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作者:朱学勤
治思想史者,多半有翻案癖,希望在自己的笔下为某一个思想人物洗出一段清白,或是为某一类思想事件洗出一段光彩。我自进入思想史这一行当,始终有一个古怪的寻踪癖,想寻找一群还活着的人,二十年前他们有过一段思想踪迹,似可载入大陆思想史。我曾希望这群人能站着进入思想史,或许能改变一下思想史上都是一些横躺着的先逝者的沉闷格局。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感觉自己之所以进入思想史,而不是历史学的其它门类,就是为了寻踪他们而来。
一九六八年前后,在上海,我曾与一些重点高中的高中生有过交往。他们与现在电视、电影、小说中描述的红卫兵很不一样,至少不是打砸抢一类,而是较早发生对文化革命的怀疑,由此怀疑又开始启动思考,发展为青年学生中一种半公开半地下的民间思潮。我把这些人称为"思想型红卫兵",或者更中性一点,称为"六八年人"。
那时我才小学毕业,只能守候在弄堂口等候两个在重点中学的大龄伙伴黄昏回家,给我讲述当天在他们校园内发生的思潮辩论,或者是那些有思想色彩无具体派性的大字报。大概就是在这段时间,发生了后来我那种对思辨生活的偏好。中学毕业后,选择插队落户地点,我拒绝与同年龄的同学同行,一个人选择了没有国家分配名额的河南省兰考县,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当时已经有九个上海重点中学的高中生自愿组成了一个集体户,在那里开辟了一个边劳动边读书的生活氛围。一九七二年进工厂,这群人和另外一个更富思想气息的集体户汇拢在一起,一锅端,被端到三百里外的另一个县城,于是在那里形成了一个奇特的精神小气候,用我后来的体悟,是出现了一个从都市移植到山沟的"精神飞地",或可称"民间思想村落":一群中学生在下班之后,过着一种既贫困又奢侈的思辨生活,既与他们自己的社会身份极不相称,也与周围那种小县城氛围极不协调;他们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激烈辩论在正常年代通常是由知识分子讨论的那些问题,有时竟会争得面红耳赤,通宵达旦;被他们吵醒的工友邻舍,时常用奇怪的眼光打量着这群白天还在一起干活的钳工、管工、搬运工,怎么一到晚上竟会争论起史学、哲学、政治学,争论那样大而无当的问题?
今天想来,当时是以旺盛的体力、贫弱的学力沉浸于那些激情有余理智不足的争论,而且还属于业余性质、半地下状态,既觉得可笑,也留有一分怀念。我开始熟悉黑格尔、别林斯基的名字,不是在大学讲堂,竟是在那种时候,肯定有浅陋误读之处。然而事后回忆虽然有点可笑,当时那种业余状态的精神生活,却有一个今日状态下难以产生的可贵素质——毫无功利目的。你不可能指望那样的讨论结果能换算为学术成果,更不可能指望在这样的思想炼狱中能获得什么教授、副教授职称。能不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就算不错了。
从"民间思想村落"出来后,我始终摆脱不了当时那些业余状态下的精神记忆。这些记忆成为某种剩余意识,难以被学院生活完全吸收。学院生活对我而言,就好象进入一道四则运算,思想意识大多被整合归位,但是最后还剩下一些因素,通过最后一道除法,怎么也除不尽,成了一些除不尽的"余数"。这些小数点后的余数,时时作祟,既是烦恼,却也造成一些别样的情怀。我相信,当年那种业余状态下的思想生活里有必须掏洗的东西,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宝贵的东西不必抛弃。知识与思想的传统是必须尊重的,轻易否定自己的前人,不管是什么样的前人,哪怕是半截子前人,都是愚蠢的,也是不道德的。我所经历的一九六八年人"民间思想村落",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转眼即逝,也不该美化。但是有一教育史的发展趋势却可注意,也不限于哪一年代哪一国度;在近代知识体制取代从前那种民间性私人传授方式以后,大学垄断了高级知识的传承渠道,一方面是有效,它能大规模传授知识,批量化复制知识;另一方面是有害,它在大规模复制知识的同时,也在大规模腐蚀、阉割知识的个性灵魂。特别是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定,往往是大学体制集中释放它体制性毒素的时候。每年的这个时候,稍有性情者,无论是在哪所院校,都会感到是生活在"三闾大学","一地鸡毛"。每年的这种时候,我会更加怀念当年散播在乡野小城的那些"民间思想村落"。身陷大学环境,理应充分尊重知识传承,但是与此同时,如果没有另一份同样充分的对知识体制化毒素的警惕与抵制,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恐怕很难均衡健康地发展。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28 00:22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