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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化”：问题与思考作者：肖佳灵 [打印本页]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8-26 08:53 标题: 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化”：问题与思考作者：肖佳灵

【编贴者按】肖佳灵博士，任教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专家。发表有《国家主权论》（时事出版社)、《大国外交：理论·决策·挑战》（时事出版社)、「西方对主权理论三次挑战的实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代表著述和论文。本文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逐渐从国际政治舞台的边缘走到聚光灯下，当代中国外交研究日益成为显学。但由于国内学界对当代中国外交研究起步晚，迄今仍没有形成一个较强的学术阵营。而国外学界则抢占了先机，占据了强势的学术高地。这造成了一种畸形的不对称状况，以至于国内学界出现了从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研究资料、议题设置、话语体系、研究队伍、成果评判等方面，都向“洋”看齐的现象。这种现象，从学理层面讲，已危及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健康发展，因为人文学科没有本土化资源的支撑是难以为继的。从现实层面讲，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影响力的扩大，国内学术界更有责任对当代中国外交的理念和战略等进行全面、透彻的研究，并用自己的思维和话语进行学理解读，这已向国内学界提出了重大的课题和挑战。本栏在编排上作了一定的技术处理。

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化”：问题与思考

作者：肖佳灵

本文从7 个方面梳理和分析了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从6 个方面提出了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化”的学理思考。主要结论是：不能盲目、机械、教条地照搬、运用既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来解释当代中国外交，只有立足于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全面和系统的研究，正确和适度地把握历史研究与现状研究的关联、基础研究与政策研究的关联，牢固建立起“本土的”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才能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良性发展。

改革开放30 年以来，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逐渐从国际政治舞台的边缘走到了聚光灯下，中国的政治与外交日益成为国内外社会科学界关注的焦点，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也日渐从“玄学”成为“显学”。

然而，近年来，国内学界在热烈展开对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讨论时，似乎仍没有把关注点投向一个基础的核心的领域，即对当代中国外交本身的研究。这个有意或无意的集体忽视，是令人遗憾的。很显然，没有对当代中国外交研究本身的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建设，何以谈及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

本文试从三个方面阐述对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化”的思考。第一部分说明问题的由来；第二部分集中探讨“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存在的学术困境；第三部分试图对如何实现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化”，提出一些非系统的点与块的思考。这些思考来自作者多年来的教学体会，也是出于作者对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学科建设的学术关怀。抛砖引玉，欢迎争鸣。

一、问题由来

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中国化”问题，其实由来已久。成因有三：

（一）国内学界对当代中国外交的研究起步晚，长期积弱，迄今仍没有形成一个较为强势的学术阵营

首先，由于冷战时期国际国内严峻的政治环境，中国外交长期被视为涉及国家安全的最神秘的领域，因此，在建国后最初的30 年间，试图对当代中国外交进行学理上的研究，实际上是具有很大的政治风险的。[1] 其次，由于这一时期，中国没有形成明确的外交档案解密制度，加上几乎没有关于中国外交的回忆录的出版，这些因素无疑都成为对当代中国外交进行系统的学术研究的客观限制。

当然，不可否认，即使是在艰难的环境中，国内学术界的前辈仍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2] 此外，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最近的20 年中，随着各项有益于学术研究的客观条件的改善，如外交档案解密制度的建立，[3] 外交回忆录、[4] 领导人重要外交文集、[5] 外交年鉴和外交辞典[6] 等的系统出版，当代中国外交研究逐渐“走下神坛”，国内学界对当代中国外交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成就。[7]

不过，由于（下文将要分析的）种种原因，中国国内这些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基础性研究成果，还没有在国际关系学界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国际学界，中国大陆学者在当代中国外交研究领域的学术影响力迄今仍然非常薄弱。[8]

（二）相对于国内研究的薄弱状况，国外学界对当代中国外交的研究不仅抢占了先机，而且经年积累，占据了强势的学术高地

如美国学界，自从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开始，就对中国的政治和外交研究投入了关注。在一些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里，都设有旨在对中国政治和外交进行全面、系统地跟踪研究的中国研究中心。迄今，在美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而稳定的研究队伍，[9] 研究所涉及的领域日渐宽泛，[10] 美国还通过不断大量出版专著和论文集，[11] 以及在一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权威期刊[12]上发表关于当代中国外交的论文，牢牢占据了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国际学术制高点。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8-8-26 17:35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8-26 08:59 标题: 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化”：问题与思考(2)

欧洲 [13]和日本 [14]早在20 世纪50 年代也分别开始了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关注和研究，发展到今天，在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明显的提升，出版了一些有影响力的学术专著和学术期刊。[15] 此外，在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对当代中国外交的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16]毋庸置疑，国际学术界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学术研究成就，各具特色，在很多方面是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的。但是，其中存在的问题也同样非常明显，如自我中心、浓厚的冷战思维，以及对当代中国政治与外交现象的不求甚解、隔靴搔痒的解读，[17] 等等。

（三）问题生成

上述（一）（二）因素交汇，引发的问题是，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和国际学术界对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形成了一种畸形的严重不对称状况。尤其是，近年来，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西学东渐”的浪潮中，这种不对称状况非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我们看到，喧宾夺主之势还在日益高涨，以至于在国内学界关于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出现了从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研究资料、议题设置、话语体系、研究队伍、成果评判等等方面，都统统向“洋”看齐的现象。

这种现象，从学理层面讲，已经危及到当代中国外交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因为，“人文学科没有本土文化资源的支撑是难以为继的，”[18] 更遑论在国际学术界占据应有的一席之地。另一方面，从现实层面讲，也向国内学术界的对中国外交理论和政策的贡献能力提出了挑战，因为，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影响力的扩大，国内学术界比以往更有责任对当代中国外交的理念、战略、原则、政策、实践等进行全面和透彻的研究，并用自己的思维和话语，对当代中国外交做出符合或接近事实的学理解读。

由于类似现象被认为是目前国内国际关系研究学界普遍存在的问题，因此有学者呼吁：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到了需要“拨乱反正”的时候。[19] 而本文的主张是，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主导权，不应继续任由其漂流在海外，为此，国内学界需要做出努力是，正视和解决问题，使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视点和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学术主导权，都尽早回归中国。

二、问题表现

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在国内学界表现出的问题，具体来说，集中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研究起点

存在的问题是，学科定位的逻辑起点模糊、学科建设思路不清晰。

如果说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现实发展，曾经颠覆了许多理论论断，但“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这一经典论断，即使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依然不容置疑。由此，从学理上看，可以认为，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对当代中国政治的研究。

然而，实际情况是，由于从1952 年到1980 年在中国大陆的高校中没有设立政治学专业，因此“根据1963 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文件而在三所高校建立起来的国际政治系”，[20] 从一开始就没有中国政治学或者外交学的学科基础可以依附，[21] 这就使得，在此后出现的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其学科定位的逻辑起点更加模糊不清。[22]

目前，根据教育部学科分类指导，政治学下设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与外交学三个二级学科。按照这种分类，对“当代中国外交”的研究，似乎可以被认为是一门三级学科，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学三个二级学科的子方向发展。

但问题是，单靠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与外交学这三门二级学科，是远不足以支撑中国外交研究的。不仅因为国际关系学本身的科学性至今仍存有争议，还因为，教学实践表明，长期以来形成的从国际政治理论或国际关系实践出发，而不是从中国政治与社会本身的发展逻辑出发，来分析和审视当代中国外交。

这种本末倒置的教学和研究思路的后果之一就是，国际政治专业的本科学生由于未能得到系统和严格的政治学和中国政治等专业课程的训练，往往对西方外交体制相关基础知识的了解远甚于对中国外交体制相关基础知识的了解，[23]甚至误以为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不过就是等同于中国对外关系研究。[24]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8-8-26 09:15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8-26 09:06 标题: 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化”：问题与思考(3)

分析表明，在国际学术界，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一般被视为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延伸或者衍生。国外大学里的中国外交研究专业通常是设立在政治学系，而大多数真正有造诣、有功力的中国外交研究者或外交官，其学术背景也往往是中国政治或者是中国历史。同样，在中国国内学术界，那些对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做出了真正有价值的学术贡献的学者，也往往具有较为深厚的政治学、历史学或哲学的学术涵养或专业背景。

如果说，当代中国外交研究最初不是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生根，而是从国际政治研究中发芽，因而其学科设置的逻辑起点有些先天不足，那么，从1980 年政治学专业重新设立至今，中国的政治学学科建设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应该说这为改变中国外交研究与中国政治研究的严重脱节的状况提供了良好的学理基础。

然而，令人堪忧的问题是，其一，近年来，高校的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外交学学科不是在日益交融，相反，各立门户正成为趋势；其二，在更多的完全没有政治学专业的高校里，国际政治系仍在不断增建之中。[25]

（二）研究方法

这里最突出的问题是，对西方流行的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盲目崇拜和教条主义运用。

无疑，在研究国际政治或研究当代中国外交时，方法论是不可或缺的理论指导，也必须要运用一定的研究方法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以完成一个完整的逻辑思辨的过程。而由于中国传统治学方法与西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治学方法有所不同，使得我们非常愿意了解和学习西方成熟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并尝试运用各种新的先进的研究方法。

然而，一旦陷入对某种方法论的盲目崇拜或机械地照搬某种新的研究方法，可能就难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比如，曾经在我们大力提倡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来研究国际问题和外交问题时，唯心主义方法论被彻底打入冷宫，其结果之一就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国内学界无人触及对国家领导人的外交心理或外交行为的研究。

而新的问题是，近年来，国内学界似乎正日益陷入另一个极端教条主义的泥沼，即在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和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言必称现实主义、言必称自由主义、言必称建构主义，[26] 以至在检索近年来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专业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毕业论文以及相关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时，已经很难看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字眼，相反，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成为“时尚”，而建构主义则更是“在短短的四五年间迅速占据中国大学、研究所、杂志社的话语阵地”。[27]

尽管，当一部分学者在向“建构主义革命”高歌喝彩时候，也确有另一部分学者开始大力呼吁要在方法论问题上“破洋立中”，认为中国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和研究方法已经走过了引进和学习阶段，应该改变迄今由外来引进方法论占据主导地位的现状，进行方法论创新，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不过，方法论究竟是拿来主义好、还是破旧立新好？其实并非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问题。

因为方法论不是真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从来就不存在一种可以完整解释一切问题的方法论。研究方法也从来没有什么固定的程式，先进的研究方法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传统的研究方法的过时。[28]实践表明，随着人类对自身和对世界认识的加深，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和研究方法，一直处于被不断创新的历史进程中。而最终决定社会科学方法论发展趋向的，是思想家或理论家的客观处境和主观立场，而非空穴来风，至于研究方法的选择和创新，则通常由命题本身的性质所决定。[29]

概言之，学习和借鉴各种先进的方法论和研究方法，仍然是值得提倡的学风，但需注意的是，当我们尝试运用一种方法论来考察中国外交，或运用一种具体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外交具体问题的时候，对于这种方法论的本质或这种研究方法的原理，须兼有学术宽容和学术批判的慧眼和精神，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重蹈因教条主义式的崇拜而误导学术研究的覆辙。[30]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8-8-26 11:25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8-26 09:30 标题: 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化”：问题与思考(4)

（三）研究资料

在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文献利用方面，国外学者在引经据典时，注重使用中文的一手材料，而国内的一些研究者却往往以外文的资料作为权威的索引。于是乎，一些“进口的”或“出口转内销”的二手资料，常常大量地出现在有关当代中国外交的论文的注释中。

毋庸讳言，如前所述，长期以来外交档案解密制度缺席和具有学术价值的外交回忆录出版不足，使得有关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中文原始资料严重稀缺，远远不能满足研究者的需求。但是，就是在同样的研究资源稀缺的情形下，美国学者Doak Barnett 却通过多年坚持不懈的访谈、艰苦的田野调查、细致的文献分析，在20 世纪80 年代出版了专著《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尽管书中的一些陈述和判断存在不实或偏颇之处，但该书还是被视为填补了国际学界关于当代中国外交体制研究的空白，长期被奉为该领域的权威扛鼎之作。

由此可见，在研究资料的问题上，进行主观反省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目前，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大量与中国外交密切关联的基础性原始文献，如建国以来颁布的宪法及其修正案，党章及其修正案，历届党代会决议和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外交的部分，各种与外交相关的白皮书，[31] 建国以来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阐述外交的文选，在不同场合关于中国外交的讲话集，中外条约文集，等等，都已经比较容易找到。

但是，在研究中国外交时，研读分析原始资料，迄今仍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至于需要付出艰苦劳动的访谈、田野调查工作和查阅原始档案的坐冷板凳的工作，虽是获得一手材料的最佳途径，但限于经费和研究习惯，国内学界有待努力的空间仍然非常大。

（四）议题设置

议题设置的意义在于，它关乎国家的外交问题意识和外交思维方式。

大多数西方国家，尤其是像美国这样的大国，在国际政治和外交关系的议题设置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它们往在自己的外交问题意识主导下，通过在不同时期提出各种不同的国际政治或外交关系议题，主导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理论甚至现实的外交政策的演进方向。[32]

相比之下，中国在近60 年的外交实践中，虽然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取得了丰硕的外交成果，在各种外交场合也日益自信，但是，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政策层面，迄今中国仍很少主动地为国际政治或外交关系的发展提出或设置议题，这使得中国外交长期以来基本上是处于一种相对被动的状态，或者说，中国总是在被动地回应各种非内生的、由外部预设或强加的外交议题。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国际社会提出的各种肯定中国、或批判中国、或涉及中国的议题更是层出不穷。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类：

第一，矛头直接指向中国、且倾向于对中国不友好的“激进议题”。比如，在冷战结束后，针对中国国力不断增长，以美国为主的一些西方国家“不约而同”地相继在一些重要的学术期刊和主流媒体上，炮制和渲染“中国崩溃”、“中国威胁”、“中国责任”、“中国国际贡献”、“中国非洲新殖民”、“中国制造”等等夺人眼球的议题，试图通过这种强大的议题攻势达到“妖魔化”中国的目的。这类议题无疑对中国的理论和现实的回应能力提出了明确的挑战。

第二，与中国相关、但与中国外交关注重点有序位差别的“温和议题”。由西方学界或政界创制的国际议题，往往首先反映了西方各国自身的现实困境和突破困境的问题意识。虽然大部分议题往往都会以一个冠冕堂皇的概念出现，而且一些议题应该说也不悖于中国的国家利益。[33]

但由于在国际政治现实中，各国的发展阶段不同，并非所有那些被西方发达国家在当下置于首位的议题，就一定是目前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也必须要优先去重视的议题，因此，如何有理有利有节地回应这些“温和议题”的挑战，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用高超的外交政治智慧和灵活而恰当的外交举措予以回应。

第三，在国际政治和外交关系中，无论是理论议题还是政策议题，其实质都是具有价值判断和价值导向的。但由于在理论议题和政策议题之间有时很难明确划出界限，而且这二者很可能相互转化，因此，一些议题往往具有“暧昧”的特点。

对此类“暧昧议题”，必须要准确辨别和剖析议题倡导者的真实背景和意图，[34] 分析议题导向的后台力量，把握议题发展的趋势，避免掉入陷阱。近年来，中国虽然成功避开了“北京共识”这个典型的“暧昧议题”的陷阱，[35] 但是，未来继续出现这类针对中国的“议题陷阱”，恐怕仍在所难免。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8-8-26 09:38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8-26 09:37 标题: 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化”：问题与思考(5)

（五）话语体系

与中国外交研究相关的话语体系，也可分为理论话语体系和政策话语体系。对此，国内学界目前存在的普遍问题是：其一，二者混淆不清；其二，薄“中”厚“洋”。具体表现是：第一，往往把西方提出的政策话语当成理论话语，如人权外交等。

第二，对中国自己的政策话语缺乏透彻理解，甚或用西方的理论话语来生搬硬套地诠释或检讨中国的政策话语。把美国的“公共外交”与中国的“公众外交”张冠李戴[36] 即为典型案例。第三，对西方理论话语盲目崇拜，缺乏批判精神。大量的论文都想当然地以西方理论中的概念和逻辑为标准，来衡量、诠释和批判中国外交，却很少反思西方理论的局限性。[37]

第四，对中国提出的理论话语缺乏足够的自信。尤其是当中国的外交话语不符合西方的政策期望，或者在西方的理论中找不到相对应的概念时，没有足够的学术勇气坚持己见。比如“和谐世界”一词刚出现时，因为在美国主导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体系里几乎找不到一个相对应的术语或概念，所以，国内曾有一些学者对这一中国特色的“外交话语”能否被国际社会认同产生疑虑。

当然，造成中国外交话语的弱势状态，还有一个必须正视的外部原因，即美国主导的西方学界在国际关系和外交研究中“话语霸权”。长期以来，美欧各国尤其是英语国家在学术用语中的话语霸权垄断，主导了由外而内的对中国外交话语的解读，不仅造成了一些话语误读，甚至出现了不少话语歪曲。[38]

（六）研究队伍

严格地说，“当代中国外交研究”是一项跨学科的研究。除了良好的外语能力和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史等从事国际关系研究所必备的基础知识以外，就当代中国外交研究而言，还需要有广博扎实的历史学（中国史、世界史、其他相关国家的国别史）、哲学（古今中外哲学）、政治学（中外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史）、宗教学、国际法学、经济学和世界经济、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等知识结构。因为，无论是从宏观、中观，还是从微观层面研究当代中国外交，都需要了解古今中国，了解马列，了解当代西方，了解当代世界的变迁。

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在中国大陆起步较晚，虽然自20 世纪90 年代以降，在中国国内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队伍在不断扩大，当代中国外交研究日渐成为“显学”，但显然，并不是每一个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自然就是当代中国外交研究领域的专家。培养一批具有扎实的文史哲理论功底，能够继承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前辈们严谨治学的学风，自律自觉地将灵感、火花与脚踏实地的钻研结合起来，潜心从事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专业人才队伍，已是当务之急。

（七）学术成果

目前，在国际学术界可以发表当代中国外交研究论文的权威期刊主要集中在欧美国家。而由于外交研究本身的政治敏感性、微妙性和“冷战思维”、“意识形态”等客观因素的存在，事实上影响了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在这些期刊上的发表，因而，迄今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关于当代中国外交论文的中国学者，仍主要以“海外中国学者军团”为主。[39]

至于在国内学界，一方面，围绕着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科研成果是否“应该”以外文出版为最高级和是否“应该”以外语教学为最高级这一学术标准定位的问题，迄今仍存有争议；另一方面，在社会科学领域，如何创建中国权威的外文学术期刊，以及如何提高现有外文学术期刊的质量，扩大现有外文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力，从而使更多的中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能够受到更为广泛的国际关注，这也是极为有益但仍待努力的工作。

此外，鉴于目前国内唯一以《中国外交》冠名的期刊，只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复印资料汇编，因此，是否有必要创设一种《中国外交研究》专业学术期刊，或许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8-8-26 09:39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8-26 09:47 标题: 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化”：问题与思考(6)

三、问题思考：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如何回到中国

费正清曾在其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序言中，讲到一句研究中国问题的心得，他说：“中国是不能仅仅用西方术语的转移来理解的，它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生灵。它的政治必须从它内部的发生和发展去理解。”[40] 这句话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已成为过去的传统中国政治和外交史的解读，而且对于我们正确解读正在发生的当代中国政治和外交，也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其实，正因为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在当代中国外交研究领域积弱太深，反而为今后的研究留下了广阔空间。当然，当我们在思考如何使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回到中国时，首要的不是什么填补空白，或者去与国际学界叫板，而是要脚踏实地地从一些最基础的问题着手。笔者认为，在当代中国的外交哲学、外交思想、外交体制、外交运作（实践）等各个领域都有很多兼具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选题值得去潜心研究。以下就提出一些点和块的思考，以抛砖引玉。

（一）历史与现状的关联

袁明教授曾中肯地指出：“所有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国际政治实践，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是将这些实践变成一种历史哲学。……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绝不是一种书斋中的概念的自我循环。那些著作之所以能够站得住脚，其根本在于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切关注。……从大的方面看，西方的国际关系史，表明上是一部西方的文明史、扩张史，其背后的基本观念和思想，其实就是一部西方‘精神的历史’。

这种‘精神的历史’也是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本源性思考的起点，或者说是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核心价值观。……我们看到的国际关系的各种表象，西方大国的各种外交理论、外交政策，外交战略，其实都是出于他们的‘精神历史’的本原……，只是，复杂纷繁的世事，一旦被透彻简洁的方式提高到哲学境界，它们便走出了粗俗和原始，便具有了知识的美感。”[41]

之所以大段引用这段话，是因为它透彻地道出了历史研究与现状研究之间的内在关联。研究当代中国外交，也必须有正确的历史史观。

大的历史观，是把当代中国外交史放在整体中国外交史中来考察。因为，无论新中国的成立、建设，还是新中国政治和外交的萌芽、成长，都与中国古代历史、中国近代历史（1840-1949）和建国前的中共党史（1921-1949）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科学的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绝不等同于对当下一些中国外交热点问题的研究，其跨度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近60 年的外交史，包括中共在建党之后到建国之前的28 年间的对外关系史，并且在探析当代中国外交理念的传统政治文化根源，或分析一些历史遗留的外交问题如边界问题时，还完全有可能将视角向前继续延展到对中国近代外交史，甚至中国古代外交史的研究中。

小的历史观，是把当代中国外交本身作为一个独特的历史阶段来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基于一个独特的历史起点，近60 年来，共和国的外交经历也非同寻常。当代中国的外交事业白手起家，外交资源从无到有，从少量到丰富，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可以说，当代中国外交走过的每一步历程，都是波澜壮阔的当代中国精神历史的一个缩影。概言之，只有从整体上把握好历史与现状的关联，才能够透彻理解当代中国外交的历程，理性把握当代中国外交的现状。

（二）外交与内政的关联

当代中国外交与内政的关联体现在众多层面上。这里简单地谈谈二者在战略层面和体制层面的关联。

首先，国家发展战略与外交战略的关联。一般而言，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交服务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但是，作为一个在冷战格局中诞生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特殊的生存环境使得中国外交和内政的关联，在前30 年表现为一种“外交影响内政”的非常形态。[42] 直到冷战趋缓，中国审时度势，及时调整了国家发展战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后30 年，外交与内政的关联才回到了“内政决定外交”正常形态。

虽然，“中国到底有没有外交战略”，迄今仍是一个经常被国际学界提及的问题，但是，在厘清了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和外交战略之间的关联之后，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实践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交战略实际上就寓于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之中。比如中国倡议设立“上海合作组织”和积极倡导“六方会谈”，实际上就与中国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东北振兴战略密切关联。

可以说，这两项外交举措实质上就是服务于国家的两大发展战略，或者说，是国家发展战略这一最高内政在外交领域的延续。[43] 由此可见，只有正确理解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和外交战略之间的关联，才能正确解读中国的外交战略，并有力驳斥所谓“中国扩张论”、“中国威胁论”等西方话语逻辑。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8-8-26 11:27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8-26 10:04 标题: 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化”：问题与思考(7)

对当代中国外交体制与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关联性的研究，也依然是一个相当薄弱领域。当代中国外交体制只是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研究中国的外交体制必须从研究当代中国宪法的演变、政治体制的演变、人大与党政军关系的演变这些角度着手。

换言之，随着当代中国宪法与政治体制的跌宕起伏的演进，当代中国外交的运作体制也经历了从建国前的组织准备，到建国后的初创、破坏、重建、制度创新等几个阶段的发展。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内涵和特征。比如眼下正在酝酿的大部制改革就意味着原来在国务院各部委内部设置的负责本部门一些对外业务的涉外司之间需要进行大规模整合，相应地，其与外交部的协调关系也面临着重大整合。这也是内政外交在体制上联动的一个生动案例。[44]

实际上，世界各国的外交与内政的关联，在不同的时期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不同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并不是民族国家体系中的另类。既然国内学界在研究其他国家的外交体制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少成就，那么在学理上，清楚梳理、准确描述建国近60 年来中国外交与内政的关联，无疑也是当代中国外交研究最应该认真完成的课题之一。

（三）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无论是在单一制国家还是联邦制国家，考察外交决策、运作过程中的央地关系，历来是对一国外交体制研究的重要内容。因为，在外交外事领域中，央地关系的形态及其关联，往往被作为考察一国政治体制民主化程度的一个视角。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具有独特的政治制度和民主制度。建国以来，央地在外交外事领域的分工协作，有着非常丰富而独特的实践经历。尤其是改革开放30 年来，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加速，地方参与国家外交、外事活动的空间和能力空前拓展和加强，无论是沿海城市、[45] 沿边省市、[46] 内地省份还是港澳特区，[47] 都在积极以不同方式或影响国家的外交决策，或承担国家的外交和外事任务。

实践表明，在当代中国，中央与地方在外交外事领域的协作，为丰富“次国家行为体”外交角色理论提供了独特的分析样本。学术研究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从法理层面、制度层面、运作层面对在外交外事的决策、运作中的央地关系做出梳理、分析、归纳，提炼出一套关于在社会主义共和国政治制度下的“央地关系”的独特话语解释体系，以此构建中国的“次国家行为体”外交角色的理论。

（四）基础研究与政策研究的关联

当代中国外交的研究对象总体上包括外交哲学、外交思想、[48] 外交体制、[49]外交实践[50]等，具体内容的研究可在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三个不同层面 [51] 展开。本文认为，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研究大致属于基础研究的范畴，旨在探寻外交的规律，而中观层面的研究一般更倾向针对问题，提出对策，故属于政策研究范畴。

当代中国外交的基础研究主要指对当代中国外交所涉及的相关知识进行系统梳理，在知识体系化基础上，与其他一级学科中的相关理论和基础知识进行跨学科整合，[52] 从而建立起完整的中国外交学科体系。基础研究是当代中国外交理论建设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政策研究，则包括政策建言、政策反思、政策批判，等等。当然，无论是建言、反思还是批判，实证研究和实证评估都是不可或缺的程序，[53] 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从问题到建议的逻辑推断。[54]

虽然从理论上说，其实很难在基础研究和政策研究之间划出泾渭分明的界限，但对于研究者而言，研究的目的应该是可以清晰界定的。[55] 在中国外交迅速发展的今天，全面的基础研究和扎实的政策研究都不可偏废，二者的有机结合，才能为中国外交理论的健康生长提供优质土壤。因此，目前的政策研究门庭若市，基础研究门可罗雀的现象也是极待改观的。

（五）与时俱进，巩固中国的话语体系

应该说，新中国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在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都提出了自己的外交政策话语，[56] 并形成了一套独立自主的外交话语体系，比如，“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新安全观”、“求同存异”、“和谐世界”等等。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8-8-26 10:05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8-26 10:12 标题: 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化”：问题与思考(8)

然而，目前中国的外交话语体系却面临着来自内外双重挑战，当下的任务是：第一，既要敢于创新外交话语，同时也要敢于调整外交话语。[57] 近30 年来中国的外交政策话语经历了几次重大调整，有被动型的外交话语的提出和调整，也有主动型的外交话语的提出和调整，[58] 这表明中国外交政治智慧更加成熟，对外交话语意义的理解也在日益加深。

第二，从“自言自语”的话语体系转向“对话沟通”的话语体系。从“宣言”式话语到“对话”式话语，标志着中国外交思维方式正发生从务虚到务实的转变。尤其是对尚处于“话语弱势”的中国来说，今后在提出中国的外交概念、政策、原则、理念时，不但要明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图，并且要在话语中包含有广义的关怀，让对方能够明白、理解和接受。[59]

第三，建立或巩固话语体系，绝不等同于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化。[60] 西方的外交话语来源于西方国家的国际政治经验，中国的外交话语也必须来自中国的国际政治经验。由于客观存在的东西方政治传统和政治观念的差异，无论是对传统中国政治与外交的解释，还是对当代中国政治与外交的解释，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在不同立场、使用不同的表述话语中，自然都难免带有各自深刻的政治文化背景留下的印痕。

但如果只是一味地生搬硬套西方话语，就不仅将使我们失去对西方外交话语的局限性及其实质进行理性批判的能力，还容易使中国学者在不知不觉中丧失自己的话语思维的主体性。对此，有学者明确提出，在建立话语体系时，“中国需要建设中国思维的主体性。失去了这个主体性，思维被美国化或欧洲化，中国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尤其是一个可持续的大国。”[61]

最后，从狭义的外交语言角度看，汉语作为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具有国际公认的法定外交地位，所以，努力巩固和提升汉语在外交话语体系中的地位，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比如，在国际会议、国际交流中，若以中国外交为主题，尤其是在中国本土召开的会议或进行的交流活动，要逐步提出工作语言的双语使用。[62]

这一点日本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此外，有关中国外交相关词汇的翻译，也要掌握中译英的主动权。[63] 至于一些具有特定中国政治文化内涵的词汇，即使已经有了约定俗成的翻译，现在也有必要纠正一些不贴切的译法。[64]

（六）研读当代中国外交的原始文献和经典文献

读经典文献，包括读中国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经典，三者不可偏废。这其中，读中国的经典是核心，包括古代、近代和当代的经典外交文献。每一类经典都需要进行认真的梳理、筛选。读原始文献，在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就是要研读宪法、党章、历届党代会决议、政府工作报告、外交档案，等等。

建国以来的每一项外交政策、外交原则、外交战略的提出都有特定的时代背景。读经典文献和原始文献，旨在探寻特定外交话语所由产生的真实语境，这是正确解读外交政策、外交原则、外交战略、外交理念真实含义的学术正途。忽视原始文献或对经典断章取义，往往导致对中国外交的误解甚至歪曲。例如对“和谐世界”目前有两种不同版本的学理解读，[65]究竟哪一种解读更符合这一外交话语的确切含义，恐怕还得找到这个话语的原始出处。

四、结语

什么是“本土化”、“中国化”？这其实是一个难以给出明确答案的问题。自鸦片战争以来，振兴中华是中国几代知识精英不断求索的梦想，也是中国正在进行的国家现代化建设所追求的目标。当代中国外交的使命是服务国家建设，服务国民利益，服务世界和平。

实践表明，当代中国近60 年的外交努力，不仅维护了国家的最高利益，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为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而且对于丰富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外交学理论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独特而生动的研究样本。既然当代中国外交的实践对国际关系学和外交学的发展做出了如此巨大而独特的贡献，为什么说明、解释当代中国外交的主导权不能由自己掌握呢？

对于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本土化”或称“中国化”问题，本文思考的基本结论是：不应只盲目、机械、教条地照搬、运用既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来解释中国外交，而应从马列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经典论述、从近现代以来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从中国自古至今的经典外交文献这三大理论源泉中，均衡地吸取营养，并用现代中国人的问题意识、人文关怀、思维立场和话语体系，对1949 年以来中国独特而成功的外交实践，进行系统的知识化、学科化和理论化建设。

只有把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视点首先投向当代中国外交的现实样本，才能扬长避短，去伪存真，才能为最终在国际学术界赢得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主导权奠定一个坚实的学术基础，才能最终改变中国外交在国际社会中“理”未必屈而“词”穷的被动局面。[66]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8-26 10:15 标题: 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化”：问题与思考(9)

注释：

[1] 冷战时期，全球笼罩在核战争的阴影下，各国外交都被神秘化，在那样的国际背景下，当时中国的国内政治环境，也笼罩着神秘的气氛。1978 年以前，国家所有重大的政治活动都实行严格的信息封锁。例如，现在中国发射卫星、发射神州6 号，等等，都是提前预告的，但是在1973 年6 月，中国成功爆炸氢弹，有关消息，是在2 天之后才在《人民日报》上公布。而当时在北京的各国外交官只能根据（西北地区）所有飞机航班取消的现象，来判断有大事在发生。再比如，现在开全国人大、政协、党代会等也都是提前预告的。这样，其他国家一般也不会在三会会议期间提出重要来访的要求。但在30 年前的1973 年8 月24 日至8 月28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是高度保密的，这个消息也是在会议闭幕2 天后才见诸于8月30 日的《人民日报》。外界都不知道中国领导人在忙着开会，结果给外交工作造成很多不便。比如，在这次秘密的党代会期间，美国第一任驻华联络处主任戴维•布鲁斯因要回国述职并讨论基辛格10 月访华的事情，希望在回国前拜见周恩来和乔冠华。他通过副外长提出请求，但结果却石沉大海，以至于他怀疑，中国对美国的政策是否有所改变。后来他虽然明白了其中原因，但仍很难理解中国政治的这种高度的神秘性。事例参见徐珏：“70 年代的中国外交体制和风格――戴维•布鲁斯的驻华印象”，载肖佳灵、唐贤兴主编：《大国外交》，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 年版。

[2] 比如，外交学院从上世纪60 年代开始，就着手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教材，此后终于在1988 年出版了中国大陆第一本《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史》的教材。这本以编年史为体例的教材，第一次系统地梳理了当代中国对外关系，为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做出了奠基性的工作。

[3] 1998 年开始，外交部档案馆开始了解密开放档案工作，并在1999 年成立了外交档案鉴定开放领导小组。2004 年1 月16 日外交部举行了“外交部开放档案借阅处”揭牌仪式，明确公布了《外交部档案馆开放档案暂行办法》。随后，首批开放了外交部1949-1955 年间形成的档案9997 卷中的3000 多卷共1 万多份文件，占全部档案的30％左右。第二批外交部1956-1960 年形成的档案，经解密后，于2006 年5 月10 日正式向社会开放。本批开放的档案共25651 件，366551 页。外交档案解密制度的建立，表明中国的外交工作透明化正在与国际通行惯例靠拢，也使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学术环境的改善有了实质进步。

[4] 1981 年《彭德怀自述》出版首次披露了中央在讨论是否出兵抗美援朝时曾出现意见分歧的一些情况，当时引起了小小的轰动。1983 年伍修权出版了外交回忆录。此后，外交回忆录出版沉寂了近10 年。进入20世纪90 年代，尤其是在建国50 年前后，出版了一批外交部副部长级以上官员的回忆录，如钱其琛、耿飚、冀朝铸、韩叙、熊向晖、黄华等。虽然，对于迄今已出版的约50 种的各类外交回忆录的学术价值，学界仍有争论，但毕竟，它们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开拓者、亲历者留给学术研究的一笔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5] 如《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版；《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年版。

[6] 如外交部主编：《中国外交》1983-2006 年，各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主编：《世界知识年鉴》，1982-2006 年，各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主编：《国际形势年鉴》，1983-2006 年，各卷，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上海分社、上海教育出版社；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年版。

[7] 如关于当代中国外交思想研究有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关于当代中国外交体制研究有张历历：《外交决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年版；涉及当代中国外交哲学研究有赵汀阳：《天下体系》，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年版，等等。有关冷战史与中国外交领域，资中筠、牛军、沈志华和朱明权等学者也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

[8] 迄今只有王缉思、吴心伯等为数不多的中国大陆学者在与中国外交相关的英文权威期刊或有影响力的英文专著中，发表了相关论文。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8-26 10:18 标题: 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化”：问题与思考(10)

[9] 根据David Shambaugh 在2006 年的统计，目前美国已经大致形成了注重研究中国外交和注重研究中国安全这样两个团队，研究人员主要分布在美国高校和智囊机构及基金会两个领域。其中在高校从事中国外交研究的著名学者，从东部向西部有：Alastair I. Johnston (Harvard); Robert Ross (Boston College); Taylor Fravel (MIT); Samuel Kim (Columbia); Allen Carlson (Cornell); Avery Goldstein (Pennsylvania); Thomas Christensen (Princeton); Andrew Scobell (U.S. Army War College); Wang Hongying (Syracuse); Hao Yufan (Colgate); David Lampton (Johns Hopkins); Robert Sutter (Georgetown); Nancy Bernkopf Tucker (Georgetown); Margaret Pearson (Maryland); Shu Guang Zhang (Maryland); Warren Cohen (Maryland-Baltimore County); David Shambaugh (George Washington); Harry Harding (George Washington); Michael Yahuda (George Washington); Phillip Saunder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Yong Deng (U.S. Naval Academy); Li Hongshan (Kent State); Quansheng Zhao (American); Liu Guoli (Charleston); Wang Fei-ling (Georgia Tech); Wang Jianwei (Wisconsin-Steven’s Point); Ming Wan (George Mason); Chen Jian (Cornell); Qiang Zhai (Auburn); Yu Bin (Wittenberg); Thomas Moore (Cincinnati); June Dreyer (Miamin); Kenneth Liberthal (Michigan); Ed Friedman (Wisconsin); Suisheng Zhao (Denver); Peter Hayes Gries (Colorado); Li Xiaobing (Central Oklahoma); Allen Whiting (Arizona); Susan Shirk (California-San Diego); Lowell Dittmer (California- Berkley); and Mel Gurtov (Portland State).在智囊机构也有一些专家从事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研究。其中包括在华盛顿地区的Michael Swain and Minxin Pei (Carnegie Endowment); Alan Romberg (Henry L. Center); Richard Bush, Jing Huang, and Jeffrey Bader (Brookings Institution); Nicholas Lard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Bates Gill, Bonnie Glaser, Kurt Campell, and Derek Mitchell (CSIS); Banning Garrett (Atlantic Council); Ted Galen Carpenter (Cato Institute); Roy Kamphausen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John Tkacik and Peter Brookes (Heritage Foundation); Dan Bulmenthal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David M. Lampton (Nixon Center); Evan Medeiros (Rand); and David Finkelstein (CAN corporation)和华盛顿地区以外的Elizabeth Economy and Adam Segal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in New York), Jing-dong Yuan (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Danny Roy (Center for Asia-Pacific Security Policy Studies in Honolulu).

[10] 在20 世纪50、60 年代着重研究当代中国外交中的传统、历史、意识形态和现实主义因素；70 年代着重研究战略三角和党内斗争因素与中国外交；80 年代，关注制度、观念和行为因素的变化；90 年代以降，对中国外交的研究进入大调整和转型，出现了许多新的关注点如中国崛起、中共外交政策史、中国与冷战史、外交决策、中国的国际事务的观念尤其是对美国观念、中国在国际机制中的作用、中国的双边和地区关系，等等。进入21 世纪，中国外交更加成为研究焦点，在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于2006年合编出版的著作中，提出了新时期对中国外交与安全研究的20 个新视点。

[11] 限于篇幅，此处无法一一列举，部分可参见David Shambaugh, “A Bibliographical Essay on New 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Thomas W. 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 ed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Appendix, pp. 603-617; Robert G. Sutter, “Australian Perspectives on China’s Approach to Asia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China’s Rise in Asia: Promises and Perils, La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5, Appendix, pp. 281-287.

[12] 有影响力的期刊包括Foreign Affairs, Foreign Policy, The National Interest, and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等。

[13] 欧洲在20 世纪50 到60 年代，主要是少数的传统汉学家和新闻记者关注中国外交的进程；70 年代以后，随着中欧建交国家的增多，一些政治家和基金会也开始研究中国外交；80 年代以来，欧洲各国一些著名大学和智囊机构相继成立了中国研究中心；到90 年代，在欧洲已经形成了一个从欧盟委员会到私人跨国公司、大学研究人员和教授、智囊机构等各类组织组成的从地区到国别的中国政治与外交研究网络。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8-8-26 10:19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8-26 10:42 标题: 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化”：问题与思考(11)

[14] 日本学界对中国政治和外交的研究一直具有高度的传承性，从高校到科研机构，形成了一个较为严密的研究梯队。其中已经出版了与中国外交相关研究著作的著名学者有毛里和子、天儿慧、冈部达味、国分良成、小岛朋之、田中明彦等，新一代学者有青山瑠妙等。

[15] 如China Quarterly 等。

[16] 详见Robert G. Sutter, “Australian Perspectives on China’s Approach to Asia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China’s Rise in Asia: Promises and Perils, Appendix, pp.281-287.

[17] 仅举一例说明。笔者2000 年在东京大学旁听一位日本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讲授“中国政治与外交”，一次，教授曾给学生播放一张1999 年中国建国50 年国庆阅兵式上“女子民兵方块队”行进的幻灯片，教授向学生提了一个设问句：知道什么是“女子民兵”吗？女子民兵平日就是商店里的普通女营业员或者是在田间地头干活的普通农妇。课后，有学生来问笔者，是否中国全民皆兵？至于在学术论文中，类似“尼克松得到毛泽东的接见如同古代朝贡使者得到中国皇帝的接见”之类的判断，可以说不胜枚举。

[18] 笔者在两年前曾就“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化”问题与相兰欣教授交换过看法。相兰欣教授在2007 年出版的新著中再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对这一问题的担忧。参见相兰欣：《传统与对外关系——兼评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年版。

[19] 相兰欣：《传统与对外关系——兼评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2007 年版。

[20] 梁守德：“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的探索”，载郭树勇主编：《国际关系：呼唤中国理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23 页。

[21] 对此，有学者指出，作为学科的“国际关系学”，在中国是一种半生不熟的拿来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既无理论基础，更无自身特色。参见相兰欣：《传统与对外关系——兼评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2007 年版。

[22] 1964 年建立国际政治系时，三校分工的侧重点分别是：北京大学重点研究第三世界和亚非拉反帝反殖运动；人民大学重点研究苏联东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复旦大学重点研究西欧北美和世界经济。当时，三校国际政治系都没有研究中国外交的任务，故对当代中国外交的研究仅限于外交学院。

外交学院曾于1964年开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1949-1964）”的课程，但当时只是出了内部版的讲义。之后，直到1988 年才正式出版了国内第一本《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史》教材。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则直到20 世纪90年中期，才陆续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分别开设了“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和“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两门课程。

[23] 笔者对本科生和硕士生的多次课堂摸底测试的结果表明，学生们大都能够比较准确地说出美国战后历任总统、国务卿的名字，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任国家主席和外交部长，却鲜有能够完全答对的。

[24] 在“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讨论课上，凡涉及当代中国外交哲学、思想、体制等议题，发言者寥寥，而有关当代中国的双边或多边外交实践的专题，发言者踊跃。

[25] 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07 年国内已有近70 个高校设立了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或外交学系。

[26] 仅从中国国内与建构主义相关的论文来看，近年来已遍及各主要国际关系理论杂志，且在政策建议里明确涉及对日思维、伙伴关系、和平崛起等战略议题，有学者甚至提出：“和平崛起的理论研究，其逻辑起点在于建构主义”，应“将建构主义为切入点重读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参见郭树勇主编：《国际关系：呼唤中国理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250、252 页。

[27] 有学者统计，单就论文发表一项，近几年国内的建构主义相关论文，已接近美国近10 年同项作品数量的总和。参见郭树勇主编：《国际关系：呼唤中国理论》，第248 页。

[28] 如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经历了18 世纪的理性主义、19 世纪的历史主义、20 世纪的实证主义的发展轨迹，但经典的历史哲学研究方法，在21 世纪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参见洪涛主编：《历史与理性》，复旦政治学评论第5 辑，编前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3 页。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8-26 10:48 标题: 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化”：问题与思考(12)

[29] 一个问题往往或为价值性命题或为实证性命题，当一个问题兼具价值性命题和实证性命题的特征时，用什么研究方法则取决于研究的目的，究竟是理论指向还是政策指向。

[30]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备受国内部分学者推崇的“建构主义”在其所由产生的西方学界内部其实已经遭到了严厉批判，如肯尼思•沃尔兹就提出，建构主义根本不是理论，很难指明它到底对什么做出了解释。参见[美]肯尼思•沃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 年版，第18 页。

[31] 截至2007年中国政府已经公开发行出版各类白皮书24种，其中与中国外交有关的包括国防白皮书、人权白皮书、宗教白皮书等等。

[32] 如“邪恶轴心”议题，最终导向了“伊拉克战争”和“朝核危机”；“失败国家”议题，最终导致了“人道主义干预”；而所谓“民主和平论”议题，则不仅为冷战思维的合理化延续，而且为一些国家试图建立所谓“民主国家军事同盟”等提供了理论口实。

[33] 比如“可持续发展”、“全球治理”，“减少温室排放”，等等。

[34] 目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政治议题的倡导者可能是政府、学者、智库或者非政府组织，等等。

[35] 林立民认为，“北京共识”一方面是对中国的肯定，另一方面反映出西方实际上仍担心中国与美国争夺软实力，仍有“中国威胁论”在内（《瞭望》2007 年第42 期）；郑永年认为，当西方一些人热炒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之争时，中国领导人保持了鲜明的理性，并没有接受似乎有利于中国构造自身国际话语权的“北京共识”。从今天来看，拒绝“北京共识”，有先见之明（新加坡《联合早报》2007年7 月24 日）。

[36] 在中国的外交话语体系中，针对他国公众的外交，长期以来被称为“人民外交”（people-to-peoplediplomacy）。包括由政府主导的对海外各国公众的外交（如驻中国外使领馆的外交官都有责任向驻在国政界要员、社会名流和广大民众介绍中国的国情或解释中国的外交政策；由各省市政府主导建立对等的友好姐妹省、友好城市等；2003 年国务院设立了新闻办公室，负责对外沟通交流，主持海外文化年等各类人民外交活动，等等）和由民间力量主导的民间交流（如个人、社团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交流等）。

“人民外交”虽然不是一项中国外交政策，但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外交和外事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在西方现代国际关系实践中早已有之的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作为学术术语，最早是美国学者在1965 年提出，其时有深刻的冷战背景。实践表明，冷战时期美国的“公共外交”包括通过VOA 等方式输出美国的民主、自由价值观等活动；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公共外交”也具有双重特性，其职能之一就是由政府组织或非政府组织通过“公共外交”方式向其他国家的精英和草根发动影响，进行“和平演变”。

可见，中国的“人民外交”与西方的“公共外交”，虽然在外交对象上有一定的对应性，但在内容、形式、手段、性质上是有实质区别的。进入21 世纪，随着中国国内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民众对国家外交的关注日益高涨，中国政府于2003 年在外交部新闻司设置了“公共关系处”，职责之一是负责对国内民众解释本国的外交政策。于是，在中国外交中首次出现了“公众外交”一词。但显然，在这里，中国的“公众外交”，其对象是本国公民，而不是针对外国公众，这一点，与美国的“公共外交”的对象是完全不同的。

此外，在中国外交体制中，针对外国公众的“人民外交”是由国务院新闻办负责，而针对本国公民的“公众外交”由外交部新闻司负责；而在美国，针对外国公众的公共外交由国务院负责，而针对国内公民的外交解释属于公共行政范畴，与国务院无关。然而，遗憾的是，在2003 年中国外交部成立“公共关系处”之后，国内立即就有学者想当然地从字面上把中国的“公众外交”与美国的“公共外交”一词挂起钩来，并开始运用美国的“公共外交”概念和理论，机械地诠释中国的“公众外交”，并由此得出结论：中国的“公众外交”不仅对象有问题，运作逻辑也有问题，中国完全不懂公共外交，应该以美国的“公共外交”为蓝本，参照改进，等等。

孰不知，正是一些学者对中国外交部增设“公共关系处”的一知半解，混淆了中国的“公众外交”和美国的“公共外交”之间的区别。正确的理解是，美国的“公共外交”与中国的“人民外交”相对应，而中国的“公众外交”若放在美国，则属于公共行政而非外交范畴。

令人堪忧的是，这一张冠李戴引起的混淆，至今仍未澄清。很多学生对“公共外交”概念至今仍很糊涂，以至于试图写研究中国“公众外交”的文章，却要先引用一段美国的“公共外交”的理论。甚至，国内有些官员也放弃了使用“人民外交”概念，开始使用“公共外交”的概念来指称中国对海外他国公众的外交。

[37] 比如，当学生们发现运用“相互依存理论”很难解释中日关系之间的“政冷经热”现象时，往往不是去质疑这一理论本身的解释力，而是习惯性地认可其普释性，并想当然地把困惑的矛头指向外交政策。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8-26 11:02 标题: 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化”：问题与思考(13)

[37] 比如，当学生们发现运用“相互依存理论”很难解释中日关系之间的“政冷经热”现象时，往往不是去质疑这一理论本身的解释力，而是习惯性地认可其普释性，并想当然地把困惑的矛头指向外交政策。

[38] 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中国在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提出的“韬光养晦”的外交原则，其原意是“要低调，不当头”（keep a low profile），但在西方的媒体和政策报告中，这一成语往往被译成了“隐藏真实意图”（hide your real intentions under your wings）。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21 世纪初，“和平崛起”概念出现在中国的外交政策话语中，正确完整地翻译成英文应该是peaceful-rise，但实际上，我们发现，在众多的国际会议或西方的媒体、学术杂志上，往往省略了前面的peaceful，只剩下了rise，这在字面上就已经扭曲了“和平崛起”这个外交政策话语的完整和真实的含义。

[39] 这个问题虽然突出，但由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国际学术成果标准化问题，在国际学术界仍在争论之中，故此处不多赘述。

[40] 费正清、R•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十四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14-15 页。

[41] 袁明，总序，见[美]约瑟夫•奈，约翰•唐纳胡主编，王勇等译：《全球化世界的治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版，第3 页。

[42] 如中国因“抗美援朝”而不得不中止了解放台湾的计划；因“反帝反修，备战备荒”而进行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则使中国从1963-1980 年的4 个五年计划，都具有浓厚的战备计划经济的特征。

[43]“上海合作组织”建立与西部大开发战略之间的关联，可以从时间序列角度得到清晰解读。1993 年中国首次成为能源进口国，安全开发和运送西部能源成为当务之急，而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进口石油，需要投入巨资铺设管道。为确保石油管道和西气东输的安全，1996 年中国倡议成立了以打击“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三股势力为要旨的“上海五国”，2000 年中央提出发展中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的“西部大开发”计划，2001 年6 月“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打击三股势力依然是核心宗旨。同样，从时间的序列上，完全可以找到对“六方会谈”与东北振兴战略之间关联性的合乎逻辑的解读。

[44] 有关统计显示，目前，国务院部门之间有80 多项职责交叉，仅建设部门就与发改委、交通部门、水利部门、铁道部门、国土部门等24 个部门存在职责交叉；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管理也涉及14 个部委。而在目前国务院的28 个部委中大都设有涉外司（局）。在大部制改革后，一些部门原有的涉外司必然进行功能性合并，因此，外交部与之协调的机构也必然面临相应调整。

[45] 如以上海市外办为例，截至2007 年，上海共有62 个总领馆（占全国领馆120 多家的一半）；名誉领馆5 家；境外媒体88 家，150 多人；友好城市70 个（自1973 年横滨开始）；全年举办国际会议200 多场次；常驻外宾，可查的在11 万到20 万；外企4 万多家。

[46] 如中国云南腾冲与缅甸有悠久的民间往来，是中国历史上最悠久的民间对外交往之一，但二战后基本停滞。20 世纪90 年代，云南省滕冲县政府以侨搭桥，在1992 年与缅甸7 个部的部长在甘稗地签署了翻修滕密国际公路的协议，1993 年5 月建成通车。2003 年重新修路谈判开始后，缅甸的总理、国家主席、国防部长都表示积极支持。2004 年腾冲县政府再次与缅甸密支那政府达成协议，投资5 亿8 千万重修这条路，2007 年4 月，腾密公路正式开通。中国一个不大的边境县以民间方式与另一个国家沟通，主导一条国际公路的修建，并且在谈判过程中，腾冲县政府一直与缅甸政府、人民军、独立军三个政府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公路修建中也得到缅甸各方政府的通力合作。滕密国际公路的成功合作，可谓中国地方行政机构在改革开放后创造的一个民间对外交往的奇迹。详见孙敏：“腾密公路——前往密支那的道路”，载《中国国家地理》2007 年8 月，总第562 期，第117-131 页。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8-8-26 11:19 标题: 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化”：问题与思考(14)

[47] 如澳门在中国与葡语国家共同体关系中发挥的独特作用，等等。

[48] 包括外交战略、外交原则、外交政策等。

[49] 包括决策体制、运作体制、辅助体制等。

[50] 包括双边外交、多边外交等。

[51] 其中宏观层面的外交，是从国际政治角度阐述外交，把外交理解为内政的延续。据此，战争也被认为是外交的范畴。其核心概念是权力，即外交是一种国家权力的象征。中观层面的外交，是从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角度阐述外交，认为外交是除战争以外的国家对外关系的战略、原则、政策、手段等。其核心概念是秩序和利益，即外交是一种国家间围绕利益的博弈和较量。微观层面的外交，主要是从外交学层面阐述外交，强调外交是专业人员从事的专门工作，包括谈判、斡旋、外交官、外交机构、外交规范等。其核心概念是技巧，即外交是展现国家政治智慧的一门艺术，是职业外交官纵横捭阖的创造出来的一幅图画。

[52] 如历史、政治学、哲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

[53] 一个可资借鉴的政策研究的范例是，在20 世纪80 年代，为了实现向联合国进军的目标，日本人事厅组织日本高校学者在1983 年提出了一份《国际组织人才选拔与培养》建议书。该建议厚达200 多页，其中详细研究了国际组织机构的各种职位的性质、特征，进行了精确到个位数的统计，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适合日本争取的各类职位的人员及人数的具体政策建议。此后，日本成功地相继推出了绪方贞子、明石康、植木安宏等一批优秀的国际组织高级官员。

[54] 近年来，国内的一些论文中提出了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反省，如认为中国应该抛弃韬光养晦，不必固守不结盟概念，少提国际关系民主化，等等，但是，这些建言多为三言两语式的观点和推论，而无实质的政策批判的逻辑和实证。比如，众所周知，“韬光养晦”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性语言始用于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当时中国遭遇西方各国的强大压力，而苏联、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又相继瓦解，西方世界都期待着中国的垮台。在中国面临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的外交情势时，邓小平提出了指导中国外交的16 字方针，其中，“韬光养晦”的初衷是告诫外交工作者，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要保持冷静和低调，不做与中国国力不相称的事。如果学者提出对这一政策延续性的质疑，就必须做一个完整的负责任的论证。

[55] 高校的学者通常具有基础研究的优势，而研究所和智库需要承担起政策研究的职责，故无论是学者在高校讲坛上剖析反省批判政策，还是研究员在政策建议中使用抽象的理论和概念，都需要格外慎重。

[56] 如在处理双边关系时，中国在不同时期经历了从“结盟-不结盟-伙伴关系”的话语体系转换等。

[57] 笔者赞同从“和平发展-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外交政策话语的理性回归。从国家发展战略看，“和平发展”更符合目前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定位。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国内还有众多的民生问题尚待解决，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仍然是为国家建设、社会发展服务。从国际社会看，以日本为参照。战后日本在1968 年GDP 已位于世界第三，但正因为成功地韬光养晦，才真正实现了今天的富国强兵。即使如此，日本到目前也只提出要做一个“正常的国家”，而不提作一个“崛起的国家”。这其中，就体现了一种外交话语的使用技巧。虽然，“和平崛起”是中国在回应西方的“中国威胁论”而提出的一个外交话语，但一个国家是否崛起，以什么方式崛起，是以事实来表明和检验的。因此，在西方转而妖魔化“崛起”一词的含义时，中国明智地逐步将“和平崛起”这样一个极易被误解、被歪曲的词汇从中国的外交政策话语体系中淡化出去，回归到“和平发展”的表述，表明中国在选择外交话语时，也已日趋成熟和稳健。

[58] 如被动地提出了“韬光养晦”与“和平崛起”，但在主动淡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时，又主动提出了“新安全观”、“国际政治民主化”、“多极化战略”、“和谐世界”等新的外交话语。

[59] 既往的一个成功范例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作为外交原则话语的成功提出，迄今，这一外交原则话语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60] 一种颇为流行的错误观念以为，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就是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化，而把中国外交的问题用西方的话语来进行解释，就等于完成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化。

[61]“美国的社会科学话语并不具有普遍性，美国的概念和理论是美国经验的总结和抽象，如果把美国的整套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机械地用于中国，不仅很难解释中国的现实，更难发展中国的社会科学。”参见郑永年：“要预防中国思维的美国化”，载［新加坡］《联合早报》2007 年8 月21 日。

[62] 西方的第1 代到第2 代“汉学家”一般都曾在中国大陆习得中文，能阅读古汉语；第3 代的“中国问题学者”多数在港台地区学习中文，但还是能阅读《毛泽东选集》等汉语原版；而第4 代的“中国问题专家”不少没有在中国学习汉语的经历，虽能用汉语交谈，但精通中国国学者已为数不多。由此可见，对现代汉语和中国政治文化理解程度的有限性，已经成为各国“中国问题专家”正确解读中国外交的障碍之一。

[63] 例如赵启正指出，“龙”在中国文化里是力量和运气的象征，与西方dragon 有很大的不同，外形就非常不同，dragon 在西方是有负面的隐意的，因此，中国的“龙”应该翻译成loong。同样，京剧译成PekingOpera 从译名上就白白丢失了中国特征，中国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先生和其他的资深辞书家，都认为应该译成Jingju 更为合理。参见赵启正：“京剧不是‘北京歌剧’”，载《人民日报》2007 年12 月26 日。

[64] 比如朝贡体系，一般翻译成tributary system，但更确切的翻译应该是Chaogong system。因为，中国传统外交中的朝贡体系，不是以大压小，以强欺弱，而是具有“薄来厚往”的特定含义。

[65] 一种解读认为，中国提出“和谐世界”这个理论具有划时代意义，说明中国外交从理论上告别了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是向传统文化回归，是要用儒家的和谐文化造福13 亿中国人，为了与世界各国共建一个和谐的世界。此外，和谐世界理论的提出还可以为“韬光养晦”划上句号。另一种解读反驳前者，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的理论，其核心价值，与传统和谐文化是有本质区别的。指导思想不同、社会建设的目标不同，所服务和维护的社会制度不同，包括荣辱观在内的价值观念不同，时代精神也不同。等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需要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吸取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和得到历史的借鉴，但绝不能在核心价值体系上丢掉自己的根本，不能搞历史的错位。回归儒家文化之说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否定。

[66] 参见相兰欣：“理不屈而词穷——国际关系学的一种困境”，载《读书》2007 年第12 期，第32-38 页。

资料来源：《国际观察》(2008年第2期)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8-8-26 11:20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9-7 08:34 标题: 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式探索”的几个基本问题(15)

【作者简介·内容提要】石斌，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美国外交及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目前在哈佛-燕京学社从事访问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式探索”当以学习和借鉴为基础，以创新为目的，以实践为思想源泉和检验标准。需要注意的是：理论有不同的内涵和类型：科学哲学所定义的理论；阐释性理论；本质上属于思想“主张”的“理论”。对后两类必须注意分辨，有选择地借鉴；理论的不同类型与方法有关，而方法的选择与研究的层次与论题的性质有关，没有普遍适用的方法，只有对研究目的与研究对象而言更有针对性、相对更有效的方法，故而方法之价值不在于新旧，科学主义与传统主义各有长短，互为补充；理论创新离不开方法论的自觉，自己的问题与价值以及必要的话语载体与言说方式，但必须顺应世界潮流，兼顾人类共同的问题与价值。理论探索的理想境界是科学精神、本土关怀与世界眼光的结合。

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式探索”的几个基本问题

作者：石斌

　关于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式探索”（或曰“中国化”、“本土化”）的必要性，国内学术界经过多年的争论，看来正在形成共识，但究竟如何做好这一点，其中需要注意哪些基本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厘清。笔者在此不揣浅陋，谈谈自己对几个具体问题的看法。

　　一、此“理论”非彼“理论”

　　首先需要澄清一个看似清楚、实则相当含糊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理论”？更重要的是，人们在使用这一术语时，指的是同样性质的东西吗？在实践中，主要由于研究方法和目的不同，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实际上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内涵和功能。

　　首先是科学哲学所定义的“理论”，即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假设，其中还包括定义、法则、定理和公理等。理论提出一系列旨在说明各种变量之间关系的命题或假设，基本目的是通过系统阐述关于各种现象的观点，对现象做出解释与预测。与此相一致，社会科学理论首先也是指旨在解释与预测一定研究领域之变量间关系的一组具有逻辑联系的命题。理论不仅要发现和证明命题所指称的事物间的某种联系，还要解释何以会有这种联系。简言之，作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解释和预测工具的理论必须通过提出假设或命题并通过严密的论证与验证程序来获得。这样的理论无疑是科学研究的基础，甚至可以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共享的“知识晶体”。

　　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所说的理论，多数情况下并不限于科学哲学的定义。

　　按照《简明牛津辞典》的定义，理论有两种（实为三层）含义：一是指“旨在解释某种事物的一种假设或一套观念体系(a system of ideas)”，也可引申为“用以说明某个事物或证明其合理性的某种思想观念（idea）”；二是指“作为某种活动之基础的一套原则”，如“教育理论”，有时仅指特定范围的教育活动所遵循的原则。1这个定义主要着眼于理论的实际功能而不是其建构方式。

　　一些西方学者还认为，有两种思想方法塑造了包括国际关系研究在内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第一种源于力图解释研究的现象的自然科学。这种方法被称为“科学的”，其核心是因果解释；第二种源于历史研究和人们寻求理解现象之意义的努力。这种方法被称为诠释性的（hermeneutic/interpretive），其核心在于诠释与理解。2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9-7 08:37 编辑 ]

作者: NZWJ 时间: 2009-9-7 08:38 标题: 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式探索”的几个基本问题(16)

　肯尼思?汤普森等人把国际政治理论概括为三种类型：（1）规范或价值理论：主要“从伦理上的迫切需要出发来研究政治”。这类理论产生于政治哲学。（2）国际政治的一般理论：即“经验主义的”或“因果的理论”。（3）作为行动基础的理论：即“政策科学”或关于行动诀窍和治国方略的理论，它不同于脱离历史的纯概念理论方法，而与历史紧密联系并应用于历史。3由于缺乏严格的分类标准，这种概括未必准确，例如“政策科学”理论中也可能包含“一般理论”，“规范理论”也不是一种单一的、独立的理论范式，传统理论大多带有规范性质且与“政策科学”有关。

　　但诸如此类的定义或看法已然透露出理论的第二种内涵：从方法上看主要依靠传统方法，从功能或目的上看，除了解释现象，也有约束、指导或规定行为体行为的作用或意图。这类理论不妨姑且称之为“阐释性理论”。也就是说，国际关系理论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事实上人们很少把国际关系研究视为纯粹的“社会科学”），从其来源（思想依托与建构方式）看，至少有两种类型：“科学的”与“人文的”（或者毋宁说一种是西方人所说的狭义、纯粹的“社会科学”理论，一种是与我们所说的包括“人文学”在内的广义的“社会科学”理论），它们大致相当于主要靠行为主义-实证主义方法和主要靠传统方法建构的两种理论类型。例如，沃尔兹曾称英国学派的理论并不是“科学哲学家所认可的那种理论”4，但这不等于说它不是理论。

　　然而，我们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实际接触到的一些“理论”，有时还有另一种人们并未言明、不愿承认或没有意识到的第三种涵义：一种思想主张或“理论主张”。这种所谓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上述第二种理论派生而来，或者说是缘于第二种理论在概念、命题和论证过程上的非严密性和非实证性所提供的主观发挥的空间。这类理论往往带有更多的规范性质（第二种类型已然具有这种性质），在方法上同样与传统主义有关。

　　但此种“理论”的产生并不完全是方法使然，也与实际需要或研究目的有关。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理论并不总是或并不完全是跟在实践之后，作为经验主义式的概括或“后理论建构”。“理论前行”在一定意义上不仅是可能的、有时甚至是必要的（这还不包括完全依靠逻辑演绎建立的理论）。为了推行某种主张，追求某种目的，作为行动原则的理论也可能先行提出，用来规定、指导实践活动，尽管为了保证其有效性它仍需通过实践检验并逐步完善和修正，在这种情况下，它无疑只是或者主要是（鉴于它也可能基于若干经验的和逻辑的前提）一种思想或政策主张。一些“理论家”未经小心求证的“大胆假设”，一些国家在内政外交上具有引导或探索性质的“理论”即是如此。尽管这已非一般意义上的“理论”，但在实践中却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且常常贴着理论的标签。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7 08:44 标题: 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式探索”的几个基本问题(17)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需要“慎言理论”，因为理论并不总是客观、超然、“科学”、“中立”的。对于通常具有深刻现实政治指向和实践意蕴的国际关系理论来说，尤其如此。有些理论，尤其是宏观理论或总体理论，也包括大部分“中观”理论，其实往往兼具多重性质。试想，诸如“霸权稳定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之类，究竟是“科学的”解释和预测工具，还是某种判断甚至立场、主张？是一些经过充分验证的纯学术命题，还是同时反映了研究者（乃至部分群体）的某种预期甚至“情绪”？此外，除了一些具有较多“技术”特征的局部理论（下文将指出，在应用过程中也并非纯技术问题），有哪一套理论“范式”纯以揭示、解释或预测事物间的因果联系为目的，而没有出于直接或间接的现实政治关怀或政策指向而预置的规范性内涵。

　　既然如此，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需要进行“中国式探索”，联系中国的对外关系实践，解决中国人关心的问题，体现中国立场、中国价值甚或“中国经验”，其必要性还有什么疑问呢？

　　从原则上讲，作为思想、学术资源，对包括西方学术成果和思想传统在内的世界优秀知识遗产的学习和继承是必不可少的，对这一学术领域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其如此。这实际上也是一些人强调多谈学习和借鉴，少谈或不急于谈创新、“特色”的初衷。但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对于性质不同的各色理论，不能等量齐观、混为一谈。对于那些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理论，不但必须学习，甚至可以直接利用，但对于具有第二、特别是第三种内涵的所谓“理论”，则需谨慎对待，认真分析和鉴别，有选择地借鉴。

二、“新”方法抑或“旧”方法？

　　如前所言，理论的不同类型与研究的方法大有关系。如果进一步推究，研究方法的选择又与研究的层次和研究对象或论题的性质有关。

　　西方学者将方法论的发展脉络大致归纳为分别盛行于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传统主义、60-80年代的行为主义-实证主义和80年代以来的后实证主义等几个主要“阶段”。但这不是说后者取代了前者，也远未涵盖局部理论所采用的种种具体方法。在多数情况下，它们实际上是并存、互补的。

　　虽然“方法”同样因为定义不同和学科间的相互渗透而五花八门，但就理论的来源和建构方式，尤其是概念的界定、命题的提出和验证方式而言，归根结底，基本的方法仍不外两种：一是主要借助历史、哲学、法律等传统人文学的思想资源，在论证过程中主要依靠研究者的直觉、“常识”、判断力或洞察力的“传统方法”；一是仿效、借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精确界定基本概念，提出假设并运用数理、逻辑等手段加以严格验证的“科学方法”。其他所谓的“方法”（包括被笼统地称之为“后实证主义”的各种研究取向）皆离不开对这两种基本方法各有侧重、或多或少的吸收，它们的新颖之处往往主要不在于方法论上的全面创新，而主要在于提出的问题、观察的角度、考察的变量或研究的目的与价值取向不同，实际上主要体现了不同的研究途径（approaches）。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9-7 08:52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7 08:53 标题: 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式探索”的几个基本问题(18)

60年代这两种主要方法之间曾产生过激烈争论，但事实证明它们各有长短，只能互相补充，根本无法彼此替代。争论双方各执一端，除了对“理论”的理解不同，对国际政治研究是否能够建立类似于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理论有严重分歧以外，从根本上讲，乃是由于“传统派”和“科学派”各自研究的领域和关注点不同，具体地说，是因为理论抱负（构筑总体理论还是局部理论）、研究层次（宏观、中观还是微观）和研究对象或论题性质（是纯“技术性”问题还是带有伦理性质的问题），从总体上看大不相同。

　　因此，有必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辨析理论的不同类型及其基本特征。

　　理论就其研究范围的大小和内容本身的规模而言，可以大致分为三种类型：总体理论、局部理论以及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中等规模的理论。在一定意义上，也不妨称之为宏观、中观与微观理论。中观理论的边界较为模糊，但弄清楚反差较大的两个极端，其意自明。

　　“总体理论”通常试图以某一单个概念、或某一套紧密相关的概念来解释国际政治的大部分内容或至少其主要方面。例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摩根索的“权力”，布尔的“国际社会”，便是这样的核心概念。“总体理论”的特点是命题的简洁性，它简明、雄辩、准确地表述少数几条基本命题；内容的系统性与一贯性，其丰富的思想内容具有内在、有序、一贯的逻辑联系；宏伟性和开放性，它属于“宏大叙事”，往往囊括国际政治的绝大多数重要内容或至少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而且一般都具有丰富的伦理内涵和明确的伦理取向。

　　但“总体理论”也有一些固有的缺陷和容易滋生的弊病：对于因果关系的解释有单因论倾向，给人的印象是“片面的深刻”；其概念的界定略嫌粗糙，命题的验证不够精确；它往往缺乏微观的预测能力，在这方面远不如局部理论；此外，总体理论的一些追随者或末流由于不具备其学术前辈和思想大师的那种学术功力和学术智慧，还容易产生迂阔空疏的毛病。加上学术分工的日益精细化和综合能力的衰退，思想家类型的总体论创立者已日渐稀少。

　　“局部理论”在当代、尤其是在美国占了绝大多数。这类理论家主观上无意构筑总体理论，而是主要采用行为主义方法对国际关系的某些特定方面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力图精确描述某些国际现象。其方法论特征是实证性，针对总体理论（在方法上多半属于传统主义）的缺陷，强调运用系统的证据（数据、资料或事实论据，英文统称为data），遵循类似于自然科学研究的科学规则或程序来验证命题、论点的真实性。局部理论的优点非常明显：它使得国际政治的研究对象、论域、论题大大扩展；使研究方法日益多样化；更重要的是，它充分显示了局部理论的长处，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大为深入，从而获得了局部的准确性和较大的预测能力，产生了诸如决策论、博弈论等一大批论证细密、具有较高应用价值的理论或理论模型。5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7 08:54 标题: 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式探索”的几个基本问题(19)

局部理论及其主要依赖的行为主义方法也有不容忽视的弊端。这导致一些研究者规避国际政治的一些核心问题，专注于边缘问题，甚至完全脱离复杂的经验实际，落入以“科学”为标签的形式主义泥潭；这种“唯科学主义”倾向还使得研究者对自己的结论过分自信，把社会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从而漠视认识的相对性，缺乏必要的自我怀疑与自我批判精神；6行为主义方法的过度运用不仅使研究过分繁琐化，以至于见树不见林，导致宏观综合能力的退化，还常常导致对传统理论成就和人类历史经验与政治常识的轻视。此外，由于历史视野与哲学思考的缺失，对许多国际问题显而易见的伦理内涵视而不见，也使得一些研究者丧失了应有的人文精神、道德勇气与目标感。

　　总之，由于研究层次不同，问题性质不同，基本方法也不同，这两种理论各有长短。一般而言，宏观研究较难严格运用行为主义的实证方法，总体理论多半依靠传统方法，带有浓厚的人文学色彩；局部理论则主要属于国际关系的“社会科学”，倾向于“科学方法”，微观层次的研究最能体现行为主义方法的优势。

　　因此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方法的价值不在于新旧，也不在于是传统主义还是行为-实证主义。没有最好的、普遍适用的方法，只有对研究的领域、具体问题的性质和研究目的而言更适切、更有针对性（relevant）的方法。讨论的问题涉及不同的性质（例如是实证问题还是价值问题，定量还是定性）、不同的层次（宏观问题还是微观问题，战略问题还是策略甚至技术问题），完全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这就要求在方法论上有一种自觉。

以“英国学派”为例，他们主要采用传统方法，既是基于对理论之性质与功能的主观认识，也是由其研究的范围和关注的问题所决定的。传统方法自然不是什么新方法，也并非英国学派所独有。但在英国学派那里表现得最鲜明、最成熟、最自觉。他们明确主张并有意识地运用传统方法。这与没有认真思考过方法论问题而习惯性地沿用传统方法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的也是传统方法，但通常是不自觉的，因此对之理解未必透彻，运用未必自如。在许多论述中我们常常看不到历史的经纬与哲学的精神，而这恰恰是传统主义的基本养料和思想精髓。如果（借用袁明教授的话说）“历史隐匿了，特性消失了，是非没有了，思辨能力退化了” 7，那么传统方法还剩下什么呢？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9-7 08:55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7 08:56 标题: 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式探索”的几个基本问题(20)

另一方面，英国学派力图揭示国际体系的演进脉络和国际社会的衍生机理，构筑一套具有宏观历史意识和全球视角的大时空整体论，而其中所涉及的主权、人权、干涉、正义战争、文化以及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等问题，既是国际政治的一些基本问题，也是具有丰富伦理与人文内涵，涉及价值判断，需要定性而较难定量分析的问题，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必须依靠传统方法。

　　但传统学派不那么看重的许多新现象、新问题，特别是局部、微观问题，无论是从理论自身的发展还是从指导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实践的目的来看，都需要借助更为严谨、科学的方法，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以获得更好的解释力、精确性和预测能力。

　　既然宏观与微观问题都需要研究，总体论与局部论、传统方法与科学方法各有长短，那么便不宜厚此薄彼，偏于一隅，而应该联系实际，协调发展，多元互补。

　　长期以来，我们的理论研究，率多大而无当的“高谈阔论”（即使在宏观概括的层面，由于疏于挖掘理论学说的思想源流，忽视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对于各种理论的发展脉络及其精神实质的把握亦不无偏差），较少结合外交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理论探究。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的问题，仍然相当严重。正如资中筠教授所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理论无不与实践相联系。脱离实际，从概念到概念的理论只能在书斋里自我循环。中国学者短期内要提出自己的“系统理论”殊非易事，如能就某些领域的问题做一些概括和抽象，解释当前的现象，多少能够帮助预见未来的状况，已属难能可贵。8

　　哲人有云：纵然目光远大，也得先看清脚下的路。理论可以高于实践，但不能脱离实践。理论研究有其自身的规律和要求，抽象的基础理论研究（如沃尔兹那种高度简约、“有骨无肉”的理论框架）必不可少。但联系实践中的具体问题，结合具体案例的分析也很有必要，这既可以印证理论的描述、分析和预测功能，反过来也可以丰富、深化理论的内容。西方学者在这方面多有尝试，提出了一些具有较强针对性、技术性、“可操作性”和实际应用价值的微观理论。实际上，许多著名理论家都非常重视具体问题领域的研究。例如许多国际政治经济学家，都曾对某个地区、某个经济领域或某些政治经济行为体做过深入研究。他们提出的许多理论并不完全依靠逻辑演绎，而是基于一定的经验依据。如果一种理论或理论模型完全经不起经验事实的检验，遇到实际问题便轰然坍塌，恐怕就很成问题。冷战结束后，一些学者鉴于国际关系理论未能很好的解释（更遑论预测）这一重大国际体系变迁，因而对理论的价值、对理论工作者的“失职”提出了严重质疑9，就是一个很值得反思的教训。

　　但需要注意的是，微观研究的成果在实际运用时必须与宏观判断相结合。这方面的一个杰出范例，当首推克雷格与乔治的《武力与国家谋略》一书。10该书由一位历史学家和一位政治学家合作写成，前者对17世纪以来国际体系和大国外交的演进历程作了相当简洁、准确的概括，为具体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背景；后者则在吸收大量个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概括，非常深入地探讨了一些具体的外交问题，如威慑、谈判、强制外交、危机控制。但即使是论述这些“技术性”问题，也是与宏观思考紧密结合，实际上是把一些具体的外交策略问题置于国家大战略的框架内加以审视，真正的意义在于战略上的思考。也就是说，“技术”问题在对外关系实践中可能会成为“政治”问题，不能单纯从技术层面着眼，而必须进行目标与手段的辩证思考，服务于战略目的。正是这种大处着眼、小处入手，以大揽小、以小见大、史论结合的研究思路，使得该书不但成为国际关系史家的必读书籍，也成为战略研究的经典之作。

(未完待续)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9-7 08:59 编辑 ]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8 07:32 标题: 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式探索”的几个基本问题(2１)

　这个例子说明，理论家、史学家和时政分析家等相关领域的学者在各司其职、各尽其长的同时，应注意相互借鉴和相互协作。对于国际关系这种学科边界极为模糊的跨学科或边缘学科来说，“分工不分家”，恐怕尤为重要。在这方面，我很赞同王逸舟教授的意见：“我们的研究领域太窄”（或许也太粗），“学科的交叉、边缘地带的结合”，做得还不够。11例如对海湾危机、台海问题、朝核危机等具体问题，理论家或分析家有时完全可以借助外交史家提供的事实，联系当前的形势，运用危机控制、威慑、强制外交等局部理论，就其中的某些重要方面进行精细的个案研究，或许可以提出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如果研究者仅仅依靠个人掌握的有限信息进行简单的概括和仓促的推断，不仅认识难以深化，还难免出现判断全凭直觉，预测形同猜谜的现象。

　　三、“镜头”与“焦距”：独特的眼界造就独特的风格

　　对于复杂多维的国际政治现象，任何一种理论，都只能对应其中的某些侧面，解决其中的部分问题。如果独尊一家，片面发展，难免有盲人摸象、坐井观天之虞。就取长补短而言，不同的研究取向可谓“合则俱利，离则俱伤”。

　　国际政治研究过去曾有“高政治”、“低政治”之分，政治问题与经济、社会问题也曾长期割裂，各自经营，自说自话。这种倾向由于欧美国家的专业分工和学科“碎化”趋势，在20世纪上半期达到高潮。这种前后绵延近百年的倾向，弊端已日益明显。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或者毋宁说是新形势下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对这一弊端的匡正。人们还逐渐意识到，国际问题研究，需要从宏观到微观，从历史到现实，从抽象到具体，从政治、经济到社会、文化等视角，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探讨。

　　但这也意味着理论的发展需要百家争鸣，不能指望哪一家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就此而言，虽然不同的研究取向各有得失，从理论创新的角度看，理论眼界、观察角度或关注焦点（或曰视界、视角与视点）的新颖独特却是必不可少的。不同的理论范式、学派、学说在这方面往往有明显的区别并因此自成一家之言。由于“镜头”大小不等，“焦距”长短不一，所见之宽窄、深浅、粗细必不相同，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其意义也非同小可，因为这往往还影响到它们对国际秩序的变革问题的看法。例如：

　　均势论、地缘政治论，属于典型的权力政治论，基本上只是考察军事安全问题、即“高政治”，其历史哲学或国际秩序的变革模式是循环论。甚至主要反映美国和跨国资本利益的“霸权稳定论”，虽较前两者视野有所扩大，考察了经济问题，但重心仍基本限于政治权势领域，尤其是大国兴衰与霸权更迭问题。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8 07:34 标题: 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式探索”的几个基本问题(22)

依附论则基本上是一种经济取向，强调的是经济的等级结构，对依附关系、一定意义上也即对世界秩序的看法则是静止的、僵化的。世界体系论考察的重点也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等级制结构。但由于同时受到马克思主义和法国年鉴学派的浸润，视野要远为开阔，它通过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因素的全面结合，对资本主义生成与扩展的历史过程提出了一个全景式的但并非简单粗糙的描述，在此基础上进而认为核心-半外围-外围的等级关系有可能相互逆转，因此它强调的是演进的趋势而非静止或循环的模式。

　　世界政治的大循环理论或“长周期”论则是一种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等多层面、多要素的整体论，并对近现代世界历史作了具体描述和总体把握，进而才得出循环并非简单、机械的重复，而是创新性循环这一重要结论。

　　“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也是一种整体论，它既研究西方世界，也研究非西方世界，既研究古代、中世纪国际体系，也研究现当代国际体系；既考察国际政治要素，也考察广义的国际文化联系；它还具有发展的眼光，既考察国际社会在空间上的扩展，也研究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念、共同机制、共同规则在内涵和规模方面的演进，在这方面甚至带有建构主义色彩。“英国学派”近年来身价陡增，颇有“大器晚成”之势，诚非偶然。盖因时势移易，国际环境在若干重要方面印证和凸显了英国学派思想家们的博洽、深刻与睿智。如果说“英国学派”有什么特点的话，从大处着眼，一是方法论上的自觉，二是独特的理论视域。三是丰富的伦理内涵与独特的价值取向。最后一点对于理解其精神实质和当代价值尤为重要。在思想理论渊源的层面，英国学派是欧洲文化的产物，也是英国自身历史经验和政治文化传统的结晶。英国学派所光大的基于自然法观念的格老秀斯理性主义传统，是一种介于保守的现实主义与激进的革命主义之间的一种具有温和、中庸色彩的国际政治哲学与国际伦理传统；在现实的层面，则在总体上曲折反映了战后英国等一些中等强国（因此既有别于超级大国也有别于发展中国家）的独特处境、视角和国际政治诉求。

　　由此可见，理论要独树一帜，有赖于独特的视界、视角或视点。这实际上还意味着需要提出独特的问题，坚持独立的立场，进行独立的判断。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8 07:37 标题: 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式探索”的几个基本问题(2３)

四、别人的“问题”未必是我们的“问题”

　　“理论创新从研究新问题中来。”12诚哉斯言！从上述例子已不难看出，理论的不同风格不但来自不同的眼界、角度、着眼点，实际上也源于这背后不同的问题意识。理论家们所提出的问题，有的具有普遍意义，更多的则具有“特殊性”，这类问题往往与有关国家自身的国际处境、发展需求有关，说穿了，理论首先是出于解决自身问题的需要。而非西方世界的处境和需要通常并不在西方理论家的视野之内，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别人的“问题”未必即是我们的“问题”，对我们未必具有同样的意义，值得倾注同样的热情。

　　例如，马汉海权论的精神实质，在于表现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对自身优势的自满自得，它总结英国霸权的历史经验，为后来居上的美国提供了凭借海上优势建立对世界政治的功能性网状控制，确立世界霸权的战略思路。麦金德的陆权论则体现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可能丧失优势地位的忧患意识，并为遏阻主要依托大陆基地的大国甚至超级大国的崛起提供了地缘政治的战略框架。揆度今日，“民主和平”等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行时，反映了冷战后美国世界地位和美国人“情绪”的变化。约翰?加迪斯等人所主张的“新冷战史观”，在某种意义上实为“正统派”“旧冷战史观”的转世，背景亦相仿佛。13

　　无疑，麦金德无意因铁路、通讯等工具的发展释放了欧亚大陆所蕴藏的潜能而为人类的技术进步喝彩。马汉的初衷，也不在于给全球民众普及新的地理政治常识。他们是为了解决自己关心的问题，对他们来说，那或许的确是一些值得重视的“真问题”。但对其他民族、其他国家而言，这即使算得上问题，其意义也全然不同。

　　这再次说明，一度颇有争议的“特色”、“中国化”或“本土化”等提法，原则上并不是一个问题。只要我们承认，此类主张的内涵并不等于纯粹的意识形态宣示、“政策注解”或“官样文章”，也不等于拒斥外来理论，只要学者坚持起码的学术良知与科学精神，这样的追求不但无可厚非，而且非常必要。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8 07:38 标题: 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式探索”的几个基本问题(24)

“本土化”、“中国化”的要义，一言以蔽之，就是使外来理论与本土资源都服务于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这个目的。对此，几句老话仍然管用。一是“食洋而化”、“洋为中用”。学习必不可少，但目的必须明确。学习不是亦步亦趋，而是为了创新与超越，结合中国的实际，遵循自己的方向，把理论融会贯通，赋予外来因素以实际的意义和价值，核心仍然是为了解决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二是“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开发本土资源，利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合理成分，目的仍然是寻求启示，汲取营养，发挥长处，解决问题，而不是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去寻章摘句，生搬硬套，或者请古人来帮忙，证明你有的原来我也有，而且早就有了（正如我们不必以中国古代均势外交之发达自傲，因为“均势”作为一种政治常识和外交实践在世界历史上几乎所有文明生长点都不乏实例，且真正的理论总结仍要归功于战后一些西方学者），那恐怕舍本逐末，不得要领，也无济于事，因为问题的要害不在于争夺话语权，更非标新立异，而是如何赋予传统思想以现代的、现实的意义。

　　对于“古今”、“中外”的关系，本国的先贤早有思考。鲁迅先生尝言：“我看一切的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他还说：“我们常将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到天外，而这两者之间的一圈可是绝不注意的。”因此他主张“执着现在，执着地上”。14也就是说眼光不能只是“向外”或者“向后”，而恰恰遗忘了“现在中国”。要将眼光集中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将“现在的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作为一切思考与奋斗的起点与归宿。如果把研究变成外国理论与古代思想的简单搬弄，而没有当下中国问题意识，缺少必要的原创性，其意义和价值是可疑的，至少是有限的。

　　总之，有问题，才有“主义”，“主义”因问题而产生，为解决问题而存在，而不是相反。“中国式探索”的关键，是从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需要解决的问题出发，通过独立思考，寻找自己的答案。有了自己的问题、思想、观点，进而提出自己的一些概念、命题或主张，这便已经有了实质意义上的“话语”。至于狭义的“话语”、即语言，倒在其次，这个意义上的中国话语或言说方式，与中国问题、中国立场或中国价值的关系，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本质上只是为了更好地表达自己特有的“声音”——中国人的国际政治思想和对外关系诉求。

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8 07:39 标题: 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式探索”的几个基本问题(25)

五、科学精神、本土关怀与世界眼光

　　强调理论需要有独立思考、自我意识、自我关照、自身立场，不等于理论可以无需坚持科学精神，脱离实际，凭空杜撰，可以无视人类和本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历史遗训与基本经验，目空一切，另起炉灶，可以不顾人类历史和世界政治的基本潮流与发展方向，一厢情愿，自以为是。换言之，理论工作者必须认真思考并处理好科学精神与现实关怀、民族（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之间的关系。

　　这首先需要弄清楚理论研究中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事实与规范、价值之间的关系。

　　如前所言，国际关系理论并不仅仅研究事实，往往还涉及价值，带有规范性质。虽然此种认识在战后一度受到实证主义的冲击，但自20世纪后期以来，人们普遍感到理论实际上都有规范性的假定，区别只在于有的多，有的少，有的明确，有的是隐晦。15论者指出，把事实与规范对立起来，是一种令人吃惊的现象。科学的方法表明，道德和目的与实际问题相关，声称目的、意图和伦理的研究不属于理论范围显然是虚假的。16

　　所谓规范，指的是行为或道德评价标准。规范理论就是一种具有伦理判断内涵与理想准则的理论。它提出了国际关系的道德层面的问题，指出了社会或国家间关系的伦理性质。17 而“赋予社会生活以意义的就是价值”。“价值”这一范畴适用于各门社会科学和不同的社会关系范围。在国际关系中，每当我们提出目的与手段的基本问题、制定与之相关的规范性原则时，都要直接或间接地涉及诸如主权、人权、平等、正义、自由、安全、民族自决、爱国主义等价值。就此而论，价值优于规范。“没有价值便没有科学，也就没有区别、评价、对比。”18

　伦理思考涉及价值判断，因而集中体现了研究者的主张，断不可等闲视之。理论家在力图回答“是什么”、“为什么”的同时，无法回避（事实上许多理论家也没有回避）“应该怎样”之类的规范性问题。正如如何成功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本身是一个科学问题，只能遵循科学研究的规律；而是否应该研制则涉及价值问题，需要政治判断，也需要伦理判断；是否应该使用，则更是一个兼具伦理判断与政治权衡的重大问题。理论的“科学性”类似于第一个层面的问题，也是最起码的要求。而一个有理性的人，无论是理论家还是政治家一般都会考虑后两个问题。

　　除了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科学原则可能具有超越时空的历史特性以外，特定时期的理论思潮往往反映了有关国家的对外政策目标与动向，鲜有没有任何目的的理论。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没有哪一个价值体系先验地具有优势，同时每个民族或国家都有自己需要解决的问题或亟待实现的抱负。因此理论家在坚持科学精神的同时，不能没有目标感与责任感，对本民族的利益、目标与价值的现实关怀属于题中之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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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杰亮 时间: 2009-9-8 07:44 标题: 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式探索”的几个基本问题(26)

但理论家除了立足于本国的处境、立场和发展需求，还必须站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高度。中国问题与中国价值必须兼顾人类的共同问题与共同价值，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与本土意识，使自身的利益与人类的共同利益统一起来。撇开理想目标不谈，基本的现实理由是：其一，尽管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问题、利益和价值，但人类也有共同的问题、利益和价值。在这个相互依存（尽管是不对称的依存）与相互影响日益加深，需要共同关注、携手解决的全球性问题有增无减的全球化时代，拥有某种国际社会“共同体”意识，已不是什么高姿态的“觉悟”问题，而是一种客观需要。其二，人类历史和世界政治的发展潮流并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世界大势，既无法规避，更无法抗拒，只能顺应。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主张“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可谓一语中的。

　　面对涉及国家利益或人类共同利益的各种具体问题，中国应采取什么策略，坚持何种立场，不但需要进行攸关利弊得失的政治权衡，也需要做出涉及是非善恶的伦理判断。它们互为补充，前者维护利益，后者提高威望（并最终有利于维护利益）。如果只讲前者，“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与“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从何谈起？显然，在研究和实际处理国际问题时，伦理思考与价值取向绝非可有可无的东西。伟大的思想和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理论，无不是时代精神和人类理想与智慧的反映。我们有理由认为，现代知识分子，不能只是工匠式的技术精英，也应该是人文知识分子；现代中国，不仅是追求先进物质文明的“技术中国”，也应该是追求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人文中国”。社会科学理论探索的理想境界是科学精神、本土关怀与世界眼光的有机结合。

【注释】
1 Judy Pearsall, ed.,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10th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486.
2 多尔蒂等：《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24-25页。
3 见[美]斯坦利?霍夫曼著，林伟成等译：《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26－33页。
4 Tim Dunn, Invent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8, p.16.
5 关于总体理论与局部理论各自的特点，主要得益于时殷弘教授对笔者的启发。特此致谢。
6 参见Hedley Bull,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 World Politics 18/3, April 1966, pp.361-377. 此文堪称传统学派方法论的一篇经典文献。
7 袁明：《培育国际问题研究的精英舆论》，载《国际经济评论》2002年1-2期。
8 资中筠：《理论创新从研究新问题中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3期。
9 例如W. Wohlforth, "A Certain Idea of Science: Ho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voids the New Cold War History",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1.2,1999, pp.39-60; C. Elman and M. Elman, "Diplomatic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1, Summer 1997, pp.5-21; R. N. Lebow et al,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1995, pp. 22-47.
10 [美]戈登?克雷格和亚历山大?乔治著，时殷弘、周桂银、石斌译：《武力与治国方略》(Force and Statecraft)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书名中的statecraft一词，就其历史语境中的实际内涵而言，反映的是古老而稍嫌模糊的广义战略观念，非常接近于今天人们所说的“大战略”这一概念（笔者发现，台湾著名战略学者钮先钟先生也持类似看法，见其《西方战略思想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11 王逸舟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比较与借鉴”研讨会发言选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4期。
12 资中筠：《理论创新从研究新问题中来》。
13 笔者当然无意否定利用新材料和新方法重新研究冷战史的必要性。但向以结构现实主义解释冷战起源的加迪斯，在冷战后却以对中苏等国的道德批判来为西方的政策辩护，表现出严重的“道德主义”和“非历史”倾向，着实令人吃惊。尤其见John L. Gaddis, "On Moral Equivalency and Cold War History", in Joel Rosenthal ed.,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A Reader, 2nd ed., Washington, D. 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194-215.
14 《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卷第20页，第7卷第387页。
15 详见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载《欧洲》2002年第1期；石斌：《国际关系伦理学: 基本概念、当代论题与理论分野》，载《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16 霍夫曼：《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第26-27页。
17 Chris Brow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New Normative Approach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3.
18 Kenneth W. Thompson, Understanding World Politics,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75, p.14.

出处:《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5期)
发表时略有压缩。此为原稿

[ 本帖最后由杰亮于 2009-9-8 07:5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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