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增长方式能够维持多久?
早在10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Krugman)等就认为,东亚投入驱动型的增长(input-driven growth)有损于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从长期看将会导致经济增长的缓慢并最终导致崩溃。1997年出现的亚洲金融危机似乎也验证了克鲁格曼等人的这一看法。在总结这场危机时,他进一步强调东亚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流汗方式(资本积累)获得的,而非通过灵感方式(技术进步)获得的。这种方式使得经济增长率很高,但是资源利用效率却不高。应当承认,要素投入驱动的增长方式也是目前我国居主导地位的增长方式。因此,克鲁格曼们的这种预言是否也会在中国身上应验?换言之,目前的这种经济增长方式还能够维持多久?
观察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增长实效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迟早是要结束的。这个结束的日子在于经济增长曲线与通货膨胀曲线出现一个交点:原本两条曲线相离相平行变动,但是终究两条曲线要相交,由此宣告低通胀高增长或无通胀增长时代的结束。从目前看,中国的经济增长曲线与通货膨胀曲线还处于相离状态,其平行相差度保持在7-8个百分点。所以,在可以预计的若干年中,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还可以继续发挥它的积极作用。但是,正如前面的分析所指出的,这种增长方式的能耗降低能力正在衰减,如果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早晚会出现日韩所遇到的增长黄金时代的终结。为此,国民经济管理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努力保持和延长这个黄金时段。
如何保持无通胀增长的黄金时段并使得其尽可能的延长?回答这个大问题应当说大大超出了本文所能容纳的篇幅。这里只想指出几点设想:
第一,在传统的、旧的增长方式潜力尚未完全耗尽之前,应当积极培育现代的、新的增长方式。通过用新的增长方式置换旧的增长方式,来继续保持无通胀增长或低通胀高增长的局面。作为一种增长方式转变的预期结果,应当是在增长诸种要素中,技术进步贡献率超过劳动贡献率与资本贡献率之和。目前中国技术进步贡献率只有不足40%,因此需要耐心与恒心,也需要稳定的内外部环境,任重道远。可以预言的是,在通往技术进步贡献率超过50%的道路过程中,能够继续保持无通胀增长或低通胀高增长的状态,对中国乃至全世界说来都将是最大的福音。
第二,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技术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吸收再创新等组合创新应当是首位的,重中之重。技术是直接构成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内在驱动力的创新。就技术与制度的关系而言,存在着含混的解说,比如认为制度高于、重于技术,以至于人们不再关注技术的持续创新,而把主要热情集中在制度创新上。其实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技术作为生产力的组成部分,是基础性的、原动力的,而制度作为上层建筑,是产生于生产力的需要并积极维护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制度当然不可能高于或重于技术,但是制度可以积极推动或消极对抗技术生产力发展的需求。从目前看,技术创新是我国面临的主要矛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首先需要明确追求技术创新。
第三,建立起能够保护和促进技术发明和创新的有效机制。我国技术创新不足,涉及多方面的因素,但是与缺乏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技术利用环境有着直接的联系。尽管有关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发明奖励、国家专利申请等法律制度都已经建立,但是对实际使用及对侵犯知识产权、技术专利的行为依然缺乏制度上和行动上的有效约束。许多地方还存有漏洞。比如,对于知识创造和技术发明源头的学术论文侵权、剽窃等行为,只有学术道德的约束而无法律上的明确惩罚。有种观点认为,“一个人如果偷钱,大家都恨他,小偷抬不起头,社会就会平安稳定。可是如果这个小偷偷窃的是别人的学术成果,如果大家还都恨不起来,那么学术就没有希望了。这就如同有人为了发财去抢银行,如果学术界都去抢银行,社会就会乱了,学术界也会失去公信力。”这种状况必然制约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学术领域的制度建设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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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7-30 09:10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