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这里存在着历史机缘的问题，如果中国当时知道美国的计划，公开进行宣战就可以避免一场战争的爆发。而恰恰相反，毛泽东采取的策略是只做不说，秘密出兵，历史的机缘由此错过。此时，美国军队越接近鸭绿江，白宫越是担心，中国果真出兵，又怎么办？这就是杜鲁门坚持与麦克阿瑟面谈的原因。麦克阿瑟说了句对未来战争走势有着至关影响的一句话：七、八、九月，是中国出兵的最佳时机，如果在这三个月内，中国参战，美国就没有了任何取胜的希望。时至现在，才决定参战，中国的天时地利丧失殆尽，对他们来说，那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一次屠杀。杜鲁门闻听此言，心里倍感踏实，两人便乘坐飞机各自返回。

　　在距离谈话结束不足10天的10月25日，第一次战役打响。根据情报反馈，在战场发现大量的中国军队。麦克阿瑟对此毫不相信。为了探知真实情况，他乘飞机在空中亲自巡视，没有发现大股部队出没的迹象。原因在于，彭德怀在作战结束后，立即命令部队钻入白雪皑皑的山沟，将人员和装备隐蔽起来，没有被美军发觉。麦克阿瑟回到指挥所，给国防部拍了电报，认定这个仗是小股共军流窜部队所为，人数至多不足五万。随后，继续指挥部队向鸭绿江推进。此时，志愿军渡江部队已达二十六万，而非区区的不足五万。对部队数量和敌情的误判，使麦克阿瑟在即将进行的第二次战役中损失更加惨重，彭德怀悄悄张开口袋，静待他来上钩。

　　在此过程中，苏联改变了原定计划，决定出动空军，并可越过三八线实施空中作战。现在，可以从前苏联国防部档案看到这方面资料，包括各空军部队调动的方式方法、各飞行团指定飞行区域等情况记载得一清二楚，这说明斯大林及其空军部队对出动事宜做好了一切准备。但斯大林始终揣摩不透毛泽东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因为事前约定，过两个半月后空军出动，而毛泽东居然在没有空军掩护下先行出击，做法背离常理，实在令人匪夷所思。然而，在中国真的出兵后，大约在10月28日，斯大林下达立刻起飞，并可以越过鸭绿江实施掩护的命令。只不过附加了一个特殊要求：参战飞行员必须穿着志愿军制服，参战战机必须喷涂朝鲜人民军标记，飞行中必须使用中文对讲。按照这个命令，经过短暂培训，苏联飞行员可以使用几句简单中文进行对话。但在战斗中，这个秘密很快披露，因为飞行员在紧急战斗的情况下，会不自觉地使用母语。苏联空军参战的消息迅速上报美国国防部，出于防止战争进一步扩大升级的考虑，国防部将此信息予以扣压，竭尽全力确保不对外散布，致使这个秘密一直埋藏了40余年，至今才为世人知晓。关于苏联空军在朝鲜战场发挥作用问题，志愿军空军训练直到1952年结束，才正式参加空中战斗，主要负责外围作战，其核心任务基本由苏军承担。

　　鉴于时间关系，我仅把从朝鲜分裂到中苏出兵的过程给大家讲述一下，应该说大约有百分之八十到百分八十五的内容，依据的是档案文献，其余源自一些回忆录，我主观加入的成分很少。

　　我现在回答两个问题，不一定对，仅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第一个问题是，斯大林的态度和意愿是决定中朝出兵的关键因素。从前述过程看，金日成始终有开战的打算，但斯大林不表态，北朝鲜发动战争的底气就会不足，需要斯大林给予支持。在初期，毛泽东不是不想参战，而是不想先行出击。斯大林最初不同意发动朝鲜战争，为什么在一个月后他就转变了态度，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使他改变了主意？

　　这两个问题在史学研究中属于比较难做的题目，原因在于它是对领导人决策动机的分析，而不是对史实的描述。对史实描述，我们可以把历史材料找出来，白纸黑字，非常明了，直接记述就可以。但对领导者脑子里的真实想法，就很难确定。如果他告诉你，我当时是这样想的，你敢相信吗？因此，对动机的分析要依靠大量的史料做背景，在此基础上进行逻辑的推断；第二，中国出兵是毛泽东的主意，在决策的时候，大家提出了反对意见，是什么动机坚定了他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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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第一个问题，在史学界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一个解释是，苏联认为美国不会干预朝鲜问题，这就是斯大林决定出兵的原因。此理说不通。如果不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斯大林没有冒此风险的必要。另一个是，中苏结成了社会主义同盟，斯大林由此认为社会主义阵营日益强大，完全具备与美国抗衡的条件。这本是无稽之谈。从现有的背景史料推导不出这个结论。我认为，恰恰是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才使得斯大林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突然改变了主意。这个利益来自中苏同盟条约。从表象上看，中苏同盟条约确实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但就另外一个层面，中苏同盟条约却是对苏联在远东利益的极大损坏。简单地说，斯大林本不想同毛泽东签订新的条约，想继续维持1945年同蒋介石签订的旧条约的效力。但毛泽东滞留莫斯科达两、三个月之久，你不签，我不走，迫使斯大林作出让步，签订了新的中苏友好条约。该条约明确了中长路（中国长春铁路）、旅顺港和大连港要在两年内归还中国。对苏联而言，这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战略利益的问题。苏联经营这条铁路由来已久，早在沙皇时期就由银行投资修建，被称为中长路。此后，俄国又将旅顺港租赁下来，把太平洋舰队停靠在那里。大家知道，俄国在远东只有海参崴一个港口，但海参崴是个半不冻港，冬天出港艰难。此外，若要南下太平洋，必须经由日本海和对马海峡，舰队易遭受来自日本和朝鲜的攻击。有了旅顺港和中长路，俄国就具备了军事优势，旅顺港是个不冻港，可以自由出入大洋，没有任何牵制；中长路发端于远东，连接西伯利亚铁路，经满洲里至哈尔滨，运送物资和军队极为方便。因此，从沙皇俄国开始到前苏联，都把占有中长路和旅顺港作为远东亚洲战略的基点。斯大林曾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的9月2日，发表过一番感慨：1904年，日俄战争，旅顺口被日本抢占，1945年，又被我们拿了回来。我们一代人等待这一天，用了40年。除考虑外蒙古独立这个因素外，维护苏联在东北特权利益，是他逼迫蒋介石签订条约的主要原因。

　　新条约的签订，使苏联在远东的安全战略遭受损害。出海口没了，不冻港也没了。因此，占领朝鲜半岛不失为一个选择。在朝鲜半岛共有四个港口，分别是仁川、元山、釜山和济州岛。1945年的9月，苏联外交部就曾向斯大林提交一个备忘录，认为朝鲜半岛的四个港口对苏联来说显得特别重要，只要占领其中的两个就足矣。但由于9月14日中苏签约和朝鲜三八线的划分，此后，斯大林就再未提及有关朝鲜港口的事情。

　　现在的问题是，这是苏联设立远东战略基地的唯一机会。至于美国表示不予干涉，只是一个假设条件。如果美国表达了苏联出兵我就参战的明确态度，斯大林恐怕不会为了朝鲜问题，承担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的风险，进而挑起世界大战。实际上，很多人都没有认清斯大林的真实面目，斯大林既谨慎又胆小，从来不敢冒风险，吓人唬人是其常用手法。唬住就算，唬不住就跑。分别发生于1946年和1947年的土耳其、伊朗危机就是明证，史学界把这场危机归因于苏联对外扩张政策。其实，他们看错了斯大林的为人，斯大林采取的是张牙舞爪恐吓的策略，在朝鲜问题上亦是如此。我觉得斯大林出兵发动战争的动机，主要出于苏联自身安全和战略利益的考量。

　　第二个就是毛泽东为什么坚持要出兵朝鲜的问题。这可以分两个阶段来阐述。在9月15日，美军成功登陆仁川以前，毛泽东坚持出兵完全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原因在于，在那个时间出兵较为容易，只要占领了半岛两侧的海岸线，美军就失去了向内地进发的滩头堡，加上苏联空军的力量，就会把美国人赶下大海，战斗彻底结束。问题是在9月15日，美军登陆仁川以后，特别是在10月份，美军越过三八线、天时地利均对中国不利、而且遭到众人的反对情况下，毛泽东还要坚持出兵，原因又是什么？可以这样看，毛泽东牵挂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前途命运，而且在他的心中装着亚洲革命事业，乃至于世界革命的利益。他认为对此责无旁贷，应当承担起这个重任。

　　既然同苏联有了分工，由毛泽东负责亚洲革命，那么亚洲出现了情况一定要由毛本人承担责任，而且必须以切实的行动解决问题。另外一个方面，更是来自于对中国根本利益的考量。毛泽东极为注重与苏联的关系。1950年1月14日，中苏能够签约是毛泽东顶着巨大压力，同斯大林斗智斗勇的结果，如果此时毛泽东不出兵，斯大林肯定对毛泽东有看法，中苏关系很有可能产生破裂。在斯大林看来，中国如果不出兵，毛泽东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同蒋介石、铁托一样是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毛泽东自视为世界革命的领袖，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最不想戴上这顶帽子。因此，毛泽东说了这么一句话，打败也得打。在他看来，发动这场战争不是为了争胜败、斗输赢，而是要向斯大林证明，中国人是敢打的，是有大局意识的，是照顾世界革命利益的，我毛泽东是具备当领袖资格的。分析毛泽东，必须把思考路径落实到这两个方面。打天下容易，坐天下难。就当时的情况看，中国共产党离开苏联的支持，没有中苏同盟条约的保证，管理一个偌大的国家，确实存在不少的困难。以中共干部结构为例，我查阅的大量资料表明，中共缺乏管理城市经验的干部严重到了相当的程度。上海战役围而不打，长达数月之久。究其原因，在毛泽东给斯大林拍发的电报中给出了答案，毛泽东说，我打上海很容易，可那是我们没见过的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打下来怎么管？你赶快给我派专家来，又是电灯又是电话，还有下水道，我们什么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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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谈判也都是围绕干部问题、请求援助的问题展开。如，1949年1月，解放军马上占领西安、南京几个大城市，军队进了城从没见过这么宽的马路、高高的楼房，比照在山沟间、窑洞里有很大的反差，国民党留下来的知识分子信不过，依靠西方也不行，只有依靠苏联这一条路。陈云就曾同苏联大使讲过，弄金融，金融不懂；弄交通，交通不懂；下水道也不懂。什么都不行。因此，通过签订中苏同盟条约，建立稳固的中苏关系，对于巩固中共政权是一个核心的问题，也是毛泽东始终予以关注的大问题。

　　综上，毛泽东不想违背斯大林的意愿，否则，中苏关系就走向解体，中苏同盟条约就会变成一纸空文，这是毛泽东不愿意看到的一个结果。打败仗没关系，有中苏同盟条约，责任同苏联一起承担，量美军也不敢进犯。这点已被美国解密档案所证实。不侵犯中国本土、不与苏联发生直接的冲突是美国的一贯政策，正因为麦克阿瑟天天嚷着要轰炸天津和青岛，就被杜鲁门找借口将他赶下台。

　　这就是，我从毛泽东的角度、他的高度去考虑为什么他坚持一定要出兵所做出的判断，也是我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我今天的讲演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提问1：我看过您的关于毛泽东、斯大林和朝鲜战争的书。您的有关志愿军伤亡的数字，比所有人的数字都低。我就想问一下实际情况大概是怎么样？第二个问题就是您对现在的这个朝鲜核问题和目前还在有效的中朝友好互助条约怎么看？第三个问题就是您在书中提到当时朝鲜军方的一些高级将领，后来跑到其他国家避难去了。另外最先进入朝鲜的武亭（原名金武亭,是中国共产党军队里的朝鲜人领袖――编者注）在1951年是怎么死的？现在国内也有不同的说法。

　　沈志华：第一，我先告诉你，有关现实问题我是不研究的。我本人不是说没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作为一个学者，回答什么问题只能是你研究范围内的问题，否则我将同你一样。我对现实问题的看法也不是作为一个学者讨论的，因此，我不想在这种场合做一回答，在私下瞎聊聊可以，如果讲，就得负责任。

　　关于伤亡的情况，我曾专门同军事科学院的同行聊过这个问题。我也知道这方面的材料非常多。面对这些众多的材料，怎样作个取舍？我的原则是：不可能做到统计精确，这是第一；第二，如果可能的话，就伤亡人数只能是自己统计自己的，遵循一个统计口径。我们俩打仗，我说他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谁信？不能信。你只能相信自己的统计方法和结果。当然，你可以说中国的统计数据存在虚假情况，是，可能，但是没有办法，只能这样。你可以搞它几次，比如，我说的十万人这个数字可能不准确。那只有等国防部档案解密了，那数字才可能是真的。但是，无论如何你不能用美国的说法，美国说打死100万人，根据何在？说我们各部队报上来的，那你报上来的就准吗？那要是说我们报上来打死你们500万，你信吗？所以不能用对方的统计数据，只能根据己方的统计数字。而且学者可以在几次公布的不同数字当中做一个挑选、做一个推算，选定一个标准进行处理，我本人也只能这样处理。

　　武亭的问题我不太清楚，我看过一些资料，同很多韩国人也谈过此事，至今也没有弄清具体情况。有的说是他被金日成谋杀。但我访问的几个人，又都说他已回国。这个问题现在看来特别复杂，主要是朝鲜任何资料也不公布。我也曾写过几篇文章，但没有一个能在国内发表，因此也就没有办法进行深入的讨论。

　　提问2：您是研究中朝、中苏关系的学者，我想在1949年建国之前，蒋介石跟斯大林是友好的，毛泽东对此很有看法。其实，毛泽东在建国前向美国政府伸过好几次橄榄枝。你想象一下，如果说建国以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跟美国交往，也没有依靠苏联老大哥，中国现在的政体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会不会有很多很糟糕的苏联那些东西？

　　沈志华：这个我可以回答，这是学术上的问题，同现在中国的政体没关系。先声明，我也不是说想改变政体。

　　在学术上其实一直是个很有争议的问题，就是中共和美国的关系战后一步一步走向恶化，到底有没有一个机会使得他们可能走向正常化？或者用美国人的话说，是不是失去了机会。这个争论非常大。我看了很多美国学者在这方面讨论的资料，他们混淆了两件事。一是1944年和1949年，毛泽东的态度和美国的态度，前后是不一样的。第二，就是美国人过于讨论美国政府的决策是对还是错，还有没有机会？没有考虑毛泽东是怎样想的。你觉得想跟中国好就好了，人家还不理你呢。其实这问题应该从两个阶段来看，我为什么说分两个阶段呢？这就涉及到对中苏同盟的一个判断。其实，中苏同盟对毛泽东和斯大林来说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斯大林最初选择的是蒋介石，而不是中国共产党，他想同蒋介石结盟，他才能够利用同中国的这种关系。当然，他那时想不到蒋介石会倒台，跑到台湾，在1949年前就是这样的情况。当时，他认为中国国民党政权是稳固的，他不想同中共这个“反政府组织”勾勾搭搭，否则，就影响了他同现政权的关系。但在抗战后期，中共确实表现出一种欣欣向荣、艰苦朴素的昂扬斗志，特别是1944年美军观察团赴延安，写就的考察报告，对共产党人赞不绝口，严厉地批评了重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断言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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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时，美军观察团成员以及驻中国大使在政治倾向上比较亲共，毛泽东当时也比较向往美国的政治制度。这在解密的毛泽东谈话记录中可以得到证明。他在第一次谈话中说，共产党人也是中国人。这句话明显具有试探性，其真实的含义是，中共会考虑中国人的利益，未必坚持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到底是民族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美国人在交谈中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包含民族主义主张，共产主义最终理想是解放全人类，没有狭隘的国家、民族的观念。毛泽东向他们透露的就是这个信息。随后，双方发现彼此谈得很投机，就将话题转向更深层次。毛泽东认为，中国未来的希望在美国，不但在经济上是这样，在政治上也是这样。这是毛泽东的原话。真实的意思是，中共将来不能依靠苏联。毛泽东之所以能说出这样的话，一方面来自于抗战期间毛本人同斯大林的矛盾。杨桂松曾经讲过，从皖南事变、西安事变直至蒙古调兵等等，两人早已结下恩怨；另一方面毛泽东也充分地认识到，美国比苏联更为强大的事实，因此，他同观察团成员讲这句话是带有倾向性的。但由于美国国内右派势力坚持反共立场，致使美国当局没有接纳毛泽东，高斯被撤职，戴维斯回国后被政府通缉，捏造了一个间谍案，结果打消了毛泽东向美国靠拢的希望。时间到了1946年至1947年初内战爆发的时候，毛泽东仍对美国寄予很大的希望。在已公布的周恩来与马歇尔的谈判记录中就体现了这一点。其中的一段颇有意味：马歇尔说，外边传说毛泽东先生病了，要去莫斯科疗养。周恩来回答，哪里哪里，毛泽东同志让我给你带话，如果他有病的话，他一定去华盛顿而不是去莫斯科。他说他在华盛顿能够学到很多东西。马歇尔回去后就将这个情况报告了美国总统。但那时形势已成定局，在毛泽东看来，美国太瞧不起人了，中共何必吧吧唧唧，这个结果使毛泽东深受刺激。

　　到了七大召开的时候，毛泽东提出：苏联人也是我们的朋友，我相信苏联的援助一定会到来，否则的话，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这都是毛泽东在七大讲话的原文，此时，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因此，我认为在1944年到1946年间，毛泽东有向美国靠拢的可能性，美国也有同中共沟通交流的机会，只是美方没有把握住这个机遇。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中国的发展道路肯定会有所不同。时间到了1949年，这个机会已经彻底丧失，中共即将掌权，美国对华政策随之改变，在美国国内，特别是以马歇尔、艾迪逊为首的国务院，极力要同中共发生关系，坚决抛弃和出卖蒋介石政权。这次我到美国看到了蒋介石日记，我才知道蒋介石很有民族气节，对美国人恨之入骨。在1949年反省记录中，蒋介石叙述到，在国共内战中，国民党失败的原因自然在斯大林和苏俄援助共匪，但更主要的是美国人没有真正地施以援助，马歇尔在其中显得最坏。

　　马歇尔、司徒雷登在中国的经历很复杂，真实的情况并不如以前所描绘的那样，由于时间的关系，在这里就不讲了。但就中美关系而言，核心的问题不在于美国是怎么看的，那已显得不重要，关键是毛泽东的态度、立场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美国保持接触，只是毛泽东采取的一个策略，目的是给美国留点幻想，进一步稳住局势，不让美国人向蒋介石提供帮助，照此看来，美国始终被毛泽东牵着鼻子走，被他所耍弄。我最近写篇文章介绍了毛泽东早已下定决心，向苏联一边倒的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说明这个问题。也就是在1949年1月，米高扬访问西柏坡，中共就已作出明确表态；在1949年7月，刘少奇访苏，与斯大林就双方在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的立场主张进行了沟通，并达成一致。毛泽东此时早已准备好宣布向苏联一边倒的草稿，并等待刘少奇谈判的消息。7月27日晚，刘少奇与斯大林谈判结束，28日3点将谈判结果电告毛泽东，随后，毛泽东发表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决定。所以，在这个时候美国再递橄榄枝也起不到作用，机会已全然丧失。当中苏同盟关系形成的时候，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由此决定。

(未完待续)

杰亮

提问3：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让美国没有使用原子弹呢？

　　沈志华：在朝鲜战争进行之中，确实有几次美国想要使用原子弹，给对方以毁灭性的打击，从而尽快结束这场战争。为什么没有使用，尽管我没有写过相关的文章专门加以论述，但查阅的资料比较多，我可以做几个归纳：第一，美国人并没有认识到原子弹的危害有那么大。在美国在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的10年后，也就是从1954年、1955年开始，在日本海发现大面积的污染和大量的人员死亡，查探原因才发现是十年前投放的原子弹造成的恶果。此时，人类才发觉原子弹这个东西太可怕。在人们的概念，特别是在毛泽东的头脑中，原子弹只不过就是几个炸弹叠加在一起，威力更大些而已。因此，美国在想使用原子弹的时候，知道投放后产生的严重后果，但没有想到在道义的层面还会遭受谴责。二是苏联拥有原子弹，它怕遭受报复。美国是在1945年，原子弹成功爆炸的，而后苏联于1948年9月爆炸原子弹成功。尽管苏联距离使用还有一段时间，但苏美双方都不敢投射，谁都不愿意冒这个风险，这就叫核威慑平衡。第三个原因是美国不想使战争扩大升级。现在，美国的档案非常容易看到，它严格按照解密时间对外公开，当你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每个决议文件一张一张看下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美国确实在实行着一种防堵的政策。在杜鲁门和罗斯福的时代，他们基本实行这种战略，他不愿意扩大战争。因为你打了我，我又不能不管，所以得应付你一下。但到50年代后期----艾森豪威尔时代，情况就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提问4：我有两个地方想要修正一下，刚才您在讲座里说的是，之前朝鲜半岛要搞民选嘛！然后你提到金日成搞选举的时候，他想把首都也定在汉城，我想确认一下是不是？

　　沈志华：是，因为在历史上汉城是它的首都。金日成宣布成立的朝鲜人民共和国的权力范围涵盖朝鲜半岛，不仅仅指三八线以北的地区。

　　提问5：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我看过一些其他的材料。后来金日成是假的，之前的金日成实际上被苏联调了个包。然后我对照纪录片。后来不知如何？

　　沈志华：闻所未闻。

　　提问6：您刚才讲的就是朝鲜半岛跟苏联战略利益的幕后打算。但是有这样的打算他为什么不能自己出兵？但是如果单单中国介入战局，中苏同盟条约的约束力何在？中国出兵他为什么犹豫？他有自己国家的战略利益，对朝鲜半岛有一个切身的战略利益，他反而不愿意出兵。但是如果美国打中国的话它就会出兵吗？我想再补充一下，美国不打中国的话，苏联由于中苏同盟条约他会怎样？

　　沈志华：美国对渡过鸭绿江和三八线的态度是犹犹豫豫的，其实我刚才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是由美国整个战略决定的。你说斯大林不愿意出兵朝鲜，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若能够得到他想要的利益，斯大林就会做出一些重大决定，如发动朝鲜战争。但如果不用他出兵，问题就能得到有效地解决，那样岂不是更好。你记住，斯大林是一个非常会算计的人，我最近就在写他人生最后八年的生活----1945到1953年的斯大林。其间，我看了他很多案例，他是个考虑问题非常周密的人。在经过一番精密的算计之后，他只要认为达到了目的，就不一定非要决定出兵朝鲜，他完全可以躲在背后暗中操纵。事实也是如此，人民军是他训练的，装备是他给的，钱是他出的，只不过仗是朝鲜人打的，而打的目的最终是为了他，否则他不用花那么大本钱。如果美国打中国，苏联会出兵，我不是说苏联做出的决策。而是说，中国人对问题的一个估计，对美国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的一个估计，如果你要打中国我就打你，不是这个意思。

　　提问7：我这问题刚好跟您刚才讲的有关。因为金日成占了北朝鲜，李承晚占了南朝鲜。那么对于斯大林来说他已经拥有半个朝鲜，拥有整个朝鲜对他来讲意义是一样的。因为他需要的港口也好，对他来讲，他是不是说是因为他贪心还是金日成误导了他，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因为这个现在看来半个朝鲜和整个朝鲜对他都一样。

　　沈志华：不一样。刚才我讲过这个问题。苏联外交部写过报告给斯大林，认定四个有战略价值的港口，可以作为军港使用。其中三个都在南朝鲜，只有一个在北朝鲜的元山，而这个处于北朝鲜的元山也在三八线附近。苏联对此没有什么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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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8：毛泽东他想出兵，看一本最新的书，就是他觉得有种亚洲的历史的责任感，就是中国传统势力范围意识，因为朝鲜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一个藩属国，有邦交传统，要帮助朝鲜。传统上中国的那种宗主国的荣誉感是吗？

　　沈志华:我们可以有这个推论，但是各种资料显示不出来。只有周恩来说句唇亡齿寒的话，跟这个能沾上点边。如果我们把视线往后拉，看到1956年事件，直到1961年中朝建立同盟关系，签定同盟条约的时候，你就会明显地感觉到毛泽东有那种所谓的中央帝王的思想，此后，他在处理许多问题的时候都是如此，可以说，毛泽东没有作为一个现代民主国家领导人的现代感觉，他仅有一个中国传统皇帝的感觉。比如说同朝鲜的关系。他可以容忍你的各种错误，只要你服从我；可以把很多领土都划给你，条件还是你要服从我。在中国皇帝的眼里，中国是没有边界的，就是一个一个的人群，你服我了，你就是我的。你不服吗，那你也是我的。为什么把土地割让给了俄国？天朝打不过人家，你拿走。1962年，中印边界战事激烈，争的就是麦克马洪线，依照赫鲁晓夫的说法，鸟都不拉屎的地方，你们还争什么？毛泽东的想法也是一样，在毛泽东同印共中央总书记高适谈话的时候，毛泽东就表露了，别看现在争这个，没意思，那点土地有什么意思？如果你掌权了，喜马拉雅山我都给你。我们在后面的很多资料中都能感觉出毛泽东有这种思想。但他这种思想是逐步形成的还是当时就有的？我至今不敢作出判断，也许是金日成同毛本人进行幕后谈判的结果。

　　比如，毛泽东写的“沁园春.雪”，通篇就能感觉出帝王的气魄。但他当时有这种气魄吗？我有点怀疑。我看了很多资料，在解放初期，毛泽东缺乏信心。所以，对那个时期的毛泽东心态，我把握不准。如果说在1956年以后，“一五计划”全面完成，中国实现了统一的情况下，毛泽东的气魄肯定大得很。

　　提问9：有些专家，包括上次在凤凰卫视有一个中国国防大学教授谈朝鲜的战略军事地位和缓冲地位已经失去。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沈志华：你提出的是个现实问题，在这里还是追述一下历史，在历史事件中寻找答案。在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苏联、美国、中国都没有把朝鲜作为一个战略要地。而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各国却将其视为一块极具战略意义的地带，原因在哪里？是基于它的特殊地理位置？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美国国防部是反对参战的，理由是如果参战，当时就不把那些军队撤出来。在他们看来，占领朝鲜半岛没有任何的军事意义，所以作出了撤军的决定，让苏联人占领好了。之所以这样做，主要基于两个理念：一个是从军事上进行的考虑，第二个是二战结束后，在政治家和军事家头脑中的战争是一个全面战争的概念。局部战争的概念是在朝鲜战争结束后才出现的。所谓局部战争就是战争可以在某个地区予以结束，呈现双方开战、谈判、停战的过程。此后的越南战争就是按照这一思路加以解决的。而在此前的战争都是打着打着就引发了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均是如此。当人们没有局部战争概念之时，他就没有局部利益的考虑，而首先想到全局利益。如果从全面战争的概念出发，占领朝鲜就没有意义，在朝鲜战争以后随着理念的转变，由区区的半岛，衍生到美国在远东的整个利益，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提问10：朝鲜战争中谁是最大的赢家，谁是最大的输家？

　　沈志华：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单就战争而言，苏联当然是最大的赢家。他也就是花了点钱，后来我们又都偿还了，基本没有损失，但中国、美国和朝鲜都很惨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日本、台湾却占了便宜，日本由一个战败国一跃成为美国的盟友。12月2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讨论台湾问题。军方一直认为台湾是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对于美国具有极其重要的军事意义。中共打到天津从天津撤，打到青岛从青岛撤，打到上海从上海撤，在中国大陆，美国海军陆战队丧失了立足之地，必须坚守台湾，与中共对峙。艾奇逊否定了军方的看法，提出要从政治上看问题。他认为，美国真正的敌人不是中国而是苏联。如果美国把军力、物力投放到与中国一争高下上，苏联就会隔岸观火，从中渔利。最好的办法是，将中苏割裂，争取中共的靠拢，至少让它处于中立地位。如此，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就隔着一个偌大的缓冲地带，美苏直接冲突就不会发生，世界就会走向和平安全之路，若达此目的，就必须出卖蒋介石，把台湾让给共产党。后来的发生的情况却与艾奇逊的主张背道而驰，台湾在朝鲜战争中得以生存并获得了发展，蒋介石由被美国准备抛弃的对象提升到进一步稳固了自己在台湾的统治，因此说来，台湾在这次战争中也是一个大赢家。

本文根据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演讲人审阅，如有疏漏，敬请谅解。
(文字整理：张博)

来源:「天益网」(2009年6月21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23 08:4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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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研究朝鲜战争的最新成果

作者:戴超武

朝鲜战争是“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事件”。虽然朝鲜战争结束至今已经有半个世纪之久，但有关战争的研究，不仅是后冷战时期受到国际学术界高度重视的课题，同时也是受到中国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的研究领域。中国对朝鲜战争的研究已逐步从单纯的战史研究转向中国外交史、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学术成就，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学术影响，并对“国际冷战史新研究”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使得朝鲜战争的研究成为中国冷战史研究中最具国际影响的领域之一。

　　在中国朝鲜战争的研究领域中，沈志华的一系列研究特别引人注目。他不仅在自己的研究中查阅和使用了大量档案文献，更注意发掘先前学术研究中未曾见到的第一手的档案资料，特别是有关朝鲜战争的俄罗斯的档案。正是在利用这些最新档案文献的基础上，沈志华对朝鲜战争历史的研究，产生了重要而广泛的学术影响。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是沈志华研究朝鲜战争的又一部重要著作。作者从中苏同盟的形成和朝鲜战争的起源这一独特的研究视角出发，综合可资利用的最新的多国档案文献及相关的口述史料，着重分析了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中苏同盟的实际结果和客观影响，论述了中苏同盟与朝鲜爆发的战争之间的关系；中苏结盟后对朝鲜问题的政策存在哪些分歧；在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的危险情况下作为同盟国的中国和苏联各自的考虑及所采取的不同对策；毛泽东是什么时候以及怎样下定决心派中国军队入朝作战的以及中国参与朝鲜战争以后对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等。对这些引起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和争论的重要问题，《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在解释体系和研究视角、研究范围、档案文献的整理和利用以及研究方法都有重大的创新。

关于朝鲜战争起源的新解释

　　从朝鲜战争爆发伊始，有关战争的起源就众说纷纭。作者在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学界的学术发展史后，依据权威的第一手的档案文献，论述了斯大林之所以同意朝鲜战争的基本条件，那就是中苏同盟的形成，并在相关章节和《余论》的《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等专题中做了精彩的研究。在第一章《重温远东梦——苏联的远东政策与中苏同盟的起源》中，作者首先强调，和平共处一世界革命—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是苏联战后对外战略的三重目标。和平共处和世界革命只不过是为了保持苏联国家安全利益的手段而已。在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目标的三维结构中，苏联国家安全利益始终处于最高地位。作者认为，真正促使苏联战后对外政策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是1947年6月出台的马歇尔计划。苏联的对外政策已经完全脱离了大国合作的轨道，而走上了与西方进行集团对抗的新路。在作者看来，苏联远东政策的总基调也还是逐步走向强硬和对抗的，以至在“国际形势改变”的条件下，终于使远东成为美苏之间危机爆发的导火线。

　　在论述苏联外交战略后，作者分析苏联对朝鲜和对中国的政策，指出，直到1949年初，苏联从开始赞成托管制度，后来支持建立统一的朝鲜政府，到最后支持和帮助朝鲜北方建立单独的政府，其对朝政策的内容有所变化，但基本目标始终如一，即在保持苏联对朝鲜半岛的局势有所控制和影响的同时，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冲突，避免刺激美国采取过分强硬的政策。当苏联对外政策在总体上由大国合作向集团对抗转变时，其亚洲政策却仍旧以维护雅尔塔体系为目标，把对立和冲突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以免影响苏联在欧洲对抗政策的实施。这一点，也充分体现在斯大林的对华政策上。

　　对战后初期苏联远东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的目的以及苏联政策的驱动力，国内外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解释。作者通过档案文献认为，斯大林追求的是保证雅尔塔协定在远东的全面实现，是恢复俄国在日俄战争时失去的全部在华权益，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充其量不过是斯大林在处理与国民党政府关系时的一个政治砝码。中国内战爆发后，苏联积极寻求调停国共冲突，以维护在华利益。苏联人之所以对调停中国内战感兴趣，是因为他们害怕毛泽东成为“亚洲的铁托”。随着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胜利，斯大林和毛泽东对各自的政策又发生了变化。对于这个问题，作者在第二章《走向莫斯科——中苏同盟的基础、目标和条件》做了更为详尽的论述和研究，并提出了中苏同盟起源的一些重要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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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用相当的篇幅展现了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刘少奇访问苏联和毛泽东访问苏联的历史场景，最为重要的是，作者论述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依据了新近解密的档案文件，重点论述了中苏同盟形成的艰难历程。其中对于毛泽东访问莫斯科，不仅分析了毛泽东访问苏联的目的，而且利用大量的最新史料再现了艰难的谈判过程。作者认为，斯大林之所以不愿意签订新约，其原因在于他一方面是担心失去苏联在1945年从蒋介石手中得到的在中国东北的经济利益，一方面是担心如果由此引起西方对整个雅尔塔体系提出异议，苏联则将在国际上陷入极为被动的境地。而毛泽东出于国内和国际上的考虑，则坚决主张签订一个新的条约。在作者看来，斯大林态度的变化不仅有国际上承认新中国的压力，而且可能还包括苏联党内对签订新约的支持。

　　作者由此提出了理解朝鲜战争起源的新的解释，他认为，中苏同盟条约对斯大林对朝鲜政策的变化的意义就在于，当斯大林通过与毛泽东的对话，看到苏联被迫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失去其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时，他必定要寻求一种补救措施来保证或维持俄国这一传统战略的实现。于是，朝鲜的问题便提到了莫斯科的议事日程上——在斯大林的地图上，当时只有朝鲜半岛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满足苏联对东亚地区的要求，即为苏联的太平洋舰队寻找一个合适的基地，并以尽可能短的铁路线把苏联欧洲部分与这个在太平洋的出海口连接起来。因此，恰恰在这个时候，斯大林完全改变了他对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政策，即从莫斯科一直坚持的防守的战略突然转变为一种进攻性战略。似乎可以判定，在斯大林1950年初改变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动机中，考虑到维护和保证苏联在亚洲，特别是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权益，才是问题的关键。这是理解和认识朝鲜战争起源的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

　　作者对这一问题的分析，随着对斯大林对朝鲜统一政策的变化的动因的进一步探究而更加深入，并在第三章《越过三八线——斯大林对东北亚国际局势的思考》中做了系统而精彩的论述。在考察了国际学术界的相关论点的基础上，作者强调，斯大林对朝鲜政策的变化，涉及到苏联与美国(包括日本)、朝鲜和中国三个方面的关系，但这三者也不是同等和平行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与中国关系的变化，其次是对美国政策性反应的估计。保证苏联本身在远东的政治和经济权益，同时又避免在这一地区与美国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这就是斯大林在考虑对朝鲜问题进行决策时最基本的出发点。作者把斯大林的决策动机同苏联在朝鲜的目标结合起来进行系统的考察，强调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苏同盟的建立对于斯大林改变朝鲜半岛和远东政策所发生的作用，并不完全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因为苏联感到其在远东的力量得到了加强，从而有了在朝鲜半岛与美国抗衡，并战而胜之的把握。相反，恰恰是因为中国政权的更迭和新的中苏条约的签订，使斯大林感到苏联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将受到威胁或者完全丧失，从而才需要改变政策，以保证苏联战后确定的远东战略目标继续存在。因为斯大林完全可以预见到，在朝鲜半岛爆发一场战争，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因为在战争胜利的情况下，苏联就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其南部的港口，如仁川和釜山，无疑可以替代旅顺和大连的作用。即使战争失利，苏联仍然能够如愿以偿，因为东北亚的紧张局势会迫使中国要求苏联军队留驻旅顺、大连。同时，由于中苏双方商定，一旦出现战争局面，苏联军队有权使用长春铁路，这样，长春铁路自然也就继续在苏联的掌握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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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斯大林实施决策的条件，作者认为斯大林相信，一旦朝鲜半岛爆发战争，美国是不会，或者至少是来不及进行直接军事干涉的。也正是有了这种保证条件，斯大林才会同意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作者为此使用大量丰富的档案文献说明斯大林如何避免苏联直接卷入朝鲜战争。同样，斯大林一向处事谨慎，他当然会想到万一美国进行干预苏联将如何应付的问题。斯大林的对策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希望中国出来承担责任，即由中国军队直接面对美国的威胁并与之抗衡。这样在斯大林看来，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比应付美国更为重要，也更加棘手。因此，作者一个重要的结论是，朝鲜战争是中苏结成同盟关系后第一次面临的最重大的国际问题，也是对这一同盟关系最重大的考验。而斯大林对这一问题的处理表明他对毛泽东是缺乏信任的，同时也反映出这一联盟中隐含的裂痕。

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

　　关于中国是否同意出兵援助朝鲜的问题，是中苏结成同盟以后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发生的一件最重大的事情，也是对中苏同盟的第一次重大的考验。中国决定出兵朝鲜，不仅是毛泽东最难做出的决策之一，同样也是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在研究朝鲜战争时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对此，历史学家已经做过很多推断和论述，其中主要有两个看法比较有说服力。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主要是出于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为了保护中国东北的工业基地，免除反动势力对中国安全造成的威胁，中国只能进行一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争。另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是出于革命的信念和意志，以及他渴望战胜美帝国主义的激情和责任感，并以此作为一种革命的动力和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手段。作者认为，这些看法都是从中美关系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的，然而问题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即中苏关系的角度来观察。中国出兵朝鲜虽不是为了满足斯大林的要求，但毛泽东也不可能不考虑苏联的因素。因此，作者在第四章《跨过鸭绿江——中苏同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中和《余论》的《论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和得失》中，依据最新解密的档案文献以及作者自己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对有关中国出兵决策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论点。

　　作者首先论述了在美国仁川登陆、朝鲜战局急转直下的情况下苏联的对策，对斯大林极力避免苏联直接卷入朝鲜战争做了精彩的描述。在金日成请求向朝鲜人民军派驻苏联军事顾问的问题上，斯大林特别谨慎。作者认为，斯大林全力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取得战争胜利，但其限度是苏联不能公开和直接卷入这场冲突，特别是在美国已经介入战争之后。这时，斯大林开始考虑把中国拖人战争的问题了。在这一章中，作者对两封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电报，探究了其合理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其解释和结论已经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同时，关于周恩来与斯大林在黑海别墅会谈的情况，针对国内外学术界的各种说法，作者也做了合理的解释和分析，指出中苏领导人会谈的初步结果是中国暂不派军队入朝作战，同时建议金日成撤离北朝鲜，这是得到周恩来和斯大林共同认可的。


　　在朝鲜战局日益恶化的情况下，斯大林决定放弃北朝鲜的时候，中国却决定出兵了。对此，作者系统分析毛泽东的动机，突出了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领导人对中国国家安全的考虑。作者认为，在毛泽东看来，如果金日成在战争中失利，其结果很可能是把战火烧到中国东北。而莫斯科对战争局势继续恶化的对策和安排，显然大大增加了这种可能性。一旦战争扩大，中国东北就会成为中美之战的战场。毛泽东当然会考虑到，如果美国跨人中国境内，斯大林便极有可能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派几十万苏联远东军进入中国东北，援助中国作战。毛泽东不会忘记，1945年斯大林就是借口对日作战，出兵中国东北，从而迫使蒋介石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的城下之盟。同时毛泽东也不会忘记，新中国领导人在东北问题上与 ．．．

文章出处：「博览群书」(2004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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