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续7月24日)

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招商引资规模在2001年突破500万亿美元，成为世界最大的引资国，与此同时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额突破1万亿美元后，招商引的双刃剑的效应越来越突出。招商引资给中国带来的已经不是单纯GDP增长、社会就业增加、技术溢出效应等净收益增加。招商引资给我们带来GDP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源消耗的增加和环境污染的加重。

在占50%以上的出口来料加工贸易中，大部分属于能源消耗型和污染严重产业：大规模的招商引资导致的不断增加的贸易顺差成为引发贸易摩擦的原因，随着贸易额的快速增长，我国外汇储备也在增长，但外汇储备额过大，又造成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又成为引发中国经济安全的隐患。

不可否认招商引资给我国带来的先进管理理念和管理制度，以及技术学习和技术的溢出效应，但我们对外资不加选择的引人，我们为此付出代价是某些重要产业领域的市场被外资垄断，许多传统的商业品牌被外商所吞没。我们的初衷是希望以市场来换技术，但现实回报是我们让出了市场的同时，得到是中国经济控制权在某些领域的丧失，外资对内资形成的积压，是自主创新能力的抑制。

如果说从80到90年代的对外招商引资中，中国是最大的收益者，对于国外投资者，虽然收益也高，但在中国改革初期投资所承担的风险也大。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国内投资环境的改善，大幅度降低了外资在中国投资风险和投资成本的同时，外资投资的风险成本大幅降低的同时，而大规模的招商引资却给中国经济带来了风险和成本。

80年代 优惠的土地和税收政策  形成改革的示范效应、对沿海开放区形成增长的拉动效应。沿海特区开放成功，形成了巨大示范效应，形成了传统观念和传统体制的巨大冲击。建立沿海开放特区，进行试验性改革 这是中国开放的试验时期，面临失败或失控的风险。跨国公司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1993确立建立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后，投资风险降低 。90年代 、东部地区之间出现招商引资的竞争，不断降低引资门槛。对投资环境改善的投入增加。 成为东部地区GDP增长的引擎。技术溢出效应明显。解决社会就业，浦东开放的成功，将中国对外开放推向一个新高度。招商引资给中国带来的以不仅仅是示范效应，而对中国经济增长整体的拉动效应。
  
开放浦东带动长江三角洲的改革开放 这是中国开放开放风险尚未显现开放收益的递增时期，抢占中国市场和产业链高端，从合资向独资转变 加入世贸组织，开放门槛降低，开放领域拓展，投资风险进一步降低。2000年以来招商引资和招商的竞争扩展到全国。成为各级政府主要工作内容，各种招商会、招商团在各级政府频频举行。     全国各地都对外商进行大优惠、大赠送。  招商引资成为拉动中国GDP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中国外汇储备快速增加。成为世界最大引资国家。  各级政府开始陷入对外资的崇拜和依赖。出现为招商而招商、为GDP而招商倾向。
   
形成了外资挤压内资、外商吞并中国品牌、占领中国市场、抑制自主创新的问题。不断增加的贸易顺差，导致贸易摩擦，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形成人民币升值压力。来料加工贸易，导致能源消耗、环境污染增加。 按入世承诺全面开放中国市场，有选择的开放 中国开放风险已经危及中国经济的整体性和安全性。

结论： 随着中国招商引资规模和对外贸易的规模达到一定临近点后，开放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效应开始显现。在对外贸易和外汇不均衡的背后，形成了对外贸易摩擦的加剧，对内却出现外商在中国投资风险降低和收益递增的同时，中国经济的风险却在加大和对外开放收益的递减。

总之，对外开放搞活对中国经济带来的风险和诸多负效应，形成的外资与内资、进口与出口、招商引资与自主创新、经济开放性与经济安全性、搞活经济于经济控制力之间等一系列的不均衡，中国经济系统中出现这一系列的不均衡问题，充分说明，当中国的招商引资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在原有的开放战略和开放方针无法适应中国经济开放遇到的新问题和新环境。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7-26 09:15 编辑 ]

杰亮

四、中国改革的新阶段：从“鸟笼模式”到“丛林模式”的第二次选择

从80年代确立的在第一阶段确立的改革模式，完成了其使命同时，中国改革也面临着从原来的模式向新模式转换的问题。如何建立新的改革模式将中国改革推向新发展阶段，就成为党的十六大以来的面临的新任务和新挑战。在现阶段建立一个什么样改革模式框架，关系到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改革的走向问题，目前进行新模式框架建立的问题关系到中国经济与社会未来发展的前途的奠基性改革。十六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担负着开创中国改革新时期，为新时期改革奠基的使命。

中国改革模式建构的选择上，则面临着这样两种选择，一是沿着第一阶段的改革思路走下去，既然原有的鸟笼空间无法容纳已经长大的鸟，就可以通过建立一个更大的鸟笼结构来解决，这是一种惯性思维改革思路。第二种思路，是再大的鸟笼也是笼子。已经长大的鸟，真正需要不是一个继续让人喂养的大鸟笼，而是需要一个能够进行自我繁殖和自我喂养的一片丛林。在中国改革的模式第二次奠基时期，到底是选择建一个更大的鸟笼，还是建设一片丛林，这关系中国改革下一步走什么道路，实施什么改革战略的问题。

（一）、中国市场经济在配置社会资源方面的主导地位已经确立，市场经济的自组织机制已经开放发挥作用，自组织机制的市场经济需要走出鸟笼的束缚，在更加广阔的丛林环境中进一步完善。具有自我组织、自我决策、自我调节功能的市场经济，就像一个已经出窝的鸟一样，需要不再是母亲的继续喂食，而要在一个开阔丛林中自由翱翔、自己觅食、自我繁殖。

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由两个系统构成，一个在市场主体充分参与竞争的前提下，让价格在市场自组织中充分发挥作用的市场制度，另一个系统是市场经济发育的环境系统。市场经济发育的环境系统，有完善法制环境、诚信的文化环境、规范的市场秩序环境、健全的公共服务和宏观调控体系等构成。

市场经济发育的环境系统，不仅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社会制度的保证，而且也是从整体上降低市场经济运行的外部成本，保证市场经济自组织运行效率的保证。让中国的市场经济发育，从鸟类结构飞向丛林结构，是完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

　（二）、在鸟笼模式中，形成的政府喂养的经济增长方式，亟需向自主创新的增长方式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走了一条在政府领导和推动下的市场经济改革之路，在经济增长上，也形成了政府推动的增长方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市场制度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活力，二是招商引资带来赶超效应，三是在８０年代短缺经济的拉动效应和９０年代末以来大规模资本投资的拉动。

除了市场制度的因素外，招商引资和资本投资拉动的背后，都有政府参与在发挥作用。在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系统中存在这样一种关联关系：经济中心转移¬形成的政治动员＋８０年代财政包干或９４年之后的分税制的经济压力——导致了政府行为经济人化——对ＧＤＰ的追求形成了政府主导的招商引资＋政府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化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并存的情况下，形成的政府与市场对经济增长的双推动，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持续保证经济高速增长与制度创新同步进行的原因所在。俄罗斯和东欧在经济转型中，之所以会出现制度创新中的经济衰退，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改革之路走了一条舍弃政府和计划，单纯依靠市场的改革之路。

在中国经济增长转型初期，在市场机制尚未完善之前，政府经济人化对市场起了重要补偿作用。但是进入２１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结构性转型和拐点背景下，政府助推的增长方式反而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阻力。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7-26 09:17 编辑 ]

杰亮

在中国经济增长完成原始积累后，中国的经济增长规模达到一定临界点后，则面临着从依赖外资的导入增长模式向启动自主创新的内生增长模式转变，面临着依靠资本总量推动的高能耗的粗放增长模式向依靠技术进步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要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实现政府助推力的转向。让政府从经济增长直接参与招商引资和投资的领域中退出，转向对经济增长环境的改善、转向对自主创新的激励上来。具体讲就是要从目前依靠政府喂养的增长方式向启动政府激励的自主创新的增长方式转变。

（三）、自从中国进入世贸组织后，已经将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从一种鸟笼关系推向了丛林关系之中。

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的国际贸易同传统的贸易相比，传统的贸易是在贸易主权国单方面设立的贸易壁垒和开放门槛的前提下，进行的贸易活动。这是一种在基于自我保护、防范理念下形成的篱笆式的贸易模式。而世界贸易组织则是基于自由、公平、互利的原则下，在参加贸易国的双边或多边协商达成的共同遵循规则下进行的贸易活动。

用形象语言讲，世界贸易组织是在拆除了传统的贸易保护的篱笆后，将原先被篱笆分离的庭院式的世界贸易格局，变成了一个共同遵循的规则约束下自由活动的丛林世界贸易格局。将相互分割的庭院变成一个贸易成员国共享的丛林世界，既扩大的了世界贸易交往的空间，也为社会资源在世界范围内优化配置创造了条件。尽管现实中贸易组织仍有许多不公平的东西，但同传统贸易模式相比，仍然是解决现代世界贸易关系最好的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实施了对外开放战略，但在中国未加入世贸组织以前，仍属于传统的贸易。中国在实施对外开放的战略中虽然主动降低了开放门槛，拓展了开放领域，但由于中国的开放属于单方面的行动和承诺，仍属于行政手段干预下的开放，由于这种开于缺乏双边或多边制约，决定开放门槛的不受共同遵循的规则的约束，所以这种开放不具有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这种开放仍属于有限的开放，属于没有走出篱笆式开放。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不仅仅是中国开放程度的变化，而是中国对外贸易模式的根本性变化，是中国对外贸易从庭院模式向丛林模式的转变。从2007年开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过度期结束，这意味着中国将彻底走出庭院的贸易模式，进入既充满机遇，也充满风险、竞争更加激励的丛林世界贸易中。

在新贸易模式中，我们面临着新的理念和驾驭新贸易模式的新能力，需要新的对外开放战略。

五、建构中国丛林改革模式的新使命：实现“两大创新”与“双重转型”

处在重大转折时期的中国临新的选择与挑战，一方面作为经济与人口大国的中国遇到的资源与环境约束，在倒逼机制推动下，必须探索文明发展的新模式和新途径，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又面临着对西方工业文明遗产继承的转型改革。在继承西方工业文明遗产基础上，建立适合中国、也惠及世界的新文明模式，是历史赋予中国在新时期的新使命和新任务。

竞争的市场体制与建立在科技创新基础上的增长方式，是西方工业文明对近代以来人类文明的两大贡献。中国所进行新文明模式的创新，不是简单的减法创新，而是加法创新。在继承西方工业文明遗产上，中国的经济改革面临着。“双重转型”，即市场体制的转型和增长方式转型。在新文明指导下，进行的“双重转型”的改革和文明模式再造，又面临着两大创新，即文明模式的创新与改革模式的创新。

（一）、在新文明观指导下的文明模式的创新
自十六大以来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发展理念：
• 科学发展观：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到追求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转变
• 统筹发展：从“先富论”到“共富论”转变
• 循环经济：探索成本内化的工业经济与城市经济系统
• 建设和谐社会：从经济建设上升到社会政治
• 节约型社会：从生产方式变革到生活方式变革
• 幸福指数：从单纯物质追求到丰富的精神追求转变      

从上述提出的新发展理念中，可以发现，新一届中国政府已经从新文明模式重建的高度来应对中国经济增长遇到的新挑战。目前中国提出科学发展观，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发展观，而是一种旨在探索不同与西方工业文明的新文明观。按照中央提出的新文明观的基本内涵，中国将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文明模式重建的上突破：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7-26 09:33 编辑 ]

杰亮

中国人口是目前工业文明世界人口的1.5倍，是美国人口的4倍。据测算，中国要像美国人一样生活，需要三个地球的资源来满足。中国遇到工业化障碍，实际上暴露了西方的工业化模式的弊端，即西方的工业文明是一种不具有在全球普及的工业化。西方文明不可普及性的深层根源，就在于西方的工业化模式是一种地球资源和环境无法承受的巨大成本外化的模式。

从表面上看，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在发达国家已基本解决，问题主要在发展中国家。其实这是一个误区，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在国内实施的可持续发展，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成本外化的工业化模式，则是通过产业转移把工业化的成本由国内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已。西方发达国家虽然在国内建立起了低能耗、低污染的生产体系，但高能耗的消费方式并没有改变。

以巨大外化成本维持的工业文明模式，可以使占人类少数的西方发达国家以先入为主的强势可以通过成本转移来享受工业文明的好处，却无法让中国以同样的模式挤入工业文明的行列。无论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需要，还是人类文明史演化的必然，中国不能重复成本外化的工业化模式，中国必须探索一种成本内化的新型文明模式。因为只要这样文明模式才能中国的崛起不会形成对其他民族发展的挤压，才能突破西方工业文明的不可普及局限。

二是在人类与自然统一、竞生与共生协调、技术与价值的结合的新文明观的指导下，探索消费与生产、人类与自然制衡发展新经济模式。成本外化的西方工业化模式是一个消费与生产失衡的模式。现代工业化体系完全是为了满足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民族国家追求GDP不断增长而建立起来的。

在这样一个生产至上的经济系统中，消费为生产而存在、被生产所利用。在市场诱导下的消费，不是为了人类自身幸福而消费着，而为了满足被市场激发的欲望或对富有的炫耀而消费。这样一种被异化了的病态的不健康的消费，同时也是一种高能耗消费。或者说是一种让消费来负担生产所造成的外化成本的经济模式。

新型经济模式应当是生产与消费相互制约、相互均衡发展模式。在新型工业化模式中，既要满足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的要求，同时也要满足消费者如何以最低能耗实现幸福指数和生活质量最大化要求。围绕新经济模式重建，就有一个新消费模式重建的问题。

新消费模式重建需要从三个途径来实现，一是在新价值观的指导下，重新确立人类文明的终极追求，从过度追求物质消费主义向追求幸福最大化转变，使与幸福生活无关的物质消费退出消费领域，依此来降低能耗的消费。二是让技术创新进入消费领域，为低能耗的消费提供技术支撑；三是围绕新消费模式进行立法和制度的创新。目前中央政府提出建立节约型社会，这表明中国政府已开始对建立新消费模式的尝试。
      
三是建立循环经济，从内在机制建立消解外部成本的新经济运行机制。建立循环经济已经纳入中国经济建设议事日程。循环经济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度开拓的新领域。在新文明观指导下，不仅要探索生产系统内的循环机制，还要探索生产与消费、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循环机制，使传统工业化造成的巨大外化成本在循环经济得以消解。
      
四要围绕新文明模式，需要重新思考中国城乡协调的、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模式。13亿人口的城市化显然不能走西方式的高能耗的城市化道路。同样如何在现代科学技术、信息技术与地缘优势结合中，建立优势互补、资源整合、共同发展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模式，也是中国建立新经济模式的主要任务。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不仅要解决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避免使城市发展成本向农村转移，同时也要解决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避免发达地区的发展成本向不发达地区转移的问题。

总之，历史赋予中华民族的使命，不是简单地赶超西方，而是独辟蹊径，为后工业化国家探索出一条的可普及的全球共享的新文明之路。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7-26 10:16 编辑 ]

杰亮

一是历史赋予中国的新使命，探索建立一种成本内化具有可普及性的新文明，突破西方工业文明不具有普及性的局限。

工业文明诞生的200多年中，只有占世界约1/7的人口分享了工业文明的好处。早在20世纪70年代，对于工业文明造成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等问题，就引起了世界的警觉，在此背景下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崛起，则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十三亿人口大，将在很短的时间内，也要加入工业文明的行列。

（二）、奠基新文明基础的两大转型：增长方式转型与市场经济的再转型

如果说文明模式的创新是关系中国改革方向和命运的创新，那么增长方式与市场体制的转型，则是奠定新文明基础改革。　

依靠资本投入拉动的粗放的增长方式，对于中国20世纪８０年代到９０年代的经济发展阶段而言，是最有效增长方式。正是这种增长方式带来的高增长，缩短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技术、管理和经济发展程度的差距，使中国进入到经济大国的行列。但是，这个曾经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高速增长奇迹的增长方式，目前却成为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诸多负效应、成为中国经济结构升级障碍的因素。增长方式转型成为解决许多问题的前提和关键。

增长方式转型是实现中国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升级的关键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招商引资、出口拉动、资本投资推动等因素。这是一种典型的依靠外力和资本投入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利用这种增长方式实现工业化初期的原始积累，实现经济总量的扩张，使中国从人口大国走向经济大国，但不可能依靠这种增长方式，实现从经济大国向具有竞争力的强国转变。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全面进入世界经济竞争体系，中国要在竞争激烈的国际丛林世界中获得应有的位置，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必须是内生的，只有依靠建立在自主创新基础上的增长方式，才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

依靠招商引资、资本投资的经济增长，可以为中国的经济大厦建设提供足够原材料，但构成这个大厦的地基必须建立在自主创新的内生增长方式上。所以中国经济的面临两重内涵的可持续性，一是常规意义上经济增长与环境、资源的可持续性，二是通过增长方式转型实现增长动力的可持续性。
     
增长方式转型是奠定中国经济安全的基础性工程。目前中国经济系统中存在的贸易摩擦、人民币升值、外资对中国战略性行业渗透等不安全因素，均与目前这种过度依赖外资的粗放式的增长方式密切相关。如果中国经济增长不能实现从依靠外资和出口拉动向内需拉动、从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向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高端产业升级，中国经济安全隐患就很难消除。

增长方式转型是中国突破资源与环境对中国经济增长硬约束的主要路径。从“十一五”开始，中央政府开始加强对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两项指标的管理。但是要真正从根本上突破环境与资源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硬约束，必须依赖于增长方式的彻底转型。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对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新要求。建立在依靠自主创新基础上的内生增长方式，是一种需要以激励自主创新为导向的更加公平竞争、流动性更强、诚信度更高、知识、人类资本、风险资本等高级生产要素保证供给的市场经济环境。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7-26 10:17 编辑 ]

杰亮

目前，我国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无法承担这个使命。与粗放增长方式同步成长起来的市场经济，同粗放的增长方式一样具有不完善性、粗放型的特征。适应增长方式的转型，中国市场经济面临着从初级市场经济向高级的市场经济的转型。具体讲，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型改革：
     
一是市场竞争导向的转型：从招商引资、项目投资导向的市场竞争向激励自主创新、创业投资导向的市场竞争转变。建立自主创新的增长体系，不仅仅是个增加科研经费、重视教育的问题，而是如何启动市场的调节能力，将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机制和重点导入到自主创新上来，这才是自主创新最基本的制度保证。

如果社会资源配置的格局不能根本改变，大量的行政、企业和社会资源仍然集中在招商引资和项目投资上，那么实现增长方式转型就仍然是体制外的东西。所以，实现增长方式转型最基本制度保证，就是要实现市场配置资源导向转型。
   
二是实现政府管理市场方式的转型：从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向自主调节的市场经济转变。政府对市场管理方式的转型是市场竞争导向转型的前提。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干预型市场经济。目前存在的招商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的竞争格局，并不单纯是市场调节的结果，在市场调节的背后，还存在一个强大的政府。

四是从初级要素市场经济向高级要素市场转变。粗放的增长方式主要依靠资本与劳动要素的投入，而现代集约的增长方式，则主要依靠技术、知识、人力资源、制度等高级要素投入。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就必须调整市场要素的供给结构，从初级要素的市场经济向高级要素的市场经济转变。由于满足粗放增长方式的劳动力、资本的供给比较容易，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具备天然的劳动力供给能力，只要有适当的价格，就有充足的供给。

资本，中国通过招商引资也找到了解决途径。但是要获得技术、知识、人力资本这些高级要素，不仅很难通过招商引资获得，而且单纯依靠市也很难获得。因为决定现代财富增长的人力资本、技术、知识和制度这样一些软要素，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

人力资本、技术、知识与制度，这些要素是现代经济增长不可缺少的要素，但这些要素在企业使用之前，是私人企业不愿意提供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要实现低级要素市场向高级要素市场转变，单纯市场自身调节力还不够，高级要素的培育，不仅需要私人投入，更需要政府投入的配套。

六、建立“丛林改革模式”的五大环境建设工程

如果说在新文明观的指导下，围绕双转型是一只即将腾飞的大鸟，那么要保证只大鸟有足够翱翔的空间和提供给养丛林世界，中国的改革就有一个丛林生态环境的培育问题。基于中国改革的现状，围绕建立丛林生态环境的建设，需要推进五大环境工程的建设。

（一）、从“坚持”向“建设”转变：建构适应丛林环境的政治生态
第一阶段改革中，面对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改革向右转的浪潮冲击，“坚持社会主义”成为第一轮改革的主要任务。在建立丛林模式改革框架中，单纯地坚持很难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建设，需要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7-26 10:26 编辑 ]

杰亮

一是如何从新文明建设的高度，丰富社会主义的价值内涵，使社会主义成为新文明建设的政治载体。

二是如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改革深入的障碍。
   
三是通过社会治理结构和治理制度创新，探索现代民主制度下中国社会问题科学、公正、有效解决途径，使社会主义获得从原则到实践的保证。

（二）、丛林生态的养护体系：公共服务和公共安全建设：
在丛林生态环境的建设中，政府充当着重要角色。随着中国市场经济自组织体系的初步形成，迫切需要政府从市场调节的领域退出，承担起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生态丛林环境的养护职能。从这个角度看，目前政府面临的不仅是一个职能转变的问题，而是面临着公共服务体系和公共安全体系的重建问题。具体讲包括这样一些内容：

一是社会安全的保障体系的建立。建立以养老、失业、医疗为主要内容的覆盖全社会保障体系，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安全保障系统。这个系统虽然不属于市场承担责任，但是却是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所必需的。
     
二是对市场进行反周期调节的宏观调控系统。自从1993年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以来，中国就已启动了反周期调节。但是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系统的不断趋向复杂化，适应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的更精密、科学的反周期调控系统尚未建立。这个系统就像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汽车的刹车系统一样，是保证市场安全运行的主要调控系统。

三是维护市场竞争反垄断的市场纠错管理系统。这是保证现代市场竞争充分展开，防止垄断的市场纠错系统。竞争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市场经济的活力所在。但在市场经济的演化中，在外在和内在的因素下，竞争会导致垄断。垄断形成会抑制竞争，这是市场经济制度本身无法纠正的错误，需要通过政府启动的反垄断法来解决。

（三）、降低公共成本的公共设施和准公共设施供给系统。
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政府创造环境，企业创造财富。从经济学角度看，政府创造的公共环境之所以与解决增长密切相关，就在于企业生产活动，需要付出两种成本，一种是企业内部生产成本，另一种成本外部的公共成本。

这种公共成本是指企业使用免费或收费使用公共设施所要付出的成本。从表面上看，这种成本也最终表现为企业的内部成本，但同企业的内部成本是不同。由于企业使用公共设施所付出的成本的高低，与企业内部管理不相关，而是与政府对这些公共设施的供应和服务相关。

现代经济学研究证明，一个国家的公共设施使用成本的高低，对整个经济收益和增长具有乘数效应。

（四）、降低公共交易成本的政府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系统。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发展不仅受到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约束，同时也受到外部政府规制管理的约束。政府规制管理过程又表现为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政府的规制管理与提供的公共服务的质量高度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交易成本的大小。

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交易成本也分为两部分，一是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这个交易成本的高低与企业管理密切相关。另一种社会交易成本，是企业的市场准入、交易、退出以及纳税等过程中，与政府规制管理相联系而发生的交易费用。这些交易费用的高低对企业发展同样具有链条式反映。公共交易成本越低，就越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否则就成为企业发展的制度障碍。

（五）、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增长的调节体系建设。
在中国走向市场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不仅面临着地区差距的问题，同时还面临着城市与乡村两元结构的差距问题。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由于农村在市场配置资源的中处于弱势地位，对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不断城乡差距，不进行政府主导的逆市场调节，城乡发展的差距，就会演变成影响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发展政治问题。地区之间发展差距也是如此。建立区域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调节体系，是中国丛林生态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7-26 10:25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