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我们现在在经济全球化，毕竟我们是后起的国家，在法律各方面我们比较弱，我们的主动权比较弱，因此比较被动。我们要进口的商品国外都在提高价格，我们要出口的别人拼命压我们的价格，所以在中外贸易中中国吃亏的事情经常遇到，这在整个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要调解，我们政府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把制定国际贸易规则的权利，怎么样逐步收到我们手里，掌握主动权，我们应该下一定的功夫。

　应形成一个三元构架的公民社会才能走向法制社会

　　 我们改革这几十年可以说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系的过程，但是市场经济可以说是法制经济，我们一直强调要建立一个法制社会，但是现在的状况似乎并不乐观，我感觉这么多年过去并没有越来越好的倾向，到底是什么制约了我们法制社会的建立？我们如何做才能建立真正的法制社会？

　　周瑞金： 这个社会应该是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目前我们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推进社会改革当中，应该注意构建我们公民的社会，形成一个三元构架的公民社会。政府有公共权力，他履行对经济的调节，对市场的监管，提供公共服务，进行社会管理，这是他主要的职责，按照依法行使公共权力。

　　另外我们整个法制社会中还有一个权利，是社会自治权利，把社会基层的权利给公民实行自治，所以有社会各种组织，非政府组织，包括慈善组织、基金组织、协会组织、商会组织、维权组织，还有保护环境的组织等等，这一批自愿者组织，这样实行社会基层的自治。十七大已经把我们国家政治制度，从原来人大、政协和民主自治三线，加了一个社会基层自治，这是为了我们建立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前进一步。

　　这一次在汶川大地震看到各种社会组织，特别是志愿者组织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觉得从汶川大地震看到我们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以及公民组织、志愿自治的成熟。现在至少有20多万，甚至100万自愿者组织参与了救灾的活动。现在的数字越来越庞大，而且这种组织有企业家、教师、医生，包括港澳台、国外的自愿者们，他们的效率特别高。

　　我听一些从灾区回来的同志讲，台湾十几个志愿者把当地人组织起来供应一千多人吃饭，搞的井井有条。相反我们的工会、共青团、妇联这些组织到救灾第一线，为老百姓做这样工作的人很少，都是志愿者在做，实际上说明我们公民社会自治的权利也要健全起来。

　　第三个权利，配置资源的权利应该给企业所有。一个是企业，一个是政府，一个是社会组织，一个公民的社会是这样一个三元权利的构架，政府统筹协调，政府归政府，社会归社会，企业归企业，这样逐步走向了法制的社会就比较容易了。

　　现实的体制决定了改革的进一步推动还是需要既得利益者的自觉

　　 改革现在已经30年了，改革进行到今天，如果要继续进行下去的话可能就会损害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但是现在情况恰恰是这些既得利益者有能力继续推动改革，可以说改革推动者恰恰是改革的最大阻力，现在有这样一种说法。因此改革每向前迈一步都非常艰难，现在有不少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借改革之名为自己谋取更大的利益，实际上可能是一种倒退，如何才能打破这种僵局？我们网友也在问这个问题。

　　周瑞金： 这问题确实是一个很难的题目，因为中国改革到今天，需要承认和进一步推动多种利益群体，包括劳动者大众和知识分子，还有社会组织的存在、发育，这样推动政治、社会、文化，经济政治文化四位一体的体制改革，特别是要避免利益集团以公权力的名义垄断社会资源配置权和改革话语权，也要警惕近年来某一些领域国进民退的现象。对政府的限权和监督，特别是对财政的审查监督也非常重要。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9-8 11:38 编辑 ]

杰亮

人大这样的名义机关不能不监督，同时鼓励扶持民间组织参加环保，尊重民众的权利，这样让社会配合政府解决既得利益的问题，这是一个方面，要推进改革主体的多元化。另外，一定要坚持政治体制改革，形成一种民主的监督体制，包括我刚刚讲到的从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到党内的民主，到人大、政协这一些名义机关的改革，来加强对既得利益者的监督。

　　同时，也要推动网络媒体发展，建设网络的民主品牌。要有巨大的力量介入和监督既得利益集团的所作所为，网络媒体要发挥很大的作用。

　　再一个比较难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实际上不是理论观念的问题，主要有一个政治道德的问题，因为这30年来，中国走出去的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如果在***以后，80年代初有一些老同志说真正的信奉一大二公发展中国，所以在高级干部和中级干部当中，对作为现代世界文明主流的宪政并不陌生，但是很多人认为现在还不是实行这些的时候，为什么呢？

　　表面的理由是担心破坏社会稳定，但是深层的因素恐怕在于有没有为党和国家千秋大业着想的胸怀和胆识。如果扪心自问一下，抵制深层次的改革是不是过于珍惜自己手头经过三十年改革，含金量已经大大提高的权力？是不是非常害怕失去现行体制给予的官僚控制权和占有权，所以这个在公务员当中和领导层当中，要在这方面扪心自问一下。

   所以借着30年的机会，认真回顾一下30年的改革史，认真重温胡耀邦、邓小平老同志曾经有过的理想主义情怀，这是我们党和国家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打造新的改革共识，从30年辉煌成就再发出精神的驱动力，所以我认为这方面打破既得利益集团问题，有一个体制改革，加强监督，有一个舆论进度等等，很重要的还要继续自己改革的领导层，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

　　 您说整个改革的推动还是要靠那些既得利益者他们的自觉，否则的话还是比较困难。

　　周瑞金： 那当然，因为中国现成的体制就是这样，当然我们现在民众影响越来越大，包括一大批成长起来的企业家，他们在对机关有一些发言权，所以发展网络媒体，要动员大众的力量，自下而上推动。

　　中国整个改革到现在30年为止都是自上而下推动，基本上一个主要的体制状况，我认为是一下子很难改变的。我觉得既得利益集团也应该分清情况，也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不能一一改之。现在很值得注意的现象，80年代邓小平处理康华公司，当时提出高干子弟不经商的，这一条早就给打破了，我们还要怀念八十年代那时候真正清理不正之风。现在中央再三的讲也没有起多大的作用，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大家追求利益，市场经济改革十几年以后，把政治人转变为经济人，现在大家追求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个人既得利益都起来了，要把这个转变起来是不容易的，要花一点力气的。这正是我们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今后的改革应该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改革

　　 改革开放30年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之所以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关键是为了我们未来能做的更好，所以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改革将向何处去？

　　周瑞金： 我觉得十七大主要精神还是对的，我们今后的改革应该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发展。所以我们今后要推动四位一体的全面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我当时在十七年前写皇甫平文章，选择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思想中，我们如果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话问题就解决了。经过这十七年的实践来看，市场经济也有两条发展的道路，一条就是完善的法制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另外一条权贵主导的市场经济的道路。今天看起来我们应该争取要向往法制市场经济发展，要防止走向权贵的资本主义道路，这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里面需要努力的。

　　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作为我们下一阶段改革的重点，因为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了，怎么能够配合经济体制改革，按照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后，政治体制怎么来完善？他的方向应该是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结合的一种宪政政治，会逐步的推进，但是目标还是要实现宪政的政治。

　　文化改革方面，我们要融入现代文明，开放、多元的民族文化，作为我们文化改革和建设发展的主要目标。我们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和社会的建设应该是以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的，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三元的现代公民社会，我上面已经讲过了，所以我们今后在30年改革的基础上，我们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要抓这四位一体的改革，这是最重要的。

　　谢谢周老师，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网友的参与。

　　周瑞金：谢谢大家。

转贴自: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主办的「中国改革论坛」(2008年7月18日 )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7-20 08:18 编辑 ]

杰亮

主  讲:周瑞金　“皇甫平”系列评论作者、《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
时  间:8月30日　上午10:00-12:00
地  点:广州市先烈中路100号广东省科技图书馆一楼学术报告厅
主  办: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承  办:南方都市报
来  源: 南方都市报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周瑞金这个名字远不如“皇甫平”来得有名。17年前，已在改革的大道上走了十多年的中国，面对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一时间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各种左倾思潮死灰复燃，以反击自由化为名抵制市场经济，质问改革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时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的周瑞金，从邓小平在上海的讲话中敏锐地把握到了未来发展的方向，在1991年主持写作了署名“皇甫平”的系列文章高倡改革，一扫当时国内对于改革开放的沉闷氛围和游移态度。这篇文章誉为是继“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后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山之作。第二年，小平同志南下视察，重新启动了改革。　　

以思想新解放推动改革新突破

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的改革者勇立潮头，敢为天下先，从任仲夷同志到袁庚同志，都是改革年代有理想主义情怀、有现代政治文明素养的一代改革领导者。广东的改革又是薪火相继，不绝如缕。今年温家宝总理来广东考察，充分肯定了广东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提出改革要攻坚的任务，这就是希望广东在全国继续发挥窗口的作用、实验的作用、示范的作用、排头兵的作用和开路先锋的作用。

　　第三次改革大争论的来龙去脉
　　
三十年来市场化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是市场化改革也积累了很多的问题，终于在2004年爆发了一场大争论。当时有人抓住几个国有企业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极力全盘否定国企改革，同时对住房改革、教育改革、医疗卫生改革也一概持否定态度。由于这些问题涉及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问题，所以引起反响非常强烈。这次争论，和前面两次关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争论不同，主要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实际的民生利益问题，因此争论延续时间较长。
　　
到了2006年1月，我就写了一篇《改革不可动摇》的文章。我觉得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争论双方没有什么大的分歧。我也承认市场化改革存在六大问题：一是三大差别拉大。即区域差别、城乡差别、贫富差别拉大。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超过了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二是社会事业严重滞后。在经济发展中社会事业发展被忽视了，比如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事业滞后。2003年在抗击SARS中表现较为突出，暴露出医疗卫生薄弱特别是农村。2004年中央及时总结教训，提出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思想，重新认识发展，认为发展应该是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不仅经济要发展，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都要发展；经济与社会发展要协调，经济与自然发展要协调，等等，这样才有可持续的发展。大家都看到，这些年GDP快速增长，财税大量增加，许多地方大造高楼大厦，经营城市，改造旧城。政府机关的大楼造得漂漂亮亮，但教育卫生文化事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农村有许多小孩上不起学，不少城镇居民买不起房子，居住条件很差，等等。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建立起来。由此，带来第三个问题，就是民生问题突显出来。诸如就业难、上学难、看病贵、住房贵、治安乱等这些牵涉到百姓民生的问题，积累起来了，一时难以得到解决。四是发展方式粗放。高投入，高消耗，带来能源、材料、资源浪费严重，2006年曾经有一个统计，我们创造了全球4%的经济总量，但我们消耗了全球32%的钢铁、40%的水泥、25%的铝、23%的铜、30%的锌、18%的镍，石油占新增长的31%。五是生态遭破坏，环境被污染，特别是饮用水短缺现象严重。六是贪污腐败蔓延，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社会风气不好，社会治安环境亟待改善。
　　
大争论的双方对这六个问题看法都是一致的，但是对产生问题的原因有分歧。一方认为是市场化改革引起的，搞市场经济必然会导致差距拉大、贫富拉大，带来很多腐败现象。另一方认为这是市场化改革还不到位，不是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出了问题，而是我们改革的路径出了问题，权力介入市场，权力与资本结合，导致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现象蔓延，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引起的。我在《改革不可动摇》一文从理论角度，即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变化，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没有改变，没有转到公共服务型政府上来，不知道在衣食住行这些私人品基本解决之后，要进一步公平、有效地提供社会公共品，即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司法公正、信息对称、民主权利等等。所以我说现在是“端起碗来吃肉”，说明我们的温饱问题解决了，但是又“放下筷子骂娘”，“骂”的就是就业难、住房难、看病贵、上学难、司法不公、信息不透明、缺少参与权、表达权等等。这就是我们市场化改革还不到位的结果。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9-8 13:12 编辑 ]

杰亮

我的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中央领导很重视，调查了这篇文章的发表背景后，马上就表态支持。不久，在3月初全国“两会”召开的时候，胡锦涛总书记就到上海代表团发表了“要毫不动摇地推进改革开放”的讲话，提出提高改革开放决策的科学性和改革开放举措的协调性，改革开放成果要让大众普遍享受的问题。这是中央对第三次大争论发表了定调看法。

　　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
　　
场化改革取得成就的同时，积累了这么多的问题，它的原因何在？对这个问题，现在理论界有很多分析，基本上倾向于我们现在只是搞市场经济，而没有顺应搞政治体制改革，资源配置没有让市场起主导作用，而让不受制约的权力介入市场，这是引起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现象蔓延的一个根源所在。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先生，这两年对这个专题做了调查研究。他发表文章说，无论从美国、日本、英国、德国，还是从俄罗斯、东欧转型国家来看，他们搞私有制、搞市场化，国民收入差距都没有中国这么大。陈志武认为，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不是造成收入差距失控的一个根本原因，他认为中国在没有可靠的权力制约机制的情况下，又偏偏什么资源都控制在行政权力的手中，通过国有企业、国有银行等等，让老百姓的多数资源由政府来配置，他认为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既然政府权力不受监督制约，同时通过国有制让政府直接代替市场来进行资源配置，这些资源和发展机会必然是按照有权力、有关系的人进行分配的，像北京、上海、广州是“第一世界”，国家的分配向这里多一些，像其他的省自治区所谓第二世界就少了，然后到县一级就又更少了。国家投入多，当然有利于当地的GDP增长和国民收入的提高，越到县一级、镇一级就更少了。陈志武认为这种收入的金字塔结构和权力的金字塔结构的吻合，说明谁有权力有关系就能够发财，就能够找到好的高收入的工作。反过来也使每一个想发财想高收入的人只能走官商勾结的道路。政府代替市场进行资源配置时，资源的配置既不会符合效率的原则(不按市场规则分配)，又不会符合公平的原则(没有民意问责制约)，因而只会按照权力的原则，这样的经济就是权力经济了。他认为这是造成贫富差距过大、腐败现象蔓延的一个主要原因所在。
　　
分析了当前问题的症结，那么我们进一步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呢？这就需要我们通过新的解放思想来推动改革的新破土。首先，新一轮思想解放如果说与前几次思想解放不同的话，主要是以前的两次思想解放侧重于意识形态的论争，这一次却注重利益格局的调整。其次，以前侧重于还利于民，而这一次侧重于还权于民，即还公民以权利。党的十七大提出来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要保证公民这些权利要求，包括对社会公共品进行公平、有效分配。再次，以前思想解放侧重于从思想层面解决问题，认识提高就行了，这次却侧重于制度创新，规制的建立，从法制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涉及利益格局调整和还权于民，这两个本身就是制度性的东西，所以只有制度创新，规制保障，才能实现这两个目标。
　　
总之，新一轮思想解放具有上述三个特征。归纳起来说，第一次思想解放树立起实践标准的权威，第二次树立起生产力标准的权威，而这一次要树立以人为本标准的权威。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经济、改善政治、解决民生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什么要强调发展经济、建设民主政治、解决民生这三个问题呢？就是为了贯彻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
　　
新一轮思想解放主要任务，是破除传统的发展理念和模式，一方面树立新的发展方式来推动经济发展，一方面改变“全能主义”的政治模式。所以这一次解放思想要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体制改革和建设发展。
　　
在经济建设和改革上，要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大大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特别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近年来，在国有大企业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这个经济改革的大关面前，攻坚力度不足，进展缓慢，在一些领域还出现“国进民退”，强化政府对企业微观决策的干预之类的开倒车现象。经济建设和改革中产生的问题，一方面使经济沿着依靠资本和资源的大投入驱动粗放增长方式一路狂奔，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另一方面设租和寻租活动频频，带来贪污腐败、贫富差别拉大和社会失范愈演愈烈，引起社会民众强烈不满。

杰亮

经济改革显然存在着两种严峻的前途，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力主导的市场经济道路，即权贵资本主义道路。如果说16年前我们解放思想迎来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那么今天我们思想解放，就一定要进一步完善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决不能走向权贵市场经济的道路。

　　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不久前召开的十七届二中全会提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我们要以这个为重点来推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的体制改革和建设发展。过去政府包办社会的一切，所有民众的吃喝拉撒都由政府包下来，这是几十年来一贯的政治体制管理模式，现在要改变这种全能主义的政治模式。
　　
政治体制改革的确是个敏感的问题，应该慎重推进，但并不是洪水猛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也做了不少政治体制改革的事，它与经济体制改革伴随进行，问题是相对经济体制改革来说滞后了，带来了很多新问题。
　　
我认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两大成就显著：一是党与国家领导成员平稳交替走向制度化、规范化，这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取得最重大的成就。我们建立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退休制度，中央核心领导层年龄界限和任期虽然没有具体规定，但实际上已经约定俗成，形成规范。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带头实现最高权力的平稳交替，已成为制度。这个很重要，应予充分肯定。
　　
二是网络推进政治民主的作用突显，特别是从中央到地方高层都能利用网络这个新媒体听取民意，得到从政有益启示，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如山西黑砖窑事件在网上被揭露了出来，山西省政府公开道歉，显示了政府的公信力；还有“周老虎”、“吴老虎”、“欧阳坑”、“刘羚羊”等等弄虚作假(有的非主观故意)，都是通过网络监督曝光的。厦门政府也是听取了网民意见，将污染环境严重的PX项目转移出厦门的。轰动全国的广东许霆案，更是在网民们强烈要求下开庭重审，由原来判处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五年。从冰雪灾害到汶川大地震，网络媒体在及时沟通信息和舆论监督方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网络媒体舆论的这种多元化，开辟了一个舆论监督的新空间、新平台，推动了政治民主进步，让广大民众有了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这应该也是政治体制改革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
　　
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步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今年两会推行“大部制”改革，这主要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将其变成服务政府、廉洁政府、法治政府。政府不要干预微观经济，不要站在招商引资第一线，不要与开发商打得火热，而要着力干好宏观调节经济、监管市场的事，把力气用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这实际上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你是有限政府，不是全能主义政府。大部制也是为了限权，有利于实现高效政府、责任政府、节约政府。对政府的限权与对政府的监督，才是我们搞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目的。为什么现在有些地方政府贪污腐败蔓延？就是政府权力不受制约，执掌许多审批权，有许多寻租空间。如果一个地方土地价格不是市场说了算，而是市长说了算，那个地方必定产生腐败。这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一定要围绕这个主题进行。大部制千万不要变成大权独揽制。令人高兴的是，张国宝同志兼任能源局长后，甫上任就明确宣布不管定价权，能源价格由市场定，这就是政府管理观念上一个大转变。也就是解放思想带了头。政府公共权力不能形成特殊的利益集团，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政策化，这是很危险的。
　　
第二步，要从党内民主做起。党内民主包括民主决策、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有人提出，县市党委可以尝试民主差额选举书记，两个候选人选上为书记，差下来的当纪委书记。这就有从体制上和组织上监督了，有利于不让“一把手”变成“一霸手”。所以，实行民主先从党内做起，因为党员、干部素质比较高，从党内做起是有条件的。这里特别需要提出的是，要防止党内出现特殊利益集团，把市场经济引向权贵资本主义歧途。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9-8 12:26 编辑 ]

杰亮

第三步，民意机关改革，尤其是人大改革。人大是我们国家权力机关，既有立法权，也有决策权、监督权，尤其要对政府监督问责。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大功能偏离，只搞立法。人大在财政预决算方面要起重要的决策和监督的作用。政治民主是从财政民主做起的。古希腊古罗马最早就是推行财政民主。那时国王要打仗没有钱，向富人征税，要先向富人说明打胜仗对经商的好处。富人怕国王挪作他用，提出要“专款专用”，国王就承诺了。这就是最初的民主监督。所以，我们应当加强人大对于财政预决算的审议和监督作用，因为利益格局的调整实际上就是财政的调整。所以这一次温总理提出，要把财税制度改革提到重要的位置上来。财税是源头，收多少税，收来以后怎么用，怎么分配，那才是真正的利益格局的调整。国外的议会审议政府的预算需要花几个月的时间，监督得也很紧，一发现政府开支违规马上进行问责。这一点我们做得还很不够，需要进一步改革。
　　
最后是社会民主，建立公民社会，实现公民自治，逐步推广基层直选。现在我们有些地方实行干部公推公选，如最近南京做得比较好，几个局长公开在社会招聘。干部的使用和选拔是今后推进民主的重要方面，如果做得好，民主的推动就有成效了。从村一级直选做起，将来推到乡镇，然后推到县一级人大代表和政府的直选，自下而上地推动社会民主。

　　推动民生取向的社会改革
　　
十七大提出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牵涉到两大问题，一是解决民生问题，二是建立公民社会体制，真正构建和谐社会。要正确全面领会十七大精神，真正做到解决民生问题。现在许多地方给低收入者、退休人员加点钱，免掉小学生学杂费，增建廉租房，增加教育经费支出，改善医疗卫生，这些都是需要的。但真正解决民生问题必需兼顾六个方面。
　　
一是建立完善的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这是中央一再强调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建立学习型社会的基本要求。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更新教育观念，改变教育内容方式，搞好小学、中学、大学教育同时，还要搞好职业培训、社会教育、终身教育等等。要从教育这个起点上实现机会公平和社会公平。这很重要。光靠增拨教育经费是不够的，还要利用社会力量办学。中国古代皇权社会一两千年的教育，没有靠国家出钱，都是靠社会办私塾、办书院，培育了一批批人才。
　　
二是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就已提出这个问题，十多年过去了，不是国家财力不足，而是由于政府内部重重阻碍，至今未建立，使弱势群体基本生活保障不能落到实处。现在建设进度必须加快，尽快建立城乡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三是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并努力形成合理、公平的分配格局。扩大就业是合理公平分配格局的基础。一次分配在提高工作效率同时，就要注意公平。二次分配更要体现公平、公正原则，使低收入者提高收入，高收入者在税收上多贡献些，扩大中等收入人数，拉小贫富之间差距。1993年，邓小平就说过，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解决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的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今天回头看，小平同志的预见多么正确！
　　
四是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保证人人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尤其是农村医疗服务最差，要改善。医疗卫生作为公益性事业，应当以人为本，最大努力保障民众的身体健康。
　　
五是建立保障人人有房住的城乡住房建设制度，但不是人人拥有产权房，低收入者通过廉租房来解决。上海这些年建了那么多高楼大厦，但老百姓住房却没有真正解决。新上任的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到市中心黄浦区居民点考察，看到不少居民还住棚屋，晴天日晒，雨天漏水，他感慨地说，在上海繁华的市中心，还有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是我们政府没有尽责啊！的确，现在不少城市是表面繁荣，百姓痛处何在，缺少关心，一定要改变啊！
　　
六是建立良好的生活环境，保证空气新鲜，特别是水源清洁、食品卫生。现在水荒、水污染严重，食品有的不安全，药品有的假冒伪劣，百姓基本生活环境都没有保障，谈何解决民生问题？现在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百姓要求很高，对环境要求也高了，我们当然不可能一下子全部解决，但一定要逐步解决。

杰亮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并面对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交织与激荡，人们活动的差异性、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明显增强，价值取向多样化、利益主体多元化，思想认识复杂化，成为潮流。所以要改变“全能主义”模式，构建三元格局的公民社会，即政府的公共权力、社会的自治权力、市场的配置资源权力，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和谐社会。社会体制改革，就要往公民社会体制前进，政府归政府，社会归社会，市场归市场，三元构架各得其所，又有相互联系，就能形成和谐社会合理的格局。
　　
改革在深化，各个体制在转型。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政治体制向民主法治转型，文化体制从垄断型向多元转型，社会体制从政府全能走向社会自治。把基层群众自治当作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提出来，是这次十七大的一大创新。过去我们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就讲三个内容，即人大、政协、民族区域自治。这次十七大加上一个，就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是一大进步。其实，很多社会问题都可以让群众自己解决，实行自我治理，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落实群众基层自治的权利，必定活跃民间组织，比如各种协会、学会、维权组织、慈善组织、志愿者组织，真正让他们担负起社会责任。今年春节前南方冰雪灾害，人们记忆犹新。为什么一周后才传到政府这边，因为没有社会组织在活动，等到造成严重问题后才反映到政府，才动员起来。当然我们政府的动员力量很强，一经动员势不可挡。不过，我们要反思一下，如果有民间组织，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组织动员起来，解决问题。那抗冰雪效果肯定更好。推而广之，环保、就业、慈善救济，等等，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通过民间社会组织来解决，这样的社会才是有活力的社会。
　　
这次汶川大地震，几乎与政府第一时间启动救灾行动同时，民间的募捐、献血和志愿者行动，也迅即启动。企业家、医生、农民工、教师、记者等充当自愿者日夜兼程奔向灾区，投入救灾工作，其速度、效率几乎与部队同步；传统的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等社团之外，各种名目、不同规模的民间团体，迅速转换为志愿者组织，以各种可能的方式，有组织地投入到救灾行动。到达救灾现场的自愿者就有20万人之多，这标志着我们社会公民意识的觉醒，以及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
　　
可见，不要把民间组织当作是对立面，冲突时不要看作是“敌对”的，应是人民内部矛盾。要给予民众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让社会配合政府解决问题。这也是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方面。

　　“经济人”要向“和谐人”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1949年-1978年)，我国人民都变成“政治人”，人人关心政治，参与政治，搞阶级斗争，妻子揭发丈夫，儿子批斗老子，搞得家庭不和，社会不安，冤案遍地；而改革开放后的30年(1978年-2008年)，我国人民从“政治人”变为“经济人”，人人关心经济利益，人人努力创造社会财富，这是历史的进步，社会的前进。但是，“经济人”也带来问题，比如追求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受主义，金钱万能，唯利是图，社会道德风尚缺失，社会治安混乱，腐败现象严重。当然这有经济原因，也有人的弱点所致，大家都想高消费。房子要住越大越高级的，东西要吃越来越好的，工资要高的工作要轻松的。把这些都当作人生价值目标，所以带来人的浮躁甚至异化，造成人的物化，成为纯粹享乐主义者。
　　
今天我们提倡以人为本，“经济人”将变成“和谐人”。在今后岁月里，一定要从“以物为本”中解脱出来，加强人的精神关怀，加强人生价值观的引导，培育更高尚的精神，让人们精神更健康。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为物所困，人的自我和谐也受到挑衅，不少人自我紧张、浮躁、精神崩溃。据统计，当今精神病者增多，全国大约达到1600万人，其中深圳自杀者每年2000人左右。25岁-35岁患精神病的为主，一些人承受不了挫折，自杀了断，因此自杀率提高了。
　　
马克思早就说过，人要追求全面的自由的发展。“和谐人”就是马克思说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人。以人为本，是当今社会的重要课题。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权利为核心，保障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以人的发展为宗旨，给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以人的需要为中心，既保障物质需要，又保障精神需要；以人的持续为原则，保护生态环境。只有从“经济人”向“和谐人”转变，人与人才会取得和谐，人与自然也才会取得和谐、人与自我也才能取得和谐，最终真正建立起和谐社会。

资料来源：「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2008年9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