李伯谦：《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华夏考古》1995年4期；曹兵武：《中国文明起源：理论与实际》，《中原文物》1996年第4期；李仰松：《研究我国文明起源问题的一些思考》，《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08年第10期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2-27 01:14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12-28 08:19     标题: 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共同孕育中华文明(10)

长江流域及其他地区的原始稻作


作者:游修龄



长江流域及其他地区的原始稻作遗址，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所发现的，如良渚、屈家岭、修水、石峡等文化遗址(参见表4-3)，它们的年代都大抵相当于北方龙山文化时期，迟于大汶口、半坡、仰韶等文化。从而长期以来，在学术界形成了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的单中心观点。加之有史记载以后，汉唐盛世北方文化遥遥领先于南方更是不争的事实。到 1973～1976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两次发掘以后，其年代经鉴定为距今近7 000 年，超过仰韶和半坡，才引起了很大轰动。与此同时，河北武安磁山和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先后发掘，其年代经测定约在距今 7 500～6 800 年之间(未经树轮校正)，大体上与河姆渡持平略高。90 年代又在长江中游发现较河姆渡和裴李岗、磁山更早些的遗址(详后)，如此南北相互“追赶”的现象，使中国原始农业的研究成为从未有过的热门课题。黄河流域单中心论遇到挑战，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共同孕育中华文明的观点，便很自然地建立起来。

一、长江流域及其他地区稻作遗址的出土情况



一般地说，南方新石器遗址应该都是已有稻作的遗址，但我们进行统计时，必须以有炭化的稻谷、米或稻的茎秆等实物遗存(包括稻的孢粉、植物硅酸体)为依据，即使有农业生产工具、没有实物遗存，也不在统计范围以内。随着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不断发掘，发现有稻谷(米)等遗存的遗址也日益增多。如据20世纪70 年代统计，只有 30 余处，到20世纪 80 年代便增至 70 余处，20世纪80 年代末至 20世纪90 年代中，已超过 80 处(表4-3)[1]。

从遗址的年代来看，各地遗址距今3 000～9 000 年，时间跨度约 6 000 年。20世纪70 年代末最早的遗址是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及桐乡罗家角遗址，距今7 000 年；这一纪录被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距今8 00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所打破；进入20世纪90 年代后，贾湖的纪录又被距今8 000～9 000年的湖南澧县梦溪八十壋及澧县平原彭头山、安乡汤家岗等遗址的新发现所刷新，这些新遗址的陆续发现，大大促进、丰富了原始稻作农业的研究内容。由于鉴定技术的进步，现在可以在没有稻谷(米)遗存的条件下，从土层中寻找稻叶的硅酸体，同样可以找出栽培稻的证明，并区分其为籼亚种或粳亚种。此项工作正在开展，暂时未将其统计在内。表4-3内时间最晚的是云南的几处遗址，距今约3 000 年，这在中原地区，业已进入有文字记载的社会，但因这些遗址的农业发展阶段，仍属原始农业范畴，故亦予以列入。

从表4-3遗址的地域分布看，有几个特点，一是长江流域明显可分为下游、中游和上游三个部分，长江下游、中游的遗址数目最多，分布也最密集，下游集中太湖地区，中游集中湖南、湖北两省。华南地区的遗址数较少，分布也显得较散。黄河和淮河流域数目亦少，分布也很分散。因而长江中、下游近十余年来一直是稻作起源研究的热点，其余地区被视为扩散传播的结果。(图4-4)。其中贾湖遗址位于淮河上游，处于北纬33°37′，是迄今为止年代很早、纬度最北的稻作遗址，也是研究的热点之一。

另一方面，1996 年在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的31个文化层(年代距今8 000～12 000万年)中发现7个样品有水稻硅酸体，共 24 粒，其中双峰硅酸体7粒，扇型硅酸体17粒。研究人员对遗址的扇形硅酸体进行聚类分析，写出报告。[2]主要结论认为牛栏洞遗址的硅酸体为一种非秈非粳的类型，其扇柄长度与现代秈稻相似，扇叶长与现代粳稻相似双峄间距与现代粳稻相似；双峰间距与现代秈稻相似；垭深与现代粳稻相似。在水稻的演化序列上处于一种原始状态。报告又附带指出，从已发表的资料来看，距今万年前的稻谷遗址，除牛栏洞遗址外，为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的稻谷，具有秈粳的综合特征，水稻双峰硅酸体具有粳稻特征。牛栏洞遗址文化层的硅酸体虽与玉蟾岩的相似，但秈性明显增加。其原因有待研究。[3]

福建和台湾的稻作遗址特点是数目很少，时间又较迟，可能与山地面积较大，发掘机会和次数较少也有关系。黄河流域的稻作遗址数目虽然较少，但分布甚广，表明这一广大地区曾一度时期其自然条件适合于稻的栽培，却因条件改变从而缺乏连续性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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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表内湖南澧县和澧阳境内的遗址只列出代表性遗址一处，故表内数目未超过80处。
[2] 顾海滨、张镇洪、邱立诚，牛栏洞遗址水稻硅酸体的研究，收入《中石器文化及有关问题研讨会论文集》382～387页，英德市博物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广东省博物館合編，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3] 需要说明的是，牛栏洞遗址的年代估算偏早，详见第七章、第二节、四段有关牛栏洞遗址年代问题部分。至于牛栏洞遗址的水稻硅酸体报告，只有文字叙述及聚类分析数据，没有附硅酸体实物的照片，读者未能参与鉴别，是美中不足。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2-28 13:34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12-28 08:32     标题: 长江流域及其他地区的原始稻作(11)

二、原始稻作的起源和驯化


探讨原始稻作的起源和驯化，牵涉面很广，尽管考古发掘为研究提供了其他学科无法提供的实物和绝对年代数据，但还有许多问题不是考古发掘所能一一解答。驯化的栽培稻来自野生稻，而野生稻的“种”很多，它们并非都是栽培稻的祖先种，所以首先要确定哪种野生稻是栽培稻的祖先种？其次，关于作物的起源地，向来存在着单中心和多中心的争议，水稻的起源是单中心或多中心？第三，稻的驯化和栽培，离不开人，最初从事原始稻作的是什么民族？第四，原始稻作给出后世留下那些足资印证的材料依据？对这些问题需要分别探讨。

(一)野生稻问题

全世界“稻属”(Oryza)下的“种”(Species)经过鉴定并认可的，约有20～25 个，其中栽培种仅2个，即亚洲栽培稻(O.sativa)和非洲栽培稻(O.glaberrima)。其余都是野生稻。亚洲栽培稻的祖先种，公认的是“普通野生稻”(Oryza perennis 或 O.rufipogon)。中国境内分布的野生稻有三个种，即疣粒野生稻(O.meyeriana) ，药用野生稻(O. officinalis)和普通野生稻，前二者与栽培稻没有关系，这里从略。新石器时期驯化栽培的就是普通野生稻。

现代普通野生稻在中国境内的分布范围为：南起海南省崖县(N 18°09′)，北至江西东乡(N 28°14′)，东至台湾桃园(E 121°15′)，西至云南盈江(E 97°56′)。南北跨纬度10°05′，东西跨经度 24°19′。普通野生稻是多年生宿根繁殖为主，也能开花结少量的种子，收获指数不超过20 %；另一种为一年生的野生稻(O.nivara)，以种子繁殖为主，其收获指数可达60 %。[1]

在亚洲栽培稻的起源上，存在着不同观点，一种认为栽培稻种起源于普通野生稻，一种则主张栽培稻种起源于一年生野生稻。主张栽培稻起源于多年生的，说一年生野生稻是多年生野生稻和栽培稻“渐渗杂交”(introgressive hybridization)产物的，属于“杂草稻”(weed rice)性质；主张栽培稻起源于一年生野生稻(O.nivara) 的，认为nivara 是栽培稻的直接祖先，nivara 则来自O.perennis。日本学者在泰国发现另一种“多年生-一年生中间连续体”，主张栽培稻来自这种中间连续体 [2]。总之，近年来对一年生野生稻和普通野生稻及栽培稻的关系研究，已经深入到核基因组、叶绿体基因组及DNA等分子水平。这些新观点给中国古籍上记载的野生稻的探讨，提出了难题，因为古籍上关于野生稻的记载，没有说明它们是多年生或一年生的。中国古书上称野生稻为“秜”，《说文解字》：“‘秜’，稻今年落，来年自生，曰‘秜’。”但《齐民要术》引《字林》(佚书)作：“稻，今年死，来年自生，曰‘ 秜’”。一个作“落”，一个作“死”。落是谷粒掉落田间，来年又自行生长出来，似乎强调一年生；死则是植株今年死亡，明年重又生长出来，含有宿根生长的意义，但也不排除有田间落粒的可能。汉字中还有一个“穭”字，谐音也可以写作“旅”、“稆”，都是修饰语，野生的意思，所以穭稻、稆稻、旅稻也就是野生稻，穭麦、穭豆也就是野生麦、野生豆。而“秜”则专指野生稻。根据炭化谷粒外表稃毛的电镜观察，可以鉴定是否野生稻，但仍未能鉴别是一年生或多年生。(图4-5)

翻检古籍中有关野生稻的记载，起自三国吴，迟至北宋，共得 13 条，其分布的北界较现在偏北，约从 N 30 °至 N 38°5′[3]。唐代至北宋早年气温较现在为高，故野生稻分布也较现在偏北。中国全新世距今8 500～3 000 年这一阶段是一个大暖期，尤其是距今7 200～6 000 年间是大暖期中的稳定暖湿阶段。(详第一章)，当时华北远较现在温暖湿润，雨量较现在丰富，河流湖泊众多，野生稻的分布应较唐宋记载的北界还要偏北，从当时的植被种类偏于温带至热带型，也可以得到证实。遗憾的是，新石器遗址出土的栽培稻谷米遗存很多，但只有河姆渡遗址和贾湖遗址两处极少量的个别谷粒被鉴定为、或怀疑为野生稻谷粒。纬度在 N 30°～33 °之间，并非很北。进入有史记载以后，中国气候虽然每隔三、四百年也有冷暖交替的变化，但总的趋势是变化幅度较小，没有如 7 000 年前那样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 3°C 的现象。

新石器时期出土的都是栽培稻遗存，很少或几乎没有野生稻谷遗存，应视为正常现象，表明当时的稻田和野生稻小生境已相当隔离。其次，也表明当时人们已主要以栽培稻为食，所以遗址中没有发现野生稻谷，如果当时采集野生稻为食的比例还相当高，那么，就有可能在稻谷遗存中发现栽培稻和野生稻的混合物。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2-28 13:36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12-28 08:42     标题: 长江流域及其他地区的原始稻作(12)

剩下的问题是，鉴于多年生野生稻是一个多型的复合群体，不论是在自然的或人为的选择压力下，都富于变异，但古代和现代的时间差应该有所不同。那么，长江流域或黄河流域在 7 000～8 000 年前的野生稻是否像今天那样，已经有了一年生及中间型野生稻的存在？如果发现数量较多的炭化野生稻谷，怎样判断它们是多年生？一年生？或中间型连续体？如果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炭化稻的遗存不断发现，而炭化野生稻始终较少，可否认为稻的栽培驯化时期还应推前？目前，我们的理解和讨论，只能停在这样充满问题的水平上。

(二)稻的驯化与起源中心的问题

稻在驯化之前，要经过一个采食野生稻的阶段，现在印度奥利萨邦的杰普尔(Jeypore)及斯里兰卡的 Baticoloa 地区，还有人采集野生稻为食。采集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收获之前，先到沼泽中把稻穗捆成一束一束，然后拿篮子逐个地将成捆的稻穗弯转向篮子里倾倒，同时轻轻敲打，即可获得稻粒。另一种方法是，拿一个敞口的布袋，在稻穗上面反复兜过去，谷粒即落在袋里。因成熟期不一致，必需分次收获。可以推想，原始人们在采集过程中己注意到野生稻很容易掉粒、成熟期不一致、必须分次采集、谷芒太长、不便于脱粒加工等等缺点，但当时是没有办法的事，一旦人们实行播种繁殖，便会有意识地选择那些不至于一碰便落的穗子，成熟期较集中的穗子，谷芒较短甚至没有芒的穗子。因为野生稻是个多型的混合群体，这对于野生稻自己来说，是一种有利的生存竞争能力的表现。人们专挑自己所需要的性状，结果便会获得不易掉粒、成熟较一致、短芒或无芒的植株……当然，人们所进行的选择远非这样简单，还包括诸如种子休眠期短、米粒大小、形状、色泽，食味爱好、甚至为祭祀之用而专心选择等等，拿它们去播种繁殖，在它们的后代中进行反复的选择，便会慢慢地获得把这些期望的性状组合在一起的比较理想的新植株。这是驯化必经的步骤，所谓驯化，也就是不断选择期望的性状，汰除不需要的性状。如果把这种选择称之为正面选择，那么，同时也存在反向的负面选择，即植株努力保留自己的原始性状，逃避人力的干预，有利于它自身的生存，最终以杂草稻、即一年生野生稻的形式生存下来。不光是水稻如此，其他作物如大麦、燕麦、大豆、黍、粟…… ，各种作物都有其相应的“伴生杂草”。

在第一节黍粟出土的地理分布上，我们清楚地看到黄河中游是黍粟出土分布的中心，其次是黄河下游。我们把目光转移到长江流域，同样可以看到，炭化稻谷遗存的分布中心在长江中游，其次为长江下游。似乎黍粟和稻在时间跨越方面和和空间分布方面呈一种大体相似而并行的现象。人们在探索某种作物的起源地时，往往出土该种作物遗存最早的考古遗址作为首先考虑的对象。20世纪70 年代末，因河姆渡是当时最早的遗址，当时的判断即以河姆渡为中国的水稻起源地，由此向四周传播。80 年代末至90年代，汉水上游和长江中游舞阳贾湖、澧县彭头山等遗址的年代更早于河姆渡遗址，至今都倾向于长江中游(或中下游)是中国稻作起源中心，由此向四周传播。当然，配合最早起源地，必有一系列其他考古的、遗传的、文献的论证，但随着中心提法的改变，这些论证也随之沉寂。如果你认为这种判断太过随机性，离开考古年代，另作遗传学的、历史语言学的、民族迁徙方面的推断，即使言之成理，有根有据，由于缺乏年代坐标，便显得未能落实，没有说服力。所以这是个两难的问题。至少到目前为止，长江中下游起源说是唯一可以接受的观点。

普通野生稻的分布范围包括了整个东南亚及其岛屿，若说它们的北界在温带北纬30°上下、在为期近万年的历史长河中颇多徘徊移动，那么，它们在东南亚热带岛屿的分布是最稳定的，栽培稻的起源为什么偏偏不在这一带，却在长江中下游北纬30°上下这一带？历史和考古事实一再表明，东南亚岛屿的原始农业是从块根类芋头、木薯等开始的，(至今还处于石器时期的新几内亚西部的伊利安加高地的拉尼族，就是如此，拉尼人已知种植芋、薯类和葫芦，以及养猪，但主要还处于狩猎阶段)[4]继芋头木薯以后种植的是粟、黍、薏苡等，水稻是最后才取代粟类登上主粮地位的。所以讨论水稻起源地既不能没有野生稻存在这个大前提，但这野生稻又不是唯一的大前提。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2-28 13:36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12-28 11:12     标题: 长江流域及其他地区的原始稻作(13)

南洋岛屿的原始农业主要在山区，因为在相当长看时期內这里的原始居民仍然要通过狩猎获得动物性食物，而低地的环境条件并非理想的生活场所。食物来源既然通过林地采集、狩猎和少量种植可以充分满足，自然没有必要想到采集野生稻(加工麻烦)，进而加以驯化栽培。换言之，缺乏驱使他们驯化栽培水稻的压力。长江中下游多江河湖泊的地带，既是野生稻分布的北部边缘，又同样生长着丰富的野生稻群落，早已是人们采食的粮食，人们在采食过程中进行有意识的上述诸种选择，便有了可能性，这可能就是水稻的驯化栽培起源于这一带的原因。

如所周知，稻除去有籼、粳亚种的区分，还有水稻和陆稻之别，不过水稻和陆稻不是亚种之别，只是生态型的不同。在现今残存的刀耕火种农业中(如云南、南洋岛屿山区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山地少数民族以及史前的日本)，各种作物混播占很大比例，陆稻常常是和粟、黍、苋米、玉米、薏苡等混种。陆稻和水稻的不同，只在于水稻的茎秆到根部存在发达的通气组织，向根系输送氧气，陆稻则这种通气组织不发达，其余生长习性都没有什么差别，陆稻也可以当水稻栽培。从局部地区看，在刀耕火种的地方，人们往往先在山上种陆稻，后来下到平地才改种水稻。据对云南少数民族的调查，现在的傣族虽然以种植水稻、并以富有灌溉技术著称，但是据明嘉庆《临安府志》卷十八“纳楼土司”条记载，傣族在当时还是“居山者为旱摆夷，种旱稻，用火耕。”(“旱摆夷”是元明时对傣族的称呼之一)景颇族、阿昌族等也存在类似的经历 [5]。泰国山区的拉瓦族，自古以来就在火烧地里栽培陆稻 [6]。日本学者佐佐木高明在云南省考察调查中，发现喜马拉雅山南麓海拔1 500～2 500米左右地带，生长着以常绿青冈栎类为主的森林，经阿萨姆、东南亚北部山地、云南高原、江南山地、直到日本西南部，形成横跨东南亚的暖温地带，因其树种都是常绿树，叶表面有如山茶叶那样的光泽，因而称之为“照叶树林带”。在这一林带内农耕的最大特点是以杂粮(包括旱稻)和薯类为主要作物的火烧地农耕。这一带最初的农耕并非是水田稻作文化，水田文化是在以杂粮类为主的火烧地农耕之中于较后时期里产生的文化 [7]。由此引发了先有旱稻或先有水稻的议论。

主张先有旱稻的，便是根据少数民族这种先在山上种旱稻，旱稻是刀耕火种时期即已存在的种植方式，下到平坝以后才改种水稻的实例。主张先有水稻的，指出野生稻的生境是浅水沼泽地，不可能从驯化开始即先有旱稻，旱稻是从水稻经人工选择、在缺水条件下慢慢形成的生态型。但主张先有旱稻者指出，在野生稻中，也有生长在山坡无水源地，靠雨季降雨能正常生长的事实。并且指出原始的稻并没有如现代这样明确的水陆分化，换言之，原始的驯化稻是一种间于水陆稻之间的生态型，[8]向山区发展便成为生育期短的、耐低温的、偏于粳型的陆稻，向平地多水源地区发展便成为生育期较长的、不耐低温的偏于籼型的水稻。同样的道理，而若长期处于深水浸泡之下，便成为耐深水的深水稻，在经常有洪水泛滥的地区，便形成了能随大水上涨而同时延伸其茎节的浮水稻。所以旱稻和水稻孰先孰后的问题只有像照叶树林带里(如云南和日本)这种特殊的环境里才存在，因为水稻不可能进入这些高地。如果放到长江中下游那样范围很大的江湖河泊众多的野生稻环境里考虑，最先驯化栽培的当是水稻。不论水稻或旱稻，其时间都是很悠久，早在原始农业时期即存在。问题是从地下出土的炭化稻谷，可以区分籼、粳亚种，却无法区别是水稻或陆稻。如果能明确遗址是在水田或山地里出土，或许可以有助于推断是否为水稻或旱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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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I.Oka,1988, Origin of Cultivated  Rice ，Chpt. 7
[2] San,Y.,Morishima,H.and H.I.Oka, Intermediate Perenial Annual Populayions of O.perenis Found in Thailand and Their Evolutionarly Significance  Bot.Mag. Tokyo 93, 291～305,  1980.
[3] 游修龄，《中国稻作史》第一章 6～12 ，农业出版社，1995
[4] 承中国历史博物馆宋兆麟先生提供复印件资料
[5] 李根蟠、卢勋，《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第一章，第四节，142～156，农业出版社，1987
[6] 渡部忠世，《稻米之路》中译本，尹绍亭译，第一章，7～19 页 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
[7] 佐佐木高明，《照叶树林文化的道路——从不丹、云南到日本》尹绍亭摘译，收入《云南与日本的寻根热》，云南社会科学论丛之二，1986
[8] 渡部忠世，《稻米之路》中译本，尹绍亭译，第一章，7～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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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12-28 11:41     标题: 长江流域及其他地区的原始稻作(14)

三、稻作传播与史前氏族及历史语言的关系



稻作的起源和传播离不开人，现在的考古发掘已经把稻作起源历史推前到距今8 000年前。那么，距今8 000年前长江中下游生活着的是些什么氏族？黄河中下游生活着的是些什么氏族？彼此间如何交流融合？这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古人类学着重研究农业起源之前的旧石器及其以前的漫长时期。考古学只告诉我们那是什么文化，是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河姆渡文化？等等，它们区别的标志是什么样的陶器，彩陶？黑陶？印纹陶？什么样的石器，石铲？石镰？石磨盘和磨棒？石杵和石臼？考古所藉以区别的只是物，而非人。考古上牵涉到人的，只有非常有限的墓葬的方式，推断其社会的性质而已。在文献记述方面，可以推溯的最早期氏族名或人物，像少典、炎帝、黄帝、颛顼、祝融、尧舜等，或是传说或是神话和传说的揉合，早些的很难与考古时期挂钩，迟些的已接近夏商的时期，与8 000年前还有数千年的空白。这些传说有一定的可靠性，又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有关它们的文献资料甚多，却紊乱而矛盾，它们本身还处于研究和争鸣之中。研究水稻遗传分化的科技工作者，可以使用现代手段，深入地分析线粒体 DNA、植物硅酸体等，并以之结合出土的遗址年代，作出一些有关稻作起源、分化的结论，但同样不能与当时人的活动联系起来，提供某些信息。

因此，对稻作的传播，我们只能大体上按比较可信的传说材料，作一点分析。

中国新石器早期的氏族人，主要是西北甘青高原的羌人和东部沿海的东夷。所谓三危、三苗和蚩尤是羌人的三个部落。据传说他们约在6 000年前就和炎帝一起，沿黄河向东迁徙，直到鲁中。在迁徙过程中，三个部落融合为一，由蚩尤统领，先战胜炎帝，后来和黄帝族争夺中原失败。战败的蚩尤族分不同的路线撤退，一路沿老路西迁至豫西山区，经历唐、虞、周长达2 000千年的征伐，再向江汉平原洞庭一带退避，成为史书上所称的南蛮。另一路继续向西南迁徙的，便是今苗族(苗、蛮同音)。当然，未曾撤退的便和汉族融合了。所谓南蛮，是汉族对他们的称呼，其实他们的先人是古代活动于黄河流域的部落群体，后来因被羌戎、东夷等联盟集团战败，逐渐迁到长江中下游，以后迁至珠江流域，印度支那半岛，因而被称为南蛮。同样迁至北方、东北、西北的，被称为北蛮。黔东北的《苗族史诗》里唱道：“…古时苗人住在广阔的水乡，古时苗人住在水乡的地方，打从人间出了魔鬼，苗众不得安居，受难的苗人要从水乡迁走，受难的苗人要从水乡迁去。”苗人留恋过去住过的“旺儿的城池”(旺儿指帝王)，还有“勾吴水乡”(勾吴意为水乡之国，今苏、皖、浙一带)[1]。这些史诗反映了苗人最初是南蛮的一支，住在太湖地区水乡，从事水稻耕作，他们每迁至一个新的地点，依然种植水稻，直到进入山区，才被迫改种杂谷。他们经过的地方，可能人烟稀少，稻作还是他们携带传播的。

东夷是上古时代亚洲东部最昌盛的一个族群，与羌族群媲美。东夷族奉鸟为图腾，主要是雁鹄、燕子等候鸟。从河姆渡、良渚文化到春秋时吴越国出土的器物上都有鸟图象。(图4-6、图4-7)。

良渚出土的“耘田器”，当初只是形容其形状像现在水田里使用的耘田工具，后来竟以良渚文化时已有耘田技术传播开去，经过许多人的怀疑和质疑，虽然不大有人坚持是耘田之器，但也说不出该器究作何用的解释。最近董楚平根据台湾学者发现“耘田器”和饕餮纹可以重合的现象，象征图腾神和人的合一。因而作出新的解释，即所谓“耘田器”当是一种飞鸟的图腾象征，拟取名“鸟田器”[2]。笔者建议可取名为“鸟田徽”，董先生表示同意。(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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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12-28 11:52     标题: 长江流域及其他地区的原始稻作(15)

何光岳[3]认为东夷族团和西羌族团构成中华民族的主体，其他如南蛮族团、北狄族团、东胡族团、百越族团的分支，几乎都是从他们两个大族团中分出去的，或是由这两大族团的某些支系在融合中分出去的。西羌族团的始祖是炎帝神农氏和黄帝轩辕氏，东夷族团的始祖是太皋氏和少皋氏。这四个支族的共同祖先便是华胥氏。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青莲岗文化是东夷族团的代表类型，但东夷族团的支系繁多，其来源、迁徙、演变、融合比较复杂，难以清理，至今是个难题。

长江中游最早的稻作遗址已有 8 000 余年历史，下游也有7 000 年历史，黄河流域早期的稻遗址没有超过龙山文化时期(距今4 000～4 500年)的，这是否意味着在龙山文化以前，稻尚未传入黄河流域？同样，黄河流域的黍粟亦未曾传入长江流域？在黄河流域活动的族群还没有南下至长江流域？那么，在长江中下游从事稻作的又是那些族群？是南蛮和东夷的先民？这些似乎都有可能，也都欠有说服力。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即稻作的北移(或黍粟南下)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它们要经历一个年复一年的相当长的时期，从小规模的迁徙聚居交流，逐渐扩大范围。在这个漫长的时期里不大可能都留下遗迹。贾湖遗址地处淮河上游，贴近黄河中游，既然已经出土了稻谷遗存，是给上面推断的一个有力支持，我们期待有进一步的发掘，获得更为肯定的回答。到了龙山、良渚文化时期，部族间的交往或战争渐趋频繁，石器、陶器型制的变化，出现相互影响的痕迹，日益明显，自然亦意味着稻作和黍粟的交流日趋平常，龙山文化稻作的落户，遂为稻作的进一步向朝鲜、日本传播奠定了基础。朝鲜和日本稻作遗址的年代又较龙山文化为迟，证明了这一点。朝鲜和日本是中国稻作东传的终点站，再往东便是茫茫汪洋了。

如果说稻作北传在早期是朦胧不清的话，那么，稻作从长江流域向南的传播则要清晰得多。稻作南传与北传还有一点不同，北传的稻作，到日本的弥生时期(秦汉之交)业已结束了，此后是稻作在日本境内扩大的事。但稻作南下的时间要拖得很长，内容也很丰富，因为南传牵涉到很多的少数民族，上述苗族的迁徙便是一例，其他如傣族、侗族等也类似。而且传播的地理范围直到南洋岛屿(详下)。

现今南洋的马来人、印尼人、菲律宾人，都不是南洋岛屿的原住人。据徐松石研究[4]，南洋的原住人是小黑人(negro)，现今马来半岛的沙盖族即是小黑人的孑遗。东南亚大陆在新石器时期已有大批的移民进入南洋群岛，他们与小黑人通婚，形成波里尼西亚族(夏威夷土著)。到了约2 300～2 200 年前(战国秦汉)时，另一支移民即百越人从中国东南沿海(包括渤海湾、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迁入南洋，把大部分波里尼西亚人挤走，又与留下的波里尼西亚人通婚而形成马来人、印尼人和菲律宾人，即人种学上所称的棕色人种。百越人是东夷的一支，东夷又名鸟夷，今马来语称稻田为Lautan，此时此刻即汉字“雒田”的音译，雒是短尾候鸟鸿鹄之类，与古籍所载“鸟田”有关，故徐松石称南洋人的血统为“鸟田血统”。但徐松石释鸟田为“海洋”，我们则认为鸟田当指稻田。P.Whealley[5]指出“有关水稻在东南亚传播的文献必须在该地区的历史研究中占主要地位”，是很对的，所以论鸟田血统局限于海洋而排除水稻是不完整的。

R,P. Hill指出，马来、波里尼西亚制陶系统的“Ban-Malay”可能来源于中国东南的几何型陶，几何型陶的原始人已经知道种稻，并驯化饲养了猪、狗和牛羊等。约3500年前 Ban-Malay已经非常明显地形成自己的传统，所以他们不是在秦汉时因避汉人南下才开始制陶的。他认为外迁的汉人中，一部分人向北，把水稻带到日本，更多的是向南、向西到达巴拉望岛(菲)、婆罗洲、苏门答腊、马来亚、泰国、越南及柬埔寨[6]。比此前 Solheim 的估计要早得多，后者认为南下的中国人约在公元前200 年(西汉)到达巴拉望，约公元500年(南北朝)到达沙捞越，约公元1 000 年(北宋)到达马来亚，这些人都是种稻的[7]。Solheim把中国人到达南洋的时间估得这么迟，同Hill所估的相差很远，其实并不矛盾，因为中国人向南洋的迁徙是个历史延续的过程，并非局限于历史上某个特定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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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12-28 12:01     标题: 长江流域及其他地区的原始稻作(16)

百越后裔把水稻带向南洋的另一重要证据是铜鼓。中国西南广西、云南的少数民族中，流行着特有的铜鼓文化，铜鼓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包括诸如乐器、礼器、祭祀、贮贝、庆典、集会、战阵、赏赐、上贡等，还有炫耀财富、显示身份等作用。但追溯铜鼓的初期使用目的，还是与农业的关系最为密切。虽然铜鼓不是农具，不能用于田间任何操作，但铜鼓确实是农业生产的精神寄托力量。上述铜鼓的各种社会功能，是在使用过程中逐渐增添上去的。铜鼓最初作为乐器，是与祭祀祖先、祈求稻谷丰收分不开的，它的纹饰内容最基本的也是这两个方面。因此，抓住这一线索，看看和水稻传播的关系，就很有启发。铜鼓上常有鸟人纹饰，印度尼西亚出土的铜鼓上即有鸟人乘舟的纹饰，似有“羽化登仙”的象征(图4-8)，与云南西林出土铜鼓上的羽人乘舟类似(图4-9)。

20世纪五十年代，海格尔(Van Heekeren)曾首先对流行于南洋的铜鼓作了调查研究，将他所看到的铜鼓分为海格尔Ⅰ、Ⅱ、Ⅲ、Ⅳ四型，把铜鼓的起源中心定为越南东山铜鼓，把中国铜鼓归入 Ⅳ 型，缅甸卡伦铜鼓为 Ⅲ 型等。[8]海格尔的这个分类有很大错误，也不足为怪，因为他当时不可能想到中国西南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会积累起1300多枚的铜鼓，改变铜鼓研究的面貌，明确了中国铜鼓的时间系列大大超过越南东山及整个东南亚铜鼓的时间。云南楚雄万家坝铜鼓和祥云大波那铜鼓是最早的铜鼓，属春秋早期或中期，而东山铜鼓已属战国晚期，与云南晋宁、江川铜鼓及广西西林铜鼓相当。迄今为止，所有早期铜鼓都出土于云南境内，越南境内所有出土铜鼓，以东山最早，地理位置最北，其余铜鼓都在东山以南，表明它们自北而南的传播。云南中期(战国至东汉)的铜鼓以晋中宁石寨山铜鼓为代表(包括东山铜鼓)，上与楚雄万家坝式相衔接，下与冷水冲式相衔接，时间在东汉至南朝之间，上下继承关系清楚。其中冷水冲铜鼓是出现羽人和蛙饰的重要时期。[9]海格尔将铜鼓在印尼的分布情况，绘为示意图，一目了然，但需要加以补充修正，如图4-10。

图4-10中把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越南北部加上阴影，表示这些地区是铜鼓分布最密集的地区，老挝、越南中南部、泰、缅、柬埔寨等国为铜鼓分布的次中即过渡地带，马来亚及印尼群岛为铜鼓传播的最后地区。云南、广西、广东、湘西、越南北部(四川南部未绘出)因数量太多，只用一个铜鼓表示，泰、缅、柬、马来和印尼群岛的铜鼓符号基本上代表实际出土地点和数目，但只限于五十年代，不过此后也不再增加了。图中的箭头传播方向系据外电报道张增祺论文[10][u2] 加以简化并稍有补充。表明以云南洱海滇池为中心，向北经金沙江而进入川南(图中未标出)；向东偏南进入广西、广东。向南入缅甸，以纠正海格尔Ⅲ型原产缅甸的观点。另外，考虑到两广直接从海路传入南洋的可能而增添。铜鼓到达南洋的时间并不很迟，苏门答腊、爪哇、巴厘、罗安岛及帝汶以东都有铜鼓分布。铜鼓到达爪哇及其以南的岛屿的时间据认为在公元 100～500年(东汉至南朝)[11]。引人注目的最大最漂亮的铜鼓是在印尼最东端最不重要的一些岛屿上。铜鼓上的图像和纹饰很多，图像方面加以归纳，不外两点，一是与物质生产有关的如人的劳动、狩猎，动物如青蛙、飞鸟，天象如太阳、星星等。二是与精神生活有关的，如羽化的人，飞鸟等，当然，二者又有密切关系。表达农业劳动的如“芒人”(Muong，按，实即“蛮”的同音)的铜鼓上有两个人舂稻谷的图象，Ngoc-lu 人(芒人的一支)的铜鼓上有两个人持杵臼、四个人持点种棒打穴播谷的劳动图象。Hoang-ha铜鼓上有两个怀孕妇女从事打谷、扬谷的劳动。这种有舂米劳动的铜鼓，在冷水冲式铜鼓上其“鼓面既有十只以上的鹭鸟环飞，又有一晕羽人跳舞，击鼓、舂米的圆阵图”[12]。共有170 余面，表明与稻作的密切关系。泰、缅、老挝山区的拉棉人(Lamet)在水稻收获时，必用铜鼓举行祭祀祖先的仪式，他们用羽毛蘸鸡血，洒在铜鼓青蛙图象的身上，一边唱念，一边击鼓，祈求祖先亡灵赐给他们更多的稻谷，他们认为祖先亡灵听到铜鼓的敲击声，会感到喜悦高兴，给他们带来丰收。印尼罗安岛上有一面当地人非常崇敬的铜鼓，问他们这面铜鼓的来历时，一些岛民说，这铜鼓是沿西部的岛屿带过来的；另一些人说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显然以前者的回答较为正确。这些事例都表明水稻的传播是与铜鼓的传播密切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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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12-28 12:12     标题: 长江流域及其他地区的原始稻作(17)

铜鼓上的蛙饰是非常重要的求雨象征，据海格尔的调查，对印尼大小九个岛屿上的所有铜鼓逐个描述，每个铜鼓的面上都铸有四只青蛙(古籍作蟾蜍)，广西民间的传说，天上有四个雷公，雷公最怕蟾蜍，因为蟾蜍能压制雷公，所以在铜甏上铸四个蟾蜍，以为相互对抗。云南佤族人说铜鼓上的青蛙象征雨水“青蛙愈叫，人愈喜欢”。缅甸克耶族至今还是每逢祈雨之时，便敲击铜鼓，同时唱道：“蛙鸣咯咯雨水落，雨水落时鱼欢跃，鱼欢跃时河水涨，……木漂浮时国富饶。”[13]他们又称铜鼓为“蛙鼓”。海格尔的书中称青蛙为“rain  maker”(雨师)，他是按印尼人的说法给以英语翻译，完全正确。青蛙和飞鸟图象在铜鼓上常常同时出现，代表了人的物质生产(稻米)的丰足有保障，以及精神信仰的寄托，朴素而智慧的抽象概括，是鸟田血统文化的特色。

同样是稻作文化的传播，为什么铜鼓不见于日本和菲律宾？因为江南吴越人并不使用铜鼓，铜鼓在南方的边界线，未曾进入湘、赣、闽，远离边界线的吴越人把稻谷带往日本和菲律宾时，铜鼓还远在数千里以外的西南边陲。这里面存在一个时间和地域差，吴越人只到达菲律宾为止，没有再南下印尼群岛，以后是云南广西一带的百越后裔，把铜鼓随同稻作传进印尼岛屿。在稻作传入菲及印尼以前，当地的原始农业是种植块根类作物为主，且已有相当发达的灌溉设施和梯田兴筑等，辅以小动物为蛋白质来源，前节业已论及。

中国稻作向南传播的关系从泰、缅语与壮傣语的关系上也有迹象可寻。据对泰、傣、壮三种语言词汇对比，在2 000个常用词中，泰、傣、壮三种语言都相同的有约500个，泰和傣相同的约1 500个。三种语言都相同的词，都是基本的单音节词根，表明这三种语言起源于共同的母语——越语。三种语言都没有本族的“冰”、“雪”这类词，而同有“船”、“田”“芭蕉”等词，表明他们的祖先一直生活在温暖多雨水、但不见冰雪的南方，他们都以稻作为业。壮语使用汉语听借词很多，而泰、傣族则保留本族语词汇，就说明壮族比泰、傣族较早分化，泰、傣族则较晚分化。这种情况与百越南迁之说吻合，壮族留在汉人势力范围较强的两广，语文受汉语影响较深，泰、傣族迁徙到汉人势力不及的西南边远地区，语言上保留本族成分较多。

泰国如今称陆稻为 kao rai，(或记作 kauk lat)，称水稻为 kao na ，这两个称呼都是百越方言。kao 即汉语“谷”，rai是“山”，少数民族的“雷”姓，也是“山”的意思。na 是“水田”的意思，壮语也称水田为 na 。百越语的词汇序是修饰语在名词汇之后，汉语则是修饰语在名词汇之前，故换成汉语的词序，应是rai kao 即山谷(陆稻)，或 na kao 水谷(水稻)。在广东、广西、越南、老挝、缅甸和泰国北部，至今还有大量的小地名，汉字作“那”，即 na ，最远处在缅甸掸邦的“那龙”( 97°5′E)，南至老挝沙拉湾省的“那鲁”(16°N)。[14]这些带“na”地名的残存，反映了当时水稻分布的广泛性。泰国的陆稻品种都带有khao (即谷)的词汇头，如khao daw khao nam mum khao man tun khao sim (均为陆稻)，khao jao dawkpradu khao jao nga chang (为非糯稻)[15]。缅甸如今称籼稻为 kauk kyi,称粳稻为 kauk yin，这两个词汇的前半kauk 是“谷”音的另一种拼写法。缅甸现在的稻品种名称，不少仍带有 kauk 的词汇头，如 kaukhlut, kaukunan, kaukhangl, kauksan 等 [16]，和泰国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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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过竹著《苗族神话研究》第一章，11～12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2] 董楚平，「鸟田器」试说，《故宫文物月刊》，16卷 5 期，1998，8
[3] 何光岳，《东夷源流史》前言 ，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
[4] 徐松石， 南洋民族的鸟田血统，杭州国际百越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1990，8
[5] 转见 Hill,R.P. ,Rice in Malaya;:A Study in Historical Geography pp.1～13,1977,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 Hill,R.P. ,Rice in Malaya;:A Study in Historical Geography pp.1～13,1977,Oxford University Press
[7] 转见 Hill,R.P. ,Rice in Malaya;:A Study in Historical Geography pp.1～13,1977,Oxford University Press
[8] Van Heekere,H.R.,The Bronze-iron Age of Indonesis ,Sector 3, Kettle drums,1958
[9]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纪要”，收入《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2
[10] 张增祺，略论铜鼓的峄和传播，同[10]
[11] 转见 Hill,R.P. ,Rice in Malaya;:A Study in Historical Geography pp.1～13,1977,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2] 转见 Hill,R.P. ,Rice in Malaya;:A Study in Historical Geography pp.1～13,1977,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3] 汪宁生，佤族铜鼓，载《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2
[14] 游汝杰，从语言学角度试论亚洲栽培稻的起源与传播，《农史研究》，第三辑，农业出版社，1982
[15] 游汝杰，从语言学角度试论亚洲栽培稻的起源与传播，《农史研究》，第三辑，农业出版社，1982
[16] 程侃声，《稻米之路》（渡部忠世）中译本序言，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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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1]根据？
[u2]张文出处原注有误，需查对。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2-28 13:38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12-28 12:18     标题: 长江流域及其他地区的原始稻作(18)

云南少数民族的稻品种名称亦类似，都带“谷”或“禾”的词头，从略。谷(或禾)是极其古老的谷物称呼，且是大名，即泛指一切栽培的禾本科谷物，如黍、粟、稻、麻、薏苡、高粱等。这与原始农业实行混播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在混播的作物群体中，人们并没有给每一种作物取名。这与英语的corn一样，在苏格兰可以泛指小麦、大麦、燕麦。故玉米从美洲传入英国，便用印地安人原名，称maize ，以与本地的麦类相区别。但玉米在美国则称corn，因为不会发生与麦类发生混淆的问题。

四、籼与粳的分化问题



讨论籼和粳的分化问题，先要从现代籼粳的地理分布情况开始。现代籼稻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华南地区；粳稻主要分布在淮河黄河流域以及东北和境外的朝鲜、日本；长江中下游及浙北苏南是籼粳分布交错地带或过渡地带，约相当于北纬 29°～32°之间。过此往北进入粳稻区，往南进入籼稻区。西南云贵高原的籼粳分布则因海拔高低而不同，在云南，籼稻一般分布在海拔1 750 米以下，粳稻分布在 2 000 米以上(超过 2 700 米，即不能种稻)，1 750～2 000 米之间为籼粳交错地带。贵州的籼粳分布与云南类似，1 400 米以下为籼稻，1 400～1 600 米为籼粳交错带，1 600 米以上为粳稻带。凡是高山的粳稻多为陆稻。温度方面，云南一般籼稻区的年平均温度在 C 17°以上，粳稻区则在 C16°以下。

稻是从多年生普通野生稻驯化而来，追溯原始的稻作，该是先有籼稻、或先有粳稻？或两者都有？考古发掘出土的稻谷遗存表明，有全是籼稻的，也有全是粳稻的，但更多的既非籼稻，亦非粳稻，而是籼与粳并见于同一遗址。又，按遗址的地理分布看，也同样存在与现代类似的现象，即出土于黄河流域的都是粳稻，出土于长江流域的籼粳都有，出土于南方的基本上以籼稻为主。

早在20世纪50年代，水稻遗传育种家丁颖根据上述云南、贵州的籼粳分布的规律，对籼粳起源的解释是，人们从低海拔和低纬度下的野生稻中驯化选育出来的当是籼稻，随着水稻向海拔升高、或纬度偏北的方向传播，便选出了耐寒的粳型稻来[1]。这个理论的要点是先有籼，后有粳，粳是从籼中分离出来的。

籼和粳现在已经在稻属分类上属于栽培种下的两个亚种，相互间杂交很困难，表明它们之间已经有长期的生殖隔离和地理隔离。

现代栽培稻的籼和粳因种植地区不同，人们食用习惯和爱好不同，各有各的栽培范围，各有各的育种目标，虽然进行籼粳杂交，培育新品种，但注意的重点不在籼和粳的区别问题。但考古出土的稻谷遗存，却对籼粳的区别带来特别的要求，因为这牵扯到出土实物的鉴定及稻作起源问题。

传统鉴别籼粳的方法，最简单、常用的是测定谷粒或稻米的长宽比。通常粳稻的长宽比都在 2 以下，变幅约 1.6～2.3 之间，高的可达 2.5。籼稻的长宽比一般都在 2 以上，变幅约在2～3之间，高者可达 3 以上。由此可见，籼与粳的长宽比存在着部分交错现象，通常其准确率约有 70 % 左右，仍有 30 % 左右的长宽比可能会误判。另外还有不少鉴别籼粳的方法由冈彦一所首创，如植株高度差异、每株穗数、叶色浓淡、苯酚反应、秧苗对氯化钾反应等，都只适用于活体。如果出土的谷粒数量很多，如河姆渡遗址，可以用统计分析提高长宽比的可靠性。但考古出土的稻谷数量往往很少，甚至几颗，除非是非常典型的谷粒，否则，用长宽比测定容易误判。

为此，进一步提高鉴别方法，也成为研究的重点之一。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新方法也不少，如利用电镜观察谷粒外颖表面的双峰乳突差异，其准确率较之长宽比大为提高；(图4-11)也有脱离对长宽比依赖的方法，如日本学者藤原宏志从遗址土壤中提取并观察水稻叶片运动细胞的硅酸体形状，根据籼粳叶片硅酸体形态的不同，这种方法判断籼和粳的，其正确性较依据长宽比要高得多。(图4-12)但不论鉴别方法如何改进，由于籼和粳是稻种下的两个亚种，二者之间还有相当的遗传同质性，要把它们彻底分开是不可能的。于是问题又回到了原始驯化的稻是籼在先、或是粳在先、或籼和粳是分别起源的老问题上。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2-28 13:39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12-28 12:27     标题: 长江流域及其他地区的原始稻作(19)

渡部忠世在印度阿萨姆至云南一带进行了长期的考察调查研究，最后在他的《稻米之路》一书的最后一章“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和传播”中，提出“从阿萨姆、云南到日本”的观点。并绘制了一幅传播的路线示意图。

张德慈(T.T.Chang)[3]把稻作的起源探讨扩大到包括非洲稻在内，亚洲栽培稻及非洲栽培稻又共有一个更早的祖先，要追溯到古生代的冈瓦纳大陆时期张认为亚洲栽培种的广泛传播，导致形成三个生态地理种系：印度型、中国型及爪哇型；并给中国型取名sinica 。以及三种栽培型：陆稻、水稻及深水稻。张指出非洲栽培种的发展晚于亚洲栽培种，故其多样化程度也较少。南美洲和大洋洲的野生种系保持原始的特征较多，主要因为缺乏栽培压力和扩散。张对亚洲和大洋洲栽培稻及其野生亲缘的分布和地理生态种系的传播关系，绘制了一幅示意图，如图4-14。

在图4-13中，可以看到野生稻的分布范围是很广泛的，但并非都会成为栽培稻的起源地，倒是中国长江流域处于野生稻的边线地带，却成为栽培稻的起源中心。张氏把籼和粳稻的起源中心放在从阿萨姆至云南一带，由此向东北、东南、西的方向发展，这与渡部的示意图有所不间。他对爪哇稻的传播也作出示意图，值得注意的是，他把爪哇稻的起源地放在尼泊尔一带山区的陆稻，往东南传入南洋，成为爪哇稻，以后又沿东南亚岛屿向北传入日本。程侃声在与作者交谈中亦有类似见解，略为不同的是程所指的是云南山区的陆稻。程和张的见解相同，大概是反映了这种共性之故。

如果把渡部忠世和张德慈的观点看作稻的起源、传播“地理一元说”，则冈彦一的观点可称之为稻的起源传播“系谱一元”说。冈氏认为，籼和粳由同一祖先分化而来，这一祖先是指介于一年生和多年生之间的中间型野生稻。他还认为籼和粳的差异是稻在人工栽培以后才发生的，籼和粳的诞生没有先后，二者是同时发生的。这是他与丁颖的不同之点，丁颖认为籼来自多年生野生稻，粳来自籼，即先有籼，后有粳。冈彦一的观点是收集大量品种资源、进行多年反复的杂交研究所得，因非本书的范围，只好割爱不引用了。张德慈在这方面与冈彦一的观点相似。

佐藤洋一郎回顾20世纪 80 年代以来，日本学者寺地氏、法国留日学者 Second 、中国留日学者陈文炳及他本人分别从事叶绿体 DNA 的研究，根据 DNA 的分析，佐藤指出籼稻和粳稻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品种群，它们由不同的祖先进化而来。[4]叶绿体是存在于细胞核以外的器官，因而其所含的 DNA 纯粹是母系遗传，不受父本基因并影响。利用这一点，不管品种特性如何离异，仍可以追溯其母系。寺地氏将叶绿体的功能分为两大组，一是粳稻及部分野生稻，另一是大部分籼稻和部分野生稻。野生稻中有两个类型与籼及粳的品种相对应，即是说籼和粳是栽培之前即已存在的。Second 等也有类似结论，他指出，野生稻的叶绿体 DNA 大约有 6 种类型，其中一个与粳品种相间，另一个与粳品种相间。陈文炳的研究指出，籼品种的大部有缺失的 DNA ，而粳品种的大部分没有缺失的 DNA，即籼和粳的母系是不一样的。佐藤指出，多年生野生稻的大多数具有与粳型一样的没有缺失的 DNA，而为已有一年生野生稻的大部分具有与籼型一样的缺失 DNA。“一年生-多年生”这种生态型的分化和“籼型-粳型”这种栽培稻大型品种群的分化似乎有一定的关系。

在进行叶绿体 DNA 分析以前，冈彦一等[5]曾通过试验指出，将一个野生品系与典型的籼稻及粳稻品系杂交，结果是：籼×野的组合产生了一些具有类似粳型特性的系；粳×野 的组合产生了一些类似籼型特性的系，表明野生祖先具有产生籼-粳型的潜能。冈彦一的研究其实与后来叶绿体 DNA 的分析并不矛盾，后者是把研究深入一步罢了。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2-28 13:39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12-28 12:32     标题: 长江流域及其他地区的原始稻作(20)

籼粳分化问题随着同功酶和叶绿体 DNA 等研究的深入，出现新一轮的见解、推翻原有见解的同时，又带来新的问题。即为什么野生稻群体包含这么多的不稳定性？原来学者们解释为它是多型复合体(polymorphism)，在人工和自然的选择压力影响下，不断向籼和粳的方向分化，但是还没有达到成为两个独立种的地步，所以在古遗址中出土的稻谷(米)的形态(如河姆渡、八十垱遗址)往往既有区别又有重合的现象(图4-15)。[6]同时，新近张文绪等对稻属 20个种的外稃乳突的电镜扫描观察结果，指出这种重合现象表明水稻在几千年前曾经历了一个籼粳特征集于一体的类似杂草型普通野生稻的“古栽培稻时期的启示”[7]赵等对江西吊桶环洞穴稻谷的乳突分析结果，提出统计理论的解释(图4-16)[8]。这些观察都是对多型性复合体的进一步深入分析，基本上属于籼粳一元的观点。但按佐藤等的深入探讨结果，这个群体本身变成了具有籼与粳的二元结构，栽培的籼和粳亦随之变成各自起源的二元论，提出二元说的人，未曾对以下问题，附带作出解释：

一是，原始农业时期(8 000 年前)的野生稻是否如同现代一样，已有一年生、多年生和中间型的存在？如果未能证明这一点，现代所见的一年生、多年生和中间型野生稻的分化情况，就难以作为推断古代的依据。这关系到籼粳分别起源的根本问题。
二是，现在通过叶绿体 DNA 的母系遗传，证明籼和粳的分化早在原始农业时期即已存在，那么野生稻的籼粳分化，是否全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与人工选择无关？

三是，进一步问是否原始人只是从自然界现成的籼型野生稻中选择籼或粳型野生稻中选择粳？换言之，原始人对野生稻的籼粳分化不曾起过干预作用？只是现成地拿来种植而已？
四是，籼和粳的生殖隔离、即杂交困难，起源于什么时候？是在野生稻群体内部即已存在？或是在人类将它们分别种植以后逐渐形成？

五是，人把稻带到不同的海拔高度和不同的纬度种植，籼在环境改变中表现为不耐低温，只能生长在低纬度和低海拔地区；粳在环境改变下表现为耐低温，故能推进到高海拔和高纬度地区种植。籼和粳的这种对低温适应能力是在野生稻中本已存在的或因人工选择而产生？如果本已存在，热带地区、(包括河姆渡时期相当于现在的热带)并不存在低温的外界条件，这耐低温的能力从何而来？
六是，从现有研究达到的结论而言，是否到了可以修改野生稻学名和栽培籼、粳稻学名的地步？即是否有必要把野生稻及籼粳视为两个各自独立起源的物种？

由于研究工作的分别进行，一旦需要把各种观点综合起来时，就产生上述这类问题，我们期望各学科的交流，将给这类问题，带来新的综合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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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程侃声，《稻米之路》（渡部忠世）中译本序言，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
[2] 渡部忠世，《稻米之路》尹绍亭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第八章
[3] Chang,T.T.,(1976),The origin,evolution,cultivation,and the diversication of Asia and Africa rice ,Euphitica, 25: 425～441
[4] 佐藤洋一朗，《 DNA ガ语稻作文明-起源と展开》粳稻长江起源起、求证与展开，1996，日本放送协会
[5] H.I.Oka,1988, Origin of Cultivated  Rice ，Chpt. 7.
[6] Pai Anping, Notes on new advancements and revelations in the agricultural archaeologyof early rice domestication in the Donting Lake Region,  Antiquity Vol.72,No. 278, 1998
[7] 张文绪，汤圣祥， 稻属 20 个种外稃乳突的扫描电镜观察，收入《中国栽培稻起源与演化研究专集》，王象坤，孙传清主编，33～41 页，1996，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8] Zhao Zhijun, The Middle Yantze region in China is one place where rice was domesticated :phtolith evidence from the Diaotonghuan Cave,Nrthern Jiangxi,  Antiquity,Vol. 72, No. 278, 1998

本文来源:游修龄《中国农业通史·原始农业卷》(中国农业出版社)第四章第三节。
转贴时作了一定的编辑，大量图表由于技术等原因未能转贴,望谅。
查阅者请参考原书以及:「国学网」(http://economy.guoxue.com/sort.php/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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