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作者简介】吴晓波，1968年出生于江西。1990年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毕业后进新华社。1994年起为《杭州日报》撰写专栏。2002年成为贝塔斯曼亚洲签约作家。2004年为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访问学者。现任职《东方早报》社,并任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北京大学管理案例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史研究室主任、客座研究员。 出版作品：《大败局》（2001年）、《穿越玉米地》（2002年）、《非常营销》（2003年）、《被夸大的使命》（2004年）等。其《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

中国官商模式的演进

  

作者:吴晓波

在对中国经济的研究中，官僚资本的演进史是一个很敏感而有趣的课题。这一资本集团往往与国有垄断资本有着天然的制度性互联，因此也是当今中国最需要警惕的一股力量。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能否遏制这股力量的崛起与公开化，将是中国改革的一个任务。我们考察过去一百多年里的企业史，也许会得出一些对今天有些警示的结论。

在近现代的百年企业史上，出现了三个很典型的官商，一是胡雪岩，二是盛宣怀，三是孔宋家族。他们的身份都是亦官亦商，是为“红顶商人”，其财富累积都与他们的公务事业有关，若要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四个特点：第一，胡雪岩在资产关系上还是比较清晰的，他的财富大多来自为左宗棠采办军购，在这期间上下其手，暗吃回扣。到了盛宣怀就官商难分了，官股私股交错在一起，用当时人对他的议论便是“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害则归公，利则归己”。而至孔宋一代，则是公开分立，私下自肥，甚至以国家名义收购，以私人身份瓜分。

第二，他们在国家事务中担任的重要性也是日渐持重。胡雪岩不过是一个从二品顶戴的挂名道员，盛宣怀已是实授的一品大臣，孔宋更是一国行政之首脑，；两人主管国家财政的时间前后整整20年。胡、盛及孔宋的资产，一个比一个更庞大，而且敛聚的效率越来越高。

第三，制度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如果说胡雪岩的化公为私还是盗窃式的，那么，盛宣怀就已经演进到股份化了，而到孔宋手上，则是手术刀式的精致切分。他们更善于利用宏观经济制度的设计和执行为自己谋私，每一次的经济危机、重大经济政策变革、重要发展机遇，往往都是他们获取财富的最佳时机。官僚资本的累增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无论经济景气的高涨或暴跌，都是它进行扩张的机会点，它似乎只与动荡有关，孔宋财富最暴涨的时候正是国难民困的抗战八年期间。

第四，资产的增加呈金融化趋向。胡、盛的财富大多以实业的型态呈现，特别是盛宣怀――包括稍晚于他的周学熙等人，在办实业上很有经验，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财富来自于社会增量。而孔宋则对实业毫无兴趣，他们以金融家的手段直接从存量的社会资产――无论是国有资本、民营资产还是国际援助――中进行切割，因此，他们对经济进步的贡献更小，正当性也更差，民愤也更大。

通过胡、盛及孔宋这三个案例的递进式暴发，我们不得不说，自晚清到民国，中央政权对经济的控制力不是在减弱，而是在逐渐的加重，国营垄断力量的强化以及理性化构建成为一种治理模式，也正因此，与之寄生的官僚资本集团也越来越成熟和强悍。
后人研究胡、盛以及孔宋这些“大怪物”（这是傅斯年对宋子文的“尊称”），不仅仅好奇于他们到底弄到了多少钱，而更在于他们是一些怎样的“制度性产物”。

在中国的舆论界和经济思想界，对官商人物的批判往往趋向于道德化谴责，而很少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和杜绝。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发现，事实上，在中西方的哲学传统中，思想家们从来不相信有一种“彻底的恶”，中国儒家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而在西方的基督神学里，魔鬼本人也是天使出身，康德用“反常的恶意”来描述恶行为背后的、可理解的动机。因此阿伦特认为，“只有一件事情似乎是可以辨别出来的，我们可以说，彻底的恶与一种制度同时出现。”对官商文化以及模式的思考，也必须建筑在对经济制度的研究上。所以，如果不能从制度根本上进行清算，特别是加强经济治理的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建设，那么，官商模式的杜绝将非常困难。

还有一个十分隐秘的、必须警惕的景象是，每一次对官僚资本集团的道德性讨伐，竟可能会促进――或者被利用为――国家主义的进一步强化，因为人们在痛恨官僚资本的时候往往是以国有资本的流失为对照的，所以在痛批中往往会忽略两者的互生结构。如果制度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革，那么，一个官僚资本集团的倒塌往往意味着另外一个官僚资本集团的崛起。在1940年代中后期，孔宋集团被清理后，国民政府的贪腐现象并未被改变，甚至有变本加厉的趋势，最终成为政权覆灭的重要诱因之一，所以，当过国民政府经济部次长的经济学家何廉曾哀叹，孔宋下台，官僚资本“未伤毫末”。

在某种意义上，对官商模式的反思与清算，迄今尚没有真正破题。

文章来源:「网易博客-吴晓波的博客」(2009年2月19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20 10:18 编辑 ]

杰亮

吴晓波：百年中国商业社会

两年前第一次采访吴晓波的时候是因为他出了那本《激荡三十年》，当时他就说接下来会把研究的年度再拉长，写部关于中国企业家的百年史，如今这件事儿总算是完成了一半，本月他带着《跌荡一百年》的上卷来到了北京。在新书里，吴晓波从洋务运动的企业家一路梳理下来，试图找寻那个“下落不明”的阶层。

　　

“企业家是失踪的阶层”

    新京报：看到你在《跌荡一百年》的序言里面写到要寻找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

    吴晓波：对，这其实不是我一个人的困惑。2004年的时候，王石来杭州约我在西湖边的浙江宾馆对坐闲谈，这里曾经是林彪的“行宫”，现在则成了企业家们最爱居停的清幽场所。王石突然问我一个问题，“我的父亲是行政官员，我的母亲是锡伯族妇女，我也没有受过商业训练，那么，我以及我们这代人的企业家基因是从哪里继承的？”我一时语塞。

    那个时间，我已经开始了《激荡三十年》的写作，在众多商业史料及企业家成败案例的调研与梳理中，我一次次地被此类问题所困扰———当今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基因及精神素质是怎么形成的？它是三十年的产物，还是应该放在一个更为悠长的历史宽度中进行审视？他们那种特别的焦虑、强烈的家国情结、对超速成长的渴求、隐藏内心的不安全感、对官商文化的膜拜，以及对狼文化的痴迷，是一代人特有的气质，还是有着更为深刻的人文原因？带着这些疑问，我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和找寻。

    新京报：在你写作之前，你提到的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吗？

    吴晓波：在中国近现代史史书写作中，企业家是失踪的阶层，比如在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中，记录了从1600年到1989年近400年的中国历史，但是却没有记录一个企业家，我们的房子、车子、灯都是从哪儿来的，无所知晓。在近现代史中，我们各个领域都是停滞或者倒退，但是有一个领域肯定是上升的，就是商业，但是在历史上，他却下落不明。

    正如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中所说———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商人阶层，没有占据显要的位置。如果把这段历史看成是一部电视剧的话，他们永远是男三号，政治家永远是男一号，知识分子是男二号。

    新京报：所以这段商业史一直以来是一个空白。

    吴晓波：对，我也希望通过本书写作，能够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在近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企业家阶层扮演什么角色，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其实人们对现实会有很多疑惑，比如3G牌照下发，马上有人问，牌照放给谁？国家进行宏观调控，为什么在2008年死的都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解决了70%的就业人口，从银行获得的贷款却只有10%。我想除了中国，我们再也找不到哪个国家会说———“由国家相对控股的企业，主要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竞争性行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和正在成为支柱产业的行业”这样的话了。我们的国家为什么会对这些产业有那么大的兴趣？国家对资本控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经历了30年？还是100年？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20 10:2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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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的一条道路叫改良”

    新京报：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吴晓波：公元前81年，汉武帝死了以后，大臣们开了几天会，讨论国家该不该管盐和铁，于是有了著名的《盐铁论》。运河打通以后，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贯通，唐朝时唐太宗和魏征站在运河边讨论，漕运的钱是应该国家赚还是民间赚。此后还有关于米和糖的讨论，铁路的讨论……到今天，我们还在讨论，电讯、航空的钱是国家赚还是民间赚，从公元前81年到今天，这个会还没开完。

    新京报：但是你没有选择从公元前81年开始写起，相反选择了1860年。

    吴晓波：我会在写完这本书的下卷后，开始研究更早的商业史。这本书的起点其实是洋务运动，从洋务运动写起，会有很多观察点和可以启迪的东西。比如这个时候中国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官督商办，这是盛宣怀给李鸿章的一个建议，就是清政府招募私人资本创设近代民用企业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而同一年日本也开始了一件事———明治维新。1884年又是一个时间节点，这一年朝廷把轮船招商局收归国有，1870年前后，中国出现了4个大买办，李鸿章先后把其中3人弄到招商局，而同年，日本把三菱一块钱象征性卖给了私人。中国和印度也有类似的时间节点，1919年我们发生了五四运动，同一年另一个亚洲国家印度，却发生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国用暴力方式，印度却是非暴力。过去很多时间里，我们总把两个概念混为一谈，就是“革命”与“现代化”，以为国家进步要靠革命才能完成，却忘记了另一条道路叫改良。

   

“尴尬的知识分子位置”

    新京报：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的结盟在今天看起来颇有些难度，而且好像知识分子在今天的位置比企业家还要尴尬。可能今天已经是知识分子变成了男三号。

    吴晓波：知识分子的位置的确比企业家阶层更尴尬，企业家至少还在创造财富，壮大是必然的，哪怕失语他们也在壮大。而知识分子的失语更明显，地震的时候很明显，我一个礼拜不知道写什么博客好，那真是强大的失语。

    再一个是话语体系，我讲的话有些企业家还能听得懂，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讲的话，企业家根本听不懂，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要干什么。而且知识分子现在人数稀少，已经变成一个谋生化、工具化的赚钱职业。

    新京报：有什么办法打通这个平台吗？我知道其实这些年你一直在做这件事。

    吴晓波：2002年和2003年的时候有机会，现在还是有机会，大家需要平台，要把话语体系放得平和一点。

    互联网语言暴力是件挺糟糕的事情，比如说我跟你没有矛盾，但是有人告诉你“吴晓波说你坏话”，然后跑到我这里来又说你在说我坏话。当一件事发生后，随后马上跟帖子的人往往是很冲动的人，很多人有想法也不跟帖子，但是造成的局面可能就是某件事95%同意一个观点，其实95%的人根本没发帖子。这就是像当年那个雅典的广场，谁声音最大、长得最高，谁就被突出出来，这样是不对的，撕裂了一些东西。

    新京报：还有一点，我觉得你在书里其实也试图为中国企业家去正名，改变一些人对他们固有的想法。

    吴晓波：以前大家会觉得商人阶层软弱、妥协、怕死，但是在这本书也可以看到，其实很多企业家是爱国主义者，比起在马路上当炮灰的那些人，他们屈辱活下来，这其实是感性和理性的区别，是另一种经验，我在书里把这些也写清楚了。比如刚才提到的4大买办中的3个人来到招商局帮朝廷打工，就是体现了这种家国情结，但是他们3个人后来都很凄惨。

    但同时，中国企业家心中也有强烈的不安全感，过去十年里，企业家传记里什么卖得最好？是胡雪岩的传记，电视剧也一样，胡雪岩利用商人智慧跟官府做交易，很圆润、圆滑，大家觉得，他的生存状况投影到今天还能用得到。

文章来源:「新京报」(2009年2月07日)。记者: 姜妍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20 09:10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