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十七年》还原那段特殊历史
《〈人民文学〉十七年》还原那段特殊历史
2009年11月10日 来源：搜狐读书频道
日前，《〈人民文学〉十七年》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还原了《人民文学》1949～1966年的历史。《人民文学》杂志现任主编、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敬泽称此书对《人民文学》1949～1966年这段历史的描述“剥皮见骨，直指人心”。
《人民文学》创刊于1949年10月25日，是新中国第一家国家级文学期刊。60年来，新中国最著名的文学作品基本都出自这里，如长篇小说《保卫延安》《红日》，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红豆》《班主任》，甚至候宝林的经典相声作品《关公战秦琼》也最先在这里发表。无数青年作家正是在这里奠定了文学地位。
但1949～1966年则是《人民文学》历史上的特殊时期。这段时期，《人民文学》的主编们，从茅盾、冯雪峰、丁玲、艾青、张天翼、陈白尘到李季等，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还大都身居高位，是显赫的文化官员。《人民文学》不仅成了最权威的文学作品发表园地，还扮演着文学规划和文学政策、制度建设者的角色。在国内外读者和研究者那里，《人民文学》被看成了新中国文学乃至政治的风向标。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撰写《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就把《人民文学》作为最重要的援引材料之一。
与此同时，现代文学作家们的宗派矛盾、个人恩怨也被带入了《人民文学》，比如周扬、茅盾与胡风，周扬与冯雪峰、丁玲等，历史的、文学的、个性的种种分歧，也在影响着《人民文学》的运转和文学作品的发表。《人民文学》反过来也改变着作家的命运。比如周作人、沈从文、徐懋庸等老一代作家，在1957年“鸣放”期间曾在《人民文学》上“集体复活”，震动海内外。秦兆阳、王蒙、郭小川、刘绍棠、李国文、林斤澜等又因为《人民文学》而被划为“右派”。在最直接、最深刻、最广泛地改变文人命运方面，新中国所有的文学刊物中，《人民文学》罕有其匹。
《〈人民文学〉十七年》从“命运”入手，通过丰富的文献材料和“口述访谈”展示了作家、作品、刊物在1949-1966年的“命运纠葛”。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第一次展现在人们面前，比如胡风正是因为在《人民文学》担任编委期间的窘境直接刺激了私下里“三十万言书”的起草，比如秦兆阳作为编辑修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引起了轩然大波，而这种修改与秦兆阳对王蒙的“保护”有关，又比如新中国第一篇被广泛批判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其实在当时引起了广泛欢迎，甚至威胁到了“工农兵文学”在城市的生存，还比如小说家康濯为鼓吹“大跃进”写出了《吃饭不要钱的日子》等小说。《人民文学》对作品的“把关”不仅有激进的政策因素，更潜藏着周扬、胡风、丁玲、艾青、刘白羽、郭小川等种种个人恩怨……
从侧面反映文化历史的研究，这些年渐成风气。《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则认为，文化研究，固然要有理论、有立场，但是，只有理论和立场，没有对人的复杂境遇的深切理解，没有对世事之波诡云谲的洞察，就只能是书生、甚至腐儒论世，振振有辞，不着边际。所以文化研究大兴，而文化研究的所谓批判性终不过是空中楼阁。
专家学者的评价
李敬泽：研究者通世事、达人情，他对人的选择和行动有同情的理解，所以，他的理论是有温度的，他的分析有时剥皮见骨，直指人心。
文学评论家杨匡汉：《〈人民文学〉十七年》所描述的历史，已超过了《人民文学》成长时段的本身，而为文学期刊如何坚持独立品格，如何讲究文学个性，如何设定选择标准，提供了一个真实的、有价值的历史参照。
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人民文学十七年》呈现了新中国特殊时期的文学历史，“不仅呈现出了那个时代的运动事件，而且还有那些非凡人物的非凡面目神态”。
文学评论家白烨：该书以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文学事件为焦点，既描述出了十七年文学的坎坷与艰辛，又梳理出了体制化文学的经验与教训，由一个独特而重要的角度，实现了对于共和国文学的历史性回顾与学理性反思。
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主任、文学评论家胡平：《人民文学》在十七年间犹如风口浪尖上的大船，包含了形形色色的戏剧性，这本书对这段历史的描述是客观的、公允的，也是颇为生动的。
著名出版人安波舜：该书在对《人民文学》这块当代文学活化石进行宏观义理和微观诗体的辨析中，显示出理论修养的深厚功底和艺术感觉的通透敏锐，使得该书具备学术和智慧的双重愉悦和价值。某些客观的“史”的过程的展示，甚至透出作者的机警，替中国文学和作家做出了集体忏悔和检讨。
《〈人民文学〉十七年》，李红强/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10月出版，定价：2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