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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经济改革后的高增长证明了以上理论的正确性。随着20世纪80年代断断续续和局部经济自由化的开始，印度趋势增长率上升到了5.5%。1991年拉吉夫·甘地被刺杀后，纳拉辛哈·拉奥执掌了政权，他启用了现任总理曼莫汉·辛格等一批经济学家，放弃工业计划并实现经济局部开放，此后十年印度趋势增长率上升到6.6%。

　　不错，印度可能还是个贫穷的国家，但令人吃惊的是，它自独立以来从未发生大饥荒。与此相比，俄国1920年代和1930年代和中国1960年代的不幸令人深思。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森(Amartya Sen)在《贫困与饥荒》中道出了原因。饥荒的发生主要并不是因为人均粮食产量的减少，而在于最贫困人口交换权利的丧失，以及缺乏有效的信息传递机制使得及时援助变得不可能。“事实是显着的：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而又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世界之大，概莫能外。”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暴露出印度的贫困和种族冲突，当然值得人们警醒，它的制度的可贵也部分在于不利信息的有效传递。但是在很多专制国家又何尝没有相似的甚至更严重的问题，只是后者的新闻记者和文艺工作者连反映这类现实的权利都没有。

　　当然，印度有它自身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种姓制度。拉尔就指出，古代印度并不是个人口过多的国家，在这么大的一个次大陆上两千年来一直维持着1亿人口，种姓制度正是控制劳动力的一个制度。它在过去的合理性体现在维持了一个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印度1750年人均收入大概与1960年类似，约相当于1965年价格的150美元。这种情况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没有被其他国家超越，不过用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一水平是停滞的甚至是很低的。随着印度人口大幅增加和工业化加速，种姓制度维持的“印度均衡”的确正在打破。

　　印度的家族政治正是种姓制度的体现。印度独立62年来，有52年是由国大党执政，52年中又有41年是由同一家族统治。这是因为在农村人口占据多数的印度，种姓势力依然很大，很多人都习惯于按照政党和种姓而不是政策取向来投票。但要注意的是，衡量民主政治必须要看它是不是实行竞争性的政党制度。不错，印度国大党执政时期是很长，但在普选制度下，如果没有足够的选民支持它也照样得下台，印度人民党的崛起和执政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正因为有这种机制的制约，无论是哪个党或者哪个领导人上台，印度都没有出现特别大的动荡或人为灾难。随着印度的城市化和居民受教育水平提高，印度的家族政治的确正在消失。拉胡尔·甘地清楚地知道，家族政治走向没落，这也是政治现代化必然规律，尼赫鲁－甘地王朝亦难例外。他认为一个现代政党的关键应是“不管谁是你的母亲或者谁是你的父亲，而要看你在该地区有多少支持者。”国大党内部的民主化亦是大势所趋。

　　印度如今已经走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与中国快速上升的老年人比重不同，印度的年轻人比重正在不断增大，这与它的制度一道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最有价值的资源。印度总理辛格在G20峰会上谈到：“从长远来看，我更看好印度作为一个正常运转的民主国家对法治的承诺。我们的体制行动缓慢，但我相信决定一旦做出，便能更加持久。”

资料出处：「路透中文网」(2009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