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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建立“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时，孙等似乎提出了一些与上述人文关怀矛盾的说法：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其特定的理论和方法，有它的普适性，没有所谓哪个国家的政治学。换句话说，没有所谓的本土政治学，有的话也只是政治学的中国形态。然而，如果我们相信孙等强调的人文精神是有价值取向时，那么如何理解人文精神与政治学普适性的关系？孙等的一个提法非常有趣：


“‘中国特色’、‘中国化’的提法并不错，但也要警惕它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因为中国文化对外国的普适性文明有一种很强的销蚀和扭曲的能力。往往在国外行之有效的观念、制度，到了中国就变样了。这一点我们不能不防。”（页58）


如果我们结合前述的人文精神，我们是否可以推想孙等的警告意味着所谓“人文”，含有“人的（人本的、人道的）和文化、文明的”意义，重在强调人的主体地位、人的需求和保障、人的情感和意志等价值性内容（页58），与“外国的普适性文明”是一致的？


针对当前研究使用的方法论，反对“人文因素”的与倾向“人文精神”的，都得出相似的结论：中国大陆政治学界目前的规范性研究、实证性研究和对策性研究均显得不足，规范性研究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论演绎，而是较为随意的预设性推导；规范性研究上的不足使中国大陆政治学界的实证研究往往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意向，缺少真正的客观性；正由于在规范性研究和实证性研究上的缺陷，使得对策性研究也就缺少了理论和事实的支撑。（孙关宏等，页60-61）跟张国清相似，孙关宏等同样针对某种“形而上学”，它将使学科发展停滞不前，同时令中国大陆政治学界的本土化讨论只能停留在一些关于现实经验模糊的说法上，因为大家根本无从通过一种有效的方法论去获得有效的本土经验，这样又如何本土化起来？


4.4. 实证研究方法的困境与出路


张国清和孙关宏等对“形而上政治学”的批判与实证性研究的希冀，却不一定是中国大陆政治学界的共识。吕嘉就反其道而辩：政治研究具有形而上性质，经验的、实证的研究不能圆满解答政治学面临的问题。吕认为：


“政治学的研究目的，不是发现支配政治现象的客观规律，而是发现作为政治现象客观基础的社会共同利益或人民的根本利益。……政治学对于人民根本利益的认识，也就不能不借助形而上思维，诉诸对于人的现实社会本质的理解，诉诸人的那些无法在经验中直接观察到的、由文明与历史所塑造的属性。”（吕嘉，2001，页48）


也就是说，政治学有其预设的价值取向与政治立场。在这点上，吕与孙关宏等有某些共同的地方。然而，就有没有普泛意义上的“人”的利益而言，双方分歧就很大了。吕嘉认为“中国政治学的特殊性”必然使得“中国政治学区别于当代西方政治学的特殊性质”，从而也决定了学科所指向的西方人民和中国大陆人民各自不同的利益。说明白了，吕嘉压根儿就认为西方从霍布斯、洛克、鲁索等发展出来的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论都只是响应西方人民的利益，与中国大陆人民的根本利益无关，而“那种适应于中国的、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体制，却既不是一个经验事实，也不能从任何经验事实中直接推导出来”；中国大陆的人民的利益先验地与经验事实无涉，那种迫不及待拥抱实证研究，企图藉此找出甚么才是中国大陆人民根本利益的研究，都将笃定是徒劳无功的，因为政治学者从观察与资料中根本找不到它；尤其是这种实证研究往往跑到西方的形而上学那里取经，结果“不从自己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却从体现别人根本利益的政治原则、政治理论中推导出中国政治应当怎样、根本就是‘不懂政治’。”（页49）吕嘉对本土化的思考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


对吕嘉贬低经验、实证研究的提法不以为然的政治学同行先不要不服气，肖唐镖、陈洪生的实证研究也许令大家进退维谷：在293篇政治学论文样本中，有196 篇文章属于规范性研究，占整套样本的三分之二强；而属于经验、实证研究的文章仅占三分之一，其中属学科理论研究的文章占9.9%，属应用研究的文章占23.2%，采用概率抽样调查的只有一篇（肖唐镖、陈洪生，2003，页116-117）；严洁（2006，页19）也发现自1990年以来由中国大陆学者或机构独立进行的概率抽样调查政治研究“只有少数几项”。在在证明规范研究远远多于经验性的实证研究。这里所谓的规范性研究，即吕嘉所说的非实证研究所能探讨的、针对形而上学部分的研究。吕嘉的应然结论，在肖等的实证资料统计中得到“支持”，即整个中国大陆政治学界更为热衷于形而上学和非实证研究。


肖等的另一个发现更为有趣：就西方学术界视为基本功的一些“研究的规范性”，比如有没有理论预设，有没有明确的问题，有没有文献评论，有没有引用文献作为论证支持，肖等的考察得出更“惊人”结论：在规范研究的四个指标中，没有理论预设、没有明确的问题、没有文献评论的论文占了很大的比重，分别是99.7%、97.3 %和84%。这组资料说明，当前中国大陆政治学研究在从问题或假设的提出到论证的形成、核对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缺损关键环节、关键步骤之弊，研究的规范性成为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页117）在实证研究方面，我们还应该参考到肖等得出的其它结论，即没有实地调查的论文占整套样本的89％，没有统计调查的占86％，在运用样本分析中无明确交代取样的占87％，主要通过文献收集资料的占76.3％，等等（页117-118）。


如果我们相信肖等的结论是可靠的，那么我们可能不得不对有同行对中国大陆政治学实证研究的不信任，多了一点“同情” ―― 尽管我们所依持的理据与吕嘉的很不一样。假如大家同意政治学者的“自主意识”是学科本土化的起始和关键，那么严洁（2006，页19）的发现就是令人更沮丧的补充：中国大陆学者或机构进行的概率抽样调查政治研究，在研究主题的厘定和调查的设计上都缺乏自主性，多数集中在西方人感兴趣的课题上，相反，对于更为具体的、现实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所遭遇的和可能遭遇的各种问题，则缺乏研究者问津。试问当前中国大陆政治学这样的实证研究如何能找到“人民的根本利益”？如何能获取所谓的本土经验以资用于丰富本土化的思考？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11 09:4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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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有同行认同吕嘉所说的，只能通过非实证方法才可以找到“人民的根本利益”，那么按着肖等所提供的数据，占66.9％的政治学规范性论文，自然占去那九成以上没有理论假设、没有明确问题、缺乏文献评论的文章中的大部分，那么那些非实证研究的、“思辨式”的论文又如何能“思辨”出所谓的“人民的根本利益”？又如何能“思辨”出与西方不一样的“中国政治学的特殊性”？如此的处境又如何能开展出可能是学科本身最为根本和反思性最强的本土化议题？ 肖后来跟郑传贵合作的另一项研究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中的论文为对象（2005），将过去十年的文献以三年为一单位作历时性比较，又在共时性基础上比较不同背景作者的文献的特点，发现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的规范性论文在“问题意识”、“ 文献评论”和“ 引用文献”三方面，比起九十年代的都有或大或小的明显进步，但在“理论预设”方面则踟蹰不进，而且这些进步主要集中表现在高校和社会科学院的作者的文献中，党校和政府机构的作者进步最弱。如果大家对前述孙关宏、吕嘉等提法忧心忡忡的话，肖、郑发现的进步也许是粿小小的定心丸；但时至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今天，所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政治学研究“理论预设”的进步的桎梏，无疑叫人泄气；再回想前面提到严强等发现党校系统和各种直属政府的研究机构已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但肖、郑却发现它们的规范性研究进步最弱，中国大陆政治学本土化最大的障碍在哪里，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4.5. 中观分析的新视野

多层次（宏观、中观和/或微观）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发展动向，也是一些关心中国大陆政治学学科建设的学者提出的呼吁。杨海蛟（页21、25）、王金洪等（页52、54）、王浦劬（页41）、刘瀚等（页4、7）等都报导过有关发展或者做出类似的提法。肖唐镖等就发现调查以基层民主为“主题”的研究论文占6.1％（2003，页16），虽然比重不大，然而对于鼓励多层次并进的研究进路而言，它多少显示了研究的主题已经不再局限在一些宏观大论述的格局了。贺东航就比较具体地谈到当前中国大陆政治学研究碰到的困境，以及如何拓展以县级为研究对象的中观分析视野来突破困境的方案。

贺东航指出，中国大陆政治学在宏观与微观层次都碰到不少困难，当前的宏观研究主要以“宏观的政策与制度”为对象，碰到的问题有以下四个：1）缺乏实证的个案分析和调查所获得的资料为支撑，同时又容易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结果只满足于对宏观理论的抽象演绎；2）意识形态的影响的一个明显结果是充斥着各种传达政府政策与精神的“官话”，并对其缺乏具体分析；3）不是利用研究方法论建立分析模型或者理论框架来讨事件的发生原因，只提供对现象的描述性信息，缺乏提供预测事件发展方向的功能；4）套用西方政治学术话语和资源，忽略其形成背后的西方经验，对其“是否适用于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研究”没有自觉反省。在微观层次方面，当前中国大陆政治研究则更为尴尬，无论在“农村政权建设”或者“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领域，政治学既不能与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竞争，也用不上学科的独特资源。（页52-53）然而，有危就有机。在贺东航看来，恰恰是这两个层次的困境提供了一个解决的“新视野”―― 以县级为“中观分析单位”的研究进路。

贺东航认为研究县级政治运作是中国大陆政治学发展的一个突破口。首先，从古至今县级政权都是比较稳定的国家组织，且变动最小，又是基层最完备的国家组织。在新中国，随着70年代末国家放权让利改革战略的推行，县级单位取得更大的自主性，并在市场经济的渐进过渡中，扮演着主动谋取潜在制度净收益的“行动集团”的角色，县级有其独特性；其次，跟其它更高层次的政治单位比较，它与微观社会组织的联系更直接、更密切；第三，县的主要管辖范围是农村，有利于认识对中国大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农村变迁；第四，县在地方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相对于在其它地方微观层级已经积累了相当成果的学科（如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而言，政治学在县级研究上有着自身的学术研究“优势”，因为县具有相当的规模，其它学科在调查和收集文献资料都没有政治学来得容易。此外，其它学科在研究县级单位的优势没有政治学来得丰富，以下两个独特视角或可显示政治学学科的优势。第一，从政治系统（即党政和人大）全面分析县级政治运作；第二，从县作为行动主体来分析县级政治。县同时要兼顾、平衡国家意志与地方利益的张力，从而使得县成为一个独特的主体。基于以上分析，贺东航总结说：透过以县级为中观分析单位，可以将宏观理论与微观个案调查结合起来，寻找宏观理论的现实样本；同时也可能为中国大陆政治学研究找到自己的一个立足之地。（页55）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11 09:4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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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寻找学科“优势”的理想能否实现，我们拭目以待。不过在比较学科“优势”，别忘反躬自省：其它学科的在地研究会不会早已经从微观层级进阶到中观层级？例如社会史和社会人类学从宏观的整体中国和微观的乡族邻里向中观的区域社会研究汇聚，例如所谓“徽州区域”（唐力行编，2004）；政治经济学从宏观的区域主义和微观的国别研究向中观的次区域主义（sub-regionalism）、微区域主义（micro-regionalism）和城市–地区（city-region）的研究汇聚，而且这些都加入了长时段与短时段的分析视角。（蔡东杰，2007，第六章；李剑明、罗金义，2004，页lxi-lxiv；罗金义、李剑明编，2004）十年前中国大陆已经有“在当代，‘纯’政治学的研究已不复存在”的提法（陈振明，1998，页22），政治学要为学科中国化探讨中观分析单位，跨学科视野不可或缺。

五. 结论

肖等以以下结论结束它的调查：在中国大陆政治学研究中，规范研究偏重而经验研究不足；研究的不规范性现象较为突出，一是规范研究不规范，如缺乏理论预设、问题意识，文献引用、评论不规范；二是实证研究不似实证研究，数据采集途径单一、资料分析方法单调；三是研究方法陈旧单一的局面并未打破。（肖唐镖、陈洪生，2003，页120）它的结论是平实不越界的。然而，就本文关注的中国大陆政治学研究中本土化的讨论而言，我们不得不认同一些学者对当前状况下的结论：“还没有‘本土化’的中国政治学”（张国清，页32），对这个精辟的断言，我们不一定要拘泥于字面的解释，也许作者想告诉我们的恰恰是相反的信息：中国大陆政治学“太本土化”了，以致于既没有吸收西方同行的成果，同时又满足、被困于不断生产程序化的本土化话语，其情况甚至到了不知所云的地步。我们的同行有着自信，有着自觉，有着自主性的追求，然而我们不知道这三种自我认知背后有着多少底蕴和底气。如果我们不是太自信、太自觉、太自主的话，我们就该听听郁建兴的建言：

“前引科尔曼文章中说，政治科学发展必须经过四个阶段：定义和分类；数量化测定；原因假设；解释理论。相比之下，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还基本停留在类似于政治哲学的思辨水平，基本遵循着经典解释、规范性和定性研究、制度和机构描述以及历史探讨的方法。可见，我国政治学的科学化道路还很长。在当前，我们必须以确立一种解释理论为目标，加强经验研究或实证分析方法及技术的研究与引进，把定量分析方法及技术放在突出的位置，同时保持在规范政治理论研究方面业已取得的优势，实现经验、实证方法与规范、历史方法的相补充、相结合、相统一。”（页22）

也许，我们恰恰需要郁建兴所谈的“自我反思”能力，并自觉地认同我们离本土化的目标依然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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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郑文龙:西南政法大学（重庆）法学研究所 副研究员
罗金义:香港城市大学亚洲及国际学系 副教授

原载郑宇硕、罗金义编：《政治学新探》(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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