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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的自救与他救

谢九

中国的中产阶级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已经脱离了为基本生计而努力的阶段，有一份超过平均工资水平的工作，拥有房子、汽车、股票、基金等一些动产和不动产。和大多数处在底层的人群比，中产阶级可以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但远远没达到可以随意满足消费欲望的阶段，他们以财务自由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但是意识到仅仅依靠常规的工资收入很难实现理想，于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开始有了投资理财的意识并付诸实践。但是他们现在恐慌地发现，自己不仅离财务自由的目标越来越远，而且正在一步步从中产阶级的位置滑向底层的人群。

　　恐慌始于股市的暴跌，从6100点到1700点，超过70%的股票和基金资产已经灰飞烟灭。随后是楼市下滑，尤其是一些在过去两年内以高价买房的人开始意识到，房价如果持续下跌，银行的房贷将会超过房屋的市价，自己有可能沦为负资产。而最新的恐惧来自经济形势恶化，从中小企业蔓延到大公司的减薪甚至裁员，更让一些人开始为未来生计担忧。用日本学者大前研一的话说，这是一个M型社会，处在两端的极贫和极富人群的距离越来越远，而中间层开始往下沉沦，变成一个M型。

　　改革开放30年缔造了无数成就，其中尤以两个事件引人瞩目：一是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大幅下降，从1978到2007年，中国农村尚未解决温饱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2.5亿人下降到1487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由30.7%下降到1.6%；二是中产阶级的兴起，而这一轮中产阶级的财富缩水，享受了改革开放成果的这一部分人又被迫将获得的成果交回去，其实是对30年改革开放成果的吞噬。

　　今年10月底，国家统计局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对一个刚刚从低收入行列脱身的大国而言，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考察了18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后，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人均收入和不平等程度将呈现“倒U型”，也就是“先恶化，后改善”的走势。贫富分化之所以会在后来得到改善，原因在于越来越多人开始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从而形成了中间阶层。后来的学者在验证了更多国家的经验之后，承认了“倒U型”的存在，并称之为库兹涅茨曲线，大意是说，在一个国家的发展初期，人均收入会快速提升，但不平等程度会加大；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平等的现象自然会得到改善。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样经历了贫富的两极分化，应该说，正是中产阶级的崛起，改善了这种状况，缓冲了两极分化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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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何为中产阶级，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即使在中产阶级大本营的美国，中产的概念也十分模糊。一般而言，家庭年收入3万到20万美元都被视为中产阶级的标准。2005年，国家统计局城调大队曾以“家庭年收入6万到50万元”作为中国中产阶级的标准，或许是这个提法比较敏感，国家统计局很快就予以否认。中产阶级的界定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如果不考虑职业地位、消费习惯、教育程度等因素，仅以收入水平，不同地区应该有不同的标准。从另一个角度，中产阶级的标准还取决于每人对自己在社会上定位的感觉。就这感觉而言，美国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而中国大多数人都不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因为他们感觉自己并未拥有中产阶级应有的话语权。

　　在一些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数量比较庞大，通常占总人口的50%甚至80%，而中国由于9亿农村人口的存在，注定了中产阶级的实际比重不高。正因如此，一个来之不易的中产阶级对于中国社会才更显珍贵。这部分人群对中国的重要性，首先在于缓冲了贫富两极分化的矛盾，让更多底层人群看到向上的希望。中国的中产阶级和依靠权力寻租而暴富的少部分人不同，他们大多依靠自身劳动和自身努力而实现自己的财富和地位，对于大多数仍处在底层的人群，他们的崛起是一个“中国梦”的极佳激励样板，意味着这个社会拥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只有越来越多人加入中产阶层，才能最真实体现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国强民富”，体现收入分配的效率与公平。反之，如果他们的数量日渐萎缩，则意味着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同时，中产阶级出于对自身未来的自信，也会日益成为社会上的主流消费人群，反过来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中国的中产阶级同时又是年轻的一代，他们成长于高速增长的30年甚至更短的时间，没有经历过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的负资产生活，更没有美国人的大萧条记忆，对于如何保护自己来之不易的财产并没有太强的意识。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30年历史里，只有过两次比较明显的增速放缓。一次是1989和1990年，GDP增速从11%回落到4%左右，不过仅仅在两年后便很快重回高增长的轨道。一次是1998和1999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GDP增速从接近10%的水平回落到不足8%，这一次持续时间同样不长，也只有两年。在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很快恢复高增长，一直到2007年迎来本轮增长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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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视为理所当然，当去年10月“十七大”提出财产性收入之后，更多人希望通过资本市场来分享中国经济的成长，正因为这样，当来自美国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并慢慢对中国产生影响时，很多人开始不知所措。稚嫩的中产阶级今天所面临的困境，除了需要自己提高风险意识，摒弃一些凡勃伦式的炫耀性消费外，更多还需要政府加以卫护。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看来，美国经济最好的时代是“二战”结束后的30年，那时候贫富差距比较小，几乎人人都可以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种和谐的中产社会并非市场经济的自然产物，在当时环境下，多数应归功于罗斯福新政，是政府的有形之手缔造了美国的和谐社会。而从里根时代始，同样是政府行为导致美国的贫富差距开始扩大。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奥巴马竞选的重要口号就是“拯救中产阶级”。对于中国尚显稚嫩的中产阶级，在目前这场全球动荡中，更需要政府的有形之手拯救，从另外的角度看，这不仅是拯救中产阶级自身，更是拯救中国乃至世界经济。

　　今天的中国似乎从来没有这样被全世界瞩目，现在回头看，8月份的北京奥运会仅仅是中国展示实力的一个小舞台，随后金融危机的大面积爆发，全世界都将求助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希望中国能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舞台上有更精彩的表演。世界看中的自然不只是1.9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是中国13亿人的巨大消费市场，以及越来越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在北京闭幕之后，20国参与的全球峰会也将很快在美国华盛顿召开，在很多西方人眼里，这次峰会被视为重建21世纪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的金融乃至经济格局可能就此改写。60年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从英国手中接过了拯救世界经济的大旗，这一次，人们普遍认为这将由中国和美国来完成交接。

　　或许中国的实力与世界的期待还有很大的距离，但如果回想一下保罗·克鲁格曼对美国黄金时代的怀念，其实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的30年，美国中产阶级构成了迅速崛起。如果今天的中国能够承载起世界的期望，中产阶级显然需要更多的支持，在眼前这场全球化危机中，与美国、欧洲、日本等动辄上千亿美元的救市相比，我们的力度还稍嫌不够。保卫中产阶级，除了稳定将来的现金流，还应该保卫他们在改革开放中积累起来赖以生存与发展的资产。对大多数中产阶级而言，这首先意味着暴露在全球化风险中的股票和住房。

出处:「新浪博客」(2008年11月5日)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0-7 07:4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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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

作者：杜林

美中两国学者指出，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快速崛起让中国社会发生巨变，他们不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推动力，还必将在政治上发挥重要影响力。这个特定群体的作用能够左右中国的未来。中国是否存在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在政治上有什么诉求？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演变，这个议题愈发引人关注。美中两国学者近期的研究结果显示，这个特定群体不但存在，而且正在推动中国发生巨大的社会变革。

　　**新兴中产阶级促巨变 必将发挥政治影响力**

　　美国国务院前近东事务助卿、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主任马丁·英蒂克(Martin Indyk)指出，历史证明，中产阶级在促进社会变革中都发挥过重要作用，中国也不例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中产阶级肯定会在政治层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在气候变化和治理金融危机等国际领域正在发挥越来越积极的作用，中产阶级的影响力不可低估。

　　英蒂克说：“中国中产阶级的快速兴起，不仅直接影响这些议题，而且中国正在演变的国内情况从广意上来说是所有人都关心的，这些国内情况必将决定中国未来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的特性。”

　　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亚太事务资深主任、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说，弄清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和组成，将有助于研究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因为中产阶级本身就是中国发生的巨变。

　　李侃如说：“当今世界上没有什么要比中国的国内变化更重要的事情了，这些变化将决定中国的未来，这些变化之一就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

　　**中产阶级趋向年轻、有房有车、教育上尤其舍得花钱**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哈佛中国基金会主席、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柯伟林(William Kirby)教授用“复兴”一词形容中国的中产阶级，因为他认为1949年前中国上海就存在过中产阶级，只是这个群体现在规模更庞大。他说，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很难确定，有人估计在2600万左右。现在的中产阶级的特点是都很年轻，30-40之间的财富超过60以上的年长者；60%左右拥有房产，其中四分之三实际拥有，即没有房贷；三分之一家庭有一辆汽车，其余也想买车；他们喜欢旅行，国内、港澳台和海外都去；一半人购买股票，但股票和债券只占个人财富的10%，个人财富有一半投在房地产上，储蓄大约占20%。令李侃如吃惊的，是这个群体舍得在教育上投资、花钱，这在去年金融危机以后似乎没有减少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0-7 08:0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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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伟林说：“他们的财富实际在中国社会中扎根，在当地扎根。在经济不景气时，比如去年，他们可以减少任何开销，就是教育开销不愿减。”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中心研究主任李成也认为，中国中产阶级的数字很难确定。他引用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83年的明言解释说，“中国是新闻记者的梦想，却是统计学家的噩梦”。他说，中国出现中产阶级不等于出现中产阶级社会，但中产阶级意识近年来在中国确有增加，这是个新的现象，值得研究。

　　李成说，中产阶级可以帮助降低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包括民族矛盾，成为一支社会的稳定力量。这对中国当今社会尤其重要。中产阶级虽然可以成为社会的稳定力量，但并不等于赞同政府的政策，因为中国社会学家多年的调查发现，中国城镇居民对中央政府政策的不满程度实际超过农村地区。

　　中国中产阶级能否推动政治改革？

　　中国经济强劲发展催生了一个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这支新兴的中产阶级队伍如何把他们的影响力从经济范畴扩大到政治范畴已经成为海内外专家学者关注的焦点。有些学者认为，中国中产阶级参政时机日益成熟，热情开始升高，可望成为政治改革的主要动力。但他们的参政热情能否转化为对民主的支持，还存在变数，需要继续观察。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中心研究主任李成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中产阶级参与政治活动逐渐增多，手段开始成熟，比如上海地铁、厦门化工厂等项目，就是由于中产阶级直接参与抗议，才阻止了这些工程。他认为，不久的将来，中国中产阶级参政会更加积极。

　　李成说：“以后我们会更多地看到，中产阶级在地区、地方选举当中也会逐步起作用。当然，并不是说中产阶级想要改变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逐渐参与政治上面，显得越来越明显。”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社会学助教刘思达指出，中产阶级参政最积极的是律师。他认为，中国律师总体对政治权利的重视要大于经济权利，对政治现状非常不满，强烈倾向于支持政治改革，是中产阶级政治改革要求的主要源泉。主要原因，是政府干预司法、插手律师办案的事例过于频繁，律师权益得不到基本保障，受到政治和经济层面的双重夹击，迫使律师们的自由倾向超过中产阶级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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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思达说：“这些自由价值观念实际来自工作场所、来自律师在司法和政治体制中所处的边缘地位、以及律师楼、律师协会和司法局对律师提供的脆弱保护。其实是这些困难和脆弱层面致使律师支持政治自由、支持自由主义。”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狄忠蒲(Bruce Dickson)近年来从私营企业家角度对中产阶级的参政进行了研究，结论似乎不同。他说，私营企业家参政程度确实增加，但不是这些人要求增加政治代表权，而是中共的同化战略。私人企业家大约40%是中共党员、大型私人企业由红色资本家控制，就是这种战略的体现。

　　他认为，很多人痛恨中共官员腐败，并不等于要求民主，而且他们对政权的支持，还取决于政府能否有效治理通胀与交通，能否支持企业发展。这说明政府可以通过改善统治，维持对企业界和中产阶级的控制，中共近年来许多政策，就明显瞄准这个目标。

　　狄忠蒲说：“共产党正在打赌，可以通过改善民生和生活质量，就可以获得继续执政所需要的公共支持，提前消除对政治改革的要求。当前政府致力于经济快速发展，促进和谐社会，至少迄今为止取得了成效，但是这些趋势是否继续，将取决于执政党目前的政策表现，包括未来打击腐败的效果。”

　　美国奥多明尼昂大学(Old Dominion University)政治学教授陈杰(Jie Chen)的研究发现，中产阶层对个人权益和公民社会意识强烈，需求也相对强烈，但大多数中产阶级成员对民主的热情似乎受制于社会经济利益是否得到充分满足。

　　陈杰说：“中产阶层大多数成员都赞同个人权利，但是他们回避政治权利，对民主体制并不感兴趣，对参与政府事务和参与政治也不热心。因此，中国的中产阶级不太可能支持潜在的民主化。”

出处:「布鲁金斯学会」(2009年9月26日)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0-7 08:10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