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光

鲁迅缘何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09-11-20)
------来源：《新浪网》   分类：杂文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毕生致力于探险事业，虽然他在柏林大学等高等学府从事于地理学和地质学的研究，但他的大半生是在游历中度过的，主要探险经历是在中亚地区，曾多次“深入我国的西藏地区，在当时被公认为是研究中亚史科学家中的佼佼者。由于他特具的文学天赋，他所撰述的数十种游记不胫而走，被翻译成十几国文学，深受读者欢迎，其中《亚洲腹地旅行记》一书被译成中文(原名《发现家的我之一生》)出版于1934年，时人誉之为“科学的《西游记》”。这次，他率领一支十几人的外国探险远征队辗转至北京，准备赴西北地区考察史地.

本世纪初以来，西方各国不断有各种探险家。考古学者深入我国的内陆边陲地区，钻我国法制未尽完备的空子，借考察探险之名，行挖宝刺探之实，但象斯文•赫定这次大摇大摆组团进行大规模考察，实属罕见。这种目中无人，喧宾夺弘的举动激怒了我国学术界。3月3日，北京的文物，博物和图书界的12个团体在北京大学集会，决定联合组织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任务是监视外人，不准其任意购买窃取我国古物，互相交流，采集和保存学术资料，联合举办科学探险发掘事宜。矛头直指斯文•赫定的考察队。斯文•赫定对此也不敢漠视，便同该会接洽合作考察西北事宜。当时刚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的北大教授刘半农，作为中方代表多之与之折冲周旋，，据理力争，最后双方于4月26日订定合作办法：由中外两方联合组织西北科学考查团，规定由“理事会监察并指挥该团进行一切事务”(刘半农被推选为常务理事)，经费由斯文•赫定赞助，考察路线须经理事会审核，不得毁损关于历史和美术诸方面的建筑物，不得以私人名义购买古物，考古发掘所得一律归该会集中依存等等。可以说斯文•赫定捞不到丝毫的份外之物。这是我国考古史上首次由中外两方对等合作进行科学考察的一次。通过频繁接触，斯文•赫定对刘半农的为人和胆识深为叹服，二人可谓不打不相识。话一投机，不觉交浅言深，由双方共同感兴趣的文学很自然地提到了诺贝尔奖这个敏感话题。
        诺贝尔文学奖从1901年起通常是每年颁发一次(1914、1918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停顿两次)，由瑞典文学院评定，被视为世界文学成就最高荣誉?但它自设立以来几乎为欧美作家所垄断，只有1913年印度诗人泰戈尔以抒情诗集《吉檀迦利》摘取此项桂冠，第一次为东方填补空白，而中国这个泱泱文学国度，却一直没有机会问津该项殊荣。这其中除了翻译的因素外，主要还是缺少权威人士的提名，而斯文•赫定的特殊身份倒是很能为当并且胜任此种角色的。事情倒很顺利，当刘半农力荐鲁迅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时，斯文•赫定一口允诺，并表示愿意将鲁迅作品的译文捎回瑞典。
       刘半农与鲁迅的关系不同寻常，两人结识于新文艺运动，好几年往来密切，鲁迅自称当时“佩服陈(独秀)、胡(适)，却亲近半农。”并称赞他忠厚豁达，胸无城府，如针对人们批评刘半农为人浅深，鲁迅则以为“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革。也不掩其大体的清。”1920年初至1925年夏，在刘半农赴英法留学深造的这段时间，两人一度失去联络。刘半农回国后，时过境迁，两人从此便交深言浅，不自觉地疏远起来。  (鲁迅语)。如1926年5月，鲁迅应邀为刘半农标校的《何典》一书作题记，直抒胸臆，嫌其“校勘有时稍迂”，  “士大夫气似乎不太多”云云，弄得刘半农甚是难堪。不过，这并不影响刘半农对鲁迅的仰佩之情，这次他力荐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就是这个明证。考虑到自己出面不一定合适，所以刘半农转请鲁迅的学生台静农致书远在上海的鲁迅。这已是9月间的事了。
        对于这件“很有希望”的事(李霁野《回忆鲁迅先生》)，鲁迅却“不愿意如此”。他在复台静农的函中一方面感谢刘半农的好意，一方面谦逊地表示自己“不配”，“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金的人”。富于解剖自己，批判现实的鲁迅解释道：“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中国’两个字罢。……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他并表示：“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这便是鲁迅的幽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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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度，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者达36名之多，苏联的高尔基也赫然在列，结果该项大奖为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夺得。以后直到1944年，林语堂才作为中国作家第一次跻身于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之列，其提名者为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她曾在1938年以“中国农村生活所作的丰富而生动的史诗般的描绘，以及她的传记性的杰作”《大地》一书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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