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中国近三十多年的伟大成就得益于市场经济，得益于“资本的逻辑”，得益于私人产权制度的逐渐建立和私人财产权的逐渐明晰化，得益于货币作用的日益增强。我们改变了以前凭身份和政治地位分配稀缺资源的做法。但这一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市场经济和“资本的逻辑”的副作用。目前，中国的制度建设和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受“资本的逻辑”的指导，即政策法律的制定都是为了保证经济增长。这样，各种政策法律就有利于资本持有者（特别有利于官僚资本家），有利于富人。随着经济蛋糕越做越大，并非如经济主义者所预测的那样，所有人都分享到了发展的成果。并且，“资本的逻辑”指导下的政策非常不利于环境保护，甚至正日益加剧对生态健康的破坏。

　　我把“资本的逻辑”统治社会所引发的问题归为两类。一是贫富悬殊，社会腐败。中国目前钱权勾结，官僚和官僚资本家瓜分利润，贫困人口享受不到发展的成果，辛勤劳作者所得甚少。二是极其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为解决问题，我们必须废除“资本的逻辑”吗？不！完全漠视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重要作用不是出路。我们很难回到毛泽东时代，仅凭觉悟就焕发出劳动热情，像大庆工人一样。既然人们都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那么，在经济领域就必须继续利用市场机制和资本的作用，让“资本的逻辑”继续对法律制度起部分指导作用。

　　如何通过制度创新，让个人及企业以追求私利的热情去实现公共目标呢？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从英国往澳大利亚运囚犯的故事。起初，报酬是在英国按人口付给船老板的，船老板得了钱，在路上就不管囚犯的死活，这显然不人道。如何让船老板把囚犯安全运至澳洲呢？很简单，把在英国登船时按人头付费改为到澳大利亚下船时按人头付费就行了。这种方法体现在环保领域，无非就是污染权交易、碳交易等。市场可以通过激励私人企业和科技人员寻找新能源、发明新技术，来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健康。当然，仅仅凭市场是不够的，还需要制定政策和法律，才能把负的外部性内部化。

　　阿尔?戈尔的《难以忽视的真相》中有一个比喻，如果把一只青蛙放在沸水里，它会立即想跳出来，但如果把它放在温水里，下面慢慢加温，它则不会急着跳出来，很可能最后就被煮死了。如果把2008年的金融危机比作沸水，那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就是被慢慢加热的温水。大家都在里面，但都觉得与自己的关系没那么密切，所以，很少有人把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健康看成迫在眉睫的事，认为必须“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这与人的难以避免的急功近利的偏狭心理有关。未来，尤其在中国，生态崩溃可能会引发比这次金融危机更严重的经济衰退。如果我们没有做好准备，那种衰退将是比汶川大地震更为惨痛的灾难。所以，我们必须实现经济转型和科技转型，否则，就只能在生态危机中越陷越深。中共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我认为，这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人类文明的必由之路。如果我们不能走出工业文明的困境，走向生态文明，人类就只能走向毁灭。中国现在已经成为第三大经济体了，底气越来越足了。但我们应居安思危。在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时，如果我们不能建设生态文明，中国将因人口众多而率先走向毁灭。所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是走向生态文明。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1-26 06:27 编辑 ]

杰亮

为实现文明的根本转型，由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我们必须实现经济转型和科技转向。前者包括两个方面：（1）物质经济绿化和生态化，变线性经济为循环经济。市场在物质经济领域始终要发挥配置资源的重要作用。但物质财富的增长必然是有极限的，我们不可能无止境地修建公路、铁路，不可能无止境地增建和扩大城市。（2）大力发展非物质经济。物质经济达到稳态后，要想继续增长，就必须发展非物质经济。非物质经济主要指文化产业。当然，信息产业也可以部分非物质化。但假如在每个笔记本电脑的生产过程中都要耗费上万吨的水，那就显然不是非物质经济。真正的非物质经济应该就是文化产业，让人们在文化消费中度过休闲时光。宗教文化可以部分商业化。这在现实中已经出现了。台湾的某些佛教教派能够掌握大量的资本，靠的就是信徒捐赠等半商业化运作。非物质经济发展了，就既增加了GDP，又没有破坏生态环境。发展非物质经济必须要有生态思想的指导，否则，文化产业也可以破坏环境。例如，拍一部影片就毁掉一大片树林，拍下了一幅自然美景后却毁掉了一片自然美景，那就不是非物质经济。

　　我们必须承认，市场经济能持续稳定地激励人们辛勤劳作，激励人们进行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政治动员无法与之相比。因此，无论是发展物质经济，还是发展非物质经济，我们得借助市场机制。此外，我们还可以利用市场机制改变人们的物质追求和消费偏好，或改变人们的“偏好结构”。物质主义是这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认为，精神家园、道德理想和天地境界等统统都是虚幻的，最真实、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物质财富。如何表明你自己是成功人士呢？开名车，住豪宅。只有这样，才能表明人生是有意义的，表明你的自我价值得到了实现。否则，像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无论你有多高的境界，你都是个失败者。这就是物质主义，就是如今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正因为这种价值观居于主导地位，所以当今社会没有多少贤人，有的是永不知足地赚钱的人。而且，这种人恰是现代社会的中坚，是众多人学习的榜样。经济学家可能认为，想占有越来越多的财富是人的本质，但我认为这是经济主义意识形态诱导的结果。经济主义认为，人归根结底是经济动物，其行为都是经济行为，经济增长是个人幸福和社会福利的唯一源泉，经济增长可以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经济可以无止境地增长。经济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讲有其合理之处，但与物质主义结合后，虽然可以造就一段时间内的繁荣富强，但最终可能把人类引向毁灭的深渊。我们要思考的就是，能否把经济主义和物质主义剥离开来，非物质主义的经济主义能否成立。我以前对经济主义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但以后我会尝试着将其与物质主义剥离开来，重新考虑经济主义的积极方面。如果无止境地追求物质财富不是人类不可改变的本质，那么我们就可通过市场经济改变人们的偏好和价值观，激励人们去克服经济转型和科技转向的巨大困难，发展新技术和新经济，以卓有成效地建设生态文明。

　　我之所以不完全否定市场经济，与我仍是民主主义者有关。邱吉尔曾说，民主是一种坏的政治形式，但其他的政治形式更坏。正因为我还没有对民主政治丧失信心，所以我认为，人类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不能离开市场经济。弗里德曼论证得很清楚：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是有内在关联的，一个社会如果失去了经济自由，政治自由也将不复存在。这在文革期间表现得非常明显，我们当时那么不自由，不仅是因为失去了政治自由，还因为失去了经济自由。所以，出于对民主政治的拥戴，我们也不能抛弃市场经济。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1-26 06:28 编辑 ]

杰亮

以上我谈了经济转型，为实现文明的根本转型，我们还需要科技的转向。科技转向包括两个要点：（1）由追求终极理论的科学转向理解自然的科学；（2）由征服性技术转向调适性技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温伯格写过一本书，叫《终极理论之梦》。他认为，科学的目标就是发现世界的所有奥秘，也就是说，到物理学完成之际，物理世界的所有规律就都被物理学囊括了。现代科学一直有“还原论”倾向，还原论认为化学可以奠定在物理学基础之上，生物学可以奠定在化学基础之上，一步步推下去，则对人文世界的所有说明都可以奠定在物理学基础之上。这就意味着，科学进步最后可以穷尽自然一切奥秘，使人类对宇宙万物都具有控制力。这不仅仅是温伯格的个人看法，这种观点在我国科学主义者中也非常有市场。这种向终极理论进发的科学支持的是可控制一切的技术，即征服性的技术。我认为，追求绝对控制力的技术观预设了机械主义或者物理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认为，世界的规律是一套逻辑体系或者数学体系。伽利略曾说，大自然这本大书就是用数学语言写就的。这套逻辑体系早晚会被我们用科学描述得一清二楚，随之发明的技术就能控制一切。或说科学进步是无限逼近对自然奥秘的完全把握的，技术进步则让人类越来越能够在宇宙中为所欲为。如果相信了这种观点，则全球变暖、能源不足、生态破坏等就根本不是问题了，科技进步能解决一切，从而，经济增长就可以按原来的模式一往无前。这是非常幼稚的看法。相比之下，我特别推崇普利高津的一本书叫《确定性的终结》。和温伯格一样，普利高津也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但他俩的世界观完全不同。普利高津认为，大自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大自然是有创造性的。这与中国道家和儒家的世界观很相近，即认为大自然是生生不息的，要穷尽它的一切奥秘是痴心妄想。所以，科学应该帮助我们理解自然，帮助我们发现自然规律。理解自然的目的不是征服自然，而是顺应自然，按照自然规律自然地生活。

　　人是追求意义的。而在当今社会，人生意义是由物质主义和经济主义提供的，人生意义就是工作赚钱、买车买房。其实，理解人生意义还有其他的多种方式，科学就是其中一种。有少数科学家“为科学而科学”，他们进行科学研究。不是追求名利，只是为了探究自然、理解自然，他们以科学研究为其生活方式，他们觉得人生的主要意义和乐趣就在科学研究之中。我记得胡锦涛主席有一次去看望吴文俊，这么一位大科学家，家里的陈设却非常简单，吴文俊表现出的态度也非常平和，我想他可能就是为科学而科学的科学家。我所说的由追求终极理论的科学转向理解自然的科学就指，科学放弃对终极理论的追求，而致力于理解自然，帮助人类发现自然规律以适应自然环境。

　　由征服性技术向调适性技术的转变也十分重要。所谓征服性技术就是追求日益强大的征服力和控制力的技术，例如，我们制造越来越大的挖土机，控制规模越来越大的自然过程。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还只能在三门峡上建电站，到了九十年代，就可以在三峡上建电站，这表明我们的征服力越来越大。在医疗领域，制造越来越强的抗菌素，也是征服性技术的例子。我们的技术必须放弃对越来越强的征服力的追求，转向追求调适性的技术，研究经济系统如何更好地与生态系统相协调，人类的经济活动如何能不破坏生态系统。比如，消灭害虫的时候，不是研制毒性越来越强的杀虫剂，而是利用天敌来遏制“害虫”的种群。我们要走向安全、走向健康、走向生态文明，必须放弃“科技万能论”。“科技万能”是启蒙以来西方给我们的错觉，是启蒙思想家和后来的科学主义者编造的神话，经不起推敲。我长期以来的工作就是从哲学上论证“科技万能论”是站不住脚的，这里就不多讲了。

(未完待续)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1-26 07:45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