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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过去、现实和未来的辩论 [打印本页]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12-21 09:52 标题: 中国过去、现实和未来的辩论

【编贴者按】汪晖,1959年出生于江苏扬州。1981年扬州师院中文系本科毕业。1985年南京大学硕士。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91年与友人共同创办《学人》丛刊，1996年至2007年担任《读书》杂志主编。2002年受聘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曾先后在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北欧亚洲研究所、华盛顿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柏林高等研究所等大学和研究机构担任研究员、访问教授。代表著有：《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死火重温》、《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四卷本著作）等。编有《文化与公共性》、《发展的幻象》等多种著作。不少论文被翻译为英文、日文、韩文、法文等。汪晖被认为是“新左派”的核心人物，他自己起名为是“批评的知识分子”（critical intellectual）。「为未来而辩论」一文的作者认为:19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发生了一场关于中国过去、现实和未来的激烈辩论。讨论的激烈程度表明，我们对于过去和当下的理解，我们对于未来的想象是如何不确定。过去内在于当下，对于过去和当下的理解的不确定导致了未来的不确定。关于经济发展、政治改革、社会分化、环境危机以及制度创新等问题的讨论，包含着对于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的深刻思考。

目录
(1)为未来而辩论(第1－第4楼)
(2)中国的新左派－汪晖认为自由市场不等于民主(第5－第10楼)
(3)中国的新左派(第11－第15楼)
(4)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第16－第25楼)
(5)200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的现代化之争(第26－第32楼)
(6)“新左派”学者崔之元解读制度创新与经济民主(第33－第40楼)
(7)从第一次思想解放，到第二次思想解放(第41－第43楼)

为未来而辩论

作者:汪晖

三十年改革的复杂性

自从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就，但它同时带来了社会的再次分化。这些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辩论如何解释这些相互矛盾的现象。1970年代中期之后，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中心的发展主义话语在许多国家逐渐取得主导地位。这种话语以私有产权、自由市场以及形式民主的理念来批评国家干预以及福利国家传统，反对大众民主以及任何社会主义遗产。在1980年代后期，这一思潮在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强烈反响。在冷战结束以及社会主义体制解体的历史过程中，新自由主义成为解释改革进程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这种主流话语建立在自由市场和国家干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私有产权与国家所有权的两极对立上，用这一二元对立的框架来解释当代中国的改革进程。然而这一主流话语，并不能充分解释中国和世界范围内发生的阶级、阶层以及地区分化。它也并没有给出替代以市场扩张为主要形式的发展模式的方案，而这一发展模式已经导致环境危机以及社会解体。

首先，中国的市场体系的建立包含了两个基本的方向：在国内，是中央向地方放权让利，培育企业的决策能力，改革金融体系，推动私有化进程，国家使得市场机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在国际上，通过外贸以及金融体系的改革，逐渐将中国带入WTO所主导的全球市场。

这一进程伴随着社会结构上的重大转型，激发了程度不同的社会矛盾。这一时期发生的变化展现了市场扩张和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离开国家的政策调整、法律制度以及政治支持，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几乎不可想象。另一方面，市场对于国家的依赖，是权力和市场之间交易的前提。从这个角度，我们发现1980年代和此后改革时期的内在历史关系，并看到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和市场创造之间的具体互动——市场的扩张依赖于一种"反市场"的力量，即国家干预，而国家正是通过市场扩张来克服合法性问题的。在这个意义上，市场/国家的二元对立并不能解释中国的市场扩张进程。"国家退出"理论并不能解释自改革开始以来因价格和工业等方面的有效国家政策所带来的巨大成就。它也不能解释在国有资产的大规模产权改革过程中所存在的权力和资本之间的交易，以及严重的社会分化。

第二，自从1980年代结束以来，国家体制所运作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以至于国家体制本身以及它所代表的社会利益关系已经被完全改变了。在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急剧拉大。这一历史转变使得以平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价值追求与国家的实践之间出现了矛盾。在这一情境中，出现了新的主导意识形态。因而，传统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二元对立不能被用来作为历史分析的基本框架。

第三，1980年代曾有以大众参与来实现社会与国家之间有机互动的努力。在1990年代以后，市场和国家之间的互动模式取代了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社会的概念逐渐被市场的概念所取代，而推动国家体制改革和法律制度转变的动力不再是"社会"或者"人民"，而是国内和国际市场。因而，"政治"的含义自身也就经历了一个重大转变：国家成为主要的执行者，维持市场体系，并根据WTO规定来重构法律制度。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1-21 08:44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12-21 09:57 标题: 为未来而辩论（２）

值得注意的是，将三十年的中国改革全然说成是新自由主义改革，将是危险的。中国改革的许多成就，比如说，开放政策从1970年代早期就开始了。于是，有必要对改革的历史作一个详细考察，以澄清到底是哪些原因导致伟大成就，以及那些原因导致中国改革中的社会分化。否则我们可能会犯将孩子和脏水一块泼掉的错误。中国并不是新自由主义的典范，但也并不是其反例。

更重要的事实是，在知识界展开公共辩论之后，政府逐渐调整了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导向。政策层面的变化至少有如下方面：第一，在1999年开始的关于三农问题的辩论过程中，政府认识到了其早先的农业政策的问题，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包括免除农业税，大量投入农村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基础设施等等，以缩小城乡差别，尽管其最后效果还有待观察。第二，2003年的非典事件激发了关于医疗卫生体系的公共讨论，政府公开承认医疗卫生制度改革的失败，决定推出新的政策。同样的转折也发生在教育改革、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以及其他领域之中。虽然现在作最后判断仍然太早，我们能够说的是，中国已经重新调整了其改革的政策方向。
　　
思想辩论的主要分歧

在上面的讨论之后，我现在转向知识界辩论本身，概括一下知识界辩论的主要分歧。有三点尤其值得注意。

第一，就国家和市场的关系而言，批判知识分子将更多注意力放在观察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上，而不是简单化地从二中择一，站在国家一边或站在市场一边。国家内在于市场，市场的运动与国家相联系；国家退出本身是政治性的。至少有必要从政治分析的角度来对"国家"进行分析。将国家作为一个同质性的整体并不能说明国家如何运作，也不能界定其他社会力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

中国的市场化是在一个放权的过程中实施的。不同级别政府、不同政治机制和市场及不同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极其错综复杂，这在公共决策过程中表现为多种诉求。因而，我们能够在"国家活动"中发现大量相互矛盾的导向，在不同层级和不同机构的决策中发现一致性和冲突同时并存。在这个意义上，将"国家"作为一个同质的分析单位，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建构。

另一个方面则是"去政治化"的过程。这些方面粗略地勾勒出了当代语境中国家问题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至少表明一个同质性的国家概念并不能建构分析性的范畴。关于国家的多种解释至少表明，像"国家退出"这样的解释是含混不清的说法。同时，重现复杂性的解释提供了政治分析的空间，使得我们有可能既不完全肯定也不彻底否定国家，而是分析包括在"国家"范畴中的不同政治权力。在这个语境中，关键不是在市场或者国家干预之间作选择，而是通过考察国家功能在市场环境中的变化来思考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思考两者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

因而，当一些人开始以市场的名义攻击国家，他们忘记了国家所发生的变化。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一些知识分子在批评新自由主义的国家退出理论的同时，积极主张国家的功能从发展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服务的国家，强调国家政策应当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将以效率为中心的市场活动限制在某些具体领域之内。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8-12-22 07:37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12-21 10:09 标题: 为未来而辩论（３）

我在这里要强调的第二点是，就财产权利的转移和私有化而言，批判知识分子反对公共产权和私人产权的二元对立。他们主张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理解财产权利，将之看作一束权利。正在进行的关于私有化的辩论，或对财产权利进行的澄清，涉及到国有资产的再分配以及这一过程的公平性。这场辩论并不能被简化为私有产权和国有产权孰优孰劣的问题。它也不能被简化为市场规则和国家干预何者更为理性的问题。

关键的一点是在改革过程中国家财产如何成为社会化的财产权利，比如说劳动财产权。一些经济学家支持无限制的私有化和市场化，将之作为中国获得产权清晰的市场的唯一途径。另外一些自由主义者发现中国的市场化并不能产生出自生自发的经济秩序，因为市场并不自由，而是被决定的，其中政治权力的寻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这些自由主义者强烈批评现实，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呼唤社会正义。然而，他们同样将问题简化为起点平等或者机会平等的问题，拒绝对财产关系的重新安排进行严肃的历史分析。这种简化的结果是，私有化被设定为不可质疑的目标。而将私有化设定为唯一可行的形式，压制了其他社会可能性。

分歧的最后一个方面是知识分子们对于这些问题的态度：新的财产权体系是否促进大众民主、公民权利和有效抑制"政治市侩主义"，是否能在讨论财产权的同时扩展工人权利？

这是当下知识界辩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理解民主，是否某种参与式民主是必要的，如何处理形式民主？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形式上建立了民主，但是我们经常发现，这样的形式民主恰恰是精英联盟的产物和结果，它缺少一种真正的社会参与机制。因而，与那些将民主教条化的人形成对照的是，有些大失所望的人干脆放弃了民主的理想。然而在当代世界的普遍的民主制——尤其是代议民主制——危机之中，我主张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将民主的重要性扩展到具体的社会情境，而不是将民主看作一种已制作好的和可复制的格式。

实际上，精英民主和大众民主的对照是一个在中国革命中经常提出但没有解决的问题。新自由主义的权利概念是在个人和集体或国家的对立之中发展出来的。这种个人主义的权利概念与市场自由、私有产权的理念相匹配。在现实中，市场自由和私有产权的概念，经常与特殊利益集团反对劳工阶层和其他社会阶层限制市场无限扩展的努力联系在一起。比如说，这种个人主义的权利概念不仅很少提到劳工权利，而且试图取消它，因为劳工权利所涉及的社会分配原则以及对于市场扩张的限制，阻止了个人主义权利体系的扩张。

参与式民主不可避免地与社会中的社会运动相关联。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将这些运动看作在市场扩展的环境中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比如说，工人争取工作安全和劳工权利的运动，移民争取社会保障和平等权利的运动，某些组织保护环境的运动，等等。这些运动经常发生，但是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将他们的注意力放在市场和国家上。缺乏对于社会运动的真正研究和关切，这是一个重大的缺陷。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12-21 10:11 标题: 为未来而辩论（４）

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社会保护运动都会自动地导向上述权利体系扩展的结果。过快的市场扩张导致原来的社会网络和关系的解体；结果不仅仅是个别群体权利的丧失，而且可能是社会本身的解体。当社会解体和社会运动的征兆同时出现的时候，人们克服幻灭感或形成社会认同是困难的；他们对于精英所提供的认同方案并没有信心。在这个背景下，社会运动经常借助于强国家或者领袖来维持基本的社会权利。新自由主义指责左派对于"平民主义"或者"大民主"的支持和同情，认为后者将导致社会独裁。然而，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他们忘记了或者故意忽视了新自由主义市场扩张如何招致威权主义（小布什的美国是一个例子）的逻辑。在这种意义上，在过去若干年内在中国发生的从经济政策（以GDP增长为中心）到社会政策（涉及社会正义、社会福利体系和绿色GDP等等）的转变是积极的行动。

思考未来的前瞻

根据上面的讨论，我们必须做出三个基本的区分：
首先，必须区分自由竞争、自我调节的市场理念和现代市场经济生成并起作用的历史进程。根据这个区分，市场社会及其规则，是在国家干预、制度创新、垄断、社会习俗和历史事件的相互关联中形成并起作用的。自由竞争仅仅构成它的部分条件。因而对于市场社会及其现实困境的批判并不等于对市场体系的否定。

第二，必须区分新自由主义市场意识形态（其常见特征是要求完全的国家退出）和新自由主义市场秩序及经济政策（其常见特征是依赖于国家政策与实施）。根据这个区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要求国家采取一种非干预的政策，也就是说，让国家放弃它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义务，放弃它的调节市场活动的经济手段，以及更进一步，切断政治与经济之间的联系。但是对义务的放弃本身是秩序和政策安排的结果，反国家干预的口号恰恰成为了政策的前提，其实质是另一种形式的积极"干预"。

第三，必须区分市场的范畴和社会的范畴。根据这个区分，市场的规则和管理机制并不等同于社会的规则和管理机制，而社会民主体系并不等于市场操作体系。国家的民主走向并不等于将国家转化为一个建立市场体系的政治组织。

我再次列出若干前瞻性结论：首先，市场扩张所导致的经济不平等总是和包括诸如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在内的其他领域的不平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争取自由的努力（包括劳动合同自由，交易自由，政治自由等等）必须同时是争取社会平等的努力。完全将对平等的诉求和对自由的诉求对立起来的话语必须被抛弃。

第二，对于垄断化和压倒性的市场专制的反抗并不能被简单等同于"反"市场的斗争，因为这样的社会反抗自身包括了争取市场公平竞争以及经济民主的努力。

第三，对经济霸权和国际霸权的反抗并不意味着闭关锁国，一定程度上的贸易保护并不等于"反市场"。与WTO有关的社会运动以及在WTO协商中穷国和富国的斗争展现了一种新的斗争形式，那就是，并非从总体上反对国家组织和国家调整，而是以参与性的社会运动来促进包括WTO和其他国际管理机制在内的国际制度的民主化，并进一步在国内经济正义与国际经济正义之间建立关联。

第四，经济运动总是镶嵌在政治、文化和其他社会条件之中的，争取公平的市场竞争条件并不等于是剔除国家政治体制、社会习俗和其他管理机制。相反，对市场条件的保护致力于改革、限制和扩展这些制度，以创造公平互动的社会条件。在这个意义上，争取社会正义和公平市场竞争的斗争并不能被等同于反对国家干预。需要通过社会民主，通过社会对于国家的民主控制，来防止国家成为国内垄断和国际垄断的保护者。在这里，参与式的和大众的民主仍然是现代民主的真正动力。将多种民主与形式民主对立起来的方法必须被抛弃。不管一个民族国家多大或者世界市场多大，争取自由的努力必然将自身展现为争取民主和自由的努力。

资料来源:「21世纪」(2008年12月20日)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8-12-21 11:32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12-21 10:59 标题: 中国过去、现实和未来的辩论（５）

中国的新左派－－汪晖认为自由市场不等于民主

作者:潘卡奇·米西拉　　翻译：略特

　　今年早前的一天，我在北京的清华大学附近的醒客咖啡和汪晖见面，他在清华教书。他是个不高、结实的男子，头发有了几缕灰色，神情愉悦，看起来总是很愿意微笑，他来的时候骑着辆老式的自行车，这以后我们见面他也都是这么来的。他穿着深色的灯芯绒裤子，磨沙的外套，黑色的套头衫，在美国的校园里这么穿也不会错。
　　
　　作为中国的重要知识分子刊物《读书》的主编之一，四卷本中国思想研究的作者，汪晖才四十多岁，他被认为是“新左派”（一群作家和学者的集合）的一个中心人物。新左派知识分子提倡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以外的“中国它选”（Chinese alternative），以求能够保证被最近的改革抛在后面的中国8亿农民的福利。他和中国大部分执不同政见者不同，这部分人从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抗议中产生，大多是人权和主张民主的活动者，汪晖和新左派认为***的领导是一个可能变化的力量。最近的事件－－上个月末通过反腐败处理党内的领导以及一贯的限制市场过度的发展－－显示，这种观点并不是乌托邦的，也不是矛盾的。虽然新左派从来没有直接指导过政府政策，他们所关注的问题正越来越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
　　
　　在过去几年中，汪晖有说服力地、而且经常地分析一个外人认为是当代中国的一个关键矛盾：一个独裁的国家培养自由市场经济，同时又拥护社会主义。我们见面的第一个下午，汪晖基本没有闲聊，就开始分析这个国家的问题。他描述了***已经向富有的商人开放入党渠道，虽然官方还是致力于平等主义。他说，很多党的地方官员，利用他们专断的权力牺牲了他们应该为之服务的农村人口而成为成功的企业家，他们和房地产投机商合伙从农民那里夺取集体所有的土地。（根据中国官员们所说，60%的土地获得是非法的。）其结果就是政治精英和商业利益的联合，汪晖说，这让人想起美国和其他东亚国家中相似的联合。
　　
　　当他谈到市场改革是如何扩大了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的时候，穿着漂亮的学生在浏览一些深奥的书籍（里欧．斯特劳斯、哈贝马斯），查阅电子邮件，抿着摩咖。在私有的醒客咖啡馆和连着的万圣书园，汪晖看来很有名。学生们很尊敬地问候他，服务生非常地周到。然而汪晖还是属于一个少数群体。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对过度的毛主义和计划经济的失败敬而远之，即使是那些跟国家毫无关系的知识分子，都认为市场经济对中国的现代化和复兴是不可缺的。朱学勤，上海大学的一个历史教授，中国最有名的自由主义者之一，告诉我他想要更多，而不是更少，市场改革。对他来说，中国现在的不稳定不是由经济力量造成的，而是由政治压制的体制造成的，这种体制阻碍了间接民主和宪政政府的出现。
　　
　　汪晖很愿意承认中国的经济改革努力并不是没有带来巨大的好处。他赞扬了改革的第一阶段，也就是从1978到1985年，这个阶段提高了农业产量和农村生存条件。他说，是中央政府最近在城市创造财富的执着－－以及它把政治权力交给地方上的党老板（这些人经常公开忽视中央政府的指导方针）的决定－－导致了中国的高度不平等。不仅在中国也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中，接受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是福利系统的分崩离析，贫富差距的加大，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对汪晖来说，提醒国家它以前对工人和农民作出的、没有实现的承诺是知识分子的责任。
　　
　　虽然他援引了社会主义原则，但是汪晖很快告诉我他不喜欢新左派这个标签，虽然他自己也用过这个词。汪晖说，“８０年代中，知识分子反感‘左’的思想，认为它引起了中国所有的问题，右翼的激进分子用‘新左派’这个词来打击我们，想让我们看起来像是毛时代的残余。”汪晖也不愿意被等同于６０年代欧美的激进知识分子，新左派其实最早是用来描述这群人的。他说，他们中的很多人有过激情和口号，倒是却只有很少政治实践，他们中的不少人最后变成了新保守主义者，支持像伊拉克民主那样的“幻想项目”，这没什么可吃惊的。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8-12-21 11:13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12-21 11:02 标题: 中国的新左派－－汪晖认为自由市场不等于民主（２）

　　汪晖更倾向用“批评的知识分子”（critical intellectual）来描绘他自己和执类似想法的同事，他们中的有些人也是新生的中国乡村运动的一部分，他们试图减轻农村贫穷和环境破坏。虽然宽泛地说是左翼的，《读书》发表的文章来自意识形态的整个领域。汪晖本人的写作也广泛地利用西方思想者的作品，从法国历史学家布罗戴尔到全球化的理论家华勒斯坦。汪晖说，“我觉得知识质量（intellectual quality）是重要的，我不希望只要是左翼的就拿来用。”汪晖说，《读书》曾经进行过抽象的关于后殖民理论的讨论，也有在中国关于政府以城市为中心的改革是怎样破坏了农村社会的最有意思的分析。当然《读书》能够发表的文章也是有所限制的，汪晖对这一点很坦白。跟中国大陆所有的知识分子刊物的编辑一样，《读书》的作者和编辑必须行使某种程度的“自我审查”。文章中不能直接批评领导班子，也不能在政府最为敏感的话题上跟官方论调偏离的太过分－－比如说台湾或者新疆西藏的难以控制的穆斯林和佛教少数民族问题。
　　
　　汪晖说，“在西方人们问我，‘你怎么定义你的位置？’‘你是不是个执不同政见者？’我说：‘不是。’什么是执不同政见者？这是个冷战时期的范畴。现在它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很多在美国的中国执不同政见者可以回到中国。但是他们不愿意回来。他们在美国过得不错。对那些问我是不是执不同政见者的人，我告诉他们我们是批评的知识分子。我们支持某些政府政策，某些我们反对。这都要根据政策的内容来决定。”
　　
　　汪晖出生在东南部的江苏省扬州市，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汪晖才７岁，刚进小学。十年动乱给老一代带来了创伤，但是对汪晖来说留下的是温和的记忆。他回忆起每年学农，被学校带到乡村去干一两个礼拜活。“我们这一代城市的知识分子，”他说，“是最后一代还有乡村生活的第一手经验的。”
　　
　　他把他中学毕业以后在扬州的工厂工作的20个月作为一份可贵的经验。1977年他参加了文革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文革期间很多大学要么关门了要么只招收工农兵学员。“数千名学生竞争着一个入学名额，”他回忆到。
　　
　　当他在1980年代中期从扬州搬到北京开始博士学习的时候，汪晖发现他了一个更加拥有特权的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他说，“在毛时代成为攻击对象；现在，在毛以后的时代，他们又成了精英。”汪晖说，到那时，知识分子都同意应该做什么：中国必须抛弃它的“封建”和社会主义的传统，追上资本主义的西方。文化大革命的伤痕使得知识分子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个失败。汪晖认为，结果他们没有进行任何真正关于西方模式的消费社会可能在中国被重新建构，或者这种消费社会在中国对环境来说是否是可持续发展的。西方，尤其是美国，被理想化了。
　　
　　汪晖最初开始发展他自己的关于当代中国的想法是在他写博士论文的时候，论文题目是中国最受尊敬的现代作家之一，鲁迅（1881-1936）。汪晖解释说，鲁迅是一个左翼作家，但是他对左翼作家们和活动家们非常地批评。他批判中国的传统，但也是个优秀的古典学者。他欢迎西方关于进步的概念，但是也对它很怀疑。鲁迅内在的矛盾帮助汪晖看到中国的现代性不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弃旧扬新的问题－－毛主义者和自由市场资本家们却都是执这种观点的。
　　
　　对汪晖来说，跟中国的不平衡发展联系在一起的问题首先是由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抗议者提出的。汪晖本人是1989年6月4日早晨最后离开广场的一批抗议者之一，那时候解放军的坦克已经压近了。通常他都比较敏锐、平白，当他用流利的英文（偶然会有些个人特点）描述一个“广泛的社会运动”是怎样从市场改革的休克疗法产生的问题中发展出来的时候，他说得很生动。要求言论和集会自由的学生当然是最惹人注意的。但是那时也有更多城市中的中国人－－工人、政府官员、小规模经营的商人－－要求政府控制腐败和通货膨胀，在那时，当基本商品的物价控制取消以后，通货膨胀已经高到30%。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8-12-21 11:14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12-21 11:03 标题: 中国的新左派－－汪晖认为自由市场不等于民主（３）

　　　1989 年的春天，汪晖是享有盛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研究员。他告诉我，他在抗议中看到了“民主可能性”并且感到不能不参加，即使他对学生们的“缺乏理论或者方法论的一致性”也有保留看法。汪晖认为，学生领袖们有点让人想起20世纪早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没有比他们激进地抛弃过去的一切时更加团结的时候了。然而，当政府试图停止混乱(crush dissent)而在5月20号宣布了军事管制以后，汪晖在运动中卷得更深了。在6月3日的夜晚，军队进入北京城的时候，汪晖是那些在天安门广场中心集会的人之一。他可以听见枪响，但是学生中更激进的人还是拒绝离开。
　　
　　汪晖决定留下并且试图劝说这些学生不要牺牲自己的生命。他说，“我知道，如果结果是暴力，对整个国家来说都是个灾难。”他说他的担心后来证实是正确的：暴力使得政治讨论的空间变小了，中国政府利用这个知识分子沉默的机会把福利国家的更多方面拆毁了，比如长期以来给工人提供从摇篮到墓地的福利的国有企业。
　　
　　最终那些提议和平离开的学生占了上风，并且说服了解放军在广场东南角让他们安全离开。破晓之前，几百个学生从一条狭窄的通道离开了广场，一路被士兵们推撞和嘲笑。几分钟之内，学生们散开了。有些人后来被逮捕并且判处长期监禁；有些逃到了香港，最后去了西方；更多人，像汪晖一样，藏起来了几个礼拜。
　　
　　1989年下半年，汪晖回到北京的时候，当局正等着他。“那是对我来说是最艰难的一段时间，”他说。他被不断地讯问：“你是什么组织的？你跟谁联系？”很多个月的讯问之后，他被送到西北的陕西省，那里已经有十几个来自北京的年轻学者在接受到农村去的“再教育”了。
　　
　　用教育来惩罚看来要比当局能想到的更加成功。汪晖把他的“真正的教育”看成是从陕西（中国最穷的一个地区）开始的。他看到享受着改革开放成果的沿海城市与内陆省份的明显差距，非常震惊。他也对自己和自己运动中的同事的无知感到震惊。“我们根本不知道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的旧秩序都深陷危机。”
　　
　　邓小平改革的一部分使得陕西的公社制度瓦解了，土地被重新分配了。但是这个地区并不出产任何有价值的农产品，甚至都不能生产足够的口粮。由于贫穷的加深，犯罪和社会问题急剧增加，有争夺土地的暴力殴斗,男人们赌博，打老婆和女儿，甚至卖掉她们。汪晖住在一个低地的村庄，晚上睡着宿舍就有洪水淹进来了。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写宣传手册，警告农民们不要赌博不要犯罪。他也帮助重建一所洪水破坏的小学。“就在那一年，”汪晖说，“我意识到福利系统和合作网络对中国的很多人来说还是多么重要。”这不是个社会主义的概念。即使是过去统治中国的皇朝也通过赋税和救济来平衡中国富裕和穷困的地区。
　　
　　“人们把中国的经验局限为共产主义独裁和计划经济的失败，认为市场会做一切事情。他们没有看到在过去很多事情是怎样成功运作的，普通人又是多么欢迎这些方式，比如说农村医疗保险的合作制，农民组织起来互相帮助。那在今天也许是有用的经验，既然国家不再对农村医疗进行投资了。”
　　
　　汪晖在陕西遇到的很多穷人把他看成是来自北京的受过教育的人，回去会让中央政府的干部们给他们送来些帮助。汪晖说，“这个角色很沉重，我没有办法告诉他们我根本无法做任何事情。”汪晖告诉我，他十个月以后回北京的时候，怀着一种对知识分子的世界和普通人的世界差距之大的深刻感觉。
　　
　　他在陕西的时候，很有影响的《文学评论》杂志发表文章说他的鲁迅研究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个例子。然而汪晖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就回到了学术生活。
　　
　　汪晖不太喜欢谈1989。他抱怨了西方媒体中提到天安门就想到的关于中国的“过分公式化的形象”。然而，我们关于天安门的谈话是不同寻常的。我在中国城市旅行的时候，我发现很难让人们谈论这个话题。邓小平在1992年试图通过号召快速的市场改革来埋葬天安门的幽灵，他也许当时就考虑到了个人财富以及能够买到西方的名牌商品对许多最新变得富有的人们来说足以弥补政治民主的缺乏。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看起来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以后最大的公众骚乱发生在 1992年8月，那时几万中国人想在刚刚开张的深圳股票交易所购买股票。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8-12-21 11:15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12-21 11:05 标题: 中国的新左派－－汪晖认为自由市场不等于民主（４）

　　通过出口为主的工业来在城市中创造财富的努力－－这是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的一部分，他的后任也都肯定这一政策－－使得中国经济以10% 的平均速度增长，也使得中国经济成了世界第四大。然而中国仍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一亿五千万人以上每天的生活费不到一美元。大概二亿农村人口拥进了城镇寻找低收入的工作。四百多万人参加了2005年记录的87000次抗议，这个数字并不一定完全反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收入差距最悬殊国家之一，医疗系统和教育系统都在衰退，地方党干部强加的费用和税收的环境中的人们真实的愤怒和不满。汪晖说，这一切中的很多问题都可以归罪于“激进的右翼分子”，或者说那些引用着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弗里德里希·海耶克（他们鼓吹不加控制的市场，在80年代对里根和撒切尔政府都有很大影响）、要求中国融合进全球经济却不考虑大规模私有化的社会代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汪晖又提到，正是他们一直得到统治精英的青睐而且支配着国家管理的媒体。

　　汪晖说，只是在最近十年，新左派的知识分子才开始挑战市场经济必然导致民主和繁荣的观念。回到北京以后，汪晖于1991年合作建立了《学人》杂志，他有一个很好的观察这些知识分子的角度。当他们与西方学术界和学者的联系越来越多，他们不仅对欧美国家的问题更加敏感，也对后社会主义的国家试图把它们的计划经济模式向新自由主义靠近的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更加敏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试图（2001年中国已经加入WTO）在学者中引起了意料之外的激烈争论。就像汪晖描述的那样，争论的方向已经变化了：“很多人那时已经知道全球化不是个用来描述一个中性过程的中性词汇。它是西方资本主义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成长的一部分。”这当然不是说新左派拥护一种随便的反全球化姿态；新左派对最近城市中产阶级中爆发的反日和反美潮是执批评态度的－－汪晖把这种爆发归为 “消费民族主义”。汪晖说，这种消费民族主义其实正与美国推行的全球化是同一种全球化：“这其实是一种伪民族主义，也是为什么美国的经济利益受到伤害的时候，你就会听到有人在谈论对中国增加税收和罚款。”
　　
　　汪晖停顿了一下，又加了几句：“很多人都认识到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经济没有像其他亚洲经济那样崩溃，是因为民族国家有能力保护中国经济。现在，中国的出口垄断的经济当然要比印度更加倚赖西方世界的秩序，尤其是美国经济。”
　　
　　今年一月，汪晖发表了一篇长文，揭露他的家乡扬州的一个工厂的工人的困境，扬州是个百万人口的城市。据汪晖说，2004年当地政府把这家赢利的国有工厂卖给深圳的一家房地产发展商。工人股份以实际价值的三分之一出卖，工厂管理不良导致亏损以后一千多工人下岗。2004年7月，工人罢工。汪晖称这是扬州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激荡，工人们堵住了一条主要高速公路，拦住公共交通，冲击了市府办公楼。

　汪晖告诉我，他正在帮助工人们起诉当地政府。他上大学以前曾经在附近的工厂工作过，这使他感到和这些工人们有一种特殊的联系。他记得他的工资非常低，大概不到2美元一个月（这是按照现在的牌价折算的），但关键问题是，他认识的工人们都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很安全。“有些人宣称市场会自动迫使国家变得更加民主，” 他说，“但这是毫无根据的。我们只要想想在私有化过程中形成的精英联盟。国家只有在受到一个强大的社会力量－－比如说工人和农民－－的压力时才会改变。”
　　
　　汪晖关于扬州的故事并不独特。有很多叙述提到控制公共财产的地方政府官员通过私有化国有财产聚集了大量财富。根据刘小波最近的报告，中国最富有的2万人中，90%都跟高级政府或者党的官员有联系。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8-12-21 11:15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12-21 11:07 标题: 中国的新左派－－汪晖认为自由市场不等于民主（５）

　　对汪晖来说，民主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扩大中产阶级的政治自由或者为一小拨已经在市场改革中获得力量的人创造法律和宪法权利。他说，民主在中国必须是基于大多数人的积极同意，也动员大多数人，必须能够保证大多数人得到社会和经济公正。
　　
　　然而对某些新左派的知识分子来说，比如说崔之元，汪晖的一个亲密朋友和合作者，他在清华大学教政治学，他就认为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碰撞中存在着一些机会。“中国有更多的空间发展新想法，”他描述他为什么在美国呆了很多年以后回到中国时对我说，在西方，资本主义系统已经固定了，但是在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地方，很多东西还在变化中。我们有一个历史的机遇来建构一个比西方更加公正的社会。”对崔之元来说，重要的是首先要澄清概念。他说，”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看成是对立的和分裂的并没有什么帮助。两者在20世纪中共同行进。不仅是欧洲的福利国家，就是美国的资本主义也有社会主义的成分，这是与工会联盟达成谅解以后形成的。”
　　
　　最近几年，崔之元在一个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根基相关的问题上找到了愿意聆听而且掌握权力的听众，这个问题就是集体所有的财产。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称在市场经济中，私有财产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这个观念在中国是个激进的观点。崔之元在一篇2004年发表于《读书》的文章中挑战了这个观点，他强调了财产所有权本质上的社群性。他引用了托马斯．杰弗逊在《独立宣言》中把约翰．洛克的“生命、自由、财产”权改成了“生命、自由、和快乐”这个例子。
　　
　　“杰弗逊认识到，”他说，“财产权是从社会而不是从自然生发出来的。那就是为什么美国宪法没有关于财产权的具体条款，这个问题是后来在第五条修正案才提出来的。”崔之元继续说，差不多带着点欢欣，2004年他的文章在很多人大的立法委员中广泛传阅。他说这篇文章引起了一场辩论，导致人大采取了一种折衷的宪法修正案，在措辞上有点像美国的第五条宪法修正案，只是简单地陈述没有人可以“不经过正常的法律程序就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者财产。”
　　
　　这个春天有一点变得明显了：新左派对福利国家的宣扬在党的领导层内部也有共鸣，领导层很担心社会不稳定，也急切地希望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合法性。今年三月，我和汪晖见面的前几周，人大在北京开会，出人意料地变成了一个许多年来第一个党内的公开意识形态争论的论坛。立法者们批评政府官员在向市场力量出卖国家利益。反对市场的情绪如此之浓，以至于一项保护私有财产和赋予农民土地所有权的议案（这两条一直被外国投资者和中国的商人所游说）根本就没被讨论。温家宝总理在描述农村重大新投资项目的时候，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国***当前的“重要历史任务”。他也勾画了平衡经济成长和环境保护的步骤。
　　
　　一个德国记者告诉我这是他在北京的八年中从一个高级领导人口中听到的最左翼的演说：“即使是美国和欧洲政客也不会去谈建设绿色GDP。”汪晖也同意这个说法。他说他看到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关注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也很高兴。“我们在***的时代太执着于美国了，”他说，“我们非常需要改善我们和日本、印度的关系。我们都属于这么古老和辉煌的文明，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跟随、模仿美国。”

　　他又带着微笑加了一句，“总理公开承认医疗和教育都是失败，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成就。以前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汪晖说他认为政府对于消除农村贫穷是真诚的。但他也还是谨慎的，他说，“中国的去中心化已经严重到把中央政府的政策转化为行动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上个月，发生了1995年以来的第一次对高级党内干部的清理，中央领导以贪污罪撤除了上海党委领导的职务，这使得人们猜想在中央政府和地方领导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发生重新整合，也许还会在政策上转向保护社会福利系统和停止污染。汪晖还是有点怀疑，“上海的事件至少是激励人心的，”他在最近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我想这个事件会有一些政治结果，但是这些是结果而不是理由。”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8-12-21 11:15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12-21 11:10 标题: 中国过去、现实和未来的辩论(10)

　　
　　对汪晖来说，不去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环境的危险是很明显的：“如果我们不改善情况，那就会有更多的独裁。我们已经在俄国看到人们是多么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像普金那样的，因为他们已经受够了贪污、政治混乱、和经济停滞。激进的市场化使得人们失去安全感，对秩序和自上而下的干涉的要求是不可避免的。”
　　
　　在抨击腐败的地方政府时，新左派往往看起来像是在想建立独裁政客喜欢的老大哥式的政府。中央政府的社会主义修辞和新左派的观点的越来越多的相似性当然会让很多人不安。龙应台，一个知名台湾作家和民主的提倡者，早前曾经告诉我，她对那些看起来在意识形态上跟***体制很近的新左派很小心。刘军宁把这个观点又推进了一步，他是一个流行的自由政治理论者，1999年被政府列入黑名单后离开中国，但是后来又回国了，他宣称新左派就是被对西方的仇恨激励着，是 ***的民主主义旧卫士的一个新名称。
　　
　　虽然这个听起来也许有点像是在夸张：温铁军，原来是个政府官员，现在主持重建农村的项目，也被看成新左派，他和温家宝、胡锦涛一起参加了他称为“脑力激荡” （brainstorming sessions）的会议。共产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比如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 或者亚当·米什尼克 (Adam Michnik)，典型地通过批判拥有一切权力的国家来获得道德领袖的地位。新左派是怎么调整他们和国家的关系呢？
　　
　　当我向崔之元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一时间失去了精神饱满的态度。“这是个重要的问题，”他说，“怎样在道德上还有知识上处理和政府的关系。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崔之元并不把***政权看成一个“整体”。他说，在地方和中央的层面上，***政权都有很多方面。“几乎每天，”崔之元说，“《纽约时报》都报道农民抗议政府的骚乱，但是如果你听听农民在说什么，他们在告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侵犯了他们的权利。所以即使是农民都能看到国家的不同方面，谁支持他们，谁不支持他们。”
　　
　　王晓明，上海大学的文化研究教授，把他自己的位置定位为在汪晖的右侧，但是他说他同情新左派对待***政权的实际的态度。“公民社会在中国是非常软弱的，”他说，“既然政府是改变的最积极的代理人，除了推动政府放弃它的一些权力，也不得不推动政府来做它应该做的。”
　　
　　我和汪晖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否定了所有关于新左派对政权的影响越来越大的说法。“我们试图去做的是创造一个知识环境，在这里探讨新政策，”他说，“我知道很多领导人都读温铁军的文章，他们也读崔之元关于财产权的文章。《读书》发表的其他文章也同样地很有影响，我感到很高兴。但是我们跟政权没有其他的联系。”
　　
　　汪晖看来一点都不焦虑与政权在意识形态上的一致会不会把新左派的知识分子变成支持政府政策的书呆子和雇佣文人，这种现象是给政府提供建议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古老传统。“我们当然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问题的，”汪晖说，“西方人问，中国怎么能在独裁国家的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但是这个问题忽略了现代资本主义是怎样在西方发展起来的－－是并没有多少民主，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帮助下发展的。你必须问问西方的这种独特的经济模式是否可以不经过浩大的战争和环境破坏而实现。这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中国已经停止砍伐自己的森林，中国森林的大部分已经消失了，而其他国家还是必须为中国的消费提供木材。”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汪晖也谈到了崔之元先前向我提起的一个题目：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怎样对整个世界提出了新的挑战和可能性，同时也带来了深重的影响。 “西方社会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一直居于领先地位，并且通过他们的决定改变了世界，”他说，“中国和印度在新的世纪也会扮演同样关键的角色。但是这样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对中国和印度的知识分子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只模仿西方。他们必须探索西方现代性模式的它选(alternatives)。否则，那些‘消费民族主义者’已经在说了，‘美国曾经最大，现在我们最大。’”
　　
　　汪晖大笑，然后加了句：“这是很没劲的。”
　
资料来源:「西祠胡同 http://www.xici.net/b187234/d69785935.htm」(2008年5月2日）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8-12-21 22:05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12-22 07:44 标题: 中国过去、现实和未来的辩论(11)

中国的新左派

Li He 文盎山译

   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准备迎接改革开放30周年，而今，来自不同学派的各种思想对国家意识形态形成了挑战。其中之一就是“新左派”。新左派強调通过国家的权力量，来矫正由私有化、市场化和全球化引起的不公平以及其他负面影响。

      新左派是一个松散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通过在刊物和网络上发表文章，来不断地吸引公众注意，给政治讨论施加影响定调。不少新左派有留学西方的经历，其中一些仍在海外居住。他们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也没受到政治流放，他们呼吁在“体制内”进行改革。但他们并不是“领导的笔杆子”，后者大多是毛统治下的国家干部，今天的新左派学者是“批判性的知识分子”。按照西方的说法，他们可以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在政治问题上公开发表意见的知识分子。

      新左派的观点对中国的年轻人很有影响。新左派反对盛行的、以市场效率和全球化为名的新自由主义实践，在这种斗争中，普通农民和下岗工人也成了他们天然的同盟。

   新左派的观点在互联网上不断出现，受到不少追捧。一个主要的左翼网站——“乌有之乡”自从2003年建站后已经有4,700万的访问量。在百度上搜索“新左派”，能得到15万条查询结果。

      胡温对“和谐社会”的强调，反响应了新左派对农民、社会公正和福利问题的关注。更有消息称，新左派受到了胡温的赞同和支持。

      当今领导层的政策反映了新左派的影响。2005年底，胡锦涛和温家宝发布了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和谐社会”的蓝本。自从78年改革开放以来，这是第一次没有把经济增长说成是压倒性的国家任务。相反，他们谈及引入福利国家的某些特色，承诺在养老金、失业补贴、医疗保险和产假等方面的投入将以每年20%的水平增长。对中国农村，他们保证会禁止随意收税、改善医疗和教育。他们还承诺会减少20%的能源消耗。

      相比毛时代的单一意识形态，中国的知识分子在21世纪初已经开拓了一个公共空间，其中各种各样的理念从20世纪末就开始了激烈的角斗。这使共产党作为意识形态唯一来源的角色受到弱化。

新左派的形成
      1989年6月前，中国知识分子为党内的改革派提供了主要的社会支持，而保守派主要集中在国家官僚体制内。在80年代，中国的政治舞台通常分为两个阵营：改革派和保守派。

左还是右？

类别                               西方中国（1978-1989）中国（自从1990年）

左自由派                      保守派（主要在国家官僚中）                                     新左派，代表底层
右保守派                      改革派（受到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支持）                      自由派（也叫“新右派”），代表中产阶级

      在80年代，大多数知识分子持相同的观点——支持改革开放，认同自由、民主、法治的价值观，相信这些与五四运动精神一脉相承。在1979-1989的第一轮改革开放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共同支持改革。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8-12-22 08:35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12-22 07:54 标题: 中国的新左派(2)

在90年代，一系列事件导致知识阶层发生分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生动地展示了全球化的危险。突然间，资本主义变得并不能万无一失地确保繁荣富强。进而，在1999年，北约“误炸”了中国在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在普通市民和游行的学生中激起了愤慨。中国的新左派采取了强硬的民族主义姿态，而自由派则为潮起的民族主义而忧心不已。

中国新左派的主要代表

领军人物(教育·经历·海外·经历·职务·活动)

汪晖（1959-）
南京大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哈佛、UCLA、华盛顿大学、香港中文大学Nordic亚洲研究中心、柏林高级研究所。 1996-2007年《读书》主编之一。

崔之元（1963-）
芝加哥大学硕士、博士。MIT、新加坡东亚研究所、哈佛、柏林高级研究所。清华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强调经济民主化。

甘阳（1952-）
北京大学硕士、芝加哥大学。芝加哥大学、香港大学研究员。主编了颇具影响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

王绍光（1954-)北京大学学士、康奈尔大学博士。耶鲁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强调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平等不断加剧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贫富的两极化震动了新左派，他们决心维护贫困层的利益，要求改变改革的方向，主张采用强有力国家力量保护贫困层。

      新左派”这一词被用来标明他们和老旧左派的不同，后者是顽固的毛分子。很多新左派学者拒绝被标记成“新左派”。他们更喜欢“自由主义左翼”这个名头，因为左派在中国臭名昭著，总让人联想起文革中的左派。

   汪晖、崔之元、甘阳和王绍光是左派学者的领军人物。如上表所示，他们是中年知识分子，在西方受过教育或者生活过。难怪，他们会熟悉西方最新的、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批评，如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并利用这些来评价中国现代化中的问题。然而，新左派也各有不同，有的强调国家的角色和民族主义，有的重视社会公正，还有一些强调毛主义的实践。

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的论战

      在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大体上分成了两个阵营——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90年代中期，两方爆发了一场论战，这是自49年以来以及经济改革之初在大陆知识分子中少见的场面。他们针对经济改革的成果和方向提出了尖锐的问题。

      主要的辩题是国家的角色问题。自从92年小平南巡后，国家的角色被弱化了。自由主义者认为，为了促进不断增长的市场经济，国家必须放权，但新左派阵营中的王绍光和胡鞍钢不这么认为。1993年，他们两人发表了《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坚决主张一定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主导市场改革。大多数自由主义者不认为中国政府真像王、胡说的那么软弱，还是坚持无论如何政府都该在经济中放手，以解放市场。但政府却不愿轻视王和胡的意见，他们的报告促发了94年1月的税务改革，将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和责任分开，这一措施的社会影响至今仍在不断延续。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8-12-22 08:05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12-22 08:11 标题: 中国的新左派(3)

需要指出的是，新左派学者并不希望取消市场、回退到前苏联经济模式。他们主要期望的是：一个国家管制的市场经济，伴有社会保障体系来减少不平等和保护环境。甘阳把新左派称为“新政自由主义”。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认为，只有在公有成分被私有化、并出现积极参与政治的新中产阶级后，自由才可能到来。

      90年代以来，全球化成为中国学术圈中最重要的话题。相关的讨论吸引了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两个阵营的学者，并促进了最高领导人对全球化的认识。自由主义阵营的学者认为，虽然全球化会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但中国还是该拥抱加入全球化的进程。

经济改革的辩论

要点                               新左派                                                 自由主义者

国家的角色                      主导                                              最小化国家干预
市场的角色                      促进增长但产生贫富差距                促进增长、效率，约束专断的国家权力
国家改革                         向监管转变                                     私有化
宏观经济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                                  新古典主义
全球化                            挑战                                              有益
收入不平等的根源             市场化改革的负面结果                   腐败、权钱交易、专制


      新左派则认为，中国卷入全球化已经导致了资本主义毫无制约地在中国蔓延。他们声称，中国的社会问题不是别的，就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经历过的西方传染病和市场传染病。自由主义者坚持这些问题的根源主要在内部，解决的办法应该是深化改革，特别是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同步进行。相反，新左派相信这些问题的根源主要在外部，其根源是全球化、国际资本和市场经济。在全球化问题上，一些新左派加入了民族主义大军。

      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也是近年来的讨论热点。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市场并不是收入不平等的原因。日益严重的不平等是腐败、权钱交易的结果；收入不平等的真正原因是专制。新左派强调经济上的公平，而不是不计代价的经济增长。他们认为，彻底地背离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收入再分配理念是无情的、不道德的。

      有关产权改革的争执也激发了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的辩论。私有化过程中伴随着国有资产流失，这已备受指责，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融教授郎咸平使用会计方法以及知名企业如海尔、TCL和科隆的数据，展示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一些新左派很快给领导层写信，呼吁调查郎咸平所指控的问题；最终中国证监会发现确有违规行为。

      自由主义经济家（也称主流经济学者）认为国有资产流失可能会导致社会不平等；但是，如果经济转型停滞下来，不平等和低效率都会出现，因而，诸如私有化之类的改革应该加快，而不是停滞。另外，自由主义经济家警告，对个人企业家侵吞国有资产的反对声越来越高，这可能会导致产权改革的减速，恶化投资环境。他们认为，企业家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应该受到更多的尊重。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8-12-22 08:24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12-22 08:25 标题: 中国的新左派(4)

虽然自由主义经济家为管理层收购股权而辩护，但公众舆论强烈地倒向了郎咸平。讽刺的是，中国虽然自称为社会主义国家，但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思路和新自由主义者更近——后者主张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而不是倾向于批评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新左派。

      另外一个争议点是物权法。2004年，中国宪法做了修正，提出“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为了使这个说法有实际的定义，需要一个完整的物权法。2005年，北大的法律教授、新左派学者巩献田在网络上发表公开信，指责物权法违反宪法，背离社会主义道路。他声称，物权法草案规定国有、集体所有、私有三者是平等的，这是“违宪”的。巩献田认为，该草案会“进一步加速私有化进程，促使两极分化，造成贫富更大的悬殊和社会的严重分化和尖锐对立”。

      巩献田的公开信在法律界引起了巨大争议，促成了一个全国范围的讨论。而立法的过程被延迟了。显然，呼吁“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和“和谐社会”的中国领导意识到了，巨大的贫富悬殊会导致社会和政治风险。他们必须考虑新左派的看法和建议。政府明确物权、卖掉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受到新左派的强烈批评。他们认为这些政策会使一小部分富人得益。

      物权法的支持者主要是中国重要部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家，他们说，肯定物权法（特别是私人所有权）保护了数百万的工薪阶层和私人企业家的物质利益。它会鼓励更多的人为自己、为国家创造财富。它还会帮助私有经济防止经济犯罪，如他们员工的侵吞。

      该法案本来是计划在2005年通过的，但由于这些反对意见，上了立法日程却又被拿了下来。物权法的最终版本包含了针对这些反对意见而制定的补充条款。虽然在修正后得到通过，但这是中国立法史上的首次——一个法律建议案因汹涌的公共意见而延迟通过。

      总的说来，在市场和国家、国际和本土、西方和东方这些二元对立中，自由主义者倾向于为前者辩护，而新左派倒向后者。自由主义者相信，从长远看自由市场会支持增长，支持中国中产阶级的兴起和争取政治权力，而激进的左派则毫不含糊地声称他们站在被剥夺者和受压迫的社会底层一边。虽然两方阵营的学者都占据了顶级研究结构的位置，但自由主义者有更大的影响力，他们的声音比新左派更受重视。
政党权力 (party-state)和新左派
      党的宣传机器既不和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新左派唱一个调，也不与主张市场力量的自由主义者合拍。政府曾支持对新自由主义进行引人瞩目的批判。2007年7月，长期任职《读书》主编的汪晖和黄平被解职。此前，在其他的官方媒体上出现了对两人的一系列攻击。

      虽然和执政党的关系并不稳定，但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出版自己的期刊。《读书》、《天涯》、《二十一世纪》、《公共论丛》、《炎黄春秋》、《南方周末》是他们观点交锋的主要战场。学术性刊物的出现使学者们能彼此分享观点、辩论关键问题，并影响决策。

信息自由一直被视为中国自由化的关键，如今互联网传播的信息量是以往难以想象的。互联网被广泛使用，政府再难以垄断信息来源。此外，非官方刊物、研究团体以及私人智库组织的研讨会都有助于传播各自的信息。

      北京当局已经很能容忍一些敏感问题的学术讨论，这种态度目前看来还会持续。这可以用几个因素来解释。首先，由于中国改革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中国正在经历着没有足够理论基础和指导的巨大变化。为了收集更多的思想和更多的政策选择来促进现代化的目标，共产党可能会持续支持对经济改革的公共讨论，前提是不危及他们在现有体制的统治地位。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8-12-22 08:32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12-22 08:30 标题: 中国过去、现实和未来的辩论(15)

其次，为了达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他们必须向西方学习，但又要防止西方思想在国内孵化异见。

      第三，当权者内部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互相制约，都想限制对方发展理论一致性框架以支持他们政治立场。Peter Moody说的对，中国的政治方向是由当权者角力决定的，思想是他们彼此竞争的工具。
辩论的影响
      过去十年里，思想界的讨论经历了巨大的转变。首先，在90年代中期，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的争论刚开始之际，这些讨论仅限于北京和上海的一些知识分子精英圈中，他们的文章被视为艰深、晦涩。现在，他们的争论不仅吸引了知识分子和国家官员，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普通工薪人士和网民。

      其次，辩论的中心已经从对理论的关注，转向和普通人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例如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

      第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关改革方向和策略的辩论已经变得激化。他们的争论不再仅是“茶杯里的风暴”。实际上，“争夺话语权”已经成了中国媒体的常用语。

      并且，如今有各种各样的途经来传播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的思想。辩论不仅出现在传统的平面媒体上，更重要的是在网络世界里。敏感的话题频频出现在互联网上，因为在网络上思想传播得更快、更方便。意识形态多样化的确会成为对共产党的挑战。然而，目前为止，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之间的思想讨论对改革产生的作用还是积极的。

      第一，这些讨论使公众注意到了重要政策变化产生的后果。例如，中国左翼知识分子不断利用 “乌有之乡”网站这个平台，来质疑政府全民皆商的议程。他们着重指出了这种路线的负面社会影响，激起了一波又一波关于发展方向的讨论。在《读书》发表“三农问题”（农业、民、农村）的文章前，政府都不承认存在三农问题。但两年后，这个问题摆上了全国人大的日程。在过去几年，领导层强调了政策要从以增长为中心转变到更平衡的以发展为中心。

      第二，这些讨论给决策者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式，增大了政策选择的范围。他们的一些建议，得到高层的支持，成了官方的政策。从70年代末期开始，决策过程比以往公开，开始受到来自政府机构之外的影响。在这种环境下，有关政策有效性的公开辩论影响了公众意见，在某些情况下还带来了政策的变化。王绍光和胡鞍钢在93年有关国家能力的报告，被视为对经济改革的重要贡献，对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证明是有帮助的。

      崔之元对“股份合作制”的观点也产生了政治影响。1994年，崔之元写了篇文章，主张继续保持“股份合作制”——一种劳资合作关系。一位高层领导人读了这篇文章后，决定允许“股份合作制”在农村继续存在。共产党的集权化决策方式有很多缺点，但也有优点——它使得激进（但言之有理）的理念较为容易落实，只要能说服最高领导层。

      第三、虽然北京既不支持新左派，也不支持自由主义，但他们的辩论还是促成了很多新思想、见解和路线，可供决策层择优录用。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就是这种新模式的一个样板。从自由主义者那里，中国领导人继续了“不断试验”的思想——一种渐进改革而不是休克疗法，还接受了市场会驱动经济增长的意见。而新左派则让领导层注意到了不平等的问题和环境问题，促使他们去寻求能把合作和竞争结合在一起的新体制。用汪晖的话说：“在过去，政策是由政府内部制定，而现在越来越多的（政策创新）是由社会而来。”

      最后，思想讨论也拓宽了决策者的视野。一些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的讨论已经渗透到官方话语。例如，“社会公正”这一词，在90年代被广泛讨论，现在成了官牍中的常用词汇。中国人喜欢争辩：到底是知识分子影响了决策者，还是决策者利用知识分子作为传声筒，来推进他们自己的观点。不管答案如何，这些思想讨论都成为了政治过程的一部分，为当局扩大了政策的选择范围。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
资料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2008年10月21)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8-12-22 08:37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12-24 07:33 标题: 中国过去、现实和未来的辩论(16)

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

作者:王绍光

在1990年代短暂地经历了“市场社会”的梦魇之后，中国已出现了蓬勃的反向运动，并正在催生一个“社会市场”。在社会市场里，市场仍然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但政府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尽力对与人类生存权相关的领域进行“去商品化”，让全体人民分享市场运作的成果，让社会各阶层分担市场运作的成本，从而把市场重新“嵌入”社会伦理关系之中。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社会政策显示，中国政府既有政治意愿也有财政能力来充当社会市场的助产士，虽然无论在意愿还是能力上，两者都有待加强。今天中国社会还存在大量严重的问题，但社会政策的最终出现具有历史转折点的意义。

　　一

　　这篇文章标题中的"大转型"（great t ransformation ）和"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 ）都是从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那儿借来的。1944年，波兰尼出版了他的巨著《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尽管距这本书初版，时间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但正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 h E.Stiglitz）在该书的新版前言中所说，"波兰尼所提出的问题和视野并没有丧失它的卓越性"，他"常让人们感觉到，他是在直接针对当下问题发言"。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变化。这时决策者不再着力于基本保障和平等，而是大讲"发展是硬道理"，致力于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为了追求效率或整体经济增长速度的最大化，其他一切都要让步，包括公平、就业、职工权益、公共卫生、医疗保障、生态环境、国防建设等。当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的一个"下溢假设"（trickling down effect ）相当盛行：只要经济持续增长、饼越做越大，其他一切问题都迟早会迎刃而解。

　　在这种意识形态变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分三个阶段经历了从伦理经济演化到市场社会的转变。第一阶段是市场的出现（1979-1984年），其间零星的商品交易市场开始出现，但它们在整体经济中的作用仍十分有限，行政权力对经济行为的干预依然很强，非市场体制与关系仍然占据上风。第二阶段是市场制度的出现（1985-1992年），其间一套相互关联的市场制度开始出现，如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土地市场等。到这个阶段，等价交换、供求关系、竞争等市场原则开始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但它们还没有大规模侵入非经济领域。第三阶段是市场社会的出现（1993-1999年），其间市场原则开始席卷非经济领域，大有成为整合社会生活机制的势头。

　　经过这三个阶段的转变，伦理经济的格局逐步瓦解。各级财政之间的关系从"大锅饭"变为"分灶吃饭"；政府财政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从"软预算约束"变为"硬预算约束"；在给农民生产自由的同时，农村实行的大包干解除了集体对个体的责任；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打破了城镇职工的"铁饭碗".随着农村里的村庄和城镇里的单位逐渐剥离社会职能，演变为纯粹的经济机构，村民和职工的生老病死、福利待遇便失去了保障，必须靠个人花钱购买。

　　市场原则干预的范围可以用商品化的程度来衡量。卫生领域就是一个例子。改革开放以前，在卫生总费用中，政府预算支出和社会支出（公费医疗加劳动保险）占80%以上，患者自付部分低于20%.因此，那时虽然有"看病难"的问题，却没有"看病贵"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社会支出部分开始缓缓下滑，但政府预算支出部分的比重仍在上升，一度升至接近40%.1980年代中期是个明显的转折点，从此以后，政府预算支出和社会支出双双急剧下跌，到新世纪的头几年跌到谷底。2002年，前者所占比重降至15.21%，后者的比重降至26.45%，两者加总不过41.66%.政府预算支出和社会支出萎缩的后果是居民个人卫生支出的比重节节攀升。1980年，居民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不过23%；2000-2002年间，这个比重已高达60%.换句话说，中国的卫生体系已经变成了一个主要由私人筹资的体系，公共支出只是填补空缺。这个转变从根本上将治疗疾病的责任由从前的政府或社会保险承担转向病人自己承担。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我们发现，卫生总费用中居民个人支出部分在发达国家平均是27%，在转型国家是30%，在最不发达国家是40.7%，在其余发展中国家是42.8%；中国的医疗卫生领域此时恐怕已变成世界上最市场化的领域之一。市场只为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服务，无怪乎现在相当多的中国城乡居民抱怨"看病贵"。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12-24 07:38 标题: 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17)

　医疗卫生只是受市场原则侵蚀的非经济领域之一；在此期间，教育等其他非经济领域也或多或少受到市场力量的冲击。用波兰尼的话来说，在中国转向市场社会时，经济试图"脱嵌"于社会，并进而支配社会。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从伦理经济向市场社会演化对中国而言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转型。

　　二、保护性反向运动的兴起

　　波兰尼指出，一个"脱嵌"的、完全自我调节的市场力量是十分野蛮的力量，因为当它试图把人类与自然环境转变为纯粹的商品时，它必然导致社会与自然环境的毁灭。虽然中国经济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高速增长，但一味追求GDP 高增长率也带来一系列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也许在改革初期并不凸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到1990年代末，有些问题已变得触目惊心，包括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和贫富悬殊。人们开始体会到经济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

　　更重要的是，在市场社会里，人们的生计完全依靠市场。由于市场只为有支付能力的人服务，人们的福祉取决于其支付能力。因此，普通工农大众享有的保障和救助越来越少。大规模下岗失业、就学难、就医难、各类事故频发，让千千万万的人痛感经济与社会安全的缺乏。在他们看来，市场社会强加给自己的负担过于沉重，难以忍受。在这个背景下，市场改革的金字招牌脱落了，有关市场改革的共识破裂了。

　　那些在前期改革中利益受损或受益不多的阶层对新推出的市场导向改革不再毫无保留地支持；相反，他们对凡是带有"市场"、"改革"标签的举措都疑虑重重，生怕再次受到伤害。这些人仇视滥用权力、中饱私囊的官员，敌视一夜暴富、挥金如土的新贵，蔑视巧舌如簧、发"改革"财的学者。他们普遍感觉到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改弦更张、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时候了。这就启动了力图抵制经济"脱嵌"的保护性反向运动。

　　这时政策制定者也开始认真对待邓小平发出的警告："如果搞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为了缓解社会矛盾，中国政府开始花更大的气力来"兼顾"公平。比起以前，现在的"兼顾"终于有了实质内容。"兼顾"的具体做法是用"去商品化"的方式将经济关系重新"嵌入"社会关系。这里"去商品化"是指把一些与人类生存相关的服务（如医疗、教育、养老等）看作基本人权而不是市场交易的标的物，其目的是让人们可以不完全依赖市场而生存。

　　在计划经济、单位体制已经解体的局面下，要达到去商品化的目的，必须建立一个再分配机制：一方面，人们依其收入水平向国家缴税；另一方面，人们依其需要从国家的再分配（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公共服务）中受益；而缴税水平与受益水平没有必然关系。再分配用国家的强制力打断了市场的链条，把全体人民重新链接起来，这就是中国最近几年正在发生的变化。

　　如果说从1978年开始到1990年代中期中国只有经济政策、没有社会政策的话，我们看到社会政策正在中国大地上出现。19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在减贫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过，减贫恐怕主要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而不是社会政策的成就。这从一个简单的观察中就可以看出：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扶贫力度加大的同时，减贫的速度却放慢了。另外，正如本文后面提到的，早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一些地方便开始试行带有社会政策色彩的措施，如1986年开始试行的农村低保，1993年上海开始建立的城市低保制度。但当时这类措施要么局限在小范围内，要么只有政策宣示，缺乏贯彻力度。以下数据表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社会政策是最近几年的事。

　　表1列举了最近几年出台的一系列社会政策。可以看出，新世纪到来以前，可以算得上社会政策的只有1999年出台的"西部大开发".绝大多数社会政策也就是最近五六年推出的。以下两节我们将展现一批图表，意在证明这些社会政策不仅仅是文件上的东西，而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行动，正在给中国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分析方便起见，我们把这些社会政策归为两大类：一类的目标是缩小不平等，另一类的目标是降低不安全。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8-12-24 08:24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12-24 07:42 标题: 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18)

三、缩小不平等

　　从收入差距的构成上看，中国的收入差距可以分解为城镇内部收入差距、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以及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研究表明，中国整体收入差距的很大一部分源自于地区之间的差距和城乡之间的差距。因此，为了缩小整体收入差距，必须首先尽量缩小地区差距与城乡差距。

（一）缩小地区差距

　　缩小地区差距的主要措施是加大中央政府对各省尤其是中西部经济相对落后省份的财政转移支付。1993年以前，中国财政体制实行"分灶吃饭"的包干制，这种体制对东南沿海发达省份十分有利，因为它们的财政资源相对比较充裕，且不必与别省分享来自本地的税收。但对财政资源贫乏的中西部省份来说，没有外来的财政转移支付，它们便难以为本地居民提供像沿海省份那样的公共服务，更没有能力像沿海省份那样拓建基础设施、投资产业项目。1980年代中期以后，地区差距不断扩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财政包干制。

1994年，中国政府对财政体制作出重大调整，将包干制改为分税制。这次改革从根本上扭转了"两个比重"连续15年的下滑趋势，从而增强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为它加大对各省的财政转移支付奠定了制度基础。

　　从图1可以看得很清楚，自1994年以来，中央对各省财政转移支付的总量一直呈快速增长的态势；尤其是1999年以后，几乎是一年上一个大台阶；到2007年已达到16000亿元的水平，是1994年转移支付总量的近8倍。1999年之所以成为转折点，显然是与当年中央政府正式宣布进行"西部大开发"相关联的。

　　哪些地区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受益者呢？据财政部统计，1994年至2005年期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额中，东、中、西部分别占10%、44%、46%.大规模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有助于缓解各地区间财政收支的不平衡，也有助于促进全国各地区协调发展。图2似乎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看到，就GDP 增长速度而言，在实行分税制以前，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板块经济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自1994年以后，各板块的增速开始逐渐趋同。2005年，东、中、西和东北地区的增速分别为13.13%、12.54%、12.81%和12.01%，差别已经不是那么明显。

　　各区域间经济增长速度的趋同有利于遏制地区差距恶化的势头，并可能导致地区差距的缩小。图3展现了按照不变价计算的1978年到2005年省际人均GDP 基尼系数的变化轨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1983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地区差距不断扩大。1990年代是地区差距持续快速扩大的时期。转折点是1999年。中央政府宣布"西部大开发"以后，虽然地区差距仍在继续扩大，但速度明显放缓。

　　更为可喜的是，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在2004年出现了自1990年以来的首次逆转；2005年，地区差距进一步缩小。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便带来了如此显著的变化，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

　　（二）缩小城乡差距

　　众所周知，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一直比较大。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如按总体基尼系数来衡量，中国全国的收入差距并不是最高的，低于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然而，中国城乡差距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这构成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特点。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8-12-24 08:25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12-24 07:46 标题: 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19)

为了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中国政府近年来对农村居民采取了"少取"和"多予"两套策略。"少取"最明显表现在取消农业税上。农业税是最古老的税种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改革开放以后，农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不断下降，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9年的31%下滑到2005年的12.6%.但在1986-1996年间，各种农业税收（包括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牧业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却不降反升，从2.1%攀升到5.3%.1996年以后，农业各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开始回落，可是直到2005年，仍高于1985年的水平。这一年，农业各税加在一起总额达936.4亿元。换句话说，即使不算苛捐杂税，农民的正税负担在很长时期里也相当沉重。

　　在2004年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宣布"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五年内取消农业税".当年，8个省全部免征农业税，12个省农业税税率降低3%征收，11个省农业税税率降低1%征收。2005年，多数省份自主决定免征农业税，进一步加大了减免的力度。最后，原计划到2008年的全面取消农业税提前到2006年完成，这意味着9亿农民不必支付当年本该缴纳的千亿元左右农业税，人均受益100多元。

　　早在1980年代中期，农村的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的苗头已经出现，这实际上是在农业税以外加在农村居民身上的额外税负。尽管从1990年代初起，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求把农民负担严格控制在农民人均纯收入5%的范围内，但在相当多的地方（尤其是中部农村），农民负担问题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愈演愈烈。

　　究其原因，中央"请客"（出台诸如九年义务教育等政策）、基层"付账"（要求乡镇财政负担执行这些政策的成本）的做法难辞其咎。2000年，安徽省开始试点"费改税".试点之初，并没有强调要对试点省进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希望地方能够自我消化收支缺口。但各地的改革试点工作很快暴露出地方财政存在的巨大缺口，严重影响着农村基层组织的正常运转和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这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2002年，国务院新增16个省份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作为扩大试点的配套措施，财政部出台了《农村税费改革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办法》，当年安排的转移支付总额增加至245亿元。2003年，农村税费改革全面铺开。

　　从图4可以看出，这以后中央财政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年年大幅攀升。

　　"多予"方面的政策力度更大。1997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资金不过区区700余亿元。这类资金在2001年上了一个大台阶，达1900亿元；但其后两年变化不大。2004年是个转折点，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比上年净增700余亿元，达2626亿元；其后，每年的增幅都在500亿元上下。2007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三农"支出达3917亿元，相当于1997年的5倍多。

　　"少取"和"多予"双管齐下似乎已经初见成效。如图6所示，在经历了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急剧恶化后，从2003年起，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已稳定在一个很窄的区间；而城乡居民人均医疗支出和文教娱乐支出（其中教育支出是大头）的差距已开始呈现下滑的趋势。随着公共财政担负起全民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保障的责任，我们可以期待，城乡差距扩大的势头将会在不久的未来受到遏制，甚至出现逆转。

　　四、降低不安全

　　现代社会充满了各种风险；任何人都可能陷入无助的地步，而责任不完全在他们自己。虽然家庭和民间组织可以缓解这些风险对某些个人的危害，但它们并没有能力帮助所有人抵御这些风险。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农村的社队和城镇的单位是抵御这些风险的庇护所。随着社队和单位的瓦解，这些风险必须由政府强制全社会来承担，为所有人提供最起码的经济安全。

　　但在八九十年代，中国政府并没有足够重视自己在这方面的责任。这种状况在过去几年开始得到扭转。下面的几个图表展示了在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等方面的新进展。

　　（一）最低生活保障

　　中国政府对经济安全重视程度的迅速提高，可以从其对最低生活保障的态度上看得很清楚。

　　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是最近的事。此前，大多数中国人一直以为，贫困只是一种农村现象。但随着下岗失业问题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日趋严重，城市贫困逐渐凸显。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8-12-24 08:25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12-24 07:55 标题: 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20)

　　上海市在1993年率先建立了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低保）制度。1997年，在大规模"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启动之时，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城市低保制度。但当时的紧迫感并不太强烈，在此后的三年多里，全国低保覆盖面扩大缓慢。2001年下半年，转折点出现了，中央要求扩大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特困职工低保的覆盖面。

到当年年底，低保人数在六个月里翻了一番，增加到1170万人。次年，中央政府对全国民政系统进行了总体动员，发动上百万人参加对全国所有低保对象的集中排查，力争对各地城市贫困人口做到"应保尽保".各地政府不敢怠慢，结果低保覆盖人数逐月攀升，到2002年底，总数已达2054万人。其后几年，低保人数在2200万上下浮动，基本上将全国城镇符合条件的低保对象都纳入了保障范围（见图7）。

　　在城市低保覆盖面扩大的头几年，覆盖面扩大的速度远远快于低保资金投入的速度。结果，在覆盖面扩大的同时，人均低保补助水平却下降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以来，各级政府都加大了对低保的财政支持力度。自2001年起，人均低保补助水平逐年增加，2006年达千元左右，比2001年的水平翻了不止一番。

　　城市贫困问题固然麻烦，但更严重的贫困问题存在于农村。到2005年底，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年收入低于683元）还有2365万人，低收入贫困人口（年收入低于944元）还有4067万人，两者相加总计6432万人。如果换用联合国的标准（一天一美元），生活在贫困水平以下的农民则有一亿人以上。

　　从1997年开始，我国部分有条件的省市开始逐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广东、浙江等经济发达省市相继出台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以法律形式将农民纳入社会保障范围。但税费改革以前，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对农村特困户的救济金大部分来源于"村提留和乡统筹".因此，那时不可能建立规范的农村低保制度。只有在农村税费改革取得一定进展后，建立农村低保才有了财政上的保障。正是在这个背景下，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到2005年底，全国共有14个省全面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到2006年底，出台了全面建立和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政策文件的省份增加到22个，全国共有约1500万农村特困群众被纳入了农村低保的保障范围。除此之外，还有1200多万人属于"农村定期救济"对象。两者加在一起，人数为2723万（图8），略高于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但还未能涵盖低收入贫困人口。

　　200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07〕1号）明确提出：要于年内在全国范围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纳入保障范围，重点保障病残、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等生活常年困难的农村居民，并确保在年内将最低生活保障金发放到户。这样，农村最困难的群众第一次被纳入了公共财政的保障范围，实现了从农民集体内部的互助共济体制过渡到国家财政供养的历史性转变。尽管目前农村低保的补差水平还很低，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国家财政投入力度的加大，农村低保水平一定会逐步提高。

（二）医疗保障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强调平等原则的社会。那时，在城市有为政府机关、大专院校和事业单位雇员建立的公费医疗制度，以及为国有企业和部分集体企业职工建立的劳动保险制度。农村则普遍实行以社队为基础的合作医疗制度。虽然从今天的角度看，当时的医疗服务质量不高，但是，这套医疗卫生系统为绝大多数城镇和农村居民提供了廉价、平等的基本医疗保障。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8-12-24 08:25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12-24 07:56 标题: 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21)

　　改革开放后，减轻财政压力一度主导了城镇医疗卫生系统改革的思路。尤其是进入1990年代以后，公费医疗和劳动保险制度双双萎缩；取而代之的是1999年开始推广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新制度发展神速，在短短七年里，加入城镇职工医保的人从1999年的1800万左右迅速增至2006年的1.57亿，翻了好几番（图9）。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涵盖了离退休人员，使这个健康状况相对脆弱的人群得以享受基本医疗保障。到2005年底，约四分之三的离退休人员已参加了基本医保，参保率远高于较为年轻的在职职工。

　　与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不同的是，新制度不再覆盖职工的亲属。个体从业者、非正规部门的职工和流动人口也没有纳入保险范围。因此，尽管新制度发展很快，到2006年它的覆盖面仅占城镇人口的四分之一。如果把流动人口考虑进去，覆盖率还会更低。

　　近几年来，一些地方对如何为城镇非职工居民提供医疗保险进行了试点，大概有100个城市的1000万城市居民已经参加了医疗保险。为了对城镇居民实现"无缝隙"覆盖，国务院常务会议于2007年4月决定，当年在有条件的省份选择一两个市，进行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试点，凡未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中小学生、少年儿童和其他非从业城镇居民都可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2008年扩大试点，争取2009年试点城市达到80%以上；2010年在全国全面推开。

　　城市流动群体，尤其是农民工的医保问题更复杂一些，因为他们年轻、流动性大，参保意愿较低，雇主也不愿主动为他们参保付费。早在2002年9月，上海市便出台了《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社会保险暂行办法》，建立起专门针对外来从业人员的综合社会保险制度。次年3月，成都市政府颁布了《成都市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综合社会保险暂行办法》，对在蓉打工的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即农民工执行综合社会保险的参保办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2003年和2004年分别出台了《关于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指导意见》和《关于推进混合所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从业人员参加医疗保险的意见》，明确要求各地劳动保障部门，把与用人单位形成劳动关系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纳入医疗保险范围。对在城镇从事个体经营等灵活就业的农村务工人员，则要求按照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有关规定参加医疗保险。这一年，北京、山东等省市开始试验不同形式的农民工医保。不过，在全国范围内，农民工医保的推广进展缓慢。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我国现有1.2亿农民工；但截至2005年底，全国农民工的医疗保险平均参保率仅为10%左右，即约1200万人。

　　转折点出现在2006年。3月底，国务院发布《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强调"抓紧解决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障问题"，把农民工医疗保险问题摆在了突出位置。随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印发了相关实施意见，并在5月中旬发出《关于开展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专项扩面行动的通知》，明确提出"争取2006年底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的人数突破2000万人，争取2008年底将与城镇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农民工基本纳入医疗保险"的目标。这标志着农民工医疗保障工作进入了具体推进阶段。各地很快拿出了关于解决农民工医疗保障问题的"意见"、"方法"、"办法".到2006年底，2367万农民工参加了医疗保险；这个数目在2007年3月增至2410万人。

　　上面提到，我国农村曾实行过广受国际赞誉的合作医疗制度。但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家庭成为农村的基本生产单位。同时，政府对合作医疗又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失去了政策的支持，集体经济的衰落又瓦解了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农村合作医疗因而迅速崩溃。

　　取消人民公社两年后，1985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全国继续坚持实行合作医疗的行政村由过去的90%猛降至5%；1989年，这个比重降到4.8%.为此，政府提出了"恢复与重建"合作医疗制度的任务。但那时政府无意承担农民医疗保障的责任，反倒坚持"筹资以个人投入为主、集体扶持、政府适当支持"，积极效果并不明显。结果，虽然经过十来年的努力，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得到恢复，其覆盖率在农村始终低于10%的水准。即使这小得可怜的覆盖面也还不巩固，往往是"春办秋黄，一进、二送、三垮台、四重来".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8-12-24 08:26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12-24 07:58 标题: 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22)

2003年初，中国政府转变了对农村合作医疗的态度。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卫生部、财政部和农业部三部门《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意见的通知》，要求从当年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至少要选择2-3个县（市）先行试点，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开。到2010年，实现在全国建立基本覆盖农村居民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目标。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不同之处在于公共财政的参与：除农民个人的缴费外，地方财政每年对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给予一定金额的资助，中央财政也每年通过专项转移支付对中西部地区除市区以外的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每位农民给予一定金额的补助。

　　公共财政的参与有力地推动了"新农合"的快速发展，与以前的状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图10）。2003年，卫生部进行"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时，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还只有9.5%.而短短四年后，截至2007年6月30日，全国已有2429个县（市、区）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共有7.2亿农民参加合作医疗，参加合作医疗的人口占全国农业人口的82.83%.

　　2007年3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卫生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纲要规定，要在"十一五"时期初步建立覆盖全体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框架。努力构筑四张医保网（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农民工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中国正稳步迈向"人人享有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目标。

　　（三）工伤保险

　　工伤保险是指劳动者因公受伤、患病、致残或死亡，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经济补偿和物质帮助的社会保险制度。工伤保险实行"无过失补偿"的原则。1995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73条规定："因工伤残或者患职业病"时，劳动者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

　　为了贯彻《劳动法》，劳动部于1996年8月12日公布了《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它规定，工伤保险制度统一适用于我国境内的各类企业及其职工；城镇个体经济组织及其劳动者参照适用。但在其后七年里，工伤保险进展不大。

　　直到2004年实施国务院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后才出现转机。此后，我国的工伤保险新增参保人数连续三年超过1500万人，从2003年底的4575万人猛增至2006年底的10268万人，三年增加了5693万人，翻了一番多（图11）。

　　从图11可以看出，尽管增速很快，但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占城镇总就业人口的比重才刚刚超过三分之一。将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范围是执行《工伤保险条例》的难点。到2005年底，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仅为1252万人。2006年5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出台了《推进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三年行动计划》，亦称"平安计划"，其目标是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将煤矿、建筑等高风险企业的农民工基本覆盖到工伤保险制度之内。2006年，实现国有大中型煤矿企业农民工全部参加工伤保险；2007年，力争合法小煤矿、非煤矿山和建筑企业半数以上的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2008年，基本实现全部合法煤矿、非煤矿山企业农民工和大部分建筑企业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

　　"平安计划"有力地促进了农民工参与工伤保险。到2006年底，一些产煤大省的大中型煤矿已基本实现全部参保，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总人数达2537万人，比上年翻了一番，占当年新增工伤保险参保人数（1790万人）的72%.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计划在2007年底将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人数提升至3600万人。

（四）养老保险

　　改革开放前，国家通过单位向机关事业机构工作人员、城镇国有企业职工及部分集体企业职工提供养老保障。单位体制的解体以及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促使中国探索新型养老保障模式。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8-12-24 08:26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12-24 08:00 标题: 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23)

　　1991年，国务院颁布《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提出了养老保险体系框架。

1997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决定建立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障制度，并将其覆盖面扩展至城镇非公有制企业的职工和个体劳动者。这以后，扩大覆盖面一直是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重点之一。在过去十几年里，城市养老保障覆盖面稳步扩大。

　　从1989年到2006年，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在职人员数量由4817万人上升到14131万人，占城市职工比例由35%提高到126.6%（图12）。这里参保率高于100%说明城市正规部门的参保面已经基本饱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同一时期，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城市离退休人员由893万人上升到4635万人，占离退休人员的比例由41%提高到86.6%.换句话说，绝大多数由正规部门离退休的人员已享受基本养老保险的待遇。

　　城镇养老保险制度的目标参保人群是全部城镇就业人员。从这个角度看，扩大覆盖面的任务还很艰巨。到2006年末，参保的在职人员仅为当年城镇就业人口的49.9%；非正规部门的雇员，尤其是大量农民工依然游离在社会化的养老保险制度之外。2006年末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仅为1417万人。

　　对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的最大障碍在于目前他们的个人保险账户具有属地性，不能在全国范围内流动。为了扫除这个制度性的障碍，2007年6月29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劳动合同法》规定"国家采取措施，逐步实现劳动者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随劳动者在全国范围内流动".这意味着，将来制定《社会保险法》时，会明确"社会保险实行全国统筹".与此同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正在草拟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办法也将解决包括养老保险接续转移在内的一系列困扰农民工参保的问题。

　　扩大养老保障覆盖面的更大挑战在农村，因为我国现有1.4亿老年人中的65%生活在农村。

　　从1986年起，我国便开始探索如何在农村推行社会养老保险。在几十个县试点的基础上，民政部于1992年1月3日正式下发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该方案确定了筹集农民养老保险资金实行"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的原则。其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在各地推广开来，参保人数不断上升，到1997年底，已有8200万农民投保。

　　然而，1998年以后，农村养老体制改革工作陷入了停滞、衰退状态。这一方面是因为政府1998年的机构改革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由民政部门移交给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当时的高层领导对这项事业的可行性产生了动摇。

1999年7月，国务院指出目前我国农村尚不具备普遍实行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决定对已有的业务实行清理整顿，停止接受新业务，有条件的地区应逐步向商业保险过渡。政府政策的变动导致参保人员连续五年大幅下降（图13）。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8-12-24 08:29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12-24 08:03 标题: 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24)

农村养老保险工作的急刹车不久便引起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代表的关切。他们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提案和建议逐年增加，社会上对农村养老保险的必要性、可行性也议论纷纷。在这个背景下，农村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自2002年以来稳定在5400万人上下。更重要的是，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发展城乡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事业。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农村养老保障以家庭为主，同社区保障、国家救济相结合".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还首次出现了"探索建立多种形式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等表述。
于是，一些地方渐渐恢复了探索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努力。新探索中最重要的变动是实行个人、集体和政府三方共同筹资，而不再是"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由政府"政策扶持"向"公共财政出资补贴"转变，使社会养老保险的"社会"更加名副其实。目前已经有山东、北京、江苏、浙江、安徽、四川、新疆等省区率先启动了这种公共财政补贴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其中，山东进展最快，截至2007年7月，山东有1067万农民参加了农村养老保险。

（五）失业保险

　　1986年，为配合劳动合同制度和《破产法》的试行，国务院发布了《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这是我国失业保险的肇始。1993年，为配合《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的实施，国务院又发布了《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不管是《暂行规定》还是《规定》，它们的适用范围都仅限于国营企业。进入1990年代中后期，随着大批国有和集体企业关闭破产、改组改制，几千万本来捧有"铁饭碗"的职工被"下岗分流".再加上快速扩张的非公有经济从一开始就不提供"铁饭碗"，这都使失业问题凸显出来。1999年初，国务院颁布的《失业保险条例》因此把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从国有企业扩展至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私营企业等各类企业及事业单位。从图14我们可以看出，《条例》的颁布一下使失业保险的参保人数从1998年的7928万增至2000年的10408万。《条例》对正规就业部门的影响尤为显著，1998年参保人数只相当于城镇职工的64.3%，到2003年这个比例已提升至99%（图15）。

　　但2000年以后，失业保险的发展似乎失去了动力。到2006年底，失业保险只覆盖了11187万人，仅比2000年增加了区区779万人。由于公有经济的相对萎缩，近年来，失业保险以非公有制企业单位为扩面重点，但成效不彰。因而，失业保险的覆盖率这些年不升反降，从2000年占城镇就业人口的45%跌至2006年的39.5%（图15）。

　　为什么失业保险与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的发展趋势形成鲜明的反差？在这几个领域，将覆盖面扩展至非正规部门的困难是一样的。为什么非正规部门的从业人员在其他领域的参保率高于失业保险的参保率呢？究其原因，缺乏两方面的积极性恐怕很关键。一方面，非正规部门的从业人员自身积极性不高。

　　这是因为《失业保险条例》规定失业保险金的标准应高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致使失业保险的替代率很低，一般相当于当地平均工资的20%-30%，只比本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略高一点；况且，失业保险的待遇最长不得超过24个月。在城镇低保于2002年基本实现"应保尽保"的目标以后，现行失业保险的生活保障功能便黯然失色。另一方面，政府也缺乏大力推动失业保险的积极性。

　　近年来，中国政策圈内对现行失业保险的兴废与否一直在进行辩论。尽管各派的主张不尽相同，但他们似乎都倾向放弃现行失业保险制度。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政府近年来在这个领域没有做出任何大动作。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8-12-24 08:27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12-24 08:05 标题: 中国过去、现实和未来的辩论(25)

　　五、小结

　　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过去几十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变化，我们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感叹：中华民族正在经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虽然早在一百多年前李鸿章就用这句话来形容他所面临的时代；其后，"五四"前后那代人又发出同样的感叹；但就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变化的速度、深度和广度而言，恐怕没有一个时代能与过去几十年相比拟。"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西学东渐"是从沿江沿海逐渐展开和深入的，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农耕经济基本上没有被触及。
　
20世纪初，西方经济大举入侵，但当时影响较大的不过是对沿海地区手工业的破坏。中西部地区传统的农耕经济、家族村落这种自古以来的生存方式并没有感受到很大的冲击。1949年以后，公有制取代了私有制，计划取代了市场，但几乎所有城里人都生活在各自的单位里，每个人的一生差不多都从属于一个单位；绝大多数农民则生活在村落里，靠集体与家庭为生，有限的集市贸易只是自给自足经济必要的补充。这种生活方式与以前人们依赖血缘或地缘群体没有多大差别。

　　1980年代初，中国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强行军。起初，市场悄然出现在中国经济的边边角角；不久，市场力量便从边缘包围并蚕食经济中的"计划"和"公有"部分；最后，市场力量跨越了经济的疆界，蔓延至整个社会的机体。在过去二十几年里，市场经济的大潮来势之猛，席卷之广，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在今天的中国，每一个地区、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被深深地卷入市场大潮之中，并赖以为生，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开天辟地第一遭，用"翻天覆地"来形容实不为过。

　　市场无疑具有神奇的力量。它像一杆能点石成金的魔杖，所到之处大量社会财富便迅速涌现出来；一向为商品匮乏所苦的中国人，在短短二十年间便快速进入了相对过剩的时代。回首刚刚逝去的昨天，真让人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不过，市场机制不仅仅是经济的加速器，它又像一柄利刃，能无情地割断人们与种种社会群体之间的伦理纽带，把他们转化为在市场中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独立个体。当市场力量把社会演变为市场社会时，以前那些靠集体、靠单位、靠家庭生活的人们，都必须学会完全依靠他们自己。然而，吊诡的是，现代社会充满了各种风险，这使得个人（尤其是那些生活在社会中下层的个人）越来越难以负担起照看自己的全部责任。当快速的市场转型以摧枯拉朽之势冲破所有社会安全网时，其后果必然是毁灭性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社会财富大量涌现的同时，人们感到各种不稳定的因素也在快速增加，使得上上下下都认识到中国面临着重重危机。在这个背景下，保护性的反向运动应运而生。越来越多的人，包括政府的决策者逐渐认识到，市场只能是提高人们福祉的手段，而不能本末倒置把手段当作目的来追求。市场是必要的，但市场必须"嵌入"在社会之中，国家必须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不能允许、也不可能出现一种"脱嵌"的、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正如卡尔。波兰尼所说，市场力量的扩张或早或晚会引发旨在保护人、自然和生产组织的反向运动；而保护性立法与其他干预手段是这种反向运动的特征。

　　本文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罗列大量文件和数据，目的是为了展示，在1990年代短暂地经历了"市场社会"的梦魇之后，中国已出现了蓬勃的反向运动，并正在催生一个"社会市场".在社会市场里，市场仍然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但政府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尽力将对与人类生存权相关的领域进行"去商品化"，让全体人民分享市场运作的成果，让社会各阶层分担市场运作的成本，从而把市场重新"嵌入"社会伦理关系之中。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社会政策显示，中国政府既有政治意愿也有财政能力来充当社会市场的助产士，虽然无论在意愿还是能力上，两者都有待加强。今天中国社会还存在大量严重的问题，但社会政策的最终出现具有历史转折点的意义，其重要性怎么估计也不过分。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本文注释、图表略。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8-12-24 08:23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12-29 08:37 标题: 中国过去、现实和未来的辩论(26)

古今之辯：2000年以來中國思想界的現代性之爭

作者:魯明軍

引　論

　　興起於1990年代中後期的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無疑將整一的中國思想界導向了分化。以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之自由市場和民主憲政理論為主張的自由主義認為中國的問題關鍵在於權力能否退出市場，腐敗能否解決。因此，其強調的是「消極自由」、「間接民主」和「程式正義」。與之對應，以西方馬克思（Karl Marx）主義、激進民主理論、依附理論、後現代理論、世界體系理論等為思想資源的新左派通過揭示市場經濟轉型以來中國所遭遇的不公正的國有資產掠奪、極端的社會貧富分化等問題，主張「國家干預」、「積極自由」和「直接民主」。爭論的結果是自由主義指責新左派太左，新左派批判自由主義太右。當然，爭論過程中也不乏超越左右兩極的「第三條道路」的主張，其以羅爾斯（John Rawls）、哈貝馬斯（Juergen Habermas）等為思想資源，在承認民主憲政的前提下，試圖以公民共和主義和商議性民主作為補充，在選舉民主之外，重視公民文化、公民參與和公共領域的公共討論1。

　　時至今日，爭論早已平息，但左右之間的意識形態之爭卻始終主導著思想界的進深和新變。相對1980年代的集體啟蒙，這一爭論本身便意味著思想界已更加切近中國現實。且關鍵並不在於「消解分歧」，而是在於「如何提高爭論的水準」2。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發現2000年以來的思想之爭已沒有了90年代的「誅心之論」，也少了激烈對峙。不過，這並不說明分歧被消解或弱化了。事實證明，在思想界整體格局日益複雜的前提下，爭議非但沒有消解或弱化，反而具有更多趨強的可能。

一,古今之爭：反現代性與後現代政治的轉向

　　2000年以來，施特勞斯（Leo Strauss）學說的興起使得中國思想界的格局發生了另一重新變。其對於自由、民主的現代性價值之批判和棄絕，使得其「古今之爭」這一政治哲學已然成為一股對立於自由主義的新思潮。與之相應，主張「政治儒學」的蔣慶則以中國傳統儒家政治思想為依憑，同樣展開對現代民主政治的反思與質詢。且中西交疊形成了新保守主義這一新勢力3。與新左派一道，共同賦予現代政治及現代人以徹底的指責和背離。

（一）從古今到中西：新保守主義的興起

　　施特勞斯學說在國內思想界的始作俑者劉小楓、甘陽顯然並非僅僅抽象地訴諸於一種政治主張，其更多致力於按施特勞斯的路徑，深度解讀古典原典，基於對「歷史虛無主義」和「價值相對主義」的質疑，揭示文本的原意或施特勞斯所謂的「隱匿意義」，強調已然被現代政治所抹平和消解的政治傳統和倫理秩序。

　　施特勞斯的反現代性主張正是源自其對於柏拉圖（Plato）、色諾芬（Xenophon）、邁蒙尼德（Maimonides）、馬基雅維里（Machiavellian）、斯賓諾莎（Spinoza）、霍布斯（Thomas Hobbes）、洛克（John Locke）、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柏克（Edmund Burke）、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等西方思想家原典的精微解讀。在這一解讀背後，蘊含著其對於現代性的檢省和質疑。在他看來，現代性前後有三次浪潮，第一次為馬基雅維里、霍布斯，第二次為盧梭、馬克思，第三次為尼采、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如果說馬基雅維里是現代性起源的話，那麼盧梭、馬克思、尼采及海德格爾──包括之後的後現代──則是對現代性的反思和批判。但是，這一批判非但沒有對現代性形成制約，反而有效地推進了現代性及其虛無主義4。面對這一窘境，施特勞斯選擇回到古典政制這一政治哲學。他認為，只有這一政治哲學才能越過其「顯白」教導進入「隱匿」教導，才能真正走出柏拉圖所謂的「洞穴」而洞識一切。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8-12-29 08:39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12-29 08:40 标题: 古今之辯：2000年以來中國思想界的現代性之爭(27)

　以施特勞斯學說為思想支撐的新保守主義的興起有效地針對著當代中國經濟轉型以來，社會所面臨的大眾化、平面化、去道德、反秩序等困境。只是這一針對並非體現在對現實事實的簡單指責，而是體現在對於古典傳統的重新解讀與意義揭示，以期形成「古今之爭」這一新的價值選擇與進路，從而試圖探得走出這一現代性困境的可能。

蔣慶主張的「政治儒學」及其對於現代性的批判恰切地回應了施特勞斯的學說。在他看來，當代中國面臨的問題不是如何實現自由民主政治，而是如何在中國本土資源中探得政治正當性。而儒教政治則無疑是中國政治之傳統根基所在。為此，蔣慶提出政治儒學即王道政治之三重合法性基礎，即：「天下歸往的為民思想──確立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民意基礎；法天而王的天人思想──確立政治秩序合法性的超越基礎；大一統的尊王思想──確立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文化基礎」5。這顯然亦同樣有效地對應著西方現代政制在當代中國可能遭遇的困境和陷阱。在他看來，「政治儒學的歷史使命是創造中國式的政治制度」6，走出這一現代性困境。因此，他真正意在追訴如何回到古典傳統政治模式及其倫理秩序。或許以中國古典傳統政制回應西方現代政制是否正當尚值得質疑，但肯定的是，其同樣意在回到「古今之爭」這一價值維度。

　　當諸多學者質疑政治儒學是否受「二施」──施特勞斯、施密特（Carl Schmitt）──的影響時，蔣慶坦言，在他思考撰寫時，並沒有觸及「二施」理論，反因這一質疑，才誘使其閱讀「二施」，結果發現的確不乏相近之處。但要說影響，其承認不少受邁斯特（Joseph De Maistre）和柏克的影響。值此，蔣慶不無感慨地說：「前幾年小楓對我言：『我理解你，你不理解我。』但現在我理解小楓了。『二施』學說與『政治儒學』之所以有相近之處，是因為『政治儒學』站在『孔子的政治』（公羊學理解的政治）批判當今世界的『政治現代性』，而『二施』學說也站在西方傳統的立場（傳統神學立場和古希臘哲學立場）批判當今世界的『政治現代性』，故中西面臨的問題相同，而人類之心有同焉。」7由是可見，從古今到中西，儘管是不同的理論資源和價值之爭，但在針對現代性及古今之爭這一價值意義上則是一致的，其共同構成了中國新保守主義。

（二）反現代性的現代性反思與批判

　　自90年代至今，汪暉對於中國現代性的反思與批判及其新左派立場是一以貫之的。以波蘭尼（Karl Polanyi）的國家干預的市場經濟、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的反市場的資本主義、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的依附理論、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權理論及薩伊德（Edward W. Said）的後殖民理論等為資源和支撐，汪暉界定了中國90年代以來的「去政治化的政治」這一政治範式，揭示了其已然及可能導致的種種社會積弊。事實上，不管是波蘭尼，還是布羅代爾，抑或弗蘭克等，與其說是政治學家或經濟學家，毋寧說是歷史學家，其關於市場經濟或資本主義的立場是基於對於歷史的深刻認識和理解，正是在歷史演變及其經驗的揭示中，洞察到為政治學家、經濟學家之抽象主張所無法涵蓋的真相。而同樣信奉波蘭尼理論的王紹光更是明確指出：「歷史上從來就沒有過哈耶克所謂的自發秩序的市場經濟，市場本質上是一種雙向運動。」他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成就，不能回避對於市場經濟的國家干預和反向運動」8。

按照帕慈（Octavio Paz）和韋伯（Max Weberr）的邏輯，現代性是「自我反對自我的傳統」這樣一個「理性化及其限制」的悖論。汪暉對於中國現代性的界定──反現代性的現代性──同樣置於這一悖謬的邏輯框架中9。這意味著，反現代性的現代性已然是一個歷史和現實事實，問題在於我們如何面對這一現代性範式所帶來的困境。正是因此，新左派在為反現代性的現代性探得歷史合法性的同時，尤其強調了反現代性這一批判立場本身。而這一反現代性之歷史合法性的探求本身無形中被賦予了「古今之爭」這一政治哲學意涵，即我們該如何回到歷史已然存在的反現代性的現代性這一價值邏輯中。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8-12-29 08:45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12-29 08:58 标题: 古今之辯：2000年以來中國思想界的現代性之爭(28)

當學界習慣將甘陽劃歸新左派陣營時，他自己則認為自己更傾向於保守主義10。事實上，我們從他主張的施特勞斯之「古今之爭」及積極付諸實踐的以古希臘自由教育為價值範式的通識教育也不難得到印證。不論是「通三統」，還是「儒家社會主義」，其中皆不乏對於中國傳統儒家政治思想的認同和肯定，這自覺地賦予他保守主義的色彩。他認為，中國今天取得的成就應歸結於三個傳統──古代儒家文明傳統，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傳統及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之憲政傳統──的融合。其中，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解釋，則對應於「共和國」的正是憲政之統，「人民」對應於「社會主義」，「中華」對應於「儒家」11。按照丁耘的說法，這恰恰回應了蔣慶之王道政治之三重合法性：「天人思想」對應「中華」、「尊王思想」對應「共和國」、「為民思想」對應「人民」12。巧合的是，這似乎或明或暗地對應了江澤民關於「三個代表」的論述：「先進文化」對應「中華」或「儒家文明」，「先進生產力」對應「共和國」或「憲政之統」，「最廣大人民利益」對應「社會主義」或「人民」。而這無疑被賦予諸如色諾芬之「居魯士（Cyrus the great）的教育」、馬基雅維利之「君主論」、伊拉斯謨（Erasmus,D.）之「基督君主的教育」此類的「君王策」（或譯為「君王術」，princely virtuosity）色彩13。

　　比「通三統」更進一步，2007年6月，甘陽在《中國道路：三十年和六十年》一文中提出中國改革開放的諸多經濟社會制度事實上依賴於對於文革時期毛澤東傳統的延續和繼承，所以中國改革開放不能簡單地以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來劃分，而應該以共和國六十年整體地來看。他將其界定為「儒家社會主義」14。某種意義上，甘陽更為強調的實是儒家文明傳統和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傳統──反現代性的傳統。而這無形中弱化了鄧小平之憲政之統及市場經濟（包括「一國兩制」）在中國的有效實踐。這背後隱含著的無疑是他反現代性這一主張和立場。毋寧說，他與汪暉、王紹光等──儘管理論資源各異──並無二致，還是屬於新左派陣營。正如他所說的，「中國人對民主法制誤解很大，民主法制只不過是個相當低的、維持一個社會外在運轉的最基本方式」。在一個民主社會，如何「成為一個人」這一根本的問題，「民主法制卻並沒有解決」。因此，它「只不過是達到一個外在的條件，一個使你不受欺壓的理想一點的條件」15。

（三）左右尼采主義：後現代政治的轉向

　　尼采作為現代性轉捩和後現代的起源已是知識界的共識了16。加拿大政治學者德魯里（Shadia B. Drury）認為，以科耶夫（Kojéve，A）為代表的特別是西方後現代思想家和左翼知識份子可以歸為左翼尼采主義，而美國新保守主義者施特勞斯學派則被歸為右翼尼采主義。在她看來，左右尼采主義及其共同的反現代性立場和主張構成了後現代政治17。而新保守主義在國內的興起及其與新左派的價值重疊，也證明了當代中國思想界之後現代政治轉向這一事實。這一點，尤其體現在甘陽的身上。儘管前述將他歸為新左派陣營，但實則我們已然很難區分或界定他到底屬於新保守主義還是新左派，到底屬於左翼尼采主義還是右翼尼采主義。毋庸置疑的是，其作為一個尼采主義者及其反現代性這一立場和對於「古今之爭」這一價值訴求的實踐本身。同樣，也讓蔣慶感到「不可思議的是，被自由主義者批評為極右的『政治儒學』居然與新左派相近」18。

　　當然，左右尼采主義之間也不乏分歧，尤其體現在二者對於民主的立場和態度，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新保守主義者反對民主，而新左派強調民主。不過，二者對此卻心照不宣地予以了回避19。即便如此，亦誠如德魯里所言，新保守主義與新左派總歸都屬於「尼采主義家族」，特別是針對共同的敵人──現代性時，自覺地殊途同歸：一方面批判和指摘現實，另一方面又認同和擁抱著現實虛無主義。這也是當代中國新保守主義和新左派共同身處的境地20。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12-29 09:01 标题: 古今之辯：2000年以來中國思想界的現代性之爭(29)

二　古今會通：現代性及其正當性的重構

　　隨著新保守主義的興起及其與新左派重疊的趨勢，自由主義本身也在發生著變化。如果說，90年代的爭論中，普遍僅只以哈耶克為思想支撐的自由主義還處於教條主義層面的話，2000年以來的自由主義已然不是單維的自發秩序的市場經濟如此單薄，更多訴諸於法律、經濟、政治、文化等之間的綜合與平衡，亦更具理性與建設性價值。他們認為，新保守主義及新左派所謂的「現代性之政治敘事」「從實質上說是消解性的，是充滿毒素的罌粟花。它們沒有建設只有消解，沒有改良只有否定，其歷史的虛無主義和政治浪漫主義，只能使本來就步履艱難的中國現代政治走向更加危險的境地。因此，對於中國現代政治思想來說，關鍵的不是鸚鵡學舌地把西方的現代性思想理論搬運到中國，而是回到人家發育現代政治的優良傳統之中，學習英美建設現代政治的真智慧，而不是法德反現代政治的偽問題」21。正是基於對新保守主義和新左派──後現代政治──之「古今之爭」的這一價值斷裂指向的質疑，其選擇了「古今會通」這一生成性的價值訴求22。

（一）自由憲政與現代政治底色

　　不同於90年代，2000年後的自由主義明確指出英美體系的自由主義源於三個傳統──英格蘭傳統（霍布斯、洛克）、蘇格蘭傳統（斯密[Adam Smith]、休謨[David Hume]）及普通法傳統（柯克[Edward Coke]、布萊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之間的張力和平衡。儘管三個傳統之間不乏分歧，比如斯密和休謨就對於霍布斯、洛克和普通法傳統的去道德化予以了批判，而霍布斯與柯克之爭更是法律與政治之爭的歷史典範，但正是這種分歧和張力，賦予現代政治更多建設、反思和平衡意義。

　　事實上，三種不乏分歧的傳統所面對的問題──如道德、權利、法制等──恰恰對應了當代中國所面臨的窘境。中國自由主義內部也同樣面對著種種緊張與責難。高全喜強調國家主權，而秦暉則更傾向於有限政府；姚中秋強調自由憲政的基礎是對於普通法的積極吸納，而在高全喜看來「僅有普通法是不夠的」，還需輔以形而上學作為道德支撐。無形中這已導致了道德、權利、法制及主權之間的張力關係，但本質上，這一張力更富有互相吸納的積極色彩。因此，他們堅持「對於當今中國來說，面臨的首要任務不是破除現代政治，不是指稱現代性之病屙，不是像西方左右兩派的現代政治之現代性敘事的觀點那樣用滔滔不絕的言辭來質疑現代政治，而是老老實實地從頭開始，學習英美的現代政治之建設性道路」23。

　　歷史業已證明，西方的左右兩翼，其都有一個基本的前提性共識，即以現代政治或自由主義作為基本的價值底色。抑或說，左右之爭總是屬於體制內的爭論24。因此，二者的分歧再大，總歸萬變不離其宗，對於自由主義或現代政治的基本認同是不變的。在這一前提下，反現代性的現代性批判（甚至包括「古今之爭」）反而被賦予了積極的建設性意義。而這也是其區別於中國新左派與新保守主義的根本所在。

正是因為這一價值底色的闕如，自由主義者提出中國現代政治的建構應追溯到西方現代政制之根源。在此基礎上，還要「認真總結中國自身的新老兩個傳統。老傳統屬於王朝政治的傳統，它看上去雖然斷絕了多年，但歷史的餘緒不絕如縷。新傳統又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國民黨的政黨政治傳統，另一個是共產黨的政黨政治傳統，它們都以不同於王朝政治的現代政治形式在20世紀的中國歷史中扮演了積極性的角色，塑造了現代中國的政治底色」25。可見，關於中國傳統的重新認識及對其價值的重新認同，自由主義與新保守主義、新左派不乏共識。確如上述所言，在此中國自身傳統反而具有成為爭論之價值底色和前提性共識的可能。問題是，這樣一個共識的建構對於中國現代政治之意義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呢？如果說，僅只缺乏現代政治之價值底色還有可能建構的話，那麼，以中國政治傳統作為價值底色是否意味著去現代政治更加遙遠了呢？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8-12-29 09:02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12-29 09:04 标题: 古今之辯：2000年以來中國思想界的現代性之爭(30)

（二）「軟共和主義」與現代政治建構

　　90年代，新左派崔之元在《「混合憲法」與對中國政治的三層分析》一文中，提出了屬於亞里斯多德和馬基雅維里之共和政體的「混合憲法」理論及其混含著的對於整體的「三層分析法」是西方政治思想的主流，並分析了歐美現代政制包括中國地方政治實踐對它的自覺與非自覺的吸納和改造26。當然，就其本身而言，後雖經現代民主政治改造，但本質上還是屬於古典政制的範疇。

　　2000年前後，基於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以「公共性」為中心的討論將問題引至超越左右之爭的「第三條道路」，即以哈貝馬斯、羅爾斯為代表的「軟共和主義」。而這不同於崔之元之「混合憲法」的「共和政體」的根本就在於，「軟共和主義」是建立在現代政制前提下的反思與平衡，而崔之元的主張根本上意在回到古典共和政制。換句話說，「軟共和主義」的目的就在於如何通過政治平衡回到啟蒙。在哈貝馬斯看來，「現代性還遠未結束」27。而之所以訴諸「溝通理性」和「公共交往」，是為了「調停理性和意志之紛爭」，以期在「自由主義進路與共和主義進路」之間尋找一種「審議政治」，「重新賦予憲政民主國家的政治原則和決策以正當性根據，最終重建正當性和真理（規範或者客觀性）之間的關係」28。因此，即便其對自由主義不乏質詢，即便與之相應的羅爾斯也曾遭遇諾齊克（Robert Nozick）的指責，但本質上還都是自由主義者。

　　事實上，90年代的討論中也已經出現了「誰的公共性？何種現代性？」等諸如此類的詰難。而當時新左派汪暉便提出公共性的喪失與文化差異的抹煞是同一件事，它們都發生在現代社會運行的基本規則內部29。這一問題在2000年後的自由主義者看來，「公共性」的前提就是自由憲政。哈貝馬斯明確指出，「17、18世紀歐洲的資本主義社會是因為有了市場才有了經濟性的市民社會，對於公共事務才有了要求，才催生出一個政治性的公共領域。」30不同之處是新左派的公共性本質上是基於反現代性的考量，而自由主義的公共性則是意在重新回到現代性。按照羅崗的說法，這具有雙重意涵：「一是對於傳統專制體制的批判，二是中國必須走的現代化道路的設計」31。

　　同屬於「康得主義家族」的羅爾斯的「公共理性」這一「重疊共識」回應並補充了哈貝馬斯的公共性及公共領域論述32。但是，在自由主義者看來，儘管哈貝馬斯、羅爾斯皆試圖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尋找一種平衡，但是前提皆是自由主義及權利平等的優先性和自由主義本身作為目的。因此，對於新左派的「公共性」解釋，自由主義者尖銳地指出：沒有「平等原則」，何來「差異原則」呢？33所以，其認為「軟共和主義」真正意在為重新回到現代政治創造一個實踐的可能性。

　　可見，新左派的共和政制真正屬於「古今之爭」這一價值維度上的「硬共和主義」，即阿倫特（Hannah Arendt）所主張的回到古典共和主義。而自由主義的共和政制本質上則屬於已經現代政治改造的「軟共和主義」。這顯然有別於「古今之爭」，毋寧說，其屬於「古今會通」這一政治哲學的範疇。

（三）古今會通：現代性及其正當性的重構

　　2000年以後的自由主義者顯然並非簡單地訴諸於市場或權利，而更多致力於古今政制思想的會通。無論是從英格蘭、蘇格蘭及普通法三種傳統之間的平衡，還是從「軟共和主義」所主張的古典共和政制與現代政治之間的互相吸納，無不證明了自由主義在建設性層面上於中國現代性及其正當性重構的努力。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8-12-29 09:17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12-29 09:19 标题: 古今之辯：2000年以來中國思想界的現代性之爭(31)

在對潛在的「論敵」新保守主義和新左派同樣關涉的兩個問題上，自由主義者明確了自己不同的意見。一是關於「二施」學說的認識上，自由主義更為認同不同於新保守主義和新左派之既有的反現代性認識的另一種解釋。即，「施特勞斯並沒有反對自由政制，反而是一個自由主義的同盟者，他所伐撻的乃是虛無主義的現代政制，至於經驗主義的英國自由政制倒成為他欽佩的現代政制之典範」34。同樣，在他們看來，施密特也並非是一個納粹極權政制的辯護者，其真正意在如何區分他所謂的政治之「例外」與「非例外」。顯然，納粹極權屬於政治之「例外」。而本質上，他是魏瑪共和憲政的辯護者。因此，他真正還是一個自由主義者35。另是關於公共性的解釋。自由主義者認為，公共性問題的真正目的意在重新回到啟蒙，回到現代政治，而並非是新左派所謂的反現代政治、反啟蒙。

　　這樣一種解讀已然不是施特勞斯所謂的「古今之爭」這一價值指向，而是在「古今會通」的意義上重構現代性及其正當性。

結　語

　　2000年以來的新保守主義（包括新左派）與自由主義（古典保守主義）儘管不乏分歧，但是在古今之辯──「古今之爭vs.古今會通」──這一層面上卻已涵有基本共識，並賦予現代性之爭以積極的建設性意涵；而且在這一基本的共識前提下，生成了種種重疊性共識。不論是新保守主義者，還是自由主義者（古典保守主義者），二者都具有保守主義這一價值底色，普遍體現在民族國家及國家主權認同、道德倫理秩序訴求等價值層面。而且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間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問題上，也實已潛在地形成了一定的共識。崔之元的「小資產階級宣言」、王紹光的「社會市場」、甘陽的「通三統」等並不否定和排斥改革開放傳統中的資本主義因素。與之對應，自由主義者高全喜也吸納了中國王朝傳統和共產黨政黨政治傳統，秦暉源自密爾之「群己權界」這一思想更是意在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尋得一種有效的平衡。

　　當然，這些共識和重疊性共識的形成並未使其回到集體啟蒙或集體信仰的時代，而是意在促使分歧與爭論本身更具有建設性。因此，歸根還在於二者的雙重分歧中。第一重分歧，新保守主義（包括新左派）訴諸於中西古典政制，即回到弗蘭克當所謂的古代自由（即政治參與的自由）或伯林所謂的積極自由；自由主義訴諸於西方現代政治（包括中國既有的現代政治經驗）與中西古典政制的會通，即試圖實現古代自由與現代自由（即私人生活的自由）或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之間的綜合與平衡。第二重分歧，「古今之爭」強調去現代性和反現代性；「古今會通」則強調了其中現代政治相對古典政制之優先性，即現代自由或消極自由對於古代自由或積極自由之優先性。

　　儘管如此，這也使我們不得不懷疑，對於古典政制資源的共同認同作為二者爭論的前提性共識能否成為一個真問題呢？對於新保守主義（包括新左派）而言，自由主義吸收古典政制因素是一種互相接納的潛在體現，但對於自由主義者而言，對方則選擇了對於──自己歸根強調的──現代政治之批判和棄絕，證明了與對方根本性共識的闕如。這一不可彌合的分歧、隔閡決定了當下現代性之爭的延續性和未知性。不過換一個角度看，設若現代政治作為基本共識時，又當如何呢？或許，此時已經沒有了爭論的必要，甚或又回到了集體主義的時代。因而可以肯定的是，「古今之爭vs.古今會通」之古今之辯實已暗地重構了中國現代性之爭的新的價值譜系。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12-29 09:30 标题: 中国过去、现实和未来的辩论(32)

註釋
1 許紀霖：〈總論〉，載許紀霖編：《啟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來中國思想文化界重大論爭研究》（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8），頁39。

2 赫希曼（Albert Hischman）：《欲望與利益：資本主義走向勝利前的政治爭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頁125。
3、 12　這一新保守主義更接近美國式的新保守主義，而非傳統英國式的古典保守主義。丁耘：〈共和國的君主教育──試論「心性儒學」的政治性〉，思與文網刊，http://www.chinese-thought.org/shll/005083.htm。
4 施特勞斯：〈現代性的三次浪潮〉，載劉小楓編：《蘇格拉底問題與現代性──施特勞斯講演與論文集：卷二》（北京：華夏出版社，2008），頁43。
5、 6　蔣慶：《政治儒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頁203-207；125。
7、 18　蔣慶：〈回應對「政治儒學」的批評：政治的孔子與孔子的政治〉，載陳來編：《孔子與當代中國──第三屆中國文化論壇論文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
8 王紹光：〈大轉型：1980年代以來中國的雙向運動〉，中國文化論壇網，http://www.forum1.cn/show.aspx?id=871&cid=160。
9 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紀的終結與90年代》（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頁368-371。
10 甘陽：〈前後左右之爭〉，《南方人物週刊》，2008年第20期，頁73。
11 與之相對，強世功也區分了三種傳統：禮法傳統（對應儒家文明傳統）、政法傳統（對應毛澤東傳統）、憲政傳統（對應鄧小平傳統）。參見強世功：〈中國法學思想100年──以北大法學院為例〉，載蘇力、陳春生主編：《中國人文社會科學三十年──第四屆文化論壇論文集》（待出版）；甘陽：《通三統》（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頁3。
13 「君王策」意在宣示作者的政治智慧和能力，以期在一位強有力的君主的宮中，為自己謀得一份諮議或秘書之類的職務。伊拉斯謨：《論基督君主的教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頁18。
14 甘陽：〈中國道路：三十年和六十年〉，《讀書》，2007年第6期，頁1-6。
15 甘陽，〈通識教育是人的自我超越〉，中國文化論壇網，http://www.forum1.cn/show.aspx?id=851&cid=226。
16 哈貝馬斯：《現代性的哲學話語》（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頁96。　
17 不僅德魯里，連其弟子羅森（Stanley Rosen）也將其歸為後現代主義者。參見德魯里：《亞歷山大·科耶夫：後現代政治的根源》（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頁339-343；羅森：〈施特勞斯與古今之爭〉，載劉小楓主編：《施特勞斯與古典政治哲學》（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頁378。
19 倒是新左派自始至終將這一矛頭指向自由主義。在他們看來，真正反民主的是自由主義。對此，自由主義也予以了回應：自由主義與民主從來就不是絕然背離的，而是一個不乏張力的平衡性整體，即如何在英國憲政與法國民主之間探得一種平衡。
20 與德魯里不同，齊澤克（Slavoj Zizek）將傳統主義的社群主義（泰勒[Charles Taylor]等）、現代主義的普遍主義（羅爾斯等）、後現代的分散主義（利奧塔[Jean-Francois Lyotard]等）皆歸結為對於尼采的不同解釋。在此，筆者更為認同德魯里和施特勞斯對於尼采的解讀。參見齊澤克：《敏感的主體：政治本體論的缺席中心》（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頁196。
21、 23、25　高全喜：《何種政治？誰之現代性？──現代性政治敘事的左右版本及中國語境》（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頁121；118；120。
22、 34　高全喜：〈法政思想與制度的歷史生成〉，載高全喜主編：《從古典思想到現代政制──關於哲學、政治與法律的講演》（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頁8。
24 錢滿素：《美國自由主義的歷史變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頁264-265。
26 崔之元：〈「混合憲法」與對中國政治的三層分析〉，載李世濤主編：《知識份子立場──自由主義之爭與中國思想界的分化》（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頁528-529。
27 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頁120。
28 周濂：《現代政治的正當性基礎》（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頁193。
29 汪暉：〈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和現代性問題〉，載李世濤主編：《知識份子立場──自由主義之爭與中國思想界的分化》（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頁83-123。
30、 31　許紀霖等：〈尋求「第三條道路」──關於自由主義與「新左翼」的對話〉，載李世濤主編：《知識份子立場──自由主義之爭與中國思想界的分化》（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頁313。
32 羅爾斯：《政治自由主義》（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頁142-183。
33 高全喜：〈我為什麼開設這門課程〉，載高全喜主編：《西方法政哲學演講錄》（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頁8-9。
35 何包鋼：《民主理論：困境與出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頁29-30；卡爾·施密特：《憲法的守護者》（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頁1-7。

资料来源:《二十一世紀》(2008年第11号）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8-12-29 09:37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20 07:14 标题: 中国过去、现实和未来的辩论(33)

“新左派”学者崔之元解读制度创新与经济民主

1978年12月，中共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就此拉开序幕，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历经曲折，突破成见，备受争议，今天它已经走出一条西方现存理论难以解读的特殊道路，那么中国改革开放的制度创新以怎样的路径在进行？改革的内涵几经变化，今日为何？股份合作制，思想解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分红等等等等，这些引领潮流、聚焦理论界争论的词语，应该怎么样正确的解读。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我们应该如何去反思，有关这样一些问题，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先生。崔之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崔先生曾任教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并于柏林高等研究中心、哈佛大学法学院从事研究。他在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哲学领域里潜心研究，颇有建树。因为他有强烈的公民情怀和朴素的民族意识，媒体称他为新左派代表人物。

王鲁湘：崔先生，我们在八十年代其实就认识，那个时候崔先生刚刚从大学出来，意气风发，是一个青年才俊，但是没想到今天也是头发已经花白了。那么常有人把崔先生称之为新左派的代表人物，那么什么叫做新左派？您为什么会成为新左派的代表人物？

崔之元：首先对左和右的理解，我觉得在中文和西方的语境里面都是比较混乱的。但是从这个词源学来说，左派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世界政治辩论的语汇里面，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因为大家知道法国大革命之前召开了三级议会，坐在国王左边的是平民的代表，坐在国王右边的是贵族、僧侣的代表，那么所以人们把坐在国王左边，代表平民的那样一些人的主张称为有左翼的主张，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意义上来说，虽然我还有其他的一些被别人称之为左翼的朋友，像汪晖、甘阳、王绍光，有时候别人还说我的同事胡鞍钢，虽然我们本人并没有用这个词汇来描述自己，一开始，但是很多人这么叫了以后，我们现在作为一个讨论，觉得也可以欣然接受了，按照这个词的词源的意义上。

王鲁湘：那么您最近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篇文章就是关于《第二次思想解放》，那么您的这篇文章中间所说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谈到关于改革，过去的两分法已经失去了它刻划现实，甚至是想象未来的这样一种效力，那么您觉得现在在目前我们当下这个阶段，应该用什么办法来刻划我们的现实，想象我们的未来？

崔之元：比如说西方的媒体，也包括中国的很多的媒体，都把十七届三中全会，理解为土地承包权可以流转，就是私有化，但是我认为这种解读是错误的。它错误的原因我觉得实际就是和我们打不破那个两分法有关，土地所有制只能是私有或者公有，因为你只有这两种描述方法以后，那么任何一个中间状态，比如说土地承包权流转，它就无法刻画，我现在并不讨论这个做法对还是不对，而是说现在流行的这种两分法，使我们已经无法刻画它准确的现实，更何况能够更有效的来探索使它改革、创新的途径。

王鲁湘：那么包括像经济民主也是这样，我们说"自由主义者"，更多的主张是政治民主，但是在经济民主上的话，他们可能更多的倾向于，比如说他默认现在的在经济领域中间的两极分化，对不对？那你们就会提出，政治民主同时必须也要实现经济民主。那么您的经济民主的概念是怎么来的？

崔之元：最早这个概念我第一次受到启发是通过阅读1919年德国的《魏玛宪法》，大家知道，十月革命在俄国爆发以后的，因为德国战败，在德国很多城市包括慕尼黑，都成立了慕尼黑共和国，那么后来的《魏玛宪法》虽然和慕尼黑共和国不一样，但是因为《魏玛宪法》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创立的，它的第一个总统也是一个工人出身，所以那个宪法里他明确写上了，要实现经济民主，使得劳动者能够参加到经济生产过程的决策，并且能够分享到经济生活的成果。所以我觉得这个经济民主的概念是非常好，而且和我们现在党中央所倡导的让人民群众分享改革成果，而且改革的过程也还要依靠人民，这两个既依靠人民改革，又让人民分享改革成果的提法，是完全一致的。

公有、私有、转轨、接轨，流行概念是否误导国人观念？从中国到西方，从改革开放到金融危机，人类制度创新的脚步怎样刻画？中国"新左派"学者崔之元解读"制度创新与经济民主"

2008年是在中国和全世界都非常不平凡的一年，我认为，如果今后的历史学家总结这个2008年的话，将载入史册的，可能是我们在今后这两个月里边，如何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因为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我认为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判断这个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这个改革的性质是什么？那么一种在西方非常流行，我觉得在中国也有相当影响的一种观点是认为，改革就是叫做转轨，或者说叫做和国际惯例接轨，在西方的政治学和经济学里面，在1989年以后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学科叫转轨经济学，那么中国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说法也非常流行。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1-20 07:19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20 07:22 标题: “新左派”学者崔之元解读制度创新与经济民主(34)

那么我今天想跟大家探讨的一个主题是，我实际上认为，这个观点实际上是非常误导的，我认为我们如果把改革这个过程理解为一个转轨，或者接轨，将不能够实事求是的反映，我们改革的非常丰富生动的内容和过程，而且将使我们丧失了进一步有效的进行改革和创新的想象力。

那么我想先展开说一下，制度创新是什么意思。我想之所以这种转轨或者接轨的思路在国际和国内，其实都是相当流行的一种思路，是和1989年苏东的变化和1991年苏联的解体有密切关系的。

在苏联解体以后，当时美国国务院一个重要的官员，他是一个日籍美国人，叫福山。发表了一篇非常有影响的文章叫《历史的终结》，就是说黑格尔当时曾寓言到的人类历史已经终结了，这个时刻已经到来，在1989年（东欧剧变）和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那么今后人类历史将没有多少激动人心的事件发生，因为人类社会已经基本上定型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当然可以有一些微调，小的变动，比如说如果今天奥巴马当选，还是麦肯恩当选，但是基本上人类历史已经结束，达到了历史的终结，那么这种观点对形成改革就是转轨，或者接轨的说法，我觉得是有非常深刻的影响的。那么这个观点我认为是一个严重错误，它实际上犯了制度拜物教的毛病，什么叫制度拜物教呢？

它指的是说呢，把人们的一些抽象的理想和理念，直接等同于某一个具体的现实的制度安排，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理想和理念：民主，或者市场经济。然后我们把美国的现在的这种两党制的选举制度，就直接等同于民主这个抽象的理念或者理想，或者说把美国现在的市场经济的一些具体的制度安排，就直接等同于市场经济，这就成为制度拜物教。

那么这种制度拜物教的思路，就使得我们无法描述中国改革过程当中已经发生并且正在不断的发生的大量的制度创新的事实。最近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实际上对制度拜物教这种思路提出了一个极为重大和深刻的挑战，比如说市场经济这个理念，能够等同于美国的具体的市场金融的制度安排吗？大家看，原来曾经被认为是美国市场经济中非常关键的一些制度，比如说投资银行，现在在美国已经不存在了。五大投资银行要不然倒闭，要不然转型。那么这个例子实际上也说明，市场经济这样一个抽象的理念，不能够被等同于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时期的一个具体的制度安排。

那么从政治民主上来说我觉得也是这样，比如美国的民主制度，不能够等同于我们的民主的理念和理想，那么如果我们摆脱了这种制度拜物教以后，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更深刻的视角来真正认识到我们改革的过程是那样的丰富多彩，而且有着非常巨大的意义。

当创新的脚步已被观念束缚，如何摆脱樊篱，重塑认识？从中国到美国，人类制度创新的范例怎样解读？

我想说的第一个例子关于制度创新，是中国的股份合作制，它最早出现于人民公社解体的时候，当时很多地方的农村，人民公社解体的时候它把拖拉机都砸烂了，然后卖了钱分给社员，但是山东淄博附近的周村，他们觉得这样做太可惜了，所以他们决定创造实验一种体制，后来他们把它叫做股份合作制，那就是说不把原来的集体资产如拖拉机和其它的在人民公社时期所做的社队企业破坏掉，分给个人，而是说每个村民都可以根据他们成员的身份得到一部分集体资产的股份，量化到个人的，但这个它不是需要个人出钱来买，而是根据他历史的贡献和他的成员的身份，但是为了进一步发展、吸引外部的投资和包括已经退休的，包括以前国家和集体的对社队企业投资，所以他们也形成了一部分叫集体股，所以他们是集体股和职工个人股并存的一种体制，他们同时采用一人一票作为成员这个原则，合作的原则，和一股一票作为更纯粹的股份制的原则，他把这两种原则结合在一起。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1-20 07:24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20 07:54 标题: “新左派”学者崔之元解读制度创新与经济民主(35)

那么这个原则后来在九十年代初经过农业部的一个初步的调研和召开了一个现场会以后，在全国有一个比较大规模的推广，引起了学术界的很大争论。有一种当时非常有影响的观点，认为股份合作制不是现代企业制度，不是西方标准的企业制度。

这样一种流行的观点，实际上我说是制度拜物教的一种观点，认为现代企业制度必须是一股一票的股份制，而中国农村广泛实践的股份合作制，却被认为是一种非驴非马的，不正规的东西，是需要向正规的真正的股份制过渡的。

实际上我们如果打破了制度拜物教这样一种形式，我们才有可能认识到中国本土发生的有活力的一种创新。那么股份合作制不仅对乡镇企业意义非常大，而且进一步在深圳、在罗湖、在城乡结合部，中国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地区，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深圳和广州，广泛的出现了社区型股份合作制。

那么在最近，中央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讨论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时候，我认为股份合作制仍然会发挥非常积极的意义。

实际上在很多地区，比如说湖南的浏阳已经实现了以股份合作制为基础的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比如说一些蔬菜合作社，它是把很多小块土地使用权集中起来，办蔬菜合作社，那么一些成员是以他的集体成员的身份而进行土地使用权的入股，而不是一股一票来用钱买，买的越多，钱越多，发言权越多的原则，所以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例子，股份合作制作为中国的一个制度创新。

那么我想说的第二个例子是在中国还没有实现的一种制度安排，但是实际上有它初步的萌芽，在世界其它很多地方，已经局部的出现的一种，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制度安排，这个制度安排就是叫做社会分红。

崔之元：内地若实施社会分红或可取消低保

什么是社会分红呢？大家知道，它实际就指每个公民都要从公有资产中得到一个分红，就像私有的股份公司的话，股东也要得到分红。那么在全世界大家知道，有两个地方已经实现了社会分红。

一个就是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根据阿拉斯加州宪法，所有自然资源是属于阿拉斯加全体人民所有的，有一部分自然资源收入要和联邦政府分享，但是其余部分要属于阿拉斯加全体人民，它把这种公有的资源作了一个社会分红的设计，它使得从1980年开始，每个阿拉斯加州居民，到年底都要收到一个支票，这个支票是等额的社会分红，在美国九十年代末，由于石油开发的收益做进一步的投资，有很好的报酬，所以在2000年，比如说这一年，每个阿拉斯加州居民年终要获得2000美元的收益。大家如果设想，一个四口人之家就会获得8000美元的收益，这是一个相当不小的数目，完全可以取消比如说类似我们国家的低保，社会救助这样的措施，事实是阿拉斯加州已经取消了州的个人所得税，当然它无权取消美国联邦所得税，那么这个意义我认为非常大，因为在中国流行一种观点，我觉得也是和我前面说的制度拜物教有密切关系的，就是公有资产是名义上人人所有，但实际上人人都不关心，和人人都无关，但实际上如果我们引入社会分红这样的思路，就会明显的认识到公有资产不仅是和人人无关，而且和人人非常有关。

当然阿拉斯的方案，它建立了阿拉斯加人民永久基金，这并不是一个吃光分光的方案，它是说开发石油，比如说它石油的开采权，阿拉斯加政府可以拍卖给一些甚至私营的石油公司来开采，但这个收益的50%它放在一个叫阿拉斯加人民永久基金里面，它另外50%还是做其它的公共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等。

因为这个石油收益每年都有，所以它本金每年都要增加，但是它不动这个本金，是本金的投资收益用于做社会分红。

如果仿照这样一个方案，考虑到2007年底，国务院在中国已经明确的提出我国的155家国有企业也将向国家上交利润，这叫做国有股向国家分红。

大家可能觉得奇怪，因为在我们改革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国有企业是不向国家上交利润的，因为这叫做企业自主权理论，但这个理论实际上大家如果仔细思考会发现它问题比较大，（国有企业）它是全国人民的投资产生的，那么如果这个企业需要再发展，再投资，也应该经过相应的人大的同意而不应该自动的都留在企业里面。那么2007年底中央决定，国有企业要向国家分红和上交利润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策，我们已经开始执行这个决策，在竞争性行业里面，比如说钢铁、化工、纺织这样的竞争性行业，上交利润现在目前的要求是5%，但是在自然垄断行业，比如说中石油、电信、上交利润是10%。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1-20 08:12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20 08:07 标题: “新左派”学者崔之元解读制度创新与经济民主(36)

那么根据我们去年的数据来计算的话，如果仿照阿拉斯加的模型，我们完全也可以建立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将其本金不动，而每年增加，而将其投资收益给全体中国人民，每个人进行社会分红，这个分红根据不同的计算，当然只是一个粗略的，比如假设7%，甚至高一点10%这样的收益率的话，可能第一年并不高，比如一个人只有十块钱，但这个意义并不小我认为，因为第一我们认识到它是一个不断累计的本金在不断增加，那么我一个粗略计算，比如说在五年以后，我们每个人就有375元。大家知道，中央现在新型的农村推广的，农村合作医疗，让农民也才就是交十块钱左右，所以哪怕我们第一年十块钱也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可是关键我们的本金不断累积将使我们公有资产的收益和每个公民联系起来，成为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样同时也能够调动每个公民关心我们的公有资产。

崔之元：英国社会分红措施意义重大

那么刚才我提到的第一这个例子是阿拉斯加。这是已经从1980年到现在最成熟的，但是有同学可能会说，阿拉斯加人口很少，只有60万，这个是不是有普遍的意义？当然我刚才的说法是我认为它的逻辑是有普遍意义的，因为这个逻辑和人口多少并没有关系，但是我想进一步补充第二个例子，就是英国。

英国在2005年也推行了社会分红，大家知道我们社会保障过程当中经常用一个词，叫做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英国由于它不像阿拉斯加州有一个很大的公有的石油，所以英国它如果进行社会分红的话，它只能靠普通的税收，比如我们的行业一般企业上交的税收，那么他们认为对全体英国公民一下来执行的话，恐怕数额太小，意义不是特别大，但是他们采用新人新办法，这个在2005年布朗首相就任以后已经提出的就是倒推回三年，凡是在2002年9月1号以后出生的小孩，都将获得一个个人资本帐户，是他的公民的基本收入，和从全社会（得到）的一个分红，所有的小孩将获得250英镑，然后当这个小孩达到了七周岁的时候，将有另一笔资金注入，当然在18岁以前，由父母来代管，到18岁以后，这个成年人他就可以自由使用，可以用于他的教育，也可以用于其它的开办他自己的小企业，那么英国这个措施我认为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它是在一个比较大的国家里面实质性的也实现了社会分红，虽然它是一个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一种做法，

那么回到中国的制度创新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这个社会分红的例子实际在中国已经有小规模的实现，实际上我自己遇到的一些农民工的朋友在北京，由于他们的地比如说在无锡被征了以后，他们是每个月只要是40岁以上都得到三四百块钱的收益，一直到他们去世。

那么刚才我的建议建立中国人民永久信托资金，实际上是一个把中国已经局部实现的社会分红将它扩大的一种思路，用这样一个思路，实际上理解我们改革中的很多措施，都有很多启发。

比如说最近我们呼声非常高的要在下一届全国人大进一步提高个税起征点，提高到2000块钱，而这个措施，实际上是一个减税的措施，而且我们取消了个体工商户的营业税全部取消最近（早些时候），那么这个措施我认为和我们去年底（2007年）的国有企业要向中央上交红利，实际上有一个内在的因果联系的，和我们正在实验的各种土地基金，我们正在探索和实验整个中国的公有土地使用权拍卖所形成的基金，都有密切联系，

那么所以从这样的思路来说，我觉得我们如果简单的总结我对制度创新的意见的话，我觉得中国改革开放中一个最成功的经验就是我们通过制度创新，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初步的体系，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如果不从制度创新上理解，实际上容易引起很多混乱，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很多人都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词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按照刚才我的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有丰富的经济内容，它实际上就是指公有资产要在市场中有收益，这是和我们改革以前不同，所以这是一个改革的概念，因为改革以前我们的公有资产往往是白占着，或者是划拨你来使用。但是我们公有资产有了收益以后，我们又促进了多种形式经济的发展，我们可以较少地依赖税收和国债。

比如说像很多西方国家，像美国的公有资产很少，它要不然就依靠税收，要不然就依靠国债，但是中国它的创新是在于由于我们的公有资产在市场当中获得收益以后，我们有了三个工具，税收、国债和公有资产的收益，而这已经成为了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创新的内容，

打破固有经验樊篱，探寻西方最新理论，解读中国改革真义，广袤中国大地，社会分红怎样操作？全球金融危机，中国企业前路何方？

那么根据我刚才初步阐述，我认为可以说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功就是我们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它的特点就是说，由于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使得我们建立了多种所有制真正共存，而互相促进的一种体制，而在农村呢，我们在坚持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情况下，又进行了在财产权利束方面的多种实验和创新，包括最近的土地承包权的流转。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1-20 08:13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20 08:15 标题: “新左派”学者崔之元解读制度创新与经济民主(37)

那么大家注意到，刚才我为什么用了财产权利束呢？这也是我觉得制度创新中一个非常需要的一个新的概念，因为权利，流行的概念是说公有和私有，它把权利不理解为是一组权利或者一束权利，而是理解为一个单一的权利，公有或私有。

但包括西方的法学的最新发展都认为权利要被理解为是一个权利束，不论公有和私有，都是一组权利，包括使用权、转让权，甚至破坏权，那么这个权利束的安排，它的组合形式，实际上是根据实践有多种多样的不同。

比如说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在美国的《离婚法》上，1980年有一个重要的发展，就是说如果夫妻双方离婚的时候，不论结婚前财产是多少，都要平分，至少在加利福尼亚州是这样，美国各个州的法律不一样。但是这个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原来的把私有财产理解为一个单一和绝对的权利，因为即使结婚前没有任何合同，那么结婚的事实长期共存，共同生活的事实已经赋予了这样一个权利的一种公共性，那么在西方已经发生了突破私有财产的绝对神圣不可侵犯，那么实际上在中国的实践当中，我们如果用权利束这个观点来描述的话，就会对包括我刚才说最近的土地承包权的改革有一个新的描述。因为我刚才提到流行的传统的一些两分法已经使我们无法描述这个现实。

那么最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就是美国著名的大法官赫姆斯，他有个著名判决，实际上听起来其实很简单，但他那个判决就是说，当房客不交房租的时候，原来那个房的主人是有权把他的行李扔在街上。但是根据赫姆斯这个判决以后，说这个房主是无权把他的行李扔到马路上去的。当然你可以想办法到法院告他等等，但是你不能根据你的房屋的所有权就把他的行李扔到街上去。那么这里说明什么问题？就是说明这个财产权利束的安排，它的组合和各种权利的界定，本身是一个需要根据我们不同的社会理想和我们对效率的不同的理解来不断的进行实验和安排。

所以当我们说谁有多么大的权利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讨论权利束的具体安排，和它的权利束安排的具体理由的时候，实际上首先是不能够深刻、正确的描述这个现实，第二个就是说非常妨碍我们探索怎样更好的改造这个现实。

制度创新和经济民主什么关系？

那么最后我想在总结的时候联系到我本期这个标题就是《制度创新与经济民主》，就是制度创新和经济民主什么关系？

那么也就是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改革的成果要由人民来分享，但我更强调的是说改革的过程本身要依靠人民。

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我觉得经济民主可以说是制度创新的一个目标，一个归宿，因为从比较深层的哲学意义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制度创新本身，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一个好的价值，比如说最近美国的金融危机，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识到，是由于金融创新过度所造成的，所以并不是任何制度创新都是好事，而只有是那种和经济民主，也就是使广大人民能够分享到这种创新的好处的制度创新，才是一个理想的制度创新。

所以，最后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我今天讲演的题目的话，就是可以说，制度创新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灵魂，而经济民主是制度创新的源泉和目的。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1-20 08:17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20 08:26 标题: “新左派”学者崔之元解读制度创新与经济民主(38)

崔之元：中国社会如何实现社会分红

王鲁湘：谢谢崔先生的演讲。说到社会分红的时候，我也一直很感兴趣，就是这么庞大的一个国家，13亿、14亿人口，你这个社会分红方案比阿拉斯加肯定复杂多了，怎么办？

崔之元：对。但是我觉得它的基本的公式是可以参照阿拉斯加的那个社会永久基金的方式，其实这个方式很简单，也就是美国各个大学的基金会也都是用这种方式，就是说它有一个Endowment，就是它的本金，而本金它是不动，而只是不断的往里边增加，他分的只是投资的收益，但是由于我们的中石油、中石化，包括我们的国有土地都是有长期稳定的收入，因为它是自然垄断的，我认为垄断其实并不是问题本身，而是垄断收益归谁，是真正核心的问题，我们流行的观点认为垄断本身是问题，但是我认为这个观点实际上是一个误导，而是因为很多大规模的经济，它需要有自然垄断，如果太多的人乱采，实际是没有效率的，但是自然垄断行业的收益不应该归少数人，而它有一个相对稳定，是以保证我们中国人民永久基金每年都有稳定收益，然后它第一年因为本金第一次注入，当然不会那么多，所以我一个初步的估算，假定7%到10%的收益率，而只假定150多家上交分红，是一个人第一年10块，但是五年以后375块，我觉得意义已经很大，大家知道北京市人每个月低保才380块。那么这个意义非常大，因为我认为如果我们每人哪怕五年以后达到370块以后，我们其实可以在整个全中国取消低保制度，就是相对富的人，实际上连375块钱都不要，也不需要，那么我们比如说可以用其它的制度安排和措施，比如说鼓励他们把它捐出来或者……

王鲁湘：再放回本金里头去？

崔之元：对对对，这样的一些措施，如果他有这样的行为，我们有其它的一些奖励措施等等。

王鲁湘：那么实际上我想，包括您在内的，"新左派"的一个思路我刚才听了一下算是明白了。就是对于国有资产，或者公民共有财产的这一块，您主张，实际上包括"新左派"主张就是不能根据弱肉强食的原则，应该这一部分通过一种制度的设计，保证这些社会中间的弱势群体在这种制度设计之下，能够享有一种公共资源的一种权利，而且这种权利在某种意义上，是最终保持社会稳定的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对不对？

崔之元：我完全同意您说的，但是这个公有资产这样安排显然是符合公平原则的，但是我更想强调的一点是说，它同时也能促进效率。

因为刚才我提出，就是我认为"新左派"并不反对发展健康的不是掠夺性的民营经济，而公有经济的发展，如果使得他有了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政府可以减少税收，实际上会促进包括民营经济在内的发展，当然我个人更会强调，在民营经济当中，我们应该更强调合作性的经济，因为合作性经济有很多好处。比如说这次金融危机以后，我们中国出口将会受到巨大的挑战，很多出口马上就出不去了，那么就面临很多裁员的问题。

但是如果在合作经济下，它就不会这么裁员，因为我们是合作经济下的全体成员，我们的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的时候，如果经营不好，它并不裁员，它是所有人的工资都按同一比例下降，而这种等比例下降的合作经济，实际上对公平和效率都有好处。

王鲁湘：它是一个同甘又共苦的经济。那么在这一点上我想问一下的就是，要贯彻您所谓的公平和效率的原则，一个最大的问题，也是改革开放现在为止来说，后来重点攻关的一个问题，就是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那么像您的话，对于我们现在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好一点的思路？

崔之元：我觉得我们基本的国有企业改革思路还是正确的，也就是说我们在重大的战略性企业当中，我们保持国有股的一个相当重要地位，倒不见得是机械的比例，比如说我们最近国有股可以流通，可以有大、小非的问题，现在讨论大小非的问题，但是我们同时也有个人股，那么我们加强公司的管理，加强公司的治理结构，所以我觉得我们国有企业已经明显的盈利，如果国有企业过去几年没有大规模盈利，前面我提出的社会分红的建议也是根本不可能的。那么所以我觉得总的方向实际上是正确的。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20 08:30 标题: “新左派”学者崔之元解读制度创新与经济民主(39)

王鲁湘：各级的人民代表大会才应该是这些各级的国有企业的董事会是吗？

崔之元：就是它应该是在这个董事会里面有重要的代表的席位我觉得。

诞生自德国，推广于美国，外来的经济民主概念能否应用于中国企业，针对中国土地现状，它又有什么借鉴意义？

崔教授您好，首先要感谢你刚才给了我们做了一个这么精彩的演讲，那么您刚才提到经济民主就是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给我们讲的，我想如果说微观到一个企业层面的话，其实劳资合股应该也是经济民主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那我想问一下在一个纯粹的国有企业或者说私营企业中，这样一个经济民主它应该如何实现？在历史上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经验呢？

崔之元：实际上我认为不论在国有资本，比如国有股占主导地位的企业还是说在民营资本占主导地位的企业里面，都可以引入这个劳资的合作和经济民主，而事实上也有在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同时期，都有这样的经济民主的案例。

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经济民主这个概念本身来自于德国，那么德国当然在1919年《魏玛宪法》明确写入了经济民主，但是大家知道，由于后来不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这个过程，当然就没有执行，但是在1951年以后，德国就通过了叫做《共同决定法》，共同决定就是说任何两千人以上的企业，不论所有制形式是什么，只要是两千人以上的企业，它的最高的决策机构叫监事会，不是董事会，监事会的50%必须来自本企业的职工，另外50%来自投资方，投资方可以是银行的代表，也可以是个人的股东。那么所以这个共同决定对德国大企业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也是德国把它叫做社会市场经济的原因。

那么美国其实在九十年代初期，也有一个企图推动经济民主的事件，那么就是最重要一个例子，就是我在1996年曾经在《经济研究》发表一篇文章，介绍美国29个州，已经引入了一个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概念，应该是叫做利益相关者，而不仅是为了股东，股东是利益相关者之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但是不是他的全部，他的利益相关者还包括银行、债权人，特别是包括劳动者，那么对于他们的《公司法》，29个州的修改，就是说，经理可以考虑到其他利益相关者，在他做决策的时候，那么本身这个措词很关键，在法律上，他可以考虑到，当然并不是必须，但是它比以前是个进步，因为以前它是只能考虑到股东。

但是很不幸就是，这个基本上还是在一个法律的条文上，在事实当中，美国还是基本上完全按照股东的利益最大化来进行公司管理，而这次金融危机我认为是最深层的意义上是反映出了单纯的股东最大化而治理公司这种模式的一个危机。

比如说雷曼兄弟，包括美国最近出问题的八大银行，它从2000年到2007年这七年之内，它税后的利润的92%，都用来买本公司的股票，为什么呢？它税后利润买了本公司股票，把本公司股票价格抬升，完了它的经理者和股东都能够得到很多好处，因为经理有股票期权，那么它这个理论的基础是说，企业不应该有自由现金流，应该股东利益最大化。

但是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企业它没有全部回购本企业的股票，他有他的企业自有资金，或者自由现金流的话，实际上这个危机不至于这么严重。所以这个事情本身实际上说明，这种以股东利益最大化而排斥经济民主的做法是有危机的，因为经济民主很重要，就是说这个企业是个共同体，按照这个理论，它逻辑上是要求这个企业总是要有一定的自有资金的。

崔老师我想问一个关于这次金融危机的问题，为了应对这场金融风暴，美国政府其实进行了很多国有化的一些措施，您认为这种国有化的措施它能够是一种长期的措施还是暂时的。另外的话，您认为不认为这些措施其实是向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习或者是这样一种过渡呢？

崔之元：美国国会通过的鲍尔森的救市计划，它是非常模糊的，没有明确的写国有化，而是写的呢，用公共资金去来买银行的坏帐，但是索罗斯特别有意思他指出，如果我用这7000亿美元，来买银行的股份，对银行进行注资入股的话，就变成了国有股，那么根据《巴塞尔协议》，《巴塞尔协议》说银行的自由资本至少要8%，那就等于这个7000亿是8%的话，它可以带动安全的资产有84000亿，所以对挽救金融市场，增加金融市场的效率是非常重要的国有化，同时呢也更公平，所以我认为对中国是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因为中国流行的说法是说，效率和公平有一个替代，要不然效率就牺牲公平，或者公平就牺牲效率，我不否认在某种情况下这个是有一个替代关系，但是在很多的情况下，甚至是更多的情况下，比如说这次美国危机，它是一个效率和公平互补，越不公平它就越没效率，越有效率它就越公平这样一个例子。

那么它是暂时还是不暂时的，非常有意思，当然美国的方案说是暂时的，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个救市方案最早的一个是在大萧条时期1932年成立的，当时他也说这个救市是两年，但是事实上是从1932年到1955年才结束。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1-20 08:33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20 08:36 标题: 中国过去、现实和未来的辩论(40)

所以在很长的一个时间之内，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面它都是有大量的国有股，就是纳税人的钱持股的，是类似我们这个现在比如说宝钢75%的国有股，另外25%是我们普通居民买的，在这么长时间内美国是类似我们社会市场经济，那么我当然不是简单说，他们学习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我觉得是我们一个共同的挑战也就是说制度创新是一个全人类共同的问题。

你像这次美国总统选举，它都在讨论说增税和减税。这是他们思想一个比较僵化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他们认为唯一的选择就是说，增税民主党，减税共和党，但这次呢如果美国又有了公有资产了，他们必然又出现一个新的选项，就是说民主党也可以要求减税，但是民主党还要求公有资产要有收益。

那么这样的话，整个的想象力就大大扩展，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年是不仅中国意义重大，而且对全人类意义极为重大，必将是未来历史学家用浓重的笔墨来写的一年。

崔老师您好，刚才在您的演讲中提到了当前一个重要热点问题，就是关于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问题，您认为这种流转的困境是什么？那么您刚才提到那些经济民主、社会分红、还有财产权利束对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有什么启发？

崔之元：你的问题非常重要，那么我只能简单的做一个初步的回答，而我本人也在不断的思考之中。

简单的说，老解放区，东北在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就已经解放，已经进入土改，新解放区像福建、广东、1950年以后才开始进行土改，那么两个地方情况不同。

老解放区，当时土改是平均的私有制，但产生了新的土地兼并，但是新解放区土地刚刚开始平均私有土地改革，如果当时马上再进行任何国有化措施，农民会觉得非常不稳定，但是新解放区确实经过五年以后，土地兼并已经又重新出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毛泽东有一个妥协、综合措施，不是像苏联那样国有化，那样和新解放区不匹配，也不是完全不顾新的土地兼并事实，而这个特色呢，说来稍微话长，但我推荐大家看杜润生先生（的回忆录），他（曾）是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主任，是在整个改革开放一开始，一直到他九十多岁之前，一直是制定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的一个重要的人，那么他在回忆他和毛泽东、邓子恢三个人谈话的时候，毛泽东是如何说中国应该是给农民集体所有制，而不是国有制。

我认为这次十七届三中全会讨论土地使用权承包权的流转和抵押，是非常重要的创新。

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把它理解为在权利束的重组安排上的创新，而不是把它理解为私有化。为什么呢？我认为当前一个在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和抵押当中，更需要发挥集体的力量，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最成功的是农民的宅基地能够有一个抵押

最成功的实践是湖南的株洲，因为有很多农民要办自己的企业，办一个养鸡场，借钱非常困难，因为他们原来的宅基地不能作为一个抵押向银行贷款，所以我认为使它的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作为抵押，对农民的创业是有很大的好处的，但是它有一个新的风险，如果他的创业失败了，他的宅基地就有可能损失，这就是在印度，为什么大地主在印度兼并那么厉害，很多就是因为，原来很多小的自耕农把房产抵押出去，但是失败以后，地主就把地就收回来了，这样产生一个大兼并的局面。

所以呢，但是如果我们设想一个村的集体的形式可以考虑各种制度创新，包括金融工具的创新，来集体性的把抵押权做成一个池塘，英文叫Pool，把这个权力成为一个Pool以后，它的保险的力量，能够融资的力量都会更大，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把这次改革，农村的土地使用权的抵押和转让，理解为我们土地集体权利束重组的创新，将非常有助于描述我们各地发生的事实，同时避免我们这个改革的方向，走向一种土地（集中于）少数人，像印度、巴西那样的局面，那样的局面最后将会使我们的公平和效率都产生极大的损失。

王鲁湘：感谢崔之元教授精彩的演讲，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创造了世人瞩目的奇迹，也给思想界留下了广泛的研究、探讨的空间，的确，这三十年是一个不断的进行制度创新和释放经济民主的过程，同时在我们经济改革的道路上头，无论是对于过去的反思，对于现实的辨认，还是对于未来的想象，其实还有很多的问题留待我们去继续探索。

转贴自:「凤凰网」(2009年1月6日)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1-20 08:39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21 08:12 标题: 中国过去、现实和未来的辩论(41)

从第一次思想解放，到第二次思想解放

　作者：甘阳

这次金融危机以后，我觉得中国可能无论左右，会形成一个新的共识，不管大家有多少分歧，至少我们在开始摆脱对西方模式的迷信，对美国模式的迷信。这就是我讲的第二次思想解放的内容，就是从西方和美国模式中解放和摆脱出来。但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特别强调第二次思想解放和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关系，特别强调没有第一次思想解放，就不可能有第二次思想解放。

两次思想解放之间的传承

　　
在第一次思想解放以前，我们很长时间以一种非常粗暴的、简单化的方式全盘否定西方，而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从这样一个对西方的简单化的否定和批判解放出来，转向大规模地学习西方，所以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实质是大规模地学习西方。可以说30年来向西方学习的幅度根本是五四运动无法相比的，是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这是第二次思想解放的基础。如果没有第一次思想解放，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大规模向西方学习，去重新看西方，那就不可能有我刚才说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在大规模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中国人逐渐提高自己的水平来判断和辨别，哪些西方的东西可能对我们比较有用，可能比较适合我们国情，哪些东西仅仅是一些或者它那边有用，对我们并没有用，或者根本就是错误的。所以我认为要避免第一次思想解放以前那种简单化的批判否定西方，所有对西方的检讨应该是从实情出发，言之有理地考虑问题。
　　
这个时候我仍然要强调第一次思想解放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早期，这个来之不易。为什么强调早期？真正讲“思想解放”的人实际都是很少的，他一定是少数派，如果和大家想的都一样，谈什么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一定意味着前期是异端，被看成非常大逆不道的才叫思想解放，和所有主流、统治者和主导者潮流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才叫思想解放。所以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时候，实际上它并不是仅仅从1979年开始，因为实际上从文革初期、中期、晚期，都有很多，很多人为此付出了代价甚至是生命的代价。我可以举个人的一个例子，说明这种束缚的存在。我在学术界出道时翻译的一本书叫做《人论》，那时候还在北大念研究生。这本书不像现在大家随便可以翻译，当时有个规定，卡西尔《人论》在范畴上叫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立项很严格，老先生们先推辞了；后来出版的时候还要加一篇序言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加以批判。这样一个小事情就非常难，向西方学习有大量的非常困难的问题。但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确实进展非常快，成效非常大。我翻译那本书是1983年，到1987年卡西尔另外一本书《语言与神话》翻译出来，让我写序言，那时研究完全自由了，在纯学术领域，西方哲学领域禁区几乎已经没有了，我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根本不用想如何应对外面的情况，可以放开的写。
　　
今天谈对西方的批判、审视、检讨，和第一次思想解放以前那时候简单化地否定西方是完全不同的。这是在相当深刻地了解西方的基础上，来甄别、判断，根据自己的眼光来看他们各种各样的模式和理论，看它们和我们中国的相似性到底如何。我们平常说西方往往过于笼统，因为西方本身不是一个东西，西方本身有无数多的理论、潮流，所以我们说要摆脱的时候，很可能我们主要指的是在某一段时间内占学术上风的潮流。这个必须要分辨清楚。否则我觉得会导致一种毫无意义的论辩和互相指责。
　　
　　为什么需要第二次思想解放？

　　
　　中国思想界的第二次思想解放1990年代初就开始了。现在在香港中文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的王绍光教授，发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他当时刚刚从康奈尔大学毕业。我们现在不大能够想象这篇文章是非常非常反潮流的一篇文章，他强调的是，在向市场化过渡的同时，并不是要弱化国家，而是要强化国家；而我们需要建设民主，但是民主并不与强大的国家相矛盾。今天大概很难想象这个文章在当时多么反潮流，不仅和中国当时整个思想界主流完全背道而驰，而且和整个世界思潮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因为整个世界的思潮都是去国家化，去政府化，政府管的越少越好，让市场和公民社会去管所有的事情。今天提起这些事情，并不是说要为一些人歌功颂德，也不是要重新挑起争论，而是说现在是2008年，在一个历史背景下重新看这些问题，可以看得更心平气和一点。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1-21 08:32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21 08:17 标题: 从第一次思想解放，到第二次思想解放(42)

从国际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也是中国思想界非常不得了的一个突破。从西方学术界来说，2004年出版了福山一本书《State Building》也就是《国家建设》，这个福山也就是1989年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福山。福山仍然在解放思想，“历史终结论”早就破产了，他没有停留在1989年。福山认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的思潮造成了国际政治的瘫痪状态，即使勉强还在起作用的一些地方，那些国家的政府能力都在大规模地下降。

这实际上是90年代以来全球化一个普遍性的趋向。但是我觉得福山到2004年提出来太晚了。以我的了解，在西方学术界比较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芝加哥大学的霍尔姆斯，他现在到哥伦比亚大学去了，当时是1994年，要比王绍光晚几年。1994年曾经在芝加哥大学开过一个很大的会，主要讨论苏联、东欧转型的问题，四个主要学者发言，后来出了一本书《后共产主义转型问题》。所有其他人都是谈自由市场、公民组织、非公民，好像这些问题就可以代替国家，只有霍尔姆斯一个人认为，在苏联东欧这样一个大转型之后，最严重的问题是无政府的问题，是如何重建国家权威和政府职能。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国家职能权威和政府职能，自由市场也不能有很好的作用，公民社会很可能变成黑社会，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它的权利是不正当的。福山的这本书提出的中心问题也是，非政府组织不能够代表国家和政府的权威，因为他们只有在一个有效运作的国家体制和政府权威下，才能够扮演他们可以扮演的作用；妄想所有自由市场可以取代政府的经济职能，妄想非政府组织、公民组织可以代替国家，会把整个人类推到非常危险的灾难地步。霍尔姆斯在1994年的发言根本没有什么人重视。
　　
所以我要强调的是，中国的情况很不相同，从1990年代初开始就有一拨人开始在想这些问题，而且在中国的讨论中是起了作用的，至少挑起了极大的论战。这个论战的结果实际上是，这样一些观念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支持。我仍然强调重要不在于谁对谁错，每个人的具体观点都有可能有对有错，可以争论，重要的是有这样一个思想，在很早就有人开始在想这样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引起我们重视，包括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西方各国政府大力干预市场，甚至大力推行国有化政策。而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西方的国际货币组织、银行系统的建议，就是让政府不要去干预，而且把政府的不干预作为国际援助的条件，结果严重地破坏了一些国家，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迪成天抱怨，马来西亚30年的建设毁于一旦。

所以要强调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重要性。也就是如果没有第一次思想解放不可能有第二次思想解放，但是如果没有第二次思想解放，我们不可能有中国道路。我们对于西方不是无条件的盲从盲信，而是用中国人自己的头脑去分析和看待问题，否则我们会沦为一个跟屁虫，而且跟着走可能会带来灾难。如果没有第二次思想解放，我们大概也根本不可能思考中国道路的问题，第一次思想解放很可能变异成一种心理态势，似乎我们整个改革方向和发展方向就是变成今天的西方那样。所以我现在认为，中国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应该建立自己的改革学专业，我们的改革没有很好地被研究。西方的理论模式非常多，解释能力似乎很强，但我没有看到一家能够合理解释中国经济改革为什么比较成功。我们30年的势头不可阻挡，虽然出了很多问题，但是30年改革的成就是一个实情，这些问题我觉得要中国人自己去研究。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1-21 08:32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1-21 08:34 标题: 中国过去、现实和未来的辩论(43)

　中国道路不可设定框架

　　
　　有位英国人Mark Leonard 2008年初出版了一本书叫《What Does China Think》，《中国在想什么》，或者《中国怎么想》，书很小。这本书今年在伦敦和纽约上市以后，受到非常多的关注，包括索罗斯和西方政界。西方的国际战略家特别注重这本书。因为这个作者本人既不是西方的左派也不是西方的右派，也没有任何倾向新左派的嫌疑，他是西方新生代国际战略分析家，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建立的智库——欧洲研究中心的主任。他在2005年出的一本书比较有名，叫《为什么欧洲能领导21世纪》，主要内容是比较美国和欧洲。他认为冷战结束之后，21世纪的世界有两个模式，美国模式和欧洲模式。他认为对于以后的发展而言，欧洲模式比美国模式更具吸引力，而美国模式会逐渐衰落。他的论据相当多，比如美国主张单边主义，而欧洲主张多边主义，等等。这本书出版之后，他突然发现这本书整个有问题，前提有问题，因为这本书的前提很简单，他仍然认为21世纪仍然是西方塑造这个世界，21世纪的人类世界仍然是由西方来塑造的，只不过西方现在出了两个模式而已。
　　
　　他突然发现整个前提预设受到非常大的挑战，他看到一个庞大的中国，而且他的直觉是，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模式。所以他从2005年开始不断地跑中国，而且他原先以为到中国，两个短期旅行就能搞清楚问题了，但是到中国以后越看越复杂，不断在跑，而且越跑越心惊胆战。他第一次找我大概是两三年前，说他第一次访问中国社科院，整个被震住了，当时中国认为他是布莱尔的智囊，所以接待规格比较高，社科院副院长亲自接待他，随便给他介绍一下中国社科院的情况，有50个研究所，260个研究室，4000全职研究人员。他当时听了在一个大沙发里想缩进去，因为整个英国的智库人员就1000人左右，全欧洲的智库人员不到5000人，全欧洲加起来相当于一个中国社会科学院，他说美智库人员也不超过10万人，整个西方的智库不超过10万人。而他马上了解到中国社科院仅仅只是其中一家，还有中央党校，每个省有社会科学院，各个政府都有那么多政策研究室，他当时觉得非常可怕。当然所有中国人都会跟他说我们研究水平不高，他说不管研究水平高不高，有这么多人就很可怕，而且最可怕的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所以书名叫“中国人想什么”，“中国怎么想”。他提出了一个概念，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全球化图景，有一个名字叫“有墙的世界”，这个是对应西方的模式（也就是所谓的扁平的世界）。他觉得托马斯·弗里德曼那本书比较重要，一般的国家都会面临一个悖论，你要吸引全球资本，要让全球资本进来，都会面临主权国家控制力被削弱的问题；抵挡不过它，就必须向它做妥协和让步。中国大量引入外资，获得全球化的各种好处，但是并没有导致中央政府能力的衰退和衰弱。
　　
　　第二点更有趣了，他非常关心中国的政治发展，他说所有西方观察家首先注意的是西方能够了解的中国政治发展。大家都知道，有村庄选举，党内选举，他非常灵光地注意到，如果要看中国的政治发展，第一要去重庆，第二要去浙江一个很小的叫泽国的地方。我也是从Mark Leonard这里才非常吃惊地知道一点。西方民主理论现在最先进的一个理论，就是詹姆斯·费什金（James S. Fishkin）的理论，它的实验地竟然在浙江温岭泽国一个很小的地方，而且他本人就在那里指导。我是杭州人，原先并不知道。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些人有时候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因为他们很关心。还有一个重庆，重庆相对比较简单，因为重庆非常大，重要的公共政策通过各种方式去做公证会，可以是电视，可以是网络，可以是民意代表和政府，大规模的公共听证会。Mark Leonard认为这些可能是中国今后政治发展的道路。他说西方人从来没有想过中国人在想什么，因为西方人有一个想当然的预测，所有非西方包括中国只有两条路，或者你照我的想，你不照我们想肯定要灭亡，所以他没有必要去想你在想什么，他就是看你是不是按照西方的想法在走路。他每天都在看，在想多少程度像西方一样在做。Mark Leonard认为中国是第一个并不照西方这样想的国家，但是她不会灭亡，现在不会灭亡，将来也不会灭亡。2005年以后他认为至少有三个模式在世界上出现，而且他认为，最大的可能就是，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中国这个模式的吸引力可能要远远大于美国模式和欧洲模式。
　　
　　我在这里引用并不表示全盘赞同他，而且我认为，中国知识界在谈中国模式方面，实际上比西方学者要谨慎小心得多。这可能也是好事。西方学者往往提出中国模式，前两年“北京共识”在西方引起很多关注，在中国大家都很不以为然。其中有很多原因，我们大概确实面临一个问题，中国现在很长时间对自己不自信，我们还总是在做学生。我觉得至少做简单小学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现在并不是说对西方闭起门来不看，这个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要求的不是一个简单化学习过程的结束，而是要更深刻地研究西方到底怎么样。很多研究还没有真正开始，因为原先我们总是在找一些比较简单的模式，找到一个简单模式就不加分析地百分之一百地美化和追捧它，其实每个模式和制度都有它的问题。摆脱了这种迷信以后，对于个别制度我们反而可以会看得很清楚。现在中国人确实到了一个需要全盘重新回过去看的时候，包括我们30年的改革，包括建国60年来的历史，包括100年的历史，包括我们以往形成的对中国几千年文明的看法，都有必要重新看。这是我讲从第一次思想解放到第二次思想解放的中心意思。

资料来源:「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12月27日)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1-21 08:3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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