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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教授及其 “中国”风格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之我观(11)

日本在甲午战争以后面临要给东亚带来秩序的问题,带来秩序意味带来“法”,2005年东京大学国际社会科学专业受理了中国学者姚胜旬氏以“中国法的近代化与日本”为题的博士论文。近代日本实际上成了现代法意的发源地,但是日本想给东亚文明带来“法秩序”的主观愿望与暴力本来是不相称的。20世纪中国的极权主义是在对来自日本的暴力的反弹中完成的。史华慈认为,,非西方国家在宗教-道德关怀层面的意识形态背后可能有更深层次的冲动。这是20世纪的极权主义留给21世纪的人类课题——如何重建全球规模的法秩序?当中国人否定了用暴力手段推行的法秩序而建立起了的极权体制走向僵化以后,新一代中国人与日本的战后世代共建东亚秩序成为可能了。孙中山以尼泊尔人不把英国人视为“上国”为例来说明,中国的政治体制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不是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这是孙中山对日本国民的遗言,希望日本人放弃霸道,与中国人共建一个继承王道传统的东亚秩序。事实上,孙中山爱穿的中山服是以日本的男性校服为模式的,中国的变法运动是从变礼开始的,改变服饰则是变礼的具体落实。在这个意义上,日本是东亚现代化的先行者。

  《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的作者们认为,现在是重建一个新的东亚秩序的时候了。这次来上海开纪念史华慈国际学术会议的杜赞奇说,邓小平先搞经济的思路是对的,在经济接触过程中出现问题,再坐下来谈。史华慈把中国的改革开放看作是从宗教-道德关怀向工程-技术指向的转换,在他的秩序设想(vision)中,从法国革命的恐怖统治到中国革命的德性统治,又从德性统治到儒家礼制是一个文明触变的历史过程,这是一个政治自由的问题,经济自由最后也要回到这个问题上来。把文明的存续环境投资给极权主义政治是不会有赢家的。您在关西大学亚洲文化研究中心主持的关于朝贡贸易体制的研究聚会也讨论了这个问题。韩国学者李宪昶用游戏理论来说明,朝贡贸易体制是在不断受到西北游牧民威胁的地政学环境之中维持政治稳定的合理选择。魏源在《海国图志叙》中说提醒东南亚与日本要接受鸦片战争的教训恐怕也是出于朝贡体制的连带意识,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同意赔款也是认识到东亚文明整体利益的,这个体制除了中国中心主义与权威主义说教令人不快以外,日本是最大的受惠者与参与者。可以说,中国式的宗主国家体系也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联邦制,是一个安全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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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之我观(12)

读了葛氏的《思想史》使我想起了我在日本最初遇到的导师公文俊平他们写的《作为文明的家国社会》。这本书的主题是说当今日本的工业社会组织是从唐代的律令制演变过来的,律令制是官本位的,但是在日本的演化过程中出现了一种伦理层面的虚拟家国的观念,在这种观念下形成的日本现代工业社会得以与西方社会并驾齐驱。我的“虚拟权威”的概念就是从他们的虚拟家国(擬似イエ)的概念中受到启发想出来的,用法原这个词更合适一些。杨联陞认为中国的世界秩序是中国人心理上的现实也是这层意思,这是一个政治伦理的问题,中国与周边的汉字国家是通过这种心理上的现实抟成东亚文明的。章清说,他要学生认同权威,一个人也好,一本书也好,他自己可能是认同殷海光的,否则不会写得那样细腻,有感情,不认同任何内在的权威实际上是一种文明危机,这是辛亥革命的一个后果,钱穆认为,日本也有这个问题,对东亚文明来说,认同的最古层、最上层应该就是这个“天圆地方”的观念。仔细想来,“天圆”指的是普世观念,而“地方”是指具体的方位、方言。中国人很早就知道没有一个离开具体生活感觉的普世观念。这个观念是政治伦理,是礼制的前提。

  史华慈的三部书,是从现代到近代,再到古代,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由西向东,经历了分化的过程,这就是文明触变的观点,而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由可以追溯到严复这一代人对西方冲击的回应方式,这也是一个文明触变的课题。要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冲击的回应方式就要了解中国古代思想世界对他们的影响,于是又研究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他从礼制的角度来解释王道是到位的。葛氏似乎是接过了史氏的问题,从中国远古讲下来,把读者的视界带进了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大背景里,暗示从东亚文明内部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向,这就与史华慈研究中国的问题关心重合了。我觉得,葛氏的思路是对的。敢于面对暴力,说明我们已经有了克服暴力,重建政治自由的方向感,在这样的思路下,我们就可以比较理性地来讨中国人在近代所面临的问题以及东亚文明的现代出路了。中国史学有了方向感意味中国政治也开始有了方向感,今年一月温家宝总理在菲律宾对安倍首相用了一句比喻:登泰山极顶,小天下。这意味这届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告别抗战思维,与日本谋求东亚,甚至是人类文明的共同利益。可以把北朝鲜同意放弃核试验看作是东亚文明整体走向政治自由的良好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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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之我观(13)

最后,谈谈我申请论文博士的事。我1994年底离开东大时,平野先生对我说过,并木赖寿先生对我的研究课题有兴趣,并告诉我以后可以向他申请学位。我回国前夕并木先生给了我一册他发表在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历史与文化》十八(「人文科学科纪要」第九十九辑,1994年三月)上的〈关于近代中国中王朝体制与“统一”〉的论文拔刷。论文由以下四节组成:满洲王朝对广大版图的统合、是“封建”?还是“郡县”?、与明治日本的竞合、中国统合的课题。论文以介绍内藤湖南的“双重民族观念”开头,反映了日本学界重新评价内藤湖南的动向,这是一篇意识到日本在中国走向“近代国家”时所起作用的论文,他在第四节的开头写道:“把中国蜕变成近代国家的尝试本身里面,已经包含了使清朝统治自身崩溃的契机,”这也是东亚文明政治结构被近代主权国家所取代的过程,明治维新是这一过程的开端,问题是如何重新张显东亚王道?这是中国人的问题,也是日本人的问题,到此,并木先生的问题关心与我已经十分接近。这几年他在驹场主持忘山庐读书会,不知是不是在读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我增经托人把发表在台湾《思与言》上的〈宋恕的变法理论与清末政治思想〉拔刷带给他。平野先生已经七十了,近年来,他也关心全球化的文化问题,并木先生明年也要退休了。我读的是国际社会科学专业的博士课程,并木先生是地域文化专业的,平野师退休以后,实际上没有可以担当我博士论文主查的老师了。我去年曾问过村田雄二郎先生,他电邮回复说,不能帮这个忙。我想托您把我已经完成宋恕思想研究的近况转告平野先生、并木先生以及佐藤先生,他们是我在东大读博士课程时,我必须在思想上给予回应的三位老师。日本学者认为,研究的目的是获得学位过于世俗,对我来说,博士学位也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已经用我的方式回答了这三位老师的问题。而这也正是当今东亚文明在全球化进程中所遇到的问题。

  从今年三月一日——四月二十六日,我有九周的课,下半年想把《宋恕传》写出来,已经有九万字了。我们的“中国哲学”学科点是立足于浙江文史资源上的,潘富恩先生对我说过,杭师院中国哲学学科点是中国最有特方特色的,目前,我的工作是弄清楚晚清变法思想史中浙江籍学者的贡献,已经搞出了一个文献目录,列在拙稿《清末变法——宋恕思想研究》的附录中,下面的工作应该是写晚清变法思想史。我回国已经第十三年了,中国政治正处在转型期,转得好,可以搞出一个引领世界的新秩序,但我觉得教育界的改革反而有倒退现象。杭州大学本来是1923年由马叙伦他们筹建的,蔡元培还写过杭州大学的办学办法。前几年硬是给浙江大学合并了,杭州大学的老校长陈立先生去世前亲口对我说过,他是不赞成合并的。杭州大学成了教育部211工程的牺牲品。杭师院因为里面的管理等问题,一直通不过提升大学,也不能沿用杭州大学的名,面临生存危机。我认为,现在中国大学的双重工资制是一种对知识分子的奴役制度,我因没有时间参加“岗前”五门课(电脑、外语之类)的考试,至今没有晋升的资格,仍是讲师待遇,没有岗位津贴。

(未完待续)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8-4 07:4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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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之我观(14)

附上我这学期的上课进度安排。这是给十一名硕士一年生上的课,第二年是选读一些晚清变法思想史的原文资料。我觉得您可以到复旦来开日本汉学,作为关西大学与复旦大学的交流计划,一年来上两个月的课,我可以配合您开文化触变论的课。回护宗邦是知识分子的文化责任啊。中国书籍越来越贵,日本的中国研究者恐怕已经负担不起了,要有新的跨国研究生教育制度才行。关西大学是私立大学,可能会灵活一些。祝您大作早日完成。中国学人在国际学术界打拼,甘苦自知。去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了王尔敏的《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也讲了中国史学界的成绩与寂寞辛苦。

  葛先生的计划很好,您本来是复旦历史系的学生,又在日本、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可以以局里人的身份参加策划,您可能也觉察到了,他有些急,想在三年内干很多事,我在浙江的经验也有这个毛病,别人说了也是没有用的。鲁迅说过,总感到有根鞭子在背后,无论怎样干,总还是不够,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近代的处境,中国知识分子拥有一笔巨大的传统遗产,但自从西方文明进来以后出现了两个评价标准,于是现代主义者就借用西方文化来评价自己的这份遗产,但是西方文化中也没有可以评价中国文化真价的标准,这样,马克思主义就成为“普遍”真理了。日本没有用马克思主义来做学术判准,京都大学的东亚史学界有自己的学术判准也有沈曾植、夏增佑、王国维的贡献。您正在张显一个内在于东亚文明的中国研究的学术传统,你们如果需要我,我是准备效劳的。葛先生说,不打算搞大型的国际学术会议,三十人左右就行了,他可能也觉察出问题了,今年,我准备为他的计划写一篇“史华慈中国观的现代启示”,希望能在复旦历史系主办的十二月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有一个发表的机会。

  今天是除夕了,感谢您给了我参与你们计划的机会,感谢从您的学术业绩中获得的教益,希望明年也多多给予学术上的关照。葛氏说,他也关心晚清,我们的关心很接近,研究领域是互补的,在晚清变局这了领域里可以搞合作研究。我在学习院大学读硕士,喜欢那里的自由气氛,在东大读博士,不喜欢那里的官僚气氛。中国法的近代化无法抑制官僚的横暴,而日本虽然也是官僚制,但是国民还是可以据法抑制官僚的,这是两国文化背景不同所致。关西大学亚洲文化交流中心的通讯很好,如果在网站上能看到就更好了,有的话题,如朝贡体制,也可以在网站上讨论的,一个话题积累多了,就会变成研究课题。滨下武志先生是从经济上讨论这个体制,也可以从政治与文化上来讨论的,葛氏的“域外中国观”实际上就要面临这个问题。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学者把自己的业绩放在网站上,日本的学者也可以这样做的。十多年前,我刚回国,第一次是在来访的艾思仁那里听到您的名字,艾氏与先父是忘年交,我在东京时,他来看过我,先父去世前,他到医院来看望过先父,先父去世后,他还到我在葛岭的老家先父的床上睡一夜。上海文艺报的刘金先生写过纪念先父的文章发表在1997年12月的《解放日报》上。读了章清的《思乡之旅——殷海光的生平与志业》使我想起了顾准,想起了顾准,又想起了先父,先父去世时,在美国的大哥没有回来。因此遇到您,有见到兄长的感觉,请勿见怪。

                                                                                     弟际开顿首。2007年2月17日改定。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8-5 06:5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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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006级硕士研究生2006-2007学年第二学期课程安排

  3月1日

  讲研究浙江近代人物的目的与方法:1经世:探索政治自由的学问,2介绍文化触变(acculturation)的概念(参见拙文“国际关系与文化触变论”,《浙江社会科学》,2000,2月号)

  3月8日

  郑振铎《晚清文选序》:老维新党与老革命党留下的问题

  读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高平叔主编《蔡元培全集》,第四卷,页350-82。)

  西洋哲学的介绍与古代哲学的整理

  严复、王国维

  杨文会

  康有为、谭嗣同

  宋恕、夏曾佑、章太炎

  胡适、梁漱溟

  蔡元培

  “文化问题,当然不但是哲学问题,但哲学是文化的中坚。”

  3月15日

  朱维铮〈跋〉《夏曾佑致宋恕函》〉(《复旦大学学报》,1980年第一期)

  3月22日

  宋恕《留别求是书院诸生诗》,许寿裳《宋师平子留别求是书院诸生的八首诗》。

  3月30日

  读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

  4月5日

  《夏曾佑致杨文会书》(杨文会《等不等杂观录》卷六)

  《社会通诠序》

  4月12日

  许寿裳《俞曲园先生的思想》,附:潘鸿《与儿子绍莱书》(《春在堂随笔三》)

  4月19日

  章太炎《尊荀》,参见朱维铮《晚清汉学:“排荀”与“尊荀”》(《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周予同《经今古文学》(《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朱维铮《晚清的经今文学》(《中国经学史十讲》)。

  4月26日

  汪康年《中国自强策》上中下,(《时务报》,第四册)、《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时务报》,第九册)

出处:「学术中华」(2007年3月9日)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8-5 06:5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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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教授及其 “中国”风格(16)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研究文献


——葛兆光给台湾大学研究生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课程文献



编者按:在朋友处看到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葛兆光教授开列的下列文献,觉得很有公布的价值,并可以引起进一步的思考。大学改革愈演愈烈,大学细节也许更加值得关注。本报希望能够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引言:近年来中国内地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一些新变化

【建议阅读文献】

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关于中国思想史的若干初步考察》,张永堂译,载《中国思想与制度论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76。

丸山真男《关于思想史的思考方法——类型、范围、对象》,载丸山真男《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区建英译,学林出版社,上海,1992。

余英时《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载余英时《历史与思想》,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76,1992。

李弘祺《试论思想史的历史研究》,载韦政通编《中国思想史方法论文选集》,大林出版社,台北,1981。

黄俊杰《思想史方法论的两个侧面》,载黄俊杰编《史学方法论丛》,学生书局,台北,1987。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册《导论:思想史的写法》,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2002。

第一讲: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

【建议阅读文献】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吕思勉《史籍与史学》,收于《吕著史学与史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王汛森《什么可以成为历史的证据》、《新史学》第8卷第2期,台北,1997。

葛兆光《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开放时代》2003年第4期。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8-5 07:1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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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研究文献(17)

第二讲: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与思想史研究

【建议阅读文献】

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5。

裘锡圭《中国出土简帛古籍在文献学上的重要意义》,载《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集刊》第一辑,燕山出版社,北京,1999。

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北京,2000。

葛兆光《思想史视野中的考古与文物》,《文物》2000年第1期。

刘乐贤《简帛数术文献探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第三讲:关于图像的思想史研究

【建议阅读文献】

Wu Hung(巫鸿):The Wu Liang Shrine:the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邢义田《武氏祠研究的一些问题——巫著〈武梁祠——中国古代图像艺术的意识形态〉和蒋、吴著〈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读记》,《新史学》八卷四期,台北,1997。

赵化成《汉墓壁画的布局与内容——兼论先秦两汉死后世界信仰观念的变化》,载许倬云、张忠培主编:《中国考古学的跨世纪反思》(下册),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

孟嗣徽《炽盛光佛变相图图像研究》,《敦煌吐鲁蕃研究》第二卷,101-14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栗山茂久《身体观与身体感——道教图解和中国医学的目光》,《古今论衡》第三辑,147-154页,台北,1999。

景安宁《元代壁画——神仙赴会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王尔敏《中国近代知识普及化传播之图说形式》,载其《明清社会文化生态》,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

陈平原、夏晓虹《图像晚清》,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李孝悌《上海近代城市文化中的传统与现代——1880至1930年代》,载李孝悌《恋恋红尘——中国的城市、欲望与生活》,一方出版有限公司,台北,2002。

葛兆光《思想史视野中的图像》,《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第四讲:作为思想史资料的古中国舆图

【建议阅读文献】

《中国古代地图集》三册,文物出版社,1997。

菲利普·艾伦(Phillip Allen)的《古地图集精选》,猫头鹰出版,台北,2001。

周明敏主编《地图中国》,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2003。

姜道章《二十世纪欧美学者对中国地图学史研究的回顾》,《汉学研究通讯》总66期,169-177页,台北,1998年5月。

海野一隆《地图的文化史》,中译本,香港中华书局,2002。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Vol.2,book.2:Cartography in the Traditional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Societies,J.B.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 Edit,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

织田武雄《地图の历史——世界篇》,讲谈社,1994。

葛兆光《天下、中国与四夷──古代中国世界地图中的思想史》,载《学术集林》第十六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

葛兆光《古地图与思想史》,载《二十一世纪》2000年10月号,总六十一期,香港中文大学。

船越昭生《坤舆万国全图と锁国日本——世界的视图の成立》,《东方学报》四十一册,684-685页,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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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研究文献(18)

第五讲:文化史与文明史:以宋代为例

【建议阅读文献】

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Ⅰ《西方国家世俗上层行为的变化》,王佩莉译,《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Ⅱ《社会变迁文明论纲》,袁志英译,三联书店,1998,1999。

阴法鲁、许树安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史》三卷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朱瑞熙等《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第三节《国家与士绅双重支持下的文明扩张:宋代中国生活伦理同一性的确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第六讲:知识史与思想史:以西洋天学进入中国及其对传统思想的影响为例

【建议阅读文献】

方豪《方豪文录》,北平上智编译局,1948。

朱维铮《走出中世纪》,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江晓原《天学真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黄一农《通书——中国传统天文与社会的交融》,《汉学研究》14卷2期,台北,1996。

艾尔曼(Benjamin Elman)《晚明儒学科举策问中的“自然之学”》,雷颐中译文,载《中国文化》第十三期,中国文化杂志社,北京,1996。

冯锦荣《明末清初士大夫对〈崇祯历书〉之研究》,载《明清史集刊》第三卷,香港大学中文系编,1997。

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第三编第一节《天崩地裂(上):当中国古代宇宙秩序遭遇西洋天学》、第二节《天崩地裂(下):古代中国所绘世界地图中的“天下”、“中国”和“四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第七讲:法律史、社会史与思想史:以传统社会中白天与黑夜的时间分配为例

【建议阅读文献】

杨联《帝制中国的作息时间表》,载《国史探微》,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91。

陈熙远《中国不眠夜——明清时代的元宵、夜禁与狂欢》,“中国日常生活的论述与实践”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2002,见http://www.ihp.sinica.edu.tw

第八讲:如何研究观念史?

——以“心同理同”这一普遍主义观念的历史变迁为例

【建议阅读文献】

诺夫乔伊(Arthur O.Lovejoy)《存在巨链》第一章《导论:观念史的研究》,张传有等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中国宗教思想1》,《岩波讲座:东洋思想》第十三卷,岩波书店,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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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研究文献(19)

第九讲:文化史与思想史研究的“视域”转换——

以“唐宋”、“宋明”两个不同研究范式为例

【建议阅读文献】

Patricia Buckley Ebrey(伊佩霞):Neo-Confucianism and the Chinese Shih-Ta-Fu,American Asian Review,Vol.4,no.1(1986)。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允晨出版事业公司,台北,2003。

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赵冬梅译,柳立言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包弼德(PeterBol)《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This Culture of Ours: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刘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中国学术》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00。

田浩《从宋代思想论到近代经济发展》,《中国学术》总第十辑,2002年3期,商务印书馆。

朱瑞熙等编《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萧启庆《元代史新探》,新文丰出版公司,台北,1983。

王明荪《元代的士人与政治》,学生书局,1992。

《剑桥中国明代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Timothy Brook(卜正民):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岸本美绪《明清交替と江南社会》,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

井上彻《中国の宗族と国家の礼制:宗法主义の视点からの分析》,研文出版,东京,2000。

王尔敏《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岳麓书社,长沙,2002。

第十讲:思想史研究中的加法与减法

【建议阅读文献】

葛兆光《思想史,既做加法也做减法》,《读书》2003年第1期。

李璜《葛兰言与社会学方法》,载李璜《法国汉学论集》,珠海书院,香港,1975。

杨《葛兰言研究导论》,载李璜《法国汉学论集》,珠海书院,香港,1975。

杨联的《道教之自搏与佛教之自扑》、《道教之自搏与佛教之自扑补论》,载《杨联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桑原骘藏《支那人间における食人肉の风习》,原载《东洋学报》十四卷一号,收入《桑原骘藏全集》第二卷,岩波书店,东京,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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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研究文献(20)

第十一讲:关于日本思想史的研究以及它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启示

———以丸山真男的日本思想史研究为例

【建议阅读文献】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王中江译本,三联书店,2000。

丸山真男《原型、古层、执拗低音——日本思想史方法论につぃての私の步み》,《丸山真男全集》第十二卷,岩波书店,1996。

丸山真男《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区建英译,学林出版社,1992。

朱谦之《日本哲学史》,人民出版社,2002。

童长义《日本文化思想研究的主体性》,载《东亚近代思想与社会》,月旦出版社,台北,1999。

日本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著《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一、二、三卷,马采、李民等、那庚辰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1991,1992。

子安宣邦《作为事件的徂徕学:思想史方法的再思考》,朱秋而中译本,载《台大历史学报》29期,2002。

渡边浩《东アジアの王权と思想》,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

葛兆光《想象的还是实际的:谁认同亚洲?——关于晚清至民初日本与中国的亚洲主义言说》,载《台大历史学报》第三十期,2002。

【附:建议阅读的一般书目】:

一、《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田汝康、金重远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二、《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张文杰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三、《历史的观念》,科林伍德著,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

四、《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五、《马克思主义和史学方法论》,麦克伦南著,孙庆武等译,华夏出版社,北京,1991。

六、《历史学家的技艺》,布洛赫著,张和声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七、《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蔡少卿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八、《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伊格尔斯著,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九、《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彼得·伯克著,姚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十、《解释过去了解现在:历史社会学》,王辛慧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出处:「中华读书报」(2004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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