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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 20世纪40年代末，国民党政权腐朽没落的官僚政治统治成为中国社会经济进步发展的巨大障碍，王亚南对中国官僚政治的研究，切中时弊，因此引起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回首历史，重读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发现其研究仍有不可磨灭甚至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他的许多论点，至今仍振聋发聩。孙越生评价说，该书“最有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地方，就在于以历史和经济分析为基础，对官僚政治这一官僚主义发展最成熟的形态本身的基本矛盾--官民对立关系作了慧眼独具的剖析，从而为探索官僚主义的根本克服办法提供了启示”。另有论者指出，王亚南“这种把地主经济封建生产方式作为一个整体，从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思想等几个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宏观与微观结合的研究，来解释中国社会经济史长期争论的'停滞发展'问题，被称为是'对30年代以来讨论'的小结，这在解放前的中国经济史学界是一个突出的科学研究成果，它的理论贡献具有深远意义，并为国际史学界所瞩目”。邹永贤非常推崇王亚南的研究方法(他将之归结为三大特色) ，认为王亚南“对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历程和贡献给人们以多方面的启发”，并说，“综观其研究成果，王亚南作为一位政治学家，也是当之无愧的”。李万生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则这样评价《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既重史又重思：因有可靠的史，故结论坚实，令人信服；因有独到的思，故新颖透彻，趣味无穷”。他特别赞赏该书在“通达和理论两方面都堪称典范”，尤其是其理论思维和研究方法，“值得研究中国政治制度的学者借鉴学习的”⑤。诸家评说，多所赞誉，鉴于篇幅，此处就不一一援引。
         
        时过半个多世纪，我们重读《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仍觉得“新颖透彻”，觉得它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是因为王亚南不仅具有深厚的学术底蕴，而且拥有广博的中外历史知识，故立论精辟，发人深思。熊彼特指出：“经济学的内容，实质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而且，“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因此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的。”
         
      

三、关于官僚政治终结的前提条件与存续问题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成书于解放前，对于官僚政治的终结问题，王亚南曾作如下论述：“设若根据以往历史的经验，多顾虑或多心一点，其中不是还得插入这样一个疑问，即：谁能担保不出现一个假民主的官僚政治形态，或准官僚的民主政治形态呢？”，对于“官僚政治(不管是旧的，还是新的)在中国现阶段是否可能继续存在的问题，我的答复是否定的，但不是很机械地说，它明天后天，或明年近两年就完全不复存在，而只是表示它将愈来愈不易存在”，“中国的官僚政治，必得在作为其社会基础的封建体制(买办的或官僚的经济组织，最后仍是依存于封建的剥削关系)清除了，必得在作为其官与民对立的社会身份关系洗脱了，从而必得让人民，让一般工农大众，普遍地自觉自动起来，参加并主导着政治革新运动了，那才是它(官僚政治)真正寿终正寝的时候”。不难看出，王亚南下结论比较慎重，而且是建立在比较严密的逻辑基础上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王亚南的话语系统里，官僚政治与官僚主义是两个不同范畴的东西，他认为前者是社会性的(也即制度性或体制性的) ，是难以克服的，后者则是技术性的，是可以克服的。1957年，他发表了《论官僚政治与官僚主义》一文，专门谈论这个问题。该文发表的政治背景是，建国后的1951-1953年，我们党连续开展了两次“三反”运动，两次都提出反官僚主义的口号，当时就有人认为，“官僚主义倾向，是官僚政治的副产物”，但王亚南称“这是极大的误解”。为了让时人明了“官僚政治与官僚主义的社会含义”，他把官僚政治区分为“狭义的官僚政治”和“广义的官僚政治”两种，前者即“社会性的”官僚政治，后者为“技术性的”官僚政治。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28 10:2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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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广义的官僚政治是一切设官而治的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所采取的政治形态，而且都“不同程度上带有官僚政治的特质”。也就是说，官僚主义属于广义的官僚政治范畴，只要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就可能产生官僚主义--它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官僚政治的特质，但决非就是(狭义的)官僚政治本身。
         
        按照王亚南的论断，官僚政治终结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应是铲除专制政体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新中国既然消灭了以地主经济为基础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剥削关系，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经济体制，那么，官僚政治自然就无立锥之地了。从形式逻辑角度看，王亚南的结论是没有错的。问题是，“技术性”的官僚政治与“社会性”的官僚政治二者之间不存在天然的鸿沟，在许多情况下，它们更可能是“水乳交融”在一起的。如果非要区分不可，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官僚政治有其不同的经济基础，建立在封建地主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传统的专制官僚政治(即狭义的官僚政治) ，只是官僚政治的特殊表现形态。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实践刚刚展开，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王亚南受时局所限，认为制度层面的官僚政治形态已经“终结”了，正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的一个主要倾向是把官僚化看作是当代世界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因为，在一般情况下，现代化的过程所相随的是行政集权的过程，行政集权的同时就是以民族一国家(现代国家)逐渐替代传统国家(前现代国家) ，最终，行政集权的伴生物往往就是现代官僚政治。马克思认为官僚政治是一个知识等级制度，将知识转变为神话和秘密，将官员们束缚在追逐升迁的职业中，并保证他们比其他人有更大的稳定安全；在批判官僚政治时，他认识到官僚是依照形式主义的那种千篇一律的精神行事，并且创新出一种幻想的普遍利益，也就是官僚阶层自身属于特殊利益集团，却硬把自己当作普遍利益的化身。马克思说，“官僚政治是一个谁也跳不出的圈子”，这意味着： (1)官僚政治是现代化过程中政府行为发生所依赖的最佳形式，现代国家(民族-国家)必须依靠官僚政治来进行统治； (2)官僚政治所伴生的官僚主义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下是无法避免的，只要构建官僚政治的统治体系，就必定面临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官僚主义是官僚体制的内生之物，更确切地说，是由于官僚体制存在漏洞、缺陷或局限性所导致的，它不是从外部强加在体制之上的外生之物。
         
        应该说，官僚政治的存续问题，是历史经验或历史事实问题。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看，相当长时期里，不仅存在技术性的官僚政治，而且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制度性或体制性的官僚政治。列宁早就发出这样的警告：“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旧社会之间并没有一道万里长城。革命爆发的时候，情形并不像一个人死的时候那样，只要把死尸抬出去就完事了。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不幸的是，现实应验了列宁的预言。1991年，前苏联轰然崩溃，执政近70年的苏联共产党也随前苏联的垮台退出政治舞台。近70年里，前苏联的经济政治体制一直没有摆脱沙皇专制主义的幽灵，旧的专制刚刚被推翻，新的专制就在潜滋暗长。专制导致特权，特权导致官僚，官僚导致腐败，这是环环相扣、合乎逻辑的结果。不仅前苏联，东欧各国共产党在执政时，同样没有避免政治权力异化，最终导致官僚主义泛滥成灾。无怪乎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经济学家奥塔·希克批评说，社会主义国家的现行经济政治体制已成为“独特的官僚体制”，即“党的官僚”体制和“国家垄断”体制，并认为“共产主义体制下的官僚”已经构成一个“新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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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基本上以前苏联的执政模式为样板，党政不分，行政集权，这种集权化的行政制度与官僚结构构成了官僚主义和腐败滋生的温床，导致体制性的官僚政治在技术层面上急剧膨胀。毛泽东同志对党内滋生的官僚主义深恶痛绝，但他没有从制度上着手，再辅以技术上的革新，而是采用强制的、超越法律规范的方式，由外部对党的执政方式进行改进。毛泽东迫切地想根除中国几千年的官僚政治，其初衷是好的。美国学者梅斯纳指出：“在前现代化的世界历史中，官僚政治在中国获得了最充分和最复杂的发展，因此，几乎不可能期望在这样一个国家的现代历史上，有什么事情可以说明它未受到过去的官僚政治、或现代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官僚主义法则的影响。？？实际上，正如现代所有的革命一样，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出现了大规模的官僚的中央集权化？？新中国的官僚主义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官僚主义都更广泛、更深入地渗透于整个社会。”
         
        实际上，党的第二、三代领导人对这个问题已有深刻认识。1980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制度。当然，官僚主义还有思想作风问题的一面，但是制度问题解决不了，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他认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是更带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因此提出“从改革制度着手”，强调社会主义改革“是对体制的革命”。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再次指出，要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一靠教育，二靠制度”。可见，官僚主义产生的主要根源在于制度或体制本身，它是官僚政治的幽灵。
         
        四、当前改革存在的问题与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的现实意义
         
        渐进转轨是我国经济改革之路， 20多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权力资本化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中的特有现象，它是国民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而威胁渐进式改革的顺利推进。
         
        其实，国内一部分学者对官僚政治的变形和权力资本化保持了应有的警惕。几乎在我国确定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同时，“权力资本”这一术语就进入学界的视野。当然，“权力资本”并非什么新名词，它在***期间就曾风行一时。1993年，荣敬本重新启用这一术语，并定义：“所谓权力资本，是指党政机关把自己手中的权力当作资本，为其机关成员和领导人谋取私利，即我们现在经常说的权力和金钱的交换，用批条子来换票子，这是导致政府腐败的根源。”随后，巫继学(1994) ，李怀(1995)等也进行了研究。杨帆(1998)认为，中国渐进性改革的基本特征，是利益转移的隐蔽性，它遵循的是“精英连续性”规律，基本上由那些在计划经济下掌握资源的人，在改革过程中将这些资源变成自己的私人财产，再通过某些政治和社会改革，如“民主改革”，为自己获得的利益取得新的合法性。在计划经济时代，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都由行政体系(“官员群体”)掌控，改革以后，这种权力并未崩溃，而是向市场方向扩张，创造出一个“权力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权力之所以变成资本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下它无所不包，而在改革中仍然没有受到应有的限制。杨帆把权力资本的发展概括为四个阶段，据他估计，在中国改革转型期20年中，权力资本形成给少数人带来的好处，不下于3万亿人民币。由于政治社会改革大大滞后于经济改革，我国权力资本越来越具有恶性膨胀的倾向，逐渐从市场的推动者变成了阻碍者。无论是权力资本，权贵资本还是官商资本，都很容易使我们想到它们的同一个老祖宗--官僚资本，并联想到与之相对应的官僚政治形态。虽然名称变了，形式变了，但其精神实质未变。
         
        我们不妨回味一下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初版序言中所说的一句话：“俨然和中国政治史同其悠久的官僚政治，像斩了头随即又新生起来的九头蛇似的怪物，许久以来就以其不绝的'复活'而在人们心目中、特别在官僚意像中，显示其'永生'。”中国的历史总是出现惊人的相似，如何从这种残酷的“恶性循环”中解脱出来，是一百年前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它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但又是一个不能不认真对待和研究的课题。官僚政治也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传统官僚意识形态的复活，这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癌细胞，它似乎具有无限复制的功能，一旦有机可乘，就会迅速扩散到我们社会机体的每一处组织。
         
        中国官僚政治能够存续，自有其现实的社会土壤，想彻底根治也许为期尚早，但绝不能因此而作“壁上观”。我们不仅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同时还应借鉴西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研究。孙越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要建立广义的官僚政治学，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值得有志者努力。

出处:张兴国、张兴祥「再论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政治学研究》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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