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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曾分析社会分工对于社会结构的影响。他认为，历史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狩猎采集阶段、畜牧业社会、农业社会和商业社会。最初没有社会分工和私有财产，也缺少权力的集中;随着畜牧业社会和农业社会的到来，产生了复杂的分工和财产的集中，也产生了强大的、具有压迫性的政府，因为不仅需要政府协调好不同的生产者，也需要政府保护富人的财产。到了商业社会，虽然有了高度的分工，但其结果是市场兴起、国家的作用大大削弱。而且私人财产的分配趋向平均化，由土地所有者转移到企业家手里，从少数人转移到多数人手里。因而，从农业社会到商业社会，政府的强制(coercion)也在下降。斯密还试图探索农民与市民的区别，他认为，“都市住民群集一地，能够容易地结合在一起。”而“农村的住民，散居相距很远的地方，不能容易地结合起来。他们不但从来没有组合，并且一向就缺乏组合的精神”。斯密对于农民缺乏组织性的判断，与马克思关于农民是“一袋土豆”(a sack of potatoes)比喻不谋而合——“他们不能自己代表自己，要由别人来代表”。

　　马克思认为，农民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代表自己的利益，其政治态度是与其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田园生活和农村社会的宗法性质使农民倾向于过安稳的生活而不参与政治的变革。“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对于农民的这种政治性质，马克思曾经用波拿巴王朝的政治性质来加以说明，“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力求摆脱其社会生存条件即小块土地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种条件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相反，是愚蠢地拘守这个旧制度，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自己和自己的小块土地并赐给自己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不是农民的现代的塞文，而是农民的现代的旺代。”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论断曾反复被贴在中国农民身上。直到今天，也还有对农民采用这样的描述。值得反思的问题在于，马克思所说的农民，与当代的中国农民是一拨农民吗?显然不是。市场条件下的中国农民，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农民，必然有一些崭新的社会政治品格。这也是由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决定的。

　　美国历史社会学家摩尔对农民在政治中的角色和倾向的讨论中指出，不同的生产方式会带来不同的阶级矛盾，而这又会影响到不同的政治变迁的路径。英美确定的民主道路、德日选择的法西斯道路(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中俄出现的革命道路(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所以出现这些不同的现代化路径，关键在于农业生产的商业化程度的差异。摩尔分析了中产阶级(资产阶级)、地主、农民、工人等不同群体的阶级利益和政治倾向，认为农民是一个没落的阶级，在现代化过程中就像一枚棋子，既可以被民主势力利用，也可以被专制势力利用。但由于人数众多，他们的政治取向会对社会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他认为，中国不仅农业的商业化程度比较低，而且，农民与地方精英(贵族、士绅)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也不如英国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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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士绅不直接管理农业生产，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来说，他们是寄生虫。这种“断裂”使得中国的农民特别容易揭竿而起。即使在国家被迫开放门户与西方通商以后，中国的农业生产仍然以传统的方式进行，商业化程度很低，农民也没有转变为工人阶级。这种小农的生产方式无法抗衡资本主义大生产，最终破产使中国农民走向极端，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也就爆发了。摩尔在这里解释了农民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且不说这些解释是否令人信服。即便这是论述解释中国农民的过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农民本身也是在改变的，起码这些解释不能说明中国农民的现在和将来。

　　亨廷顿比较了农民的政治际遇和城市产业工人之间的不同，他认为，农民之所以选择革命的方式，是因为“农民与产业工人不同，他们别无选择，只有向现存的所有权和控制体制发动进攻。……乡村农民经济改善所花的代价远远超过城市工人经济改善所需的代价。因此，农村里较活跃而有才智的人移居城市就不足为奇了。与农村中僵硬的阶级结构比较起来，城市存在着经济和社会流动的有利机会，这是驱使他们进城的因素。由此形成的迅速城市化导致城区社会混乱，政治不稳。然而，这种城市化带来的社会毛病算不了什么，如果这些人待在农村，后果才是严重的。城市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农村革命的一种替代。因此，与一般看法相反，一个国家遭遇革命的可能性也许同城市化程度背道而驰。”亨廷顿的这些论述以七十年代的观察为基础，已经关注到农民与城市化，使我们联想到当代中国农民，特别是中国的农民工,给予我们重要启发。但是，中国当代的农民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米格代尔分析认为，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农民更倾向于沿袭旧有的传统而不是选择拥抱新的开放社会。因为在农民的眼里,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外部的开放世界,一个是相对封闭的农村内部社会。对于农民来说，外部的开放世界充满着极大的风险、非常不安全。在那里存在着贪官的腐败与掠夺,存在着奸商的狡诈与盘剥,每当农民与外部的开放世界发生联系,这种种事情就会反复发生。种种经验告诉农民,只有躲开外部社会才能获得安全,农民便一步步边缘化,以躲避不能预测的不知哪天便会突如其来的种种危险。因为外部社会奉行一种对农民不公平的制度,而旧制度对农民则提供了更多的保护。因此,农民的“保守”,农民的边缘化不过是农民自我保护心态的一种外部表现。米格代尔对第三世界农民的洞察给予我们启示，但是，这种判断能否套用到中国当前的情况，我们则必须保持一种警醒的态度。两亿左右的农民工走出家乡，不正是在拥抱充满风险的新生活吗?农民恐惧了吗?从这一点看，中国农民是最富有冒险精神的，比城市工人、比国家干部更勇于承担风险，凭什么说他们保守?他们确有保守性，但是，应该有更新角度，更具体的考察分析。

　　当代中国农民是一个从传统向现代化变迁、一个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下的国家的农民，其是否保守、支持哪种政治体制，是无法从传统的角度加以认识和判断的。经典作家的种种分析判断，不论倾向于论证传统农民保守和“一盘散沙”，还是倾向于论证农民在走向现代过程中不断裂变，一定程度上看来是有道理的。前人的研究和理论贡献需要充分尊重。但是，这些理论范式不能套用到当代中国农民的研究中。有些理论阐述往往虽然听起来头头是道，但是，其中的虚妄荒诞常常被证明。许多判断和预测，看上去有条有理，但是也常常让人们一头雾水。所以，不可轻易信以为真，更是难以为凭。研究今天的中国农民，最重要的是，面向农民自身，面向现实生活。当代中国农民的图景更为复杂。“现代化”过程意味着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方式的彻底转变，现代国家政权的力量能够渗入到社会的细枝末节并掌握大量的资源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因而，农民如果要维护自身的利益、表达自身的诉求，必须或主动或被动地被整合进这样一种现代的社会政治游戏规则之中。不可否认，宗族和血缘组织在不同地区仍然对农民现实生活有或深或浅的影响，亲戚朋友还是农民走向城市的重要渠道和依赖力量。因而，改善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倡导公共生活和公民精神，这样的努力则是推动农民整合的客观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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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发展变化显示，中国农民非但只关注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在实践中，这种对经济利益的追逐，最终推动了政治体制的变革。农民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能力，也许会有惊世骇俗的表现。现实中的中国农民，虽然我们无法真切地判断他们的政治能力，但是，勿容置疑，他们肯定具有更多的政治理性。他们不再是那些“土豆”和马铃薯。大量的农民上访和冲突事件显示，农民会倾向于民主的价值和政治体制。本人认为，中国这些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特殊意义上的“农民”，则“天然地”产生出民主制度的要求和行为逻辑。在这样一个时代，在政治上尊重农民，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势所必然。

　　政治变迁中的农民

　　事实上，“农民”的政治特征并非一成不变。蒂利研究的法国，同样是农民，可能互相争夺资源而进行械斗，也可能为了反抗国家的掠夺而揭竿暴乱。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而言，中国近代革命风起云涌的历史进程，则提供了对现代农民政治特征形成乃至变迁的复杂图景。

　　裴宜理曾经研究淮北的中国农民为什么造反。在她看来，农民的生存策略是最根本的原因。这一地区清末捻党的动机最直接来自于经济因素的驱动，思想仍是农民正义感的朴素观念，或者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而结党掠夺其他地区的财富，或者为了防止被其他地区掠夺而建立自己的防卫堡垒。民国时期的红枪会，其潜在动机仍然是实际具体而狭隘的，当时掌握权力的北方军阀既压迫穷人又压迫富人，所以群众不分贫富，联合起来共同反抗军阀统治。因而，共产党“打倒地主”的口号在80%有土地的农民中没有得到广泛相应，“打倒劣绅”的口号则更是疏远了由地方精英领导的红枪会，共产党不得不转而利用纯粹由失地无产农民组织起来的光蛋会组织。她进一步指出，“政府、其他外部盟友和敌人的影响被证明是决定这种或那种策略是否转向公开叛乱的关键”。“大多数村民参加匪帮或参加自卫组织，都是为了达到攫取生活资源或是保护生计这样明显的实用目的”。生存策略牢固地植根于已经存在的社会结构之中，“要重新设计淮北地区的社会结构，不得不等到那些充分摆脱地方关系羁绊的革命者的到来，只有他们才可以提供个新的方法”。

　　显然，我们可以说，在近代革命战争中，农民是被动员的最重要的支持力量，而其生存策略则是最根本的出发点。工农联盟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保证”。但是，在构建农民新的生存逻辑中，进程却并不理想。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民虽然仍是新政权争取政治支持的主要力量，但农民所获得的政治参与的机会并不多。从《选举法》对于县、省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规定来看，要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对此，辩护者主要从农民数量多、避免“人民代表大会”变成“农民代表大会”的角度出发进行论证，时任选举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的邓小平即在草案说明中指出：在城市与农村间做不同比例的规定“就某种方面来说，是不完全平等的，但是，只有这样规定，才能真正反映我们的现实生活，才能使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有与其地位相当的代表，所以，它不但是很合理的，而且是我们过渡到更为平等和完全平等的选举所完全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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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纵向的政治参与机会受到限制，与此同时，其横向的接触和联合也受到限制和忽视，农会等农民自组织在改革开放后长期未能得到恢复。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农民被组织在以人民公社为基本单位的政治结构中，这种组织方式到改革开放以后就难以为继了。随着人民公社等集体组织的解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在群体秩序、集体生活、公共服务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国家开始推行村民自治制度，通过在农村实行基层民主制度，保障农村村民直接参与自我管理、自我服务，通过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实现自治。在通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时，彭真曾指出，“村民自治，实行直接民主，是最广泛的民主实践。农民把一个村的事情管好了，逐渐就会管一个乡的事情;把一个乡的事情管好了，逐渐就会管一个县的事情，逐步锻炼、提高议政能力。”但是，目前村民自治，一方面受制于村民组织于政党组织的关系牵扯，也受到政府过程开放不够的制约，步伐依旧沉重。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农村村民自治作为社会主义基层民主的重要内容，已经成为国家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制度之一。有研究认为，这一制度就是要在中央的改革派与普通农民之间建立稳固的合作关系，通过这种改革，上级政府给农民民主权利来限制地方政府。问题在于，通过这一制度形式，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合作是否得以顺利实现?事实上，由于党政体制并没有发生改变，在此情况下，农村基层民主的功能发挥有限。在许多地方，农民对于村民自治缺乏信心，导致选举中投票率低、竞争性不强、参与热情不高，或者恰恰相反，选举的竞争性极强、候选人为了竞选甚至不惜运用贿选等不正当办法。

　　周锡瑞在探讨义和团运动起源的时候，展现了这样一幅图景：鲁西南社会结构中存在着一个牢固的乡村地主阶层，村社内部凝聚力强，而鲁西北社会比较开放，相对平均。鲁西南的组织——大刀会由乡村财主把持，组织严密，活动不公开，与社会形态极相吻合。而鲁西北的神拳则相反。“与大刀会的地主阶层首领相比较，神拳首领多为游民或穷苦农民”“这些穷人、外村人甚至在村内被人看不起的年轻人都有机会成为神拳头目。这种吸引力与机遇对于很多遭践踏的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在鲁西南，“擒贼擒王”的传统策略能够见效，国家政权与地方的博弈谈判更容易实现，而鲁西北则不同，在这种低组织化的社会，神拳头目难以实现绝对控制，政权的谈判和博弈对象很难确定，因而，暴乱更容易发生而难以平息。反观现实，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在于，到底是培育农民组织化的横向参与，还是有意忽视甚至限制这种横向参与?事实上，农民在现实纵向政治参与机会方面受到了一定的局限，一旦利益诉求得不到有效满足，参与能量就会被导入横向方式。且不说当今地方五花八门的民间组织兴旺发达，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民间宗族宗教势力的发展也大行其道，甚至在有的地方，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主要来源于这种村庄民间组织。正如我们在今天的城市里看到的，一些农民工在受到侵害的时候，因为城市的政府和其他正式组织不能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于是，他们转而依靠一些非正式组织甚至非法组织，依靠黑社会组织。因而，限制或者无视横向参与的发展对于现实政治的发展和稳定都是不利的。与其在纵向参与一时难以深化时，控制凋敝散沙的村庄社会，不如引导和鼓励农民的横向参与，使原子式的个体整合在更有组织性的村庄共同体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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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看，当前农民对于既定的政治秩序持接受的态度。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中央政府支农惠农政策的增加，农民对于中央政府的支持和信任程度大大增强。但是，对于具体地方性的政治安排，农民仍然存在不少疑虑。这种疑虑最初往往来自于民事纠纷，或者农民与村集体、乡镇基层政府的小冲突，但由于这些冲突和纠纷无法在基层政府获得“公正”的处理，农民开始诉诸更高层级的政府权威，试图通过更高一级的政府权威来实现自己所孜孜以求的“公正”。而上访即是这种努力的一种尝试和途径。

　　农民的政治诉求

　　近年来，农民上访已经成为观察中国基层矛盾和社会冲突的一个窗口。农民上访原因也在发生变化，早期的负担过重、近年来的征地冲突等作为农民上访的主要原因，都与国家的政策和制度紧密相关。上访的势头却在不断地上升。农民选择上访，表明他仍然信任和接受现有的体制，尤其是信任更高层级的权威能够有效保护其对于“公正”的诉求，是以为喜。但是，需要重视并观察的是，如果大量冲突不能通过上访有效化解，那么，将有许多问题发生在体制之外。上访增加，说明社会冲突因素增加，是以为忧。

　　从具体的上访诉求来看，农民的诉求往往是从经济权益的诉求开始，由于这种诉求得不到满足，农民转而会衍生出政治权利的诉求。以征地为例，矛盾往往从最初的征地补偿标准问题开始，发展到对集体的决策机制、干部的工作方法或者品德不满，进而发展到对于整个村级组织班子不信任，进而提出重新改选村级组织。而这种诉求如果在县乡政府得不到满足，则农民又进一步会产生出对于县乡政府偏私、袒护的不满，使得矛盾一步步提升。

　　上访使得农民的日常冲突被政治化了，这又导致农民对基层政府的信任不断下降。对于总体的政治秩序来说，它带来了风险、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尤其是随着上访的发展，群体上访乃至群体性事件也不断冲击着现有的政治稳定。作为对这种冲击的反应，政府是变得更加开放、民主，还是不断扩张行政权力、加强行政管治，这仍然有待进一步观察。

　     有学者观察农民的这种权益和权利诉求，认为上访表明了农民的公民权意识觉醒，“公民权利”理念深入人心，这种权利本位的要求将带来国家-社会根本关系发生突破性进展。但也有学者从不同视角出发获得不同的结论，例如，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与西方不同，中国人对于权利的理解也与西方不一样。中国人期待政府能够推动经济的福利和安全，如果政府无法履行这一社会责任，那么群众可以起义。“统治者最重要的品德是仁以及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心”。中国人更倾向于将权利作为政府权威认可的增强民族团结繁荣的渠道，而不是天赋的对抗政府入侵的某种保护机制。因此，难以预期公民权和市民社会的快速发展能够产生类似于西欧发展过程中的深远影响。

　　中国农民诉求的不同进路，体现了中国农村政治的多样性为西方政治理论带来的挑战。农村政治中存在着多元的“混合”格局，各种不同的解释都能在农民的政治中找到具体印证。裴宜理和欧博文、李连江的洞见看似截然对立，却并非相互矛盾。无论是诉诸“公民权利”的抗争，还是对政府照顾的诉求，在中国的现实世界里都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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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权威合法性的来源的角度看，事实上，这两种对立的“权利观”也对应着两种不同的权威来源。按照韦伯的观点，权威的合法性来源可以分为传统的、卡里斯玛的以及法理型的。政治社会学的研究表明，传统权威和卡里斯玛权威都是照顾性的、父爱式的。在这两种权威下，社会环境是同质的、非多元的，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价值倾向、意识形态、道德观念非常接近，被统治者不仅同质，而且很依赖权力对自己的照顾，他们和权力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庇护关系。当权者施予机会、照顾被统治者，被统治者则给予统治者支持、忠诚和服务，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互惠式的。而法理型的权威则是来自于公众的同意，经过法定的程序授权才能生效。法理型的权威以西方的“公民权利”为基础，而中国人对于权利的传统理解，似乎正对应着传统的、卡里斯玛的权威。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正在改革和转型之中，经济生活的市场化、社会利益的多元化正在强烈地作用于人们的政治理念，公众对于政治权威的理解和认同正在发生改革，过去认为天经地义的权威需要寻找并确立新的根基。已有的调查表明，以往，人们更多把政府看作父母，现在，则更多看作孩子。这是一种政治文化的变化。这种变化足以让我们看到民众的政治需要在深刻地转变。

　　对于农民的政治态度，实质上有“民本”和“民主”之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有鲜明的“民本”资源，如“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又有“民能载舟，亦能覆舟”之说。但是，这只能说他们认识到了“民”的重要性。这种思想离开“民主”思想还有一定的距离。比如，在一个家庭里，以孩子为考虑问题的第一因素，甚至可以说以孩子为本，但是，这并不是以孩子为“主”，或者说并不是让孩子做主。对待农民也一样，重视农民、关心农民，并不必然意味着在政治上是对于农民的尊重。现代的中国农民，最需要的是政治上的尊重。或许，惟有追随农民的脚步才能让我们准确把握方向。

　　结语

　　在当下国内语境中，“农民”并不是讨论政治体制的主要考量，但人们又无法忽视其在政治中的分量和作用，尤其是，“三农”的各种问题和现象都不断地指向“政治”。土地纠纷等基层冲突的加剧、群体性事件等集体行动的产生、民主选举等公共生活的活跃，乃至基层“治理危机”问题的恶化，最终都离不开政权、秩序等政治的核心问题。经验表明，经济基础的改善未必能直接带来农村政治的完善，各种无序的冲突和紧张局势反而在特定时间和局部地区呈现加剧的态势。在农民的集体行动和农村的公共生活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政治逻辑在发挥作用?公共政权应该如何构建起顺应农民特点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这些都成为三农问题和政治讨论无法回避的关键。

　　讨论“农民的政治”，不仅是研究“三农”问题的关键，更重要的，也是探索中国政治的关键。尽管在西方的政治研究中，很少从农村政治中寻找政治变革轨迹，往往是对于城市的政治研究在引导政治变革的方向;但中国的情况与西方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农民的政治将最终影响到中国政治的前景和改革方向，不容忽视。

出处：《中国发展观察》2009年第8期

【作者简介】赵树凯,1959年11月出生于山东莱西。山东大学文学学士。中共中央党校法学硕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历任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办公室秘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组织研究室副主任、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万里文选”编辑组编辑；挂职担任县、市领导。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学者（1996-1997），美国杜克大学亚太研究所访问学者（2000-2001），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访问学者（2001--2002）。世界银行和英国国际发展部“中国贫困农村社区发展项目”顾问（2004）。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结业（2003）。兼任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秘书长。曾获中国发展研究奖一等奖。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发展、地方治理和基层民主等。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