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否走向公正的市场经济
作者: 陈钊 、陆铭
作者陆铭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钊为经济学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秘密
要回顾三十年,首先来看一个问题:我们做了些什么?三十年的时间,能做的事情太多了。人们常说,中国的发展速度就是把国外几年或者几十年才能发生的事情,用一个月或几个月的时间做完。我们各种政策的出台和变化,是非常频繁的。现在三十年过去了,我们要总结梳理一下我们做了些什么,我们认为,下面这三条是逃不掉的:政治稳定、对内改革、对外开放。
现在可以看到一个最新的数据: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平均保持了9.8%的经济增长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呢?因为本来就有经济分权这样的背景———对内改革的出发点,地方政府有很大的自主权,财政的自主权,而且又实行了特定的政治激励的做法。这个政治激励体现在哪里?最重要的一个体现,就是“GDP导向的晋升激励机制”,就是说地方的官员如果把地方的经济搞好了,就更可能升官。这是非常强的政治激励。它只有在政治相对集权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如果你是选民直接选举的,那不一定做得到。中央政府对发展经济如此之重视,这跟中国的政府是一个发展型的政府有关。有很多学者研究东亚的经济,说东亚的政府都是发展型的政府,将发展经济作为一个很重要的目标。邓小平说过:“发展才是硬道理。”现在,我们又提出要科学地发展,提倡科学发展观。这是中央政府领导人提出的口号,那么地方政府呢?事实上也有。改革开放的早期,深圳特区就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些口号当时提出来是很吓人的,是跟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相冲突的,可以看出地方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
为什么中国的政府要这么强调发展经济?这是一个非常高深的问题。学界里面也有研究,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早期的领导人是通过打天下获得执政权的,“枪杆子里出政权”,而后来呢,发展好经济就成了增加执政合法性的重要保证。这是学术界的一种解释。我们可以看到,正是这种独特的经济分权与GDP导向的晋升激励的结合,才促使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地去招商引资,去给企业创造好的环境。一些内地相对落后的地方,为了争取一个大的项目落户,地方政府甚至可以把跟这个项目有关的全套班子都集中办公,为你一下子把事情搞定。这样,这种独特的激励机制就获得了高速的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从哪里来
前面,我们似乎都在讲改革开放三十年好的一面,但是我们也产生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跟我们之所以能产生这么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是有关系的。这些问题由中国特有的政治、社会的结构所导致的。我们将这个结构概括为三点:
一、基于分权的政治结构
经济的分权加政治的相对集权,使得地方政府积极招商引资,去发展当地的经济。而恰恰是过于注重这一点,这个制度就忽略了经济的长期增长以及经济发展的质量等其他方面。因为一届政府也就做个四五年。如果只要在任期里将地方经济增长做好了就可以,那么地方政府当然就会更加注重短期的增长,而不是长期的增长,就会忽略一些对长期增长有好处的事情。比如说对教育的投入,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地方政府就不太愿意做。一方面,这些投入的效果很慢,另一方面,本地的劳动力素质提高了以后,就可能流失到其它地方,不留在本地服务了。由于地方政府不愿意做这类投入,内地以及农村的公共服务投入是严重不足的。此外,收入的均等也被忽视了,收入差距在扩大。这些恰恰是因为我们基于分权的政治激励所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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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7-13 08:47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