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袁伟时，1931年12月生于广东兴宁。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发表有《中国现代哲学史稿》、《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 、《路标与灵魂的拷问》等。主编《现代与传统丛书》、《荒原学术文丛》、《牛虻文丛》等著述。首篇是作者2009年2月20日，就“五四”运动、启蒙和救亡、金融危机、思想解放等问题，回答《时代周报》记者李怀宇的提问。第二篇是作者早先的演讲，他认为，最近我听到很多提倡儒学、国学言论，各种各样的观点都有。我想，假如不了解近代中国的历史，乃至四百年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很难对这些问题作出恰当的判断。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充分的历史知识，同时要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了解。虽然自知所知无多，还是感到有责任说几句话。

启蒙仍是这个时代的命题  

——答《时代周报》记者李怀宇

袁伟时

                  
不要片面曲解新文化运动

时代周报：你为什么特别关注启蒙的问题？

袁伟时：最近攻击启蒙的很多，攻击新文化运动的也不少。许倬云先生在《时代周报》的谈话，很多观点我都同意，但是他对五四、对新文化运动很多东西不了解，有些判断我认为不准确。比如他说胡适新文化运动讲科学是科学主义。胡适他们对西方的了解不够深入，不够全面，不够准确，都有可能。但是说，新文化运动讲科学就是科学主义，对西方文化的一个歪曲，这个判断不准确。这不是许先生发明的，最初提出这个论断的是夏威夷大学的郭颖颐教授，他的博士论文就叫做《论科学主义》。

可是，第一，从新文化运动来看，它一开始就不是孤立地讲科学，是跟人的解放、人的自由联系在一起的。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主张，叫做人权与科学；民主与科学是后来提的。1912年，蔡元培、汪精卫、宋教仁等26位知识分子发现，中国的国民素质，与共和国公民的要求不适应，便发表宣言提倡人权与科学，比《新青年》提出人权与科学早将近四年。

胡适讲科学，没有把科学片面化，同时讲个人主义，讲易卜生主义，提倡人的解放，人的自由，人的权利。

第二，五四提倡的科学是指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也就是理性，与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文化一脉相承，要摆脱圣人、古人、神权迷信的束缚。陈独秀是这样，胡适也是这样。
可见许倬云先生这个判断不准确。

为什么新文化运动后很多人怀疑，后来出现很多问题？这就要分清楚界线，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是什么？第二个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他个人的素养不足或失误，跟整个新文化运动有什么关系？
新文化运动主要领袖是陈独秀和胡适。十年前我说过，陈独秀对启蒙有很大的贡献，但也是一个很极端的人物，政治上更是很幼稚。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不在现场。他马上头脑发热，草拟一个《北京市民宣言》，说市民应该“直接行动”，北京市的权力，应该交给市民。他自己写好宣言，印好传单，拿到戏院里去发，给人抓去坐牢了。他一贯都是这样的，辛亥革命前在日本留学，不满意清政府的留学生监督，几个人就将那个官员抓起来，陈独秀抱腰，其他人将他的辫子剪掉。当时将辫子剪掉可是大事。他就是这样很极端的人。

   

时代周报：你现在讲启蒙，跟近来文化思想的一些观点有什么样的关系？

袁伟时：现在强调启蒙，是因为好些人认为现在中国抖起来了，发达起来了，西方那些观念，应该由我们加以修正了。

对普世价值怎么看呢？很多人提出来要修改，要补充，要以中国的核心价值去补充、修正，要抵制西方那一套。说得冠冕堂皇，但是蕴含着一个危险：妨碍中国学习现代文明的精华。这对中国的改革、发展很不利。中国要深化改革，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经济制度的改革还没有完成。市场经济制度建立了，还不健全，还有很多地方受到权力的侵蚀。市场经济跟法治密不可分，中国的法治却不健全，腐败严重。为此还得学习人家好的东西。有些人却不这样看。

比如甘阳说前三十年的思想解放是学西方，建立市场经济，现在的思想解放要从西方解放出来。这里他回避了一个问题，当前中国继续改革开放主要障碍在哪里？中国当前的改革，仍然面临一个文明的落差。为什么要启蒙？说到底，中国的现有的文明跟世界现代文明的成就有很大的落差，我们必须继续向他们学习。承认这个基本状态，才会努力介绍有关的思想，有关的制度，有关科学技术的成就，让它融化到中国。

核心价值当然会发展、补充，但不是某个人或某个政府说了算的。它取决于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此外，中国的核心价值是什么？陈寅恪先生认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三纲六纪（六亲），国学派的先生们否定得了吗？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3-15 10:23 编辑 ]

杰亮

救亡呼唤启蒙

时代周报：许倬云先生谈到五四以后，启蒙和救亡是两大主题，救亡压倒了启蒙，成了那个时代的主旋律，而启蒙被人家遗忘掉。

   袁伟时：这个我也不同意。其实救亡呼唤启蒙。恰恰是中国面临危难之际，很多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根本问题是中国落后了，是思想文化落后，是制度落后。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将先进的制度，先进的思想文化，介绍到中国来，在中国传播，在中国生根，启蒙运动就起来了。说救亡压倒启蒙，与历史事实不符。

压倒启蒙的不是救亡，而是选择了错误的救亡道路。比如19、20世纪，中国主权受到侵犯，怎样救国呢？

一派主张在现有体制内部不断改良、改革。另一派要推倒重来，革命。这两种主张辛亥革命前存在，辛亥革命后同样存在。

辛亥革命特别是20年代后，国民党左派和那些年轻的没有什么政治经验的马克思主义者，联手提倡很极端的斗争哲学，一切打倒，却忘记了自由、民主、法治这些根本，反而散布取消个人自由的歪理，将启蒙思想压下去了。

比如那个时候反对帝国主义，有两种办法。

一种办法是改革内部，将腐败的东西去掉，发展经济，壮大力量，通过谈判收回主权。

这是日本的道路。日本原来和中国一样，有不平等条约、租界、治外法权。司法不独立，外国人犯法，由外国领事来审判；关税也不自主，协定关税；跟中国完全一样。通过学习西方，建立新的制度，通过谈判，至20世纪初，一一收回。

中国怎么办？列强说，治外法权可以取消，条件是你的司法体系、司法制度必须改革。中国原来的司法体系是很落后和黑暗的。行政跟司法合二为一，要是犯法的话，打屁股，用肉刑，还有其他很不人道的东西，监狱也很不人道。列强提出：这些残忍、黑暗的制度消除了，我就同意取消领事裁判权。晚清新政和北洋政府努力向这方面前进，20年代经过谈判，局部地收回了治外法权。上海是个成功的例子。孙传芳做五省联军总司令，委任中国地质学的开创者丁文江做上海商埠总办，让他建设大上海。丁文江在很短的时间内，跟租界当局交涉，收回会审公廨的审判权。上海的治理水平比较高，经过交涉就收回来了。

五四爱国运动提出山东问题。山东丧失的利权也是在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经过谈判基本上收回来了。人类确实在进步，你要侵犯别国的主权，违反正义原则，是要受到谴责的；加上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交涉不是没用的。当然要改革和发展自己，有实力，再通过外交，维护主权是有希望的。收回关税自主权，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已经基本上达成协议了，商定1929年收回关税自主权。但随即北京又政变，只好等到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后才实现。

另外一条道路，是夺权、革命。

当时孙中山在南方另立政府。他逝世后，蒋介石率师北伐，扫平其他割据一方的势力，摧垮北京政府，基本统一全国。孙中山几次军事行动都有外国背景，或者说国际援助。

1917年开始的护法斗争德国人给了钱。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政府怕中国政府与英美联合起来参战。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应该参战，应该和英美结成同盟。好了，孙中山就叫朱执信写文章，用他的名义发表，提出交战双方都是非正义的，中国不应该参战。这是列宁帝国主义论的观点。背后是什么呢？德国政府给了一大笔钱，直接交到蒋介石手上转给孙中山，蒋介石日记有记载。

20年代的“国民革命”则是苏联给钱，给枪，给人，给顾问。派身经百战的红军将领到广州来，培训新的军事干部，办黄埔军校；并且把军事顾问派到党军里，很多战争都是他们参与指挥的。与此同时，学苏联的“以党治国”，“党化教育”，“党化司法”，取消新闻和言论自由，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国民党实行“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法西斯专政”。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把启蒙压下去了。所以根本不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是救亡一直呼唤启蒙，要求更好地吸收现代文明的成果，推动中国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只有自由民主才能保证国家长盛久安。离开自由经济无法发展，人的创造性无法发挥，人的地位无从提高；民主、宪政则是保证自由不受侵犯的手段。九一八事变后，也是到处呼唤要自由，要民主，同样被国民党当局压下去了。

                     

启蒙最根本的精神和阻力

   

时代周报：启蒙最根本的精神是什么？

袁伟时：最根本的精神是启发公民认识个人的自由权利不容剥夺，必须建立相应的制度（民主、宪政、法治）予以保障。有几个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文献，一个是17世纪英国革命的文献《权利宣言》，集中了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成果。继承英国革命的成果，1776年产生了美国的《独立宣言》。1789年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这三大革命的文献，核心思想是什么？《独立宣言》讲人生来就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启蒙的真谛就在这里。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继承英国和法国启蒙运动的成果，提出“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等十七条原则。有人说不要普世价值，我们就要问：你接受不接受现代文明？不要的话，那个国家的国民是臣民，不是现代公民。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实现全面的现代化。

很多人问：中国现在民主宪政还有很大的欠缺，为什么经济能发展那么快？秘密在哪里呢？中国公民的自由，特别是经济自由得到颇大恢复，并且毅然参加WTO，主动融入世界一体化的洪流；奥秘就在这个地方。这跟普世价值是一致的。

  

时代周报：现在重新提倡启蒙，最大的阻力是什么？

袁伟时：阻力在敢不敢承认我们仍然落后，必须继续吸收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上有一句话：“鉴于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而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的保护”。这是各国历史经验的总结，不可等闲视之。

1966年我们开始搞文化大革命，联合国又制定了两个人权公约。从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到1966年的两个《人权公约》，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成果，力图在思想文化上、制度建设上总结文明的进展，避免第二次世界战争那样的灾难。要遵循另外一条道路，不要再陷入暴政和战争的漩涡。为什么有些人老是不理解和接受这些历史经验，很值得我们警惕。

新文化运动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承认世界一体化的进程是不可抗拒的。《新青年》的创刊宣言里面就谈到要开放，不是闭关锁国的。有些人简直连《共产党宣言》都没有读过。《共产党宣言》讲全球化的进程是不可抗拒的，尽管是野蛮的进程，也没有办法抗拒。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没有认清楚这个趋势，老想抗拒世界一体化的进程，结果国家吃了大亏。现在不应再做这样的蠢事了。（２）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3-15 09:5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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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从1919年五四到现在，为什么90年来不停地有人提倡启蒙，提倡新的思想解放？

袁伟时：思想文化有一个特点，没有国界。它的优劣只能在自由交流、自由讨论中，自然变化，自然更新。当思想文化被加上桎梏，就有思想解放问题。

新文化运动时期，各种各样的思想可以自由流通，一大批杰出人物的才华就展现出来了。中国现代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都是在新文化运动前后奠基、发展起来的。那是中国学术文化罕见的黄金时代。

1927年以后，国民党政权扼杀思想言论的自由，神化领袖人物，将一个党的教义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实行党化教育，建立新闻和出版检查制度。尽管有一批知识分子抵抗国民党的干涉，北大、清华还有后来的西南联大保持了现代大学的基本制度、基本精神，其他学校和社会上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共产党没有领导现代国家的经验，全盘学习苏联，学了很多错误的东西。一是扼杀了学术自由、言论自由；二是取消了财产私有；都对中国发展很不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在逐渐泯灭。资本主义里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吸收资本主义的成果。两个社会制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罗斯福新政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不虞匮乏的自由），其中不虞匮乏的自由，不就是社会主义者的理想吗？毛泽东曾毫不含糊地宣布：未来中国要实现“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和四大自由”，绝非偶然。

邓小平的改革是冲破思想枷锁的勇猛举措。他指出不要在姓社姓资问题上纠缠，非常英明。有些人至今沉迷斗争哲学。不同阶级当然有矛盾。但是我们过去讲阶级矛盾，光讲利益的冲突，没有讲利益的调和和双赢。现在如果将资本家都关起来，都打倒，那怎么办？民工到哪里去找工作？不要简单化地理解私有制，要尊重现代经济学、市场经济学的基本东西。所有权的保障，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公民自由权利的基础。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冲破思想枷锁。其实邓小平已经解决了，有些人还要纠缠。民国元年，蔡元培做教育部长，他说新道德就是自由、平等、博爱。陈寅恪20年代提出“自由思想，独立人格”是永世不灭的。这些对不对呀？没有“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称得上是现代公民吗？

                       

金融海啸推动改革

   

时代周报：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产生了罗斯福四大自由的观念，八十年后的金融海啸，有没有可能促进新的思想？

袁伟时：有这个可能。就中国来说，要看有没有足以让出类拔萃的学者发挥聪明才智的自由天地。

很明显，要度过金融危机，政府要采取有力措施。中国现在外汇多，资金充足，有人就说中国拯救世界，中国这条道路最好。其实，中国之所以发展较快，是吸收了人家的东西。现代国家的政府都要推动经济发展，这不是中国特点。

纳税人拿GDP的20%—30%去组建、供养一个政府，养那么多公务员，是吃白饭的？光叫你去抓小偷？整个社会你得管理得井井有条，包括保障市场经济的秩序，保障公民的权益。政府要不要管理经济？这是个不值得讨论的问题。假如不要的话，纳税人为什么要拿那么多的钱给政府？问题是怎么样管理。这次金融海啸，关键是经验不足，管理不到位；是美国管理不善，连累全世界。全球化程度大大提高了，各国密不可分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世界银行、国际法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实是世界政府的雏形，是地球管理委员的分支机关。但这些机构，还不健全。

能不能成为推动中国改革的一个契机呢？

第一条要看在经济领域有没有进一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按照健全市场经济的方向去做，不要缩到计划经济的轨道上去。这里面的标志是对民营经济的态度。是不是着重去扶植民营经济？全世界90%以上的国企都是亏本的，办不好的。国企办得比较好的是新加坡。它就三百万人口，管理容易一点。好了，最近，新加坡最大的一个国有公司，淡马锡，巨亏三百九十亿美元。切记一定要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像发展汽车，最有活力的是民营的吉利、比亚特等企业。光是支持合营企业还不够，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不然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第二条就是公民的福利制度，民生的大问题，是不是下决心解决了。医疗问题、教育问题、住房问题，所谓三座大山要解决，老百姓后顾之忧减少了，才敢大胆消费，内需才会真正拉动。这是经济转型的关键。与此同时，为了中国的长远利益，要建立现代教育体制，关键是学术和思想要自由。不要让中国人老是担惊受怕，谨小慎微。我们的下一代，不要变成乖孩子，要变成很有创造性的、很有活力的现代公民，是敢想、敢说、敢干的孙悟空，那样才能够把中国的事业持续不断往前推进。

第三条，通过这次危机的处理，让舆论监督得到尊重。现在已经出现这个情况，凡是有改革思想的官员，都支持舆论监督。网络这么发展，博客这么发展，不管你喜欢不喜欢，现在是全民办报阶段，人人都可以办报——写让人自由浏览的博客。这样的情况下不可能把别人的嘴巴封住。所以凡是有改革思想的都支持舆论监督。

这个舆论监督也是体现了两条，第一条体现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另外一条体现了现代社会的性质。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从十九世纪开始，有一些有改革思想的官员就看到了这一步。郑观应在《盛世危言》里就提到：什么人怕报纸？贪官污吏！现在的贪官污吏、专制主义者就怕报纸，怕新闻舆论监督。所以，尊重舆论监督应该成为危机处理过程的特征。这次所谓“躲猫猫”事件，云南的有关领导在舆论监督下，纠正错误，将事情真相公布了。这是一个聪明的做法。让信息公开，就让一般的民众感觉到你的行为是可靠的。这是让政府的公信力重新建立的一个重要措施。重庆处理出租车事件，也比较聪明。政府官员慢慢变了，跟着时代步伐前进，希望通过这个危机处理，真正将政府变成一个公开的、透明的、服务型的政府。

本文原载《时代周报》2009年3月12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3-15 09:57 编辑 ]

杰亮

二十一世纪儒商的风格

袁伟时

我今天想说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儒学？

儒商应该如何界定？为此首先要弄清什么是儒家或儒学。

古代的字典《说文》对儒的解释是：“儒，柔也，术士之称。”1934年胡适撰写的《说儒》提出好些值得我们重视的观点：具体说来，儒是殷民族的教士，殷商亡国后为周所用，提高了周民族的文化水平。而孔子本身就是古代中国有卓越贡献的大儒。他对儒学的内容则有两大贡献：“（1）把殷商民族部落性的儒扩大到‘仁以为己任’的儒；（2）把柔懦的儒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 由此可见，儒家是不断变动的，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可是，并不是所有儒者，都能真正传承孔子思想的精华。孔子生前就有“女（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的告诫。孔子不幸言中，古往今来，固然不乏足为楷模的“君子儒”，而欺世盗名牟利、言行不一，乃至“满嘴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小人儒”、假道学更是屡见不鲜。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它在历史上的作用非常巨大，不但熔铸了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汉民族，影响所及，还推动了东亚文明的发展。不过，它的内容非常庞杂，精华和糟粕并陈，而且从来没有统一的儒学。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20世纪的好些著名的学者，往往把它同中国传统文化相提并论，并且作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概括。

“天人合一”这是最为流行的定义。有人说它的内涵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因而把它说成是可以挽救西方文化阙失的灵丹妙药。可是，从古至今，中国并没有保住美好的环境。不但今日中国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历史上对环境的破坏也是无法掩盖的事实。黄河流域原来森林茂密，现在举目皆是黄土，黄河流的是沙浆。西汉公羊学大儒董仲舒力倡“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思想，他的本意是天人感应。首先肯定尊卑贵贱皆由天定，要服服帖帖，不能违反。其次则说天灾或变异是天的谴责，要人主赶快回归儒家的仁义道德。其中并没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思。时贤看到西方流行环保了，牵强附会，把新的思想强加给他，这犯了研究古代文献的大忌：“添字解经”。

有些学者认为，中国文化的特征是“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当然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精华。但是，这些不是中国古代思想最本质的东西，也不是古代中国特有的东西。古希腊哲人就说过：“人的生活，无不需要和谐与节律”。 我国伦理学的元老，现年92岁的周辅成教授40多年前便撰文指出：经过梭伦改革后的雅典，社会生活就是力求以中庸与和谐为中心的。1996年在维也纳发表的《寻求全球伦理标准》的宣言也指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条规则是每一个伟大的宗教传统的组成部分。” 我们拒绝妄自菲薄，更不能盲目自大。

我比较赞赏的定义是陈寅恪先生提出的。他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 三纲大家知道，六纪是什么呢？我们说“六亲不认”，即是跟你关系的亲疏不一样，有几个亲等。《白虎通》规定：“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 中国文化与众不同之处就是按照亲疏不同，决定是非乃至刑罚。这在中国传统的法典，从《唐律》到《大清律例》毫无例外。美国著名法学家罗纳德·德沃金说过：“法律是最结构化的和最外显的社会制度。” 儒学已经具化在历代律例中，具化在民间的族规、乡约中。换句话说，它已转化为中国古代社会制度。

我们说儒学或者中国传统文化，我认为这是最经典的定义。陈寅恪先生说的是儒学或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当然不是全部。比如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医药、丰富的典籍和诸子百家的著作，古代的建筑，如此等等，都是宝贵的文化遗产。

第二个要回答的问题是：儒学或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是不是必然衰亡？

儒学是宗法式的自然经济时代的产物。它与自然经济交相为用，成为古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支配性的学术。但是列强入侵以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化，社会情况变化了，这样的地位就没有办法维持下去了。于是，我们要面对好些理论和实践问题。

首先是传统还要不要？在西方流行的理论叫做没有传统就没有现代化。这些论者认为，中国或者东方很多后发展国家为什么现代化过程那么坎坷，就是反对传统，否定传统，所以不能实现现代化。但是，回过头来，你看两百年的中国历史，中国近代的爱国志士，几乎无不认识到要救国就要学习西方，但知识阶层的多数却是拒绝学习西方的。是传统压倒了改革的呼声，才使中国沉沦。这不是矛盾吗？问题的困惑来自哪里？来自没有分清文化的具体层面。

文化应该分为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在制度文化层面，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假如不彻底改造，中国社会转型是没有可能的。这个传统的衰亡是无法避免的。

社会文化的另一方面是非制度性的文化。在这个领域，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是完全不同的，或者有很大差别的。我们提倡多元文化，指的是非制度性的文化。文化传统有大传统、小传统，大传统就是精英文化、经典文化，小传统主要是那些民俗。在非制度领域，它的正常状态应该是自由发展、自然更新。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自由度扩大，各国的非制度文化必然争奇斗艳，高度繁荣。

总之，必须认清这个要点，讲文化，你是讲制度文化还是非制度文化？假如讲制度文化，就要跟中国传统告别。讲非制度文化，这属于私人选择的范围，他人和公权力是不应干预的。比如安身立命的理念，我喜欢道家，他信仰佛家，你喜欢儒家，有人则喜欢基督教文化，有人既过西方情人节，又过传统的元宵节，有何不可？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3-15 10:55 编辑 ]

杰亮

第三个问题是：时至21世纪，怎样才是真正的儒商？

弄清楚以上情况，才能对怎样才是21世纪的儒商有明确的界定。

不同时代的儒商应该有不同的风范。儒是儒雅，是有文化教养，不固陋、卑鄙。儒商，就是有文化教养，努力吸纳全世界优秀文化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商人。在前现代的中国，眼界狭窄，懂得以儒学为主干的传统文化就可以称为儒商。在现代中国，一头扎进自身的传统文化中，已经不可能成为合格的儒商。

要达到这个标准，看来简单，实际不容易。看看中国大陆提倡儒学的一些人的状况，你就知道了。大陆当前提倡儒学的人们，可说是良莠不齐。

21世纪的儒商要有自己的风格。我想有几点是不能遗忘的。

第一，以最宽广的胸怀，继承全人类的优秀文化。

今日中国正处在现代化的关键时刻。固守传统只能把中国推向歪路。应该有空前的大气魄，把古今中外全人类的优秀文化都吸收过来，为我所用。

以传统文化来说，我们不应比19世纪的儒生还不如，不能光知道孔孟，诸子百家都要有所涉猎，特别应该读读管仲、司马迁、王充。与此同时，从苏格拉底、洛克到20世纪的波普尔、罗尔斯等西方思想巨人我们也应有所了解。作为商人，更应该知道西方的经济学，学习他们的经营和管理之道，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一个严酷的现实是：不但中国的大学教育严重落后于发达国家，中小学教育也远远落在他们后面。

中国的青少年应该继承全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还要勇敢推进人类文化。他们中要产生一批又一批站在科学技术文化最高峰的爱因斯坦、杨振宁、李政道、比尔·盖茨、罗尔斯、德里达、海耶克；这类推动世界学术文化的巨人就是当代的孔孟老庄。目前愈演愈烈的读经运动对不对，要在这个标竿下去衡量。在我看来，要中小学生读经是作茧自缚的逆流。死记硬背、培养“乖孩子”，扼杀少年儿童的创造精神是中国教育的痼疾。今日所谓读经运动在最好情况下，也许能培养一批循规蹈矩的小老头，这与他们肩负的现代化重任是很不相称的。

1988年诺贝尔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利根川进（To Ne Gawa Susumu）获奖后在日本的谈话引人深思。当人们问他：为什么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人大都是在国外工作时取得的？他直言不讳地说：东方文化不适应科学发展。因为在科学研究中要取得出类拔萃的成果必须“天上地下，惟我独尊”，而这与讲究尊卑上下的东方文化是格格不入的。（大意）

《弟子规》、《三字经》这些前现代的蒙学教材，灌输的正是讲究尊卑上下的宗法秩序。

要是有人把民族虚无主义的帽子往我们头上扣，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对他们说：你们错了！我国现行的中小学教材，就包含了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其中份量是多是少，经过慎重研究后适当调整就行了。事关数以亿计的中小学生的事，他们目前的负担已经够重了，任何莽撞和哗众取宠的举措都是错误的。

第二，要有深刻的反思精神，坚决反对狭隘民族主义。

中西文化论争已经进行了四百年。今天的中国人应该站在人类文明的制高点上，以最宽广的胸怀，进行文化清理。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历时之久，代价之巨，罕有其匹。这不是偶然的。要敢于从源头上清起，对中国人引以为傲的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化，汉唐时代的文化，我们都要以反思的精神冷静地分析。是则是，非则非，毫不宽假。这样做有利于彻底消解狭隘民族主义，有利于中国人重新走上世界文化的颠峰。

轴心时代几个伟大的文明，每个文明都有它的贡献，中华文明也不例外。但是，你把中国古代文化跟古希腊、古罗马比一比，有好多方面都落后于人家。古代中国缺什么？缺科学，缺政治学，缺逻辑学，缺法治。西欧成为现代化的原发地不是偶然的。法国史学巨擘布罗代尔说得好：“欧洲的命运在各个地方都由特别自由（libertes）的顽强的成长来决定。所谓特别自由是指局限于某些集团——这些集团有的大，有的小——的公民权（franchises）或特权。”“自由与稳定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他们率先完成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原来是少数人的公民权或自由，终于发展为全民的自由。而传统中国的宗法专制统治从中央到乡村一以贯之，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政府固然是专制，乡村的乡规、民约、族规也逃不脱宗法专制。

前一段时间，当杨振宁教授提出《易经》不利于现代科学发展，很多人出来反对，但是从学术角度看，他讲的完全是大实话。这不是他首先发现的。400年前，1601年利玛窦到了北京。他于1582年到达澳门，到北京这条路他走了22年。到1610年逝世，在那里度过他生命的最后10年。他留下一部很重要的著作：《中国杂记》，里面提出一个问题，中国人不讲逻辑。很多人攻击这个论点说，谁讲话不讲逻辑。有人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中国人讲话当然有逻辑，但是中国没有逻辑学。我们的文字非常美，但是我们没有文法学，我们使用文字的时候知道这样写，但没有语法理论。这完全是事实。到明清以后，我们科举考试都是考四书五经，但是西方中世纪的年轻人学什么？他学七门课程：1.文法学。2.修辞学，包括法律基础知识。3.逻辑，不但要学基本知识，还要经过至少一年的辩论训练。4.音乐。5.算术。6.几何。7.天文。这七门课通常要学4年。然后学哲学、医学、法学和神学等专门课程。利玛窦那时候还发现，中国不奖励、不鼓励研究科学，这是受制度方面的影响。因为在中国，学四书五经前途无量，可以作为上升的阶梯。但是如果研究科学技术，没有多大用。而且要是私人学天文、研究天文，那是犯法的。所以古代中国学术根本发展不起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3-15 10:35 编辑 ]

杰亮

汉唐时代跟罗马时代比一比怎么样？明显有一条，它有法治，我们没有。中华法系是一个根本弱点，就是民事刑事不分；而且律例是作为一个统治工具，是保障统治者权力的文件，而不是政府、统治者跟民众之间的契约。所以当西方，英国1215年有《大宪章》的时候，我们根本还不知道法治是怎么回事，他们慢慢培植出法治的传统，我们这套传统是没有的。一个伟大的民族要敢于正视自己的弱点，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恩格斯就说过，一个伟大民族要使自己成熟起来，最好的办法就是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

我们再看19世纪、20世纪是什么情况。我们不愿意打开国门。利玛窦到中国以后，引起中西文化的激烈争论。他带进很多新东西，但是到康熙年代，因为罗马教庭让中国教徒完全遵守天主教规，不许拜祖先，不许尊孔。康熙皇帝下令除了朝廷里为皇上服务的传教士以外，其他全部遣送回国。这是历史上很有名的“礼仪之争”，中国跟外国文化上的连接基本断了。到了鸦片战争，西方文化再来到中国的时候，中国已经完全落后了。

为什么我们有七次郑和下西洋，但是海洋事业还那么不发达？哥伦布探险比郑和晚几十年，但是他成功了，郑和的航海事业却中断了，原因在于郑和是宣扬国威，为此耗资巨大，难以为继。哥伦布是海盗式的，他要寻找金钱，寻找宝物，逐利的行动带来成功。

19世纪的具体历史不用讲，中国那时跟外国打了5次大仗，每次都打败了。甲午战争打败后，1895年有两个人出来讲了两段话，那是19世纪中国最好的总结。一个是顺天府尹胡燏棻给皇帝的奏章，他说：“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之术。” 这是一个主张。第二个，严复。严复是19世纪70年代留学英国的学生，他有20多年不说话，作为北洋海军学堂的监督（校长），没有对朝野各项大问题公开发表过什么意见。但是中日战争以后，他不能不说话了。为什么有些国家那么强盛，而中国那么衰弱、穷困?“身贵自由，国贵自主”，国家盛衰的关键在“自由不自由” 。我们2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恰恰证明严复这段话是非常英明的。

20世纪我们同样走得很坎坷。开头有一个好的，就是清末新政。那时候民族工矿业，每年以15％的速度增加；财政收入从19世纪末七八千万两到辛亥革命前达到三亿两。后来不但是辛亥革命，还有国民革命。每一次革命下来，中国的面貌当然有些变化，但是没有根本上的变化。中国的巨大变化靠什么呢？这里面要讲到邓小平的历史功绩，我想他推动197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是很伟大的历史功勋。他1992年的南巡讲话，提出不要计较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切有利于中国发展的都拿来为我们所用，这是最好的总结。

到这个时候，我们假如不记住这样一些历史经验，我们就是太对不起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了。

秉承邓小平的思想，我国政府毅然参加WTO。进入WTO的意味着什么？要按照现代人类文明规则来改造中国的计划经济，主要是经济制度要跟国际接轨，特别是政府的行为要规范。因为WTO规则主要规范政府行为的，不但要市场经济，而且要法治。这是一个。第二个，1997年、1998年中国相继在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上签字，一个是社会权利公约，一个是政治权利公约。这是社会发展的必须，体现我们应该达到的道德标准、文明的标准。

自从有这样一个选择以后，历时四百年的东西文化的论争已经有结论了，你不必再费精力去争论了；还是努力为制度层面跟国际接轨做点实事吧。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来谈儒家、儒学。

第三，用什么方式回馈社会？

应该毫不含糊地说：商人发展好自己的企业就是对社会的最大贡献。假如你有余力，去做文化事业，社会福利事业，那当然很好。究竟怎样做文化事业？很重要一条，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要去助长那些不应助长的东西。世界历史告诉我们，商人假如想为发展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做出贡献的话，最重要一条就是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财产，成立基金会，办哈佛大学那样的大学，这是社会成本最低的推动社会进步的方式。

第四，提倡东西融合的道德。

首先，我们现在道德不是一代不如一代，任何时候都有很腐败的东西，我们现在道德水准比起文革来讲大大提高，首先要肯定这条。

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建设道德呢？我认为，对中国最适合的就是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仁义礼智信，这是最好的。现代道德的出发点是珍惜生命，热爱自由，维护尊严。人们期望中国传统文化在提高中国人的道德水平上能发挥重要作用。儒学和儒者能否不负众望，关键是不要沉迷于复古，而要勇敢地承认个人自由、平等和民主是不容侵犯的普世价值。以此为基础，经过时代洗礼的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必然会大放光芒。

一个严酷的现实是：不但中国的大学教育严重落后于发达国家，中小学教育也远远落在他们后面。

中国的青少年应该继承全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还要勇敢推进人类文化。他们中要产生一批又一批站在科学技术文化最高峰的爱因斯坦、杨振宁、李政道、比尔·盖茨、罗尔斯、德里达、海耶克；这类推动世界学术文化的巨人就是当代的孔孟老庄。目前愈演愈烈的读经运动对不对，要在这个标竿下去衡量。在我看来，要中小学生读经是作茧自缚的逆流。死记硬背、培养“乖孩子”，扼杀少年儿童的创造精神是中国教育的痼疾。今日所谓读经运动在最好情况下，也许能培养一批循规蹈矩的小老头，这与他们肩负的现代化重任是很不相称的。

1988年诺贝尔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利根川进（To Ne Gawa Susumu）获奖后在日本的谈话引人深思。当人们问他：为什么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人大都是在国外工作时取得的？他直言不讳地说：东方文化不适应科学发展。因为在科学研究中要取得出类拔萃的成果必须“天上地下，惟我独尊”，而这与讲究尊卑上下的东方文化是格格不入的。（大意）

《弟子规》、《三字经》这些前现代的蒙学教材，灌输的正是讲究尊卑上下的宗法秩序。

要是有人把民族虚无主义的帽子往我们头上扣，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对他们说：你们错了！我国现行的中小学教材，就包含了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其中份量是多是少，经过慎重研究后适当调整就行了。事关数以亿计的中小学生的事，他们目前的负担已经够重了，任何莽撞和哗众取宠的举措都是错误的。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3-15 11:12 编辑 ]

杰亮

第二，要有深刻的反思精神，坚决反对狭隘民族主义。

中西文化论争已经进行了四百年。今天的中国人应该站在人类文明的制高点上，以最宽广的胸怀，进行文化清理。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历时之久，代价之巨，罕有其匹。这不是偶然的。要敢于从源头上清起，对中国人引以为傲的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化，汉唐时代的文化，我们都要以反思的精神冷静地分析。是则是，非则非，毫不宽假。这样做有利于彻底消解狭隘民族主义，有利于中国人重新走上世界文化的颠峰。

轴心时代几个伟大的文明，每个文明都有它的贡献，中华文明也不例外。但是，你把中国古代文化跟古希腊、古罗马比一比，有好多方面都落后于人家。古代中国缺什么？缺科学，缺政治学，缺逻辑学，缺法治。西欧成为现代化的原发地不是偶然的。法国史学巨擘布罗代尔说得好：“欧洲的命运在各个地方都由特别自由（libertes）的顽强的成长来决定。所谓特别自由是指局限于某些集团——这些集团有的大，有的小——的公民权（franchises）或特权。”“自由与稳定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他们率先完成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原来是少数人的公民权或自由，终于发展为全民的自由。而传统中国的宗法专制统治从中央到乡村一以贯之，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政府固然是专制，乡村的乡规、民约、族规也逃不脱宗法专制。

前一段时间，当杨振宁教授提出《易经》不利于现代科学发展，很多人出来反对，但是从学术角度看，他讲的完全是大实话。这不是他首先发现的。400年前，1601年利玛窦到了北京。他于1582年到达澳门，到北京这条路他走了22年。到1610年逝世，在那里度过他生命的最后10年。他留下一部很重要的著作：《中国杂记》，里面提出一个问题，中国人不讲逻辑。很多人攻击这个论点说，谁讲话不讲逻辑。有人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中国人讲话当然有逻辑，但是中国没有逻辑学。我们的文字非常美，但是我们没有文法学，我们使用文字的时候知道这样写，但没有语法理论。这完全是事实。到明清以后，我们科举考试都是考四书五经，但是西方中世纪的年轻人学什么？他学七门课程：1.文法学。2.修辞学，包括法律基础知识。3.逻辑，不但要学基本知识，还要经过至少一年的辩论训练。4.音乐。5.算术。6.几何。7.天文。这七门课通常要学4年。然后学哲学、医学、法学和神学等专门课程。利玛窦那时候还发现，中国不奖励、不鼓励研究科学，这是受制度方面的影响。因为在中国，学四书五经前途无量，可以作为上升的阶梯。但是如果研究科学技术，没有多大用。而且要是私人学天文、研究天文，那是犯法的。所以古代中国学术根本发展不起来。

汉唐时代跟罗马时代比一比怎么样？明显有一条，它有法治，我们没有。中华法系是一个根本弱点，就是民事刑事不分；而且律例是作为一个统治工具，是保障统治者权力的文件，而不是政府、统治者跟民众之间的契约。所以当西方，英国1215年有《大宪章》的时候，我们根本还不知道法治是怎么回事，他们慢慢培植出法治的传统，我们这套传统是没有的。一个伟大的民族要敢于正视自己的弱点，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恩格斯就说过，一个伟大民族要使自己成熟起来，最好的办法就是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

我们再看19世纪、20世纪是什么情况。我们不愿意打开国门。利玛窦到中国以后，引起中西文化的激烈争论。他带进很多新东西，但是到康熙年代，因为罗马教庭让中国教徒完全遵守天主教规，不许拜祖先，不许尊孔。康熙皇帝下令除了朝廷里为皇上服务的传教士以外，其他全部遣送回国。这是历史上很有名的“礼仪之争”，中国跟外国文化上的连接基本断了。到了鸦片战争，西方文化再来到中国的时候，中国已经完全落后了。

为什么我们有七次郑和下西洋，但是海洋事业还那么不发达？哥伦布探险比郑和晚几十年，但是他成功了，郑和的航海事业却中断了，原因在于郑和是宣扬国威，为此耗资巨大，难以为继。哥伦布是海盗式的，他要寻找金钱，寻找宝物，逐利的行动带来成功。

19世纪的具体历史不用讲，中国那时跟外国打了5次大仗，每次都打败了。甲午战争打败后，1895年有两个人出来讲了两段话，那是19世纪中国最好的总结。一个是顺天府尹胡燏棻给皇帝的奏章，他说：“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之术。” 这是一个主张。第二个，严复。严复是19世纪70年代留学英国的学生，他有20多年不说话，作为北洋海军学堂的监督（校长），没有对朝野各项大问题公开发表过什么意见。但是中日战争以后，他不能不说话了。为什么有些国家那么强盛，而中国那么衰弱、穷困?“身贵自由，国贵自主”，国家盛衰的关键在“自由不自由” 。我们2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恰恰证明严复这段话是非常英明的。

20世纪我们同样走得很坎坷。开头有一个好的，就是清末新政。那时候民族工矿业，每年以15％的速度增加；财政收入从19世纪末七八千万两到辛亥革命前达到三亿两。后来不但是辛亥革命，还有国民革命。每一次革命下来，中国的面貌当然有些变化，但是没有根本上的变化。中国的巨大变化靠什么呢？这里面要讲到邓小平的历史功绩，我想他推动197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是很伟大的历史功勋。他1992年的南巡讲话，提出不要计较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切有利于中国发展的都拿来为我们所用，这是最好的总结。

到这个时候，我们假如不记住这样一些历史经验，我们就是太对不起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了。

秉承邓小平的思想，我国政府毅然参加WTO。进入WTO的意味着什么？要按照现代人类文明规则来改造中国的计划经济，主要是经济制度要跟国际接轨，特别是政府的行为要规范。因为WTO规则主要规范政府行为的，不但要市场经济，而且要法治。这是一个。第二个，1997年、1998年中国相继在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上签字，一个是社会权利公约，一个是政治权利公约。这是社会发展的必须，体现我们应该达到的道德标准、文明的标准。

自从有这样一个选择以后，历时四百年的东西文化的论争已经有结论了，你不必再费精力去争论了；还是努力为制度层面跟国际接轨做点实事吧。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来谈儒家、儒学。

第三，用什么方式回馈社会？

应该毫不含糊地说：商人发展好自己的企业就是对社会的最大贡献。假如你有余力，去做文化事业，社会福利事业，那当然很好。究竟怎样做文化事业？很重要一条，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要去助长那些不应助长的东西。世界历史告诉我们，商人假如想为发展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做出贡献的话，最重要一条就是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财产，成立基金会，办哈佛大学那样的大学，这是社会成本最低的推动社会进步的方式。

第四，提倡东西融合的道德。

首先，我们现在道德不是一代不如一代，任何时候都有很腐败的东西，我们现在道德水准比起文革来讲大大提高，首先要肯定这条。

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建设道德呢？我认为，对中国最适合的就是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仁义礼智信，这是最好的。现代道德的出发点是珍惜生命，热爱自由，维护尊严。人们期望中国传统文化在提高中国人的道德水平上能发挥重要作用。儒学和儒者能否不负众望，关键是不要沉迷于复古，而要勇敢地承认个人自由、平等和民主是不容侵犯的普世价值。以此为基础，经过时代洗礼的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必然会大放光芒。

资料来源：「经济观察报」（2005年12月10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3-15 11:15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