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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电光源研究的开拓者，复旦大学教授、原副校长蔡祖泉，因病医治无效，于7月17日在华东医院逝世，享年86岁。蔡祖泉有“中国爱迪生”之称。上世纪60年代，蔡祖泉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电光源实验室，开始了该领域的系统研究。他相继研制成功了我国电光源史上第一个氢灯、第一个高压汞灯、第一个氪灯、第一个长弧氙灯等10余类照明光源和仪器光源，大大缩短了我国电光源研究水平与国际上的差距。可以说，中国电光源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直至今天达到很高水平，发展成为世界第一产灯大国，蔡祖泉功不可没。目前，全世界80％的节能灯都由中国生产。即使卸任后，蔡祖泉仍坚持每年做出一两个专利，他常笑着说：“爱迪生到晚年仍坚持发明研究，我也得能活多久，就工作多久。”(「科学时报」、2009年7月20日)

“师傅”蔡祖泉   

作者：洪永清、陈大华等

中国的电光源业从无到有，从有到大，乃至今天中国的电光源研究取得如此至高成就，可以说蔡祖泉教授居功至伟。1989年，在美学习期间，一次和美国同行聊天，那位同行很感慨地对我们说：“现在我们美国使用的白炽灯基本上是从你们中国进口的，虽然白炽灯是爱迪生发明的，但是现在连爱迪生的故乡用的全是从你们中国进口的灯了，对此，我们深感惭愧！”当时，在美国本土所使用的白炽灯80％是从中国进口！而今，在美国，乃至全世界80％的节能灯是中国生产的。中国灯的年产量达到81亿只，是当今世界灯的第一生产大国。

   爱迪生发明电灯迄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然而在五十多年以前，中国尚不能生产灯泡，在电光源研究方面更是一块空白。中国的电光源业从无到有，从有到大，乃至今天中国的电光源研究取得如此至高成就，可以说蔡祖泉教授居功至伟。

    蔡祖泉教授最初只是玻璃厂的一个学徒工，凭着对事业的刻苦钻研，逐步成长为光学领域的专家。他曾获得无数的殊荣和成就，数次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但他从来就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就像师傅一样地教导和对待我们。所以我们都习惯称他为老师，或是师傅。而这样的称呼我们也觉得更亲切，更充满师生的情谊，至今仍保持着这样的称呼！

    抚今追昔，几十年前和蔡老师在实验室里的那些情景，历历在目。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晚上我们在实验室一起喝粥的情景，那些日子蔡老师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不尽的教诲，一切恍如昨日。几十年的岁月一转眼就匆匆而过，蔡老师早已告老回家，而我等也华发初生，我们这批蔡老师的第一代弟子也将离开朝夕相处的实验室，顿觉时光的无情和心底的不舍，也使我们更多地怀念那段艰难的岁月，奋斗的岁月！

    和爱迪生一样，蔡老师最初也是从一个学徒工走上光源研究的道路。抗日战争时期，上完小学后不久，年仅16岁的蔡老师就到中法药厂（延安制药厂）玻璃制造车间学徒，生产玻璃药水瓶，在那里从事了十年的玻璃制造工作，并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当时工厂旁边有个化学实验室，解放前有一批大学教授在那从事药剂实验工作，蔡老师和他们经常交往，便熟悉了。解放初，那些老教授回到各自的大学，后来交大要搞真空系统研究交大的一些教授就希望蔡老师能够去交大和他们一起搞研究。但蔡老师是地下党，必须服从组织的安排。后来在一次市里的座谈会上，讨论研究灯泡问题，一位教授向陈毅市长递了张条子，说蔡老师对玻璃真空有研究，希望能够把蔡老师调到交大。调到交大后，他就在周同庆教授领导的X光管研究室研究金属与玻璃接口方面的问题。当X光管研究进行到一半的时候，1952年院系大调整，他便随交大的教授们调到了复旦，从此他便与复旦结下了一生的情缘。

    1955年，他们把X光管研究成功。此时蔡老师已经意识到自己文化知识的缺乏，便开始自学，不久便考上了南京工学院（东南大学）。但是当时很多大学都需要培养玻璃真空方面的人才，复旦这边的事也很多，学校就没有放他走。他去南京工学院报了到就回来了，南京工学院答应给他保留一年学籍，但是后来开始运动，也就没有再去，到了1960年就开始搞起电光源研究。

    1961年，蔡老师开始着手研制国内的第一盏光源——高压汞灯。同年成立了复旦大学电光源小组，开始从各系抽人员，我们中有的是从生物系，有的是从物理系及其他的系调进的。以前我们都没接触过电光源，硬是在蔡老师的带领下，“闭门造车”式地扎到电光源的研究中去。当时国外正给中国搞经济封锁，苏联把所有的专家都撤走了，技术和原材料完全是自力更生。搞高压汞灯的时候我们遇上了一个难题，玻璃与金属接口的地方需要很薄的钼片，但那时国内无法生产出来。蔡老师就带着我们把厚厚的钼片放在铁砧上敲，像打铁一样，就是用这种最土的办法，把厚厚的钼片一层一层地敲薄。当时我们都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事，那不是蛮干吗？但是蔡老师仍然坚持，他认定了，我们大家敲了无数张钼片，最后终于敲出了达到标准的钼片，把金属和玻璃的接口给封接好了。1961年12月第一盏高压汞灯衔接成功，把第一盏灯给点了起来。

    1964年，我们研制的高压汞灯，被上海亚明灯泡厂生产后安装到最繁华的南京路上，取代了以前的昏黄的老式路灯，把整个南京路照得通亮。蔡老师还专门组织了我们研究小组的师徒们逛了一趟南京路，我们漫步在南京路上，看着自己研制出的路灯，心里荡漾着无比的欢乐。

    在搞碘钨灯之前还有这么个故事。60年代初，刘少奇主席到东南亚访问期间，当时我们新闻记者用的还是那种老式放炮式的新闻灯，像排球那么大，携带起来很不方便，而且那次还引起了爆炸事故，伤了人。在缅甸，刘少奇主席看到缅甸的新闻记者用的是国外新研究出的碘钨灯，同样发光很强，却只有钢笔那么大小，他就希望缅甸领导人能送一个给他，但遭其拒绝。说是美国人送的，不能给。刘少奇主席回国后，在一次座谈会上他对在座科学家说，一定要研制出自己的新闻灯。

    1963年上半年，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专程来到上海，找到了蔡老师，希望能够研究出自己的新闻灯。蔡老师来到实验室就对我们说，我们最近要上碘钨灯的项目。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就当时我们的技术情况与研究水平来说，碘钨灯是一项尖端技术，没有任何的经验借鉴是不可能研制出来的。结果，完全是凭着“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那种精神，创造了奇迹。半年以后，我们自己的碘钨灯生产出来了，刘少奇主席还特地转送几个给缅甸领导人。碘钨灯也立马得到了推广，直至今天仍在使用。

    在搞高压汞灯和碘钨灯的时候，蔡老师经常带领我们加班加点。那期间一些运动笼罩了整个校园，物理系也被弄得动荡不安，整个人心惶惶。蔡老师和我们说，你们不要担心，安心做实验就可以了，你们从现在开始就叫我叫师傅，我们电光源实验室现在是车间，你们是学徒。因为蔡老师曾经是地下党，而且是工人出身，所以那几年期间，我们电光源实验室并没有受到冲击。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7-21 10:0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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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们经常加班到深夜，当时粮食限量，粮票不够，蔡老师就从家里带来米，晚上在实验室熬成粥，大家就吃粥和萝卜干充饥，接着做实验。就是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还是把高压汞灯和碘钨灯研制出来了。那时蔡老师家并不宽裕，他爱人是纺织厂的工人，后来因病提前退休在家。他还有三个孩子，那时粮食全是按人头定额发放的，而他克扣了自己家的口粮，把米带到实验室，尽管多少年过去了，但那情景，我们仍然记忆犹新，每思至此，我们便热泪盈眶。蔡老师当时抽烟特别厉害，多时一天抽四、五包，因晚上要坚持做实验，他睡眠很少，就靠香烟来提神。后来他的鼻子出了毛病，医生劝他把烟戒掉，而他居然把香烟给戒掉了，这也折射出蔡老师的身上那股韧劲，就像他做实验一样。

    1964年，在学校的一次会议上，王零书记对我们电光源研究所提出要求，希望第二年元宵节赏灯的时候要有新光源面世。当时国外刚出来一种大功率的长弧氙灯，考虑到当时国内还没有大功率的光源，于是就提出上长弧氙灯。长弧氙灯俗称“小太阳”，因为光谱与太阳光相似，功率很大，发光很强。

    在“小太阳”快要研制出来的时候，我们又遇上了金属与玻璃衔接的难题。因为长弧氙灯的功率很大，灯体温度很高，玻璃和金属接口地方必须要用能耐高温的银焊条，而当时国内还没有生产这种焊条。蔡老师就把自己家里银元拿来，把它化掉，做成焊条来焊长弧氙灯的接口，解决了焊接的难题，最终把“小太阳”研制出来。是当时世界上功率最大的“小太阳”，功率达到200千瓦。“小太阳”的研制成功在当时影响很大，还在人民广场搞了个点灯仪式。晚上8点钟，南边一幢大楼的顶部，突然放出万丈光芒，整个人民广场被“小太阳”照得如同白昼，当时观看电灯的群众很多，那场景非常的壮观。当领导宣布——“小太阳”是由复旦大学电光源研究中心的蔡祖泉教授和他的学生们研制出来的。当时我们心里有无比的自豪。

    从事电光源研究以前，蔡老师那十年的工人经历，也造就了他的一个最大特点——注重实践。师傅的这种注重实践，事必躬亲的精神也影响了我们这些徒弟们，让我们受益匪浅。

    蔡老师规定所有的学生进入电光源研究所，必须吹三个月的玻璃，然后再开始做实验。开始我们很不理解，认为蔡老师的教学还是旧工厂那一套，我们中有些人就开始偷懒，耍小聪明，但是很难骗过蔡老师，他也不说你，更不骂你，他就是不理你，冷落你，把你放在一边，让你反省。现在想想蔡老师当初的教导方式确实是正确的，也给了我们此后在实验科学上的莫大帮助。现今在很多领域师傅在关键技术上常对弟子总是留一

手，惟恐弟子超过自己。而蔡老师从来就是倾囊而授，反而是你不虚心接受常常要遭到冷遇。

    蔡老师不光是对学生要求严格，而且很注重自身的学习，我们感受最深的就是他学习英语。因为我们经常要研究国外的资料，写实验报告，一些科学的术语必须要用英文。蔡老师硬是下定决心逼着自己去学习，并且十分刻苦，那时我们早晨经常看到他背着孩子在校园里背英语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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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老师虽然英语并不太好，但在国外却常用英语发言，他说这是关系到国家形象的问题。有一次在亚太会议上，举办方邀请他致开幕词，他就让我们在宾馆的房间里，一句一句地教他，他再一句一句地背诵下来。这样到了发言的时候他居然全都背了出来，还不出错。

    目前我们复旦大学光源与照明工程系，是国内经教育部批准惟一在高校中设置光源与照明工程专业的系，并被复旦大学定为重点建设的特色学科。1984年，蔡老师就意识到了培养年轻人的重要性，建议在复旦大学开设光源与照明工程专业系。他结合当时社会发展需要，说：“电光源事业要配合国民经济建设事业的飞速发展。在国防、工业、民用等领域，电光源发展也越来越多的促进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同时对提高人类文

化生活水平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必须培养出大批的电光源领域的专业人才，以适应社会的需求。”尽管当时有些人对电光源专业建系颇有异议，但是在蔡老师的坚持下，我们积极努力，最终在1984年成立了复旦大学电光源系。今天看来蔡老师当时的决定确实是高瞻远瞩。

    蔡老师身上有着极强的事业使命感和民族责任心。1988年，国际照明学会一再要求中国参加国际照明学会。但是当时因为种种原因，国内各地的电光源研究单位，并没有有效的组织起来，形成不了一个代表集体出任国际照明学会。当时台湾也积极筹划参加此事，国际照明学会觉得中国是不是不太重视这个问题，加上台湾在积极活动，就向中国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中国还不能组织代表团参加国际照明学会就让台湾加入。获悉此事之后，蔡老师便积极召集国内各地电光源研究单位，积极协调关系，克服种种困难，解决了国内各个研究单位各自为政的态势，联合起来，成立了中国照明学会。同年，加入了国际照明学会。

    蔡老师在国内电光源领域有着颇高的地位，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前段时间，蔡老师一直在做申办第十一届国际光源学术讨论会的工作。他说，我们中国电光源研究在这几十年来取得了那么多的成就，理当要举办电光源业的最高盛会，就像奥运会一样，你一个国家的体育事业再强，你没有举办奥运会，就始终没有得到世界的承认，所以我们必须要取得国际光源学术讨论会的主办权。便在蔡老师的参与下，积极争取，我们复旦大学电光源研究所终于取得了2007年第十一届国际光源学术讨论会在复旦大学的举办权。

    有人说，蔡祖泉是一刻也闲不住的人。卸任后，蔡老师没有歇下来，仍然坚持每年做出一两个专利。他这种对待事业的精神劲，太像爱迪生那种对待事业永无止境的进取心。他常说爱迪生到晚年仍坚持发明研究，我也得“能活多久，就工作多久”。老师的这种精神也时刻影响着我们，我们复旦大学电光源研究所的蔡老师一手培养起来的“徒子徒孙们”，也将继承和发扬蔡老师“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让祖国的电光源事业薪火相传。

    我们这些“徒子徒孙们”也衷心的祝愿，年逾八十的蔡老师健康长寿！愿这颗电光源领域的璀璨明灯永放光芒！

    （该文系复旦大学电光源研究所洪永清等教授集体回忆讲述，刘小军整理）

来源:「复旦大学招生网」(2009年5月20日)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7-18 00:3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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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的"蔡祖泉"在哪里?

作者:怡 然

蔡祖泉，这个在四五十年前因“做灯”出名的工人科学家，离开尘世到天堂去“做灯”了。当年我代表复旦大学员工的孩子们，为这位电光源专家献戴红领巾的情景恍若昨日，现在才想起那时他还不到40岁。半个世纪以来，他以自己的智慧、才干、辛劳为祖国的电光源事业立下赫赫功劳，成为新型电光源领域当之无愧的“中国爱迪生”。

　　蔡祖泉辞世翌日，文汇报记者写道：抗战时期，年仅16岁的他就到中法药厂（延安制药厂）玻璃制造车间当学徒，生产玻璃药水瓶。在那里，这个玻璃工一干10年，其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上海交通大学的周同庆教授、方俊鑫先生承担了国家研制X光管的任务，他们急需一位懂得玻璃制作技术的助手，点名要了蔡祖泉。3个月后，药厂少了一个玻璃生产工，而中国的电光源事业多了一位开拓者。……我把这段文字粘贴在MSN上，发给了周同庆教授的儿子，他十分感慨，既为文汇报忠实地记载历史，也为技工成长为专家的特殊经历。他说，那时技工的水平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如今去哪里找当年的蔡祖泉？

　　这句话让我突然记起社会学家邓伟志先生的一篇文章《每当见到蔡祖泉的时候……》，其中有这样的文字：“天底下只有一个蔡祖泉吗？当然不是！在我的记忆中，工人成为工程师、作家、理论家的很多。……实践第一线是升华出理论的快车道。实践好比画龙，升华就是点睛。没有画龙，难以点睛；画了龙以后，便是一点就通，一点就亮，一点就活”。但是，“过去能培养出那么多蔡祖泉式的人物，今天呢？”说得精彩，问得却教人沉重。

　　可以想象，假如当年的玻璃工蔡祖泉没有高超的技能，两位教授不可能选中他当助手；而假如没有日后在实践中的勤奋学习刻苦钻研，他又怎么可能成为专家、教授？但是，他的起点毕竟是在技工。而技工对于企业的生产流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然更是“爱迪生”们出发的“起跑线”。

　　让人扼腕的是，这条“起跑线”的被冷漠、被歧视，甚至被抛弃，已然是不争的现实，其直接后果便是“技工荒”的出现，尤其是高级技工捉襟见肘。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显示:目前我国有技术工人约7000万人,高级技工仅占技工总数的4%,这与发达国家高级技工30%至40%的比例相去甚远。其中原因不少，既有人们观念上的误区，也有政策导向的失误，还因高校扩招致使职业教育遭到挤压，呈日趋萎缩状。而持续经年的“技工荒”以及产业工人素质的低下,则直接影响了我国的产品质量、技工实践转化为技术的能力,并最终阻碍产业结构调整和产能升级。据统计,由于技工缺乏,我国目前企业产品平均合格率仅70%,每年因不良产品造成的损失近2000亿元。难怪同样品牌的商品，国内组装的质量就是不如“原装”。

　　一边是一线生产技工大量短缺,一边却是大学毕业生等待就业，这样的强烈反差难道不耐人寻味么？蔡祖泉离去之际，让我们在回溯这位了不起的工人科学家的足迹时，更深刻地反思我们的人才观、价值观、教育观、就业观，从而立志打造一个有利于明日的“蔡祖泉”成长成才的体制机制。若此，蔡祖泉也将笑慰天堂了。

出处:「东方网」(2009年7月20日)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7-21 10:07 编辑 ]

杰亮

回看蔡祖泉生平80余年 一生爱照明业

  一、蔡祖泉生平简介

    蔡祖泉，男，1924年11月生，浙江余杭人。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在上海药厂工作。自学成才，1952年到复旦大学工作，历任复旦大学电光源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副校长等职。1992年退休。蔡祖泉同志是我国电光源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我听党的话，灯听我的话”是蔡祖泉教授的名言，他被人称“中国的爱迪生”、“中国的照明之父”。

    1978年晋升为教授，1981年9月担任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历任复旦大学副校长，复旦大学电光源研究所所长，中国光学学会，中国轻工业学会首届副理事长，上海市科协副理事长几上海照明学会理事长中国照明学会副理事长。蔡祖泉于上世纪60年代被树为上海的革新标兵和劳摸标兵，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国家发明二等奖、国防部重大科技成果二等奖等奖项。

    蔡祖泉最初是从一个学徒工走上光源研究的道路。抗日战争时期，年仅16岁、只有小学3年级水平的蔡祖泉就到中法药厂(延安制药厂)玻璃制造车间学徒，生产玻璃药水瓶，在那里从事了十年的玻璃制造工作，并参加了中共地下党。他曾协助几位大学教授从事药剂实验工作，后来，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建设X光管实验室，周同庆和方俊鑫教授希望将他调去协助进行X光管研发工作。

    1951年，在上海市的一次座谈会上，一位教授向陈毅市长递了张条子，认为蔡祖泉对玻璃真空有研究，应该调入大学工作。在对知识分子非常重视的陈毅市长过问下，很快，工人出身的蔡祖泉调到交大，担任技术员。1952年院系大调整，他调到复旦，继续从事X光管的研发工作，并负责玻璃和金属铜圈的焊接技术攻关、X光管的玻璃封接和对玻璃真空系统的维护。

    1955年，在周同庆教授的领导下，我国独立研发成功了第一支X光管，填补国内市场技术的空白，年仅30岁的蔡祖泉受到莫大的鼓舞和启发。他看到研发X光管的真空系统主要设备都是依赖进口的，便立志要为国家多做些贡献，在这一技术领域走出自己的创新之路。经过他的钻研，1956年，我国第一只立式三级玻璃油扩散泵试制成功，随即又研制麦克劳水银真空斗，这些技术和设备研制成功，为后来对新型电光源开发研究和生产打下了技术和物质的基础。

    蔡祖泉曾希望读大学，并考上了南京工学院，但因为玻璃真空研究工作需要，他并没有读成。他一生的科研知识，全靠坚持不懈的自学和实践。

    上世纪60年代，自学成才的蔡祖泉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电光源实验室，开始了该领域的系统研究。1961年，蔡祖泉与同伴们初探我国科学家的“空白领域”———电光源，着手研制国内的第一盏光源——高压汞灯。同年，复旦大学电光源小组成立。我国电光源史上第一个氢灯、第一个高压汞灯、第一个氪灯、第一个长弧氙灯等一系列成果陆续从他手上诞生。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7-22 12:34 编辑 ]

杰亮

80年代后，蔡祖泉的科研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他一方面积极从事学术论文的写作和国际光源与照明的学术交流，多次出席国际性科技研讨会议，了解电光源发展的最新发展状况，并及时将国际上的专业信息转至国内企业，指导我国光源照明的研究和开发。同时，针对现代化经济建设的需要，在成功研制新光源的基础上，更加注重进行二次开发——工程化开发的研究，使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取得极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并获国家科委推广二等奖。1984年，蔡祖泉提议在复旦开设光源与照明工程专业系，如今，作为经教育部批准的惟一在高校设立的光源与照明工程专业，已培养出无数优秀人才。1988年，本着强烈的民族责任心，他克服种种困难，成立了中国自己的照明学会。

    1992年退休，退休以后，蔡祖泉依然心系创新，在市科协副主席、上海照明协会理事长岗位上兢兢业业，谋划建言。卸任后，蔡教授仍坚持每年做出一两个专利。他说，“爱迪生到晚年仍坚持发明研究，这一点我得向他学习，能活多久，就工作多久。”

    2007年，在蔡祖泉直接推动下，被誉为光源界“奥林匹克会议”的国际电光源学术讨论会第一次在中国召开。国内外企业家、研究人员深入交流，中国电光源力量精彩亮相。他对身边亲人同事说，“我最大的心愿，已了。”

    2009年7月17日，因病医治无效，于当日12时36分在华东医院逝世，享年86岁。

二、所作发明(技术类)

    1963年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只高压汞灯;1964年研制成功我国首盏1000瓦卤钨灯，此后又相继研制出脉冲氙灯、氢弧灯、氪光谱灯、超高压强氙灯、充碘石英钨丝灯、超高压强汞灯等10余类照明光源和仪器光源，大大缩短了我国电光源研究水平与国际上的差距。其中，长弧氙灯在上海人民广场点亮后，这盏100KW的“人造小太阳”，被称为中国人的“争气灯”;25千瓦水冷电极短弧氙灯被用作航天工业部大型空间环境模拟设备“太阳模拟器”的光源。1985年起，开发了中国人自己的系列节能荧光灯。

    “长弧岛灯”碘钨灯分别获1965年国家科学发明二、三等奖，他主持研究的大功率短弧氙灯水冷钨一铜阳极制造获得1980年国家发明三等奖：H型节能荧光灯获得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双U型节能荧光灯获得1995年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1963年后曾与电影有关单位合作，研究成功1000瓦——3000瓦新闻摄影用管形卤钨(属国内首创)，500瓦——2000瓦放映短弧氙灯，1000瓦——3000瓦拍摄外景用的直流镝钬灯，该灯1980年获得国家发明三等奖。

杰亮

三、贡献成就(学术活动类)

    蔡祖泉致力于科学研究的同时，还从事学术论文的写作和国际交流、指导研究生的教学，从1983年开始连续6届(三年一届)担任国际电光源学术会议的组织委员。曾发表了三级玻璃油扩散原，玻璃与金属封接，玻璃和石英封接，无极荧光灯，微型卤钨灯，长弧氙灯，高显色性高压钠灯，紧揍型荧光灯工程开发探讨等论文。以及参加编审的书籍有《电光源原理》、《电光源电器原理及应用》、《实验霓虹灯技术》。

    四、蔡老名言

    “我听党的话，灯听我的话。”

    “爱迪生到晚年仍坚持发明研究，我也得能活多久，就工作多久。”

    “中国需要强大，光源更需要自主创新!有自己的新技术，我们就能站起来。”

    五、照明界人士悼念

    周太明：

    蔡教授是中国光源事业的开拓者，他关注高压钠灯，高压汞灯，金卤灯，在这些产品尚未萌牙的时候，他始终最站在最前沿，对这些产品的研发保持着非常敏锐的洞察力与观察力，并努力的去引导和带动他们的发展;对于新光源LED，去年深圳的科技部会议，重病中的他当时饭都吃不下去了，带病之身的蔡老仍然为LED指明方向，连当时的主技会议的曹部长都为之动容。

    对于他的学生，蔡教授始终是怀着一颗育人的心，没有他，也就没有今天的我们，当年，送我们去国外学习，肯定是要耽搁手头的主要工作的，可是蔡老师始终认为培养下一代是本份，非常坚持地这样去做，对于人才的教育与培养这一点，没有蔡老，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他堪称我们的人生导师。

    中国的照明界走向世界，与国外的学术技术交流，蔡老也始终是走在最前沿的第一人。中国照明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联系，也是始于蔡教授的，这一点，我们要永远铭记!

我们永远悼念这位好人!

    朱绍龙：

    对于蔡老的逝世我感到很沉痛，我从1963年大学毕业后与他一共工，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后来接替他的班，担任复旦大学电光源研究所所长，他是良师益友，一直以来给我很大的帮助。我与他相处46年，这样深的情谊永远都无法抹掉。

    他对中国照明行业的贡献大家有目共睹，几乎所有的新光源都有他创造的痕迹，他是照明的开拓者，也是将中国电光源带到世界的人。希望我们照明的后辈们长江后浪推前浪，继承蔡老的精神，永远向前。

    我们永远怀念您，蔡老。

    陈大华：

    蔡祖泉，一代宗师，德昭日月。开创中国新光源，永将光明留人间。

    蔡祖泉教授，很多媒体也报道过他很多事迹，我主要想说下蔡老给我体会最深的几点。

    人才是照明发展之关键

    1978年，在蔡老的带领下成立了复旦大学电光源研究所，开始从事中国光源的研究。在这个时候，蔡老认为要想真的发展中国照明事业，人才是关键，所以在蔡老的提议下，1984年复旦大学成立了光源与照明工程系，是中国第一个专业传授照明技术知识的大学专业院系。

    照明技术的发展需要各个学科的综合积累

    蔡老把光源事业作为毕生的追求，当他60岁的时候，开始研发节能灯，节能灯要用到一种原料，三基色荧光粉，普通的荧光粉才18块1公斤，而在当时三基色荧光粉价格十分昂贵，是普通荧光粉的一百倍。当时蔡老从自己的科研经费里拿出一部分给化学系的一位教授帮忙研发三基色荧光粉，最后终于得以成功。中国第一支节能灯在复旦大学电光源研究所诞生，而今日普及中国大地的节能灯正是蔡老最初成功研发出来的。

    所以蔡老认为照明应该是各门科学的共同积累才能不断进步，要团结不同领域的科技人员一起攻关，最后才能成功，而不能闭门造车，固步自封。

出处:「阿拉丁照明网 」(2009年7月21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7-22 12:56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