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ZWJ

　经济观察报：由此也可见“五四”本身的能量之强大。

　　陈平原：“五四”之所以能吸引一代代读书人不断跟它对话，并非“滥得虚名”，主要还是事件本身的质量决定的。必须承认，一代代读者都跟它对话，这会造成一个不断增值的过程；可只有事件本身具备某种特殊的精神魅力以及无限的丰富性，才能召唤一代代的读者。当然，会有这么一种情况，事件本身具有巨大的潜能，倘若不断对话，它的意义会逐渐浮现出来；但因某种限制，没办法对这个话题做深入的持续不断的对话、质疑、拷打，使得其潜藏的精神力量没有办法释放出来。“五四”不一样，几乎从一诞生就备受关注，其巨大潜能得到了很好的释放。九十年间，“五四”从没被真正冷落，更不要说遗忘了。我们不断地赋予它各种意义，那些汗牛充栋的言说，有些是深刻挖掘，有些是老生常谈，也有些是过度阐释。说实话，我担忧的是，过于热闹的“五四”纪念，会诱使各种各样的人都来附庸风雅，导致“五四”形象扭曲、变形。

　　经济观察报：放眼看历史，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可以成为各界共同对话的对象，很可能就是“五四”。

　　陈平原：就思想文化而言，最值得我们与之对话的，还是“五四”。所谓的 “五四运动”，不仅仅是1919年5月4日那一天发生在北京的学生抗议，它起码包括互为关联的三大部分：思想启蒙、文学革命、政治抗议。虽然此后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思想的、学术的、文学的、政治的立场与方法，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我们。一代代中国人，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不断地与“五四”对话，赋予它各种“时代意义”，邀请其加入当下的社会变革，一次次的对话、碰撞与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的思想格局。

　　经济观察报：问题是，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在对话、碰撞与解读中，历史的真实面目越来越模糊了。

　　陈平原：记得十年前，我曾带着自己的学生，依据档案、日记、报道和回忆录，重构当年北大学生游行的全过程。拿着自己画的游行路线图，从沙滩北大红楼出发，以寻访者的身份，一路上指指点点、寻寻觅觅，顺带讲述各种有趣的故事。那次 “重走 ‘五四’路”，北京电视台还派摄影师追随，做成了专题片，可惜播出时没录下来。

　　经济观察报：这种方式很有意思。

　　陈平原：虽然每年都有纪念，但“五四”离我们越来越遥远。希望弘扬“五四”精神的，以及主张打倒 “五四”传统的，好多都是在空中打架，没有真正落到地面上来。我之所以试图重建历史现场，目的是恢复某种真切、具体的历史感觉，避免因过于抽象化而失去原本充沛的生命力。历史事件早就远去，但有些东西我们必须记忆。没有大的历史视野、只记得若干琐碎的细节，或者反过来，沉迷在一些宏大叙事中、完全没有生活实感，都不理想。我们需要有大视野，同时也需要具体的历史细节。

　　经济观察报：不过很多历史是很难还原的，即使当时在场的人都可能感到困惑。

　　陈平原：看待历史事件，每代人都会带上自己的有色眼镜，或者说“前理解”。这是所有历史学家都必须面对的困境与宿命。 “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名言有其合理性；但沉湎于此，很容易变得自负、专横。历史学家所面对的，只是一堆 “文明的碎片”，我们凭借各种专业知识，力图用这些 “碎片”来拼接、还原历史，本来就有很大的危险性。你要是心高气傲，根本不把古人放在眼里，肆意挥洒自己的才情与想象力，不扭曲才怪。我们确实无法完全呈现早就失落的历史场景，但那就应该彻底舍弃吗？作为历史的观察者，我们有义务逐渐地穿越各种迷雾，走近/走进那个事件的内核，跟历史对话。某种意义上，我们之所以 “重返历史”，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借助这一寻寻觅觅的过程，跟 “五四”新文化人进行直接的心灵对话。这样的 “五四”纪念，既五彩缤纷，也充满动感，还跟每个寻觅者的心路历程联系在一起。这样的“五四”，方才 “可信”，而且 “可爱”。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已经改变论述策略，努力 “走进五四”。

　

走进 “五四”

　　经济观察报：如果说 “走出五四”是因为反省意识，那么重新走入“五四”是因为什么？

　　陈平原：因为我觉得， “伟大的五四”，越来越被悬置，高高地放在神龛上。长期以来，我们有将 “五四”过分神圣化的倾向。现在又反过来，好些朋友转而用轻蔑的语调来谈论 “五四”：不就是几千学生上街吗，不就是烧房子打人吗，有什么了不起。再说，行动这么粗鲁，应该追究刑事责任。每当面对此类 “新解”，真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记得鲁迅对于国人不了解 《儒林外史》的价值，曾发出这样的感叹： “伟大也要有人懂。”再伟大的事件、著作、人物，若没有人真正跟它对话，没有让它回到人世间，就无法发挥真正的功力。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5-3 09:54 编辑 ]

NZWJ

人类历史上，有很多关键时刻，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必须跟它对话。事件已经过去了，但是它会转化为一种思想资料，不断地介入到当下改革中。“五四”就是这样的关键时刻。你可以从各种立场来谈，从各个角度来看，但是你不能漠视它的存在。为什么要不断跟 “五四”对话？ “五四”对我们来说，是历史也是现实，是学术也是精神。不管你持什么立场，是保守还是激进，面对着如此巨大的存在，你不能视而不见。其实，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也是在这种不断的对话中产生意义的。就像法国人不断跟1879年的法国大革命对话、跟1968年的“五月风暴”对话，中国人也需要不断跟 “五四”等关键时刻对话。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训练思想，积聚力量，培养历史感，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来面对日益纷纭复杂的世界。

　　经济观察报：现在对 “五四”的解释分歧很大，有时甚至尖锐对立。

　　陈平原：不同立场的人谈 “五四”时，都有自己的引申发挥，有时甚至转化成实际行动。所有这些，真真假假的言说、虚虚实实的纪念，值得我们认真辨析。今人谈论 “五四运动”，应该考量哪些说对了，哪些走偏了，哪个地方不妨固守传统，什么时候应该 “与时俱进”。北大因 “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名扬天下，对此更是不容回避。作为很长时间里大大得益于 “五四光环”的北大学者，我们必须认真面对 “五四”这个巨大的精神遗产。当它被世人严重误解的时候，你有责任站出来澄清、修正、拓展。

　　经济观察报： “五四”不仅仅属于北大。

　　陈平原： “五四”当然不仅仅属于北大，但北大最为沾光，我想这是不言而喻的。当然，这不是什么 “坚决捍卫”。要真的伟大，不必要你来捍卫；如果不伟大，你想捍卫也没用，反而可能搞砸了。我们的任务是让 “五四”这一话题浮出水面，引起世人的关注，在这个历史时刻，重新审视 “五四”。至于怎么关注，从什么角度进去，得出什么结论，取决于个人的立场、视野、趣味，强求不得。这一代人力所不及，看不清楚的问题，也许下一代人就能看得很清楚。我希望不仅跟 “五四”先贤对话，也跟同时代学者对话，甚至跟我的学生辈对话。要以一个开放的心态面对如此复杂的运动，在不断的对话中，获得前进的方向感和原动力。

　　在和历史对话中寻找方向感

　　经济观察报：是什么样的方向感和原动力呢？

　　陈平原：每代人都有自己的思想资源。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资源，无外乎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直接从西学引进的，从柏拉图到马克思到哈贝马斯，等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资源。第二部分呢，那就是本土的思想学说。对所谓的 “中国文化”，必须做一个分析。因为，今天一说 “传统”，就是从孔夫子说起，甚至还有不少人相信“半部 《论语》治天下”。我是很不赞同的。什么叫 “传统”？就是那些直接间接地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思维习惯、表达方式、审美趣味的东西。很多人一说 “传统中国”，就是儒释道，就是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辛亥革命后，没了，到此为止。想像 “中国文化”跟 “西学”的截然对立，还有主张纯粹的 “中国性”，我以为是不可取的。中国传统本来就不纯粹，域外的思想学说，两汉进来，隋唐进来，明清更是进来，早就渗透到我们的血液里。除非你彻底封闭，否则的话，一种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可能保持 “纯粹”。就像人类的基因不断稀释、变异，那是生存的需要，也是保持新鲜活力的需要。

　　即使不说这个问题，你也必须理解，晚清以降一百多年来，我们不断跟西学对话，所创造、所积淀起来的新传统，同样值得我们关注，或者说更值得我们关注——尤其是对当下中国来说。我承认， “五四”新文化人对于传统中国的批判，有些过于偏激，但我们必须理解 “五四”那代人的基本立场，以及为什么采取这样的论述策略。在我看来，以孔夫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一个伟大的传统；以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为代表的 “五四”新文化，也是一个伟大的传统。某种意义上，对于后一个传统的接纳、反思、批评、拓展，更是当务之急，因其更为切近我们的日常生活，更有可能影响我们的安身立命。

　　经济观察报：你如此看重这后一个传统？

　　陈平原：假如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算起，一百多年来，我们的政治经济等，无论主动还是被迫，都是在跟西学对话；而从政治家的毛泽东，到文学家的鲁迅，各种各样的人，也都以自己的方式，跟西学对话。如此激烈的思想碰撞，不是说转就转，说停就停的，你可以赞赏，也可以批判，但不能背过身去，假装看不见。在我看来，这一百多年中西文化碰撞的精神遗产，相当庞杂，也极为丰富，值得我们认真清理。我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很可能正是这一块。不能想像，我们整天跟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对话，就能解决当下错综复杂的国际问题。我并不要求你认同 “五四”新文化人的立场，但你必须面对他们提出的诸多问题。请记住，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国人很长时间里处于相当屈辱的境地。刚过上几天比较舒坦的日子，就翘起二郎腿，嘲笑 “五四”新文化人没有风度，不够从容，过于偏激，我以为是不明智的。你不必专治近代史，但直面这一百多年的风云激荡，理解历史的沉重与诡异，可以磨砺自己的思想。切断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动辄从先秦讲起，诗云子曰，然后直接跳到当下社会，这样谈论当代中国问题，其实很苍白。

　　经济观察报：提到 “五四”，总觉得像是刚发生的事，看得还清楚。

　　陈平原：历史久远，很多不如意的东西，被过滤掉了。你看到的，比较具有合理性。文学也一样，唐诗历经千年淘洗，就剩这么多，当然每首都很好，值得今人格外珍惜。而新诗就不一样，每天都在生产，量那么大，鱼龙混杂是很自然的事。我没说新诗人比李白杜甫伟大，我只是强调时间对于人物、文章、思想、学说的淘洗作用。 “五四”离我们那么近，很多不如意的地方你看得很清楚，包括某些论述的偏激等。古典中国的精神遗产，当然值得我们珍惜；但我本人更为迷恋复杂、喧嚣但生气淋漓的 “五四”新文化。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待这样一场运动对今天中国的影响？

　　陈平原：对我们来说， “五四”已经是长期研究的积淀了，不能用三句话、五句话来讲清楚，因为，那样很容易概念化。 “五四”本来就是 “众声喧哗”，很难一言以蔽之。茅盾曾经用“尼罗河泛滥”比喻 “五四”新文学，我觉得很有道理。尼罗河泛滥，自然是泥沙俱下，当时很不好看，但给下游送去了广袤的沃土，是日后丰收的根本保证。如果不涉及具体内容，我想用三个词来描述 “五四”的风采。第一是 “泥沙俱下”，第二是 “众声喧哗”，第三是“生气淋漓”。每一种力量都很活跃，都有生存空间，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现，这样的机遇，真是千载难逢。谈论 “五四”，对我来说，与其说是某种具体的思想学说，还不如说是这种 “百家争鸣”的状态让我怦然心动，歆羡不已。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是当代中国研究近现代文学史、文化史、教育史和制度史的最重要学者之一）。

资料来源:「经济观察报」( 2009年5月1日)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5-3 09:54 编辑 ]

NZWJ

九十年的变与不变，五四的希望与失望

作者：冯崇义、杨恒均

风风雨雨的九十年过去了，悲观失望者仍然有理由悲观，因为和九十年前相比，历史在诸多方面惊人的相似，相似得甚至让人怀疑：中国的历史早在九十年前就已经终结了，不再前进也不再进步。九十年前，在众多知识分子的千呼万唤下，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理性）姗姗来迟；九十年后，两位九十高龄的老先生仍然不得不犹抱琵琶半遮面，还动不动就被拿出来侮辱一番……

如果你想更直观地了解九十年的不变，你可以到图书馆翻开尘封的《新青年》、《新潮》……，同时，请打开电脑，看看我辈在互联网上摇旗呐喊呼吁民主自由和法治的美文丽句，对照一下，有哪一句和哪一个字不是九十年前的胡适、陈独秀、傅斯年等前辈忘记写过？不曾呐喊过的？——白纸黑字，让人汗颜，所不同的只不过是竖版和横版的区别而已，以及他们用半文言半白话的词句表到了现代的思想，而我们使用的则是现代汉语加上互联网上特有的“草泥马”句型弄出的春秋笔法……

让人灰心丧气的“不变”多不胜数，然而，如果我们的眼睛只盯住那些不变，而忽视了诸多变化，那我们就永远是悲观者了。乐观者不但看到不变，也看到变，看到希望。

这样，才能做到“贤者无忧”。

第一，两种不同的压力，殊途同归的救亡

九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被冠以“五四爱国运动”名副其实的。当时的有识之士充分认识到，闭关自守的中国是非常落后的，落后就要挨打。要想不挨打，必须向西方学习。

看到西方开着炮舰来了，我们急急忙忙搞了洋务运动，“器物”有了，却仍然惨败在日本手下……于是继续反思，光靠枪炮和船舰显然还不够啊，还需要制度的变革……于是打仗了，起义了，辛亥革命了，共和了……

当我们回到百年前一个又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惊讶的发现，在西方本身经过三百年的启蒙才刚刚实行全民投票选举的时候，我们九十年前的前辈已经迫不及待地从善如流，几乎在一夜之间敲定了“共和”。然而，走在时代和众人前面的先驱们显然没有想到，用几条新式步枪可以驱赶一个腐败的清王朝，可用多少次战争也不一定能够把几千年的旧文化和旧思想从中国民众大脑里驱赶走……

于是，新文化运动来了……以人权、自由、民主和法治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就是要在国民大脑里建立起真正的“共和”——有了适应和支持真正共和的“新民”，任何军阀都无法颠覆。这批知识分子中更不乏如梁启超等人，早在五四之前就看出来了，他们要学习的那个制度，是当时欧美最先进的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制度，本质是“以人为本”，是对人的解放。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历史给古老的中国开了一个玩笑。就在中国知识分子热切地向西方理念和制度靠拢的时候，西方帝国主义给中国一个响亮的耳光。巴黎和会，我们中国人那么崇拜的西方老大哥们居然在中国战胜了的情况下还要对中国进行瓜分和分赃（特别是将胶州湾转交给日本而不归还中国）。

目瞪口呆的知识分子无法在这判若天渊的内政和外交之间作出区分，更搞不明白自由民主的西方和帝国主义的西方怎么会是同一个鸟东西，他们，迷茫了……

真是天有莫测风云，国有旦夕祸福，就在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震惊了世界，也彻底震傻了中国的知识分子。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5-4 14:03 编辑 ]

NZWJ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就发生在这样一个非常不幸的时候。在五四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晕头转向，客观上是因为“亡国灭种”的危机和世界思潮的变动。当时中国知分子的救亡图存的主要压力来自外部而不是内部。

这是堪称中国启蒙运动的新文化运动和欧洲启蒙运动最大的不同之一。当时欧洲的思想和人的解放运动完全是“内生”的，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压力，动力来自内部，是对自身（包括制度）的反思和改造。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运动则是在列强的随时侵略并亡国的压力下展开的。

在亡国压力下的救亡很容易偏离对人的解放的正途，而把每一个人都依附于那个国家――即便那个国家已被劫持。五四运动的一个严重不足，恰恰是将人从家族制度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带着高尚的情感使人更完全彻底地依附于国家。他们以为国家得救了，他们爱国了，却忘记了救亡国家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人，是对人的救亡。而牺牲人来挽救国家则是本末倒置的。于是我们看到在过去九十年里，不止一次，当窃国者宣布国家得救了的时候，在这个国家里生存的人，却沦陷了。

时过境迁，今日的中国已经和九十年前大有不同。当今中国早就独立，而且国力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列强们”虽然也比以前更加强大，但却无力、也不会侵略中国了。和九十年前相比，我们面前没有了亡国灭种的外部压力。可是，我们很多知识分子却感觉到“不变”――我们的心境却没有多少变化，我们认为中国处于转折关头，中国仍然需要“救亡”！因为我们都感受到了“压力”――只是这个压力不再来自列强的炮舰，而来自我们自己――我们内心那种希望国强民富的愿望。我们需要改变，我们需要五四爱国精神，我们需要走正确的路而不是邪路，我们需要崛起——国家的崛起，更是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崛起。把爱国解释为爱民，把人的解放看成是国家真正的崛起。

这，就是今天的“救亡”。

第二，相同的知识分子，不同的民众

当我们看到自己鼓吹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等理念，早在九十年前就被有更深学养的前辈知识分子说得淋漓尽致的时候，我们能不满脸羞愧？所以，一位学富五斗的知识分子在北京说，你们写那些东西有什么用？九十年前人家都把道理说透了，你们只不过拾人牙慧啊！

也许正是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当今大多中国知识分子保持了沉默，或者说闷声发小财去了。可不管他们干什么，经过九十年的风风雨雨，知识分子们是被启蒙了，是清醒了，他们只不过是难得糊涂而已。其实，为数不少的知识分子基本上能够达到九十年前那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当时的思想境界。这也是一个最显著的“不变”，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进步”。

问题在于，知识分子也许没有变，但另外一个群体却逐渐有了大“变”――来自民众的变化。如果从思想认识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许还是那样的一批，但民众却绝对不再是九十年前在阅读九十年前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运动的文献时，我们感觉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激情和思想，却很少能够窥探当时普通民众的所思所为。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下，变成“新民”了吗？

越是带着这样的问题去查阅和阅读文献，越是感觉到材料有限，学生在上街，知识分子在忙着充当幕后黑手，那么，当时普通的老百姓在干什么？他们在按部就班的生活，他们在冷眼旁观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们对他们启蒙，可他们并没有参入那样一场旨在改变他们生活和命运的新文化运动。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5-4 14:04 编辑 ]

NZWJ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战士们慷慨激昂，原因之一就是当时中国广大民众的奴隶主义思想还相当严重。没有受到启蒙的“旧民”，有了“器物”（洋务运动），也是要吃败仗的；没有“新民”，就算有了制度，共和了，到头来也发现是“假共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知识分子们看到在现代化和制度突然引进的时候还需要觉悟的拥有现代思想的“新民”而发起的。但很显然，知识分子们企盼的，新中国需要的“新民”并没有出现。

可是，九十年后，情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说有些知识分子在向后看，在朝九十年前的知识分子靠拢，那么，由于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由于科技的进步和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中国的民间已经和九十年前的隔了一个世纪那么远。公民权利意识的普及程度，自由、人权、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在广大民众中的传播范围，与九十年前已有天壤之别了。

这一点，我们还是可以从尘封的九十年前的文献和互联网上新鲜出炉的文章入手。九十年前，知识分子们以启蒙先驱的态势翘首高歌，期待一呼百应。无论在他们的学术著作还是时评文章里，你看到的都是他们侃侃而谈、指点江山、引领民众，但你却很少能够在他们的文章里看到被他们启蒙和引领的民众的身影。

然而，当你打开互联网，你却会从当今知识分子的理论和时评文章里发现，是民众在引领知识分子――无论是维权、争自由、扩大民主权利等等，全国各地的普通民众显然已经走到知识分子的前面。有时，你会从知识分子的文章里，看到他们只是保持了一段安全距离、置身事外，在那里躲躲闪闪地品头论足。

和九十年前的知识分子相比，当今的知识分子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认识除了理论知识外，显然还多了九十年世界各国的实践经验和教训，但他们如今却因为种种原因很少像九十年前的前辈那样论述德先生和赛先生。他们即便在评论老百姓的事件时不得不提到民主、法治和自由，也显得闪烁其词。如果说九十年前的启蒙知识分子忙于指引民众，那么当今的启蒙知识分子则是手忙脚乱、穷于应付地解释民众一波又一波的行动。

有的文人美其名曰：我们终于回归到了胡适先生的“少谈主义，多谈问题”  ――可问题是，九十年前不针对问题的“主义”显得苍白无力，而九十年后，老百姓那里积累的所有问题，如果真要得到彻底解决，又如何可以不谈“主义”？

这，也是九十年来最重要的变化之一。

第三，九十年来，中国人与德先生、赛先生一起成长

有人担心，如果谈主义而不谈问题，会不会又像九十年前一样，让我们的民族和国家走上弯路甚至邪路？　

现在有很多人对九十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心存疑虑，认为当时的思想解放让我们国家走上了弯路，我们认为这不过是一些“文人”们的空论和虚热。

这些年来知识界关于五四“全盘反传统”而将中国引上歧途的论调甚嚣尘上，实际上完全不得要领，是对历史曲解和误读，而且还大面积地误导民众。五四根本就没有“全盘反传统”，即使“全盘反传统”（彻底颠覆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专制主义）也不会将中国引上歧途——因为中国已经在歧路上活蹦乱跳地折腾了几百年。

从魏源、林则徐“开眼看世界”，到曾国藩、李鸿章发起“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和民间创办工商企业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到康有为、梁启超领导“戊戌变法”倡导君主立宪，到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创造共和，到民国初年建立议会制度、进行政党竞争轮替、自由结社、自由办报、自由出版，到陈独秀、蔡元培、胡适等在早期“新文化运动”中倡导以人权平等、独立自主的新伦理取代等级专制、奴隶主义的旧伦理，我们国家民族一直在人类文明的主流正道上奋勇前进。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5-4 13:07 编辑 ]

NZWJ

五四以后我们国家民族确实走上了岔路，但跟“反传统”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当时“觉醒”起来的部分有力人士引错了路：从自由民主的正道引到以国家主义压制个人自由的邪道，从学习英美的人类主流文明正道引向“以俄为师”的岔路。

但即便走了弯路和岔路，也不至于让我们就此怨天尤人，悲观失望甚至生出了绝望。中国在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后又折腾了这么多年仍然不得法，决不是那个短暂的启蒙时期的新文化运动造成的，而是中国两千年顽固势力的缓冲所致。如果我们不只看到自己的苦难和不足，能够真正实事求是的话，我们应该看到，过去的九十年，即便在欧美等西方国家，也有很多国家走上弯路和邪路，包括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亚洲的军国主义日本等等。相比较这些集权给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我们还会不会认为过去九十年里，只有我们的民族走上了万劫不复的邪路？

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现在看到民主和自由法制逐渐深入人心的时候，却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九十年前，这些概念并没有被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接受，那些观念也还远远不能算是“普世价值”，五四过后的几十年里，人类先是经历了最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接着又熬过了最漫长的冷战，很多国家都在邪路和岔路上走得很远。正是接二连三的教训才让很多国家回头是岸，纷纷回归人间正道。

如果说五四后的中国走向了历史的岔路和邪路，那么，当时和中国一起走上岔路的国家还有很多。无论是德先生，还是赛先生，突飞猛进的发展都是在上个世纪上半叶。如果考虑到中国几千年专制制度的话，我们没有在五四前后走向民主和自由的光明大道，恰恰表明历史有其偶然性，更有必然性。历史，是公正的。

然而，风雨仓皇九十年，这个世界已经完全变了。九十年前中国知识分子们倡导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已经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亚洲一些很小、很落后的国家所接受。

放眼世界，九十年后的今天，如果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都或多或少地误入过歧途，走过弯路，或者走过邪路，那么现在除了少数国家如北朝鲜外，地球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抛弃弯路和邪路，回归到九十年前我们前辈知识分子们呼吁、也是人类迄今为止探索出来的最不坏的那条路……

收回我们的目光，审视我们自己，不难发现，我们一边在小路上屁颠屁颠地踽踽独行，一边对九十年前的先人怨天尤人（啊，是他们把我们引向这条羊肠小道的啊），我们应该感到失望的是自己，而不是他们……

遥想九十年前的前辈，感受周围风起云涌的“新民”，抚思我们内心沉睡了太久的激情，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充满希望？

文章来源:「新浪博客·杨恒均的博客」(2009年5月3日)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5-4 14:03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