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五、论儒教与宪政

　
   
有实现宪政的国家都称不上是文明国家，文明还没有开始，这个国家还处在野蛮状态，至少还停留在蒙昧阶段。　
   
儒教存在许多缺陷，它在朋友间的一些箴言还有些用处，但大部分都是糟粕。它过于关注现实，忽视人的精神需求，只关注此岸世界，拒绝接受彼岸的观念。这个缺陷需要其它宗教来弥补，能够在此岸、彼岸关系中处理得较好的当属基督教。

在各种虚伪的宗教之中，我们也能够看出哪一些宗教最符合社会的利益；哪一些宗教最能够使人得到今生的幸福，虽然它们不能够给人来世的快乐。基督教要人相亲相爱，毫无疑义它愿意各民族都有最好的政治法规和最好的民事法规，因为除了基督教是人类最高的福泽之外，最好的政治法规和最好的民事法规就是人类所可能“施”与“受”的福泽中最大的福泽。

基督教和纯粹的专制主义是背道而驰的。《福音书》极力提倡仁爱，所以基督教反对君主以专制淫威去裁决曲直、去肆意横虐。基督教禁止多妻，所以基督教的君主们比较不幽居深宫，比较不和国民隔绝。

因此，就比较有人性；他们比较愿意依从法律，而且能够感觉到自己并不是什么都可以为所欲为的。一种宗教在一个国家里的诞生和成长，通常同那里的政体的意图是相吻合的。宽和政体比较宜于基督教，专制政体比较宜于伊斯兰教，天主教比较宜于君主国，新教比较宜于共和国。〔4〕　
   
儒教的目标有两个，一是用于个人，通过修身养性，达到道德至善，二是用道德完人去治理国家，这是它的最终目标，第一个目标是为第二个目标服务的。但这两个目标都是有毛病的，靠自我修炼而成的道德完人就几乎不存在，历史上杀人如麻、昏庸无能的皇帝比比皆是，所谓几个明君也无不是杀人不眨眼，为民请命的包青天也是屈指可数。

退一步说，即使能找到这样一个道德完人，他的知识、能力也不足以处理一切国事。治理国家是一项复杂的事情，需要政治、经济、军事等等各种知识，没有一个人是能全部通晓的，一人的智识是不可能胜任的，在政治上，赋予一个人的权力和责任，必须与其能力相适应。

圣人治国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要有道德完人，二是这个完人要有获取一切决策所需信息的能力，即无所不能；三是这个完人要有正确决策所必须的知识，即无所不知。如果有这样的人，那么我们就可以放心地把所有权力授予他，市场经济就不用存在了，一切只需听从圣人的安排、分配、命令就可以了。由于没有一个人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所以任何人都不能授予无限权力。人人皆可尧舜，那是理论上的可能，把不能实现的理想搬到政治场里去要求官员，结果只能是被假圣人所利用。　
   
儒教妄想通过教育，灌输一些仁政思想，提高人们的道德自觉性，从而培养出明君清官，由道德王、圣人来掌握公共权力，这是对人性的过高估计，是与虎谋皮。手段必须与目的相配套，否则美好的愿望未必有美好的结局，儒教的修身手段对提高政治品德作用是很小的，对抑制人的野心和恶性是很有限的，最终修炼出来的儒教徒大都是一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假圣人。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7-12 06:25 编辑 ]

杰亮

法的精神要求罪责自负，儒教对诛九族这种滥杀无辜的滔天罪行却无动于衷。一人犯罪让九族都来承担，说明诛九族已经根本不是什么刑罚，动物也不至于如此野蛮暴虐，这是一种丧心病狂的迫害，目的不是惩罚犯罪，而是要营造一种恐怖气氛。

作为专制的太傅，儒教成功地把人民驯服了，把人民置于专制的魔爪之下，却任由专制随意糟蹋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因此，它是要负一定责任的。诛九族狠狠地抽了儒教一巴掌，宣告仁政理论彻底破产，证明了圣人治国的虚伪性。　
   
掌握权力的人总是倾向于滥用权力，权力没有约束，就要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儒教只提出了掌权者要自我约束，但没有提出外在的约束，因此，为掌权者打开了一扇腐败的方便之门，据说有的官员前门贴着禁止跑官要官，后门买官者却如过江之鲫。

儒教只提出了政府如何控制人民的学说，但没有提出人民如何控制政府的内容。没有关于如何约束、限制权力的学说，不能算是政治学说，儒教用于政治其不足是显而易见的，其失败是必然的。政府必须以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目的，必须经过人民的同意和授权，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政府的各个组成部分也要互相制约，这些关于政制的最重要内容在儒家学说里是找不到的。　
   
儒教的理论只有在已经实现宪政的地方，才可以发挥一点作用，这并不是说儒教能通到宪政，儒教是通不到宪政的，它是通往专制胡同的。要实现宪政，首先要绕过儒教，把它从政治场里驱除出去。　
   
让上帝归上帝，让凯撒归凯撒。儒教只能归儒教，政治归政治，两者要分开，儒教一旦与政治结合就具有压迫性力量，就会排斥其它宗教和平等理念。在儒教横行的时候，佛教和道教、基督教都是没有容身之地的。任何宗教都必须与政治分开，历史上基督教就经历了这样一个从结合到分离的过程。在独尊儒术之后，儒教已经与政治紧密结合，事实上已经是政教合一。

当法律用儒教经典来解释的时候，礼教成为了法律。当儒教的纲常等级秩序理论用于政治实践的时候，儒教的牛棚蓝图已经成为现实。儒教只能在道德领域发挥一点作用，今天即使在道德领域也已经不能完全适用，如有关孝的教义就要经过节制、修正，因为即使是孝也是有原则的，并不是绝对的服从，不是愚孝，也要注入平等的思想，孝不能高于正义、真理、个性自由等更高的价值。　
   
宗教的初衷基本上都是为了某种救赎和慰藉，为了某种崇高的目的，每种宗教的教义基本上都是教人向善，真正的邪教是极少的，宗教本质上应该是依靠人们自觉地追随、皈依，宗教本身很少有破坏作用。但是当宗教与政治结合的时候，当宗教走出自己的专业领域介入政治的时候，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借助世俗权力的作用，宗教就会改变它本应是“自觉追随”的性质，此时宗教已经带上了政治意义，人们的信仰不再有自由。

儒教也一样，当儒教不参与政治的时候，儒教的危害并不大，总体上是利大于弊。当与政治结合的时候，就算是再崇高、再良好的宗教也难免变异成一股破坏性力量，它就会迫害异教徒。宗教就是宗教，它不是政治学说。治什么病，就要用什么药，否则，不但治不好病，反而会把人治死；公共政治问题就要用政治理论来解决，个人精神指导就要用宗教来解决。儒教的教义决定了它只能停留在道德、伦理范畴，而不适于政治。　
   
要摆脱专制的牢笼，首先就要知道摆脱后的去向以及摆脱之方法。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洛克、孟德斯鸠、联邦党人等一大批先知先觉在古希腊、古罗马的共和实践基础上不断探索，终于找到了这个方法。儒教徒跪在专制脚下，从未想过这个问题。儒教似乎认为人类将永远生活在专制的牢笼里，没有其它出路，没有其它活法。　
   
晚清洋务运动，只学西方造船造炮之术，而不寻求政制的改进，所以这种学习只是为了维护专制统治，只是为了巩固主子的江山，延长其寿命罢了。　
   
中国要实现宪政，就要用宪政理论取代圣人治国论，要用基督教填补儒教的空白，逐步替代其它过于出世的宗教，这样才能培养出共和国需要的公民。儒生的知识是片面的，思维已经僵化，今天我们要对儒教进行改良、扬弃、去伪，而不能复古、盲从、膜拜。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7-12 01:07 编辑 ]

杰亮

人是目的，不是工具。换言之，人权和自由才是目的。民主、法治、联邦、自治、分权等宪政设计都是保障人权和自由的工具，这些是有效的驯虎工具。国家、政府才是人的工具，而不是相反。政府不能随意要求个人为之牺牲，却要时时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政府要求个人作出牺牲必须有严格的控制，必须遵守法律程序和公共利益的实体要求。政府如果不能实现造福人民的目的，政府就没有资格要求人民爱护它，人民也无须爱护它。　

人天生就是一种政治的动物〔1〕，这是对所有的人都这么说的，并不是只有一部分人才是政治动物，才过政治生活，其他人就不需要政治生活，人的特性要求每个人都要有政治生活。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不是人会说话，动物也有动物的语言，不是人有亲情爱情，动物也会恋爱，据说有些动物比人还忠贞不二，而是人除了吃饭睡觉，还有政治生活。

如果没有政治生活，人就纯粹是丛林动物。因此，对于人来说，政制的安排是至关重要的，它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自由度、财富分配模式，它应该保障每个人都有这种生活。　
   
人民必须关心公共事务，这不是说他们得亲自处理公共事务，但他们必须保持必要的警惕。人民一旦不关心政治，公共权力很快就会发生异化。　
   
民事权利是人人都有的，民事行为能力则取决于年龄、生理、精神等因素；政治权利是人人都有的，但政治行为能力则取决于年龄、健康、知识、品德等因素，要求公民具有相应的分辨能力和判断能力。参与某种政治活动，就要具备从事这种活动的特殊能力。人人都应该有言论表达的自由，只要其行为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人人都应该有选举那些应对自己负责的代理人的权利，只要他具备最基本的判断能力。　
   
有什么样的国家，就有什么样的国民，而有什么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这话看起来似乎矛盾，其实在不同的前提下，都是成立的。国家对国民的影响就象家庭对子女的影响一样，有什么样的家庭就有什么的子女，通常情况下，人是环境的产物，例外的情况是先知先觉对环境的突破。

当一个社会没有先知先觉起来质疑的时候，国家完全决定了国民，当一部分先知先觉运用理性提出新见解开创新大陆的时候，国民就可以改变国家，这就是孟德斯鸠所说的：在社会诞生之初，制度经由领袖而产生，而后，领袖经由制度而产生。国家与国民之间，国民是自变量，国家是因变量。　
   
制度的创新、变更，不论在哪个时代，不论在哪个国家，总是由先知先觉和领袖人物推动的，中国在漫长的专制长河中缺少这样的先知先觉，换一个朝代，只是换上一个新的农民做皇帝，这个农民囿于其知识和能力，是不可能完成制度创新的。

唯一有点知识文化的士代夫阶层从未进行理论创新，在暴力革命循环中，只是伺机寻找新主人，寻找一位心仪的皇帝，从未想出如何治疗这个周期性发作的疾病的方法。士代夫只是一些读了一些圣贤古书的文人，他们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他们只会吟诗作画，没有能力提出对国家、对政治、对经济的新见解。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7-12 06:25 编辑 ]

杰亮

每种事物都有自己的法则，这就是法的精神。统治动物的法则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统治人类的法则与统治动物的法则有所不同，如果把弱肉强食的动物法则用到人身上，那么将会是怎样呢？力气大的人对力气小的人，富人对穷人，权力大的人对权力小的人，不就都成了人吃人了吗？纳粹的种族灭绝不就成了正常合理了吗？ 　
   
法律只所以分为公法与私法，还有诸如刑法与民法之别，正是缘于事物的不同性质。对公共权力就要用公法，对私人权利就要私法。儒教正是公私不分，国就是家，家就是国，朕即国家，大清帝国就是爱新觉罗的大农场。对危害性大的犯罪就要用刑法，对危害性不大的财产、人身纠纷就要用民法，该用民法的却用刑法，该用刑法的却用民法，就违背了事物的本质，违反了自然法和法的精神。　
   
父母要爱护、管教、抚育子女，子女要尊重、教敬父母，这是家庭的法则，符合亲情这种事物的本性。如果把家庭的法则用于国家会怎么样呢？政府与人民谁是父谁是子呢？政府是人民组建的，是人民生的，又是人民养的，从这点看，人民是父，政府是子，反过来，政府要教育、关心人民，保护人民，从这点看，政府是父，人民是子，其实，统治家庭与国家是两种不同的法则，构成家庭内部关系的基础是血缘、亲情，构成国家的基础是人们的自愿联合。

儒教把用于家庭的法则用到政治中去，把政府、官员看作是人民的父母，它要官员爱民如子，官员既然是父母，他当然就可以随意地打骂它的孩子。家庭之外，人与人是完全平等的关系，人民与政府是代理的关系，这些与血缘为基础的家庭关系是根本不同的。　
   
统治政府与人民的那种法则却应该是相同的，它并不因地理位置、肤色、民族、历史的不同而不同，这种法则是基于人这种智能存在物的特性，而不是其它因素。亚洲狮子的生活方式与欧洲狮子的生活方式是大同小异的，狮子的生活方式是基于狮子的特性。　
   
民主是宪政的基础要素，但它不是目的，民主、法治都是保障自由的手段，自由才是目的。因此，违宪审查虽然违反了民主原则，但总体上它是有利于保障自由的，当民主危及自由的时候，违宪审查是其补救手段。民主的决策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因此，存在多数压迫少数的风险，而且多数也未必总是正确，违宪审查对抑制多数的狂热和偏见是必不可少的。宪政既要保障多数的主导作用，又要保障少数的合法利益，要保障社会的多元化，要给各种思想、言论以自由竞争的空间。　
   
良好的政制应该考虑三个方面：一是人民要能有效控制政府，人民控制政府的手段通常有：定期选举代表和其它公职人员；與论的监督；结社、集会、游行示威。二是政府要能有效控制人民，防止人民随意地更迭政府，由于政府拥有强大的合法暴力，通常这是不成问题的。三是政府要能有效控制住自己，主要是通过互相制约，避免任何一个分支拥有绝对任意专断的权力，要把主权进行分解，既要在横向进行分权，也要在纵向进行分权。　
   
一个戏剧的完成需要三个条件：其一是要有人写剧本；其二是要有人演戏；其三是要有人看戏。完成宪政工程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其一是宪政规划设计者，为宪政实践提供理论指导，这是法学家的任务；其二是实施者，这是政治家的任务，政治家必须具有理论素养，又能采取切实行动，把蓝图变成现实；其三是要有支持者、消费者，也就是有觉悟、有人权意识的公民，公民是宪政大厦的基石。　
   
在野蛮时代，狮子、老虎可以称霸丛林，当人类出现之后，特别是当人类找到对付狮子和老虎的办法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它们的领地越来越小，数量越来越少。在民主、共和出现之前，人口多、面积大的专制国可以征服那些小国，当民主、共和特别是联邦共和国出现之后，情形就大不相同了，专制已经越来越没有市场和生存空间了。虽然今天的专制国还时常勾结在一起，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正义终究要战胜邪恶。共和是世界的潮流，潮流依然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参考文献】
〔1〕[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56页。　
(2〕前引〔1〕，孟德斯鸠书，第150页。　
〔3〕转引自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59页。　
〔4〕前引〔1〕，孟德斯鸠书，第150页以下。　
〔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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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7-12 06:26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