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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为传媒政策创新提供思想资源 [打印本页]

作者: kokachou 时间: 2008-10-28 12:18 标题: 为传媒政策创新提供思想资源

为传媒政策创新提供思想资源———“全球传媒发展与传媒政策论坛”综述

(转帖)

2008年10月28日

（中华广告网）

全球传媒发展与传媒政策论坛”在上海大学举行。这次会议由上海大学影视学院、上海大学中外传媒政策研究中心和上海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联合举办，国内外40多位学者和业界人士参加了本次论坛。围绕“当代传媒发展与政策”这一主题，与会者畅所欲言，在理性思辨的激烈碰撞中启迪了研究思想，开阔了思路。

　　1.探讨中外传媒业的现状和发展方向

　　在大会的主题发言中，美国时代华纳公司前副总裁迈克·所罗门(MichaelSolomon)以自己的职业生涯为线索，回顾了全球范围传媒内容发行的演进和销售模式的转变。这位把神探亨特介绍给中国观众的国外传媒业资深人士认为，“内容为王，发行为帝”是如今在世界各地销售传媒产品的不二准则。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在其题为《中国出版产业增长方式的转型及其政策调整》的主题演讲中，对中国出版产业自1978年到2005年的产业规模、运营模式、出版方式、市场格局等变化进行了定量研究，指出中国出版产业至今为止仍然是粗放型、外延型和数量型的增长方式。在谈到面对外国资本的冲击等挑战时，陈昕认为，“转变中国出版产业增长方式的前提是企业化改制和市场化道路，基础是规模化和集团化，关键在于数字化和信息化”。

　　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的主题演讲聚焦于中国新闻体制改革的优先目标。他指出，中国新闻体制改革三十年来，已经出现了向整体化推进的趋势，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短中长期目标相结合的综合改革形势。他在谈到中国新闻体制改革的优先目标时说，新闻体制改革的首要问题是目标的确定。在他看来，新闻业是一个拥有多重属性的特殊产业，不同的主体对其有不同的要求。政府希望新闻体制的改革必须要保证意识形态的安全，传媒本身则希望新闻体制改革首先要保证其商业利益，而学界则提出新闻体制改革需要考虑公共利益。

　　武汉大学罗以澄教授和研究生陈刚向论坛提交了题为《虚拟与实体：传媒市场化运营的二元解构———虚拟经济研究视域下的传媒市场》的论文，论文提出，虚拟经济是理解传媒产业市场化运营的新视角，并认为，传媒虚拟经济市场和传统传媒实体经济“这两个市场不是截然分开的，二者是背离与共生的统一关系，其中产权与信用是传媒虚拟经济市场运营的主要运营条件与保障。相对实体经济市场而言，传媒虚拟经济市场是有着显著的金融绩效和经营创新的市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尹韵公研究员指出，在政治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今天，互相学习、借鉴、吸收的需求更大更迫切，新闻传播学者有责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新的研究领域内，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做出贡献。

　　2.对新媒体时代特征的把握和理解

　　新媒体研究是本次论坛上的热点话题。中国传媒大学黄升民教授等提交的论文解读了中国广电数字化战略布局，即：三军突破，有线、卫星和地面三种传输通路的全部数字化；两箭齐发，通过直播星和S波段卫星的法身，优化其数字化服务的传输通路；多元开拓：深度延展区域广电数字版图。但同时他们也指出，中国广电长期以来处于有系无统状态，各地广电机构之间缺少统一合力。另外，主力军缺失、战略短视，也成为制约中国广电数字化发展的阻力。

　　美国亚利桑那州州立大学学者吴旭在其发言中论述了新媒体对于传统媒体的影响。他从人们早已熟知的“全球化”，引申出“谷歌化”(g o o gl izat ion)这一新概念。他认为当今传媒产业存在内容的全球化和技术的“谷歌化”。吴旭预测，在新媒体的冲击下，报纸将从新闻的提供者转变为意见的提供者；电视将成为娱乐大世界，偶尔对突发新闻作集中报道；而杂志面临报纸、网络和博客的三重挑战，是在生存中面临最大危机的传统媒体形式。

　　上海大学吴信训教授和研究生李晓梅的论文《社会性别视角下博客中的女性表达和自我构建》探讨互联网上的女性博客对女性形象的构建。他们的研究发现，一些女性博客“在一定程度上继续表现和强化着传统的刻板形象”。博客“为女性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接近和使用媒体的机会，但是没有天然地增进女性性别意识的提高。只有当女性自身以及博客网站乃至整个社会的性别意识继续加强，博客才可能真正成为女性自觉平等的表达和交流舞台”。

　　3.透视中外传媒管理政策的不同特点和发展趋势

　　来自国外的学者对于各国传媒政策的特点及趋势作了介绍性报告。英国伦敦城市大学迈克·威乐（Mark Whe eler）教授回顾了欧盟电视无国界指令和影音媒体服务指令的出台背景、适用范围及其保护人权、促进文化多样性和媒体多元化的核心原则；美国Temple大学保罗·斯旺（PaulSwann）教授以宾西法利亚州东南部为例，探讨了地方传媒政策的制定和地方性传媒产业的管理问题。他认为，传媒产业可以创造巨大的产值和众多的就业岗位，被各个城市的政府视为发展当地经济的刺激因素，因此地方政府应该制定优惠政策以吸引传媒产业的投资。

　　中国学者在总结国外传媒政策带来的启示基础上，对我国传媒政策的现状及调整提出意见。中央民族大学张志教授在比较西方主要国家广播电视的体制后指出，在数字化、融合化和全球化趋势的推动下，西方各国的媒介制度和政策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型。他认为，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倾向于将视听新媒体的服务和内容纳入广播电视内容监管的范畴，实行比通信服务更加严格的监管。各国实行监管的具体做法主要包括：实行准入制度，从事试听新媒体服务的业主必须取得相应的资格；建立监测检查制度；明确网络服务商的责任；通过技术手段阻断不良内容的播出；实行网络实名制，消费者在点播和下载网络电视内容时，必须实名登陆，以便出现违法违规事件时，能够比较容易地追究其责任。

　　上海大学戴元光教授指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新闻传播就是要站在人民一边，代表人民谈话，而不是站在人民头上指手画脚。不仅传播民主，还要民主传播。

　　北京大学程曼丽教授提出，根据时间和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特殊时期等相关变量，各国政府传播控制的“强”与“弱”不是一成不变的。学者心目中的传播控制“最佳目标”和政府的“最佳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不一致的，双方在磨合中形成了“非合作的博弈关系”，而且国家越是开放、社会的民主化程度越高，政府与学者的这种互动就越频繁。

　　复旦大学黄瑚教授提出中国新闻传播法制的基本原则，最重要的有以下四条：一是党的领导的原则；二是国家发展和行政管理的原则；三是精神文明建设与“两个服务”的原则；四是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南京大学丁柏铨教授指出，我国在管理传媒新闻性产品的生产和传播时，于外需要更新管理观念和方法，于内需要加强自律和提倡反思。

　　上海大学张咏华教授在题为《境外媒体进入中国市场：上海作为个案》的发言中讨论了全球化背景下境外媒体进入中国市场，尤其是进入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的市场之现状，并分析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来，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在书报刊分销市场、广告市场、电影院市场、录音制品分销市场等领域对外资媒体进入的投资限制逐渐放宽的政策环境。

　　4.传媒业对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意义

　　天津师范大学刘卫东教授认为，国家安全的内涵已经从传统的主权、军事、领土安全等扩展到文化安全的领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文化安全预警机制和专门的法律是保证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任务。

　　上海交通大学张国良教授通过对最近10年来的《人民日报》和《文汇报》进行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发现：政治是这两份报纸报道日韩的重中之重；最为突出的议题是，中日之间的战争历史认识问题和中韩之间的“朝核”问题；媒体的报道基本达到了客观公正的要求，但对于日韩两国建构的框架有很大区别，一倾向于“对立者”、“可疑者”，一倾向于“合作者”，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大众的认知结构和价值判断。媒体报道影响国家形象和国家关系的观点在美国布里奇波特大学YanminYu教授的研究中也得到论证。YanminYu教授研究了美国大众媒体对胡锦涛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报道，得出媒体在舆论形成和外交政策的制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结论。

　　出席本次论坛并作演讲或主持会议的还有上海市哲学社科规划办荣跃民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高晓虹教授、清华大学陆地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方晓红教授、暨南大学董天策教授、上海大学许正林教授和张敏教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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